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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26 02: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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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华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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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华文集 第三卷

胡华文集 第三卷试读: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

绪论 中国共产党光辉战斗的历史回顾

中国共产党60多年的历史,是一部充满着可歌可泣的英勇战斗、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大业绩的极其光辉的历史。它从只有几十个人的一些党小组,发展成为拥有3900多万党员的领导着有10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的伟大的党。它正以豪迈的气概,领导人民满怀信心地为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回顾党的60多年的历史,我们以庄严的和无限崇敬的心情,缅怀那些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抛头颅、洒热血的英烈。为了挽救危亡的祖国,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他们不惜牺牲宝贵的生命。他们的红心碧血,凝结成胜利之花。1945年4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曾经初步统计,在战场上牺牲的烈士约有76万人(其中共产党员32万人),在白区牺牲的烈士有10万多人。现在全国民政部门掌握的有名字可查的、家属受到优抚的烈士有130多万人。还有许许多多烈士,没有留下名字或者查考不到籍贯而没有编入名册。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下,经过英烈们和亿万人民的英勇战斗,中国人民才站立了起来,并且在世界上站稳了脚跟。我们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胜利和成就,继承革命先烈和先辈的遗愿,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用我们的勤劳和智慧,建设社会主义的壮丽山河。

旧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封建军阀统治、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像两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中国又是一个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的国家。中华民族具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中国人民富有爱国主义传统和革命反抗精神。历史上多少志士仁人,为救国救民而奔走呼号,奋斗牺牲。从1919年五四运动起,李大钊、陈独秀等在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创建人,有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和在法国留学生中建党的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等。参加建党的张国焘等少数人,后来堕落为可耻的叛徒。

1922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正确纲领,给中国人民指明了正确的奋斗方向。

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了130多次罢工斗争。“二七”京汉铁路大罢工是这次罢工高潮的顶点。它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战斗力量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能力。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了联合中国革命民主派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政策。

1924年1月,召开了国共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影响和领导下,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军,进行了胜利的东征和南征战争,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1926年、1927年举行的大规模的北伐战争,相继歼灭了封建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等的主力。共产党人周恩来、叶挺、蒋先云、林伯渠、李富春等,在不同的战役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1925年,共产党人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刘少奇等领导了上海人民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邓中夏、苏兆征、陈延年等领导了同年6月开始的广东省港大罢工。与此同时,彭湃、阮啸仙等领导了广东的农民运动;毛泽东、李维汉、董必武、赵醒侬等领导了湖南、湖北、江西的农民运动,有力地配合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掀起了东南各省农村革命的高潮。

1927年2—3月,周恩来、罗亦农、汪寿华等领导了上海工人阶级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震动了全世界。

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在长江流域的如火如荼的胜利发展,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势力和大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统治。

1927年4月和7月,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破坏国共合作,叛变革命。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这次革命遭到惨重失败。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屠杀,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8月1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3万革命军举行了著名的南昌起义。这是创建工农革命军队的开始。8月7日,党中央在瞿秋白等的主持下,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八七会议。八七会议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举行秋收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实行土地革命的正确方针。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提出了党要非常注意军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思想。八七会议在党史上是一次有历史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毛泽东于9月9日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不久,即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张太雷、叶挺、叶剑英、聂荣臻等于12月领导了广州起义。与此同时,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王树声等领导了湖北黄(安)麻(城)起义;刘志丹、谢子长、唐澍等领导了陕西渭(南)华(县)起义;方志敏、邵式平等领导了江西横(峰)弋(阳)起义;彭湃、董朗、叶镛等领导了广东海陆丰起义;朱德、陈毅等领导了湘南起义;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了湖南平江起义;1929年,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了广西左、右江起义。这些起义成为后来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起点。

1928年7月,党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确定了继续进行民主革命和实行土地革命的纲领。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等出席和主持了这次会议。但是,六大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问题重视不够。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斗争的道路,就是党领导红军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它在实践中解决了六大所未能解决的问题。历史实践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性。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新的创造。井冈山根据地后来发展成为江西中央根据地。

与毛泽东走相同的道路而建立起来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主要有下列地区: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邝继勋等领导的鄂豫皖根据地,以后又创立的川陕根据地;贺龙、周逸群、邓中夏、关向应等领导的湘鄂西和洪湖根据地;方志敏等领导的赣东北根据地;任弼时等领导的湘赣根据地;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的陕北根据地;冯白驹等领导的海南岛根据地。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东北,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周保中、冯仲云等领导了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1935年党领导了北平和全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

