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经·心经(阅读无障碍本)(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彭文译注

出版社：岳麓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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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经·心经(阅读无障碍本)试读：

导读

在当代社会，除了出家众和信仰者，就一般大众层面而言，提起佛教、佛经，认为是神怪、迷信者还大有人在。这与非正信佛教思想的泛滥，民间神道怪诞习俗的相沿，以及“精神鸦片”论说的流播，都不无一定的关系。

佛教创始于印度的释迦牟尼。他被尊之为“佛”（“佛陀”简称），就是“觉者”之意，谓是大彻大悟了的圣者。佛陀在自觉了之后，又用其智慧觉他，教化世间的芸芸众生，离别苦境而自在安乐。奉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为净化人心和社会奋斗终生。他慈悲为怀，尊重生命，不仅关爱人类，并泽及其他[1]有情界。因此，佛教能够流传数千年，成为世界性的宗教，信仰者不计其数，决非偶然幸致。

佛教不是有神论者，不赞同宇宙万物为神灵创造，不承认宇宙间有神在主宰一切；相反，它是无神论者。《

金刚经

佛教主张一切平等，泯灭任何的差别。即使是佛陀与众生（无论男女尊卑上下，被烦恼缠缚，往来生死，共生于世间者），也不例外。并不认为佛陀是尊居九天之上，众生乃匍伏九地之下，判若云泥，相去万里。《阿含经》说，诸佛皆出于人间。佛与众生不二，众生是不曾觉悟的佛，而佛是觉悟了的众生。《五灯会元》说：“涅槃平等，故圣凡不二。人心平等，故高低无诤。”佛祖释迦牟尼早在成道之时，就已经认识到了：“大地众生，皆有如来（‘佛陀’的另一种尊称）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著，不能证得。”佛陀说法四十九年，旨在教化众生，自净其心，度离苦海，获取自在。而所谓众生得度，乃是自性自度，并不是佛陀的神力所为。《金刚经》写道：“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若有众生如来度者，如来即有我、人、众生、寿者（即对外境存有分别之心，与凡夫没有两样）。”所以，持佛与众生截然两分看法的人，是不曾认识佛教的基本理论。

释迦牟尼住世时，也同众多弟子们一样，过着平凡、平等的生活。《金刚经》开卷便写道：“世尊（即“佛陀”“如来”的另一尊称）食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3]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佛祖的色身也非永恒，也同众生一样，有着生老病死。他诞生在一个尊贵的家庭，八十岁时涅槃于娑罗双树间，其舍利被八国所分配供养。他的一生不是怪力乱神，而是历史上大写着的人。

佛陀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遗产，这就是他的思想，他的经典，也即佛教所称的“法身如来”。佛陀在经籍里谆谆教导众生，一切唯教旨经义为重，而不主张信众视之为神灵。《金刚经》反复说到，“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则所得福德无量无边。并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有些人以为烧香拜佛，可以延寿、发财、保平安，而不是[4]遵奉遗教，自净其意，那是缘木求鱼，有违佛陀本来的教诲。

佛教传入中国已然两千多年，与本土文化长期相互碰撞，又有过三次重大的灭佛行动，有过太平天国急风暴雨般摧残，有过“文化大革命”雷霆式的扫荡，但是它始终不曾被消灭、被遗忘。它的顽强而坚韧的生命力，自证了其存世的重大价值。在我国历史上，不仅是编[5]户小民，乃至帝王将相，服膺其教者不在少数。甚至历朝历代的文化精英，心怀兼济天下的仁人志士，即使心中不信仰佛教，也对佛教怀有极大敬意。因为释迦牟尼平等博爱的慈悲精神，普度众生的宏大愿力和胸襟，与儒家的大同思想也是息息相通，为中华民族卓立于世界做出了贡献。今天，作为有文化的一代，了解点佛教知识，阅读些经籍，还是很有必要的。这在我们了解历史文化遗产、步入人生旅途，乃至在了知宇宙本源的认识论上，都不无裨益。

首先，说说佛教与中华历史的关系。

佛教对于中国的贡献和影响，借句佛经里的话说，“不可思议”。可以说，不懂得佛教的思想体系和流传历程，就难以弄明白许多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

从政治上说，佛教的影响往往微妙，难以觉察，这里只举其大者而言之。《金刚经》的翻译者鸠摩罗什，原是龟兹国（新疆疏勒）的高僧，名闻西域，王奉为师。前秦苻坚为了得到他，派遣吕光伐龟兹。吕光获得了他后，班师方至凉州，闻苻坚败，自立而为后凉。后来，后秦姚兴又灭了吕氏，将鸠摩罗什迎入长安。为了一位西域译经僧，前后竟有三国为之覆亡，当时佛教的地位可见其一斑。武则天是中国有名的女皇帝，为了取代李氏的祚位，想方设法乞灵于佛教。唐王朝因与老子同姓，太宗原有“道在佛先”的旨意，她为了抬高佛教，挟高宗下令：“不须分为前后。”并将法门寺佛指舍利，迎请入宫供养达三年之久。禅宗大师神秀被迎入长安后，又向武后推举慧能，使禅宗获得了一个绝佳机遇，南北两宗都得到了蓬勃发展，奠定了禅宗千[6]多年来的领袖地位。中国素来反对“牝鸡司晨”，女姓不得掌权。武后为了登上帝座，四处寻找理论依据，中土不成，便转向西方，让薛怀义重新翻译《大云经》，因为里边有两位女人为王的事例。至于佛教对民族团结的贡献，其著者，前有唐太宗以文成公主下嫁藏王松赞干布，后有清康熙皇帝在承德建造八大寺庙，怀柔信仰佛教的少数民族，靖边睦邻，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当然，皇帝崇信佛教，或是出于祈福延寿、消弭灾祸的心理，而客观上也起了止恶向善的作用。明代的成祖，清代的雍正，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例证。东晋僧人道安说：“不依国主，法事不立。”历代僧人与政权、政治的依存关系可以概见。当然，僧人在君主移樽就教时，也会不失时机，以其慈悲的心怀、佛教的义理，对君王施加影响，自也不在话下。

