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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丽尔·桑德伯格 亚当·格兰特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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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选择试读：

我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亲爱的，我先睡一会儿。”

1996年夏天，我和戴夫·高德伯格初次相遇。那时我刚搬到洛杉矶，共同的朋友邀请我们一起吃晚餐，餐后再去看电影。电影刚开始，我马上就睡着了，我的头倚在了戴夫的肩膀上。后来，戴夫总是喜欢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人——当时他认为，我对他有感觉，直到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谢丽尔在任何地方都会倚着旁边的人睡着”。

戴夫很快成了我最好的朋友，而且，洛杉矶对我来说也开始有了家的感觉。他带我结识了一些有趣的人，还告诉我一些可以避开交通堵塞的小路，帮我制订休闲计划，确保我在周末和假日有事可做。是戴夫，引领我接触互联网，给我听我之前从未听过的音乐。在他的影响下，我变得越来越酷了。在我跟前男友分手的时候，戴夫毫不避讳地安慰我——要知道，我的前男友可是前海豹突击队成员，即便在睡觉时，他的床下都放着上了膛的枪。

戴夫总是说，他对我一见钟情，但他等了很长一段时间，等着我“变得足够聪明，能摆脱其他衰人”后，才开始和他约会。戴夫做什么事情总是先我几步，后来我也慢慢赶上了他。那场电影之后又过去了6年半，我们紧张兮兮地安排了一次长达一周的旅行。我们都知道，这场旅行，要么会把我们的关系带往一片新天地，要么会把我们“伟大的友谊”毁得一干二净。又过了一年，我们结婚了。

戴夫是我的精神支柱。每当我觉得沮丧的时候，他都能保持冷静；每当我焦虑的时候，他都说一切都会好起来；在我不确定该怎么做的时候，他会帮我理清脉络。就像所有的已婚夫妇一样，我们的婚姻也有起起伏伏。不管怎样，戴夫总是让我感到，我被深刻地理解着，我被坚定地支持着，我被全然地深爱着。我一直以为，我将倚着他的肩膀，度过余生。

婚后11年，我们一起去了墨西哥，为我们50岁的朋友菲尔·多伊奇庆生。我的父母在加州帮忙照看我们的儿子和女儿。能够有一个二人世界的周末，戴夫和我都很兴奋。星期五下午，我们闲坐在游泳池边，用iPad（苹果平板电脑）玩着《卡坦岛拓荒者》游戏。我赢了，但是我的眼睛不争气地总是想闭上。当我意识到疲劳感不能使我保持胜利的果实时，我对戴夫说：“亲爱的，我先睡一会儿。”我退出游戏，蜷起身体睡着了。那天下午15点41分，有人抓拍到一张照片：戴夫拿着iPad，坐在他的哥哥罗伯和朋友菲尔旁边，我在他们身前地板的垫子上睡着了。戴夫在笑。

一个多小时之后，我醒了，戴夫却不在椅子上。我和朋友们畅游了一会儿，想着他可能按原计划去了健身房。后来，我回房沐浴，发现他也不在房间里，我有一点儿诧异，但并没有放在心上。接着，我为晚餐挑选了衣饰，查了邮件，给孩子们打了电话。儿子很不开心，因为他和朋友没有遵守游乐场的规则爬上护栏，戳坏了帆布鞋。他哭着认了错，我告诉他，我欣赏他的诚实，我会和他爸爸讨论一下，要从他的零花钱中拿出多少来买双新鞋。这个四年级的小男生想尽快有个结果，催着我快做决定。我说这类事情需要我和他爸爸共同决定，所以只能第二天告诉他答案。

我离开房间下楼，戴夫不在。我走向海滩，和朋友们会合，戴夫也不在。我慌了，一定有事发生。我朝罗伯和他太太莱斯莉大喊：“戴夫不在这儿！”莱斯莉愣了一下，然后大叫道：“健身中心在哪儿？”我示意前方不远处的台阶，我们开始奔跑。直到现在，我仍能体会到当时我的身体和呼吸中的紧张感。此后，再也没有人会对我说让我的心脏狂跳的“健身中心在哪儿”这句话了。

我们在椭圆机旁边的地板上找到了戴夫——他的脸微微发蓝，偏向左侧，他头下有一小摊血。所有人都开始尖叫。我给戴夫做了心肺复苏，然后罗伯接替了我。医生来了之后继续接手。

在救护车上的那半小时，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30分钟。戴夫躺在担架上，医生在为他救治。被朋友们安置在前座上的我哭着央求医生告诉我，戴夫还活着。我心如刀绞，医院怎么那么远，为什么有那么多车挡住了我们的路。抵达医院后，戴夫被医护人员带进一扇沉重的木门，我被拦在外面。我和菲尔的太太玛恩·莱文坐在地板上，另一位好友抱着我。

仿佛等了一生那么久，之后我被带进一个小房间。医生走进来，坐在桌子后面。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医生离开后，菲尔的一个朋友走向我，轻吻我的脸颊，说：“节哀顺变。”他的话和礼节性的吻令我恍惚地看到未来，我知道，正在经历的这一幕会不断地、不断地、不断地在将来上演。

有人来问我，要不要和戴夫道别。我当然要去说再见，我怎么舍得离开他。我以为，只要我待在那个房间，抱着戴夫，只要我不离开，戴夫就会醒来，带我逃离这个梦魇。这时，同样悲痛的罗伯告诉我该走了，我走了几步离开房间，然后又转身跑了回去，用尽全身的力气紧紧抱住戴夫。最后，罗伯慢慢地把我拉开了。玛恩陪着我走过长长的白色走廊，她环着我的腰，支撑着我的身体，防止我再跑回那个房间。

我的余生就这样开始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都是我不曾选择的人生，也是我完全没有做好准备的人生。这一切都令我无法想象。之后，我和孩子们坐在一起，告诉他们，爸爸走了。孩子们尖叫着，我哭喊着。葬礼上，人们说起戴夫时用的是过去时。我的家里也突然出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不断有人来到我身边，草草地吻着我的脸颊，伴之以相同的一句话：“节哀顺变。”

到达公墓时，孩子们下了车，哭倒在地上，他们一步也走不了。我躺在草地上，紧紧地抱着他们。孩子们的表亲也来了，他们和我们躺在一起，聚成了一个巨大的哭泣的人堆。一向保护孩子们远离伤痛的成年人的臂弯，在此刻却不再温暖有力。

诗歌、哲学和物理学都告诉我们，时间带给我们的感受并不是均等的。戴夫离开后，时间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慢。一天又一天，孩子们哭泣着，尖叫着。他们不哭的时候，我伤感地看着他们，等待着他们下一次需要安慰的时刻。而我自己的哭泣和尖叫，大部分都是憋在心里；有些时候，我也会忍不住释放出来，填满其他空间。我被空虚占满了——巨大的空虚占据了我的心脏、我的肺叶，限制了我思考的能力，我甚至无法呼吸。

