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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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杂闻录（四）试读：
内容提要
历史斑驳不清，真相无法寻觅，只有在梦中，探求于渭水河畔，梦呓于汨罗江边，翻看这一本书，你看到的将是光怪陆离的历史影像……
第一章 刘禅乐不思蜀背后：破产者寄人篱下的求生之道
核心提示：刘禅亡国之后，作为亡国之君，不仅自家性命，而且包括蜀地百姓的幸福都掌握在人家手里。自己的待遇，直接影响晋国对蜀地百姓的政策。所以，他必须装憨卖傻，处处隐藏自己的才能，才可以瞒天过海，养晦自保。表面的麻木和愚懦的背后，潜藏着过人的狡诈和机智。周寿昌的《三国志集解》评价阿斗说：“恐传闻失实，不则养晦以自全耳。”“公司”倒闭后“董事长”的辛酸与无奈
孟子曾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在历代皇朝之中绝大多数皇帝都把江山看作自己的私产，把百姓看作蝼蚁，为了自己的私欲任意践踏百姓。后主刘禅却在自己国家无力抵抗强魏之时，为百姓计，采取了投降的上策。王隐在《蜀记》中讲刘禅为全国百姓安危考虑，在无力抵抗时投降是“全国为上”之策，并且夸奖刘禅“通明智达”，胸怀王者之义！
263年5月，曹魏大举攻蜀。魏国征西将军邓艾统兵三万自狄道进攻甘松，雍州刺史诸葛绪督军三万进军武街桥头，断绝姜维归路，钟会统十万余众分从斜谷、骆谷、子午谷攻汉中。蜀知魏举兵，乃遣大将廖化、张翼、董厥退保汉城与乐城，姜维一军退守剑阁。
该年10月，魏将邓艾自阴平行无人之地700余里，取道江油，连破涪县、绵竹，逼近成都。
大敌当前，刘禅急召群臣商议对策。有人主张南迁国都；有人主张归附东吴，仿申包胥哭秦庭，或武乡侯（诸葛亮）渡江乞师之举；光禄大夫谯周则力排众议，主张降魏。
经过反复琢磨之后，刘禅接受了降魏的建议，主张降魏，这又是一场豪赌。这次与上一次豪赌不同，如果说上次赌的是江山的话，那么这次赌的就是他的性命。在刘禅看来，南迁就要“深入不毛”，最终难逃厄运，而东吴远非曹魏的敌手，将来也难逃覆亡命运。与其长痛，不如短痛，与其两回受辱，何不一次了结呢？
于是他派侍中张绍前往邓艾军前呈递降表，表曰：
限分江、汉，遇值深远，阶缘蜀土，斗绝一隅。干运犯冒，渐苒历载，遂与京畿攸隔万里。每惟黄初中，文皇帝（指曹丕——笔者注）命虎牙将军鲜于辅，宣温密之诏，申三好之恩，开示门户，大义炳然。而否德暗弱，窃贪遗绪。俯仰累纪，未率大教。天威既震，人鬼归能之数，怖骇王师，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顺从天命！辄敕群帅，投戈释甲，官府帑藏，一无所毁。百姓布野，余粮栖亩，以俟后来之惠，全元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辅伊、周，含覆藏疾。谨遣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驸马都尉邓良奉赍印绶，请命告诚，敬输忠款，存亡敕赐，惟所裁之。舆榇在近，不复缕陈。（《三国志·蜀书·后主传》）《三国志》中说刘禅投降时“乘骡车诣艾，不具亡国之礼”。他没有将自己当作亡国之君，颇有骨气，甚至连敌方诸臣都不免赞叹。由于刘禅“识时务”，因而深受敌方优待，曹魏大概也是为了借之安抚人心吧。就在刘禅肉袒出降的当场，邓艾就以“承制”的身份，代表曹魏王朝宣布任命刘禅为骠骑将军，发布公文时与之合署。
邓艾灭了蜀汉以后，见好就收，自己回去复命，把后主刘禅留在成都。后来钟会、姜维发动兵变，让司马昭觉得刘禅留在成都总不大妥当，恐有后患，于是就派人让刘禅举家东迁。刘禅到了洛阳，司马昭用魏元帝的名义，封他为安乐公，邑一万户，建安乐国，还把他的子孙和原来蜀汉的大臣五十多人都封了侯。
到了洛阳之后，刘禅发现事情有些微妙：曹魏帝国封他为安乐公，而曹魏王朝的实权派人物，刚刚晋封为晋王的司马昭对他却外信内疑，怀有戒备之心。因此，这位人称阿斗的蜀汉后主只得再豪赌一把来自保。
不久，司马昭设宴招待刘禅。席间特请人演出蜀地技艺，由于司马昭的暗中布置，有些人假做触景生情，忍不住暗暗抽泣。坐在司马昭身旁的刘禅本也哀伤于心，但他见司马昭那阴晴不定的面孔时，一下子提高了警惕，因而强充笑脸，喜笑自若。一心以为刘禅是个“阿斗”的司马昭见了放下心来，悄悄对他的亲信贾充说：“人之无情，乃至于此，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况姜维邪！”
一向被称为“清客”（旧时在富贵人家帮闲凑趣的文人）的贾充凑趣说：“不如此，公何由得之！”
戏艺终了之时，司马昭戏问刘禅：“颇思蜀否？”
一惊之后，刘禅答道：“此间乐，不思蜀也！”
这句话居然骗过了司马昭，甚至骗过了与刘禅一起降魏的蜀汉旧臣郤正。宴会之后，郤正对刘禅进言说：“主公方才的答话有些不妥。如果以后司马公再问您这类话，您应该流着眼泪，难过地说：‘祖先的坟墓都在蜀地，我怎能不想念呢？’”思索了片刻，刘禅点了点头。
几天以后，疑心仍未完全消除的司马昭又一次问起刘禅是否想念故国，按照郤正的指教，刘禅背出了那几句话，并装作一副悲伤的样子，只是竭力不让眼泪流出来。司马昭见了，心中有数（大概早与郤正有过沟通），突然说道：“你的话怎么这么像郤正的腔调？”
刘禅假作一惊，睁开眼，说：“您先生怎么知道？这正是郤正教我的！”
司马昭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自此以后，司马昭忙于篡魏，遂不再对刘禅生毒害之心。
刘禅亡国之后，作为亡国之君，不仅自家性命，而且包括蜀地百姓的幸福都掌握在人家手里。自己的待遇，直接影响晋国对蜀地百姓的政策。所以，他必须装憨卖傻，处处隐藏自己的才能，才可以瞒天过海，养晦自保。表面的麻木和愚懦的背后，潜藏着过人的狡诈和机智。周寿昌的《三国志集解》评价阿斗说：“恐传闻失实，不则养晦以自全耳。”
271年12月，刘禅在洛阳病逝，终年64岁。在中国历朝历代亡国之君中，刘禅的下场其实是最好的。
不管怎样说，蜀国灭亡的根本原因绝对不在刘禅身上。
其一，先帝去世时，国家并不稳定。当年刘备去世之后，蜀国的兵力已经是三国之中最弱的了，光从地图上的疆域来看，魏占了大半个中国，而蜀国只相当于魏的几个州。不仅兵力弱，而且大将也弱。像张飞、关羽这样的大将死后，蜀国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才乏陈可数，而当时的魏国却人才济济，如邓艾、钟会、王睿、杜预，等等。
其二，也是最根本的一点，刘备这种以个人魅力统领群雄的君主，留给后来者的，必然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道德大山。
回看中国历史上众多新王朝的建立者，很多都是以“仁义”来表现超凡的品格，构建魅力型的权威，赢得追随者。刘备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为了兄弟可以不要妻子，为了光复汉室，可以抛家弃子，可以说是古代帝王仁义形象的集大成者。但是，这种“魅力型统治”其实是很不稳定的。因为这种以个人魅力构建的统治，必然会随着旧君主的离世而衰弱，而新继任的君主往往很难具备开国之君那么强大的道德魅力。就好像当年的关张二人，并不是因为刘备是刘皇叔，就死心塌地跟着刘备打天下。而表面上继承了大统的刘阿斗刘禅，一无战功，二无人气，又凭什么来要求先帝手下的众多能臣骁将听从他的指挥呢？除了依赖诸葛亮，他别无他法。
同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像成汤、文武，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以人格魅力集合诸侯，推翻旧王朝、开立新基业的。他们在世时诸侯宾服，王室上下不敢萌逆；一旦他们去世，不是百姓造反，就是昔日跟随他们的贵族王室谋乱。这是中国历史上许多“二世之乱”的根本原因。这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新君不是幼弱，便是与开国之君的人格力量相去甚远。
纵观刘禅一生，多数时间，命不由己。出生不久，即被父亲遗弃；好不容易在万军之中被人救出来，又差点被父亲摔死；小小年纪，孤身逃难；被人买来卖去，也是身不由己；当了皇帝，还是活在父辈的阴影之下；临到最后，当了亡国之君，更要强颜欢笑，整日装傻。
刘禅的悲剧人生，非刘禅一人之过。只因他不幸出身在帝王家，而他的父亲又太过完美。古老的封建道德和政治秩序，注定了一个二世君主的悲剧，只给他留下一个“乐不思蜀”的笑柄和一个“扶不起的阿斗”的骂名，悲夫！
第二章 《求是》：世界粮食危机与粮食国际战略
核心提示：中国需要制定国际和国内的粮食综合战略，并与其他国家战略相配合。在战略实施上，需要编制种子研发、粮食生产、流通、储备、加工、消费等方面的综合计划，并在《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以及《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等规定条例基础上，进一步作出立法规范。需要将粮食战略与国家能源战略、金融战略、贸易战略，甚至军事战略相配合，以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粮食是国家战略物资和国家公共物品，保障持续稳定的粮食供给，是每一个主权国家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近年来，受种种因素的影响，国际粮价波动和粮食危机持续发生，国内外粮食市场和粮价波动的关联度也在不断提高。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应对粮价波动和粮食危机，必须着手制定和完善粮食国际战略。
一、不稳定的粮食产量导致国际粮价持续波动
1.绿色革命的双重效应。以高产谷物品种、化肥、农药使用为主要标志的绿色革命发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单产不断提高。农业专家们曾一度乐观地认为，作为一种可再生资源，粮食产量将随着生物技术进步和集约化经营而不断增加，可以满足不断增加的消费需求。全球分工与自由贸易的推进，更可以使粮食在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调剂，粮食生产的资源禀赋能得到充分利用。这些专家似乎认为粮食短缺问题已经得到永久性解决。
然而，绿色革命的负面效应也随之显现。过量使用化肥、除草剂等化学物质，造成对化肥、农药和灌溉的过度依赖，污染了土壤、水系，带来了病虫害的抗性增强、土壤盐碱化、农作物品种单一化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不仅如此，让绿色革命引以自豪的粮食产量也出现瓶颈，世界人均谷物产量从1980-1985年间的每年335公斤下降到2000-2005年的310公斤。中国、印度、印尼等11个主要发展中国家的谷物产量占世界的40%；而至1991-2004年，11国的谷物产量每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1%，远远低于每年将近2%的人口增长率。
2.粮价波动导致世界粮食危机持续爆发。问题累积到一定程度，世界粮价波动危机如“沉默的海啸”常常不期而至。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价格指数显示，全球粮食价格在2006年上涨12%，2007年上涨24%，2008年前8个月涨幅超过50%。一些主要粮食品种价格更是涨幅惊人，2007年小麦上涨了112%、玉米上涨了47%、大豆上涨了75%，而从2008年1月到4月中旬，大米价格就飙升了141%。粮食危机因为这次“食品通胀”而引起了全球关注，世界谷物储备也降到最低点，一个高粮价时代正在到来。然而，2008年8月后，形势急转直下，全球主要粮食价格在连续猛涨后大幅下挫。2009年1-11月，国际粮食市场价格与2008年同期相比低29%，粮食均价与2008年4月粮价最高时期相比下降了近40%。人们似乎又开始忘记粮价高涨和粮食危机。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10年1-5月全球粮价继续下滑的情况下也作出预测，2010年全球粮价可能继续下滑。可事与愿违，伴随6月开始的俄罗斯干旱、大火和粮食出口禁令，以及哈萨克斯坦、乌克兰预计产量下降等因素，小麦价格自6月起又大幅上扬，6-8月上涨幅度超过了50%。这种价格快速增长趋势，引发了人们对2006-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再现的担忧。
很明显，高粮价危及了国家安全。联合国报告指出，到2008年年底，“最不发达国家的年粮食进口成本比2000年增加了3倍多，这并不是因为粮食进口量的增加，而是粮食价格上涨的结果”。这些迅猛攀升的发展态势使饥饿人数增加了7500万，使发展中国家大约1.25亿人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到2009年，世界饥饿人口增长超过10亿人。2007-2008年，有37个国家发生了民众暴动以抗议粮食价格的上涨，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反对那些由于本国生产不足而不得不进口的生存必需品价格的无节制上涨。
二、粮价波动背后的国际战略
粮食价格波动的背后，有两股主导性的力量——粮食商品化和粮食政治化。
1.粮食商品化及跨国粮商扩张。粮食商品化是将粮食多种属性单一化为商品属性，使得粮食不再作为生存必需品和国家公共物品供给，而必须通过国内和国际市场购买。在粮价高企的情况下，那些缺乏购买能力的国家和民众会因此丧失获得食物的权利。在推动粮食商品化过程中，跨国垄断粮商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ABCD四大国际粮商是最主要的代表。ABCD四个字母代表着四家拥有百年以上历史的跨国粮商：ADM（ArcherDanielsMid？鄄land）、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路易达孚（LouisDreyfus）。在2.5亿吨的世界粮食贸易中，80%由这四大粮商垄断。
在粮食商品化和自由贸易条件下，跨国粮商的运作模式，主要是做到“三个全”：全球化经营、全环节利润和全市场覆盖。全球化经营，是指它们已经实现了产业链和公司发展战略的全球布局。这使得其采购成本、研发成本、销售成本等，可以达到全球最低；在销售市场和产品价格上，又可以做到产业利润全球最高。全环节利润，是指跨国粮商的业务，贯穿了整个产业链，并采用参股、控股、联盟、上下游整合等诸多方式，控制从研发、投资、生产，到下游所有的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控制了整个产业链，就可以随心所欲推行它们的战略，轻而易举打击产业链上的任何环节。全市场覆盖，是指跨国粮商的多样化经营。它们不仅做粮食、做种子，还参与到农产品和食品加工领域；不仅做现货，还做期货；不仅做农产品，还做工业品、金融投资、地产投资，等等。多样化经营可以降低风险，又可以相互呼应。如果它们想打击现货市场，利用期货市场就能达到目的；如果它们想影响期货市场，只用放出现货市场中一面倒的风声。
这些大公司具有强大的捕获能力。他们有能力游说政府，主导产业政策制定，让公共政策变成公司政策；可以资助研究，并让大学科研院所这些公众机构成为其传声筒；可以影响甚至控制媒体，主导社会舆论，诱导消费倾向；也可以通过控制农民与产业链上的部分环节，实施其公司战略。如同纪录片《食物的未来》中所言，“生物技术公司控制了学术研究，基因工程控制了对外宣传，跨国公司则在世界范围内通过整合兼并控制了我们的食品供应”。究其本质，跨国粮商运作的手法无非是收益内部化、成本外部化的资本游戏，损伤的却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吃亏的是国家主权、社会公众和子孙后代。
跨国粮商在粮价上涨和粮食危机中收获颇丰。2007年嘉吉的利润上升36%，ADM的利润上升67%，邦吉的利润上升49%。2008年第一季度，嘉吉的净利润上升86%，ADM的毛利润上升55%，邦吉的毛利润上升189%。各类种子和农用化学公司2007年的利润增长也非同寻常：孟山都公司增加44%，杜邦增加19%，先正达增加28%。化肥、种子和农药等生产资料投入的上升标明，粮食价格上升但农民却不能获利，反而正在丧失其社会、文化和经济地位。跨国粮商通过当地代理人出售昂贵的种子和化学药品，把农民定义为昂贵的种子、化肥、农药的“消费者”。国际上有人指出：这些公司通过密切参与制定那些支配当今粮食体系的贸易规则，通过牢牢控制市场以及使得全球贸易得以运作的复杂的金融体系，就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上，能够将粮食匮乏变成巨大的利润。人们必须吃饭，不管粮食有多贵。
2.粮食政治化及粮食国际战略手段。所谓粮食政治化，就是利用粮食的战略物资属性，将粮食当作推行一国国际战略的重要手段，达到影响甚至控制他国的目的。至少有五种方法使得粮食成为国际战略手段：粮食援助、粮食贸易自由化、粮食补贴、生物能源和转基因技术。其中粮食援助、粮食贸易自由化、粮食补贴属于传统手段，粮食战略实施国可以用来削弱甚至替代他国的粮食生产和消费体系，加强其粮食体系的控制力，并消化其过剩产能。21世纪以来，将生物能源作为类似粮价遥控器的武器，就能在控制粮食价格上更加游刃有余。想让粮食价格上涨，就简单地宣布加快实施生物能源计划；想让粮食价格下跌，就宣布暂缓实施生物能源计划。转基因技术，在近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开始变成第五种战略手段，使得极少数有能力实施进攻性粮食战略的国家，又掌握了更为致命的技术手段，甚至堪称生物武器。通过技术垄断和捆绑销售，不仅实现了巨额的经济利益，而且掌握了游戏规则的制定权。这是转基因技术的后发国家无法具备的。实际上，世界上拥有大量粮食生产能力剩余并制定了国际战略的国家寥寥无几。美国玉米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40%，出口量占65%，均居第一位；小麦产量占11%，居第三位，但出口量占33%，居第一位；水稻产量占2%，居第十位，但出口量占16%，居第三位；大豆产量占35%，出口量占67%，均居第一位。跨国粮商配合美国国家战略实施是有以上前提的。
