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志元,张梁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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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差异的资本形成机制研究试读：
前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有了长足发展，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也得到显著提高。但伴随着国内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区域结构不合理、区域差距不断扩大的矛盾日益突出。为加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国政府逐步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中、西部地区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借助政策新风，加快发展步伐，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有了缩小的态势。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率已超过东部地区，但是区域经济本质上的差异仍没有得到改善。特别是受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实体经济增速放缓，使得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矛盾又重新显现出来。东部地区审时度势，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快速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却受到了较大的冲击。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已有十多年，中部崛起战略亦逾七年，为何有着较高经济增长率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却仍无法在本质上与东部地区相媲美？面对世界经济、外部环境的波动和变化，中西部经济耐受力为何与东部地区差距如此之大？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本质原因是什么？拥有丰裕自然资源和空间资源的中、西部地区到底应当如何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些问题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并加以解决？
资本形成理论的早期开拓者罗格纳·纳克斯（Ragnar Nurkse）曾指出，资本形成是一个经济落后国家或地区筹集足够的初始资本实现经济起飞和现代化的重要方式，其来源于储蓄，但完成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当中。库兹涅茨（Kuznets）强调，储蓄本身并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只有当储蓄有效转化为投资时，才能给经济增长提供有效支持，而这个过程被称为资本形成机制。资本形成的数量与质量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取决于资本形成机制的完善程度。这就是说，良好的资本形成机制直接影响到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决定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从资本形成层面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问题提供了借鉴。的确，“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如果单纯依靠国家重点区域战略的带动和区域政府投入资金的扶持，却忽略对地区资本形成机制的构建与完善，那么，虽然短时期内经济发展会有明显改善，但是长期内特别是面对复杂的经济环境时，这种资金注入方式必将不可持续。由此可见，资本形成机制的差异从本质上决定了中国区域经济的差异性和区域差异特征的存在。
纵观国内外文献，大部分学者对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仍旧过多停留在金融政策、地理层级等单一动因方面。他们将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差异归结于资金投入不足，虽然也指出了导致这种资金匮乏的原因是储蓄和投资缺乏，却往往忽视了储蓄转化为投资过程中的资本形成机制的欠缺；又或只是深入探讨资本形成机制在整个经济体中的作用，却忽略了其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区域资本形成产生的深刻影响。这种将两者割裂开来的研究方法，无法从本质上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
鉴于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不足，本书从资本形成机制视角，深入探究中国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差异的原因，并从资本形成层面，为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建立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和模式，从而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路和政策指引。
本论著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在建立有效的区域资本形成机制理论与模式，构建区域资本形成机制模型方面进行了探索。其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老问题，新视野。资本形成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和投资理论时常论及的问题，应当说并不是一个新颖的话题。随着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资本形成与中西部经济发展关系也被许多中外学者所论及。但本书的新意在于，既不是从整体上阐述资本形成问题，也不是就单一地区进行分析，而是立足于中国区域发展的大格局和所面临的复杂多变的大背景，结合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对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特点和区域差异进行全面比较，深入剖析资本形成机制的差异因素，从资本形成视角探究中国三大地区区域经济差异的具体特征和深层原因。
第二，老问题，新思维。资本形成问题已不再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一个仅仅与资本、投资挂钩的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涵盖金融、制度、环境等多种因素的综合问题。为此，本书在对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资本形成机制进行分析时，特别突出各区域的金融发展、制度和环境等新因素对资本形成机制的影响。
第三，老手段，新途径。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区域经济的资本形成机制差异不是当代的产物，而是从新中国成立开始便一直存在着的。追根溯源，本书以中国经济三次变革为自然时间区段，运用大量的历史数据，从各个角度分区域挖掘资本形成机制的历史变迁，做到“以史为鉴”。同时，本书选取国外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区域开发成功范例进行分析，通过比较得出国际区域资本形成的基本模式和基本经验，以资借鉴。期望在立足中国现阶段发展特点的基础上，汲取这些国家适合中国的发展经验，做到为我所用。
第四，老方法，新结合。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中涉及资本形成与区域经济发展及两者关系的理论为依据，在科学整合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包括经济学、金融学、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在内的知识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资本形成机制问题。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践支持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努力将研究成果既建立在理论分析、演绎分析和定性分析基础之上，又建立在计量分析、典型分析和实证分析基础之上，从而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以及结论的可靠性。
本书引用了大量的国内外文献资料，感谢为本书写作提供素材和思想元素的理论家和研究者，没有他们的前期研究和思想贡献，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这部著作几乎是难以实现的。正如有关专家学者指出的，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是一个“知难行亦难”的问题，在研究过程中我们的确深深体会到了这一点，因此，本书的完成只能算作是对区域经济差异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肯定存在诸多不足甚至谬误，期望能对中国区域经济与区域金融领域的研究和发展贡献一点绵薄之力。张志元 张梁2013年8月于山东财经大学 美国杜兰大学第1章 导论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发展的纵向帕累托改进（pareto optimality），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横向发展却出现了不同步，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异不断扩大，这俨然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其原因和影响因素已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重点。按照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中国区域资本形成差异是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和差异的决定性因素，并已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发达地区，如东部沿海地区金融市场相对活跃，发展较为迅速，而欠发达地区金融市场单调、滞后，经济发展迟缓。近些年来，通过银行内及银行间资金拆借、信贷市场、证券市场及民间借贷市场由西部流向东部的资金每年高达数百亿元，资本形成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以西部地区为例，长期以来该地区自我造血能力严重不足，再加上长期“失血”，导致资本形成困难，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逐年扩大的主要原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是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仅靠政府加大投入，不仅不能解决西部发展所需要的大量资金，而且也不符合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广泛开辟投融资渠道，充分利用市场手段，建立市场主导型资本形成模式，变“输血”为“造血”，从根本上打通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关键环节，把区内区外资金源源不断地吸纳进来，并有效地转化为投资，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因此，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资本形成研究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对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更具深层意义。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资本形成机制，对进一步提高资金运用效率和效益，提高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健全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以及社会和谐，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如果地区缺乏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和较高的投资效率，资金不能较好地转变成现实资本，那么资本形成就很难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所以，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是影响区域资本市场和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目前，政府部门及学术界对区域经济差异的资本形成机制尚无系统全面和较为深入的探讨，对如何建立有效的区域资本形成机制理论与模式也缺乏广泛研究。由于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政府及金融部门的决策和监管机制缺乏有效的理论支撑，这就制约了资本形成的水平以及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本研究适应理论和现实的需求，对区域资本形成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力争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1.2 研究方法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中涉及资本形成与区域经济发展及两者关系的理论为依据，在科学整合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包括经济学、金融学、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在内的知识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资本形成机制问题。
在研究方法上，努力实现以下几种方法的结合：（1）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结合中国东、中、西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具体指标和数据，运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方法，力争将研究既建立在理论分析、演绎分析和定性分析的基础之上，又建立在计量分析、典型分析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之上，从而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以及结论的可靠性。（2）理论分析与实践支持相结合。在系统梳理区域资本形成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并归纳总结资本形成机制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和作用机理之后，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东、中、西明显差异的原因提出基于实践的分析和见解，用数据说话，以事实说理，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3）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在对东、中、西三个经济区域、31个省份和代表性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资本形成因素进行分析时，首先运用统计数据，通过大量图表、模型等直观方式对比说明，之后再进行定性分析，拟合结论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4）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资本形成问题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既是宏观问题，又是区域中观问题，必须从战略高度、宏观视野、区域角度进行全方位分析；而对于具体区域的分析，尤其是一些指标的分析，则显得微观而又具体，例如，影响区域经济的GDP、居民消费倾向和海外直接投资等则是一些细化的指标。1.3 研究内容
第1章对本书的研究背景、方法、内容以及价值进行简要介绍。
第2章对资本形成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对资本形成和区域经济理论进行梳理，对资本形成机理做了初步探讨，同时分析资本形成的过程以及制约资本形成的因素。
第3章对资本形成机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理论界定，分析两者之间循环发展的互动机理，并对资本形成机制与区域经济差异的文献进行评述。
第4章对资本形成机制进行现实考察，分析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不同体制下资本形成机制的变迁，比较金融体系对资本形成的影响以及中国东、中、西部地区资本形成机制差异影响的演变。
第5章对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资本形成机制因素进行剖析，从资本形成渠道、资本形成效率、货币政策与金融制度、发展环境和基础条件、政府行为及制度变迁等差异性因素方面，系统分析资本形成机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6章对中国资本形成和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描述中国资本形成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特征，选取典型区域进行比较，并从制度视角对其形成的原因进行阐释。
第7章和第8章构建资本形成机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互动机理模型，运用技术方法把中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区并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相关结论。
第9章选取国外具有代表意义的、通过优化区域资本形成机制促进国家区域开发成功的范例进行分析，通过比较得出国际区域资本形成的基本模式和基本经验，以资借鉴。
第10章结合前面章节的研究结论，从区域资本形成机制的渠道优化、制度创新、环境优化以及政府定位等视角，提出优化资本形成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性建议。1.4 研究价值
有效资本形成机制是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这是通过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基于目前政府部门及学术界对区域经济差异的资本形成机制尚无系统全面和较为深入的探讨，本论著力争就建立有效的区域资本形成机制理论与模式做出有益的探索和理论贡献。
从资本形成机制角度研究区域经济差异问题，是一个新的视角。经研究发现，区域经济发展与资本形成机制两者互为因果、互相促进，互为前提、互相制约。资本形成机制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内生变量，是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因素。同时，区域经济发展对资本形成机制起促进作用，两者可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资本形成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和投资理论时常论及的问题，应该说并不是一个让人觉得新颖的话题。从中国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以来，资本形成与西部经济发展的关系也被许多中外学者进行了深入分析。但本论著的新意或创新性体现在：既不是从整体上阐述资本形成问题，也不是就单一地区进行分析，而是立足于中国区域发展的大格局和所面临的复杂多变的大背景，结合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对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特点和区域差异进行全面比较，深入探析资本形成机制的差异因素，从资本形成机制视角探究中国三大地区的区域经济差异的具体特征和深层原因。
资本形成问题已不再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一个仅仅与资本、投资挂钩的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涵盖金融、制度、环境等多因素的综合问题。在对东、中、西部三大区域资本形成机制进行分析时，本论著特别突出了各区域的金融发展、制度和环境等新因素对资本形成机制的影响。
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资本形成机制尚无成熟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中国对区域经济差异与资本形成机制之间互动机理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区域经济差异调整过程复杂，加之本人的精力与学识有限，期望本论著的推出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第2章 资本形成与区域经济发展理论2.1 资本形成相关概念2.1.1 资本与货币界定
资本是商品经济客观存在的经济范畴，也是货币资本商品化的生产要素。资本的范畴及其运动，如同商品、货币、价值等商品经济社会的经济范畴及其运动一样，仅仅体现为商品经济中的一般关系，而非某一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反映。资本的根本属性是一种带来价值增殖的价值，它不但要求资本化的生产要素保存和补偿原有预付价值，更重要的是能够带来价值增殖。因此，价值增殖性是资本的根本属性，资本最基本的经济功能就是增殖价值。
货币的本质为一般等价物，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的结果，货币的基本职能是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任何一位资本家要开始其经营活动，首先要掌握一定数量的货币，以便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来开展经营活动。所以资本最初总是表现为一定数量的货币，它能带来价值的增殖，也可以说资本是由货币转化而来的，但货币本身并不是资本，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货币与资本的本质区别主要体现在：货币是一种可以交换其他商品的有固定价值的特殊商品；而资本一开始就与剩余价值结伴，是一种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泛指一切可以投入再生产过程的有形资本、无形资本和金融资本，是能够创造新价值的价值，是可以增殖的。同时，货币的使命是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实现商品的流通，它体现的只是一种交换关系，只活跃于流通领域，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为商品交换服务；而资本的使命，是在经济活动中不断增殖，它不仅活跃于流通领域，也活跃在生产、再生产过程中，是体现在物之上的生产关系。
但是，抛开资本外在的、可以触摸的、可以感觉的物理属性，资本便只是一定价值量或一定购买力的代表，可以说，资本就是货币。所以，资本与货币虽然有本质的区别，但资本不是别的，资本就是能够带来价值增殖的货币。从持有者的角度来看，货币的持有者并不一定就是资本家，只有当货币持有者将其投入到无限的价值增殖运动中，即货币持有者充当这个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时，他才真正成为资本家。换个角度，资本最初总是表现为一定数量的货币，但货币不一定就是资本，货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表现为资本。从货币和资本的流通形式来看，商品流通形式为商品—货币—商品（W—G—W）；资本流通形式为货币—商品—货币（G—W—G）。这两种流通方式中买卖的顺序、流通的起点和终点、流通中充当媒介的东西、流通的内容、流通的目的都各不相同。因此，从两种流通方式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资本流通的完整方式是：G—W—G′，这里G′=G+△G，△G[1]是运动过程中的价值增殖额，称为剩余价值。可见，资本流通的根本点就是货币在运动中能够带来剩余价值，发生了价值增殖。所以，资本就是通过货币的流通，带来价值增殖的。因此，资本与货币不仅有着本质区别，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2.1.2 资本形成的基本内涵
最初，英国经济学家罗伊·福布斯·哈罗德（Roy Forbes Harrod）在《动态经济学导论》一书中阐述了资本形成（Capital Formation），他认为资本形成就是储蓄或投资的集合，提高储蓄率或投资率就能加快资本形成。对资本形成的完整诠释最早源于纳克斯（资本形成理论的早期开拓者之一），他将资本形成解释为：“资本形成的重要意义，是社会不会用当前所有的生产活动来满足现有的消费[2]愿望和需求，只是把其中的一部分用于生产活动。”
