作者：郑明武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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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心愿：全国农村普遍实行包产到户政策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联产承包
●万里叮嘱农委：“不要勉强！有些同志思想不通，要耐心等待，因为具体工作还要靠下面的同志去做。”
●社员王道银说：“过去干部不知有多难！没有尿的也去撒尿，妇女不该喂奶的也去喂奶，如果让我们包产到户干，两三年内要粮有粮，要猪有猪，要啥有啥。”
●严美昌的孩子有意见了：“爸，我们都快半块地了，我大爷怎么还不来干活，这块地又不是全是咱家的，我们也不干了，回家吧！”
安徽放宽农业的政策
1977年6月，江淮大地，烈日炎炎。
就在此时，在1975年整顿铁路中表现突出的万里，受邓小平的推荐来到安徽，担任安徽省委书记。
万里到达安徽后，对工作稍事安排，就开始把注意力转到安徽的农业和农村。
万里在战争年代一直生活战斗在农村根据地，对农民是熟悉的，但进城后一直从事工业和城市工作。
这次，解决安徽的农业、农村问题，万里决定轻车简从，直接深入基层、深入农户。不做指示，只是看、问、听，争取尽快了解农村的现实情况。
在当时，安徽农村贫穷的状况非常严重，多次巡察的所见所闻，令这位新上任的省委书记触目惊心，忧心如焚。
此时，万里深深感到，对农村改革已经是刻不容缓了，对此，省委必须下大力气推动。
1977年10月，在万里的一再支持下，安徽省委召集地、市农委主任召开座谈会，了解调查情况，研究解决办法。
会议开了一星期，当时在会上，关于农村的讨论大家都认为农村困难很多，但对改变现有农村政策，与会同志的争议却很大。
经过激烈讨论，最后，会议形成了一个会议纪要。
万里对这个纪要大为赞赏，连声说好，因为那个纪要真实而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安徽农村的现实。
根据这个纪要，安徽省委提出了解决农村困境的六条意见。这就是以后影响深远的《六条规定》，又被称为《六条意见》。
其主要内容是：
1、搞好农村的经济管理，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可以组织作业组，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
2、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
3、减轻社队和社员的负担。
4、落实按劳分配政策。
5、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
6、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
1977年11月，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地、市、县委书记参加的常委扩大会，逐条讨论这份草案。
在讨论会上，争论十分激烈，思想分歧很大。大部分干部认为“六条”是解决安徽农业的及时雨；而少部分人则心有余悸，他们担心“六条”的精神正是多年来批判的“三自一包”、“单干风”。
有的同志说：“这不是社会主义方向！”
有的同志说“给农民的自主权太多啦！这样下去，会不会滑到合作化前。”
更有一些老同志，对此改革措施，简直痛心疾首，大力反对。
针对这些思想分歧，万里在会上做了《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的重要讲话。他指出：
农村的中心问题是把农业生产搞好，各级领导、各个部门，都要着眼于发展农业生产。集体经济要巩固、发展，还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人民生活不断有所改善。凡是阻碍生产发展的做法和政策都是错误的。
农业政策怎么搞好，管理怎么搞好，主要应当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
万里还反复告诫与会干部，我们现在是拨乱反正。既然是拨乱反正，我们都没有经验，如何搞，主要靠我们自己在实践中去创造。如果事事都要靠中央现成的东西，那还要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做什么啊！大家要发挥创造性，不要怕犯错误。
同时，万里还叮嘱农委：“不要勉强！有些同志思想不通，要耐心等待，因为具体工作还要靠下面的同志去做。如果硬写进去，他们接受不了，反而会把事情搞糟。”
万里的讲话让干部们吃了定心丸，统一了思想，会议折中了代表的意见，对“六条”又做了不少处文字和提法上的修改、润色。
