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一起连环绑架案的新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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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克斯：一起连环绑架案的新闻试读：

一九九三年十月，玛露哈·帕琼和她的丈夫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向我提议，让我把她六个月的被绑架经历和她丈夫为了救她而付出的艰苦努力写成一本书。当第一稿已经颇为成熟时，我们才意识到，这起绑架案与哥伦比亚同期发生的另外九起绑架案之间有着难以割裂的关系。一开始，我们以为这十起绑架案是相互独立的，然而，这实际上是一起连环绑架案，被绑架的十个人是经过精心挑选的，绑架由同一个集团实施，目的也是相同且唯一的。

这个迟来的发现迫使我们从头安排本书的结构和基调，好让所有主角都能拥有明确的身份及各自的叙事空间。对于迷宫般的叙述而言，这是一种有技巧的解决办法，否则，若仍按第一稿的处理方式，叙述将是聒噪而永无止境的。尽管如此，预计一年的写作时间还是延长到了将近三年。在此期间，玛露哈和阿尔贝托一直细心、及时地协作，他们的叙述始终是本书的中心和线索。

我采访到了尽可能多的主角，所有人都向我展现了同样的慷慨，不惜搅乱他们记忆的平静，为我重新撕开那些他们或许试图遗忘的伤口。他们的伤痛、他们的耐心和他们的愤怒给了我勇气，让我在人生的秋季坚持写完这部我生命中最艰难、最悲伤的作品。我知道，他们能在书页间寻找到的，只有现实中那些恐怖经历的阴郁镜像，这是唯一让我沮丧的事。尤其是两位遇害人质——玛丽娜·蒙托亚和迪安娜·图尔巴伊——的家属，特别是后者的母亲，妮迪娅·金特罗·德巴尔卡萨尔女士。对我而言，采访他们是一次感同身受、痛彻心扉且永生难忘的体验。

我与两个人分享了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她们与我一起经历了写书匠的秘密劳作：一位是记者卢桑海拉·阿尔特阿加，她就像一名潜伏的捕猎者，顽强而机警地获得了无数难得的资料；另一位是玛格丽特·马尔克斯·卡瓦列罗，她是我的表妹，也是我的私人秘书，负责本书的誊写、排序和核对，她还掌握了处理复杂的基础材料的秘诀，好几次，我们都觉得要被这些材料淹没了。

我向所有的主角与合作者致以永恒的谢意，是他们让这场残忍的悲剧免遭遗忘。很不幸，这只是二十多年来在哥伦比亚上演的大屠杀中的一个片段。谨以此书献给以上所有人，并同他们一起将此书献给所有的哥伦比亚人——无辜的和有罪的，并希望书中的一切不再重演。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一九九六年五月于卡塔赫纳一

上车前，她回头看了一眼，确保没人跟踪她。现在是波哥大晚上七点零五分。天色在一小时前黑了下来，国家公园里灯光昏暗，光秃秃的树木在昏暗悲伤的天空的映衬下显得鬼影幢幢，但乍看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尽管玛露哈身份显要，她还是坐在了司机的后面，因为她一直觉得这是最舒服的位置。贝阿特利丝从另一扇门上车，坐到了她的右边。她们比平常晚了近一个小时，在令人昏昏欲睡的下午参加了三场行政会议之后，两人看上去都很疲惫。尤其是玛露哈，前一晚她在家办了一场聚会，只睡了不到三小时。她伸展麻木的双腿，闭上眼，把头靠在椅背上，像往常一样发号施令：“劳驾，回家。”

他们像平常一样回家，有时走这条路，有时走另一条，这取决于安全因素和路况。这辆雷诺21是全新的，十分舒适。司机小心地驾驶着。那晚的最佳选择是沿着希尔昆巴拉大街向北行驶。他们三次都遇到了绿灯，而当晚的交通也不像往常那么拥堵。在路况最糟糕的日子里，他们得花半小时才能从办公室抵达玛露哈位于第三横街84A-42号的家，接着司机再送贝阿特利丝回家，她家在大约七个街区外。

玛露哈出身于一个显赫的知识分子家庭，几代人都是记者。她本人也当过记者，并数次获奖。两个月前，她开始担任扶影公司的董事长，这是一家扶持电影发展的国有公司。贝阿特利丝是她丈夫的妹妹，也是她的私人助理，以前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理疗师，但在歇业了一阵子后转了行。她在扶影公司的主要职责是处理与媒体有关的一切事务。她们俩都无所畏惧，但从去年八月起，玛露哈无意间养成了回头的习惯，当时，毒贩们开始绑架记者，行迹难料。

她确实有理由恐惧。虽然上车前她回头看了一眼，觉得国家公园空无一人，但其实有八个人正在跟踪她。其中一个坐在一辆深蓝色的奔驰190里，车子停在对面的人行道上，挂着假的波哥大车牌。另一个驾驶着一辆偷来的黄色出租车。有四个人穿着牛仔裤、运动鞋和皮衣在公园的阴影下散步。第七个人个头很高，衣冠楚楚。他穿着春款西服，带着公文包，看起来像是一名年轻的经理。而这次行动的负责人正在半个街区外的街角咖啡馆监视着这第一幕的正式上演。细致紧张的排练从二十一天前就开始了。

出租车和奔驰跟着玛露哈的车，一直保持着最近的距离。为了确定玛露哈的日常线路，他们从上周一就开始这么做了。大约二十分钟后，所有人都在82号大街上向右拐，那里距离玛露哈夫妇和儿子住的红砖房不到两百米。玛露哈的车刚开上陡坡，黄色出租车就超了过去，把它堵在了左边的人行道上，司机不得不紧急刹车。几乎同时，奔驰停在后面，堵住了退路。

三个男人从出租车上下来，果断地向玛露哈的汽车走去。那个身材高挑、衣冠楚楚的男人带着一件奇怪的武器。玛露哈觉得那是一把霰弹枪，枪托被削短了，枪管又长又粗，像一架望远镜。实际上，那是一把口径九毫米、带消音器的迷你乌兹冲锋枪，它能发射单枚子弹，也能在两秒内连发三十枚子弹。另外两名歹徒也带着冲锋枪和手枪。从后面那辆奔驰上又走下来三个男人，但是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看不见他们。

他们的行动迅速而统一，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只记得短暂偷袭的那两分钟内的零星片段。五个人在围住那辆汽车的同时，也十分专业地盯紧了这三辆车。第六个人拿着冲锋枪在街上巡逻。玛露哈看出了其中的凶兆。“开车，安海尔！”她向司机喊道，“从人行道开过去，怎样都行，赶紧开车。”

安海尔呆住了，无论如何，前有出租车、后有奔驰，他们没有脱身的余地。玛露哈害怕那些人会开枪，她像抱着救生圈一样抱着她的包，藏在司机座位后面，向贝阿特利丝喊道：“跳下去。”“不行，”贝阿特利丝低声说，“跳下去我们会被杀的。”

她颤抖着，但很坚定。她坚信这不过是一次抢劫。她艰难地取下右手的两枚戒指，扔出窗外，想着：“拿了东西就赶紧走吧。”但她没来得及摘下左手的两枚戒指。玛露哈在司机座椅后面缩成一团，甚至不记得自己戴着一枚祖母绿宝石钻戒，还有配套的耳环。

