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溥杰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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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轶事：风云人物的别样人生试读：
推荐序
笔底涌波澜，痴心绎悲欢
梁启超曾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也。”
中华民族的历史悠久而厚重，叹不尽五千年治乱兴亡。
在煌煌五千年的中国史册上，有三个历史阶段最有看点：一是春秋战国时期，二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再就是民国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大乱世，政权割据，群雄并存，军阀混战不休。俗话说得好，乱世出英雄。这三个暴力与权谋盛行的时代，也是各类历史牛人辈出的时代，那时的历史犹如夏季的天空一样瑰丽多姿，极具阅读之魅力。
在这三大乱世中，民国离现在最近，其留传下来的有关记载也最可信。再加上晚清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被迫打开了闭关锁国已久的大门，吹进来了世界的新鲜空气，同时不少人也扬帆离国，投异乡，走异地，去寻找别样的天地。所以，在晚清之后的民国年间，学贯中西的奇才为数不少，可谓不足为奇。
他们既有深厚之国学底蕴，又见识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之雄风。于是乎，在政治、军事、文化、外交等领域，涌现出了大量的人才，有治世之能臣，也有乱世之枭雄；有投笔从戎、赴汤蹈火以报国之书生，也有宦海失望后钻进书斋潜心治学之政客……
总之，在这段时期，古老中国根深蒂固的东西依然存在，但现代社会的所有新元素也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并有着广阔的市场。一时风云际会，这些牛人们的决战不仅在沙场，还在官场、文场。于是出现了许多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的民国人物，出现了许多波诡云谲、扑朔迷离的民国事件，使得民国史比以往任何朝代的历史都更有看点，更有魅力，吸引着无数读者的眼球。
新旧更迭，风云际会。一批批不甘于寂寞的人，或是热血沸腾、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或是麻木不仁、投机取巧的政客，或是于水深火热之中奋起抵抗的劳苦大众，纷纷情愿或不情愿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演绎了一段段或是令人无限叹惋，或是让人啼笑皆非，抑或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
大风起兮云飞扬，你方唱罢我登场。
张溥杰的这本《民国轶事：风云人物的别样人生》历史书很好玩，颇值各位看官一读。它涵盖了政客、军阀、文人等三个容易造就奇葩的特殊群体，笔底涌波澜，痴心绎悲欢。
其中人物各色各样，或讲述奇人轶事，让读者在轻松与幽默中品味历史，感悟人生；或是描述伟大人物，发掘出他们的人生闪光点，让读者能够有所启迪；或是介绍悲剧人物，让人们读之扼腕，一唱三叹。作者语言风格多变，或是仰天长啸，或是悲天悯人，或是嬉笑怒骂，或是感慨莫名。行文跌宕起伏，读之酣畅淋漓。
当然，由于作者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后起之秀，书中难免有些瑕疵，这也是在所难免的。不过瑕不掩瑜，这本书还是相当不错的一本老少咸宜的文史类读物，绝对是物超所值。作家、文史学者 刘继兴自 序
民国为何如此令人着迷
在清末民初那个纷繁复杂的过度年代，老大不死的清帝国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而此时，西方的欧风美雨又开始款款而来，涤荡着这片古老的土地。
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土壤，造就了特殊的人物，清末民初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时期和土壤，生旦净丑接连不断，你方唱罢我登场。然而，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每个人既是历史的演绎者，也是历史的书写者，人们所演绎的历史都会被时间忠实地记录下来。
诚然，每个人在历史舞台上的表现不同，其在书上所用的笔墨篇幅也就迥然不同。也许你演绎的是鸿篇巨制，也许你演绎的是壮丽篇章，也许你演绎的是三言两语，当然你演绎的也可能就是省略号中的一个点，而大多数人则只是那省略号一个点中的几亿分之一。但是，总而言之一句话，谁也不可能摆脱历史洪流的席卷。
然而，历史又不是专门为哪个人量身定做的，清末民初这个时期就是最好的体现。尽管这段历史少不了王公贵族等一些高层人士，但更多人则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一个草根的逆袭。所以说，在那个时代，一切皆有可能。
譬如汪精卫、靳云鹏、孔祥熙等人无一不是一步步从不名一文的草根到“高富帅”的逆袭。在他们逆袭的人生中，都有过几次重大转折，而在他们人生的转折处所发生的事情光怪陆离，充满着传奇的色彩。
如此一来，某些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更多的草根为了实现梦寐以求的逆袭，就涌现出了一大片一大片的奇葩，在那儿争相开放着，闪耀着人们的双眼。这正是民国史的迷人之处。
该书共有五十一篇文章，分为“往事风云知多少”、“奇闻轶事一箩筐”、“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路归路来桥归桥”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着重介绍了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所做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第三部分主要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拨开历史迷雾，重新解读历史人物，还原历史真相，展现历史人物的另一面。第四部分则是着重描写一些历史人物在民族大义、生死存亡面前所做出的不同抉择，因而造就不同的人生命运，以及后世对其的不同评价。其将会给读者一个对于抉择的全新领悟。
当然，由于作者掌握的资料有限，书中难免有些瑕疵，欢迎各位看官交流之、批评之、指正之。第一部分风云人物知多少
历史是开了又落的花，循环往复，永不停歇。然而你对晚清民国那段特殊时期的人与事又了解多少？风云人物知多少，带你领略陌生的风景。
末代皇帝溥仪是怎样选老婆的
