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史景迁
出版社：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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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寅与康熙试读：
总序：妙笔生花史景迁
郑培凯 鄢秀一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虽已停止了侵略殖民，但西方一般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仍然带有殖民心态与说不清道不明的迷思，三分猎奇、三分轻蔑、三分怜悯，还有一分“非我族类”的敌意。想到中国的山河广袤、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心目中浮现的图景就似真似幻，好像乘坐荒野打猎的越野吉普，手持望远镜，驰骋过山林丛莽，观看熊罴虎豹、狮子大象、猿猴猩猩、斑马羚羊，倏忽群兽遍野，狼奔豕突，倏忽蒿草无垠，万籁俱寂。中国像万花筒，什么都有，什么花样组合都变得出来；中国历史像变魔术，可以把一切想象变成真实，又可以把一切真实变成幻象；中国文化传统玄之又玄，阴阳变化，万象归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变是不变，不变是变。不要说听的人越听越糊涂，讲的人也是越讲越糊涂，于是，中国也就“假作真时真亦假”，神龙见首不见尾了。
其实，在欧美真想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也有不少西文学术书可供阅读，从孔子到毛泽东，都有所论述，而且大体上都提供了史实正确的知识。读者对中国近代有兴趣，也可以从各类学术专著与教材，知道些翻云覆雨的历史大人物，得知鸦片战争肇启列强对中国领土资源的觊觎与蚕食，得知中国从几千年的帝制转为民国政体，得知军阀混战与日本侵略，得知国共内战与共产党的胜利。耐下心来读点思想史与社会经济史，还能知道耶稣会传教给中国带来一些科学新知、早期中西文化接触给西方启蒙运动提供滋养、清代思想统治影响学术变化、明清以来人口流动与增长的情况、美洲白银与农作物传入改变了中国经济结构。甚至会发现，原来有这么许多学术专著讨论中国近代历史事件与特定人物，探讨传统社会生产与伦理关系的解体，研究政体改变与城乡结构的变化，以及西潮如何冲击文化传统、思维逻辑与教育制度，等等。但是，对一般读者而言，学术专著太深奥，教科书又太枯燥，陌生的人名、地名、事端、争论，令人越看越纷乱，满脑都是糨糊。实在不懂为什么中华帝国会反对通商、反对自由贸易、反对门户开放，不懂为什么一向讲究礼义和平的老百姓会突然变成革命群众，不懂中国人民到底在想什么。好像愈知道许多人物与事件，却愈加糊涂，有如雾里看花。
这几十年来欧美出了一位研究中国史的奇才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他最大的贡献就是以优美流畅的文笔，把中国近代错综复杂的人物与史事，通过严谨的历史考证，参照专家的钻研成果，以“说故事”的传统历史方法，娓娓道来，让西方读者“拨开云雾见青天”，对中国的历史经历有了“感觉”。二“史景迁”这个华文名字，是他在耶鲁大学研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期间，一位中国史学前辈房兆楹给他取的，寓意明显，期望也高，学历史就要景仰司马迁，以司马迁为楷模。司马迁的《史记》，材料丰富，考辨严谨，叙事清楚，条理分明，文笔生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景迁是现代史家，不像司马迁出身“史卜巫祝”传统，有着“究天人之际”的使命，但是，他研究晚明以迄当代的中国历史，叙事的方法与文体却循着《史记》的精神，的确当得起“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赞誉。从他第一部《曹寅与康熙》（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开始，他就结合档案史料与研究曹雪芹先世的各类文史资料，写了康熙皇帝的治术，同时也勾勒了清朝天子的内心世界。这种对原始资料的扎实研究基础，让他在第三部著作《康熙》（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中，得以化身康熙，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方法，发挥历史想象，充分展现康熙大帝的喜怒哀乐，让西方读者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皇帝。书写康熙，把一切客观历史材料转为自传文体，必须从天子的角度看天下，涉及各种各样的天下大小事，以宏观的视野，高屋建瓴，为大清帝国的长治久安着想。如此，表面是书写假托的康熙自传，实际上却必须考虑中华帝国的方方面面，从统治天下的全相角度呈现中华帝国的全貌。
史景迁第二部书《改变中国》（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1620-1960），探讨近代西方人士如何参与及推动中国的历史变化，从早期的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清末的戈登、赫德、丁韪良、傅兰雅，一直写到民国时期的鲍罗廷、白求恩、陈纳德、史迪威，开启了他对中西文化接触与交流的研究兴趣，撰写了后来一系列相关著作。他的兴趣，从西方人在华活动扩展到中西文化接触所引发的思维刺激与调适，探讨不同文化碰撞时相互理解与误解的困境。具体的人物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都有独特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发生，不但是西方人在明末的中华帝国会有各种奇特遭遇，中国人在18世纪初欧洲的异国遭遇更令人难以想象。史景迁就像福尔摩斯一样，利用他掌握多种欧洲语言的优势，进入中外历史材料的迷宫之中，追索隐藏在历史帷幕后面的蛛丝马迹，想象中外历史文化接触的夹缝中，远赴异乡的人物是如何生活的，而其遭遇又如何存留成历史的记忆。