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家规·正家风丛书(全七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6-24 15:4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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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范明才

出版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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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家规·正家风丛书(全七册)

立家规·正家风丛书(全七册)试读:

前言

唯正己所以化人,唯正心所以修身

人生在世,每个人都想取得成功,获得幸福。有些人虽然想方设法、费尽心机,结果却常常适得其反,成功、幸福总是与他们擦身而过。究其原因,是他们的内在修养不足,他们不知道要想成功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陶铸先生曾经说过:“一个人有了崇高伟大的理想,还一定要有高尚的品德。没有高尚的品德,再崇高再伟大的理想也是不能达到的。”事实上,我们要想取得成功,获得幸福,首先要具备三个方面的因素,即高尚的道德、健康的心态、正确的行为。人只有道德素质达到一定的高度,心态才能积极向上,待人才能处事正确、得体,人最终也才能取得成功,获得幸福。

本书分为“正心”、“正身”、“正己”三个部分,向读者朋友们阐明了其中的要旨和它们对于一个人成功的重大意义,并介绍了一些提高自身修养、约束和规范自身行为以及求善省察的方法。

在“正心”部分,本书深入浅出地向读者朋友阐述了为什么人要保持本心、培养善性以及自行省察、自我反省,目的是提高自己的修养。

在“正身”部分,本书向读者朋友们介绍了勇敢执着、勤俭节约、重德守孝、团结友爱、以和为贵等优秀的文化传统和道德品质,促使大家能积极地投身到行动中去。

在“正己”部分,讲述了自律对于人具有的积极意义。2700多年前的《诗经》中有这样一句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意思是说,道德高尚的人犹如一座巍峨的大山,让人仰慕;道德高尚犹如一条宽阔的大道,引导着人们前进。所以,提升自己的自律修养,对一个人来说是一种积极的力量,能促人向上。“正心、正身、正己”,是个人实现自身价值、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纵观中国历朝历代,往往是“大德之行,必有大治”。人们也常说:“先做人,后做事”由此说明,“正心、正身、正己”是人的立身之本,是决定一个人事业成败的关键。

本书通过一则则旁征博引的事例,希望读者朋友们能够对“正心”、“正身”、“正己”理解得更加深刻,从而不断地完善自己的品格,提升自己的修养,在人生道路上,为取得成功、获得幸福打下坚实的基础。上篇 正心心是人的灵魂所在

人最宝贵的是什么?是地位?是财富?是权势?还是美貌?不,都不是。人最宝贵的是拥有一颗跳动的心。这颗心若具有可贵的美德和高尚的情操就不会蒙尘,不会让人行动失去方向。宽容大度的人,会以宽容的目光欣赏生活,体谅他人,是因为他有一颗宽容的心;心地善良的人,对谁都伸出友爱之手,是因为他有一颗善良的心;对人友善的人,身边不缺少朋友,在困难时有朋友帮忙,是因为他有一颗爱心。

人以“度己”之心“度人”可得到理解和体谅,是一种爱心的付出。温家宝总理在一次答记者问时说:“如果我们的国家有比黄金还要贵重的诚信,有比大海还要宽广的包容,有比高山还要崇高的道德,有比爱自己还要宽宏的博爱,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具有精神文明和道德力量的国家。”而这一切源于人人有仁心、爱心。

中华民族向来崇尚以德容人、容己、容天下、容万事。但做到“容”是极为不容易的,这需要有一颗“伟大的心”。人的心也要修炼,倘不修炼,会生锈,会蒙尘。容人容事看似容易,能做到非常不易。因为,包容之中,心会无形中显示着一股深邃;深邃之中,透露着大气;大气之中,又彰显着无尽的力量——这是心包容的博大精深。

在中国历史上,有气度、有涵养的名人良将灿若群星。据史书记载,三国蜀将蒋琬是一位心量很大的朝廷重臣。蒋琬的部下杨戏是一个性格狂傲粗疏之人,蒋琬与他商量事情,他常不应不理。有人看不过去,就对蒋琬说:“杨戏真是太不尊敬你。”蒋琬说:“人心的不同,正如人的面孔各异一样。表面上服从别人,背后又说反对的话,这是古人引以为戒的啊!要让杨戏赞同我,这违反了他的本性,要杨戏说反对我的话,又凸显了我的错误,因此,他只好沉默,这正是杨戏耿直的地方啊!”位高权重的蒋琬看人心能如此,充分说明他的心胸宽广;他能如此处事待人,足见其心量之大。

心量依于德行,一个德行很高的人,其心量必定很大。心量大也是一种处世智慧,因为心量大的人能正确对待不同意见,很好地化解矛盾,消除争端,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宋朝的韩琦一次与范仲淹议事时,因意见不合,范仲淹拂袖就要离去。此时,韩琦自后面一把拉住范仲淹的手,说:“有什么事不可以再商量呢?”韩琦满面和气,范仲淹见此,怒气顿消。

人非圣贤,何况,就算是圣贤也会有一失之时,那么,我们为何不能宽容别人的无礼或过失呢?如果我们有韩琦的心量,那么有何事不能办成呢?

有这样一个故事:德国一次军队庆功会上,一位年轻的士兵斟酒时不慎将酒洒到乌戴特将军的秃头上。那位士兵顿时吓呆了,会场中一片寂静。但是,乌戴特将军并没有生气,他轻抚那位士兵的肩头,说道:“老弟,你以为这种治疗能生头发吗?”全场立即爆发出一阵笑声,人们紧绷的心弦松了下来,盛宴又恢复了热烈欢乐的气氛。

从乌戴特将军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心量之大。试想,如果乌戴特将军认为将酒洒到自己头上有损自己的尊严,大发雷霆,严词训斥,那么盛宴上会有怎样的气氛?他又会给人留下怎样的印象?所以,后人称赞乌戴特将军是一个有涵养、有心量、有胸怀的人。

与人交往,最重要的是学会以“度己”之心“度人”,即不管是与陌生人相处还是与熟悉之人相处,都要体谅对方。就算别人冒犯了你,事情已经发生,就要理解、原谅别人,甚至要宽容别人的过分之举,拿出自己的善良之心,千万不可不分场合,劈头盖脸地指责他人,这样只能引起他人的反抗,甚至引发争执,不仅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还会激化矛盾,心地善良、能包容人的人,一定会让他人从心底对你肃然起敬,无形中让自己的形象高大起来。即使他人冒犯你也会发自真心地向你表示真诚的歉意。

心的善良、包容不是天生的,它关乎人的德行,也关乎人的见识,有德识者方能有大心量。而德行需要靠人不断地学习、培养、提升,才能慢慢养成。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时代越发展,形形色色的带有强烈个性的事物就越多;社会越进步,每个人的个人色彩就越浓。所以,要维护社会的和谐,就需要每个人都提高修养,要正心,不让心蒙尘、生锈,养成高尚的品德,具备大度的气量。我们可以不同意别人的观点,可以看不惯他人的行为但要学会尊重他人、理解他人、体谅他人。