从1930年底到1933年3月,蒋介石调集大量军队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四次“围剿”。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正确军事路线指导下,根据地军民取得了反“围剿”的重大胜利。1934年,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中央根据地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10月,红一方面军开始了突围长征。长征途中,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纠正了军事上的“左”倾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长征的红军,在四川西部爬雪山、过草地,历尽千辛万苦。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完成了光荣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与陕北红军及红二十五军会师。1936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与转战长征而来的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与此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人民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的斗争。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党的忠实朋友鲁迅、宋庆龄、何香凝等坚持了革命和爱国的斗争。鲁迅成为文化革命阵线的旗手。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抗日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为了逼蒋介石抗日,发动了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西安,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日将士也曾奋起抵抗。但是由于国民党领导集团消极抗战,继续反共反人民,使抗战的正面战场节节败退。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由红军改编成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华北、华中、华南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收复失地,建立了19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八年抗战中,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抗击全部侵华日军的60%以上,抗击全部伪军的95%以上。八路军、新四军由45000人发展到127万人,解放人口1亿多。

在这一时期内,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下,还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尤其是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反动派围歼新四军军部叶挺、项英等1万多人,震惊世界。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才维护了抗日大局。

1942年,党进行了一次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整风学习运动,提倡实事求是精神,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1945年4月,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为迎接革命胜利的新形势作了充分的准备。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为了建设和平、民主、繁荣的新中国,毛泽东亲自赴重庆同蒋介石举行谈判。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但是,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撕毁政协决议,在1946年7月发动了全面内战。经过3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1949年4月,南京国民党反动政权覆灭,人民解放军迅速地解放了祖国大陆。3年多解放战争中歼敌800多万人,我军由战争开始时的120万人发展到400万人。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的战略决战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我军合计歼敌1545000人。

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民主运动,形成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经过党的长期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形成了全国各民主阶层、各民主党派政治上的大团结。在这个基础上,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建立新中国。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为新中国制定了各项正确的基本政策。

1949年10月1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56年底,这是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七年。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底三年内,肃清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级人民政府,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完成了全国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从1953年到1957年,实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据党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同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经验探索了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重大的发展。例如,对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工商业,采用和平改造政策和赎买政策等。在改造工作后期,虽然有要求过急、工作粗糙等缺点,但人民的热情很高,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决议指出,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阶段,从1957年1月到1966年4月,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在八大正确路线的指引下,1957年的经济工作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由于对极少数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击而进行了一场反右派斗争,这场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1958年,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由于党内在巨大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不顾客观条件的可能,过分地夸大了主观努力的作用,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1959年,在全党错误地发动了“反右倾”斗争,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加上连年自然灾害和赫鲁晓夫撕毁帮助经济建设的合同,从1959年到1961年,国家处于困难时期。1960年冬,党中央开始改正农村工作中的某些错误,1961年1月,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制定了一系列较为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主持下,1962年以后国民经济又逐步恢复和向前发展。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虽然有过上述“左”倾的严重失误,但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一直是在贯彻调整经济的方针,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取得巨大的成就。我们国家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和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时期培养和积累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阶段,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这是我们党所犯的一次全局性的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错误认识和对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是造成这场动乱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在一些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和敌我。“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持续十年之久,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历史证明,在已经摧毁了旧制度、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动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也就是进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只能是造成“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和内乱。这种动乱,势必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使党和国家的各个方面都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与林彪、江青一伙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有本质的不同。他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犯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还有周恩来和一度主持工作的邓小平和叶剑英等一大批干部竭力按照党的传统和原则进行工作,也由于毛泽东同志先后对林彪、江青一伙的篡权活动有所觉察和斗争,并陆续解放了一批被打倒的老干部,恢复了他们的工作,这样,党中央和毛泽东于1971年9月顺利地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4月间全国人民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7月和9月,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10月间,党和人民组织力量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从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阶段,是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党和人民欢欣鼓舞,向着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前进的年代。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制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扭转了“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提出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恢复和发扬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继续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且调整经济,克服冒进倾向,从而结束了1976年10月以后的两年间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成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有力地加强了党中央的领导。