他混合运用中外史料，披沙拣金，追索明末利玛窦远渡重洋，由西徂东，来华传教的经历，也写了广东天主教徒胡若望流落法国的一桩公案，更整合了蒙古西征之后，西方对中国的想象与描绘。《利玛窦的记忆宫殿》（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上溯到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如何适应中国的文化环境，如何利用欧洲流行的记忆术作为敲门砖，打入热衷科举考试、重视背诵诗书的士大夫群体。《胡若望的疑问》（The Question of Hu），写一个中国天主教徒胡若望因傅圣泽神父（Jean-François Foucquet）的提携，远赴法国，却因举止乖张，流落异乡，甚至被关进疯人院里，三年后才得以返回广东家乡。史景迁利用了梵蒂冈的教廷档案、大英图书馆档案及巴黎的国家外事档案，拼成一幅匪夷所思的雍正初年广东华人流落法兰西的故事图景。《大汗之国》（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则综观西方人如何想象中国的历史历程，从蒙元时期的鲁不鲁乞修士、马可波罗，一直到当代的尼克松、基辛格，不但写来华西方人所记的中国经历，也写没来过中国的文人作家如何想象中国，影响了一般民众的中国印象。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这些经由仔细爬梳欧西档案与文史群籍得来的历史资料，经过天孙巧手缝缀成一个个动听的故事，就像一面面精美的缂丝挂毯，不但引人入胜，也开拓了我们的眼界，了解不同文化的相遇、碰撞与互动是多么的错综复杂，时常还惊心动魄，比小说虚构还要离奇。《康熙》在1974年出版之后，引起出版界的轰动效应，深受读者欢迎，成为畅销书，甚至被白修德（Theodore H.White）誉为“经典之作：把学术提升到美的范畴”。西方史学界也开始注意史景迁书写历史的修辞策略，称赞他文体自成一格，剪裁史料别具慧心，从不大张旗鼓宣扬新的理论架构，却在不经意处，以生动的故事叙述，展现了历史人物与事件所能带给我们的历史文化思考。他继之在1978年，写了第四部著作《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以山东郯城的地方志、黄六鸿的《福惠全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为史料基础，探讨清初小老百姓的生活环境与想象空间，从宏观的天下全相与中西文化观照，推移镜头至偏僻乡间农民与农妇的生活，把蒲松龄的文学想象穿插到梦境之中，以不同角度的现实与虚构特写，重组了十七世纪山东农村的生存处境。这部书最引起史学界议论的，就是剪裁蒲松龄如梦如幻的优美文字，用以虚构妇人王氏临死之前的梦境。史景迁运用文学材料书写历史，当然不是要呈现实际发生的史实，不是妇人王氏的“信史”，却可以引发读者想象清朝初年的山东，在历史意识上触及当时历史环境的“可能情况”。
书写历史，最重要的是要依靠文献证据，假若文献未曾明确提供材料，可不可以运用想象去重新构筑历史场景？这就是现代历史书写最蹊跷暧昧的领域，也是后现代史学不断质疑与解构的关键。他们不但质疑史料经常不足，或是一批“断烂朝报”，缺失的比留存的材料可能要多，不足以反映历史实况，令人更加质疑所有历史材料的可靠性。像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这样的历史哲学论者，就在他的《元史学》（Metahistory）中提出，所有的史料，包括第一手材料与档案，都是具体的个人记录下来的，一牵涉到具体的人，就有主观的思想感情倾向，就不可避免有“人”的历史局限，就不可能完全科学客观，做到巨细靡遗地记录牵扯到人与事的复杂情况，而不掺入运用修辞逻辑的历史想象。他甚至进而指出，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无大差别，都是运用文字，通过想象修辞的手段，与不同倾向的书写策略，虚构出一个文本。这种推衍到极端的主观书写论，有其立论的根据与辩难的目标，很难斥为无稽，但却故意扭曲了文学创作与历史求真求实的基本意图有所不同。值得在此提出的是，史景迁的著作不能归入“后现代”的主观虚构历史书写之中，因为他写每一本书，都恪遵传统史学的规律，尽量使用存世的史料，上穷碧落下黄泉，从中国史书方志档案到西方史志档案，几乎做到“无一字无来历”。他在连接史料罅隙，推理可能历史情况时，也明白告诉读者，文献材料是什么，作者解读的历史“可能”是什么，从不混淆视听。三
史景迁的史学著作，经常是雅俗共赏，兼顾学术研究与通俗阅读，一方面让专家学者思考史学探索的意义与方向，另一方面又让一般读者深入理解中国近代的历史，特别是中国人生存的时代环境与生命意义的追寻。他写的《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1895—1980》（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1895-1980）与《追寻现代中国》（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最能显示他史识的通达与文笔之流畅，能够不偏不倚，就事论事，却又充满了历史的同情与了解，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即使难以认同中国历史的发展，却也看到生活与奋斗其中的历史人物，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在特定的黯淡历史环境中，奋勇追寻茫茫前途的一丝光明。《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1895—1980》着眼中国近百年文化人与文学家的处境，环绕着康有为、鲁迅、丁玲以及他们的师生亲友，旁及所处的历史环境与文化空间，写他们的追求、挫折、困境与期盼；《追寻现代中国》则以教科书撰述通史的形式，历述明末以迄当代的政治经济变化，从晚明的繁华到清兵入关，从康乾盛世到晚清颓败，从鸦片战争到康梁变法，从五四运动到共产党执政，从“大跃进”一直述说到改革开放，同时没忘了论及曹雪芹与《红楼梦》、“五四”时期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指出文化变迁的长远影响。这两本历史著作的书写方式，都是传统史学呈现历史全相的主流写法，出版后，都在欧美图书市场成了历史畅销书，并且自1990年以来，成为西方大学中国史课程的通用教科书，影响了好几代大学生与文化人。他接着出版的《太平天国》（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Treason by the Book）等等，一直到近年的《前朝梦忆》（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 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每一本书问世，都能生动活泼地呈现中国的历史经验，掀起畅销热潮，使西方读者对中国近代历史变化的认识更加深入，加深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同情。
