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星与粉丝:揭秘偶像崇拜中的心理效应(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6-24 14: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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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岳晓东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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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星与粉丝:揭秘偶像崇拜中的心理效应

追星与粉丝:揭秘偶像崇拜中的心理效应试读:

内容提要

本书讲述了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追星故事,包括从古代单纯的个人行为到现代化的商业运作。作者以心理咨询师的职业素养,运用现代心理学科学研究方法,追踪调查了追星者的人格特质及心理动机,高屋建瓴地分析了青少年追星的利弊。无论你是追星者本人还是辅导人员,本书对你都有很强的指导借鉴意义。

第一章 何为追星为何追

嫁人就嫁苏东坡:明星古已有之

“明星”一词在现代词义中引申为各行业中有名或技巧非常高的表演者,这主要是美国好莱坞电影于20世纪30年代传入我国后,其实行的明星制在演艺界推行的结果。那时上海各影院门厅外都挂有中外影星像,这是明星在我国开始流行的最初表现。歌舞星与此同时兴起,其后,随着时装模特表演和体育运动的广泛开展,明星扩展到所有演艺界与体育界。媒体发达的今天,明星进一步扩大到商界、政界、学界中的风云人物,汇聚成一个“满天明星闪烁”的时代。

不过,汉语中“明星”这个词由来已久。明星,在古汉语中系明亮之星,亦即太白或金星。《诗经·郑风·女曰鸡鸣》:“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尔雅·释天》:“明星谓之启明。”郭璞《尔雅注》:“太白星也,晨见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太白。”除此以外,明星在古语中还特指华山仙女。如《太平广记·集仙录》:“明星玉女者,居华山,服玉浆,白日升天。”李白《古风》诗早有“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的描写。

虽然明星一词原本并非指各行业中的名人偶像,但明星人物和追星行为在中国古代却早已屡见不鲜了,历史上苏东坡就是一个受到众多“粉丝”追捧的“大明星”。宋代明星苏东坡

苏东坡这位旷世奇才不但在文章、书法上才情横溢,在生活细节上也极富创造力,加上他个性风流旷达,颇有时尚明星的风范。因此,他的服饰、食谱等也同文章书法一样受到当时国民的广泛追捧。东坡肉、东坡鱼、东坡酒、东坡巾、东坡墨……在11世纪的中国,上至皇亲国戚、达官显贵,下至乡民百姓、青楼歌妓,都大有对苏东坡这个“品牌”钟爱有加者。一笔一墨竞珍藏

当时凡是苏东坡碰过的东西:一张纸、一支笔、一个方台、一座凉亭,都能变成众人争购、争睹的对象,更不要说他的亲笔墨宝了。据林语堂先生所著《苏东坡传》记述,苏东坡做翰林学士的时候,常奉旨于宫中撰写文书。有一个极为崇拜苏东坡的人,勤于搜求苏东坡的字,苏东坡每一个短简便条若由苏东坡的书童交给他,他就给书童十斤羊肉。东坡已经风闻此事。一天,书童请苏东坡回复友人的口信,东坡已经口头回复了。书童第二次又来请求,苏东坡说:“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书童说:“那人一定要一个书面的答复。”苏东坡笑着说:“告诉你那位朋友,今天禁屠。”

苏东坡谪居黄州时,常于宴饮之时作书画赠人。营妓中有一个叫李琪的,聪慧过人、知书达理,不过胆小腼腆,始终没有得到苏东坡赏赐的墨宝。苏东坡要调离黄州时,太守设宴饯行。李琪知道这个机会再不可错过,于是等苏东坡酒至半酣,便捧着酒杯跪拜堂前,拿出自己的随身汗巾求赐墨宝。苏东坡熟视良久,令李琪研墨,墨浓,取笔在汗巾上写道:“东坡七载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写完这两句,即掷笔袖手,与宾客谈笑,却没了下文。在场宾客非常奇怪,只是不便过问。李琪可真急坏了,再次跪拜,苏东坡大笑着又写了两句:“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书毕,在座宾客皆击节赞叹。

苏东坡的业余爱好非常丰富,但绝非样样精通,即便如此,仍然有不少人效仿。苏东坡爱吃东坡居士,以过人的才情和豁达的人格赢得了众多粉丝的追捧的肉、喜欢的鱼,马上就变成大众招牌菜。据说当时黄州有位教书先生,他说对苏东坡十分崇拜,有人问他,崇拜苏东坡什么?是喜欢他的诗词,还是喜欢他的书法?教书先生说:“我喜欢吃东坡肉!东坡肉炖得很烂,酥而不腻,肥而不烂,真是好吃极了!”苏东坡的帽子样式,一时间也成了“流行时装”,被士人百姓亲切地称为“子瞻帽”。又据林语堂先生介绍,苏东坡谪居海南时,制墨家潘衡来访,因为物资缺乏,两人就烧松脂制烟灰、混合牛皮胶做墨。这次尝试非常不成功,还差点儿把房子烧掉。可是潘衡回到内地后就是打着苏东坡制墨秘法的招牌,赚了个盆满钵溢。对于此事,苏东坡的儿子苏过也只能摇头苦笑。千难万险勤探望

苏东坡常年过着贬谪流亡的生活,而且所居之地的环境越来越艰苦。若非众多粉丝的接济和探望,即使再乐观旷达怕也熬不过如此漫长的岁月。

苏东坡被贬至惠州时,当地东、西、北三面,五个县的太守就如同东坡粉丝团一般,不断给他送酒送食物。苏州有一个姓卓的佛教徒可以算是苏轼的铁杆粉丝了,他步行七百里给苏轼递送家书。当时苏东坡的两个儿子在宜兴家中十分挂念父亲安危,卓粉丝听说之后说:“这个容易!惠州也不是在天上,是不是?若是走着去,总可以找得到。”卓粉丝便步行出发,走上这条漫长的道路,横越大瘐岭,走得满脸紫褐色,两脚厚茧皮,终于见到了苏东坡。另一个苏东坡的同乡道士陆维谦,不辞两千里之遥,特意来看他。只因为苏东坡给陆维谦写信开玩笑说发现了一种极不寻常的“桂酒”,尝上一口足以抵他迢迢千里跋涉之劳,陆粉丝果然就来了。

若论苏东坡众多粉丝中与他交情最深的,不得不再次提到与“东坡”之号颇有渊源的马梦得。不管苏东坡官居高位还是蒙难受贬,马梦得几十年来始终陪伴着苏东坡,历尽人生苦甜。苏东坡曾经幽默地说,要说他这个朋友跟着他是想发财致富,那就如同龟背上采毛织毯子。他在诗里叹息:“可怜马生痴,至今夸我贤。”东坡另一位至交是陈糙,苏东坡早年为官曾和陈父意见不合,终致交恶,但这并未影响陈糙对苏东坡的钦佩之情。在苏东坡贬居黄州的时候,陈糙在4年内去探望过他7次。

此外,苏东坡在黄州时,他的一位四川眉州的同乡叫巢谷,特意来做东坡孩子的塾师。巢谷堪称苏东坡的铁杆粉丝!多年之后,苏轼、苏辙两兄弟被贬至海南和岭南,亲朋好友都有所顾忌而有意疏远。巢谷却声称要从眉县徒步寻访苏轼兄弟二人,当时听到的人都笑他痴狂。但巢谷不畏路途遥远,先到循州找到了苏辙,又不顾苏辙劝阻和自己73岁的高龄,只身奔赴海南探望苏轼。可惜他中途暴病身亡,没有实现他那“死无恨矣”的最后心愿。苏轼兄弟有感于巢谷殷殷情意,都为他作传以纪念这位好朋友。神魂颠倒痴心醉

若说上述各位对苏东坡的热情源自多年交往的深厚友谊,那么还有一些粉丝则是彻彻底底为苏东坡的明星光环所倾倒了。

有一个叫黄萛的人,他说自己平生有两件事情感到很欣慰,其中一件就是一次旅途之上赠送苏东坡两瓶酒、一盒酥饼。那是元丰年间他任淮东常平仓提举时,除夕夜泊船汴口,看见苏东坡手拄拐杖站立在对岸,似乎是在等人。黄萛于是划船过去,赠送苏东坡扬州产厨酿两瓶,雍地产酥饼一奁。

还有一个叫章元弼的书生,虽然自己相貌比较丑陋,但是艳福不浅,娶了个花容月貌的妻子。这章元弼还特别爱读书,爱读苏轼文集《眉山集》,甚至通宵达旦、废寝忘食。他的漂亮妻子见丈夫只顾看书不理自己,发了好几次脾气,但是没有效果,终于提出离婚。这章元弼倒爽快,马上就答应了。后来常常跟他的朋友们说:“这都是我太爱读《眉山集》的缘故。”

苏东坡《惠崇春江晚景》诗云:“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这是一首题画诗,但可以看得出苏东坡是中意于河豚的美味的。的确,苏轼爱吃河豚,当他在江苏广陵的时候,有位善于烹制河豚的厨娘知道他有此一好,就邀请他去自己家吃河豚。苏东坡吃河豚的时候,那一家大小粉丝都躲在屏风后边窥视,希望苏东坡赞扬一下。没想到苏东坡只是埋头吃鱼,默不作声。正当厨娘感到郁闷的时候,苏东坡忽然放下筷子,大叫道:“也值一死!”于是,全家上下都高兴得不得了。

自古女貌爱才郎,苏东坡的才情引得众多女子都倾慕不已,寻求各种各样的机会向苏学士表白。

据宋朝袁文《瓮牖闲评》记述,苏东坡任杭州通判的时候,和刘贡父兄弟(刘敝、刘窸)游西湖。忽然,有一位女子划着小船过来,自我介绍说:“我一直爱慕您的大名,可惜没有机会见到您,现在已经嫁为人妻。听说您来游湖,我就不惜现身来表达长久以来的爱慕之情。我想献上一首曲子。”当时苏东坡就为她作了一首《江神子》词。《古今词话》转引了龙辅《女红余志》里的一段传闻说,惠州温氏有个女儿叫超超,到了出嫁的年龄,她还是不肯嫁人。听说苏东坡到了惠州,就很高兴地说:“那是我的丈夫。”每天悄悄跑到苏东坡窗外,听东坡先生吟诵诗词,被苏东坡发觉后就匆匆跑开。苏东坡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就想介绍一位才貌双全的王郎与她结成眷侣。不料,苏东坡突然再遭打压,贬至海南。等他回到惠州时,多情的超超已经不在人世,被埋葬在一处沙丘旁边。苏东坡于是为她做了一首《卜算子》,词曰:“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如果传说属实,那这位温超超小姐可以算是对苏东坡最为痴情的女粉丝了。管他百姓与帝王

