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第16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周宪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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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第16辑)试读：

主编的话

本期内容丰富，有四个专题讨论和另外两个部分。“学术话语的文化研究”专题着重于讨论当代知识生产中话语问题。话语作为晚近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术语，用福柯的话来说就是学术活动中的种种陈述，它们通过概念和命题来运作。话语其实就是知识构成的基本单元，离开了话语，知识也就不复存在。这一单元通过对种族、性别、南北差异等专题讨论，在学术话语历史还原的基础上，揭示了当下文化研究中一些重要学术话语的演变、混杂和新的生成。“跨文化研究”专题聚焦于自我与他者的复杂交错关系上。在当今日益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中，跨文化已经成为俯拾即是的日常现象。专题讨论的组织者强调一个很重要的想法，那就是跨文化研究乃是一种关注他者智慧的思想方法，力避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陈旧思路。三篇文章分别论述了侨易学方法论、跨文化形象学个案以及跨文化研究中的中国主体性建构问题。这些讨论打开了跨文化研究的一些通道，把我们带入充满了文化政治抵牾与冲突的领域。“空间阅读”中的四篇论文围绕着近些年来十分流行的空间研究主题展开。如此一专题的组织者所言：“空间是一种社会建构，社会亦是由空间建构的。”不难发现，晚近空间问题在文化研究中的突起，既是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也是理论思考重心的迁移。四篇文章依次讨论了当代城市空间演变，热播的美国电视剧“开放而丰富”的文本空间，女性阅读空间，以及康德美学如何再次“嵌入”本土空间。

最后一个专题是“数字人文”，它反映了技术革命对古老的人文学科诸多方面的深刻影响。今天，在中国知识生产迅猛发展的条件下，数字人文的问题日益凸显。诚然，数字人文的概念并不只是人文知识系统的数字化所能解释的，它带来了一系列方法论和观念上的革新与激变。当然，对数字人文充满了争议与怀疑，三篇译文从不同方面折射出争议性所在。而最后一篇综述则对这一领域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和分析。“台湾来稿”约了两位台湾学者的文章，一篇讨论了台湾的文学现代性问题，从历史描述和分析入手，熟练地运用有关现代性和认同的理论，尖锐地提出了台湾文学现代性问题。另一篇解析了“观看之道”，旁征博引地解释了观看这一看似简单的视觉现象所包含的复杂内容。“其他”部分围绕着文化研究中的不同问题展开，特别是一些青年学子的文章，充满了学术锐气和探索性，既涉及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也触及中国当代文化的问题。专题一学术话语的文化研究主持人语王晓路

本期这一组文章着重讨论学术话语问题。人文社科各分支领域的研究均离不开相关的理论范畴、术语以及业已形成的论域。学术话语本身亦构成理论陈述、问题揭示以及对可能性探讨的重要命题。中国学术在其现代性演进中，学术话语一直伴随其间。其路径既有对自身传统的挖掘和转换，也持续地引自异域。中国学术的推进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学术话语意指实践的有效性。一种话语形态的内在指向总是与其理论生产的外部条件相关，其中一个现象就是在语言转换的情况下会产生非等值的意指差异。因而，人们在采纳这些术语和范畴进行具体的批评实践时，不仅有必要进行历史性还原，还应对其学理性以及在旅行中的轨迹进行审视和反思。

王晓路讨论了种族身份与种族话语问题，对长期受到重视的美国非洲裔文学理论进行了分析。作者在质疑其命名以及理论语言双重悖论的基础上，指出了目前研究中对种族文本的静态理解、道德预设以及同一性解读的缺陷。刘岩集中论述了女性主义批评的话语问题。作者通过自己的研读，列举了重要的互文实例，揭示了女性话语的生产源于（男性）批评传统的“影响的焦虑”。因此，挪用和改写成为该批评挑战现存批评话语固有秩序的策略。相信这一分析将纠正那种单一的性别正义论的研究模式。澳大利亚著名学者瑞文·康奈尔在其文章中指出，在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中，现代性的差异性特征将更加明显。所以她反对单一的北方（欧美）理论，而竭力呼吁一种南方理论的出场，使所谓“广义”的理论真正成为复数的理论。张意专门讨论“不经意”之趣味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日常生活是常识生产和观念形态的具体呈现，因而是文化研究重要的关注对象。作者通过对感性趣味等级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分析，揭示了其内在的意涵。随着文化空间和心理空间的扩展，身份认同成为重要问题之一。凌海衡在梳理该理论主要形态的基础上，论证其成为显学的成因，并从建构和影响等方面来揭示这一问题的实质。

概言之，学术话语包含着学术路径并呈现着思想本身，学理之思的进程，还需学界持续审视、深入解读，以呈现当代学人的洞察。种族身份与种族话语之悖论——对美国非洲裔文学理论建构与解读范式的质疑[1]王晓路