史景迁的历史著作如此畅销，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也就遭到一些传统学究型历史学家的讽刺，说他是“说故事的”史学家，不曾皓首穷经、在故纸堆中考据出前人未见的史实，而且视野过度宽广，未曾穷毕生之力，专注某一桩历史事件，成为特定历史题材的“权威专家”。也有些以社会科学方法自诩的社会经济史学者，认为史景迁著述虽多，但提不出一套理论架构，对历史研究的科学性毫无贡献，又不以社会科学“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性为依归，不曾努力把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纳入普世性社会科学，充其量只是引起西方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兴趣。这些批评其实都是皮相之论，以狭隘的学术观点、本位主义的专业立场，排斥历史学的基本人文精神与开发多元的普世关怀。
从政治大事的角度书写历史全相，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主流写法，《春秋》纪事罗列重要事迹，《史记》叙事以“本纪”为经，“列传”为纬，辅以表记志书，成为中国正史的写作通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后来的各种“纪事本末”，虽在传统史学体例之中另列一格，其实还是全相式的政治事件书写。不仅中国史学传统如此，西方史学从古希腊开始，也是以叙述“故事”为主。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历史》，糅合各种资料与传闻，删汰芜杂，以“说书”的叙述方式呈现。古希腊文historein，本义是“问询”，意即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说的，“罔（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太史公作《五帝本纪》，记述上古传闻资料，也面临类似的问题，自己还作了检讨：“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希罗多德之后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对记述往古的传闻颇不以为然，认为可靠的历史只有当代的记录，因此撰写当代的战争大事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资料的“问询”上有亲身的经历，还可以采访许多身历其境的当事人，得以对勘论辩。虽说着史风格有所不同，更加强调资料源的可靠性，但其呈现战事发生的前因后果，仍是政治事件的全相叙述。不论是司马迁、希罗多德，还是修昔底德，叙述历史的修辞手法，都是去芜存菁，运用明畅的文字，讲一个动听的故事。到了欧洲启蒙时代，吉本（Edward Gibbon）写《罗马帝国衰亡史》，还是遵守这个写历史“说故事”的基本原则。
倒是近代的历史学家，先受到19世纪兰克学派的影响，在历史研究领域强调科学实证，以考辨史实为历史研究主要任务，长篇累牍进行飣餖考证，以显示历史研究的专业化。学术机构的建立、文史哲的专业分科、学术专业职场化、学术职业升迁的专业评核，把文化学术的理想转为薪酬饭碗的优渥，加剧了历史研究钻牛角尖的倾向，迫使严肃而有才华的历史学家随波逐流，把全副精神放在历史学科制度的规范要求上面，使得全相性叙事的历史著作遭到学院的排斥，沦为毫无史观与史识的历史教科书与通俗历史演义的领域。到了20世纪后半叶，历史研究的科学客观性遭到挑战，许多史学家又从一个极端摆荡到另一个极端，转向以“观点”与“问题意识”为主导的探讨，充满了政治正确与社会意识的信念，强调阶级、种族、性别、弱势群体，从各种文化批判角度，进行“把历史颠倒的重新颠倒过来”的工作，化历史研究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
总而言之，以新角度新观点来书写历史，拓展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或者指出传统历史书写的局限与歧视，固然有其价值，但全相叙述的历史书写传统，还是不该断绝的。不仅如此，历史研究虽然已经成为学术专业领域，却也不能放弃学术研究的基本人文关怀，不能排斥学术通俗化的努力，不能把一般人有兴趣的历史题材当作没有价值的老生常谈，更不能把自己文字能力的艰涩鲁钝作为学殖深厚的借口。由此看来，史景迁既能著述宏观全相的中国历史，又能在历史叙述的实践上探索新的历史研究领域，以生动的笔触揭示新的观点与问题意识，难怪可以雅俗共赏，也为中国历史研究提供了值得深思的启示。
中国史学传统要求史家具备“才、学、识”（刘知几），章学诚又加了“德”。在《文史通义》中，章学诚是这么解释的：“义理存乎识，辞章存乎才，征实存乎学”，强调的是，要有文化传统的认识与关怀，要有书写叙述的文采，要有辨伪存真的学殖。对于他自己提出的“史德”，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立有专章，作了详细的疏解，关键在于：“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中指出，章学诚的史学思想承袭了中国儒家传统，太注重政治伦理，所强调的“史德”偏于传统道德的臧否，而不同于现代史学强调的客观性：“其主旨虽在说明历史学家于善恶是非之际必须力求公正，毋使一己偏私之见（人）损害历史的‘大道之公’（天）！但是这种天人之辨仍与西方近代史学界所常讨论的历史的客观性和主观性有不同处。”我们若把章学诚对“史德”的要求与余英时的评论放在一起，借来观测史景迁的历史著作，就会发现，史景迁的现代西方史学训练，使他不可能陷入儒家道德臧否性的中国传统“史德”误区。反倒是因为他身为西方学者，远离中国政治，与中国近代的政治伦理没有切身的关联，没有族群兴衰的认同，没有利益的瓜葛，不会以一己偏私之见损害历史之大公。从这一点来说，史景迁书写中国历史的实践，配合了余英时的现代史学反思，为中国史学传统的“才、学、识、德”，提供了颇饶兴味的现代诠释。四