苏东坡的个人魅力就是这样的穿越时空,跨越阶层。他的粉丝有乡野村夫、市井小民,也有青楼歌妓、才子文人,也不乏士族显贵,甚至帝王将相。

苏东坡在徐州的时候,一晚夜宿彭城燕子楼。当晚他有感而发,作下《永遇乐·明月如霜》这首词。据说几天之后他将这首新作请朋友赏析,却意外得知这首词已经传遍了徐州全城。经查方知是一位巡逻的老兵传出去的。那位老兵原本粗通音律,夜晚巡逻至燕子楼听到苏东坡的吟唱,就默默记诵下来了。可见当时社会对苏东坡新作追捧之甚。

宋代曾敏行《独醒杂志》记曰,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苏轼父子及随行来到南雄大庾岭。他们在岭头一家小客店稍作休息,店主是一位年逾七十的老翁。老翁问苏东坡的随从道:“这位官人是谁?”吏卒答曰:“翰林学士苏轼。”老翁听了不敢相信,又问:“真的是苏子瞻先生吗?”随从点头称是。老翁赶忙上前,激动得连连作揖,说:“我听说那些奸臣对你百般迫害,以为你谪居蛮荒难以生还,今天竟然看到您可以活着回来,真是上天保佑好人啊!”苏轼被这岭上老人的一片痴情所深深感动,当即便写了一诗赠给他,题为《赠岭上老人》,诗云:“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苏东坡为官时的神宗、哲宗皇帝也都是他的粉丝。据《宋史》记载,宋仁宗主持殿试批阅考生文章之后,回到宫中兴奋地对皇后说:“吾为子孙得两宰相!”所指正是苏轼和苏辙两兄弟。宋神宗支持变法,苏轼与其意见相左,加之经常有苏轼的政敌谗言,因此神宗对他多有不满。但这丝毫也未影响宋神宗喜爱苏轼的诗词。有一次读到“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一句,神宗感叹道:“苏轼终究是爱戴君王的。”此时,苏轼因罪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已5年,神宗马上降旨将苏轼由黄州调到离开封较近的汝州。此外,据说宋神宗的近侍还曾经透露,每当看到神宗“举箸不食”,那一定是在品读苏轼的诗文。宋人王巩在《随手杂录》记载,苏东坡在杭州的时候,有太监奉命到杭州办事。临走时,使者悄悄交给苏东坡一包东西。原来是宋哲宗密赐的一斤贡茶,纸包上还有宋哲宗的亲笔封题。

此外,后宫的皇太后和皇后妃嫔中也不乏苏东坡的粉丝。“乌台诗案”审理期间,苏轼下狱,神宗皇帝因此连日闷闷不乐。慈圣曹太皇太后问神宗原因,神宗告以实情。太皇太后听后痛哭,搬出了当年仁宗“吾为子孙得两宰相”的祖训为苏东坡说情,神宗也甚为感动,决定从轻处理。

更为夸张的是,苏东坡的粉丝不限于大宋朝疆域之内,连宋朝疆域之外也有。苏辙出使辽国,到了那里,辽人常常向他打听苏东坡的情况,要他代为问好。苏辙因此在写给哥哥的诗信中有这样两句:“谁将家谱到燕都,识底人人问大苏。”当时高丽国也有苏东坡的粉丝,有人为了表达对苏轼兄弟的景仰之情,甚至取名为金富轼、金富辙。

朝中士大夫多有与苏东坡政见不合者,即便如此,苏东坡博学多才,坦荡大气,也赢得了王安石这样的新法领袖的啧啧赞叹。在一次聚会中,苏轼对王安石身边的学生叶致远说:“那些自称是学荆公的人,哪里有荆公这样博学!”而王安石在目送苏轼离去时对身边的人叹息说:“不知要过几百年,才能再有这样的人物!”

总而言之,无论是朝中还是乡野,苏东坡的粉丝遍及天下。庞大的粉丝团,既是对苏东坡学识才华和人格魅力的肯定,也是他多年来应对人生跌宕和艰辛逆境的精神支柱。最后辑前文小题做结,也算是表达我这个东坡粉丝的敬仰之情吧:“一笔一墨竞珍藏,千难万险勤探望,神魂颠倒痴心醉,管他百姓与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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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安:掷果盈车潘安,西晋时河南人氏,表字安仁,小字檀奴。其人“姿容既好,神情亦佳”。潘安年轻时,坐车到洛阳城外游玩,当时不少妙龄姑娘见了他,都会怦然心动给他一个“回头率”,有的甚至忘情地跟着他走。因此常吓得潘安不敢上街。有的怀春少女难以亲近他,就用水果来投掷他,每每满载而归,于是民间就有了“掷果盈车”之说。以致后世文学中“檀奴”或“檀郎”也成了俊美情郎的代名词。掷果盈车图潘安不仅长了一张锦绣皮囊,还写得一手锦绣文章,很小就显露出文学天赋,被乡里称为“奇童”。二十来岁时,一天,晋武帝司马炎来了兴趣,下乡耕田作秀,大伙纷纷写马屁文章。结果潘安的赋作得最好。大臣们对此嫉妒得要死,立刻将他赶出朝廷。赋闲十年后,潘安被重新录用。先后当了河阳、怀县的县太爷,颇有政绩。这位风雅县令在河阳县种遍桃树,时人号称“一县花”。卫玠:看杀卫玠卫玠是历史上唯一因为长得太帅而被人“看”死的美男子。《晋书·卫玠传》:“京师人士闻其姿容,观者如堵。玠劳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时年二十七,时人谓玠被看杀。”卫玠,表字叔宝。关于卫玠的美,《晋书》里用词有“明珠”、“玉润”,等等,他为人喜怒不形于色,总之是个面无表情的玉人。这孩子自幼风神秀异,坐着羊车行在洛阳街上,远远望去,就恰似白玉雕的塑像,时人称之“璧人”。洛阳居民倾城而出,夹道观看小璧人。可这玉人能言善辩。当时风气最盛行清谈,即手里拿个麈尾模样优雅地侃侃而谈。卫玠的美不仅能征服女子,就连男人看了也怦然心动。某年卫玠与母亲去舅舅家串门,这位平日里自负、风度翩翩、相貌英俊的骠骑将军看了这位素未谋面的外甥竟然呆了,哆嗦着说:珠玉在侧,使我形秽!随后就每天带着卫玠四处游玩,还常常说:与玠同游,好似明珠在侧,朗然照人。后来这些话传开了,卫玠就多了个名字——“玉润”。后来,“八王之乱”把西晋政权闹成一锅糨糊,胡人势力趁机进入中原,天下大乱。卫玠费尽口舌说动母亲南下,他们一家子跑到江夏(今武汉)。征南将军山简赶快来抢这个钻石王老五,把爱女嫁给他。卫玠带上新妇又往东行,来到了大将军王敦镇守的豫章(今南昌)。王敦见他一表人才,能说会道,很是器重。但卫玠并不买账,他感觉此人野心勃勃,久必生乱,不可依附,所以再次转移,投奔东晋都城建业(今南京)。建业的官员们久闻卫玠艳名,立即答应予以重任。江东人士听说来了个大明星,人山人海地围观,挤得卫玠举步艰难,使他一连几天都无法好好休息,这个体质孱弱的美少年终于累极而病,一病而亡。追星自古有之,像“潘安掷果”、“看杀卫玠”这样的事情历朝历代都有发生。由此,追星并不仅是现代商业社会和娱乐业的产物,也是一种自古就有的疯狂。值得注意的是,古今的追星相比有着一个本质的不同,即古代的追星更多是以个人的才学、谈吐、个性等内在气质吸引人,而当今的偶像则更多以相貌、身材、装扮等外在气质吸引人。

东坡居士迷乐天:追星历史悠久

苏轼缘何号东坡

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而谪居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始号“东坡”。从此以后,人们可以不知苏轼,但不可不知“东坡”。那么,苏轼是怎么取的这么个雅号呢?直至近来拜读了南宋学者洪迈的《容斋随笔》方才大悟,原来这个雅号来自白居易的诗文。

换句话说,苏东坡其实是白居易的超级粉丝!《容斋随笔》曾专门对此进行了考证,题为《东坡慕乐天》。乐天就是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他是在杜甫之后最为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有“诗魔”和“诗王”之称。白居易的诗作流传下来的多达三千首,其实他一生所写,绝不止这个数目。他的诗歌,以平易通俗、质朴明直见长,一般读者容易接受,元稹说:“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白居易的诗普及到一般人的口中,甚至别国人士也传诵,读者群的广泛可以说是空前未有的了。由于他肯学习民间的语言,不避俚俗,所以当时没有文化的妾妇、牧童和马夫都能读。宋人王安石说:“天下俚语被白乐天道尽”。

那么,白居易的东坡又是出自何处呢?