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一生可以说是颇为传奇，他先后经历了清朝、北洋、伪满、南京国民政府再到新中国等多个时期。当然，在不同的时期，他所扮演的角色都不一样，他所拥有的权力也不一样。那么溥仪在众多的角色转变中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我们可以从他娶老婆这件事情上窥知一二。
北京时期
民国十年初，虽然已经是民国，但是溥仪的家族依旧享受着民国为其提供的优厚待遇。而此时身为清逊帝的溥仪已经15周岁了。王公大臣开始商量着溥仪的婚事，这时庄和太妃刚去世，几个管事的妃子中荣惠太妃又没什么主见，剩下的敬懿和端康两个太妃发生了争执。
而有趣的是，溥仪的两个叔父也各为一位太妃奔走。一个主张选端恭的女儿，另一个则主张选荣源的女儿。为了做好这个媒，都各自不辞劳苦地奔波着。当然，到底选谁，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得看小皇帝的意思。同治和光绪时代的办法是，让候选人站成一排，由皇帝来当面挑选，相中哪个，就在这个姑娘身上做个记号。
至于怎么做记号，则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递玉如意给相中的姑娘，另一种是把一个荷包系在姑娘的扣子上。到了溥仪的时代，王公大臣们商议，把一大群姑娘摆成一排挑来挑去，不大妥当。所幸当时技术允许，就改由挑选候选姑娘的照片来决定溥仪娶谁，觉着谁好看，就在上面做个记号。
溥仪看照片时傻眼了，个个长得都差不多，巴掌大的脸，直筒子似的腰，只能比谁打扮得特别些。后来溥仪索性在一张看着比较顺眼的照片上画了个圈儿。溥仪选中的是端恭的女儿，名叫文秀，比溥仪小3岁。这正是敬懿太后看中的姑娘。
可是如此一来，端康太妃不高兴了，她提了一堆反对意见，长得不漂亮，家里穷……反正就是不同意。而她推荐的是正白旗荣源家的闺女，叫做婉容，人漂亮，家里还有钱，是个典型的白富美，而且和溥仪一样大，都是15岁。溥仪心里有些不耐烦了，于是就又在婉容的照片上画了一下。
端康太妃是满意了，可是敬懿和荣惠太妃又不高兴了。最后经过调解决定，既然溥仪已经选了文秀，她是不能再嫁给其他人了，因此可以纳为妃，而婉容则是皇后。一个媳妇，人家溥仪尚且觉得没有必要，好家伙，这一下子弄俩。
由于直奉战争，婚礼拖了一年多才举行。结婚那天，许多人，诸如总统黎元洪、前总统徐世昌、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等民国有头有脸的人物都送来了贺礼。而婚姻对于溥仪来说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他甚至连价值千金的春宵一刻也浪费了。这也是后来有些人一直质疑他性能力的原因。
1931年，文秀不堪忍受没有爱的婚姻，在妹妹的陪伴下，鼓起勇气和溥仪离了婚。而婉容由于宫内生活枯燥寂寞，在溥仪的同意下开始吸食鸦片，不久变得精神涣散。婉容后来追随溥仪到了东北，成了伪满洲国的“皇后”。
伪满时期
伪满期间，婉容受到溥仪的冷落，最终按捺不住寂寞，给溥仪戴了绿帽子。因此溥仪与她彻底决裂，婉容和别人的私生子也被烧死，婉容变成了一个蓬头垢面的真疯子。按照溥仪的话说，如果当时婉容像文秀那样选择与他离婚，也不会有如此结局，可是婉容放不下皇后的虚荣。
婉容精神失常后，1937年，为了表示对婉容的惩罚，也为了有个必不可少的摆设，经由一个亲戚介绍，溥仪娶了一个叫谭玉玲的年仅17岁的中学生。谭玉玲被溥仪封为祥贵人，属于皇帝的第六等妻子。尽管地位不高，但是溥仪对其钟爱有加。怎奈好景不长，7年之后，年仅24岁的谭玉玲因为“不够听话”惨遭日本人毒手。
谭玉玲尸骨未寒，日本人又开始给溥仪撮合老婆，这令溥仪很是反感。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日本人就是那屋檐。不过溥仪有自己的小算盘，就是决意不要日本媳妇，因为那就等于在他床上安放了个活的监控器。
日本人天天纠缠溥仪，溥仪怕惹恼了他们，也不敢把话说得太直接。最后日本人也渐渐明白了溥仪的意思，于是拿来了一些旅顺日本学校的中国女生的照片，可溥仪的二妹提醒他说，这也是日本人训练好的。
最后溥仪实在没办法，就选了一个年龄小、文化程度低、自认为好对付的女子——这就是后来的福贵人李玉琴。当时她刚满15岁，就成为溥仪的又一个牺牲品。李玉琴来了不到两年，伪满就垮台了，溥仪被俘，李玉琴也被遣送回了长春老家。
新中国时期
1959年12月4日，爱新觉罗·溥仪被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后回到了北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公民。由于他特殊的身份，他的婚姻问题也成了领导和亲朋好友都关心的事情。然而溥仪却紧紧遵守着1961年毛泽东主席和他在一块儿吃饭时所提出的“慎重”原则，不敢贸然行动。
溥仪也渐渐地明白了自己该要什么样的老婆。1960年，一位亲属得知溥仪特赦后，邀请溥仪到家里吃饭。这位亲属有一个年近五十的闺女，由于出身贵族，一直高不成低不就，婚姻就耽搁了。溥仪见她时，她戴着满头的珠翠头饰，身着绣花旗袍。
由于溥仪爱开玩笑，和她说了几句话，谁知她竟然动了心。但是，溥仪坚决没有要她。溥仪后来的妻子李淑贤问他为什么没同意，溥仪说：“她所中意的人不是我，而是那个皇帝溥仪，今天的溥仪配不上她那样高贵的女人！”
后来又有很多年轻漂亮的女人表达了对溥仪的好感，他都一一拒绝了。一次，政协又有人给溥仪介绍了一个对象，会讲几国外语，对他的工作很有帮助。但是，溥仪还是没有同意，原因很简单，觉得还是不够合适。
有同事看他挑来挑去的总不能拿定主意，就拿他打诨：“老溥，可不能像过去在宫中选妃时那样的选法了！”溥仪笑着回答说：“不会一样的，因为标准不同了。”
其实溥仪的要求很简单，不奢求贵族的府邸，不迷恋西方的别墅，更不向往用金钱和地位筑起的高台楼阁，他的愿望无非是找一个平民之女，建立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式双职工家庭。
后来溥仪经人介绍，认识了李淑贤。溥仪见了之后很高兴，也很满意，他说：“她是搞医务工作的，和我兴趣一致，可以建立一个双职工家庭。”相识后，两人没有马上结婚，而是如同年轻的恋人一样，谈起了恋爱，彼此互相关照。
1962年4月30日，这一天，爱新觉罗·溥仪和李叔贤两人正式步入婚姻的殿堂。婚礼由溥仪的七叔载涛主持，巧合的是，载涛也是1922年溥仪在清宫中大婚的主要操办人。想必当事人应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而中外媒体更是争相报道了这一条消息。
溥仪不同时期选择配偶的标准，见证了他从一个皇帝到傀儡，再到一个普通公民的蜕变。作者以为，溥仪这一生虽然坎坷曲折，但是，也不枉人世走一回。而当今男女青年在择偶时，是不是也能更多地考虑物质以外的东西呢？“皇弟”溥杰由阴谋到童话的爱情故事
光绪皇帝在1908年和慈禧一起驾崩后，按照慈禧的意思，醇贤亲王载沣的儿子溥仪做了皇帝，是为宣统皇帝，亦是清朝乃至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后一个正儿八经的皇帝。
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有个一奶同胞的弟弟，叫做爱新觉罗·溥杰。溥杰生于1907年4月16日，字俊之。他自幼练习书法，功力甚厚，后来成为海内外知名的书法家。从小的时候他就与当皇帝的哥哥常在一块儿玩，哥俩之间发生了不少有趣的事情。