这套丛书两位主编之一的郑培凯，与史景迁先生有师生之谊，是史先生在耶鲁大学历史系任教时正式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自1972年开始，他就在史先生指导之下，浸润历史学的研读与思考，并且从一个学生的角度，反复阅读老师的历史著作，以期学习历史研究与书写的诀窍。从《康熙》的写作时期开始，郑培凯就不时与老师切磋问学，还会唐突地询问老师写作进度与历史书写的策略。史先生写《王氏之死》、写《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1895—1980》、写《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写《追寻现代中国》，从开题到完书出版，郑培凯都有幸过从，亲聆教诲，还时而效法“有事弟子服其劳”的古训，提供一些不轻易经眼的文献资料。老师对这个学生倒也施以青眼，采取自由放任态度，提供了最优渥的奖学金，有酒食则师生同馔，老师埋单付账。在耶鲁大学学习期间，郑培凯自己说，从老师习得的最大收获，就是如何平衡历史书写的客观材料与剪辑材料的主观想象，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而那个“一心”，则类乎章学诚说的“著书者之心术”。《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1895—1980》一书在1981年出版之后，郑培凯立即以之作为讲授中国近代史的辅助教材，并深深佩服史景迁驾驭纷繁史料的本领。此书不但资料剪裁得当，文笔也在流畅之中流露深厚的历史同情，使得历史人物跃跃欲出。郑培凯曾自动请缨，向史景迁建议申请一笔译书经费，翻译成中文出版。他当时也大感兴趣，认为由这个亲自指导的学生迻译成中文，应当可以掌握他的文气与风格，忠实呈现他的史笔。然而，后来因为经费没有着落，郑培凯又教研两忙，杂事纷沓，抽不出时间进行这项工作，只好放弃了一件学术功德，让它变成“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逸事，回想起来，不禁感到有愧师门。这本书翻译未成，倒是触动了史景迁编写一部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同时辅以一本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料选译集的想法，商之于郑培凯与李文玺（Michael Lestz）。这两位学生遵从师教，花费了五六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项史料翻译选辑工作，出版了《寻找近代中国之史料选辑》（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A Documentary Collection, New York, Norton,1999）。
近年来，出现了不少史景迁著作的中文译本，几乎包括了他所有的专书，质量则良莠不齐，有好有坏。有鉴于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辑刘瑞琳女士想出一个方案，策划集中所有中文译本，邀请郑培凯做主编，选择优秀可靠的译本为底本，重新校订出版。郑培凯与史景迁商议此事，立即获得他的首肯。广西师大出版社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取得史景迁全部著作的中文翻译版权，也让郑培凯感到可以借此得赎前愆，完成二十年前未遂的心愿，可以亲自监督校订工作，参与翻译大计。然而兹事体大，怕自己精力有限，不能逐字逐句校读所有的篇章，无法照顾得面面俱到，便特别延请了研究翻译学的鄢秀，共同担任主编，同心协力，校阅选出的译本。
在校阅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即使是优秀的译本，也难免鲁鱼亥豕之误。若是笔误或排印的问题，便直接在校阅之中一一更正。还有一些个别的小错，是译者误读了原文，我们便效法古人校雠之意，经过彼此核对原文之后，尽量保持译文语句，稍作改译，以符合原文之意。
我们在校读的过程中，发现最难处理的，是译文如何忠实表现史景迁原书的风貌。史景迁文笔流畅，如行云流水，优美秀丽，时有隽永笔触，如画龙点睛，衬托出历史人物的特质或历史事件的关键，使读者会心，印象深刻，感到有余不尽。我们看到的各种译本，虽然有的难以摆脱欧化语法，大体上都还能忠于原作，在“信”与“达”方面，差强人意。但若说到文辞的“雅”，即使是最优秀的译本，也因为过于堆砌辞藻，而显得文句华丽繁复，叠床架屋，是与原著风格有一定差距的。由于译本出于众手，每位译者都有自己的文字表达风格，因此，我们校读不同的译本，只能改正一些排版的错误与翻译的误读，无法另起炉灶，进行全面的文体风格校订。
翻译实在是难事，连严复都说，“一名之立，旬月踯躅”，真要挑剔起来也是没有止境的。我们作为史景迁系列作品的主编，当然要向原作者、译者及读者负责，尽心尽力，精益求精，作为学术功德，完成这项计划，为中国读者提供一套最为精审的译本。我们也希望，读这套译本的中国读者，要体谅翻译的限制，能够从字里行间，感到原作的神韵，体会原作的惨淡经营，又能出以行云流水的笔调，向我们诉说中国近代历史与人物。故事原来都是我们的，听史景迁说起来，却是如此动听，如此精彩，如此引人入胜。
初版序言
本书描述清代官员曹寅（1658—1712）的生平，但这并不是一本传记。本书试图把曹寅的一生与他生活时代的制度相勾连，并给予这些制度同等的重视。所以，对我而言，重点不是曹寅在某一天去了哪里，某个时刻的心情感受如何；重要的是，当我们在中国正史里读到曹寅是一个包衣、织造、巡盐御史时，这意味着什么。曹寅的所作所为自然要予以关注；但他原来可能做什么同样重要，或者，更精准地说，律例规定他能做些什么，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人处在相同的官位时又做了什么。