两个人打开玛露哈旁边的门，另两个打开了贝阿特利丝旁边的门。第五个人隔着玻璃朝司机的脑袋开了一枪，由于消音器的作用，枪声听起来几乎像是一声叹息。接着他打开车门，把司机拽了出来，又朝倒在地上的他开了三枪。命运无常：安海尔·玛利亚·罗阿三天前才成为她的司机，他穿着深色西装和熨帖的衬衫，戴着属于部长级领导司机的黑色领带，才刚开始他全新、体面的职业生涯。一周前，曾在扶影公司供职十年之久的前任司机自愿退休了。

玛露哈很久之后才得知司机的遭遇。她躲在藏身处，只能听见玻璃破碎的声音，还有几乎是从她头顶传来的强制命令：“我们为您而来，女士。出来吧！”一只铁掌抓住她的胳膊，把她从车里拖了出来。她尽力抵抗，摔倒了，腿上被划出一道伤痕。但是那两个人把她举了起来，抬到了停在后面的车上。没有人注意到玛露哈紧攥着她的包。

贝阿特利丝的指甲又长又坚硬，而且，她接受过良好的军事训练。她向那个试图把她从车里拽出来的年轻人反抗。“别碰我！”她喊道。他被激怒了，贝阿特利丝意识到他和她一样紧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于是，她改变了语气。“我自己下来，”她说，“请告诉我该怎么做。”

他指了指出租车。“坐上那辆车，然后趴在地上，”他对她说，“快！”

车门是开着的，发动机已经启动，司机在座位上静止不动。贝阿特利丝尽量在汽车的后半部平躺。绑架者把他的外套盖在她身上，坐好后，把脚搁在了她的身上。另外两个人上了车：其中一个坐在司机旁边，另一个坐在后面。等到两扇车门同时关闭后，司机便沿着希尔昆巴拉大街颠簸着向北行驶。此时，贝阿特利丝才想起她把自己的包落在了她们的车上，但为时已晚。除了恐惧和不适之外，她无法忍受的还有盖在身上那件外套上的体臭味。

玛露哈被抬上的那辆奔驰一分钟前发动了，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她被安排坐在后排座椅的中间，两边各坐着一个男人。左边的人强迫她趴在他的膝盖上，这个姿势非常不适，她几乎无法呼吸。司机旁边坐着另一个男人，通过一台原始的对讲机和另一辆车通话。玛露哈愈发感到疑惑，因为她不知道自己被带上了哪辆车——她从未发觉它停在她的车后面——但她觉得这辆车很新很舒适，或许还有装甲防护，因为街道上的声音被减弱了，就像微弱的雨声。她觉得自己要窒息了，心脏几乎要从嘴里跳出来。司机旁边的人看起来像是领导，他发现了她的焦虑，试图让她平静下来。“您冷静点，”他回头说，“我们把您带走是为了让您传递一份公告。几个小时以后您就能回家了。但如果您乱动，那就糟了，所以您冷静点。”

那个让她趴在膝盖上的人也试着让她镇定。玛露哈深深地吸了口气，接着张嘴呼气，呼吸得非常缓慢，渐渐缓了过来。驶过几个街区后，情况变了。汽车在一道陡坡上遇到了交通堵塞。拿着对讲机的人开始对另一辆车的司机大声下达无法完成的命令。在公路的某一段，有几辆救护车停滞不动。救护车的汽笛声和震耳欲聋的喇叭声能把一个神经紧绷的人逼疯，而至少在那个时刻，绑架者的神经都紧绷着。司机试着开路，但他太过紧张，撞在了一辆出租车上。只是撞上也就罢了，对方司机还不住地大喊着什么，这加剧了所有人的紧张情绪。拿着对讲机的人下令，无论如何都得前进。汽车从人行道和空地上逃窜而出。

摆脱拥堵之后，车子继续爬坡。玛露哈觉得他们是在朝拉卡莱拉驶去，那是一处山坡，在那个时段非常拥挤。她突然想起自己的外套口袋里有几颗小豆蔻种子，它们是天然的镇静剂，她便请求绑架者允许她咀嚼这些种子。右边的男人帮她在口袋里找种子，然后发现她紧抱着她的包。包被夺走了，但是他们把小豆蔻递给她。玛露哈试图看清绑匪的模样，但光线十分昏暗。她壮着胆子问他们：“你们是谁？”拿着对讲机的男人用慵懒的声音说道：“我们是M-19的人。”

这是胡扯。因为M-19已经合法了，当时正在为加入制宪议会而举行竞选活动。“说真的，”玛露哈说，“你们是毒贩还是游击队的人？”“游击队的，”前面的那个人说，“但您冷静点，我们只想让您传个信儿。真的。”

他停了下来，命令其他人把玛露哈按在地上，因为他们即将经过一个警察的岗哨。“现在别动，也别说话，不然我们就杀了您。”他说。她感觉到身体侧面被一把左轮手枪顶着，她旁边的男人把话继续说完。“我们拿枪对着您呢。”

那十分钟长得没有边际。玛露哈集中力气咀嚼小豆蔻种子，它们让她越来越精神。但是，糟糕的姿势让她看不见也听不见他们交谈（如果他们的确交谈过的话）。在玛露哈的印象中，他们没被盘问就通过了。她最初的猜想被证实了，他们正是朝着拉卡莱拉驶去，这让她感到一阵轻松。她没有试图起身，因为把头放在那个男人的膝盖上更加舒服。车子通过了一段泥巴路，大概五分钟之后停了下来。拿着对讲机的人说：“到了。”

没有一丝光亮。他们在玛露哈的头上盖上一件外套，让她弯腰出来，因此她唯一看见的东西就是自己的脚。她先穿过一个院子，接着可能是一间铺着瓷砖的厨房。当他们掀开外套时，她发现自己在一间两米宽三米长的小房间里，地上放着一个床垫，光滑的天花板上挂着一个红色的灯泡。过了一会儿，进来两个蒙面的男人，头上戴着某种像是防寒帽的东西，但实际上那是运动裤的一条裤腿，上面还给眼睛和嘴巴挖了三个洞。从那个时刻开始，在被囚禁的全部时间里，她再也没有见过除被绑架者以外任何人的脸。

她意识到这两个看守并不是绑架她的人。他们穿着又旧又脏的衣服，比身高一米六七的玛露哈矮，身材和声音都很年轻。其中一个让玛露哈交出她戴的珠宝。“这是出于安全考虑，”他解释说，“它们在这里不会有事的。”玛露哈把祖母绿宝石钻戒交给他，但没有交出耳环。

贝阿特利丝坐在另一辆车上，完全无法判断路线。她一直躺在地上，不记得曾经爬过像拉卡莱拉那样陡的山坡，也不记得曾经通过岗哨，虽然出租车可能有某种直通的特权。一路上，车里的氛围由于交通拥堵而变得十分紧张。司机通过对讲机大喊着说没法从车子上飞过去，问该怎么办，而这让另一辆车里的人更加紧张，发出了好几条自相矛盾的指令。