摘要：美国非洲裔文学理论虽然获得了极大发展，但存在着互为关联的悖论。首先，命名上的限定不仅暗示了种族性高于文学性，也限制了其理论适用性，同时亦否定了广义文学理论的可能；该命名也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黑人群体的多重性以及种族概念在社会与文本之间的差异性。其次，其理论建构以特定文本所拥有的“黑人性”为合法性，但在其理论陈述中却根本不能采用“黑人性”的语言表达方式。最后，该领域学者利用文学艺术形式以及基督教人道主义，即以白人文化传统对群体的道德“规训”方式来实施批评实践，这实际上是借鉴式的文化政治策略，而非黑人美学本身的建构。目前，国内学术界相关研究对种族身份一般加以静态理解，在所谓反霸权的一致性中将自身的立场与所认定的美国黑人立场画等号。作者认为，对种族身份和种族话语的分析不应该简单地以文化政治的同一性来替代文学文化研究的学理性。单一的种族意识形态式的解读反而矮化了美国少数族裔的文化生成力。

关键词：种族 美国非洲裔文学理论 悖论 文学性

Abstract：African American literary theory has gained momentum but there have been several paradoxes within the formation of the theory.Firstly，by naming a theory with “African” or “Afro-American” as an ethnic determiner，it suggests that ethnicit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literariness and thus the existing literary theory in general is improper. Consequently，with such a determiner，it denies the possibility of general literary theory；the name is also，to a certain extent，blurs the multiplicity black community and the differences of racial concept between society and text. Secondly，as “blackness” is the kernel factor as the legitimacy for the theory，the theoretical discourse，ironically，can hardly adopt any featured “black” expressions within the given texts.Thirdly，based on the literature and art as well as Christian humanism，such a black aesthetics is a typical borrowing from the Euro-American tradition rather than the real black. And in the mainland China，however，some researches take for granted the ethnic group as the force against the hegemony.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identification of cultural politics can not simply replace the research principle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Any mono-reading based on ethnic ideology would underestimate the culture productivity among the American ethnic groups.

Key Words：race African American Literary Theory paradox literariness

种族问题由来已久，毋庸讳言。其最基本的呈现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体质同一性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他者性。以肤色为主要标志的人种差异在人类历史中长期成为排他性的外部要素之一。种族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是，种族群体的外部体质特征连同其习俗特征，本来不能决定族群间智性的差异和社会成员间的优劣等级，但这一偏见依然故我，而法律的平等又与社会现象的不平等形成了特有的张力。问题总是与观念相关。而有关种族中心论或种族偏见，均与历史进程中的观念建构史，尤其是与17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必须建构的他者观念史密切相关。因而，种族史包括族群自身的历史，同时也包括种族间的想象史。在一种互为排斥与想象的过程中，各类文化表征，包括艺术表现、文学叙事和话语形态，都难以回避种族问题。而与之相关的一些关键词及其意指实践，如文明/野蛮二元对立范畴、族群（ethnic group）、种族主义（racialism）、族群性（ethnicity）等相关词汇，均是近代以来人们在此论域陈述中逐渐形成的专门术语。对这些专门的词汇以及所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考量，不仅可以帮助人们重新看待相关话语和文本的内涵，而且还可以透过其理论的建构，见出在此观念的建构中如何将种族差异演变为常识的过程。而随着全球现代性的蔓延及族群文化间的影响，文化混杂性（hybridity）日益凸显，种族身份连带文化身份由此成为一个更为复杂的全球性问题。因而，“在新千年到来之际，依然使人们再次遭遇杜波依斯所认定的‘有色[2][3]界限的难题’”。显然，杜波依斯的命题不仅依然存在，而且种族已成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包括文学艺术研究的关键词之一，国内学界对少数族裔文学文化的研究也已多年，因而有必要依据学理对其基本范畴加以重新审视和深入反思。

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表现在几个层面。首先是词汇内涵的多重性。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相关研究首先是在人类学领域得到开展的，因为种族问题是人类群体的基本问题。其中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其《种族的历史·种族的文化》（Race et Histoire·Race et Culture）中的观点给各分支领域的研究带来了影响。“最陈腐的观念，可能建立在牢固不破的心理基础之上。因为当我们处在一个意外的环境中时，我们每个人都会持有一种态度，那就是根本地或简单地排斥那些与我们文化形式最为不同的文化形式：伦理的、宗教的、[4]社会的、美学的。”从文化史的角度观察，种族文化的变迁是一种从内向外的转变过程，即，从族群内部的血缘性要素，包括遗传和地理环境等决定性因素，逐步转向外部的制约性要素——当不同的族群处于同样的社会生存方式中，具体的社会条件往往会制约他们的文化呈现方式。以欧美族裔的情况而言，迁移至此的群体在原有生活模式、社会组织形态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前提下，他们必须作出语言和文化两项调整，以符合法理基础上的社会制约性管理，文化差异性也随之必须服从公共交往理性。于是，文化差异性转而相对集中于服饰、食品、传统节日习俗以及文学艺术等领域之中。