从文化上说，佛教更是渗入到本土文化的各个层面。中国文学便受益于佛教匪浅，一部古代文学史，如果没有佛教的影响，便会失其绚烂的色彩不少。中国第一首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的诞生，乃是受到马鸣“佛所行赞”的启发。唐之后，说唱文学如“弹词小说”“平话”的出现，明显是以佛教“变文”为其滥觞。而后的明清小说，影响最昭著的莫过于《西游记》，它的主要人物和故事，都出自佛经或佛教的载籍。明清小说篇中以散文叙事，而用“有诗为证”夹上韵文，篇末再以四或八句诗结束，正是套用佛经里“长行”和“偈颂”的模式。清代纪昀、蒲松龄的笔记小说，虽说乃出于依托，有违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说，却是借着佛教的因果论，惩恶扬善，旨高而意远。至于谢灵运、王维、白居易、苏轼等大家的诗歌，佛教思想的熏染痕迹，都是不胜枚举的了。而朱熹等理学家虽然揭起反佛的旗帜，但是思想相通的灵犀一线犹隐约可见，其所谓《语录》竟从形式到名称都取自于禅宗。

语言学也拜佛教所赐多多。六朝为佛教发展的兴旺时期，由于大量佛经的翻译，梵文的拼音“华严字母”也被介绍，中国文字的“反切”以此因缘会合，为中国有识之士发明出来。其后“四声”“等韵”便相继产生，近体诗和韵律也水到渠成，使唐诗宋词元曲能放出璀璨的奇葩，各占风骚数百年。也由于佛经源源不断的翻译，促使汉语的语词更趋丰富，能更好地为社会交流服务。有人研究，汉语从佛经里新增词语有三万五千多个。翻开一部《金刚经》，就会触目可见，诸如“佛”“比丘”“衣钵”“众生”“如来”“菩萨”“布施”“因缘”“功德”“世界”等，都不为汉语典籍所原有，而是出自佛经的汉译。有些词语虽然是汉语原有，但是增加了新的义项，扩大了使用范围。比如说，“分”，《金刚经》里的“初日分”，指的是一天的时间段，“

法会因由分第一

至于美术和雕塑艺术，佛教的石雕、石刻及绘画，无论其成就、其大气，都乃文人或民俗作品无法比肩。其中云冈、敦煌、龙门石窟艺术，更为世界各民族所惊叹。

就宗教而言，中国道教属于本土宗教，但是在未接受佛教影响之前，杂乱而无章。魏晋之后，吸纳了佛教的许多长处，有些东西竟是照搬佛教。我们稍稍研究道教的仪轨和经文，就不难发现这一点。“观世音菩萨”，本是佛经里才有的人物，可是道家尊之为“慈航道

[7]人”，供在了他们的三清殿堂。而儒家思想浸润佛教也在在可见，禅宗所谓“马祖建道场，百丈立清规”，《百丈清规》名曰与中国实情结合，实将封建制度和等级思想纳入了其中，与佛祖平等理念及戒[8]律多有不合，历来受到教内的严厉批评。

其次，说说佛教对社会的净化作用。

各个民族、各种宗教都有自己的言行标准，以求发展的健全和安定的维系。中华民族数千年尊崇孔子和儒术，仁、义、礼、智、信便成了全社会的道德准则。佛教文化融入了中土文化后，其道德标准也影响到了社会各层面。只是从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到“文化大革命”的“横扫一切”，旧的道德标准被粗暴颠覆，而新的又无法建立起来，社会道德才会出现今天如此严重滑坡乃至缺失的现象。即令有人提出了某些行为准则，但在人欲横流的颓唐风气中，竟是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世界的潮流也不容乐观，战争此起彼伏，生存环境恶化，道德水平下降，人心浮躁不安。据报道，联合国曾邀请各宗教的代表座谈，希望能为社会提供一套合理的道德标准。联合国此举并非无的放矢，因为世界各大宗教的教旨，都主要是立足于“爱”，重视建立人际的良性关系，提倡为他人牺牲奉献的精神。

佛教影响国人的道德修养，首先不能不提及佛祖释迦牟尼。他出身高贵而又能抛妻弃子，出家修道，而后四十九年弘法利生，不遗余力，直至涅槃。自觉觉他，自利利他，尊重生命，慈悲为怀。乃至为了众生的利益，怀有舍身饲虎的精神。他的思想言行，为历史竖立起了一座丰碑；他的人格品德，也为人类作出了一个楷模。在他涅槃之后两千多年，其舍利仍被世界民众争迎供养，历史长河中堪与比肩的能有几人？《诗经·小雅·车》说：“高山仰止，景行行之。”佛陀就是这样的一位思想家、宗教家，一位光耀古今的历史巨人。

在《金刚经》里，佛陀说到：“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他说得谦逊极了，也亲切极了，使人有如坐春风的感觉。不像历史上某些政治理论家，处处居高临下，摆出一副救世主的脸孔，用虚幻的光环诱惑良善，自己也不能或未能真正的施行。

佛陀为了其徒众能息恶取善，制定了成百条的戒律，防制身心，[9]注重威仪，值得借鉴的东西也有不少。当然，我们不是佛教徒，不会将了脱生死当成人生目的，无须受到诸多戒条的禁锢。但是，佛教的基本理念，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将“贪、嗔、痴”视作三毒，认定荣华富贵为虚幻不实；如果人们对此能有清醒的认识，社会风气不就干净了许多？社会不就安定了许多？如果有人在此基础上，能够再上一层楼，不作自了汉，自觉觉他，自利利他，那就更是善莫大焉了。

在《金刚经》里，佛陀反复强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又说：“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著，是故说不受福德。’”这里是在宣说学佛修行，也包含着深刻的做人道理。当今社会有些人，心里头万千个念头，朝思暮想，都是财色，都是名利，都是贪著，在“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就不是个好士兵”的论调鼓噪下，人性的丑陋一面一一表露无遗。一些人乃至栽了大跟头，沦为千夫戟指的对象。

佛教有一个重要的伦常理念，即“三世因果论”：你在前世或今生造下的善业或恶业，在后来世必会得到果报。它诚然不合乎唯物论的观点，所以最遭社会的诟病和抨击。但是，事物总是具有着两面性。在近两千年历史中，这种理念对于推动民心的向善和维系社会的安定上，其影响力也不容低估。不说在著名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就连陈[10]毅，也曾写过这样的词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全部报销。”我们不敢说他相信佛教的因果论，但是这种理念存在他的意识里，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陈毅犹作如此说，遑论其他一般的民众。今天的社会风气如此不堪乐观，即使舆论高倡“以德治国”，贪腐仍在前仆后继，乃至日甚一日，不可遏止，佛教视“贪、嗔、痴”为毒的癌细胞，侵蚀着全民族健康的肌体。这不就是“文革”的“否定一切”“打倒一切”，所造共业的现世报应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即使不如佛教所言，有着三世因果的因袭；因果律还是不依人的意志，暗地里起着无法逆转的作用。