三、粮食安全事关国家安全与稳定
1.中国粮食安全无法靠国际粮食贸易保障。近年来，自然资源虚拟贸易论甚为流行。有人认为，中国应该更多进口粮食，这就相当于进口耕地和水，避免了可能的污染。在一定意义上，这一理论确有道理。但是，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粮食需求量这一基本国情，根本不可能靠国际粮食贸易保障粮食安全，只能适当进口，不能依靠进口，“中国人的饭碗不能端在别人手里”。
就目前情况看，中国国内粮食安全状况较为理想，包括粮食在内的食物总量表现为总体过剩。中国已连续十多年人均食物占有量超过推荐量。2009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0616亿斤，比2003年增产2002亿斤。但是，粮食生产受资源、技术、资金制约和种粮比较效益影响，国内产量增长难度很大。特别是从长远看，供需之间将存在一定缺口，个别年份、个别品种、个别地区还可能出现短暂的供求关系紧张问题。不断增加的人口和持续进行的营养升级，将始终对国家粮食安全产生巨大需求压力。
2.中国必须努力保持粮食基本自给。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必须努力实现粮食基本自给。当前，重点需要解决中国粮食领域的四大问题：种粮比较收益过低、粮食供需区域性和结构性矛盾突出、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以及建立完善综合性国家粮食战略。
中国需要制定国际和国内的粮食综合战略，并与其他国家战略相配合。在战略实施上，需要编制种子研发、粮食生产、流通、储备、加工、消费等方面的综合计划，并在《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以及《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等规定条例基础上，进一步作出立法规范。需要将粮食战略与国家能源战略、金融战略、贸易战略，甚至军事战略相配合，以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第三章 爱因斯坦在中国：文革时被批“反动学术权威”
前不久，在中国科技馆名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展览中，瑞士伯尔尼历史博物馆搬来了爱因斯坦的50多件私人物品，甚至还原了他在伯尔尼居所的房间，并以各种视觉效果与互动装置，形象地展示了爱因斯坦最重要的科学成就——“相对论”及其原理。
事实上，早在一个世纪之前，爱因斯坦就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20世纪20年代：伴“赛先生”而来的相对论
100年前，爱因斯坦发表了惊世骇俗的新时空理论，后来经过完善，称为相对论。他算出星光掠过太阳边缘将发生1.75角秒的偏折，经英国著名天文学家爱丁顿勋爵观测证实后，科学界为之折服，爱因斯坦的盛名很快传播到正向西方求新知的中国。
1920年以前，相对论的介绍甚少，然而，经过“五四”的科学洗礼和大量的学术交流，包括英国哲学家罗素1920年来华讲学时卓有影响的介绍，到1922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已经在中国广为传播了。
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有3本杂志先后出版了《相对论号》或《爱因斯坦号》：《改造》、《少年中国》、《东方杂志》。其中，“少年中国学会”有很多共产党人参加，包括毛泽东、李大钊、恽代英等。爱因斯坦从一进入中国开始，就是携着风雷万钧的相对论、打破蒙昧与黑暗的“赛先生”形象。
因此，爱因斯坦踏上中国也成了一件盛事。他于1921年年底抵达上海，当时，中国物理学前辈胡刚复等人为其举行了欢迎与庆贺仪式，在小范围内开展了学术交流。爱因斯坦就是在上海的客房中接到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报，获悉他经过10次提名、荣获192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文革”时期的批判对象
新中国成立后，爱因斯坦的美好形象依旧。1955年4月18日，爱因斯坦逝世时，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周培源发了唁电。《人民日报》发表了周培源的悼念文章。然而到“文革”时期，对爱因斯坦的评价却陡然颠覆。
1967年，湖南醴陵的数学教师周有华到北京宣讲论文——《从物质的矛盾运动研究场的本质及其转化》，声称根据毛泽东辩证唯物主义的教导，批判物理学中的场论，将矛头直指相对论。这篇妄作被当时有责任感的科学家否定，但1968年仍然组织了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将爱因斯坦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进行野蛮批判。
今天听来荒谬绝伦的歪理，当时却是炙手可热。1969年3月初，中苏在边境发生冲突，某年轻物理学家借此批判相对论。他提出，如果相对论所说时间的同时性是相对的话，那就不能客观判断中苏边境冲突谁开了第一枪。也就是说，任何人如果还要为相对论辩护，就抱有模糊中苏边境冲突责任的险恶居心。而且爱因斯坦对核能的贡献，也被诬为“事实上已经为美帝国主义服务，原子弹成了讹诈和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上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工具”。谁还敢为“敌人”抱不平？维护常识都得玩命，无怪乎当时无人反驳了。
改革开放后：与真理一起平反
1978年，商务印书馆在出版《爱因斯坦文集》时，还心有余悸地斟酌其译序中“人类科学史与思想史上的一颗明亮的巨星”的评价，因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资产阶级已经没有思想家”了。周培源最后敲定，改为“他是人类历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1978年3月，这篇高度赞扬爱因斯坦的译序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标志着对这位已故科学巨人的正式平反。
1979年2月20日，1000多名中国科学家云集北京，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爱因斯坦此时代表的是科学领域的正本清源，迎接理性科学精神的回归，从此我国的科技事业又获得了发展的空间。
2005年，作为“国际物理年”重要的全球性纪念活动之一，全球逾10万人在4月18日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纪念日，举办了一项名为“物理照亮世界”的光束传递活动，以纪念他在物理学、尤其是光电磁领域的贡献。一束特殊的激光信号从他工作过的普林斯顿大学发出，通过大洋光缆周游列国。
北京时间4月19日晚7点至9点30分，上海接收国际光信号后分两条线路，途经全国31个省33座城市，最后同时汇聚北京，再分别传到俄罗斯和印度，最后回到美国。
这个创意非凡的纪念活动已经过去了5年，人们还是可以回味，这束贯通世界的光束，到底代表了什么呢？
第四章 2003年菲律宾人游行反华称华人为“东方犹太人”
2010年08月30日10:16社会观察
本文摘自《社会观察》2003年第8期，作者：李芬
2003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沸腾的华盛顿联合车站，华裔学生上演着的排华法案短剧，陡然重新翻开一页美国人有意忽略的历史，字字控诉着150年来美籍华人遭到的不公待遇。
沉浸在血泪史中的人们没有想到，曾经沦为美殖民地的菲律宾，同样正经历着一场浩浩荡荡的闹剧。
这一天，是菲美友谊日，却成为了菲律宾排华势力的试金石。
暗流
2003年7月初的马尼拉，没有骇人听闻的爆炸事件，也没有反武装分子的兴风作浪，一切显得那么平静，只是，几条主要商业街道赫然张贴的反华大字报，漫天飞扬的传单，却隐约昭示了即将降临的暴风骤雨。
署名为“国际反共、反恐人民义勇军兼菲美友谊日委员会”的组织在传单上高呼四大口号“反贪污及贫穷、反红色中国入侵我们的土地、反中国奴役菲律宾人民、反恐怖主义及中国帝国主义”。同时，还号召民众参加于7月4日菲美友谊日举行的排华大示威，呼吁民众“勿在自己的土地上被人奴役”，矛头直指华人和中国，挑拨离间溢于言表。
此外，带有反华内容的手机信息也在民众间流传，短信发送量号称当今世界之最的菲律宾人民因此倍受困扰，当地华人更严重受到种族煽情“信骚扰”。活动组织者甚至极具挑衅性地将反华材料传真到新华社马尼拉分社的办公室。
当地华人忧虑重重，屡屡发生的华商绑架事件和即将举行的示威游行，顿时给平静的马尼拉带来无可名状的恐慌。四年前，印尼排华暴乱的惨烈场景仍然历历在目，深惧排华事件再次重演，菲华社再度人心惶惶。
紧张气氛一触即发。闹剧
7月4日上午9时左右，美国举国欢庆的时刻。大约1500名菲律宾民众聚集在马尼拉世界贸易中心前，沿着罗哈斯湾大道向几公里外的国父黎刹纪念公园出发，并且路过海滨大道旁的美国使馆。游行队伍中，前排中央位置张举着的“反对红色中国”横幅触目惊心。当队伍行进至黎刹公园附近的阅兵台时，有人大声呼喊反共口号，甚至焚烧了一面中国国旗。但除此之外，出人意料的是，并无其它过激行为。既没有携带有关反华内容的宣传品，也未呼喊反华口号。并且，游行的看客寥寥，没有出现想象中问暴乱场面。游行一直持续到5日凌晨然后草草收场。
由先前制造恐慌暗流，到游行的潦草收尾，不禁给这场示威游行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虽然有媒体猜测这可能是组织者精心策划的“擦边球”，但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它更象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闹剧。
可是，四处张贴的反华传单，满天飞的“信骚扰”并不象一纸玩笑或一场恶作剧。究竟是什么力量让这场原应发生的暴乱演变成一场闹剧呢？
据当地媒体有关报道，为了避免惨案发生，菲华社最高团体“菲华商联总会”7月2日下午与华社各主要团体负责人召开紧急座谈会，寻求对策。与会的各团体负责人大多认为应低调处理此次反华行动，静观其变。并派出代表向马尼拉警方陈情，要求警方以全局为重，积极干预并制止带有反华性质的公众活动。警方则表示，按照法律、游行等公众活动一定要获得地方政府的批准，如果有人被煽动前往华人区示威，将会遭警方拦阻。
同时，根据马尼拉警方有关调查显示，这个所谓的“国际反共、反恐人民义勇军及菲美友谊日委员会”实际是一个极端亲美组织，该组织获美国资助并且曾多次组织亲美反华示威，但响应者寥寥无几。
于是，这次反华浪潮尚未粉墨登场，就注定了它只能是一场令人费解的闹剧，但留下的却不仅仅是嬉笑相忘，更应该有沉重的思索。
东方犹太人
虽然这次示威未能如反华亲美组织所愿，但他们的挑拨却仍然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再度牵动潜在菲律宾社会已久的华菲族群关系。
追溯历史，早在西班牙统治时期，就已经很多华人取得财富，更有部分人获任为高级政府官员。而对于曾经扛着星条旗帮助自己占领菲律宾的华人，结束与西班牙战争的美国并没有念其盟友之谊。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待到战事稍缓，美国人开始排华，誓必将华人赶出这片曾并肩作战过的土地。为了摆脱被排斥的命运，菲律宾的华人们不得不更加努力捍卫自己的利益。种族摩擦根源与美国排华历史原因由此埋下。
尽管，1986年的反华示威事件、1988年轰动世界的20多起华人被劫杀案让人不堪回首。可是近20年来，华菲相处还算和平。虽然也会时有发生种族摩擦事件，但经多方努力，也都未演变成大规模的种族仇杀事件。
大部分出生在这个国家的华人，已经放弃对祖国的效忠，深深热爱着这片土地。在这儿度过一生以后，他们绝对不会想到要在死后把自己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所以，华人同土著的通婚就像这个国家高发的性骚扰率一样非常普遍。华人的混血子女在菲律宾同样也取得了非常成功的地位。随着历史变迁社会发展，华菲混血儿剧增，并成为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种族间的界限也就日益模糊。
可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再次引爆潜伏的火山。就算是被称为能干的“东方犹太人”，也无法躲开火花的迸射。
经济动物
虽然华人仅占约菲律宾总人口的1.5%，其经济实力却举足轻重，华人经济已占菲国民经济主导地位。而华菲资本家之间，华人雇主和菲律宾雇员之间常有冲突。一旦这种经济冲突染上种族色彩，华人就成为无处可逃的代罪羔羊。
最近几年，菲律宾经济毫无起色，失业人数高达380万人，再加上菲政府平定南方摩回分离主义无望，社会动荡不安，菲人民群众间这股强烈不满的情绪于是越演越烈。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切矛盾根源都来源于经济冲突。菲律宾长期依赖其廉价劳工吸引外资，凭着物廉出口美国。然而，中国经济崛起后已经将菲律宾的优势比了下去。中国商品以其物美价廉广受欢迎，从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本地制造业的市场空间。同时除了越南，中国的工资比东南亚各国来得低廉。中国最低日薪才1.21美元，而在菲律宾雇主却须支付日薪至少5.38美元。
小型制造业是菲律宾主要经营模式，但是随着中国入世后，小型制造业面对着严峻挑战。在菲律宾，制造业雇用了280万人。若与中国拥有竞争优势的领域对照，菲律宾有200万就业额受到严重的威胁，这还不包括在非正式领域的900，000人。
尽管双方关系逐渐紧张，但菲律宾华人工商总会却对此不以为意，以“承诺在一至两年内创造三百万就业机会”的美丽谎言，逼迫菲律宾政府实施十年罢工禁令。由于菲律宾社会对华商菲薄工人的待遇早有微言，此举必然加剧摇摇欲坠的种族关系倒塌。同时，这项“不可兑现的承诺”也为这次的反华浪潮埋下引火线。
所以，华人如今不能仅仅只考虑经济利益和经济发展，同时也必须重视岌岌可危的种族关系。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与本土人民携手共进。
第五章 最后一个在朝鲜的美国逃兵：给十亿也不离开朝鲜
2010年08月30日14:56 武汉晨报
乔·德雷斯诺克资料图“就算给我10亿美元的黄金，我也不想离开朝鲜。”这是滞留在朝鲜的美国逃兵乔·德雷斯诺克，对着西方记者发出的宣言。
44年前，一次极其危险的叛逃行动，改变了德雷斯诺克的一生。从此，他在朝鲜一待就是44个年头。对德雷斯诺克的神秘生活，朝鲜之外的人一无所知。不过最近，两名英国制片人对他进行了专访，并以此为蓝本制作了一部名为《越过边界线》的纪录片。1月28日，该片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节目中首播。
冒死穿越三八线
德雷斯诺克最后一次逃跑的经历实在令人难以想像。这个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出生的孤儿，从小因不堪收养家庭的虐待而屡次逃跑。1962年，作为一名在韩朝非军事区服役的美国士兵，德雷斯诺克再一次尝试了逃跑。他跑过三八线上的雷区，叛逃到朝鲜。他没想到，一个匪夷所思的人生从此开始了。
1962年，21岁的德雷斯诺克情绪低落、绝望至极。在随部队开赴韩朝边境之前，妻子刚刚弃他而去。在韩朝边境巡逻的间隙，他常常把大把的钱花在妓女的身上。一天夜里，德雷斯诺克又一次未经允许离开基地跑去约会。但回来之后，他发现，自己将要面临军事法庭的审判。“我受够了我的童年、婚姻、军队生活，所有的一切……我完了，走投无路。我能去的地方只有一个。”“1962年8月15日那天中午，所有人都在吃中饭，我偷偷摸摸地上路了。”
朝鲜士兵很快就发现了德雷斯诺克，他们将他围了起来。他差点被一枪毙了。不过最终，他被带上火车押到平壤接受审问。
在平壤，一天早晨，德雷斯诺克醒来后发现自己身边还有一名美国逃兵。他回忆说：“我醒过来，面前是一个美国人，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是谁？’‘我叫阿布希尔’。”拉里·阿布希尔是比德雷斯诺克早3个月叛逃到朝鲜的美国大兵。随后两年，又陆续有两个美国兵逃到朝鲜，一个是杰里·帕里什，另一个是查尔斯·詹金斯。4个美国逃兵从此开始了在朝鲜的新生活。
被朝鲜人称作“同志”
