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可逆的“世界尽头”(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杨永良

出版社：山东友谊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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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可逆的“世界尽头”试读：

实用主义是现代哲学中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之一，它发源于美国，并以研究人为己任。不过，它所研究的不是西方传统哲学所研究的理性的人，抽象的人，而是行动的人，面向实际的人，讲究实效的人，解决实际问题的人。由于实用主义并不执著于人类的终极关怀，而是以人的行动为其哲学的出发点，并重视思想在其解决现实问题方面的实际效果，因此，作为其代表人物之一，詹姆士的哲学是以其彻底经验主义的态度、实用主义的方法及其真理观而表现出其与众不同的特点的。

正如本书第五章第二节“作为隔离、限制和保护装置的‘铜墙铁壁’”所指出，根据其文学作品中的相关内容，我们可以确证村上春树是曾经熟读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一书的。本章各节则剖析了詹姆士哲学在《世境》中的具体体现。本书认为不但村上春树所塑造的《世境》主人公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即使在其与该小说有关的可能世界理论、乌托邦幻想的批判、世界演化和发展的偶然性、可能性等方面也显示其受到詹姆士哲学的强烈影响。同时，小说作者在该小说中据以批判理性主义一元论及其乌托邦幻想、熵增定律、耗散结构理论和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等热学定律、热学理论和逻辑定理也都是可以相容于詹姆士哲学的。这说明，村上春树有意以詹姆士的哲学思想统摄该小说全部内容，以达到其深化该小说主题，表达其思想观念的目的。第一节奇异的走廊与奇特的“把握方式”——《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与詹姆士实用主义哲学的“方便方法”《世境》的主人公对于詹姆士实用主义的“方便方法”和有用、有效便是真理的“实用主义原理”是十分熟悉并身体力行的，该小说第一章中出现的那条长长的走廊和那些毫无次第的房间编号也是能够根据詹姆士《实用主义》一书中的某些内容而确认其来源和意义的。

实用主义认为人之所以思想，是为了解决其人生中所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或者说人是为了采取行动并使其达到理想的效果而思想的。《世境》第1章中，主人公那些看似怪异的想法和行动正是实用主义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我们之所以说该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小说作者村上春树是通晓詹姆士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其根据之一也正是小说主人公那些令人诧异的言行。一　奇异的走廊与“方便的把握方式”

那的确是一条太长的走廊，无论是作为连接各个房间的通道，还是作为走向楼层两端的途径，它都实实在在地显得太长，以致为造访那位在大脑神经生理学等方面颇有造诣的老博士，而走进其研究室所在的那栋楼宇时便略显疲惫的主人公，在《世境》第1章中一露面便不无怨怼地大发牢骚。他说：

真是一条长长的走廊。不但需要数度拐弯抹角，而且还要在几个记不清是有五个台阶还是六个台阶的楼梯上上下几次。算起来这走廊或许要有普通楼房走廊的五、六倍长。或者可以说我是在艾舍尔的迷宫图所描绘的那样的地方来回转圈也未可知。不管怎么说，不管我走多远，身边的风景都毫无变化，依然是大理石的地板、奶黄色的墙壁、毫无次第的房间编号和配有不锈钢圆形拉手的木门，并且全然看不到窗子。

主人公的抱怨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在走进那栋楼宇后，他便在其速度慢得令人弄不清是在上升还是在下降的电梯中，度过了一段不愉快的时间，而在其好不容易等到电梯停下走出电梯时，他看到的却是如下景象：

站在走廊上的我环视四周，没有发现任何可以提示我认识自己所处境况的东西，我仅仅知道这大约是大楼中的一条走廊，而这一点是连小学生也能够根据现在的情况而清晰地判断的。

无论从什么角度说，那都是一座因其内部装修的平滑而凸现其异常气息的大楼。正像刚才我所乘用的电梯，尽管其所使用的都是高级材料，但却都没有把手一类东西。大理石地板打磨得光泽照人，而墙壁则如同我每天早上吃的黄油酥饼白底而泛着黄色。走廊两边虽然是接连不断的结实厚重的木质房门，而每个房门上也都钉有显示房间编号的金属牌号。但那些所谓房间编号却因其并没有统一次序而近乎胡编乱造。那些房间中，在936号旁边的是1213号，而下一个房间却是26号。如此颠三倒四的房间编号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那的确是一条令人莫名其妙的、奇异的走廊。它之所以可以用“奇异”来形容，不仅是因为它实在太长，甚至长得让人难以忍受，长得令人不可想象，同时还因为走廊两边的房间实在太多，多得让人眼花缭乱，多得其房间编号都毫无次第。

异样的氛围，异样的气象，慢得令人难以忍受的电梯，长得令人悚然惊悸的走廊，迷茫得像艾舍尔的迷宫图所描绘的那样的地方。无怪乎因在电梯中饱受折磨而疲态尽显的主人公在看到这些“颠三倒四的房间编号”时会怒从中来，无怪乎他会立即意识到这“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实际上，不仅是主人公所步入的楼宇令人大惑不解，即使是主人公本身也有许多想法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当主人公步入那所楼宇后，在那速度慢得令人无法忍受的电梯中，主人公只好百无聊赖地按照他的习惯，将他的双手分别插入其左右两个裤子口袋，分别数着其中的硬币。关于根据左右手的触觉同时进行两边的计算这一习惯，他说：（左手和右手的动作和计算——引者）是否真的就是分别受左脑和右脑控制，确切地说我也不太清楚。如果是神经生理学方面的专家，或许会用与此不同的方式表述。但我既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同时实际上计算起来也总觉得是将左脑和右脑分开使用的。计算结束后的劳累与一般的其他计算结束后的劳累相比，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于是，我便权且认定我是用我的右脑进行右边口袋的计算，而以左脑进行左边口袋的计算的。

我以为，我这个人说起来是那种总是以比较方便的方式来看待世界上的各种事情、事物及其存在的人。这并不是因为我就是那种贪图方便的性格（尽管我并不否认我的确有几分这种倾向），而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与其根据正统的解释来理解事物，倒是采用比较方便的把握方式更接近于对事物本质的理解。