在学术讨论中，有关种族的学术话语集中反映在术语上，而这些术语的出现与现代社会发展阶段基本同步。正如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racialism（种族主义）出现在20世纪的初期；racialist（种族主义的）出现在1930年。……race这个词在现代[5]社会、政治意涵里的暧昧性是导致它产生负面影响的因素之一”。在基本术语产生并运用之时，一些新的衍生术语也随之出现，形成围绕基本术语的差异性表述。如马丁·麦格（Martin Marger）就认为，“现在人们熟悉的族群（ethnic group）和族群性（ethnicity）事实上是两个相对较新的术语，直到20世纪60年代它们才出现在普通的英语词典里（Gazer and Moynihan，1975）。现在一般被称作族群的群体在以前被认为是种族（race）或民族（nation），但是这几个术语[6]在意义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种族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与其他领域相类似的现象，即一些衍生词往往混杂在一起，尤其当这些术语旅行到其他文化区域时，由于意指实践的语境不同，其指涉变化以及混用的地方很多。斯蒂夫·芬顿（Steve Fenton）就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对种族、民族和族群的思考，经常被人们当作相当不同的话题来思考：[7]种族和种族主义，民族和民族主义，以及族群与族性”。概言之，在民族和国家建制的不同阶段中，尽管民族、族群、族性这些词的内涵不尽相同，但是，其内涵的扩延与民族国家及现代性这一政治哲学的表述有关。“民族和民族主义是现代性产品，‘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形式在19世纪和20世纪所占据的优势，是这个问题形成的关[8]键。”由于种族及相关词汇在概念上的复杂性和潜在的情绪化特征，导致了该词在具体的使用上必须位于具体的语境中，因为对这些词的运用正是问题之所在。

毫无疑问，种族是现代社会最容易误解、滥用和危险的概念之一。……种族概念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文明。然而，直到现代社会，尤其是近两个世纪，这个概念才具有了真正的意义，并且从根本上影响着人们之间的关系。不幸的是，这个术语从来没有被始[9]终如一地使用，对不同的人群它有不一样的含义。

因而，“种族”与其他舶来的西方学术话语一样，语境化或历史性还原是理解和实践的前提。

种族问题的复杂性的第二个原因也源于历史成因和当代混杂性的生存状态，即漫长的奴隶贩卖史和虐待史，又与后来世界范围内的被迫与自愿的移民史交织在一起。在各种族群汇集的区域，奴隶后裔、移民及移民后裔在社会成员中又形成了通婚现象，由此构成了一些区域异常复杂的种族文化和文化身份问题。就现代社会成员的构成性而言，其复杂性还在于，由于社会成员处于社会的不同结构中，其家庭和宗教背景、经济状况、社区环境、受教育程度和就业机会等形成了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次结构生存条件，导致其处于不同的社会性生存序列中。虽然相关的法律规定以及众多的修正案使得族裔群体在法律文本和社会抽象层面上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法律规定性平等与事实中的不平等的深层问题在社会和心理两个层面中均是普遍存在的。概言之，种族问题是随着贩奴史、殖民地扩张、等级制的种族用工制、移民浪潮以及多元社会结构等问题而不断形成的。随着自愿或主动移民的大幅度增加，美国和欧洲等地均出现了多元社会成员构成性景观。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在这一进程中亦悄然成为一种褒义词，在公共领域和学术论域中混用，因为该词似乎能够反映出多种族的文化身份，也倡导了一种族群平等和文化差异的合法性。但其复杂性在于，欧美社会中一些有色群体人士的成功使普通民众看到了某种依靠体制和个人努力获得从次结构上升至主结构的渠道，并由此产生对体制的信任感。所以，多元文化的倡导也必然成为各个政治党派获取文化领导权的重要策略，这一点在竞选时尤其明显。但是，国内对于多元文化的讨论多停留在对该词的表层含义的过度阐释上。因而，种族问题以及种族文化表征问题值得人们从跨学科的角度认真审视。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美国民权运动的广泛影响，美国各个有色群体开始以不同的方式着力寻求自身的社会正义，包括利用文学样式进行政治文化诉求。其中最为成功的就是美国非洲裔文学理论[10]批评（African American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的建构。该理论及批评经过美国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的持续努力，已经嵌入到整体的（西方）文学理论的领域中，使其出现了复数形式。这一理论与批评的建构方法主要依据了以后结构主义为主的当代思想资源并运用知识考古理论框架，对美国黑人书写进行历史性挖掘，以黑人书写特质去质疑现存理论的缺陷和解释的有效性；进而在批判现存理论忽略“有色书写”的同时，为自身的理论建构合法性。正如菲利普·戈尔茨坦（Philip Goldstein）对美国非洲裔文学理论家代表性人物盖茨（Henry L. Gates，Jr.）的评论一样，“他成功地揭示了西方传统中根[11]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黑人文学的修辞力量”。美国非洲裔文学理论的话语生产引发了学界持续的关注，种族要素在文学和文化研究中已经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最近以来，在文学研究中以种族方[12]式理解族性最为突出的反映，是美国非洲裔文学批评的发展。”早在1990年代初，拉尔夫·科恩（Ralph Cohen）在其主编的《文学理论的未来》（The Future of Literary Theory）中就预测，性别和黑人理论将是新时期极为重要的两大理论分支。“女权主义和黑人文学理论家反对那些直接或间接地维护那种排斥异己的做法，反对那种蔑视或否[13]认其他可能存在的传统的文学传统而显得极有分量。”当代大多文[14]学理论选集都将美国非洲裔理论与批评纳入其中。凭借此理论的成功建构以及相关学科的设置，一些理论家早已成为美国学界主流中的领衔人物，如盖茨出任哈佛大学非洲裔研究中心主任，而杜克大学的贝克（Houston A. Baker，Jr.）教授荣任西方重要的学术机构现代语言协会（MLA）的主席以及美国主流文学刊物《美国文学》（American Literature）的主编等。该分支就此成为了西方学界持续生产的理论话语。仅进入21世纪十年间，就有一批重要的论著和编著[15]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而获得学界好评的重量级论著则超过了100