起初，德雷斯诺克非常不适应在朝鲜的生活。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被遗弃了的人。“风俗习惯不同，思想观念也不一样。走在街上，路人会带着异样的眼神看我，仿佛在说，‘嗬，美国杂种来了’。”他同另外3个逃兵的形象常常出现在朝鲜的杂志封面上，好让外界知道美国逃兵在这里活得非常滋润。他还不时通过高音喇叭向边界另一边的美军宣传自己的幸福生活。在逃到朝鲜4年之后，德雷斯诺克和其他3个逃兵曾向前苏联驻朝鲜大使馆申请政治避难，没想到，苏联人直接将他们交还给朝鲜。他们本以为会被枪毙，但朝鲜政府没有这样做，而是决定对他们进行改造，让他们成为自己人。
经过改造，德雷斯诺克回忆说：“我开始像这里的人一样思考、做事。我努力学习朝鲜语和这里的风俗习惯。慢慢地，我开始理解了朝鲜人民。”1972年，这4名逃兵成了朝鲜公民。
1978年，德雷斯诺克在一部名为《无名英雄》的反美电视剧中，扮演了一个邪恶、残暴的美军战俘营军官，并从此成了朝鲜人家喻户晓的“明星”。朝鲜人称呼他为“乔同志”。后来，德雷斯诺克还出演过数十部朝鲜电影。此外，担任大学英语教师的他还从事翻译工作，将朝鲜领导人的著作翻译成英语。
在朝鲜，德雷斯诺克还得到了他在美国无法企及的东西：家庭。他先是跟一名东欧妇女结婚，生了两个儿子。在妻子过早离世之后他再次结婚，现在又有了一个6岁的孩子。
每天，他的生活简简单单：钓鱼、抽烟、喝酒。朝鲜政府每月给他发放生活津贴，还为他提供了一套房子。同所有普通朝鲜人一样，德雷斯诺克的家里也悬挂着领袖金日成和金正日的肖像。几十年来，虽然朝鲜人的日子并不宽裕，德雷斯诺克却一直衣食无忧，即使是在大饥荒的年份，他也能得到别人想都不敢想的粮食配给。“当我吃着大米饭，想到那些挨饿的人，我就心生感激。为什么他们宁愿让自己人挨饿，也不愿一个美国人吃不饱呢？”
毫不后悔当初抉择
在朝鲜生活了44年的德雷斯诺克，不想离开朝鲜，也不想回到美国。如今，他是朝鲜健在的最后一个“美国大兵”。2004年詹金斯向美国政府自首，并被判处30天监禁，随后他和日本籍妻子一道前往日本。而另外两个逃兵，已分别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朝鲜因病去世。
回首44年的生活，德雷斯诺克说，他一点也不后悔。“在这里，我感到像家里一样。真的是那种家的感觉……在美国，我不认为我能负担得起生活，而在这里，政府会一直照顾我到死。我不想离开朝鲜。就算你给我10亿美元的黄金，我也不想离开。”当被问及朝鲜核问题时，德雷斯诺克的回答是：“如果美国人攻打，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逃兵故事：詹金斯逃40年判刑30天
据新华社电1965年1月，当时年仅24岁的美军中士詹金斯在朝韩交界非军事区巡逻时叛逃至朝鲜境内。1980年8月，他与被朝鲜绑架的日本人质曾我瞳结婚。2002年10月，朝鲜允许曾我瞳和其他4名被绑架的日本人回国，由于担心遭到军法审判，詹金斯没有和妻子同行。
2004年9月，詹金斯向美军自首，美军事法庭随后象征性判处他30天监禁，并要求他“不荣誉退伍”。
2004年11月27日，詹金斯蒙美军方“法外开恩”，提前结束刑期获释，在日本开始新生活。
2005年10月7日，詹金斯在日本出版手记《告白》，回忆自己在朝鲜近40年的生活经历。
乔舒亚·基：逃跑是唯一选择
据《中国日报》报道28岁的乔舒亚·基是美军第43工兵连的士兵。现在他在加拿大和妻子及他们的4个孩子住在一个地下室里。
2003年，他们的军队刚刚进入伊拉克不久：“我们往右急转，突然，我看见了一个尸体，没有脑袋的尸体。紧接着，我发现有很多尸体堆在这里。”“我不是杀人机器。他们说我不守纪律，因为我有良知。”经过8个月的苦战，他得到了两周的假期。回到美国后，基决定不再返回伊拉克。“我变得疑神疑鬼，但是，逃跑是我唯一的选择。我不能再被欺骗下去。”他们终于逃到加拿大，希望在那里开始新的生活。
逃兵数据：5000多名士兵当伊战逃兵
据新华社电自从美国侵略伊拉克的战争开始以来，截至2004年12月，已有5000多名美军士兵逃跑，一些人害怕被派到伊拉克去。另外一些人怕被第二批派往那里。
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报告称，一些士兵在被派去参加占领伊拉克之前，宁愿离开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如同前几次逃跑的士兵一样，他们寻求到加拿大要求政治避难，他们害怕回到美国后受到五角大楼的报复。
在越南战争期间，有5.5万名美国士兵到加拿大寻找安身之处，以便不去参加对那个亚洲国家的侵略。他们受到渥太华当局的欢迎。但是加拿大的法律变了，现在美国逃兵应当说服加拿大的移民当局，证明他们是政治难民。
第六章 郎咸平：中国当心80年代美国就这样搞垮日本
这是我在东方出版社的新书——《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2》的内容节选，现奉献给大家。在我前两篇博文说过了美国对日本的“轰炸三部曲”之后，请问你如何感想？想必各位已经看到了或者感觉到了，彼时华尔街和美国政府对日本的做法，与今日他们对我们的做法是何等惊人的相似！这也是我不断劝导我们的官员和企业家，要好好研究日本经济衰退的真正原因（感兴趣的各位可以读一读野口悠纪雄的《日本的反省》和辜朝明的《大衰退》）。
好了，我请问你，美国究竟是如何逼迫日本就范的呢？日本可不太好对付，日本人很狡猾。那美国人又是怎样最终做到让日本开放金融市场呢？
美国人难道不知道日本无法开放农业和服务业吗？美国人当然知道。既然知道，那为何又要求日本人开放呢？这就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声东击西策略。本来美国人想跟日本人要的就是金融市场开放，却拿日本的农业和服务业说事。美国人当然知道，日本这套农协制度在那里，谁伤害了农协的利益谁就得下台，所以，美国人偏偏先对农业问题纠缠不休，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纠缠日本的制造业问题之前，70年代末美国就要求日本开放进口美国的牛肉和柑橘。等到日本人说，这样吧，我们各退一步好不好？美国人就说，好呀，那我不逼你开放农业了，你给我开放金融吧。
日本人没办法，所以只有开放金融业。那么，日本人是怎么同意放开金融业的呢？因为日本人信心膨胀，觉得自己是举世无双的财阀体系，大的银行背后都有大的企业集团，大的企业集团下面也都有大的银行，同样，什么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都是有大财阀背景的。比如，美国《商业周刊》对世界上的商业银行做了排名，前五名竟然都是日本的银行。在这种虚幻的排名影响下，日本人感觉特别良好，像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一样，因为我们四大银行在全世界也是高居前几名。但是我们和日本人所不知道的是，金融大战靠的是水平，而不是排名。这方面，我们和日本一样差劲。
当然了，美国人说服日本人还是相当有一套的。美国人搬出来日本开放金融市场的三个理论，我们发现这三个理论和一些所谓的学者，比如陈志武，在中国兜售的理论也都差不多。
第一个是金融发展有利于经济，所以必须放宽监管。美国人就吹牛说我们美国华尔街这套上市啊、企业债的融资模式，比你们日本传统的模式有更高的效率。甚至就是炒股票，我们的操盘手也比你们的更有技术，背后都有计算模型的。所以，你应该开放给我加入你的交易所，允许我开展投行业务。此外，美国还分析日本的财阀模式，美国人说什么呢？说你这个都是内部自己胡乱定价，怎么能有效率呢？其实，这些听起来很有道理的话只是用来忽悠日本人的，美国人真正想干的事就是希望日本放松监管，允许引入一些日本人不懂的金融产品，以便美国人上下其手大赚一把。
这些理论日本人听起来觉得相当有道理，于是就答应让美国的财政部和日本的大藏省对接起来搞一个机构——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而且非常巧的是，日本的大藏省本来只是负责对内财政预算和审计的，跟我们的财政部一样，里面一个外交人员都没有，也没有太多懂国际金融的人，在此之前从来不直接参与对外谈判的，他们根本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直接影响是什么呢？举例而言，1984年4月，放松对日本国内投资的限制；1984年12月，对外国金融机构开放包销日元债券业务；1985年4月，批准创新的金融产品；最后1987年10月5日，大藏省实施一连串的金融自由化措施，其中包括最重要的融资融券。
第二个是平衡理论。美国人说，你看看美国从日本买了很多东西，所以，日本得到了巨额外汇储备。但是这个储备没有用来买美国东西，反而被用来购买美国国债。太多钱买国债，肯定影响了国债的价格和利率，这样不就搅乱了美国的经济和金融秩序了吗。如果你日本人不愿意改革汇率，那么，你就多买点美国东西吧。可是美国也不产铁矿石，也不产石油，好不容易农业和服务业都搞得不错，你还都不开放。那么，你就多买点美国的股票、房地产、金融产品吧。日本人非常听话，1989年9月27日，索尼收购了美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股票；10月31日，三菱宣布收购洛克菲勒中心的地产项目。那么，美国究竟卖了什么金融产品给日本呢？这个就是1988年卖给日本人的股指期货，1989年再度卖给日本人的股指期权。
第三是金融发展关涉国际竞争力，所以必须坚持对外开放。而且美国人话说得非常漂亮，1983年11月11日的《日本经济新闻》事后披露了一个谈判细节。“日美经济的中心支柱应该向金融、服务等领域转移，在这些领域里美国的竞争力超群，发达国家中只有日本有希望成为这样的国家，所以，美国敦促日本早日开放资本市场，以便日本未来也得到充分的回报。”你看看这个概念——“日美经济”，比现在的什么G2概念还亲密无间，简直不分彼此了，而且俨然一副分享成功经验的老友之谈，就像我们的有些无知学者热谈的“中美国”概念。具体来说，美国人透过日美间日元美元委员会撰写了一篇长篇报告书，在日元的国际化、国内利率的自由化、金融市场的多样化、国内外市场的一体化和信用秩序等问题上给日本提供了全方位的咨询意见。
直接影响是什么呢？1983年7月5日，日本最大的券商野村证券和美国投行摩根士丹利达成合作意向设立投资信托公司，随后在1984年的3月25日真的把公司成立了，但是日本大藏省就是不批准。作为补偿，日本大藏省1984年批准了摩根士丹利成立东京分行，并且授予了证券业务牌照，但是这时候因为摩根士丹利还不是交易所会员，具体交易还要透过日本的券商交易席位来操作。
更难以想象的是交易所会员准入，因为这意味着美国金融炒家就可以直接进入日本股市上下其手了。可是，1985年11月29日，东京证券交易所竟然就批准美国摩根士丹利和美林证券等六家外国证券公司加入，随后在1986年摩根士丹利就一马当先正式开始了证券交易，更在1987年和1989年先后获得日本第二大和第三大证券交易所——大阪交易所和名古屋交易所的会员资格。其中大阪交易所的角色最重要，因为股指期货和股指期权就是在这个股市交易的。为什么说难以想象呢？因为这本来是触动日本政治体制的问题，要知道，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本来有一个政治捐款基金会，这里面的资金都来自于各个交易所会员，而日本的《政治资金规正法》是明确禁止外国来源的捐款的。这么棘手的事情，竟然这么迅速解决了，除了高层明确支持，还能有什么原因？实际上，日本内阁大臣的确是把日本证券局的负责人藤野公毅直接派到华盛顿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要知道，这些还只不过是跟日本券商在交易所里竞争的机会，而不是抢夺投资客户的机会。随后在1987年，摩根士丹利首先获得了这个资格，成立了摩根士丹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这样摩根士丹利就可以在日本发售和管理基金，用日本人的钱来玩弄日本股市。到这个阶段华尔街基本获准全面进入日本的金融市场操作金融工具。“轰炸三部曲”第一部曲融资融券、第二部曲股指期货/期权和第三部曲华尔街获准进入日本操作于是完成。现在就等着美国人来炸毁日本的泡沫了。
第七章 改革开放30年至少1800万中国人主动离开祖国
核心提示：过去十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各界精英，富商通过技术移民或者是投资移民的渠道，获取了他国永久居民权或者是国籍，他们中有的人称之为“抄捷径”，即用过去20年里迅速积累了财富，支付转型期的中国忽略的代价，规范的法律，孩子的教育，高福利，低征税点，低遗产征税，健康的空气，安全的食品，免签多国护照的便利等等。其中寻求安全感，为孩子谋求优质教育，是所有受访移民的前两条理由，现在中国可以合法的移民海外，但是如何防止贪官将非法的财产以移民的方式洗钱呢？却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新课题。
何亮亮：今天正值改革开放后的第三波移民潮，来势汹汹，不同于前两次的混杂偷渡客和“洋插队”的移民潮，这一波移民潮的主力是，这个社会中已经获得了成功的群体，新富裕阶层和知识精英，以移民伴随的是资本与知识的流出。因此这样一个问题引发了社会舆论关注，中国是否正在经历社会中间阶层的集体流失，加拿大移民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加国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中国大陆的名额就占了1000人左右。仅2009年，即使只按“门槛标准”来计算，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达到了23.5亿元的人民币，相当于一座世博会的中国馆的建设费。
事实上财富转移，是远远高于以上粗糙的估算，在相对少数的投资移民之外，技术移民也是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近十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的相比，大约是20:1，这意味着每天都有近60名教育背景良好，工作体面，收入颇丰的中国中产阶级精英，同时向加拿大移民局递交了移民申请。不仅仅是加拿大，过去十年，随着各移民接收国家政策的放开，中国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与财富精英大量入籍澳大利亚、新加坡、美国等国。如今对于几乎所有一线城市的中产阶级而言，一个集体的感受是每个人身边都起码有一个朋友，正在或者已经办起了移民。
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的同时，中国流失的精英数量也居世界之首。美国的《耶鲁全球化》杂志2007年7月17日的文章，《中国移民走向全球——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移民影响了超过150个国家》。这个里面指出，或许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移民的影响力那么显眼，自从1970年代改革开放后，有1800万中国人离开祖国，流落他乡，比3500万生活在国外的中国人一半还要多。
过去十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各界精英，富商通过技术移民或者是投资移民的渠道，获取了他国永久居民权或者是国籍，他们中有的人称之为“抄捷径”，即用过去20年里迅速积累了财富，支付转型期的中国忽略的代价，规范的法律，孩子的教育，高福利，低征税点，低遗产征税，健康的空气，安全的食品，免签多国护照的便利等等。其中寻求安全感，为孩子谋求优质教育，是所有受访移民的前两条理由，现在中国可以合法的移民海外，但是如何防止贪官将非法的财产以移民的方式洗钱呢？却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新课题。
第八章 日本抄袭中国成瘾就连剖腹都是模仿中国古人
日本武士为什么偏偏喜欢选择剖腹这样的死法？这是否与中国文化有关呢？是否模仿谁的英雄行为？无可否认，古代日本人是很崇拜中国人，仰慕中国文化的，喜爱阅读中国的经典史书，他们“剖腹”可能就是模仿中国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的士，例如作为刺客的武士聂政等人的行为。
在中国古代，自从比干剖腹掏心，显示忠心、赤心以来，剖腹自杀的人很多。《韩非子·内储说上术第三十》载：“战而使人绝头剖腹而无顾心者，赏在兵也”【战斗爆发之时，能够让勇士们冲锋陷阵，失败时或自刎或剖腹毫不犹豫，是因为有重赏在激励他们】。根据《吴越春秋》记载，这一时期吴越地区的武士剖腹、刎颈一显勇武的就更多了。
下面不妨也列举几个事例，先看西周的苌弘。苌弘是周室大夫，是当时最渊博的天数学家，占星术家，后来含冤屈死。根据《庄子·外物》：“苌弘遭僭，被放归蜀，自恨忠而遭僭，遂割肠而死，蜀人感之，以匮盛其血，三年化为碧玉，乃精诚之至也。”
苌弘的剖腹自杀，是剖心以表清白，乃激愤之下的行为，如同比干之举。
而春秋时期卫国的大夫弘演的剖腹之举更是感人肺腑。
春秋时期，卫国的国君卫懿公玩鹤丧志，结果误国，引来外族狄人的入侵。虽然在外敌入侵时，他能敢于牺牲，结果失道寡助，被狄人砍为肉泥。当时，大夫弘演正出使外国，等他回来，听说卫侯死了时，最后虽寻找到了卫懿公的尸体，结果只剩下一片肝。于是，弘演对着这片肝一拜再拜，大哭，然后到肝前汇报自己已经完成的工作，好像卫懿公是活着一样。事毕，弘演对随从说：“主公无人收葬，我将用我的身体做棺材安葬他，我死后，你们把我埋在树林下，等到新国君即位时，才可以告诉人。”于是，弘演拔出佩刀自剖其腹，亲手把卫懿公的肝纳于自己的腹中，然后才气绝身亡。
