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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24 08: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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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春美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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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前日本农业问题与政党内阁的农业政策研究

二战前日本农业问题与政党内阁的农业政策研究试读:

序章

一、选题意义

1989年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此论一出,在东西方学术界掀起轩然大波,批评、拥护之声此起彼伏,很快形成了一股弥漫全球的“终结热”。1992年,福山在吸收并研究各种反馈意见和学术观点后,在前文基础上撰写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一书,成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部经典名著。福山指出,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要政治事件,并不仅是冷战的结束,而且是历史自身的终结。他认为,自由与民主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经完成,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已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

福山的观点显然有失偏颇,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曾说民主虽是各种制度中相对最好的一种,但民主却也是所有制度中最脆弱的一种。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基础脆弱,随时都有可能崩溃。近代日本的民主化进程受挫、政党政治崩溃就是最好例证。很多学者指出,出于腐败、经济不平等、城乡差距等原因,民主最终可能变得空洞化。“民主化”(democratization)意指朝向民主发展进程的政治与社会变迁,其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民主转型”(democratic transition)阶段(准备阶段与决定阶段)和“民主巩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阶段。民主巩固是指民主已经内化为社会与个人生活的一部分,公民与精英(尤其是政治精英)在行为、态度与宪政的层次上认同民主的程序与制度,视民主为政治领域中唯一的游戏规则,即使面临严重的政治与经济危机,仍然坚信任何进一步的政治变迁也必须归依民主程序。

林茨(Linz)更以“民主巩固就是民主程序必须被视为是唯一权力游戏规则”,来总结制度化的权力更替对民主巩固的重要性。除了制度化的规范以外,经济环境的滋养、民众的民主信念与政治文化,亦是造就民主的关键条件。形式化的制度并不足以稳固民主政体,还要有一套民主政治的实践原则,最重要的还是在于民众能否真正地相信民主制度,能否忠实地支持民主体制。

正因为如此,民主顺利发展的条件是什么?以及什么状况会导致民主崩溃?这些问题成为深入研究政治史的紧要课题。遗憾的是对于这一课题的既往研究,仅局限于政治学领域。由于任何政治变动的背后都隐藏着历史传统、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因素,而且有时这些因素还是政治变动的直接导火索,因此有必要运用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对其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1918年9月“米骚动”爆发后建立原敬政友会内阁,特别是从1924年到1932年期间,政友会和宪政会(后民政党)轮流执政,实现了众议院多数党执政的所谓“宪政常道”,即“政党政治时代”。自此,日本已经进入民主转型阶段,依然肩负着进一步得到巩固民主的历史任务。

从1889年开设国会到1932年大正民主主义崩溃,民众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近两倍。经济增长源于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化必然伴随着城市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大正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这里不免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在工业化程度大幅度提升、经济大发展的大正民主主义时期,政党政治没有进一步得到巩固却走向崩溃?又为何建立起军部法西斯的威权主义体制?真像国内日本史学界普遍认为的那样,近代政党政治走向崩溃是历史的必然?

富永健一谈起近代化的双重结构时指出,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涵盖四个方面,即经济的工业化、政治的民主化、社会的自由与平等以及文化的理性主义传播。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这四个方面的近代化并非同步进行,由此出现了整体的近代化畸形发展的局面。

就日本而言,政治上的民主化始于1890年议会的开设,而社会方面的自由平等发展、文化方面的理性主义传播都极为缓慢。近代的日本是一个特别强调血缘和温情主义关系的社会,根深蒂固的财阀制度正说明了这一点。作为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基础的理性主义等民主主义精神,在近代日本尚未扎根,这正是大正民主主义轻易被推翻的原因所在。换言之,单纯追求工业化的急速发展,忽略政治和社会民主化发展的滞后状况,导致日本近代化发展失调,这才是大正民主主义崩溃以及日本日后悲剧的根源。因为民主主义发展程度的不同,所以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日本反民主运动获得成功,而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的民主体制却得以继续保存下来。

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提出了一个产生广泛影响的理论,即“后发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工业化落后的国家,会建立促进工业化发展的特殊机制,通过从先进国引进技术等途径,努力赶超发达国家。积极发展工业的结果是,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发展速度很快。近代的日本作为欠发达国家,通过明治政府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政策,大力促进工业化。

然而工业化的急速发展导致农业和工业部门在生产、收入等方面的差距拉大,这种城乡收入、贫富差距的拉大,又在不断激发农民的不满情绪。有数据表明,近代日本农村的租佃纠纷(tenancy dispute)事件数急剧增加,说明工农业的发展差距扩大造成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农民的不满孕育出狭隘的“农本主义”,认为农业乃立国的基础,城市工业化对农业的剥削,是造成农业衰退的直接原因。他们对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表现出极大敌意,为抵御城市工业化,广大农民被组织起来对抗城市化。

1925年创刊的“产业组合中央会”杂志《家的光》,明确提出“反资本主义、反城市主义”的口号。从对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敌视,发展到对控制资本主义经济命脉的财阀的敌视,继而又对与财阀勾结的政党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城市的经济状况虽然好于农村,但是在1930年爆发的“昭和恐慌”的打击下,失业人口大量出现,大企业和中小企业间的工资收入差距明显拉大,城市无产阶级的不满情绪也随之高涨,最终民主主义的合法性消失殆尽。山野晴雄指出:“农民对农村困境抱着事已至此的态度,造成对政党的不信任,农村对城市的同仇敌忾、农民对议会的完全绝望等,孕育出对独裁政权的期待心理”。

通过事后法庭陈述,我们可以管窥青年将校策划的“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事件的动机。为挑起军事政变,推翻与财阀勾结在一起的政党内阁,青年将校们以“对农民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为借口,鼓吹农民与军队一体,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这从政府收到的114万份要求给被告减刑的请愿书中就可以看出。

本书正是基于以上的思考,运用政治学的“民主巩固”、“社会稳定”、“农民学”等理论,通过历史学的实证分析方法,探寻近代日本农业问题的发展演变过程,并分析了政友会和宪政会(后民政党)在农业政策上有哪些不同主张,他们上台执政后又推行了哪些农业政策,这些农业政策到底存在哪些问题,最后导致民众、特别是农民和军人对政党政治的抵制,从而危及了大正民主主义体制。探明近代日本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除了受到明治宪法体制的限制等制约性因素之外,是否还与政党内阁对农业问题的处理不当,最终导致政党内阁失去了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民众支持存在着内在的因果关系。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

