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玄机：我要与你讲传统(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蒙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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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玄机：我要与你讲传统试读：

前言

六年前，我写过一本《中国天机》，说的是中国现当代历史规律、前因后果，可预见性与不可预见性。“天机”的意思还在于规律与必然性的谜团，说来简单，琢磨起来很费劲，操作起来更费劲。

现在，又出版一本《中华玄机》，包括了近年谈传统文化的文章与讲话记录。“玄”字含义甚多：颜色——包括黑褐色、彩色，然后是玄武神龟，再有就是天、大、高、深、奥妙、神性、姓氏、地名等释义。而“玄机”主要指道家理论，儒家却也有喜用此词者。我这里取其高、大、上、深、厚、妙、神奇的含义，同时也警惕其故弄“玄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有的对于玄学贬低的负面含义。中华玄机，是谈我们的生活与头脑中的传统文化，谈我们与众不同的文化的可敬、可叹、可咀嚼与可珍惜；实际上仍然是谈你我他的日常生活，更谈我们的思路、我们的风度、我们的气派、我们的歧义。

中华文化确有玄妙处。它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罕有其匹。它伟大辉煌、光照四方，却又是饱经沧桑、千灾百难、危殆焦急。它屡败屡胜，屡亡屡兴，屡衰屡盛。它牵心挂肚，爱恨交加，莫名悲喜。它目前在世界上并不处于强势与主流位置，甚至屡屡被宣布失败落伍，结果却是发展越来越快，势头越来越强，说法越来越大气，写下了新的历史篇章。西欧北美看着它陌生、诡异、古老而充满生机，各色而紧追时尚，友好而自说自话，绝对是玄机无比、风光独异，爱之很难缩短距离，恨之又毫无作用与意义。

它的词根语（汉藏语系）大别于结构语（印欧语系）与粘着语（阿尔泰语系）。它的只此一家的文字精美绝伦，集形、声、义、结构、逻辑与其他字词关系于一身，集艺术性、暗示性、神妙性与超越性、模糊性于一体，远远超出了语言符号的范畴。它的发明被说成是引起了天雨粟、鬼夜哭，惊神动鬼，惊天动地。它的流传伴随着被崇拜、被敬畏、被占卜、被分析、被欣赏、被训练、被培养、被研究终生终世。

中国没有覆盖全民的强势教会，它的民间宗教天真质朴、灵活随意，妈祖灶王、山神土地、（天）花娘财神、岳飞关羽，多神多祭。它的士人则用一个“道”字、一个“天”字、一个“德”字、一个“一”字，自主地、深刻地、放手地取代了西方“上帝”的含义。它把先验的天与实存的天、先验的性善与文化的善德、人性的善良与行政（古曰为政）的仁厚亲民、为政以德的标榜与得人心者得天下的权力归属规律，全部整合连贯在一起；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合而为一，把信仰、道德、政治、学理合而为一。它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的一切、一切的一，把多元与一体合而为一。其他外域，多半是君权神授，在中国则是神权君授，经过皇帝或权力系统的封禅，泰山、孔子，取得了类宗教神灵的地位，一些民间神才站住了脚跟。但同时中华玄机中的道、天、德、一，类似的概念神，却又成为推翻无道昏君、气数已尽政权、约束国君权力运作的武器。这样的玄机，国内外并没有几个人闹得明晰。

它的一些说法确实比较稀罕，如无中生有、无为而治、有常无常、以退为进、以弱胜强、深藏不露、混沌一片、韬光养晦、卧薪尝胆、天降大任、后发制人、立于不败、内圣外王、玄圣素王、盗亦有道、养气养生、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道非常道名非常名、仁者无敌、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置之死地而后生、论万世、月盈则亏水满则溢、过犹不及、物极必反……

它的地位也很特殊，它是古老的文化，它是明确地肯定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文化，它曾是相当保守的文化，它又是追新逐异的文化，共和体制、共产主义、自由平等、维新革命、民权女权、同性恋爱、民族解放、白话写作、拼音文字……它是西欧北美强势文化、主流文化的朋友和学生，它走自己的路，绝对不接受全盘西化而处处坚持中国特色，坚持改革开放。近二百年来它经历了无数外战内战、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日本侵略时期更是失去了大量国土；它终于建立了截然不同的新中国，同时它仍然经历了探索与曲折。它在新文化运动中痛心疾首、反思自省，接受了来自欧美的大量新思潮，特别是接受了相当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发动了前所未有的人民大革命，却又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治国理政理论，提出了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它推动与保持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许多难点与节点上，西方人士多次预言新中国的崩溃，却全部落空而沦为笑谈。

如今，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日益引发兴趣，引起重视。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三字经》、《弟子规》、成语谚语、方言普通话、琴棋书画、戏曲曲艺、舌尖中国、堪舆风水、唐装汉服、太极少林，自成体系。而国际国内的说法反应，好话如潮、恶评如风、自夸如火、自贬如狂，更是令人糊涂诧异、头昏脑涨、莫衷一是。一面是危言耸听，哭闹诅咒，一面是歌舞升平、吃喝玩乐、太平盛世；一面是段子纷涌、若玄若虚、若智若愚、真伪莫辨、善恶混淆；一面是定力实力、弹性柔性、平稳和谐、永不言败、自有道理。

让我们试着接触一下中华传统文化，看看到底有多少奥妙玄机，可塑可化，真才实力，奋勇前进，得其时矣！或者还有什么荆棘泥泞、陷阱地雷，需要我们多加思考、小心翼翼。玄机玄奥，隽语微言，旧语新词，秦砖汉瓦，唐宋大家，桐城流派，英格历史，巴罗斯基（以上八字是说英语、俄语），思之说之，解之论之，揽月捉鳖，大而化之，雕虫雕龙，得心应之。

谈起中华传统文化，端的是谈笑风生、挥洒自如、纵横捭阖、举重若轻、悲喜交加、其乐无穷也！

魂魄

且说博大精深

有过这样的事，我们的教授在国外被问及：“常常听到中国学人讲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能给我们讲讲它如何博大精深法吗？”

我们的教授说：“既然博大精深，岂能几句话给你讲清楚？没法讲。”