社会由人组成,人作为社会的主体,推动社会进步是人们责无旁贷的重任。如果心善人美,社会就会和谐发展,如果自私自利,只顾自己,心不美,社会发展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心的修养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有义务去培养和提升的。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了培养心的好品性,我们应该从身边的小事一点一滴地做起,日积月累,这样,我们就会慢慢养成善良的品性、慈爱的仁心,拥有更轻松愉快的人际交往氛围,从而在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顺利。君子和而不同,求同存异

人与人交往要遵循一些准则,其中之一就是“求同存异”。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每个人也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特殊的遗传基因的组合,决定了各自每个人有不同的生理条件;每个人的出身背景不同、所受教育不同、人生经历不同等等,决定了各自有不同的思想情感、性格气质、思维方式。人与人的不同,造就了“求同存异”的心态。我们可以不欣赏、不喜欢某个人,但是我们不能轻视他人,不尊重他人,因为他人只是和我们“不同”而已,我们要尊重这种“不同”。当然,我们还要以“求同存异”的心态来看待自己的生活,不要指望自己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也不要期望和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朋友,更不要因为一味地迁就别人而丢掉自己的个性。中国古人云:“君子和而不同。”意思就是人与人之间要和谐相处,但也要尊重差异的存在,而且不随便附和他人。“和而不同”,源于儒家思想。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意思是:君子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以自己的正确意见去纠正他人的错误意见,使一切恰到好处;小人则一味附和、讨好他人,不肯提出不同意见。君子庄重而不固执,团结而不结党营私;小人则结党营私,不分是非曲直,一味同流合污。

孔子本人是一位有着“和而不同”思想的人,他既很讲原则、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又善于接受不同意见的人,他认为人与人之间应当相互尊重、督责、相互启发,倘若向对方提出不同的意见是帮助对方的一种方式。他公开主张,学生可以“仁不让于师”;认为朋友间的交往,要恰如其分,不强交,不苟绝,不面誉以求新,不愉悦以苟合,同时应“大着肚皮容物,立定脚跟做人”,不为讨他人的喜欢而欺蔽他人,而以诚实的态度提出自己的正确意见。

在唐史里,鼎鼎大名的尉迟恭也是一位以“和而不流”著称于世的君子。

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闲来无事,与吏部尚书唐俭下棋。唐俭是个直性子的人,不善逢迎,又好逞强,与皇帝下棋却使出浑身解数,把唐太宗打了个落花流水。

唐太宗心中大怒,想起唐俭平时的种种不敬,更是无法抑制自己的怒意,当即下令贬唐俭为潭州刺史,又找了尉迟恭来,对他说:“唐俭对我这样不敬,我要借他以诫百官。不过现在尚无具体的罪名可定,你去他家一次,听他是否对我的处理有怨言,若有,即可以此定他的死罪!”尉迟恭听后,觉得唐太宗的这种做法太过分,所以并没听从太宗之言。当第二天唐太宗召问他唐俭的情况时,尉迟恭并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陛下,请您好好考虑考虑这件事到底该怎样处理。”

唐太宗气极了,把手中的玉笏狠狠地往地上一摔,转身就走。尉迟恭见了,只好退下。唐太宗回去冷静下来后,自觉无理,后来借开宴会,召三品官入席。唐太宗主宴并宣布道:“今天请大家来,是为了表彰尉迟恭的品行。由于尉迟恭的劝谏,唐俭得以免死,使他有再生之幸;我也由此免了枉杀的罪名,提高了我知过即改的品德,尉迟恭自己也免去了说假话冤屈他人的罪过,得到了忠直的荣誉。”

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尉迟恭“和而不流”、敢于提出自己正确意见的可贵品质。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与他人相处也应如此,首先真心待人,在非原则问题上谦和礼让,宽厚仁慈,多点“糊涂”,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则应保持清醒,不能一团和气,“和而同流”,得过且过。见不义不善之举应阻止、规劝,这才是对他人真心诚意的表现。如果明明知道对方在行不义不善之事,却因他是长辈、上司、朋友,默而容之,这其实是一种没有原则的行为。有时候,“立定了脚跟做人”,的确会受到非议和误解,也可能会受到暂时的委屈,受到别人的指责,但是,这种公正的品德最终会让他人明白你的“真心”,从而赢得他人的敬佩。

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闪烁着人生智慧的光芒。几千年来,各代圣贤不断增添新的内容,作为社会的道德规范警示人们,目的是告诉人们如何待人处事,时至今日,这一思想仍然发人深省,给予人们极大的启发和指导作用。唯正心所以化人

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善良的“种子”,这“种子”包括爱心、同情心、仁慈心等。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向来讲究亲和友善、克己容人。毫无疑问,亲和友善地对待别人,克己容人,都是值得提倡的美德。但“仁者爱人”,其前提是坚持正义、善恶分明、有原则、有立场,人唯正心所以化人。

古人有句话:“能好人,能恶人。”即人要分清善恶、不助纣为虐。

那么,什么是“能好人,能恶人”呢?简单说,我们对一个人善良、美好的言行要充分肯定;对其缺点和不妥的言行则不能随便迁就和逢迎。即做人要爱憎分明,有原则,有立场,不能失去原则地去违心地讨好、迁就他人。

有这样一个著名的历史故事:

尹绰和赦厥同在赵简子手下做官。赦厥为人圆滑,惯见风使舵,看主子的脸色行事,从来不说让主子不高兴的话。尹绰则性格率直,对主子忠心耿耿,“说话不拐弯”,直言直语。

一次,赵简子带尹绰、赦厥及其他随从外出打猎。路上,一只灰色的野兔蹿出来,赵简子命随从全部出动,策马追捕野兔,说谁抓到野兔谁就会受到嘉奖。众随从奋力追捕野兔,踩坏了一大片庄稼。野兔抓到后,赵简子十分高兴,对抓到野兔的随从大加奖励。

尹绰对此表示反对,批评赵简子的做法不妥。

赵简子不高兴地说:“抓到野兔的随从听从命令,动作敏捷,能按我的命令办事,我为什么不能奖励呢?”

尹绰说:“随从只知道讨好您而不顾老百姓种的庄稼,这种人不值得奖励。当然,错误的根源应该是在您的身上,如果您不提出那样的要求,也不会那样做。”

赵简子听后,心里很不高兴。

又有一次,赵简子因前一天晚上饮酒过多,醉卧不起,第二天已近晌午时,他仍在醉梦中。这时,楚国一位贤人应赵简子三个月前的邀请前来求见,赦厥接待了那位贤人。为了不打扰赵简子睡觉,赦厥婉言拒绝了那位贤人的求见,使得那位贤人扫兴而去。赵简子一直睡到黄昏才醒来,赦厥除了关心赵简子是否睡得香甜外,对贤人前来求见的事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

一次,赵简子对手下说:“赦厥真是我的好助手,他真心爱护我,从不肯在别人面前批评我的过错,生怕伤害了我。可是尹绰就不是这样,他对我的一丁点缺点都毫不放过,哪怕是当着许多人的面也会对我吹毛求疵,一点不顾及我的面子。”

尹绰听到这些话后,跑来找赵简子,对赵简子说:“您的话错了!作为臣下,就应该帮助完善您的谋略和您的为人。赦厥从不批评您,是因为他从不留心您的过错,更不会教您改错,这不是忠臣的表现。而我呢,总是注意您的为人处世及一举一动,您凡有不检点或不妥之处,我都会给您指出来,好让您及时纠正,这样我才算尽到了臣子的职责。如果我连您不好的一面也加以爱护,那对您有什么益处呢?再说了,缺点有什么可保护的呢?如果您的缺点越来越多,那又如何保持您好的形象和尊严呢?”