诚然，不是说佛教有了戒律，就可以完全约束其门众了，通统进入了“人天师表”的行列。事实上，各朝各代，不脱尘俗的佛教徒，都是在在多有。正如著名佛教学者黄念祖《〈金刚经〉一滴》所言：“看到来来往往的佛教界知名人物，从他们的言行可以看出，世俗的缠绕毫不少于常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妒嫉障碍，勾心斗角，争名好利，排除异己，一样也不少。于是我十分怀疑，这些人久修多少年，为什么一点也不脱尘俗！”更不说《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中佛陀说到的：“若有依我而出家者，犯戒恶行，内怀腐败，自称沙门，如秽蜗螺。实非沙门，自称沙门；实非梵行，自称梵行。恒为种种烦[11]恼所胜，改坏倾覆。”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一所好学校和众多好老师，并不能保证所有学生都成才。但是，有信仰，有追求，有约束，有监督，毕竟要比肆无忌惮好得多！

人们一般还存在一点误解，以为佛教主张静寂无诤，谦退忍让，缺乏积极进取和反抗精神。诚然，在《金刚经》里，佛陀讲到“忍辱波罗蜜”，忍辱被提到修行的原则高度。并且说到：“如我昔为歌利王割截身体，我于尔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对于横逆，不生嗔恨。但是，在人生的大是大非面前，佛教徒还是敢于抗争的。抗日战争中，许多年青僧人就参加了杀敌队伍。“文化大[12]革命”中，有的僧尼为了信仰，不惜破“杀生”的重戒。他们的姓名和事迹或不为人所知，但是其精神却垂于后世。

最后，要说说大乘佛教的认识论和逻辑特点。

从印度佛教史来说，大乘佛教是在公元1世纪左右才得以形成，而后北传至中亚、中国、日本、朝鲜等地，从而成为中国地区佛教的[13]主流。大乘思想虽源于某些早期部派佛教，但是有着许多理论上[14]的创造，如不仅主张人无我，而且主张法无我；强调“上求菩提，下化众生”思想，宣称人人皆具菩提心，可以成佛；斥言声闻（听闻如来声教而得证悟的出家弟子）的希求自度乃不了义，声称菩萨理想远胜于阿罗汉；重视六波罗蜜的修行实践，尤其强调布施的重要性。同时，陀罗尼一类的密咒术也为所吸纳，这就是《心经》终存密咒的原由。因此，大乘佛教思想不仅有着浓厚的宗教性质，而且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实践性的意义。

由于教义的分歧和历史的原因，小乘佛教指斥大乘经典“非佛说”，大乘佛教本是脱胎于小乘佛教，却并不讳言对于小乘思想的不满，乃至颇有微词。《金刚经》里说：“若乐小法者，著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则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持经功德分第十五》）“以要言之，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如来为发大乘者说，为发最上乘者说。”（《持经功德分第十五》）

明显有着对小乘轻视的意向。相反，《金刚经》却以大量的篇幅，赞颂大乘思想及其经典，显示扬此抑彼的内在意图：“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金刚经·依法出生分第八》）“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金刚经·持经功德分第十五》）

大乘佛教的基本思想，即“缘起性空”（或称“缘生性空”）说[15][16]，它反映了佛教的宇宙观和认识论。缘起，是谓万事万物都是依缘而生：因缘生，因缘灭；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性空，是谓一切存在之物中，都无自体、实体、我（自身规定性）等。空不是虚无，不是没有，而是指事物之虚幻不实。依缘生起，只是暂时，迁流变异，终归于空。空是世间一切存在的真相（实相），宇宙间大至世界，小至蝼蚁，莫不在缘起性空、性空缘起中生生不息。这一思想，正是《心经》开始所说：“五蕴皆空”，《金刚经》最末所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佛教否定人有灵魂的存在，有自我实体的存在，求其究竟相，毕竟不可得。人是从哪里来的？由地、水、风、火四大因缘会合，色、受、想、行、识皆依缘形成，直至缘散，心身俱泯，其生命历程全在有为法规律的支配之中。佛教既然认为，一切是本空而幻有，又何必执著为实？于是劝导世人，依般若波罗蜜多修行，以求获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究竟涅槃，得大自在。这种理念，不失为一个济世的良方，但是不能得到世人的普遍接受。

即使如此，佛教所提供的缘起性空认识论，还是引起了众多有心人的沉思。科学家爱因斯坦说道：“物质是由于人类的错觉。”又说，“宇宙中的存在只有场。”2010年，中国科学家们又成功地进行[17]了量子态传输实验。所有这些，似乎都在证实佛教的空观，是一种很有前瞻性的理论。至于宇宙的形成与消亡原因，缘起说是否能提供有价值的认识，还有待科学家们的深入探索、证实。而佛教的“三千大千世界”说，为近世喧腾的“外星人”论，提供了理论佐证，更能引起担心地球命运人们的丰富遐想。

六百部的《般若经》浓缩为五千字的《金刚经》，五千字的《金刚经》又浓缩为二百六十字的《心经》。所以，这两本经就代表着如来一代时教的精华，宣说了一种彻底解放心灵奴役的大智慧。后来人对于《心经》和《金刚经》推崇备至，不仅有历代的佛教信众，而且还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南怀瑾《〈金刚经〉说什么》评价说：“《金刚经》是佛经典中很特殊的一部，他最伟大之处，是超越了一切宗教性，但也包含了一切宗教性。”乃至于毛泽东也说：“《金刚经》与《六祖坛经》二书，虽系唯心论哲学，但其中有微妙的逻辑道理，不[18]可不读。”《金刚经》通篇是讨论“空”的思想，但是全文却未曾出现一个“空”字，这也显示出它的写作特色和文字魅力。至于《金刚经》的逻辑论证，独辟蹊径，自开生面，为前所未有。“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庄严净土分第十》“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如法受持分》第十三）“凡夫者，如来说即非凡夫，是名凡夫。”（《化无所化分第二十五》）