最后，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六条规定”。《六条规定》的出台，立即轰动全省，震撼全国，预示着一次深刻地农村革命的前奏。《人民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文章，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六条”在安徽省是一份具有十分重要历史意义的文件。它是清除当时思想流毒、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信号，实际上中国农村改革是从这里拉开了序幕。
这份文件针对当时农村政策方面存在的几个严重问题，拨乱反正，做了新的具体规定，突破了许多“禁区”。
随后，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看到安徽省委的“六条规定”，非常兴奋，当即给予明确地肯定。
于是，一场农村的改革帷幕，在江淮大地率先拉开了。
肥西率先示范包产到户
1978年，“六条规定”的颁布，给安徽农民带来了无限的希望。
然而，正当安徽农民以高涨的热情在那片土地上驱散着贫困的时刻，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在贫穷的安徽大地上。
夏秋之交，安徽省发生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旱灾，这次大旱大部分地区从春天到秋天近10个月没下雨，全省许多水库干涸，河水断流。属于我国五大河流之一的淮河，只有约正常流量0.5%的水流。
安徽省约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万人口的地区人、畜缺水吃，土地龟裂、塘底朝天，一些农民不得不赶着牲口迁移。
持续的旱情也在无情地考验着紧邻省会合肥附近的肥西县。
9月1日夜，安徽省肥西县山南区在柿树公社黄花大队召开了全大队23名党员参加的党支部扩大会。
大会主要讨论省委《六条规定》，同时探讨战胜旱荒，保耕保种的出路。
面对持续的旱情，与会干部都是一筹莫展：风调雨顺尚且不能让农民吃饱，如此的大旱，困难就更加大了。
面对此情况，会上有一个同志提出：只有一条路，就像1961年那么干，包产到户。
这位干部的话引起了大部分同志的认同，当然也激起了不少人的反对。
一个干部说：“刚解放时，我们都是单干。那时候人们都和和气气，家家都有余粮。单干肯定能干好，只是政府不允许。”
还有干部说：“只有单干，才能使农民摆脱今年农业大旱带来的问题。”“单干了，如果他们再干不好，只能怪自己。”
而还有一部分人担心地说：“把地分了，一家一户，不是分田到户吗！这个中央可是不允许的哟！”
也有人说：“此路走不通，这是拉倒车。”
面对大家的争议，尽管区委书记汤茂林心里很没有底，但他还是议出了一个“试试看”的办法：
定土地，每个劳动力包5亩麦子，5分油菜地；定产量，小麦亩产200斤，油菜亩产100斤；定工本费，每亩5元；制定超产奖励制度，亩超产100斤，奖励60斤粮食；制定惩处制度，减产100斤，要赔偿。
黄花大队的“包产到户”实行以后，风声很快传遍附近各村。于是，附近生产队也纷纷要求实行“包产到户”，有的生产队甚至已经开始偷偷打算，在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
9月18日，面对各地纷纷要求“包产到户”的要求，汤茂林在黄花大队召集附近3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和9个生产大队的支部书记开会。
这次大会重点推广黄花大队的办法。
会后，黄花大队按水、旱、岗搭配，两天内将1700亩土地分掉了1420亩。与此同时，其他各队也开始纷纷搞起了“包产到户”。
9月22日，汤茂林召集各公社党委书记会，他顶住压力宣布：按照黄花大队的办法干。
于是，一场“包产到户”的大胆尝试在肥西县率先开始了。
9月末，一封匿名信送到了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手中，信中痛批汤茂林的做法是倒退。
看完信后，万里批转给省政协主席顾卓新阅，顾卓新又批给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光宇，要求交省农委调查处理。
于是，安徽省农委派去干部，亲自去进行调查肥西的改革情况。
不久，遵照省委的指示，省农委抽调了12位同志，并吸收部分县、区、社的同志，组成38人的省委工作队，来到肥西。
调查组到达后，干部、群众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家对生产责任制问题最感兴趣，普遍要求实行包产到户办法。
在当时，山南公社宗店大队19个生产队，干部、社员一致要求实行包产到户。他们说，不这样，农业生产搞不上去。
这个大队有位曾立过几次战功的抗美援朝复员军人张世林说：“我讲句不怕坐班房的话，要想把农业搞上去，就要把产量包到户上。记得土改时，我家分3亩田，我不在家，请人代耕，每年收17石稻子。现在，还是这几亩田，集体种每年只收6石稻。”
红星大队三合队社员汪其高75岁，老伴78岁。汪其高说：“去年分口粮1200斤，稻草800斤，油脂5斤，付款172元，由我儿子汪晋清负担。如果搞包产到户，我老两口可以种两亩水田，一亩旱地。水田最少可收2000斤粮，除交征购和集体提留外，自己可得1350斤。加上去年秋借种的6分地，可收小麦150斤，总共可收1500斤，比去年从集体分配的还多300斤，而且还不要付款。”
