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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25 14: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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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金才, 张琦, 主编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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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外国文学研究新视野

21世纪外国文学研究新视野试读:

21世纪外国文学研究新视野杨金才 张琦 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21世纪外国文学研究新视野/杨金才,张琦主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6ISBN 978-7-305-18938-8Ⅰ.①2… Ⅱ.①杨…②张… Ⅲ.①外国文学-文学研究 Ⅳ.①I106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52228号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邮  编 210093出 版 人 金鑫荣书  名 21世纪外国文学研究新视野主  编 杨金才 张 琦责任编辑 董 颖编辑热线 025-83592655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19.25 字数 280千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ISBN 978-7-305-18938-8网址:http://www.njupco.com官方微博:http://weibo.com/njupco官方微信号:njupress销售咨询热线:(025)83594756*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目录

关于21世纪外国文学发展趋势研究的几点认识(代序)

从《福》看后殖民文学的表述困境 张德明

岛国意识的回归与帝国怀旧情结——品特戏剧中的封闭式空间解读 刘明录

博斯绘画与后现代叙事——以安德鲁·林赛的《面包匠的狂欢节》为例 叶 子

反“国家主义”的“自由个体”叙事——《日瓦戈医生》的叙事伦理刍议 孙 磊

论现代小说中历史虚构性的嬗变——从《格列佛游记》到《尤利西斯》再到《洼地》 申富英

当代英国历史小说与“腹语术”——兼评A.S.拜厄特《论历史与故事》 徐 蕾

历史叙事与现实书写的罅隙之间——大江健三郎《晚年样式集》论 霍士富 吐 雅

叙事认知中的暴力与救赎——评麦克尤恩的《赎罪》 邹 涛

关于文学生态批评的几个重要问题 杨丽娟 刘建军

后殖民生态批评述略 朱新福 张慧荣

化解生态伦理与环境正义冲突:霍根《灵力》对环境伦理的想像 方 红

镜子里的联结——A.S.拜厄特《吹口哨的女人》中的电视与知识 姚成贺

安吉拉·卡特小说中的吃与权力 郑佰青 张中载

拉什迪《午夜的孩子》中被消费的印度 苏 忱

文学的“摄影想像”——以法国现当代文学为例 陆一琛

批判反恐话语——《未知的恐怖分子》对“后9·11”时代媒体角色的反思 周小进

见证、疗伤、批判——美国“9·11”戏剧的多重维度 李淑玲

艾丽丝·门罗小说中的婚姻暴力与女性成长意识 黄芙蓉“主”“客”之困——论扎迪·史密斯新作《西北》中的空间政治和伦理身份困境 王 卓《时间之箭》中的心理复影策略及其伦理意义 王 卉“恍然大悟”:论小说《终结的感觉》中的伦理反思 张连桥

戏仿手法与反讽意图——石黑一雄《被埋葬的巨人》对骑士文学的借用 刘 倩

加勒比英语文学在英美的研究热点与诗学构建 朱振武 周博佳

编后记关于21世纪外国文学发展趋势研究的几点认识(代序)杨金才

21世纪以来,外国文学研究势头劲猛,已呈多样化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观点的不同,很多时候只是因为立场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因此,采用不同视点审视文学作品和文化现象成为当下外国文学研究的主流趋势。近年来,文学伦理学批评和环境生态批评的结合以及相关概念和批评视角的运用受到了广泛关注,一大批学者把理论应用于各类文学作品的批评实践中,并进一步发展理论内涵。同样,以移民为主体的跨国、跨文化现象在新世纪外国文学创作中表现突出,不断演绎新的文学命题,并丰富了跨国界理论内涵,拓展了研究的视野。跨国界研究理论(transnational studies),在最近十多年间获得了快速发展,已成为外国文学批评中的热点问题。热点问题的出现,体现了当代研究者的人文关怀和不断进取的探索精神。研究热点问题,把握当前外国文学研究的最新发展趋势,不仅可以帮助我国读者以更多、更新的视角来解读新世纪外国文学作家和作品,而且有利于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

新世纪外国文学依然用艺术方式追寻与审视历史进程、表达思想,其中美学和政治争论的中心常常又是语言跟世界的关系。作家们大都在感悟人类文明智慧的同时,对这一文明本身抱有矛盾的态度,或加以正面表现,或加以拒斥反省。由于身处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他们在叙事视角、审美追求、呈现方式和行文品格上各有千秋,但都不同程度地积极回应、参与或批判全球化进程,并在对20世纪文学传统的继承中展现人类新的自我与心路历程。正如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所言,作家在追求故乡忧郁的灵魂的同时,又发现文明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新世纪外国文学的发展趋势研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文学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文坛的基本格局是一方面继承传统,另一方面显示了一些创新特点。作家们运用具有后现代标志的多种创作手法描写现实,表现出较为鲜明的时代特色与开阔的文化视野。我们不妨可以从新世纪外国文学思潮动向和流派纷呈的特点入手,考察其经历了后现代主义洗礼之后所呈现的不同发展新趋势,重点分析作家审美取向、创作观念、创作手法的变化、艺术新特征及其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力图揭示新世纪外国作家如何运用后现代艺术的各种元素并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进一步拓展写作空间的艺术实践轨迹。美国的品钦(Thomas Pynchon)、莫斯罗普(Stuart Moulthrop),英国的巴恩斯(Julian Barnes)、莱辛和品特,澳大利亚的卡斯特罗(Brian Castro),俄罗斯的索罗金(Vladimir Sorokin)和秘鲁的略萨(Mario Vargas Llosa)等作家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继承后现代主义美学风格并开拓创新,其演绎的文学世界就是一个富有迷彩的多元文化符号系统。二、历史拟写与历史题材文学的复兴