溥仪十一二岁那年，根据太妃们的决定，祖母和母亲开始进宫“会亲”，溥仪的二弟溥杰和大妹也跟着进宫陪他来玩几天。他们第一次来的那一天，十分没意思，溥仪和祖母坐在炕上，溥仪自己一人在那儿玩着摆骨牌。而溥杰和溥仪的大妹则规规矩矩地站在那儿跟个电线杆子似的。
后来溥仪就问溥杰在家里玩什么，溥杰说自己会玩捉迷藏。溥仪一听高兴坏了，之前和他在一块玩儿捉迷藏的都是一些太监，而现在终于有小孩儿跟他在一块儿玩了。于是他们兄妹三人就在养心殿里玩起了捉迷藏。
他们越玩越高兴，就逐渐忘掉了君君臣臣的约束，完全和平常家里的孩子一样。后来他们都累得不行，就爬到炕上喘气儿，溥仪又叫他们想一个好玩的游戏，溥杰想了想没有说话，只是一个劲儿傻笑。
溥仪见他那傻样儿，就赶快催着他说。“我想的，噢，溥杰想的是，皇上一定很不一样，就像戏台上的皇上那样有老长的胡子……”说着，溥杰抬手做了一个捋胡子的动作。谁知这个动作给溥杰带来了灾祸。因为溥仪瞅见他袖口里的衣里，很像自己十分熟悉的那个黄颜色。“溥杰，这是什么颜色，你也能使？”溥仪的脸立即沉了下来。“这，这，这是杏黄的吧？”溥杰唯唯诺诺地说。“瞎说！这不是明黄的吗？”溥仪责问道。“嗻、嗻……”溥杰忙把手放在身后。溥仪的大妹也赶紧溜到屏风后面，吓得快要哭了出来。
溥仪还在穷追猛打：“这是明黄的！不该你使的！”“嗻！”
在嗻嗻声中，兄弟二人又恢复了君臣的身份。这件事使得溥仪多年之后回忆起来感慨颇多。
兄弟两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时局的变化，也渐渐经历着不同寻常的事情。溥杰17岁的时候，娶了隶属于满洲镶红旗的女子唐怡莹。唐怡莹姓他他拉氏，是珍妃和瑾妃的娘家侄女。但是，婚后夫妻二人的关系一直
不好。
1926年，唐怡莹成为东北少帅张学良的情妇，她曾经鼓动溥杰前往奉天进入讲武堂求学。此后，唐怡莹与溥杰的家人决裂，对溥杰及其家人的关系极其不满。溥杰在日本读书期间，按捺不住寂寞的唐怡莹又勾搭上了军阀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成为卢筱嘉的情妇。
依仗着军阀卢永祥的势力，利用溥仪离开天津到东北和载沣全家都住在天津的机会，在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之下，唐怡莹把醇亲王府的大批财物用卡车拉走，据为己有。
在天津的载沣得知消息后焦急万分，但是又无力和军阀卢永祥相抗衡，最终在日本人吉冈的帮助下，恐吓唐家人签署了与溥杰的离婚协议书，上面写着“情愿离婚，情愿不要赡养费”的字样，之后她去了日本。吉冈又找到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幕后主凶本庄繁，还有事变时任日本陆军大臣、后任朝鲜殖民地总督的南次郎，让他们帮忙为溥杰选老婆。
那么吉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据溥仪回忆说，溥杰在日本学习院大学毕业后，就转到了士官学校当陆军。1935年冬，溥杰从日本回到长春，当了禁卫军的中尉。从这个时候起，关东军里的熟人就经常和他谈论婚姻问题，什么男人必须有女人服侍啦，什么日本女人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妻子啦，不断地向溥杰灌输此类思想。
但是溥杰向溥仪提及此事时，都是一笑了之，以为那只不过是日本人在开玩笑而已。直到关东军派到溥仪身边的吉冈向溥仪透露了关东军的意思：“陛下，关东军本庄繁大将准备让御弟溥杰娶一位日本妻子。”还说之所以让溥杰与日本女人结婚是为了所谓的“日满亲善”。
尽管溥仪早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但还是大吃一惊。溥仪当时未置可否，心里却是十分的不安。因为当时溥仪虽有“皇后”和“妃子”，但却没有子嗣，而溥杰一旦有了日本血统的男孩，必要时就会取他而代之，也就意味着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氏将含有日本血统。
溥仪绝对不会把爱新觉罗氏的“江山”拱手让给日本人，虽然现在他是日本人的傀儡，但他和日本人之间更多的是相互利用罢了。于是溥仪就赶快找来二妹一块儿来商量。最后决定，先下手为强，赶快动手，抢先给溥杰办亲事。
更绝的是，溥仪还把溥杰找来了，一本正经地告诉他，绝对不能娶了个日本老婆，否则自己就完全处于日本人的监控之下，让他“随时完全受不了”。最后安慰他道，自己一定会给他这个弟弟找个好老婆的，不要着急，不要想什么日本女人，要好好听哥哥的话。
溥杰一切都恭恭敬敬地答应了。溥仪为了兑现诺言，更多的是为了自己，就委托自己岳父家的人开始在北京寻找，很快就找到了一位合适的人选。这位女子是婉容的亲姨、人称“大格格”的恒慧之女王敏彤。经过一番说和，母女二人和溥杰都没意见。
不料吉冈突然找到了溥杰，蛮横地说，关东军希望他跟日本女子结婚，以增进“日满亲善”。溥杰既为“御弟”，自应做出“亲善”的表率，这是军方的意思，本庄繁大将在东京将要亲自为溥杰做媒，因此不可以再去接受北京的亲事，应该等着东京方面的消息。无奈之下，溥仪和溥杰哥俩只得服从日本人的意见。
关东军本来打算给溥杰找一位具有皇族血统的女子，但是如果把一个皇家公主嫁给溥杰就有违了日本皇室的法典。如此一来，只有在仅次于皇族的公卿华族女子中挑选。在众多的华族姑娘照片中，他们最后挑选了嵯峨家族的嵯峨浩。
当时嵯峨浩芳龄二十有三，在女子学院学习画画。在日本生活学习多年的溥杰，看了嵯峨浩的照片后，觉得她温文尔雅，美丽娴静，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日本女孩，就欣然同意了。
而嵯峨家族得知这件事后，嵯峨浩的祖母开始死活不同意，直到军方安排溥杰和嵯峨浩的家人见了面后，态度才有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嵯峨浩的祖母见了溥杰后，觉得他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就对家人赞不绝口地说道：“真是个堂堂的好青年，这么有出息的青年，日本人当中也少见。像他这样的人，就是没有地位，不是日本人也成啊！”（张溥杰突然觉得嵯峨浩的祖母说的这话很有道理呢。）
1937年4月3日，两人在日本东京的军人会馆（现九段会馆）举行了盛大的结婚典礼，伪满洲国熙洽和日本皇族竹田宫恒德王携同王妃出席了典礼。时年溥杰30岁，嵯峨浩23岁。
之后，嵯峨浩相继生下了两个女孩。到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满洲国解体，溥仪和溥杰在逃跑时被苏联红军俘获，押往伯力，成为阶下囚。两年后，嵯峨浩带着二女儿嫮生跟随日本军队，辗转回到日本国内。而大女儿慧生，则早在其5岁，也就是1943年左右就已经留在日本生活了。
1950年，溥杰和溥仪被押解回国，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5年后，溥杰15岁的大女儿慧生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请求与当时在押的父亲通信，获得了批准。由此，在押战犯溥杰开始了与外界的通信。但不久，慧生因为和日本人谈恋爱，遭到了母亲嵯峨浩的反对，嵯峨浩认为她是中国人之女，应嫁给中国人为妻。最后慧生与那个日本青年殉情自杀，据说是跳下了火山口，年仅19岁。