关于政党内阁时期的农业政策问题,不仅国内学术界很少有人问津,即便是日本的相关研究也很薄弱,能够查找的资料、论文等极为有限。因此,本书对国内外研究状况主要以政党政治、经济史的寄生地主制、农业问题和农民运动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整理。(一)日本学术界的研究状况

1.政党及政党政治的研究

日本学者对近代政党政治的研究一直以来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研究政党及政党政治形成时期的学者主要有坂野润治、有泉贞夫、山本四郎、三谷太一郎、升味准之辅等,他们积累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而对昭和前期,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到20世纪30年代的政党政治的研究明显不足,留下很多的研究课题。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与政党政治形成时期相比,有关政党政治的展开过程的资料明显不足。关于政党及政党政治的形成时期已出版的史料不仅有《原敬日记》、《伊藤博文关系文书》等,还有《山县有朋关系文书》、《陆奥宗光关系文书》(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所藏)等相当一部分的第一手资料。相对而言,政党政治展开过程的资料比较少而且研究不够充分。加之由于经济问题、社会运动、以“大陆政策”为中心的外交问题等诸多问题相互交织,政党政治的展开过程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图景,从整体上很难把握,这也是研究没有进展的一个原因。

研究近代昭和政治史的学者,主要有升味准之辅、伊藤之雄、坂野润治、北冈伸一等。坂野润治出版的书有《关于日本近代史转换期的研究》《大正政变:1900年体制的崩溃》、《近代日本的国家构想:1871~1936》、《大日本帝国的民主主义》、《日本宪政史》等;有泉贞夫著有《明治政治史的基础过程:地方政治状况史理论》;山本四郎著有《日本政党史》、《立宪政友会史》;今井清一著有《1920年代的日本政治》;三谷太一郎著有《日本政党政治的形成:原敬的政治指导的展开》、《大正民主主义理论:吉野作造的时代》;升味准之辅著有《日本政党史理论》;伊藤之雄著有《立宪国家的确立和伊藤博文:内政与外交1889~1898》、《大正民主主义:民众的登场》;北冈伸一著有《从政党到军部:1924~1941》,村井良太著有《政党内阁制的成立:1918~1927年》

松尾尊兊在《政党政治的发展》和《政友会与民政党》两篇论文中,主要从大正民主主义运动的研究角度出发,围绕两个问题对政党政治的展开过程进行了论述。一个是统治阶层是如何应对大正民主主义运动的,另一个是在大正民主主义运动的应对过程中,是否能够制止“战争和法西斯时代”的出现。松尾尊兊在《政党政治的发展》这篇论文中,认为以普选运动为中心的社会大众运动是政党政治成立的原动力,所以给予它相当多的关注,并且论述了政治家们在《普选法》和《治安维持法》等制定的问题上是如何应对的。松尾尊兊在另一篇论文《政友会与民政党》中指出,1926年的“朴烈事件”、1928年田中义一内阁时期以紧急敕令形式对《治安维持法》的“改恶”、1931年浜口雄幸内阁时期第59次议会上《劳动组合法》的受挫这三个事件,是日本政党政治避免战争出现和法西斯抬头的关键机会。松尾尊兊围绕这三个问题,对若槻礼次郎、田中义一、浜口雄幸等三届内阁的政党政治的展开过程进行了考察。

石上良平的《原敬殁后》和升味准之辅的《日本政党史理论》等书,则对政党应对形势变化的过程进行了分析。石上良平在《原敬殁后》中,集中论述了原敬政友会总裁去世后的高桥是清总裁时期。升味准之辅着重分析以政友会为背景的原敬和以山县阀为背景的山县有朋这两个政界中心人物的动向,并且对两人离开人世后元老西园寺公望以及政党等诸势力的动向等。升味准之辅在文章中指出,自从1922年2月元老山县有朋离开人世后到犬养毅内阁时期,拥有后继首相推荐权的元老西园寺公望的动向就显得格外重要。西园寺(1903年至1914年间,担任政友会总裁)以间接形式领导政党和官僚诸势力,顺应了形势的变化发展,推进政党政治的发展,限制了军部的扩张。

石上良平和升味准之辅这两位学者的研究,一方面依据政治家的传记和回忆录,另一方面借助《大正民主主义期的政治:松本刚吉日志》和《西园寺公与政局:原田熊雄日记》等第一手资料,但是没有参考当时公刊的新闻报纸,特别是《政友》、《宪政公理论》、《宪政》、《民政》等政党的机关报。

以近代日本的政治史为素材,尝试进行理论探索的学者,有川人贞史、酒井哲哉、罗伯特·斯卡拉皮诺(Robert Scalapino)、巴林顿·穆尔(Barrington Moore)等。川人贞史通过对选举过程进行数量分析,对政党制度的变迁进行了深入研究。罗伯特·斯卡拉皮诺(Robert Scalapino)认为日本没能建立起民主政体,主要与封建制度的传统和刚刚起步的经济发展有关。巴林顿·穆尔(Barrington Moore)在《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指出,法西斯主义能够在日本兴起,一方面由于商业、产业精英还没有强大到与国家对抗的程度,只能求助于国家的庇护,并且与地主联合起来,另一方面是农民的革命力量过于弱小的缘故。无论是罗伯特·斯卡拉皮诺,还是巴林顿·穆尔,都立足于分析经济、社会环境、传统等社会结构,认为这些结构性条件决定了政治体制的性质,也就是从“决定论”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酒井哲哉的研究明显受到林茨对民主体制崩溃研究的影响。林茨在他的著作《民主政体的崩溃》中,提出民主政体面临危机后,经过不稳定状态,又重新恢复平衡这一分析框架。酒井哲哉把1918年至1936年的日本政治体制称之为“大正民主体制”,他把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的日本政治,看作是为了恢复平衡而进行政治民主化的摸索阶段,并通过历史事件论述了这种再平衡是如何被打破的。