第一句举出某一事物，或某种概念和现象；第二句即对其真实性予以否定；第三句则再否定第二句，却又是对第一句的肯定。这种“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三段论式，在全经里有数十处之多。它既反映了般若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人类认识史上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自大乘佛教而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只有实相，才是世界的真实，事物的本来面目。人们思想认识中的对象，都属心的主观构想，其实背离了客观实际。而以般若观照其实相，则对此名相取不住、不执、不取态度。但是也不持断灭的观点，空、有对立而又统一。即《心经》所谓：“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实相无相，不实也不虚。《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所谓“如来”“涅槃”“实相”等，就是不同场合同一概念的别名。这种三段论式（事物现象——非为本体——乃是假名），随立随扫，就是斩绝一切相的金刚宝剑，观照实相般若学的辩证方法。

以上书证说明，自如来心法观照，没有什么“庄严佛土”这回现象，没有“般若波罗蜜”这一法门，和永恒不变“凡夫”这类人，这些都不是事物的实相，只是为了方便理解，才随顺立此假名。发菩提心求佛慧者，不应住于这些虚幻的外相上。一如《中论》所说：“因缘所生法，我（佛陀自谓）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中道即不偏不倚、不堕两边的真谛，也就是事物的实相。

这次整理和注释的《金刚经》和《心经》，正如明代永乐皇帝朱棣《〈金刚经〉序》所言：“爰自唐宋以来，注释是经者无虑数十百家。虽众说悉加于剖析，而群言莫克于折衷。”这次整理注释，也只能酌取一或数家之言，在语言文字上略加梳理，方便一般读者的阅读。大多是陈言相因，文字上有所取舍，或是略予订正。不敢说是读经的心得，更不敢说为讲经说法。因为佛陀自己说过：“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一个未能间窥佛学堂奥者，更不敢言解读佛陀所说，去佛头着粪、谤佛而造下心口意业了。由于佛经的赜深玄奥，和自己读书的囫囵吞枣，失误疏缺或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不吝赐正。

本书是取鸠摩罗什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及玄奘所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进行注释梳通。这两种佛经都极其著名，所以译本不止一种。我们附录了以上二经的另译本，即玄奘所译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七十七·第九能断金刚分》和宋代施护译《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旨在帮助读者理解经义，并得悉经文的本来面貌。鸠摩罗什译经，重在意义的传达，就译文的“信、达、雅”言，其达、雅可谓为经译的典范，但是信则显然有间。初期西来的译经僧人，大多汉文程度不是很高，需要借助中土知识分子捉刀。正如我国早期的翻译家林纾一样，他译出的西方文学风靡一时，自己却并不认识横行文字。玄奘也是有鉴于此，力主忠实原文，逐字逐句译经，一反鸠摩罗什等之所为。宋时译经三藏施护，在玄奘《心经》译本宏传甚广时，又重新译出新的版本面世。既然说是“奉诏（皇帝命令）译”，当然是朝廷上下认为很有必要，而且从版本到态度都严肃认真。

鸠摩罗什译本，最有名的话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共为“四相”；而玄奘译本则据原经作“命者想、士夫想、补特伽罗（即人、众生）想、意生想、摩纳婆（少年）想、作者想、受者想”，共有“七想”。又，《持经功德分第十五》云：“若乐小法者，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则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混为一种类型人物。而此处它种译本，则分说为两种类型。玄奘译本作：“如是法门，非诸下劣信解有情所能听闻，非诸我见、非诸有情见、非诸命者见、非诸士夫见、非诸补特伽罗见、非诸意生见、非诸摩纳婆见、非诸作者见、非诸受者见所能听闻。”流支译本作：“若乐小法者，则于此经不能受持、读诵、修行，为人解说；若有我见、众生见、人见、寿者见，于此法门能受持、读诵、修行、为人解说者，无有是处。”

施护的《心经》译文也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其开头结尾，一如其他佛经，开始有“如是我闻。一时，世尊在王舍城鹫峰山中，与大苾刍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并诸菩萨摩诃萨众而共围绕”，其末有“佛说此经已，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并诸苾刍，乃至世间天、人、阿修罗、干闼婆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字样。二是中云：“世尊从三摩地（禅定）安详而起，赞观自在菩萨摩诃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所说，如是，如是。’”说明在佛教原有经典里，观自在菩萨乃是男子，并不同如后世塑作女像。

流行本及所附二种另译，读者细心对照阅读，自可得到更多收获。

彭文二〇一〇年初稿二〇一一年清明节后改就

注释

[1] 佛教是否属宗教，教内外一直争论未休。现在仍有相当多的人，并不认为佛教属宗教范畴。

[2] 外道，指佛教以外的一切宗教，与儒家所谓“异端”指称相当。梵语的原义系指神圣而应受尊敬的隐遁者，初为佛教称其他教派之语，称外道经典为“外典”；而佛教自称“内道”，称其经典为“内典”。后世逐渐附加异见、邪说等义，外道遂成为贬称，意谓处在真理以外。

[3] 现今中国南传佛教地区乞食传统仍有保留，汉传佛教地区则不再沿门托钵。寺院中种种特权现象也多有存在，乃是封建制度及其思想留下的烙印，不能视作佛陀开创的平等传统。《百丈清规》（原本久已失传，现存的是伪本）里，规定有“普请劳作制”，说“凡有作务，一体参加，上下均力”，以至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说，更已成为了一纸空文。

[4] 有些寺庙的宗教活动，主要不是讲经说法，教化人心，而是“与时俱进”，想方设法聚敛财富，乃至高抬门票和法事的要价，偏离佛教已经不知几许了。诚然，也不能一概而论，许多寺庙不收门票费，拒要香灯钱，一切都提倡自觉自愿。僧人戒律谨严，自奉俭朴，诚心修行，不涉世务，从而赢得了广大信众的赞扬和崇敬。

[5] 魏晋南北朝之后，社会上层信仰佛教蔚为风气。顾炎武《日知录·士大夫晚年之学》：“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佛。”

[6] 《书·牧誓》：“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孔传：“喻妇人知外事。雌代雄鸣则家尽，妇夺夫政则国亡。”