我觉得未免尴尬。仔细想想吧，几乎无人不讲其博大精深，却当真说不太清晰博大精深于何处。我们还是分析分析这个博大精深吧。

一是博，意即渊博、丰盛、多样、富饶。我们是个古国、大国，郁郁乎文哉，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民族五十六，人口十几亿，文字甲骨篆隶、正楷行草，文献河图洛书，说话官话加六大南方方言体系。我们有女娲盘古、混沌倏忽、三皇五帝、共工蚩尤、西周东周、春秋战国、元亨利贞、孔孟老庄、诸子百家、秦皇汉武、秦砖汉瓦、楚辞汉赋、魏晋名士、唐宗宋祖、李白杜甫、韩柳文章、苏辛柳永、昆仑峨嵋、长江黄河。毛主席的说法则是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以及在文学上有半部《红楼梦》。还有燕窝鱼翅、七碟八碗、满汉全席、山珍海味、煎炒烹炸、舌尖中国。还有温补缓泻、丸散膏丹、针灸拔罐、太极少林、刀枪剑戟、五行八卦、青龙白虎、堪舆风水。还有江南胜境、塞北风光、大漠孤烟、东海激浪。还有诗书礼乐、琴棋书画、焚香沐浴、气功打坐。还有戏曲曲艺、忠孝节义、变脸毯子功、四大奇书、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四大名医、文房四宝、三山五岳、三教九流……一言难尽。

更重要的“博”是中国人的选择空间，一面是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肝脑涂地，报效朝廷，一面是“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一面是温良恭俭让，绝不犯上作乱，一面是“侯王将相，宁有种乎”“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一面是循规蹈矩、谦虚谨慎，一面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一面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以不变应万变”，一面是“与时俱化”，不拘一格，“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一面是“邦有道”则知则仕，一面是“邦无道”则愚则卷而怀之。一面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知其不可而为之”，一面是“无可无不可”“随机应变”信如神……

有没有不够“博”的地方呢？也有。例如“五四”以前各级学校的学科课程，大千世界的科目的划分与完备，不拘一格的人才的培养与使用，等等。“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正如老子此说，皆知博之为博，也会产生杂乱、无序、良莠不齐，会产生不少的杂家、段子手、博闻强记而并无见识的书蠹。

好在我们有强大的的选择与消化能力，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们的好处更在于“学而时习之”“学然后知不足”“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既然中华文化博而不备，我们就要好学不倦，诲人不厌，不耻下问。我们要珍惜已有的博，补上短板，留学游学，海龟土鳖……共同携手迈向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二是大。中华传统文化十分喜欢大，格局胸怀、时空体量、包容汲取、伸延发展，无不求大。曰道、曰天、曰朴、曰仁、曰义，中国士人视无所不包的大概念如终极神祇，认为找准了大概念，一通百通，一顺百顺。诸子百家的演绎功力远胜经验归纳。庄子的鲲鹏，一飞冲天，九万里掀动扶摇羊角。老子的道，一曰大，二曰远，三曰逝，四曰返。孔子的道，朝闻可以夕死。孟子称孔子为“集大成者”，后世则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孟子还鼓吹大丈夫：“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还有什么“论万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到处是高谈阔论、豪言壮语。直到今天，我们提倡的是大格局、大思路、大气磅礴、识大体、顾全大局。叫作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大河没水小河干。叫作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当然中华民族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知道某种情况下一味求大，有可能演变而成为空洞、夸张、失实等负面现象的渊薮。“大而化之”，这是最轻微温柔的质疑了。“好大喜功”，是历史人物的经验教训。“大而无当”，就是说失去了针对性与实际意义的大，全不中用。假大空、吹牛皮、放大炮，这是一种揭示，也是一种厌弃和痛苦。“大言欺世”，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一些政治骗子、文化骗子、学术骗子的装腔作势，借以吓人骗人害人的丑恶与危害。

三是精。中华传统文化有两方面的“精”，引人入胜。一个是做人处世上的精明精当。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人行，必有我师”“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荣守辱”；“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过犹不及”“恰如其分”“留有余地”“莫为已甚”；还有民间的“先小人后君子”“亲兄弟，明算账”“退一步海阔天空”“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吃一堑、长一智”，等等。

另一方面的精主要表现在文学、书画（主要是书法）、戏曲、烹调、园林、工艺上。

例如昆明大观楼长联：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芒芒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孤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这是大而精的范例，还有小而精的：鸟在笼中，恨关羽，不能张飞。人处世上，要八戒，更须悟空。

比如中华书法，心平气和、龙飞凤舞、精神气质、风格人性、情怀志向、匠心功底、学养定力、雅俗深浅，万物皆备于我。它是无声的交响，无人的起舞，直到人间各种吉凶祸福、顺逆通蹇、血压免疫、微恙绝症……尽在其中。

比如中国的餐饮，就一个普普通通的宫保鸡丁已经全球不败了。美国一个诗人写诗抒发他面对中华料理的博大精深时的恐怖感，被指责为种族歧视。

比如宜兴陶壶、景泰蓝工艺、鼻烟壶内画，还有《核舟记》里描写的以“径寸之木，为宫室、器皿、人物，以至鸟兽、木石……”，更不要说大量生产、成为产业的湘绣、苏绣、杭绣等等了。

不够精的地方主要是现代科学与技术。我们也正在奋起直追。例如断肢再植，早有惊人成绩。在延伸已有的技术方面如互联网+，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

按中国人的思路，太精了也会玩物丧志、因小失大、畸形发展、巧言令色、怪力乱神、埋头抠哧、失落方向。好极了，中华文化有一正就有一邪，有一邪就有一扶正袪邪的法门。

四是深。中华文化在治国理政方面强调谋略，强调藏而不露。强调“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中国政治家喜欢搞什么“喜怒不形于色”，不露声色、变化莫测。中华文化的深刻处常常在于它的辩证思维，特别是《周易》与老庄的辩证思维：一阴一阳谓之道，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无为而无不为；殊途同归、百虑一致；柔弱胜刚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哀兵必胜；无用之用，是为大用……

学术上，尤其是自然科学、哲学、数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有待深入的空间大大地存在。所谓泥古、所谓食洋不化、所谓假洋鬼子、所谓“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还有各种起哄大呼隆，浅的人比深的人多多了。

一味深下去也许会钻牛角尖，会成为深刻的片面，过于片面的深刻或者过于深刻的片面，则可能是精神灾难。

一切事物与秉性都会有正反两面。博，大发了抓不着中心，开杂货店、古玩铺、废品站。太大了与凡人俗人接不上地气，联系不上实际，无的放矢，不着边际。太精了成为智巧奢靡。太深了摸不着脉络痕迹，更无法普及群众，于人世少有裨益。