三中全会以后,平反昭雪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正确处理了许多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大力调整国民经济,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和法制,公审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很短的时间里进行了大量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愈来愈好。总之,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和党的正确政策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党在人民中的威信日益提高。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新中国成立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正确的总结,充分地肯定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历史地位,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几年来的艰苦努力,我们党已经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1982年9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六年来的历史经验,为进一步肃清十年内乱遗留的消极后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确定了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战略步骤和方针政策。

中国共产党60多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根本上就在于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在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面,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上述内容的立场、观点、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思想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在新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一定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坚定不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积累新经验,创造新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60多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中国人民的数以百万计的光荣革命战士和先烈,流血牺牲,英勇奋斗,才奠定了今天中国的局面。我们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艰苦奋斗,沿着党的十二大所指引的正确道路,为在我国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1983年7月

第一编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年10月至1956年12月)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12月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在这七年内,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正确,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在胜利完成艰巨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浴血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迅速恢复了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在1953年到1956年的四年中,又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把社会革命、改造同经济恢复、建设结合起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这是新中国成立头七年取得胜利和成就的基本经验。

第一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恢复(1949年10月至1952年12月)

第一节 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建立。全国大陆的统一,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到1949年秋季,摧毁了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国民党反动政权之后,即着手组织各民主党派以及各方面的代表人士,筹备和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全国性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在北平召开。参加会议的662位代表,包括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人物。这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它执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他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毛泽东指出:“我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他指出,“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仅能够战胜国内外反动派,而且能够在胜利之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中国人民将以不屈不挠的努力,战胜一切困难,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会议听取了四项重要报告:林伯渠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的报告;谭平山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董必武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周恩来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代表们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外交各方面的基本政策。《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共同纲领》规定: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人民政府扶助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并给予优待;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的积极性,同时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处理五种经济成分关系的方针是:“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此外,《共同纲领》还规定了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在新区实行土地改革等各项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政策,规定了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使中国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等各项重要措施。《共同纲领》一方面在法律上承认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领导地位,从而保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又巩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保证民主革命任务的彻底完成。《共同纲领》在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以前,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它的任务是经过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团结,去团结全国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共同努力,建立及巩固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及富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了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是基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的方法产生,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级人民政府为行使各级政权的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属于人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能够使广大人民充分行使民主权利,又便于对反动阶级实行有效的专政。

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贺龙、李立三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会议还决定北京(把北平改为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五星红旗为国旗,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并采用公元纪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9月30日上午胜利闭幕。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致闭幕词,他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既然能够团结一致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一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繁荣昌盛的境地。”

9月30日下午,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10月1日下午2时举行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正副主席和委员会委员在会上宣布就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会议一致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选举林伯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庆祝典礼上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正式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光辉灿烂的新纪元的开端。它在中国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它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独立的人民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使备受压迫和剥削的中国人民做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时代。

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政治中最重大的事件,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人民革命在占世界人口1/4的大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阶级力量的对比,也激励和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成功地结合起来,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社会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它的经济基础包括五种经济成分,其中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占主导和领导地位;作为上层建筑的主要部分的政权,是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决定着社会主义因素将不断增长,并将获得最后的胜利。因此,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过渡性质的社会。毛泽东曾经指出:“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任务,就是使中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将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建设社会主义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直到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

二、全国大陆的统一,各级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国内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国民党反动派还在以广州、重庆为中心的华南、西南地区和一些沿海岛屿上进行垂死挣扎。为了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完成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以摧枯拉朽之势,追歼残敌。1949年冬季开始,先后发动了湘粤、广西和西南等重大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反动派残留在大陆的几支主力部队。

林彪、罗荣桓率领的第四野战军主力和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一部,于1949年9月进行了湘粤战役,以解放华南地区。当时国民党白崇禧部妄图以战略要地衡阳作为负隅顽抗的枢纽,将部队集中于湘、资两江之间的衡(阳)宝(庆)一线,妄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我军兵分三路,直捣湘南、湘西和广东残敌巢穴。西路大军(第四野战军之第十三兵团)于10月2日攻克湘、桂、黔三省的门户芷江城,截断白崇禧主力西逃的退路;中路大军(第四野战军之第十二兵团),于10月3日将白崇禧的主力四个师一举歼灭于衡(阳)宝(庆)祁(阳)三角地带,衡阳、宝庆等城相继解放;东路大军(由第二野战军之第四兵团、第四野战军之第十五兵团及两广纵队等组成)于10月7日解放粤北门户曲江,14日解放了华南的最大城市广州。至10月底,湘粤战役胜利结束。