新世纪外国文学对历史题材情有独钟,创作的重心大都是在历史的时空隧道中穿梭。作家们在观照历史时特别注重反思,同时又不忘表现当下现实中的生存状态,他们在回望历史的同时充分地感受生活的重负,从容面对各种人生挑战,并以亦庄亦谐的笔触向世人揭示因人而异的文化纷争、身份焦虑与生命真谛,开启了历史题材文学的新局面。这就要求研究者深入探讨当代外国文学如何观照现实历史,并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或推动历史的发展,具体包括文学怎样反映和再现社会历史现实等命题,进而思考作为创作语境的社会历史现实如何构筑宏观的创作背景以及如何影响一个作家的创作。英国的克雷斯(Jim Crace)、麦克尤恩(Ian McEwan)、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土耳其的帕慕克(Orhan Pamuk),奥地利的耶里内克(Georg Jellinek),德国的穆勒(Herta Muller),爱尔兰的希尼(Seamus Heaney)、多伊尔(Roddy Doyle),美国的奥斯特(Paul Auster)、多克托罗(E.L.Doctorow),法国的让-克里斯托夫·吕芬(Jean-Christophe Rufin)和俄罗斯的叶利扎罗夫(Aleksandr Matveyevich Yelizarov)等作家对历史所做的反思和拟写都值得深入研究。三、科技文明反思与生态文学新走向

21世纪克隆、网络虚拟空间、开发太空的进程日益加快,人类因过于迷恋科技而有自我迷失之虞;日趋膨胀的人类中心主义被视为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的主要根源之一,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新世纪以来,相当多的外国作家都对此做出了回应,表达了各自的反思和生态意识。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加拿大的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美国的德里罗(Don DeLillo)、爱尔兰的班维尔(John Banville)、澳大利亚的凯里(Peter Carey)、英国移民作家拉什迪(Salman Rushdie)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的大江健三郎(Kenzaburo Oe)等,在21世纪创作的新作都从不同侧面表达了对科技文明的反思及其生态意识。四、消费文化与都市文学创作

21世纪城市化进程加快,传统的生存方式和交往理念在不断发生变化。都市生活在消费文化的庇护下生长,于是都市这一概念在新世纪变得格外显眼。作家们透过城市“更美好”的表象,敏感地捕捉生活的瞬间,看到繁华、便捷背后的不可控因素,展现了当代人迷失、衰败和无奈的情形;同时在新的历史时期表达了对女性生存的思考和不同性别思想。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有法国的图森(Jean-Philippe Toussaint),英国的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史密斯(Zadie Smith)、库莱希(Hanif Kureishi)和日本的春上村树(Haruki Murakami)等。五、后“9·11”文学的源起与发展

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全球性的反恐和后冷战思维逐步催生了一种具有反思生命意义、深度观照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交融的文学文本,或称之为后“9·11”文学。当代作家将“9·11”事件从一场悲剧转化为景观,在创作中巧妙地处理文学创作与民族文化心理建构、文学创作与历史叙事、文学创作与意识形态等诸多关系。后“9·11”文学集想象与反思于一体,具有宽广的全球化意识,揭示了遭受恐怖袭击后普通美国人的创伤记忆、心理承受和救赎轨迹。作为生命意识表现形式的人之生存境遇也是作家们乐于书写的题材。主要代表作家有罗斯(Philip Roth)、厄普代克(John Updike),及其他新兴作家如福厄(Jonathan Safran Foer)、奥尼尔(Joseph O'Neill)、麦凯恩(Colum McCann)等。研究后“9·11”文学应着眼于如何审视其创作中的人文思想以及族裔差异、文类差异和政治立场差异,并探讨全球化、文明冲突、历史记忆以及民族身份建构等相关课题。六、创作形式转型与审美追踪

新世纪外国文学在创作形式上也有所革新与转型,一方面秉承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传统,继续沿用杂糅、戏仿、拼贴和历史拟写等手段;另一方面又不同程度地拓展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从创作形式、叙事格调等方面审慎地表达美学观念和审美情趣。这就要求研究者不应束缚于文学政治意识形态解读模式,而是把文学的主题研究和审美追踪结合起来,进一步探讨和挖掘文学的审美价值。

目前,我国对21世纪外国文学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个案的作品分析居多,深入而系统的整体研究尚少,缺乏对新世纪外国文学发展趋势的总体观照。针对21世纪外国文学的发展趋势,我想就研究谈几点认识:

第一,研究21世纪外国文学创作依然要从文本细读入手,一方面发现作家在创作题材上的可能转向,看看作品是否在叙事格调上发生多重线路的变化;另一方面,在挖掘具体文本意义的同时,还要关注其中人物的性格命运,进一步审视作家的立场和审美品格。第二,由于每部作品中的人物具有现实生活的特征,有时我们并没认识到,但作家独具慧眼,能把这一切表现出来,所以我们研究时要关注作品可能潜在的民族精神、个人品德和道义精神。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往往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我们用道德化眼光观照时,可能引发不同的争议,但这又是文学赐予我们的魅力,不断给我们以新的启示。第三,研究的视点不同,但作品本身的视角也各不相同,作家如何采用创作手法以至多种角色粉墨登场,以及交叉运用叙事、人称演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编织别开生面的,充满各种矛盾的精彩故事,都是我们讨论的极好话题。我们不妨巡视一下,21世纪外国文坛上无论成名的老作家,还是正在成长中的优秀中青年作家,他们怎样用独特的视角造就了精彩的故事。第四,加强理论反思,从理论概念原点出发探讨21世纪外国文学所内蕴的地域特征和跨国界文化交融等命题,延展跨国界理论的批评视野,融合多学科研究方法,并以地域、时间与空间、族群与性属等为着眼点多层次,多维度探讨新世纪外国文学发展趋势。第五,新世纪外国文坛上不断涌现出富有探索意味的作品,它们对现代人的精神和心理病症进行解剖,不仅进一步思考伦理关系,而且使社会情感关系复杂化,从而彰显作品的思想内涵以及对现实的穿透力和批判性,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辩证思考,确切地领悟作品中人性的精神穿透力与批判性。

