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思辨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清)周岩撰,陆拯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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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思辨录试读：

前言

中药之书籍，由于时代先后之不同，作者认识体会之差异，故其内容不尽相同是一，有同中小异，有异中大别，有传承转录，有独特见解，有特殊经验等。若单纯阅读中药学讲义，是显然不够全面，只知现代的而不知古代的，岂能了解古之药学精华。因此必须学有渊源，阅读历代优秀本草著作。但本草之书众多，除《神农本草经》外，目前多数读者喜爱《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拾遗》诸书，或者偏爱某一种本草。为了使读者更多了解优良本草，有益于临床实际应用和提高药学理论，故编纂《本草必读丛书》遴选以下10种重要本草。其一，《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简称《重修政和本草》），由《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发展而来。《证类本草》为宋·唐慎微所撰，后经多次校定增补，其名亦随之增多，如《大观本草》《政和本草》等。该书为宋代以前最完备的本草著作，因此李时珍评说：“使诸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者，皆其功也。”《本草纲目》编撰时故以本书为蓝本。但《本草纲目》对前代本草进行分割脔切，使前代本草原貌模糊不清。《本草纲目》虽名胜于此书，而文献价值远远不及此书。其二，《汤液本草》，为元·王好古所撰。该书为金元时期的药理学说的代表之作，重点突出易水学派的学术见解，以实用为宗旨，故《四库全书提要》说：“好古此书所列，皆从名医试验而来，虽为数不多，而条例分明，简而有要，亦可适于实用之书矣。”其三，《本草蒙筌》，为明·陈嘉谟所撰。该书是继《大观本草》之后，《本草纲目》之前的一部虽名曰蒙启之作，实为重要的本草专著。每药论述条理清楚，尤以作者按语，对药物之鉴别、炮制、应用有较详细的辨析，多有独到之处。其四，《滇南本草》，为云南地方本草之专著，原题明·兰茂所撰。该书是我国现存内容最丰富的古代地方本草，乡土气息十分浓郁。云南少数民族众多，民族药物亦众，书中糅合汉药理论和民族药之经验，内容颇为宝贵。其五，《本草品汇精要》，为明代官修本草，由太医院刘文泰等编撰。其重点将《政和本草》重加分类，提要解说，虽无创新发展，但简切不繁，一目可了然。后刘因医疗事故获罪，虽免死而遣戍，然该书则存内府，至1937年始排印行世，后又少见重排重印。其六《药品化义》，明·贾所学原撰，李延昰补正。该书最突出的特点，提出了“药母”，作为归纳药学理论的要素“订为规范”。药母可概括八法，即体、色、气、味、形、性、能、力，而八法之内，又有具体详尽内容，有总论有分论，说理清晰，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药学理论联系实际的专著。其七，《本草从新》，为清·吴洛仪所撰。作者鉴于《本草备要》著者“不临证而专信前人，难采诸说”，故重加修订，增之超半，是一部较为实用的本草著作。其八，《本经疏证》，为清·邹澍所撰。此书重点以分析《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书用药理论，进行注疏《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所释不牵强附会，客观对待，故谢观评说：“此书与缪氏书均最为精博。”其九，《本草思辨录》为清·周岩所撰。该书重点以《伤寒论》《金匮要略》立方之义，探讨128种药物的功用，并对李时珍、刘若金、邹润安、陈念祖等医药家所述某些药性持不同看法，每有独到见解。其十，《本草问答》，为清·唐宗海所撰。该书是唐氏与学生张士骧就中药学的某些理论进行以问答形式的讨论，颇具启发。

本丛书重点在于实用，既注重临床应用，权衡法度，又重视学有渊源，了解发展规律，使之掌握历代医药家的用药经验，得以古为今用。此次编校出版，力求底本上乘，校本精良，文通意达者，大都不予冗注赘释，以突出“读本”为宗旨，把握精要，扎实根底。

本丛书是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提议和支持而编校出版的，在此深表谢忱。但由于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希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修订。苕溪医人陆拯2012年10月16日于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

校点说明

本书凡四卷，卷首一卷。卷首“绪说”，是评论中西医学及《医林改错》、《中西医汇通》、《全体通考》诸书之得失，力倡深入研究中医经典及中医基本理论。全书收药128种，依《本草纲目》编次排列。因是将平日研究仲景及诸家医方心得随手札记，故本书殊无一定体例。其特点是以方、药互相印证，紧密结合药物在不同方剂中的作用来辨析药性，每多独到见解。对于异议之处，更为详尽分析，结合其临床所见，提出自己看法，更是可贵。

本次出版以光绪三十年山阴周氏微尚堂初刻本为底本，以1936年《珍本医书集成》本为校本，并与《伤寒论》、《金匮要略》、《素问》、《灵枢经》等参校。缺笔残字、明显错字，径以改正。

自叙

医可易言乎哉！在圣门曰小道，在史家曰方伎。顾所谓小道者，特视大学之道，位天地育万物为小焉耳。神圣作之于前，贤哲述之于后。李唐而降，斯道寖微。非实有至精至神，方可与斯之一境，胡为史册所载，代不数人，若仓公、扁鹊、华元化一流，则更无代兴而特起。江氏艮庭有云：孔子圣无不通，焉有不知医者？自牖执手，切其脉也，而孔子教人游艺，如《礼记·疏》所称“夫子脉诀”，卒未闻传之其人，岂真以方伎而贱之，盖其慎也。忆余幼时曾以春温误服麻黄，致举室怔营。迨咸丰丙辰，以副车入赀为比部主事，留滞京邸，又以寒痢为医投凉剂而误。更医复然，危状迭见。赖友人检方书鉴前弊而拯之，得以无虞。余于是始有志于医。恒诣厂肆购书，置之几案，朝夕披览，虽至困甚，亦冀鬼神来告，不悟彻不已。久之为人疗病，时或幸中，谬窃虚誉。然自甲子改官邑令，所宰晋祁皖舒，皆地当孔道，差务络绎，又不用门丁一人，事无巨细，靡不亲裁，计束医书高阁者，凡十八年。洎壬午调任盱眙，自分无治剧才，甫捧檄，即乞疾而归，戢影蓬门，无以遣日，则复取群籍，研求加邃。乃喟然曰：余向之于医，犹门外汉耳，今其或者可与入门矣。夫学问之道，不外致知力行两端，医何独不然？致知之书，如《素问》、《灵枢》、《本草经》尚矣。而《伤寒论》、《金匮要略》，则又南阳先师本致知以为力行之书，《灵》、《素》、《本经》，悉括其中。学者能即是而寝馈笃好之，积以岁月，真可引申触长，施用无穷，然而谈何易也。人知辨证之难，甚于辨药；孰知方之不效，由于不识证者半，由于不识药者亦半。证识矣而药不当，非特不效，抑且贻害。窃怪古来注仲圣书者，无虑数十百家，独于方解，鲜精确澄澈。其故在本草之学，自来多不深求。识本草如是，遂视方义亦当如是。于古人因证施治之微旨，去而千里矣。读仲圣书而不先辨本草，犹航断港绝潢而望至于海也。夫辨本草者，医学之始基，实致知之止境，圣人列明辨于学问思之后，其功自非易致。谫劣如余，何足语此。然而遐轨勉蹑，乐岂辞疲，秉烛之明，岁有增益。自戊戌春有《六气感证要义》之刻，嗣于药用有心得者，即征诸方；方义有见及者，并印以药。弗明弗措，惟竭吾才。今又六更袭葛，取所著稽之，得药百二十八味，聊依《纲目》编次，厘为四卷。大抵援据仲圣两书，而间附以他说他药，随手札记，殊无体例。余老矣，值时局之艰虞，念儒冠之多误，是惟弓冶，可得婵嫣。爰命孙儿智浚，录付剞劂，以垂来许，并问世焉。若云臧否人物，以自表异，斯医工之故习，而非余之，所敢蹈尔。