红星大队民兵营长何道发说：“农村包产分组越小越好，绑在队里队长动脑筋，分到组里组长动脑筋，包到户上人人动脑筋。”
湖中大队在讨论中，干部群众讲，过去搞“责任田”时牛力不足，粮食不够吃，人还浮肿，只干两年就富了，收的山芋吃不了，捆在草里当草卖。现在人多了，牛强了，干部社员都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搞起来就更快了。
刘老庄大队夏坏生产队社员王道银说：“过去干部不知有多难！没有尿的也去撒尿，妇女不该喂奶的也去喂奶，如果让我们包产到户干，两三年内要粮有粮，要猪有猪，要啥有啥。”
在讨论中，干部群众还提出了不少意见。有的说，这次是省、县、区、社直接给我们宣讲中央文件，我们要求包产到户，如果这一炮打不响，就没有希望了。
面对上述情况，调查组成员周曰礼感到应该尽快上报安徽省委。
于是，周曰礼连夜赶回合肥。
第二天，周曰礼就肥西山南公社的情况，向万里作了口头汇报。
万里听后很重视，他谨慎地说：“群众的意见应当重视，这个问题省委要专门讨论一次。”
不久，万里在稻香楼西苑会议室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
在会上，首先由有关同志汇报省委工作队在肥西县山南公社，宣讲中央两个文件情况和干部群众的意见。
常委们在讨论中认为包产到户是个好办法，但中央文件中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如果要实行这种办法，应先向中央请示。
在会上，负责农业的王光宇在会上回顾了1961年安徽推行“责任田”的情况，他说：“责任田’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克服农村困难局面，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确实起了很大作用。现在一讲起‘责任田’，农民都非常怀念，说‘责任田’是‘救命田’。”
接着，王光宇主张可以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行包产到户，至少在生产落后、经济困难的地方可以先实行这种办法。
在会上，万里也作了发言，并坦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包产到户问题，过去批了10多年，许多干部批怕了，一讲到包产到户，就心有余悸，谈“包”色变。但是，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批对了，有的也可能本来是正确的东西，却被当作错误的东西来批判。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
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秋后总结了再说。如果试验成功，当然最好；如果试验失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可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即使收不到粮食，省委负责调粮食给他们吃。
最后，经过讨论，会议决定同意肥西县山南公社实行的包产到户，作为示范。
在会议闭幕的当天，刚刚参加完会议的周曰礼，又回到山南公社，并于第二天向社队干部传达了省委试点的意见。
干部群众得知省委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的消息后，无不欢欣鼓舞，消息不胫而走，山南的6个公社，在四五天时间内普遍实行了包产到户。
面对山南公社包产到户扩展的情况，周曰礼及时向万里作了汇报。
接到汇报后，万里果断地说：不要怕，让他们搞，山南区收不到粮食，省委调粮食给山南区。
紧接着，包产到户像旋风一样，很快席卷了整个肥西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全县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即占生产队总数的40%。
面对肥西县的情况，周曰礼又及时向万里作了汇报，万里仍是那句话，可以让他们搞，肥西县收不到粮食，省委调粮食给肥西县。
当时，包产到户大有覆盖全省的势头。
对此，万里确实也有些担心，他要有关同志起草一份电报，向中央汇报一下安徽推行生产责任制情况。
1979年初，电报起草修改后，发到中央。
电报说：
安徽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形式，大体有以下几种：死分死记的约占生产队总数20%；定额管理约占50%；联系产量责任制约占30%。联系产量责任制又有两种形式：一是分组作业，三包一奖到组；二是有的地方对一些单项作物或旱粮作物实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水旱作物兼作地区，有的实行水田定产到组、旱杂粮定产到户的办法。