2.日本近代农村研究

战后初期日本的历史研究,从总体上来看,近代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占主导地位。“战后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克服前近代性,即所谓封建遗制的克服和资本主义近代的推进和确立”,因而重视反省战争,分析日本近代化的畸形特征,这种研究倾向在近代农业问题的研究中也有所反映。从经济史角度研究近代农村的最有影响力的两个人,第一位是山田盛太郎,代表作有《日本资本主义分析》;第二位是栗原百寿,代表作有《日本农业的基础构造》和《现代日本农业理论》。山田盛太郎作为马克思主义“讲座派”的理论家,尖锐地指出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的基础在于半封建土地所有制,即半农奴制零散(小片)农耕,并且把资本主义结构分析的重点放在高额地租和低工资的相互规定关系上。而栗原百寿指出农民的小商品生产的发展和高额实物地租的矛盾,是日本资本主义和寄生地主制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山田盛太郎分析日本资本主义采用“结构论”方法,而栗原百寿采用动态的“阶段论”方法进行分析。

山田盛太郎和栗原百寿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后来分化发展为“寄生地主制论”和“农业问题论”两个研究领域。也就是说,“寄生地主制论”强调了寄生地主制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并且侧重于分析“寄生地主制”中包含的结构性矛盾。而“农业问题论”则重点解析资本主义和农业矛盾。(1)经济史的寄生地主制研究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寄生地主制的研究全面开花,主要代表学者有安孙子麟、安良城盛昭、中村政则等。安孙子麟以日本东北地区为研究对象,发表了《明治时期地主经营的展开》和《关于日本寄生地主制分析的一试论》。安孙子麟主张把日本寄生地主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幕藩体制下的传统地主制,第二阶段为明治以后的寄生地主制,他把后一阶段的寄生地主制命名为纳入日本资本主义再生产结构中的寄生地主制。他把研究对象集中于“稻米种植发达地区”,强调资本主义和米谷市场的密切关系。安孙子麟的寄生地主制研究,以明治以后的近代寄生地主制为中心,而不是如以往的研究一样,将重点放在幕藩体制下的寄生地主制。

在近代寄生地主制研究领域,安良城盛昭继承了山田盛太郎的研究方法,发表了《寄生地主制的展开》和《地主制的成立》。在《日本寄生地主制的体制成立及其展开》中,他把近代寄生地主制的确立时期确定为明治二十年代(1887~1896年)。以上几篇论文收录于《天皇制与寄生地主制》一书。

在同一时期,中村政则也对近代寄生地主制进行了大量研究,发表了《日本寄生地主制史研究序说》、《日本寄生地主制的构成与阶段》等论文,最终收录于《近代日本寄生地主制史研究》一书中。他把研究对象集中在资本主义的寄生地主制比较发达的制丝地区,通过分析山梨、长野县等养蚕制丝业比较发达地区得出结论:日本寄生地主制成为资本主义结构一环的时期为明治三十年代(1897~1906年)。

围绕近代寄生地主制的确立时间问题,安良城盛昭和中村政则展开论争,他们的论争不仅围绕寄生地主制的确立时间进行,还包括近代寄生地主制甚至是日本近代史的研究方法。安良城盛昭提出寄生地主制的两个阶段论,明确界定了近代寄生地主制的概念,又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寄生地主制以及天皇制权力的性质等问题展开了论述。

中村政则为了回答安良城盛昭提出的问题,对天皇制权力的性质进行研究,最终形成两篇论文,即《日本资本主义确立期的国家权力》和《近代天皇制国家论》。山崎隆三在《近代日本经济史的基本问题》中,对天皇制、寄生地主制、资本主义进行了分析,把农业史研究、寄生地主制研究进一步延伸到支配体制论、国家论等领域。

但是,之后围绕寄生地主制的争论并没有进一步展开,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讲座派”比较注重近代天皇制的研究,所以争论焦点很快从寄生地主制转移到国家权力问题,而国家论又延伸到天皇制绝对主义、绝对主义天皇制、资产阶级专制等概念的争论上。实际上在讨论国家论的概念之前,首先有必要对在村支配的实际状态进行实证研究,然而一直以来缺少对包括社会经济利益团体(压力团体)功能和各种政治团体运动在内的农村社会的研究。所以,政治史研究和经济史研究最终走向分裂,政治史研究集中于讨论概念性的国家论问题,经济史研究则偏重于分析个别地主的经营状况。

森武麿鉴于农村社会发展进程研究的匮乏现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关注农村的社会发展过程,发表了《战时日本农村社会的研究》一文。进入20世纪80年代,关于农村社会发展理论的书相继问世,有中村政则的《天皇制国家与地方支配》、东敏雄的《勤劳农民的经营和国家主义运动》、铃木正幸、大门正克、伊藤正直等编的《战间期的日本农村》、斋藤仁的《农村问题的展开和自治村落》、坂野润治等编的《日本近现代史第三卷: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大门正克的《近代日本与农村社会》、玉真之介的《主产地形成与农业团体》等。玉真之介注意到了系统农会在农村市场中的重要影响力,否定了史学界传统的地主和佃农的阶级史观,从“市场”的视角分析农村社会发展论,使农业问题的研究进入崭新阶段。(2)经济史的农业问题的研究

栗原百寿的农业问题论,在吸收宇野弘藏“阶段论”的成果基础上,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独立发展起来。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晖峻众三,他在著作《日本农业问题的展开》中,以劳动市场为中心,抓住资本主义和农业的关系变化,论述了农民劳动报酬意识的形成和展开过程。农业问题论的研究谱系,后又被牛山敬二等学者继承,他在《农民分解的结构:近代期》一文中,分析了国家垄断资本控制农村市场的结构模式,以劳动市场为媒介,揭示了资本主义和农业的矛盾关系,这种方法后来由林宥一、庄司俊作、大门正克等学者继承。

作为“农业问题论”的研究,继承“宇野派”的学者代表为大内力,他在《日本资本主义的农业问题》、《日本农民的分解》等著作中,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农业问题进行了论述,指出战后农地改革不过是近代帝国主义时期以来的小农保护政策的延续而已,寄生地主制经过战后农地改革最终走向瓦解,不能认为是与近代“断裂”的象征。他的这一观点成为农业问题研究的一种新主张,给农业史的研究带来了极大影响,从而大内力与近代派的山田盛太郎、栗原百寿齐名,成为战后派的第三巨人。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和20世纪80年代,农村研究集中于大正末期、昭和初期的20世纪20年代以后。这一时期比较注重对个别地主的经营分析,以寄生地主制衰退时期为中心、分析各地地主经营的研究成果有:岩本纯明的《在东北水田地区地主经营的展开》、清水洋二的《在东北水稻单作地区地主与佃农关系的展开》、大月功的《地主经营的危机》、森武麿的《在近畿地方地主经营的展开》、森元辰昭的《日本人地主的殖民地(朝鲜)进出》、庄司俊作的《在近畿先进农业地域地主的后退过程》、竹永三男的《在奈良盆地一“在村地主”的经营结构及其展开》等。