从上述纳克斯的定义可以看出，资本形成广义上讲，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个方面。但习惯上是将二者分开来论述的，因而资本形成一般只局限于其狭义定义即“物质资本”。物质资本，是指实物形态的机器、厂房、建筑物、工具设备、交通工具与基础设施等长期耐用的生产资料，也包括固定资产和生产所必需的存货。它既表现为现有的生产能力，也表现为未来的生产潜力。物质资本形成是整个储蓄、投资过程的结果，它来源于生产总量超过当前消费量的生产“剩余”即储蓄，然后通过投资和再生产，转化为耐用的物质资本。因此，资本形成的实质是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储蓄和投资对资本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资本形成最初来源于生产剩余即储蓄（即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的国民收入减去消费后的余额，又称为“资金积累”），再由储蓄转化为投资，最后才形成机器设备、厂房、基础设施等物质资本。开放的经济中，一国的总储蓄包括国内储蓄和国外储蓄两大部分。一般储蓄供给的主体主要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居民储蓄在国民总储蓄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中影响居民储蓄的主要因素就是利率水平和收入水平，而企业经营绩效是影响企业储蓄的主要因素，与居民和企业储蓄不同，政府储蓄的水平主要受政府收入水平的影响。但并不是说高储蓄就意味着高投资和高积累，只有储蓄，没有投资需求，是不可能实现投资活动的，投资需求的主要决定因素是预期收益，另外还受税[3]收政策、借款利率等因素影响。所以，资本形成通常是综合考虑储蓄、投资和资本积累，并结合上述多种因素来分析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
资本形成首先表现为一个从储蓄到投资的过程，继而才表现为投资的结果。它是指在社会的经济体中，资本存量的增加及由此产生的生产和盈利能力的形成和增长。资本形成实际上就是货币资金投向产业的过程，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有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从现在国际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亦是如此。如今资本在发展中国家是最稀缺、最重要的投入要素，资本形成率是决定经济增长率的一个重要因素，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力量。因此，资本形成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尤为重要。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水平必然引起低国民收入、低储蓄、低投资、低劳动生产率的恶性循环，从而制约其经济发展。只有通过货币扩张促进金融机构的发展、改善资本形成状态才能有助于经济发展，同时促进储蓄、投资以及经济的增长。2.2 资本形成机制2.2.1 资本形成机制分析
资本形成机制，是库兹涅茨提出的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机制：储蓄本身并不能完全转化为资本，只有先将储蓄有效转化为投资，才能给经济增长提供资本支持。资本形成过程作为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过程，主要涉及三个因素：第一，充足、可用的储蓄资源是必要的。一个经济体的年总收入减去年总消费后，必须有可供储蓄的剩余。储蓄是资本形成的最基本要素，是其供给力量。第二，要有足够的投资需求。投资需求是资本形成的动力，没有投资需求，储蓄就实现不了向投资的转化。第三，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多元化渠道必不可少。在这里，资本形成机制指的就是储蓄供给、投资需求以及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渠道三者彼此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共同决定资本形成过程与结[4]果的机制。
资本形成既然受制于储蓄供给与投资需求两个方面，那么，影响储蓄供给与投资需求的所有因素，都会成为最终影响资本形成的因素。假如储蓄供给和投资需求能够有效结合，显然其效率是资本形成能否得以实现的制约因素。因此，储蓄供给、投资需求及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共同决定着资本形成，当三者之间的关系得以有效发挥并使资本形成供需的转化得以实现时，这便是资本[5]形成机制。一、储蓄供给
储蓄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中家庭、企业和政府总收入与总消费的差额。储蓄按照部门分类主要分为家庭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储蓄部门的不同必然导致储蓄供给的影响因素也不完全一样，甚至有很大的差异，需分别加以讨论。
家庭储蓄对收入和利率的变化都极其敏感，其对利率变化总能做出迅速的反应。但是现代经济学则认为储蓄是收入的函数，而不是利率的函数。首先，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定认为，影响人们储蓄行为的因素有很多，其中绝对收入对储蓄倾向和消费倾向的影响最大。在短期内，由于收入变动较小，储蓄倾向、消费倾向表现极其稳定。但从长期来看，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支出的绝对量也会增长，但消费支出的增长总不及收入的增长快，从而出现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或边际储蓄倾向递增。杜森贝利（Duesenberry）在凯恩斯（Keynes）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对收入理论，他分析了消费上的“示范效应”与“攀比心理”，从而得出结论：如果一个家庭的收入没有改变，而其他家庭的收入提高了，那该家庭相对其他家庭的收入地位就降低了，从而导致该家庭增加消费、减少储蓄。绝对收入假说和相对收入假说理论中所指的收入变量都是现行收入，而弗里德曼（Friedman）则以“持久收入”（permanent income）取而代之，他提出由于持久消费是持久收入的一个固定比率，那么消费和储蓄将主要取决于持久收入，而不是依赖现行收入。莫迪尼安尼（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假说（LCH）则发展了一种新的储蓄理论，认为“现期消费和个人储蓄额大小是现期收入、预期平均收入和原始资产的一个线性和多次函数，它的参数[6]视家庭成员的年龄而定”。所以，对于家庭储蓄而言，除利率对其有重要影响之外，收入分配制度与方式、社会福利水平、文化传统与社会风险等因素，也都对家庭部门的储蓄供给存在一定的影响。
企业部门的储蓄供给与家庭部门有着很大的不同。企业部门储蓄的动机比家庭部门简单，主要是为了扩大投资而储蓄。所以企业部门的储蓄主要源于利润，储蓄供给的水平取决于企业的经营业绩。就其储蓄能力而言，一个高盈利企业自然可以多储蓄；反之，则只能少储蓄或不储蓄。由于企业部门负债经营的特点，金融市场整体运行状况也会通过融资能力、融资条件等因素对企业经营业绩造成影响，所以说，金融市场也会影响企业部门的储蓄。另外，如果考虑到留存收益是公司各种分配扣除后的净剩余，则政府税收政策、企业的分配政策等都会对企业的储蓄产生重大影响。
政府部门的储蓄是政府总收入减去政府经常性消费总支出即公共消费后的余额。因此，所有能影响政府收支的因素，都会影响政府部门的储蓄供给。有偿性收入和无偿性收入是政府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有偿性收入是政府的公债收入，而无偿性收入则主要是税收收入。其中，货币的财政性发行收入本就是政府征收的通货膨胀税，属于无偿性收入。另外，政府的经常性消费支出指的是除生产性支出外的政府公共开支，主要包括政府军队部门人员的工资、非耐用商品和劳务的开支、公债的利息支付以及各种补贴和转移支付等。因此，在政府收入不变的前提下，政府公共消费开支的减少就意味着政府部门储蓄供[7]给的相应提高。
综上所述，一国储蓄供给水平是由家庭、企业和政府三大部门的储蓄供给共同决定的，因此，对家庭、企业、政府部门储蓄产生影响的每一个因素，都是影响一国储蓄总供给函数的必要变量，主要包括收入水平、收入分配、财政税收、货币金融、心理预期、人口增长、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如果用S表示一国储蓄供给总量，以a，b，c，d，e，f…分别表示变量因素，则可以把储蓄供给总量函数记为S=F（a，b，c，d，e，f…）。二、投资需求
家庭部门的投资需求是家庭、企业和政府三大部门的投资需求中最有限的。通常，家庭部门最大的投资需求一般为住宅和其他耐用消费品。其中对住宅的投资需求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例如财富状况与收入水平、住宅等资产的收益率、现有的家庭住房规格以及房地产金融状况等。而对其他耐用消费品的投资需求则主要受家庭的收入状况、消费者个人偏好以及耐用消费品本身的价格等因素的影响。但是，确切来说，家庭部门对耐用消费品的购买只能算做消费需求。由此可见，家庭部门储蓄占总储蓄的比重较大，而其投资需求较小，所以，家庭部门是净储蓄较大的部门。
企业部门的投资需求主要由重置资本和新增资本两大部分的投资需求构成。凯恩斯认为，新增资本的投资需求是企业意愿资本存量和实际资本存量之间的差额，根据资本存量调整的原则，影响投资需求的直接因素是企业所持有的资本存量。所以，实际资本存量与意愿资本存量的差额越大，新增资本的投资需求就愈旺盛；反之，投资需求就越低迷；当两者相等时，新增资本的投资需求几乎为零。另外，预期利润也是投资需求的一个决定因素，预期利润的高低与资本边际效率（MEC）的关系密切。资本边际效率是指企业每增加一笔投资的机会成本，将投资的各期现金注入量以资本边际效率进行贴现，其现值之和恰好等于资本的重置价值，也就是说，净现值为零。根据企业投资决策的净现值法可知，只有净现值不小于零的投资项目才是可取的。这时若市场利率在此资本边际效率之下，则用利率去贴现计算的项目净现值一定大于零，此时企业就会存在投资动力；相反，当市场利率高于此资本边际效率时，用市场利率贴现计算的项目净现值一定小于零，这时企业就不会有任何投资需求存在。此外，企业部门的投资需求除了与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企业内部行为有关外，还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国家经济所处周期的阶段、进出口状况以及市场范围等[8]企业外部因素直接相关。
政府部门的投资需求不同于家庭部门和企业部门。家庭部门和企业部门的投资需求主要是受收益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的驱动，而政府部门的投资需求一般不会以经济利润最大化为首要目标，而会着重考虑社会效益。此外，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社会公平与效率目标、政府财政赤字等多种因素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对政府部门的投资需求产生作用。
综上所述，家庭部门、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投资需求共同构成一国的投资总需求。每一部门投资需求的影响因素也都会成为影响一国投资总需求的变量。如果以D表示投资总需求，以a′，b′，c′，d′，e′，f′…分别来表示影响三大部门投资需求的因素变量，则可以把投资总需求函数简单地表示为D=F（a′，b′，c′，d′，e′，f′…）。三、储蓄转化为投资
1．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动力
投资需求是促进储蓄转化为实际投资的动力，对资本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假如储蓄就是为了用于投资而且只能用于投资，那么储蓄只是投资的一个代名词，即储蓄就是投资，也就不存在资本形成。但是，实际上，无论储蓄主体是家庭、企业和政府三大部门中的哪一个，其储蓄的动机都有很多方面，一般也总是可以用于生活性消费或生产性消费。对此，凯恩斯认为为投资和创业积累资金只是八大储蓄动机之一。由此可见，储蓄并不完全是为了投资，因此，要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就必须有一个促进转化的推力——投资需求，或者说是投资[9]动力。投资需求的大小决定了储蓄供给能在多大程度上用于投资活动。可见，投资需求越旺盛，储蓄流向生产领域的比例就越大，反之，储蓄将绝大部分流向生活消费领域。
2．储蓄向投资转化的结构调整
在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过程中，风险与收益成正比增减。无论是对储蓄者来说，还是对投资者来说，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同时低风险也只能带来低收益，这就是储蓄者与投资者在行为模式上存在的共性。因此，在储蓄者与投资者相分离的情况下，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也就取决于储蓄结构与投资结构的吻合程度。实际上，储蓄者与投资者的行为模式完全吻合，只是极其偶然的现象。一般而言，储蓄者与投资者的行为模式是存在差异的，而且不同的行为模式又是由不同的利益机制与条件约束机制所支配的，从而使得储蓄向投资的实际转化中存在许多结构性障碍，影响了转化效率的提高。尽管储蓄者和投资者在收益—风险正比规律的作用下，可以主动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使彼此相适应，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矛盾对转化实践的制约。要解决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中的储蓄者行为模式与投资者行为模式的矛盾，仅仅依靠储蓄者与投资者自我调整是不够的。这就需要一个既能满足储蓄者行为要求，又能满足投资者行为要求，本身既不是储蓄者也不是投资者的中介来成为储蓄者与投资者两者之间的[10]纽带，协调两者行为模式的差异，这个中介就是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介入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过程以后，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主体就由过去储蓄者和投资者的两主体形式转变为以金融机构为纽带的三主体形式。从而，储蓄与投资也就由过去的直接转化关系，升级为以金融机[11]构为中介的间接转化关系。
3．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规模
储蓄供给为资本形成提供了基础物质保证。从量的关系角度来看，资本形成的数量最终取决于储蓄供给水平。因而，资本形成的规模始终受制于储蓄供给水平，而投资需求的大小会直接影响究竟有多大比例的储蓄用于投资活动，从而也会影响资本形成的规模。在投资需求受到限制这一问题的讨论中，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提高储蓄供给对落后国家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对此，则可用“短边规则”的原理，先假定储蓄—投资转化形式具有充分效率，再来解释资本形成的规模的决定。
由以上分析可知，一国的资本形成规模不仅取决于其储蓄供给，而且也受到其投资需求的制约，因而由储蓄供给水平与投资需求大小共同决定。即在储蓄总供给大于投资总需求的情况下，资本形成量等于投资需求总量；在储蓄总供给小于投资总需求的情况下，资本形成量等于储蓄供给总量。这就符合木桶效应的“短边规则”原理。也就是说，资本形成规模始终是与储蓄供给总量或投资需求总量中的较少一方——“短边”——相等的，这是总量分析的结果，其中并没有考虑储蓄供给与投资需求的物质要素的结构吻合性以及储蓄向投资转化过程中的分割性。如果考虑这一结构性因素和转化的分割性，则“短边”会被进一步“截短”，这就意味着社会实际的资本形成规模必定小于单纯从总量观点来看的社会储蓄供给或投资需求总量的“短边”，一国的资本形成规模就由经总量和结构二次截短后的“短边”来决定。
4．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形式和渠道
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形式大体可以分为直接转化形式和间接转化形式。其中，直接转化形式是指储蓄单位将其所持有的储蓄资源直接投放到生产领域来获取投资收益，这种转化方式就是麦金农（Mckinnon）的“内源型融投资”，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就是内源型融投资。而间接转化形式则是储蓄单位先将自己持有的储蓄资源通过某种中介手段交到投资者手中，然后投资者利用这些储蓄资源来进行生产性投资从而获取投资收益。这种情况下的间接转化形式也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是储蓄者直接借款给投资者，或储蓄者通过购买投资者发行的债券、股票等向投资者提供资金；二是储蓄者通过金融中介机构把自身的资金集中到金融中介手中，金融中介再将集中起来的储蓄资金用于购买投资者的直接证券，从而使投资者筹集到资金进行投资。
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渠道与上述的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形式不同，是指在社会上存在大量闲置资金的前提下，将储蓄供给与投资需求结合起来，最终将资源配置于一些投资活动所借助的某种手段和措施，分为财政主导型和金融主导型两种转化渠道。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财政主导型渠道和金融主导型渠道是分别对应其直接转化和间接转化形式的。储蓄转化为投资的直接转化形式，即储蓄主体的储蓄动机就是进行投资，储蓄者就是投资者，所以储蓄和投资的过程是相结合的，财政渠道就是这种情况下的转化渠道。实际上，政府在储蓄—投资转化的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既是储蓄者，也是投资者，所以政府通常选择财政渠道，将社会上的闲置储蓄资源集中用于投资发展。而在储蓄投资的间接转化形式下，储蓄行为和投资行为分别在不同的单位、部门单独进行，储蓄主体与投资主体是相分离的，其动机也各不相同，此时，金融中介机构活动于储蓄者和投资者之间，成为两者转化的关键。所以，储蓄投资转化的金融渠道在转化形式上属于间接转化。[12]
相比来说，发展货币金融渠道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形成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发展中国家存在资金不足、资本质量低劣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提高其储蓄供给水平、改善投资在储蓄中的使用效率是至关重要的。货币金融系统顺应了发展中国家的需求：首先，它能有效地将社会闲散资金集聚起来，挖掘储蓄潜能，增加国内储蓄供给；其次，通过金融市场上的各种投资竞争，稀缺的储蓄资源总是倾向于流向高收益投资，从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资本形成的质量。更重要的是，储蓄向投资间接转化的金融机制适应现代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运行，增加了资本形成的总量，提高了资本形成的质量，大大促进了经济发展。2.2.2 资本形成的制约因素
在前面一节中，我们分析了资本形成机制的三个基本要素：储蓄、投资和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在经济生活中，影响储蓄和投资的因素有很多，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对资本形成机制产生影响，从而制约资本形成机制。一、资本形成的内生制约因素
资本形成的内生制约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收入机制
收入是资本形成的基础，提高收入是增加资本形成的最直接来源。西方经济理论认为，居民储蓄基本与收入呈正比例关系，居民的收入水平直接影响居民储蓄的状况，进而影响资本形成。国家收入分配格局就是国民收入在不同的收入群体之间的分布，其收入主体分为三大部门：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居民部门。
不同的收入机制会产生不同的储蓄主体，从而会造成储蓄主体与投资主体的合并与分离。当储蓄主体与投资主体合为一体时，只要投资者有投资需求，那么储蓄就可以顺利转化为投资；当储蓄主体与投资主体相分离时，如果储蓄者与投资者的意愿不统一，则储蓄向投资转化就可能存在障碍，就需要通过一定的机制和渠道来疏通。
1979年以前，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财政集中了相当大一部分的国民收入，在资金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1979年以后，中国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经济发展呈现出两大变化：一是国民收入格局发生了重大调整，国家财政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逐步下降，而居民部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相应上升；二是原来单一的公有制形式逐步向所有制形式多元化转变。这些变化都大大提升了金融性融资在社会资金配置中的地位，因此，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金融性融资日益成为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主要方式。
2．影响储蓄向投资转化过程的因素
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过程涉及很多因素，如转化成本、转化信息、转化风险等，这些因素都将对资本形成机制产生影响。（1）储蓄转化为投资活动中的交易成本由发现价格的成本、谈判和签约的成本以及保证合同履行的成本等构成。搜寻成本、经纪费和律师费等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经济运行中大量的小额储蓄无法得到有效的集聚，极大地限制了整个社会中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规模，使储蓄无法按照效率原则有效地进行配置。（2）储蓄转化为投资过程中的信息问题对其转化效率有重要的影响：经济主体在进行消费和投资决策时，必须以利率水平及其未来的波动、利率结构等有效经济信号为基础。这些信号获取的高成本会阻碍储蓄的形成，因而使有效的投资无法实现。在储蓄主体与投资主体相分离的条件下，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在储蓄—投资转化过程中十分突出。要使储蓄—投资转化能有效地进行，必须保证储蓄者获得未来本金和利息的有效偿还，并且促进作为代理人的投资主[13]体的行为符合社会利益。（3）储蓄向投资转化是跨期交易，存在不同利益主体的冲突，所以这种以资金为媒介、以信用为基础的储蓄—投资转化过程具有[14]一定风险。当储蓄体现为各种金融资产时，储蓄主体面临的风险主要有：1）借款人违约，本息无法收回的信用风险；2）遇到通货膨胀，本息贬值的购买力风险；3）遇到意外冲击，金融资产无法足额转化为货币的流动性风险；4）市场利率、汇率的不利变化所引起的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等。同时，风险对储蓄—投资转化规模和效率也会产生影响。首先，对规模的影响，就投资而言，风险的存在使得企业投资扩张的动机受到抑制，还使企业融资成本提高，金融约束加强，融资可得性降低；就储蓄而言，风险的存在可能会导致金融储蓄降低，实物储蓄增加，长期而言金融储蓄的规模也会下降，投资的经济基础被削弱。其次，对效率的影响，储蓄投资的效率主要体现在市场化的资金导向机制上，资本总是从低效率投资项目转向高效率项目，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所以，风险的制约主要集中在对企业项目选择和投资技术的限制上，同时，专业化程度的加强也就意味着企业对获利能力的波动更加敏感，企业可能会为了规避这种风险而采用[15]生产率低的原有技术。
3．消费文化与储蓄心理
节俭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这就决定了中国的高储蓄水平。而新加坡、印度、韩国等国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较深影响，储蓄率也高达40％～50％，相当于欧美发达国家储蓄水平的好几倍。另外，中国现有国情及市场状况，使得人们对未来预期极不确定，储蓄观念更加强烈，都在为子女教育、住房、养老等储备资金，所以银行存款成为最合适的储蓄选择。
除传统文化对储蓄消费的影响之外还存在其他非收入性的制约因素，例如，行业垄断、服务不到位、信息不对称、商业欺诈、供给质量不高、产品不对路等。对此政府应加大改革力度，切实考虑国民利益，破除此类非收入性因素的影响，真正启动消费。二、金融转化机制
金融转化机制涉及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各个环节，所以，金融转化机制是资本形成的核心机制，直接关系到资本形成机制的顺畅与否。
1．金融活动与储蓄、投资
金融活动是包括货币的发行、流通与回笼，货币的借贷，外汇和金银的买卖，各种有价证券的发行与买卖，以及票据贴现、信托、保险等经济活动的范畴。金融活动分为直接金融活动和间接金融活动两种形式。其中，直接金融活动是指由企业和政府部门发行初级证券（又称直接证券，包括公债、国库券、股票、抵押契约、债券、借款合同及其他各种形式的票据等）而进行的金融活动；而间接金融活动则是指由金融机构发行二级证券产生（如银行存款、金融债券、保险单等）的金融活动。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间接金融活动是金融活动的主要形式，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占有较大优势。首先，间接金融活动可以获得较大的资金流动性，降低金融成本；其次，间接金融活动下借贷双方不受资金规模的制约；再次，间接金融活动下金融机构能为资金融通提供便利与服务；最后，通过间接金融活动可以降低投资风险，因为它将一部分风险转嫁给了金融机构。
金融活动的出现，产生了储蓄和投资的职能分工。这种分工给商品市场带来了相当的利益，并且克服了资金运动过程中收支不平衡的矛盾，一方面可以使投资者在一定期限内超出收入进行消费支出，另一方面还可以为储蓄者当期积累的收入带来增值收益。由此可见，不论是储蓄者还是投资者都可以从金融活动所带来的储蓄和投资的职能分工中获益。