比如说，即使我们不把地球看作是一个球状的物体，而是视为一张咖啡桌，从日常生活这一层次上来说这又有什么不适宜呢？当然，这是一个相当极端的例子，实际上，并不是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这样按照自己的想法随心所欲地改变对其认识的。但是，认为地球是一张巨大的咖啡桌这种方便的把握方式，可以将由于地球是球状的而产生的诸多繁杂的问题——例如引力啦时间变更线啦赤道啦等等看起来并没有多少实际作用的东西——简捷利落地排除掉，这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对于一个过着普通生活的普通人来说，一生中又有几次能遇到与赤道有关的生活问题呢？

因此，我总是注意尽可能从是否方便的角度来观察事物。

据此可知，主人公并不十分拘泥于所谓“正统的解释”，无论是关于人脑的左右分工，还是关于地球是否是圆的，是否是一个球体，他都一律“尽可能从是否方便的角度来观察事物”。他声称“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与其根据正统的解释来理解事物，倒是采用比较方便的把握方式更接近于对事物本质的理解”。因此，正如其可以将地球视为一张巨大的咖啡桌一样，只要是便于理解、便于把握的方法，不论是否符合“正统的解释”，他都采用，而这都是因为“即使我们不把地球看作是一个球状的物体，而是视为一张咖啡桌，从日常生活这一层次上来说这又有什么不适宜呢”。

在这一点上，主人公与他的影子是截然不同的。在该小说的第32章，如本书第三章第一节“并非虚幻的‘冷酷仙境’”所述，主人公的影子根据熵增定律和耗散结构理论提出他对“世界尽头”的最大质疑，他说：“熵是恒增的，而这个小镇究竟将其排放到什么地方去呢？……”，并据此认定“这镇子是不自然的、是错误的”。可见主人公的影子对热学定律、热学理论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说是极为尊重的，而主人公这种有悖科学常识的“方便的把握方式”，与其影子那种执著的科学精神，可以说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二　“方便的把握方式”与詹姆士的“方便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主人公的影子对“世界尽头”的质疑是依据熵增定律和耗散结构理论一样，主人公不拘泥于“正统的解释”的、所谓“尽可能从是否方便的角度来观察事物”的态度，也是有其理论根据的。关于“方便”，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士的如下论述：

简言之，“真的”不过是有关我们的思想的一种方便方法，正如“对的”不过是有关我们的行为的一种方便方法一样。几乎有各种各样的方便方法，当然是指在长远的和总的方面的方便而言。

针对许多毫无结果的形而上学争论，詹姆士的这一论述简洁、明了地阐明了实用主义的观点。在他看来，所谓“真理”就“是我们某些观念的一种性质；它意味着观念和实在的‘符合’”。尽管“实用主义者和理智主义者都把这个定义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但作为实用主义的真正的创始人，詹姆士所理解的真理却并不像西方唯理论理性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是抽象的、静止的、僵化的、绝对的，而是具体的、流动的、相对的。因此“真的”、“对的”都不过是把握思想和行动的一种方法，而这种方法之所以是“方便”的，则是因为在无法直接证实“观念与实在的‘符合’”的情况下，可以帮助人们间接地证实这种符合。当以这样的方法把握思想和行动时，可以根据“真的”思想采取相应的行动，通过“对的”行动获得理想的效果，这正如詹姆士所指出：“任何观念，只要有助于我们在理智上或在实际上处理实在或附属于实在的事物；只要不使我们的前进受挫折，只要使我们的生活在实际上配合并适应实在的整个环境，这种观念也就足够符合而满足我们的要求了。这种观念也就对那个实在有效。”

由于“‘真’是任何开始证实过程的观念的名称。‘有用’是它在经验里完成了的作用的名称”，因此，作为一种“方便方法”的“真的”和“对的”，在詹姆士看来，都只不过是对于真理在“经验里完成了的作用”的把握。由于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又是根据实际效果来进行这种把握的，而实际效果是因人、因地、因时而异的，因此，作为一种“方便方法”的“真的”和“对的”又都是动态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詹姆士又指出：

我们今天只好按照所能得到的真理去生活，并且准备明天把它叫做假的。托勒密的天文学、欧几里德的空间、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经院哲学的形而上学几世纪都是方便的，但是人类的经验已经越过了它们的限制，我们现在只说这些东西是比较真的，或在它们经验的界限内是真的。而绝对地说，它们就都是假的了；因为我们知道它们的限制是偶然的，过去的理论家就可能已经超过它们的限制，犹如现在的思想家超过它们的限制一样。

据此可知，詹姆士的所谓“方便”是指相对于实际效果的适宜，“方便方法”则是指对取得实际效果来说所适宜的方法，也就是适宜于取得实际效果的方法。这种适宜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根据所要取得的实际效果而变通的。这正如我国学者所指出：“这里所谓的方便是指，作为真理，必须对于我们当下的实际生活有价值，必须能帮助我们顺利地与环境相协调，或者，用詹姆斯的话说，它必须是有用的。”詹姆士之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实用主义的方法是试图探索其实际效果来解释每一个概念。要是这一个概念而不是那一个概念是真实的，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会有什么差别呢？如果找不到任何实际差别，那么两者之中任何一个实际上是一样的，所有的争论都是白费”，并据此而将重视“实际效果”的实用主义方法视为“解决形而上学争论的方法”，其原因盖在于此。

如前所述，《世境》的主人公之所以认定“把地球看作是一个球状的物体”和把地球“视为一张咖啡桌”之间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其理由是“从日常生活这一层次上来说这又有什么不适宜呢”，显然这是相对于在“日常生活这一层次上”的“实际作用”来说的。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说：“认为地球是一张巨大的咖啡桌这种方便的思考方式，可以将由于地球是球状的而产生的诸多繁杂的问题——例如引力啦时间变更线啦赤道啦等等看起来并没有多少实际作用的东西——简捷利落地排除掉，这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据此不难理解，其所谓“比较方便的把握方式”，就是对于排除“没有多少实际作用的东西”，并据此争取“日常生活这一层次上”的“实际作用”来说比较适宜的把握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所谓“方便”与詹姆士所谓“方便”是大致同义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如后所述，其所谓“比较方便的把握方式”是源于詹姆士实用主义哲学的“方便方法”的。正因为如此，他所谓“即使我们不把地球看作是一个球状的物体，而是视为一张咖啡桌，从日常生活这一层次上来说这又有什么不适宜呢”这一诘问，与詹姆士所谓“要是这一个概念而不是那一个概念是真实的，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会有什么差别呢”这一论述，才如此惊人的相似，不但其主旨甚或其语气都如出一人。三　长长的走廊与巴比尼的走廊比喻