赵简子听了,很受启发,他终于明白了,真正的爱护并不是一味地讨好他人,而是在发现他人的缺点、错误后,能真心指出并帮助其改正,使之不断完善;赵简子说,有这样的人做臣子,是他的福分。“能好人,能恶人”,不是让我们摒弃善良和爱心,而是强调我们对他人应当有“原则”。现实生活中,我们要把握好自己爱心的“分寸”,掌握好对他人善良的“度”,该有原则要有原则,不该有原则不能滥施原则,对他人宽,对己严,帮助他人改过迁善,对不正确表达立场,不盲从,不迁就。

生活中,很多人都很容易同情一些遭遇不幸的人,并为他们慷慨解囊,然而,这种“慷慨”有时并不会带来好的效果。对那些人来说,鼓励他们奋发上进,才是帮助的关键。否则,有些人会滋生强烈的依赖性,满足于接受“嗟来之食”的“寄生”生活。

人性的善良和真诚的爱心是一种美德,但不是盲目地“滥施”。在为人处世的时候,有原则、有底线不可忽略。

鲁迅先生对待好人、恶人的态度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雷锋对待好人、敌人的态度是:“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冬天般冷酷无情。”这种善恶分明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们不管为人还是处事,都应该奉行是非分明的原则。

在倡导民主和法制的今天,我们的道德水准应该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以善良之心友善地对待别人的同时,更要把握好分寸,尤其不要失去原则地讨好、迁就他人,要做到是非分明,这样有助于我们的社会形成惩恶扬善、激浊扬清的良好风气。不学礼,无以立

古人云:“不学礼,无以立。”“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学礼也是正心的一部分内容。中国古代的“礼”常被视为“众善之缘,百行之首”,与列为“四德”、“五常”之首的“仁”联系在一起。比如,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古代社会发展了一整套“礼”,在对社会风气的影响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即便在今天的社会,礼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交往,都是一项重要内容。

德是礼之根,道德模范是规范礼仪的内在根据;礼是德之基,美好道德基础在于有彬彬之礼;礼仪规范常被视为人生之本、立业之基。古语说:“国尚礼则国昌,家尚礼则家大,身尚礼则身正,心尚礼则心泰,事尚礼则事成。”

美好的“礼”在社会生活、人际交往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礼亦本于仁,“仁”是古代圣贤发明的一个字,被喻为人的最高道德标准。礼本于仁,表明礼要有仁心诚意,要有节有度,表明古人非常重视待人接物的礼。

中国的礼发展了几千年,从人与人到人与社会再到国家与国家,不断丰富和发展其内容。

中国源远流长的礼包括了国礼、家礼、个人礼,包括了礼节、礼仪、礼貌等等礼的文化。从粗陋简单发展到文明,很多约定俗成的内容都有着非常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孔子在《易·系辞传》中说:“上交不谄,下交不渎。”所谓“不谄不渎”,就是为人接物既不要低声下气,也不要高傲怠慢。这可以当作古人交友待客的一条重要原则。《礼记·曲礼》中说:“礼不妄说人,不辞费;礼不逾节,不侵侮,不好狎。”就是说真正的“礼”是不随便取悦于人,不献媚,不拍马;不言过其实;不超越限度;不欺侮别人,不慢待别人,尊重别人。

中华民族的“礼”体现出对人尊重、恭敬和谦让的美德,是对人的尊严的维护。交往双方以礼相待,就必然出现和谐的气氛,增进双方的情感交流和友好相处。古人认为“自卑而尊人”是礼的原则,即人要自谦而尊重对方。其实,在“德”的前提下,人人都应该平等讲“礼”,不论是贩夫走卒,还是富翁权贵,都应如此。富贵者有“礼”,能做到以“礼”约束自己,不骄不淫;贫贱者有“礼”,能做到不以贫贱而怯懦、失了志气,也不会去向富贵者乞怜献媚,甚至低三下四,因为如若那样去做,就是“非礼”的表现,是丧失自我人格、为人所不齿的。

著名的“宁死不吃嗟来之食”的典故,讲述的是舍饭的人不尊重穷人,摆出傲慢的“救世主”面孔,左手捧着饭,右手端着汤,不礼貌地呼叫:“嘿!过来!吃饭!”舍饭人恃富傲贫,是“非礼”!而那位饿者宁死不吃“嗟来之食”,显示出他做人不畏权贵的骨气。

明朝永乐年间有一位学者,名叫薛蠧,他在《读书录》中讲了许多接待宾朋的道理。他说:“虚心接人,则于人无忤;自满者反是。”他认为虚心有礼是交友待客的基本态度,这真可谓一语中的,抓住了关键。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人接待宾朋态度不好,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不知礼,不懂礼,不虚心。

还有些人在与人交往时,对于“不及者”可以团结,但对于比自己强的人却不肯“团结”。宋代岭南的大学者何坦写《西畴常言》一书,他主张:“交朋必择胜己者,讲贯切磋,益也。”意思是说,要欢迎朋友比自己强,这对自己有好处,因为可以向朋友学习,提高自己。《礼记》说:“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失足”、“失色”、“失口”,实际上也是礼的内容,即少犯行动上、态度上、言论上的错误,因为这是“礼”之大忌。

时至今日,有道德、懂礼貌、重品行仍是一种社会美德,也是社会提倡的精神追求。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人们的精神需求层次和自我认知价值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希望得到理解、受到尊重、做出表率。

现今,在全国上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下,遵守道德、崇尚礼仪、规范行为已不仅仅是个别人、个别行业、个别社会层次的需求,而是全民的需要。作为有涵养的公民,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礼仪、讲礼貌,注重礼节,树立良好的礼仪风范。智、德兼修,才能做大事

中国古代圣贤之人崇尚“小胜靠智、大胜靠德”的理念。“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出自《世说新语·笺疏》,“德成智出,业广惟勤,小胜靠智,大胜靠德”。一个人的成功固然要靠聪明才智,但更重要、更根本的是靠优秀的品德。孔子“吾日三省吾身”讲的也是同样道理。即人“自知”不是件容易的事,而要达到“明”的程度则更不容易。因此,需要常反省、常反思。