悲痛是个极其苛求的伙伴。戴夫最初离开的那几天、那几周、那几个月，悲痛一直都在，它不只隐藏在海平面之下，还浮上了海面，细密、绵长，挥之不去。然后，悲痛又像海浪一样，急卷起来，冲刷撞击着，就好像要把我的心抛出身体一样。在那些时刻，我感觉自己连多一分钟的痛苦都不能再承受，更别说一个小时了。

我常常回忆起戴夫躺在健身中心的地板上，我仿佛看到他的脸在天际浮现。每到深夜，我都会大声呼喊，喊进那虚无：“戴夫，我想你！你为什么离开我？求求你，快回来！我爱你……”每一晚，我都哭着入睡；每天早上醒来，我都会再经历同样的情绪。我不相信，没有他的世界还会继续运转。其他人怎么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生活下去呢？

而且，日常生活中很普通的事情，也开始变得带有杀伤力。女儿在“家长之夜”活动上给我看她在8个月前开学第一天写下的话：“我上二年级了，我很想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女儿的话像破碎的玻璃球一样击中了我。在她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无论是她还是我，都不会想到，在二年级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她会失去父亲。二年级！我看了看握在我手里的她的小手，再看看她甜美的小脸——她盯着我，想知道我是不是喜欢她写的文字。我颤抖着，脚步蹒跚，差点儿跌倒，我只能假装要不小心跌倒了。我们一起走在教室里时，我一直看向地面，躲避着其他家长的眼神，避免彻底崩溃。

所有的纪念日更令人伤心。戴夫总是会把孩子们开学的第一天当成大日子——他会在孩子们走出家门的时候，拍很多照片。我也试图激起热情去拍相同的照片。这次，女儿生日那天，我坐在卧室的地板上，我的母亲、妹妹和玛恩陪着我。我感到自己下不了楼，也活不下去了，更别说在生日会上强颜欢笑。尽管我知道为了女儿，我不得不这样做；我也知道为了戴夫，我必须这样做，可是，我只想和戴夫一起做这些事。

当然，我在生活中也能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剪头发的时候，我提到自己入睡困难，发型师便把剪刀放下，打开包，夸张地拿出了大[1]大小小、形状各异的阿普唑仑片。我没有接受他的药，但是我对此非常感激。有一天，我在电话里跟父亲抱怨，所有悲伤的书籍都有个糟透了的标题——《死亡，极其重要》（Death Is of Vital Importance），《对它说“是”》（Say Yes to It）——就好像我可以说“不”似的！就在我们通电话的时候，一本新书又到了：《躺到床的中间去》（Moving to the Center of Bed）。还有一天，我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打开收音机，想放松一下，可是电台播放的每一支歌，好像都比前一首更伤感。例如，《我曾经认识的某一人》（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哎！《不是结束》（Not the End）——我也祈求不要结束啊！《永远年轻》（Forever Young）——才不是这么回事儿！《人生如隙，一路走好》（Good Riddance: Time of Your Life）——没有最糟，只有更糟！最后，我转到了播放《驯鹿的心地比人好》（Reindeers Are Better than People）的那个频道上。

我的朋友戴维斯·古根海姆告诉我，作为纪录片制作人，他早已学会“让故事自己讲出来”。每一部片子开始拍摄时，他都不知道故事的结尾会是什么样子，因为每个故事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时间节奏缓缓展开。戴维斯担心我试图去控制自己的悲伤，他鼓励我要倾听悲伤，靠近悲伤，让悲伤自行其是。他太了解我了，我的确找了很多方式与悲伤作别，我想把它放到盒子里，再丢掉。最初的几个星期、几个月，我失败了——痛苦每时每刻都掌控着我，即使我看起来很平静镇定，它却一直在那里。我的身体坐在会议室，或者在卧室给孩子们读书，我的心却永远停留在健身房的地板上。

C. S.刘易斯说：“没有人告诉过我，悲伤会来得如此恐惧。”恐惧持续不停，悲伤永不消逝。悲伤之浪不断地撞击着，直到击垮我，直到我再也不能站立，不再是我自己。戴夫去世后的那两星期是我最空虚的时候，我收到了一封女性朋友的信。她60多岁了，几年前，她失去了丈夫，她以为能给我一些好的建议，但是并没有。而且，她的密友在十几年前也失去了丈夫，她们二人都不认为时间会减轻痛苦。她说：“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一个可以帮到你的方法。”毫无疑问，这封信对我意义非凡——它摧毁了我的希望。我明白，痛苦不会在某一天消失。我感觉自己完全被空虚包围，漫漫前路，似乎只有无尽的空虚。

我打电话给亚当·格兰特，他是沃顿商学院的心理学家和教授。我把这封令人绝望的信读给他听。两年前，戴夫曾读过亚当所著的畅销书《沃顿商学院最受欢迎的成功课》（Give and Take），作为调查猴子公司（SurveyMonkey）的CEO（首席执行官），戴夫曾邀请亚当来公司演讲。那天晚上，亚当来我们家吃晚餐。亚当研究的课题是如何帮助我们找到内在驱动力和人生意义，我们还讨论了当今女性面临的挑战，以及亚当的研究如何介入这个话题。后来，我们一起写作，成了好朋友。戴夫去世后，亚当飞过整个美国来参加葬礼。我告诉他，我最大的恐惧就是孩子们再也快乐不起来了，而且其他人也会因为我的这段经历对我小心翼翼。但是，亚当通过数据告诉我，实际上许多孩子在失去父母之后都会有强大的复原力，他们将继续拥有快乐的童年，成年后也能很好地适应社会。

亚当从我的声音中听出了因这封信引发的绝望，于是他又横跨美国，飞来告诉我，在这看似无止境的空虚中，其实存在着边界。他想面对面地告诉我，尽管悲痛不可避免，但我可以做些事情以减轻我自己和孩子们的痛苦。他说，最多6个月内，50%以上失去配偶的人会度过心理学家所定义的“急性悲伤”（acute grief）阶段。亚当让我相信，尽管悲伤会按照自己的方式运转，但我的信念和行动却决定着我多久后会走出空虚。

我不知道是否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的生活中只有玫瑰。事实上，每个人都会经历困境。有时，我们能预见困境的到来；有时，我们则会遭遇当头棒喝——它可能是孩子的突然离世，也可能是令人撕心裂肺的感情破裂，或是梦想未能实现的极度失落。问题在于，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后的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

我问亚当，复原力是忍受痛苦的一种能力，那么我们如何得知自己的复原力有多大？他解释说，一个人的复原力并不是固定的，因此，应该换个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增强复原力？复原力是指人们面对悲痛的反应速度和强度，而且我们可以建立自己的复原力。用我们的身体来打比方，复原力并不是指脊柱本身，而是要加强脊柱周围肌肉的力量。