[16]部。

当今天重新进入这一论域之时，人们应当从更多的角度，尤其是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反映在文学文化中的要素。笔者认为，这一理论在建构上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悖论。首先是命名问题。以“美国非洲裔（African American）或（Afro-American）”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命名是力图避免歧视性的“黑色”色彩，而突出族群宽泛的非洲来源，以此体现政治正确性。但问题是，倘若文学理论冠以种族作为限制性成分，那么就意味着，每一族群均可以并应该设置“自己”的文学理论，如美国华裔文学理论（Chinese American Literary Theory）等。它不仅暗示了在文学研究中种族性高于文学性，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广义文学理论的可能性。所以问题是，自柏拉图以来的文学理论是否都包含了种族歧视？文学的基本功能是折射出人性的光辉。文学是一个作家在其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感悟中、在孕育其文化传统中采纳了其历史时期的文字编码对人类群体历史境遇进行的表征和追问。所以，文学从来都是各文化区域最为丰富多彩的文化形式，但文学性却是文学研究最为重要的合法性。文学研究也只能通过对文本文学性的分析见出包括种族问题在内的人类共同问题。其次，这一以源自非洲种族身份为标志的命名有其模糊性，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美国黑人（实则深色）群体的多重构成性，尤其是来[17]自西印度群岛的黑人群体以及“自由有色人种”等族裔群体，因为“只是到了1900年，整个黑人民众的识字率才赶上‘自由的有色人’在1850年所达到的水平。总而言之，在适应美国社会方面，‘自[18]由的有色人’的起跑点要比其他黑人民众有利多了”。所以，这一概念含混了民族和种族概念的差异，将实际处于各个社会阶层的深色群体视为一个整体。今天分布在美国各地的黑人虽然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1%，但其来源相当复杂，“美国有色人种区域（American Coloured local race），亦称美国黑人、混血居民群，其遗传基因主要来自西非的诸居民群〔尼格罗（非洲）地理人种中的森林地区尼格罗[19]地域人种〕，大约20%～30%来自欧洲诸居民群”。而其中既包括早期阿拉伯人在北非加纳、马里等国进行贩奴过程中进入美国的，也包括来自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等殖民地区域，尤其是加勒比海、西[20]印度群岛以及其他拉丁美洲区域的黑人及其后裔。族裔群体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是经济比重带来的。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达到高潮时，那些来自这一区域的黑人在收入方面甚至超过了白人群体。“美国的西印度群岛人在收入和职业方面，一直比美国黑人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在1969年，纽约市西印度群岛人的收入比该市其他黑人的收入要高出28%，而在全国范围内则高出52%。在美国第二代[21]西印度群岛人的收入要高出白人。”种族问题首先是社会问题，而[22]社会是与经济密切相关的，“社会亦意味着经济”。与此同时，在最为动荡的民权运动十年间，黑人的收入比、受教育比例、进入职业和立法体制机构的比例都成倍增加。

在1961年至1971年间，白人家庭收入增加了31%，而同期黑人家庭则增加了55%。在1965年至1972年间，正处于上大学年龄挡的白人青年人当中，实际在高校求学者所占的比例一直没有变化，而在黑人青年当中这个比例却增加了一倍。在1960年至1972年间，从事专门职业的白人人数大约增加了20%，而黑人在这方面的人数却几乎翻了一番。……入选国会的黑人在1964年到1972年之间增加了一倍，入选全国各州立法机构的黑人也增加了一倍。在南方，入选各州立法[23]机构的黑人则增加了3倍多。

此外，美国在19世纪派往深色群体比较集中的区域的外交官也多选用黑人，“从1871年起直到目前，美国派往利比里亚的大多数公[24]使也都是黑人”。值得注意的是，种族文化是在与非我族性（non-ethnic）对比和融合中形成的，是一种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文化互动（cultural interaction）的结果。因此，社会中成员的同一性或身份本[25]身是以文化作为观察的入口和界定的标准。但倘若我们忽略美国各个时期、各个黑人群体实际的社会身份状况，只是将美国黑人视为单一静态的受压迫、受歧视的整体，就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不能进行客观的分析，也难以达到阐释的有效性。