如前所述，主人公所步入的楼宇，不但其电梯慢得惊人，其走廊长得令人难以忍受，即使是其两边那些多得几乎不可计数的房间，其房间号码也是毫无次第，令人莫名其妙的。实际上，对于主人公在那栋楼宇中所看到的那些“颠三倒四的房间编号”，我们也是可以在詹姆士的著述中找到其出处，并根据詹姆士的论述而得到其合理的解释的。

在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其有关某些数字的如下论述：

既然真理并不就是实在，而只是我们关于实在的信念，那就必然含有“人的因素”；但这些人的因素，只有在任何东西都是可以认识的这一意义上才能认识那非人的因素。……在许多常见的事物中，我们都会体验到这个“人的因素”。一个实在，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形成概念，以适应我们的目的。譬如27这个数字，你可以当它是三的立方，或三乘九的乘积，或二十六加一的和，或一百减七十三的差等等：每一种都是真的。

所有这些例子之中，我们都在某一个可感觉的实在之上人为地给予了一些增加，而实在也忍受了我们的增加。所有这些增加，都与实在“相符”。它们都与实在正合适，同时还充实了实在；没有一个是假的。要认为哪一个更真一些，那全看人给它派的用场而定。假使27是指抽屉的钱数，我原先放的是28元，那末，这27便是28减1的差。假使27是指一块木板的寸数，我想用它来插入一个26寸宽的架子，那末，这27便成26加1的和。

据此可知，在詹姆士看来，对于任何一个实在，任何人都可以根据其目的和哲学观点而决定“给它派的用场”，“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形成概念，以适应我们的目的”，从而使其具有各不相同的意义和含义，对于数字而言也是如此。这就是说，虽然数字本身只是表示相应数量的“实在”，但人们却可以根据自己的目的和观点而赋予它各种不同的意义。如在詹姆士的上引引文中所见“27”这一数字，它便既可以是“28减1的差”，也可以是“26加1的和”，同时还可以是“三的立方，或三乘九的乘积”，这完全根据“是指抽屉的钱数”还是“指一块木板的寸数”，即根据人们的目的和事物的用途而定。这正如詹姆士所指出：

人的理智可以随便刻划出各种式样的图形，随便作出各种数字的组合，随便构成各种的类别和系列，而且能不断地分析，不断地比较；仅就这一切观念的无穷丰富一点来看，我们就不信有什么“客观”原型的先期存在。

对于“实在”，对于表征“实在”的数字，人们是可以根据其目的和用途而赋予其各种不同的意义的。如果说这种“人的因素”便是詹姆士对于数字的认识论原理，那么，对于《世境》的主人公所看到的那些“颠三倒四的房间编号”，我们也完全可以根据这一原理，根据“人的因素”而理解它们的各种含义和意义。

如前所述，《世境》的主人公之所以认为他所看到的房间编号是“颠三倒四的”，“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的，是因为在那条长长的走廊上他所看到的房间编号是“在936号旁边的是1213号，而下一个房间却是26号”。然而，值得注意的，恰恰是这些看似莫名其妙的房间编号实际上却都是小说作者精心设计的，而小说作者之所以设计此类房间编号则是有其特别用意的。具体地说，在这里，在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显示房间编号的数字中，只要我们理解了詹姆士的上述原理，只要我们细心观察和体会其中所暗含的“人的因素”，我们便会发现其奥妙所在，只要我们按照詹姆士的前述原理对这些数字稍作整理，便可得到这些房间编号的自然数序列。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分别赋予“936”、“1213”、“26”等数字以某种演算符号，即：令“936”为“9+3-6”，令“1213”为“1+2+1+3”，令“26”为“2+6”，则其演算结果便分别为“6”、“7”、“8”，如此一来，这些数字即可成为一个秩序井然的自然数序列。这说明小说作者通过这些房间编号，通过这些精心设计的数字想说明的不过就是詹姆士的前述原理，而那条走廊和那些“颠三倒四的房间编号”也都是为了配合小说主人公的实用主义者形象而设计的，其用意也不过就是为了衬托主人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那种实用主义气息。

实际上，即使是主人公所步入的楼宇中的那条长长的走廊，我们在詹姆士的著述中也是可以看到它所从出的原型，并据此而理解其意义的。在谈到实用主义的特点时，詹姆士在其《实用主义》一书中引用了意大利哲学家、批评家，当时意大利实用主义的领军人物巴比尼（1881-1956）有关走廊的一个比喻。他说：

意大利青年实用主义者巴比尼说得好，实用主义在我们的各种理论中就像旅馆里的一条走廊，许多房间的门都和它通着。在一间房里，你会看见一个人在写本无神论著作；在隔壁的一间房里，另外一个人在跪着祈求信仰与力量；在第三间房里，一个化学家在考查物体的特性；在第四间房里，有人在思索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体系；在第五间房里，有人在证明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但是那条走廊却是属于他们大家的，如果他们要找一个进出各人房间的可行的通道的话，那就非经过那条走廊不可。

我们知道，主张多元主义，倡导兼收并蓄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特点之一。关于这一点，在谈到世界的统一性时，詹姆士说：

关于事物中联合与不联合的到底各有多少，在未经最后经验确定以前，实用主义显然是在多元论这一边的。……但是在目前，我们必须诚意地接受世界还不是完全统一的或还要永远保持这种状态的相反假设。这后一种设想是多元论的理论。既然绝对一元论甚至不许人们认真地考虑这种设想，自始就说它不合理，那末实用主义当然就必定要反对绝对一元论，而遵循多元论那更多经验成分的途径。

这说明在詹姆士看来，经验论和多元论是密切相关的，而实用主义者则总是倾向于经验论和多元主义的。詹姆士在其前述引文中之所以引用巴比尼的走廊比喻，正是为了借这种形象化的方式，说明其实用主义哲学的这种观点和态度。

如前所述，当《世境》的主人公走在那条“长长的走廊”上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著名的荷兰版画家毛·康·艾舍尔（M.C. Escher,1898-1972，又译“埃舍尔”），想到了他的迷宫图，主人公认为：“或者可以说我是在艾舍尔的迷宫图所描绘的那样的地方来回转圈也未可知。”而正是由于小说作者有意识地将那条“长长的走廊”与“艾舍尔的迷宫图”联系在一起，使我们容易联想到艾舍尔作品所意味的“怪圈”，联想到使艾舍尔和他的作品闻名于世的、侯世达的名著《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壁之大成》，从而使我们对那条“长长的走廊”的所在迷失方向。但通过那些“颠三倒四的房间编号”，透过詹姆士所谓“人的因素”，我们依然可以依稀看出主人公步入的是一个实用主义的世界，令他烦不可耐的那条“长长的走廊”实际上就是巴比尼比喻中的实用主义的走廊。