1960年，溥杰得到特赦。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1961年嵯峨浩重返中国，在广州见到了阔别16年的丈夫。从此，嵯峨浩在中国定居。久别重逢的夫妻二人依旧相爱，而且相敬如宾。溥杰和嵯峨浩由政治阴谋再到真心相爱的这段传奇的跨国爱恋，也成为一段美丽的佳话。
末代皇帝溥仪宫中生活有多奢侈
爱新觉罗·溥仪，光绪三十二年，即1906年，生于北京什刹海的醇王府。溥仪是光绪的弟弟载沣的长子，因光绪皇帝无后，便被立为皇储，在光绪、慈禧相继挂了之后，登基做了最后一个皇帝，时年仅3岁。不久，辛亥革命就爆发了。
然而溥仪虽在辛亥革命后宣告退位，但却还优哉游哉地过着皇帝似的生活，每天依然是锦衣玉食，纸醉金迷。溥仪当时的生活到底有多奢侈呢？我们就跟着后来溥仪所作的《我的前半生》的回忆录一探究竟。
我们平常人吃饭没有多大的讲究，基本上都是做好了就吃。但是皇帝吃饭却有着极其复杂的程序，任何人不得出差错。首先皇帝吃的饭不能够叫做“饭”，而是称之为“膳”；吃饭不叫“吃饭”，而是叫做“用膳”；开饭不叫“开饭”，而是叫做“传膳”；厨房不叫“厨房”，而是叫做“御膳房”。
皇帝吃饭的时间并不固定，完全随着皇帝个人的喜好而定，饿了就吃，不饿就不吃。等到皇帝饿了，皇帝只需要一声潜台词是“我饿了”的“传膳”即可，太监们便一个接一个地喊着“传膳”，跟传火炬似的，一直传到御膳房的太监那里。
这边回声还没有消失，御膳房那边整装待发的太监们便已经开始出发了，跟嫁姑娘似的，几十个人抬着大小七张膳桌，捧着几十个绘有金龙的朱漆盒。平日里菜肴两桌，冬天的话还要加一桌火锅，除此之外，各种点心、米膳、粥品三桌，咸菜一小桌。而这些仅仅是皇帝溥仪一个人吃的。
就是当时的隆裕太后，每顿的饭菜也大概有百样左右，要用六张桌子陈放。溥仪还列举了一份“宣统四年二月糙卷单（阴历）”（即民国元年三月份的一份菜单），上面记载着一次早膳的清单。宫里一般只吃两顿饭，这里所谓的“早膳”其实就已经是午饭了。而在早上或者午后的时候，一般吃些点心。
在这份清单上列举着口蘑肥鸡、三鲜鸭子、炖肉、炖肚肺、肉片炖白菜、黄焖羊肉、羊肉炖菠菜豆腐、樱桃肉山药、炉肉炖白菜、羊肉片汆小萝卜、鸭条溜海参、鸭丁溜葛仙米、烧茨菇、肉片焖玉兰片、羊肉丝焖跑跶丝、炸春卷、黄酒菜炒肉、熏肘花小肚、卤煮豆腐、熏干丝等等几十种菜。而这些只是供皇帝一人享用的，因此这些菜的功能百分之八十是用来讲排场，而不是食用。
这些菜之所以能够那么迅速地被传上来，是因为御膳房早就已经将这些做好，放在火上煨着，以备皇帝突然传膳。其实皇帝并非真吃这些早已经过了火候的东西，而是吃太后或者太妃送的东西，她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膳房。所以说御膳房做的菜只不过是为了摆个排场而已。不要忘了，这份清单还是民国已经成立后的，而不是大清帝国时候的。
逢年过节，或是太妃生日，皇帝为了表示自己的一片孝心，会让御膳房制作一批菜肴送给太妃，溥仪对这些菜肴有着精辟的评价：“华而不实，费而不惠，营而不养，淡而无味。”
那么这一种吃法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呢？溥仪找出了一本《宣统二年九月初一至三十日内外膳房及各等处每日分例肉斤鸡鸭清册》，这本清册上面有如下的记载：
皇上前分例肉菜二十二斤，计三十日，分例共六百六十斤：
汤肉五斤?共一百五十斤
猪油一斤?共三十斤
肥鸡两只?共六十只
肥鸭三只?共九十只
菜鸡三只?共九十只
除此之外，还有太后及几位妃子的分例，溥仪把它做成了一张表：
后妃名 肉（斤） 鸡（只） 鸭（只）
太后 1860 30 3
瑾贵妃 285 7 7
瑜皇贵妃 360 15 15
珣皇贵妃 360 15 15
瑨贵妃 285 7 7
合计 3150 74 74
溥仪一家六口，总计一个月要用三千九百六十斤肉，三百八十八只鸡鸭，其中八百一十斤肉和二百四十只鸡鸭是供年仅5岁的溥仪所食用的。
除此之外，每个月还都有添菜，添的菜比分例还要多。当月添的肉是三万一千八百四十四斤，猪油八百四十斤，鸡鸭四千七百八十六只，加上鱼虾蛋品之类，花去银子一万一千六百四十一两七分。
再加上杂费三百四十八两，连同之前的分例一共一万四千七百九十四两一钱九分。这还不算一年的点心、果品、糖食、饮料的费用，以及宫内大批的官员、太监、宫女等服侍皇家等人的开支。
除了大量做而不吃的饭菜外，还有大量做而不穿的衣服。一年到头都是在做衣服，总是穿新的，溥仪有一份没有年代的某个月衣料的清单：“皮袄十一件，皮袍褂六件，皮紧身二件，棉衣裤和紧身三十件。”不算正式的工料，仅贴边、兜布、子母扣和线这些零碎的东西就花了银元两千一百三十七元六角三分三厘五毫。
这仅仅是皇帝一人的，后妃们的分例也不在少数，且看一份溥仪结婚后的统计：
后妃名 皇后 淑妃 四位太妃 合计
各种缎 29 15 92 136匹
各种绸 40 21 108 169匹
各种纱 16 5 60 81匹
各种绫 8 5 28 41匹
各种布 60 30 144 234匹
绒和线 16 8 76 100斤
棉花 40 20 120 180斤
金线 20 10 76 106绺
貂皮 90 30 280 400张
这还仅仅是平常穿的，要是赶上节日庆典，花费更多。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体现皇权的至高无上。据说乾隆皇帝为了体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曾有过这样的一条规定：宫中的一切物件，哪怕是一寸草都不得丢失，因此他拿了几根草放在宫中的案几上，派人每天去检查一次，少一根都不行，美名曰：“寸草为标。”
谁曾想，到了宣统一代，宫内案几上的草是没有少，但大片大片的土地却葬送给了外邦。没落腐朽，没有本事拯救万民于水火，却只敢对手无寸铁的草民大发淫威，这是历朝历代，都需要引以为戒的。
穷小子汪精卫怎样让白富美非他不嫁
提起汪精卫，想必大多数人都曾“久仰”他的大名，也都会恨他恨得牙根疼，他就是中国头号大汉奸，换句话说，是汉奸的集大成者。而他的妻子陈璧君，也“妻因夫荣”，“赫赫有名”。当然，汉奸不是天生的，从没听说过哪个人一生下来就是汉奸。汉奸再怎么着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有时甚至也会上演出一场羡煞旁人的爱情故事。
热血贫寒青年
汪精卫，本名汪兆铭，精卫是他的笔名，因敬佩“精卫填海”的精神而取此笔名。1883年，他出生在广东，父亲是个不得志的文人，虽也在广东做过幕僚，但毕竟是个小差事，薪俸不是很高。为了保全仕宦人家的体面，他们的日子过得相当清苦。在汪精卫十三四岁的时候，父母相继离世，他只好跟着同父异母的哥哥在一块儿生活（这一点很像牛郎和包拯，只不过他的运气要稍好些，哥哥嫂嫂相对善良）。
自古英雄多磨难，这句话是相当有道理的。出身贫寒的汪精卫奋发刻苦，不仅中了秀才，而且在1904年考上了留日官费生。别说在当时，就是在当下，对于一个贫家子弟的草根来说，这也是一件光耀门楣、令人兴奋的事。
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同盟会。年轻时期的汪精卫是个的的确确、地地道道的热血青年兼文艺青年，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