为此,期待外国文学界以敏锐的感受力,精细的文本阅读,开阔的理论视野,不断探索21世纪外国文学的新奥秘。从《福》看后殖民文学的表述困境张德明

内容提要:南非作家J.M库切的《福》是对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的重述或改写,小说从形式到内容都体现了后殖民文学面临的表述困境:既要借助经典的话语力量为自己增势,又试图通过颠覆经典形象、话语和结构模式来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由此形成后殖民作家与前帝国作家之间在话语权转让过程中既互相敌对,又合作共谋,既商讨博弈,又交换和流通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J.M.库切 《福》 后殖民文学 表述困境

作者简介:张德明,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国家“十一五”规划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近现代英国旅行文学研究》(批准号08BWW002)阶段性成果之一。

Title:The Dilemma of Postcolonial Representation in Foe

ABSTRACT:As a re-writing or back-writing version of The Adventure of Robinson Crusoe by Daniel Defoe,J.M.Coetzee's Foe reflects the dilemma of postcolonial representation both in form and content.The novel attempts to empower itself by imitating the Western literary canon and,on the other hand,tries to use the totemic figure Crusoe to explore the South African context.Coetzee's efforts to represent “the marginal”differently from the way they have been represented within the dominant discourse reveal the complicate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ostcolonial text and the imperial pretext in which “complicity and antagonism”,“imitation and subversion”are bound together.

Keywords:J.M.Coetzee,Foe,post-colonial literature,dilemma of representation

Author:Zhang Deming 〈zdzdm@163.com〉 is a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China(310028).His research area cover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2003年12月7日,J.M.库切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发表了自己的诺贝尔奖获奖感言。全文洋洋洒洒近2万个英文单词,却一句也没提到自己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历程。相反,这位南非作家将自己隐身于“他者”的面具背后,通篇都在讲“他和他的人”(He and his man),笛福和鲁滨(鲁滨孙)的故事。耐人寻味的是,文章接近尾声时特别提到了“剽窃”问题,库切以笛福/鲁滨孙的口吻说,“当一帮剽窃者和造假者扑到他的荒岛历史上,用他们自己捏造的海上漂流故事蒙骗读者时,他认为他们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食人族,扑到他的身上,也就是说,来要他的命;而且他就毫不犹豫地这么说了……”(“He and His man”460);接着,库切/笛福/鲁滨孙的笔锋忽然一转:但如今,更深一层思索,他内心不禁对这些造假者生出一丝

惺惺相惜之感(a touch of fellow-feeling)。仿佛如今他才明白,

世上本来也就那么几个故事;要是禁止后人剽窃前人,那他们只

能永远干坐着无话可说了。(460)

这番话大有深意,值得玩味,因为在做此番表白的17年前即1986年,正是库切自己“剽窃”了笛福的鲁滨孙漂流故事,写下了长篇小说《福》(Foe)。那么,17年后的他再度“剽窃”笛福/鲁滨孙,以前辈作家之名原谅那些后来的剽窃者们,且与之“惺惺相惜”,除了是在为自己先前的“剽窃”行为开脱之外,他是否也在提醒读者/观众:在后现代和后殖民语境中,解构大师、重述经典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一种消解中心、建构身份的“语言行为”(linguistic performance)?他是否想表明,自己即属于那些不想“永远干坐着无话可说”的“后人”中的一分子?那么,在他心目中,“后人”(后现代、后殖民作家)与“前人”(帝国作家、殖民作家)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仇敌”(foe),还是反仇敌(de-foe),抑或“盟友”?剽窃者是否只有扑到原作者身上,咀嚼他的血肉,才能得到营养,维持生命或获得新生?通过对《福》的解读,我们或许可以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一、表述与经验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福》的主题,“表述”(represent,representation)将会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众所周知,“表述”或“表征”是当代文化批评理论的一个关键词。“当今批判及文化理论的诸多重大发展,都是与表征危机联系在一起的。”(Cavallro 43)按照戈蒂埃(Marni)的说法,在库切的文本和后现代状况中,表述这个词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指作为美学和符号学成规的表述,一些事物被设定为代表另一些事物;与此相关的另一方面,是指作为代议制政治程序的表述,人们借此“扮演”权威角色,代表别人、代表其所属的选区,来行使权力和发表意见(Gauthier 52—71)。从后殖民语境出发考察《福》,笔者认为,该小说还涉及表述与经验,历史与文本,话语与权力,沉默与声音等一系列复杂的缠绕关系。

按照毕肖普(G.Scott Bishop)的观点,《福》与库切此前发表的其他两部小说(《迈可·K的生平》和《内陆深处》)一样,是“由文本、书信和日记编排在一起的,它们既讲述了一个故事,又是关于这个故事的故事。读者被迫时时将这部小说作为一系列本身可靠或不可靠的实录来阅读。在这些文本中,实录的声音颠覆了作者的声音,而后者又只不过是编辑者的声音。作者的声音被移置到无底深渊。我们仿佛站在火山口倾听从黑暗深处发出的空洞的回声。”(54)面对《福》的叙事形式,毕肖普甚至怀疑“该书是否能被称之为小说。”(55)然而,笔者认为,正是借助独特的叙事形式中发出的“空洞的回声”,我们看到库切在以后殖民表述策略颠覆经典文本的同时,又对这种大胆的尝试做了深刻的自我反思。