博大精深的反面是陋、小、粗、浅。域内域外，古往今来，文化现象文化成品汗牛充栋，有博大精深的一面，也有陋小粗浅的一面，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针对性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哪种文化是陋小粗浅的呢？有把握吗？

说到这里不妨再想一想，为什么大家都爱说博大精深，讲起博大精深来却有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为难。博大精深，毕竟是欣赏、赞颂、膜拜的仰视语言。而文化的中心是人，是生活，是现实的求福与免祸，是世道与人心，是品质与能力，更是实用与功效。一种文化博不博、大不大，并不如它是否能提供更好的生活质量、更好的发展前景、更和谐的人际关系及人与社会的关系重要。精不精、深不深，也不如它能不能提供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中国更贴心。文化的意义不在于自身的观感，而在于它以人民为中心的有效性、生命力、凝聚力，包括此种文化它实现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的品质与能力。

我们爱自己的文化传统。我们愿意讲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还可以讨论研究它的博大精深法。与博大精深相比，有没有别的词可以更具体实在亲和地描述我们的传统文化，也不妨一试。例如，我就喜欢强调中华文化的此岸性与积极性、精英性，强调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与调适能力，强调中华文化的经世致用、乐观柔韧、蜕变破茧、生生不已的特色。

道通为一

我为何要找出这么一句话来谈呢？现在很强调传统文化，但传统文化的内容太广泛了。我曾听过一件事：一批教授去访问美国，美国的听众问，你们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可以跟我们说说，怎么博大精深的吗？一位教授回答：博大精深，又博、又大、又精、又深，这怎么能说呢？这样的“不可说”未免令人哭笑不得。我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学习者和爱好者，一直在思考，我们中华文化能否从整体上，从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上，概括一下？我们可以从哪些角度来谈传统文化？我抱着向读者求教的态度，来试着谈一谈。一

首先，我认为，在中华文化中，最突出的理想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礼记》里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对于世界大同的理想十分坚定。

中国古代的理想追求，还有一个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是老子的话，但孔子其实也把无为而治看作一个很高的标准。《论语》快要结束的时候，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能够做到无为而治的，不就是舜吗？舜也没有做什么事情，只是端端正正坐在北面，向着太阳，各种事情就都有条理地展开了。老子说：“太上，不知有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老百姓都非常自觉，一切行为都符合公德，符合他人利益，符合社会全体的利益，就好像一个人开车完全符合交通法规，那他就根本不用考虑哪儿会有交警。而权力存在的最糟糕状态是什么呢？老子说：“其次，侮之。”就是权力和被权力管制的人之间相互轻蔑。所以，老子设想了这样一种理想状况：“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事情办好了，老百姓都认为这是他们自己做的，是自然而然的。老子还有更深刻的一句话：“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这强调了权力的意图应与人民的意图保持一致。二

中华文化的理论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循环统一机制。比如治国平天下，依靠的是文化、道德、仁爱，实行的是仁政，道德上有示范作用，才能得民心、得天下。它号召用道德、仁爱、善良等来治理国家。而人的道德与善良从何而来？《孟子》里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强调，人性本来就是善良的。老子也说：“能婴儿乎？”这是老子对初心的提倡，要和婴儿一样天真无邪、善良纯真。古之圣贤认为，人性是善良的，都会自觉地不做危险的事情，所以执政也需要宣传仁爱的政策才能得民心，而民心就是天道，符合民心，也就是符合天道。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天是一个笼统而复杂的存在，对于“天”这个概念，孔孟喜欢从道德伦理上总结，而老庄喜欢从哲学上总结。总的来说，天既是超人性的神性力量，又是我们整个存在的总括。天即道，道是没有名称的，既是本体，又是方法；既是精神，又是物质；既是起源，又是归宿；既至大，又至小、至微、至精；既是正面的，又是反面的。所以天的概念，既是哲学的概念，又是道德的概念，还是通向信仰的准宗教概念。这样一来，中华文化就出现了一个景观，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统一起来了；把天性、人性、为政、道德、信仰、终极追寻统一起来了。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可以理解，中华文化的关键就是崇尚道德、崇尚性善，可以说这是一种理论，也可以说是一种信仰。当然历史上也有“性善”与“性恶”的争论，但在事实上，性善的观念长久以来已经被老百姓所接受，已经深入世道人心，所以某种意义上，它从思想变成一种信仰。中华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诉诸天良”。三

中华文化还讲求尚一、尚同。现在世界上很难找出一种文化像中华文化这样，有这个概念——通了之后要同，通就是同，同就是通。道通为一，就是多种角度说来说去，其实是同一种道理。尚一、尚同是因为中华文化追求一元论，同时追求一与多的统一。老子讲：“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孟子说：“（天下）定于一”，中国人还爱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看到了一，也看到了多，看到一与多的转换，强调掌握一以后，什么都解决了，所谓“一通百通”。

孟子认为，实行仁义其实是很简单的，只要善良一点就可以了。实行仁义并不像挟泰山以超北海那样艰难，实行仁义就好像为长者折枝，只要把树枝撅下来就可以了。到了王阳明那里，强调知行合一，认为只要安了好心，就可以干好事。而在孙中山那里，又强调“知难行易”，这是因为他看到，很多关键问题的解决，先是需要改变观念。有些外国人不了解中华文化的背景，就会得出一些偏离实际的判断，比如黑格尔对孔子的评价就比较低，他认为孔子说的事情都是常识以内的东西，甚至算是幼儿教育。但是黑格尔不知道，中国恰恰是把常识以内的事情看得很重，这也是化繁为简的思维方法。四

中华文化很注重中庸之道。国家太大，治理需要依靠精英，这样的精英有一个特点，在孔子那里就是讲求“中庸”，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我称之为中庸理性主义，既不要过于峻急，也不要过于迟缓，应当恰到好处，掌握分寸，留有余地。《论语》最大的特点就是恰如其分。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鄙弃不义得来的富贵，但他只是说“如浮云”，像浮云那样一晃而过，并没有说其他丑恶的词，这体现了孔子语言的分寸感。在孟子的时代，认为精英就当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庄子是从另外的角度说的，他强调有至人、有真人。