光绪三十年甲辰夏四月鹿起山人周岩自叙于微尚室时年七十有三

绪说

医虽艺术，而深诣甚难。西医挟形质之说，蔑视我中医。而中医之厌苦其难者，得彼说则大喜，相与扬西而抑中。不思古圣垂示气化，实由洞明形质，而西医解剖形质，何从窥见气化。故西医之在中国，能疗内证大证为遐迩传颂者，不少概见。乃求医者并不竞慕乎西，而业医者反欲自弃其学。今且狂澜特起，有訾《黄帝内经》，《神农本草》，南阳先师《伤寒论》、《金匮要略》为谬，为荒诞，为羌无故实者矣。此等妄谈，岂足撼数千载而上悬诸日月不刊之圣经，而独惜夫相将入火坑者之甘为众盲也。《素问》九卷，有王太仆补足者一卷。《灵枢》一经，或疑即王氏窃取《素问》为之。近人何西池，尝静坐数息，每刻约得二百四十息，以《灵枢》日夜计一万三千五百息为不经。此类固间有伪托，《灵》不如《素》，《难经》又不如《灵》、《素》，要在人分别观之。而其中渊理不可思议，体之人而实万无不验者，已数千载奉之为圭臬，岂癖嗜耶，抑别有所希耶？非人愚而我独智，盖彰彰明矣。今不商量加邃，而徒以风会所趋，创为丧心病狂之举，诚世道之隐忧，可为太息者矣。《伤寒论》、《金匮要略》，直可以拟圣经，不当与诸医书同论。医书汗牛充栋，大抵下驷十之七，中驷十之二，上驷十之一。上、中驷之书，无不由研求《内经》与仲圣书而出。今贱中医贵西医，而治病则仍以中医。上、中驷之书，已为彼所唾弃，其将于下驷求进步乎，必不能矣。

医家故习，每好议前人之失，而己亦不能无失。然皆其人勇于卫道，矫枉过直，或隐奥之义，所见不同者有之。未有毫无学问，医亦走方者流，因得见脏腑，遂谓道即在是，敢以无理之诟争；上侮古帝昔圣，如著《医林改错》之王清任者，可谓谬妄之至矣。试历举而论之：第一篇脏腑记叙，开口即以宋元人《脏腑图论》与《内经》混淆一番。《脏腑图论》原不足取，乃其与《内经》并举，概称古人，其胸中无黑白可知。谓古人错误者不一而足，而不言其所以错误。忽指称《灵枢》曰，手少阴三焦主乎上，足太阳三焦主乎下，而《灵枢》实无其文。尤可笑者，谓黄帝虑生民疾苦，平素以《灵枢》之言，下问岐伯鬼臾区，故名《素问》。尤可忿者，谓二公如知之的确，可对君言，知之不确，须待参考，何得妄对，遗祸后世？庄子有言：哀莫大于心死。其殆言未出而心先死者欤！第二篇会厌、左气门、右气门、卫总管、荣总管、气府、血府记，按此篇记其所见，不为不详。谓出气入气吐痰饮津涎，与肺毫无干涉，古人误以咳嗽等证为肺病。肺管两旁，有左右气门两管，下至肺管前半截处，归并一根入心。从心左后下行至肺左，过肺入脊，复下行至卫总管。卫总管有对背心两管，有对腰两管，有腰下两管，腰上对脊正中，有十一短管，痰饮在管中，由管中之气上攻行过心，由肺管前出左右气门，接卫总管之下。气管之多如是，痰饮究从何管上至两气门，何者从左出，何者从右出，其不言者，是仍不知也。谓卫总管俗名腰管，腰上长两管，一管通气府，气府是抱小肠存元气之物。元气即火，元气足则食易化，虚则难化。然则元气在小肠外，能化小肠内之食。气管在肺外，肺不能化气管内之痰饮，有是理耶？经言脏者藏精气而不泻，惟肺管清虚，故能运管外之痰饮，否则肺管已为痰饮塞满，何问痰饮？清任不知此理，宜其以肺为无用之死脏也。第三篇津门、津管、遮食、总提、珑管、出水道记，接第一篇饮食由小肠化粪一段，宜并入此篇。与第四篇脑髓说，余俱有论列下。第五篇气血合脉说，人之有脉，与脉之可以验病，断不出《内》、《难经》所言。清任谓人身气管出气，血管藏血。脉从气出，无与血事。手腕肉厚者脉短，薄者脉长。大小者虚实之分，急慢者寒火之分。不知气与血若不相贯，则人为呆物；脉非指下难明，则人皆知医。又谓古人论脉二十七字，余不肯深说者，非谓古人无容足之地，恐后人对证无谈脉之言。此冀掩其短而适自暴其短，书中证治数十条，所以无一字言脉也。第六篇心无血说，西医谓心内有左右四房，皆有管窍，为生血回血之用，正与《内经》说合。而清任以心为气出入之路，其中无血。又云猪心刺破，则腔子内血，流入于心；不刺破之心，内并无血。是以盆盎之盛水比心。心非腑，焉能盛血。清任于图内肝下亦注绝不能藏血五字。古书岂得呆看，经不又云脾藏肉乎？吾知清任必更骇之矣。卷末附辨方效经错之源，论血化为汗之误一篇。仲圣麻黄桂枝两汤，清任改其文为麻黄汤治头疼、身痛、项强、发热、恶寒、干呕、无汗。桂枝汤治证如前，而有汗。谓伤寒初得，头疼、身痛、项强、发热、恶寒，未有两胳膊两手不疼痛发热恶寒者，用麻黄汤，亦未有周身皆愈而独不愈两胳膊两手者。岂不是方虽效而经络实错之明证？改仲圣文而又坐仲圣以过，何便宜乃尔！按项强为阳明病，四肢烦疼为太阴病。断非初得时所兼有，时疫则有之，方不的对而病竟愈，亦往往有之。庸医所得以售技者在是，自矜者亦在是。要知仲圣为天下后世立法，不能为庸医诡遇也。谓有汗是伤风，从未见桂枝汤治愈一人。伤风岂定是有汗？桂枝汤不能治伤风，近世医者多有此论，而不知其故由本领不济乎！清任以桂枝汤不效，因头疼、身痛、发热、有汗非伤风证。此与桂枝汤别一条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桂枝汤主之，似乎无异，而非无异也。仲圣不言脉者，以太阳病汗出恶风者脉自浮也。为问果太阳病乎？脉浮恶风乎？不言身痛者，以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而又加身痛，则桂枝汤宜加减也。何为而不加减乎？已不细审而遽责效于桂枝，可乎不可！又有奇者，清任用桂枝汤而尚不知为何证，曰非伤寒证也，乃吴又可所论之瘟疫也。又教其侄曰，欲明伤寒，须看吴又可论。是清任固尝读又可书者。又可因其时疫气流行，时师多以伤寒法误人，故著《温疫论》一书。清任时亦疫气流行，胡为以桂枝汤治疫气？夫疫气与疫气不同，其殆用又可法不应而用仲圣法，用仲圣法又不应而复用又可法乎。若然，则无住不误矣！谓目痛鼻干不得眠，是邪热上攻头脑之证，仲圣以葛根汤治之，又是方效经错之明证，按《伤寒论》葛根汤证，何尝如是！《内经》有阳明主肉，其脉侠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痛鼻干不得眠之文，《活人书》二问亦有之，并不言宜葛根汤。葛根汤治此证，则是陶节庵《全生集》，于葛根汤加白芷、升麻，云即葛根解肌汤，其证尚有发热、头痛、微恶寒、无汗、脉微洪等字。清任既不知阳明病之脉证为何，而又张冠李戴，妄诋仲圣，昏蒙殆无其比。谓人生气血两管，气管通皮肤有空窍故发汗，血管通皮肤无空窍故不发汗。是知汗非血化，汗固非即是血，然汗为心液，亦血中之热气所蒸而成。故夺汗者无血，试无不验。夫血既蒸为汗，则已由静之动，故能透毛孔而出。若汗出而血亦出，或无汗而血自出，则血应静而不静，不为阳之守也。其义皆在《内经》，清任何足以知是。