现实生活中,有些人仅仅挣了一些钱就自认为比别人聪明,他们目空一切,自命不凡,忘乎所以,挥霍享乐,不懂得提高自己的修养、学识,不懂得再接再厉,继续奋斗。这些人充其量只是有小智,即“小聪明”,他们看不到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看不到自己知识结构的欠缺,在举足不前中忽视了自己与竞争对手的差距,也不考虑未来竞争中自己的地位如何。这些人不懂得“大胜靠德”,长期“小胜靠智”,也许会江郎才尽,被时代淘汰。

人需要智德兼修,有聪明才智当然好,但聪明才智是需要在生活阅历中不断增长的,靠小聪明是成不了大事的,智德兼修,方能成大事。

各行各业都有职业道德需要去遵循,而这些职业道德源于传统文化的精髓。比如,师有师德,医有医德,官有官德,商有商德,但万变不离其宗,智德兼修,才能光大职业精神。“小胜靠智、大胜靠德”,不是贬低才智,而是要更重品德。宋代司马光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有人说,看一个人是否聪明,须看其道德修养如何,这话有一定道理。

林海燕是中国“体彩”发行“形象大使”。她曾经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者,也做过护士,后来在家乡广东化州经营一个体彩投注站。

一天,林海燕接到化州彩票中心的电话,说自己售出的一组660元复式彩票中了518万元大奖。可怎么没人来领奖呢?林海燕突然想起,一个星期前一位吴先生通过电话请她代购一张彩票,但到现在都没来交钱。她一核对,中奖的果然是这张彩票。

这时,林海燕完全可以将此事压下,把彩票设法据为己有,但她还是拨通了吴先生的手机。刚开始的时候,吴先生以为她是在找借口催要彩票钱,就关机了。林海燕一直坚持给他打了10天电话,他才相信了她。领取彩票奖金时,吴先生拿出20万元表示感谢与歉意,林海燕却说:“这是你的福气,我一分也不能拿。”

一张大奖彩票被悄悄保存了10天,林海燕当时连丈夫和父母都没有告诉,林海燕的德比智要高,林海燕一个普通女子在巨额诱惑前的不受诱惑,令化州男女老少赞叹不已,许多人络绎不绝地来她的小店投注,争先恐后地在这里买“运气”。她走在路上有人主动向她问好,她去商场购物有店家会主动打折,她去餐馆吃饭有老板怎么也不收她的钱。中国体育彩票中心在得知此事后表彰了林海燕,并评她为中国“体彩”发行的“形象大使”。

德是一种境界,是一种追求,也是一种力量,一种能够震慑邪恶、净化心灵的力量,能使人无往而不胜。所以,大胜靠德。一个人的成就是与其德行成正比的,德行越高,成就越大。注重夯实并提高自己的德行修养是人生的重要一课。义勇结合,见义勇为

古代圣贤之人自古就把“勇”与“仁义”联系在一起,提倡义勇结合。其中,“义”是标准,包含着是非判断。孔子认为,君子应当把“义”作为至高无上的准则,见义勇为。孔子还说:“仁者必有勇,勇者未必有仁。”即具有仁义德行的人,必定有“勇”;但有“勇”的人不一定具有仁义德行。孔子进而强调道,人如果只是有“勇”而无“义”,就会“犯上作乱”。只有把“义”“勇”相融相合,统为一体,才能真正做到见义勇为。

在历史上,敢于见义勇为,甚至舍生取义的志士仁人非常多。

墨子怀抱“救世”的情怀行义天下,他认为只有“义”才能利民、利天下。他周游列国时,不仅极力宣传他的学说、主张,而且尽力阻止非正义的、给天下百姓带来无穷灾祸的战争,达到了见义勇为的至高境界。

有个故事一直流传至今。

天下有名的巧匠公输盘应楚王要求为楚国制造了一种叫作云梯的攻城器械,楚王准备用这种器械攻打宋国。墨子当时正在鲁国,听到消息后,走了10天10夜,来到楚国,见到了公输盘。

公输盘对墨子说:“夫子到我这里来有何见教呢?”

墨子说:“北方有人侮辱我,我想借你之力杀掉他。”

公输盘听了莫名其妙。

墨子说:“请允许我送你10锭黄金作为杀人报酬。”

公输盘说:“我秉见义行事原则,绝不去随意杀人。”

墨子向公输盘拜揖说:“请听我说,我在北方听说你为楚王造了云梯,楚王将用云梯攻打宋国。我不明白宋国有什么罪过呢?楚国的土地有余,不足的是人口。现在要牺牲掉本来就不足的人口,而去争夺自己已经有余的土地,这不能算是明智。宋国没有罪过而却要被攻打,楚国不能说是仁。而你明白其中道理却不去谏止,不能算作忠。如果你谏止楚王而楚王不从,就是你不够强。你行义不杀一人,却准备杀宋国的众人,你不是个理智的人。”

公输盘听了墨子的一席话后,深为折服。

墨子又接着问道:“既然我说的是对的,你为什么不停止造云梯呢?”

公输盘回答说:“不行啊,我已经答应楚王了。”

墨子说:“把我引见给楚王,我去劝劝他。”

于是,公输盘引墨子见了楚王。

墨子对楚王说:“假定现在有这样一个人:舍弃自己华丽贵重的彩车,却想去偷窃邻居的破车;舍弃自己锦绣华贵的衣服,却想去偷窃邻居的粗布短袄;舍弃自己的膏粱肉食,却想去偷窃邻居家里的糟糠之食。大王你认为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楚王说:“一定是个有偷窃之癖的人。”

墨子继续说道:“楚国的国土,方圆五千里;宋国的国土,不过方圆五百里,两者相比,就像彩车与破车一样。楚国有云楚之泽,犀牛麋鹿遍野都是,长江、汉水又盛产鱼鳖,是富甲天下的地方;宋国贫瘠,连所谓的野鸡、野兔和小鱼都没有,这就好像粱肉与糟糠相比一样。楚国有高大的松树、纹理细密的梓树,还有楠树、樟木等等;宋国却没有,这就好像锦绣衣裳与粗布短袄相比一样。由这三件事而言,大王攻打宋国,就与那个有偷窃之癖的人没有什么不同,我看大王攻宋不仅不能有所得,反而有损于大王的义。”

楚王听后,说:“你说得很好!但公输盘为我制造了云梯,我一定要攻打宋国。”

鉴于楚王的偏执,墨子认为仅仅依靠说服是达不成自己的目的了;这时候,要想取得胜利,就需要“勇”和“智”。于是,他提出要和公输盘模拟一次攻城与守城的比赛。楚王答应了。

墨子解下腰带围作城墙,用小木块作为守城的器械,公输盘多次设置了攻城的巧妙变化,墨子全部成功地加以抵御。公输盘的攻城器械用完了,但没有攻下城,而墨子守城的方法还绰绰有余。公输盘认输了,却狡辩:“我知道该用什么方法来对付你,不过我不想说出来。”墨子也说:“我知道你用来对付我的方法是什么,我也是不想说出来罢了。”