20世纪70年代的寄生地主制研究,实证性的个案研究占主流,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安孙子麟、安良城盛昭、中村政则等强调的天皇制、资本主义、寄生地主制等体系论、方法论却遭受冷遇。个别实证性研究的深入与方法论的停滞不前,成为20世纪70年代寄生地主制研究的一大特征。(3)农民运动史研究:租佃纠纷和农民运动论

20世纪70年代以后,关于租佃纠纷的研究取得进展,西田美昭继承了栗原百寿的农民运动史研究谱系,在租佃纠纷研究领域达到新水平。西田美昭发表了《小农经济的发展和租佃纠纷》等一系列租佃纠纷的研究论文,其观点汇总于《昭和恐慌下的农村社会运动》和《近代日本农民运动史研究》。西田美昭认为随着农村小商品生产的发展,租佃纠纷的骨干主要是中农,他们在农民运动中发挥了中心作用,批判了史学界传统的贫农主体说。

林宥一的《佃耕地返还斗争与寄生地主制的后退》和大江志乃夫编的《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形成与农村》,都比较重视1925年实施《普选法》以后的租佃纠纷的政治参与,高度评价了从地租减免运动向确保租佃权的斗争方向转变的农民运动,指出“昭和恐慌”下的租佃纠纷基本上是以贫农为主体的革命的农民运动。庄司俊作在《近代日本农村社会的展开》中认为,20世纪20年代减免地租斗争的成果,通过《小作调停法》在町村建立了调停协调体制。

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野田公夫以京都为中心,对租佃纠纷进行了研究,出版了《战间期农业问题的基础结构:农地改革的历史前提》,在书中他高度评价了20世纪20年代的租佃纠纷,认为农村的小商品生产的发展,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力,结果农民有力量同寄生地主制进行抗衡,并且指出战后农地改革的前提在战间期就已形成。三好正喜编著的《战间期近畿农业和农民运动》,主要是从劳动市场、商品市场的发展和农业结构的变化等角度,对农民运动展开了讨论。

森武麿也组织一批学者,对租佃纠纷问题进行了共同研究,最终出版了《近代农民运动和支配体制》。书中以争议高发地区岐阜县为研究对象,认为租佃纠纷发生的结构性矛盾,在于一战后的剧烈的经济变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向农村的迅速渗透与以高额实物地租为中心的农村前近代秩序发生冲突而导致,并指出租佃纠纷的衰退原因是政府建立起新的支配体制,即普选和“治安维持法”体制。这本书对《租佃调停法》的评价很低,认为非实体法《租佃调停法》,并不能起到根本解决租佃纠纷的效果。此外,本书认为中央官僚机构通过产业组合和农民小组合,从上到下对农民的小商品生产进行了组织化。大门正克在《近代日本和农村社会》中,以20世纪20年代山梨县的租佃纠纷为中心,运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描述了包括青年、妇女在内的农民世界,重点论述了农村青年改造农村的农民运动。

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寄生地主制论和农业问题论的研究同时涉及农村社会分析。寄生地主制论的研究集中于地主经营分析,农业问题论的研究则通过对劳动市场、农民的小商品生产劳动力、农产品市场等方面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和农业的关系。进入20世纪70年代,寄生地主制和农业问题研究中,租佃纠纷、农民运动问题等开始成为共同关心的研究主题。(4)政治史研究:支配体制和支配整编论

20世纪70年代,农村支配体制成为另一个农村社会研究的焦点。20世纪60年代的寄生地主制论延伸到国家,而对国家的上部组织,即天皇制的研究逐渐减少。从农村社会研究的趋势来看,出现三种潮流。第一,关于寄生地主制和农业问题;第二,关于租佃纠纷和农民运动;第三,关于农村支配体制。与20世纪60年代研究寄生地主制稍有不同的是,农村支配体制的研究更关心农村的基层组织被组织化的政治过程。

进入20世纪80年代,农村史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的租佃纠纷研究,延伸到对农村支配体制的整编问题的研究。坂根嘉弘的《协调体制的历史意义》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成果收录于《战间期农地政策史研究》中。坂根嘉弘的“协调体制论”强调在大正民主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劳资双方平等的社会权利得到普及,对《租佃调停法》的制定、实施起了积极作用。庄司俊作的《近代土地政策的历史的性格》,从村落共同体的性质入手,阐述了“协调体制论”。横关至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的日农、劳农党:香川县的分析》中,指出租佃纠纷的衰退原因在于“治安维持法”体制下的国家权力的镇压。栗原るみ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地主与农政》中,对地主阻止《租佃法》的立法活动进行了阐述。川东竫弘的《近代日本的米价政策史研究》、大豆生田稔的《近代日本的粮食政策》,主要针对政府的以米价为中心的粮食政策进行了重点阐述。

当农村支配整编论一时成为潮流时,森武麿在《近代农民运动与支配体制》、大门正克在《农民的小商品生产的组织化和农村支配结构》中,批判了“协调体制论”,指出《佃农组合法案》和《佃农法》的受挫,意味着协调体制并没有在日本扎根,凸显大正民主运动的局限性。

石田雄作为丸山真男的学生,对农村社会的整编,村落社会的变动问题进行了研究,出版了《近代日本的政治结构的研究》。他指出近代农村通过地方改良运动、民力涵养运动、农村经济更生运动三个官方主导的国民运动,重新整编了支配体制,进一步巩固了以家族国家观念为基础的地主名望家的村落共同体秩序。正因为如此,近代的家父长秩序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才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在农村社会学方面,出现追踪近代村落变化的研究,主要代表作有河村望、莲见音彦的《近代日本村落结构的展开过程》、河村望的《租佃纠纷的村落体制》和河村望的《日本农村的支配机构》等。菅野正的《近代日本农民支配的历史结构》主要对战时农村社会的整编过程进行了阐述。