泰西一切艺术，竭其智能，孜孜不已，无废于半途。其医于内证虽未见擅场，苟参以中国经训，探本穷源，亦必有登峰造极之诣，如中国卢扁其人者。吾中国医流，有恒者鲜，每读一书，旨趣未得，辄生疑畏，故往往古籍遗亡，不可复见。至内科之有器，更未之前闻，而不知古固有之。其在宋重医学之日也，《四库全书提要》载周密《齐东野语》曰：尝闻舅氏章叔恭云：昔倅襄州日，尝获试针铜人，全象以精铜为之，腑脏无一不具。其外腧穴，则错金书穴名于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则浑然全身，盖旧都用此以试医者，其法外涂黄蜡，中实以水，俾医工以分折寸，按穴试针，中穴则针入而水出，稍差则针不可入矣，亦奇巧之器也。后赵仲南归之内府，叔恭尝写二图刻梓以传焉，今宋铜人及章氏图皆不传。按此则西洋蜡人形，不过具有体质，而兹并腧穴用针之法，悉寓其中，智巧亦何逊西人。今虽不可见矣，然吾中国近年杰士奋兴，创制奇器者，亦颇有之。苟其挽医学之颓波，复铜人之巧制，施之证治，用彰明效，医林之幸，正不独医林之幸也。

唐氏容川所著《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一书，持中西之平，阐造物之秘，洵为有功医学，余复何赘？兹读中西书若有所得，有可以翼唐氏书者，敢抒其一得焉。阴者藏精而起亟，故肾之精华，必聚于上，上为末而下为本，西人谓脑主知觉，心不主知觉，是但见其上之精华而不见其下之蕴蓄也。是不知阴为阳守，阳为阴使也。阴阳动静之理，吾中医亦岂能测识，所幸者有神圣之遗经耳。医至今日，可谓逸矣。西医自中国周烈王时即有解剖之学，至今析极毫厘，何如其劳，而不知犹是迹象也。《内科理法》云：凡人愈留心，则知觉之事愈明。又云：凡能留心者，视物较清，后亦易记。不曰留脑而曰留心，可见主权自属于心。又《全体通考》云：脑筋由心丛而来，其丛乃脊髓百结两根之所为。脑筋既根于心丛，自属心主知觉，脑髓听命于心。此可譬之电线，心发电，脊过电，而脑其至所也。盖肾生精化髓而输于脑，心以阳而为肾之使，理固如是。必泥迹象以求，则所谓铜山西崩洛钟东应者，西医必更斥其诞矣。饮食入胃，分清浊两路而出，非经中间泌别不可。唐氏引西说饮水入胃，即散走膜膈，以明水之不入小肠。然小肠岂是专受谷食者。《全体通考》论胃与小肠篇，皆中有糜粥字，是胃与小肠，明系水谷杂居，外受相火之蒸化，说较胜矣。而于水谷之纳入输出与泌别若何，则一字不题，殆未能了了也。此当以我中国圣经为断，曰：五谷入胃，其糟粕精液宗气，分为三隧；又曰：中焦亦并胃口，出上焦之后，此所谓受气者，泌糟粕，蒸精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按泌别在中焦，当即西医之谓连网，王清任之谓津门者是。水不尽散膜膈者，为其分三隧也。夫水谷经胃与小肠蒸化而后，所余皆弃物，其扬帆直下可乎？而清浊有异也，又乌得不泌别。此又圣经明告之矣，曰：水谷者，常并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肠，济泌别汁，循下焦而渗入焉。杨上善注云：下焦在脐下，当膀胱上口，主分别清浊而不内。自来医家，从不言有两泌别者，圣经实尝言之，理亦诚然。然则泌别在下焦何处乎？西医谓肾主生溺，其图将肾竖割之，内有万锥、漏斗、肾盏等名，下有溺管，肾之外廓，亦无进溺之口，溺固为肾生矣。然余不能无疑焉。凡人饮水多者溺多，少者溺少，明系溺由饮来，一也；所饮之水，若全不化溺，必将有肿胀、泄泻等病，二也；溺待肾生，势必不给，三也；肾生之而旋泻之，竟无所用，四也。西医因何致误，殊不可晓。唐氏谓左右两肾系有窍最深，贯脊骨，通三焦，复有两管下接膀胱。若然，则水从中焦下焦而下者，皆历肾系抵膀胱，肾系实为泌别之处。经言少阳属肾，肾上连肺，故将两脏，是合三焦与肺之力以施其伎巧。故知此处泌别，最有关系。《内科理法》云：肺与皮肤出气多则溺少，出气少则溺多。此即《内经》气化斯出之理，膀胱惟无上口，所以溺出必待气化。乃西医言有上口，而王清任曾谛视者，又言无上口，其殆有上口亦在包膜中，非气化不出者欤！

自西医脑髓司知觉之说行于中国，而中国人不察，信之者众。试更论之：肾精生髓，由脊入脑，犹草木果实之结于顶上。余考西医，每云脑筋从某来者，多是上来至下，以本为末，以末为本，其弊实由于是。然即其说还叩之，亦有可正其非者。肾有髓质，西医言之不一，他处无有，肾上核则言脑筋极多，非髓由肾生而何？中国谓心系贯脊属肾，而西医亦谓心丛乃脊髓百结两根之所为，非心与脑相通而何？西医言脑有透明之密质，心房之里膜，亦言薄滑透明，非脑之明根于心之明而何？此皆见于《全体通考》者。抑《内科理法》不云乎，背脊髓不通于脑髓，即不知觉。是又隐以脑髓为不司知觉矣。大凡西人之性，最长于化学，其习医亦无非化学。诘以阴阳五行之理，人身十二经脉，奇经八脉，营卫溪谷之游行出入，则茫然无知，即告亦不信。中外天资之限人若是，所不可解耳。《全体通考》德贞氏自序，以中医为守旧，为妄作。实乃坐井观天之见。善守旧者，其旧皆不可变之天道，惟笃守而精研之，新义斯出。今日之中医，非守旧乃弃旧耳。弃旧故妄作，非德贞氏之所谓妄作。吾慨夫以西人之智而惟斤斤守解剖之学也！解剖至此，形于何遁，然但见其所可见而不见其所不见。气之帅血，犹君之帅臣，夫之帅妇，此理岂尚有可议！乃德贞氏不信，而转疑帅气之无物。盖剖胸则只见胸，剖腹则只见腹，局守形质之弊，必至于此。自序又极诋中医脾动磨胃之说。脾磨曰动，此中医之谬谈，不出于古经。脾伤不磨则有之，脾若不能磨食，则消化之具，何以脾列其内，非彼之所自为者乎。德贞氏悯中国之无良医，而欲中国立剖验之馆，用心良厚。不知中国古昔未尝不行此术。《太素》有云：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生可度量切循而得，死可解剖而视。下文即继之以人之所以参天地而应阴阳，不可不察。古圣惟不专讲解剖，是以医学得诣于至极。西医之短，即在其守旧不变，吾知西医居中国，待多历年所，必有读中书而翻然改计者矣。