中华文化很早就提出“化”的观点，《周易》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什么事情碰到钉子，无计可施了，这就是“穷”，穷就要变，变了才有出路，才可维持下来。到了庄子的时代，更喜欢用的字是“化”——与时俱化。“化”与“变”相比，有些悄悄发生变化的意思。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中华文化讲仁义道德、一和同、天下定于一、吾道一以贯之，似乎很呆板。其实中华文化一点儿都不呆板，比如中国人承认有多种多样的选择性。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如果我没有条件，我就把自己管好了，如果我有条件了，我就为天下百姓与君王效劳。孙子说：“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充分理解战争的人，永远不会让自己变成殉葬者。孟子评价孔子，说他是“圣之时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孔子生活的时代千变万化，民不聊生，国无宁日，孔子如果不随时调整自己，把握分寸的话，他早就灭亡了。

在中国，不同的思想理论可以想办法走通。老庄主张以退为进、以弱胜强、以无胜有。老子甚至主张：柔弱是生命的特色，坚强是死亡的特色。当然，这个说法我们是存疑的。但从侧面说明，中华文化从来都不是僵硬的文化。二十世纪后半期，当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进入改革的时候，西方的一些政要，比如撒切尔夫人、基辛格等人都对某些国家的改革不看好，而上述这些人却说，改革唯一可能成功的是中国，原因之一是中国有独特的文化，该坚持的继续坚持，该改革的就改革，化之于无形。全世界能够迈开这么大步子进行改革开放而又保持稳定局面的，只有中国。我们当然不能无原则地自我吹捧，但中华文化适应调整、变化的能力，统筹兼顾、面面俱到的能力，世界上罕有其匹，这也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特点。

中华三尚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就文化的问题，就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有文化自信的问题，跟大家有一个交流。这个问题不是特别好谈，因为它不太具体，说法很多，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比如说我不是古汉语的专家，我不是中国哲学史的专家，我更多的是把文化当作一个现在还活着的存在，从我们的世道人心、国运现状，特别是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相互关系方面，来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第一个问题，我想谈谈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历史非常长，当我们说到传统文化的时候，包含的内容很广泛，大家最喜欢的一个说法就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听一位主管领导讲过，他跟几个教授在国外访问，国外一个听众就问，你们整天讲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到底怎么个博大精深法，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出访团长就请一个教授说你讲一讲，教授表示没法讲，博大精深怎么讲？博大精深就是无从讲起。这个故事使我深感忧虑：这样不行，你说了半天博大精深，到底如何博大精深，你自己也没有底。到现在为止，没看到过一个权威的讲法。这些年来我一直探讨这个问题，但这不是结论。因为很简单，有的老师从儒家讲，有的是从儒道互补讲，有的是从阴阳五行讲，有的是从《易经》讲，有的还从中医、农历、太极拳、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上讲，各有说法。那么我想谈什么意思呢？我要谈的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价值观念与思想方法。

首先，中国文化是一个“尚文”的文化，它主张以德治国，用孔子的话就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就是讲道德，注意道德，注意以文化人，尤其是孔子以继承西周的文脉来自居，“郁郁乎文哉”，就是说西周时期的文化是最发达的，丰富多彩、精致、美好。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道”就是道路的道，和领导的“导”是相通的，就是用行政手法来引导人民，用刑法来规范人民，不如“道之以德”，不如用道德来引领人民。“齐之以礼”，用礼法，用正面的、美好的、彬彬有礼的东西来规范人民。所以我们一看中国的传统文化，首先就是一大堆美好的东西，讲美德或者讲真理。先是一个字的，老子讲的最多的是“道”，庄子不但讲“道”，还讲“通”，孔子也讲“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说明道是终极价值，比生命更重要。但是孔子更多的地方是讲“仁”，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义在这里不是当义气讲，是当义理讲，用现在的话就是当原则讲，义就是原则。什么叫重利轻义？就是为了一时的利益，拿原则做交易。原则、原理、义理是哪些呢？两个字的孔子讲“孝悌”，“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就是从小在家里对父母孝敬，对兄弟姊妹友好，这样的人将来不会犯上作乱。由“孝悌”发展到忠义，还有一个说法叫“忠恕”，说是讲来讲去，最根本的道就是忠恕之道。三个字的说法也很多，孔子喜欢讲“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智、仁、勇”这是三个字。四个字的讲“礼义廉耻”，称这为“四维”。还有的把“孝悌忠信”放上，这是八个字的，称作“八纲”。五个字的也很多，最普遍最普及的是“仁义礼智信”，但孔子还喜欢讲君子的特点“温良恭俭让”，我们可以从里边看出中国人所理想的风度，这种风度是温和的，就是不走极端，是良善，是尊敬别人的。俭不仅仅是说金钱上要俭，包括行政、说话都不要过于张扬，要爱惜财力民力，还要谦虚、谨慎。这也可以看出中国人的风度，中国人的文化性格的某些方面，强调沉稳，强调低调。那么孔子还有一个说法，是针对官员的，也是五个字，叫“恭、宽、信、敏、惠”。恭就是敬业，就是尊敬他们；宽就是宽容、包容，听意见；信就是说话算数；敏就是做事有效率，头脑清醒明白；惠就是给人们带来实际的利益。

讲这么多美德，是个什么逻辑呢？很简单，人心好了，世道就会好，家庭好了，国家就会好，国家好了，天下就会好，那个时候讲的天下实际就是中国，因为当时中国不认为世界上存在任何另外一个能和中国相比较的国家。中国是什么情况呢？东边、南边都是海，西边、北边有一些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文化和中原是没有办法比的。尚文、尚善的逻辑，是文化一搞好，人心一搞好，社会上不会发生坏事，既不会发生战争，也不会发生政变。但实际上并非这样，他们碰到了东周即春秋战国时期，叫“春秋无义战”，世道人心恶化了，所以要“克己复礼”，恢复到西周的文化礼法上去，才能“天下归仁”，叫作恢复到优化的世道人心上去。“五四”时期，我们就批评这种说法，认为中国说的这些美德是没有用的，甚至可以说得很严重，就是“满口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的男盗女娼”。但是这个话也不全面，因为文化的构成包含了理想，不是说必须百分之百做到才是文化。基督教有很多说法，讲宽恕，讲别人打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也伸过去让他打，这是做不到的，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做到这样，但是表达了一种理念。我们既要看到中国的文化仅仅靠道德理念，但并不能保证这个社会有非常理想的一面。那么我们还要看到，毕竟有很多人，毕竟有这样的仁人志士、仁人义士，就是讲仁义道德，就是讲忠孝节义，忠孝节义的说法是分析戏曲的主题思想而言的，就是有无数这样的惊天地而泣鬼神的故事，使我们感应到中国人心里有一杆秤，有这么一个理想。我称之为“尚文”“尚德”。