楚王在一旁不知道他们两个人到底在说什么,忙问其故。

墨子说:“公输盘的意思不过是要杀死我,杀死了我,宋国就无人能守住城,楚国就可以放心地去攻打宋国了。可是,我已经安排我的学生禽滑厘等300人,带着我设计的守城器械,正在宋国的城墙上等着楚国的进攻呢!所以,即便是杀了我,也不能杀绝懂防守之道的人,楚国还是无法攻破宋国。”

楚王听后服了,大声说道:“先生说得太好了!”他不再偏执地坚持攻宋,而是对墨子表示:“我不攻打宋国了。”

就这样,见义勇为的墨子成功地劝阻了楚王进攻宋国的计划。

见义勇为有很多种方式,可以表现为一般问题上的敢作敢为,也可以表现为大是大非面前的舍生取义。由于为社会正义和人类进步所做的斗争总是十分艰巨的,有时还有很大的危险,所以,见义勇为者往往会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是牺牲性命。孔子说“杀身以成仁”,孟子说“舍生而取义”,就是对见义勇为的献身精神和牺牲精神的鼓励与肯定。

古往今来,见义勇为、舍生取义的人不胜枚举。匡扶正义、“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义不辱节、为国家利益牺牲的苏武,嫉恶如仇、深入虎穴“擒贼”的辛弃疾,“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等等,他们把正义、真理、人格、操守看得比生命更为重要。他们以大无畏的精神战胜了各种威胁,战胜了酷刑折磨,甚至战胜了死亡,表现出见义勇为、杀身以成仁的崇高气节,其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和宏伟气魄,将永远光照人间。

我们应该以见义勇为者为榜样,多行义举,多做些有助于伸张正义的事,让社会形成激浊扬清的清风正气,让“邪恶”无处藏身。君子“不欺暗室”

中国古人所讲的修身主要是指自我道德的完善,而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人要想提高自身修养,具有美好的道德情操,必须从细微处下功夫。《菜根谭》中有段话:“青天白日的节义,自暗室漏屋中培来;旋乾转坤的经纶,从临深履薄中缲出。”意思是说:光明磊落的人格和节操,一般来说都是在暗室漏屋的艰苦环境中磨练出来的;而治国经邦的伟大韬略,是从小心谨慎的做事态度中磨练出来的。

中国古代的传统道德观流传深远,很多古代的志士仁人奉行“不欺暗室”、光明磊落的为人处世法则,这是有积极的社会意义的。

东汉人杨震为劝诫世人自律而提出“四知”,成为千古流传的古训。

杨震在出任东莱太守期间,因公务途经昌邑。昌邑县令王密曾得到过杨震的举荐。一天夜里,王密谒见杨震时,从怀里取出金锭10斤相赠。杨震断然拒绝,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说:“暮夜无知者。”杨震仍推却不受,严肃地说:“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见杨震如此廉洁正直,只好羞愧地告辞而去。

杨震是宏农华阴(今属陕西)人,曾执教讲学20余年,50岁始出仕,历任荆州刺史、涿郡太守、司徒、太尉等职。他属大器晚成之人,虽50岁当官,但此后官运极长。这与他为政清廉、对百姓无欺、对贪官污吏无畏的处事原则有很大关系,当时百姓们称赞他“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

还有一次,杨震手下有个官员为了私利向杨震行贿,说这件事密不透风,不会有风险,让他心安理得地接受。但杨震说,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所以自己断然不会接受。杨震当时的俸禄也很有限,其生活并不富裕,家人经常吃青菜和粗粮,出门也都是以步代车。但他坚持为官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坚守“不欺暗室”的原则。杨震的许多亲朋故旧曾劝他要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着想,趁当官之际置办点私人产业,但是,杨震始终不认同他们的观点,而且对此说法持批评态度。他一直坚守自己做人和为官的原则,斩钉截铁地表示:“不给子孙购置产业,而是要留给他们清白廉正的名声,而这也是十分丰厚的遗产!”

杨震由于敢同贪官污吏和仗势欺人的权贵们斗争,最终仕途受挫,被诬自杀。但历史是公正的,汉顺帝时,杨震得到平反。朝廷为嘉奖他的忠贞,依礼将他改葬于华阴潼亭(今陕西潼关关西大道北),并刻碑文于石上,其碑至今犹存。杨震虽然早已作古,但他的故事和“四知”古训,万古流芳,被后人广为传颂。

杨震“四知”的训言,实则就是劝诫人们即使在别人看不见的情况下,也不要做任何“见不得人”的事情。

今天,在法治健全的社会里,一个人在法律面前,要有敬畏感,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能违法乱纪。倘若不懂得敬畏法律,总干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这样的人终日在惶惶不安中生活,自己的下场也不会好。

传统医学认为,人的七情六欲与人的五脏六腑有着密切的关系。《内经》中说:喜则伤心,怒则伤肝,惊则伤肾,思则伤脾。因此,我们在为人处世的时候,不要做损人利己的事情,不要做违背原则的事情,要在大事大非面前有判断力,不受诱惑,不为诱惑所动,不去做“坏事”,相反,要严于律己,慎独修身,不管何时,都要以“不欺暗室”作为自己的信条,以高标准的道德水准要求自己,这样才能问心无愧,坦荡做人。遵纪守法,坚持正义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纪律和法治,就无正义可言。遵纪守法作为对每个公民的硬性要求,无可否认是正确的。遵纪守法会使整个社会变得有秩序,风清正气,而遵纪守法也是每个公民应尽的社会义务和道德所在,是保证社会和谐安定的基石。

汉顺帝某年,苏章被任命为冀州刺史。有一天,苏章在审理积案的时候,发现他以前最要好的朋友清河太守有贪污行贿行为。

一天晚上,苏章备下酒菜,请清河太守过来喝酒,两人一边喝酒,一边畅叙旧情。这位清河太守之前一直担心自己的事情败露,他琢磨不透苏章会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采取什么态度,经过这次酒宴,他觉得心里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他长吁一口气,有些得意地说:“人家头上只有一顶青天,独独我头上有两顶青天啊!”苏章听后却正色说道:“今天晚上我请你喝酒,是私人之间的情谊;明天冀州刺史开堂审案,却是执行公理王法,这两者之间不可混为一谈。”

第二天,苏章正式开堂,他秉公执法,对清河太守予以惩处。当地百姓知道后对此拍手称快,其他官员看到苏章如此公正严明,也都不敢再有其他想法了。

苏章是一个清官,他坚守正义,以身作则,对待自己的故友时,在是非原则上能做到不徇私情,秉公办事,这实在值得每个人学习。

清顺治时,湖北孝感的李白爵曾任福建将乐县知县。李白爵刚一上任,就召集全家人,对他们宣布说:“我为官在任,俸金外皆赃,你们作为我最亲近的人,不可有丝毫连累我。”

家人听后,严格按照他的要求处理一些交往礼金。

李白爵家的日子过得比较清苦。当时,县衙内有两棵桂花树,花开时节香气四溢,家人想摘些花做香料,不料李白爵却说:“此官物也,擅折者必治之。”家人于是打消了摘花的念头。