孙中山于1910年2月在美国洛杉矶召开长堤会议，并做出决定，暂时中止不成熟的起义活动，改为厚蓄实力。但是，青年汪精卫并不这样想，而且还对组织开始产生怀疑。3月份，汪精卫就贸然去行刺清政府的摄政王载沣，因事泄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清廷迫于压力不得不释放政治犯，汪精卫也在此列。身为文艺青年，他在狱中作的一首诗“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更是让他声名鹊起，为人所知。
富家千金小姐
与汪精卫相比，他的老婆陈璧君的家境就好得多了。陈璧君，又名陈冰如，是一个标准的白富美。她1891年出生在马来西亚槟榔屿乔治市，其父是南洋巨富陈耕基。
陈璧君15岁时在当地华侨小学毕业。她在华侨小学读书时就喜欢阅读进步书刊，受到了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随后，她进入当地的璧如女校读书。陈璧君聪明好学，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而且从小对政治十分关心。
当年，孙中山由日本来到马来西亚槟城，并且在槟城建立了同盟会分会。对政治一向充满热情的陈璧君在老会员的推荐下，成为同盟会的会员，而且是年龄最小的会员。
在女校读书期间，陈璧君经常在同盟会的机关报上看到笔名叫“精卫”的人写的文章，如《民族的国民》《驳革命可以瓜分说》等，这些文章写得非常好，说理透彻，文笔犀利。陈璧君非常佩服作者的洞察力，对此人的印象极其深刻，并且在对这个人好奇的同时也渐生了好感。
白富美钟情于穷小子
要说两个人的真正见面，则是在北京的照相馆里。1910年年初，革命党人为了方便开展工作，在北京琉璃厂马神庙胡同内成立了一家照相馆，作为革命党人的秘密机构。照相馆里的同盟会员就有汪精卫和陈璧君，其次还有黄复生、罗世勋等人。
在此期间，经同盟会分会长吴世荣介绍，陈璧君见到了她仰慕已久的汪精卫。初次见面，她的芳心就被眼前这个气质不凡、长相英俊的男人俘获了。
没过多久，她开始向汪精卫表白，然而却遭到了汪精卫的拒绝。可是陈璧君并没有死心，她甚至追随汪精卫去了日本。当同盟会为活动经费发愁的时候，她又慷慨解囊，把家里给她的钱全部拿出来作为同盟会的活动经费。
然而使汪精卫真正动心的是1910年他行刺摄政王被捕入狱时，陈璧君对他的不离不弃。这是极为可贵的。
汪精卫被捕后，陈璧君立刻就坐不住了，四处找人设法营救。有一次她买通狱卒，给汪精卫送去了十来个鸡蛋，并且带去了一封长信，信中表达了她对汪精卫的思念、关心之情。汪精卫见信后自是无比激动。试想，哪一个男人不为这般关心自己的女人感动呢？
于是汪精卫咬破手指在信纸背面写道：“信到平安”，并且满怀深情地回了一首题为《金缕曲》的词。词曰：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瘦。又添了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
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读，残灯如豆。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故人潺愁。愧戴却头颅如旧。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又。
这首词可谓写得平淡无奇，几乎没有亮处，但是真实地表达了汪精卫彼时彼刻的感情。
然而对于陈璧君的信，汪精卫害怕牵连到陈璧君，想撕毁，却又不忍心，就把信吞了下去。汪精卫出狱后，此事也一时成为佳话。
亡命鸳鸯未得善终
就是这样一对鸳鸯，在后来的道路中却双双沦落为汉奸，不由得让人为之惋惜，也使得一段爱情故事鲜有人知。不由得让人想起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那首诗来：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人生选择的道路不同，命运当然也就不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凡事有因必有果，做了坏事的人就要自食其果。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病情恶化，一命呜呼。在其死后，日本军方把他的尸体运到了南京。
在日本军警的监护之下，汪精卫被葬在他生前就已选好的梅花山麓墓地。梅花山位于中山陵左侧，是紫金山的一部分，因梅花多而得名。此处环境清幽，鸟语花香，是块风水宝地。
汪精卫的坟墓内窑为圆形，直径一丈四，墓壁上镶嵌着大理石。陈璧君自知他们夫妇二人作恶多端，卖国求荣，为世人所不齿。为免遭不测，陈璧君亲自布置汪精卫的坟墓，在棺木下葬之后，将五吨坚硬的碎钢块掺在混凝土内，然后浇灌成厚厚的墓壳。
陈璧君为了汪精卫墓地的安全可谓是煞费苦心，但终究还是在劫难逃。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蒋介石听闻汪精卫葬在梅花山上，大为恼火。他当即给何应钦下令，马上平坟。
何应钦接到命令后，马上派出工兵营秘密开展平坟工作。1946年1月21日夜，随着一声巨响，汪精卫“铜墙铁壁”般的坟墓被炸个稀巴烂。坟墓炸开之后，人们发现汪精卫的尸体由于做了防腐处理，依然保存完好。但是，其尸体不久便被送往清凉山焚尸扬灰。与此同时，汪精卫遗孀陈璧君的日子也不好过。处理好丈夫的丧事后，陈璧君回到了广东。在广东，她还想借着当时已是广东省省长的妹夫褚民谊继续把持广东事务。但是随即而来的日本投降，也就意味着陈璧君末日的来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后，蒋介石方面开始对陈璧君及褚民谊等汪精卫羽翼实施抓捕行动。不久，陈璧君和褚民谊在广州被国民党军统诱捕，随即被押往南京，关进了宁海路二十五号看守所，开始了铁窗生活。
当时江苏省的省会是苏州，江苏省的高等法院也设在那里。根据国民党政府关于被捕汉奸一律送各地高等法院审判的决定，1946年2月，陈璧君等人被押往苏州，关进了著名的狮子口监狱。
经江苏省高等法院数次提审后，宣判“陈璧君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生。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全部没收”。
法庭宣判后，陈璧君虽不服，但是表示绝不上诉，以示她也有受死的勇气。因此陈璧君一直被关押在苏州的狮子口监狱。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已是岌岌可危，4月份，我百万雄师过大江，同月苏州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接管苏州后，陈璧君从狮子口监狱被押解到公安局看守所。上海解放以后，又从苏州押解到上海提篮桥监狱。
由于陈璧君先前早已攒下了一身的病，1959年6月17日，因大叶性肺炎引起心力衰竭，死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医院，享年68岁。由于陈璧君的子女在解放前都已亡命海外，她在上海没有直系亲属，尸体由儿媳的弟弟代为收敛火化，骨灰送至广东。翌年，陈璧君在香港的子女派人到广州认领骨灰。同年秋天，陈璧君的子女将其骨灰撒入香港附近的大海。