这里又有一个最有趣的、最有特色的思路，是什么呢？就是文化道德观念是从哪儿来的。文化道德观念，按儒家的学说是从人性来的，是天生的，叫作“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会同情别人，会可怜别人，有不忍之心，看到别人受苦你受不了。“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你如果做了错事，你自己很害臊，你会感觉很惭愧，人人都有惭愧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什么事情你都要判断一下是非。还有“恭敬之心，人皆有之”。人皆有之是什么意思呢？是天生的。所以中国古代文化很喜欢讲什么？讲“良知”“良能”。“良知”就是不需要教你，你就能知道。“良能”就是不需要你受训练、培训，你就有这个能力。“良知”和“良能”又称之为“天良”，天生的对良善的趋向。天生的价值趋向，你喜欢良善，你不喜欢凶恶，你不喜欢残暴，你不喜欢坑害别人。那么什么是天？在中国古代的文化里，天地是实际的存在，是物质的存在，是自然，用老子的说法就是“道法自然”，在老子时期“自然”这两个字不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大自然，不是这个意思，自然就是自己存在、自己运动，是一个副词，是自己存在，自己就这个样，这有点唯物论的色彩。但是天同时又是什么？又是超自然的高端，我称之为中国的概念之神。因为神本身并没有形象，不是直观的，有形象就人格化了，比如说基督教，圣徒是耶稣，耶稣是上帝耶和华的儿子，耶稣是有形象的，耶稣的母亲是有形象的，但是耶和华是没有形象的，你在基督教的教堂里，可以看到圣母像、耶稣像，甚至于本地的大主教像，但是没有耶和华的像，所以上帝是一个概念。那么中国的文化呢？中国的文化非常聪明，认为不能塑造出一个形象，那么追求的就是最高的概念。天有时候就是这个概念。老子本来是讲道，但是在《道德经》里，“道”前后出现了七十八次，“天”出现了九十二次，或者干脆把两者结合起来——“天道”，天表现的就是道，道体现的就是天。有时候天和道，因为各人的理解不完全一样，中国古代的文化，人们更喜欢的一个词是“一”。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孟子说“天下定于一”。老子说“天得一以清”，天得了一，天就是清的，没有雾；“地得一以宁”，地得了一，就没有比这安宁的了；“神得一以灵”，各个方面的神获得了一，它就能显灵了，就把人间的事都搞顺了；“谷得一以盈”，山谷得到了一，就是充实的，盈就是充实，盈亏的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这些高级官员，乃至于王室，他们得到了一，天下就有了正路。都讲的是“一”。

中国文化喜欢从整体讨论问题，崇拜大概念，追寻大概念，这个概念越大越好。所以除了“尚文”以外，我简单地说一下，中国还“尚同”，古代的文化里讲“尚同”，就是追求共同性。“尚一”，就是追求一元性，是一元化的世界观。为什么是一元化的呢？中文里这个词叫作“一切”，在郭沫若著名的诗《凤凰涅槃》里就有这个词：啊！这一切的一，这一的一切，一切一切……切在这个地方似乎是应该当“部分”讲，就是各个部分合起来变成一个统一的世界，那么一个统一世界分离开都是世界的各个部分，所以这叫一切。但也有人说，这个不是郭沫若发明的词，这个词是佛教的词，一切都是一，在《华严经》上就有“一切的一、一的一切”这个说法。黑格尔的说法是“杂多的统一”，第一世界是杂多的，第二得有统一，所以也有一个“一切”“一”的感觉。中国“尚同”，所以它认为最理想的社会就是大同世界。同是什么？特别接近共产主义这个词，就是共同主义。“共产主义”这个词的原词里没有“产”这个字，“产”这个字是日本人翻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也很注意整体和大同，整体好了，个人才可能好，你要想解放无产阶级，先得解放全人类。而且相对来说，马克思主义也主张性善，现在西方的很多文化是从性恶论上推导出来的，今天都不能细谈。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的观点是：人的自私自利，所有不好的习惯都是由私有制造成的，一旦私有制没有了，个个都大公无私，人人都是雷锋。所以中国文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有它的文化依据，有它的根据。还有，我大胆地在这里说一句，老子、庄子强调“无为而治”，孔子也强调“无为而治”，在《论语》的最后一章，一上来就有一段，“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就是说能做到无为而治的恐怕是虞舜吧。虞舜怎么无为而治？他向着正南面而坐——中国有一种对太阳的崇拜，所以皇帝的座位，要坐在北面，坐北朝南，眼睛看着南，端端正正地一坐。因为虞舜这个人非常之好，各个方面都是模范，所以在全国都是模范。“无为而治”，大家不要觉得它神奇，其实“无为而治”最像的是什么？最像的就是马、恩他们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论，国家消亡、军队消亡、官员消亡、政府消亡。马、恩认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有一个关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统计研究的机构，没有一个管束性的约束性的政府。这都不细说。