李白爵在将乐县为官三年,从不多拿一针一线。后来,他的一位上司向他索取钱物,说可担保他仕途一帆风顺。李白爵拒绝了,后愤然辞官。

李白爵离任时,仅有的行李就是图书、铺被,老百姓听说李白爵归乡,老幼数万人都来为他送行,“皆号泣返家,绘像以祀之”。由此可见,为官清正廉洁,遵纪守法,便能得到群众的支持,而为官一任,造福四方百姓,乃为官之正道。

苏章、李白爵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高贵品质,代表了中华民族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气,也代表了中华民族遵纪守法、坚守正义的传统道德。荀子说:“先义而后立者荣,先利而后己者辱。”古代的这种优良传统,在今天依然需要我们保持并发扬光大。

然而,现实生活中也存在着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有些官员不够自律,无视法纪的约束,甚至以权谋私、假公济私。如果为官者都能做到像苏章、李白爵他们那样,懂得“俸金外皆赃”的道理,懂得“公与私”的关系,并能做到自重自警、防微杜渐,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被金钱“吞噬”。

遵纪守法,不仅表现在遵守法律、秉公执法上,还表现在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上。在这方面,唐代著名军事将领李光弼堪称典范。

李光弼智勇双全,有着雄才大略,以治军严整著称。李光弼的军事指挥才能非凡,他为人严肃、果断、刚正不阿,为很多人所敬重。他善于骑射,步入军旅生涯后,在治军管理和指挥作战方面展现出卓越的才能,由于他指挥有方、治军严整,他被郭子仪推荐出任河东节度副使。在后来的“安史之乱”中,李光弼和郭子仪一起率军打败了安禄山,为彻底平息“安史之乱”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李光弼在统军作战生涯中,做到了执法严明、军令如山、赏罚分明,从而威震三军。有一次,李光弼率领的部队中有一员大将持利矛刺杀敌人。李光弼对于用矛刺敌者赏绢五百匹,对不战而退者则处以斩刑。李光弼言必果、令必行,在执行军纪军令方面十分严格,不徇私情,部下都能做到遵纪守法。

唐肃宗即位后,诏令李光弼担任户部尚书并率军赴灵武上任。当时太原节度使崔众仗着唐肃宗和朝廷中一些重臣的垂青,自恃是侍御使,在军中狂妄自大,不可一世,现如今要他把军权交给李光弼,心中不服气。在交权时,崔众故意刁难李光弼,不行军礼,并表示,他现在不能即刻交出兵权。李光弼对崔众的这种狂妄傲慢、违抗军令的行为非常不满,立即下令部下把崔众抓起来,准备以军法将其治罪。就在这时,唐肃宗派来使者传旨,诏令崔众为御史中丞,李光弼的部下看到这一状况,就劝李光弼说:“最好还是把他放了吧!皇帝重用崔众,你对他治罪,皇帝不满怎么办?”但是,李光弼断然拒绝了部下的劝说,坚持按军法处置了崔众,随后,他正气凛然地说:“崔众违抗皇上的诏令,故意不交出兵权,置军法军令于不顾,理应处斩。如果使者现在要宣布诏令,崔众纵然当了御史中丞,官比我大,我也要依照国法军纪将其斩首。”李光弼说完,就命令军法官当众斩了崔众。

李光弼执法如山斩御史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他统帅的军队中,将领和士兵个个受到很大的震动,为有这样一位纪律分明、执法严格的首领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从此以后,下属没有人再敢违背军令军纪了,李光弼所指挥的那支军队被人们誉为“铁军”。在随后进行的太原保卫战中,李光弼的这支“铁军”以少胜多,以一敌百,用不到1万人的军队打败了史思明率领的10万人的军队,赢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也为扭转整个战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场战役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李光弼以法治军的结果。

事实证明,如果没有健全的法制,没有遵纪守法的公民,这个国家就不能算是一个真正文明、进步的国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法律的完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法、懂法、用法。因为,法律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无论是在家庭生活还是在社会生活中,法律都与人们息息相关。

遵纪守法既是对人们的道德要求,也是人们应尽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它关乎每个人健康成长的方方面面,是做人的一项重要的行为准则。遵纪守法是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素质和基本义务,也是保持社会和谐安宁的重要条件,所以,遵纪守法为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是公民的义务和责任。以公利为出发点,不为私欲所蔽

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义利观,他在生活中就会采取什么样的取舍态度,他就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

孔子的学生子贡是一个珠宝商,和他来往的主要是各国的贵族,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喜欢收藏稀有的珠宝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珠宝是没有固定价格的,其售价可因买主身份的不同而不同。同一件珠宝,卖给大夫可能只卖十两黄金,卖给诸侯就可能以百两黄金的高价成交。同样,这些贵族买主也很看重销售者的身份和地位。同一件珠宝,在普通商人手里,他们会认为是一般的货色,不肯出高价购买,而到了富商大贾手里,特别是到了有名望的大商人手里,他们就会认为这是稀世珍宝,用十倍、甚至百倍的价钱买来之后,还觉得很高兴。为了适应贵族买主的这种消费心理,子贡做买卖时常常是“结驷连骑”,即车马成行,带领大队人马上路,所到之处,还要带上贵重的礼物去拜见那里的国君。

与此同时,子贡还很重视从事慈善活动。一次,在路上,子贡看到有一群人被鞭打着做苦工。子贡一打听,原来他们都是流落在他国的鲁国奴隶,子贡就自掏腰包,替他们赎了身,并把他们送回了鲁国。按照鲁国当时的法令,赎回在他国为奴隶的鲁国人是可以向官府领取赎金的,可是子贡没有去领取。这件事不但为子贡带来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美名,而且随着他名声的提高,也为他吸引来了更多身份高贵的买主。

子贡还资助其老师孔子“周游列国”,虽然花费巨大,但是这也是学习的机会。

众多的史书都证明了,子贡在陪同孔子周游列国时确实一直在做着买卖。《史记》记载,孔子师徒被围困于陈蔡之间,甚至断了粮,后来,是子贡卖掉一部分所携带的货物,孔子师徒才得以果腹。

子贡的经商之道和孔子的传道相结合,使他们双方都得到了益处。由于子贡的经济资助,孔子的儒家学派政治主张广为传播,儒家学说逐渐发展成为当时的“显学”,孔子的名气也愈来愈大,后来甚至成为“万世师表”。子贡作为孔门中的大弟子,因其行为,成为“名儒”,不仅受孔子重视,社会知名度也大为提高。据司马迁记录,当带领大队车马和随从的子贡去拜会所到之国的君主时,这些君主对子贡相当热情,都以上宾之礼款待他。司马迁在评论这件事时指出,“使孔子名扬于天下者”,子贡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子贡也因为这件事而名声显赫,这是“相得益彰”。