通过女性叙事者的故事来重述男性主人公的历史,这是库切采用后现代、后殖民表述策略,“剽窃”笛福原作的第一个步骤,通过这个步骤,“他的故事/历史”(his story/history)就被“她的故事”(her story)颠覆和改写了。小说从一位名叫苏珊·巴顿的海难余生者被海流冲上荒岛开始,体现了上述两种表述的对抗和张力。在库切的刻意安排下,这位女性漂流者被赋予了一种无法遏制的表述冲动和焦虑。几乎从被荒岛仆人星期五救上荒岛、见到荒岛主人克鲁叟(Cruso)的那一刻起,她就急切地向后者表述自己、表明身份。“让我来告诉你我的故事。我知道你一定很想知道我是谁,是怎么会来到这儿的。”(Foe 10)

细加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苏珊之所以如此急切地向这个素昧平生的陌生男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不光是因为她希望通过自我表述来打消他的疑虑,更是希望用她的故事换他的故事。苏珊认定的一点是,真相只能从本人口中说出。她希望从克鲁叟口中亲耳听到他本人的历史,以便与她读过的那个著名的漂流故事做一对比。然而,令她失望的是,“……他亲口讲给我听的故事有好几种说法,它们互相矛盾、很难自圆其说”,“到头来,我都弄不明白究竟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谎言,什么不过是信口胡扯”(Foe 12)。这里,库切刻意突出了表述与经验,回忆与自传,历史与真相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裂缝、缺隙和矛盾。

在库切通过苏珊之口讲述的荒岛经历中,读者熟悉的笛福故事中那个勇于开拓、不畏艰险、自信自强的英国男子克鲁索(Crusoe),成了一个不思进取、不思救赎、安于现状、固执专横的老头儿克鲁叟(1)(Cruso)。在此,我想特别指出小说中一个容易被译者和读者忽视的细节:库切有意将《鲁滨孙漂流记》主角的名字Crusoe拼写成了Cruso,后者与前者虽然只差一个字母e,但正是这个“缺失”折射出了库切的表述策略中隐含的德里达式的机智和反讽:模仿中的差异,差异中的模仿。或许,我们可以将Cruso缺失的那个字母e,理解为主人公情感(emotion)的缺失、生命活力(energy)的缺失和人格魅力(enchantment)的缺失。26年的孤独生存,似乎消磨了克鲁叟的生存意志和救赎希望,他不记日记、不计时间、不做祷告、不造独木舟,他整天站在海边眺望落日,却并不期待过往船只把他从这种孤独状态中拯救出来。他视野狭窄、目光短浅,刚愎自用,专制守旧,自以为已经对世上的一切了如指掌,甚至对女性的到来也无动于衷,在性问题上表现的是如此被动、无趣、冷淡和缺乏激情。戈蒂埃认为,库切对原著中的克鲁索形象做如此颠覆性改写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说明殖民主义者已经失去早年的开拓精神和活力,满足于已有的成就,而且还在提醒读者,殖民主义者已经成了一种老朽的古物,甚至丧失了记忆能力,只能等待像苏珊那样的历史学家或考古学者来使之开口说话。(56)

无疑,苏珊讲述的克鲁叟故事改写了笛福笔下的克鲁索故事,颠覆了前帝国作家塑造的且已在读者心目中定型的殖民者-冒险家形象,但是,既然克鲁索/叟的新形象是通过苏珊的叙述建构起来的,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她能保证她所讲述的有关荒岛主人公的一切都是实情吗?她在讲述克鲁叟故事的时候,能完全保持她的客观性,不牵涉个人的主观好恶吗?还有,她是否真能自如地运用一种叙述语言,完整地表述她想表述的一切?如果事实真像苏珊所说的那样,那她为什么在回到伦敦后还会如此怀念荒岛生活,为什么会在克鲁叟死后还如此怀念与他一起度过的日子,甚至设想“……闭上眼睛,我的灵魂带着我飞翔,飞过这些屋子和街道、树木和草地,回到了我们的老家,我和克鲁叟的家”(Foe 50)呢?这里,表述与经验、历史与真相之间的差距、缝隙、空缺又一次显露无遗。女性叙事与男性叙事,克鲁叟与克鲁索之间的敌对(foe)关系,几乎在建构的同时就被延异、被解构(de-foe)了。二、表述与权力

一切表述都涉及两个根本性的问题,谁在表述,如何表述?在笛福讲述的克鲁索故事中,我们找不到一个女性。而现在,在库切通过苏珊之口讲述的克鲁叟故事中,情形反了过来,表述的主体换成了女性,先到荒岛的男性主人公被后来的女性漂流者剥夺了话语权。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女性与男性,后殖民作家与帝国小说家之间对话语权的争夺和博弈刚刚开始。

在被一艘过往船只救下、从荒岛返回英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苏珊一直处在某种“阈限状态”(liminal phase)中。她带着星期五住在租来的屋子里,从身体、身份到灵魂都被悬置起来了;但更令她无法忍受的是,她处在一种无根的“失声”状态,她无法表述自己,无法回答自己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苏珊的这种生存状态,折射出了二战后许多从前殖民地返回帝国中心的第三世界作家共有的文化和个人的双重身份危机。

苏珊在等待拯救。她在边缘——荒岛的时候渴望过往船只赎回她的肉身,而在返回中心——伦敦之后,又渴望借助文学表述赎回她的灵魂。她明确意识到,她个人亲历的荒岛经验是零碎芜杂、不成系统的,只有转化为一个首尾相贯的故事,才能进入社会历史—集体记忆领域,进而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和生命的意义。