另外，金融活动还能使储蓄和投资职能在分离之后重新组合起来。戈德史密斯（Goldsmith）认为，即使人们的经营能力与冒险精神是相同的，投资和经营机会在人们之间的分布也是不均衡的。假设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机会用同样的投资来获得同等收益，则储蓄与投资的职能分工只是给储蓄者和投资者带来了好处，并未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但正是由于机会不均等的存在，这种职能分工才对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储蓄者通过金融机构及其多样化的金融资产参与到金融活动中，能够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这不但使储蓄者获得了投资带来的收益，还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为全社会[16]谋取了福利。
2．金融组织体系衔接储蓄与投资转化过程的合理性
第一，储蓄是资本形成的源泉，是资本形成的供给力量。金融组织机构是金融服务最重要的提供者，是闲置货币转化为储蓄的重要场所。金融组织机构的网点越多，越有利于居民及时将闲置货币转变成储蓄。网点少则相邻网点之间的距离较远，这往往会给持有闲置货币的居民带来大量的时间成本和距离成本，从而降低居民储蓄和购买金融产品及服务的意愿。根据金融集聚理论，势必形成一国内部某些区域金融集聚而另一些区域金融发展较滞后的格局。当金融发展滞后区域的金融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储蓄变得越来越便利，获得金融服务的成本较低的时候，自然会吸引更多的居民尽快实现储蓄，促使资本形成潜力进一步提高。刘易斯曾指出：“经验表明，储蓄量部分取决于这些机构的广泛程度，如果这些机构扩展到每个人的身边，以至于在街头和工厂也有储蓄小组，甚至在收入产生的地方就扣除储蓄，那么[17]人们就会更愿意储蓄。”
第二，当区域经济发展处于初期阶段时，金融制度通常处于抑制状态，此时利率被人为压低。因此金融储蓄的收益率也较低，难以满足人们对金融储蓄的有效需求。随着利率的不断提高，比起以现金货币或实物来说，资产的收益逐渐提高，人们会改变原来的储蓄习惯，扩大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有效需求。
第三，金融组织机构的扩张有利于金融产品和服务及时渗透到居民生活、生产之中，有利于人们增加对金融产品的了解，形成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促进经济剩余尽快转化为生产性投资。
3．金融市场的发育与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金融市场是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重要场所，与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互替代的作用。成熟的区域金融市场可以通过便利筹资和投资、加速资本集中、促进储蓄转化为投资等来促进区域资本的形成。
首先，金融市场为储蓄者和投资者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的场所，有着既定的交易规则和标准化的交易方式。区域金融市场的成熟和规范可以节省储蓄者和投资者之间相互联系、沟通和达成合同以及履行合同的费用。金融资产的买卖双方能在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里迅速地[18]找到合意的交易对象。
其次，金融工具的发行与销售意味着债权债务关系的创造，这同资本形成的过程有着直接的关系。把社会储蓄的剩余资金转化为资本积累和实质投资是金融工具的主要经济功能。因此，金融工具为储蓄资源从资金盈余单位向资金亏损单位流转提供了具体的载体，加速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过程。另外，金融工具对储蓄供给和投资需求也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差异化的金融工具也适应了不同储蓄者的多样化需求，还降低了储蓄者的收益风险和投资者的筹资风险，增加了储蓄供给和投资需求。
最后，金融市场的发育成熟意味着金融部门运作效率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将分散的资金集中到一起，实现重组与分配，从而提高资本的形成和使用效率。计算机网络、电子通信等新兴技术的应用，尤其是支付结算系统的电子化，使资金的双向流动更为便捷，提高了[19]金融部门的操作效率，也间接提高了资本形成的效率。
4．融资差异
从资金流向的对象来看，资本形成渠道又可称为融资渠道，即资本需求方获得资本的方式或途径。在金融市场上，资本形成的渠道从根本上可分为直接融资渠道和间接融资渠道，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在性质、与金融中介机构的关系、风险、流动性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因而不同的融资方式必将对资本形成的效率产生不同的影响。直接融资渠道是一种以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为载体的直接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融资渠道。间接融资渠道是一种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融资渠道。直接融资渠道与间接融资渠道都具有融通和配置资金的功能，当今世界无论哪个国家的金融发展都主要依赖这两种融资方式将货币资金转化为现实经济中的投资，但这两种融资方式在作用发挥上有较大的差异。
间接融资占融资的比重过高，必然导致整个社会信用集中、社会风险加大和企业负债率过高、资本结构不合理以及国家金融市场的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直接融资活动建立在完善的资本市场的基础上，资本市场为投资者提供了种类繁多的金融工具，从而刺激人们去进行金融投资、储蓄。有效的资本市场有利于资源配置的优化，投资者通过有效的市场信息，选择成长性好、盈利潜力大的金融产品进行投资，抛弃业绩下滑、收益差的金融产品，从而使资金流向效益好、发展前景好的发行者，保证资源的有效利用，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如果一国资本市场发展不健全、市场各层次失衡、市场功能扭曲，就会直接造成资本形成链条运行不畅，即资本与高效率的投资机会相分离，甚至会使金融资源发生逆向配置。三、政府政策和制度变迁因素
1．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其三大传统工具包括再贷款、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中央银行可以借助这些手段影响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的数量，进而通过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影响利率，通过货币乘数效应影响货币供应量，通过利率的变动影响消费和投资，最终通过总需求的变动来影响国民产出。一般说来，利率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货币政策传导的本质就是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影响利率，从而影响国民储蓄供给和资源配置结构。国有商业银行作为国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主要载体，也是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体现。商业银行对企业的资金支持极大地拓展了金融市场融资渠道，从而刺激了市场投资和经济增长。因此，货币政策的传导对资本形成起到了很大的制约作用。例如一元化货币政策导致地区储蓄能力进一步削弱，资本短缺和储蓄率的下降加剧，资本形成受到阻碍。
2．金融制度
金融制度是一个国家用法律形式确立的金融体系结构，以及形成这一体系的各类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职责分工和相互联系。金融制度的差异直接导致资金配置、金融结构、金融创新等方面的差异，从而拉大了金融效率的差距。良好的金融制度可以通过利率和汇率等杠杆促进储蓄以更高的比例转化为投资，并且，良好的金融制度可以大大加强金融创新能力，加快新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开发，促进金融机构的盈利增长和资产质量的优化，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资本的配置效率，对资本形成具有推动作用。目前中国金融制度正处于由传统的计划金融制度向市场金融制度转轨的过渡阶段，由于各地区自然禀赋不同，金融制度转轨步伐快慢各异，显现出明显的金融制度二元特征，进而诱发区域经济利益的冲突和摩擦，导致区域资本形成效率差距拉大。所以，加强国家的金融支持，建立良好、稳健的金融制度对国家区域资本形成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3．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和社会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建立起来的、具有社会经济福利性质的、保障国民生活与社会稳定的系统。社会保障制度能够提高国家宏观经济效率、促进社会公平与稳定、维护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必然存在着社会不公平，政府干预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手段，这就需要政府提供社会保障制度，通过政府的力量对社会成员不同层次的收入进行一定程度的调节和再分配，从而尽可能地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弥补市场经济的欠缺，以促进和谐社会的实现。
社会的稳定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要保障，社会保障制度就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网和减震器。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降低和改变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从而影响人们的储蓄投资选择，进[20]而影响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最终促进资本的形成。2.3 资本形成理论2.3.1 马克思的资本形成理论
马克思的不朽名著《资本论》就是以资本为研究对象的，其资本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它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阐明了马克思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进而阐明了资本主义工资理论，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实质，认清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对立的经济根源。一、马克思的资本理论
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主要由四个方面的理论分析构成。
1．资本的本质和起源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是以厂房、机器、设备、原料及货币等物的形式存在的。但是，这些物本身并不就是资本，只有把它们用来作为剥削雇佣工人的手段，通过资本主义方式与劳动力相结合来实现价值增殖时，才成为资本。所以从本质和起源上讲，资本不仅是一种物的生产手段，而且代表着对工人的支配权，体现了一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在长达几个世纪中通过暴力手段掠夺广大农民和小生产者的结果，这种资本的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
2．资本的生产和分配职能
这是马克思资本理论的核心部分，其基本思想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具有二重性，即一方面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增殖过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因而资本的生产职能也一分为二：一方面作为生产过程的因素充当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条件和手段；另一方面又作为预付价值（主要是可变价值）参与价值形成和增殖过程。而资本的分配职能则体现在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上，资本家为了满足自己对剩余价值的无止境的贪欲，总是力图最大限度地占有资本。因此，马克思的理论进一步揭露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经济利益的对立，也即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资本的生产与分配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及其基本规律。
3．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
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总是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变为新的资本，用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扩大生产规模，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特征并不是简单再生产，而是扩大再生产。资本家把剩余价值当做资本使用，或者说将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将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就是资本积累的过程。[21]在积累的过程中，资本不仅在数量上会增大，而且在构成上也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就是资本有机构成的逐渐提高，它会导致产业升级以及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这就是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而这一规律不仅揭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贫富差距，而且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周期性规律，其最终结果就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
4．资本的周转、循环过程及实现问题
马克思从资本流通和生产过程相统一的视角，着重考察了资本在社会中的运动过程，并依据对经济运行过程的考察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积累过程的内在不稳定性。他指出，资本循环既是流通和生产过程的统一，也是货币资本、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三者的循环统一。[22]马克思曾说，资本的循环，不是被当做孤立的行为而是被当做周[23]期性的过程时就叫做资本的周转。所以说，资本就是在不同资本形态的循环统一中实现的，从而不断地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二、马克思的资本形成理论
马克思从实证分析角度对资本形成问题的主要研究有：（1）对于资本的周转、循环问题，马克思认为，资本的生命在于运动。马克思实际上是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资金运行的一般过程及其发展规律，并指出了如何加速资[24]本的周转、循环，提高经济效率。（2）对于资本资源合理配置的问题，马克思始终坚持认为，劳动是产生价值的唯一源泉，而物质资本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基础。马克思指出，资本品既是生产过程的条件，也是生产过程的结果，[25]特别是资本品中的劳动资料，是人类劳动力发展水平的标志。对此，他不仅从技术上论证了资本品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巨大作用，而且还从经济运行的角度分析考察了资本在全社会中的配置问题[26]，并得出，资本在社会中的配置和流动主要受到了价格机制和市场供求的调节。（3）马克思对社会化再生产模式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均衡分析，这种均衡分析在方法上与现代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相一致。
马克思指出，任何社会的消费都是在不断进行的，所以生产也在不断进行，生产、再生产过程是循环发展的。再生产并非原有生产规模和水平的简单重复，其生产规模和水平是不断扩大和提高的，也就是经济是不断增长的。其中，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就是资本积累。马克思提出了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概念，他认为，如果只是单纯添置新机器设备从而扩大生产规模，则是外延扩大再生产，但如果没有添置新机器设备，只是通过固定资本更新采用更高效率的机器设备，则是内涵扩大再生产。我们知道，现代经济增长正是外延扩大再生产与内涵扩大再生产相结合的。马克思对再生产的分析基本上[27]与当代经济学者对经济增长的分析是相符的。2.3.2 西方的资本形成理论
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同西方的资本理论相比，在社会历史性方面，马克思经济学及其资本理论具有非凡的深度与广度，西方经济学及其资本理论相比之下则相形见绌，但在技术经济分析方面，西方经济学及其资本理论成果较为显著，马克思经济学及其资本理论则相对薄弱。
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相比，西方的资本理论在技术经济的分析方面有了较为显著的提高，是整个西方经济理论中争论最激烈，也最重要的领域。虽然在西方资本理论中并不存在专门的、系统的资本形成理论，但绝大多数研究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西方经济学思想都能在资本形成这个论题下找到交点、形成交集。迄今为止，西方资本形成理论的研究已经扩展到了生产、收入分配、动态均衡与非均衡、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资源配置等多个方面。由于消费、生产和分配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资本形成与生产、消费以及分配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资本理论在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可以说，西方资本理论发轫于西方古典经济学，成熟于新古典经济学，在现代[28]西方经济学中得到了继续发展。一、古典经济学的资本形成理论
正如古典经济学本身标志着作为一门学科的经济学开始建立一样，古典的资本理论也标志着真正的科学意义上的资本理论的开始。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古典经济学处于统治地位的时期，是资本形成理论的古典主义阶段。古典学派中最先创造性地研究资本的是重农学派。重农学派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以往对财富起源的看法，把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从流通领域转向了生产领域，主张农业生产是真正和唯一的生产领域，所以只有农业才是纯产品，是社会财富的唯一源泉，当然这种观点受到了当时主要生产活动特别是农业生产活动的局限。
亚当·斯密的宏伟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是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标志着古典经济学的确立。如何增加国民财富是《国富论》通篇研究的中心问题。斯密超越了重农学派认为农业生产是创造财富的唯一途径的狭隘见解，指出一切生产部门的活动都是财富创造的源泉。首先，斯密将资本定义为“为了生产而积累起来的财富”，这个定义比重农学派的预付概念更加一般化。其次，斯密在资本的构成问题上，根据资本周转方式的不同对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两个概念进行了明确区分。他认为资本的作用是推动和协助劳动，其中，流动资本通过预付使劳动成为可能，而固定资本则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劳动更加便利。最后，在资本对国民收入格局的影响方面，斯密指出，在出现资本积累和土地所有权之前，产品价值只取决于消耗的劳动量，而在出现资本积累与土地私有权之后，土地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不可避免地参与收入分配，因而出现了剩余，即利润。
另一位古典经济学的伟大代表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继承了斯密关于资本的定义和基本特征，进一步发展了经济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在古典经济理论中首先引进了边际分析方法，根据土地收益递减规律来说明级差地租量的决定。李嘉图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提出了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根据他的基本观点，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和经济的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将会增加，受土地收益率递减规律的影响，在农业中投入同量劳动和资本所能获得的产品增量将逐步降低，从而农产品价格将会逐渐提高。在没有其他力量阻止的条件下，这个过程会继续下去，资本积累终将因利润率为零而终结，整个经济也将处于无增长的静止状态。
综上可以看出，古典经济学中的资本理论基本上已建立了自己的核心概念，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处于初步成熟阶段，但关于资本形成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对物质资本形成的本质来源的探究和追寻上，从而凸显了古典经济学的局限：一是对技术分析和社会分析没有加以区分；二是主要为定性分析而缺乏定量分析；三是基本没[29]有涉及资本的测量问题。二、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本理论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时期，是资本形成理论的新古典主义阶段。新古典经济学即经济学说史家所说的边际[30]主义革命。新古典经济学将近代自然科学的理论概念和分析工具广泛应用于经济研究领域，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与数学论证将大多数经济关系表示为确定的数量关系，并据此概括出带有公理性的有关经济行为的各种规则，例如边际原理等，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历史的、具体的、社会的、定性的分析转向实证的、抽象的、一般的、定量的分析，为此后经济学的分析和研究奠定了基础和规范，经济学的公理化和数理化可以说是由此开始的。
虽然现在人们一般将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英国的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ens）和法国的里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三人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但是新古典经济学是在欧美多国不约而同出现的经济理论创新浪潮，欧美许多国家的经济学家都作出了相应的贡献。例如在资本理论方面，奥地利学派的卡尔·门格尔提出了确定资本收入的“推定理论”（imputation theory），弗里德里希·冯·威塞尔（Friedrich Freiherrvon Wieser）发现并明确阐述了机会成本的原理，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Böhm-Bawerk）提出了生产的迂回过程理论，英国的杰文斯对资本数量的概念和计量进行了研究，此外还有很多欧美国家的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他们的资本理论。虽然这些资本理论的形态多样，但都有共同的特点：一是边际生产率决定资本的收入；二是使用了边际分析方法。这里主要介绍至今仍对现代资本形成和测量有重大影响的三位代表人物的理论，他们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和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31]Bates Clark）。
1．马歇尔的理论
马歇尔是如同亚当·斯密一样的经济学说史上少数集大成者之一。1890年，马歇尔发表了著名著作《经济学原理》，其中包含了当时经济发展的各种成就，建立了一个系统庞大的经济理论体系，将“连续原理”、均衡概念与边际分析等一系列方法结合起来，并首次运用均衡分析，这对以后的经济分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资本理论方面，马歇尔的主要贡献有：（1）马歇尔把资本定义为财富中以营业的方式来获取的那一部分货币形态的收入，包括原材料和生产工具以及各种金融资产和工人的生活资料等。总之，资本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包括以营业为目的所持有的一切东西在内，其职能就是获得纯利润收入，如利息。[32]（2）马歇尔将需求分析与供给分析相结合，仿照市场供求分析的模式，考察了资本与利息的确定问题。从供给方面来看，马歇尔认为，资本来源于储蓄，储蓄意味着消费的延迟，而人类的本性表现为对现在消费满足的偏好总是大于对未来消费满足的偏好，用现在的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人们对不同时期的消费存在主观折现率，因此人们对于储蓄通常要求支付报酬，这就是利息。一般规律是，利息率越高，储蓄也就越高。因此在人们主观心理偏好和生产技术水平等客观因素一定的条件下，储蓄便是利息率的增函数。从需求方面来讲，资本的需求源于资本对生产的作用，根据企业生产的优化条件，企业对于资本的需求取决于追加资本所带来的边际产品，而其边际产品一般[33]呈现递减的趋势。在竞争的作用下，资本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利息率，因此可以推出资本的需求是利息率的减函数。所以资本的均衡收入和均衡数量水平取决于资本的供给与需求均衡时的均衡利息率。