这就是说，走廊两侧那些房间与前引巴比尼比喻中的那些房间并无二致，房间里容纳着持有各种不同的理论、见解和观点的、各不相同的各个学科的学者，他们之间既有哲学家和神学家，也有科学家和无神论者，同时还有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等等。“颠三倒四的房间编号”虽然不像一般的房间编号那样，根据自然数序列循序而进，秩序井然，而是表面上莫名其妙，毫无次第，但却可以根据某种原理而得到合理的解释。这不但意味着世界的纷纭多变，更意味着由此而产生的各种观念和观点的繁杂不一。各个学科的学者们并不循规蹈矩而是各自标新立异，特立独行，他们的学说虽不无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却各有千秋，各有特点。在主人公步入的那所楼宇所表征的当今世界，他们都在其中占有自己的房间，领有一席之地。至于他们和他们的理论和观点，就像那些“颠三倒四的房间编号”一样，人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来评价其意义和价值，并根据某种原理对其进行合理的解释。

总之，通过主人公所步入的楼宇中的那条长长的走廊，通过走廊两侧那些房间编号“如此颠三倒四的”房间，小说作者所要告诉我们的是，“冷酷仙境”应该是一个可以根据詹姆士的实用主义哲学得到解释的世界，小说主人公所看到的是一个有着各种各样的——自然科学的、人文科学的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学说的多元的世界，这些理论和学说在这个世界中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也都在发挥着其各自不同的作用。

我们知道，《世境》的最后结局是主人公的影子逃回“冷酷仙境”，而主人公本人却留在了“世界尽头”，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主人公意识到创造了“世界尽头”的正是他自己，而为了对“世界尽头”的一切负责，他必须留在那里。他和他的影子关于“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善恶是非之争，由于主人公与其影子的分道扬镳而画上了并没有明确结果的“句号”。如本书第六章第三节“对于‘我是谁’的追问与自我和世界的分裂”所述，这种最后结局显然彰显了小说作者的多元主义立场，而该小说第1章中那关于走廊的多元主义的描绘，显然与该小说最后一章中的这一结局是遥相呼应的。四　典型的实用主义者的实用主义的把握方式

如前所述，《世境》的主人公并不十分拘泥于所谓“正统的解释”，无论是在人脑的左右分工问题上，还是在地球是平的，抑或是圆的，是球形的问题上，他都断然拒斥早已在现代社会中成为人们的常识的科学原理、科学知识，而其理由则是“从日常生活这一层次上来说这又有什么不适宜呢”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甚至可以说主人公是一个没有科学头脑的人物。实际上，不但地球是平的，抑或是圆的，是球形的问题，早已是现代社会的常识，即使是人脑的左右分工，稍有大脑神经生理学常识的人，也会立即意识到主人公所谓“我是用我的右脑进行右边口袋的计算，而以左脑进行左边口袋的计算”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是违背科学常识的。

然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如本书第三章第一节“并非虚幻的‘冷酷仙境’”所述，该小说的主人公甚至是了解并通晓被爱丁顿和爱因斯坦视为自然定律中的最高原理、科学上的第一法则的熵增定律和耗散结构理论的，这说明他并不是因其头脑简单或者是因某种其他原因而不具备这些科学常识，而是出于某种特别的理由而故意断然拒绝承认此类科学常识的，或者换句话说，他之所以断然拒斥此类科学常识是有其特别的用意的。

事实上，主人公之所以特意述及地球是平的还是圆的这一并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大约与哲学家们有关心脑问题和意向性心理状态问题的讨论有关。

我们知道，人类心理状态的意向性是美国哲学家塞尔探讨心脑问题的出发点之一。而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 1931-2007）则对其内在心理状态理论提出质疑，并在其《无法言喻的心》一文中对塞尔的这一理论提出驳难说：

正像太阳在不动的大地上升落的现象被表明是一种幻觉那样，科学的进步不是也可能表明你（指塞尔——引者）的断言将成为一种幻觉吗？相信内在心理状态与相信地球是一平面并在宇宙中有它固定的位置一样不都是前科学的吗？针对罗蒂的这一诘难，塞尔回应说：

但是如果我们暂时把我们的注意力限制在有意识的意向心理事件与状态上（它们毕竟是意向性的初级形式），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把相信地球是平面的、不动的这一信念与相信心理现象存在这一信念相类比是不能成立的。对于地球来说，事物实际怎样与它们表面看上去怎样有着清楚的区别，但对于有意识的意向现象那种存在来说，就很难找到一种与此相类比的区别。……虽然地球看上去是平面的、固定不动的，但事实上它不是平面的，不是不动的，而是圆的、运动的。

显而易见，论辩双方是以地球是平的还是圆的为例，从看起来怎样而实际上怎样，即感性的感觉和理性所认识的实际之间的不同来论证内在心理现象的存在与否的。而《世境》的主人公或者说小说作者却对此进行了相应的改造，并以罗蒂所说的“前科学”的态度把这一问题引向他对其所谓“方便的把握方式”的论证。

如前所述，无论是《世境》主人公的“方便的把握方式”，还是他在那条长长的走廊上所看到的那些毫无次第的房间号码，抑或那条长长的走廊本身都是可以根据詹姆士的著述而确定其根据的。我们知道，詹姆士的“方便方法”和巴比尼的走廊比喻，都是有其哲学理论基础的，他们正是根据他们的哲学基本观念而分别提出关于真理的“方便方法”和关于实用主义特点的走廊比喻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世境》的主人公之所以否认将地球视为球体和视为咖啡桌，在“日常生活这一层次上”其“实际作用”有根本区别，詹姆士之所以否认哲学家们所激烈争论的、对概念的形而上学的各种解释之间，在其“实际效果”上有本质区别，也是与他们有其共同的经验论的理论根据不无关系的。

我们知道，从我们的直观经验来说，我们所看到和感觉到的地球是平的，这正是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以其环球航行证明地球确为球形之前的几千年间，人们一直认为地球是平的之原因所在。甚至一直被视为严密的科学范本的欧几里得几何，其公理、公设也是以抽象的、并不存在的平面，即在假设地球是平的这一前提条件下得以成立的。而地球是圆的、是球形的则一直是极少数哲学家、科学家基于演绎逻辑进行推导的结果，这一点正如塞尔所指出：