从人类的理想上来看，中国的文化和欧洲的、现在成为主体的那种对理想国、理想社会、理想的文化的理念，有很多可以借鉴之处，这是“尚一”。那么还有一个，可以称之为“尚新”，或者“尚化”。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为什么它的文化能够传播下去？因为经验非常丰富，碰到过好事，也碰到过坏事。《尚书》上就有记载，一个大铜盘子上边写几行字，这些字都是最重要的一些道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天都会有新的东西出现。张岱年教授有一个解释，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个“新”代表着的是“生”，生活的生，因为中国的古典文献特别强调生的伟大。《易经》上认为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呢？生生不已，不断地出现一些新的东西。但是也有死了的，老的东西死了，新的东西出现，这叫生生不已。所以国民党的理论家陈立夫、陈果夫，他们就提出一个“唯生论”，既不是唯物论，也不是唯心论，而是“唯生论”。当然在革命战争期间，我们把“唯生论”也认为是极端反动的，但是这种提法和中国的文化是有关系的。而陈立夫很早就提出来要靠中国文化来统一中国。中国的文化，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事都是“一颗雄心，两手准备”，我们现在提的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孔子时期不能说是红心，“一颗雄心，两手准备”。什么两手准备？孔子说“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说一个邦国如果各种事搞得挺顺，有章法，这时候你可以表现得聪明一点，表现得聪明一点可以为朝廷效力，你也可以给老百姓办点好事，至少你可以参政议政，因为你聪明。“邦无道则愚”，如果说这个地方乱套了，这个地方没有章法了，不按牌理出牌了，这个时候最好的做法就是犯傻，显出你的拙笨来，这样就没你什么事了，不至于找事，可以保全自己的性命。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该犯傻的时候傻不起来。孟子的话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你处在逆境当中，没有路可走，没有东西可以选择，那么你管住你自己不要干坏事。比如说你到一个单位，这个单位从上到下烂掉了，都在那儿贪腐，你管不了他们，但你自己起码做到自己多一分钱也不要，全部另外立一个账户。你看《水浒传》里就是这样，西门庆这些人厉害，潘金莲把武大郎害死了，帮助料理丧事的人留下一块骨头，另外他把该留的证据都留下了，武松来了要杀他，他马上交出来，说我当时不敢说，但是我知道，你回来会追究这个事，证据在这儿，你哥哥死得冤屈，中毒了。这也可以理解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说如果你现在发展挺好，也有一定的地位，也有好多朋友，你要考虑多给别人做事。庄子的说法“内圣外王”，还叫“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从你个人的精神面貌来说，你是一个圣人，你很智慧，你很仁义，但是对外来说，“外王”是什么意思？你该有的地位你得有，该有的权利你也得有，地位和权利没有了怎么办？我也还要当圣人，我还要保持我自己的精神品质的优秀，什么事都有这么几面，你就有选择的空间，你就有选择的余地，所以为什么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因为有选择的可能，不断地要选择，我们可以说它是尚化，我们可以说它是尚新，我们可以说它是尚升，不断地要出现新的招数、新的谋略，中国人很讲谋略，谋略极多。

我举几个例子，一个是在江苏镇江，有一个美国的女作家叫赛珍珠，她从十几岁就在那里生活了十几年，她对中国的文化很有感情，但她反共，她写过一本书叫《大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大地》里有反共的内容，当时《人民日报》曾经大篇幅对她进行过批判。这个人在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曾经想跟着一起来，被中方拒绝，但她给美国的政要不停地写信，讲一个观点，中国人非常的优秀，为什么？因为中国人经历了别的国家、别的民族所不能想象的一切的困难，没有灭亡，没有中断，保存至今，仍然在奋斗着、前进着，尤其是抗日时期表现出来的英勇、坚持。她就具体说，在中国，旱灾、洪灾、虫灾、瘟疫、暴政、内战、屠杀什么都经历过，那些弱的、怂的、窝囊的、笨的全淘汰了。当然这个说法也有一种感情色彩，毕竟她是写小说的人。更重要的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卡特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还有基辛格，等等，他们都分析过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认为苏联和东欧这些改革要完蛋，因为改革的路线和原来那一套东西是完全不相融的，但是认为唯独中国极有可能成功，因为中国经历过很多，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按自己独特的文化能找出办法来，别的国家找不出办法来，到了中国都能找出办法来。事实证明他们说的这些话是对的。

中华文化既是“尚文”，又是“尚一”“尚同”的，“尚一”“尚同”“尚文”在这里有很多悖论，为什么说有悖论呢？道德是好事，但是道德不像法律那么具体，道德的灵活性太大。随便举一个例子，《红楼梦》里有一个故事。王夫人的玫瑰露是一种浓缩饮料，用水兑就可以喝。两瓶玫瑰露让人给偷走了。当时凤姐在生病，是由平儿代表凤姐来查办此事，很快就查出来是一个丫鬟叫彩云的，她把这个玫瑰露偷走给了赵姨娘的儿子贾环。本来处理彩云就行了，可是贾环是探春的亲弟弟，探春也是赵姨娘生的，投鼠忌器，怕一揭露真相，让探春脸上不好看，所以平儿就想了一个办法：最喜欢帮女孩子忙的是贾宝玉，干脆这两瓶玫瑰露你宝玉认下来，你拿走就完了，王夫人是你亲妈，别说拿她两瓶玫瑰露，把她那屋里什么好东西扛起就走，她也不会说你的，贾宝玉说好。平儿有天中午开碰头会，有关人士都来了，说现在宣布关于玫瑰露失窃问题的调研情况，贾宝玉先生已经承认是他偷走的，此事互相不要再埋怨，再不许提这个事。彩云一听脸红了，她的道德良心，刚才我说“羞恶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马上出来。彩云说别多说了，那是我偷的，埋怨别人完全不像话，你们现在就把我捆起来，送到王夫人那儿，要打要杀我自己一个人负责。平儿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呢？把眼一瞪，说刚才已经宣布完了结论了，谁敢胡说八道？记住是贾宝玉偷的，散会。我当年看到这里就说这个世界上怎么有这么会办事的人，单位里要有一个平儿，什么问题都出不来。后来又发展到什么地步？林彪看到此处有一段批注，意思就是平儿处理问题极佳，我今后要学习平儿。

但是最近我又研究，不行，光这样不行，光道德了，有了美和善，没有真。最近你们上网的肯定也看到，说于丹教授讲了一个二七十四、二七十三的故事，两人抬杠，一个傻子说如果二七十四我把脑袋割下来，另外一个抬杠说如果二七不是十四的话，我就给你磕三个头。那么后来找了大官，甚至有人说找了孔子，孔子说既然这样就二七十三，为什么？割下头来这个事问题太大，给他磕俩头损失不大，这个要当笑话说没事，要真作为一个我们美德的标准来说，全世界都傻眼了，敢情中国二七十三。我还想到《红楼梦》里那个玫瑰露的故事，要让德国人知道了非跳楼不可，哪怕说偷了东西是立功、发勋章，事实上贾宝玉也没有偷。所以德的问题也不好办，一的问题也不好办，人家立刻就会想到，中国这种高度的一元化的思想会变成一种专制独裁的根据。但是我们仔细考察一下中国的道德理想主义和文化理想主义，在客观上能够成为对权力的一个监督，中国没有西方的那种权力制衡的传统，但是我们有重义轻利的传统，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传统，我们有谏官的传统，要敢于提意见。这种文化和道德在客观上是对权力的某种监督。