2．欧文·费雪的理论
货币交易方程式是欧文·费雪提出的关于货币数量论的经典表述，另外，他在资本理论方面也有杰出的贡献，提出了“时点”与“时期”、“流量”与“存量”的区分方法，并且他提出的“资本价值不过是资本未来收入的资本化”的观点是现代资产定价理论模型的基石，以下具体分析这两方面的贡献。（1）明确和规范了收入、资本、利息率三者的定义及其相互关系。从时间因素的分析出发，首先区分了“时点”与“时期”这两个概念，并进一步提出了收入和资本的定义。所谓资本就是在某一时点上所有资金财富的存量，而收入则是指某一时期内财富的流入量。[34]由此可见，所有物质财富无论其存在形态如何，就时间关系来讲都可以分为存量和流量。即劳动作为财富存量便属于资本，而劳动服务所获得的工资则属于收入。费雪的定义对后来财富的评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在经济学家已经提出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生产出的资本、社会资本等概念来测量一个国家的财富，后面我们将回到这个问题。（2）研究了利息率的决定。费雪认为人们对投资与消费权衡选择的结果决定利息率。由于不论是选择投资还是选择消费都与利息率紧密相关，因而人们通过这两种选择活动，在货币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关系以及投资市场上的供求关系的作用下，最终确定均衡利息率，该均衡利息率等于投资的边际收益率和个人主观上的时间偏好率。
3．克拉克的理论
克拉克是美国边际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1899年，其成名作《财富的分配》发表，标志着美国在经济学研究方面的崛起。克拉克在资本理论上的主要贡献有以下两个方面。（1）进一步诠释了资本的定义和特征。克拉克指出，资本通常包括两种含义：一是抽象的、一般的资本，即“纯资本”；二是具体的、实在的资本品，即生产资料。所谓纯资本，是指存在于各种具体形式资本品内的一笔资金，是一种“单一的实体”。具体的资本品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生产资料，如原材料、生产工具和自然资源等。[35]（2）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角度，阐述了利息的起源和利息率的决定。克拉克指出，劳动和资本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两种永久性的生产力，二者共同创造财富并参与财富的分配。其中，劳动的收入形式是工资，而资本的收入形式则是利息。因而，就像劳动生产力决定工资一样，利息来源于资本的生产力。此外，克拉克在利息率的决定上引进了边际分析的原则和方法，提出并详细阐述了著名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该理论对后来经济理论中经济增长的分析与测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新古典综合理论的思想来源。三、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资本形成理论
20世纪初至今这段时期，凯恩斯主义思想广泛流行，在政府干预思想的笼罩下，关于资本形成的研究出现了两种明显的趋势。首先，在考察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时，学者们发现公共投资和货币体系日渐成为影响资本形成的有效政策工具。其次，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经济学迅速兴起，从而使物质资本形成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的地位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凯恩斯之后，新增长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蓬勃兴起，成为持续均衡增长观点的主流思想。其中，内生的技术进步和内生的金融发展是确保资本形成过程有效衔接的关键所在，因此资本形成理论在两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与深化。在流派[36]繁多的资本理论中，这里主要选取几个最重要的方面加以介绍。
1．凯恩斯的资本理论
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标志着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开始了“凯恩斯革命”。首先，凯恩斯以有效需求理论取代了传统学派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内部会自动调节至充分就业的均衡理论。他认为，有效需求不足会导致低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有效需求不足是在资本边际效率、边际消费倾向和流动性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作用下产生的，市场机制本身并没有力量使总需求与总供给在充分就业水平上达到均衡，因而需要政府的干预，尤其是财政政策的干预。凯恩斯通过他的消费储蓄函数和投资函数，说明了储蓄有可能不等于投资，因为消费和储蓄取决于收入，而投资取决于利率，所以，储蓄不一定等于投资。而传统观点认为，在利率的调节下，储蓄总是等于投资的。对此，凯恩斯特别强调以刺激投资之策来增加国民产出，并提出两种方法来增加在非充分就业情况下的产出：一是增加货币供给，以降低利率、刺激投资，从而增加生产；二是增加财政的公共支出，特别是公共投资，从而刺激总需求，实现充分就业。
2．“两个剑桥之争”
英国的新凯恩斯主义与美国的新古典综合派之间的“两个剑桥之争”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资本理论的一大焦点，对后期资本理论的产生和资本的测量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先，在理论方面，美国新古典综合派沿袭边际生产论的假设，认为在完全竞争、资本与劳动具有完全替代性、生产要素具有完全可分性、规模收益具有不变性、价格信息及预期具有完全性的条件下，要素收入是由边际生产率决定的，于是就实现了资源配置的优化。[37]而新凯恩斯主义认为这些以完全性为特征的基本假设都没有经过验证，其与实际的事实有出入。第一，现实中不可能存在完全竞争，一般产品的价格都是由厂商在成本基础上以加成定价的方式确立的，很少受市场供需影响；第二，规模收益递增在现代经济社会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正是由于规模收益递增的存在，各种正统的理论前提都难以成立；第三，现实中，生产要素之间的主要关系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
其次，在资本测量方面，资本总量的可测量性是新古典综合派使用总量生产函数的前提之一。对此，新凯恩斯主义提出了关于资本测量的难题，认为资本量不能独立于利息率而率先进行测量。因此，通过总量生产函数中对资本求偏导数的方法来确定利息率必将陷入资本量—利息率—资本量这样一个循环推理的漩涡。经济理论学家们普遍认为现实中的资本品在技术性质、物质形式和使用年限等方面都不相同，所以在逻辑上精确测量资本的可能性很小。但是，经济统计学家们却从未停止过关于国民经济的核算工作。最终“两个剑桥之争”谁也没有说服谁，但此次争论有利于加深对资本问题的认识，特别是关于资本的测量，使得经济学家们不再对不同的资产进行简单加总，而是更深层次地认识到其差异性，通过各种处理方法来进行加总。
3．经济增长与资本积累
经济增长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而对经济增长的研究离不开资本积累。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为探讨经济增长问题提出了多种经济增长模型，其中资本在所有这些模型中都是一个重要要素。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增长模型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哈罗德等提出了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Domar model）。随后，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Arrow）、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B．Chenery）、明海斯（Minhas）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等在20世纪60年代初合作提出了不变替代弹性的生产函数，简称CES函数。因为对于不同部门，替代弹性可能取不同值，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以前一些生产函数的局限性，例如里昂惕夫模型和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的替代弹性为0，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替代弹性为1。戴尔·乔根森（Dale W．Jorgenson）等提出了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其中替代弹性随着自变量的不同取值会发生变化，它比不变弹性生产函数更一般化，可以适应不同时期的特点。迈克尔·波斯金（Michael Boskin）和刘遵义等提出了普适生产函数来适应不同国家的情况，以便进行比较分析。
4．关于投资的几种理论
对于投资的解释，现代西方经济学从企业的角度发展了几种不同的投资行为理论。包括：（1）资本存量理论。如何使企业财富的净现值实现最大化决定着企业对资本的需求，因此企业的资本存量有一个最优值，这个最优值又决定了企业对投资的需求。（2）加速理论。资本的产出与需求成比例。（3）流动性理论。企业的内部资金量与其资本需求成比例。（4）企业价值理论。企业的资本需求与其市场价值[38]成比例。
5．关于经济增长来源的分析
自从索洛等根据总量生产函数对美国的经济增长进行了首例分析之后，如何对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进行测量，已经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项目。按照索洛等人的估计，美国的人均收入增长中有50％以上归因于技术进步，其余则为人均资本增长即资本深化的结果。自索洛之后，这种分析经历了数次改进。（1）爱德华·丹尼森（Edward Fulton Denison）的方法。丹尼森采取的也是总量函数的方法，丹尼森对投入要素的分类比索洛细致得多。在资本方面，丹尼森把资本划分为住宅建筑和住宅土地、非住宅建筑和设备、非住宅土地以及存货；在劳动方面，丹尼森把劳动投入分为就业、劳动者教育、工作时间、性别以及年龄等因素，并将这些投入分量合并成投入指数，进而利用权重合成总投入指数。（2）乔根森和J．W．肯德里克（J．W．Kendrick）的度量方法。这两种方法都采用了部门生产函数。其中，肯德里克的贡献在于度量了劳动投入，而乔根森的贡献是对资本投入的度量，他采用永续盘存法，以资本的使用成本为权重，对交叉分类的各资本分量的存量进行度量。乔根森认为，假如能正确地测量出所有投入要素的服务以及产出，并且满足新古典的产品和要素市场均衡，那么经济增长应能全部为要素投入所解释，由此可以弄清经济增长的来龙去脉。这种资本测量方法不仅能用于测量经济增长的来源，而且能用于测量国家的[39]财富总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四、西方资本形成理论的缺陷
西方资本形成理论阐述了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剖析了资本形成的诸多影响因素，提出了一些促进资本形成的政策建议，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活动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从许多发展中国家进行工业化的历史进程来看，这些国家普遍实行的高储蓄、高投资、吸引外资流入等经济政策，都说明资本形成理论大行其道。正如西方一些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在所有单一发展因素分析方法[40]中，资本形成的集中可能是最有影响、最持久的了。
不过，如果我们深入分析一下，则不难发现西方资本形成理论存在种种不足之处，有些甚至是致命的缺陷。在此，我们指出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在西方资本形成理论中，资本形成只是表示实际投资的规模或水平，而没被理解为在一种机制作用下发生的经济过程。在西方经济学中，资本形成是指总投资的增加，即净投资（实际资本积累）。不过，由于资本重置通常包含了生产能力的一次性显著上升，不少西方经济学家也认识到总投资额要比净投资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更为直接和重要，因而也用资本形成一词表示总投资。如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指出，资本形成指的是资本数量的增加，如果不扣除即期耗费的固定资本，则是指资本总额，如果做了扣[41][42]除则是指资本净额。在库兹涅茨后来所写的一系列著作中，他仍然把资本形成理解为一种资本数量指标。显然，这种认识缺陷是致命的。它一方面不能解释一国资本形成净额或总额大小的内在原因；另一方面又使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力和研究兴趣集中于说明资本形成规模、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却忽视了为资本短缺的发展中国家指明一条明晰的培育资本形成机制的金光大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资本形成理论是没有多少“生产性”的。我们认为，只有从机制作用过程的角度去理解资本形成，才能同时解释一国资本形成的规模及其原因，也唯有如此，才能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政策制定提供坚实、正确的理论基础。
其次，西方资本形成理论分析了影响资本形成的许多因素，但由于其缺乏一个明晰的资本形成机制的理论架构，因此这些影响因素显得有些四分五裂，不能纳入一个统一的理论架构。此外，在对资本形成理论的因素分析方面，货币金融对资本形成的影响估计不足、分析不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基本割舍了货币金融问题。例如，罗格纳·纳克斯（Ragnar Nurkes）指出，所有金融问题，在我们的讨论中，都[43]将居于不重要的地位。就连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这样杰出的经济学家，在其写作《经济增长理论》时，除了蜻蜓点水地说过“创造货币来为资本形成提供资金”，“轻微的通货膨胀加快了资本形成”这样一些话外，也再难听到他强调货币金融因素的声音了。正是因为这点，《经济增长理论》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带有局限性的满足。
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对这种轻视货币金融作用的理论研究状况早已表达过他们的忧思与遗憾。戈德史密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已指出，对于解释经济增长的特性和速度的差异来说，恐怕金融因素将是一个太无力且愚钝的工具，除非我们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和金融结构的知识较之目前有一个大的飞跃。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戈德史密斯再次感叹道，这些句子是在15年前写下的，未做丝毫改动。遗憾[44]的是，现在它们的正确性几乎仍然和过去一样。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和金融问题有深刻研究和独特见解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爱德华·肖也指出，经济发展的实践和占据支配地位的传统理论，没有涉及金融[45]同经济的相互关系这个主题。所幸的是，戈德史密斯、爱德华·肖及麦金农等人的著述，开始打破这一潭死水似的研究状况，把眼光投向货币金融体系“在改善资本形成质量和数量上的奇特作用”（麦金农语）上，为我们构筑一个突出货币金融作用的资本形成理论架构提供了基本方向。2.3.3 国内的资本形成理论
中国学者对资本形成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主要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视角对资本形成效率和机制进行了研究。
纵向视角主要从货币金融体系、财政税收制度以及体制特征等方面进行探讨。主要研究成果有：林立新（1997）对资本形成中的金融因素做了分析，指出金融对资本形成的贡献越来越大，为促进资本形成，必须开拓多元化金融业务，进行金融工具创新，积极培育和规范金融市场，完善金融法规，促进金融同业竞争，实现利率市场化等。赵晓雷（2003）对资本形成条件与货币政策效应做了分析，他认为资本形成条件的变化，将使资本形成模式发生相应变化，进而使货币政策的调节机制和调节效应也发生变化。沈坤荣、孙文杰（2004）从金融发展角度分析了资本形成、储蓄投资水平、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以及整个过程中产生的宏观经济波动。他们认为，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投资效率低下，并由此导致全要素生产率（TFP）不高，故而主张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升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胡峰（2003）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对中国资本形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国际直接投资与东道国资本形成具有密切的相关关系。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投资会对中国资本形成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陈永俊（2004）对资本外逃的形成机制及防范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资本外逃减少了国内资本形成，造成大量税收流失，也给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这一目标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王少国（2005）分析了中国金融发展对资本形成的影响，他认为，金融部门的储蓄动员能力与储蓄潜力存在差距、金融中介效率低下是导致中国金融部门资本形成效率不高的原因。基于此，他提出要通过打破金融二元性、进行金融创新和完善金融市场等措施来加以解决。邓强（2006）通过资本市场宏观经济意义分析，研究了宏观经济政策与资本形成机制的契合。他认为，资本形成机制的宏观经济含义体现为实现国民收入良性循环，这一良性循环不只是体现为消费、积累比例的确定，还体现为形成投资的现实效益，这种效益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经济结构的优化。周建和汪伟（2006）利用向量自回归分析模型研究了1978～2004年中国资本形成水平、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等指标以及它们之间的动态相关性，并在此基础上使用方差分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以及动态相关系数等方法对私人资本、公共资本与产出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进行了全面系统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实际产出增长率、私人资本增长率和公共资本增长率之间有着较强的当期相关性，呈现出影响上的近似对称性。
横向视角主要从区域经济发展中资本形成的差异以及地方政府竞争等方面展开。这方面的主要文献有：钟永红（2004）分析了中国区域资本形成的空间特征及成因，并认为资本形成的地区差异是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最重要的因素，资本形成的空间格局直接影响区域经济增长速度，从而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曾雁（2004）通过对东、中、西部地区资本投入分布及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分析，得出资本投入贡献的差距是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根本原因。赵峰（2005）分析了西部地区资本形成的瓶颈制约与资本市场发展状况，认为资本形成不足是西部地区落后的直接原因，发展资本市场可以有效地促进西部地区的资本形成。推进制度创新、完善金融市场、塑造市场投资主体、吸引民间资本、提高利用外资的规[46]模和效益是发展西部资本市场的主要路径。伍艳（2004）研究了西部地区的资本形成机制，她认为西部地区的资本形成机制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是改革前储蓄主体与投资主体合一的“财政主导型”储蓄—投资转化机制；二是改革后储蓄主体与投资主体分离的“银行主导型”储蓄—投资转化机制。她建议西部地区应建立“市场主导型”资本形成机制，依靠健全的市场体系实现资本形成的良性循环。黄飞鸣（2005）基于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理论和中国经济“割据”、市场不统一的条件，从资本形成模式和形成机制方面分析了东、西部地区的差异，较为合理地解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刘大志和蔡玉胜（2005）从地方政府竞争这一横向视角，对转型期中国资本形成的“囚徒困境”及其成因进行了考察，揭示了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竞争对资本形成及经济增长绩效的深刻影响。他们认为，对于目前资本形成的“囚徒困境”，一个可行的解决思路是推动区域竞争，以削弱地方政府竞争的行政博弈倾向，实行资本形成的制度创新。另外，刘大志（2005）也对资本形成过程中的地方政府竞争进行了分析，认为目前中国资本形成格局动态演进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地方政府竞争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资本形成格局演进的路径和进程。米运生（2006）在《中国信贷资本配置效率的空间差异：基于四大区域及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中，根据资本形成的来源，运用面板数据分析了资本在东部、东北部、中部和西部四大地区之间配置的效率及其差异，分析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区域内，自筹资金的资本配置效率最为显著，拥有较好的统计特性。其他来源的资本如银行贷款、外资和预算等，其区域资本配置效率的统计特性呈现依次递减现象。2.3.4 资本形成理论评述
资本形成理论大体经历了一个从实体经济时代到虚拟经济时代，从制度外生到制度内生，从重视资本形成来源到强调资本形成渠道的演进与变迁的过程。从上述国内外各种资本形成理论的发展、变化来看，一方面，资本的概念和形态多种多样。总的来说，资本同其他商品一样，具有两重属性：一是资本的使用价值属性，即资本的生产属性；二是资本的价值属性，即资本的分配属性，当今市场经济中，资本的多少总是可以用一定数量的货币来表示。首先，资本的生产属性表现为它是一种生产要素，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石，资本的生产属性体现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与资本的租赁价格又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有关资本与经济增长的测量应以资本的租赁价格为基础。另外，资本的分配属性表现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本的筹集和使用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表现为资本的收益率或利率，这也是资本所有者所关心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租赁价格与资本的收益率是密切相连的，这种关系的具体形式取决于税收[47]的结构和资本的折旧率。而一个经济体所使用的资本的多少及其内在的技术水平是经济发展水平或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假如用人力资本来表示劳动者的素质的话，那么这种广义的资本就是一个国家增加财富和发展经济的基础。
另一方面，资本积累来源于储蓄剩余，储蓄取决于时间偏好、收入水平、经济波动状态、利率水平以及税收结构。资本积累最终流向资本投入，资本投入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不仅如此，新技术的采用一般体现为新设备的采用，而技术开发一般要经过研究开发投资来进行，技术的进步离不开投资。因此，投资决策是经济增长[48]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对资本的需求取决于为实现生产目的而采取的最优化行为，如果企业的目的是使资本所有者的财富最大化，则企业对资本的需求决定于企业现金流折现值的最大化。2.4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2.4.1 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文献一、国外对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