自戴夫离世之后，许多人都对我说过“真想不到”这句话。他们的意思是，他们没想到这件事会发生在戴夫身上，也没想到我竟然还能跟他们交谈——而不是蜷成一个球，悲哀地躲在角落里发呆。我记得有个同事曾在失去了孩子后返回工作岗位，还有个朋友在被诊断出癌症之后买了杯咖啡，我的感受和他们一样。可如今，角色发生了变化，我的回答变成了：“我也想不到，但我没有选择。”

是的，我没有选择，只能保持清醒；我没有选择，只能熬过打击、悲痛，并且承受“我还活着”的负罪感；我没有选择，只能努力向前，在家里做一个好妈妈；我没有选择，我必须专注，在工作中做一个好同事。

失去、悲痛和失望，都是个人的感受，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境遇，以及相应的应对方式。然而，正是那些愿意分享自己经历的人的善意和勇气，帮我走出了困境。最亲密的朋友向我敞开心扉，陌生人也毫无保留地贡献了他们的智慧和建议。亚当非常有耐心，他坚信黑暗终将过去，我也终将走出困境。即使面临生命中最可怕的悲剧，我也可以掌控，不让它扩大负面影响。

我和亚当在这本书中想要分享我们关于复原力的认知，这本书是我们共同写作的，但是为了简便和清晰，故事中的“我”是指谢丽尔，亚当则是以第三人称出现。当然，并非每一天希望都会战胜痛苦，确实不会；我们也不想假设自己经历了每一种可能的挫败或困境，并没有。世界上没有一种正确的方式能帮助所有人去面对悲痛或者挑战，所以我们没有完美的答案，也根本不存在完美的答案。

我们也知道，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美好的结局。我们在书中讲述的每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其中也有一些令人难以克服的困境。对于每个人来说，复原之路并非总是从同一个地方开始的。战争、暴力、性别歧视伤害着个人及团体，歧视、疾病和贫穷会加深悲剧。令人悲伤的真相在于，困境并非总是平均分配，边缘化及被剥夺权利的群体有更多的不幸要去抗争，他们有更多的痛苦要去面对。

正因为我的家庭经历过痛苦，所以我很清楚我们是多么幸运——我们有广泛的支持体系，有大家庭、有朋友、有同事，以及宝贵的财务支持。我也知道，讨论在困境中寻找力量，并不能够在第一时间减轻我们努力对抗困难的责任。我们需要在社区和公司中做一些事——包括公共政策的实施、人们的互助，以确保更多的人免受痛苦。

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尝试去减少悲剧、不平等以及苦难的发生，它们依然存在，我们也必须面对。为了应对未来的变化，我们需要从现在起就增强复原力。心理学家已经做了一系列广泛的研究，帮助人们从逆境中复原，这些逆境包括失去亲人、失恋、离婚、受伤与疾病，也包括个人事业的失败，以及个人化的负面情绪。亚当和我在回顾这些研究的时候，采访了很多经历过普通逆境和极端苦难的个人和群体，他们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对于复原力的思维模式。

这本书的内容有关人类的精神能力，其中探讨了我们如何帮助自己以及帮助他人。我们研究了心理学的复原力理论，以及重获信心和重拾快乐的心理学理论；我们找到了讨论人间不幸与悲剧的方式，以及如何让正在经受痛苦的朋友变得快乐的方法；我们也探讨了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去创造拥有复原力的社区和公司，培养内心更强大的孩子，让人们重新学会爱。

我现在知道，一个人将会在经历创伤后不断成长。很多面临毁灭性打击的人，之后都会发现自己拥有了更强大的力量，并且能找到更深刻的人生意义。我也相信，经历创伤前成长，即一个人不必经历悲剧就可以提前建立自己的复原力，能为面对潜伏在人生前路的障碍做准备。

我的人生旅程刚刚过半，急性悲伤的迷雾虽已慢慢散开，可这份悲伤以及对于戴夫的思念仍如影随形。我继续挣扎着，摸索着这本书中讲到的诸多方法。和许多经历过悲剧的人一样，我希望自己可以找到人生的意义，重拾快乐，并帮助他人走出迷雾。

回首曾经最黑暗的时刻，现在的我明白，即使在那样的情形下，我的内心也闪耀着希望的光芒。那一天，孩子们在墓地崩溃大哭的时候，我对他们说：“这是我们生活中第二糟的时刻，既然我们已经扛过了最糟的那一个，那么这一个我们也一定能扛得过去，未来只会越来越好。”然后，我唱起从小就熟悉的一支歌——“安息平安”，以祈祷平安。我不记得自己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后来我才明白，这是犹太教徒哀悼亡者时诵唱的赞美诗《珈底什》的最后一句。很快，在场的人都唱了起来，孩子们也跟着唱起来，哭泣停止了。之后，在女儿的生日会那天，我从卧室的地板上爬了起来。整个生日会我都保持微笑，令我惊讶的是，那天女儿过得非常开心。

就在失去戴夫后的几个星期，我跟朋友菲尔讨论了孩子们的亲子活动，我们达成了共识——找人代替戴夫的角色。我哭着对菲尔说：“可是我只想要戴夫。”菲尔抱着我说：“既然选择A已经不存在，你就只能考虑选择B了。”

人生从来都不完美，每个人的生活都存在B选项。这本书就是要帮助所有人去面对并做出选择。[1] 阿普唑仑片是用于改善焦虑、紧张或催眠的辅助用药。——编者注第 1 章重新呼吸你必须前行。我无法前行，我将前行。——萨缪尔·贝克特

戴夫去世一年后，有一天我工作时，手机响了，电话是一个老朋友打来的，我们久未联络，我想她一定有很重要的事情。的确如此。这位朋友指导的一个年轻女孩遭遇了不幸。几天前，女孩参加了一个生日聚会，正准备离开时，发现有个男同事需要搭车回家，而且这个同事就住在她家附近，于是她顺路载他回家。当他们抵达目的地时，他突然掏出凶器，在车里威胁她，并强暴了她。

之后女孩去医院做了性侵化验，然后报了警。我的朋友想尽一切办法安慰这个女孩，她也知道我以前见过这个女孩，因此问我是否可以和她聊聊，并提供些帮助。我拨通了女孩的电话，其实当时我有点儿紧张——怎样才能帮助遭受此类暴力事件的女子走出伤痛呢？不过当我听了她的故事后，我意识到，我在克服悲痛的过程中所学习到的东西，或许会让她产生共鸣。

当我们用各种不同的方式面对或处理消极事件时，也播下了复原力的种子。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花了数十年研究人们如何应对挫折，结果发现有三个认知因素会阻碍复原力：（1）个人化（personalization）：认为坏事的发生都是自己的错；（2）普遍性（pervasiveness）：认为消极事件会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3）持久性（permanence）：认为事件的残余效应将永远存在。这三个因素（简称“3P”）的存在，甚至会让流行曲《一切都棒极了！》（Everything Is Awesome）变成《一切都糟透了！》（Everything Is Awful）。它们会让你的大脑萦绕着这样的想法：“都是我的错！一切都糟透了，人生糟透了，而且会一直糟下去，直到永远！”