而实际上日本也有这样的一个武士，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他为了拯救主人的一件珍贵的艺术品——雪村所作的达摩像，冲进列焰腾腾的宫殿，去找到这件作品，但他发现时，所有的出路都被烈火切断了。这时，他想到的只是这幅画，几乎没有来得及想，就抽出长剑剖开自己的身体，用撕开的衣袖包住绘画，塞进自己剖开的伤口里。火焰终于熄灭了，人们在烟气腾腾的灰烬中发现了一具烧得半焦了的尸体，翻过这具尸体，里面藏着那件免于火灾的宝物。这几乎完全是模仿弘演，只不过他处在和平时代。
下面再看春秋战国时期的武士聂政之死，《史记》有这样的记载：“聂政）杖剑至韩，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侍卫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
对于爱读书的日本武士来说，《史记》是案头座右的必备，他们对于聂政等中国春秋时代的武士的钦佩常常见诸笔端。另外，从以上事例可见，古代中国人也是敢于选择悲壮的死法、并且也很欣赏轰轰烈烈的死。
另一方面，佛教禅宗是日本武家的宗教。武士此种自残之举其次应该说是对中国古代高僧的模仿，唐以前有不少中国高僧以剖腹、剖心、燃指、燃臂，乃至断壁等方式供养佛，或者因此殉道的，一些佛经中也有许多这样的描写，这里为防累赘就不一一举例了。
第九章 一百年以来中国地位最高的学历造假者是谁？
核心提示：这种在意，多少透露蒋介石性格中的自卑感与不安全感。亦由于这种在意，使许多文学侍从，不惜把士官的衔头套在他身上，或尽量把他与士官挂钩。实际上，蒋介石的最高学历是而且仅是振武学校出身，“直接送进联队”的阶段而已，距离士官毕业，还十分遥远。总之，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所得学历只是军士教育程度的训练，阶级只是上等兵。如此而已。
蒋介石去日本之前，先于五六岁时在家延师启蒙，后来又进私塾，读四书五经，接受科举式教育，并于一九O二年到县城奉化应童子试，考中童子试以后，才能报考秀才。结果连童子试都未考取。黎东方于《蒋公介石序传》中说：“他见到试场中种种不合理与腐败的现象，下决心再也不去参加这种考试了”（页十六），是明显的曲笔。其实义和团之乱以后，一九O一年订立“辛丑条约”，清廷有鉴于国耻与国祸之逼上眉睫，乃决心办新式学堂，派送留学生出洋，并于一九O五年取消科举考试。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这种考试”可以“参加”了。蒋介石不过是顺从时尚，不再考试而进了新式学堂。进洋学堂是当时的新出路，并不一定表示要“追求革新精神”。
蒋介石于一九O三年进的洋学堂是奉化的凤麓学堂，筑有楼房教室与操场，大约有一百名学生，总教习（教长）姓竺名鏖祥，当过前清翰林。学堂的课程虽包括英文、算术等西学，但经史旧学仍占很大的比重，几乎是新瓶旧酒，引起学生们的不满，蒋介石参与其中，并被推为代表向校方交涉，由于“情态激烈”，几乎被开除学籍。“情态激烈”正符合蒋介石被同学取的绰号——“红脸将军”，动不动涨红脸孔，与人吵架。此一事件很可能促使蒋介石于翌年转学到同一县城的龙津学堂。过了一年，再转学到宁波的箭金学堂，不到一年又回到奉化的龙津学堂。龙津学堂有两个日本教师，很可能在日本人的影响下，十九岁的蒋介石渴望到东洋去留学。留学在当时早已成为风潮，并不特殊。许多传记作者认为，蒋介石到日本去是为了革命，并且说他于出洋前在宁波剪了辫子，托人送回溪口老家。这是事后聪明。请看张群的回忆：
到日本留学是我生命史中值得纪念的一章。因为我不但在那儿认识了蒋先生，而且遇见了许多后来共倡革命的同志。我本来准备学步兵的，可是与蒋先生一见如故，于是不学步兵而学炮兵，以期与蒋先生朝夕相处，共同切磨。我们当年都是留发（带辫子）出国的，到了日本就把辫子剪掉，这也是从事革命的第一个表示。（陈香梅《张岳公闲话往事》）
到日本才剪辫，不一定是革命示决，也很可能入境问俗。最可注意的是，此已是蒋介石第二次出洋，仍带辫子，可见在宁波剪辫托人带回溪口，都是虚构。
蒋介石第一次到日本是一九O六年的四月，年底前就已回国，原因是他想学军事，但清廷已与日本政府有协议，不准中国学生自费学习军事，只收国家保送的学生。蒋介石遂于回国后进入段祺瑞任督办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校前身）。后来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包括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湾），小学课本中有一则沿用毛思诚所记（见《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一册第三编，页九至十）有关蒋介石的爱国故事，说是日本教官在中国学生面前把四亿中国人比作微生虫，蒋介石反唇相讥，说是日本有五千万人，也像五千万只寄生细菌，日本教官羞愤之余，见到蒋介石没有辫子，指着秃顶就咆哮说：“你是否革命党？”最后一句露出马脚，张群明明说，他与蒋出国时都是带辫子的。这种故事，与华盛顿砍断樱桃树的故事一样，都是政治神话。而北大历史系出身的王俯民在洋洋洒洒的《蒋介石详传》中，仍将此神话当作信史来转述呢！（见上册，页二十二）
蒋介石与陆军速成学堂的六十二名学生，一起于一九O八的春天，到东北的陆军部集合，自大连乘轮船赴神户，然后转往东京，进入振武学校。
振武学校是什么样的学校呢？话说自庚子义和团大乱后，中国统治者脑袋开了点窍，乐见留学了。从清光绪二十七年（一九O一），到了三十三年（一九O七），几年之间，中国留日学生数目就冒出了一万多。这种数目，后来一直增加，但增加归增加，素质却大有问题，因为跟不上日本的正式学校课程。于是，专为中国人设立的补习班式学校，便益形必要。这种学校很多，在法政方面，有法政大学；在普通补习与师范方面，有宏文学院；在陆军方面，有成城学校、振武学校。
在振武学校之前，中国留学生学陆军的，都先入成城学校。一九O三年（光绪二十九年）成城停收中国学生，改由振武学校接手。振武学校成立于这年七月，地点在东京牛区河田町（现在是东京女子医科大学所在）。受训期为三年，毕业后分发日本国内各联队实习。所以，这个学校并非如黎东方等人所说，是日本士官的预备学校，而是帮助中国学生学军事的预校，与士官根本无关。蒋介石在振武学校，时间是一九O七年（光绪三十三年）到一九O九年（宣统元年），所受教育，还不到三年。
根据一九O四年（光绪三十年）阴历四月的练兵处《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当时所选学生要“年在十八岁以上，二十二岁以下者”，蒋介石进振武学校已二十一岁，年纪不算小了。据振武学校编《振武学校沿革志》，改三年制后，上课总时数如下：
对照起振武学校创办时期的《课程概要》（实藤惠秀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三年制的课程，日本语文方面多了一千二百一十二小时，比起没改成三年制以前，改了半天，重点不外是加强日本语文训练而已。综合观察起来，三年期间，除了军事课程外，蒋介石所学的，远在今天高中生的课目以下，甚至是初中生以下（课目中有算术，就是初中生的程度），足见他的教育程度，只是相当于初高中程度而已。再说，蒋介石入校在一九O八年，按说已是三年制，但从钦定年表核算，他的修业年限，至为可疑，因为明明不足三年。据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说：“中国武备学生接受预备教育的期限，因学校、时期而有所不同。成城学校时代概为十六个月，而振武学校则有数次变更。创立之初为十五个月，一九O五年十月，改为十八个月，次年，再改为两年，旋改为三年，直至该校废止，未再有更动。”蒋介石似是“旋改为三年”时期的三年制，故虽说三年，实在成分不足也。
蒋介石当时叫蒋志清，于一九一O年冬天，自振武学校毕业，时年二十三岁，遂即分配到北海道新潟县高田镇的十三野炮联队实习，此时他身高一六九点四公分，体重五十九点二公斤。（据高田市史记载，见《蒋总统秘录》第二册，页二一三）实习生是二等兵，生活十分艰苦。至于军事训练，主要是喂马，以及替军马“擦热”，使马在严寒中血液流通，并没有真正学到军事科技。据毛思诚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说，十三联队的师团长长冈外史与联队长飞松宽吾，对二等兵蒋志清“甚优遇”。（见第一册第三编，页十四）但事实上师团长对蒋全无印象，直到一九二七年蒋至日本送照片并赠“不负师教”题词，长冈才知曾有这样一个二等兵。（见坂部护郎《将军长冈外史》页二七八）既不知，何来“优遇”！
但是一九二八年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主席的钦定履历中，赫然有“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最高学历。（见民国十八年《中国国民党年鉴》）一九三七年五月出版的《蒋介石全集》，于《传略》中也赫然有“初入日本振武学堂，继入日本士官学校”字样。（见上册，正文页一）此后宣传顺流而下，公私各家莫不视为事实。邓文仪编著的《蒋主席》，说得最神龙活现：
到了日本，起初是进东京的士官预备学校，那是我国政府专为我国留学生升入士官学校的准备而设的。后来考入士官学校。在士官学校的时候，专心求学，正因为求学心切，谢绝一切游乐，因而无形中和一般娇生惯养、徒事游荡的留日同学隔离开来，竟被人误会为高傲。这是不曾了解他，与其说高傲，不如说他率直。（页八）
邓文仪偷天换日，居然把名不见经传的振武学校换作赫赫有名的日本士官学校了。当然有不少中国学生自振武学校毕业，经实习后考入士官，像士官四期的蒋作宾、第六期的孙传芳、阎锡山、第十期的张群等等，但蒋介石并没有进士官，更无从毕业。从昭和十五年十月兴亚院出版的《日本留学中华民国人名调》中，可知自第四期至第十期，每期毕业生名单中都没有蒋介石。第十一期以后，是何应钦、谷正伦、贺耀组他们了，名单已近“晚辈”，当然更没有蒋介石了，附带一提的是：以上各期中，全部姓蒋的只有四人。其中第四期蒋作宾是湖北人、蒋隆棻是湖南人；第五期蒋国经是湖南人；第六期蒋荫曾是湖北人，都不是浙江人，自然也没有是蒋介石化名的可能。蒋介石早年学名蒋志清，自然也没有另有学名的可能。所以，从士校各期名单中，蒋介石不列名籍，已经证据确凿矣！
其实英雄不怕出身低，士官不士官并无关系，但是蒋介石却是十分在意的，李宗仁有一段有趣的回忆：
蒋先生原名志清，弱冠时曾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因不守堂规而被开除。后往日本进陆军振武学校，接受军士教育程度的训练。回国后，却说他是日本士官第六期毕业生。此次到了北京，乃派曾一度任其副官长的陈铭阁（河南人）到米市胡同南兵马司和士官学生同学总会负责人刘宗纪（士官第六期，曾充孙传芳的参谋长）接洽，并捐五万元，作为同学会经费。那时有些人，像四期的蒋作宾、雷寿荣，六期的杨文凯、卢香亭等，就向刘宗纪质问，哪里出来这个叱咤风云的大同学呢？刘说，捐巨款还不好吗，何必深究呢？（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页五七〇至五七一）
这种在意，多少透露蒋介石性格中的自卑感与不安全感。亦由于这种在意，使许多文学侍从，不惜把士官的衔头套在他身上，或尽量把他与士官挂钩。实际上，蒋介石的最高学历是而且仅是振武学校出身，“直接送进联队”的阶段而已，距离士官毕业，还十分遥远。总之，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所得学历只是军士教育程度的训练，阶级只是上等兵。如此而已。
第十章 西方中国观演变：中国在欧洲的形象是变色龙
核心提示：追溯一下欧洲认识中国的起点和特点，分析这些特点对后来的影响，我们发现：一方面欧洲关于中国的基本知识长期停留在启蒙时代的水平而少有变化；另一方面欧洲对中国的评价又随着欧洲社会的动荡起伏而变动不居，中国在欧洲人眼里的形象是一只“变色龙”。所以，我们对西方人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的评价，不要用好和坏、美和丑、赞扬和批评的对立概念表达，不要说西方人评价中国好，评价中国不好，赞扬中国或者批评中国。实际上不论哪个时期，西方人对中国的评价都取决于自己对这种异质文化有什么需求。
西方如何认识中国？
古希腊罗马时代就有有关中国的记忆，比如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第四卷就有关于中国的一些揣测，还有“赛里斯”、“契丹”等等这些对中国的称呼。
如果说16世纪是葡萄牙人的世纪，那么，17世纪就是荷兰人的世纪。荷兰人通过其独特的东印度公司贸易体系和无数快捷的帆船，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手中瓜分东方的海洋霸权。荷兰人之后就是英国人、法国人，此外，还有一些北欧的小国。他们到东方来，不是来旅游的，是来做生意的。在广州，珠江口的海关附近，就有他们的货栈。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被大量出口到西方，而世界各地的白银则源源输入中国，最后，英国人用罪恶的鸦片来换取中国的商品。中国的形象，最早就是通过这些柔软的丝绸、洁净的瓷器、精美的家具，这些可触摸、可感觉的物品，被传到西方。
此外，还有官方使节。从16世纪初叶到18世纪末叶，西方派出了数十个代表团，试图与中国官府建立稳定的贸易关系，几乎都遭到拒绝。使团来华的见闻及其成书后传递到欧洲，都引起西方对于中国的关注。其中最有名的是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他们在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双方在觐见礼仪上的争执，凸显了中西文化上的差异以及权势上的较量。
在中国文化向西方的传播中，天主教传教士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最早到东方主持中国教务的沙勿略，对中国的传教抱有非常大的信心，他认为跟印度人比，中国人要聪慧得多，跟日本人比，中国人要文明得多，所以他致力于把东方的传教放在中国。他的接班人是大名鼎鼎的利玛窦，其后不绝如缕。
这样的传教士很多，大部分都是从里斯本上船，先到澳门，再到广州，然后从运河往北到北京。他们向欧洲介绍了很多中国的情况。最早的一本介绍中国的书是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1585年），这本书现在有中文版。门多萨是西班牙传教士，奉教皇之命，把当时在欧洲所能收集到的关于中国的情况写成了一本二三十万字的书，流传非常广。还有稍晚一点的曾德昭的《大中国志》（1642），他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所写多为作者亲眼所见，而且对中国赞赏有加。
基旭尔是在罗马的一个德国神父，他最有名的一本书是1670年出版的《中国图志》。他把1625年在西安发现的一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全文刊登在书里。成为西方人了解、学习中文非常重要的一个文本。
可以说，通过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以及传教士来中国的著述、翻译的诸多文献，欧洲形成了一个“中国热”。
我们看看当时欧洲中国热的情况。有一幅油画，是描绘当时海外中国探险者从欧洲归来的场景。画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如植物标本、瓷质的弥勒佛。无论妇女，还是男人、小孩，都在欣赏从海外获得的各种各样奇异的物品。这许多瓷器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他们都认为，中国人跟西方人一样，都是上帝的子民，而且中国人很可能是诺亚最亲近的后裔。
西方解读中国之一：附会与融通
这方面的事例很多，这里只讲一个初民语言的例子。中国的文字语言与欧洲很不一样，但西方人首先接受的是中国的语言。这里有一个特殊背景。当时欧洲学者都在致力于寻找一个所谓上帝的语言，或谓普遍的语言，或谓理性的语言。他们相信上帝造人类之初，也创造了语言，人类可以用语言互相沟通。后来，因为巴别塔事件才使人类语言不同了。所谓巴别塔事件，是说在今天的巴格达附近的巴比伦人，建造了一座通天塔，高耸入云，几乎就要上天了，上帝看到人类联合起来的力量太大，就使了一个法术，让人类分散在世界各地，讲不同的语言，互相难以沟通，从而分散力量。
因此，欧洲人就认为巴别塔（或叫通天塔）建造之前的语言应该是诺亚方舟的语言，应该是伊甸园里亚当夏娃对话的语言。这种语言的后裔是什么呢？人们猜测，可能是希伯来文，犹太人的语言，也可能是埃及语言，但是他们觉得又都不像。现在他们发现了中文，中文的历史如此悠久，也许中文就是上帝的语言，于是他们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从中寻找上帝的有关信息。
比如，中文中的亚当和夏娃。门泽尔在《字汇》中找到一些条目，如女娲，《说文》：“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女娲是伏羲之妹，发明了很多东西，伏羲和女娲的关系跟亚当和夏娃的关系很接近，西方公认，被中国人推崇为人文初祖的伏羲，就是亚当；既然伏羲是亚当，女娲就是夏娃。但是，这样的推论，门泽尔觉得还不够，他还从汉字里面找出了偷吃禁果的故事。他说“娲”字左边一个“女”，意指“女人”，右边关键是“呙”字，“呙”解释“苦怪且，口内不正也”，他没有完全翻译过来，但他知道不正就是不正确，不正确就是违法，违法就是犯了罪。“呙”是咬的意思，这里有一个嘴，这正是一个人吃树上果子的动作，左边有一个“女”，可见这个女人是通过秘密途径来到树下，这个途径不合法也不正确。这个女人不是夏娃是谁呢？伏羲是人首蛇身，女娲又吃树上的果子，这不就是创世纪里亚当堕落过程的歪曲和碎化吗？这是他们的推论。
所以，他们都认为，中国人跟西方人一样，都是上帝的子民，而且中国人很可能是诺亚最亲近的后裔。