区域经济理论主要以经济地域空间差异为研究对象。近年来国外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都有了新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1）地区差异的构成与分解。近年来，各国学者开始运用一些新的方法对地区地理差异的构成进行分析，把地理因素纳入经济学分析，试图解释其一般性规律，以揭示引起地区经济活动差异变动的地理方面的因素。采用的主要方法如加权变异系数法，它可以对地区差异的产业结构进行分解，而锡尔系数和广义熵指数法则可以对地区差异的地理构成进行分解。（2）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逊（John Williamson）提出区域收入趋同假说，到80年代小阿莫斯·霍斯泰特（Amos Hosteter）提出“在经济发展后期阶段区域收入趋同”的假说，各国学者大都是从区域差异的角度来探讨区域收入趋同或趋异问题的。而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运用新古典增长模型来探讨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问题。（3）运用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新经济增长理论注重动态分析，强调技术进步的内在性和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运用这一工具不仅可以研究地区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而且可以进一步研究区域经济增长的原因。（4）运用各种新的计量模型对企业投资定位和地方政府经济发展政策进行评价的实证研究。新的计量模型的运用加强了演化经济理论的可证伪性，学者们通过问卷调查和大量统计数据分析，借助社会经济系统仿真模拟软件，并对实际数据采用非线性编程计量方法，着重探讨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为企业决策和地方政府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提供依据。这些方法同样适用于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49]
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到20世纪50年代末，比较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及其相关理论主要有：德国农业经济和地理学家杜能（Thunen）在1826年发表的著作《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中提出的“农业区位论”、1957年缪尔达尔（Myrdal）在其著作《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中提出的“累积因果论”、1958年赫什曼（Hirrshman）在其著作《经济发展战略》中提出的“核心与边缘区理论”、1960年艾萨德（Isard）提出的“国家干预政策”等。这段时间的研究主要从孤立的角度来分析某一区域经济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国外研究主要关注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间均衡发展、区域发展战略和综合布局、区域经济研究的数学模型这三个领域。其中，弗里德曼在1966年的著作《区域政策》、胡佛（Hoover）在1975年的著作《区域经济导论》、鲍茨和斯坦的著作《自由市场条件下的经济增长》、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的著作《区域不平等和国家发展过程》、1955年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的著作《略论增长极概念》等均围绕着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间均衡发展这个领域提出了各自的建设性分析。而汉森（Hansen）在1972年的著作《区域开发中的增长极核》、劳埃德（Lioyd）在1977年的著作《空间区位》、帕特赖克（Patnaik）在1981年的著作《第三世界国家区域开发与规划经济学》、理查森（Richardson）的著作《区域增长理论》等围绕着区域发展战略和综合布局提出了各自的观点。1978年布朗（Brown）的《区域—国家经济模型》、1977年因特里格特（Intigator）的《经济模型技术与应用》围绕着区域经济研究的数学模型进行了研究。二、国内对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
中国的经济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区域经济差异进行了理论研究和探索，学者们对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中的作用进行了论述，提出了要建立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网络。这是中心极理论在国内的[50]应用。在整个80年代，学者们对梯度理论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争论，在东部地区坚持梯度理论、循序西移观点的同时，部分学者提出[51]了西部地区跳跃式推移的反梯度推移理论。反梯度推移理论认为：尽管地区间存在经济技术水平的梯度，但这种现有的生产力水平的梯度顺序，不一定就是引进先进技术或经济开发的顺序；后一顺序只能由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性决定。如果低梯度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较好的外在经济效应，且又有市场需要，并具备必要条件，那么就可以引进先进技术进行大规模开发，实施超越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52]便可向高一级梯度的地区进行反向推移。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反梯度推移理论的应用。由于梯度内经济发展在现实中并非同质单元，[53]针对梯度理论的这个缺点学者们建立了辐射理论。另外中国区域差异研究还形成了以下特征：研究的区域单元日益细化，目前已具体到县、市；研究方法多样化而且逐渐更新；学术界就中国区域经济差异成因问题已基本达成共识，而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化趋势则争议较大。
实证研究方面，刘树成（1994）使用人均国民收入指标来反映区域经济差异状况，用标准差来衡量区域经济绝对差异，用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加权离均差系数和基尼系数来衡量区域经济相对差异，结论是新中国成立四十多年来中国区域经济绝对差异是不断扩大的，[54]区域经济相对差异在不同区域层次上的变化过程是不尽相同的。胡鞍钢（1995）使用人均国民收入和人均GDP这两个指标，计算了它们的相对差异系数、加权差异系数、最大与最小系数，从中反映出中国省区层次上的经济差异。魏后凯（1992）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差异反映中国三大地带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结果发现1978年以来三大地带经济发展差距在不断扩大：1949年以来中国省（市、区）间收入差异的变动格局大体呈倒U形；沿海与内地间、东中部之间以及东西部间收入差异的变动格局大致呈S形；六大区（华北、东北、华中、中南、西南和西北）之间收入差异的变动大致呈S
[55]形。林毅夫等使用1978～1995年各省（市、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收入及基尼系数得出，1978～1995年全国人均GDP快速增长，但反映地区收入差异的基尼系数却比较稳定，在1985年以前缓慢下降，之后缓慢上升；同样，人均收入也增长很快，人均收入基[56]尼系数的变化同人均GDP基尼系数的变化相似。王必达（2003）认为制度变迁是后发展区域经济增长的发动因素，并认为由技术模仿创新所决定的制度移植变迁是后发展区域制度变迁的主要形式。王小鲁和樊纲（2004）认为，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是区域差异变化的主要原因。孙敬水和熊璐（2005）在给出东、中、西部三大地带间制度性差异比较的基础上，得出区域间制度性差异是造成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原因。曲鲁宁计算了1985～2005年的GDP和人口的泰尔指数（Theil Index）、人类发展指数（HDI），认为中国地区差距轨迹的总体趋势有点类似V形，八大综合经济区差距的总体趋[57]势也呈现V形，区域内差距呈现不断缩小的趋势。
取得的成果主要有：1989年周启业等撰写的《区域经济学》、1995年陆大道撰写的《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1989年杨开忠的《中国区域发展研究》、1992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写的《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1993年刘在兴主编的《中国区域经济：数量分析和对比研究》、1994年孙尚清主编的《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1995年韦伟撰写的《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区域差异与区域协调》、1995年胡鞍钢的《中国地区差距报告》以及1998年曾坤生的《动态协调发展：迈向21世纪的中国区域经济》等。2.4.2 区域经济发展相关理论一、区域经济发展竞争优势理论
1．绝对优势理论
绝对优势（absolute advantage）理论又称绝对成本优势理论，由亚当·斯密提出，该理论将一国内部不同职业之间、不同工种之间的分工原理推演到各国之间的分工，从而形成了其国际分工理论，是最早主张自由贸易的理论。斯密认为，各国应该以自己国家拥有的绝对优势为基础，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分工，分工的原则是成本的绝对优势或绝对利益。分工之前，每个国家都会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产品，但是每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也就是每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劳动力、生产力状况不一样，这样就会造成同一种产品的成本不同。自然禀赋或后天的有利条件构成了分工的基础。分工的产生是由于存在“人类[58]要求互相交换这个倾向”，当完成分工后，再去交换自己没有生产却又需要的产品，由于实现了专业化生产，此举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提高了生产效率。斯密从一般制造业工厂内部的分工开始，进而分析了国家之间的产业分工，得出了一般性结论，即各国在不同产品的生产上大多拥有某种优势，不同国家分别专业化生产具有绝对成本优势的产品并用来同其他国家进行产品交换是其必然选择。
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完全建立在某国（地区）对某种产品生产的高效率、低成本，进而该产品的低价格的基础之上。价格机制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核心机制，厂商通过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来获取相对于市场上同类产品的价格优势，进而确立了产品的竞争优势。因此，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是绝对成本优势和绝对价格优势的同义语。
但绝对优势理论内含着一个前提假设，即一个参与国与其他参与国相比，至少有一种产品的生产具有绝对的低成本优势，然后此参与国将生产此种产品以换取其他参与国的其他产品，这实际上是一种理想化的假设，亦即具有这种绝对成本优势的国家是广泛存在的。然而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均具有这种“优势”。按照斯密的理论，不具有“优势”的国家无法进行国际分工，更无法进行贸易往来，但是不具有优势的国家当然也可以参与国际分工，与他国进行贸易往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正是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有学者认为，绝对优势理论是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个特例。
2．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理论又称比较成本优势理论或相对成本优势理论，是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首先提出的。1817年，大卫·李嘉图出版了其不朽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
[59]理》，在该书中，李嘉图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用两个国家、两种产品的模型，提出和阐述了比较成本优势学说。上面提到的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认为，由于国家间以及地区间各种要素条件不同，差距的产生不可避免，因此构成贸易的条件是必须具有绝对优势，也就是不同产品都有各自的绝对效率或成本。而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而非绝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比较优势理论是绝对优势理论的发展，尽管一国在两种贸易品上相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同种商品都处于劣势，但还是具有贸易分工的可能，只要处于劣势的国家在两种商品生产上劣势程度不同。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发展了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把区域分工和区域间贸易往来扩展到了新的范畴，为区域以比较优势为基础发展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但这一理论属于静态分析方法，建立在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等与现实不符的假设基础之上，没有解释各种要素自由流动时的情况。此外，李嘉图解释了劳动生产率差异如何引起国际贸易，但没有进一步解释造成各国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原因。
3．资源禀赋论
赫克歇尔（Hecksher，1919）和俄林（Ohlin，1993），又提出了“资源禀赋论”（又称赫克歇尔—俄林理论）。他们认为，以要素分布为客观基础，强调各个国家和地区不同要素禀赋和不同商品的不同生产函数对贸易产生的决定性作用。一个国家出口用其相对富足的要素密集生产的那些物品，进口该国用相对稀缺的要素密集生产的那些物品。即相对禀赋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价格差异，导致了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
所有产品要求生产要素以不同比率进行组合，根据商品生产过程中所包含的生产要素密集程度的不同，可把国际贸易商品大致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四类。在生产要素不易在国际间流动的条件下，国际贸易作为要素流动的替代物具有优化要素配置的功能。那些某种要素丰富而其他要素缺乏的国家，可以生产需要大量丰裕要素而只需要少量稀缺要素的产品，各国都要按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和稀缺程度进行国际分工，这样就可以使生产要素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使资源达到有效配置，从而使本国总产量增加。因此，资源禀赋论可以算是对前两种理论的发展和深化。
资源禀赋理论补充了斯密和李嘉图的地域分工理论，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该理论舍弃了技术、经济条件等方面的差别，并假定各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是一样的，从而把比较优势当成是绝对和不变的；二是在分析中所包含的生产要素不够充分；三是完全没有考虑需求因素的影响；四是有关自由贸易和不存在政府对贸易的干预等假定与现实不符。二、区域经济发展均衡理论
1．大推进理论“大推进理论”又称“平衡发展理论”，是关于发展中国家各工业部门必须同时平衡发展的一种理论。英籍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1943年在《东欧和东南欧的工业化问题》一文中首先提出这一理论，1961年又在《关于大推进理论的说明》一文中做了进一步阐述。罗森斯坦·罗丹认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实现经济发展的途径是工业化，必须对各个工业部门全面地、大规模地投入资本，工业化才能实现，经济才能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只有扩大投资规模，同时创建各种企业，才能取得规模经济效应，发挥外部经济效应。另一方面，经济中存在着种种不可分性。第一，资本供给，特别是社会分摊资本供给的不可分性。一个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投资量才能建成，如果只是单项投资是不能产生预期经济效益的，只有各有关部门同时投资，才能形成生产能力。第二，储蓄的不可分性。发展经济需要大量投资，因此要有大量储蓄，而储蓄受制于收入水平，收入水平低，消费所占比重大，储蓄就不能快速增加，只有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限度后，储蓄才可能大幅度提高，而收入的提高有赖于对生产的大规模投资。第三，需求的不可分性。投资成功与否同市场需求密切相关，为形成广大的市场，必须大规模地在各个部门和各个行业同时进行必要的投资，如此才能形成彼此联系的广大国内市场。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要想摆脱贫困、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目标，最为有效的方法是快速实现工业化，而工业化实现的最大障碍是资本形成不足，因此，必须对各个工业部门全面地、大规模地进行投资，使各个工业部门都能够快速成长，工业化才能实现，经济才会发展。对各个工业部门进行全面投资，能够创建不同企业，形成整体规模效应，发挥外部经济效应。同时，工业部门的发展需要有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其他发展基础作为保障，而且各工业部门的“起飞”还需要突破某一“临界速度”，因此，为了克服单项投资无法实现的规模效应障碍，形成集合型生产能力，并超越工业“起飞”的临界限度，必须采取“大推进”战略，增强对工业的投资强度和广度。
2．哈罗德—多马模型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以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为基础，考察了一个国家在长期内为实现国民收入和就业的稳定均衡增长所必须具备的条件。1948年英国经济学家罗伊·F·哈罗德在《动态经济学导论》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增长模型。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假定包括：全社会所生产的产品只有一种，可为消费品，也可为资本品；只有劳动和资本这两种生产要素；产品的规模收益不变；不存在技术进步。
哈罗德集中考察了三个变量：第一个变量是储蓄率S，S=X/Y（X为储蓄量，Y为国民收入）；第二个变量是资本产出比率V，V=K/Y（K为资本存量）；第三个变量是有保证的增长率Gw，即在S和V为已知时，为了使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所需要的产出增长率。为了实现稳定状态的经济增长，要求S、V和Gw这三个变量满足Gw=S/V。在多马的理论中，以I和ΔI分别代表投资和投资增量，S代表储蓄率，ð代表资本生产率或投资效率，ð=Y/K=1/V。多马的基本公式为ΔI/I=ðxS。因此多马模型与哈罗德模型实质上是一样的，它认为在S和V固定不变的情况下，只有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产量（Y）、资本存量（K）和投资（I）才能按增长率Gw年复一年地增长下去。投资具有双重效应，不仅能增加总需求，而且也能增加总供给。要使逐年的新投资所产生的不断扩大的生产能力始终得到充分利用，产量（或收入）应按固定不变的增长率逐年增长，哈罗德称这种增长率Gw为有保证的增长率，又称之为均衡增长率。一个国家在任何一年里实际上实现的增长率，哈罗德称之为实际增长率G。为了使社会经济实际上能够均衡地增长，要求G=Gw=S/V。在现实经济中，由于储蓄不一定全部转化为投资，或总需求与总供给不一定相等，所以G和Gw的完全一致仅是偶然的，一旦实际增长率和有保证的增长率不一致，在之后的时期里，将出现累积性的经济扩张（G＞Gw）或经济收缩（G＜Gw）。
同时哈罗德模型还引入“自然增长率”的概念，自然增长率是在人口变动和技术变动条件下一个国家所能实现的最大增长率。哈罗德认为，自然增长率Gn和均衡增长率Gw的背离将使一个社会处于长期停滞或长期高涨的状况。例如，Gw＞Gn，这表明储蓄和投资的增长率（从而资本存量的增长率）超过了劳动力的增长率，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将进一步缩减其投资，致使实际增长率G小于有保证的增长率Gw，经济将处于长期萧条状态。反之，假如Gw＜Gn，则表明现存资本设备处于充分利用的状态，生产为资本家提供了高额利润，由此将刺激资本家进一步进行新的投资。这样，社会经济将处于长期高涨状态，甚至出现持续通货膨胀现象。因此，只有Gw=Gn才是合乎理想的长期增长状态。
3．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1953年，罗格纳·纳克斯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一书中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纳克斯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低，投资的资金供给（储蓄）和产品需求（消费）都不足，这就限制了资本形成，使发展中国家长期陷于贫困之中。收入水平低使得欠发达地区资本积累水平低、购买力水平低，导致这些地区资本供给不足和对资本的有效需求不足，进而使这些地区的经济长期处于“贫困恶性循环”之中。
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供给方面，存在着一个“低收入→低储蓄能力→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二是需求方面，同样存在着一个“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激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
纳克斯认为，摆脱“低水平的均衡陷阱”的出路在于采取均衡增长战略，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同时增加投资，合理分配投资，使市场扩大，形成有效的资本积累和有效的资本需求，借助各部门之间的关联作用和互补性，扩大各部门的外部经济性，克服由于市场狭小导致的投资有效需求不足和资本供给不足的双重障碍，推动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而限制资本供给、有效投资的根本瓶颈是储蓄。也就是说，储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但如果单纯增加储蓄，就会使消费缩减，这样就会使市场进一步狭小化；而如果只是增加消费，市场可能会扩张，但结果会削弱区域的资本供给能力。这就是矛盾双方，要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协调好两者，使它们达到一种均衡的状态，既要有有效的投资需求，又要有充足的资本供给。
4．纳尔逊陷阱
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R．R．Nelson）发表了以“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为题的论文，利用数学模型考察了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本与人均收入、人口增长与人均收入增长、产出增长与人均收入增长的关系，并综合研究了在人均收入和人口按不同速率增长的情况下，人均资本增长与资本形成问题，从而形成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其理论核心是，发展中国家人口过快增长是阻碍人均收入迅速提高的“陷阱”，必须大规模投资，使投资和产出超过人口增长，实现人均收入大幅度提高和经济增长。低水平均衡陷阱是由低下的人均收入造成的。若要冲出这个陷阱，人均收入就必须大幅度地、迅速地增加，使新的投资所带来的国民收入增长持续地快于人口增长。“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的意义在于：第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贫穷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人均收入过低、投资量小和资本形成不足，而人均收入低的原因在于资本形成不足。由此可见，资本稀缺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和关键所在。第二，它提出应全面地、大规模地投资，以大幅度提高资本形成率，实现经济增长。第三，它从多方面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分析了资本稀缺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强调了资本形成对摆脱“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决定作用。