我们发现一旦我们理解了对太阳系日心说的论证，就能轻而易举地放弃那种大地是一平面的信念。同样，在我们观察日落时，不管出现什么现象都不会迫使我们相信太阳是从地球后面落下去的，我们相信日落现象完全是由地球自转造成的一种假象。对以上每种情况来说，放弃常识性的确信是可能的，因为取代常识的那个假设既首先解释了导致那种确信的经验，又说明了用常识的观点无法解释的许多其他事实。这正是我们放弃了大地是一平面的信念和字面意义上“日落”的信念而去接受哥白尼太阳系概念的原因。

如前所述，塞尔是在与罗蒂等哲学家辩论内在心理现象时，述及地球是平的还是圆的这一问题的。而他们时时在其著述中述及这一问题，则说明这一问题在他与罗蒂等哲学家们的辩论中有其重要作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塞尔所谓“对太阳系日心说的论证”，即对地球是球形的这一推导是直到1522年环球航行成功后才被经验所证实的。但这种证实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推翻人们的感觉经验。这正如塞尔所指出，我们的感觉经验在这一点上不同于我们的理性认识。这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在思想上已经认识到，或者说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地球是圆的，是球形的，但是在日常的感觉经验上，我们通过自己的感官所看到的和感觉到的地球一般来说仍然是平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如塞尔所论，视地球为平的咖啡桌其根据在于“导致了那种确信的经验”，可以视为哲学上的经验论的看法；而视地球为圆的和球形的，则依据的是“取代常识的那个假设”，也即理性的演绎推理，可以视为哲学上的唯理论的观点。因此，主人公断然拒绝早已成为人们的常识的科学原理，否认将地球视为球体和视为咖啡桌在其实际效果上有根本区别，甚至认为采用将地球视为咖啡桌这种“比较方便的把握方式”，要比所谓视地球为球体的“正统的解释”“更接近于对事物本质的理解”，这明显是一种倾向于经验论的态度。这也告诉我们，他所谓“正统的解释”实际上是指唯理论的理性主义观点，而其所谓“更接近于对事物本质的理解”中的“对事物本质的理解”，只不过是一种对事物在“经验里完成了的作用”的实用主义的把握，而不是像传统哲学那样的对事物本质的形而上学的抽象分析。他所谓“我并不是对很多女性都抱有好感，说起来倒是我并不抱有好感的女性要多一些。有时，偶尔对哪位女性产生好感，就急欲测试一下这是否是一种真正的好感。如果这是一种真正的好感，就想观察并确认它将怎样发挥它的机能”，则可以说是对自己的“好感”进行实用主义的把握的真实写照。

就倾向于经验论这一点来说，主人公与詹姆士是相同的。我们知道，实用主义虽然“对它以前的现代西方的各种哲学流派都有所继承。它往往企图把各种不同的哲学观点糅合在一起，因而使其理论具有明显的调和折衷的特色”，但詹姆士本人却声称：“实用主义代表一种在哲学上人们非常熟悉的态度，即经验主义的态度，在我看来它所代表的经验主义的态度，不但比素来所采取的形式更彻底，而且也更少可以反对的地方”，同时，他还认为：“作为经验主义者，当我们放弃关于客观确定性的学说时，我们并不因此就放弃了对于真理本身的追求或希望。”这说明，詹姆士本人不但认为实用主义师承经验论，而且自诩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实际上，詹姆士还提倡一种被其称为“彻底经验主义”的学说，并认为“把实用主义的真理论确立起来，对于彻底经验主义的推行，是个头等重要的步骤”。詹姆士声称：“一种经验主义为了要彻底，就必须既不要把任何不是直接经验的元素接受到它的各结构里去，也不要把任何直接经验的元素从它的各个结构里排除出去。”同时，他还认为：“一切思想，凡是引导我们与不断发生的可感觉的具体经验发生有利的相互作用的，就都是真的，不管它们事先摹写这些具体经验与否。”显而易见，这些观点都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彻底经验主义”的立场。

在詹姆士看来，“理性主义始终是一元论的。它从整体和一般概念出发，最重视事物的统一性。经验主义从局部出发，认为整体是一种集聚，因此并不讳称自己为多元论的”，“‘经验主义者’是喜爱各种各样原始事实的人，‘理性主义者’是信仰抽象的和永久的原则的人。”他们之间观点的不同，“其差别不过是着重在哪一方面罢了”，但经验主义者与唯理论理性主义者却因此而争论不休，甚至“彼此之间就产生了许多非常尖锐的嫌恶感”。而实用主义则与此不同，它标榜各种思想观点的兼收并蓄，用詹姆士的话来说便是：

实用主义使我们所有的理论都变活了，使它们柔和起来并使每一种理论起作用。它在本质上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和许多古代的哲学倾向是协调的。比如在注重特殊事实方面，实用主义和唯名主义是一致的；在着重实践方面，它和功利主义是一致的；在鄙弃一切字面的解决、无用的问题和形而上学的抽象方面，它与实证主义是一致的。

我们知道，詹姆士所谓“要是这一个概念而不是那一个概念是真实的，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会有什么差别呢”便是针对上述经验主义者与唯理论理性主义者之间的形而上学争论而言的。具体地说，是针对关于“世界是一还是多？是宿命的还是自由的？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等问题的哲学论争的。这些争论之所以发生，就在于人类的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和由此而产生的关于世界的“个别”与“一般”、“偶然”与“必然”、“现象”与“本质”的不同理解，这也正是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论争的焦点。詹姆士的实用主义虽然标榜兼收并蓄，以“实际效果”及其差别来判断论争双方的正确与否，并认为在其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上，“如果找不到任何实际差别，那么两者之中任何一个实际上是一样的，所有的争论都是白费”的，但其所谓“实际效果”却是在“强调思想、政策对环境的适应性，是解决问题的工具”的意义上的、解决实际问题的“实际效果”，而这种“实际效果”当然是感性的和经验的，是可以直接感知的。这正如詹姆士本人所指出：“一个真理法则的制裁，完全由经验结构本身所决定。有‘绝对’也好，没有‘绝对也好’，具体的真理，对我们来说，总是我们各项经验结合起来时最有利的一种想法。”这说明，在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哲学论争中，詹姆士实际上是以其经验论立场而批判“一切理性主义体系的不真实性”的。