当然,苏珊本人也可以讲述自己的经历,但她自觉意识到,自己撰写的故事进入不了帝国-都市的话语中心,她在写给作家福先生(Mr.Foe)的信中说,尽管她“……已经尽我所能记录了我们在岛上生活的那段时间中的历史,并把它附在信里头了。那是一个糟糕的、蹩脚的事件(是记述,而不是时间本身)……但是你知道如何去匡正它”(Foe 47)。这里,苏珊所谓的“记述”(the written account)与“时间本身”(time itself)的差异,相当于野史与正史,或自传与传记的对立,两者之间有着巨大的裂缝和空缺。为了填补这些空隙,她不得不把自己的话语权,出让给一个“知道如何去润色”的帝国作家即福先生,借助后者的生花妙笔“匡正”(set it right)自己的故事,让个人自传进入社会历史,从而让自己摆脱“失声”状态。她请求福先生:……请帮我恢复我失落的实质吧:这就是我的恳求。虽然我

的故事说出了真相,但并没有说出真相的实质。(Foe 51)这里,苏珊不自觉地将经验与表述,自传与历史的差异,上升到“真相”(the truth)与“真相的实质”(the substance of truth)的高度,两者之间构成了一种敌对(foe)关系,如何消除这种敌对关系,成了她的一大焦虑。

本达德(Ali Behdad)在《迟来的旅行者:殖民解体时代的东方主义》一书中指出,在西方后殖民语境中,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关系遵循的是一种令人回想起帝国时代的贸易路线。过去,是殖民宗主国从殖民地取得原料运回大都市,将其转化为产品供其市民消费。而今,进入后殖民时代的玩家(player)必须获得某种帝国认可的象征资本,必须根据西方制定的游戏规则来玩词语游戏。哪怕是进入这个领域的挑战者也首先得证明她或他知道如何玩这游戏,这样他的或她的观点才不会冒被开除的风险(154)。在笔者看来,苏珊正是这样一个从荒岛边缘来到帝国中心的“玩家”,她自觉意识到自己缺乏“将田野想像成波浪,在冬日感觉热带阳光”的叙事技巧;她从荒岛带回来的亲历故事(“真相”)只是粗糙的、杂碎的原料,只有经过由作家权威(author-authority)代表的象征资本包装之后,才能转化为“真相的实质”,进入都市中心的文化消费市场。为此,她首先必须出让自己的话语权和表述权,让他人来代表(representative)自己,让他人来表述(representation)自己。在写给福先生的信中,她恳切地说,“你的故事未完成,我的生活也就被悬挂着,这一点你是否能牢记在心?”(Foe 63)

但是,苏珊是否想过,在此被人代言、被人表述的过程中,所指是否会与能指分离?个体经验是否会与表述话语分裂?“真相的实质”是否会被书写的文本遮蔽?这里,库切再次揭示了后现代、后殖民表述陷入的悖论和困境。其实,说到底,苏珊的叙事焦虑也是库切本人所具有的。正如苏珊要借助福先生之手来表述自己一样,库切要借助笛福的经典文本来表述自己。这里,文本显性层面上苏珊-福的对立和隐性层面上库切-笛福之间的对立形成了微妙的双重对应。而这种对应又由于作家名字中隐含的语义对立而得到了强调。众所周知,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原名为丹尼尔·福(Daniel foe),表示贵族身份的法语前缀De是他自己加上去的。库切通过剥离笛福名字的前缀,巧妙地使这个男性殖民作家成为后殖民女性叙事者苏珊的敌手(foe);与此同时,又通过自己本人与笛福的对立,消解了这种敌对状态(de-foe)。三、表述与叙事

在描写苏珊与福就如何确定故事框架展开的争论上,库切进一步强调和消解了上述对立。在福看来,既然苏珊把自己的表述权让渡给了他,他就可以利用作家的话语权,将苏珊的经历纳入流行的追寻-历险故事框架中:“因此我们可以将故事分为五个部分:女儿失踪;巴西寻女;放弃寻找及荒岛历险;女儿寻母;母女重逢。我们这部小说包含了迷失、追寻、失而复得。有开始,有中间,还有结尾。从小说技巧来看,这是借用荒岛事件的插曲——这正好是故事中间的第二部分——最后故事逆转,变成了女儿寻找母亲。”(Foe 117)

对此,苏珊断然加以拒绝,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她说她只希望“故事开始于我漂流到小岛,结束于克鲁叟的死亡以及我和星期五回到英国,开始充满希望的新生活。在这个大的故事框架中,插入一部分我是如何被放逐到这个孤岛的(由我讲给克鲁叟听),以及克鲁叟是如何遭遇海难和在岛上生活的(由克鲁叟讲给我听)。此外还有星期五的故事……”(Foe 121)。

笔者认为,苏珊和福之间就小说叙事框架的争执,决不仅仅是形式之争、技巧之争,而是话语权之争,阐释权之争,最终涉及意识形态之争。正如戈蒂埃指出的,“后现代和后殖民的交叉点是,它们共同关注历史的书写(historiography),想弄清历史和人们究竟是如何被表述的,又是谁在表述。“事实上,《福》强调的问题就是,谁在说话?借助一个明显的发言标志,引号。谁在说话这个问题隐含在故事中,不断重复在整个小说中。”(Gauthier 54)后现代和后殖民作家关注的问题,“就是质疑谁的真相得到了讲述”(54)。而“谁的真相得到了讲述”这个问题又与如何讲述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思路与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不谋而合。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在《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提出,历史如何书写,运用什么模式书写,绝不仅仅是一个叙事形式问题,而总是涉及对该历史的阐释,而这种阐释最终涉及它与意识形态的关系(92)。历史感性表现在根据各种未加工的毫无意义的“事实”编造看似真实的故事的能力。在试图使零碎的、完整的历史记录具有意义的努力中,历史学家必须运用科林伍德所说的“构成性想像”,才能利用现有的事实提出问题,找出正确的历史答案。在这个过程中,他难免“抑制和隶属一些事件,从而突出另一些,运用人物刻画、主题再现、语气和视角的变化、不同的描写策略等手段编成故事——总之,我们可能在小说或情节建构中找到的所有技巧”(175—76),来构成一个前后一贯、秩序井然的故事,暗示故事背后或深层蕴含的历史意义或历史规律。