已有数百项研究表明，无论孩童还是成人，只要他们意识到陷入困境并不完全是他们自己的错，困境也不会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更不会如影随形般相伴一生，那么他们就会更快地复原。认识到消极事件并非个人原因所致，困难也并非无处不在，更不会永久存续的人，患抑郁症的可能性会降低，也会更好地渡过难关。例如，没有陷入3P陷阱的教师，无论身在城市还是乡村，他们的教学效果都会更好，学生的成绩也更优异。大学游泳队的选手如果不受3P因素的干扰，那么他们的心态更稳定，成绩也会持续提高。对于业绩不佳的保险销售员来说，当他们不再自我否定，并积极鼓励自己时，不但销售额往往会提高两倍以上，而且从事保险业的年头也要比其他同事长两倍。

我跟这个女孩通电话时，起初她只是描述自己如何被侮辱，以及她感受到的背叛、愤怒和恐惧。然后她开始自责，认为让同事搭车是她的错。我引导她停止个人化的自我认知，告诉她被攻击并不是她的错——被强暴从来不是受害者的错，而载同事回家则是再正常不过的举动。我强调，并非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因我们引起。接着，我提起了另外两个因素：普遍的消极情绪和持久的影响力。我们交流了她生活中其他方面的美好之处，我告诉她，绝望感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慢慢减弱。

从强暴事件中复原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而且受害人要经历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对每个人来说也不太一样。有证据表明，强奸案受害者不停地自责并对未来失去希望，这种情况非常普遍。而且，只有能够打破这个模式的受害者，才不易患抑郁症和受创伤后压力的困扰。几星期后，女孩打电话告诉我，在她的配合下，强奸者已被起诉。她说自己每天都会思考3P因素，我的建议让她感觉好多了。我也有同感。

我也曾落入3P陷阱，首先是从个人化的内疚开始的。戴夫去世后，我迅速陷入了自责。第一份医学报告显示，戴夫的致命伤是从健身器械上跌落导致的头部损伤。因此，我不断地责备自己，如果我们早一点儿发现，他就能够被救活了。我的弟弟戴维是神经外科医生，他坚持认为我这么想是不对的——从健身器械上跌落下来，可能会让戴夫的手臂骨折，却不会要了他的命，所以，在他跌落之前一定发生了什么。后来的尸检证实了戴维是对的，戴夫死于因冠心病导致的心律失常。

即便如此，我仍能找到其他理由责备自己。之前，戴夫从未被诊断出患有冠心病，我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和他的私人医生以及我们的家庭医生在一起，仔细分析了尸检报告和其他医疗报告。他之前提过胸部偶尔疼痛，但是我们忽视了，这一点令我非常焦虑。我也一直在思考他的饮食问题——我早就应该督促他改进饮食习惯的。他的私人医生告诉我，只是改变某种生活方式并不能救他的命。后来，戴夫的家人提醒我，其实他和我在一起之后，饮食习惯已经比原来健康多了，这对我是一种安慰。

此外，我还因为他的去世给我身边的人带来的不便而感到自责。悲剧发生之前，我是家里的大姐、实干者、计划者、领导者，但戴夫离开后，我突然什么都做不了了。这时，其他人及时补位，为我提供了很多帮助。我的老板马克·扎克伯格、妹夫马克和玛恩筹划了葬礼，父亲和弟妹艾米帮助我安排了安葬事宜。当人们来家里表示哀悼时，艾米督促我起床，一一感谢到访者；父亲提醒我要吃饭，还坐在我身边监督我吃完。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发现自己说得最多的一话是：“对不起，我很抱歉。”我不断地跟每个人说抱歉。我对妈妈说抱歉，因为在戴夫去世后第一个月，她陪着我，这打扰了她的生活；我对朋友们说抱歉，因为他们放下所有的事情，飞来参加葬礼；我对客户们说抱歉，因为这期间我不得不取消约会；我对同事们说抱歉，因为被悲伤压垮时，我会失去对工作的专注。我曾在某个会议开始时，心里想着“我能做到专心去开会”，可眼泪却一下子涌出，我只能匆匆对大家说抱歉，接着迅速离开。

亚当最终说服我，我必须舍弃“抱歉”（sorry）这样的字眼。他也提到，其他类似的闪烁其词的表达也不能再使用。亚当解释说，自责会阻碍我复原，这意味着孩子们的复原也会受到影响。他的话让我惊醒了。我意识到，既然医生都没能阻止戴夫的死亡，那么我相信自己有能力阻止他的离开就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也没有打扰任何人的生活，所有的不便都是悲剧的发生带来的。没有人认为我应该为哭泣感到抱歉——一旦尝试停止说抱歉，我就会不停地咬舌头，慢慢地，内疚也就渐渐消失了。

当自责越来越少时，我开始注意到，并不是每件事都那么糟糕——孩子们可以整夜熟睡了，他们哭得少了、玩得多了；我们也去找专业的咨询师和治疗师寻求帮助，我可以自己照顾孩子们了。我有深爱我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他们每时每刻都为我和孩子们提供支持，我感觉跟他们更亲近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亲密。

回到工作岗位对摆脱绝望也很有帮助。在犹太人的传统里，人们需要用7天的时间持续不断地为逝者进行密集祷告，之后才会继续日常的生活。儿童心理学家和治疗悲伤的专家告诉我，我应该让孩子们尽快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因此，戴夫去世10天后，他们就回到了学校，我也在他们上学的时候返回了工作岗位。

回到工作岗位最初的日子非常混乱。我在Facebook（脸书）担任首席运营官超过7年，但是，突然间，一切都不一样了，变得很陌生。当天第一个会议上，我能够思考的只是：“每个人都在讲什么呢？这个会议有什么意义呢？”然后在某一点上，我被拉入讨论——突然有一秒，也许是半秒，我忘记了一切，忘记了死亡，忘记了戴夫躺在健身中心地板上的样子，忘记了棺木下葬的场景。那天第三个会议上，有几分钟我竟然睡着了，虽然脑袋上下轻晃让我感到有点儿尴尬，但我对此也感到庆幸，不只是因为我没有打鼾，而是这几分钟是戴夫去世后，我第一次感到放松的时刻。几周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我可以更长时间地专注在工作上。工作给了我一种做回我自己的感觉，同事们对我的善意也让我知道，我的生活并没有那么糟。