关于责任制的问题，我们认为，只要不改变所有制性质，不改变核算单位，可以允许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三包一奖到组可以普遍搞。已经搞的要加强领导，巩固提高；正在搞的，要抓紧时间，力争春耕大忙前搞完；未搞的，为了不影响春耕，可暂时不搞。少数边远落后、生产长期上不去的地方，已经自发搞了包产到户岗位责任制的，我们也宣布暂时维持不变，以免造成不应有地波动。由于为数不多，允许作为试验，看一年，以便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后来，万里回忆说：
1978年是大旱，大旱之年，我到了肥西看看。那儿山南包产到户了，麦子很好。到了山南，我就表扬了他们，我说你们就这样干吧。
开始搞了以后，我说怎么办？我首先跟陈云同志商量的，我说我那儿已经搞起来了，他当时在人大会堂开全国代表大会，他在主席团，休息时我到他那里，我说怎么办？他说我双手赞成。以后我跟小平同志讲，小平同志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
得到邓小平、陈云等同志的认可，万里和安徽省委就更加放心了。
肥西县实行包产到户后，当年就获得了大丰收，人民对包产到户更加有信心了。
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尽管规模不大，影响不大，但它的示范效应无疑是巨大的。
在此之后，一场更为猛烈的包产到户在安徽凤阳展开了。
凤阳小岗村的星星之火
1978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天气异常寒冷，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是个极其普通的夜晚。
然而，对于凤阳小岗生产队，对于整个中国历史来说，这个夜晚又是极不平常的。
原来，小岗所在的凤阳较为贫穷，自从出了皇帝朱元璋起，凤阳人讨饭就与凤阳花鼓一样出名。有一首凤阳花鼓形象地反映了凤阳的状况：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牛羊，
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
身背花鼓走四方。
当时的小岗又是凤阳全县最穷的，属于“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全村只有20户农家，110口人；517亩农田，10头耕牛，几把犁耙。
每年秋后，家家户户都要外出讨饭。
当时，全村没有一间砖瓦房，许多农户的茅草屋破烂不堪，家徒四壁，有的穷得全家只剩一床棉被。
1978年大旱荒，更加剧了小岗的贫穷程度，习惯于背着凤阳花鼓“逃荒”的小岗人几乎是连外出的气力都没有了。
为了改变这种每年出去逃荒的局面，小岗人在上级的默许下，偷偷搞起了“承包到组”。然而，分到组后，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在组内为了多干少干问题，斗争反而加大了。
面对“包产到组”后的麻烦，小岗队队长无法解决，便请示公社书记张明楼，要求把作业组再划小一点。
在农村工作几十年的公社书记张明楼，知道农民生活的困苦，更了解这个小岗队的“难题”，就破例地同意将小岗队分成4个组。
谁知4个组刚分好没几天，各组内部又闹了起来。原因是：组越小，每个社员在记工、出勤上谁吃亏，谁占便宜，看得更清楚，每家每户之间的利益冲突更明显，更直接。
面对分成4个小组也不能解决的问题，严俊昌等人明白，仅仅分分组是满足不了大家的心愿的。而在当时，严俊昌等人又不敢一下子“包产到户”。
于是，严俊昌等人就决定把4个组再分小些，基本上是按亲戚关系进行划分组，这样可能解决组内的纠纷。
10多天后，3位队干部觉得没脸面去找张书记，便瞒着公社，在严学昌家开会，偷偷地将全队分成8个作业组。
8组多为“父子组”、“兄弟组”，本以为这种以亲戚为主的小组可以避免再起纷争，但严俊昌他们这次又失望了。
过去队里是社员之间“捣”，现在小组内则是兄弟、妯娌们之间“闹”。按照当时老百姓的话来说，是“被窝里划拳——未掺外手”。
如当时六组，是父子关系，共3户。每天清晨，严美昌把全家人叫起来，下地干活。
而大儿子严俊昌孩子多，事情忙，每天早上起来的很迟，不能一起下地干活。
这样一来，严美昌的孩子有意见了：“爸，我们都快半块地了，我大爷怎么还不来干活，这块地又不是全是咱家的，我们也不干了，回家吧！”
就这样三五天一过，兄弟俩便闹着要分开。
像六组一样，其他组也出现了类似的矛盾。很显然，分成8组，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于是，朴实的小岗农民开始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实行包产到户。
此刻，在1978年冬天这个万籁俱寂的夜晚，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正聚集在一起，在小岗生产队社员严立华家破陋的茅屋里，一盏油灯下，召开一个“秘密”会议。
会议上，全队在家18户的主事人都齐聚在这里，谋划着他们自己的将来和子女的生活大计。
灯光摇曳下，映照着18张憔悴而庄重的面庞。30多道焦灼、不安但又充满感激的目光紧张地注视着他们的领头人。