贝阿特利丝觉得非常不舒服，她弯着腿，被外套的臭味熏得不知所措。她试着调整姿势。看守的人以为她在反抗，试图让她平静下来：“冷静，亲爱的，你不会有事的，”他说，“你只需要捎个信儿。”后来，他终于明白是因为她的腿没有摆好，便帮她舒展了一下，也没之前那么粗鲁了。贝阿特利丝完全无法忍受他对她说“亲爱的”，这种放肆几乎比外套的臭味更冒犯她。但他越是试图让她安静下来，她越是确信他们会杀了她。她估计行程持续了不到四十分钟，因此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应该是八点差一刻。

到达之后的遭遇和玛露哈的一模一样。他们用那件发臭的外套盖住她的头，用手牵着她，确保她只能向下看。她和玛露哈看见的东西也一样：院子、铺着瓷砖的地面，最后是两级台阶。他们让她往左边移动，接着取下外套。玛露哈在那里，坐在一张凳子上，在唯一一盏灯泡的红光下显得脸色苍白。“贝阿特利丝，”玛露哈说，“您在这里！”

她不知道贝阿特利丝那边发生了什么，以为他们已经把她放了，因为她和一切都毫无瓜葛。然而，当她看见贝阿特利丝出现在那里，她既感到一阵强烈的快乐，因为她不再孤单一人，同时又感到一阵强烈的悲伤，因为她也被绑架了。她们如同许久未见一般互相拥抱。

要两人在那间陋室里勉强过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她们要睡在一张铺在地上的床垫上，两个戴着面罩的看守一刻也不让她们离开自己的视线。新来的一个戴面罩的男人很优雅，身材魁梧，至少有一米八，他们管他叫“博士”，他发号施令时带着大头目的气势。他们摘掉了贝阿特利丝左手的戒指，但没有发现她还戴着一条有圣母像章的金链子。“这是一次军事行动，你们不会有事的，”他说，然后重复道，“带你们过来只是想让你们给政府传递一份公告。”“你们是谁？”玛露哈问他。

他耸了耸肩，答道：“现在这无关紧要。”他抬起机关枪让她看清楚，接着说：“但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这是一把带消音器的机关枪，没人知道你们在哪儿、和谁在一起。要是你们大声叫喊或者是做了什么，我们会让你们在一分钟内消失，没人能再听到你们的消息。”两人屏住呼吸，等着最糟糕的结果。但是威胁完之后，头目向贝阿特利丝走去。“现在我们要把你们分开，但是我们打算放了您，”他对她说，“我们带您来是个误会。”

贝阿特利丝立马做出了反应。“啊，不。”她毫不犹豫地说，“我留下来陪玛露哈。”

这是一个勇敢而慷慨的决定，连绑匪都不带一丝讽刺地感叹说：“玛露哈女士，您有一个多么忠诚的朋友啊。”玛露哈既错愕又感激，她肯定地说，贝阿特利丝一贯如此，她非常感谢。“博士”问她们是否想吃点什么，两人都说不用了。她们要了水，因为她们的嘴唇都干了。他们给她俩拿了饮料。平时，玛露哈手边总会有一支点燃的香烟、一只烟盒和一个打火机，而这一路上她都没有抽烟。她请求他们把装着香烟的包还给她。那个男人递来一根他的烟。

两人都要求上厕所。贝阿特利丝先去，她的头上被包了一块肮脏的破布。“看地上。”有人命令她。他们拉着她的手，带她穿过一条狭窄的走廊，来到一间简陋至极的厕所，条件非常糟糕，一扇忧伤的小窗朝着黑夜打开。门的内侧并没有插销，但门关得很严实。于是，贝阿特利丝爬上抽水马桶，向窗外望去。就着路灯的光，她唯一能看见的东西是一座红顶土坯房，房子前面有一块草坪，看起来就像草原里那些建在小道上的房子。

当她回到房间时，情况已经完全变了。“我们刚刚得知您是谁，您对我们也有用处，”“博士”对她说，“您还是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吧。”广播刚刚播报了这起绑架案，他们因此得知了相关信息。

当时，国家广播电视台（RCN）处理公共秩序消息的记者埃杜阿尔多·卡里约正在采访某军方人士，该人士通过无线电话获悉了这起绑架案。于是，这则新闻被草率地播报出来，绑匪们就这样得知了贝阿特利丝的身份。

广播还播报了被撞的出租车司机记下的两个车牌号码，还有撞他的那辆车的基本信息。警方确认了逃逸路线。现在，这座房子对所有人来说都变得十分危险，他们得马上离开。更糟糕的是，被绑架的两个人将被锁进另一辆车的后备箱里。

两人的争辩毫无用处，因为绑匪看起来就像她们一样害怕，而且并没有掩饰这一点。玛露哈想要点医用酒精，想到她们可能会在后备箱里窒息身亡，她觉得无所适从。“没有酒精。”“博士”严厉地说，“你们坐进后备箱里，没别的办法。快。”

她们被迫脱下鞋子拿在手上，被人领着穿过房子来到车库。在那里，他们取下她们的头套，没有来硬的，只是让她们爬进后备箱，摆成胎儿的姿势。他们撕去了密封胶，后备箱里空间充足，通风良好。关上后备箱前，“博士”恐吓她们：“我们带了十公斤炸药，”他说，“一旦你们大叫、咳嗽、哭，或者弄些别的名堂，我们就下车，然后把车炸了。”

通过后备箱的缝隙，清凉纯净的空气透了进来，如同从空调里吹出一般，她俩松了口气，同时惊奇不已。窒息的感觉消失了，只留下了不确定感。玛露哈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这种态度会与彻底的心灰意冷相混淆，但实际上这是她忍受焦虑的一种神奇的方式。相反，贝阿特利丝充满了难以满足的好奇心。后备箱没调整妥当，留下了一道光缝，她便向那道光缝望去。透过后玻璃窗，她看见了车里的乘客： 后排座椅上坐着两个男人，司机旁边坐着一个长头发的女人，她带着一个大约两岁的孩子。在右手边，贝阿特利丝看见了一个熟悉的商业中心的巨幅广告，广告闪着黄光。毫无疑问，那是通向北部的公路，一路上都有路灯照明，接着是一段黑灯瞎火的土路。车子放缓了速度，十五分钟后停了下来。

大概又是一个岗哨。她们能听见模糊的说话声、其他车辆的声音和音乐声；但是周围一片漆黑，贝阿特利丝什么都看不清。玛露哈清醒了过来，集中注意力，希望这里会检查车辆的后备箱。车子大约在五分钟之后启动了，然后爬上了一个陡坡，但这一次她们无法确定路线。大约十分钟后，车子又停了下来，后备箱被打开。她们的头又一次被蒙了起来。在黑暗中，有人帮助她俩下了车。

两人一起走了一段路，路线和另一座房子里的类似。她们看着地面，由绑匪们引导着穿过一条走廊、一个有人在低声交谈的小客厅，最后来到了一间屋子。进屋前，“博士”让她们做好思想准备：“现在，你们将会见到一个朋友。”他告诉她们。

房间里的灯光十分昏暗，她们过了一会儿才适应。那个空间不足两米宽三米长，唯一的窗户关闭着。两个蒙面人坐在地上的单人床垫上，专心地看着电视，就像留在之前那座房子里的那些人一样。一切都阴森森的，充满了压迫感。房门左边的角落里，有一个幽灵般的女人，她头发花白暗淡，目光呆滞，瘦得只剩皮包骨，坐在一张装着铁扶手的窄床上。她似乎没有意识到有人进来：没有张望，没有呼吸，什么都没有。连尸体都不会如此死气沉沉。玛露哈克制住了冲动。“玛丽娜！”她低声说。