尽管在《世境》中，颇多哲学见解的主人公并没有关于实用主义的明确论述，但通过以上考察我们不难确认：1．主人公所谓“方便的把握方式”与詹姆士所说的“方便方法”都是着眼于“实际效果”——就主人公而言是在“日常生活这一层次上”产生“实际作用”，对詹姆士来说是“对于我们当下的实际生活有价值”、“能帮助我们顺利地与环境相协调”——的方式或方法，是比较适宜于产生“实际作用”或取得“实际效果”的方式或方法；2．他们都不拘泥于各种“正统的”概念争论，而以其在实际生活中是否“适宜”，是否产生“实际作用”或带来“实际效果”来判断事物的正确与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方便就是有用，有用就是真理；3．对于哲学上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之争，他们都倾向于经验主义，而对唯理论理性主义持批判的态度。

据此可知，《世境》的主人公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其所谓“方便的把握方式”则可以称之为典型的实用主义者的实用主义的把握方式。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小说人物他视地球为“一张巨大的咖啡桌”这种“方便的把握方式”，实际上不但与詹姆士实用主义的“方便方法”并无二致，而且其鲜明的经验主义的立场和注重实际效果的态度，也都是体现了詹姆士的实用主义哲学特点的。

我们知道，詹姆士的哲学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实用主义者，是因为其哲学有其鲜明特征，这正如我国学者所指出：“詹姆士的哲学包括彻底经验主义的态度以及实用主义的方法和真理观两个部分。连接这两者的关键是他的‘经验’的概念。”相形之下，《世境》的主人公，则是通过其视地球为“一张巨大的咖啡桌”的感觉经验，而连接了他的经验主义的态度与其“方便的把握方式”的。据此不难理解，正是在这一方面，他的思想和态度完整地体现了詹姆士实用主义的上述特点。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世境》的主人公不但通晓詹姆士实用主义哲学的“两个部分”，而且是一个对其身体力行的人物，其“总是注意尽可能从是否方便的角度来观察事物”的态度，则不但说明他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同时还说明他的所谓“方便的把握方式”实际上是来源于詹姆士的所谓“方便方法”的。第二节“用凝集的可能性制成的咖啡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咖啡桌”隐喻与詹姆士的“世界的可能性”

在詹姆士的实用主义哲学看来，现实世界是发展、演化、充满创造性和可能性的，而在《世境》的主人公看来，现实世界则是一张巨大的“用凝集的可能性制成的咖啡桌”。美国哲学家塞尔与其反对者之间曾使用地球是平的还是圆的这一例证就心灵哲学的某些问题进行论争，主人公在这里显然是以经验主义的态度利用了这一例证，并根据詹姆士的“世界的可能性”观念，以“用凝集的可能性制成的咖啡桌”喻示了现实世界的发展、演化性质及由此而来的人的创造性和可能性、能动性。不过，由于村上春树对于世界的看法近乎卡夫卡原罪式的宿命论，因此，在其小说中，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只能是其笔下的小说人物的强烈愿望，而不可能成为他们的生活世界的现实。一　“用凝集的可能性制成的咖啡桌”

如本书上一节“奇异的走廊与奇特的‘把握方式’”所述，《世境》的主人公是“尽可能从是否方便的角度来观察事物”的。这说明他是一个深谙詹姆士实用主义哲学的“方便方法”的典型的实用主义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他以其“方便的把握方式”来把握客观事物时，他不但认为将地球“视为一张咖啡桌”要比“把地球看作是一个球状的物体”，从其“实际作用”的角度来说要方便得多，而且他还认为“世界便是用凝集的可能性制成的咖啡桌”。关于这一点，他说：

世界实际上是由各种各样的——或者更明确地说，是包含着无限的——可能性而得以成立的，这便是我的观点。可能性的选择，则应该是在某种程度上交由构成这个世界的各个个体的人来处理的。世界便是用凝集的可能性制成的咖啡桌。

世界得以成立的基础是其可能性，世界是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无限的可能性而得以成立的，这便是主人公将世界视为“用凝集的可能性制成的咖啡桌”的理由，也是他对世界与其可能性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和看法。

正如本书第一章第四节“‘可能性的世界’与‘可想象的’世界”所述，当主人公认定“世界尽头”“是一个可能性的世界”时，他是认识到那是一个“什么都有，也什么都没有”的世界的。但是，他为什么又不但将现实存在的世界——地球——视为“一张巨大的咖啡桌”，同时还将其视为“用凝集的可能性制成的咖啡桌”，并认为它是包含着无限的可能性而得以成立的呢？如果说其所谓“什么都有，也什么都没有”的“可能性的世界”中的“可能性”，如本书第一章第四节“‘可能性的世界’与‘可想象的’世界”所述，是可以用詹姆士的“可想象的”来定义并就此进行心理主义的解释，那么其所谓“用凝集的可能性制成的咖啡桌”中的“可能性”则显然没有进行这种心理主义的解释的可能。这是因为主人公此前已经说过“认为地球是一张巨大的咖啡桌这种方便的把握方式，可以将由于地球是球状的而产生的诸多繁杂的问题——例如引力啦时间变更线啦赤道啦等等看起来并没有多少实际作用的东西——简捷利落地排除掉，这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从而预设了地球是一个客观实体的观念，排除了对这里的“可能性”进行心理主义的解释，用“可想象的”来对其进行定义的可能性。

显然，“什么都有，也什么都没有”的“可能性的世界”和“用凝集的可能性制成的咖啡桌”中的“可能性”，从语义学的角度上来说并非同一语词，而是有其不同含义的。

事实上，如果说“什么都有，也什么都没有”的“可能性的世界”中的“可能性”，如本书第一章第四节“‘可能性的世界’与‘可想象的’世界”所述，是以詹姆士的“可想象的”来定义“可能性”的结果，那么，如后所述，“用凝集的可能性制成的咖啡桌”中的“可能性”则涉及詹姆士关于“世界的可能性”的各种观点，其具体含义是指潜在的——即尚未实现的——现实性。二　詹姆士哲学中的“可能”和“可能性”

我们知道，以詹姆士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与唯理论的理性主义哲学是有根本区别的。特别是在对世界未来的演化方向和人类历史未来的发展方向的认识方面，两者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关于这一点，詹姆士说：