严宏昌开了口：“今天把大家找来开个会，主要请大家谈谈，各个组内部怎样才不吵不闹，怎样才能把生产搞好。”
老农民严家芝首先发言：“我们队要想不吵闹，要想有碗饭吃，只有分开，一家一户地干。”
关庭珠接着说：“刚解放时，我们都是单干。那时候人们都和和气气，家家都有余粮。单干肯定能干好，只是政府不允许。”
此时会场沸腾一片，议论不断。“只有单干，我们才不吵不闹。”“单干了，如果我们再干不好，只能怪自己。”“如果同意我们单干，我们保证不给你们队干部添半点麻烦。”
队长严俊昌表了态：“既然大家都想单干，我们当干部的也不装孬。”
严宏昌此时站了起来，说：“我讲几句，看样子我们队只有分到户干了。但是，我们必须订个协定：第一，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许向任何外人讲，谁个讲出去，谁个不是人。第二，每逢夏秋两季交粮油时，该是国家的给国家，该是集体的给集体，到时不准任何人装孬种，更不能叫我们干部上门要。只要大家同意这两条意见，在字据上按手印，我们干部就同意分开干。”“同意，我们都同意按手印。”大家齐声说。
分田单干，后果将会是什么，是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还是被诬为反社会主义的罪魁，是坚硬的镣铐？还是冰冷的大狱？这绝不是耸人听闻，就在身边，也有“教训”：社员严金昌因在房前屋后种了点生姜、辣椒、大葱，充其量“暴发”到不逃荒要饭的水平，居然被揪到公社批判了三四场，甚至被《皖东通讯》点了名。
于是，严家芝说：“万一被上头发现了，队干部弄不好要蹲班房，家中老小怎么办？”
听到严家芝的话，大家一片沉默。
然而，求生是人的本能。严俊昌、严宏昌冒着身败名裂和恶运横生之险，决心铤而走险，显然是甘愿为小岗人做出最大的牺牲。
为了保护自己的领导人，老农严家齐说：“万一走漏了风声，队干部为此蹲了班房，我们全体社员共同负责把他家的农活全包下来，还要把他的孩子养到18岁。”
严家齐的话赢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于是，秘密会议决定：分田单干的事“瞒上不瞒下”，谁也不许向外透露，并针对可能出现的“险情”，制定了相应的善后措施。
虽然这次会议的规模很小，但是它却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据当时参加会议的小岗生产队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宏昌后来回忆：
大约是在11月底的一天，我们在村西严立华家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一家一个户主参加，20户除两户单身汉外流外，其余18户全到了会。主要是谈分田单干，并强调，第一是土地分到户后要瞒上不瞒下，不准任何人向外透露，包括自己的至亲好友都不能说；第二是保证上交国家粮油，该给国家的给国家，该交集体的交集体，任何人不准装孬。大家纷纷议论，认为要这样干，我们一定能搞到吃的，保证能超额完成国家和集体的任务。万一干不到，我们摔锅卖铁，或在外流浪要饭，也要完成国家和集体的任务。但是，大家又担心，如果搞单于被捅出去，干部是要坐牢的，可不是闹着玩的。
大家纷纷赌咒发誓，保证秘密不外露。有的说，要是你们干部因分田到户坐牢，我们就是要饭也要给你们去送牢饭。也有的提议，万一走漏了风声，你们坐了牢，全体社员共同负责把你们的小孩抚养到18岁，决不反悔。随后就由严宏昌执笔，写了包干合同书。
于是，在凤阳，在安徽乃至全国，小岗生产队农民自发的组织起来商议对策，并率先闯关了。
合同签订后，18户农民争先恐后地用食指按上鲜红的印泥，一簇簇沉重的指纹按在16开白纸自己的姓名上。
这份保证书内容如下：
1978年12月地点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也保证把我们干部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关廷珠关友德严立苻严立华
严国昌严立坤严金昌严家芝
关友章严学昌韩国云关友江
严立学严俊昌严美昌严宏昌
严付昌严家其严国品关友申
此时，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正是他们带着悲壮的勇气，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乃至中国经济改革的序幕。“当下，我们就按照生产队的地亩表，每人4亩半地的标准，把土地分给大家。”“这一仗必须打赢。”严宏昌干练地挥了一下手说。
会议一结束，他们连夜将牲畜、农具和耕地按人头包到了户，正式实行了包产到户。
从此，一场改变了小岗，改变了中国的伟大改革之火在这里点燃了。
四川农村改革遥相呼应
1978年2月3日，在春节的前几天，成都的大街小巷里一片节日的喜庆，成都的市民都在忙着准备年货，迎接新年。
这一天，邓小平乘飞机从成都起飞，前往访问尼泊尔。
在四川停留期间，邓小平向四川省委领导介绍了安徽的“农业六条规定”。邓小平指出：
农业的路子要宽一些，思想要解放，只是老概念不解决问题，要有新概念……
只要所有制不动，怕什么！工业如此，农业如此。要多想门路，不能只是在老概念中打圈子。