[7] 即取《心经》“观自在菩萨”名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语意。

[8] 《释门正统》上云：“元和九年，百丈怀海禅师始立天下禅林规式，谓之清规。议者恨其不遵佛制，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明末高僧莲池、智旭认为律学之不彰、戒行之凌夷，禅门清规应负最大责任。近代弘一指斥说：“伪清规一日存在，佛教亦一日无改良之望也。”台湾的圣严亦说：“今后佛教的重整与复兴，不用再提清规二字，但能恢复戒律的精神，佛教自然就恢复了。”

[9] 诚然，末法时期戒律松弛的现象不为罕见，以致产生“当今佛教界戒律颓废的现象，早已引起许多人的关注与不安”（《中国禅学》）。本来沙弥戒就规定有，尽形寿（一生）“不捉金银钱宝”，现在的出家人蓄私财乃司空见惯，上层生活更形奢靡，与大众脱节。有的寺院乃至“半月半月说”诵戒的佛教仪轨都缺失了，所以“怖心难生，善心难发”，一些与佛陀教诫相背现象便时有所闻。有些寺院大幅度提高门票价格，大额度给导游回扣，诱使他们带团来游，不仅与佛教宗旨相背而驰，并为败坏社会风气推波助澜，遭到一些社会乃至佛教人士的非议。

[10] 《缨络经·有行无行品》：“又问目连：‘何者是行报耶？’目连白佛言：‘随其缘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11] 此经还说：“我终不许诸在家者，以鞭杖捶拷其身，或闭牢狱，或复呵骂。”甚至不许“率尔呵举破戒”的比丘。这就是《水浒》中鲁智深打杀镇关西后，出家作和尚以避罪的依据。《宋书·蛮夷传》载有上诏云：“佛法讹替，沙门混杂，未足扶济鸿教，而专成逋薮。”可见当时的社会犯罪分子，托庇佛门的现象非常严重。现在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出家人与在家众同等对待，取消了这种特别的权利。

[12] 陕西法门寺，有高僧为了保护寺塔地宫，舍身自焚，以阻挡红卫兵的进入。云南有僧尼为了反抗强迫还俗结婚，愤而自杀，不肯有辱毕生的修持。

[13] 俄国舍尔巴茨基《佛教逻辑·逻辑在佛教史上的地位》：“印度佛教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佛教徒自己把三个时期称作‘法轮三转’。”“大致地说，从公元前500年开始的佛教在其诞生地生存的1500年中可以平均分为三阶段，每一阶段持续500年。”

[14] 无我，指事物没有其本体。佛教所谓“我”，泛指己身潜在有一主宰，独立而常存，支配整个个体。无我，分人无我和法无我：人无我，谓人无本体，因业而生；法无我，谓法无本体，因事而立。《中国大百科全书》“无我”：佛教不承认世间任何事物现象是恒常的实在，认为一切均处在相对待的关系之中。事物的存在并不取决于它自身，而完全是不同因缘的聚合所致，事物的无常特性正是这种因缘性、相待性所决定的。无我包含两方面的含义：（1）并不存在主体之我，无论是精神之我（灵魂），还是生理的或心理的自我都是错觉；（2）任何存在均无自我规定性，均不能是自在的，而是他在的。这叫人无我和法无我。无我说的理论依据在于缘起。一般说来，人无我思想是原始佛教的基本内容，法无我思想是原始佛教的“空”的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它对实在观的否定已经不限于寻求宗教解脱的自我主体，而更推广到一切可称为经验存在的范围中去。人无我是从有情主体由色、受、想、行、识五种蕴集成分的短暂性作为论据来证明的；法无我为具大乘见地的主张，它进一步否定了作为五蕴的基本成分自身的实在性。小乘以色蕴为实在，大乘则认为不仅可以经验的四大所成色法，而且地、水、火、风四大自身也不是恒常的，任何事物现象本质空幻，如梦幻泡影，其实有观念完全是虚妄分别才产生的。

[15] 缘起理论，早在原始佛教时期就已产生，《杂阿含经》上将此表述为“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佛陀在成道后首转法轮时，宣说的内容之一便是缘起论。俄国舍尔巴茨基《佛教逻辑·佛教哲学的第一阶段》说：“相依缘起的理论是早期佛教的第三个特点。”而性空思想在原始佛教便已存在，但对它进行高度抽象化的思辨性描述，则是大乘佛教时期的《般若经》。早期佛教同意“人空”观，此时进而提出“法空”观。《佛教逻辑·佛教哲学的第二阶段》说：“新佛学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它否定了以前的佛教所认可的诸元素之真实性。”“佛教特有的相依缘起论，即法与法相互依持而不是由一法而出它法的理论，不但在新佛学中保留下来，而且更被宣布为佛教大厦的基石。”

[16] 台湾圣严法师《正信的佛教》“唯识就是唯心吗”一节中说：“佛教的基本原则，是缘生论。”

[17] 潘建伟、彭承志等《量子态隐形传输》，发表于英国2010.6.1《自然》杂志子刊《自然·光子学》，多国科学杂志网站转载。量子态传输被国家评为十大科学进展成就奖。

[18] 毛泽东言论，转引自印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序。佛教是“唯心论”之说，佛教界有不同看法。台湾圣严法师《正信的佛教》自序说：“佛教在世界性的各大宗教思想之中，显得非常特殊。凡是宗教，无不信仰神的创造及神的主宰，佛教却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唯物思想是无神论的，佛教却又与唯物论的观点不同。”又在《唯识就是唯心吗》一节中说：“唯识论虽以精神为主，但不否定物质，也不否定客观的现象。”金刚经解题

以“如是我闻”开卷的《金刚般若（bōrě）波罗蜜经》（简称[1]《金刚经》），相传乃佛（fó）祖释迦牟尼，于中印度舍卫城南边的给孤独园，为众多常随弟子以及信众宣说般若法，其中主要是与长老须菩提的对话，后来由其十大弟子之一的阿难记诵下来。

释迦牟尼（前623—前543），意为“释迦族的圣人”。他是佛教的创始人，也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少数思想家之一。被尊之为[2]“释迦牟尼佛”。“佛”也者，佛教修行最圆满最巅端的果位。它是梵文译音的略称，全称为“佛陀”，为觉悟真理者，即具足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如实知见一切法的性相，成就了等正觉的大圣人。