本书涵括的范围超过曹寅的一生。本书勾勒的情节始于曹寅祖父所处满人巩固天下时期，迄至乾隆朝曹寅孙子的时代。想当然尔，有鉴于曹寅是满人统治者的包衣奴仆，他们的故事势必鲜明反映出清朝皇帝面貌与表现方式的变易，本研究的历史背景正是清朝本身。尽管所触及的范围，不能期望可以尽诉满人统治头一百年的种种变迁和活力，但至少可以呈现它缤纷的样貌。
曹寅的曾祖父在努尔哈赤（1559—1626）时遭俘虏，被纳编进这位剽悍、足智多谋的统治者新设立的组织之一包衣佐领，努尔哈赤先求巩固自己的实力，然后在1616年称帝，号天命，国号金，以与明朝竞逐天命归属。曹寅祖父的事业始于皇太极（1592—1643）时代，他自命清朝崇德皇帝（1636），当时满人还盘踞在明人抗守的长城以北，学习、实行汉人的官僚制度。不过，1644年满人定鼎中原，运用许多满人自己的统治策略。这点可以从曹寅父亲的生涯窥知，他在顺治皇帝（1644—1661）的内务府里当差，于康熙朝辅政大臣摄政期间外放江宁织造，这是一个对满人统治者有特殊用途的职位。曹寅的一生，从幼时到辞世，都是在康熙朝（1661—1722）中度过，突显了康熙时代摸索中的治理手段。不管是曹寅还是康熙，都不会凡事视之理所当然，他们两人总是密切关注经济和政治局势；他们称不上对其所见皆有建设性的响应，但他们乐于通权达变，他们的弹性因应自然改变了中国官僚传统的模式。譬如，康熙利用南巡之便亲自查访各省民情，发展出密折制度以秘密奏报来辅助他对局势的掌握。他拔擢曹寅署理江宁织造，但并未将其职责限缩在律例所规定管理江宁城内的皇家织场上。曹寅必须平籴米价、购买铜斤、督导漕运、创办文化事业、押运佛像给寺院、奏报高官行止和收成情况。曹寅还出任两淮巡盐御史，征集每年两百万两的例行税银，还得另行筹措五十万两以供皇上的各种度支。
康熙一朝并非承平安康的时代，它不像清代尔后各朝因循旧制、抗拒变革。十七世纪末这个时代，前明遗民对新朝的威胁依然时时可见，一度与满人结盟的藩王和边疆部族亦群起叫阵，皇权的集中才刚刚开始巩固，满汉文化之间的扞格化解不易。曹寅对其生涯或许几经盘算，不过这一切似乎不太需要；环境对他的眷顾一如对他的先人。这不是一个让新人如鱼得水的时代，它比较适合迈向新时代的旧人；在1675年这一年，还有什么比得上一个有着古典汉文化涵养的满人包衣更令人敬佩的呢？曹寅就是这样的人。像曹寅这样的人具有多重用途，而他成功、忠诚的赏酬是相当高的。
不过，到了曹寅嗣子曹頫的时代，他遭遇到的是雍正皇帝（1723—1735）皇权集中的局面，而皇权的集中化往往是通过整肃阁臣来实现。曹頫没有能力适应这个时代，迎接这个时代新的挑战，而导致家道中落。到了曹寅的孙子曹霑（雪芹），才来到故事的尽头，他在乾隆盛世的时代膝下虚悬、穷困潦倒。若非曹雪芹动心起念，追忆曹家的兴衰起落，否则曹家有可能从此湮没在故纸堆中。结果就有了《红楼梦》这部小说，作者虽然最终未能完稿，但这部小说普遍被视为中国小说的扛鼎之作。这部小说刻画细腻，如今我们可以看到，在曹雪芹文学意象的背后，透露着他祖父曹寅真实的官宦生活和流金岁月。
若能综合制度、文学、政治种种文献，整体观之，曹寅个性自然跃然纸上。他是一个嗜好美物的闲散之人；他在满汉文化中，在骑射和诗赋中，在南方柔和气候的清谈机杼中，发现美好事物。曹寅饱满的美学品味，同时取悦了满人和汉人。曹寅有时会突然满腔热血、正义凛然，譬如1704年他有意大刀阔斧改革盐政，又如1711年他挺身挞伐科场丑闻的不公裁决；不过，他大体上还是安于随波逐流的。曹寅深受康熙皇帝的信任，也署理几个有利可图的肥缺，他懂得见风转舵，利用机会谋利，但从来不竭泽而渔。
不必过度渲染曹寅个人的重要性。他既不是清朝的封疆大吏，甚至也不是康熙朝的要角。他的重要性在于其生平可以告诉我们他生活其中的那个社会以及他所运作的那个制度架构。本研究的主旨，就是把曹寅的一生当做“范式”（paradigm，借用科学家对这个概念的定义）来呈现：“（科学）发现始于对反常异例的察觉，即认识到自然现象与主导常态科学的范式预期不一致。然后，对反常异例的领域继续从事多少具延伸性的探索。直到调整范式理论而使得反常异例可以预期时，才停止探索。”［译注：库恩（Thomas S. Kuhn），《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统一科学国际百科学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ted Science），2,NO.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页52—53。］
我从事这项研究的初衷，是因为曹寅的独特性很难在清史中被归类。随着研究的开展，一切就愈来愈清晰，曹寅之所以显得特殊，它反映出我们对清史的内容，对中国官僚体制的性质，有太多想当然尔的看法。如今已经很清楚了，曹寅的一生很符合逻辑——身为上三旗的一名包衣，是康熙皇帝的私家臣属，因而被外放到行省署理重要的财税职务，皇上通过曹寅可以遂行财政控制大权。这种皇家私人的臣属，自然超越京畿、各省官僚体系的行政流程，而这群人是可以被明确界定，其扮演的特殊功能也是可以被分析的。有鉴于西方先前的研究，对清朝头一百年的各个面向几乎没有着墨，本书试图自空白的历史中，勾勒出这一变化多端的复杂时期，而本书的发现必然是试探、初步的。不过，假使我的立论可以成立，反常异例变得可以预期，那也称得上是小小的发现了。
再版序言
本书自出版以来已历经二十一年，其间我们对本书的两位主角——康熙皇帝与其包衣曹寅——的认识，有着惊人的增长。康熙所收到的奏折，连同他在奏折上的朱批，已分别在台湾与大陆影印付梓。而由曹寅与其子、嗣子草拟的奏折，以及与他一同署理织造、充当皇上耳目的李煦、孙文成的奏折也另行出版。北京典藏的清初档案，如今已对学者开放，可与台北典藏的史料互为补充，而掷地有声的中、英、日专书专论或刚刚完稿，或正在酝酿之中，都大大深化我们对清代国家机器运作、皇帝与其官僚体系以及家人关系的理解。
但是，真正促成有关曹家知识突然涌现的原因，是来自中国学者重燃对《红楼梦》和其作者曹雪芹的神迷。以这部章回小说和其作者为研究宗旨的两大丛刊于1979年创刊，发表了一系列的历史资料、美学诠释和深度论辩，令人叹为观止。《红楼梦学刊》这份季刊系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小号字体印刷，每期平均约有346页。而《红楼梦研究集刊》，自1979年创刊以来，每年出版一至三辑，同样是小号字体印刷，每辑篇幅大约有492页。《红楼梦研究集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这些期刊的文章尽管多以小说中的角色为题，但每年总会有二十几篇论文在某种程度上触及曹家、曹家亲友的历史背景。