人身阴阳，无判然各具之理，阴阳虽分左右，而左亦有阴，右亦有阳，故经言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不言左者阳之道路，右者阴之道路。大抵肝木自左生心火而上升，心火克右之肺金协胃而下降，胃亦金也。管子左者出者也，右者入者也，正与此合。水生其木，而肾之真阴偏位乎左，以坎为阴中之阳也。火生其土，而肾之真阳偏位乎右，以离为阳中之阴也。盖生土者命火，而克士以腐熟水谷者，少阳之木火。肝与胆皆木也，故弦为肝胆两经之脉，而皆见于寸口左关。近世西医有肝右之说，而中医亦从而和之，于义实无所取。且肝亦何尝居右也？肝居脊之正中，而胆藏其右叶，则左叶自当为肝之正体。天地之道，左阳而右阴，肝得少阳生气，亦必左出而右入。诊肝脉于右关则谬矣。周慎斋主肝右者也，云一人病左胁痛，后传之右当不起，痛传于右，邪入脏矣。噫，岂其然乎！胁痛在右者比比，未闻一痛即死。此必其人肝病已深，移右而并戕其胆，生机全灭，故即不起。《伤寒论》循衣摸床、微喘直视，云脉弦者生，涩者死。非以弦为有生机乎？又有以右胁痛为肺病者，肺居膈上，胁非其部，亦未闻小柴胡汤不治右胁痞硬也。郑氏康成驳《说文》云：今医病之法，以肝为木，心为火，脾为土，肺为金，肾为水，则有瘳。若反其术，不死为剧。郑氏以儒而知医，此可为医者当头棒喝矣。

民非水火不生活，人身五行，亦惟水火尤贵。经云：一水不胜二火。所谓一水者，先天肾脏之水也。坎中一画为阳，火即生于其中，与后天木火为二。水阴也，火阳也，阴静而阳动。人之动作云为，全赖乎火，经所以有君火相火之名也。自来医家，于此二义，各执一说，纷纭莫定。或以君火属命门，或以相火属心包络，或以君火专属肝肾，或以相火专属三焦，或谓君火生右尺相火，或谓相火为元气之贼，不知其于经旨实悖也。经云：君火以明，相火以位。王注谓：君火在相火之右，不主岁运。相火守位以禀命。君相二字本不费解，盖犹人君端拱而无为，相臣协赞以宣力，故一主岁运，一不主岁运。然则君火果何指也？经云：圣人南面而立，前曰广明，后曰太冲，太冲之地，名曰少阴。以南面与太冲之义揆之，少阴自当谓足经。相火果何指也？经云：少阳之上，相火主之。少阳亦当谓足经。虽然，肾为坎水，而其所藏之火，实与心之离火相应。心以肾为体，肾以心为用。君火实兼手少阴心，视守位禀命之相火，则大有不同。故少阴之上，热气主之，不言火气主之。火气以少阳主之者，明乎其为臣也，非火与热有二也。夫君火兼有两经，未尝专属心。相火亦兼有两经，自以三焦配胆。或疑六经惟三焦不言何火，心包络不言何火。心包络非君火，三焦安得为相火！曰：三焦主出纳，主腐熟水谷，皆火之所为。其火即少阳木火也。心包络乃心之宫城，专于卫心，主权不属，然其托体甚高，亦不下侪相火，故君火相火两无所与也。前人惟张戴人识此意，曰：人之心肾为君火，三焦胆为相火。王宁泰采入《证治准绳·消瘅门》，不知戴人尚有论否？赵养葵偏见之重，与戴人同，其识高之处，亦有可节取者。赵以命门火为水中之火，君主之火。谓应事接物者心，栖真养息者肾。肾尤重于心。赵虽未知手足少阴皆为君主之义，论亦前后不符，而此数语，却暗与经合。试更为引申以足之：先天之火，有南面之尊，安得不为君火！惟恃有应务接物之心，故得以栖真养息。火则同出一源，故同为君火。至赵用八味丸治多病，不可为训。而八味丸水中之火则是正方。盖水中之火，不宜偏用阳药，有桂必得有萸、地。若肾中有寒邪，则宜以姜附驱邪，如四逆汤之类。恐水中之火出而相拒，则加胆汁、人尿以靖之，不加壮水药。此仲圣本经立方之旨也。后人用其方，而并得其旨者盖寡。《证治准绳·发热门》肾虚火不归经，用十全大补汤吞八味丸一段，王氏谓水中之火不可以水折，故巴蜀有火井焉，得水则炽，得火则息。桂附固治相火之正药也，以桂附为正药而譬之巴蜀火井，则其于水中之火之治法，犹未深知。岂忘乎十全大补之有归地，八味之有萸地乎？相火关乎人身之重，犹国之重赖乎相。盖其秉东方甲木之气，人身得之，则四时皆春，生机不息，经之言少火即此火。肝则非其比也，肝为厥阴，厥阴之尽，主疏泄而不降。人或以相火属之，由其视相火为肾火也。夫阴阳之道诚难言耳，以心与肾较，则肾火主静，而心火主动；以心肾与胆三焦较，则君火主静，而相火主动。君火所以属少阴者，照四方而神蕴乎内也；相火所以属少阳者，生万物而功普于外也。经之所已言者，吾以文绎之；经之所未言者，吾以意逆之。庶乎其不至逞臆说而失真理也。《素问》以工不知标本为妄行，而标本之属不一，自启元子注《天元纪大论》，以三阴三阳为标，寒暑燥湿风火为本，而后世奉为金科玉律，实乃大误，不容不辨也。夫阴阳者，无形之六气，六气者，有形之阴阳，绝无分于上下，安得别之为标本？经之言曰：寒暑燥湿风火，天之阴阳也，三阴三阳上奉之。明明以寒暑燥湿风火，指为三阴三阳，对下下应而言，故曰上奉。又曰：积阳为天，积阴为地。天地且阴阳之所积。若论标本，阴阳不更为本乎？窃尝统览全经，凡言标本，皆判若两物，敢以经文一言蔽之曰不同。肾与肺，病与工，先病与后病，其不同之显著者不具论。少阳之右，阳明治之云云，此申明左右有纪，以不同之间气为标也。少阳之右，火气治之云云，此申明上下有位，以不同之六承气为标也。按此两言气之标，皆不同于本。故下结以本标不同，气应异象两语。若空说本不同标，标不同本，何至有此骈枝？不同二字，自须着眼。其次一气之标，词句佶屈，罕得其旨。高士宗《素问直解》，以六气为上一位，中见为中一位，三阴三阳为下一位。阴阳六气，本属一家，乃擘分两下，杂入中气于中，可发一噱。亦足征王注之误人，其弊必至于此。玩所谓本也一句，不著于中见阳明之上，而著于其下，尚得撇中气于本外乎？著气之标一句于见之下，尚得谓标气不在中见之下乎？中见与本，因互为表里，故俱得为本。不能无表里之分，故中见为本之下。本之下，中之见两句，义盖如是。在见之下者，则舍六承气而奚属？观《新校正》以此与六承气一节，均引《六元正纪大论》为证，亦隐然见及之矣。或曰：厥阴之上，风气主之，风气在厥阴之上，故厥阴为标。不知此上字，犹蔡邕独断所谓上者尊位所在也，与上下之位有别。不然，子午之岁，上见少阴，何以不云下见少阴？子午之上，少阴主之，何以不云热气主之？观所谓本也，是谓六元，两句连下，厥阴之上，风气主之等句，亦两句连下，本字兼顶三阴三阳，玩味之即见。王氏惟误认标本，故其注《至真要大论》也，强名其标本之同异，以阴为寒，阳为热，有本末同，本末异之说。天地造化之机，其阴阳错综，难以迹求。少阳太阴，看似本末同矣，而甲木与乙木同气，厥阴非阳，己土与戊土同气，阳明非阴，同之中暗藏有异。少阴太阳，看似本末异矣，而肾水亦阴，小肠火亦阳，异之中兼寓有同。况经有六而以寒热概之，标本多寡相悬，且绝无界画可守，恐无此颟顸之经文。历考医集以表里先后之类分标本者，皆灿若列眉，不稍淆混。依王说列六经标本，则皆意为分隶，按之各家，互有出入，信乎王说之不可为典要也。然则六气标本所从不同者何谓也？曰：此一语是冒下总纲，下即申明不同之故与所从之何气，又继之以从“本者化生于本”云云，明乎其从之为化生。非病之化生。下文“百病之起”一节，乃是说到病生，经文何等明显。盖本犹主也，中犹宾也，标则亦本亦主而未有定分者也。是故从本则中气从本，从中则本气从中。推之从标亦然。犹主宾之相为酬酢，而他人不与焉者也。自专以人身之病言，而论者偶触一事，遂诩心得，并不统会全文。如刘潜江以葛根起阴气为从太阴行化，合阳明从中气之义。是葛根之从，非本文之所谓从。陆九芝以湿温为阳明生于中气之病，治以苍术白虎。不特仲圣湿温无此说，即许叔微之论贼邪亦不然。至他病之从生，律以此而不合，与厥阴亦当有中气病，则两家皆置不议矣。《素问》言从言化生，不可胜数，而此一节论者咸以病求，总缘未明标义。余盖于此又得一标本相反之旨焉。相反者不同之极，亦不同也。何以言之？六气中从本从标者，止少阴太阳。少阴一脏，兼具水火，自反者也。而中气太阳之水，又与少阴之火反。太阳水也，而中气少阴兼具水火，自反者也，其火与太阳之水又反。其余四气，则皆木火相生，土金相生，欲不以反为标义得乎？且此义经又明告之矣。曰：病反其本，得标之病；治反其本，得标之方。按所从以化生言，故从标者只少阴太阳。此以病言，统乎六气，故反乎本即为标，如间气六承气皆是。乃王注言少阴太阴二气，余四气标本同。既以二气为反，独不思二气之反，是水火本具之反，非恍惚无凭之反。王氏意中，惟横一悬拟之标本，故既不知反之概乎六气，而将四气除去，又并二气之本相反者而故昧之。处处欲伸其说，实处处自贡其瑕。顾余则因而参考前后，得以四通六辟，亦王氏之启余也。其木火相生，土金相生，而一则从母，一则从子者奈何？陈修园谓木从火化，燥从水化，是矣。但天气不加君火，而相火禀君之命以守位，不能为木所化。土位中央，有面南之尊，不能为金所化。要之皆相从而后生者也。其从标而有取于相反者奈何？水与火势均力敌而不容偏废。壮水之主，则阳光以镇。益火之原，则阴翳以消。相反之中，实有相济之妙。故进则为主，亦退则为宾。不能专从标，而或则从本，或则从标。经文又煞有斟酌如是。或曰：王氏训标为末，本诸《说文》，不当创为别解。曰：末者，名也，不同则征以实，反又不同之所推而极之，皆末之一义所引申也，岂戾古哉？抑王氏尤有误者，本标不同，气应异象之下，王注标者病之始。本标不同，所以气应异象，下句方以病言，标有何病，本又何以不病。况先病为本，后病为标，经之明训。何反以病始为标？阮氏《经籍籑诂》引之，亦未之深考矣。《素问》之有训诂，权舆于全元起，而今不复见，学者多宗王氏。王氏释经之功，自不可没；而其舛淆，则亦往往而有。自宋而后，注家每有是正，独标本无疵之者。不揆梼昧，窃拟斯篇，愿与学者共商之。（此余旧作《〈素问〉标本王注辨》，今复加研核，似尚无漏义，故录存之。）