我一直相信，人们需要在工作中得到支持和理解；我现在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悲剧发生之后这一点更为重要。但是，现实却远非如此，这确实有些悲哀。在家人去世的美国私企员工中，只有60%的人有带薪假期，而且通常只是几天。当他们返回工作岗位后，悲伤会继续影响他们的工作表现。亲人离去后，随之而来的往往是经济压力，这可谓是祸不单行。仅在美国，因悲伤导致的生产力损失就可以达到每年750亿美元。如果这些人有带薪假期，工作时间更灵活，甚至在特殊时期可以相应减少工作时间，并且能得到财务帮助，那么公司的损失就会降低，经历痛苦的员工也会减轻负担。已提供完善的健康福利、退休计划以及家庭和医疗保障的公司发现，在员工身上的长期投入会让员工更忠诚、工作更高效。提供支持，不只是同情，也是明智的举措。我非常感激脸书给了我慷慨的丧假。在戴夫去世后，我和脸书的团队一起研究，期待将这项政策推进得更加深入和完善。

在3P陷阱中，对于我来说最难的部分是悲伤的持久影响力。数月以来，无论我做什么，我都会感觉到痛苦无处不在。我认识的大部分经历过人生悲剧的人都说，随着时间的流逝，悲伤会慢慢消逝。他们想让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微笑着想起戴夫。但我根本不相信。孩子们哭的时候我会迅速想象到未来——他们未来的生活中没有爸爸了。戴夫不只是错过了一场足球比赛，而是以后所有的足球比赛、所有的辩论会、所有的假期、所有的毕业典礼，他都会错过。他也不会出现在女儿的婚礼上，他不能挽着她的手，把她交给她的爱人。永远失去戴夫的恐惧使我浑身无力。

当我们受苦的时候，便倾向于将苦难无限地投射、放大。有一项叫“情感预测”（affective forecasting）的研究，旨在对人们未来的情绪进行预测。该研究显示，我们往往过度放大了消极事件对于自身的影响。研究人员请一些学生想象自己和爱人分手两个月后的伤心程度，又请一些真正经历过分手的学生报告分手两个月后的感受。研究结果显示，真正经历过分手的学生要比仅凭想象的学生更快乐。此外，我们也会高估其他压力事件的消极影响。例如，被拒绝授予终身教职的助理教授，认为自己在接下来的5年内都会沮丧消沉，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某个大学生认为，如果他被分到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宿舍，就会感觉很痛苦，实际上也没有。至少对我所在的大学里两次被分配了最差宿舍的人来说，这项研究结果确实无比正确。

正如身体自带免疫系统，大脑也有其免疫系统。当某些事情不能正常运转时，我们便会本能地启动防卫机制——就像我们认为每朵乌云都镶有金边，给柠檬加水加糖，我们总喜欢老调重弹一样。但失去戴夫之后，我什么都不能做了。每当我试图告诉自己一切都会变得更好时，脑中就会有一个更响亮的声音坚持说：“不会变好的，我和孩子们永远都不会重拾快乐了，永远不会。”

塞利格曼发现，像“从不”“总是”这样的词代表了持久性。就像把“抱歉”踢出我的词汇表一样，我也试图不再使用“总是”“从不”，而是用“有时”“近来”来取代。于是，“我总是感到很糟”变成了“我有时感到很糟”，虽然这不是最理想的状况，但已经有很大的改善了。我注意到，在某些时刻，痛苦会暂时减轻，就像偏头痛减轻了那样。既然有这些时刻的存在，那么，在陷入更深的悲痛时，我可以多想想这些轻松时刻。我开始明白，无论我感到多么悲伤，下一个痛苦减轻的时刻总会来临。这样做也帮助我重新获得了控制感。

我也尝试采用认知行为疗法，写下我认为会导致我痛苦的事情，然后证明这么想是错的。我从自己最大的恐惧开始写起：“孩子们再也不会有快乐的童年了。”盯着写在纸上的句子，我感到心如刀绞。不过，我也意识到，之前我和很多童年时期失去父母的人交谈过，证明我这个认知是错误的。还有一次我写道：“我再也不会开心了。”盯着这句话，我发现，就在那天早上，有人给我讲了个笑话，我笑了。那一分钟，我的这句话就是错的。

我认识的一位精神科医生解释说，人类在进化中就具有联结和悲伤的能力，人类有天然的工具可以从失去和创伤中复原。这一席话令我坚信自己扛得过去——既然人类进化出了应对痛苦的能力，那么悲伤就杀不死我。想到数世纪以来，人类已经历了太多的爱与失去，我知道自己和远比自身更宏大的事物联结在一起。之后，我联系了自己很欣赏的一位牧师斯考提·麦克伦南。我20多岁时，在和第一任丈夫离婚期间，曾找他咨询过。斯考提向我讲述了他40多年来帮助人们应对不幸的经验，他发现：“当人们向上苍求助时，便有了一种被来自外界的强有力的爱包围的感觉。人们应该知道，他们并不孤独。”

但即使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我还是撼动不了那种强大的恐惧感，与戴夫有关的记忆和图像无处不在。最初的几个月，每天早上醒来，我都会痛苦地意识到戴夫已经不在了。每天晚上，我走进厨房，都期待看到他；意识到他已离去时，痛苦便猛然来袭。马克·扎克伯格和他的妻子普莉希拉·陈认为，如果我带着孩子去一个完全没有戴夫的记忆的地方，痛苦便会减轻，因此他们夫妇二人邀请我们去了从未去过的海滩。然而，坐在长凳上凝望着大海和天空，我仿佛看到戴夫在云层中看着我……当时我坐在马克和普莉希拉中间，他俩环抱着我，可是，戴夫还是在我眼前。

我无处可逃，痛苦像深深的迷雾，每分每秒都包围着我。我的朋友金姆·贾巴尔曾失去弟弟，她说那种感觉就好像有一层铅毯覆盖在她的脸和身体上。戴夫的哥哥罗伯说，他感觉好像被一只靴子压在胸口，他无法呼吸——这感觉比16年前他们的父亲去世时更为强烈。是的，我也无法呼吸。母亲教我用呼吸来抵抗焦虑：先用6秒吸气，屏息6秒，再用6秒呼气。我和干女儿埃莉斯的角色此时也反过来了，她握着我的手，大声数数，直至我的恐慌慢慢平息。

主持戴夫葬礼的拉比奈特·伊兹瑞对我说：“向前一步吧，接受这糟糕的现实。”我说，我所倡导的“向前一步”（lean in）并不完全是其本意，但是这个建议对我很有用。多年以前，我就注意到，每当自己感到悲伤或焦虑时，常常是这些情绪衍生出来的感觉更让人不安。感觉沮丧的时候，我为沮丧而沮丧；感到焦虑的时候，我为焦虑而焦虑。C. S.刘易斯说：“痛苦的阴影，就是痛苦的一部分……只要想到自己在受苦这个事实，就已经很痛苦了。”