中国历史的长度打破了《圣经》在人们心中的垄断地位，帮助欧洲人走出《圣经》世界观。
西方解读中国之二：冲突与批判
西方人研究中国历史时发现，中国历史开端在基督诞生前2952年左右。欧洲《圣经》体系之下，世界的寿命总共有4000多年，诺亚洪水即人类历史的开端时间为基督诞生前2400多年，比中国历史纪年晚500年之多，于是，中国历史的长度成为对《圣经》编年史的一个重大挑战。
中国历史起源时间问题原本只局限于中国传教区，1658年卫匡国出版《中国上古史》，劝说欧洲人接受始于公元前2952年的中国历史，在欧洲教俗世界引起轩然大波。
当时《圣经》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七十子译本，一个是通俗拉丁文译本。最早《圣经》是希伯来文，亚历山大统治的希腊化时代，基本上把地中海、北非，甚至西亚都统一过来，于是，把《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当时有七十个学者被召集在亚历山大里亚城（现在埃及靠近地中海的城市），各自单独把《圣经》从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当把各人的译本汇聚在一起，居然大体相同，这个译本被称为“七十子译本”。七十子译本跟中国的编年史比较接近，所以当时在中国的传教士就用这个版本调和与中国编年史的冲突。公元世纪，罗马帝国建立拉丁世界时，又把它翻译成拉丁文，拉丁文本是官方正统文本，据此认为大洪水发生在基督诞生前2300年，于是，人类历史的开端要比中国晚好几百年。可是，欧洲都使用这个教会官方钦定的文本。随着中国历史知识逐渐深入人心，它逐渐成为欧洲人冲击《圣经》体系、批判《圣经》哲学的一个武器。中国历史的长度打破了《圣经》在人们心中的垄断地位，帮助欧洲人走出《圣经》世界观。所以，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知识对西方走出中世纪、启蒙思潮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一方面跟全世界做生意，但是不赚钱；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传到欧洲，帮着欧洲走出中世纪，建立新社会。
西方解读中国之三：借重与放弃
中国知识主要在政治领域改变着欧洲，耶稣会士对中国政治的理想化描述令17世纪末以来的欧洲知识分子着迷，成为他们反思本国社会与政治状况并探索改革方向的参照系。英国的文官制度基本上受到中国科举制度的启发，这是中外公认的。当时欧洲走出中世纪，建设新社会，反思本国在神学体制统治下黑暗的中世纪，探索改革的方向，中国的开明政治，皇帝采纳听取大臣意见的做法、民本思想、和谐社会的观念，儒家的道德观念，中庸的观念等等都成为他们反思本国政治的一个参照系。
比如，伏尔泰曾将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成“儒家道德五幕剧”，把场景从春秋时期移改到成吉思汗时代，剧本的结局是成吉思汗在红颜知己伊达美的祈求和劝告下，归附了儒家道德，兵临北京城下而放弃攻破城池，接受了儒家倡导的道德文化。
当然，欧洲毕竟是在走向资本主义社会，中国无论如何开明、如何盛世，它终究处在一个旧的社会制度框架下不能自拔。当欧洲社会改革模式在借鉴吸收中国因素的情况下，日益成形、日益成熟，中西制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日益明显，就不得不放弃中国模式。因为时代在变化，欧洲整个社会观念也在变化。
那么，与此同时，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如何采取应对之策的呢？晚明盛清，朝廷对待西方的政策经历了从明末开海、清初禁海到白银流入的阶段。
在清朝初年，由于当时郑成功反清，包括南明朝廷在东南沿海还有些势力，因此采取禁海、迁海（把沿海居民迁走）政策，限制海外贸易，直到1684年收复台湾之后才开海。禁海导致的结果很严重，使东南沿海的外向型经济萎缩。当然，走私依然存在，全世界依然在跟中国做生意，官方白白损失了许多关税，老百姓平空添了很多麻烦和危险。最近一二十年，西方学术界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前，整个世界贸易中心在中国，中国经济总量仍然居当时世界的首位。
但贸易禁令使得赴东南亚的出海贸易受到严厉限制，中外贸易只能主要在中国本土进行。本土贸易的不利之处是，中国商品通常以远远低于本身价值的价格出售给来华外商，结果是17-18世纪中国贸易虽处于顺差，但实际获利却大大低于处于逆差地位的西方国家（主要是英国），这无疑使中国商人损失充足的商业资本。可以说，中国一方面跟全世界做生意，但是不赚钱；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传到欧洲，帮着欧洲走出中世纪，建立新社会。就是在这200年里，中国开始落后，中西位置完全颠倒。
伏尔泰是对中国非常赞美的一个思想家，他鲜明地把中国树为欧洲的对立面。中国在遥远的古代便不断探索各种技艺和科学，并且达到很先进的水平。
西方解读中国之四：赞美与批评
如果说在中国与欧洲之间寻找相似性，是神权统治下的欧洲的产物，那么对中国与欧洲对立性的深切体认，则可以说是处于近代工业资本主义文明下的欧洲的产物。
截至17世纪初，欧洲仍深受《圣经》神学观念制约，因而，在基督教普遍主义理想驱使下，极力在中国与欧洲间寻找相似性，以将中国已有的宗教纳入基督教范畴。但中西文化本身就有巨大的差异性，18世纪时两者的社会发展趋势又截然不同，当极力寻找两者相似性的动机解除之后，它们之间的差异自然而然就愈发明显，直至建立起“中国是欧洲的对立面”这样一种认识。这个观念一直统率着欧洲人的中国观。
这种认识一经形成，又成为19和20世纪欧洲人认识中国的起点。近代工业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其实只是在西欧产生的一个特例，欧洲人自身对这种特殊性的感受，随着他们征服世界的旅程不断展开而日益强烈，将中国定位为欧洲的“他者”，也正是欧洲人对自身特殊性深刻领会后的一个投影。
伏尔泰是对中国非常赞美的一个思想家，跟莱布尼茨很类似，是亲中派，他鲜明地把中国树为欧洲的对立面。中国在遥远的古代便不断探索各种技艺和科学，并且达到很先进的水平，但是后来的进步却微乎其微。欧洲人获得知识很晚，但是很快臻于完善。伏尔泰认为，中国是早慧而停滞的，欧洲则是后学而富有创造性的。原因是，中国人对祖先留下的东西有不可思议的崇敬心理，认为古老的东西都尽善尽美，无需改进，中国崇古就故步自封，在孤立主义中限于静止。这些其实是伏尔泰对中国文明的基本看法，而它们也成为后来欧洲人对中国人的重要印象。
孟德斯鸠跟伏尔泰相反，是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一种人。他说中国文明古老而悠久，是因为贫困、地理隔绝，因为地理对外隔绝，所以中国历史实际是没有进步的治乱循环。特别是在谈到政体的时候，孟德斯鸠讲欧洲历史上有三种政体：共和、君主、专制，他最赞赏的是英国的政体，因为这是由法律维护的，以理性为原则，这是欧洲的希望之光。相反，中国以前一直是以恐怖为原则的专制国家，而专制主义是令法律失效的制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人开始反省，觉得他们这种强势的过于好动的文化有问题，伏尔泰希望欧洲参照中国的“静”来反思自己过分的“动”这一思想，又被人重新提起。
西方解读中国之五：静止与孤立
启蒙时代欧洲关于中国文明和中国人基本特征的认识，深刻影响了后来的西方人，不管是不谙中文的欧洲学者，还是亲历中国的各类游客，不管他们以怎样的方法和立场来发挥引申，其基本模型都是18世纪所塑造好的。
比如，关于中国人的性格，19世纪末期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所总结的，中国人性格特点包括：爱面子、节俭、勤劳、知足常乐、对生活状态和对具体事情都有强烈忍耐性、重视礼节、孝行仁慈、漠视时间和精确性、天性误解、没有契约精神、拐弯抹角、因循守旧、柔顺固执、麻木不仁、心智混乱、互相猜疑、缺乏同情、共担责任（或者说株连）、敬畏法律等等。这是他对中国的观点，有好有坏，这些东西实际上都跟启蒙时代那些人的看法相似。
罗素就讲，西方人有一种理论，认为中国人是不可思议的。法国诗人、思想家瓦莱里讲，我们不能将他们视为野蛮人，又不能把他们抬到与我们同样骄傲的地位，于是只好把他们列为另外一个领域，编入另一个历史顺序之中，即归到实际存在但不可理解却又与我们永远共同生存的一个类别中。所以中国人对他们来讲是很神秘的，不可理解的。
除了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之外，18世纪形成的关于中国文明静止孤立的看法，关于中国专制主义的看法，无不被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欧洲学者所继承。黑格尔有著名的历史开始于东方、但东方在历史之外的论断。
当然，每个人的角度还是不一样。伏尔泰指出中国文明的孤立主义性质，但他对这种性质大体持赞扬态度。他把以中国为首的东方世界定义为一个以静止和孤立为准则的世界，这个世界与以积极活动和文化互动为准则的西方世界相对立，同时也是促使西方自我反省的必要参照。
孟德斯鸠、孔多塞、赫尔德、黑格尔接二连三地把中国和欧洲来对比，目的就是衬托欧洲的正确和伟大，中国人那种深为耶稣会和伏尔泰赞赏的和平主义精神，相形之下就成了导致中国国力衰弛、国民懦弱的一种根源特征。
随着时代变化，评价也在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人开始反省，觉得他们这种强势的过于好动的文化有问题，伏尔泰希望欧洲参照中国的“静”来反思自己过分的“动”这一思想，又被人重新提起。很有意思的是，巴黎和会的时候，五四运动前夕，梁启超作为中国民间代表团的代表到巴黎去参加和会，他回来以后写了一篇文章《欧游心影录》，他感觉到欧洲一战以后反思自己文明的问题，提出要向中国儒家文明学习。
我们对西方人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的评价，不要用好和坏、美和丑、赞扬和批评的对立概念表达。西方人对中国的评价都取决于自己对这种异质文化有什么需求。
西方中国观演变带来的思考
追溯一下欧洲认识中国的起点和特点，分析这些特点对后来的影响，我们发现：一方面欧洲关于中国的基本知识长期停留在启蒙时代的水平而少有变化；另一方面欧洲对中国的评价又随着欧洲社会的动荡起伏而变动不居，中国在欧洲人眼里的形象是一只“变色龙”。所以，我们对西方人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的评价，不要用好和坏、美和丑、赞扬和批评的对立概念表达，不要说西方人评价中国好，评价中国不好，赞扬中国或者批评中国。实际上不论哪个时期，西方人对中国的评价都取决于自己对这种异质文化有什么需求。
所以，我们讲启蒙时代是近代以来西方人认识中国的起点，也是定调的时代，不仅有关中国的基本知识从那时获得并巩固，而且从那时起中国就被欧洲塑造成一个有助于加强欧洲人自我意识的对立文化实体，是最不一样的一个文明，是最异类的文明。随着欧洲人自我评价的变化，这个对立文化的价值实际也在摇摆。直到今天，欧洲许多关于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中西初识的时期，欧洲人仍相当顽固地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理解中国。
到底应该怎样看待不同文明之间的观点呢？哈贝马斯的观点值得我们深思：“普遍主义，意味着对陌生者及其他所有人的容让，包括他们的脾性和无法理解的行动，并将此视作与自己相同的权利；意味着并不简单地将异己者排斥在外；意味着包容的范围必然比今天更为广泛。道德普遍主义意味着这一切。”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西方的中国观赞美中国而沾沾自喜，也不要因为批评而感到沮丧。因为西方都是站在自己立场上为自己的需要来做判断。我们应该真正站在一个普遍主义立场上看待不同的文明。
西方认为，从文化传统来说，中国是一个“静”的民族，讲和平的民族，是和平主义发展的民族，这一观点一直被公认。但是对这种和平主义有两种看法：一方面认为这种和平导致中国的懦弱不振不发展；另一方面认为这种和平值得借鉴，以救助欧洲的过分强势发展。我想将来如果中国以和为贵，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真正能够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准则，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第十一章 朝战第一个美军战俘：被俘后害怕知道政策后傲气
核心提示：在整个审问过程中，其他翻译同志，不断插话提问及帮助翻译，尤其是黄韵秋大姐，她是西语系毕业的，口语很好，她翻译得很到位。战俘走后，大家热烈地议论了这一次交锋：“他很怕死，我看见他的手在颤抖。”“我们宣布战俘政策以后他稳定多了。”“他很狡猾，还很傲气，用联合国来吓唬人呢！”“人虽然被俘了，但并没有认输。”“所以这才叫放下武器的敌人嘛！他们的手上沾满了朝鲜人民的鲜血！”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五日拂晓，我们前沿部队118师一部向南挺进，到达温井西北两水洞一带时，与正在向北开进的李承晚部队遭遇。我们的战士很快占领了公路西边的山岗，李承晚部队第6师的一个加强营和一个炮兵中队进入了我军伏击圈。在这场阻击战中抓到了一个美国军事顾问，我们工作队的任务真的来了。当时，英语工作队长渠川同志和广东来的黄耀尊同志都在司令部随军首长行动，敌工部叶平部长便对我说：“这是我军抓到的第一个美军战俘，全体同志都来参加审问，你来当第一翻译，行吗？”
我想，有这么多同志当我的后盾，没问题；再说，我在大学时外国人见得多了，没有什么可紧张的，于是我欣然答应说：“行！”大约下午三四点钟，战俘被带进部长的防空洞。他是个瘦高个儿，穿着草黄色的呢子军服，右臂缠着绷带挎在肩上，脸色苍白，用警惕的目光审视着周围环境。他看到这么多人未免感到十分恐惧。部长指了一下前面的蒿草堆叫他坐下，审问开始了。“说出你的姓名。”“赖勒斯。”“你的军衔及职务？”“少校助理军事顾问。”
说着，他从脖子解下一个铝制的牌子，上面有他的军号，从这个军号上面可以说明他的部队番号、兵种等等，后面还有他的血型。部长接过来边看边问道：“你受过正规训练吗？”“是的，一九四一年毕业于西点军校。”“你所在部队的番号？”“韩国第6师2团加强营。”“你把你所在的部队的编制、人数及火力配备情况用文字及图表加以说明。”“是的，是的。”他接过笔和纸，毫不犹豫地画出了图表并用文字加以注明。这时，我看到一个单词十分陌生——“Recoilless”。这是什么？我翻译不上来了，只好叫战俘解释。“（一种大炮）。”他回答。但是我们仍然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大炮。他用手势比划，并加以解释，最后，大家听明白了，原来是“无后坐力炮”。这是在当时我们军队中尚没有的一种大炮。部长接着问：“你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加强营最终的目的地是楚山。”“到达楚山以后还做什么？”“待命。”他又回答道，“这个，我不知道下一步做什么。你知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他的回答狡黠而圆滑。“谈谈你的被俘经过。”部长说。“很简单，我们走在通往云山以北两水洞的公路上，不错，上级让我们昼夜兼程。天刚刚亮，我们准备休息用早餐，这时从山上下来许多士兵，我们的大炮还没有卸架到位，枪声就响起来了。我们没有退路，身后也是你们的兵。我的吉普车也被打坏了，右臂负了伤，我伏在车下，就这样被俘了。”“你原来在美军什么部门任职？”“我是从美8军团2师调来的。我曾在欧洲战场上参加过反法西斯战争，打过希特勒的军队。”他似乎想借此机会炫耀一下他的经历，“我也是有战功的。”“那么你这次参战又为什么？”“唔，这……”这次他的回答可不那么痛快了。“上级传达作战目的是帮助朝鲜人打金日成的共产党军队，就这些，就这些……我是军人，要服从命令……”他有些紧张。“不必紧张。”部长说，“你的伤怎么样？”“子弹擦伤，没伤骨头，你们的军医为我做了初步的救护。”“好，随后我们的军医还要给你检查一下伤口。”部长接着说，“我们的战俘政策是：不杀、不辱，保护你们的生命安全和个人财产，战争结束后送你回家。但是，你必须服从我们的命令，遵守我们的纪律，你听明白了吗？”“明白了，谢谢！谢谢！你们已经很好地对待我了。”说到这里他又重复说：“我已经受到优待了，受到优待了！”“好，现在你可以走了。”
他站起身来，可他迟疑了一下，对我说：“女士，我可以提些问题吗？”
我把这句话译给部长，部长说：“好的，你让他提问吧！”
此时，他急不可待发出一连串的疑问：“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是什么军队？你们从哪里来？”
部长沉着地笑了：“你看我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不愧为一名老敌工，战俘的主动提问变成了被动回答了。“我看，你们是中国人，是中国军队，是从鸭绿江那边过来的，你们和朝鲜人不一样！”
部长仍不打算正面回答他，对我说：“你再问问他，我们哪些地方和朝鲜人不一样？”