那是玛丽娜·蒙托亚，她被绑架快两个月了，大家都以为她已经死了。她的兄弟赫尔曼·蒙托亚先生曾经是共和国的总统府秘书长，在比尔希略·巴尔科政府中掌握大权。他的儿子阿尔瓦罗·迭戈是一家大型保险公司的经理，毒贩们曾经绑架他，企图在与政府的协商中施加压力。对此，最流行但也从未被证实的说法是，双方缔结了一项秘密约定，此后不久他便被释放，但后来的政府并未履行该约定。九个月之后，对他的姑姑玛丽娜实施的绑架只能被解释为一次卑鄙的报复行为，因为当时她已经没有了交易的价值。巴尔科任期结束，赫尔曼·蒙托亚变成了哥伦比亚驻加拿大大使。因此，所有人都认为他们绑架玛丽娜仅仅是为了杀害她。

绑架初期，国内外的舆论风起云涌。之后，玛丽娜的名字就渐渐从报纸上消失了。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尽管对她非常熟悉，此刻却都很难认出她。她们被带到了她的房间，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身陷死囚的牢房。玛丽娜没有改变神色。玛露哈握紧她的手，不寒而栗。玛丽娜的手既不冷也不热，没有传递出任何东西。

电视新闻节目的主题曲让她从惊愕中回过神来。那是一九九○年十一月七日晚九点半。半小时前，国家新闻台的记者埃尔南·埃斯图庇南通过扶影公司的一个朋友得知了这起绑架案，并赶赴现场。他还没有带着完整的细节回到办公室，导演兼主持人哈维尔·阿雅拉就以如下标题报道了这则紧急新闻：“今晚七点半，著名政治家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的妻子、扶影公司董事长玛露哈·帕琼·比亚米萨尔与阿尔贝托的妹妹贝阿特利丝·比亚米萨尔·德·盖莱罗被绑架。”意图看上去很明显：玛露哈是路易斯·卡洛斯·加兰的遗孀格萝莉娅·帕琼的妹妹。路易斯曾是一名青年记者，于一九七九年发起了新自由主义运动，旨在扫除自由党内的政治歪风。他曾是打击贩毒、支持国民引渡的最严厉、最强大的力量。二

第一个获悉绑架案的家庭成员是贝阿特利丝的丈夫佩德罗·盖莱罗医生。他当时正在大约十个街区外的心理治疗和人类性学研究中心，进行一场关于物种进化的演讲，从单细胞生物的基本机能一直谈到人类的丰富情感。一名警官的来电打断了他，警官用十分专业的口吻问他是否认识贝阿特利丝·比亚米萨尔。“当然了，”盖莱罗医生回答说，“她是我的妻子。”警官沉默了一会儿，换了一种更为人性化的语气：“好吧，您别太着急。”盖莱罗不必动用他出色的精神科医生专业素质也能明白，这句开场白之后一定是某件极其严重的事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问。“一名司机在第五公路与85号大街交汇的街角被杀了。”警官回答道，“是一辆雷诺21，浅银灰色的，车牌号是波哥大PS-2034。您认识这个号码吗？”“完全不认识。”盖莱罗医生不耐烦地说，“请告诉我贝阿特利丝到底怎么了。”“目前我们只能告诉您她失踪了。”警官说，“我们在座椅上发现了她的包，还有一本笔记本，上面写着如果有紧急情况就跟您联系。”

确定无疑了。盖莱罗医生建议过他的妻子，让她在笔记本上注明这一条。虽然他不认得车牌号，但是警官的描述同玛露哈的车子相符。发生案件的街角离玛露哈家只有几步之遥，贝阿特利丝回家前会路过那里。盖莱罗医生匆匆做了解释，中止了演讲。他的朋友、泌尿科医生阿隆索·阿古那载着他穿过晚七点的拥堵交通，花了十五分钟来到案发现场。

阿尔贝托·比亚米萨尔是玛露哈·帕琼的丈夫，也是贝阿特利丝的哥哥。他距离绑架现场只有两百米，通过门房打来的内部电话得知了消息。制宪议会的成员将于十二月选出，为了相关的竞选活动，他在《时代报》社忙了一下午。他四点钟回到家，由于竞选前夕的疲惫，穿着衣服就睡着了。快到七点的时候，他的儿子安德烈斯回到家，贝阿特利丝的儿子加夫列尔也跟着一起来了。从儿时起，他们就是最好的朋友。安德烈斯探进卧室找妈妈，把阿尔贝托吵醒了。黑暗中，阿尔贝托被吓了一跳。在半睡半醒间，他点亮电灯，发现快七点了，而玛露哈还没有回来。

玛露哈会晚归，这太奇怪了。无论交通如何糟糕，她和贝阿特利丝总是很早回家，如果有什么突发情况，她也会打电话提前告知。而且，玛露哈之前跟他约好了，五点在家里见。阿尔贝托很担心，他让安德烈斯给扶影公司打电话，保安告诉他，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已经走了，而且只比平常晚走了一小会儿，应该很快就会到家了。电话铃响的时候，阿尔贝托去厨房喝水了，安德烈斯接起了电话。只听安德烈斯的语气，阿尔贝托就明白，那是一通让人惊慌的电话。事情是这样：一辆汽车在街角出了什么事，车好像是玛露哈的。门房说得很模糊。

阿尔贝托让安德烈斯留在家里，以防有人打电话来，然后自己匆匆忙忙地出门了，加夫列尔跟着他。他们紧张得没办法等电梯，而是飞快地走下楼梯，门房向他们大喊：“好像死了一个人。”

街上非常热闹。邻居们从居民楼的窗户探出头来，希尔昆巴拉大街上车辆拥堵，喧喧嚷嚷。街角处，一支带着无线电的警察巡逻队不让好奇的人们靠近那辆被遗弃在那里的汽车。盖莱罗医生比他早到，这让比亚米萨尔很惊讶。

那确实是玛露哈的车。离绑架案发生至少已经半小时了，现场只留下了这些痕迹：驾驶座一侧被子弹击碎的玻璃、座椅上的血迹和玻璃碎片、柏油路上潮湿的阴影——奄奄一息的司机刚刚从那里被抬走。其余的东西都整洁有序。

警官效率极高，非常正式地告知比亚米萨尔由少数几位目击者提供的细节。这些细节不太完整，而且并不精确，有一些甚至相互矛盾。但毫无疑问，这是一起绑架案，唯一已知的伤者是司机。阿尔贝托想知道司机能否提供一些线索。但这是不可能的：司机处在昏迷之中，暂时也没有人知道他被带去了哪里。

另一边，盖莱罗医生仿佛因这样的打击而麻木了，他好像没有估计出这件事的严重程度。他一来就认出了贝阿特利丝的包、化妆盒、日程本、装着身份证的皮质卡套以及装有一万两千比索和信用卡的钱夹。他得出的结论是，被绑架的只有他的妻子。“你看，玛露哈的包不在这儿，”他对他的内兄说，“或许她当时不在车上。”