戴夫离世后，我产生了比以往更强烈的消极情绪——我不只是被悲伤击中，我为自己被悲伤击中而感到悲伤；我不只是焦虑，我为自己焦虑而焦虑，这是元焦虑。那些我原本从不在意的小事（比如孩子们在骑自行车上学的路上受伤）会持续困扰我，之后，我便开始焦虑——我是不是过度焦虑了？我采纳了拉比的建议，接受了“现实确实糟透了”的事实，这很有帮助，我不再为消极情绪而惊慌，我开始有所期待。

此外，我还学习了佛陀的智慧。佛教的第一要义是：人生即苦。生老病死无可回避，尽管人生包含着许多愉快的瞬间，我们也试图去延长快乐的体验，然而，这一切终会消失。心灵导师佩玛·丘卓认为，接受这条要义本身，就是在减轻痛苦，因为当我们接受了苦难，痛苦也就减轻了。

戴夫葬礼后的几天，我和孩子们一起制定了“家庭新规”，我们把它贴在孩子们挂背包的地方，这样每天都能看到它。其中，“规则1”是“尊重自己的感受”。我们约定，当悲伤的情绪来袭时，无论他们在哪里、在做什么（比如在学校），都要停下来，调整一下。这期间，孩子们经常会忍不住哭泣，这时候老师会好心地安排孩子们和好朋友一起去户外，或者安排孩子们去见相关的指导老师，帮助他们把情绪释放出来。

我给了孩子们建议，但我自己也需要这样做。“向前一步”意味着，我应接受“当悲伤到来时，我无法掌控”这一事实。我也需要哭出来——在路边，在车里，在办公室，在董事会。有时，我会去卫生间抽泣；有时，我会坐在座位上大哭。我发现，当我放弃与坏情绪抗争时，它们溜走得更快。

几个月后，我感受到，虽然痛苦之潮时涨时落，但当它们翻滚而来时，我复原得更快。对我来说，和痛苦作战就好像锻炼身体以增强耐力一样——锻炼得越频繁，心率提升后我就恢复得越快；有时在那些需要极大地挑战体力的活动中，我甚至发现自己拥有从未知晓的能力。

令人惊异的是，对我帮助最大的竟然是专注于最糟糕的事情。把事情往坏处想再容易不过，这是一条古老的犹太箴言，就像去餐馆就餐，我们往往会拒绝侍者安排的第一张桌子。但是，在最初那些绝望的日子里，我的本能便是发掘积极思维。但是，亚当却让我想想最糟的事情，他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最糟？”我问他，“开玩笑吧？怎么能想最糟的事呢？”他的回答点醒了我：“戴夫也有可能在开车接送孩子时冠心病发作啊！”最糟的情况是，我可能会失去三个至亲！我从没这么想过，于是我开始不断感恩：孩子们还健康地活着。就这样，感激将悲痛淹没。

以前，我和戴夫在晚餐时会有个家庭仪式：我们和孩子们围坐在餐桌前，轮流分享自己当天最好和最糟的时刻。如今只有三个人，于是我又增加了第三项——每个人都要分享感恩的时刻。此外，我们还加入了餐前祈祷，大家手拉着手，感恩上帝赐予的食物，这让我们更加珍惜每一天。

感恩本身也值得感恩。有心理学家安排一组人记录每周需要感恩的5件事，另一组人记录不开心的事，第三组人记录普通事件。9周后，感恩组成员明显感到快乐程度有所增加，他们的身体也更健康。有研究表明，在经济萧条时期找到工作的人，在数十年后对其工作的满意程度更高，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找工作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记录感恩事件，不断提醒自己关注生活中的一切美好，可以提升我们的快乐指数以及健康程度。因此，每天晚上，无论多么悲伤，我都会想一想令我感恩的人和事。

我也深深地感恩我们的财务保障体系。孩子们曾问过我，爸爸去世后，我们是不是要从现在住的房子里搬出去，我的答案是“不”。这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对于许多人来说，意外事件（比如生病或发生车祸）可能导致他们一夜之间陷入财务窘境。据统计，在中国，还有不少人处于贫困线之下——在女性和单亲家庭中，情况更为严重。在美国，60%的人经历过使他们无法收支平衡的事件，1/3的人没有储蓄，处于贫困之中。此外，伴侣的去世往往会导致严重的经济问题，尤其是对于收入不高、福利也不完善的女性来说。除了失去挚爱的毁灭性打击外，丧偶的女性常常连满足生活基本需求的收入都没有。全世界约有2.58亿女性失去了丈夫，其中超过1.15亿的女性生活在贫困之中，这就是女性争取消除工资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要拥抱所有家庭，无论其家庭形式如何，我们都要为他们提供渡过难关的必要帮助。我们需要更强大的社会保障政策、更有利于家庭的商业保险，以防止意外的悲剧使这些家庭陷入更悲惨的境地。单亲家庭以及丧偶女性应得到更多的支持，而且其领导、同事、家人以及邻居，都有义务为他们提供支持。

即使不停地感恩，我仍然被痛苦折磨着。在戴夫去世4个月零两天后，我参加了孩子们的学校活动。第一次，我独自开车去学校。家长们先在体育馆集合，再去孩子的教室。过去，我和戴夫总是分头去儿子和女儿的教室，之后再分享彼此的感受。我们以前每人负责一个孩子，但以后再也不可能了。

那个星期，我为去哪个教室犹豫不决，到了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刻，悲伤的潮水将我包围。我走向教室，握着朋友金姆的手，思忖着该怎么选。这时，电话响了，是我的医生打来的，他在例行体检时发现我的乳房X光片上有个可疑的点，于是立刻告知我。我的心跳迅即加快，医生让我不必担心——这一点对我非常有帮助，而且我第二天要去做超声波检查。

结果，悲伤变成恐惧，我哪个教室都没去，直接开车回家了。失去父亲后，孩子们学会了接受死亡。学校活动的几周前，女儿在晚餐时需要“哭一下”，我跟着她一起进了房间。我蜷在她身边，她触到我的项链，上面有全家四人名字的首字母。女儿坚定地说：“我要选一个。”“为什么？”我问。她说她不告诉我原因，怕我会伤心。我让她放心，她轻声说：“我选的那一个将是下一个离开的人。”顷刻间，我感到呼吸停止。然后，我握住项链说：“我来选。”我选了“S”。我告诉女儿：“我会是下一个离开的人——40年后，我90多岁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我把自己的年龄都算错了），我只想安抚女儿。

在我从学校驾车回家的路上，女儿的手仿佛还在抚摸着我的项链。我要怎样告诉孩子们，他们的妈妈得了癌症？如果他们又失去了我，会怎样呢？几个小时以前，我竟然还在因为选择哪间教室而压力重重！

那一晚，我的情绪很不稳定，一直在抽泣，无法陪孩子们上床睡觉。我不想刺激他们，于是让母亲陪他们入睡。后来，我妹妹也来了，我们三个拉着手，虔诚祈祷。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母亲说了几句祷词，我请她不断地重复、重复、重复。