白居易生活在唐王朝日趋衰败之际,他身为谏官,面对宦官擅权,藩镇割据,朝纲腐败,常以诗歌针砭时弊,后被降职为江州司马,又迁为忠州(现重庆市忠县)刺史。白居易谪居忠州刺史时,身处逆境却自强不息,他见城周山岗满目荒芜,感慨之余,挥毫写下了“巴俗不爱花,竞春人不来”的诗句。

此后,白居易经常微服出访,以平民的身份,说服百姓栽树种花,并亲自到城东的一篇坡地和百姓一起栽种。为了记述这段事迹,白居易还作了《东坡种花》二诗,云:“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又云:“东坡春向暮,树木今何如?”在他的倡导下,忠州境内父老无不争相栽树种花,不几年已绿荫一片,改变了穷山秃岭的面貌。树木成林后,白居易喜悦之情跃上眉梢,早晚漫步其间,写了很多寄情于山水、树木的闲适诗。后又著《步东坡》诗云:“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及《别东坡花树》诗云:“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种新成。”白居易与“东坡”结下了不解之缘,后人亦将“东坡”作为白居易的代名词。

白居易对这段时间的绿化工作非常满意。他后来调任杭州刺史,刚一到任,就率领民众在西湖里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这便是有名的“白堤”,白居易和百姓们一起在堤上栽了许多柳树。他在苏州还亲手种过许多桧树,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白公桧”。苏东坡的超级粉丝举动

苏轼谪居黄州期间,简直就成了白居易的超级粉丝。共同的经历和遭遇使他对白居易有了一种强烈的认同感,极力效仿白居易。正如洪迈在《容斋随笔》所言“苏公在黄,正与白公忠州相似”。《二老堂诗话》载:“白居易为忠州刺史,有《东坡种花》二诗,又有《步东坡》诗云‘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王直方诗话》亦载:“东坡平日最爱乐天为人,故有诗云,‘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又,‘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又,‘他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又,‘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可见白居易对他影响极深。

白居易的一生分为两个阶段:被贬江州司马之前,是他“志在兼济”的时期,推动新乐府运动,主张兴利除弊;被贬江州司马之后,是其“独善其身”阶段,沉重的打击使他对自己进行反思,“糅合儒家的‘乐天知命’,道家的‘知足不辱’和佛家的‘四大皆空’来作为明哲保身的法宝”。白居易继承陶渊明的风骨,提出“中隐”思想,诗曰:“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这是一种不系于外物、超然旷达的为官之道。虽然身处政治风波、宦海沉浮,但心态却始终祥和平静。外在的政治需求与内在的精神需要相平衡,共适共处。

白居易的中隐之道,后来被苏东坡发挥得淋漓尽致。苏东坡的一生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乌台诗案”之前的苏子瞻为民请命,上书直言;蒙受不白之狱又连遭贬谪的苏东坡对于官场心灰意冷,也如白居易般追求起儒、道、释相融合的超然境界来。初到杭州时,他在《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其五》中也有这样的诗句:“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似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幽默、旷达,给了他面对现实的平静情绪。

白居易继承了陶渊明的思想和诗风,苏东坡也跟着对陶渊明崇拜不已。从思想上,他与陶渊明、白居易一脉相承。《和陶〈答庞参军〉》诗曰:“吾生一尘,寓形空中。”《和陶〈归园田居〉》曰:“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和陶〈贫士〉》曰:“吾以旦暮心,惜此须臾晖。”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就苏轼是从陶渊明那里学来的。《哨遍》正是苏轼对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改编:“……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亲戚无浪语,琴书中有真味……”从诗风上,苏轼学习白居易通俗畅快的语言风格,有“元轻白俗”之论。

苏东坡还经常为白居易辩护,二人相处年代相差两百年,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替古人担忧”了。例如,白居易曾经反对武力削藩,有违当唐朝时的忠义之士的主张。苏轼就在《白乐天不欲伐淮蔡》中愤愤不平地说:“白乐天岂庸人哉!然其议论,亦似欲置之者。其诗有‘海图屏风’者,可见其意。且注云,‘时方讨淮、蔡叛。’吾以是知仁人君子之于兵,盖不忍轻用如此。淮、蔡且欲以德怀,况欲弊所恃以勤无用乎?悲夫,此未易与俗士谈也。”

苏东坡在黄州,俸禄减了一半,而家中人口又多。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把每月的4 500钱,分为30份,每份用麻绳穿起来挂在梁上,每天早上用画叉取一串钱下来,交给妻子王闰之安排一日三餐。

这时,苏轼的故友马梦得(字正卿)专程从扬州来看望苏轼,当他目睹“先生穷到骨”的生活,不禁心酸难过,便找到昔日的同窗黄州太守徐君猷,求他将临臬亭下过去驻兵的数十亩荒地拨给苏轼开垦耕种,以解决吃饭问题。徐太守欣然应允,苏轼十分感激,给马正卿写了一首诗,以示谢意:“马生本穷士,从我二十年。日夜望我贵,求分买山钱。我今反累生,借耕辍兹田。刮毛龟背上,何时得成毡。可怜马生痴,至今夸我贤。众笑终不悔,施一当获千。”

鉴于一向敬慕白居易,而眼下的境遇又十分相同,所以苏轼决定将这块地命名为“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他还在东坡上筑室,取名为“雪堂”,并亲自写了“东坡雪堂”的匾额。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曾说:“详考其意,盖专慕白乐天而然。”从此,苏东坡就成了比苏轼响亮得多的名号。

元丰八年(1085年),苏轼出任杭州知州。到任以后,他又仿效白居易,在疏浚西湖的同时,用挖出来的葑土淤泥筑成一条长堤,以沟通西湖的南北。从此“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为了纪念苏轼对江南的开发所做出的贡献,后人将此堤称为“苏堤”。而“苏堤春晓”至今仍是西湖胜景之一。

苏东坡对白居易的仰慕之情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不但在处事为人上效仿,在自己的诗作中一再提及自己的偶像,笔者特拟表格总结如下。苏轼诗作中提及白居易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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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是唐代诗坛上的一颗巨星,被历代文人称为“诗仙”,杜甫的诗句“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就是对李白诗歌高度成就的形象赞誉,除此之外杜甫的《赠李白》是在他与李白交往的早期写就的:“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短短28个字,写尽了李白的精神、神态、性格和嗜好,是一幅形神兼备的“诗仙”李白的生动画像。魏万,又名魏颢,与李白同时代,是李白的崇拜敬慕者,“长卿慕蔺久,子猷意已深,平生风云人,暗合江海心”(魏颢《金陵酬翰林谪仙子》),魏颢称李白为“翰林谪仙子”,说他自己就像司马相如慕蔺相如之为人,王子猷忆戴安道之意深一样长久地倾慕着李白,认为李白平生行事为人,颇与自己“暗合”。为了能见到心目中的“谪仙”,他“自嵩、宋沿吴相访,数千里不遇,乘兴游台、越,经永嘉,观谢公石门,后于广陵相见”(李白的《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在交通极其不发达的唐朝,花了半年多时间,走了数千里冤枉路,终于见了偶像一面,这份死心塌地,让今天满大街抢手机的“玉米”和“凉粉”们汗颜。杜甫,和李白见过一面,后来写了很多想念李白的文章,甚至说他“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对李白的崇拜和景仰,更是溢于言表、跃然诗中。韩愈,他写过一首《调张籍》诗:“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显然,他对李白是十分尊崇的。到了宋代,欧阳修更喜爱李白,而王安石更喜爱杜甫,曾因此有过争论。明代,提倡诗必盛唐的前后七子,诗学杜甫,而对李白同样赞赏备至,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对此都有所论述。四大才子中,力求摆脱复古束缚的祝允明、唐寅,非常推崇李白。看来李白早已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星子!诗人和读书人的偶像!资料来源:粉丝考[J].新世纪周刊,2006(30).点评:自古以来,崇拜就是一种力量、一种热情。它足以使人放弃所有,痴迷地投入到一场无尽的追逐中去。而一旦偶像在崇拜者心目中占据绝对地位时,心灵将为之时刻震撼。所以,无论是古代的李白,还是现今的“超女”,崇拜都是人类亘古不变的话题。

“三星时代”的迷乱:当代明星评点

在古代,由于知识和媒介的不发达,可供人们供奉的偶像屈指可数。如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先祖供奉过的偶像主要有黄帝、孔夫子、关公、释迦牟尼、观音菩萨、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太上老君及大大小小的土地爷、财神爷们(如妈祖、黄道婆、黄大仙、二郎神等)。这些偶像都是人们世代供奉的神明人物。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达,特别是电子媒介的蓬勃发展,人类的偶像崇拜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偶像崇拜越来越成为人类自我意识的产物,也越来越变得情绪化、平民化和生活化。特别是如今经过媒介大量炒作的偶像,其性质已不再代表神明和权威,而主要代表了利益和利润。例如,乔丹这个名字不仅意味着“空中飞人”,它也意味着高消费和名牌效应。

当今社会的青少年从自我的迷茫状态中走出来,需要通过对一些成年或同龄人中偶像人物的认同来确认自我的价值。在这层意义上讲,青少年追星具有突出的年龄性和过渡性特征。它既不同于反映个人由于对超自然力量或人物的恐惧、敬畏与服从心态而生发的宗教性偶像崇拜,也不同于体现个人对领袖人物的绝对信服和顺从意愿的政治性偶像崇拜。

青少年追星更多表现为个人对敬仰人物的热烈迷恋和追逐,时常会为追逐他们而表现出相当的狂热、盲从、缺乏独立自主精神。那么,当今青少年崇拜什么类型的偶像呢?简单说来,就是“歌星、影星、体坛明星”之“三星人物”为主体的明星偶像。

在美国,Emanuel的调查表明,影星占据了美国年轻人追星的主导位置。还有许多青年人把摇滚歌星视做自己的“绝对英雄”。Adams-Price和Greene曾要求60个五年级、八年级和十一年级的美国学生描述自己最喜欢的名人以及他们想与这些名人建立什么关系。他们从中鉴别出了两种偶像依恋的类型:浪漫式依恋(romantic attachment,希望成为该名人的恋人)和认同式依恋(identificatory attachment,希望成为该名人那样的人物)。

在香港,Cheng比较了77个16岁以下的影迷俱乐部学生和128个同龄的非影迷俱乐部学生,测量他们的自尊和自我负评估程度。结果表明,与非影迷俱乐部的同伴相比,影迷俱乐部成员们自尊程度更低,且更具自我负评估。Cheng据此推测,参与影迷俱乐部的活动可提供给这些青少年相对稳定的同伴关系、地位尊重和价值参考,可使他们相对提高自我评估。特别是对较为敏感的青少年来说,这种影迷俱乐部的自我确认作用更显突出。Chan、Cheung、Lee、Leung、Liu在1997年调查了2 500个香港的青少年,发现依赖偶像作为其道德判断标准的青少年更可能发生过失行为,也更不喜欢接受正面的道德观,且缺乏解决问题的自信。