他想一想，回答说：“首先，你们的军服和朝鲜人不一样，他们有军衔，你们没有标志，分不清官与兵，好像都一样的。”“还有呢？”“还有你们用兵神速，好像从天而降。我刚一抬头，就看见你们的士兵铺天盖地，从山上边喊边打枪边跑，前后左右全是你们的士兵，太快了，我们实在措手不及……”“还有呢？”“是的，还有，我看到你们的士兵精神饱满，士气很高，非常勇敢，好像很善于夜战、近战；还有你们的纪律不错，我被俘之后没有受到人身攻击。”“还有呢？”“还有，朝鲜人不用号角，而你们的号角声此起彼伏，互相接应。”“还有呢？”“喔，我不曾看到你们的辎重车，只看见马拉的炮车，人扛的机枪，似乎……似乎，恕我冒昧，似乎，有些原始，不能算是机械化现代化。但是，你们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如果有了机械化现代化的装备，将会是世界无敌的第一流的军队。”他说到这里显得比以前放松多了。“好啦！既然你这么说，我也可以告诉你，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来帮助我们的近邻——朝鲜人民抗击你们美国侵略军的。”“侵略军？”他摇摇头，“我们是联合国的部队，不是侵略军，共产党的中国还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承认。”
部长严肃地对他说：“我们现在没有更多的时间和你讨论联合国，你现在是我们的战俘，你承认吧！”“是的，是的。”他把手摊开，无可奈何地说，“我承认我是你们的战俘。”
部长接着说：“现在，你可能还接受不了侵略军这个称呼，不过，你会慢慢地明白你所参加的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战争。我们把问题留给你自己考虑，这场战争与你在欧洲战场上的反法西斯战争有什么不同？两者性质是不是有根本区别？”“是的，是的。”他不敢再辩白，有些迷茫，但不失冷静。“先生，我可以提个要求吗？”“什么要求？”“我很冷，给我一条军毯好吗？”“你会有一件棉大衣的，它比军毯还实用。现在，你可以走啦！”“多谢！”他离开防空洞时，用好奇的眼光扫视了我们这些年轻的翻译兵，自言自语地说：“真想不到，中国军队还有这么多能讲英语的人。”
是的，在整个审问过程中，其他翻译同志，不断插话提问及帮助翻译，尤其是黄韵秋大姐，她是西语系毕业的，口语很好，她翻译得很到位。战俘走后，大家热烈地议论了这一次交锋：“他很怕死，我看见他的手在颤抖。”“我们宣布战俘政策以后他稳定多了。”“他很狡猾，还很傲气，用联合国来吓唬人呢！”“人虽然被俘了，但并没有认输。”“所以这才叫放下武器的敌人嘛！他们的手上沾满了朝鲜人民的鲜血！”
最后，叶部长发言了，是这次审问的小结吧。“同志们说得对，我们面对的是世界上一支强大的军队，有精良的武器，有空中优势，并且操纵联合国。但是，真理不在他们一方，他们是虚弱的。我们既要藐视他们，又要重视他们。你们看，这个美军少校就不简单，他被俘不到一天，就这么精细地观察了我们的部队，抓住了我军的优点及不足之处，我们对面前的敌人千万不能轻心哪！”
这是我们第一次审问美军战俘。叶部长说，以后还会有大批的美军战俘交给我们管理，必须做好一切准备。
第十二章 官场“潜规则”为何在当下越来越火爆？
核心提示：“官场潜规则”说起来很神秘，其实无外乎两个“崇拜”、一个“侵入”：两个“崇拜”就是“权力崇拜”和“关系崇拜”，前者主要表现为把上下级关系变成人身依附关系；后者表现为担心恶化自己的生存环境，从怕得罪人到对歪风邪气随波逐流。当然，要达到升迁目的，仅靠吹吹拍拍的“技术手段”还不够，还得有真金白银甚至出卖色相等“硬投入”。因此，一个“侵入”就是市场原则侵入非市场领域，把不是商品的东西也商品化了。最典型为买官卖官，还有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官场潜规则”说起来很神秘，其实无外乎两个“崇拜”、一个“侵入”：两个“崇拜”就是“权力崇拜”和“关系崇拜”，前者主要表现为把上下级关系变成人身依附关系；后者表现为担心恶化自己的生存环境，从怕得罪人到对歪风邪气随波逐流。当然，要达到升迁目的，仅靠吹吹拍拍的“技术手段”还不够，还得有真金白银甚至出卖色相等“硬投入”。因此，一个“侵入”就是市场原则侵入非市场领域，把不是商品的东西也商品化了。最典型为买官卖官，还有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
为什么对“官场潜规则”产生认同感“官场潜规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在2000多年高度集权的中国封建官僚制度下，做官不仅是出人头地的最重要途径，也是投入最小、收获最大的发财捷径。而官场道路的拥挤、官场竞争的惨烈，也把中国的官场文化发展到“炉火纯青”、让其他任何国家和社会都望尘莫及的地步，这也是晚清以后中国社会加速走向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和人民群众一道浴血奋战的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了全国执政地位，建立了人民政府。那时，在领导干部的书架上，人们见得最多的就是摘编马恩列斯著作的“干部必读”，是《毛泽东选集》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而半个多世纪后，在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获得巨大成功、社会获得巨大进步的今天，《官场秘笈》、《官场厚黑学》一类“潜规则”读物，竟又被不少人视为从政“入门”书，再次热销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悲哀。
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当前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的主体，都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他们在具有现代知识结构和开拓精神上有不可否认的优势，但其中有的人缺少与群众的牢固感情纽带，对党的历史和传统的系统学习不多，成长过程又受到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的浸染，受“权力”意识、“关系”意识、“交换”意识这三种意识的影响较深，在价值观上很容易对“官场潜规则”产生认同感。而在党内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现实中，仍有太多的东西同纸面上的党纪国法、行为规范差别过大。不折不扣地照章办事，很多事会做不成，甚至到处碰壁。这也导致有些人转而从“官场潜规则”中寻求答案。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有些干部从政的出发点，已发生本质变化。表面上讲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际上却是做官为私，甚至结党营私。“潜规则”读物的热销，不能不视为一个严重的警号。“官场”就是权力场，是公共权力的集散地。“官场”规则所约束的，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和授权者的关系。一个领导干部按照什么规则来行使权力，为谁行使权力，关系甚大。“潜规则”会复制出更多按“潜规则”办事的人，不肯同流合污的干部，势必被视为异类而遭到排斥。如曾挂职担任湖南省临湘市副市长的姜宗福被同事和领导称为“官场怪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官场潜规则”严重侵入干部队伍，导致某些干部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用明规则要求别人，自己却信奉潜规则，党的道德感召力必然严重下降，密切联系群众的最大优势就会荡然无存，而脱离群众的“最大的危险”，也就为之不远了。
从制度上弱化官本位倾向
如何给敢说敢干、有责任感、有个性的异类官员政治舞台，消除“官场潜规则”的影响，除了要加强对干部的宗旨意识、纪律观念教育外，最重要的是要加快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从根本上改变“官场潜规则”存在的政治生态和制度环境。
要改变主要领导个人说了算的制度惯性。实际上，在某些单位的干部选任工作中，主要负责人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这不仅表现在干部选拔的提名权上，也表现在对干部的突然调动上。换言之，那些颇有幽默感的“潜规则”，实质上是个人集权现象的一种反动和嘲弄。这个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无论我们颁布多少“条例”、“准则”，都会功亏一篑。因此，采取切实措施，消除这种制度惯性，让搞歪门邪道的人，跑官找不到门，买官找不到对象，或因参与决定者众多，而使跑官、买官的成本和风险都大到无法承受的地步，是从根源上消除“权力崇拜”的关键。
要进一步落实党员群众在干部选拔任用上的“四权”。大量事实证明，领导者在权力上具有优势，但由于面向全局，在局部信息上容易处于劣势。因此，封锁和扭曲信息，报喜不报忧，甚至弄虚作假，是深谙“潜规则”者的升官之道。要改变信息不对称状况，就要依靠群众的广泛参与和监督。在干部选拔任用上，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但判断某人的品德如何，并非易事。一个干部如果为谋取经济利益，贪污受贿，作奸犯科，容易被发现；如果为获取政治利益，工于心计，搞“潜规则”，却不容易被发现，特别当他们善于在领导面前装扮自己时。只有能从不同角度长期观察他的广大群众，对于是做事还是作戏，是老实人还是不老实的人，看得最清楚。
要从制度上进一步弱化官本位的价值取向。“官场潜规则”在今天仍有一定市场，反过来说明“官本位”对我们今天的政治生活依然影响很大。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不顾实际需要的提升职级，仍是调动积极性或安抚干部的几乎唯一手段。但这也带来两个潜在风险：一是当高的领导职级最终都挤满了人，会造成干部职级整体贬值。二是职务变动过频，使干部实际任期普遍缩短，不利于党的执政能力的积累和提高，还很容易把积极因素变为消极因素。而在职者缺乏安全感，又会使“官场潜规则”一类书获得更多市场。因此，要消除“官场潜规则”，必须从制度上弱化“官本位”倾向。例如公车改革的最大意义，不在于节省了多少财政开支，而在于它是拉近领导和群众距离，强化公仆意识，弱化“官本位”观念的重要一步。随着经济繁荣带来的党政干部收入增长，要适时推进职务消费货币化、市场化，取消或缩小具有排他特点的身份性、特权性消费范围。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尺，就是能为每个人的自我发展和价值实现提供更多渠道和空间，就是“官本位”意识的淡化。
第十三章 历时92年 德国即将还清最后一笔一战战争赔款
国际在线专稿：据德国《明镜周刊》9月28日报道，今年10月3日是东西德统一20周年纪念日，同时也是德国完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部赔款的日子。届时，德国政府将向法国政府交付6870万欧元（6.23亿人民币）的最后一笔战争赔款。
按照一战后签署的《凡尔赛和约》，德国政府需要支付2690亿金马克的赔款，相当于9.6万吨黄金。但到1929年，这笔赔款被减少到1120亿金马克，必须在59年内付清。从1924年到1930年间，德国被迫发行大量外国债券以筹集这笔巨额赔款。1929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德国于1931年暂停了每年偿付的赔款。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德国拒绝恢复偿还赔款。但在1953年的伦敦国际大会上，西德同意承担德国二战前发行的国际债券偿还责任。
按照伦敦大会规定，可以待德国实现统一后开始偿还赔款，只是要先行支付一笔利息。柏林墙倒塌后，德国实现了国家统一，此后德国开始偿还这些国际赔款，直到2010年10月3日还清最后一笔赔款。
自一战战败后，德国历时92年才完全还清赔款。
第十四章 中西方古代税收：中国常讲轻徭薄赋却越改越重
税收是国家收入最重要的来源。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税收，或称赋税制度的国家之一。赋税在中国古代往往就是政治的组成部分，许多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也是赋税改革。而且赋税改革也往往和政治改革一样昙花一现、半途而废或改而无果，甚至小善不彰，大恶随至。总之，赋税在中国古代是屡改屡败，屡败屡改，最终也没多大成果。
然而，这也是历史，这也就是历史。
中国古代税收特点
不断改革
我国的赋税制度大约发端于公元前3000多年。夏、商、周时期实行贡赋制，这是赋税的雏形。春秋时期，鲁国实行“初税亩”，这是我国最早开始征收的地税。
秦朝时期赋税非常沉重，农民要把收获物的三分之二交给政府。赋税繁重，民命不堪，导致秦朝短命而亡。
汉朝时开始“编户齐民”，国家把农民编为户籍，作为征收赋税徭役的根据。编户制度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徭役制度的正式形成。
在汉朝，农民的负担有4项：田租、算赋和口赋（人头税）、徭役（公益性无偿劳动）、兵役。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实行轻徭薄赋政策。汉高祖实行十五税一，文帝实行三十税一，东汉光武帝把田租恢复到三十税一。
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实行与均田制配套的“租调制”。这项制度规定，受田（分到政府分配的土地的）农民，每年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租栗，还必须缴纳“调”，即帛或麻作为户税，还必须服徭役和兵役。
唐朝的前期沿用租调制并发展为“租庸调制”，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缴纳定量的谷物和定量的绢或布，还必须服徭役。不去服役的也可以缴纳绢或布代役，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这就是“庸”。
唐中叶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瓦解，租庸调制弊端显现。公元780年，宰相杨炎提出并推行“两税法”，按照财产和土地的多少征收户税和地税。户税按户以钱定税，地税按田征粮。征收时间也开始固定，一年分夏秋两季征收。
这是我国古代赋税制度的一大变革，奠定了唐朝后期至明朝中期赋税制度的基础。
北宋主要实行两税法，明朝实行“一条鞭法”，将力役折银分摊到田亩征收。
清承袭明制，以“田赋”和“丁役”合称“地丁银”，作为国家的主要税收。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即把丁税平均摊入田亩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
这一制度的实行，部分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废除了中国历史上长时期存在的人头税，国家对劳动人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放松，杜绝了历史上长时期存在的隐瞒人口的现象，促进了人口出生率的提高。劳动者有了较大的人生自由，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赋税规则的简化减少了官府打马虎眼任意加税的可能。
我国赋税制度的沿革规律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征收标准从以人丁为主，演变为以田亩为主，征收的物品由实物地租为主演变为以货币地租为主，征收的时间从不定时演变为基本定时，农民由必须服徭役逐渐演变为纳绢代役，税种由繁杂多项演变为简单划一。
中国古代赋税思想
轻徭薄赋
在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问题上，中国古代的理财思想大多主张以赋税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比如北宋的思想家李觏提出了“国之所宝，租税也”，而有的则主张将财政收入来源的重点放在非税的经济收入上。比如《管子》一书就反对强制征籍，主张扩大经济收入以代替租税，主张用货币、价格、贸易等政策增加非税的经济收入。西汉重臣桑弘羊、元朝丞相卢世荣也主张将财政的重点放在经济收入，如盐、铁、酒等专卖收入，贸易收入等方面。
在税收方面，中国古代的理财思想大多主张“轻税”。孔子和孟子提出“轻徭薄赋”，隋文帝时期苏威提出“轻赋役”，明代理学名臣丘浚提出的“上之取于下，固不可太过，亦不可不及”等。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较有特色的观点，比如魏晋时期思想家傅玄提出赋税“至平”、“积俭趣公”、“有常”、“壹制”说。至平，意思是根据官吏的多少、年成的丰欠来平均征税。积俭趣公，即为公节俭，不浪费民力。有常，即征收要有稳定的规章，赋税要相对稳定。壹制，即统一制度。
唐代著名的经济改革家和理财家刘晏提出“知所以取人不怨”和“因民所急而税”的原则。取人不怨，是指政府通过控制物资和市场物价等经济手段来取得财政收入，而不是单纯依靠增加税收来达到目的。因民所急而税，是指选择人们日常急需的商品课税，其税源充足，稳定可靠，容易收到广收薄敛的效果。