我们文化部原来清史办主任叫卜键，写过一本关于明代历史的书，叫《明世宗传》。明世宗一辈子有两件小事，在我们现在看来是小事，和治国平天下关系很小的事，就是办不成，因为和中华文化较劲。明世宗是过继的儿子，从他的继父那得到的皇位，因为皇帝没有儿子，就把自己一个哥哥的孩子变成自己的儿子。明世宗继位以后，老想给自己的亲爹也弄个太上皇的资格。他为这个，一次又一次地找有关的臣子商量，只要一商量底下跪一片，不可能，皇位就一个，先皇帝已经继了太上皇的位，哪来的第二个太上皇，俩爸爸那还行！就一条线下来的，不能有第二条线。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明世宗给臣子们送礼行贿，大家想得到吗？臣子给皇上送礼，给皇上效忠，给皇上进贡，这个可以理解，堂堂的皇上偷偷地给臣子送点这个送点那个，就想让臣子答应他，给他爸爸提个级，把坟墓修得大一点，光宗耀祖。他没有做到，做不到。因为文化和传统是不允许挑战的。第二件事是什么呢？明朝的规矩到春天的时候要求雨，而且要求两次，为什么？当年朱元璋在南京的时候求了两次，第一次求完，雨不下。这个事情很严重的，影响皇帝的威信，龙王爷都不听皇帝的，那要有坏人趁机作乱怎么办？所以有懂气象的臣子，说根据我的观察三天之内肯定要下雨，您赶紧再求一次，今天求完明天就下，证明您说话特别管事，老天爷也听您的，龙王爷也听您的，朱元璋于是又求了一次，以后这个规矩就沿袭下来了，每年春天在某日求一次，过十天再求一次。这明世宗当了皇帝以后，觉得啰唆，求雨求一次就完了还求两次，可是这一说底下一跪也是一片，改变这规矩不行，因为这是明太祖朱元璋立的规矩，你算老几，你敢改明太祖朱元璋的规定，你把我们全杀光好了，大臣们很激烈，绝不允许。

其他的还有很多，比如说《万历十五年》，黄仁宇先生写的书里，皇上跑快了也有人提意见，走路跳了一下也有人提意见。你看奥巴马每次从飞机上下来时是小跑式，中国皇帝绝对不可能，不像样子，所以为什么中国田径到现在不行？因为咱们要求慢，要持重。所以文化也有一种监督的作用。尤其还有一条，我借这机会要说一说，中国人提倡“中庸之道”，而且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小人爱走极端，小人容易极端。君子中庸。“中庸”是什么意思？中实际是命中的意思，准确、郑重，庸是正常可持续的意思，不是一下子左的或者右的。中国为什么这么强调中庸？还有一些说法，“过犹不及”这是孔子说的，“不为已甚”，做什么事不要做得太甚。因为西方的政治学从理论上做到没做到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从理论上西方认为政治操作的核心是多元制衡，而中国呢？中国的诸子百家是在东周、春秋战国，而且是春秋无义战的情况下提出各种治国理念的，在那个情况之下如果再提倡多元化，这个国家就乱成一团了，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血流成河，到处是阴谋诡计、争权夺利。因此中国要安定，就必须有集中统一的权力操作。有没有一个平衡的问题呢？也有。中国的平衡往往表现在时间的纵轴上，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所以中国强调平稳，强调留有余地，和这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平衡运转的态势有关。中国人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人的培育要比对一棵树的培育还要费更多的时间。百年树人培育的不是一代人，是培养好几代。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说人性善性恶，其实我们可以说人性也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但是你强调性善总是让人心里觉得更温暖一点，如果你强调性恶，说这人全是王八蛋，全是自私自利的，全是先己后人的，这个社会就更没希望了。所以中国文化仍然活在我们的心里，尤其活在农村里，活在戏曲里，如果我们拒绝中国文化，我们就是自绝于历史，自绝于人民，就是自绝于我们脚下的土地，中华文化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的资源，正是这些资源，使我们和人民靠拢，和人民靠近，和我们的历史靠近，和我们对社会主义的选择靠近。

下面是第二个问题，谈谈中国文化的命运和我们的历史经验。简单地说，中国文化曾经有过极大的辉煌和影响，不但是在中国，而且对东亚、东南亚，我们的文化都有非常巨大的影响，我们自己曾经有过空前的文化繁荣，因此这个文化成为我们的立国之本，我们是文化立国，孔子受到尊重，因为我们保留了我们的文化传统。虽然发生一些北方的游牧民族靠骑兵进入中原乃至入主中原的事件，但是其结果是扩大了中国的疆域，是这些少数民族吸收了中原的文化，也丰富了中原的文化，不但扩大了我们领土的疆域，也扩大了我们的精神疆域。我们的文化既有自己的连续性、特殊性，又有自己的包容性。例如我现在讲的普通话，来源于北京话，四百多年前，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用当时的国际音标标注的北京话，是以苏州为代表的江浙、安徽一带的语言，但是不包括南京，不包括合肥，是另外的话，是苏州话。那么为什么后来变成现在的普通话呢？因为北京这边曾经进入过女真族的势力，金国的势力，蒙古国的势力，尤其是满族的势力。清朝开始以后，为了入主中原，满族必须大量学习汉语。满族本来的语言是阿尔泰语系，满族人的发音，最明显的是淘汰了所有的入声字，把很多zi、ci、si的音改成了zhi、chi、shi的音。所以我们的文化力量非常大，少数民族对文化贡献也非常大。我们的普通话是各民族共同创造出来的，这是好事，所以我们现在各民族也都要好好学，说好普通话，否则既影响你上学，也影响你经商或升迁。但是西方自文艺复兴始，至产业革命以来，我们的文化渐渐显出了滞后的征兆。一个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化得不到认真的挑战和突破，文化越受到挑战越能进步，否则的话陈陈相因。再一个是我们慢慢地养成了一个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这是毛主席的话——寻章摘句的这样一种学术。李白的诗说是“鲁叟谈五经”，鲁叟就是孔孟的同乡，鲁国那边的儒生特别多，这些儒生谈经，“白发死章句”，头发都白了，还是在那一个字、一句话地抠哧，“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你问问他经济，这里的经济是经天纬地，是经国济世，实际上说的就是治国理政，你问他一点关于治国理政的事，他傻呵呵的不着边际，就好像掉到雾里头一样。李贺说“寻章摘句老雕虫”，唐朝的这些诗人，对儒家并不客气，说就是这背一句话，那摘一句话，然后说的是什么？“文章何处哭秋风”，最后你这背一句，那摘一句，写出来文章以后，只有刮起秋风来，要粮没粮，要棉没棉，一边哭去吧。