这些调查表明,青少年时期的追星一方面可导致对偶像的过分认同和依恋,另一方面可以补偿青少年个体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遥亲感(remote intimacy),以补偿脱离对父母的依赖而产生的情感真空。在这里,遥亲感是青少年对偶像所建立的一种特殊的情感依恋。它是一种间接的、虚幻的、非接触性、非互惠性、非对等性、一厢情愿式的情感交流,完全是一种自我陶醉式的情感体验。这种遥亲感的过于理想化或浪漫化可使青少年对其偶像想入非非,产生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就其社会影响来说,“三星崇拜”的存在主要是大量的新闻炒作和商业包装的结果,即每个明星人物的推出和宣传都包含一定的媒介和商业利益在里面。而从实际情况来看,青少年追星多指向于富有“流行性”特征的人物形象,甚至指向消极人物的形象特征。

内地学者薛晓阳指出,当今明星文化的特点是“流行性”、“青春性”和“情感性”。所以,当今青少年的追星虽包含一定的价值内容,但其崇拜方式主要是对偶像外部形象的欣赏与模仿。青少年追星的对象往往都具有鲜明的、能够同青少年心理倾向共鸣的外部形象特征。

对于“三星崇拜”的性质,笔者提出,它是一种直观的、非理性的、神秘化和神圣化的社会认知,主要有直接性模仿、全盘性接受、沉湎式依恋等特点。它可导致青少年因过分神化和迷恋其崇拜对象而出现浪漫幻想、高明星消费、低自我信念、虚荣满足和自我迷茫等不良现象。它还可使青少年产生某种超现实的自我情感体验,排斥现实生活内容,迷恋或向往远离现实的人格形象和生活方式。

总之,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内地,“三星崇拜”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既是当今社会商业文化充斥的结果,也是青少年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其实,青少年在其个体化过程中,需要将其对父母的爱转向对他们更具感召力和浪漫性的偶像人物身上,把他们当做偶像来认同自我。在这层意义上讲,青少年偶像行为可以看做其特定年龄阶段心理发展的“附属品”,它的产生具有必然性、过渡性和时代性特点。

拓展阅读:日韩的偶像工业

日本的偶像工业已经形成了在经纪公司、唱片公司一手策划下的粉丝经济产业链,唱片、演出、广告代言之外,各类粉丝组织的收入是公司收益的重要来源。日本最大的经纪公司之一杰尼斯家庭垄断了日本当红艺人的大半天下,泷泽秀明、木村拓哉、Kinki Kids、V6、SMAP、岚……都是杰尼斯的签约艺人。艺人官方歌迷会的收费是杰尼斯赚钱最多的一项,旗下艺人都拥有自己的歌迷会,会员参加歌迷会不能互通,也就是说如果你喜欢两个团体以上的,就得多次支付入会费。由于杰尼斯旗下艺人的演唱会只对会员开放,所以歌迷如果不入会就没有购买门票的资格。杰尼斯旗下各团体加起来,在日本约有160万会员,光会费,杰尼斯每年就进账70亿日元(1日元=0.078 8元人民币)。此外,会员每年还必须交1 000日元的年费,可福利却极少。会员除了得到会员证、一年4期薄薄的会刊,就只有参观节目录影、参加杰尼斯运动会及优先购买明星演唱会等各项表演门票的权利。但是购买门票没有折扣,也不能保证会员一定能买得到票。每当有演唱会,杰尼斯会去信告知会员,并请会员回函,如果要看就要附上票款。因为杰尼斯会员实在太多,门票要经过抽选,所以抽中的概率并不大。如果没有被抽中,之前汇出的门票钱会退回,但必须扣除3%手续费,这对杰尼斯来说当然是稳赚不赔的。韩国参照日本偶像工业的成功经验,形成了独特的粉丝经济。在韩国,当红艺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歌迷会。但是公认的官方歌迷会只有一个,这个歌迷会由公馆来管理。以“东方神起”为例,“东方神起”的歌迷会叫“Cassiopea歌迷会”,由艺人所属的韩国SM娱乐公司负责管理,歌迷会的会长、副会长、帮助会长和副会长的中等职位的会员由歌迷构成。他们有一套与日本歌迷组织相近的收费机制,这项收入在经纪公司或唱片公司全年收益中同样占据相当大的比例。有意思的是,韩国的粉丝对官方粉丝组织非常忠诚,比如“东方神起Cassiopea歌迷会”的成员会骄傲地称自己是Cassiopea,并告诫其他歌迷,没有参加歌迷会只能把自己叫做“东方神起歌迷”,而不能说自己是Cassiopea。资料来源:粉丝中有经济[J].新世纪周刊,2006(30).点评:偶像是工业,粉丝是经济。在当今的商业化社会中,只要有利润,就会有人追捧。经纪公司尽力包装明星,为的是使偶像成为走俏的商品。而一个偶像完全成为了一件商品,它不仅是偶像的陷阱,也是粉丝的悲哀。

信你爱你到极端:追星是种偶像崇拜

追星是现代的偶像崇拜

说明星,就不得不提到偶像。在典籍中,“偶像”被称为偶人,有土偶和木偶之分。《字彙》中说:“偶,又俑也,像也。木像曰木偶,土像曰土偶。”《说文解字注》指出,偶与俑是通假字,秦俑等俑人都可以说是早期的偶像了。最早关于偶人的记录大概为《史记·殷本纪》的记载:“殷商后期,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天神不胜,乃眀辱之。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孔子曾经对鲁人用偶人作为陪葬而十分不满,《论衡》记载:“俑则偶人,象类生人,故鲁用偶人葬,孔子叹。”《孟子·梁惠王》引用孔子的话,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东汉人赵岐《孟子章句》注释:“古之葬者,束草为人,以为从卫,谓之刍灵,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则有面目机发,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恶其不仁。”前面提到,俑即偶人,用以代替殉葬的人。

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偶像逐渐蒙上了神秘和神圣的色彩,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在现代辞书中,“偶像”被通释为“泥塑或木刻的人像以供人膜拜”,引申为盲目崇拜之对象,正是根据古意而来。陈独秀曾经在名作《偶像破坏论》里风趣地把偶像形容为“一声不做,二目无光,三餐不吃,四肢无力,五官不全,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音同久)坐不动,十(音同实)是无用”,并且号召破坏包括泥塑木偶在内的一切虚妄的偶像。

由此,偶像就与崇拜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时至今日,对于青少年而言,明星成为了他们心目中偶像的主要形式,而追星也就成为了当今青少年偶像崇拜的主要内容。

而对于青春偶像崇拜来说,它已完全成为少男少女们自我认同和情思意切的世界,偶像崇拜也因而逐渐变成明星崇拜。根据世界各地的调查表明,当今青少年崇拜的对象,多是歌星、影星和部分体坛明星之类的社会名人。他们一般具有独特的气质、出色的相貌及性感的身材。这些特征经过商业包装后,会变得更加光芒四射。更重要的是,较之那些毫无表情的泥木偶像们(如释迦牟尼、观音菩萨、四大天王、关公像等),这些明星都是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听到他们的歌声,观看到他们的画像,欣赏到他们的表演,甚至可以见到他们本人,与他们握手,获取他们的签名。所以,明星虽然也是人,但他们生活的一切已被相当地物质化、商业化了。由此,明星的名字、容貌、发型、服饰、隐私等都会引人注目,也都具有商品价值。这样,在少数古代神明渐渐失去其魅力的今天,大大小小的明星们取代他们的地位,拉近了偶像与其崇拜者之间的心理距离。

比起远古时代的青少年们,当今的青少年真是幸福多了。他们不但可以充分选择自己喜欢的偶像,还可以通过大众传媒的方式,直接感受到其崇拜的偶像明星的真实存在,体验其光彩。更可贵的是,面对自己崇拜的偶像,人们不必再像以往那样充满了敬畏和忧虑,而是充满了爱慕和钦佩。由此,偶像的感觉不再是高高在上,而可以是近在咫尺;偶像的形象也不再是千篇一律,而可以是丰富多彩。

总而言之,远古的偶像多是神明的象征,他永远都是冷冰冰的、高高在上的、可望不可即的;而今的偶像多是成功的象征,他(她)是活生生的,有情有义的,而且是随时可以被替换的。

远古的偶像崇拜可谓“一溪流水一溪月”;而今的偶像崇拜可谓“八面风取用自然”。

远古的偶像是“落木千山天远大”;而今的偶像是“泪尽君山最有情”。

远古的偶像是拟人化了的神;而今的偶像是神化了的人。欲知追星,先知崇拜

什么是崇拜呢?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旗手,被誉为“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的伏尔泰,当他以84岁高龄从法国东部的费尔奈来到巴黎时,他被当做一个神灵英雄式的人物受到欢迎和礼遇。所有的人都无限地崇敬他,地位高的人甚至把自己装扮成酒馆的侍者来欢迎他。女士们从伏尔泰的皮毛大衣上拔下一两根羽毛,当做圣物来保存。在当时整个法国,没有任何最高、最美、最高贵的人物不感到伏尔泰这个人更高大、更神明、更高尚。

从法国人对伏尔泰的崇敬中,可以体味到崇拜给人们带来的力量。

按照《辞海》的解释,“崇拜”一词可以阐释为“尊崇钦佩之至”。其他权威词典中,对崇拜的解释也大体相同。《汉语大词典》这样解释:“尊重拜授;尊崇奉拜;尊重敬佩”;《中文大辞典》对崇拜的解释是“尊敬也”。“崇拜”一词在英文中是worship,特指在宗教仪式中对所信奉上帝的敬仰和尊崇。这个词在神学范畴中的正式表述是cult,它来源于拉丁文cultus,原意是礼拜、祭祀等宗教活动,转意为崇拜,德国哲学家黑格尔(Hegel)在谈到崇拜这种现象时,阐发了一个很深刻的思想,这就是:崇拜的过程是自我人格放弃的过程。在崇拜中,现实的自我被神抹杀了,劳动者为了使神对自己有好感,把自己看成是依附于神的存在。他认为,崇拜仪式是一个共同的活动或事情,也可以说是每个人都要参加的事情或劳动,这种劳动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直到后来崇拜的概念才在逐步发展过程中扩展到了宗教以外的领域,比如偶像崇拜、英雄崇拜,等等。