释迦牟尼本名悉达多，姓乔答摩。父亲是印度迦毗罗城净饭王，母名摩诃摩耶。其生年原来说法不一，1996年2月，尼泊尔政府称，由国际专家组成的考古小组发现，释迦牟尼于公元前623年生于尼泊尔南部的岚毗尼园，80岁时入灭。生后七日，母殁，为姨母波阇波提养育，由跋陀罗尼教养。幼年时，即对于人生的种种现象时有思考，或于阎浮树下目睹农人耕作之苦，或见诸兽相食而厌恶生死争斗。又在四门出游途中，看到人的生老病死之相，而萌生出遁世的念头。在他二十九岁那年，结婚生子之后，觉到诸愿皆了，遂乘月夜，令侍者车匿为伴，跨白马犍陟出家。先寻跋伽婆，而闻苦行出离之道；更访阿蓝迦蓝于摩揭陀国王舍城北弥楼山，知僧佉派之法；转而求问郁陀罗仙。历尽艰辛，不曾得到他所希望的大法。后入优娄频罗村苦行林六年，甚至日食一麻一米，极经苦修，形容瘦削。继而认为苦行并不是解脱涅槃之道，于是浴于尼连禅河，去尽身垢，并接受牧女捧献的乳糜。坐正觉山菩提树下，明誓道：“我不成正觉，誓不起此坐！”思维七七四十九日，最终悟得了宇宙人生是自缘起而有，万法皆由因缘和合共依存的真理，成就了了无上正等正觉。并在成道时说道：“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著，不能证得。”时年三十五。此后四十余年，走遍了恒河两岸，说法化导众生。佛陀的信徒，从国王、后妃到贫民、乞丐，遍布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体现了他的慈悲平等的博大胸怀。八十岁时，方在拘尸城外娑罗双树间涅槃。火化后的舍利，为摩揭陀的阿阇世王等八国君主分别造塔供养。

佛教按照一般说法，有大乘和小乘两大法门。所谓“乘”（念shènɡ），本指作为运载工具的车子；佛教喻指佛教教法，教化和乘载（故亦可念chénɡ）行人度离苦海，涅槃解脱。有的修行者，只求自身得解脱，不再来救度他人，便称为小乘；小乘所企望的果位是阿罗汉。有的修行者，自己解脱了生死，还来下化众生，则称为大乘；大乘的最高追求是获得佛慧，亲证佛果。因为修持对象和欲达目的不同，说法的内容和境界便有所差别。

般若（佛慧，见下解）经典是大乘佛教的核心，而《金刚经》又是般若法门的精要，所以《金刚经》在佛教经籍中，享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般若素被称作“诸佛之母”，“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即《金刚经》）出”（《金刚经·依法出生分第八》）。它蕴含了佛教对宇宙人生的认识，以及对佛法修行方法的导引。佛陀住世说法四十九年，就有二十二年演说般若玄义，广开法席百余会。般若系统部类的卷帙繁多，唐高僧玄奘译出的《大般若经》多达六百卷，《金刚经》只是其中的一分（第九会“能断金刚分”），也是千百年来翻译最多、讨论最久、注疏最丰、影响最远的一种经典著作。南怀瑾《〈金刚经〉说什么》评价说：“《金刚经》是佛经典中很特殊的一部，他最伟大之处，是超越了一切宗教性，但也包含了一切宗教性。”“金刚”，是世间最为坚硬的一种矿物质，黄念祖《〈金刚经〉一滴》认为：“金刚即印度的金刚石（即钻石）。”它具有坚固、光明、锐利的特性。这是容易被人了解的事物及其特性，用作比喻，说明人所不容易认识的般若体（本体）、相（象状）、用（作用）：般若之体坚固不坏，永劫常住；般若之相光明遍照，无所障碍；般若之用锐利无比，能断一切烦恼。僊游翁集英注：“此言金刚，乃若刀剑之有[3]钢铁耳。譬如智慧，能断绝贪嗔痴一切颠倒之见。”智《金刚般[4]若经疏》云：“般若幽玄，微妙难测，假斯譬况，以显深法。”“般若”是梵语的译音，其义为“智慧”。佛教认为，般若不是一般的智慧，而是最高无上的智慧，是“大智慧”“妙智慧”。不是凡俗所能，而是贤圣方有，乃为佛智、圣智。《智度论》四十三云：“‘般若’者，秦言‘智慧’。一切诸智慧中，最为第一，无上无比无等，更无胜者。”慧能《六祖坛经》说：“般若无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是名般若智。”陈雄注：“波罗蜜有六，或‘布施’，或‘持戒’，或‘忍辱’，或‘精进’，或‘禅定’，各占六度之一；唯一‘般若’，能生八万四千智慧，则六度兼该，万行俱备。”六度之中，般若极为重要，有了般若才能共同成为波罗蜜。当然，修行者获得此种智慧各有等差，所以产生贤圣不等的区别。

佛教常将般若分为三种：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和实相般若。文字般若，是指以文字记载的佛教经典，以及陀罗尼咒等。观照般若，指能观照到一切法真实绝对的空相，行起解绝，一切法空。实相般若，即以般若智慧达于真实绝对的境地，见知诸法实性，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生不灭。黄念祖《〈金刚经〉一滴》说：“粗浅说来，人们所看的大乘经论，以及所听的同类言论，这都属于文字般若。从文字般若的启发使人体会了佛法的深意，成为自己思想的定盘星，来看待身心内外一切事物，而更主要是返照自身自心的本源，就称为观照般若。在观照般若之中，一旦突然了达契悟自己的本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就证入实相般若。实相般若是般若的本体。实相就无相无不相。无相者：没有青黄赤白，长短大小，任何形象；不是有相，不是空相，不是非有非无，也不是亦有亦无，离开了这四句，遍离一切相。为什么又说实相无不相？因为实相虽远离一切幻妄之相，体性不空，遍为一切诸法作相。也即是说遍能显现一切相。”圆瑛《《〈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义》》云：“上述三种般若，不即不离，而三而一。实相般若，能为观照、文字二所依故；观照般若，能观文字所诠之理，而契入实相故；文字般若，能诠实相本体，与观照妙用故。”