应该指出，从实用主义来看，整个的难题全系于一个“世界的可能性”的观念。在理智上，理性主义拿它的绝对统一性原则作为许多事实所以可能的根据。在感情上，它又拿同一个原则看作是一切可能的一个遏制者和限制者——一个良好结局的保证。按照这一看法，绝对原则使所有的好事物都是确定的，所有的坏事物都是不可能的（在永恒的意义上）；而可以说把整个“可能”的范畴变成一些更有把握的范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很大的宗教上的差别：某些人坚持世界是必定得救和应该得救的；而另一些人则只相信是可以得救。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全部冲突，就体现在这“可能”是否确实上面。

据此不难理解，詹姆士是将“世界的可能性”作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全部冲突”的焦点来把握的。詹姆士从其经验论立场出发，认为唯理论理性主义根据其一元论的“绝对统一性原则”将“整个‘可能’的范畴变成一些更有把握的范畴”，从而将可能性视为由人类理性所把握的必然性，是必然的和确定的，但实用主义却在这一点上与此截然不同，在实用主义看来，可能并非必然，可能性仅仅是一种经验的、潜在的现实性。这正如詹姆士所指出：

当你说某一事物可能时，从实际事实上来说，是不是有某种进一步的差别呢？

至少有这个消极的差别：如果这话是真的，应该就没有什么存在的事物足以妨碍这可能的事物。所以，只要没有真正妨碍它的事物存在，这事物就可以说是“非不可能”的了，也就是在空的、抽象的意义上是可能的了。

但是多数的可能并不是空的。它们有具体的根据，或如我们所说的，很有根据。这在实用主义上又是什么意义呢？这就是，不但不存在妨碍的条件，而且实际上还有某些产生这可能事物的条件。譬如一个具体可能的小鸡，就表示：（1）小鸡这观念在本质上不存在自我矛盾；（2）周围没有小孩、黄鼠或其他危害它的敌人；（3）至少有一个实际的鸡蛋存在。一个“可能的”小鸡，必须包括一个实际的鸡蛋和一个实际的孵小鸡的母鸡或人工孵化器一类的东西。实际的条件愈接近完备，小鸡也愈成为更有根据的可能。如果条件全部齐备了，小鸡也就不再是可能，而变成了实际的事实。

詹姆士声称以上论述便“是我们对于‘可能’的初步分析”。据此不难理解，在詹姆士看来，可能是相对于现实来说的，是一种尚未成为现实的、没有可感形式的现实，而可能性则是相对于现实性来说的，是一种潜在的——尚未得以实现的——现实性。由可能变为现实并不是必然的，确定的，而是或然的，随机的，有条件的。这就是说，只有在一个事物由可能转化为现实所需要的“条件全部齐备了”，这个事物才具有了充分的现实性，才能够实现出来成为现实的事物。如果不是“条件全部齐备了”，则这一事物即使具有相当程度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也就仅仅还只是一种可能性，一种“不保证的可能”，或者说是一种尚未成为现实的潜在的现实性。这种潜在的现实性是否能够成为实际的、显在的现实性，一个事物能否从可能的、没有可感形式的事物转化为具有可感形式的、现实的客观事物，要依据其“产生这可能事物的条件”而定，这种“实际的条件愈接近完备”，则这一事物从潜在的事物中实现出来，转化为现实可感的客观事物的可能性便越大。用詹姆士的比喻来说，这正像一个鸡蛋具有转化为小鸡的可能性，但作为可能的小鸡的鸡蛋能否实现出来成为现实的、可感的小鸡，要看是否是“条件全部齐备了”，只有在“条件全部齐备了”的情况下，作为潜在的小鸡的鸡蛋才能实现出来成为现实的、可感的小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詹姆士才说：“可能”是“存在”的第三种状态，它没有“存在”那么实在，而比“不存在”则实在一些；它是一个黄昏境界、一个混合状态、一个阴阳交界——我们的实在，时常由此进出。

这也就是说，从是否现实地存在着这一角度来说，可能的事物和非可能的事物——即詹姆士所谓“不存在”的事物——都不是经验地、物理性地、现实地存在着的现实的客观事物。但是非可能的事物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可能成为现实的、经验的、物理性的客观事物，这或者是因为它本身便不具备成为现实事物的潜在的现实性，或者是因为它转化为现实的客观事物所必需的各种条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可能具备。而可能的事物虽然也并不是现实地存在着的经验的、客观的、可感的、物理性存在的事物，但它却具有成为现实的、可感的、客观的、物理性存在的事物的潜在的现实性，只要“条件全部齐备了”，这种潜在便会成为显在，这种潜在的现实性便可以成为实际的现实性，可能的事物便会成为客观的、可感的、物理性存在的现实事物。作为潜在的现实性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可能的事物转化为现实的客观事物所需要的各种条件也是可能“全部齐备”的。因此，一个事物本身是否具有这种潜在的现实性，其实现出来所必需的各种条件是否能够具备，是可能的事物和非可能的事物的根本区别，也是可能的事物能够转化为现实可感的客观事物，而非可能的事物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具备其所必需的各种条件，从而永远不可能转化为现实可感的客观事物的根本原因。这正像在没有飞机的时代，飞机只是一种可能的事物，而在其“条件全部齐备了”的今天，飞机就可以成为现实的飞机，而“永动机”之类则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具备其所必需的各种条件，永远都不可能成为现实世界的真实的机器一样。

在这一点上，实用主义的另一位创始人查尔士·皮尔士（Charles S.Peirce, 1839-1914，又译“皮尔斯”）也认为：“任何人只要他满足某些条件，则某一特定事件必将对他出现。”可见，在“世界的可能性”这一问题上，詹姆士与皮尔士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