而这些雨后春笋般的学术成果，又会对本书的立论效度带来什么样的冲击？虽然我们对那个时代与曹家的了解因而大为拓展，但我认为我的基本立论还是站得住脚。其中有四点对我尤其重要。第一，曹寅与皇帝的特殊关系，而其源于两人少年时代的接触，曹家的包衣身份，以及皇家保姆选自与曹家有关的家庭这个事实。第二，这种特殊的地位对于理解曹寅的仕途如何开展，密折制度何以发展成为只有皇帝可以看见秘密情报的管道，是十分重要的。第三，曹寅闯进的是一个奇异的文化和经济世界，它超脱了区隔满、汉领域的显著藩篱。第四，曹家位于南京（江宁）的万贯家产，以及曹家在雍正朝期间的陨落，必然令曹雪芹深深感叹，因而充实了《红楼梦》的重要面向。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对学术新成果的丰富性和重要性表达敬意，同时我也要承认，如果今天重写此书的话，一定会十分不同。在英文出版物中，陶博（Preston Torbert）、张得昌（Chang Te-Ch'ang）、曾小萍（Madeleine Zelin）分别扭转了我们对包衣组织、内务府财务，以及这时期税收的理解。吴秀良（Silas Wu）分析了整个奏折制度，并揭示康熙与诸皇子之间意想不到的面向。白蒂（Hilary Beattie）、邓尔麟（Jerry Dennerline）、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等人，改变了我们对满人征服汉人及其对汉人地方社会冲击的看法。柯娇燕（Pamela Crossley）则对个人生活中满汉的融合提出新见地，而白彬菊（Beatirce Bartlett）的著作全然推翻了我们评断皇帝决策的方式。
这些著作仅牵涉拙作的历史背景而非核心论证，不过近来许多中文研究成果的情形就不是如此了。陈国栋（Ch'en Kuo-tung）、赵中孚（Chao Tsung-p'u）、张书才深入探讨曹家入旗的问题。朱淡文发表于1982年8月《红楼梦学刊》的文章谦称为《曹寅小考》，详细剖析曹寅幼时为康熙的伴读，而且他的母亲姓顾不姓孙，所以一代大儒顾景星是曹寅的舅舅。顾平旦认为曹寅略懂日文（《红楼梦学刊》1984年第4期）。王利器加入有关曹雪芹家世的争论，重申小说家的母亲马氏，在丈夫——曹寅的儿子曹颙——过世后生下曹雪芹（类似我在本书的主张）。这反驳了冯其庸的说法（载于冯的著作和《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1期的论文），宣称曹雪芹是曹頫的亲生儿子，而曹頫则是堂弟曹宣的亲生儿子。而从北京档案的文献发现，又推翻了王利器、冯其庸（以及我自己）的观点，该文献事涉1690年曹寅南下接任苏州织造一职之前为家人捐纳监生一事。根据张书才等人的分析（载于《红楼梦学刊》1984年第2期），显示曹寅在1690年时有一个三岁大的亲生儿子曹颜；而当时二十九岁的弟弟曹荃有三个儿子：曹顺（十三岁）、曹頔（五岁），而曹颙当时才两岁大。［译注：史景迁在上文引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分别提到曹寅的弟弟曹宣和曹荃。其实曹宣即是曹荃。曹宣字子猷，别号芷园、筠石，因避康熙帝玄烨（玄、宣音近似）讳而改名曹荃。详见方晓伟：《曹寅：评传、年谱》（扬州：广陵书社，2010年）。］不过，曹寅过继了弟弟的长子曹顺为嗣子，这或许是出于担心自己这支香火可能无法延续的缘故。
近来有关李煦一家的研究几乎也同等复杂，其中最为重要的或许要属徐恭时在《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五辑（1980年11月）所发表的论文。徐恭时认为李煦与康熙的关系，较之曹寅更为复杂，因为李煦的母亲文氏是康熙的保姆之一，而李煦的妻子王氏，又是康熙妃子的姨妈，这位皇妃替皇帝至少生了三个儿子。曹寅则是娶了李煦的堂妹。中国大陆这些细腻的研究，无疑逐渐扭转我们对曹家的认识，尽管主要面貌不会因此而改观；而台湾方面的研究，在质方面虽可与中国大陆并驾齐驱，唯在数量上不及中国大陆。
今年有成千上万的中国游客涌入《红楼梦》大观园里的曲径亭阁，这与在神隐文本里上穷碧落下黄泉般挖掘人名的做法截然不同。这座园林出自曹雪芹的想象，以及他对先祖曹寅一生繁华的追念，北京市如今则是以混凝土、木材、瓦块、灰石予以重葺，而上海也正在打造另一处的大观园。曹雪芹幻梦的世界，如今化为中国式的迪斯尼乐园，里面还供应冷饮和棒冰。
对于随着游园而被激发出学术热情，想要加入红学论战的人而言，如今也有了新的工具协助他们去探索。深圳大学的电算中心与中文系联手合作，开发出一套可以搜寻小说全文的软件系统。磁盘上的软件，可以在所有IBM及其兼容的个人计算机上操作，只需几秒钟，就可以依下列主题对《红楼梦》进行全文检索：双音节词语出现的频率、助动词的用法、拟声词、教育、服饰、料理饮品、医药、鬼魂和风流韵事。而曹寅可就没这么好命了。史景迁1987年9月于纽黑文
第一章 内务府
曹寅的先祖在明朝自北直隶迁居辽东地区的沈阳，即奉天，这原是大明疆域，不过到了1621年，努尔哈赤领满人攻克沈阳城，许多大难不死的汉人归顺，沦为奴仆。其中有曹寅的高祖，他被编为正白旗的包衣。旗制是满人入关之前的核心组织，而曹寅的高祖也就这么成为其中的一员。
满人在拿下沈阳之前三十年，即已逐步巩固其在长城以北的势力：满人师法汉人以防御工事与城池保护散布各地的兵力，更进一步以明朝的军事驻防体系作为架构旗制的参考，最后又审慎采纳明朝降[1]将所建言的官僚运作技巧。满人虽然逐渐汉化，甚至还仿效明朝的行政体系，建立自己的“六部”，不过在1644年夺占北京，统领天下之后，仍维持旧有的“八旗”组织，因而改变了明朝施行的组织架构。曹家身为正白旗的包衣——这是一种世袭的身份——于是便成为关内新秩序的一部分。旗制与包衣
旗制是一种兵民合一的治理手段：一般兵丁连同家人，都编入旗下；结合兵勇训练和平民登录，兵勇农耕所得以供应全旗人丁的衣食所需。满人史家考证，八旗制度上溯始于1601年，当时满族首领努尔哈赤（谥号清太祖）组织兵众，以三百人为一“牛禄”，以此奠定[2]日后汉语“佐领”的架构。到了1615年，依不同颜色区隔组织的方法就此定型：共有八旗，即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每一旗统五“参领”：每参领辖五“佐领”，而佐领即为旗制的基本组织单位，随着满人征服日广，招降纳叛变多，佐领之[3]数则与日渐增。1634年，蒙古八旗循相同模式建立，1642年，降[4]满汉人兵丁日众，亦另建“汉军”八旗。