在《金刚经》里，三种般若不即不离的现象随处可见，如“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如法受持分》第十三）即是。“佛陀说般若波罗蜜”，乃是文字般若。从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照见万法皆空，般若亦空，所以说“即非般若波罗蜜”。般若空时，也就照见到诸法的实相，即实相般若波罗蜜。而“是名般若波罗蜜”，乃其名相，非其实有，但又非不是（本经凡说“即非”，皆是指性而言。凡说“是名”，皆指相而言。凡说“即非”“是名”之处，既不著有，复不著空。所谓“是名”者，含有名相虽假，又未尝不是之意）。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般若”三段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在全经里比比皆是，是为般若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人类认识史上也有重要意义。“波罗蜜”也是梵语译音，即“到达彼岸”的意思。按照佛教的理解，即从生死迷界的此岸，而至涅槃解脱的彼岸。“彼岸”者，是对“此岸”而言：烦恼是此岸，菩提是彼岸；生死是此岸，涅槃是彼岸；凡夫是此岸，诸佛是彼岸。僊游翁集英注：“欲到彼岸，须凭般若。此岸者，乃众生作业受苦、生死轮回之地；彼岸者，谓诸佛菩萨究竟超脱、清净安乐之地。凡夫即此岸，佛道即彼岸。一念恶即此岸，一念善即彼岸。”是谓按照《金刚经》去修持，就能悟证佛法深邃的精髓，成就金刚不坏之本质，脱离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而成就妙智慧。也就是说，所有十方法界的众生，如果想要修行成就，臻至佛或菩萨的地位，成就正等正觉，都要经过《金刚经》的真修实证，悟觉之后方能达到。这就是“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的内在含意。“般若”“波罗蜜”，这种只翻梵音，而不及其义的翻译方法，是玄奘所说五种不翻中的“尊重不翻”。“经”，梵语音译作“修多罗”，或译作“契经”“正经”“贯经”等，而以“经”为正译。佛家常用贯、摄、常、法四字来解释，贯是全经义理串成一片而不杂乱；摄是能摄持、吸附所有的信众；常是古今不能变易；法是远近共同遵从。佛教典籍，可总括为经、律、论三藏（zànɡ，佛教经典的总称）。经藏是其中之一，也是三藏的根本，部帙也是最多者。经藏即佛祖释迦牟尼演说的教理，本来称作“法”（音译“达摩”），即“轨则”之意；后世当成教理纲要书籍，而改名称为“经”。中国传统讲“经”，即对思想家典范著作的尊称，比如《十三经》《道德经》之类，诚然佛经也包括在内。《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按照佛家的说法，金刚是喻，般若波罗蜜多是法，此经是以法、喻立名。《般若波罗蜜心经》则是以单法立名，而《佛说阿弥陀经》是用单人立名。

本经经文，从“如是我闻”到“果报亦不可思议”为前半，自“尔时须菩提白佛言”至卷终为后半。据历代学者研究，前后经文的语句与文意，有着显著的不同。僧肇谓前半系说众生空，后半则说法空。智与吉藏则谓，前半系佛为前会众所说，后半系佛为后会众所说；前半为利根（根性聪慧）所说，后半为钝根（根性迟钝）所说。

本经的翻译者是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金刚经》五十三家注解旧注：“‘译’者，用中国之言，翻改西土之语也。”“姚秦”，也称“后秦”，东晋时代五胡十六国之一。因是羌族姚氏主政，所以称“姚秦”；以别于苻氏前秦政权，史家或称之为“后秦”。都长安（今陕西西安）。盛时控有今陕西、甘肃、宁夏及山西、河南的一部分。“三藏法师”，原指精通佛教经、律、论三藏的法师。又作“三藏圣师”“三藏比丘”。印度早已采用这一名称，我国则指通晓三藏，并从事翻译经、律、论的高僧，其中尤以唐代玄奘最为著名，世人就以“唐三藏”尊称之。后世也作为有修持和教养高僧的美称。“鸠摩罗什”（344—413。一说350—409），东晋时代后秦僧人。祖籍天竺，出生于龟兹国（新疆疏勒）。是我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全名“鸠摩罗耆婆什”，其父“鸠摩罗炎”，母名“耆婆”，连父母以为名字。“鸠摩罗什”，意译为“童寿”，谓童年即有耆德。《晋书·艺术志》本传说：“罗什从师受经，日诵千偈。”父亲鸠摩罗炎原为印度国相，后舍相位出家，迁居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一带），还俗与国王之妹结婚。罗什出生后，七岁随其母亲出家，九岁又随母去罽宾游学，从著名僧人盘头达多学《杂藏》《中阿含》《长阿含》。十二岁随母回龟兹，遍通小乘经论及世俗文典。后随莎车国大乘名僧须利耶苏摩学《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转向大乘中观派。二十岁受戒，从卑摩罗义学《十诵律》。精于《放光》等大乘经论，名闻西域各国。前秦建元十八年（382），吕光破龟兹，获得罗什。二十一年，吕光占据凉州建立后凉国，罗什在凉州羁留了十六年。后秦弘始三年（401），姚兴灭凉，迎接罗什入长安。《隋书·经籍志》云：“时胡僧至长安者数十辈，惟鸠摩罗什才德最优。”后秦待罗什以国师之礼，“奉之若神”（《晋书·艺术志》），让他在逍遥园、草堂寺等处翻译佛经，据南朝梁代僧祐《出三藏记集》统计，共译有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其译经总数各书说法不一，唐代智升《开元释教录》则谓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中有《维摩经》《金刚经》《摩诃般若》《小品般若经》《法华经》《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成实论》《坐禅三昧经》《禅法要解》等。一时名僧如僧肇、道生、道融、僧睿、昙影、僧导等人都出其门下。

在中国佛教史上，《金刚经》共有六种原译，足见本经受到重视的盛况。其六种译本是：

一、东晋十六国时期后秦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二、南北朝时期北魏菩提留支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三、陈真谛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四、隋达摩笈多译《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

五、唐玄奘译，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之第九会，名“能断金刚分”；摘出单独流通，取名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

六、唐义净译，也名《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

以上六种译本均传世，《大藏经》里都有收录，而以鸠摩罗什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流传最盛。《金刚经》不若《大般若经》浩瀚，又不似《心经》简单，丰简适中，而阐说般若空慧无有余蕴。鸠摩罗什的译本，语言和文学造诣都很高，所以自古以来，弘传流通甚盛。相传唐代道宣律师问陆玄畅道：“什师所译经论，何以迄今受持转盛？”陆答道：“此师为七佛以来译经法师，甚得佛意。”又据《出三藏记》《梁高僧传》等书记载，鸠摩罗什临示寂时，在大众前发誓说：“自以昧，谬充翻译，若所传无谬，当使焚身舌根不坏。”火化后，果如其言。又据《梁高僧传》记载，姚兴以罗什聪明超凡，不希望他绝嗣，而以十女强迫他接受。元魏孝文帝曾至洛阳，遣使寻觅罗什的后人，并委任以官爵。到隋朝政权建立，关中姓鸠摩氏的犹有显者，相传即是罗什的后人。