接下来的17个小时难熬至极，我睡不着、吃不下，甚至不能连贯地交谈。我只是呆呆地看着时钟，等待下午1点的就医预约。

终于，超声波检查显示是假阳性。顿时，激动之情溢满全身，我战栗着，如同过去4个月经历的那些悲伤令我战栗一样。忽然之间，我感恩健康，感恩生命前所未有的美好。

回头看去，我真希望自己更早了解3P陷阱。过去，在很多情况下，了解3P都会大有用处，即使在日常事务上也极有帮助。大学毕业后第一天上班时，老板让我在Lotus 1-2-3软件（20世纪90年代非常流行的制表软件）中输入数据。我必须承认，我当时并不知道该怎么做，老板耷拉着嘴角说：“我真不敢相信你连这个都不会！你是怎么得到这份工作的？”回家的路上，我想自己一定会被解雇了。当时我认为自己一无是处，但后来的事实表明，我只是不擅长数据表格。如果那时我就了解到自己并非一无是处，我就会减少很多焦虑。和男朋友分手时，我也希望有人能告诉我，心痛不会长久，这样就可以减少很多愤怒；而且，如果我对自己足够诚实，也就不会有那些感情关系了。前男友们和我分手的时候，我也希望自己早就了解了自责的含义。（很多时候，确实不是我的问题，真的是他们的问题。）

20多岁时离婚后，我所有的3P因素都存在。那时我认为自己无论做什么，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再回首，正是那场失败的婚姻让我离开华盛顿特区，跨越大半个美国搬到陌生的洛杉矶。幸运的是，朋友邀请我同他，以及他的朋友共进晚餐、看电影。那一晚，我们三个人吃了快餐，看了电影《烈火雄心》。就是在看这场电影时，我第一次靠着戴夫的肩膀睡着了。

每个人都会面临失去：失去事业、爱情或生命。问题不在于悲剧及挫败何时发生，它们总会发生，我们也必须直面应对。

复原力源于每个人的内在，也源于他们获得的外部支持；复原力源于因生命中的美好而引发的感恩，也源于在挫败中学到的经验；它既来自对于悲伤的解析，也来自对悲伤的接纳。有时，你的复原力比你想象的弱一些；有时，又会强一些。

我想让你明白，当生活给你当头一棒，让你坠入悲伤之海时，你能做的就是奋力游向水面，重新呼吸。第 2 章[1]房间里的大象大多数人读大学时都有一两个室友，有些人有三四个室友，戴夫有10个室友。毕业后，大家各奔东西，只在特别的日子才会相聚。2014年春天，戴夫和大学室友相约在毕业25周年之际聚会，每个人都拖家带口，大家都很尽兴。他们约好第二年的7月4日还要再聚一次。

就在聚会的前两个月，戴夫离开了。

我不想去参加聚会——只要想到戴夫再也不能和大学室友聚会了，我就难过得要死。但是，我又想抓住曾经的美好，取消聚会就好像失去了戴夫的一部分。于是，我还是参加了聚会，希望通过和他的好友的相处来治愈我自己。其实，他们也同样悲伤。

聚会的一切都很完美，只是最后一天，我和几个室友坐在一起吃早餐，其中有杰夫·金，他早些年被诊断出患有多发性硬化症。戴夫以前和我多次讨论过杰夫的病，那天早上，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从未和杰夫聊过他的病情。“来吧，大象。”我心里想。“杰夫，”我说，“你怎么样啊？我的意思是，说实话，你的身体还好吗？你感觉如何？你感到恐惧吗？”

杰夫有点儿吃惊地看着我，之后静默了很长一段时间。稍后，他含着泪水说：“谢谢你，谢谢你的关心。”他谈起自己的治疗方案，说起他不得不停止用药的沮丧、病情恶化对孩子们的影响、对未来的担忧，还说与我们沟通让他感觉轻松多了。早餐结束后，他紧紧地拥抱了我。

戴夫去世后的最初几周，对于那些见面时从不问我近况的朋友，我感到震惊。第一次遇到这个情况，我以为对方就是个不会关心别人的人。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朋友，就像蒂姆·厄本在博客里写的：“你会辞职，你会恋爱，你会发现新爱人欺骗了你，你会以不可思议的消极情绪忽视这一切。没关系，因为那些没有问题的朋友不会和你讨论任何事，他们永远、永远、永远不会问及你生活中的任何事。”有些时候，这类朋友只是沉溺于自我；有些时候，他们只是在谈论私密话题时感到不自在。

但是，这些朋友不问我过得好不好，我确实不能理解，我感到自己被忽视了，就好像我站在他们面前，他们却视而不见。我们看到朋友缠着绷带时，一般都会立刻问他：“怎么了？发生了什么？”如果你的脚踝粉碎性骨折，大家总要听听来龙去脉；但是，如果你的生活支离破碎，他们却有可能闭口不提。

一次，我去一位好朋友家吃晚餐，其间她和她丈夫只是轻描淡写地和我聊了几句。我心里暗暗地说：“你们说得对，金州勇士队势不可当！可是你们知道真正热爱这支球队的是谁吗？是戴夫。”有时，我也会收到朋友邀请我去他们所在的城市演讲的邮件，没人理解旅行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是多么困难。“哦，只在外面过一夜？是的，我要看看戴夫能不能起死回生，哄孩子们上床睡觉。”有时，我还会在附近的公园遇到朋友，大家都在谈论天气。“是的！戴夫去世后一直下雨，真诡异！”

直到有一次和杰夫一起吃早餐，我才知道，原来自己有时也是那种逃避痛苦谈话的朋友。过去，我从未直接询问过他的健康状况，并不是因为我没把他放在心上，而是因为我怕让他沮丧。直到失去戴夫，我才明白这样的想法有多愚蠢。对我来说，我不可能主动提醒杰夫他患有多发性硬化症，但每一天、每一分钟，他都清楚自己的病情。

而且，即使是那些经历过最痛苦的不幸的人，也有倾诉的欲望。梅乐·萨佛斯坦是我母亲的好友，她曾在南佛罗里达州大屠杀文献教育中心担任教育总监。她曾和500多位幸存者共事过，她记得其中只有一人拒绝开口谈论自己的经历。“根据我的经验，大屠杀的幸存者非常希望有机会向他人倾诉，他们的经历你无法想象。”梅乐说。而且，如果朋友拒绝表达对你的关心，还会令你的创伤加剧。为了促进交流，梅乐发起了大屠杀的幸存者与高中生和大学生交流的活动。她注意到，学生们有了这样的机会后，便一个接一个地提问。梅乐说：“我听见他们问，‘您在集中营吃什么？您相信上帝吗？’年轻姑娘常常会问，‘你当时有生理期吗？在生理期时你怎么办？’这些问题并不侵犯隐私，而且充满了人情味儿。”