儒家的先师孔子也赞成经商,他把知识“待价而沽”,但明确提出“重义轻利”的原则。

孔子思想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对“人”的“发现”和关于“人”的理论的创立,他提出“以人为本”和“泛爱众”的主张,要求统治阶级把被统治阶级的奴隶当人看待,承认对方是人而不是牲畜,这在人格上提倡了平等,是孔子创立“仁”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

毋庸置疑,在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很多人都注重物质利益,是的,物质利益在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也是很多人“不择手段”行为的出发点和动力所在。但是,人的追求绝不只是物质方面的,还应有高尚的精神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片面强调物质利益和物质刺激,人就容易误入歧途,一切“向钱看”。而且,如果人的物质需求和欲望无节制地增长,往往会激化社会矛盾,形成社会不安定因素。孔子的“商战伦理”,既承认表示个人物欲的“利”,又强调代表利公利他精神的“义”,主张“义利”的统一,提倡“利以义制,先义而后利”,从而为从商的正常运行提供了一种道义上的协调力量。所以,古代圣贤一切以公利为出发点,不为私欲所蔽。

在当代社会,追求利益的含义已超越单纯的交易与赚钱,“义”和“利”相比,“义”的境界更高,“义”应该是主导,谋利应该是有原则的,“利”应该服从“义”,要“见得思义”,“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也就是说,在面对利益的时候,要先进行道德判断和是非判断,再确定取舍,这样才能避免在品性方面出现偏差。“义”和“利”的取舍问题,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没有那么容易。

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美国人利用周末带着9岁的儿子去钓鱼,河边有块告示牌,上面写着:“钓鱼时间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一到河边,父亲就提醒儿子要先读告示牌上的字。于是,儿子很清楚只能垂钓至下午4点。

父子俩从上午10点半开始钓鱼,下午3点45分左右,突然间儿子发现钓竿的末端已弯曲到快要碰触到水面了,而且水面下鱼饵那端的拉力很强。这种情形显示应该是钓到了一条大鱼,于是他大声喊父亲过去帮忙。

父亲一边协助儿子收线,一边利用机会教导儿子如何跟大鱼搏斗,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拉、放之后,终于将一条长60多厘米、重七八斤的大鱼钓了上来。父亲双手紧紧捧着大鱼,和儿子一起欣赏着,儿子显得非常高兴。突然,父亲看了一眼手表,然后收起笑容郑重地对儿子说:“儿子,你看看时间,现在已经是4点10分了,按照规定,只能钓到4点,因此我们必须将这条鱼放回河里去。”

儿子一听,赶紧看自己腕上的手表,确实是4点10分,但他很不以为然地对父亲说:“可是我们钓到的时候,还没到4点啊!这条鱼我们应该可以带回家的。”

儿子说着,露出一脸渴望的表情,眼巴巴地看着父亲,可是父亲却回答道:“规定只能钓到4点,我们不能违反规定。不论这条鱼上钩的时候是否在4点以前,但我们钓上来的时候已经超过了4点,就应该放回去。”

儿子听了之后,再次对父亲请求说:“爸爸,就这么一次啦!我也是第一次钓到这么大的鱼,妈妈一定会很高兴的。这里又没有人看到,就让我带回家去吧!”

但是,父亲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不可以因为没有人看到就要带回去。我们必须遵守规定。”父亲说完,捧起那条鱼,将它放回了河里。儿子眼里含着泪水望着大鱼离去,没有再说一句话,默默地跟着父亲收拾起钓具回家了。

10多年后,这个孩子成为一位著名的律师。他的名字叫乔治·汉弥尔顿。

还有一个故事。

几年前,赵先生来到世界闻名的高科技区“硅谷”——美国加州的圣何塞市。

赵先生抵达加州之后,发现加州的气候得天独厚,这里空气清新,阳光明媚,四季温暖如春,到处是鲜花绿草,他觉得自己仿佛走进了一个无边无际的花园。

一天,赵先生正在散步,突然,眼前一亮,出现了一条金色大道,原来人行道上种着一株株桔树,沉甸甸、黄澄澄的桔子挤满了枝头。赵先生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些桔子已经长熟了,怎么还长在树上?是因为它们酸,所以才没有人采吗?他决定找人问个清楚。

赵先生沿着桔子树来来回回,足足走了半小时,无奈无一行人经过,他只好调转方向准备回去。这时,他突然见到前方一个背着书包、脚踩旱冰鞋的学生模样的孩子正奋力而有规律地甩动着双臂朝自己滑来。

赵先生有礼貌地对那孩子说:“劳驾,孩子,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孩子马上把旱冰鞋尖在地上一点,来了个急刹车,说:“当然可以。”孩子拿出手帕擦着脸上的汗水,说:“只要是我知道的。”“圣何塞的桔子是酸的吗?”赵先生指着桔子树问。“不。”孩子摇摇头自豪地说,“这里的桔子可甜呐!”“那你们为什么不摘着吃?”赵先生指着一只熟透的桔子说,“让它掉在地上烂掉多可惜呀。”“对不起,先生,我该怎么回答你提出的问题呢?”孩子摊摊手,耸耸肩,笑着解释说,“我们个人为什么要吃路边的桔子呢?它不是属于我们个人的。”

孩子说完,向赵先生挥手道别,又开始有规律地甩动着双臂向远处滑去。“它不是属于我们个人的。”这是多么简单朴素而又饱含社会公德准则的话啊,简直闪闪发光,掷地有声!

是的,如果人人都有“重义轻利”的社会公德心,以公利为出发点,不为私欲所蔽,那么,这个社会就能达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境界了。这不正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吗?日光长远,志向远大

人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能把钱看得太重。生活中,人应该有更长远的目光,应该有更高尚的追求,应该“道义当头,志向远大”。

萧何曾任沛县功曹,他勤奋好学,思维机敏,对历代律令很有研究,并好结交朋友。刘邦当时是小亭长,他平时不拘小节,经常惹事。萧何曾多次为他解围,后来,两个人结为生死之交。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萧何和曹参、樊哙、周勃等人商议形势,和早已起义的刘邦开始联系。当时的沛县令也想归附陈胜,以保住官位,就和萧何、曾参商议。萧何建议重用刘邦。他们到芒砀山找到了刘邦。当他们回到沛县后,县令却变卦,扣押了萧何。刘邦知道后大怒,带兵打回沛县,杀县令,救出萧何,与之共谋大计。萧何向众人宣布,公推刘邦为起义的首领。

公元前206年10月,刘邦率军由蓝田至霸上。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至此,秦灭亡。

刘邦率军进入咸阳,将士们大都抢掠金银财物,刘邦看到秦宫中华丽的装饰、成堆的金银珠宝,还有一群群的美女,也不觉飘然起来。

唯独萧何,进入咸阳后,一不贪恋金银财物,二不迷恋美女,却疾如星火般地赶往秦丞相、御史府,将秦朝有关国家户籍、地形、法令等的图书档案都收藏起来,待日后查用。萧何这样做,使日后刘邦对于天下的关塞险要、户口多寡、强弱形势、风俗民情等等都了若指掌。