鸠摩罗什译经，是以“达意”为原则，信笔直译。这也是佛经最早的翻译法，以懂梵文的胡僧与中国文人合作而成。如《四十二章经》，其文字水平显然非胡僧所能达到。如同早期介绍的西洋文学一样，林纾（琴南）并不能识西洋文字，而其“翻译”作品风行一时。唐代玄奘对罗什不以为然，直斥其非，而提倡忠于原典，逐字翻译。玄奘以后，所译佛经便遵从他所立的新规则了。江味农《〈金刚经〉讲义》分析两派优劣时说：“译经有两大派。一，即罗什一派。融会全经之义，以汉文体裁达之。故其所译，往往字句章节，不与梵文尽合。而无幽不显，无微不彰。东方人读之，尤为应机，较易领解。盖依义不依文也。即今人所谓意译也。一为玄奘一派，拘守梵文格式，不顺汉文方法。东方人读之，殊为格格，义亦难通。此殆今所谓直译者欤。”

鸠摩罗什所译《金刚经》，传统界分有两种：一是东晋释道安将经分为三分，二是梁昭明太子萧统将经分为三十二分。

道安所分：

初序分（从“如是我闻”至“敷座而坐”）

正宗分（从“时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座起”至“应作如是观”）

流通分（从“佛说是经已”至“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昭明太子所分：

法会因由分第一（从“如是我闻”至“敷座而坐”）

善现启请分第二

大乘正宗分第三

妙行无住分第四

如理实见分第五

正信希有分第六

无得无说分第七

依法出生分第八

一相无相分第九

庄严净土分第十

无为福胜分第十一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离相寂灭分第十四

持经功德分第十五

能净业障分第十六

究竟无我分第十七

一体同观分第十八

法界通化分第十九

离色离相分第二十

非说所说分第二十一

无法可得分第二十二

净心行善分第二十三

福智无比分第二十四

化无所化分第二十五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

无断无灭分第二十七

不受不贪分第二十八

威仪寂净分第二十九

一合理相分第三十

知见不生分第三十一

应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三十二品的分法，品目的分类，以及标题，都是出自昭明太子之手，古藏真经并没有如此界分和标题。南怀瑾在《〈金刚经〉说什么》中，盛赞昭明太子“标得的确很好，每一节里的重点，都用标题说明。譬如第一章‘法会因由’，就是说为什么有佛讲《金刚经》这件事。”流传的各种说解《金刚经》本子，有依三分说的，更多的是依三十二分说。我们以下也依三十二分说，分段进行解说和翻译。

注释

[1] 在中国，出家僧尼遵从东晋道安的主张，各舍其俗姓，皆以“释”为氏。又自称谓“释子”，意谓皈依了佛教门庭，继承了如来家业，成为释迦佛的后裔了。

[2] 《说文·人部》：“佛，见不审也。”原是“仿佛”的“佛”。而“佛陀”的“佛”，是来自梵文的译音词，与汉字的原义没有关系，并且读音也作了改变。《后汉纪·明帝纪下》：“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将悟群生也。”

[3] 本文注释如果引自《金刚经》五十三家注解本，则用“某某注”。

[4] 本文若用“云”“说”者，则非采自《金刚经》五十三家注解本，而是另外来源。法会因由分第一[1]

如是我闻。[2][3][4][5][6][7]

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

[8]十人俱。[9][10][11][12][13][14]

尔时，世尊食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15][16][17][18]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19]敷座而坐。译文

以下《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乃是我亲自听闻佛陀宣说。

那时，佛祖释迦牟尼在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和大比丘众一千二百五十人集聚在一起。当时，到了吃饭的时间，世尊着上法衣，捧着食钵，进入舍卫国都城化缘。在城内挨家乞食完毕后，依然返回原处。吃过了饭，收拾好法衣和食钵，洗完脚后，铺好座垫，盘腿而坐。注释

法会因由《金刚经》五十三家注解解题：“说法聚会，由此起因。”此分叙述佛陀宣说般若《金刚经》的缘起，乃由祇树给孤独园法会揭开序幕。从如来穿衣吃饭等日常生活，显示佛教般若的妙趣。赵州从谂（shěn）禅师问南泉普愿禅师：“何谓道？”南泉说：“平常心是道。”古人又说：“原来佛法无多子，只在平常日用中。穿衣吃饭亲认得，千差万别体皆同。”佛陀住世说法四十九年，有二十二年演说般若，广开法席百余会。玄奘所译《大般若经》六百卷，《金刚经》是第九会能断金刚分。“分”，文章章节、段落。

[1] “如是我闻”，即“我闻如是”之意，为倒装句式。《法法文句》卷一说：“‘如是’者，举所闻之法体；‘我闻’者，能持之人也。”王日休注：“‘如是我闻’者，如此经之所言，乃我亲闻之于佛也。”古印度佛法原无文字记载，靠师徒之间口耳相传。佛陀说法四十九年，生前并没有形成文字。一切佛经，都是在佛陀涅槃之后，众弟子多次集会，结集而成。阿难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素以“多闻第一”著称，佛陀所说各种佛法，都是经他记诵整理而成的，故经首安有“如是我闻”字样。是谓以下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法，是我（阿难）亲自听到佛陀如此这般说的。据《涅槃经》说，佛陀将入涅槃的时候，其常随弟子阿难十分悲痛。无贫尊者便对他说：“汝是持（掌管；守护）佛法人，不可过哀，宜往佛前请问后事（身后之事）。”阿难说：“云何（什么样）后事？”无贫曰：“当问：佛在世时，依佛而住（依止）；佛灭度后，依何而住？佛在之日，依佛为师；佛灭度后，依谁为师？佛在之日，恶性比丘（行为不端的比丘），佛自调伏（调处控制）；佛灭度后，如何调伏？佛所说法，理宜结集，一切经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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