白崇禧部遭到致命打击后,龟缩到广西老巢。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我军决定以第四野战军主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于11月初发起广西战役,11月22日解放桂林,12月4日解放南宁。我军越过十万大山于12月11日解放广西南部边防要地镇南关(今友谊关),至此广西全境解放。

第二野战军主力和总部直属的由贺龙、李井泉率领的华北野战军之第十八兵团及第一、第四野战军各一部,于11月初开始进行了西南战役。我军分路进军西南,以消灭大陆上最后一支敌军主力——胡宗南部和其他国民党残余部队。11月15日解放贵州省会贵阳,11月30日解放了重庆。在我胜利进军下,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宣布起义,云南、西康和平解放。12月下旬,我军对被包围于成都地区的胡宗南部40余万人发起总攻,歼灭胡宗南部,27日解放了成都。至12月底,国民党反动派残留在大陆的正规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我消灭。

1950年春,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解放了海南岛、舟山群岛等岛屿。10月,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以第十八军及云南军区一部,在西北军区骑兵支队的配合下开始了向西藏的进军,10月19日,消灭了反动藏军约十个代本(团),解放了通往西藏的战略重镇,藏东政治、经济中心的昌都,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咽喉要道。1951年4月下旬,以李维汉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同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举行会谈,经过多次谈判,5月23日,双方全权代表在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0月,人民解放军根据协议规定进驻拉萨,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至此,除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和香港、澳门外,实现了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空前未有的大统一和大团结。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央人民政府在新解放地区建立各级地方政权。新解放地区实行军事管制制度,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地方人民政府,接管城市和农村,发动人民群众肃清残余敌人,镇压反革命活动,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事业。

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溃败时,留下了一批土匪和特务人员。人民解放军经过1950年至1953年的长期剿匪作战,取得了歼灭匪特武装200余万人的重大胜利。在城市,人民公安机关在广大人民协助下侦破了大批特务组织,逮捕了大批特务分子,对国民党反动党团骨干分子进行了登记,取缔了反动会道门。在农村,发动广大农民进行反霸斗争,打倒了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任命高岗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饶漱石、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分别担任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会后,地方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先后由各地人民政府召开,发扬民主,领导人民参加政权建设。

中国是一个由50多个民族组成的大国,汉族人口众多,占全国人口90%以上,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地大物博,占全国土地50%~60%。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中央人民政府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实行了民族的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政策。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一方面可以保证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以共同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可以保证少数民族在国内的平等地位,实现少数民族自己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聚居区域内部事务的权利。新中国成立以后,少数民族聚居区和各民族杂居区相继实行了区域自治,到1950年1月,内蒙古、新疆均已相继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

全国大陆的统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行,结束了我国长期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实现了全国各地区(除台湾等岛屿以外)各族人民空前的大团结和大统一。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

三、国营经济的建立。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和物价的稳定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的财政经济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困难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掠夺和长期战争的影响,使得国民经济十分落后,并遭到严重的破坏。蒋介石国民党留下来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工业破产、农业凋敝、交通阻塞、经济混乱、通货膨胀、投机盛行、失业现象严重,城乡劳动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另一方面,由于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军需费用浩大,人民政府又包下了数百万国民党军政人员,同时还必须有重点地投资恢复生产和交通,救济失业人员和灾民,因此财政支出大大增加。由于财政上的不统一和收支机关之间的脱节现象(支出大部分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公粮和税收大多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中央人民政府不得不暂时依靠增发钞票来弥补巨额的财政赤字。其结果固然解决了支援解放战争和重点恢复生产的需要,但又不免引起通货膨胀和由此而来的物价波动。再加上投机资本乘机捣乱,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全国物价发生了四次大幅度上涨。

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者曾经预言新中国将被这些困难所压倒,国内资产阶级也怀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坚定而有效的措施来克服财政经济困难。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是“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