在当时，四川农村的问题比较严重。
四川位于中国内陆腹地，西临青藏高原，是当时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个省份。
自古以来，“治蜀”学问颇多。历史上广为流传一句名谚：“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说的就是难治的意思。
由于各种原因，加之人口激增，生态破坏等原因，享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却饱受饥饿之灾。将近1亿四川人的吃饭问题，是摆在省委领导面前的最大政治问题。
听了邓小平的谈话后，四川省委加快了工作步伐，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这个规定共十二条，内容有：
1、加强劳动管理；2、严格财务管理制度；3、搞好生产计划管理；4、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坚决保证社员分配兑现；5、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6、以粮为纲，开展多种经营；7、奖励发展耕牛；8、大力发展养猪事业；9、大搞农田基本建设；10、积极兴办社队企业；11、积极而又慎重地对待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的问题；12、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要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把“定额到组，评工到人”的办法，认真搞好。《十二条》冲破了不少禁区，为农民壮了胆，受到了基层干部和农民的热烈欢迎。
很快，过去被认为几乎无法制止外流的成千上万劳动力归了队，不少地方的农民自发地将“定额到组，评工到人”的办法又悄悄地发展成为包产到组。
基层干部高兴地说：“人喊人，喊不成，政策喊人一大群。”
农民高兴地说：“只要政策过了硬，一人要顶两个用。”
对各地的“包产到组”，四川省委采取了支持的态度。很快，四川就成为全国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又一个发源地。
在四川省委的大力推动下，四川的农业发展迅猛。1977年粮食总产量比1976年增产60亿斤，1978年又比1977年增产40亿斤。两年共增产100亿斤，等于农业人口每人增产124斤。
这就是说，每一个农民一年可以多吃124斤粮食，这意味着8000万四川人口免于饥饿。
1978年秋，当万里和安徽省委决定“借地于民”时，四川省委在农业方面也实行了“放宽政策”、“休养生息”的方针，将农民的自留地扩大到总耕地面积的15%，并且支持农民采取包产到组的形式经营土地。
当时，四川蓬溪县的几个生产队借“放宽政策”之际，偷着试行包产到户。
在蓬溪县河边公社第六大队的第八生产队，1976年人均收入仅为33元，1978年也仅56元。
为了改变贫困状况，这个队背着公社和大队，把棉花从收到种包到户，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1979年春季和夏季，四川农村的包产到户开始全面推行。
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进一步解放了四川省的农业生产力，四川的粮食总产量，1976年是508.4亿斤，1979年则为672.3亿斤，增加164亿斤。
包产到户使四川终于彻底摆脱了饥饿。
在当时，除四川之外，西北的甘肃省岩昌县哈达铺公社，武威县的一些社队，内蒙古自治区的托克托县中滩公社等地，也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做法。
尽管1978年发生在安徽、四川等地的包产到户等农业责任制形式，基本都是各地农民借放宽农业政策，自发搞起来的，但它一经出现便表现出了较强的生命活力，并预示着一场伟大的变革悄然来临。
而与任何改革一样，改革必然引起争议，包产到户也不例外。
于是，随着小岗等地包产到户的实行，一场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议开始了！
二、引发争议
●万里愤慨地说：“很多公社的负责人往往不懂农业，仅凭长官意志去领导组织集体经济。”
●陈云忧虑地说：“建国快30年了，现在还有讨饭吃的，怎么行呢？要放松这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
●张明楼大声斥责：“你们年纪不大，为什么要想这个孬点子，走这条路呢？共产党的政策你们懂吗？这样是单干！”
中央农村政策开始松动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
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这次会议的伟大意义在于全面纠正“左”的路线错误，拨乱反正，使党和国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全方位走上正确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转折。