这对研究中国西部大开发，寻找实现经济发展的途径，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中国西部地区正处于“低水平均衡陷阱”之中，要走出这一“陷阱”：首先，要深化改革，实现制度创新，大幅度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其次，要通过金融深化促进资本形成，储蓄仅仅是资本积累的源泉，而完善的金融体制和发达的金融机构才能将储蓄转化为有效率的投资，从而形成促进经济发展的资本积累；最后，通过大规模投资，扩大经济规模，增加就业机会，使当地城乡居民收入有一个大的提高，从而扩大市场容量，促进加工贸易发展。
5．罗斯托“起飞”理论
研究区域经济发展进程，探讨区域经济由低级到高级、由贫穷到富强的阶段性规律，找出各阶段区域经济所具备的特征，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罗斯托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就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理论。美国经济学家W．W．罗斯托（W．W．Rostow，1960，1971）在其《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首次提出自己的经济发展阶段说，并在后来发表的另一部著作《政治和成长的阶段》中对其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在经济成长阶段论中，罗斯托把经济增长阶段分为六个部分，依次是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和超越大众消费阶段。第三阶段即起飞阶段与生产方式的急剧变革联系在一起，意味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开始，在所有阶段中是最关键的，是经济摆脱不发达状态的分水岭，罗斯托对这一阶段的分析也最透彻，因此罗斯托的理论也被人们叫做起飞理论。
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是在考察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后提出的，它正确地强调了国际贸易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对落后国家追赶先进国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是一种重要的现代化理论。一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曾经自觉地实践了罗斯托的理论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罗斯托理论的局限性表现为：一方面，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是一种线性的发展理论，不具备周期理论的预见性。另一方面，罗斯托的理论忽略了多种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的可能性，实际上，一些小的经济体，如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完全可能以其他路径实现现代化，或者实现跳跃式发展。
6．莱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临界最小努力”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莱宾斯坦（Harvey Leibenstein）于1957年提出来的。“临界最小努力”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努力使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以实现长期持续增长。在不发达经济中，刺激人均收入提高和刺激人均收入下降的力量并存，如果经济发展的努力达不到一定水平，提高人均收入的刺激小于临界规模，那就不能克服发展障碍，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为使一国经济取得长期持续增长，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受到大于临界最小规模的增长刺激。该理论的出发点是：承认“贫困恶性循环”和“低水平均衡陷阱”在发展中国家的存在。
该理论使人们注意到投资规模的积极作用和人口压力造成的现实和潜在的威胁，但是过分夸大了资本形成对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有的经济学家还指出，突破恶性循环，谋求经济增长，并不一定需要一个“临界最小努力”，小量资本投入也可以达到目的。因为人均收入提高时，资本存量的质量、劳动力素质以及工作技能都可能得到改进。三、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理论
1．中心—外围理论
中心—外围理论首先由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于20世纪40年代在其著作《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中提出。他把全球经济体分成两部分——发达国家充当的中心部分和发展中国家充当的外围部分。发达国家部分处于工业核心部位，经济结构是多样化的，而充当外围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则是专业化的。全球经济被中心部分分工，外围国家负责专业化生产，绝大部分生产资源被用来不断地扩大初级产品生产部门，而对工业制成品和服务的需求大多依靠进口来满足。同时，外围地区的生产技术落后，技术进步会首先发生在中心地区，生产力的进步进一步巩固其中心地位。中心与外围之间的这种结构性差异并不说明它们是彼此独立存在的体系，恰恰相反，它们是作为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的两极存在的，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动态的世界经济体系。
之所以会出现中心外围的差异，原因在于以下几点：（1）最初的开始阶段，外围地区经济落后了，于是形成了这种中心—外围的局面。当时，西方世界率先爆发了工业革命，逐渐采取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当这些国家开始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以后，这种变化越来越大，而且形成了中心国家的工业品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初级产品之间的初步国际分工。（2）中心与外围之间的贸易不平等，经济权力集中在中心，中心国家以生产和出口工业品为主，而外围国家则以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为主。长期的贸易恶化进一步加深了中心—外围之间的不平等。（3）技术进步、高效的生产活动，以及生产的创新等也都集中在中心。技术进步首先发生在中心，它的工业部门容易吸收新技术，因而会提高工业生产率，使工业的要素收入增加，制成品价格较高。而初级产品部门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投入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初级产品价格较低。中心—外围理论主要着眼于世界经济体，这一理论之后得到了发展，弗里德曼的核心区与边缘区理论也继承了这一思想，不过核心区与边缘区理论分析的是区域经济之间的问题，可以说是把这一理论放到了另一个更小的环境，后面我们将介绍核心区与边缘区理论。
这一理论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即政府与市场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缺一不可，既要强化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又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弥补市场不足方面的作用，并大力改善交通条件，加快城市化进程，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2．佩鲁的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理论首先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后又由法国地理学家布代维尔（J．B．Bouderille）等进行了发展和完善。
佩鲁认为，在某一特定的经济空间存在着若干经济中心或经济极，它们会产生类似磁极作用的磁力场。增长极是通过具有创新能力的主导企业在某些地区聚集而形成的一个集生产、科技、人才、金融等多种经济功能于一身的经济中心。增长极具有两方面的效应：一是极化效应，即向心力，在极点地区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增强极点的自我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就像一个磁极的中心地区，越是靠近中心，吸引力越大；另一个是扩散效应，即离心力，增长极的生产要素向外围转移，对周围地区产生辐射作用。20世纪60年代初，罗德文（Rodwin）将佩鲁增长极的范畴从仅为“厂商”或“工厂”扩展至抽象的空间，布代维尔又将其扩展至地理空间，对增长极理论进行了补[60]充和完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增长极理论是建立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基础之上的，它强调首先要尽可能地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发展潜力大、经济效益好的地区或部门，这对中国的借鉴意义重大。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均衡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非均衡时期，直至现在非均衡协调的经济发展时期。我们可以借鉴增长极理论推动中国东部带动西部的发展战略。
很多国家的实践表明，增长极理论也是有缺陷的：（1）增长极推动主导产业和工业的发展，具有相对利益，产生吸引力和向心力，使周围地区的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转移到核心地区，剥夺了周围区域的发展机会，使核心区域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扩大，这是增长极对周围区域产生的负效果。（2）扩散阶段前的极化阶段时间过于漫长。扩散效应是极化效应的反向过程，两者作用力的大小是不等的。缪尔达尔认为市场力的作用通常倾向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间的差异，在增长极的作用过程中，如果不加强国家干预，回流效应（即极化效应）总是大于扩散效应。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落后地区的人们要继续忍受贫困，而且政治不安定因素也有可能增加。此外，对于讲求政绩的政府官员来说，如果在短期内看不到政策的显著效果，那么对增长极政策的实施就不会那么尽心尽力，甚至使这一政策搁浅。
3．累积循环因果关系理论
累积循环因果关系理论是由瑞典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缪尔达尔于1957年提出来的，后经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us Kaldor）、齐普·迪克逊（Chil Dickson）和A．P．瑟尔沃尔（A．P．Thirlwall）等人发展并具体化为模型。
缪尔达尔在《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一书中最早提出了国内区域经济二元结构理论。他认为，在社会经济制度的动态演进过程中，各种社会经济制度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互为因果的，某一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会引起另一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循环下去，将导致社会经济过程沿着最初变化的方向发展。他指出，欠发达国家区域经济二元结构形成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初期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在人均收入、工资水平和利润率等方面是大体一致的，但某些地区在外部因素的推动下，率先发展起来，打破了地区间的原有平衡状态，生产要素在地区间流动并非像新古典主义所认为的那样会使要素价格或要素收入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趋于一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生产要素的吸收是有选择性的，落后地区高质量的生产要素不断向发达地区集聚，即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初期影响主要表现为“回波效应”（回波效应是指落后地区的劳动、资本、资源和技术等要素，因受发达地区较高收益率的吸引而向发达地区集聚的现象）。“回波效应”是“累积循环因果关系”作用的结果，这一作用使得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愈加严重。随着发达地区经济不断发展，当出现人口密集、基础设施紧张、生产成本递增、资源不足、资源过剩等延缓经济发展的问题时，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作用才表现为“扩散效应”（扩散效应是指发达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人口稠密、交通拥挤、资源相对不足、生产成本上升、外部经济性减少，发达地区再继续集聚已不再经济时，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为了追求更高的边际效益，开始向周边落后地区扩散，带动周边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增长）。此时，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差距才开始逐渐缩小。
为此，缪尔达尔提出了克服这种二元结构的政策性建议，即在经济达到高度发达之前，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倾向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差距，因此政府不能消极地等待市场力量自行熨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区域经济二元结构，而应该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刺激和帮助落后地区，缩小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缪尔达尔的理论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他指出，在经济发展初期，一些地区凭借其较高的投资效率等优势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通过其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经济的发展。他主张要防止因“累积循环因果”效应造成发达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经济差距拉大，政府必须采取一系列特殊政策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
4．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和弗里德曼的核心区与边缘区理论
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在其《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了区域非均衡增长的核心区与边缘区理论。美国城市与区域规划学者弗里德曼进一步发展了核心区与边缘区理论，提出了空间极化理论。赫希曼提出了“极化—涓滴效应”，与缪尔达尔的二元经济结构以及“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类似，但是比缪尔达尔对不平衡发展的理解更为深入。所谓的极化，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地区或者几个地区会首先发展成为核心区域，成为发达地区。发达地区会将各种经济要素从边缘区吸引到发达地区，引起不发达地区的衰退。涓滴效应是指经济发达的核心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断地从边缘区购买原材料等，并向边缘区输出剩余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带动边缘区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初期、中期，极化效应大于涓滴效应，使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拉大。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核心地区会从不发达地区购买商品，并向不发达地区增加投资，这样边缘不发达地区就获得了发展机会，经济就会得到增长。
相对于缪尔达尔的理论，赫希曼理论的进步之处在于引入了关联效应原理，认为优先发展地区优先发展的产业必然是关联度极高的产业。凡有关联效应的产业，不管是前向联系产业还是后向联系产业，都能通过该产业的扩张和优先增长，逐步扩大对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带动后向联系部门、前向联系部门和整个产业部门的发展，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经济增长。此理论遵循了经济非均衡发展的规律，突出了重点产业和重点地区，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5．二元经济模型
二元经济模型（Dual Sector Model）也称作“两部门模型”，它是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的发展经济学模型。“二元经济”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的，一是传统部门，二是现代部门。传统部门指自给自足的农业部门及简单的、零星的商业、服务业部门，这些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零甚至小于零，非熟练劳动的工资极低，在该部门存在大量的隐蔽性失业，但容纳了发展中国家的绝大部分劳动力。现代部门指技术较先进的工矿业，建筑业，近代商业、服务业等部门，这些部门容纳的就业劳动力较少，劳动生产率较高，工资水平较高，在传统部门的工资之上，使用再生产性资本谋取利润，具有典型的资本主义特征。
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的传统部门的人均收入水平决定了现代部门工资的下限，现代部门从传统部门大量吸收劳动力，而其工资水平基本保持不变。这是该模型的理论核心。现代部门的利润来自劳动产出大于工资总量的部分，并不断把利润转化为资本扩大再生产，直至传统部门剩余劳动被全部吸收。于是，现代部门大大扩张，只有在剩余劳动被吸收完毕后传统部门劳动生产率才能提高，传统部门就业者的收入才能改善。
由于一国经济由城市非农业、乡村非农业和乡村农业三部分组成，因此对这三部分的不同组合就形成了对二元经济结构的不同分析架构。从国民经济宏观角度来看，人们通常是从农业与非农业的角度来形成二元经济结构的分析架构的，其中一元为乡村农业（以下称农业部门），另一元为由城市非农业和乡村非农业共同组成的非农业（以下称非农业部门）。也可以说，按照三次产业的划分，通常人们是将第一产业归为一元，而将第二、第三产业合并后归为另一元，从而形成二元经济结构的分析架构。
二元经济结构的测度指标主要有三个：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指数。（1）比较劳动生产率是一个部门的产值（或收入）比重同劳动力比重的比率，它反映了1％的劳动力在该部门创造的产值（或收入）的比重。一个部门的产值（或收入）的相对比重越高，劳动力相对比重越低，比较劳动生产率就越高。（2）二元对比系数是二元经济中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由于比较劳动生产率恰当地反映了一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使用状况，所以将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进行对比，就能很好地反映经济的二元性程度。显然，二元对比系数越小，就表明两部门差别越大，即二元性越大。（3）二元反差指数是两部门产值（或收入）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之差的绝对数的平均值。二元反差指数越小，则二元经济结构就越不明显。
二元经济模型的结论主要包括：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现代部门的不断扩张和传统部门的不断萎缩；在工业化过程中，传统部门为现代部门输送剩余劳动，以廉价劳动力为现代部门创造利润，累积扩大再生产的资本；剩余劳动未输送完毕的时候，传统部门劳动生产率处于停滞状态；传统部门是次要的、从属的、消极被动的，现代部门是积极能动的。2.4.3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评述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理论与不平衡发展理论从不同的侧面制定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战略，其战略设想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实际上，把两种理论综合起来应用，对于经济发展更有指导意义。可以这样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不平衡往往是绝对的，平衡则是相对的，其实际发展轨迹如下：由不平衡到平衡，再从平衡到新的不平衡，如此波浪式地向前发展。
各种区域经济增长理论也是有缺陷的。首先，假设条件与现实不符，即其假设条件为欠发达地区市场体系完善、市场机制成熟。而实际情况是，欠发达地区远没有发展到市场体系完善、市场机制成熟的程度。以中国中、西部区域为例，这些区域与发达区域相比市场体系并不完善，市场发育相对落后，市场要素流动性较差。固定资本的刚性不会因区域回报率不同而进行区域调整，而流动资本可以因区域回报率的不同而进行区域调整，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流向收益率较高的先进地区；劳动力也往往流向高边际收益地区，但劳动力在地区间流动会受到思想观念、劳动体制等非经济因素的制约；技术的空间扩散影响因素也较多，如专利制度等。此外，技术扩散的路径一般按照“梯度最小率”转移，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技术梯度太大，限制了高新技术的转移。
其次，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过度强调了要素供给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忽略了消费、投资和技术需求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特别是在外来资金流入受到市场、经济体制、外部政策等多种因素限制的情况下，落后地区短缺的资金并不能靠外部资金流入来解决。同时落后地区消费需求、技术需求的不足同样也制约着当地经济的发展。
再次，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将欠发达地区经济简化为一元经济。实际上，二元经济结构是落后地区经济结构最具代表性的特征。即使在欠发达地区也存在“先进部门”和“落后部门”并存的现象。在自由市场经济机制作用下，劳动力和资本会大量流向“先进部门”，引起“落后部门”的进一步萎缩，发展更加不平衡。