两人都在试图平复呼吸，这或许是一种谨慎而专业的分散注意力的方式，但是阿尔贝托想得更多。当时他急于证实，车上及车辆四周没有除司机之外其他人的血迹，好以此确定两位女士都没有受伤。对他而言，其余的一切显而易见。他为自己没能预见这起绑架案而内疚不已。现在他十分确定，这是一次针对他的行动，他知道是谁做的，也知道是为什么。

阿尔贝托前脚刚走，广播新闻就播报说，玛露哈的司机在开往考垂医院的专车上去世了。不久后，这则枪击新闻引起了蜗牛电台的法律编辑、记者吉耶尔摩·弗朗哥的注意，他来到现场，但只发现了那辆被遗弃的汽车，在司机的座椅上捡到了几块玻璃碎片和一张沾了血迹的烟纸，他把这些东西放进一只透明的盒子里，标上数字和日期。弗朗哥从事法律新闻报道工作多年，那只盒子将成为他职业生涯丰富遗产中的一部分。

警官陪比亚米萨尔回家时，对他进行了一次非正式查问，这可能对调查有帮助。但比亚米萨尔在回答他时，只想着自己即将面对的漫长而艰难的日子。首先，他告诉安德烈斯他的决定：由安德烈斯招呼来到家里的客人，而他去拨打紧急电话，并整理自己的思路。他把自己锁到卧室里，开始给总统府打电话。

他和塞萨尔·加维里亚总统政见相合，且私交甚笃，总统认为他是一个冲动又热情、但在面对极其危急的情况时又能保持冷静的人。因此当他说起他的妻子和妹妹被绑架时，所表现出的激动和冷淡让总统印象深刻。最后他毫不拐弯抹角地说：“您得为她们俩的性命负责。”

当塞萨尔·加维里亚认为必须强硬的时候，他可以变成最强硬的人，他当时便是这么做的。“您听我一句，阿尔贝托，”他干巴巴地说，“所有该做的事都会做成的。”

他随即以同样镇静的口吻告诉阿尔贝托，他会马上通知安全顾问拉法埃尔·帕尔多·卢埃达，让他负责这件事，并随时向自己汇报情况。事情的进展证明了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记者们纷纷到来。比亚米萨尔知道一些被绑架者的先例，他们会被允许听广播、看电视。因此他临时发布了一条消息，要求绑匪尊重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因为她们是两个值得尊重的女人，而且与战争毫无瓜葛。他还宣布，从此刻开始，他将用他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去解救她们。

米盖尔·玛萨·马尔克斯将军是最早到来的人之一，他是安全管理部部长，负责调查本次绑架案。玛萨将军从七年前的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政府时期就开始担任本职，在比尔希略·巴尔科总统任职期间续任，而且刚刚被塞萨尔·加维里亚总统任命。在一个几乎不可能做好的职位上，他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幸存者，哪怕是在打击贩毒行为的艰难战争时期也恪尽职守。他中等身材，犹如被钢铁铸成般强壮，有着好战民族的公牛般的脖子。将军能长时间保持沉默，同时也能在亲[1]密的朋友圈子中畅所欲言：他是一个地道的瓜希拉人。但是在工作中，他向来公事公办，对他来说，打击毒品贸易的战争是一件私事，是与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殊死较量。这场较量也得到了对方充分的回应。埃斯科瓦尔在针对他的两场连续袭击中使用了两千六百公斤炸药：这是埃斯科瓦尔对一个敌人前所未有的最高认可。而玛萨·马尔克斯在两场袭击中都安然无恙，他把这归结于圣婴的庇佑。当然，埃斯科瓦尔把玛萨·马尔克斯没能杀死他的奇迹也归功于同一位圣婴。

加维里亚总统坚持执行一项不成文的政策：如果没有与被绑架者的家属达成协议，军队不能擅自采取任何解救措施。但是，政界纷传总统和玛萨将军关于这一程序有分歧。比亚米萨尔决定先发制人。“我想告诉您，我反对实施强行营救。”他对玛萨将军说，“我必须确保你们不会这样做，你们做任何决定的时候都得提前跟我商量。”

玛萨·马尔克斯表示赞同。一段信息量十足的漫长对话之后，他下令监听比亚米萨尔的电话，以防绑匪在夜间和他联系。

在当晚与拉法埃尔·帕尔多的第一次对话中，比亚米萨尔得知，总统任命帕尔多为政府与家属间的调解人，他是唯一获得授权可以对本案发表官方声明的人。他们两人都清楚，绑架玛露哈是贩毒分子的计谋，想通过她姐姐格萝莉娅·帕琼来对政府施加压力。他们决定马上行动起来，不再凭空猜测。

在毒贩们还没有通过走后门介入国家政治高层的时候，哥伦比亚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世界毒品贸易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后来，毒贩们先是利用自己不断增长的腐化和贿赂能力，后来又通过自己的候选人进入了政治高层。一九八二年，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试图在路易斯·卡洛斯·加兰的运动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是路易斯将他除名，并在麦德林的一场五千人游行中揭开了他的真面目。但在不久之后，借助政府自由主义的边缘势力，埃斯科瓦尔成了众议院的替补议员。他没有忘记耻辱，向政府，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发起了一场殊死之战。罗德里格·拉腊·波尼亚，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政府的司法部长，在波哥大街头被一名骑摩托车的杀手刺杀身亡。继任者恩里戈·帕莱霍被一名雇佣杀手跟踪至布达佩斯，中了一枪，但活了下来。一九八九年八月十八日，路易斯·卡洛斯·加兰尽管受着十八名全副武装的保镖保护，却仍在距总统府十公里的索阿查市公共广场被机关枪射杀。

那场战争的主要原因是毒贩害怕自己会被引渡到美国，他们会因为在那里犯下的罪行而受到审判，被处以极刑。一九八七年，被引渡的哥伦比亚毒贩卡洛斯·莱德尔就被美国法院判处了终身监禁外加一百三十年有期徒刑。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是胡里奥·塞萨尔·图尔巴伊总统签署的一项协议。在其中，政府第一次通过了国民引渡的决议。拉腊·波尼亚被刺杀时，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总统首次执行决议，并迅速通过了一系列引渡决定。毒贩们十分害怕美国向全世界伸出的长臂，意识到没有比哥伦比亚更安全的地方了，最终成了自己国家内部的秘密逃亡者。最讽刺的是，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寻求祖国的庇护才能保住性命。因此，为了得到庇护，他们既用暴力胁迫，又动之以情理：既实施残酷的、无差别的恐怖主义，同时又表示愿意屈服于法律。他们还提出，只要不被引渡，他们会回国并在哥伦比亚投资。那是暗影里真实的反对力量，这股力量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可被引渡者”，还有埃斯科瓦尔的一句名言：“宁要哥伦比亚一座坟，不要美国一间牢。”

贝坦库尔时期，战争一直持续。继任者比尔希略·巴尔科加剧了战况。一九八九年路易斯·卡洛斯·加兰被杀害后，曾任竞选经理的塞萨尔·加维里亚成为总统候选人，那时他所面临的局面便是这样糟糕。塞萨尔在竞选时捍卫引渡决议，认为这是巩固司法权不可或缺的工具。他还宣布了一项新策略。策略很简单：服从法律、承认部分或全部罪行的人能得到基本权益，免于引渡。然而，正如初版协议中的提议一样，这对于“可被引渡者”来说是不够的。埃斯科瓦尔通过他的律师提出，不被引渡应该是无条件的，招供和揭发不应该是强制性要求。他还要求监狱绝对安全，并保证其家属及随从的安全。为了争取这样的结果，他们一边实施恐怖主义，一边积极协商——他们开始绑架记者，意在拧断政府的臂膀。在两个月里，他们绑架了八名记者。因此，针对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的绑架可以被看作那场致命进程之中一颗拧得更紧的螺丝。