回避感受并不是在保护他人的感受。梅乐回忆起她和表弟去拜访一对老夫妇时，看到他们家的墙上挂着两个孩子的黏土手印。会面时，老夫妇只谈起了一个女儿。拜访之前，曾有人告诉她的表弟不要问起另一个已逝的女儿，以免他们伤心。但梅乐不知道这个“警告”，于是她问起了第二个手印。当时，她的表弟有些紧张，但老夫妇却温柔详尽地谈起女儿。“他们希望女儿被人记住。”梅乐说。

失去子女的父母常常会和他人分享他们的感受。作家米奇·卡莫迪的儿子9岁时死于脑瘤，他说：“如果没有人提起儿子的名字，那么他相当于又死了一次。”这就是全美最大的慈善组织之一“慈悲之友”（The Compassionate Friends）鼓励失去孩子的家庭经常公开讲述自己的经历的原因。

人们避免谈论令人悲伤的话题是如此普遍，以至于这种情形甚至都被安上了一个名字。数十年前，心理学家用“缄默效应”（mum effect）定义人们避免谈论坏消息的情形。例如，医生会在告知患者检查结果不乐观时踌躇不已，而管理者总是拖到最后一刻才告诉下属被解雇的消息。我的同事、脸书全球多元化部门主管麦克西恩·威廉斯告诉我，许多人在面临与种族有关的事情时都会出现“缄默效应”。“在一位未佩枪的黑人因警察要检查他的持枪许可而被击毙之后，那些看过相关新闻的白人、住在黑人社区的人，甚至是我们办公室的同事，都没有发表任何言论。”马克西恩说，“人们对待种族受害者就像对待丧亲的人一样，沉默得可怕。身处悲痛时，你应清楚两件事：表达自己的感受并不疯狂，以及你可以提供支持。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对他们来说就是对事实的全然否定。”

保持沉默，常常会加深家人、朋友以及同事间的隔阂，即使是在一般情况下，保留自己的想法也会让他人感到不舒服。在一项实验中，受试者中有1/4的女性和2/3的男性宁可选择接受电击，也不愿独自待上15分钟。沉默会加剧痛苦。至于我自己，只有在和亲友谈起戴夫时，我才会感到舒服。一些朋友和同事会给我创造一个主动敞开心扉的环境，心理学家称他们为“接纳者”（openers）。接纳者和没有问题的朋友不同，他们会提问，而且不带任何评判地聆听；他们享受和他人联结的感觉。在危急时刻，接纳者会创造出完全不同的环境，尤其是对于那些特别脆弱的人来说。

我从未想过自己也有分享障碍。和最亲密的朋友在一起，我一直是什么话题都愿意聊聊的那个人。我会问朋友：“你喜欢他吗？他的吻功如何？”工作时，我总是不断地要求他人的反馈，却经常听人说我要的反馈太多了。但是，处于悲痛中时，我却不愿意用自己的问题困扰他人，也不愿意提到戴夫，除非大家真的想谈起他。

接纳者并不总是你最亲密的朋友。经历过悲剧的人往往会向正在经历悲剧的人表达更多的同情，作家安娜·昆德伦发现，人们会与“彼此认同”的人互诉悲伤。有调查表明，退伍军人、性侵受害者，以及失去子女的父母，往往会从和自己有相同经历的人那里得到最多的支持和帮助。梅乐告诉我，大屠杀的幸存者来到美国后，“他们感到孤独，因此彼此联结，这就是幸存者俱乐部存在的原因。真正理解他们的人，都是有相同经历的人”。

这一点非常正确。洛杉矶的朋友科林·萨默斯在戴夫的葬礼上见到我时，他没有说“节哀顺变”，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4岁时，父亲去世了。”“哦，太好了！”我的第一反应竟然是这样，接着我赶紧说：“我不是说这件事太好了，而是你现在的样子太棒了！你给了我希望！我希望我的孩子们也能像你一样。”他拥抱着我说：“我明白你的意思，相信我，你的孩子一定比你想的更坚强。”这种情形并不是我最舒心的社交体验，但是在那样糟糕的一天，他的话让我感觉很好。

之后，我仿佛加入了一个“至亲已逝”俱乐部。说实话，没有人想加入这样的俱乐部，在被动地加入之前，我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戴夫去世9天后，我去参加女儿的足球比赛。我看到，女儿朋友的70岁的祖母约瑟芬·谢泼德身边有一把空椅子——几十年前，约瑟芬的丈夫去世了，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我本能地意识到那把空椅子是留给我的，于是我坐下来。我们没说几句话，但我知道，她理解我。还有一次，在脸书合作者的早餐会上，一位我从没见过的客户告诉我，他刚刚失去了弟弟。我们站在角落里，彼此温暖。

许多人（包括我非常亲密的朋友）都没有失去至亲的经历，他们不知道该跟我和孩子们说些什么。他们的不适感包围着我，令我更加不安。因为房间里的“大象”无人知晓，我们只能任由“大象”慢慢靠近，践踏我和朋友们的关系。想想看，若是朋友们不询问我的感受，就说明他们不关心我吗？难道他们看不到“泥泞的大脚印和成堆的粪便”吗？

亚当认为，一些人其实愿意交流，但他们不知该从何谈起——我对此并不确定。当朋友问我“你怎么样”时，我认为这是程式化的问候，而非真切的关怀，我只想大叫着回应：“我的丈夫刚去世，你觉得我会怎么样？”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这就像林肯遇刺后，你问：“林肯夫人，这场剧好看吗？”

放眼世界，人们在表露消极情绪时大都会面对来自文化的压力。在中国和日本，理想的情感状态是冷静和克制。在美国，人们习惯于激动，（“哦，天哪！”）及表达热情（哈哈大笑）。心理学家戴维·卡鲁索说：“在美国文化里，‘你怎么样’的答案不只是标准回答‘很好’，你需要回答‘好极了！’”他又补充说：“似乎存在着某种强大的驱动力，让人们不断隐藏自己的真实情感。”承认自己过得不太好“是不合时宜的”。

安娜·昆德伦用更诗意化的方式表明了同样的立场：“悲伤，对世人轻语，却内在喧哗。悲伤不可言说，甚至超越性、超越信念，超越终极的死亡。人们视而不见，悲伤只在葬礼上昙花一现。”

如影随形的大象，出现在办公室。我一向对同事很友善，尤其在脸书——我们公司的使命就是让世界变得更开放、更联结。我们的企业文化也是开放型的，所有人都坐在开放的工位上，每个人都可以轻松地找到其他人。员工之间的交流频繁且公开，即使是私人谈话也是如此。

我处理完戴夫的后事再回到办公室时，感到怪怪的——我发现，一切都和原来不一样了。我一直鼓励大家全情投入，但此刻我的“全情”只是悲伤。和朋友谈论戴夫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工作场所谈论更不合适，因此我闭口不谈，同事们也三缄其口，我和他们之间大部分交往都是冷冰冰的，遥远而疏离。在脸书园区散步时，我觉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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