在福和苏珊各自提出的故事框架中,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是显而易见的。福的叙事框架隐含了资本主义-商业主义的意识形态,迎合的是那些希望看到罗曼司—大团圆结局的读者大众;在他眼中,苏珊的荒岛经历只不过是她追寻女儿这个大故事中的一个小插曲。而苏珊的故事框架隐含的是女性主义-精英主义的意识形态,满足的是她作为一个女性个体对生命意义、历史真相和自我身份的追寻;而荒岛经历恰恰是她个人生活中刻骨铭心的经验,也是她生命的意义所在,所以必须成为叙事的核心。因此,她无法接受福的框架,直白地告诉他:你的最大错误在于没有看到我的沉默与星期五的沉默是不一

样的。星期五沉默是因为他不能说话,所以只好日复一日任凭他

人肆意塑造。……而我对巴伊亚和其他事情所保持的沉默是有选

择、有目的的,也就是说是我自己选择要沉默的。(Foe 121—

22)

另一方面,苏珊与福之间就叙事模式发生的争执也暗示,在后现代、后殖民语境中,文学文本与文化权力、文学话语与整个社会话语之间,一直在进行着新历史主义批评家葛林伯雷所说的“流通”(circulation)、“谈判”(negotiation)和“交换”(exchange)(265)。有意思的是,库切有意将苏珊和福在话语权上的“流通”和“博弈”与两者在性权力上的“交换”和“谈判”结合在了一起。在苏珊与福同床共眠的第一个夜晚,苏珊向福提出:“我能不能……拥有一些特权”。接着,她脱去衬衫,骑坐在福的身体上,说这是“缪斯女神造访诗人的方式”。以这种女性上位的做爱姿势,苏珊在肉身-象征意义上收回了自己刚刚出让的话语权,同时也恢复了自信,“觉得自己的四肢充满了活力”。反过来,这种姿势让福觉得“全身的骨头都要散架了”。然而,在两人同床共眠后,男女双方在做爱位置上的博弈又转为对床上空间的争夺。“福的身体似乎在睡眠中膨胀起来,几乎占了大半张床,连巴掌大的地方都没给我留下。”(Foe 144)这里,话语权的争夺从文本领域转移到了身体领域,男女双方通过身体位置的转移和空间的占有,转喻式地表现了话语权让渡过程中的商讨、博弈、交换和流通。或许,通过文本-身体(text-body)领域的争夺,库切想告诉我们的是,苏珊与福,她的故事与他的故事,后殖民书写与前帝国经典之间,存在的是一种既敌对(foe),又反-敌对(de-foe),解-敌对、延-敌对的复杂关系?四、表述与沉默

在《福》的三个主要人物中,最让人难以理解、难以沟通的是星期五。在笛福的原著中,星期五以甘心做奴隶作为对克鲁索的救命之恩的回报。他在克鲁索的教育下学会了说英语,随时听候主人的使唤。这里,主人的语言成了一种新的奴役工具。而在库切的改写版中,星期五被割断了舌头,成为一个只有沉默,没有言语;只有所指,没有能指;只有故事,没有表述的“他者”,被放逐到了深不见底的黑洞中。芭芭拉·豪(Barbara Hall)认为,“星期五的舌头是一个隐喻。我们忽然意识到一个事实,即在笛福写的《鲁滨孙漂流记》中,星期五也是没有声音的,因为他的观点和意识从来没有被显示出来。正是通过星期五的缺损,我们意识到历史和文学中许多无声的人们”(16)。

在苏珊看来,从无舌的星期五口中掏出故事,得出其被割舌故事的真相,是她对星期五的一种报答、一份责任和一种内心承诺。她之所以坚持要求船长把星期五和她一起带离荒岛,不光是因为她要借此机会报答这位曾将她救上岸的黑人,更是出于一种后殖民的表述冲动,从星期五的口中掏出他被割舌的故事。因为她确信,在这“伤天害理的事情”背后还深埋着一段历史记忆,一个被压抑的叙事,而这个历史记忆——叙事是与她,这个同样被剥夺了表述权和话语权的女性息息相关的。正如本达德指出的,苏珊想通过“从星期五口中掏出一种被压抑的、被抹去了历史的记忆,揭开客体守口如瓶的追忆,暴露它压抑在自己意识中的暴力”(2);与此同时,通过这种表述行为,她也将同时确定自己的身份,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

苏珊想让星期五开口/书写所做的种种尝试,实际上体现了后殖民作家普遍的表述焦虑和代言冲动。苏珊天真地以为,自己与星期五一样,同属下层,应该能找到共同语言,发现事实真相。但如果我们联系斯皮瓦克在《属下能说话吗?》一文中提出的观点即可明白,谁也无法代表属下(subaltern)说话(96—157)。在库切看来,苏珊与星期五虽然同为属下,同为西方/福的他者,但两者之间除了性别差异之外还有种族差异;表述者与被表述者,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差异、隔膜和距离是永远无法消除的。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后殖民表述面临的困境。为了消除这种困境,后殖民作家不得不在与前帝国中心作家敌对(foe)的同时,又解开这种对敌关系(de-foe),与之结成同盟。