20世纪70年代有关昭和恐慌时期的农村社会研究有了很大进步,菅野正、田原音和、细谷昂等共同研究出版了《东北农民的思想与行动》,以东北庄内农村为对象,对战时到战后的村落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以农村经济更生运动为焦点的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森芳三、上条宏之、安富邦雄等的《昭和恐慌期救农政策史论》,高桥泰隆的《昭和近代期的农村与满洲移民》,小峰和夫、平贺明彦、海野福寿、大门正克、加濑和俊、楠木雅弘、冈田知弘的《日本资本主义和农村开发》,长原丰的《天皇制国家与农民》;东敏雄的《勤劳农民的经营和国家主义运动》等。

进入20世纪80年代,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成为研究焦点,其中战时研究成为重中之重,“战时和战后是连续的还是断裂的”这一问题意识引发了对这段时期的特别关注。山田盛太郎主张近代和战后的断裂,而大内力主张帝国主义阶段的小农保护的连续性,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极大影响。山之内靖在《战时动员体制的比较历史考察》中,强调从“战时”到“战后”的连续性。冈崎哲二等编的《现代日本经济结构的源流》和野口悠纪雄的《1940年体制论》等,也从经济史的角度出发,提出战时经济是日本战后现代经济结构本源的主张。

进入20世纪90年代,农村社会的研究从战时转到战后,主要的研究课题就是战时和战后改革如何延续到当代社会。把战时视为战后农地改革的历史前提的主张有:野田公夫的《战间期农业结构的基础结构》,西田美昭编著的《战后改革期的农业问题》,岛袋善弘的《现代资本主义形成期的农村社会运动》,森武麿、大门正克编著的《地域的战时和战后》10等著作。

3.政党内阁时期的农业政策

关于政党内阁时期的农业政策方面,到目前为止,能够查到的资料相当有限。南亮进、中村政则、西沢保编的《民主主义的崩溃与再生:跨学科的接近》这本书,对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强调经济发展对政治稳定的决定作用这一“经济决定论”进行了修正,认为收入分配的不均衡等经济状况并不能决定政治社会。对于日本这种“后发型”的、历史悠久的近代国家,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无疑对政治变动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日本近代的民主化进程受挫是近代化的四个指标,即在工业化、民主化、自由与平等的实现、理性主义的传播中,只重视发展工业化,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而民主主义精神、民主政治等方面严重滞后所导致的结果。

宫崎隆次的论文《大正民主主义时期的农村与政党》主要论述了明治农政的问题、农村内部产生地主与佃农对立的过程,以及农村问题与政党政治凋落的关系等问题,是一篇比较深入研究政党内阁时期农业问题的论文。宫地正人的论文《地方改良运动的理论与展开:日俄战争之后的农村政策》,主要论述了日俄战争以后政府通过地方改良运动,对部落(自然村)进行整编,加强对町村财政基础的扩充、合并神社等农村政策的调整经过。

除了以上提及的著作和论文之外,笔者还未能找到有关论述政党政治时期农业政策的书籍,有待继续深入挖掘。(二)中国学术界研究状况

在国内日本史学界,关于日本近代政党内阁倒台、军部法西斯上台的原因进行分析的论文不少,通常把“政党政治时期”的政治史,视为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以“近卫新体制”和“东亚新秩序”为代表)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形成史。提出的主张主要强调了促成二战前日本民主制的崩溃明治宪法体制的结构性制约因素,指出反民主势力(军部、枢密院、元老)等对政党内阁的施政起了阻碍作用,得出的结论就是民主制的崩溃是历史的必然。主要观点认为日本政党内阁崩溃、军部上台的原因是《明治宪法体制》的结构性制约因素的限制,这也是近代政党政治软弱、无法正常运转的主要根源,以上必然导致政党政治的失败。

这种“决定论”忽视了对多重选项的检讨,特别是忽视了对政党内阁的政治决策、国家管理能力以及应对危机能力等的考察和评估。虽然政党等民主势力受到明治宪法体制的结构性制约因素的限制,但是毕竟在明治宪法体制下,政党势力也得到了发展壮大。即便是存在着明治宪法体制的结构性制约因素,也不能否认政党内阁在处理一系列社会、经济危机方面存在严重缺陷,民众、特别是农民对民主政治的合法性的质疑,从根本上导致了民主政体的瓦解。

郭冬梅的《日本近代地方自治制度的形成》一书,集中论述前近代日本的地方自治传统以及明治维新后,山县有朋等在引进西方近代地方自治制度基础上、经过不断调适最终形成独特的日本近代地方自治制度的过程。这本书的研究时段只涉及到1911年《市制町村制》的修改为止,对1911年以后农业问题的深刻化等重要问题没有涉及。

三、重要观点和研究方法、基本内容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在理论定义上,尽管对于“民主”(democracy)的任何一种形式或单一化的定义解释均无法令人满意,不过作为一个经验性的研究概念,政治学者对于民主的内涵,大致上已经有一个狭义的共识,亦即将民主视为一种形成政府的制度安排。换言之,民主只是一种政治方法,一种选择政治领导人的机制。熊彼特(Joseph.A.Schumpeter)认为民主意味着一种政治方法,即实现政治(立法和行政)决策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一种通过争取公民选票而获取公职的手段。他说:“民主并不是指,也不可能指,按照‘公民’和‘统治’这两个词的明显的意义说的公民确实在那里统治的意思。民主不过是指公民有机会接受或拒绝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意思……民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民主是一种为了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个人通过争取选票而获得了参与决策的权利。”

从历史上来看,民主化的进程实际上经过了长时期的发展过程。当专制体制、威权主义体制等非民主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进程开始之后,在政治家之间的竞争、定期选举、政治自由、对政治家的选民监督等几个方面得到保障,民主化得到进一步发展时,可以称之为“发展中的民主体制”或是“半民主”体制(semi-democracy)。在此基础之上,铲除所有阻碍民主化的势力后,才能建立起完全的民主体制。“发展中的民主体制”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定义:第一,竞选公职者之间存在实质上的竞争,并且国民通过定期举行的选举来选出公职者。但是政治上的竞争和选举并非自由、公正。为了确保政治上的竞争和选举的自由、公正所必要的言论、结社的自由没有得到保障。第二,并不是所有的公职向选民负直接或间接的责任。第三,只有少数国民(通常是成年人)被赋予了参加选举的权利。