从看见那辆千疮百孔的汽车开始，比亚米萨尔便认为，妻子和妹妹的性命取决于他为拯救她们所做的事。后来，在轮番侵扰他家的人群中间，他完全确信了这一点。所以这一次与以往不同，在一方的挑衅下，战争像一场无法避免的个人决斗般开始了。

实际上，比亚米萨尔已经是个幸存者。一九八五年，作为众议院议员，他促使《国家麻醉剂章程》获准通过。当时还没有打击贩毒行为的普通法律，只有战时颁布的分散法令。后来，路易斯·卡洛斯·加兰命令他阻止一项立法议案的通过，该议案由支持埃斯科瓦尔的议员提交给议会，意在废止引渡决议。这给比亚米萨尔带来了杀身之祸。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两名身穿运动服的杀手假装在他家对面健身，趁他上车时扫射了他两次。他奇迹般地逃脱了。一名袭击者被警方击毙，同谋被拘捕，过了几年后又被释放了。没有人宣称为那次袭击负责，但也没有人对此事由何人指使提出疑问。

在加兰本人的劝说之下，比亚米萨尔同意离开哥伦比亚一段时间。他被任命为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在那里待了一年之后，美国驻新加坡的安保机构逮捕了一名计划前往雅加达的哥伦比亚籍杀手。无法确定他是否受人指使、试图刺杀比亚米萨尔，但他在美国登记了死亡状态，还伪造了一张死亡证明。

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被绑架的那个晚上，比亚米萨尔家里快被掀翻了。政客、政府人员以及两位受害者的家属纷纷来到他家。比亚米萨尔家族伟大的朋友、艺术商人阿塞内思·韦拉斯克斯住在楼上，她担负起了女主人的职责。只是没有音乐，不然这个夜晚就与任意一个星期五的夜晚别无二致了。这是难以避免的：在哥伦比亚，所有超过六人的聚会，不论何种类型，不管在什么时段，都注定会变成舞会。

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所有家庭成员都得知了这个消息。玛露哈的女儿阿莱桑德娜处在第一段婚姻中，当哈维尔·阿雅拉告诉她这个消息时，她刚刚在麦考（在遥远的瓜希拉半岛）的一家餐厅吃完晚饭。她是《焦点》栏目的导演，这是一档在每周三热播的电视节目。为了进行一系列采访，她于一天前来到了瓜希拉。当晚，她跑遍了宾馆，试图跟家里取得联系，但是电话一直占线。巧合的是，就在前一期节目里，她采访了一位精神病学家，专长是研究由于监狱戒备森严而引发疾病的临床案例。她一听说绑架的消息，就意识到同样的治疗或许也适用于绑架案的受害者。她回到波哥大，预备从下一期节目开始将这种治疗方法付诸实践。

格萝莉娅·帕琼（玛露哈的姐姐，时任哥伦比亚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凌晨两点被比亚米萨尔的一句话叫醒了：“我有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玛露哈的女儿胡安娜正在巴黎度假，不久后在格萝莉娅的隔壁房间得知了这个消息。二十七岁的音乐家、作曲家尼可拉斯，则在纽约被叫醒了。

凌晨两点，盖莱罗医生和他的儿子加夫列尔前去找迭戈·蒙塔那·古埃亚尔议员，迭戈是共产党的分支组织“爱国联盟”的主席，也是“高贵者”组织的成员。该组织成立于一九八九年十二月，致力于调节政府与阿尔瓦罗·迭戈·蒙托亚案的绑匪之间的关系。父子俩发现迭戈不仅醒着，而且十分抑郁。他在晚间新闻中听说了绑架案的消息，觉得这是道德沦丧的表现。盖莱罗想请他与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协商，把自己作为被绑架者与贝阿特利丝交换，这是盖莱罗唯一想求他的事。蒙塔那·古埃亚尔给出的答复非常符合他的做事风格。“别他妈犯傻了，佩德罗。”他回答说，“在这个国家已经什么都做不了了。”

天亮时，盖莱罗医生回到家中，但无心睡眠，他的心因为焦虑一直悬在空中。快到七点的时候，蜗牛电台新闻频道的编导亚米德·阿玛特亲自打电话采访他。盖莱罗医生的情绪处于低谷，受访时十分莽撞地向绑匪们提出了挑战。

比亚米萨尔一分钟都没睡。清晨六点半，他冲了澡，穿好衣服，赶赴与司法部长海梅·希拉尔多·安海尔的会面，了解到了对毒贩恐怖主义采取打击行动的最新进展。会面结束后，比亚米萨尔愈发确信，他的斗争将会是漫长而艰巨的，但是他很感激这用来更新信息的两个小时，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完全误解了毒品贸易。

他没吃早饭，也没吃午饭。到了下午，在几番令人沮丧的努力之后，他也去拜访了迭戈·蒙塔那·古埃亚尔，后者的坦率又一次让他惊讶不已。“你别忘了这事得慢慢来，”他告诉比亚米萨尔，“至少得等到明年六月制宪议会结束以后，因为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将会成为埃斯科瓦尔对抗引渡决议的盾牌。”很多友人反感蒙塔那·古埃亚尔的态度，因为尽管他是“高贵者”的一员，但在报纸上总是毫不掩饰他的悲观。“无论如何，这破事我不干了，”他斩钉截铁地告诉比亚米萨尔，“现在我们纯粹是蠢蛋。”

比亚米萨尔结束了没有希望的一天，回到家时，他觉得筋疲力尽、孤单异常。他猛地灌了两口干威士忌，更加萎靡不振。从此刻起，他的儿子安德烈斯将是他唯一的伙伴。安德烈斯终于让他在下午六点吃了一天的第一顿饭。这时，总统打来电话。“现在行了，阿尔贝托，”他尽量和气地告诉他，“您过来，我们谈一谈。”

晚上七点，加维里亚总统在总统府私人住宅的书房里接见他。总统和他的妻子安娜·米莱娜·穆纽斯还有两个孩子（十一岁的西蒙和八岁的玛丽亚·帕丝）住在那里已经三个月了。这个庇护所很小，但是很舒适，紧邻开满鲜花的温室。家里有摆满了政府刊物和家人照片的木制书架、一套组合音响，还有他们钟爱的唱片：披头士、杰斯罗·塔尔乐队、胡安·路易斯·盖拉、贝多芬、巴赫。在完成令人精疲力竭的政府工作之后，总统总是在这里进行非正式会见，也总是在这里与在黄昏时到来的朋友饮一杯威士忌，放松心情。

加维里亚亲切地问候了比亚米萨尔，与他交谈时带着同情和理解的口吻，但坦率得有些冷酷。然而，比亚米萨尔已经从最初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冷静了许多，而且他掌握了足够多的信息，明白总统能为他做的事非常有限。两人都确定，针对玛露哈和贝阿特利丝的绑架有政治动机，并且不需要成为占卜者就知道，始作俑者是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但是，明白这一点并不是关键，加维里亚说，关键是让埃斯科瓦尔承认这一点，这是保证被绑架者安全的重要的第一步。