徐洄溪、陈修园，皆尊信《本经》与仲圣之至者。徐谓神农为开天之圣人，实能探造化之精，穷万物之理。仲圣诸方，悉本此书，药品不多，而神明变化，已无病不治。又其所著《百种录》，自谓探本溯源，发其所以然之义。所著《伤寒论类方》，自谓于方之精思妙用，一一注明，发其所以然之故。陈谓药性始于神农，不读《本草经》，如作制艺不知题在四书。仲圣集群圣之大成，即儒门之孔子。又其所著《本草经读》，自谓透发其所以然之妙，求与仲圣书字字吻合。今按二家之书，于《本经》皆只顺文敷衍，于仲圣方皆止知大意。徐虽较胜于陈，而不能实践其言则一也。试姑举人参一物以明之。小柴胡汤，胸中烦而不呕者，去半夏、人参，加栝楼实一枚。徐注云：不呕不必用半夏，烦不可用人参，栝楼实除胸痹，此小陷胸之法。按心烦喜呕为少阳本证，或烦而不呕，则方有加减。观心烦喜呕之用参，即可知参之去，为烦而不呕。不呕自无需半夏，故以去半夏人参并言之。盖呕则胸中之耶，不至于窒，若不呕而用参，则更闭其邪，故去参而加以荡胸之栝楼实。徐以不呕与烦拆讲，又但知《别录》栝楼实主胸痹，而不知证之何以胸痹，故其注语全不中肯。况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烦而有参，柴胡桂枝干姜汤，烦而不呕无参，不可参观而得之邪。陈谓桂枝加生姜芍药新加汤，特提出沉迟二字，以辨身痛不是余邪，乃营血凝滞作痛，故以人参借姜桂之力，增芍药领入营分以通之。不知仲圣云：沉者营气微也。又云：迟者营气不足，血少故也。人参入营生脉有专能，故以脉沉迟，明加人参之故，岂以为营血凝滞之故。又谓四逆汤、通脉四逆汤俱不加参，虑阴柔之品，反减姜附之力。而论中有四逆加人参汤者，以其利止亡血而加之也。茯苓四逆少佐以人参者，以烦躁在汗下之后也。按二方之证，兼有外热而利，故虽脉微不加人参。四逆加人参汤，恶寒脉微而身不热，故加之。夫利止脉不出者加人参，仲圣固明明言之。是其加参为脉微，非为利止亡血。至茯苓四逆汤，乃少阴阳虚，上扰其心故烦躁。以四逆扶阳而平躁，茯苓入肾而抑阴，人参入心而去烦，各味俱有实义，何得以颟顸了之。二家之论方辨药，大率类是。又不独二家为然。语有之，儒学医，菜作齑。噫，岂易言哉！（集中人参未言治烦，故补论之。）

卷一

邹氏云：石膏体质最重，光明润泽，乃随击即解，纷纷星散，而丝丝纵列，无一缕横陈，故其性主解横溢之热邪，此正石膏解肌之所以然。至其气味辛甘，亦兼具解肌之长；质重而大寒，则不足于发汗。乃《别录》于杏仁曰解肌，于大戟曰发汗，石膏则以解肌发汗连称。岂以仲圣尝用于发汗耶？不知石膏治伤寒阳明病之自汗，不治太阳病之无汗。若太阳表实而兼阳明热郁，则以麻黄发汗，石膏泄热，无舍麻黄而专用石膏者。白虎汤治无表证之自汗，且戒人以无汗勿与。即后世发表经验之方，亦从无用石膏者，所谓发表不远热也。然则解肌非欤？夫白虎证至表里俱热，虽尚未入血成腑实，而阳明气分之热，已势成连衡，非得辛甘寒解肌之石膏，由里达表，以散其连衡之势，热焉得除而汗焉得止。是得石膏解肌，所以止汗，非所以出汗。他如竹叶石膏汤、白虎加桂枝汤，非不用于无汗，而其证则非发表之证，学者勿过泥《别录》可耳。