民主转型完成的标志是,只有通过选举这一政治程序才能产生政府已成为广泛共识,政府权力的获得则是自由和普通选举的直接结果,并且这一政府事实上拥有制定新的政策的权力,而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来源于新的民主程序,不必与其他法律主体分享权力。所谓“民主巩固”就是民主程序必须被视为唯一的权力游戏规则。

一旦民主转型完成,在形式上建立起一个熊彼特式的民主之后,接着就是民主巩固的艰巨工作。民主巩固意味着在民主化的进程中达到了阶段性的成功,但并不代表民主的政治制度已经固若金汤,从今往后就不会出现危机。所有的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巩固无法借外力完成,必须由政治共同体本身的内部力量来完成。民主巩固是将民主由政治范畴扩展到社会与个人的生活范畴之过程,是一条充满挑战的、崎岖之路。

以英国为例,1608至1609年“光荣革命”之后,并没有立即确立起议会对王权的优势地位,英国的民主政体的确立,是在王权逐渐被削弱的过程中,通过改革确立议会内阁制,同时不断扩大选举权而得以实现。作为完整的民主转型代表的英国,套用上面的定义,不难看出在19世纪后半期以前,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巩固的民主政体,可以说正处于“发展中的民主体制”阶段。因为,虽然当时英国存在两大政党之间的竞争,且定期举行选举,但是从选民对公职的监督这个层面上来看,虽然到了19世纪70年代确立了下院多数党组阁的惯例,但是下院对贵族院的优势地位还没有确立起来,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公职都向选民负直接或间接责任。从国民参加选举的层面来看,1884年虽然扩大选举权,但是选民仅占总人口的16%而已,也就是说只有少数国民被赋予了选举权。

但另一方面,英国在1874年时就已经实现了对军队的文官统治,军队司令官必须受文官陆军大臣的统辖。进入20世纪,英国在1911年举行了贵族院改革,废除了贵族院对下院通过的法案行使否决权的权力,从而确立下院对贵族院的优势地位,并且在1928年第五次修订《选举法》,以至于21岁以上包括妇女在内的所有成年人获得选举权,从而真正实现男女平等的普通选举,由此英国满足民主体制的诸条件,最终确立民主政体。

日本从1918年9月成立原敬政友会内阁到1932年5月犬养毅政友会内阁倒台,这一时期形成了政党内阁的惯例,确立了“发展中的民主体制”。

第一,从政治竞争的状态来看,1918年至1932年,除了短暂的两年之外,两大政党相互竞争,交互担任政权。虽然选举并非完全自由、公正,但是仍然通过定期选举决定政党的势力。在竞争的藩阀寡头体制下,也存在着藩阀势力(长州、萨摩藩等)和政党势力之间的竞争关系,而在“发展中的民主体制”下,政友会与宪政会、民政党两大政党势力之间的竞争成为中心。

第二,对公职的选民监督来看,随着政党内阁的惯例形成,选民不仅对众议院(受选民监督的民主势力),而且对内阁以间接形式施加影响。但是选民的威慑力并没有波及元老、贵族院、枢密院、军部(非民主势力)等机构,并且这些机构的权力相当强大。也就是说,《大日本帝国宪法》中明确规定非民主势力的“保留领域”,而这些“保留领域”继续由非民主势力控制。

第三,从国民参加选举的程度来看,1919年扩大选举权后,缴纳3日元以上纳税的男子才有选举权,而1925年导入男子普选后选举权的范围扩大至25岁以上的男子,妇女根本没有选举权。

实际上,二战前的政党也曾尝试把公职置于选民监督之下。比如第一次山本权兵卫内阁(1913年2月~1914年3月)时期,废除军部大臣的现役武官制(1913年6月),1921年原敬首相利用海军大臣出席华盛顿会议而不在国内的大好机会,不顾陆军的反对,任命自己兼管海军大臣事务,为将来文官担任军部大臣开辟了道路,同时又成功地任命文官为殖民地总督。1923年加藤友三郎首相发表声明指出支持修改任命文官担任军部大臣的军部大臣的官制。不仅如此,1924年在加藤高明护宪三派内阁时期的第49次特别议会上,众议院通过由宪政会议员箕浦胜人提出的修改贵族院制度的建议案,并于1925年5月公布修改的《贵族院令》,规定伯、子、男等有爵议员从166人减至150人,年龄从25岁提高到30岁,并且规定多额纳税议员的定员增加至66人,与子、男爵人数相等。

但是近代日本政党内阁对军部、贵族院、枢密院等非民主势力机构的改革最终没有取得成功。任命文官为军部大臣的预期目的没有达到,军部依然握有统帅权独立等特权。贵族院改革后仍然握有与众议院同等的权力,严重牵制了政党主导的众议院,而且枢密院也握有强大的权力。这些非民主政治势力严重妨碍了民主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在“发展中的民主体制”崩溃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二)时间跨度和基本内容

本书的时间跨度是从明治维新到1936年“二二六”事件为止,之所以时间跨度这么大,是因为如果要想说明政党内阁时期的农业政策,就必须先要搞清楚农村问题发生、发展的演变过程。这样作为背景史,就要理清明治时期的地方自治制度的内容、发展演变以及与对农村产生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把时间下限定到1936年,是因为1932年政党政治崩溃以后,元政友会总裁高桥是清继续担任了斋藤实内阁(1932年5月26日~1934年7月3日)和冈田启介内阁(1934年7月8日~1936年2月26日)两届内阁的藏相,继续推行了政友会的“高桥财政”,为了解决深刻的昭和农业危机而引发的农业问题,采取了“农山渔村经济更生运动”、《产业组合五年计划》等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农村,特别是部落(自然村)的控制,从而把农村最基层组织部落纳入到国家体制之中,为今后在农村进行法西斯主义统治作好了行政组织准备。

本书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是明治初期的地方自治制度;第二章是明治农政与政党、农村诸利益团体(压力团体);第三章是20世纪20年代的租佃纠纷和《租佃调停法》;第四章是政党内阁时期的农业政策,主要围绕减轻地租和义务教育费国库负担问题,两个政党间展开的争论以及问题点;第五章是“昭和恐慌”时期农村问题的深刻化与救农政策。(三)创新观点

国内的日本史学界一直以来在分析日本近代政党政治失败、军部法西斯上台的原因时,都会提到《明治宪法体制》的结构性制约因素。典型的观点就是“日本法西斯主义本身就是日本式现代化的必然结局”。笔者认为政体转型的政治过程不是受制于总体静态结构的因果关系,而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过程。也就是说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政党政治失败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明治宪法体制》的静态结构的制约;民主是否能够巩固,往往是与民主势力的代表,即政党领袖的决策能否获得民众支持有着直接关系。