比亚米萨尔从一开始就清楚，总统不会僭越宪法和法律来帮助他，也不会中止寻找绑架者的军事行动。不过，如果没有家属的授权，他也并不会强行营救。“这，”总统说，“是我们的原则。”

没别的可说了。比亚米萨尔走出总统府时，离绑架案发生已经有二十四个小时。面对自己的命运，他就像一个盲人。但他知道自己有政府的支持，可以着手进行有利于被绑架者的私人行动。他还有拉法埃尔·帕尔多为他效力。但是，最值得他信任的，还是迭戈·蒙塔那·古埃亚尔粗暴的现实主义。

在这场前所未有的绑架风波中，第一起案件发生于上一年的八月三十日，当时塞萨尔·加维里亚总统上任刚满三周。受害者是迪安娜·图尔巴伊。她是波哥大电视新闻栏目《氪》的导演和《今日×今日》杂志的总编，还是共和国前总统、自由党最高领导人胡里奥·塞萨尔·图尔巴伊的女儿。她组内的四位成员也和她一同被绑架了：新闻栏目编辑阿苏塞娜·里埃瓦诺、编辑胡安·维塔、摄影师理查德·贝塞拉和奥兰多·阿塞维多。此外，还有定居在哥伦比亚的德国记者埃罗·布斯。一共六人。

绑架者下的圈套是一场所谓的对民族解放军（ELN）总司令马努埃尔·佩雷斯神甫的采访。在了解情况的少数人中，没几个人赞成迪安娜接受邀请，国防部长奥斯卡·博特罗将军和拉法埃尔·帕尔多也不同意。总统让拉法埃尔调查了此行的风险，并把这些风险告知图尔巴伊一家。然而，了解迪安娜的人都知道，她不会放弃那次出行的。事实上，与其说是对马努埃尔·佩雷斯神甫的报刊采访激发了她的兴趣，倒不如说是进行一场和平对话的可能性吸引了她。几年前，她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骑着骡子踏上征途，孤注一掷地寻求同自卫武装组织在他们的领地上进行谈话，试图从政治和新闻立场理解他们的运动。那则新闻在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最后也没有被公之于众。后来，尽管她与M-19素有矛盾，但她成了卡洛斯·皮萨罗司令的朋友。她曾前往驻地拜访他，以寻求和平解决矛盾的方案。很显然，策划这场采访骗局的人不会不了解这些背景。因此，在当时，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不论会遇到什么困难，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迪安娜前去同佩雷斯神甫交谈，因为神甫手上握着另一把通往和平的钥匙。

一年前，由于最后时刻发生的种种不利因素，会面推迟了。一九九○年八月三十日下午五点，迪安娜和她的小组成员终于坐上一辆破破烂烂的汽车，开启了征程。他们没有通知任何人。同行的还有两个年轻男人和一个女孩，冒充民族解放军指挥部人员。从波哥大开始的这场旅行模仿得几可乱真，就像真的是由游击队策划的一样。那几个随行人员应该是或曾经是某个武装组织的成员，或者接受过非常好的训练，因而在对话和行动中没有露出任何马脚。

第一天，他们来到位于波哥大以西一百四十六公里的翁达。另外几个人开着两辆更舒适的汽车在那里等候他们。在一家小旅馆吃完晚饭之后，他们继续沿着一条看不清的危险道路行驶，一路上大雨倾盆。天亮时，一起严重的滑坡事故阻塞了道路，在清理完毕之前，他们无法前行。上午十一点，他们终于来到了某个地方，巡逻队带着五匹马在那里等候他们。他们没有休息好，非常疲惫。迪安娜和阿苏塞娜跟着那位女孩骑马行进了四个小时，男同伴们则徒步前行。先翻过了一座树木繁茂的山峰，接着经过一处田园般的山谷：咖啡树间坐落着恬静的屋子，人们探出头来，注视他们经过。有几个人认出了迪安娜，从露台上跟她打招呼。胡安·维塔估算了一下，沿途有不下五百人见过他们。下午，他们在一个荒凉的庄园下了马，那里有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自称是民族解放军的人，但没有提供任何关于他的任务的信息。所有人都觉得很困惑。在距离不到半公里的地方有一段公路，而后面的城市毫无疑问是麦德林，也就是说，那不是民族解放军的领地。如果真是这样——埃罗·布斯曾这么想过——那可能是佩雷斯神甫玩的一个精湛把戏，在一个没人会想到的地方同他们会合。

大约两小时后，他们来到了科帕卡瓦那，那是一个被麦德林迅速增长的人口吞噬的城市。他们在一座小屋前下了马。小屋的墙壁是白色的，房顶长满了苔藓，屋子几乎是被镶嵌在一个杂草丛生的突兀斜坡里。屋子里有一间客厅，两侧各一间小房间。其中的一间房里有三张双人床，向导们就在那里歇息。另一间房里有一张双人床和一组上下铺，迪安娜一行人中的男性被安置在那里。她和阿苏塞娜则被安置在屋子深处最好的房间里，那里有女人住过的痕迹。当时是大白天，屋里却灯火通明，因为所有的窗户都被木头封住了。

等了三个小时之后，一个蒙面人以司令的名义欢迎他们。他告诉他们，佩雷斯神甫已经在等候他们，但出于安全考虑，应该让女士先走。这时，迪安娜第一次表现出不安。埃罗·布斯私下里向她提议，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她都不应该允许队伍被分开。但由于无法阻止这件事发生，迪安娜偷偷地把自己的身份证交给他。她没有时间向他解释原因，但是他这么理解：如果她失踪了，这可以作为一项证据。

天亮前，两位女士和胡安·维塔被带走了。埃罗·布斯、理查德·贝塞拉、奥兰多·阿塞维多和五名向导留在那间有双人床和上下铺的房间里。他们怀疑自己陷入了一个圈套，随着时间的推移，疑虑不断加深。晚上玩牌的时候，埃罗·布斯注意到其中一个向导戴着一块奢侈品手表。“所以民族解放军已经到了戴劳力士的级别了。”他嘲讽说。但是他的对手并不认为他在含沙射影。他们携带的武器并不是游击队使用的，而是用于城市武装行动的，这也让埃罗·布斯感到疑惑。奥兰多寡言少语，认为自己缺乏旅行经验，但他不需要过多线索就能预知真相：一件严重的事正在进行中，这让他无法忍受。

变故发生在九月十日半夜。“向导”们闯入房间，大喊着“警察来了”。然后，他们在暴雨中穿过丛林，跋涉两个小时后来到了迪安娜、阿苏塞娜和胡安·维塔早先到达的房子。房子很宽敞，收拾得很整齐，里面放着一台大屏电视机，没有任何可疑的东西。那天晚上，纯属偶然，他们所有人离获救如此之近，这是他们谁都没有想到的事。在那几个小时里，他们交流想法、经历和未来规划。迪安娜向埃罗·布斯倾诉说，她为把他们带入这个无法逃脱的圈套而感到沮丧；她坦诚地告诉他，她试图通过对家人（丈夫、孩子、父母）的回忆得到平静，但是结果却总是适得其反。这些回忆一刻不停地折磨她。