北宋的思想家李觏、文学家苏轼均主张通商。李觏和苏轼反对国家专卖，主张让私商自由经营，国家征税。李觏说：“今日之宜，亦莫如一切通商，官勿专卖，听其自为。”苏轼提出了“农本俱利”的观点，主张通过减免商税方式促进商业经营活动，在商业发展的基础上获得更多的商税收入。
明代重臣张居正反对苛征商税，主张厚农与厚商并重。他认为国家要使商通有无，农力本穑。商可利农，农可资商，农商应相互平衡与协调。
清代启蒙思想家魏源对善赋民与不善赋民提出了新的比喻。他说：“善赋民者，譬如植柳，薪其枝叶而培其本根；不善赋民者，譬如剪韭，日剪一畦，不罄不止。”他认为，减税是涵养税源的手段之一，适当减税，反可以增加税收。
清代学者王源主张重商，指出：“本宜重，末亦不可轻。假令天下有农而无商，尚可以为国乎？”他认为商人须跻于士大夫之列才是杜绝商税偷漏的根本途径。他主张实行资本税，取消繁杂的商税。
中国古代赋税定律
越改越重
尽管历代的赋税思想大都倾向轻徭薄赋，但在赋税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却经常是反其道而行之。其规律常见有三：
一是王朝中期暴增律。随着王朝周期性始末兴亡的变化，赋税制度总是初期轻徭薄赋，中期诛求无度，结果“民力殚残”。
中国古代统治者把天下作为自己的私产，认为国民“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者”是天理，自然就会出现“竭天下之财以厌一己之私”的结果。因此，各个朝代总是政治和财政同步盛极而弊生。这几乎成为古代中国无法逃脱的宿命。各代王朝衰亡的过程基本是相似的，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开始腐败，接着就是穷奢极欲，权力搜刮民脂民膏，民力不堪重负。于是官逼民反，王朝崩溃。
二是官吏层层加码律。百姓承担的赋役捐税的名目和数量，常常会由官吏机构由上向下逐级递增，层层加码。
中国古代皇权制度是一种全能性统治。皇权既是行政者，也是立法者和执法者，自然也是制税者和征税者。代表皇权的任何个别官员都可能不受限制地体现全方位、多功能的统治威权，也都可以利用手中权力，增加赋税徭役的名目和额度。
南宋文学家杨万里深痛地叙述过这种弊病。他说，导致百姓“破家鬻子”的最终根源，其实就是各级官吏的统治威势，这种威势必然导致官吏们层层加派的恶税制度。
三是非法转正律。明末思想家黄宗羲曾指出，中国历代的赋役制度改革总是将旧的苛捐杂税归并统一征收，以图减少加派之弊。但是改税以后随着统治者贪欲的增长，又会生出新的名目以加派赋役。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秦晖也称这种现象为“黄宗羲定律”。
中国古代皇权统治下的赋役所要支撑的是一个庞大的权力体系，皇权和各级官吏不断生出赋役的名目，苛捐杂税常常会超越国家正税而成为赋税的主要部分。
历代王朝中具有改革眼光和能力的政治家常试图归并赋役种类，简化征收过程。但赋役改革往往成了对以往非法加征加派的合法追认，然后，又有新的苛捐杂税创立出来。如此反复，以致无穷。
如宋代，数次税制改革后，又开启了“折税”、“给赏”、“丁绢”、“税米”、“义仓”、“加耗”等数不胜数的非法加征税目。经过这样多次改革，每项税役的征收额度就加到最初的10倍以上。
古代西欧税制程序
协商决定
古罗马是西欧最早的帝国，古罗马的赋税之重也是史学界公认的。从公元1世纪初到2世纪末，罗马军队从大约30万增加到40万。在和平时期，军队大多由所在的行省供应，并就近购买一部分物资。
3世纪以后战争频仍，供应军队需求成为百姓的沉重负担。古罗马税制不完善，国家征税没有统一的税则和成文的法规，因此不断出现税负不均，税收混乱的情况。税源不足，政府就采取许多杀鸡取卵的做法，形成了古罗马赋税长期苛重。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西罗马和东罗马。东罗马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旧称“拜占庭”，所以历史上又称东罗马为拜占庭。拜占庭继承了罗马帝国的财政制度，为了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的开支，保证皇帝贵族们奢侈豪华的生活，帝国年年向居民征收沉重的赋税。
7世纪以后，公社制度瓦解，斯拉夫人入侵西南欧，并向那里移民，欧洲逐渐完成封建化进程，进入封建社会，赋税制度也跟着发生了重要变化。
欧洲的封建社会有一条基本原则是，国王的一切花费大都应出自他自己领地的收入，对于领地之外的土地和农民，国王无权谋取收益。当时的欧洲国家没有全国性的地租，更没有常备的赋役制度。
当时国家的赋税有两种：一是领主向领地农户征收的土地税；二是君主向封臣征收的封建常税，如协助金。除此之外，国王无权向全国征税。在特殊情况下如战争爆发时，国王要征收国税和非常税，需和纳税人进行协商。
11世纪前，英国税权由贤人会议掌握，会议主要由贵族、郡长、教士组成。
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为首的法国封建主对英国征服后，贵族大会议取代贤人会议成为国家重要机关，承袭了协商税权的制度。国王要征国税时，首先要经贤人会议或贵族大会议批准，接下来，王室税吏还必须同纳税人就征收税额、估值方式等问题进行具体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征税决议就是一纸空文。同时期的法国也形成了以地区为基础，由僧侣、贵族、城市市民组成的会议，协商与决定有关的赋税征收问题。
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英、法两国又先后形成议会制度（模范国会与三级会议），协商税权过渡为议会授予制。国王在王室领地之外拿走一个铜板都要经过议会批准。
1293年，英国的爱德华国王签署《宪章确认书》，第一次从法律上确认了议会的征税权。1340年的一项法律更明确地宣布：“非经议会中高级教士、伯爵、男爵和平民的普遍同意，国王不得征收任何赋税。”
这就是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税权协商制。这一制度实行了近1000年。
中西古代赋税的区别
机制不同
为什么中世纪中西方社会在国家税权制度方面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反差？
首先，中国古代社会的权力结构是由部族首领走向宗法君主制，其中基本不存在权力制衡成分，而是以家长制统治为主体特色。
而西欧的日耳曼部落的习惯法中天生就有着相当多的民主成分：小事由酋帅们商议，大事则由全部落议决。他们的政治习惯崇尚“立法权属于全体人民”。
这样，当日耳曼人逐渐向欧洲大面积迁徙时，就把这一政治习俗带到整个欧洲。西欧中世纪封建国家建立后，依然保留了立法权属于全体人民的法治观念与规则。
比如英国，对王权的约束可概括为：国王处理大事须征得贤达的同意，国王须服从习俗和法律。传统习俗被盎格鲁-萨克逊人视为神圣的信条，他们引用习俗规范国王与贤达的关系，裁断民间纠纷，约束人们的社会行为。盎格鲁-萨克逊人顽强地认为国王也必须以众人之是为是。
其次，在财产所有制方面，中国古代原则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人民是仰靠统治者的恩惠才得以生存的，必须绝对服从统治者支配，包括无条件完成统治者下达的赋税指标。令交税而不交，命上贡而不贡，即是“犯上”行为，国家权力将给予严厉制裁。
中世纪西欧的政治体系是多元的，财产所有权也呈现多重性的结构。君主与封臣之间的土地所有权与占有权互相重迭，还要加上农奴的永佃权。教会大约占有西欧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土地。工商业者通过向封建主赎买，拥有了城市土地的独立、自由的权利。
第三，中国过早地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权体制，国家集政治、经济与文化各方面权力于一身，绝不允许出现与皇权抗衡的任何社会力量。由于没有制约因素，国家权力，包括税权，就会无限澎胀，纳税民众只是其奴役、鱼肉的对象而已。国家或地方官府增加税收的做法，也根本无须与民众协商，民众只能逆来顺受。
西欧中世纪从未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专制政府的国家，各国中央权力要受到地方贵族、宗教教会、自治城市、法律传统等各种因素的制约，政府权力与社会民众权利之间能维持相对平衡的关系，同理，国家税权也终受社会力量的制衡。
英国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无代表不纳税”的惯例，每个地区的人民都应有自己选出的代表担任议员，这才承担纳税的义务。其后，这一基本理念也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之，西欧的税法制定程序是议会宪政制度形成的基础。议会要取得人民的同意，然后才能批准政府征税，由此逐步发展到掌握其他立法权。
对人民来讲，只有首先控制了政府的收入与支出，才能从根本上把握自己经济权利；只有控制政府的收入与支出，议会的地位才能被人民认可，才能进一步发挥相关的职能。
第十五章 飞檐走壁破坏中共北平情报网的特务段云鹏下场
核心提示：国民党保密局当时在北平每天有十余部吉普车带着侦测电台昼夜巡逻，专门侦测共产党的地下电台。正是因为这次事件，使得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部电检科很快发现了地下电台和延安的通报讯号。并且测出地下电台就在顺天府夹道方园600米到1000米之间，顺天府以西大经厂、小经厂和顺天府后边学校，安定门大街南段以西这些范围之内。但一时无法确定电台的具体位置。
这一范围少说也有数百户人家，如果挨家挨户搜查，一定会惊动电台，于是谷正文想到了飞贼段云鹏的本领。在他的回忆录里，是这么说的：当晚，我把段云鹏找来，告诉他任务内容：从明天起，每日清晨五点登上可疑地区内的最高点，仔细观察，凡是六点钟准时开灯的住户，便前往窥探屋内的活动情形。
就这样，每天凌晨，段云鹏就悄悄窜上房，谁家一亮灯，他就用倒挂金钩的办法在窗外窥视，慢慢地段云鹏发现这一带有收音机的人家很多，房上的天线林立。而在顺天府东街24号院的天线与众不同，别家的天线都是随便竖根木棍或竹竿，上头绑把破铁丝或绑个十字形的金属，唯独这家天线杆又粗又高，由东南到西北竖着两根杆子，距离很宽。凌晨五点，段云鹏发现院子东屋的电灯突然亮了。一个男的洗漱完毕后，从桌下拿出一个箱子打开，取出耳机戴上。
没错，这里就是我党在撤退前留在北平的地下电台。第二天的清晨，段云鹏就领着谷正文等19名特务。逮捕了报务员及译电员李政宣和孟良玉夫妇四人。
中国共产党北平地下电台在飞贼段云鹏的帮助下，遭到了彻底破坏。
当时时任公安部一局的局长慕丰韵对1950年反特那段历史回忆时，他专门提到了段云鹏这个人：那时候暗杀我们中央领导同志，就是他们特务机关很重要的一项任务，暗杀毛主席，军统特务里有一个大特务叫段云鹏，外号叫飞贼，说他能上房子，能飞檐走壁，会武功。
看来，这个人确实有点不一样，武艺高强，还会飞？这个段云鹏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1950年6月14日下午，北京的市民们还沉浸在刚刚建国的喜悦祥和气氛中，在北京东部的闹市区突然传出两声巨大的爆炸声，爆炸声震动整个北京城区，响声之烈甚至都传到了中南海。
而就在爆炸发生的时刻，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正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毛主席刚刚宣读完开幕词后仅仅一个多小时。这两声巨响使得与会人员面露惊疑之色，而当时毛主席平静地说了句：“请同志们继续发言”。
细心的周恩来迅速向工作人员询问，很快就得知，位于朝阳门外大街17号的辅华合记矿药厂刚才突然发生了爆炸。
爆炸发生后，北京市公安局出动了六个消防中队，一辆消防车火速赶往现场。朝阳门外大街是黑烟翻滚，硝烟弥漫，遍布死难者遗体。从东起朝阳区工人俱乐部，西至神路街口，南自天福巷，北至朝外大街，整个地区房屋倒塌，尸横遍地。爆炸使辅华合记矿药厂职工和附近居民有39人被夺去了生命，406人受伤，425间房屋被毁坏。这是建国后在首都北京发生的一起最惨重的爆炸事件。这次事件是怎么造成的？是敌特破坏，还是意外事故？如果是人为的话，那么，这是谁干的？
在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举国上下欢庆政协会议召开的特殊时刻，这两声爆炸尤其显得神秘，对首都北京的安全是极大的威胁。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对这次爆炸事件十分重视，当晚，公安部长罗瑞卿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市长聂荣臻就分别指示北京市公安局迅速查明调查，如系敌特分子破坏，则必须迅即立案侦查，缉拿严惩。主持破案工作的是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
冯基平，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在解放前，曾有多年地下情报工作经验。1950年初主持破获了国民党万能潜伏电台一案。
而就在公安人员紧锣密鼓地对爆炸案进行调查的时候，台湾国民党的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正在幸灾乐祸着，同时他也是一头雾水，他很想知道这事是谁干的。很快，他就接到了一封报告，承认了这起事件有一个叫做段云鹏的军统潜伏特务给毛人凤写了封报告，自称是自己指挥干了这起爆炸案。而后台湾的报纸、广播就开始大肆渲染、吹嘘。而中统局则宣称是它派遣的特务干的。最后官司打到总统府资料室，由蒋经国认定这就是段云鹏干的。
真是他干的么？事实上，就在毛人凤琢磨着如何给这个段云鹏赏赐的时候，我公安人员已经把案件调查清楚了，这是一起因违规操作而引起的火药库爆炸。不过，这件事情里，主动蹦出来的这个段云鹏，倒引起了公安部的特别注意。
1950年7月的一天，冯基平接到了公安部的通报，这个叫段云鹏的人近期要来北京执行破坏及暗杀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的任务。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1950年，社会秩序处于重大变革中的转变过程中，各种反动势力仍旧在寻求各种机会破坏新生的人民政权。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大喜过望，认为反攻大陆的时刻已经到了，开始疯狂地向大陆派遣潜伏特务。这些特务的任务是打探情报，在大陆制造各种恐怖事件及破坏活动。
这些特务们其中有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暗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为什么把这个任务交给段云鹏？因为这人，不是一般的潜伏特务。
首先，此人早年在北平交际广泛。三教九流朋友众多；其二，此人心狠手辣，性格干脆果断，并且行事喜欢独来独往；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此人不但在台湾受过美国人的各种特工训练，而且他还武艺高强，尤其是擅长轻功。
当时时任公安部一局的局长慕丰韵对1950年反特那段历史回忆时，他专门提到了段云鹏这个人：那时候暗杀我们中央领导同志，就是他们特务机关很重要的一项任务，暗杀毛主席，军统特务里有一个大特务叫段云鹏，外号叫飞贼，说他能上房子，能飞檐走壁，会武功。
看来，这个人确实有点不一样，武艺高强，还会飞？这个段云鹏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段云鹏，字万里，1904年生于河北省冀县徐家庄，排行老四。1920年离家出走，跑到保定投直鲁联军当兵。在连年军阀混战中，他不断升迁，1927年在直军第十二军新兵司令部当上上尉副官。
他个子不高，但是力气挺大，性情粗野，在军队学了一些武艺，后来与人交手就很少有对手，尤其是他身轻如燕，善于爬高越沟。很遗憾，关于他的照片很少，这是一张比较年轻时的照片。1927年在军阀的混战中被打散后他去北京闲住。从此开始了他的盗窃生涯，他拜了一个名为李玉山的惯盗为师，学会了很多盗窃术和销赃的方法。而且，专门擅长在夜间盗窃。
还有种说法，是说这个期间，他是拜了著名的飞贼燕子李三为师，苦练轻功和盗窃术，对于这个，我们没有更多的佐证资料。不过，根据档案显示，他在北京期间，轻功已经是非常了得。
当时有两个关于他的传说，说一天在天桥，有个老拳师以卖艺糊口，他闲来无事就手里端个盛满酒的杯子进场子里，腾空而起，踩着围观人的肩膀、头顶，围着场子窜了一圈。然后落地后酒未洒出，老拳师见此惭愧离去，而他却颇为得意。
另一个讲他在一家饭店吃了两斤牛肉一斤酒，吃完不给钱就要走，老板拽住他，他说我没有三斤重，怎么会吃你两斤肉？老板立即拿来大秤，这么一称，果然，两斤四两重。饭店老板立即傻眼了。
当然，这只是传说而已，不过从一个侧面也能看出来这是个以技压人、性格狂妄而又狡猾的心术不正的习武之人。
这是一个怎样的特务杀手？心狠手辣的他都刺杀过什么人，犯过那些最恶？一个京城著名的惯盗飞贼，如何又成了国民党保密局的头号杀手？我公安人员又如何巧设埋伏，智擒了这个国民党的军统特务？
这里，有目前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的一些关于段云鹏的档案资料，根据资料显示，段云鹏最早在民国16年，也就是1927年因盗窃被抓。
从1927年开始，京城就多了个在夜里窜来窜去的飞贼，这个段云鹏是无所不偷，不管是军阀吴佩孚的高墙府邸，戒备森严的日本宪兵队，还是各种阔豪富商的住宅，从裘皮大衣，到各种珠宝首饰。这样就一直到了1932年。