纵观汪精卫、陈璧君一生，有着华丽的开始，却是悲惨的落幕，真是让人感慨万千。他们一意孤行、自以为是地坚持着所谓的“曲线救国”，不顾万千人民之感受。当发现已经冒天下之大不韪时，仍不思悔改，不肯浪子回头，因此他们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埋单，遭到世人的唾弃。陈璧君在被捕后依旧执迷不悟，直到晚年的最后几个年头，才幡然悔悟，但是为时晚矣。他们都早已被钉在了出卖民族利益的耻辱柱上。
袁世凯是怎样拿长子作秀的
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号容庵，汉族，河南项城人（今属河南省周口市），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军事人物，北洋军阀的首脑。
清文宗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即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先打开奈何桥，又打开鬼门关，一下子就来到了中原。他出生的那天，他的叔祖袁甲三恰好往家里寄了一封信，信中说到与捻军（捻军是太平天国时期北方的农民起义军，活跃于河南、山东、安徽、江苏一带）作战得胜。
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看到信后大喜过望，于是趁着兴奋劲儿，就为这个新生的婴儿取名为“凯”，并按照家族“保世克家、企文绍武”的辈分排行，给婴儿命名“世凯”，因为袁保中是“保”字辈，袁世凯自然就是“世”字辈。
13岁时的袁世凯曾霸气外露地写成一联道：“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由此不难看出，袁世凯绝非池中之物，他日必将是呼风唤雨之人。但是天意往往就是那样地弄人，胸怀大志的袁世凯先后于1876年和1879年两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能在科举第一关乡试中中举。
考场失意的袁世凯本来打算投靠仰慕已久的李鸿章，但是转念一想，李鸿章幕府中的人大都是名牌大学毕业，而自己连大学都没考上，于是就在1881年5月前往山东登州转投了淮军统领吴长庆。由于吴长庆和袁世凯的养父袁保庆交情甚笃，对袁世凯很是关照。
老子拿儿子作秀
从此之后，袁世凯先后远征朝鲜、创立新军，成为晚清重臣，直到最后登峰造极，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来还小丑跳梁一般于1915年12月，在所谓国会、民众请愿团（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筹安会和各省国民代表的推戴下，上演了一出恢复君主制的闹剧。其间，袁世凯还多次假惺惺地摆出一副实在不愿当，最终不敢违背民意，不当实在不好意思的样子，接受“皇帝”之尊号，建立所谓的“中华帝国”。
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是不错的。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其家人也跟着神气起来，虽然袁世凯表面上曾给人一种不任人唯亲的样子，但还是安排了其长子袁克定就任本部设北京西城旃檀寺的军官模范团团长。
仗着自己是总统的儿子，是“皇太子”，袁克定难免会沾染上纨绔子弟的习气。一次，袁克定坐轿车去大栅栏听戏，司机也狗仗人势不按袁世凯当局新制定的《京章》行驶，就被巡防交警（执勤巡官）给拦下了。司机满脸怒气地臭骂了一顿诸如“你知道车上的是谁吗”之类的，可是那个巡官铁定了心不让走。
袁克定心想，这是不把老子放在眼里呀，知道我爸爸是谁么，就让司机开车。巡官一看也火了，于是就拉响警笛，喊过来一大帮巡街的哥们弟兄。
最后事情闹到了警察总监吴炳湘那里，吴炳湘是个官场老手，不敢轻举妄动，就打电话向老板袁世凯请示，袁世凯大义灭亲地说道：“袁克定犯《京章》，照《京章》严惩不贷。”
有了老板的指示，警车就由户部街京师警察厅一路狂奔，边走边喊：“大总统口谕，袁克定犯《京章》，照《京章》严惩不贷。”在无数双看热闹的眼睛的注视下，袁克定不得不下车，然后上了吴炳湘的专用轿车，直接开到中南海的总统府。
袁克定怒气冲冲地进去找老爸袁世凯，心想我的亲爸爸哎，可见着您了，您可得为您的儿子出口气呀。于是他满脸委屈地说道：“您对吴炳湘不薄，可他竟然拿我开刀，出我的丑，成他的名。”
袁世凯心想，乖乖哎，你真是不懂你爹啊。袁世凯脸上一副威严的样子呵斥道：“借你成名何止吴炳湘一人，我也借你成名。你给我二人送名来，我们焉有不受之理，那岂不辜负了你的一番好意？他日你若再犯《京章》，被警察拘押，我将亲赴警署，一者，谢教子不严之过；二者，保你出狱，以尽父道之慈，岂不更成民国大总统，民国警察总监之名乎？”袁克定本想让他老子替他出气呢，没曾想竟然挨了一顿臭骂，这才明白，自己的老子这是拿自己向全天下人作秀呢。
儿子忽悠老子
袁克定（1878～1958），字云台，别号慧能居士，外号袁大瘸子，出生在河南项城，是袁世凯的原配于氏所生，同时也是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生得也算一表人才，一点都不像袁世凯的亲儿子。不过袁世凯无论到哪儿都带着他，甚至去朝鲜时也是。
而他“袁大瘸子”的外号，则是因为他的确是腿瘸。至于他是怎么腿瘸的，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他是从马上摔下来的，有人说他因为伪造报纸被袁世凯打瘸的。不过前者较为可信，因为他同父异母的弟弟袁克文写过一本叫《辛丙秘苑》的书，其中有一段《袁克定坠马》，讲述的就是袁克定瘸腿的事儿。
不过其伪造报纸倒是真有其事，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欺父误国”，袁克定为了让自己成为名正言顺的皇太子，就一直和杨度向自己的老爸鼓吹君主制。但是，袁世凯有所顾虑，不敢贸然行事，袁克定为了打消袁世凯称帝的疑虑，照着《顺天时报》的样子出版了一份山寨版的《顺天时报》，文章都是他自己组织策划的，主要内容是全国各界都希望袁世凯做皇帝，日本也赞成袁世凯做皇帝。这份山寨版的《顺天时报》只为袁世凯一个人出版。《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办的一份中文报纸，袁世凯为了解日本的动态，以及日本都在关注中国哪些事情，几乎天天看这份报纸。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袁世凯最终还是发现了其中的端倪，知道自己称帝已经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气急败坏的袁世凯怒斥袁克定“欺父误国”，并挥杖怒打袁克定（这就是袁克定被袁世凯打瘸腿说法的根据）。之后袁世凯下旨“取消帝制，恢复民国”，断了袁克定继承皇位的念头。从此，袁世凯一病不起，不久去世。