我们知道，可能和可能性问题也是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所经常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如本书第六章第二节“‘顶好’世界的回归与对于恶的容许”所述，在莱布尼茨那里，“可能”和“可能性”是与逻辑规则和逻辑必然性紧密相连的。这就是说，对于莱布尼茨来说，在逻辑上“一切包含着矛盾者是不可能的，一切不包含矛盾者则是可能的”。两相比较不难看出，詹姆士和莱布尼茨虽然都强调“可能”和“可能性”的前提是“不存在自我矛盾”，或者说“一切不包含矛盾的东西都是可能的”，这意味着他们都意识到所谓“可能性”是指事物的存在状态与“某方面的规律相容”，也都承认“可能性”首先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也就是事物的存在状态与“逻辑规律”的相容性。但是，正如我国学者所指出，根据事物的存在状态与“某方面的规律”的相容性，事物的可能性实际上是可以分为不同类型的。这就是说，一个事物的存在状态除了因其与“逻辑规律”相容而形成逻辑可能性之外，还可以因其与自然规律、人们的认识水准以及技术成就是否相容，而分别构成物理上的可能性、认知方面的可能性和技术方面的可能性。同时，由于“逻辑上不可能的都是物理上不可能的。而逻辑上可能的，不一定是物理上可能的”，因此“理论上的可能性跟实践上的可能性是不一样的”，有些“抽象的、形式上的可能性”在“现有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尚不能转化为现实性，因为还缺少实现它的前提”。这就是说，有些事物虽然有其逻辑上的可能性和物理上的可能性，但却因为与其时代的人们的认识水准，特别是技术水准不相容而没有其认知方面的可能性和技术方面的可能性，并因而是没有其现实性的。据此可知，虽然詹姆士和莱布尼茨都讨论事物的“可能性”问题，但前者所强调和注重的是实践上的、技术上的、实际的可能性。因此，实用主义者特别注重“可能”转化为“现实”，“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实际条件，特别强调“产生这可能事物的条件”的重要性，也特别强调“可能”转化为“现实”，可能的事物转化为现实的事物的偶然性。相对于此，莱布尼茨所强调和注重的却是理论上的、形式上的、抽象的可能性，因此，其所谓“可能性”基本上是指事物的逻辑必然性，而事物的偶然性则是被其坚决摈弃的，事物转化的条件因素也是被其所完全忽视了的。两者之间的这种区别，不能不说彰显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根本不同，其实质在于前者的可能和可能性是相对于经验世界而言的，是在经验世界可以实现的可能和可能性，而后者的可能和可能性则是相对于超验世界而言的，其中尽管不排除可以在经验世界实现的成分，但却更不能排除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经验世界实现的因素。这也是詹姆士认为：“那个绝对世界里，凡是没有的，就自始是不可能的，凡是有的，则都是必然的，可能性这范畴根本就不适用”，从而拒绝承认其所谓必然性便是可能性的主要原因，也是我们认为该小说主人公所谓“用凝集的可能性制成的咖啡桌”中的“可能性”，因其强调“可能性的选择，则应该是在某种程度上交由构成这个世界的各个个体的人来处理的”，而与莱布尼茨等唯理论理性主义者否认个人能动性和可选择性，单方面地强调逻辑必然性的“可能性”无关的主要原因和根据。三　詹姆士哲学中的“世界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詹姆士是出于其经验论立场，将其作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全部冲突”的焦点来把握“世界的可能性”问题的，他的所谓可能和可能性也都与他对唯理论理性主义的批判有关。他认为：

实用主义者坚决地、断然地抛弃了职业哲学家的许多积习。它避开了抽象与不适当之处，避开了字面上解决问题，不好的验前理由，固定的原则与封闭的体系，以及妄想出来的绝对与原始等等。它趋向于具体与恰当，趋向于事实、行动与权力。这意味着经验主义者的气质占了统治地位，而理性主义者的气质却老老实实地被抛弃了；这就意味着空旷的野外和自然中的各种可能性，而反对那独断、人为和假冒的最后真理。

这说明，实用主义哲学之所以讨论“世界的可能性”问题，并认为这个问题关涉哲学的“整个的难题”，是因为实用主义者要以有关“空旷的野外和自然中的各种可能性”的学说，来批判唯理论理性主义的“必然性”原理，“反对那独断、人为和假冒的最后真理”。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在唯理论理性主义者所看到的“那个绝对世界里，凡是没有的，就自始是不可能的，凡是有的，则都是必然的，可能性这范畴根本就不适用”，而在实用主义者看来，尽管不能排除唯理论理性主义的“绝对世界”的“可想象的”合理性，但“在我们这世界里，一切都讲可能”。而这些都是由人们对世界未来的演化方向、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及其规律性、必然性的看法所决定的，在这个问题上，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既反对唯理论理性主义的乐观主义，也反对以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哲学为代表的悲观主义，而揭橥一种所谓“改善主义”。关于这一点，詹姆士说：

当我们认为宇宙受到各种敌患、可能受到各种摧毁生命打击的时候，我们都会，而且也应该，感到忧虑。然而却就有一些不乐观的人，他们认为世界不可能得救。他们的主义就是所谓悲观主义。

反之，另一种人又认为世界的得救是必然的，这就是乐观主义。

介乎二者之间，还有着一种所谓改善主义，虽然在过去，与其说它是一种正式的主义，还不如说它是人事中的一种态度。乐观主义一向是欧洲哲学思想的主流；悲观主义只是于晚近才由叔本华所倡导，系统的拥护者尚不多。改善主义，对于世界的得救，既不当作是必然的，也不当作是不可能的；而是当作为一种可能：随着得救的实际条件的增多，这种可能成为事实的或然性也愈大。

很明显，实用主义必然倾向于改善主义。世界得救的条件，有一些已实际存在，它不可能闭眼不看这个事实。只要其余的条件具备了，得救就能成为完全的实在。

据此可知，詹姆士是从世界向何处去，人类向何处去，世界将如何演化，人类历史将如何发展，世界的演化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否有其规律性、必然性的角度来讨论“世界的可能性”问题的。在这个问题上，以詹姆士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既不像唯理论理性主义者那样乐观地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有其规律性，世界的未来一定是光明的、美好的，也不像以叔本华为代表的人本主义者那样认为世界的未来、人类的未来是悲观的、无可挽救的。实用主义哲学家们认为世界和人类的未来是不确定的，那只是一种可能性，一种尚未实现出来的、潜在的现实性，因此，它未必是美好的，但也未必是无可挽救的。世界是否能够向人类理想的方向发展，人类将如何创造他们未来的历史，都要根据其“实际条件”如何，这些条件是否“全部齐备了”而定。如果其“实际条件”是在指向美好的方向的情况下具备的，则世界的未来就是美好的，如果“实际条件”是在指向悲观的方向的情况下具备的，则世界的未来就是无可挽救的。詹姆士之所以反复强调，“在实用主义方面，宇宙只有一个版本。它还没有完成，还处处在生长，特别在有思想的人致力的地方生长得更快”，其原因就在于他要以其随机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来否定世界演化和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和确定性。詹姆士之所以还反复强调，“实用主义的实在，则是不断在创造的，其一部分面貌尚待未来才产生”，其用意也在于从世界的本原的角度，否定具体的“实在”的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必然性和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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