第二天晚上，他们带着迪安娜、阿苏塞娜和胡安·维塔徒步走向第三座房子，那条路几乎没法走，而且当时雨下个不停。迪安娜意识到，他们说的没一句是真话。但也是在那个夜晚，一个陌生的看守解开了她的疑惑。“你们并没有和民族解放军的人在一起，你们落入了‘可被引渡者’的魔爪。”他告诉他们，“但是请冷静，因为你们将会见证历史。”

十九天后，玛丽娜·蒙托亚被绑架了，而迪安娜·图尔巴伊小组的失踪原因依然成谜。玛丽娜被三个衣冠楚楚、持有九毫米手枪和带消音器的迷你乌兹冲锋枪的男人拖走了，当时她经营的位于波哥大北部的餐厅“阿姨家”刚刚打烊。她的姐妹露科莱希娅通常会帮她招呼客人，但幸运的是，露科莱希娅的脚踝扭伤了，打了石膏，那天没法去餐厅。玛丽娜原本已经把餐厅关了，但又重新开了门，因为在敲门的三个男人中，她认得两个。从上周开始，他们已经在店里吃过好几次[2]午饭了，他们有着帕伊萨人的幽默感，很招人喜欢，而且会给服务员百分之三十的小费，这些都给餐厅员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那天晚上的他们却是另一副模样。玛丽娜一打开门，他们就用万能钥匙把锁卡住，把她从店里拖了出来。她一只手臂紧紧抱住电线杆，大叫起来。一个歹徒用膝盖在她的脊柱上顶了一下，这让她喘不过气来。她毫无知觉地被拖进一辆蓝色奔驰190的后备箱，在里面可以正常呼吸。

路易斯·吉耶尔摩·佩雷斯·蒙托亚是玛丽娜七个孩子中的一个，当年四十八岁，是柯达哥伦比亚分公司的高管，他与大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对他母亲的绑架是政府没有履行赫尔曼·蒙托亚与“可被引渡者”之间的协议造成的恶果。自然，他不信任与政府有关的一切。他试图直接同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联系，以解救母亲。

两天后，他漫无目的地去了麦德林，事先没有联系任何人，甚至不知道到了之后该做什么。他在机场打了一辆出租车，简单指示司机把他带到市区。当看见一具被遗弃在公路边的尸体时，他开始明白现实的面目。那是个十五岁左右的女孩，穿着鲜艳的派对装，妆容浓艳。她的额头被打了一枪，留下一道干涸的血迹。路易斯·吉耶尔摩无法相信眼前的景象，他用手指了指。“那儿有个姑娘死了。”“是的。”司机回答，但他看都没看，“是跟巴勃罗先生的朋友参加派对的其中一个姑娘。”

这打破了两人之间的僵局。路易斯·吉耶尔摩向司机坦白了他此行的目的，司机告诉了他一些关键信息，让他能见到所谓的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表亲的女儿。“今天八点，你到市场后面的教堂去，”他告诉路易斯，“一个叫罗萨莉娅的姑娘会在那儿。”

果然，她坐在广场的一张长凳上等他。她几乎还是个孩子，但是言行却自信得像一个成熟、老练的女人。她告诉他，想办这件事，必须带上五十万比索的现金。她把他下周四必须入住的酒店名称告知于他，还告诉他必须等一通周五早七点或是晚七点打来的电话。“给你打电话的人叫皮塔。”她明确说。

他白等了两天，第三天过了大半，他才意识到这是个骗局。他很感激皮塔没打电话向他要钱。他谨慎地保持了沉默，他的妻子直到四年后、他为了这本书第一次讲述往事时，才得知了这次出行和它的悲惨结局。

玛丽娜·蒙托亚被绑架四小时后，在波哥大西部拉斯·菲利亚斯区的一条辅路上，一辆吉普车和一辆雷诺18一前一后堵住了《时代报》总编辑弗朗西斯科·桑托斯的汽车。那辆吉普车看似普通，事实上却是一辆原装装甲车。包围它的四个歹徒不仅带着九毫米手枪和带消音器的迷你乌兹冲锋枪，其中一人还带着一把用来击碎玻璃的锤子。这[3]些都是不必要的。帕丘是个无可救药的好辩者，他先一步打开窗户跟歹徒说话。“如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情愿去死。”他后来说。一个绑匪用枪抵着他的额头，使他不敢妄动，然后按下他的头，让他从车里出来。另一个歹徒打开车的前门，开了三枪：一枪射偏了，打在玻璃上，两枪打穿了司机的头。司机名叫欧罗曼西奥·伊巴涅斯，三十八岁。帕丘当时并不知道他们对司机开了枪。数天之后，他重新回忆这次袭击，才想起自己听见三颗子弹的嗡嗡声，声音被消音器减弱了。

这次行动速度飞快，并没有在周二喧闹的车流中引起关注。一名警官于遗留在现场的汽车的前座上发现了那具血淋淋的尸体。他拿起无线电话机，听见从那头传来的一个声音，好似迷失在星系间。“有。”“谁在说话？”警官问。“《时代报》。”

新闻十分钟后播出了。事实上，这场绑架行动从四个月前就开始筹备了，但差点由于帕丘·桑托斯无法预测的行踪而失败。十五年前，由于同样的原因，M-19打消了绑架他父亲埃尔南多·桑托斯的念头。

这一次，他们甚至预料到了最不起眼的细节。绑匪们的汽车在博亚卡大街和80号大街的交汇处被堵住了，他们开到人行道上以摆脱拥堵，随后在一个居民区的犄角旮旯里迷了路。帕丘·桑托斯坐在两个绑匪之间，视线被一副涂满指甲油的眼镜挡住了，但他依然记着汽车行驶过程中的转弯和掉头，直到汽车艰难地驶进了一个车库。他试着根据路线和时间猜测他们所在的街区。

他戴着遮蔽视线的眼镜，一个绑匪拉着他的手臂带他走到一条走廊的尽头。他们走到二楼，左转，走了差不多五步，来到一个很冷的地方，在那里，他们摘掉了他的眼镜。他身处一个阴森的房间，窗户被木条封了起来，天花板上孤零零地挂着一个灯泡。家具就只有一张双人床（床单看起来很旧）和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台便携式收音机和一台电视机。

帕丘意识到绑架他的歹徒如此匆忙不仅是出于安全原因，还是为了及时赶回来，收听圣达菲和卡尔达斯的足球赛。为了让他安静些，他们给了他一瓶白酒，让他单独跟他的收音机待在一起。他们去了一楼收听比赛。帕丘在十分钟内喝了半瓶酒，没感觉到酒劲，但有了收听球赛的心情。他从小就是圣达菲的忠实球迷，二比二的平局让他十分恼火，没法尽情喝酒。最后，他在九点半的电视新闻中看见了自己，电视里的他穿着晚礼服，被选美小姐簇拥着。那时他才得知司机的死讯。

看完新闻之后，一个戴着布口罩的看守走了进来，强迫他脱下衣服，换上灰色汗衫，这仿佛是“可被引渡者”监狱里的必需品。看守还试图拿走他放在大衣口袋里的哮喘吸入剂，但是帕丘说这会要他的命，看守相信了，又向他说明了囚徒生活中的规矩：他可以用走廊的厕所，可以无限制地听广播看电视，但音量得正常。最后，那人让他躺下，在他的脚踝上系了根绳子，把他绑在床上。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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