苏国红在《妒忌及其副作用的抑制与转化》一文中这样解释现代意义上的崇拜概念:“人在‘现实’与‘理想现实’之间的不平衡状态就是崇拜。”更进一步的,“崇拜与被崇拜者之间,一般都具有不可比性,崇拜者能够清醒地看到两者之间的差距。崇拜中表达了人渴望、羡慕、敬佩、赞美欣赏的情感,体现了希望成功,追求完美的心态”。罗晓珍对崇拜也下了类似的定义:“崇拜是崇拜者对被崇拜者怀有的一种尊敬、钦佩的情感和心态,一般来说是在两者之间有在不可比的情况下发生的,反映了崇拜者希望成功和追求完美的渴望。”

崇拜到了极致往往会走向痴迷,尤其对于这些心智尚不成熟的青少年,一些所谓的先锋姿态恰好击中了当今青少年价值观的痒处。有报道说,太原一中学少数中学生模仿F4的行为,被师生们称为“春秋五霸”;大连一女孩儿因为母亲批评自己的偶像,没有给自己买偶像的CD,这个平日里的好学生甚至不惜以自己如花的生命为崇拜殉葬。孩子的母亲到现在也不明白“崇拜到底是怎么回事,心里到底是什么状态”。什么是崇拜心理

心理学认为,崇拜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学现象,它源自人类对大自然神威的崇拜。随着人格化神的出现,人类的崇拜心理发生了质的变化。偶像崇拜越来越成为人类自我意识的产物,是伴随意识觉醒和认知发展出现的观念形态。它体现了人类对自我和环境的理解和体验,并影响和制约着人类的情感、意志和行为。在心理机制上,它时常表现为情感失控、情绪狂热、缺乏正常的独立自主精神,片面强调个体的作用并加以神化。

心理学还认为,偶像崇拜是个人对其喜好人物的社会认同和情感依恋。奥地利著名心理分析学家弗洛伊德(Freud)认为偶像崇拜是青少年性发展的标准方向,因为青少年增强的欲望冲动不能只指向父母及同辈人,也需指向诸如偶像这类较远的人。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Fromm)认为偶像崇拜是一种对幻想中杰出人物的一种依恋,这种幻想常被过分地强化或理想化了。美国著名发展心理学家艾里克森(Erikson)则将偶像崇拜理解为个体将儿童时期对父母的养育式依恋转移到青少年时期对异性的浪漫式依恋的一种表现。就青少年时期的心理变化而言,偶像崇拜可以是青少年自我确认的重要手段。青少年需要从对不同杰出人物的认同和依恋中肯定自我的价值。他们从自我迷茫和自我确认的拖延状态中走出来,时常需要经历一些冒险,也不接受任何说教和过早的自我确认。在这当中,对一些成年或同龄的偶像认同可使青少年寻求更高的价值并为进入成年角色做好准备。

社会学认为,偶像崇拜是个人对暗示的一种响应。社会互动理论(social interaction theory)把个体在接受暗示后对社会情境中某一个人或团体行为学习的过程称为模仿。模仿的关键不在于暗示的性质,而在于能否对此暗示做出相类似的反应。在这当中,偶像崇拜可以看做是对社会文化日益标准式、快捷式的大众文化的回应。西方许多文化学家都对大众文化做过概括。英国艺术家理查德·汉米尔顿曾把大众文化的特征归纳为:“普及的、短暂的、易忘的、低廉的、大量生产的、年轻化的、浮华的、性感的、欺骗性的、有魅力的、大企业式的。”在大众文化的催生下,偶像成为了个体主动模仿的对象。对于青少年群体来说,这样的模仿行为填补了他们在社会化过程中的情感空虚。一方面,青少年需要寻找情感、理想可以寄托的对象;另一方面,大众文化总在恰到好处的时候塑造出这一对象,虚幻的如文艺、影视作品人物,真实的则是生活中颇具影响力的名人、权威。2005年风靡全国的“超级女声”活动票选的总冠军李宇春,以其率真的性格、独特的舞台风格赢得了万千拥戴者的痴心崇拜,可以说是契合了青少年群体的模仿心理。

总之,当今的追星,可谓是对古代偶像崇拜的一种现代形式的转换与延伸,其追星方式也早由以往的土木石金属制成偶像膜拜转为媒体刊载书文画、播放录像录音、大街小巷张贴广告画、室内挂星像和各种签名留念等现代形式,从而形成一种广泛性的、大众普及化、明星式的偶像崇拜,表现出新的特征。

拓展阅读:我的少年偶像雷锋

雷锋这个名字对于当今的中学生来讲,虽然是听说过,却可能相当平常化了。但对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们,雷锋的名声要响过眼下任何一位走红的明星。他是那个时代的超级偶像,是人们共同崇拜的对象。那么,曾是什么力量使雷锋那样的深入人心?而在群“星”灿烂的今天,雷锋还有什么可值得我们崇拜的?首先,我们应知道雷锋的魅力在哪里。概括说来,他的魅力就在于其助人为乐,做好事不留名。换言之,雷锋精神之可贵,就在于他既有一副热心肠,也有一颗平常心。所以,在那个年代,年轻人以雷锋为榜样,会学到什么?人们会学到默默地奉献,会学到不计个人得失,会学到追求平凡中的伟大。因此,只要你认同这些特质,你就接受了雷锋,雷锋也就活在你心中了。雷锋近半个世纪前牺牲的一个普通士兵,作为一种精神或信仰的代名词已影响了整个中国达几十年之久其次,雷锋作为一个超级偶像,是个再平凡不过的人物。他长相平凡,个头矮小,既无任何歌喉演技,也无今日明星的绚丽风姿。正因为如此,雷锋离我们每个人很近,他不过是大家求善行为的典型化罢了。雷锋未曾照过任何青春佳照,当年人们最常见的画像是他头戴棉帽,手握步枪的木刻像。也因为如此,人们不会对他产生任何浪漫化或理想化的幻想,这愈加使得雷锋身上散发出一股朴实无华的光彩,令人为之倾倒。其实,雷锋的这些特质,放在任何年代、任何文化、任何国度中,都值得人们效仿。由此,“雷锋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他本质上反映出人们积德行善、寻求自我完善的意向。特别是在建国初年的岁月里,人们迫切需要通过一个典型人物的言行来表现出每个人对建设新中国的高涨热情。而雷锋的一句“人应该用有限的生命来为无限的事业奋斗”的确曾激励了不少人。就心理学而言,雷锋的性格中明显有着“利他性人格”的特征(即凡事能多从他人的角度看问题,非常乐意帮助他人),“雷锋现象”的出现也是一种“社会学习”的有效体现(即通过模仿他人的行为来塑造自我)。人们通过认同或模仿雷锋的良好社会行为和品德,可不断完善自我的人格成长。在这点上讲,雷锋的所作所为是任何人都有可能做到的,学习雷锋只是学习其善德善举,而非一定要看雷锋本人有多么高大。因此,昔日的崇拜雷锋是一种以特质为核心的社会学习,其要点不在对偶像外部形象的欣赏和模仿,而在于对偶像的内部特征的化解和认同。所以人们不会也没有必要神化雷锋的形象。相形之下,今日的追星则多是一种以人物为核心的社会学习,它主要关注偶像的外部形象和特征,而不太关注其内部特征。因此人们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神化其偶像的形象。换句话说,人们当初崇拜雷锋,可以追逐平凡中的伟大。而今日人们崇拜明星,很难追逐到伟大中的平凡了。这当是以特质为核心的社会学习和以人物为核心的社会学习的最大区别。最后,我想说,在我个人的中小学生涯里(1966~1977年),单全国性的“学雷锋运动”就开展了三次,每一次我都参与了。那年头,学雷锋就是去做好事,如到火车站帮助旅客扶老携幼,搬运行李;到孤寡人家劈柴担水,打扫房屋;到低年级班上帮助同学补习功课,复习考试等,我都干过。那年头干活累时,只要想起雷锋劲头就来了,因为雷锋干活总是劲头十足的。而干这些义务活,最大的鼓励莫过于被评上“学雷锋标兵”。即使是被评上“学雷锋标兵”,也没有什么可张扬的,因为雷锋做好事从不张扬。这就是雷锋给我们那个年代年轻人的力量。

追星的五大心理作用

青少年期是由儿童向成人过渡的特殊发展阶段,有着既不同于儿童,又不同于成人的心理活动方式和内容。在认知、情感、能力、人际交往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特殊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比较特殊的心理行为反应。亲子冲突、情绪波动、自尊下降、叛逆行为、从众行为等是青少年期较为普遍的心理特征。追星可以说是青少年在个体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行为,也是青少年走向成年的一种过渡性行为,本质上反映了青少年自我确认中对理想人物的社会认同和情感依恋,是其特定年龄阶段心理发展的“附属品”。从此意义上讲,生活需要偶像人物,偶像人物也为生活增添了色彩。

目前在论及为什么青少年会出现追星现象时,一些相关的心理需要,如归属需求、认同需求、补偿需求、宣泄需求、需要需求、逆反需求、爱恋需求以及从众需求被广泛分析。

总之,追星是青少年情感满足的正常需要,也是其心理成长的里程碑。精神分析学家荣格认为,对偶像的崇拜,就是对自己的崇拜。因此,我们并不能简单地以“好”“坏”来作为评价的标准,也不能对崇拜对象进行道德划分,认为崇拜科学家、政治人物就是好的,崇拜影视歌明星就是不适宜的。青少年追星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对美好的信仰,这是最值得肯定,也是最难能可贵的东西。蚝油蚝油我爱你:追星中的宣泄作用