在会上，有个委员联系现状，痛切地说：“全国现在有一亿几千万人，口粮在300斤以下，吃不饱肚子，全国的人均口粮也只有598斤，比1957年还少5斤，而世界发达国家人均占有粮食是1000斤到2000斤。1977年全国农业人口人均月收入实在是少得可怜。建国快30年了，还有要饭的，我们这些领导真是问心有愧。”
这位委员的话引起了大家的一致共鸣。
对于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不少同志指出：农业发展慢，主要还是因为长期以来，在政策上对农民卡得太死，怕农民富，动不动就割“资本主义尾巴”，把农民挖得太苦，竭泽而渔，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
在会上，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也作了发言。万里客观介绍了安徽农业发展的经验，从管理体制上剖析了人民公社的弊端。
接着，万里愤慨地说：“很多公社的负责人往往不懂农业，仅凭长官意志去领导组织集体经济，使集体经济得不到巩固和发展。这种体制总有一天要被突破。”
万里的讲话在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很多同志对照安徽的经验，结合本地实际，提出：当前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最主要的是要保证农村生产队的自主权，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在会上，陈云在讲话中着重谈了农业问题，陈云指出：“建国快30年了，现在还有讨饭吃的，怎么行呢？要放松这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
接着，陈云扫了与会同志一眼，一挥手，铿锵有力地说：我认为，这是大计，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措施。
在代表的强烈要求下，会议对两个农业文件作了较大的修改，特别是对《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重新进行了改写，并同意下发各地讨论和试行。
大会还形成了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公报”提出：
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因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些年来受了严重的破坏……
为此目的，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
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坚决实行民主管理、干部选举、账目公开。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犹如一盏明灯，让亿万农民看到了中央放宽农业政策的征兆。
这个文件下达以后，受到了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称这两个农业文件是“抢救农业、富国裕民的文件”，是“多年来最好的文件”。
与此同时，以“包工到组、包产到组”为主要内容的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在全国农村较快地推广开来。这种尽管有限的责任制，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包产到组在全国展开了，四川省到1979年冬，全省实行“包产到组”责任制的生产队已达生产队总数的57.6%；就连边远的贵州省，也有60%的生产队搞起了定产到组的责任制。
但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仍没有给“包产到户”解禁，并将“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等同起来。
对“包产到户”的限制，不能激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包产到户还存在很大阻力。
这也给安徽、四川等地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带来了压力，也带来希望。
毕竟，坚冰已经打破，大地正在解冻。
困难虽然有，也只是暂时的，是有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传达的改革精神，无疑鼓舞了小岗，鼓舞了凤阳，乃至全中国。
包产到户引发大争论
1979年3月，神州大地，春暖花开。