近代日本政党政治崩溃是否真的无法避免?民主化进程有了相当进展的民主政体,为何没有进一步走向巩固民主,反而走向崩溃?政党政治崩溃,固然有其复杂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不能否认政党内阁对深刻的农业危机的解决不力,导致民众特别是农民对民主的彻底失望,包括城市、农村民众在内的广大群众宁愿推翻无效率的民主,也要选择集权的军部威权主义体制。归根结底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在于失去民心,特别是失去占一半以上人口的农民支持。

第一,笔者认为日本近代化所导致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别等问题是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之一。农村主导团体所起的作用决定政府稳定或脆弱的关键因素。在近代化政治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对政治体制来说,城市内的反对派令人头痛但不致命,农村的反对派才是致命的,“得农村者得天下”。很多国家的每次重大革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农民革命。

第二,1930年爆发的“昭和恐慌”的一大表现就是农业危机。政党内阁在应对农业危机时,没有根本解决农业的结构性矛盾,没有注意工业和农业的平衡发展问题。工业化的急速发展和农业发展的停滞不前,成为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中存在的根本性的致命矛盾。

第三,“昭和恐慌”中包括中小地主在内的广大农民迅速贫困化,经济大萧条产生大量的失业人口,这些因素除了拉大社会的贫富差距外,更促使一个阶级对立严重的社会出现。近代日本政党内阁在应对农业危机时,忽视农村各阶层、尤其是佃农的利益,农村成为转嫁危机的场所,最终使农村成为右翼农本主义产生的温床。当民众逐渐相信民主政体自身使得经济、社会、外交问题复杂化,或者没有能力确立并实施值得信赖的经济改革措施时,对体制的责怪将会大大加剧经济困难导致的政治效应。民众对民主的彻底失望,不再视民主为政治领域中唯一的游戏规则,宁愿相信唯有透过革命暴力才能解决问题,才能推翻无效率的民主。民间右翼与军部结盟成为势力庞大的“反政党阵线”,誓言推翻民主政体不可。政治危机引发的是体制危机,而不是经济危机本身,这导致了近代日本民主政体的瓦解。(四)研究方法

本书将借鉴政治学中“民主转型”、“民主巩固”、“社会稳定”和“农民学”等理论,把历史学的实证主义方法与政治学的理论分析结合起来,通过对近代政党政治时期的农业政策的分析,回答:第一,近代日本的农业问题以及政党内阁时期应对农业问题的失误及教训有哪些?第二,农村各阶层对近代日本政党政治的崩溃的影响有哪些?第三,在克服昭和农业恐慌过程中,对农村最基层自然村(部落)的组织化,对后来军部法西斯上台后动员人力、财力资源,进行总体战起了哪些作用等问题。

第一章 明治初期的地方自治制度

当试图说明近代的日本农业问题时,不得不提到明治初期建立的地方自治制度,它是一切农业问题的根源。近代的地方自治,发端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是最典型的代表。但是日本作为东方国家,从普鲁士移植、建立近代地方自治制度以前,就已经存在着自治传统。主持制定近代地方自治制度的山县有朋指出,“我邦从来所设之五人组、庄屋、名主、总代、年寄等制度中,本存有自治制度之精神。”当明治维新后日本在移植西方的近代地方自治制度时,经过完全照搬普鲁士地方自治制度、吸纳前近代日本的地方自治传统等演变过程,逐渐建立起具有日本特色的地方自治制度。中央集权下的地方有限分权是近代日本地方自治的特点。地方的自治传统对日本地方自治制度的形成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是在明治初期,最底层的部落(自然村)的自治传统对政府开始承认部落作为“居民社会的独立区域”、实行有限的部落自治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一节 前近代日本的地方自治传统

日本从古代到近世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自治传统。在绝对的中央集权下,地方上存在着一定的分权。从古代的国造制到国郡里制,虽然是中央集权体制,但是地方豪族的势力依然很强大。中世庄园制兴起后,地方上出现分权局面,从中世到近世的武家政权时期,地方呈现了一定程度的分权状态。特别是到战国时期,地方分权达到顶峰,到了江户幕府时期,各藩仍然保持一定程度的分权。

村落共同体的自治是日本中世自治传统的一种表现形式。早在镰仓末期,当先进地区的农民开始以名主为中心团结起来,对庄园领主和在乡领主、地头等进行斗争时,力量不断得到增强。到了室町时期(1338~1573年),村落中进一步形成了誓约、共同负担、地区的共同祭祀等为内容的自治形式,反映了中世村落自治开始出现。当农民在发生重大事件时,就会来到村民信仰的中心神社集会(“寄合”),进行商讨作出决议共同行动。农民依靠这种团结一致的集体力量,同封建领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团结起来的农民,成功地拒绝了领主代官进入庄园,规定向领主交纳年贡由集体承担,这种办法叫作“地下请”或“百姓请”。

十五六世纪以后,为了与战国大名展开对抗,农民加强团结,自发形成了“惣”,有“惣”的村被称之为“惣村”。这种“惣村”主要由名主把持,是初步带有农民自治色彩的组织。“惣”在其发展过程中,除了肩负组织农民向领主作斗争的任务外,还控制处理用水和入会地等,并处理农村日常生活中经常需要解决的问题。近世以来的村落共同体也被称为部落或自然村,是德川幕府(1603~1867年)统治下的纳税单位。

村落共同体内设庄屋、组头和百姓代,即“村方三役”,负责管理村落共同体的事务和充当村落与领主交涉的代表。各村的“村方三役”,即名主也称庄屋(村长)、组头也称年寄(副村长)、百姓代(村民的代表),基本上是由村落共同体选出,他们不仅作为领主统治的末端机构,而且还是村民的代表、村落自治运营的主持者,负责命令的传达、年贡的征收、劝农、土木事业和维持治安等。近世日本的村落共同体既是“自治自卫组织”的同时,也是“领主强制体系基础的一个环节”。