又王海藏谓石膏发汗，朱丹溪谓石膏出汗，皆以空文附和，未能实申其义。窃思方书石膏主治，如时气肌肉壮热、烦渴、喘逆、中风、眩晕、阳毒发斑等证，无一可以发汗而愈者。病之倚重石膏，莫如热疫。余师愚清瘟败毒散，一剂用至六两、八两，而其所著《疫疹一得》，则谆谆以发表致戒。顾松园以白虎汤治汪缵功阳明热证，每剂石膏用至三两，两服热顿减，而遍身冷汗，肢冷发呃。群医哗然，阻勿再进。顾引仲圣热深厥深及喻氏阳证忽变阴厥万中无一之说与辩。勿听。迨投参附回阳之剂，而汗益多，体益冷。复求顾诊。顾仍以前法用石膏三两，而二服后即汗止身温（见陆定圃《冷庐医话》）。此尤可为石膏解肌不发汗之明证。要之顾有定识定力，全在审证之的，而仲圣与喻氏有功后世，亦可见矣。《本经》中风寒热四字，刘潜江、邹润安皆作两项看，甚是。惟邹以下文心下逆气，惊喘口干舌焦，不能息，为即中风与寒热之候，强为牵合，殊不切当。刘谓：阳不足而阴有余者，风之虚也；阴不足而阳有余者，风之淫也。兹味之阴有余，正对待阳有余之证，而治其风淫。讲石膏治中风极真，讲寒热则以五蒸汤内三焦之乍寒乍热用石膏释之，而五蒸汤却不仅恃石膏除寒热也。窃思中风用石膏，如《金匮》风引汤、《古今录验》续命汤皆是；寒热用石膏，当以《外台》石膏一味，治阳邪入里，传为骨蒸，令人先寒后热，渐成羸瘦，有汗而脉长者为切；又白虎加人参汤，治太阳中热汗出恶寒身热而渴，亦可为石膏治寒热之据。然此二证，与阳虚之寒，阴虚之热，伤寒有表证之恶寒，皆迥乎不同，未可漫施而不细辨也。

石膏甘淡入胃，辛入肺，体重易碎，亦升亦降，则入三焦。以清肃之寒，涤蒸郁之热，只在三经气分而不入于血，其为胃药非脾药亦由于是。然则腹中坚痛，必苦寒入血如大黄，方克胜任，即枳朴芍药，亦只堪用为臣使，石膏断不能攻坚而止痛。《本经》“腹中坚痛”四字，必是后世传写舛误，原文宁有是哉。

仲圣方石膏麻黄并用，与大黄协附子变其性为温药相似。更设多方以增损而轩轾之觉，变幻纷纭，令人目眩。然只认定麻黄散寒发汗，石膏泄热止汗，相为制还相为用。推此以求，何方不可解，何方不可通。大青龙汤，咸以发汗之猛剂矣。窃谓发汗之猛，当推麻黄汤，不当推大青龙。麻黄汤中桂枝杏仁，皆堪为麻黄发汗效力，而无石膏以制麻黄。大青龙麻黄受石膏之制，六两犹之三两，杏仁又少三十枚。用于脉浮紧身疼痛，则曰中风。用于伤寒，则曰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中风自较伤寒为轻。身不疼但重，自非但取解表。柯韵伯谓：大青龙方后之“汗出多者，温粉扑之，一服汗者，停后服，汗多亡阳，遂虚恶风，烦躁不得眠也”宜移列麻黄汤后。盖从温服八合，并汗后烦躁与未汗烦躁悟出，可谓读书得间。诸家震于青龙之名，念有汗多亡阳之戒，遂以麻黄得石膏，譬龙之兴云致雨。其于白虎非驱风之方，小青龙无石膏亦名青龙，越婢麻膏之多如大青龙而不言取汗，皆有所难通，则不顾也。然则名大小青龙何哉？盖龙者屈伸飞潜不可方物，能召阳而化阴者也。麻黄能由至阴以达至阳，而性味轻扬，得石膏芍药则屈而入里，得桂枝杏仁则伸而出表，石膏寒重之质，复辛甘津润而解肌，并堪为麻黄策应，故名之曰大青龙。小青龙心下有水气，以石膏寒重而去之，麻黄可任其发矣，而麻黄三两，芍药亦三两，麻黄虽发亦绌，其辛、夏诸味，又皆消水下行，盖龙之潜者，故名之曰小青龙。越婢汤之麻黄，亦制于石膏者，而故制之而故多之，则越婢之证使然也。风水恶风，一身悉肿，脉浮不渴，种种皆麻黄证。惟里热之续自汗出，则不能无石膏。有石膏故用麻黄至六两，石膏因有麻黄，故虽无大热而用至半斤。其不以石膏倍麻黄者，化阴尤要于退阳也。或问越婢以汗出用石膏，大青龙以烦躁用石膏（别有说详麻黄），无阳明热邪者，宜不得而用矣。乃伤寒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大青龙汤主之。徐洄溪谓：此条必有误。其信然乎？曰：此正合青龙屈伸飞潜之义也。尤在泾云：经谓脉缓者多热，伤寒邪在表则身疼，邪入里则身重。寒已变热而脉缓，经脉不为拘急，故身不疼而但重。而其脉犹浮，则邪气在或进或退之时，故身体有乍重乍轻之候也。不曰主之而曰发之者，谓邪欲入里，而以药发之使从表出也。诠解之精，诸家不及。夫邪欲入里而以药发之，非麻黄得石膏寒重之质，如青龙出而复入，入而复出，何能如是。若视石膏为汗药，麻黄不因石膏而加多（诸家多作此误），则此条真大可疑矣。越婢石膏多于麻黄止二两，即不以龙名，不以汗多示禁。大青龙石膏断不至如鸡子大一块（别有说详麻黄）。且石膏多则不能发汗，又有可证者，麻杏甘膏汤之石膏倍麻黄是也。麻黄四两，虽不及大青龙之六两，而较麻黄汤之三两，尚多一两。即杏仁少于麻黄汤二十枚，而麻黄一两，则非杏仁二十枚可比。此汤何不用于无汗之证，而反用于汗出应止之证，则以石膏制麻黄，更甚于越婢耳（方解别详麻黄）。石膏止阳明热炽之汗，亦止肺经热壅之喘。既有麻黄，原可不加杏仁，因麻黄受制力微，故辅以杏仁解表间余邪。无大热而用石膏至半斤，其义与越婢正同。乃柯氏不察，改汗出而喘无大热，为无汗而喘、大热，反谓前辈因循不改。不知用石膏正为汗出，若无汗而喘，乃麻黄汤证，与此悬绝矣。更证之桂枝二越婢一汤，大青龙谓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此云脉微弱此无阳也，不可更汗，岂犹以麻黄发之，石膏寒之。夫不可更汗，必先已发汗，或本有自汗。观其用桂枝汤全方而不去芍药可见。至又加以麻膏，则非与桂枝麻黄各半汤互参不明。按桂枝麻黄各半汤，发热恶寒，热多寒少，与此同。而彼如疟状，脉微缓，有邪退欲愈之象；若脉微非缓而恶寒，面反有热色，则以桂枝麻黄各半汤微汗之。此脉微弱而恶寒，阳微之体，亦无自愈之理。桂枝汤所以和阳，协麻黄则散余寒而解表邪，法已备矣。加石膏何为者，为热多耶？乃热多不过较多于寒。若脉非微弱，亦将如桂枝麻黄各半汤之欲愈，而何热之足虑。然则加石膏者，专为阳虚不任麻黄之发，而以石膏制之，化峻厉为和平也。药止七味，皆伤寒重证之选，而各大减其分数，遂为治余邪之妙法。用石膏而不以泄热，如大黄之用以泻心，用以利小便，同一巧也。生姜多于他味者，以能辅桂甘生阳，又为石膏防弊也。赤石脂