最后，区域经济增长理论排除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对工资报酬率和工资平均化的作用，使得工资报酬率和工资平均化仅仅取决于供求关系。实际上，不同规模和不同技术条件会使资本收益率大不相同，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发达地区由于具备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高度发达的市场，对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其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极化作用远远大于其对周围区域的扩散效应，最终会使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进一步加大。第3章 资本形成机制与区域经济差异的相关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不同，区域经济差距呈逐步扩大的趋势。从短期来看，经济增长水平由投资、消费和进出口的增长水平决定；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水平由资本、劳动、土地的投入增长以及技术进步水平决定。而在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地区本身的一些特征对本地区的资本形成环境也具有反作用。就在这种双向作用下，区域经济差异日趋明显。为此，需要从区域经济发展与资本形成的相互作用机理这一角度，来认识资本形成机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3.1 资本形成机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资本形成机制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无论是生产性的投资还是技术性的投资，都会产生资本，这是一个结果。第二，资本形成是作为一个过程展现出来的。这个过程包含三种要素。一是必须有储蓄资源可供利用，储蓄是资本形成的供给力量；二是必须有投资需求，投资需求是资本形成的动力；三是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和形式，即资本配置问题。这个过程是在市场经济中实现的，研究资本形成机制与区域经济的关系，也就是研究这三种要素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3.1.1 储蓄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储蓄主要来源于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居民储蓄是指一国公民在一定时间内的国民收入减去消费所剩余的部分，是放弃当期消费的结果。企业储蓄是营业收入扣除成本剩下的利润。政府储蓄主要是通过税收来实现的。储蓄是资本的来源和基础。按照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在假定短期内资本产出率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形成率—储蓄率，成为经济增长率的唯一因素。在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中，资本稀缺—低储蓄能力，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贫困的直接原因和必然结果。而刘易斯则更直接地把一国从5％的储蓄率转到12％的储蓄率，称为“经济增长的中心问题”。所以，不同国家之间，乃至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储蓄能力的大小和储蓄率的高低决定着一定时期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和经济发展程度的高低。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居民的收入、消费与储蓄、投资背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影响居民消费和储蓄的非市场因素逐渐淡化，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与改革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巨大的变化，原来由国家和企业承担的住房、医疗、保险和教育等支出，正逐步通过市场解决。人们的收入除了满足日常消费支出之外，有了更多的剩余，储蓄在收入中的比重逐年提高，直接保证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形成。但是发达国家与中国相比，储蓄结构较为合理、金融资产证券化程度更高。这是由中国目前金融工具比较单一，股票、债券、基金等证券资产比重较小，资本市场还很不完全等因素决定的。金融证券化的重大意义在于提高资金的运营效率。为此，还需继续推进股票市场的规范建设，大力发展国债流通市场，扶持企业债券市场，构筑一个较为完整的资本市场体系，使中国日渐丰富的储蓄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
就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而言，东、中、西部相比较，东部地区有丰富的储蓄资源可以利用，而中、西部地区的储蓄资源相对匮乏，这无疑影响了其资本的形成，进而影响了其经济发展，形成了如今对比鲜明的区域经济差异。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程度高，人民收入水平高，高收入水平又会产生较高的储蓄率，这样，储蓄又会变成新资本形成的来源并用来发展经济。这样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使经济得到良性发展。因此，对于西部地区的储蓄问题，既要从意识方面改变人们的储蓄观念，也要有政府的政策配合和引导——引导人们增加储蓄，引导资本流向中、西部地区，发展西部经济。3.1.2 投资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储蓄供给形成以后，还需要有投资需求，以完成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才能最终形成资本。正如纳克斯所言，资本的供给决定于储蓄能力及储蓄意愿，而资本的需求决定于投资的诱力。纳克斯所言的“投资的诱力”即指投资需求，它是资本形成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投资是指投资主体以获得未来预期收益为目的，将货币资金或资本、物资、土地、劳动力、技术及其他生产要素投入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经济活动或交易行为。从广义上说，投资通常是指资金的商业性使用活动，包括实物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投资的主体包括个人、企业、政府和外国四大部分。
马克思的投资理论认为，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投资既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首要推动力，又是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务必要求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社会总需求是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构成的。在实际生活中，投资需求比消费需求的变动更为频繁，因为企业收入预期对新的市场情况是高度敏感的，而消费需求受人们的消费习惯影响是相对稳定的。因此，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需求。投资通过供给和需求的双重效应作用于经济发展。一方面，投资需要消耗一定的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结果就扩大了对投入物的需要，通过乘数效应大大地增加了国民收入；另一方面，投资的结果是形成生产力，增加市场供给并改变供给结构，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研究表明，投资增长1％会引起经济增长2％，由此也就改变了经济总量、经济结构和经济效率。
对于中国明显的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差异，也可以很容易地从投资方面进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制定了更加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政策，特别是中国东部地区，充分利用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面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确定在东部沿海地区，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样化。投资由过去中央政府独家包揽转变为由各级政府、各个部门、企业和私人等多渠道投资，开始从单一走向多样，从集中走向分散，出现了直接投资、参与投资和间接投资并举，中央与地方投资并重的灵活有效的投资方式。同时，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国外直接投资对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东部地区也完善了市场经济体制，比中、西部地区有更优越的投资条件和更肥沃的投资土壤，这也吸引了中、西部地区资本向东部流动，更加恶化了中、西部地区的资本环境，也就是出现了“倒流效应”和“溢出效应”。3.1.3 储蓄—投资转化效率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储蓄转化成投资之后才能成为资本，转化效率问题其实反映的是资源是否充分配置的问题。有效率的资本形成机制不单单指资金来源广泛，还要具备将资金迅速转化成现实资本的能力。效率决定了这种能力的大小。
要使资本形成顺利实现，就需要经济中存在将资金盈余部门的储蓄转移到资金亏损部门，从而形成投资的有效机制。如果经济中不存在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机制，各部门只能在自身储蓄范围内进行投资，那么资本形成规模就会因储蓄和投资水平的降低而大大下降。同时，若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低下或机制自身存在缺陷，便会使一部分储蓄无法形成或是无法顺利地转化为投资。因此，储蓄向投资转化是资本形成的核心机制，要使资本形成更大规模，并使投资转移到高效率的投资者手中，就应使这种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机制能最大规模地动员储蓄，并实现向高效益投资的转化。
但在动员众多分散的居民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中，金融体系吸收了一部分资源，包括交易成本（集中储蓄）与信息成本（克服信息不对称）。吸收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金融体系的市场效率。有效率的金融安排，能大大减少在动员储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储蓄转化成资本的效率取决于金融市场发育完善与否。由此，金融市场进一步发育和完善，政府管制逐渐放松，就会使金融部门运作效率提高，所需要耗费的资源相应减少，其最终结果是经济增长率得到提高。
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市场经济更发达，金融市场也更完善更发达。这就保证了东部地区相对于西部地区储蓄向资本转化的效率更高。但是金融市场完善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之上的，有一定的门槛，目前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状况还达不到这个门槛水平。只有政府进一步引导和投入，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体制，才能相应提高其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能力，从而进一步促进其经济发展。3.2 资本形成机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互动机理
一般而言，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因素可归纳如下：一是对生产效率产生影响的因素；二是对生产要素投入量产生影响的因素；三是历史文化因素。在以上各因素中，资本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瓶颈”，并且资金在中国地区间分布极不平衡。因此，资本投入差异是地区发展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采取了向东部倾斜的投资政策，这种适当扩大地区差距的做法在经济发展初期对经济总体水平的快速增长是有利的，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机制的作用日渐增强，产生了同样的投入率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经济增长率的情况。当资本转移收益的差额在抵偿全部转移费用后还有较大剩余时，就出现了资本存量的空间转移，社会资本在利益驱动下更多地流入发达地区，逐渐产生了经济发展中的“马太效应”和缪尔达尔的“倒流效应”。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间资本流动的方向和规模是由各地区资本利润率决定的。而区域间投资边际效率存在差距的根本原因正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越高，投资边际效率差距也就越大。在中国地区投资利润率差异过大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支配下的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资本流动及其所带动的其他市场要素的流动，在投资乘数效应的作用下，使得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出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这种资本流动趋势对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极为不利，致使其发展活力不足。3.2.1 资本形成机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作用
由于各地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关联性和依存性，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明显的现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将最终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甚至可能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压力上升。探讨资本形成机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可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良好的经济基础。一、资本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资本流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经济发达地区资本流动性强，而经济欠发达地区资本流动性弱。从理论上讲，资本在地区间的流动，实质上是资本及其所带动的其他生产要素的再配置，它不仅可以为投资者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而且还会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以哈罗德—多马模型为代表，该模型应用于区域经济增长，强调的是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三要素如何在空间上发生移动，从而满足特定区域的生产要求。当区域间收入出现不均衡时，其储蓄也会出现类似的不均衡倾向，低收入、低储蓄的区域将不可能有充足的资本来进行生产投资。为了维持均衡，资本应从高收入区域向低收入区域流动，从而促使区域间差距缩小，进而达到均衡。然而，经济落后地区的低收入和低储蓄，往往不具备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机会，这时候就需要国家的政策干预。
资本流向某地区，会加大对该地区的投资，投资增加将会进一步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如前所述，资本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循环关系：东部地区坚实的经济基础、良好的发展环境、较高的投资收益率吸引资本流向该地区，而资本流动增加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增长，由此形成资本流动和地区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而中、西部地区政策环境较为恶劣，经济基础薄弱，资本在该地区的投资收益率低下，资本反梯度流向东部地区，再加上中、西部地区资本的规模效应不足，面临资本短缺的困难，这些都对其经济增长造成了不利影响。由此可见，国家投资政策倾斜引起资本向东部流动，造成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而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又进一步加剧了资本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流动。在中国体制转轨过程中，资本流动的动态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二、资本市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区域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取决于不同经济条件，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共性条件是资本的积累、吸纳和产出能力，资本市场所发挥的作用就直接体现在资本的吸纳环节，并对资本的积累和产出环节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资本市场为投资者提供了种类繁多的具有不同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的金融工具，这些金融工具刺激人们去进行金融投资、储蓄，这就能提高社会储蓄倾向和一国的储蓄率水平。资本市场提供的金融工具通过与利率受控制的银行存款之间的相互竞争，能推动利率达到更合理的水平，从而形成一个合理的金融资产价格体系，促进储蓄水平提高和有效投资。资本市场创设的发行市场和交易市场机制为实现金融工具的高流动性和投资者的自由进入退出提供了条件，从而使投资者在获得安全性和存取自由的同时还可以享受较高回报，而公司则可以在资本市场上获得永久性的资本来源，继而改善企业资本结构，提高企业竞争力，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通过调节资本的配置，资本市场可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地区经济结构调整。资本市场配置资本的效率在于资本市场上各种证券的价格能充分反映所有可能获得的信息，并迅速准确地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把资本导向收益最高的企业。资本市场发布证券发行、证券的价格和收益等信息，二级市场的设计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自由进入退出的机制和企业兼并机制。这些制度可以帮助货币资本所有者自主地选择投资目标，促使资金需求者选择期限结构合理、融资成本最低的融资工具和方式，从而在资本市场上形成合理的证券价格，引导社会资本流向资本收益率高的地区、产业部门和企业。三、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
现阶段，在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而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货币政策。具体而言，应该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即货币政策→资本形成→资本积累→经济增长，资本形成就成为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纽带。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由于市场调节机制会自动抵消货币政策的扩张和收缩，因此，人们认为货币为中性，与长期经济增长关联不显著。但在一个面临转型与发展的国家（如中国），货币政策却能发挥主导作用。
货币政策能够对生产要素的数量、质量和结构组合产生深刻影响，从而促进或制约产出水平的提高；货币政策决定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它为体制转轨和金融深化提供外部环境；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和具体操作直接关系到利率体系的市场化进程，对金融体系的发展完善起着关键作用；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会影响汇率政策、外汇管理体制以及国际收支体系的变革与发展，因而更广泛更深入地作用于长期经济增长。而如前所述，利率是货币政策的核心，所以利率市场化是促进资本形成的关键。四、区域金融成长机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资本是非常关键的影响因素，然而，无论是在市场经济下还是在计划经济下，解决资本约束的最有效途径，都是重视和发挥区域金融的作用，即区域金融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代经济发展史和经济发展理论都已证明了这一点。区域金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区域金融是资金供应者和资金需求者双方通过信用工具进行交易融通资金的市场，它对经济活动各个方面都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如个人财富、企业经营、经济运行效率，都直接取决于区域金融的活动。区域金融的发展反映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并对其具有反向能动作用，即产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结合可以使经济以几何级数增长。金融资本的流动与融合，是经济繁荣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必然要求，是金融合作与发展的必然结果。从理论上讲，起始机制的不同使得区域金融成长分为内生状态和外生状态。内生状态主要基于微观金融主体的参与和贡献，是在区域经济与文化环境内层机制的启动下自觉形成的。从根本上讲，内生机制的作用过程体现着一个区域金融成长与该区域现实经济发展的密切依存关系，这种参与贡献既不能依赖政府的外在驱使，也不能通过对外部模式的简单移植来获取。
区域金融的内生成长机制的基本功能在于动员区域经济部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参与和贡献，从而有效利用国民储蓄，提高资本效率。但长期以来，主流发展理论一直将一个区域的竞争能力归结为它的储蓄。储蓄不足及资本供给不足，被视为落后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障碍，增加储蓄被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任务。然而这是以储蓄能够充分有效地转化为投资为前提的，由于投资者对潜在投资机会缺乏足够响应，尤其是区域盈利能力低，相对落后区域对资本一般缺乏有效需求，因而储蓄并不能充分有效地转化为本地投资，这使得单纯提高储蓄、增加资本供给的政策难以有效发挥作用，而经济增长的目的也无法达到。五、区域金融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对于不同区域而言，由于市场化程度、经济发展机遇和水平、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等方面的差异，机会成本必然不一致，进而创新的动力也会有差异。东部地区因其改革以后私营性产业或者说非国有经济占据较大比重，从国有银行信贷所得到的资金必定有限，在此背景下，如果不寻求别的资金来源渠道，必定会失去投资及经济增长机会。因此，东部地区就会倾向于金融制度创新，寻求其他资本形成渠道。例如，几种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上海模式、深圳模式）就是在此情况下形成的。西部地区没有出现民间金融制度的原因在于，西部地区国有经济占比较高，可以得到更多的国家金融支持，因为西部可以凭借国有企业这一筹码与国家谈判。即便得不到经济发展所需的全部资金，西部也没有动力进行创新，这源于约束条件的限制：一方面创新成本过高；另一方面除了比重较大的、效率普遍低下的国有经济外，不存在类似于东部的增长机会。因而，等待国家的金融支持就成为西部的最优策略选择。
综上，资本形成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差异，而资本形成差异又取决于区域内有效率的资本形成机制的建立。所以，区域经济谋求发展的关键在于形成适合于本地区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形成渠道，创建国有金融组织制度外的金融组织形式。当然，金融制度创新受一定约束条件限制，只有制度创新的收益超过成本，制度创新才是可行的。换句话说，金融制度创新应当具备相应的激励机制，以利于创新顺利进行。3.2.2 区域经济发展对资本形成机制的促进作用
资本形成机制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而因为资本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循环性，在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地区本身也将反作用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地区间的资本流动的影响
经济发展水平对地区间资本流动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首先，从方向上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由东向西依次进行的，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根据缪尔达尔的梯度发展理论，一个地区只要它的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就会出现极化效应，也就是一种自我发展的能力。经济发达地区可以不断地积累有利因素，吸引周边资源，为自己进一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由于东部地区的率先发展，在极化效应作用下，以资本为主导要素的中、西部地区发展所急需的各种生产要素反而涌向东部。
其次，从效率上看，东部地区市场经济发展远胜于中、西部地区，市场化水平也较中、西部地区高，特别是金融市场的成熟，包括各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外资银行进入对商业银行之间竞争的激化、各种民间资本的活跃，这些都大大提升了资本在东部地区流动的速度和效率，其资本配置效率大大高于中、西部地区。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吸引外资能力的影响
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能力明显落后。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政策角度看，中国对外开放是分区域逐步推进的。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的地区都处于东部沿海地区，因此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外商投资的首选地区。从地理位置看，外商投资企业初期多从事加工出口贸易，沿海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对加工贸易型外商投资企业很理想。