1932年，平津著名的飞贼燕子李三在北平天桥被枪毙，这个事情对段云鹏震动挺大，他唯恐自己步了李三的后尘，就决定洗手不干了。
1933年春，他通过在军队的老关系，在四十七路义勇军第六大队当上了一名少校中队长。后来在河北喜峰口对日军作战中被打散，他们的队伍溃退到三河县境内，被宋哲元的部队收编。由于宋哲元只要兵不要官，当官的均被遣散。段云鹏只好再回北平，重新回到北平的段云鹏，又操起了他的窃贼勾当。从这以后，关于段云鹏的盗窃记录就逐渐多了起来，档案资料有1935年的，1936年的，1940年的，等等，赃物，作案工具，收监记录，审讯记录等等。而从档案上看来，段云鹏在这个时期开始广交京津两地的三教九流，惯匪流氓，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奠定了他日后加入军统，在北京发展特务组织，大搞破坏的人脉基础。
那么，他是怎样加入军统特务组织的？
下面是一份1946年2月，段云鹏作案被抓的审讯档案：
段云鹏，年龄45岁，籍贯：河北省冀县人。
这里，有个他供述怎么入室盗窃的细节：“他说该屋内有木栓如其上锁即不能进去，我赴后院由罩棚下割断绳子一节擎至东房，由外先将门窗纸撕破，伸手入内，用绳将木栓的两旁套好，慢慢松于地上……”
其实，这只是他屡屡作案中的普通的一次，不过，这次的审讯记录，让一个人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个人就是谷正文，本名郭同震。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华北工作区北平特种工作组组长。此人后来是继戴笠、毛人凤之后的又一大军统特务头子。一生杀害过超过200名共产党员。
国民党撤逃台湾后，他主掌反攻大陆的颠覆、渗透任务，曾参与策划刺杀周恩来的著名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台湾出版的谷正文的回忆录，书名叫《白色恐怖秘密档案》，这里面专门有一章提到了段云鹏：“听他描述行窃过程的妙处，我心中不禁窃喜遇到了一个出色的小偷，案子告一段落后，我便将段云鹏放了，此后半年，一直到民国36年夏天，段云鹏曾多次为我盗取共产党地下工作嫌疑分子的资料……”
飞贼段云鹏，就这样开始了他的军统特务生涯。时任军统局北平站第四组中尉通讯员。
1946年，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部署全面内战，表面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的要求，于1月10日和中国共产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并组成了有美国代表参加的三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以监督停战协定的执行。参加军调部的中国共产党首席代表是叶剑英，蒋介石则派军统局副局长郑介民为国民党的首席代表，美国代表为罗伯特。
蒋介石命令郑介民严密监视各地“三人小组”中的中共代表。北平的军统特务不仅对进出“军调部”的中共代表团人员进行监视、跟踪，并且还组成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对叶剑英和中共代表滕代远的住宅进行昼夜监视。
而这个行动小组的任务是伺机暗杀叶剑英和滕代远，组长就是飞贼段云鹏。
对于暗杀叶剑英的计划，段云鹏当时夸下海口，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我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屋内，用枪，用炸弹，纵火，办法有的是。
不过，目前的资料里只记录有他一次夜探叶剑英住宅，就没再去第二次了。很简单，他虽然会上房翻墙，但中共代表团的警卫恪尽职守，非常严密，他甚至连正房都没能靠近。在偏房上一直趴到凌晨，最后只能悻悻地溜回去。
几天后，他又奉命伺机对中共代表滕代远进行暗杀行动，而这回，段云鹏差点把小命给丢了。滕代远当时的住宅位于西城区的西京畿道，这里曲巷幽深，地形复杂，滕宅的后邻和附近驻有国民党宪兵十九团的一个队和空军第六大队。
段云鹏既不能惊动这些驻军，又不能被共产党抓住。连续几天把周围的环境详细摸清之后，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深夜，他动手了。
段云鹏独自一人，施展蹿房越脊功夫，在滕宅正院天棚上悄悄隐藏下来，观察院内各处，只见正房北屋住着滕代远夫妇，南屋办公桌上有人睡觉。南跨院的人正围着一锅汤面在吃夜宵。由于整个院内灯火通明，他在天棚上观察了近三个小时，始终未敢下到院里。直到凌晨三四点钟天将亮时，他由滕宅房上向东撤回，正准备从一条小死胡同下来的时候，突然下边一声断喝：“谁？干什么的？”把段云鹏吓得扭头就跑，随即“啪”的一声枪响，子弹呼啸着从他头顶掠过。他迅速跳到一条南北胡同里，才得以脱身。
暗杀虽然没有得手，但接下来段云鹏干的事，使中国共产党的情报系统遭到了一次大劫难。
1946年6月底，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发动全面内战，国共和谈彻底破裂。1947年1月29日美国正式宣布军调部美方人员撤离，开始公开地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同年2月21日，中共驻北平军调部人员全部撤离返回延安，军调部就此宣布解散。
1947年2月，北平的中共军调部人员在撤退前，留下了一个五人组成的秘密情报小组，开展对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工作，并配装了两部电台和2名报务员与2名译电员直接与延安总部联系。
当时这个情报小组因提供的情报准确、及时、机密性高而经常受到中央表扬。
在毛泽东选集的第四卷中，关于1947年华北前线国民党军队的番号、兵力、部署等资料，有很大部分就是来自该小组的情报。
1947年七八月间，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孙连仲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想找共产党的地下关系和解放军联系，即将此事委托给闲居北平的国民党进步将领原国民党兵役部部长鹿钟麟。鹿钟麟找到与中共地下党关系密切的余心清商议此事时，余心清未经请示便一口答应下来。
余心清，安徽合肥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号称红色牧师。曾任冯玉祥的秘书长，1946年任保定绥靖公署设计委员会中将副主任等职。
余心清直接找到我党地下工作者，潜伏在孙连仲部队中任交际处处长的陈融生。1946年9月国民党军进攻张家口的作战计划，就是陈融生亲手交到叶剑英的手中的，这个情报有力地戳穿了国民党当局假谈判、真备战的阴谋。
陈融生通过报务员李政宣向延安发出电报。而周恩来同志对这起暴露地下组织和电台的严重泄密行为非常生气，下令陈融生立即撤退，并严令北平地下电台作出检查。
国民党保密局当时在北平每天有十余部吉普车带着侦测电台昼夜巡逻，专门侦测共产党的地下电台。正是因为这次事件，使得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部电检科很快发现了地下电台和延安的通报讯号。并且测出地下电台就在顺天府夹道方园600米到1000米之间，顺天府以西大经厂、小经厂和顺天府后边学校，安定门大街南段以西这些范围之内。但一时无法确定电台的具体位置。
这一范围少说也有数百户人家，如果挨家挨户搜查，一定会惊动电台，于是谷正文想到了飞贼段云鹏的本领。在他的回忆录里，是这么说的：当晚，我把段云鹏找来，告诉他任务内容：从明天起，每日清晨五点登上可疑地区内的最高点，仔细观察，凡是六点钟准时开灯的住户，便前往窥探屋内的活动情形。
就这样，每天凌晨，段云鹏就悄悄窜上房，谁家一亮灯，他就用倒挂金钩的办法在窗外窥视，慢慢地段云鹏发现这一带有收音机的人家很多，房上的天线林立。而在顺天府东街24号院的天线与众不同，别家的天线都是随便竖根木棍或竹竿，上头绑把破铁丝或绑个十字形的金属，唯独这家天线杆又粗又高，由东南到西北竖着两根杆子，距离很宽。凌晨五点，段云鹏发现院子东屋的电灯突然亮了。一个男的洗漱完毕后，从桌下拿出一个箱子打开，取出耳机戴上。
没错，这里就是我党在撤退前留在北平的地下电台。第二天的清晨，段云鹏就领着谷正文等19名特务。逮捕了报务员及译电员李政宣和孟良玉夫妇四人。
中国共产党北平地下电台在飞贼段云鹏的帮助下，遭到了彻底破坏。
李政宣和孟良玉夫妇被捕后相继叛变，9月底，国民党军警宪特在北平全市进行大搜捕，致使10多名地下党员被捕。继而，西安、承德、沈阳、兰州、天津，上海等地地下电台相继被破坏，各处被捕地下党员达数百人之多。
这件事情使蒋介石兴高采烈地亲自飞往北平奖励段云鹏等军统特务，洋洋得意的段云鹏接下来1946年12月24日晚上，北平发生2名美兵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的事件，引发大规模反美运动。
北京、天津、上海乃至全国各地爆发了共有50万学生相继参加的抗议活动，15个民主团体强烈要求立即驱逐美军出境。而时任国民党北平市长的何思源对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抱以极大的同情。与此同时，大批因东北战事而逃到北平的学生饥寒交迫，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结队向何思源请愿。何思源给学生们增加食粮，并让学生在医院免费看病。
何思源甚至亲自带领学生代表闯北平警备司令部，要求释放示威中被抓捕的学生。这些举动惹怒了蒋介石，1948年6月蒋介石通过广播撤了何思源的北平市长职务。
何思源被撤职后，搬到东城区锡拉胡同居住，看到国民党日薄西山，蒋家王朝即将覆灭，他开始积极地为北平的和平解放而奔走。
1948年12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包围北平之后，他力劝傅作义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的主张，早日与人民解放军接头谈判。
1949年1月17日傅作义召集华北七省市参议会，讨论北平问题，参议会上何思源等11人被推举为和平代表，定于1月18日出城和解放军接洽。
蒋介石在得知傅作义、何思源等人要与解放军密谈和平解放的消息后，对傅作义的失控使他恼羞成怒，最后迁怒于何思源，当即召见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为了警告傅作义，蒋介石命令毛人凤尽快赶在北平被解放之前。暗杀何思源！
1月16日晚，保密局北平站的谷正文通知段云鹏开会，把暗杀何思源的任务交给他，段云鹏毫不推辞，他略作思考后，当即说出了一个暗杀方案：
全体化装成散兵游勇，夜间他翻墙入院，打开何家的后门放特务们进去。先捆绑门房女佣等人，然后他带人将何思源一家人捆绑起来，就说由此路过，向何市长借钱。将金银财物弄到手后就开枪将何打死。谷正文等人听到枪声就撤退到后院和段集齐，由后门一同撤走。
看来，这个段云鹏时刻不忘自己的老本行，杀人前也要捞上一把，谷正文对这个计划很赞赏，并且给特务们打气说：我已由空军那里给你们要好专机，完成任务后就接你们全组人员和家属到南京。
何思源
深夜，段云鹏按计划翻墙趴在何思源住宅的房顶，参加暗杀行动的特务们身穿没有番号的棉军装在胡同内等候，午夜时分，段云鹏正要纵深跳入院中，突然有辆小轿车停在何家门口，从车上下来一个人进了何思源的屋里。
来人是中共地下党派来的，传达地下党的嘱咐：让何思源提高警惕，明早就要出城，要严防今夜出事。段云鹏在房上，想窃听到屋里的谈话，但根本听不清，他怕时间长了事情有变，悄悄离开何宅，迅速返回军统北平站。刚一进门，就见北平警备司令部技术总队的人和谷正文正在一起装配地雷定时装置。
没错，确实是有了变化，谷正文在段云鹏走后思前想后，觉得不妥，此次行动一旦暴露，傅作义扣留北平站的人的话，就会破坏了他们的南逃计划。
当然，他没告诉段云鹏这个原因，只是说这是上头的命令。段云鹏虽然不乐意，但也只能接受。随后，段云鹏带着地雷返回何思源的住宅屋顶。
凌晨2时许，何思源送走客人后，全家人为北平即将和平解放激动不已，他们怀着喜悦的心情进入梦境。
这张照片，就是何思源家照的最后一张全家福。（来源：资料图）
凌晨4点50分，何思源家的住宅的房顶发出了几声巨响，何思源的二女儿被当场炸死，其余5人全部受伤。伤者中最重的是何思源的妻子何宜文。医生从她头部取出四块弹片，由于神经受伤，始终未愈。而何思源仅被瓦木轻微砸伤。
何思源当日秘密住进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由于受伤，出城日期推迟了一天，19日清晨，怀着丧女之痛的何思源在中共地下党员的保护下和其他代表出西直门，毅然前往解放军前线指挥部洽谈北平的和平解放事宜。
毛主席后来对他有个评价：说他是真正代表了民意。何思源不畏强暴，坚定地与其他代表同到前线与中共代表谈判，用全家人流血的代价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人民会永远记住他的。
何思源住宅被炸之后，保密局的特务们均乘坐许诺的专机飞离了北平。谷正文则通过华北“剿总”一处买了飞机票，带着自己的家眷转道青岛逃往上海。而段云鹏呢，却成了丧家之犬，无人理睬。
幸亏他的未婚女婿在国民党空军第四大队，他顶替女婿父亲之名，携妻女乘飞机逃离北平前往上海。1949年5月，段云鹏随保密局从上海乘船撤逃台湾。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就在全国各界人民沉浸在当家作主建立新中国的喜悦时刻，军统飞贼段云鹏已经从台湾悄悄地潜入了天津，奉毛人凤之命准备在10月1日开国大典的时刻进行破坏，并且伺机对毛主席、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一大批领导同志进行暗杀行动。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如期顺利地举行。而此时的段云鹏就在天津，但他一直没有找到机会，甚至他连武器都没弄到，10月底，他取道广州、香港，返回台湾，准备取得武器后再次潜入大陆。
1950年上半年，段云鹏再次潜入大陆，当他到达香港的时候，听说了北京辅华合记矿药厂的爆炸事件，迅速给毛人凤写了报告邀功，随后潜入大陆。
1950年10月中旬，段云鹏到达天津后设法与北京的特务接上了头，搞到了刘少奇与周恩来的办公地点的位置。11月下旬，段云鹏回到台湾，受到蒋介石的召见，并被提升为上校组长，负责京津一带的行动情报工作。
段云鹏的再次露头，公安部对此非常重视，要求北京市公安局搜集线索，一旦出现，立即抓捕。于是，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迅速部署，从段云鹏历史上有关系的曾有过罪恶的人入手，顺藤摸瓜，会同天津市公安局，逐步挖出了段云鹏在京津两地发展的十几名特务。
而段云鹏被提升为上校组长后不久，于1951年第三次潜回大陆。这次他在北京建立了一个所谓北平行动组，并指挥特务们在京郊通县自制了炸弹，预谋在1951年的五一劳动节，暗杀国家领导人。
但在1951年4月30日，这个组织被京津两地公安局一网打尽，而此时狡猾的段云鹏已经返回了香港驻地。
从1950年开始至1953年上半年，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历时两年多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几乎被彻底消灭。京津两市的公安局不但控制了段云鹏的主要联系人，还逮捕了他联系发展的60多个特务。
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看到有关段云鹏的材料时，指示北京市、天津市公安局：此人对首都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威胁极大，要想尽一切办法抓住他。
1954年6月底，我公安机关得知段云鹏准备在两个月内由香港偷渡入境潜回京津。7月2日，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京津两市公安局组织了专案组，由广州市公安局协同配合，在深圳、广州严密部署，一张大网已经向他张开，只等着他自投罗网。
但是此时的段云鹏慑于当时镇反的威力，一直都不敢入境。怎么办？怎么才能把他引进来？
时任北京公安局二处副处长刘坚夫回忆了怎样诱捕段云鹏的：
段云鹏到了香港以后他就不进来啊，我侦查员鼓动他进来，说你这本事大，共党捉不住，他就进来了。到了广州，就被控制起来。
1954年9月14日上午9时，觉得风头已过的段云鹏化名张仁，拿着来往港澳的通行证，以港商洽商投资的名义，进入广州，当天即被我公安人员逮捕归案。
段云鹏被成功抓捕后，广州空军派专机将其押到天津，于9月24日押解进京，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局草岚子看守所。
军统飞贼段云鹏的案子涉及京、津、沪、穗、鲁等五省市，同案犯多达100余人。破获了段云鹏的四个潜伏组、四个联络点，共捕获148名案犯，其骨干分子全部落网。
段云鹏被逮捕后，公安部门利用段云鹏与毛人凤进行周旋，让他们拱手送来了不少先进的特工器材和大量的经费。由于段云鹏认罪态度较好，遵照毛主席的“可杀可不杀的就不要杀”的指示，一直关在狱中。1967年10月11日，时年65岁的段云鹏被处决，结束了他军统特务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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