萧何采取一系列措施,协助刘邦收拾关中的残破局面,一方面重新建立已经散乱的统治秩序,另一方面安抚民心。萧何先颁布法令,建立汉朝统治秩序和统治机构,修建宫室、县城等等;又开放原来秦朝的皇家苑囿园地,让百姓耕种,赐给百姓爵位,减免租税等等,并让百姓推举年龄在五旬以上、有德行、能做表率的人,任为“三老”;再选各乡里的“三老”为县“三老”,辅佐县令,教化民众。

在楚汉相争的关键时期,萧何坐镇关中,刘邦把关中事务全部托付给萧何。萧何征发兵卒,运送粮草,供应汉军;侍奉太子,制定法令规章,建立宗庙秩序。事项报于刘邦,刘邦总是允许萧何照办,也可先行再报。刘邦几次战败,萧何每次都征发关中兵,补足汉军缺额。刘邦因此得以重新振作,多次转危为安。

公元前203年,项羽因连年战争,陷入兵尽粮绝的困境。而汉军因萧何坐镇关中,不断输送粮食兵力,拥有了兵强粮多的好形势,最终逼得项羽兵败垓下,自刎乌江。

在萧何独具慧眼,不贪钱财,却“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这件事上,古今都有定评。北宋著名词人晏殊对此曾经这么说:“周公辨九州之土壤,以奠民居;萧何收天下之图籍,以定帝业。”可见,萧何志向远大,对刘邦“定帝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古往今来,富贵功名是大多数人都想要的东西,但是如何得到,却有一定的原则。如果目光狭隘、志大才疏,那是干不成大事的。

当然,贫贱是人们不想面对的,但摆脱贫贱也一定要遵守道义。真正的君子宁愿安贫乐道,也不会不择手段地去攫取荣华富贵。

伯夷是商朝时期孤竹国国君的长子,他有两个弟弟,最小的弟弟叫叔齐。伯夷的父亲有意立叔齐为继承人,伯夷的父亲死了以后,伯夷为了遵从父亲的遗愿,就从孤竹国出走,好让叔齐即位,而叔齐尊重嫡长子继承制,非让哥哥即位,于是也出走了。孤竹国人没有办法,只好让伯夷的另外一个兄弟即位。伯夷和叔齐兄弟俩后来重逢,为了躲避商纣王的暴政,就隐居在北海之滨,后来听说周文王善待老人,兄弟俩就一起投奔西周,在半路上碰到了周武王伐纣的大军,才知道文王已经死了。两人极力劝武王不要伐纣,没有成功,后来周灭商,兄弟俩发誓不食周粟,于是到首阳山采野菜为食,最后,伯夷和叔齐为了表明心志,绝食而死。从孔子到孟子,再到后世的士大夫,都将伯夷兄弟看作孝、悌、忠、廉的典范。

目光长远、志向远大的人能坚守正义的本真,能坚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底线,他们也能具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洁品质。

其实,人生最大的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少财富,一个人目光长远,志向远大,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是最大的幸福。贫富不是区别人高下的标志,只有理想才是鉴定一个人是否优秀的“准绳”。

每个人生活的轨迹和所处的环境都有所不同,不要过分地苛求自己的生活条件一定要比别人强,也不要在自己穷困落魄时自暴自弃,而要有精神上的信仰和内心的追求,保持良好的道德操守。

人要学会把握自己。比如,面对贫穷、不如意的生活要奋发进取,改变不良境遇,在穷途末路的困境中要看得开、想得通,在愤愤不平、深陷痛苦的时候,要静下心来,激励自己摆脱困境,在生活中坚定地不断努力前行。中篇 正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子贡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揭示出了处理人际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那就是人应当多从他人角度考虑事情,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也是尊重他人平等待人的体现之一。人除了要关注自身的存在以外,还需关注他人的存在,要有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概念,切勿有高人一等或施恩他人的想法及做法。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理念从浅层次上说,是指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不要“送给”别人;从深层次上说,则是一种换位思考。人要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如果你不想别人以你不喜欢的方式对待你,那么,就不要以此方式去对待别人。

我国古代有众多“推己及人”的先贤,像“大禹治水”故事中的大禹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理念的崇高典范。

大禹接受治水的任务时,刚刚结婚。当他想到治水的紧迫性时,告别妻子,率领27万治水民众吃住在治水前线。他夜以继日地进行疏导洪水的工作。在治水过程中,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最终,经过13年的奋战,疏通了9条大河,使洪水流入大海,消除了水患,创造了流芳千古的伟大成就。

到了战国时候,有个叫白圭的人跟孟子谈起这件事,白圭夸口说:“如果让我来治水,我一定能比大禹做得更好。只要我把河道疏通,让洪水流到邻近的国家去就行了,那不是省事得多吗?”孟子很不客气地对他说:“你错了!你把邻国作为聚水的地方,结果将使洪水倒流回来,造成更大的灾害。有仁德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白圭的行为只为自己着想,不为他人着想,这种“己所不欲,要施于人”的错误思想,是要害人害己的。大禹把洪水引入大海,虽然费工费力,但这样做既消除了本国人民的灾害,又消除了邻国人民的灾害。大禹的推己及人的思想,值得人们钦佩和效法,而白圭的想法是强加于人的表现,不值得提倡。

春秋战国时魏国与楚国交界,两国在边境上各设界亭,亭卒们也都在各自的地界里种了西瓜。

魏亭的亭卒勤劳,每天锄草浇水,瓜秧长势极好;而楚亭的亭卒比较懒,瓜秧又瘦又弱,长势很不好。

楚亭的人觉得失了“面子”,一天夜里,偷跑过去把魏亭的瓜秧全都扯断了。魏亭的人第二天发现后,气愤难平,报告给边县的县令宋就,打算也过去把楚亭的瓜秧给扯断!

宋就说:“这样做显然是很卑鄙的!我们明明不愿他们扯断我们的瓜秧,那么为什么要反过去扯断人家的瓜秧呢?别人不对,我们再跟着学,那就太狭隘了。你们听我的,从今天起,每天晚上去给他们的瓜秧浇水,让他们的瓜秧长好,而且你们这样做的时候,一定不要让他们知道。”魏亭的人听了宋就的话后觉得有道理,于是就照办了。

楚亭的人发现自己的瓜秧长势一天好似一天,仔细观察后,才发现每天早上地都被人浇过了,而且是魏亭的人在夜里悄悄为他们浇的。楚国的边县县令听到亭卒们的报告,感到十分惭愧又十分敬佩,于是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楚王。楚王听说后,也被魏国人修睦边邻的诚心所感动,特备重礼送给魏王,既以示自责,亦以示酬谢。后来这一对敌国成了友好的邻邦。

上例中的宋就之所以处理好了与对手的关系,正是因为他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生活中方方面面都会形成尊重、理解的氛围,对于人际交往和社会和谐有很大助益。

总而言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体现出来的仁爱之德,对于个人自身的发展、对于建设文明的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身体力行,大力加以弘扬。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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