詹妮·柯勒兰(Jeanne Colleran)和布赖恩·马克斯基尔(Brian Macaskill)指出,如同苏珊和福之间存在合谋关系一样,库切也一直在和丹尼尔·笛福合谋,他以小说中的三个部分制造了18世纪的三种文体:一个游记,一个书信体小说,还有一个有限视角的第一人称叙述。她们发现,第三部分特别重要,因为它拒绝给出解决方案,同时又提供了一种几乎属于典型的18世纪戏仿体故事的解决方案:苏珊与福这两个文本权威的冲突,最后合为一个白人书写权威,强迫星期五去学习并掌握主人语言(452)。

小说中的一个细节耐人寻味,苏珊与福达成妥协和合谋后,两人睡在了同一张床上,而一直沉默无语的星期五则在苏珊劝说下,进了壁橱——卧室的边缘。之后,苏珊和福之间展开了一场对话:苏珊说:“……我们得让星期五开口,听听里面发出的声

音;是沉默,或许是一种咆哮,像贝壳贴在耳边发出的海啸。”福说:“那也行。我本有另外的打算,但是那也行。我们必

须让星期五的沉默和星期五周围的沉默发出声音来。”(Foe 142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这里,两个表述主体在谋划让一个不在场的被表述者说话,而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必须”(must)的。且不说,她/他们是否有权力安排星期五开口;仅仅从符号学的角度看,在场的表述者,要替不在场的被表述者说话,这是可能的吗?而从后殖民立场出发分析,苏珊和福想通过替星期五开口说话,明显带有为自己增势(empower)的目的,而星期五这个“不在场的他者”(other absented)的感觉和想法,显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

其实,星期五并不像苏珊认为的那样不想说话,不想沟通,他有自己独特的表述话语和表述方式,这就是吹笛、跳舞和沉默。星期五的舞蹈有自己的节奏,他吹笛有自己的音调,这一切都是苏珊无法与之共享的。而沉默,尤其是他抗争的手段。星期五似乎深谙维特根斯坦的教导,“凡无法言说的,就应保持沉默”(13)。语言既可能是表述的途径,也可以成为压迫的工具,当被压迫者不得不采用压迫者的语言表述自己时,他实际上已经再次处在被压迫的地位。因此,星期五的反抗之道就是沉默。如同戈蒂埃所说,这是一种“响亮的沉默”(a loud silence)(68),因为只有这种沉默才能免除被纳入主流话语,从而失去自己的真正声音的危险。

从解构主义的角度看,表述的敌人是无言的沉默,被表述的内容与表述的工具或手段之间存在着许多空隙和裂缝。小说第四部分通过一个无名的第三者之口,叙述了他(或她)进入沉船内部看到的情形:苏珊和船长躺在那儿已经死去,而星期五的口中还有呼吸。我跪倒在他身边,双手和膝盖都陷入淤积的泥沙中。我想说

话,于是试着说:“星期五,这是艘什么船?”但是,这不是一个词语的所在地。每个音节刚一说出,就融

入水中,消解了。在这里,身体本身就是符号。这是星期五的家。(Foe 157)于是,苏珊早先做出的一切努力,她竭力想消除的能指与所指的差别,她试图建构的与星期五交流的桥梁在此完全坍塌了。被表述与表述之间,沉默与声音之间的空隙和裂缝依旧存在。沉没的船只成了沉默的文本、沉没的真相和不可复原的历史的隐喻和表征。

但是,超越一切语言符号的沉默,真的是星期五的家园吗?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76);海格·庞蒂说,“我所谓的沉默的‘我思’是不可能的。为了认识‘思维’这个观念……为了进行‘还原’并回复到内在性和意识之中,……词句是必要的东西。”(qtd.in Chiari 70)那么,库切刻意赋予星期五的沉默,是否提出了后现代、后殖民表述的又一个悖论,又一种困境呢?