石脂揭两石中取之。邹氏云：两石必同根歧出而相并，脂者黏合两石之胶，故所治皆同本异趋而不相浃之病，得此乃汇于一处，专力以化之。仲圣所用石脂四方，固与邹说符合。刘潜江不以东垣、海藏、濒湖、仲醇专主收涩为然，就《本经》补髓益气鬯发其义，虽不如邹氏之亲切证明，而所见自超。抑愚窃有以伸之：《别录》于赤石脂曰补髓好颜色，则其补髓确是脑髓，与白石脂之补骨髓有别，《本经》且主头疡；何东垣但以为性降乎？夫髓生于精，精生于谷，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骨属屈伸泄泽，补益脑髓，是中土者生精化髓之源也。而石脂味甘大温，补益脾胃，质粘能和胃阴，性燥复扶脾阳。其所以上际，则辛入肺为之。所以至脑，则酸入肝为之（《外台》述《删繁》论凡髓虚实之应主于肝胆）。石脂确有补脑髓之理，《干金》赤石脂散，治冷饮过度，致令脾胃气弱，痰饮吐水无时，《本事方》云试之甚验，盖即邹氏所谓联合其涣散者，谓石脂为胃药非脾药可乎。夫下之精秘，则上之髓盈。石脂补髓，亦半由于秘精。秘精易而补髓难，故《本经》、《别录》皆于补髓上冠以久服字。《千金》羌活补髓丸不收石脂，而无比山药丸，曰此药通中入脑鼻必酸痛勿怪。入脑自指石脂，而石脂未尝专任，可知虚损之难疗而无近效也。硝石 芒硝

硝石，即火硝，亦名焰硝。芒硝，硝之经煎炼而凝底成块者为朴硝，亦名皮硝；在上生细芒如锋者为芒硝，均即水硝。

李濒湖谓：朴硝下走，火硝上升。火硝得火则焰生，与樟脑火酒之性同。《本经》言其寒，《别录》言其大寒，实乃大温。刘氏引申其说，谓水硝治热之结。热结多属血分，所谓阴不降，阳不化者也。能行阴中之阳结，则阴降阳自化矣。火硝治热之郁，热郁多属气分，所谓阳不升，阴不畅者也。能达阳中之阴郁，则阳化阴自畅矣。邹氏又以火硝为性向阳，解自阴而阳之盛热；水硝为性向阴，故逐伏在阳之实结。斯三家可谓发前人所未发矣。虽然，愚窃有未安焉。阴阳之理，至为微妙，就物论物，易圆其说。以物合证与方而论之，则难于确当，难于莹彻。浑言之而深，何如切言之而浅也。火硝固上升而散，固在气分，然其升散者为阴中热郁之气，非阳中热郁之气。病在阴经、阴脏为阴，病有阴邪亦为阴。盖其辛温际上，咸苦入下，凡在上在下之病胥治之，而总归于解阴中之热郁。刘氏达阳中阴郁一语，得毋犹有可商。试核之证，来复丹、二气丹、玉真丸，皆阴邪中有伏热，《金匮》硝石矾石散尤彰彰者。惟大黄硝石汤用以下夺，不与升散之旨相戾欤？乃其证为黄疸，腹满，小便不利，面赤，热为阳邪，得湿而郁，且独在里，里实而表和，是亦阴中之邪也。阴中之邪，非咸苦何以得入？舍芒硝用硝石者，以表虽汗出而表间之湿热自在。硝石辛温胜于咸苦，故于大黄柏栀下夺之中，加兹一味以达表而散邪。夫火硝之不易明者，为其以温治热耳。若水硝以寒治热，曰走血，曰润下，曰软坚，曰破结，固宜古今无异词，然亦何尝易明哉。大承气、调胃承气、桃核承气，洵可谓去血中热结矣。独大陷胸汤丸用芒硝至一升半升，而其所治为结胸。纵云破结软坚，非多不济，独不虑下降之物，用之多不愈速其降耶。是则有故矣。芒硝乃煎硝时结之于上者，细芒如锋，质本轻于朴硝，味复兼辛，宁无上升之性，宁不入气分，后世且以治口舌咽喉诸热证，谓芒硝不能际上治上可乎。由斯以观，刘氏阴中阳结之说，恐亦有未然者。仲圣有言，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据此自非阴中之阳结。又凡仲圣用芒硝之方，皆阳证无伏阴。用硝石之方，则一证中有阴有阳。然则行阴中阳结者，乃硝石非芒硝。芒硝者，逐阳证之热结者也。芒硝咸寒胜于苦辛，多煮则下益速，下速则遗上邪，故仲圣必后纳微煮而少扬之。硝石辛温胜于咸苦，微煮则升之亟，升亟则不入下，故仲圣于二升中煮取一升而少抑之。此似二物正相对待。刘氏于二物亦似以对待释之，而不知非也。咸与寒皆阴也，其微辛不过挟有升性，并不能治阴邪。咸与温则阴阳异趣矣，温而兼辛，辛温而兼辛润，则必阴中有阳邪之证，始克任之。其中奥旨，猝不易悟，故曰非对待也。抑刘氏以入血分为阴中乎？血分为阴，则大承气当曰太阴病，不当曰阳明病。桃核承气当曰少阴病，不当曰太阳病。芒硝盖血药而亦不专入血者，与大黄颇有似处。大黄味苦入心，能开胸膈之热结，若与芒硝皆不宜于气病。胸膈之间，其能堪此重剂哉？邹氏以火硝向阳，水硝向阴，为脏病移腑，腑病移躯体之所以然，此尤不可不辨者。《本经》积热曰五脏，岂悉能入胃使胀闭。病曰百病，岂尽在于躯体？谓火硝性向阳，解自阴而阳之盛热。向阳自即入阳，何以先入于阴，宁得谓非其所向。谓水硝性向阴，逐伏在阳之实结。所逐在阳，所向亦必在阳，反是则有异谋，人固有之，物所必无。此等近似之谈，并无真理可求，徒眩人目耳。邹氏更有误者，谓己椒苈黄丸加芒硝以治渴，是去其痼癖，正使津液流行。小柴胡汤加芒硝以止利，是去其积聚，正所以止下利。噫！是亦不深思矣。己椒苈黄丸之证，原非固癖，大黄决不止用一两（有方解详大黄），芒硝亦不后加。况方后云：先食饮服一丸，日三服，稍增，口中有津液，渴者加芒硝半两。是无芒硝，津液非不能生，岂加芒硝之津液与此有异耶。徐氏、尤氏皆云渴是胃热，故加芒硝，邹氏坐泥《本经》太过耳。柴胡加芒硝汤云：潮热者实也。热实无不下之理，以柴胡加芒硝汤主之。即所以治热实。云：纳芒硝更煮微沸，分温再服，不解更作。加芒硝非欲其解而何？邹氏之说，何与相反，殆误会今反利句耳。不知仲圣明云微利，明云下非其治，下之而仍潮热，安得不以对证之下药继之？此读古书所以贵细心寻绎也。甘草

甘草中黄皮赤，确是心脾二经之药，然五脏六腑皆受气于脾，心为一身之宰，甘草味至甘，性至平，故能由心脾以及于他脏他腑无处不到，无邪不祛。其功能全在于甘，甘则补，甘则缓。凡仲圣方补虚缓急，必以炙用，泻火则生用，虽泻亦兼有缓意。如治咽痛肺痿，火在上焦者为多。以其为心药也，甘草泻心汤，是泻心痞非泻心火，泻痞有黄连芩夏，甘草特以补胃，故炙用。炙用而以甘草泻心名汤者，甘草之奏绩可思也。