宣泄作用(abreaction effect)指的是崇拜者在崇拜活动的情境中通过激烈和夸张的行为表达被压抑的情感。内地学者程灵和陈强认为,青少年追星是现今青少年对日益繁重的课业压力的一种宣泄和慰藉。在成长过程中,青少年的生活本应该是多姿多彩的。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又不得不面临着重重压力,比如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态、老师严厉的管教、升学压力的负担、人际间激烈的竞争,等等。在这种超负荷的心理负担之下,青少年们过剩的精力无处可泄,丰富的情感无所寄托,生活因枯燥而变得压抑。理所当然的,他们要求宣泄、解脱和释放。偶像在这个时候就成为了他们的精神支柱,让青少年们得到了某种替代性的满足:在影视明星扮演的角色中,他们体验到了丰富的人生经历;在歌星的演唱歌曲中,他们找到了某种近似的共鸣和想象中的情感体验;在体育明星激烈的竞技比赛中,他们过剩的精力找到了发泄的出口……

不仅如此,拥有偶像除了可以使他们的精神生活得到寄托,缓解压力所带来的紧张外,也可以通过搜集偶像的生日、星座、兴趣、爱好等记录作为课余活动的一大消遣,使自己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心愿在感受偶像特质的过程中获得补偿。

1997年1月间,我应一位朋友之邀,参加了香港1996年“十大劲歌”的颁奖演唱会。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参加演唱会,其经历令我终生难忘。

那天的演唱会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香港歌坛的风云人物几乎全都出席了。这当中包括素有“四大天王”之称的刘德华、黎明、张学友和郭富城之类的男歌手,还有梅艳芳、郑秀文、莫文蔚、陈慧琳之类的女歌手。那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馆内的热烈气氛,而不是什么人唱了什么歌,得了什么奖。

我发现,每当一个天王级的歌星登台演唱时,台下的歌迷们就会扯出各种大幅标语,上书其名,或书“我爱你”,“我们永远支持你”之类的话语。他们一边欢呼,一边还手舞着荧光棒,为其偶像的演唱助兴。其荧光点点,与舞台上的灯光变幻遥相呼应,风景煞是好看!我还发现,这些歌迷都坐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个很整齐的方阵。每当一个歌星登台时,他们就会有规律、有节奏地一排排起落于座位,造成一种波浪起伏的感觉,令人备受感染。令我诧异的是,有一个天王歌星的方阵竟完全由一批“师奶”(中年妇女)歌迷组成,她们在自己的偶像出现时,也像其他年轻歌迷那样尽情地欢呼,挥动荧光棒,并有节奏地起落于座位。

更令我诧异的是,坐在我后面两三米处有一个少女,每当张学友登台时,她就会站立起来,旁若无人地大声喊叫:“学友,学友,I love you!”而“学友”这两个字的粤语发音在普通话发音中很像“蚝油”,所以听到她的大声喊叫,我都会感到无比滑稽。当张学友注意到她,向我们这边招手时,我注意到那个少女忽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这一幕幕情景,都令我惊叹不已。说实话,这样热烈的场面我之前只见过一次。而今再次体验,我又深切感受到偶像对其崇拜者所产生的强烈感染力,那真是一种“上刀山,下火海”都在所不辞的巨大冲动。我也再次感受到偶像崇拜的巨大群体效应,那种效应会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加而成倍增长。

我开始思考:是什么力量导致人们可以如此狂热地崇拜一个偶像?是什么因素使青少年如此热衷于偶像崇拜?偶像崇拜对青少年的自我成长有什么积极或消极的影响?特别是看到我背后的那个少女,我不禁赞叹,她那样旁若无人地高喊“学友,学友,I love you”时,是什么力量使她在大庭广众之下向世人宣告她对张学友的钟情?又是什么力量使她一再陶醉于那种令他人倍感尴尬的时刻?

我开始自问: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我能对这一切现象做出什么解释?做出什么研究?或做出什么样的引导和帮助?对这些问题,我越想越觉得有必要深入研究,越想越不能专心于舞台上的演唱,越想越感到激动……

而当演唱会结束时,我又发现门外有两堆人在互相叫骂,情绪相当激动。原来那是黎明和张学友的歌迷们在互相对骂,几乎要动起手来。这也使我大惑不解:为什么偶像崇拜中会有如此之大的排他性?为什么偶像之间不可以和平共处?为什么黎明和张学友的歌迷们会水火不容?

正是对于这些疑问的不断思考,推动着我这10年做出了大量的有关青少年偶像崇拜的研究。渐渐的,我发现青少年偶像崇拜是人生成长道路中的过渡性现象,有其必然性和自然性的一面,也有其困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对此,人们应采取积极认同和正确引导的态度,而非加以生硬的排斥和拒绝。

回首往事,我要感谢那位尽情高呼“学友,学友,I love you”的少女,是她的激情表现给了我写作此书的原动力。她那充满激情的声音,也会不断地回响在我耳边,令我也跟着激动不已。但是,我也希望那位少女现在不要再对张学友充满激情,而是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充满激情。毕竟人活着,本质上是靠自己的努力去开创美好人生的。魔镜魔镜告诉我:追星中的投射作用

追星的投射作用(projective effect)指崇拜者将自我的某种梦想、欲望和缺憾投射到偶像身上的倾向。换句话说,当一个人不能完全实现其生活理想和梦幻时,痴迷于某个偶像在这些方面的特质(如容貌、身材、才能、家庭背景、生活阅历等)和成功(如财富、社会地位、个人魅力等)就可以聊以自慰了。所以,追星可谓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崇拜者心中的某种潜在欲望。

小燕子的扮演者赵薇是内地和港澳台走红的影星。人们如此痴迷小燕子,除了因为她人长得漂亮,在红透大江南北的电视剧《还珠格格》中表演出色外,还为了什么?作为一位心理学家,我的答案是:小燕子实是一面镜子,对她的喜爱本质上照出了影迷心中的某种梦幻和缺憾。

这得从小燕子的神话魔力说起:她本是一位民间侠女,因特殊的机缘结识了流落民间的格格紫薇。此后,她便帮助紫薇千里寻父,团圆相认,再历经磨难为紫薇和自己觅到了如意郎君,完全是一个东方版的“灰姑娘”故事。在此当中,小燕子给人的形象是率直仗义、敢作敢为、无拘无束、没遮没掩的。所以,这样一位才貌双全的侠女,充满活力,又天不怕,地不怕的,每临危难时都会有神人相助。小燕子的神话魔力就在于此了。

那么,痴迷小燕子反映出了追星族的什么心理呢?这其实是人们对小燕子神话魔力的自我投射,是一种追星投射效应的表现。具体地说,一个人在生活当中的缺憾是什么,梦幻得到什么,他就会从小燕子身上特别喜欢什么。例如,长相不大中看的人会特别喜欢小燕子的模样;圆不了明星梦的人会特别看重小燕子是个大明星;期望有贵人相助的人会特别喜欢小燕子是个侠女;家庭不和的人会特别羡慕小燕子有个幸福的家庭;性格内向的人会特别喜欢小燕子生性活泼大方;为人懦弱的人会特别欣赏小燕子敢作敢为;生活感到枯燥的人会特别钦佩小燕子能独闯天下、浪迹天涯;找不到如意女友的人会特别喜欢小燕子相貌清纯、举止可爱;缺乏家庭温暖的人会特别感觉小燕子像个大姐姐似的……

凡此种种,人们呼唤小燕子,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在呼唤对自我的某种梦幻和缺憾。而当人们不能在现实生活上获得这种自我梦幻和缺憾的满足时,痴迷小燕子的屏幕形象也就可以令人自慰了。这大概是“小燕子情结”的核心了,这也大概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为见小燕子一面而不惜站立八九个小时。

但是大家都很清楚,生活中的自我梦幻和缺憾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的,期盼任何神灵的相助是靠不住的。这就如同还珠格格的名分和婚嫁是靠自己的努力挣出来的,而不能靠运气来赐予。因此,一个人痴迷小燕子,如果是为了激励自我、改变命运、完善人格,则小燕子就成了自我成长的福星。相反,如果一个人痴迷小燕子,是为了悲叹自我的渺小和人生的不公,那小燕子就真成了自我成长的灾星了。小燕子成为自我成长的动力或阻碍,全看个人怎么看小燕子的价值了。

1999年10月4日,有人写信给香港《东方日报》“留言信箱”栏目,责怪赵薇前日令众多影迷失望。其实,赵薇是不当责怪的,她在盛名之下,很多事情已经身不由己了。真正应当责怪的还是那些影迷自己,谁叫他们那么死心眼呢。

最后顺便提一句,清代历时268年(1644~1911年),只有一个汉女做过格格,她就是顺治年间的孔四贞小姐(定南王孔有德之女)。可她后来也因丈夫孙延龄随吴三桂反叛朝廷而被夺去名分。琼瑶想象力丰富,从乾隆六赵薇下江南中编出一曲美丽动人的爱曾几何时,《还珠格格》的故事家喻户晓,情故事,让两个汉女成为格格,“小燕子”也成了女孩子们羡慕和效法的偶像又威震朝廷。还拍成电视连续剧,让万千观众看得如痴如醉的,其实本来就是没有的事,干吗那么当真!超女是一面大旗:追星中的认同作用

追星的认同作用(identification effect)指崇拜者接受偶像之言行及自身价值。偶像可给人树立生活的榜样,产生无穷的幻想和生活激情;偶像的言行,也可给人们以极大的力量,使人加以努力地体会和实践。由此,人们崇拜某个偶像人物,本质上是要认同其事业成功的基础或其人格上的魅力,以获取个人成长的养分。

2006年9月14日,网友“花粉英国后援团”在尚雯婕贴吧里撰文《我们的对手疯了,我们不“疯”还能怎样?》,文中称:“如果1 000个人现在开始每个人弄500元的票,那就是50万!弄1 000元的票,那就是100万元!”面对这样的宣言,很多人都说:“她们真的疯了。”然而其实,他如果见识过之前李宇春的粉丝“玉米”们的拉票举动,一定不会如此惊讶。

2005年8月24日,成都《天府早报》记者肖姗姗在《狂热“玉米”一次掷50万买万张电话卡为李宇春拉票》报道中讲述了“玉米”拉票的疯狂举动:一群“玉米”拿出6 000元向一位小灵通专卖店的老板买下一打小灵通,全部用来给李宇春投票——这样的新闻,在2005年“超级女声”的媒体报道中屡见不鲜——超女粉丝中,“玉米”才是最疯狂和执著的一群人,她们的疯狂,从2005年李宇春的出现开始,就一直没有停息过。