有资料记载，袁世凯死后，王士珍、张镇芳等打开金匮石屋，找出了袁世凯留下的继承者提名。按照袁世凯版本的《大总统选举法》，由前任总统提名三个候选人，然后选出一人做总统。名单写于嘉禾金简，藏于金匮石屋内。这其实和清朝的做法有点儿像。被袁世凯选中的三人分别是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
袁世凯一死，袁克定不久被逐出中南海，背着“欺父误国”的罪名，不受各路人马的待见，自己家也是“门前冷落鞍马稀”。
热闹老子寂寞儿
1937年后，袁克定迁到颐和园的清华轩别墅。但这时的袁克定已穷困潦倒，到了靠着一个忠实的老仆人拣菜帮子生活的地步。但他还是保留了中国人的骨气，北京沦陷后，日本人土肥原贤二为了表示“中日亲善”，极力拉拢一些知名人士充当门面，曾找到落魄的袁克定，并许以高官
厚禄。
袁克定则登报声明，拒绝为日本人做事。“饿死不做汉奸”的美名一经传出，袁克定也被人们刮目相看，“欺父误国”的事逐渐被人淡忘。
之后他又和表弟张伯驹生活了一段时间。建国后，张伯驹还举荐他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无论怎样，他好歹也算是有了份工作，每月有六十块的工资，相对于一般人的工资，也不算低了。1958年，袁克定在北京安详地辞世，享年82岁，打破了袁世凯所说袁家人没有过60岁的记录。
袁世凯凭借自己的本事，达到呼风唤雨的地步，他本来可以用自己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为天下苍生谋取幸福，青史留名，可是他偏偏鬼迷心窍，痴心妄想，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做皇帝，落得个遗臭万年。
袁克定本可以凭借优渥的家庭背景，帮助自己的父亲治理国家，让自己的父亲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人，可他自己却不甘于寂寞，痴迷于要做皇太子，最终却落得“欺父误国”的骂名，潦倒落魄。好在他还有几分铮铮铁骨，保留晚节，得以善终。或许这正是历史的迷人之处吧。
郁达夫鲜为人知的浪漫史
曾经豪情写下“曾因醉酒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一代民国大诗人、大文豪郁达夫，除了在文学上造诣颇高外，其风流韵事也为人们津津乐道。郁达夫的一生中为大众所熟知的妻子或情人一共有四位，分别是孙荃、王映霞、何丽友以及李筱英。
除此之外，郁达夫还在风月场所结识许多烟花女子。然而有可能令你意想不到的是，一代风流倜傥的诗人却把他宝贵的人生“第一次”，竟然也奉献给了一个无名的日本妓女，这究竟为何？诸君稍坐，听我慢慢
表来。
凄苦童年是达夫
郁达夫，名文，字达夫。光绪二十二年，即1896年（也是“90后”啊）出生在浙江富阳县——元朝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描绘的就是他们那个地方。郁达夫在1900年，即4岁的时候就“被孤儿”了，父亲追随祖父的脚步，在38岁时就撒手人寰（他爷爷也是英年早逝）。
就这样，4岁的郁达夫和母亲以及两个哥哥一个姐姐（这个姐姐是他父亲的养女，他的亲姐姐已经做了别人的童养媳）相依为命。而他的两个哥哥常年不在家，实际上就是郁达夫和母亲以及姐姐在一块儿生活。这样一来，对郁达夫的性格产生的影响是使他对女性有一种天然的依赖感。
当然，不幸的童年也使得郁达夫知道上进，奋发图强，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后来到了日本留学，他的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令人生羡。真可谓是“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
只因前途别君去
清宣统三年（1911年），15岁的郁达夫要从富阳县高等小学堂毕业了，那时和现在不同，毕业都在岁末。郁达夫领了毕业文凭，晚上又参加了送毕业生晚会，趁着传统佳节，师徒几人喝得都醉醺醺的。作为优秀毕业生，郁达夫又得到了一份奖品——一本《吴梅村诗集》。
然而郁达夫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由于富阳县没有中学，要上中学都必须去外地。这样的话，他就必须要离开她了——一位姓赵的少女。据郁达夫后来回忆说，这段青涩的恋情是在诗人11岁、赵家少女9岁的时候开始的。由此可见，一代文豪也早恋，然而这并没有影响人家成为一代
名士。“我得去看看她，和她作个诀别才是呀。”郁达夫悄悄地离开了酒宴，要去看看他心爱的人儿。
就这样，郁达夫踏着月光，伴着玉盘，哼着小曲儿，吹着小风，迈着小步，带着有点儿小激动的心情，来到了自己心爱的人家门前。
轻轻地推门进去，他看见自己心爱的人趁着油灯正在那儿练习写字。诗人就惊喜地从背后给她一个拥抱。之后两个人又耳鬓厮磨、软侬细语了一番。但见好花皆易落，鸳鸯仍需作离别。郁达夫说明了来意，两人难免伤感万分，伤感之余，自然少不了卿卿我我。但毕竟是小孩子，再怎么亲热，也只是拉拉手而已。
扶桑少女卡哇伊
1913年，这时已是民国二年了，17岁的郁达夫跟随长兄郁曼陀及长嫂东渡日本求学。
然而在性方面，自古以来日本就比中国要开放得多，例如男女共浴，甚至父女也可以共浴。不要说在古代中国社会，就是在当下的中国，恐怕能够接受的人也不多。
郁达夫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考取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官费生的资格。在离别了长兄后，郁达夫独自一人在十里洋场、一片繁华、纸醉金迷的东京安顿下来。在这样一个灯红酒绿的繁华都市，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难免会倍感寂寞。
一次，诗人在东京市外的一家公园游玩，邂逅了两个可爱的扶桑少女。她们一边赏着樱花，一边唱着歌儿。可谓是人歌樱花交相映。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诗人更是如此，他被这两个异国女子吸引了。
此时的郁达夫已经谙熟日本的言语习俗，就主动上前去搭讪。由于诗人的才情，他们起初交谈甚欢。但当这两位少女知道诗人是中国人后，就露出鄙夷的目光。于是，这一场美丽的邂逅不欢而散。
诗人感觉到了东京这个大都市的冷漠和悲凉，就于1914年辗转离开东京这个伤心地，进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学习。
由于郁达夫生性孤僻，在名古屋他也没有交到几个朋友，即使是和中国的留学生交往，也都是泛泛之交的同学关系，没有一个真正的知音。
在此期间，一个叫做后藤隆子的日本女孩走进了郁达夫的世界，郁达夫称她为“隆儿”。两人在日常的交往中渐生情愫，然而身在异国的郁达夫纵使对异性有着极度的渴望，也没敢捅破这层窗户纸。只是为隆儿写了几首有所暗示的诗：
几经沦落至西京，千古文章未得名。
人世萧条春梦后，梅花五月又逢卿。
我意怜君君不识，满襟红泪奈卿何。
烟花本是无情物，莫倚箜篌夜半歌。
犹有三分癖未忘，二分轻薄一分狂。
只愁难解名花怨，替写新诗到海棠。
这段蒙眬的爱恋，注定只能成为回忆。可是诗人终究是注重感情的，因此后来又写了一首《留别隆儿》——
平生窃羡蓝桥梦，略识扬州子夜春。
莫向杏坛提品第，本来小杜是诗人。
匈奴未灭家何恃