该理论命名问题的悖论在于：美国非洲裔文学的特质是用“黑人性”（blackness）这一术语表达的，而不是“非洲裔性”（Afro-Americaness或African-Americaness）。这就涉及其文学理论的建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个最根本的悖论是，其理论陈述中并不能采用黑人作家在其作品中所广泛使用的黑人方言、土语、俚语和极具特色的“黑人英语语法”等文本语言的特质，而必须采纳标准的英文进行理论陈述才能达到学界所能分享的理论指涉。而所谓“黑人性”，是美国各深色族群在美洲大陆的经历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特质，其中既包括族群从文化母体传承而来的文化，也涵盖了在美洲新大陆的体验。而在文学文本中，这一特质主要是由群体对语言的使用展开的。按照盖茨的说法：“我所指的‘黑人性’是文学语言的具体运用，是[26]在共享、重复、批评以及修订时具体的使用。”当然，使用标准英文也可以说是一种修辞和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因而，盖茨坚持其修辞的说法，“黑人性语言是通过某种修辞过程对独立意识进行了编码和命名，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一过程视为黑人差异的指意和表意”[27]。但是“黑人性”是“非洲裔”整体命名下的特质，那么其中是否还有“白人性”。法农对此是警惕的。他认为：

说话，就是能够运用某种句法，掌握这种或那种语言的词法，但尤其是承担一种文化，担负起一种文明。……一切被殖民的民族——即一切由于地方文化的独创性进入坟墓而内部产生自卑感的民族——都面对开化民族的语言，即面对宗主国的文化。被殖民者尤因把宗主国的文化价值变为自己的而更要逃离他的穷乡僻壤了。他越是抛弃自己的黑肤色、自己的穷乡僻壤，便越是白人。……讲一种语言[28]是自觉接受一个世界，一种文化。

概言之，美国非洲裔文学理论依据文本中的“黑人性”，其理论并没有采纳一种“黑人性”理论，如“美国黑人性理论”（Theory of Blackness in America，或American Theory of Blackness）等，而是采纳族性——“美国非洲裔文学理论”（African American Literary Theory或Afro-American Literary Theory），这就显得十分矛盾。同时在批评实践中理论指涉又假定这一族裔理论在分析具有黑人性的文本时最为有效。但问题是，这种理论的根本目的并非是颠覆欧美主流/白人理论，而是希望能够获得接受，并与之合道而行。美国黑人利用“文学艺术”这一所谓更智慧的人类精神探索形式以及用基督教人道主义，即采纳欧美白人文化传统对群体的道德式“规训”方式进行批评实践，这是典型的借鉴式文化政治策略，而非黑人美学本身的特质建构。而少数族裔代表的多元文化也自然成为文化领导权可资利用的“政治正确性”标志。若稍微展开，既然黑人性是黑人文本中的本质特征，原有的文学理论及批评并不能有效解读，那么，不仅广义的文学理论没有必要，而且跨语际解读，如用现代汉语，就更加不可能对这一黑人性展开有效的批评和阐释。上述几点构成了当代美国非洲裔文学理论建构中的主要悖论。

重要的是，由于这一理论生产者的少数族裔身份，使中国内地学界在新时期对其保持了持续的热情，文学理论界和外国文学界均将其视为重要的研究对象，有关的译介、论著、编著、课题项目、论文和博士论文选题等非常多。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3年7月5日，有关[29]美国非洲裔文学批评的文章在中国知网上多达9158篇。根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的统计，自1995年至2013年，涉及美国黑人文学的社科基金项目共18项。其中一般项目11项，青年项目四项，西部项目一项，后期资助项目一项，自筹经费项目一项。研究内容涉及美国非洲裔文学理论三项，文学史二项，性别研究四项，作家作品研究五项。此外博士论文、论著、文集汇编和会议文集等都不在少数。论著中涉及美国非洲裔作家作品的最多。顺便提及，这些关于作家作品的研究，有相当一部分是依据国外材料对作家的生平和文本情节的转述。在多语种、多国别的中国内地外国文学研究中，这一分支领域的成果占有相当的比重。但是，在文本解读和理论分析中，有不少成果都是将这一对象背后的种族身份静态理解为某种文本话语的合法性，并形成批评实践的思维定势，即由于美国“黑人”是受到（主流白人）压迫的少数族裔，同时，“黑人”女性除了受到白人男性的压迫，也同时受到包括“黑人”男性在内的男性世界的压迫，所以其文学必定是一种反抗文学。这是一种除了对自身的政治权力及社会身份进行文化政治式的诉求外，也对广义的人类不平等进行美学式的申述。在这一文本整体特点的预设下，美国非洲裔文学理论与批评亦必定是一种反抗的理论，如谴责欧美主流（即白人）理论对这一黑色文本的忽略；论证现存的文学理论批评范式的失效以及黑人理论建构的合法性与必然性；等等。尤其值得思考的是，一些研究方式是在所谓反霸权的一致性中将自身的（第三世界、发展中的民族国家）立场与美国（受压迫、受歧视）的黑人画等号，以文化政治性为取向，在文本的解读和阐释中遵从了单一层面的种族意识形态解读方式，以某种“反有色”的方式实施了“有色”的批评实践。由此，在此种认同式的分析中，将种族和民族合二为一。另外，许多研究也并没有对这一理论话语本身进行深入的思考。