李宇春在成为2005年“超级女声”总冠军之后的第二天,通过新浪网和歌迷见面。此举动立即引发全国甚至全球“玉米”们的强烈反应。不少“玉米”为了占据和李宇春直接对话的网络聊天室中仅有的几百个位置,一天前就开始在线等待,守候时间最长的达到24小时。当下午3点李宇春踏入嘉宾聊天室之时,已经创下聊天房间50个,在线聊天12 000人,观看人流超40万人的新纪录。也因为场面太过火爆,新浪网“直播间聊天”之后频频出现视频中断现象。2006年年初,当李宇春成为“小天使基金”的形象代言人后,“玉米”们纷纷捐款。两个月的时间,“玉米”们一共捐赠了6 000多笔共40余万元的善款,且捐赠者所使用的名字大都是“玉米”二字,还用这笔资金成立了“玉米爱心基金”。“我们要支持春春到底,只要是她号召的,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在北京某国家机关上班的王茜在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刚从无偿献血的现场回来,她说跟她一样因为春春而去献血的“玉米”还有很多,就跟和她去宣传李宇春新专辑的“玉米”一样多。

这些“玉米”的疯狂举动,也许没办法被常人所理解,但“玉米”们却并不在乎别人的看法。“我们要春春一转身,就能看见一片‘玉米田’。”这是“玉米”们在“超级女声”比赛结束后发过的誓言,这就是认同效应所产生的巨大能量。疯狂的“玉米”在欢迎自己心仪的偶像

在青少年人格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对偶像人物成功地完成某项任务的认同,能使其产生与榜样人物类似的自我效能感体验。“超级女声”选秀的整个过程,把“超女”们个人经历和成长的点滴都直接地展现给观众,引起了青少年强烈的共鸣。渴望成功渴望成名的青少年们,将“超女”的努力和进步,视为自身要经历的成长过程的前瞻;将“超女”所获得的成功与关注,视为自身未来理想的状态。

由此,在追星的过程中,粉丝们在选手的歌声中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在选手身上看到了自己。

拓展阅读:从“盒饭”中吃出了人生的乐趣

“去年我去公司应聘,考官问我在学校参加了什么社会活动,我就把我们‘盒饭’的一些事给考官说了。不想,在两天后接到去公司培训的通知……”25岁的小杜是长沙一家广告公司的职员,同时,她又是全国“何洁歌迷会”长沙分会的会长。“我除了工作和睡觉,基本上把时间都花在了这个职务上,这个会长也不是那样好做的哦!”小杜与记者一见面就开始诉起苦来。“‘盒饭’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平时大家都有自己的事,要集中起来并不容易。”小杜浅浅地一笑,话锋一转,“不过,我觉得这其中的乐趣还是要远远大于苦楚。”何洁是2005年的“超女”季军,她的粉丝们被称为“盒饭”。“全国的‘盒饭’有多少人?”记者问。“这个我不是太清楚。我们长沙分会去年的人数要多一些,现在也就只剩下七八个骨干在活动了。”小杜指了指坐在她身边的一个女孩说,“她叫小鱼,是我们的重要骨干成员。”小鱼今年22岁,在长沙一家公司工作,月收入达到了3 000多元。小鱼冲记者笑笑,说:“我觉得是‘盒饭’的经历帮了我的忙。”小鱼去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正是“超女”比赛进入高潮的时期,作为铁杆“盒饭”,她边忙于找工作边帮小杜做些“何洁歌迷会”的事情。小鱼说她因为是“盒饭”找到了现在这份满意的工作,称自己当时因此引起了应聘考官的关注。“在公司培训期间,我写了一篇‘超女营销策略’的文章,老板对这篇文章非常看重。我被公司录取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成为了部门经理……”“我们长沙分会主要是几个女孩子,我们可能更多地从生活的角度为何洁着想。”据小杜介绍,今年初何洁在长沙郊区某处拍摄《美丽分贝》,几位“盒饭”到现场看了何洁后觉得她比以前瘦了,当即心疼得不得了。“回到市区,我们就决定在拍摄期间每天送一份汤给何洁补补身体。我们轮流到餐馆去订制汤,餐馆做好后我们都自觉地先尝一下,觉得味道好就送去,如果味道不好就重新做。”“那何洁喝了你们送去的汤没?”“喝了,喝得好开心。”“粉丝”的绝对理由:“只要开心就好了!”“我们将自己无法完成的梦想交给了她,只要她实现了梦想,就等于我们实现了一样快乐与真实,人生也是这样啊,多奉献,就会多快乐。”“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继续把这个会长做下去,但是,只要我觉得开心就会坚持的。”小杜说这番话时,坐在一旁的小鱼也在不停地点头。资料来源:长沙晚报,2006-9-3.乔丹是个纯爷们:追星中的补偿作用

追星的补偿作用(compensation effect)指崇拜者通过敬仰和崇拜某个偶像来获取自我感受和与人交往上的满足。据我的研究表明,青少年对某个歌星、影星或体坛明星的崇拜,可令其在自信心、自我概念、自我确认及人际交往等方面获得不同程度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这种补偿作用可大大强化青少年追星的欲望。“乔丹是‘篮球飞人’,他勇于拼搏,永不言败,很强调团队精神。他把每一次比赛都当成了人生的挑战,有着超人的震撼力和领导力。他带领芝加哥公牛队6次获得全美篮球联赛冠军,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篮球的认识,他象征着美国精神……”“乔丹是我见到过的最英俊的男人,虽然他是个黑人。他高大、威猛、充满了活力和男性的魅力。他的眉宇间流露着刚毅,笑容中展示着自信。他在篮球场上的每一个动作都是那样的优美、漂亮。特别是他飞身投篮时的动作,简直令人陶醉万分……”

以上所言是两个中学生对美国篮球巨星乔丹的赞美之词。这些话都道出了人们对乔丹的无比敬佩,也从不同侧面勾画出乔丹的魅力。一般说来,青少年在最初的追星时,往往会采取表层性欣赏的方式。毕竟一个偶像人物的选择,其外部特征和表现是人们最直观、最初级的选择标准,这恰如“一见钟情”的道理。但欣赏一个偶像的外部特征,充其量只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及对其的模仿,却不能促进一个人的自我成长。而认同一个偶像的内在特质,会推动一个人去积极辨别偶像身上那些有利于个人成长的特征,从而把偶像所代表的精神内化为自我成长的动力。

其实,任何一个追星的过程,都是一种兴趣、智力甚至是情感的消费。既然是一种消费,就不能不讲究“经济效益”。在此当中,我们除了会从追星中获得某种感官上和精神上的“回报”外,还应获得什么其他的“回报”?这个问题只有追星的消费者自己心里最清楚。如果他对此不清楚,就可能造成个人兴趣和情感消费上的巨大浪费。难道不是这样吗?

再回过头来看乔丹,他之所以成为全世界的“万人迷”,除了与其长相英俊、球技出色有关外,还与他在球场内外永远保持一股谦虚谨慎、勇于拼搏的精神有关。例如,1997年芝加哥公牛队在与犹他爵士队的总决赛中,比分一直落后于对方。然而,就在最后的5分钟内,双方的比分开始拉近,但公牛队依然还差两分。可就在最后的3秒钟内,乔丹奇迹般地从对手卡尔·马龙手中抢过一个球,漂亮地绕过他人,投进了一个三分球,惊得马龙目瞪口呆,也引起了全场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和喝彩声。可有谁知道,在此之前,乔丹不巧患了急性肠胃炎,比赛前一天还躺在床上打点滴,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了。可一上场,乔丹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他奋力拼搏,组织进攻,一场比赛中独得38分。而当他在最后一秒钟内投进那决定乾坤的三分球后,便一头瘫在队友的怀中……

这样的乔丹,能不让人敬佩吗?!想说不爱不容易:追星中的归属作用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提出了需求层次理论。他把人的心理需求从低到高分为五类: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和爱的需求、自尊的需求及自我实现的需求。这其中,归属和爱的需求正是青少年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处在心理断乳期的青少年们情绪波动性大,与父母的关系开始疏远,再加上处于这一年龄段的青少年大多是独生子女,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人生活,孤独感会激发起他们对于归属和爱的需求。这个时候,青少年们发现,明星出演的影片反映了他们积极向往的生活方式,明星演唱的歌曲道出了他们心声的呼唤。失败时,听见成龙在唱“人生就像潮起潮落,谁没有尝过失败的苦果,让我们从头来过”;失落时,听见谭咏麟在唱“不惧怕,无人拦去路,在午夜明灯指我路……”这种沉醉,让青少年暂时获得心灵上的平静与安慰。于是,追星便成为了青少年们找寻归属和爱的最好方式。

在内地,郝玉章和风笑天两位学者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207封“赵薇迷”的书信进行了社会学角度的分析,他们的这次调查证实了青少年追星受朋辈群体强化影响的关系。信93:“以前,我并不知道什么《还珠格格》,可我们班的同学天天聊,于是我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信184:“你看我班的同学,哪个课本上没贴《还珠格格》的照片,哪个没有买上几张明信片,有的同学是看准了衣服上的‘还珠格格’才买的,还有圆珠笔、钢笔等,反正都是一个个十足的‘格格迷’。”信100:“你知道吗?赵薇姐姐,你已经在我们班上非常出名了,我和同学们一起交流的时候,总会提到你,说你这样好,那样也好。”信135:“每天在寝室里,我们谈论的都是你,每个人都看关于你的书籍,都很关心你在做什么,准备拍什么电视剧或电影。”……