村落共同体中有议决机关“寄合”。在“寄合”里,严格要求成员全员参加,是町村合议的重要机关。日本町村的“寄合”这种合议机关早在中世就开始出现,到江户时代已普遍存在于村落共同体。“寄合”可以说是村中所有户主的联合会,基本上是由本百姓(年贡负担者)一户一人组成,但水吞百姓(不负担年贡者)不得参加。协议的事情除了最主要的分配年贡外,选举村役人、决定村预算、冠婚葬礼和祭礼等都是最重要的议题。同时村内的诉讼和犯罪的取缔等关乎农民生活的问题,也都包括在内。当“寄合”里讨论问题时,实行的既不是权威者的发号施令,也不是近代的多数议决制,而是采取“全员一致”原则。一个问题,必须得到所有成员的同意,才能付诸实施,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也绝不能执行。

日本村落共同体中“寄合”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协商“年贡的分摊”和“村入用”(村费)。江户时代领主征收年贡,实行的是“村请制”,即以村整体承包的形式而不是按各户来征收年贡,因此年贡的分摊要由各村自主进行。年贡的分摊,不是根据领主的指示,而是所有百姓集会,以合议的方式决定,其公正性在百姓的合议和监督下得到了保证。“村入用”也是如此,关于“村入用”要召开村“寄合”,其重大事项要由村民共同协议。村财政的支出先由名主垫付,然后在年终进行结算,并支付给名主一定的利息。同时账目要接受村民的监督,而且还要接受上级官吏的检查,出现临时的费用和大额的费用要和百姓代表商谈。

幕藩体制下的村落共同体的“寄合”、财政共同协商、“入会地”以及“村规”的存在,意味着幕藩体制下村落共同体公共关系的发达。但是到了幕府末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村落共同体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幕藩体制下的部落是以负担一定租税能力的本百姓(自耕农)为中心的组织,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中的农民阶层开始分化。一方面土地日益集中,出现了新的豪农地主,所谓“豪农”是指地主进行自耕或作为农村小工业的经营者而活跃的社会层;另一方面是失去土地的农民,日益转变成水吞(不负担年贡者)、小作(佃农)、日雇等阶层。这种农民阶层的分化,给幕末的农民斗争带来了新变化。

幕末的农民“一揆”被称为“改世一揆”。其原因是幕藩体制下以本百姓为中心的体制解体,豪农兼并土地,并同领主势力勾结起来,成为村落中的特权阶层。这样,原本以本百姓为中心形成的部落秩序被打破,豪农、地主等与中下层农民的对立激化。因此,下层农民反对特权阶层的“村方骚动”和“村政改革运动”此起彼伏。他们的斗争口号是“改革世道”,要求改革村政,实现村政的公正性,减轻年贡杂役、新税废除,追究村役人地主的不公正。他们往往不是直接指向幕府制度,而是针对村役人和豪农地主的不公正行为。

在这种背景下,幕末的村落共同体的自治发生了变化。德川初期,以本百姓为主体的具有自治特点的村落共同体,开始从统治性组织转变为抵抗意义上的自治组织,开始向小农民的自主、自治组织转化,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以后。

明治维新后日本仍然是个农业国家,农村人口占80%以上,因此近代地方自治也主要是农村自治,所以幕藩体制下村落共同体的自治与近代地方自治有着重要的关联,也是明治官僚重视的对象。以井上毅、山县有朋为代表的一些明治官僚,对日本是否存在自治传统,基本上持肯定态度。井上毅指出“日本旧来町村之制已有自治之性质”。

第二节 官僚主导的地税改革与围绕征税问题的官民对立

租税是建国的根本和关系到民心向背的极其重大的事情。明治初期,日本正处于“百废待兴”、亟待确立稳定税收体系的时期。在财政危机和农民对土地革命的强烈要求的双重压力下,明治政府开始着手地税改革。

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建立近代西洋式小学,购置价格不菲的纺织机械建立大规模官营工厂,对称之为“文明开化”窗口的银座等都市街道进行近代化改造,无不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随着支出的不断增大及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原来的税收根本无法满足近代化发展的需要,政府陷入极度的财政危机中。当时仍然按照旧幕府的“年贡制度”征收地税,通常岁入为360万,而岁出达到3000万,经常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是“米纳”的年贡。也就是说,明治初年,经常财政收入只有360万,而财政支出约为3000万,收入还不到支出的20%,不足的部分以年贡为抵押,通过向三井等大商人借入和发行临时纸币(“太政官扎”)来弥补。

1870年6月,集议院判官神田孝平提出《田租改革建议》,主张废除土地买卖禁令,并建议颁发地券(土地执照),申报买卖地价,按地契价格确定地价,按地价征收货币租税等具体可行的改革方案。1871年7月,明治政府颁布“废藩置县”诏书,这标志着割据的幕藩体制彻底结束,日本具备了统一国家的形态。1872年5月,神奈川县令陆奥宗光提出《田税改革建议》,提议根据土地的肥瘠程度和水利条件等来确定法定地价,然后按法定地价征税,即收益地价方式。神田孝平的地契方式和陆奥宗光的收益地价方式,构成地税改革的雏形。

1872年3月,太政官明令解除土地买卖禁令,允许所有的人自由买卖土地。这是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革,以法律形式确定土地私有权,从而废除封建领主土地制。7月,大藏省租税寮内新设“地租改正局”,陆奥宗光被提拔为领导地税改革的“租税头”(主任),松方正义被任命为“租税权头”(副主任),主持地税改革。征税的权力集中于大藏省,当时的大藏省人才济济,有井上馨、陆奥宗光等。他们开始研讨税制改革的具体实施方案,制定地税改革的方针。

大藏省官僚草拟的《人民告谕书》中,首先就提到政府的性质,申明政府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工作机关,而税金则是为了确保人民安稳无事,因此租税必须遵循公平合理原则,租税的意义就在于“国民的租税,用于国民”。从《人民告谕书》的内容可以看出,起草《人民告谕书》的以松方正义为首的大藏省官僚,受到近代西方税制思想的影响,试图在租税问题上得到国民的理解和支持。

基于这种理想而开始的税制改革,却从起步阶段就遭遇挫折。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政府首脑出游欧洲之际,政府各省厅之间围绕预算,展开激烈的争夺战。以稳定财政为目标的大藏省与各省厅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对立,结果在权力之争中败北的大藏省被完全孤立,它的权限受到大幅度的削弱。经过此番权力之争,大藏省的中心人物井上馨被迫辞职。鼓吹民众支持的税制改革理想并不为人所知,而《人民告谕书》被封存在众多档案文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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