任何理论，包括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都是对经验的有效解释。由于经验是非常具体的，所以理论本身的陈述和理论分析也必须是具体的。就各文化区域的文化呈现方式而言，繁多的文学文本样式，当然可以在文学、文化和美学的理论基础上加以不同视角的概括和分析。当我们认为某一种理论失效，往往是由于该理论产生的历史性与经验的现实性之间产生了张力。如认定某一理论包含了霸权，该理论一定有理论生产者的价值立场和种族身份的显露。所以笔者认为，对文学研究中的种族身份和种族话语分析并不能简单地从民族政治的立场出发，用某种“有色的”整体性的静态观形成文化政治的同一性，并以此替代文学文化研究的学理性。这样一种单一的意识形态式的解读反而矮化了美国少数族裔的文化生成力。值得学界深思的是，对于西方社会文化问题，包括意识形态、种族和性别等问题，首先都是西方学术机构率先提出并生产出来，例如上述代表性学者不仅以反表征的方式建构了美国非洲裔文学批评理论，与此同时，他们也必须依靠美国学术体制，进入美国乃至西方学界的主流才能使这种批判获得认同。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非洲裔文学理论界的学者和当代几乎所有最具影响力的批评理论家一样，均产生于西方主流的学界，而非是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的那些激进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式的学术机构。所以，我们对西方社会文化的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分析和认识不应当从单一层面去理解。就知识学而言，可以普遍适用的知识必定是超越种族界限的，而不是相反。国内对美国非洲裔文学及文学理论研究已有多年，学界有必要在学理共享的知识学分析中透视出自身的洞察。

[1] 王晓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化批评，文学理论。

[2] E. San Juan，Jr.，Racism and Cultural Studies：Critique of Multiculturalist Ide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s，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2，p.1.

[3] 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1868-1963），美国首位黑人社会学家，后放弃美国国籍。他创立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倡导泛非运动，主张打破种族界限，争取有色人种的解放。

[4] 〔法〕列维·斯特劳斯：《种族的历史·种族的文化》，秀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44～45页。

[5] 〔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三联书店，2005，第377～378页。

[6] 〔美〕马丁·N. 麦格：《族群社会学：美国及全球视角下的种族和族群关系》，祖力亚提·司马义译，华夏出版社，2007，第9页。

[7] 〔英〕斯蒂夫·芬顿：《族性》，劳焕强等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第22～23页。

[8] 〔英〕斯蒂夫·芬顿：《族性》，劳焕强等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第26页。

[9] 〔美〕马丁·N.麦格：《族群社会学：美国及全球视角下的种族和族群关系》，祖力亚提·司马义译，华夏出版社，2007，第15页。

[10] 英文的另一表达为Afro-American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二者同义。

[11] Philip Goldstein，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 to Marxist Criticism，Tallahassee：Th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0，p.54.

[12] Kwame Anthony Appiah，“Race，” in 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eds. Frank Lentricchia and Thomas McLaughlin，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p.285.

[13] 〔美〕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王晓路、伍厚恺、林必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2页。

[14] 这些重要的文学理论选集包括：Julie Rivkin and Michael Ryan，eds.，Literary Theory：An Anthology，Blackwell Publishing，2004（该选集中的第10章：“种族文学与文化研究，批判性种族理论”，Part Ten，Ethnic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Critical Race Theory）；Vincent B. Leitch，et al. eds.，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2001（该选集在其“现代及当代批评流派与运动”分类介绍中专文论述了“美国非洲裔批评与理论”，African American Criticism and Theory，文集中也选了相关学者的论述）；Irena R. Makaryk，ed.，Encyclopedia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Approaches，Scholars，Terms，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3（这部当代文学理论百科全书对相关理论、学者和术语均有专文论述）；Michael Groden and Martin Kreiswirth，eds.，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 Criticism，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4，2005（该指南对美国非洲裔文学理论和批评有专文论述。中译本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出版）。

[15] 如《剑桥美国非洲裔文学史》（Maryemma Graham and Jerry W. Ward，Jr.，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New York：Cambridge UP，2011）；《美国非洲裔文学与文化的萦绕与播散》（Marisa Parham，Haunting and Displacement in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New York ：Routledge，2009）；《1892-1938年间的新黑人：种族、表征与美国非洲裔文化解读》（Henry Louis Gates Jr. and Gene Andrew Jarrett，eds.，The New Negro：Readings on Race，Representation，and African American Culture，1892-1938，Princeton，N.J.：Princeton UP，2007）；《真正的黑鬼：20世纪美国非洲裔文学的真实性问题》（Shelly Eversley，The Real Negro：the Question of Authenticity in Twentieth-Century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New York：Routledge，2004）；《体系之内：美国非洲裔虚构文学的故事叙述》（Bertram D. Ashe，From Within the Frame：Storytelling in African-American Fiction，New York：Routledge，2002）以及《美国奴隶制的后现代故事》（Timothy J. Cox，Postmodern Tales of Slavery in the America：From Alejo Carpentier to Charles Johnson，New York：Garland Pub.，2001）等。