李东垣谓甘草生用泻心火，熟用散表寒。散表寒之方，无如桂枝麻黄二汤。自汗者表虚，故桂枝汤以桂芍散邪风，姜枣和营卫。无汗者表实，故麻黄汤以麻桂散寒，更加杏仁。然解表而不安中，则中气一匮，他患随生。故二汤皆有炙甘草以安中。表实与表虚不同，故二汤甘草亦分多寡。可见用炙甘草者，所以资镇抚，非以资摧陷也。东垣不加分辨，非示学者以准的之道。

东垣又云：心火乘脾，腹中急痛，腹肉急缩者，甘草宜倍用之。按小建中汤治里急腹痛，甘草炙用，病非心火乘脾。生甘草泻心火，而不治心火乘脾之腹痛。《本经》黄连主腹痛，治心火乘脾之腹痛，即仲圣黄连汤是。东垣之说，殊有未合。刘潜江发心火乘脾之腹痛，即仲圣黄连汤是。东垣之说，殊有未合。刘潜江发心火乘脾之义，而深赞之。邹氏又引东垣此说，以证栀子甘草豉汤之虚烦不得眠。不得眠岂是脾病。三君皆名家，而于甘草不细辨如是，真为不解。

王海藏谓附子理中汤用甘草，恐其僭上。调胃承气汤用甘草，恐其速下。按《伤寒论》无附子理中汤，理中汤之附子，腹满则加。腹满而加附子，盖以其为中宫药不可缺也。若恐附子僭上，则白通汤乃少阴下利用附子，何以反无甘草。至生用而不炙用，则固有义在。寒多之霍乱，非全不挟热，温中补虚，既有干姜参术，故加以生甘草之微凉，即《别录》除烦满，东垣养阴血之谓。以是汤用于胸痹，则生甘草亦因气结在胸，不欲其过守也。调胃承气汤，是治胃气不和之内实，以调胃为下，是下法之玄妙者。舍枳朴而取炙甘草，以与黄硝一补一攻，适得调和之义，非止防其速下也。

海藏又谓凤髓丹用甘草，以缓肾急而生元气。窃谓亦非也。是方不知制自何人，《名医方论》云，治梦遗失精及与鬼交。《医方集解》云，治心火旺盛，肾精不固易于施泄。其方义之精微，则未有见及之者。夫元阴听命于元阳，元阳听命于天君。故心火炽而感其肾，肾感之而阳动阴随有必然者。黄柏靖肾中之火，防肾中之水；火不作则阳蛰，水不泛则阴坚。砂仁摄火土之气于水，而使肾得藏密。然心肾二家，交通最易，治肾而不治心，未善也，生甘草泻心火，宁心气。大甘为土之正味，且能止肾水越上之火（洄溪语）。《集解》治心火旺盛一语，实即用甘草之意。若梢能去茎中痛，则可谓之缓肾急，而甘草身不与也。

甘草与人参，皆能补中气调诸药，而仲圣用于方剂，则确有分别，不稍通融。姑举二方以明之。厥阴病有呕吐则兼少阳，仲圣法，转少阳之枢，多以干姜黄连并用，余已著其说于干姜。干姜黄连人参汤，是以小柴胡汤加减，乃舍甘草而用人参，几不可晓。夫不曰食入口即吐乎。少阳上升之气，得食即拒，难缓须臾。甘草甘壅，讵能任受。人参甘与苦均，为和少阳之专药，枢机利则食自下，甘草所以非其匹也。其舍人参而用甘草者。栀子豉汤治虚烦不得眠，若少气则栀子甘草豉汤主之。此在粗工，必以人参益气矣。庸讵知人参益气而亦升气，栀豉汤之吐，由二物一升一降之相激，得人参则升不成升，降不成降，挟其补性，反足窒邪。夫懊者反复之甚，少气者懊之甚，非元气之有亏，乃郁热之伤气。栀豉能吐去其邪，不能安定其气，此仲圣所以有取于甘平清心火之甘草，而人参亦不得跻其列也。

邹氏以黄芪桂枝五物汤为治下，治下制方宜急，急则去甘草而多其分数。桂枝加黄芪汤为治上，治上制方宜缓，缓则加甘草而减其分数。于是于血痹则但摘尺中小紧句为病在下，且别引本篇首条以证其治下之说。不思尺中小紧，下句身体不仁，谓为非病，宁有是理。本篇首条本与本病不属，况有关上小紧句，岂尺中小紧为病在下，关上小紧亦病在下乎。于黄汗则摘腰以上汗出句为病在上，且别引本篇第二条以证其治上之说。不思腰以上汗出，下句腰髋弛痛，小便不利，谓非下体，宁有是理？本篇第二条非本条之病而引之，则他条又有黄汗之为病，身体肿，汗沾衣等句，亦得谓但指上体乎？《血痹篇》尤注阐发宜针引阳气句，至为精审。黄芪桂枝五物汤，尤云和营之滞，助卫之行。亦针引阳气之意。经所谓阴阳形气俱不足者，勿刺以针而调以甘药也。引经语解此方，亦正切合。夫血痹者，痹在表不痹在里。以甘药代针，亦调其表非调其里。芪桂姜枣，甘与辛合，所以补虚而宣阳。芍药佐桂，则能入营而调血。去甘草且加多生姜者，不欲其中守而欲其解表也。甘草中又有斟酌如此。以非桂枝汤加减，故不曰桂枝加黄芪汤。然则桂枝加黄芪汤，可不于桂枝汤—致思乎？愚于黄芪已详著于方之义。甘草自是桂枝汤不可少之物，安得去之？桂芍减而甘草不减，则阳虚之与邪风有异也。邹氏不悟仲圣制方之所以然，而肆其臆说，疵时丛生，无谓甚矣。黄芪

营气始手太阴而出于中焦，卫气始足太阳而出于下焦。营奉胃中水谷之精气以行于经隧，卫奉胃中水谷之悍气以行于肌表。黄芪中央黄，次层白，外皮褐，北产体虚松而有孔，味甘微温，叶则状似羊齿，明系由胃达肺，向外而不中守。有外皮以格之，却又不泄出。独茎直上，根长二三尺，故能由极下以至极上。凡其所历皆营卫与足太阳手太阴经行之境，论其致用，则未易一二明也。

刘潜江疏黄芪，以治阳不足而阴亦不利之病，不治阳有余而阴不足之病，与阳不得正其治于上，阴即不能顺其化于下四语，最为扼要。其解《内经》阳者，卫外而为固；阴者，藏精而起亟。虽稍落宽廓而理固如是。乃邹氏以阳不胜阴，则五脏气争，九窍不通，与卫外起亟，强为牵合。不知《卫生总微论》，以黄芪一味治小便不利，乃提阳于上而阴自利于下也。即经所谓起亟，刘氏所谓顺其化于下也。五脏气争之九窍不通，则是阴之争而非阴不利，与此盖毫厘之差耳。

黄芪与牛膝，皆根长二三尺，《别录》皆言利阴气。惟牛膝一茎直下而味苦酸平，黄芪一茎直上而味甘微温。故牛膝利阴气，是下利其阴气。黄芪利阴气，是从阴中曳阳而上而阴以利。牛膝有降无升，黄芪有升无降，皆屡验不爽。刘氏谓黄芪先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邹氏谓黄芪能升而降，能降而升。此盖黄芪疏营卫之后，营卫则然，黄芪无此狡狯也。

凡药之用宏而不专主于一者，辨之不精，即致贻误。如黄芪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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