在一场《何为经典》的演讲中,库切说,“对经典的质疑不管如何充满敌意,总是经典自身历史的一部分,这种质疑不仅不可避免,甚至还是应该受到欢迎的。……批评不仅不是经典的敌人,而且实际上,最具质疑精神的批评恰恰是经典用以界定自身、从而得以继续存在下去的东西”(Stranger Shores 20—21)。这里,库切再次为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后殖民作家对经典的“剽窃”或“质疑”做了理论上的辩护。通过对鲁滨孙故事的改写和重述,库切颠覆了传统的克鲁索形象,突出了经验与表述,回忆与自传,历史与真相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裂缝、缺隙和矛盾,揭示了后殖民文学面临的表述困境:后殖民作家与前帝国作家之间始终存在一种既互相敌对,又合作共谋的复杂关系;能指与所指,表述者与被表述者,声音与沉默之间的空隙和裂缝永远存在;失落的话语无法恢复、历史的真相不可复原,但沉默也并非“失声”的他者的出路。后殖民作家在经典文本这张写满字迹的羊皮纸上,不断刮擦、涂抹、改写或重述,既是陷入表述困境的无奈之选,又是摆脱这种困境的突围之举。注解【Notes】(1) 中译本《福》(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没有把这个差异表述出来。本文中的译名是笔者给出的。引用文献【Works Cited】Behdad,Ali.Belated Travelers:Orientalism in the Age of Colonial Dissolution.Durham:Duke UP,1994.Bishop,G.Scott.“J.M.Coetzee's Foe:A Culmination and a Solution to a Problem of White Identity.”World Literature Today 64.1(Winter 1990):54-57.Cavallro,Dani.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Trans.Zhang Weidong.Nanjing:Jiangsu People's Press,2006.[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Chiari,Joseph.The Trend of French Thoughts in the 20th Century.Trans.Wu Yiongquan,et al.Beijing:Commercial Publishing House,1987.[约瑟夫·祁雅理:《二十世纪法国思潮》,吴永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Coetzee,J.M.“He and his man.”Queen's Quarterly 111.3(Fall 2004):547-52.——.Foe.New York:Penguin,1986.——.Stranger Shores.Trans.Wang Hongzhang.Hangzhou:Zhejiang Literary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2010.[J.M.库切:《异乡人的国度:文学评论集》,汪洪章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Colleran,Jeanne and Brian Macaskill.“Reading history,Writing Heresy:The Resistance of Representation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sistance in J.M.Coetzee's ‘Foe’.”Contemporary Literature 33.3(Fall 1992):432-51.Gauthier,Marni.“The Intersection of the Postmodern and the Postcolonial in J.M.Coetzee'sFoe.”English Language Notes 34.4(June 1997):52-71.Greenblatt,Stephen.“Towards a Cultural Poetics.”New Histor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Beijing:Peking UP,1993:1-16.[斯蒂芬·葛林伯雷:《通向一种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16页。]Hall,Barbara.“The Mutilated Tongue:Symbols of Communication in J.M.Coetzee's Foe.”Unisa English Studies:Journal of the Department of English 31.1(1993):16.Heidegger,Martin.On the Way to Language.Trans.Sun Zhouxing.Beijing:Commercial Publishing House,1997.[海德格尔:《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White,Hayden.Postmodern Historical Narrative.Trans.Chen Yongguo and Zhang Wanjuan.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2003.[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Wittgenstein,Ludwing.Philosophy of Logic Theory.Trans.Zhang Shenfu.Beijing:Peking UP,1988.[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张申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岛国意识的回归与帝国怀旧情结——品特戏剧中的封闭式空间解读刘明录

内容提要:在哈罗德·品特的戏剧中,房间是极为引人关注的空间意象,其形式多样,通常都是门窗紧闭,进出的通道被内外之人所切断,被作为舞台空间或是隐喻空间进行解读,其实品特戏剧中存在着至少两种封闭空间,不仅包括房间,也包括人们的心理意识,它们既是英国作为岛国的地理隐喻,也反映了英国国家地位的变化,是英国国民怀旧情结的心理投射,隐喻着帝国坍塌后国民的精神存在,也彰显了品特对于国民岛国意识的嘲讽及对国家命运的忧思。

关键词:品特 封闭空间 帝国怀旧 岛国意识

作者简介:刘明录,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主要研究英美文学,本文为2013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接受美学视域下的品特戏剧研究》(13BWW04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Title:The Island Consciousness and Imperial Nostalgia: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fined Spaces in Harold Pinter's Plays

ABSTRACT:As the most conspicuous spatial imagery in Harold Pinter's plays,rooms usually appear with closed doors or windows and isolated passageways,therefore are often interpreted as metaphorical spaces.This paper argues that both the literal spaces in Pinter's plays and people's psychological spaces within point to Great Britain as an island country and reflect the change in its nationhood.These spaces symbolize British people's imperial nostalgia and embody Pinter's irony on such island consciousness as well as his worries over the destiny of his country.

Keywords:Harold Pinter,confined space,imperial nostalgia,island consciousness

Author:Liu Minglu 〈lml6616@126.com〉 is a professor at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China(541001),specializing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房间是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戏剧中最引人注目的意象之一,是品特研究者们长期热衷于探讨的重要主题,其戏剧被称为“房间剧”。由于品特戏剧中的房间通常地处偏僻,有时是位于城市一隅的出租房,有时是黑暗的地下室,有时甚至是监狱的某个囚房,加上总是门窗紧闭,与外界交流的通道被房间内外的人所切断,因而常被视为封闭的空间。正是由于“在日常闲谈中强行闯入了受胁迫者紧闭的房间”(qtd.in邓中良2),品特2005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通常,品特戏剧中的房间被作为舞台空间或是隐喻空间进行解读。在舞台空间方面,学者们关注的是房间独特的陈设及其烘托剧情的作用,例如袁小华认为品特的房间“作为一种舞台背景具有‘少’、‘空’、‘虚’三种特征,与中国戏曲舞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把平面空间的创造引向立体空间,易于剧情地点的转换变化,促使舞台产生了特殊的时间形态”(袁小华288—95)。在隐喻空间的解读上,学者们从房间的特征出发,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有些学者认为:“房间是安全与危险的隔离墙”(刘明录60—61),是“寒冷、黑暗中的温暖和光明”(Esslin, Theatre of the Absurd 236),有些学者认为房间是“封闭的子宫”(Cohn 55—68),也有些学者认为房间“是权力争夺的战场”(Cahn 7)。这些观点都指出了品特式房间的部分特征,有其合理之处,拓宽了品特戏剧中的空间审美功能。

然而,若是从地理特征的宏观视角考虑,品特式房间有着更为深层的意义,与剧作家栖身的岛国英国的地理环境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时,品特式封闭空间绝不止于房间,还包括了人们的心理空间,品特戏剧中的人物通常拒绝与外界交流,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是另一种封闭的空间。在此方面,大多数学者乐于从品特的犹太人后裔身份出发,将之与外来移民的“他者”心理相联结,归结于品特的族群创伤。其实,品特既是犹太人后裔,也是英国国民,作为世界级的戏剧大师,其身份早已超越了族群范畴。以二战为界,英国发生了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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