还有我们看一下明清的小说，尤其是《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已经看出了中华文化的这种窘态，这种尴尬的处境。为什么我要说这个话呢？现在有一种糊涂人，一提传统文化，他就认为过去没看，现在一看《三字经》讲得那么好，《千字文》讲得挺好，《弟子规》讲得更好，一个个的多老实、多文明、多客气、多讲礼貌、多讲道德、多好领导。共产党闹什么革命，没事革什么命，一革好的文化都没了，还不如人家台湾，现在有这种糊涂人的糊涂想法。可是我们想一想，在《红楼梦》里描写的贾府里中华文化还混得下去吗？贾宝玉喜欢中华文化吗？尤其是贾敬，《红楼梦》里有一个对联，“漫言不肖皆荣出”，你不要认为这种不像样子、不像话的事情，都是从荣国府出来的，“造衅开端实在宁”，实际上坏事、矛盾、问题都是从宁国府出来的。“箕裘颓堕皆从敬”，箕裘颓堕就是说各行各业、百行百业全完蛋，都是从贾敬那儿开始的，贾敬整天炼丹，那不是中华文化的主流，炼丹是走火入魔，那是歪门邪道，所以中华的文化危机在前，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革命在后，尤其中国面临了文化危机、生存危机、民族危机、国家认同危机、政治危机，才必然会出现新文化运动，必然会出现革命。用孙中山的说法，他认为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的是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和国际的关系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国人就是鱼和肉，西方列强就是厨子拿着刀，拿着木墩子，把你放在上头，该切片就切片，切丝就切丝，把你拍烂就拍烂，太厉害了。孙中山比我们激烈，毛泽东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孙中山说中国是次殖民地，中国当时的处境比不上殖民地，赶不上印度，赶不上伊朗，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恰恰是新文化运动，非常激烈，但是这种激烈使中华文化置之死地而后生，激活了中华文化，挽救了中华文化。

所以现在有人一谈文化，以为是要复古，以为是要穿上莫名其妙的袍子让娃娃背《弟子规》。《弟子规》和《三字经》有很好的东西，也有现在完全不能用的东西。比如说《三字经》里说：“勤有功”，这句话很好，勤劳才有好处；“戏无益”，游戏没有好处，这话不对，尤其是儿童、少年，少年儿童有游戏的权利，在游戏中可以受到教育，可以提高智力。《弟子规》里头也有，“人有短，切莫揭”，也有对的地方，你看到别人什么短处，比如生理上的短处，个子矮、长得黑、耳朵有点畸形，这不应该嘲笑。但什么短都不揭也不行，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要照照镜子，就是要看看自己有什么短处，要洗洗澡，还有红红脸，红红脸就是你有些事做得不对，我得告诉你，你不高兴我也得告诉你。孝顺非常好，但是无条件宣传二十四孝，就是糊涂的做法。为母埋儿，这个我们怎么能够提倡呢？恰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使我们中华文化产生一个新的飞跃。那么人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其实也继承的是中华文化，我前面已经讲了，内容非常宽，其中也有造反有理的那一面，“侯王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有的是春秋战国楚汉相争时候的，有的是秦以后的说法。最重要的是在老子的一些观点里有革命的因素，老子讲“天之道，其犹张弓与？”，说天道就跟拉弓一样，高的地方让它往下一点，软的地方要增加一点力量。人之道，则相反，是“损不足以奉有余”，天之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简单地说天道是什么？哪个地方太强了，太优胜了，你让他做点贡献，从他身上弄点油水帮助弱势群体。可是人之道常常相反，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越穷的越要剥削他，越困难的、越弱的越要欺负他，人之道是越穷越吃亏。老子说得厉害，人之道是从被压迫的弱势者身上挤油水，来哄着大官们，他说得很激烈，所以所有农民起义的口号都是替天行道，替天行道就是劫富济贫、抑强扶弱。

毛主席对中华文化懂的多了，批评与自我批评，马上就可以想到“吾日三省吾身”“闻过则喜”。毛主席讲的三大法宝，很多东西都可以从中国文化中找到根据，但是中华文化有了空前的这种弘扬、继承、自信的可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我们经济的发达，由于我们国力的增强，由于我们在世界上影响的扩大，这也是习近平同志所说的，就是今天我们更有理由讲文化自信。但是在这种物质生产得到迅速发展的时候，我们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以至于令人怀疑，是不是改革开放以后世道人心更坏了，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但是人有这种怀疑，以至于我们讨论一个老太太倒在街上应不应该扶她，连这个问题都要讨论，这还了得。所以现在我们强调弘扬和继承文化的优秀果实——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不能继承那些糟粕的东西。简单地说，我们的文化历史经验是什么？盛就有可能衰，我们的极盛时代，最辉煌的时代，酝酿了后来衰萎的种子，衰就有可能奋起，盛而衰，衰而怒，怒而革新，革新而奋斗，奋斗而胜利，胜利而沉渣泛起，泛起而推陈出新，所以我们文化的历史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既是稳定的，又要随时做出自己的调整。

第三个问题，我想谈一下，什么是文化的创造性的转化与创新性的发展。因为习近平同志主要是讲继承和弘扬，同时也谈我们要有转化有发展。转化是什么意思？就是要使我们的前现代的、而且深受封建主义影响的、现在又受资本主义影响的这样的一些文化观念、文化方式、文化习惯，能够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文化。我们光讲人情是不行的，我们还必须有法治，有严格的依法治国，我们光有美好的心愿也是不行的，还要有一系列操作的方法，我们不但要认识到品德文化的重要，而且还要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孔子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这话叫“君子不器”，意思是君子应该关心的是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不是陷入具体的技术性的操作里，你要在道德品质上起示范的作用，而不是你仅仅去当一个技工，仅仅是一个工具。这话很有道理，这个道理在现在尤其有意义。现在所谓后现代的思想家们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人不能成为科学技术的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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