由此,在周围同学都喜欢赵薇的环境中,如果有人不喜欢赵薇,不崇拜赵薇,不仅仅会失去同学、朋友,甚至可能连日常交往中说话的机会也会因此而减少。

此外,严念慈和徐艳对湖北省汉川市马口镇所有在校初中生的调查也证实了青少年追星中的从众心态。调查发现,在对青少年追星的态度上,同辈群体中有80%以上持赞同态度,而反对的仅占到1.6%。另一方面,学校持支持态度的有17.1%,家庭持支持态度的有23.2%。学校老师和父母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和同辈群体的看法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詹姆斯·柯尔曼(James Coleman)在他的经典著作《青少年社会》(The Adolescent Society)一书中指出,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青少年,因为种种原因,几乎被隔离于成人的“大社会”之外。急剧的社会变迁使家长难以和青少年子女同步并进。社会的专门化趋向要求青少年在学校中接受更长时间的、更复杂的训练。在这个变迁过程中,青少年被迫转向自己的年龄组合寻求接纳,而他们的整个社交生活亦与同龄人一起度过。在和同龄人的交往互动中,青少年们形成自己的社会,而大多数的主要社交互动,亦会在这个社会中发生。他们与外面的成人社会只保留着很少的联系。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社区,朋辈群体是影响青少年最深的一个群体。虽然家庭、学校和社区是青少年主要的活动场所,老师和家长对青少年耳濡目染的教育模式也为青少年们树立了一个又一个学习式的榜样人物。对此,青少年实际的接收效果如何,值得让人商榷。相反的,相似性和同构型较高的朋辈群体,对青少年的影响才是关键。这是因为青少年选择的友伴,一般倾向于那些和自己价值与态度相近的人。青少年从友伴获得极为需要的支持,又因为生理上产生的变化也差不多在同一时段中发生,对事物的好奇心也较强,所以友伴对青少年的影响也是自然和深远的。

友伴可以给予青少年引导,却又可以对他们产生负面的影响。若青少年的亲密朋友都有崇拜某一个偶像的表现,则青少年本身也会因为友伴压力而倾向于崇拜该名偶像人物。芭芭拉M.纽曼和菲利普R.纽曼对此的解释是,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们,面临的是群体认同和疏远的危机,因此需要归属于某个同伴群体,否则会体验到疏离感,将来可能难以建立起社会支持网络,而社会支持对于个人健康和幸福特别重要,因此要避免限制青春期结交发展同伴关系的机会。

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朋辈群体对青少年的认知影响是十分巨大且显著的。青少年害怕因为与众不同而被同伴孤立并排挤出集体的圈子中。这种渴望得到集体的接纳,与群体保持一致的心理促使青少年们将追星看做一种时尚,且通过崇拜同伴们公认的偶像明星,使得自己与周围同伴有着共同语言、融为一体而满足其归属感。从这层意义上说,朋辈群体对青少年追星的行为起到了一种刺激和强化的作用。

拓展阅读:追星的变迁(一)

明星的变迁,不仅反映出人们思想行为的变化,也折射出社会时代的变迁。中国社会,从来就不缺少偶像,在“五四”之前,有孔子等儒家文化代表人物的圣人偶像,也有苏东坡、韩愈等文学代表人物的文人偶像。比如,韩愈在潮州任刺史的短短八个月内,得到了潮州仕宦们乃至潮人百姓们的爱戴和颂扬,形成了“八月居潮万古名”的佳话。这绝不是虚妄的、无中生有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韩愈“有爱在民”,他的许多深得民心的主张,并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或诗章里,而是身体力行,力创政绩。另外,在当时“名以文传”的社会大环境中,韩愈的文采更是赢得了读书人广泛的信仰,有“昌黎公,圣人之徒欤。其文高出,与古之遗文不相上下”(《昌黎文录》)的说法。“五四”到20世纪80年代,偶像开始以平均每十年出一两个典型的频率,或被主观树立,或被客观追捧,中国人的崇拜从过去的圣人崇拜、文人崇拜开始转变方向。在这四五十年中,从社会道德的楷模到个人爱慕的对象,从学习其精神到模仿其造型,从全民崇拜到一盘散沙,偶像从神坛跌落到了人间,也在某种意义上从精神落实到了实际。但无论如何,偶像都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广为人知,并成为许多人效仿的对象,他们的某种特质曾经或正在影响着这个社会的无数人,人们以疯狂或理性的方式喜爱、学习、怀念他们。偶像伴随着一代代的人成长,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雷锋、陈景润、邓丽君,80年代的张海迪、老山英雄、北岛、三毛……这些名字已经成为不同时代难以磨灭的记忆。回顾中国社会近半个世纪以来偶像的变迁,我们能够看到其中所折射的时代文化的巨大变化。

追星中的“普塞克效应”

青少年在追星过程中对偶像的迷恋掺杂了许多理想化、浪漫化、绝对化的认知成分,这强化了偶像在人们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尽管这可能与现实中的偶像有很大距离。这种现象背后,又可以有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喻义呢?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运用神话或童话故事来概括或喻指某种哲理和现象的例子可谓屡见不鲜。对此,美国历史学家格兰特(Grant)指出,“前人运用寓意的表现手法时,他们或认为寓意性的神话故事可使抽象的概念更具吸引力和说服力,或认为寓意性的神话故事包含某种深刻的真理,其智慧被前人刻意地隐藏起来以使那些不值得开悟的人无法加以接受”。在这层意义上讲,许多神话或童话故事的创作正是为了概括和宣传某种人生哲理。

例如,在心理学现象的概念化当中,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曾引用俄狄浦斯(Oedipus)的神话故事来喻指儿童的“恋母情结”,用伊莱克特拉(Electra)的神话故事喻指儿童的“恋父情结”,用纳希斯(Narciss)的神话故事来喻指人的“自恋人格”;在运用这些概念中,弗洛伊德强调了人的潜意识思维活动对人格状态的影响。瑞士精神分析学家荣格(Jung)曾用原型(archetype)喻指人类共有的“意象”,以强调人类的集体潜意识对文化习俗的影响。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Rosenthal)也曾用皮格马利翁(Pygmalion)的神话故事喻指教学中的“期盼效应”,以强调正面期望对调动个人潜能的巨大推动作用。

除此之外,弗洛伊德还曾用伊索寓言中的“酸葡萄故事”来喻指精神防御中的合理化机制,以及人对自我状态的调控能力。除心理学家外,德国哲学家尼采(Nietzsche)在其《悲剧的诞生》一书中,也曾用“阿波罗艺术”(Apollonian art)来喻指理性的、强劲的、条理清晰的艺术表现方式,用“戴尼仙艺术”(Dionysian art)来喻指纵欲的、混乱的、随心所欲的艺术表现方式。尼采认为,“阿波罗艺术”体现了希腊人的创新精神,而“戴尼仙艺术”体现了希腊人的悲剧情怀。

在运用神话或童话故事来喻指或概括某种心理学现象中,心理学家需要给所引用的神话或童话故事以心理学象征意义的解析。例如,在“俄狄浦斯情结”当中,弗洛伊德的解析是男孩子在早期成长过程中,都曾经历过一段为争取母爱而排斥父亲,甚至想加以取代的潜意识活动阶段,这种“亲母厌父”情绪体验的顺利化解对儿童人格的健康成长起决定作用。同样,在“伊莱克特拉情结”中,弗洛伊德的解析是女孩子在早期成长过程中,也曾经历过一段为争取父爱而排斥母亲,甚至想加以取代的潜意识活动阶段,这种“亲父厌母”情绪体验的顺利化解对儿童人格的健康成长也起决定作用。而在“纳希斯人格状态”中,弗洛伊德的解析是婴儿的自我与本我冲动不分,没有对象的知觉,所以里比多(libido)被迫停滞在人体内部,形成自恋。这种自恋的不断膨胀可使人形成强烈的自我重要感,过高估量自我的能力和成就,对别人的批评反映甚强烈。在“皮格马利翁效应”中,罗森塔尔的解析是教师和家长对孩子的积极期望可大大调动其学习热情和潜力,使其在学习中充满自信,超常发挥。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适当地运用神话或童话故事来喻指或概括某种心理学现象可使其概念化显得更加形象、生动并具文学色彩,取得了很好的概念化效果。弗洛伊德等人在这方面无疑做出了成功的尝试,为后人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什么是“普塞克式爱”

青少年追星的历程可谓是一个自我编写的美丽传说。传说中的主人公通常具有神秘性、神圣性及幻想性等特点。在通读了希腊神话故事、伊索寓言、安徒生童话选、格雷童话选及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后,如果需要通过某种神话故事或者寓言来概括青少年追星诸多特点的话,我发现“普塞克式爱”(Psyche love)是最合适的表达方式。这主要有以下理由。

普塞克是西方文学中的一位神话人物,其故事共有两则:一则是希腊神话中普塞克与丘比特的爱情故事,另一则是安徒生童话中普塞克与雕刻家的爱情故事。在这两则故事中,爱情的表达和追逐都是一方面十分热烈、执著并充满了性诱惑,另一方面却是单向的、神秘的、高不可攀的。这非常能喻指青少年对崇拜偶像之充满激情却又是一厢情愿的爱慕方式。

在希腊神话中,普塞克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她与爱神丘比特(Cupid,含有“性欲”的意思)的曲折爱情故事是希腊神话中的经典爱情故事,也为后来许多西方文学、戏剧中的爱情故事提供了最原始的模型,其中包括《灰姑娘》(Cinderella)、《白雪公主》(Snow White)、《睡美人》(Sleeping Beauty)和《美女与野兽》(Beauty and Beast)等被爱神吻醒的普塞克,她代表着一种美的精神和追求童话故事。在希腊神话中,普塞克处于一个被动、追慕他人的地位,竭力以自己的诚心和执著努力来换取他人的理解和信任。在此当中,普塞克备受折磨,却坚韧不拔,其诚心感动了上苍,借助神的力量而最终实现了自我的目标。所以在古希腊文学中,普塞克代表着一种美的精神和追求,后来也成了人类美的象征。对普塞克的追逐代表了人对美好境界的向往,这当中充满理想、幻想和自我安慰似的联想,但也充满了主人公的神秘感、童贞感、神助性等成分。这种向往也非常能表现青少年追星中对敬仰人物的高度理想化、浪漫化、绝对化的现象。

此外,普塞克(Psyche)一词也是一个很好的双关语:一方面,它在希腊文中表示灵魂(soul),因而有纯洁、尚美的意思;另一方面,它又有心理学的含义,可用来表示对任何现象的心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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