[16] 具体书目参见http：//www.bestwebbuys.com/books/search.jsp？Ne=2&Ntt=African+American+literature&Ntk=All&N=10000027&isrc=b-dim-refine，引用日期：2013年6月23日。

[17] “自由的有色人”（Free persons of color）概念与爱尔兰移民美国的历史有关，直至美国内战前夕，南方许多地方用爱尔兰人顶替黑人做大量危险的工作。这一概念也涵盖美国在历史中逃脱奴役制或通过各种手段获得自由身份的有色群体。

[18] 〔美〕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史》，沈宗英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248页。

[19]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卷5），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第794页。

[20] 参见〔美〕约翰·霍普·富兰克林《美国黑人史》，张冰姿等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一章和第三章。

[21] 〔美〕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史》，沈宗英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282页。

[22] Leroi Jones（Amiri Baraka），“Expressive Language，” in African American Literary Theory：A Reader，ed. Winston Napier，New York and London：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0，p.62.

[23] 〔美〕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史》，沈宗英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284页。

[24] 〔美〕约翰·霍普·富兰克林：《美国黑人史》，张冰姿等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368页。

[25] Werner Sollors，Beyond Ethnicity：Consent and Descent in American Cultur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introduction.

[26] Henry Louis Gates，Jr.，The Signifying Monkey：A Theory of African-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121.

[27] Henry Louis Gates，Jr.，The Signifying Monkey：A Theory of African-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66.

[28] 〔法〕弗朗兹·法农：《黑皮肤，白面具》，万冰译，译林出版社，2005，第8～9、25页。

[29] 国内大多将African-American或Afro-American翻译成“美国黑人”，这些处理方式包括对上述权威辞书的翻译。这实际上是国内话语的呈现方式，即以“肤色”替代“种族”，更加模糊了对该问题的讨论。此处由于篇幅限制不予展开。[1]从术语的互文看女性主义批评的困境与突围[2]刘岩

摘要：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修正对于文学经典的定义，编写女性文学史，梳理女性的书写特质和文学传统。它在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时，大量借用男性批评话语及言说方式，导致批评文本的互文。本文列举的互文实例反映出女性主义焦虑于（男性）文学批评传统的影响，她们有意挪用批评术语的内涵，通过重新阐释理论的范畴挑战批评话语的原有秩序。这样的话语策略彰显出象征符号体系对于女性批评话语的制约作用，也同时铭刻着女性批评主体的确立过程。

关键词：女性主义批评 术语 互文性 影响 女性批评主体

Abstract：An important task of feminist criticism is to re-evaluate literary canon，to re-write female literary history，and to re-define features of female creativity. In an attempt to establish a criticism of its own，feminist criticism borrows male critical discourses to such a large extent that it create an intertextual effect. By analyzing a few examples of intertextuality，this thesis is to demonstrate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felt on the part of feminist critics towards the tradi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ir purposeful appropriation of critical terms in a new context，that is，their intention to challenge the existing order of critical discourses through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oretical categories. This discursive strategy manifests the confining influence of the symbolic system on feminist criticism，and at the same time marks the attempt of feminist critics in establishing the female critical subject.

Key Words：feminist criticism critical terms intertextuality influence female critical subject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女性全面参与社会生产。从1948年至1963年，女性在制造业中的就业比例增加了16%，在服务性行业增[3]加了53%。女性逐渐要求享受与男性相同的薪酬待遇和社会福利，由此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女性解放运动，1966年成立的全国妇女组织（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成为该运动的核心组织机[4]构，由1967年的一千名会员发展到1979年的100万名会员。1969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成立职业妇女地位委员会，推进在高等院校中开设女性研究的课程，女性研究的方法迅速渗透到几乎所有学科领域。女性上大学的比例显著提高，女性获得学士学位的人数占适学年龄女性人数的比例由1960年[5]的15%上升到1970年的21%；到1976年，美国女大学生人数已经达到大学生总人数的45%；1977年，美国博士学位的30%授予了女性。[6]这些受到高等教育的女性又很快为女性运动的实践补充了力量。女性解放运动除了唤醒女性的自我意识、实现政治意义上的性别平等之外，亦通过挖掘被历史湮没的女作家及其作品来梳理女性的书写传统，并以此为基础建构女性的批评传统。从运动中发展而来的女性主义理论致力于“恢复女性在文学史中的地位，揭示文学中的性别歧视[7]现象，批评学术规范并建构女性主义的批评范式”。