顺治、康熙两朝，旗人生活舒适，他们不是驻扎“京畿”，就是在各省“驻防”。旗人坐拥大片田产，攻下京城后，京畿的好地大多[5][6]归属旗人，并且不需为给养人丁而操烦。再者，他们享有特别的职位保障。军职世袭之制早在清朝开国即已存在，不只见于十八世纪旗制式微之后。比如，满洲上三旗的佐领职位有百分之七十二是由本[7]家男丁继承，百分之八十七的佐领职位是由同一家旗长期把持。至于汉军八旗的二百七十个佐领中，有一百八十七人是世袭继承，几乎[8][9]占了七成。十七个蒙古参领，事实上每个都是世袭而来。满洲、汉军、蒙古旗人在清初共享繁荣稳定，但正因旗制的凝聚力强固，我们有必要谨记，满人皇帝的地位在整个十七世纪还不是很稳固。最明显的例子就表现在清初几位皇帝的连年征战：1650年代讨伐郑成功（国姓爷）和南明朝廷，1670年代废黜吴三桂和南方诸藩王，1690年[10]代征讨噶尔丹与厄鲁特部。从官方档案来看，清初皇帝拔擢满人高居要津也是非常小心，这虽然不像战争那么戏剧化，但也说明了皇帝的龙椅坐得稳不稳。
满人通常不谙汉语，若是由他们署理省务，恐怕会招来怨怼，因而通常授予武职，所以供职六部与大学士的满汉比例是一比一。汉人在北京或各省任官者，官不过巡抚。总督一职在顺治、康熙朝多由汉[11]军出任，他们是满人与广大人民之间很自然的中介。1647年，九位总督全由汉军掌理；后来有一度每省各设一位总督，但是到了1661年，二十位总督之中有十九位出身汉军；1681年，十位总督有[12]七名汉军，两名满人，一名汉族大吏。1655年，有一名满人出掌[13]漕运总督，翌年便告老还乡。除此之外，再无任何满人得到拔擢，直到1668年为止；而到了1670年代，才有满人出任总督；即便那时，任总督职的满人人数还是远不如汉军，直到康熙朝结束，这种现象才有所改观。而在这段时期，获任总督的汉族官员只有几人不属旗营。巡抚之权甚至不授予非旗营的汉人，以安抚旗人；1644年到1668年间，出任巡抚的汉军不下九十六人，而据1668年的圣谕，陕[14]西、山西巡抚只由满人出任。
前面虽然说明了旗制的某些基本事实，但仍非全貌。旗制组织不仅纳编满、蒙、汉族兵丁，区画八旗，进而再细分参领、佐领，并授予众多武职及少数重要文职。但这只是金德纯笔下所呈现的和谐景象。他在1715年如是勾勒出旗制组织：
太宗……以从龙部落及傍小国臣顺者子孙臣民为满洲；诸漠北引弓之民景化内徙者，别为蒙古；而以辽人故明指挥使子孙，他中朝将[15]众将来降及所掠得别隶为汉军。[16]
金德纯是如今所知第一位旗人史家，本身即是汉军，此书虽然意在警告军事的衰微，但仍不出宣扬手笔。金德纯在描述汉人被纳编旗下之时，忽略了汉军成形之前归降或受缚的汉人——即1631年[17]佟养性的部队被作为日后汉军的主力之前。沦为满人奴仆的正是这批被金德纯略而不论的汉人，而曹家正是其中的一支。
1618年，努尔哈赤发动对汉人的猛烈攻势，占领抚顺，俘虏众多汉族兵丁；1621年，努尔哈赤攻陷沈阳（奉天）、辽阳。这几场战役战况惨烈，被俘者的下场不总是好的。1618年的上谕，严命：“阵[18]中所得之人，勿剥其衣，勿淫其妇，勿离其夫妻。”说明这些情事确实存在。到了1626年，应课之税的名目，包括男奴、马、牛、[19]驴、羊，同归一类。早期的满人蓄奴，不足为奇；他们虽属侵略性、扩张性的游牧部落，但也从事农耕，随着势力日渐强大，势必掳获大批俘虏作为劳役。[20]
最早的“包衣”是私家奴仆。他们或是战场上敌对部族的俘[21]虏，如蒙古人、汉人、朝鲜人，或是罪犯的子孙，或因家贫、脱[22]离家庭而自愿为奴仆的人。既然包衣制度成形于八旗建制之前，[23]想要追溯、记录这类的奴仆家族几乎是不可能的，况且这类家族[24]往往天各一方，有人为奴，有的人仍保有自由之身。一朝为奴，[25]终身为奴，后代子孙世世为奴，可任由主子买卖。[26]
汉字“包衣”译自满语booi，意指“家里的”。所以，最初的包衣可能是指主子家里从事卑贱差役之人，尽管满人定鼎中原之前，[27]包衣亦从事农作，开国后，许多奴仆在旗人的耕地充当管事、服[28][29]劳役。包衣很少上阵作战。不过私家奴仆的松散制度，已不符合满人主子的宏图，满人主子的设想已逐渐转向集中化管理的组织架
[30]构；况且，除政治考虑之外，随着满人的东征西讨，版图扩张，汉族子民日众，更有实际上的必要将归降之人以更正规的方式组织起来，而不是分配给满族主子私家为奴。据此，在1615年至1620年之
[31]间，开始仿效满洲八旗制度的模式，将包衣组织为佐领和参领，归隶于领旗的皇帝或满族亲王；而依附于官员或皇族的包衣仍为其所[32]有，但已渐渐不再称为“包衣”，仅称呼为“家奴”、“家仆”。
将奴仆重组为包衣佐领仍是权宜之计。1620年代，满人连番胜捷，招降为数众多的汉人，而这些汉人有必要以盟友的身份平等对待。于是，到了1620年代末，在满人或变节的汉族降将领军之下，归附来降的汉人逐渐参与战斗。最后，汉军在1630年代初建制成形。
诸如李永芳、佟养性这类在明廷为官又公开叛降满清的重要人物，[33]或者在1620年代末之后招降或被俘的汉人，似乎并无沦为包衣之虞。前一类的人通常都是加官晋爵，而第二类人则在满洲八旗或汉军[34]入伍从军。从现存汉人包衣的相关档案来看，不幸沦为满人包衣的汉人有其独特的时空条件。列册为奴的“尼堪姓氏”总计有八百一十三人，其中有五百三十一人住在沈阳，八十三人住在辽阳，六十六[35]人住在抚顺。满人是在1618年至1621年间攻占这三大城的，大多数汉人奴仆可能是在这段期间沦为包衣身份的。
曹寅的高祖曹锡远，原居沈阳，以正白旗包衣的身份，列名满人[36]氏族的族谱之中；不过族谱并未载明曹锡远何时入了旗籍。时间点很有可能是在1621年沈阳沦落、曹锡远被俘之时。满人征服的正史提及，1621年5月4日攻陷沈阳后，“论功行赏，籍所俘获分配将[37]士”。正因为曹锡远与其家人永世为包衣，所以这一刻也就影响了曹寅的一生及事业。而曹锡远隶属正白旗，这对曹寅的一生同样也是影响重大，因为旗色不同，地位高低亦有差别。
旗制根本的区别，在于皇帝亲领所谓的“上三旗”，而亲王统摄所谓“下五旗”。上三旗与下五旗的分别，始于1651年。
摄政王多尔衮死后失势，顺治皇帝收编多尔衮的正白旗，将之纳[38]于自己统辖的正黄与镶黄两旗。这种安排原属偶发的政治事件，但在日后的清代典章与旗制文献中被制度化。上三旗与下五旗之间的区隔，发生在曹锡远被俘的二十年后，甚至到了1720年代后，雍正皇帝打破各亲王对其旗属的最终控制权之后，这种现象依然存在。[39]
旗色的差别与包衣地位关系密切，因为包衣为其主子所有，甚至在十八世纪，一旦主子失势，其包衣可能连同家产一并被充公分配。[40]入籍下五旗的包衣就成为亲王家的奴才；即使包衣名义上的上司包衣佐领也几无实权或完全没有独立的权力。