除去以上因素，从经济发展水平看，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基础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从而，相应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低，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都无法与东部地区相比，这些都是影响外商投资的客观因素。从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来看，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政府投资的一些采掘工业和重化工业的大项目，因此，中、西部地区的工业中，资源开采和重化工业的比重较高，近年来一些增长迅速的新兴行业占中、西部地区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却很小。而过去20年，中国吸引外资投资的行业以轻型加工业为主，中小型外国投资者与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合资合作难度很大，因此，愿意与中国企业合作经营的外商到中、西部地区投资的较少。3.3 资本形成与区域经济差异的文献评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封闭经济”，成功地转轨到资源不断优化配置和对外全面开放的市场经济。但是，在面对全国经济纵向快速“帕累托改进”或“卡尔多改进”的同时，各地区经济横向发展却出现了较大程度的背离。资本作为经济增长最基本的要素，其形成能力差异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掣肘。因而对区域资本形成差异的研究就具有了普遍意义。下面分别从几个不同视角对中国区域资本形成差异的相关研究加以梳理和总结。3.3.1 从资本形成机制角度的区域经济差异分析
对经济差异的资本形成机制研究，最早源于西方经济学家。首先，罗格纳·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长期贫困不是因为国内资源不足，而是存在着一个使贫困国家贫困的多种力量循环集，其中最重要的是低水平资本积累循环集。纳克斯理论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资本形成，于是他得出一个重要命题：一个国家之所以穷就是因为它穷。
以哈罗德—多马模型为代表的古典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通过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三要素在空间上的移动来满足特定区域的生产需求。他们认为，当区域间收入出现不平衡时，其储蓄也会出现类似的不均衡倾向，为了维持均衡，资本将从高收入区域向低收入区域流动，从而缩小区域间差距，促进均衡的实现。
经济学家纳迪里通过研究1950～1965年不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发现，在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大于发达国家，资本形成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资本在经济中的作用的日益凸显，国内学者对区域资本形成机制问题的关注逐渐增多。林毅夫和刘培林（2003）认为，中国各省（区、市）之间发展水平差距明显的主要原因在于，部分省（区、市）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下形成的资本要素存量配置结构与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不太符合，而其他地区二者的符合程度较高。
钟永红、李政（2004）分析了中国区域资本形成的空间特征及成因，并认为资本形成的地区差异是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最重要的因素，资本形成的空间格局直接影响区域经济增长速度，从而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
韩立岩（2005）利用Jeffrey Wurgler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考察了中国1993～2002年间资本在各行业的配置效率，结果显示中国总体资本配置效率低下。
黄飞鸣（2005）基于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理论和中国经济“割据”、市场不统一的现实状况，利用资本形成机制分析了东、西部两地区的差异，较为合理地解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均衡性。
滕春强（2006）从“资源诅咒”理论出发，对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资本形成机制差异的根源进行了重新诠释，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措施，以建立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与发展模式，帮助中、西部地区走出资源诅咒困境。
张志元（2007）从区域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出发，构建了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区域资本形成机制与经济增长关系模型，并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对实证结果进行了原因分析，最后针对目前中、西部地区的制度劣势提出了扭转区域资本形成机制差异的对策建议。
张志元（2007）基于对区域资本形成差异的相关研究分析，利用泰尔指数对中国区域内、区域间和区域总体资本形成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具体分析了三个区域资本形成差距的典型特征，最后提出要想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步伐，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就要建立区域内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以缩小中国当前各区域在资本形成方面的差距。3.3.2 从货币资金角度的区域经济差异分析
唐旭（1999）通过分析国家银行的货币资金分布与流动情况，总结了中国资金流动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最后提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
辛家鼎、兰天（1999）从中国区域存款和贷款资金分布不均衡，推出中国区域货币资金不均衡、货币资金流动不均衡是由商品买卖、劳务输出、直接投资、银行间资金拆借和证券市场资金在不同地区的流动效应而产生的。
何雄浪、刘帅（2010）提出，资本在区域之间配置的差异不仅源自各区域内部资本形成的差异，而且更主要是源自跨区域资本流动的差异。他们还对中国资本流动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区域资金供给、区域间资本流动以及外资流入的影响显著，特别是资金供给对西部地区影响较大，而区域间资本流入对中部地区影响相对较大，外资流入对西部地区经济的正效应尤为明显，但西部地区在资本严重稀缺的情况下，资本外流对其经济发展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
李程、蔡桂云（2011）基于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根据中国现实情况建立了货币流动性与资本形成的关系，从货币流动性的存量和流量两个方面做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流动性M1/M2上升会降低资本形成率，M1的增速与M2的增速比例扩大会提高投资增长率，最后提出在政策层面上应该优化货币结构，完善资本形成机制。3.3.3 从投资角度的区域经济差异分析
化冰、陈宏民（2001）分析得出中国东、中、西部地区GDP对资金来源的弹性分别为0.792、0.973、1.275，即东部地区资金来源每增加1％，国内生产总值仅增加0.792个百分点，而西部地区资金来源每增加1％，国内生产总值就会增加1.275个百分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3）对中国投资形成、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二十多年来，中国高投资、高增长的模式是以宏观成本积累为代价的，并从理论上说明了中国高投资的正负激励机制以及宏观成本边界和高成本增长的临界点。
沈坤荣、孙文杰（2004）对中国资本形成、投资效率、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波动进行了考察，认为投资效率低下、要素生产率不高是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
张瑜（2011）重点对东、西部地区的资本形成、投资效率进行了比较，通过比较区域间的差异，发现了西部地区资本市场的不足，从而为西部地区的资本市场发展提出了建议和意见。此外，他还通过对地区间经济发展状况、资本形成、投资效率的比较分析得出：第一，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很大差距，且这种差距在逐步扩大；第二，地区资本形成、投资率有着很大不同；第三，东部地区投资效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王清平（2012）认为外商直接投资造成了中国东、中、西部出口能力及资本形成速度的差异，并进而导致了三大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和地区经济差距的扩大。3.3.4 从资本流动角度对区域经济发展中资本形成的分析
冯振环等（2001）认为，区域间资本流动导致大量资本在东部地区集聚，一方面造成区域差距继续拉大，另一方面使投资过分追求数量和速度。然而，在投资规模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东部沿海新兴工业基地的边际投资效益显著下降，其投资有效性的降低尤其明显，从而造成区域资本形成的差距。
郭金龙、王宏伟（2003）从区域资本流动的不同渠道综合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区域间资本流动的趋势和特点，在此基础上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资本流动对中国区域间经济差距的影响，并据此提出了缩小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政策建议。3.3.5 区域经济发展中资本形成的金融成因分析
沈天鹰（1995）对西方资本形成理论的主要贡献和缺陷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评论，然后深入分析了资本形成的一般机制，并最早引入货币金融因素，指出了货币金融对资本形成的重大意义，最后，从促进资本形成的视角对发展中国家货币金融制度改革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陆文喜、李国平（2003）认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在不同地区资本形成存在差异。东部地区快速发展的关键在于东部地区建立了一套高效率的资本形成机制，而这就是西部地区所缺乏的。他们进而指出，有效的金融制度创新会大大促进资本形成，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
徐琤（2006）提出中国区域金融结构差异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不同的资本形成机制导致区域金融差异，反过来，金融差异又会造成资本形成能力不同，从而影响区域经济发展。
张玉海（2007）从中国区域资本形成的实际情况入手，分析了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在银行存贷款、资本市场形成、固定资本形成、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差异，并从金融机制视角分析了造成区域资本形成差异的诱因，最后提出了加速中、西部地区资本形成机制建立的制度措施。
田永建、刘林鹏（2008）在具体分析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差距的基础上，依据发展经济学观点，用不同地区资本形成的金融机制差异解释了中国区域经济的差距，最后提出了导致区域金融机制差异的内在原因。
蔡鑫（2010）研究了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并且指出区域金融发展通过对区域资本形成、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影响为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3.3.6 区域资本形成差异对资本市场发展的制约分析
吴晶英、吴玉英（2003）通过对证券市场、金融体系及投资等方面数据的分析和研究，对区域资本市场及资本运营中存在的问题做了进一步探析，并提出政府应引导和支持企业的资本运营和产业结构调整，改善区域中小企业的资金来源和融资结构，更好地支撑中小企业发展，以及加大民营资本投入等对策建议。
赵峰（2005）分析了西部地区资本形成的瓶颈制约与资本市场发展，他认为导致西部地区落后的直接原因就是资本形成不足，完善资本市场能够有效地促进西部地区资本形成。他提出了发展西部资本市场的有效途径，如推进制度创新、完善金融市场、吸引民间资本、塑造市场投资主体、提高利用外资的规模和效益。
李丰才（2008）提出资本市场形成机制是一个多要素联结的系统，制度基础、组织结构、调控方式和资本机制四个要素有机结合、相互制约及其交互过程，即中国资本市场形成机制的功能形态，这种功能形态不能主观预设，更不能机械模仿，必须要通过创造、创新性探索和实践来获得。
张伟（2009）对1978～2004年中国几个经济区域中四个典型省份的经济增长差异的研究结果表明，在1978年以来的30年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四个省份的资本密度效率的变动影响着它们的资本密度的增长轨迹，而资本密度又决定着四省的经济增长速度。因而推动经济增长关键在于使资本密度效率保持在较高的、稳定的水平上。3.3.7 结论和启示
区域经济发展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基础，而区域资本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不同地区的资本形成存在差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的发展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却出现了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横向经济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资本投入不足日益成为导致落后地区经济滞后的关键原因，而资本形成差异成为导致区域经济差距的重要原因，因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建立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增强资本形成能力、大量聚拢金融资源和扩大投资规模对于迅速推动经济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对上述现有理论研究成果的分析来看，国外学者对区域资本形成差异的关注相对较早，而国内学者主要根据中国现实状况从资本形成机制、货币资金、投资、资本流动、资本市场发展、金融等角度对中国区域资本形成差异的内在机制以及动态机理进行了深入分析。这对于正确认识中国资本形成的区域性特征，把握区域资本形成机制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经济运行过程涉及三个相互联系却又相互独立的环节：储蓄的形成（资本积累）、资金从储蓄主体向投资主体的流动、投资主体的投资决定（资本形成）。从上述三个环节来看，区域资本形成差异的产生原因包括众多因素，大多数学者主要从储蓄—投资转化机制、产权制度、资本构成、地方政府竞争、货币金融体系、财政税收体制、储蓄决定、投资需求以及资本形成的制约因素等方面进行实证分析，而对于影响资本形成机制与格局的深层因素以及由其所形成的横向差异——地区制度差异和地方政府行为差异——的研究分析则相对不足，从而使得有关资本形成的部分真相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再者，在区域资本形成差异作用机理的研究上，国内学者虽然意识到了资本形成机制对区域经济差距的重要性，但只是局限于强调资本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单向带动作用，对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的双向互动关系，特别是区域经济发展对资本流动差异的影响效应并没有专门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现有的研究大多是从资本形成渠道角度探讨了东、中、西部地区在资本形成方面的差异，未能对中国区域资本形成的内部作用机制及其完善进行深刻的剖析，因而其政策建议也大多停留在宏观政策层面，缺乏具有可行性的实际操作建议。所以，还需要进行更深层次的洞察和透析。第4章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资本形成机制演化考察
资本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当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由“实物流”转向“价值流”，即货币资本流向哪里，其他要素资源就被导向哪里。因此，地区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金要素的丰缺。资金、资本在中国地区间分布不平衡，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均衡发展的“瓶颈”。
资本投入差异是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同样的投入率在不同地区却有着不同的经济增长率，这是因为资本形成机制存在差异。资本投入多寡并不等同于经济增长快慢，但倘若缺乏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就不能将资金转变成现实资本。不同资本形成机制导致区域金融差异，金融差异反过来又会造成资本形成能力差异，从而[61]影响区域经济发展。4.1 中国资本形成机制变迁的区域考察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中国资本形成机制经历了数次变迁，但是目前学术界尚未对资本形成机制各个阶段做出权威划分。本章将中国融资制度分为三种类型：财政供给型、银行主导型和现代市场型。[62]按照这一思路，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中国资本形成机制的变迁过程也可以划分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主导型、转轨经济下国有商业银行主导型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金融市场主导型三个阶段。4.1.1 传统体制下的财政主导型机制一、财政主导型资本形成机制的基本特征
1949～1978年这30年间，中国资本形成机制具有典型的财政主导型特征，而财政主导型资本形成机制的出现与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在财政主导型资本形成机制下，政府在资本形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计划直接控制投资活动。一方面，政府依靠其对经济的有力控制而对个人采取低工资、对企业采取利润上缴的隐性税收方式，分别从居民和企业部门集中了大量经济剩[63]余，从而形成了当时资本供给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政府作为投资主体，直接通过投资支出计划把资金导向重点部门。国家投资任务主要由国家财政来完成，国家投资占到了整个社会投资的90％左右。在当时资本市场尚未起步的情况下，政府成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枢纽，财政预算也就成了资本形成的主渠道。
国家银行不具有独立性，实际上是财政部门的结算单位，在集聚和供应资金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根据规定，银行系统只能为企业提供少量临时性的流动性贷款。但事实上由于整个金融系统受到国家财政的挤压，银行系统本身也没有多余的钱可以贷给企业。国有企业能够从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或自筹资金的数量非常有限。二、区域考察
在此阶段，中国资本形成几乎全部依赖财政投资，各个区域资本形成模式大同小异。并且中国实行“大一统”的管理体制，采取了各地区平衡发展的战略，原本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成为国家财政支持的重点，中、西部地区因此得到了较快发展。
东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由1949年的2.46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266.51亿元，占全国总投资额的比重由1950年的47.8％降到了1966年28.4％的最低点，到1978年的时候这一比重才上升为46.9％。这个时期国家财政有意识地减少了对东部地区的投入，东部地区GDP增长情况与国家财政投入的变化情况大体上保持一致，1978年东部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重为50.4％。
中部地区吸收了较多的国家财政资金，固定资产投资额由1950年的3.67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166.43亿元，占全国总投资额的比重稳定在30％以上。同期中部地区GDP增长平稳，牢牢占据全国30％的份额。
西部地区是国家财政投入的重点，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最多的年份达到了44.6％，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西部地区GDP占全国总量的比重也稳定在了20％左右。
1949～1978年，在财政主导型资本形成机制的作用下，国家通过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实现了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差距呈现缩小的趋势。4.1.2 转轨经济下的国有商业银行主导型机制一、国有商业银行主导型资本形成机制的基本特征
从1979年起，中国正式开始了恢复金融、重构金融组织体系的工作。相继恢复了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成立了中国投资银行，从而在中国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专业银行体系。这样，经济体系中出现了一个间接金融市场，计划金融体制逐渐被打破，银行逐渐摆脱了计划和行政的支配，开始发挥其调剂储蓄—投资转化的中介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居民收入和储蓄增加，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大，居民储蓄存款占GDP的比重逐渐上升。国家预算内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由1978年的42.1％逐年下降到1993年的3.7％。财政系统大规模退出之后留下的空位，由金融机构贷款、自筹投资、其他投资和外资来填充。在全社会固定资本形成来源中，金融机构贷款的份额增长很快，1978年仅为5.2％，1985年已经占到20.1％，虽然受政府宏观货币政策反通货膨胀倾向影响，1990年略有下降，但是很快又恢复到20％以上，1992年占到了27.4％。再考虑到利用外资、自筹投资和其他投资形式与金融机构贷款的关系，经由商业银行渠道的资本来源[64]占全社会固定资本形成来源的份额应该在50％的水平左右。这说明中国的资本形成机制已经由计划经济时代的财政主导型转变成了转轨经济时期的国有商业银行主导型。二、区域考察
在国有商业银行主导的资本形成机制下，银行业广泛吸收社会闲散资金，然后通过贷款将其转化为投资。银行的资金媒介功能在国民收入向居民和企业倾斜的过程中日益突出，银行信贷资金取代国家财政资金成为了企业资金供应的主要渠道。在这一阶段，由于东、中、西部地区银行业以及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状况不同，东、中、西部区域的资本形成机制也出现了较大差异。
东部沿海地区成为改革的前沿阵地，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迅速崛起，国有经济急剧收缩，非国有经济所占比例较大。在此背景下，东部地区为了抓住投资及经济增长的机会，不断寻求各种资金来源渠道，在国有金融体制之外建立起了非国有经济融资机制，进而形成了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资本形成模式。东部地区已基本形成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等并存的多元化金融格局。其中非国有金融机构比重较大，所受的行政干预力量小，资本形成效率较高。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局面比较类似。金融机构设置较少，融资规模较小。同时国有商业银行比重过大，非国有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少，政策性银行贷款比重较低，外资金融机构几乎是空白，金融业仍处在较封闭的垄断状态，开放性和竞争性较差，导致西部地区[65]资本供给不足，资本流失现象严重。
中、西部地区没有突破全国统一的金融供给制度，它的资本形成只能依靠国有金融机构，因此国有银行的存贷款成为储蓄—投资转化的主渠道。由于缺乏多元化的投资品种，居民作为最大储蓄主体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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