1985年，由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格巴（Susan Gubar）合编的《诺顿女性文学选集：英语的传统》（Norton Anthology of [8]Literature by Women：The Traditions of English）由诺顿出版公司出版。这部文集汇集了全球不同文化背景的150位用英语创作的女作家的作品，厚达2457页，堪称卷帙浩繁，成为女性英语文学史的集大成之作。两位学者后来编辑出版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诺顿读本》（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A Norton Reader，2007年）精选了100余位批评家的著述，以近千页的篇幅记载了女性主义理论与批评的发展变迁。在女性批评发展史上，对于批评话语的改革一直是女性主义理论家关注的焦点。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就曾倡导建构区别于男性批评话语的女性批评模式，这一模式应该具备以下特质：其一，其研究的对象是女作家及其作品；其二，其研究的内容是女作家个体或集体的创作风格；其三，其目的是重新书写文学史，正确认识女性对于文明所做的贡献，观察女性书[9]写传统的流变。肖瓦尔特提出的批评模式把女性作为文本生产的主体和文学批评的主体，区别于先前仅仅把女性作为接受者和消费者的批评传统。她主张，“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女性主义批评都是修正式[10]的，质疑既定概念结构的充足性”。这种修正式的阅读不仅要求重新阐释文学经典，补充文学批评尚未涵盖的关于女性人物的角色作用，审视男作家作品中可能呈现的性别偏见，而且还要求重新阐释或故意挪用传统批评术语。

由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借用男性批评话语及言说方式，因此形成批评文本和批评术语的互文。本文将对照分析女性主义批评话语同男性批评话语的互文实例，讨论女性主义理论家在建构女性批评模式时运用的话语策略及其有效性，呈现女性主义批评的话语困境以及文学批评传统施加于她们的“影响的焦虑”，并同时考察女性批评主体在互文策略中的确立和维护。

在众多互文实例中，肖瓦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ë to Lessing，1977年）同穆勒（John Stuart Mill）著作之间的互文最有影响力。在1999年出版的著作增补版序言中，肖瓦尔特回顾说，此著作的出发点正是穆勒对于女性文学缺失原因的[11]论述。在著作的首页，肖瓦尔特援引穆勒在《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an，1869年）中的语句：“假如妇女同男人不住在同一个国家，从未读过他们的作品，妇女就会有自己的文学。”[12]针对穆勒在19世纪中期提出的命题“女性为何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学”，她考察了英国历史上从勃朗特到莱辛的女作家传统。穆勒认为，女性在文学中的屈从地位主要来自已经有一个男性文学传统存在的事实，女性文学因此注定是模仿的，不可能具有独特的风格，遑论独立的文学传统。他因此断言：“如果妇女的文学依据自然趋向的某种差别注定要同男人有不一样的集体性格”，那么，“这种趋向目前依然被先例和榜样压制着，因而在她们的个性得到充分发挥之前，需要更[13]多几代人的时间才足以成功地抵制那个影响”。但是，在肖瓦尔特看来，女性创作的传统业已形成。她认为，女性文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确实处于模仿的阶段，女作家不断内化男性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标准；但不久以后，女作家就会反抗这些价值和标准，伸张自己的“少数人”权利；继而进入自我发现的阶段，摆脱先前的束缚来寻找身为女性的身份和价值。这三个时期被肖瓦尔特命名为英国女性书写的女[14]性（feminine）、女权（feminist）和女人（female）的不同阶段。虽然肖瓦尔特强调这三个阶段并不呈线性发展，而是交互性的，但这一过于简单化的划分仍然遭到学界批评。此著作在名称上同男性批评文本所做的互文显示出英国的女性文学传统从被男性的“先例和榜样”所束缚发展到独立、自觉的时期，有效拓展了穆勒在百余年前提出的命题，改变了人们对女性文学传统的认知。

重新认识女性文学的特质，梳理女性文学传统，这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的重要任务。为此，彰显女性书写者的主体地位就成为必需。吉尔伯特和格巴撰写过一篇题为《传统与女性才能》（“Tradition and the Female Talent”，1984年）的文章，显然是在戏仿艾略特（T. S. Eliot）的《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1917年）。当艾略特主张“诗歌不是感情的放纵，而是感情的脱离；[15]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脱离”的时候，吉尔伯特和格巴则提倡女性要使用崭新的文学手段和文学语言来表达女性的经验[16]；当艾略特主张艺术家的进步就是不断消灭个性的时候，吉尔伯特和格巴则主张女作家应充分张扬自己的个性。女性主义理论家肖瓦尔特同样赞同这一观点。她在一篇题为《传统与女性才能：〈觉醒〉这本孤独的书》（“Tradition and the Female Talent：The Awakening as a Solitary Book”，1988年）中，以凯特·肖邦（Kate Chopin）的《觉醒》（The Awakening，1899年）为例，详细分析了女性文学的创新特质。肖瓦尔特认为，肖邦既继承了美国女性文学先驱的特点，又融合了美国超验主义、欧洲现实主义、世纪末出现的女性主义与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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