不过，在上三旗当差的包衣，其子孙便成为皇帝家里的奴才。署理皇家事务的内务府建制之后，包衣也随之制度化：先前的“包衣昂邦”成为“总管内务府大臣”，而正黄、镶黄、正白三旗的包衣，则[41]成为“内务府三旗”。这个用语突显他们为皇帝个人办差的角色，有别于其他旗人，不论是奴仆或自由人。按理说他们是奴才，然而他们占有地位之利，因为皇帝可任意派遣他们从事历来各朝太监所从事的机密或弁利的差事。
清代自开朝以来，即采取种种措施削减宦官的权力。1644年，清廷禁止太监收租、朝参，甚至私自进入京城。幼帝顺治的摄政王多尔衮乃是清朝的实权者，居于宫禁之外，不受太监包围，太监的权力因而日蹙。1644年至1652年间，清廷罢黜太监职官，同时严禁太监[42]署理“织造”之职，而织造是明代太监的重要肥缺。多尔衮死后，太监恢复部分权柄，于1653年废内务府，另建“十三衙门”取而代之，太监权力随之抬头。1661年，顺治驾崩，内务府复立，权[43]倾一时的太监吴良辅伏诛。顺治皇帝遗诏（由幼帝康熙的四大辅[44]臣起草）第十一款，表达对十三衙门任用太监的悔意。
幼帝康熙的辅政大臣于1661年谕令一连串限制太监权势的措[45]施，坚称要恢复清代开国之君的定制。康熙年岁渐长之后，又在既有的圈限基础上压缩太监的权势，谕令降贬太监的官阶以限缩其权[46][47]力，命令由吏部支酬太监的俸给。1681年上谕，康熙直言：“太监最为下贱，虫蚁一般之人。”并下令鞭笞大臣、侍卫入内而没[48]有起身迎接的太监。康熙总是严守宫中礼仪，他曾谕令惩戒在回[49]廊咯咯嬉笑的宫女，以及与宫匠私通的嫔妃。1682年，四名太监在全体官员尚未就座之前便自行就座，因而被抽打五十大鞭。[50][51]1689年，上谕严正警告四处捞取油水的太监不得贪污索贿。包衣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受到重用。不过，朝廷其实很难根绝太监的势力，许多雷厉的上谕都难以彻底贯彻，而不得不在施行上有所变通。1665年，上谕谕令凡令儿子、孙子去势者等同犯罪；1684年，另一道上谕则把罪责限定在强逼外人去势者，即今后父母阉割自己的孩[52]子，或自行去势者不在课刑之列。前一年的上谕允许一品、二品[53]官员蓄养太监。到了1724年，已有必要严禁旗人自宫成为太监，[54]这再明显不过了，满人的尚武精神已然凋零。同年，太监的俸给[55]几乎翻倍。
清初，特别是康熙年间，降清汉人不论是旗人或包衣，都是最风光的时刻。满人还不是很有自信，亦乏流利的语言能力，无法驾轻就熟操持省务；但又不相信一般汉人会忠心为朝廷效命，而太监又受到严格的制约。因此，具有汉人血统但世代又以正白旗包衣身份在内务府当差办事的曹家在这段期间——即自1650年代曹寅的祖父（曹振彦）任职两浙都转运盐使司运盐使，迄于1728年，雍正皇帝最终革去曹寅嗣子（曹頫）的织造职位——积累了万贯家财，就绝非机缘巧合。不过，在细细追索曹家历史之前，有必要更进一步探究难以定位的包衣身份。
然而此非易事，因为包衣鲜少出现在正史。只有通过检阅满人族[56]谱的片段，才能拼凑出包衣的真实面貌。包衣大多没有官职，他们在宫中担任侍卫或差役。自基层升迁的人，最常出任的官职是宫廷侍卫的低阶军官，或内务府的笔帖式、主事等胥吏，稍微好一点的是[57]员外郎、郎中，其中地位最为显赫的是二等、三等侍卫。在王府[58]下五旗当差的包衣，亦担任类似的职位。
包衣亦可外放在各省官僚体系当差，不过这种情形十分罕见。若真有这类外放情形，也与包衣所属旗籍无关，而有可能是突然有职位开缺；包衣外放各省当官，可能是基于皇室或亲王的举荐，而非循六部的管道，因为这类官员并非都拥有科举功名。清朝开国的头一百年，[59][60]任职知州、知县的包衣逾七十五人；官拜知府者二十四人。其余包衣任职各省与京城各部：内阁和翰林院、太医院和通政使司，亦[61]有出掌统领、督粮道和盐运使。至少有四名包衣拥有进士功名，[62]其中两人是武进士；被提到中举的包衣有三十四人，但几乎全集[63]中在雍正朝。这显示包衣制度到了十八世纪已渐趋灵活。
位极人臣的包衣实属凤毛麟角。有两名包衣出任福建和江苏的布[64][65]政使，有四人在华中省份担任按察使。有两人掌理御史大夫，[66][67]有少数人加封低阶的世袭头衔，或尚书之类的荣衔。曹寅的父亲曹玺就属于后者，官拜内工部尚书。两位包衣署理巡抚之职：1718年至1722年的福建巡抚吕犹龙，1722年又转任浙江巡抚；[68][69]1674年至1679年的浙江巡抚陈秉直。有一名包衣甚至官拜总督。此人就是吴兴祚，正红旗包衣，是个贡生。历任知县多年之后，吴兴[70]祚先后获拔擢为福建按察使、巡抚，最后官至两广总督。吴兴祚的官宦生涯与一般官员并无殊异，很难说他的包衣身份造成什么样的差别。
不过，有许多人的生涯基本上是取决于包衣身份。上三旗的包衣更是如此，他们具备特殊才能而受圣眷，赋予特殊的差事。曹寅和内兄李煦即是例证。曹、李均为正白旗包衣，都曾督理织造与盐政，俱承康熙皇帝的谕旨办理各项差事，并以密折奏报地方民瘼。曹寅的友人孙文成是正黄旗包衣，曾任职杭州织造、粤海关。高斌，镶黄旗包衣，与曹寅的生涯历练类似，都是出身内务府郎中，尔后官至织造和巡盐御史。高斌具干才，后转调正规官僚体系出掌布政使；乾隆纳高[71]斌之女为嫔妃后，高家正式被除去包衣籍。康英也是正黄旗包[72]衣，署理海关，主掌景德镇官窑逾二十年。包衣大抵奉派督理与[73]税收有关之织造、盐政、关务的重要职位。
借着将包衣安插在这些职位上，开国之初的满人皇帝便能一手控制丰沛的税源。庞大税银绕过各省官衙和户部，直接流入内务府。康熙皇帝尤其倚重像曹寅这类的包衣，以聚敛税银、获得情报。而此举也有政治上的便利，曹寅和其他被提及的包衣，都是满族统治体系中的汉人，因而轻易就能替满人皇帝在汉人之间周旋。康熙皇帝青睐的包衣多已是“包衣佐领”，他或许是通过观察他们在内务府当差的表现而对他们有所了解。
包衣是补充宦官功能的一群人，所以康熙利用包衣牵制常规的官[74]僚体系，同时又作为“专制政治执事的工具”；他们是皇帝派赴各省的官僚代理人，“而作为自己的直属，他们自公开的官式掠夺中隐[75]去某些力量的储备”。他们凌驾于地方律例之上，不受军法约束；1698年，有个正白旗包衣殴打一位受人敬重的苏州士绅，在内务府[76]派官审理之前，不能作任何处置。包衣只为皇上效命；就因为包衣是皇上的奴才，皇上维护他们，派他们出掌肥缺，所以有时奴才也拥有权势。曹家的兴起
曹氏世居北直隶的丰润，曹家的一支在明代迁至辽东。曹寅的高祖曹锡远可能是在沈阳被满人俘虏，而成为正白旗包衣。曹氏这一支随战胜的满人入关，曹氏其余分支并未沦为包衣，安住在丰润老家。而部分迁居辽东的曹家人并未被缚，以自由之身住在辽东地区；五十年后，曹寅款待一个来自辽东的亲戚，他是曹寅的族弟，奉派南下江西担任县令。所以，曹家仅有一支成为包衣，以包衣的身份而得以荣[77]华富贵。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