郁达夫流亡至苏门答腊，因为精通日语而被迫做了日军的翻译，期间他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暗中保护了大量的文化界朋友、爱国侨民以及当地居民。1945年8月29日，郁达夫在苏门答腊失踪。后来，外界默认为这一年为其终年。新中国成立后，郁达夫被追认为了烈士。
之所以写郁达夫的浪漫情史，并非是要八卦，而是从各个角度去解读这个名噪民国一时，直至今日仍颇有影响的一代文人，使其看来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平常人。更需要说明的是，人无完人，凡人都有可能在某个时期做出一些莽撞的事来。但是，更值得我们铭记的是郁达夫的拳拳爱国之心，以及他给我们留下来的众多佳作。
提倡设立中国情人节的奇女子蒋碧薇
现代史上著名的画家徐悲鸿出身贫寒，自幼跟随精通诗歌书画的父亲徐达章学习书画。徐家一家八口，徐达章在40多岁时就去世了，作为家里的长子，徐悲鸿就开始挑起了大梁。
1912年，17岁的徐悲鸿便在宜兴女子初级师范等学校任图画教员。但是，徐悲鸿是一个不甘于屈服的人，他不愿安于命运，决心去上海深造。1916年他进入上海震旦大学（就是后来的复旦大学），在法文系半工半读，并自学素描。当时蒋碧薇的父亲在上海震旦大学任教，后来，徐悲鸿就成了当时蒋家的常客。
徐悲鸿刚一到蒋碧薇的家中，就给她家里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徐悲鸿长相英俊，落落大方，深得蒋家人的喜爱。而徐悲鸿也把蒋家当成了自己的家一样，有空就来蹭饭、留宿。长此以往，日久深情，徐悲鸿和蒋碧薇各自心中都暗生情愫。
而在此时，徐悲鸿的妻子在老家病逝，儿子也不幸早夭，徐悲鸿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光棍。蒋碧薇的父亲很欣赏徐悲鸿的才华，也很同情他的遭遇，似乎带有暗示性地说道：“如果再有一个女儿就嫁给他。”
相亲相爱
当时徐悲鸿进入上海震旦大学就是为了到法国留学深造，去法国留学前，徐悲鸿想起了蒋碧薇。他十分渴望能够带她一起走，但是徐悲鸿害怕被拒绝。于是徐悲鸿就让一个朋友去问蒋碧薇愿不愿意和徐悲鸿一同前往法国，蒋碧薇欣然应允了。
徐悲鸿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自然是万分地欣喜。欣喜之余，徐悲鸿刻了一对水晶戒指，一只刻上“悲鸿”，另一只刻上“碧薇”，还得意地向别人炫耀：“这是我未来太太的名字。”
徐悲鸿本来打算去法国，但是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得火热。于是在1917年5月14日这一天，徐悲鸿带着18岁的蒋碧薇到了日本东京。18岁的蒋碧薇是第一次出远门，而且是跟着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男人，这足以说明蒋碧薇作为一个女人敢作敢为的勇气。
到了日本以后，他们二人过着贫穷、飘忽不定的生活，没有一丁点儿的收入，只是靠着来时带的钱过活。于是几个月后，他们不得不狼狈地回到上海。回国后，徐悲鸿找到赏识他的康有为，想让他帮忙谋一个官费留学生的资格。
康有为欣然应允，答应让他的弟子帮忙。之后，徐悲鸿让康有为的大弟子给当时的教育总长写了一封信，请求给徐悲鸿一个官费留学生的资格。最后，徐悲鸿出国留学的事情解决了。
1919年3月份，一战已经结束。徐悲鸿带着蒋碧薇启程前往法国，开始了正式的留学生活。在欧洲留学期间，因为官费断断续续，不能持续发放，而徐悲鸿和蒋碧薇又没有家里的接济，因此经常陷入经济危机。诚如蒋碧薇所说，在这9年中，他们历尽了千辛万苦。
尽管风雨不断，但是相知、相爱、相依、相偎的两个人，依旧搀扶着走过了这风雨旅程。留学期间，他们结交了一群十分要好的朋友，其中有张道藩、刘纪文、邵洵美等人。他们模仿上海的“天马会”，成立了一个“天狗会”。由于蒋碧薇身材高挑，容貌端庄典雅，皮肤白皙，且是这一群人中唯一的女性，于是她被戏称为“压寨夫人”。
蒋碧薇在这群人中间犹如众星拱月，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女神。1925年，徐悲鸿去新加坡筹款，蒋碧薇在“天狗会”朋友张道藩、谢康寿、邵洵美等人的照料下，比徐悲鸿在这儿时过得还要快活。他们经常一块儿去咖啡馆、去电影院、聊天、跳舞。
蒋碧薇犹如女神一般，高贵的气质比起金发碧眼的外国女郎，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时日已久，他们难免就会对蒋碧薇渐生爱意，只是碍于徐悲鸿的面子，不便于表现出来而已。后来与蒋碧薇维持了几十年密切关系的张道藩就是其中的一位。但是在当时，张道藩也只能把这份爱深深地埋藏在心底而已。
其实，蒋碧薇在跟随徐悲鸿之前，已经和别人订立婚约。但是，为了徐悲鸿，她毅然决然地违背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1927年，和徐悲鸿一起漂泊在外十年的蒋碧薇发现自己已经有了身孕，她与徐悲鸿两人喜出望外，并做出了一个决定，回国发展。
丈夫另有新欢
1927年10月1日，蒋碧薇独自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因为徐悲鸿已经提前回到国内布置居所去了。看似风平浪静的生活，实际早已暗流涌动。两年后，蒋碧薇又为徐悲鸿产下一个女儿。不料徐悲鸿对这个女儿很不喜欢，孩子偶有啼哭，徐悲鸿就会厉声斥责。
此时的徐悲鸿在国内已经有了很高的声望，以及收入不菲的理想工作。到了1930年的时候，声名远扬、生活无忧的徐悲鸿开始有了别的心思。一天，徐悲鸿向蒋碧薇坦承，说自己喜欢上了学生孙韵君。
这个消息对于蒋碧薇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她怎么也没想到，眼前这个自己曾经同甘共苦、深爱着的男人，现在竟然对自己说出这样的话。陪他漂洋过海，陪他历经千辛万苦，他却对自己说出如此冰冷的话语。
而在徐悲鸿看来，家里有个做饭的，外面有个好看的，只要谁都不提出异议，日子就可以这么继续舒心地过下去。但是，徐悲鸿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或许孙韵君可以不说什么，但是蒋碧薇不可以忍受。蒋碧薇虽是女流之辈，但她好歹也在外国待了那么多年，接受了新的思想。
她要争取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她是新时代的女性，她绝对不允许和别的女人共事一夫，她要的是婚姻中男女平等的权利，而不是名义上的夫妻。蒋碧薇的态度很简单：要么和孙韵君分手，要么和她蒋碧薇离婚。
但是，徐悲鸿不干了，他要维持名义上的夫妻名义，同时他也不想和孙韵君断绝关系。1933年，徐悲鸿和蒋碧薇去欧洲参加巡回画展。蒋碧薇试图借助这次出国的机会修复她与徐悲鸿之间的裂痕，但是，裂痕已无法修复，两人不欢而返。
回到国内，徐悲鸿立刻去找孙韵君，把蒋碧薇撂在了一边。之后，徐悲鸿追随孙韵君到了她的广西老家。1936年，广西局势紧张，蒋碧薇去找徐悲鸿，以示关心。但是徐悲鸿并不领情，蒋碧薇只好独自一人悻悻地回到南京。
巾帼不让须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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