受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各地农村也开始焕发了生机。受到鼓舞的农民纷纷要包产到组，甚至有的地方也要偷偷搞“包产到户”。
然而，正当大家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一件令广大农民不安的事情发生了。
3月15日，《人民日报》在通常刊登社论的显要位置，破例发表了一封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读者来信。该信作者是甘肃省档案局干部张浩。
在这封来信中，张浩说他回故乡河南洛阳地区探亲，听说和看到了不少县社，已经、正在酝酿将要“包产到户”，对此忧心冲忡。
张浩还写道：
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并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挫伤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搞农业机械化也是不利的。《人民日报》在刊登张浩来信的同时，还发表了重要的编者按，推荐了这封信，并在头版刊登《纠正作业组为核算单位的错误做法》的文章。
文章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国家农委主要负责人当即批示：
人民公社大方向不能转，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不能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其最重要的新闻联播节目中，将《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和编者按作为头条消息播出。
由此，很快在全国形成一股巨大的冲击波。
首先引起反应的是张浩的故乡河南洛阳。
在洛阳，当时老实的农民，原来很希望搞好责任制，一听广播往地里送的粪也不送了……
还有的人乘机造谣，一时间，农村的干部和广大农民人心惶惶。
3月18日至20日，为了制止这种混乱局面，洛阳地委召开了县、市委第一书记会议。
在会上，大家议论纷纷。
洛阳地区干部胡兆祥在讨论张浩信时，非常气愤，还当场作打油诗一首：
张浩不写好文章，一瓢冷水泼洛阳。
这首诗代表了不少干部群众的思想，一时流传很广。
洛阳的包产到组又受到如此大的批评，对于实行包产到户等各种责任制的安徽、四川来说，《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的影响更具有爆炸性。
因为信中指责“包产到组”犯了方向性原则错误，必须加以纠偏。而安徽、四川的许多地方早已突破包产到组的界限，搞起了包产到户，比河南走得更远。
于是，安徽一下子波涛汹涌，人心惶惶。在全县推行“大包干”，并在小岗等社队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凤阳县表现得尤为突出。
早在小岗包产到户出现不久，小岗就受到公社党委的严厉批评，强令纠正。
当时，公社书记张明楼起初还有点不相信。为了证实这消息，他把严俊昌、严宏昌叫到公社，见他俩矢口否认，没有问出什么，只好作罢。
又过了几天，小岗生产队分开单干的消息再次传到公社，这次张明楼重视起来了。但是，张明楼未动声色，通过“明察暗访”，收集证据。
一调查，张明楼才发现，小岗果然实行了包产到户，在当时，包产到户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时，公社领导才感到小岗村走得过了头，出了问题自己要负领导责任。
收集到证据后，张明楼又一次把严俊昌、严宏昌叫到公社，大声斥责：“你们小岗胆子太大了，要逮人，先逮你俩，逮你们非同小可，连我这个公社书记也要跟着倒霉！你们年纪不大，为什么要想这个孬点子，走这条路呢？共产党的政策你们懂吗？这样是单干！”
严宏昌当时不服气地想：“我交售了粮食，对国家有贡献，就是光荣的。难道年年吃返销粮反而光荣？”
但是，严宏昌却不能把心里话说出来，只好说：“我们小岗太穷，只想多收点粮食，社员有碗饭吃。”“你们小岗一家家收个金碾子都不遮我们的眼，我们也不稀罕。我们国家宁愿给你们吃喝，也不能让你们单干，回去后一定并起来。”张书记下了命令。
几天后，公社召开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
在会上，张书记再次批评小岗，宣布小岗如果不并起来，不仅要扣除牛草，而且化肥、种子、贷款一律不给。
会后，张明楼把参加会议的严宏昌留下来，语重心长地对他说：“现在中央还没有这个政策，如果有了这个政策，半夜文件到，我立即开广播会宣布。”
看了一眼严宏昌，张明楼继续说：“我也是干过生产的人，难道不知道这样能增产？我同情你们，你们也要理解我，搞不好我们都要犯法，回去还是并起来吧！”
作为过去断断续续当过队长或副队长，当时为生产队长的严俊昌，多少知道一些政策，于是回来召开所有人开会，说明了公社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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