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和人民政府通过政权的力量,在解放后的城市里很快就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解放前夕,由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四大家族所把持的官僚资本占全国工业资本的2/3左右,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到1949年底,国家没收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达2858个。1950年初,人民政府又进一步清理了隐藏在一般企业中的官僚资本股份和其他应没收的财产,从而彻底剥夺了官僚资产阶级的资本,摧毁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同时,人民政府还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收回了长期被帝国主义盘踞的海关,管制了对外贸易,实行了外汇管理。1950年12月28日鉴于美国政府已宣告管制我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加剧对我国的敌视破坏活动,政务院发布了《关于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存款的命令》,决定管制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在华的一切财产,冻结一切美国公私存款。此后,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华企业,人民政府也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管制、征购、征用、代管等措施,把1000多家外国垄断资本企业陆续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收回帝国主义在华企业,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到1949年底,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已占34.7%,国营经济已经拥有全国电力产量的58%、原煤产量的68%、生铁产量的92%、钢产量的97%、棉纱产量的53%,同时还掌握着几乎全部铁路和大部分现代化交通运输事业,控制着大部分银行业和对外贸易。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成为我国克服财政经济困难,恢复国民经济,进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基础。

党和人民政府还采取了各种有效的措施来制止通货膨胀,稳定金融物价,扭转财政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

人民政府首先运用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机关和国营经济的力量,通过加强金融管理,积聚主要商品物资俟机抛售以平抑物价和加强市场管理等办法,不断打击不法资本家扰乱市场、破坏金融、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违法投机活动。这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市场领导权的斗争。1949年5月,上海等大城市相继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就同投机资本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为了打击当时最猖獗的金银外币投机活动,人民政府明令禁止金银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查封了金银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逮捕法办了操纵市场的金融投机奸商200余人,基本上制止了金银外币的投机活动。随后人民政府又组织了几次平抑物价的斗争,打击了囤积粮食、纱布等重要物资以哄抬物价的投机资本家。如在1949年10月的物价涨风中,华北的粮食投机商和上海纱布投机商带头,将物价哄抬了一倍以上。中央人民政府迅速调集粮棉等大量物资,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先后投入市场,使投机资本家措手不及,从而平息了持续50天的物价涨风,给资产阶级不法投机势力以毁灭性的打击。

为了根本扭转财政经济困难的局面,1950年2月13日至25日,中央人民政府召开了全国财政会议。会议在陈云主持下,作出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3月3日政务院颁布了这个决定。同日,党中央又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通知》,以保证政务院决定的贯彻实施。这个决定的基本内容是: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调度、现金管理。统一财政收支的管理,使国家财政收入中主要部分统归国库,集中使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以便争取财政收支平衡。统一全国的物资调度,使国家所有的重要物资,如粮食、纱布、工业器材,从分散状态中集中起来,以便调剂供求,控制市场价格和对投机资本作有效的斗争。统一国家的现金管理,是把所有属于政府的但是分散在各个企业、机关、部队的现金,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集中调度,以减少社会上的货币流通数量,增加国家能够使用的现金。这三种统一的结果,避免了财力物力的分散和浪费,达到了集中使用的目的,对扭转财政经济困难,平衡财政收支,稳定金融物价起了重大作用。

同时,国家还采取了核实编制、清理仓库、控制资金投放、整顿税收等具体措施。从1950年开始,加强了征收工商税和农业税的工作,发行了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以增加国家收入,减少货币流通量。全国人民也以踊跃地缴公粮、纳税款、买公债的爱国行动热烈支持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和政府大部分工作人员继续过着艰苦的供给制生活,以节约政府财政支出。

为了战胜投机资本,同时也为了在财政收支平衡实现以后,维持金融物价的稳定,人民政府还在城市积极建立和恢复国营工业,建立和发展国营商业;在农村建立和发展供销合作社,加强工农业产品的收购、调运工作,掌握主要的农业产品,保证市场的物资供应。

这样,到1950年4月,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实现了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国家财政收支很快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定,结束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造成的长期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动荡局面。这表明我国财政经济状况已经开始好转,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已经确立。这是新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和改造国民经济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的开端,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人民继军事上和政治上取得伟大胜利之后,在经济战线上取得的一个伟大胜利。

四、国际形势和我国在外交战线上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对我国是有利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和亚洲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地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掠夺、奴役,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争取和平的斗争声势浩大。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动摇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制度,推动世界人民革命运动进一步高涨起来。

美帝国主义并不甘心它在中国的失败,对新中国采取敌视、颠覆的政策,在经济上实行封锁、禁运;在政治上采取不承认主义;在军事上对我国大陆实行军事封锁和包围。同时它还积极策动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及其残留在大陆的反革命势力,对大陆进行捣乱破坏,妄图把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

新中国成立时,就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我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方针是:“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确定我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凡与台湾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并对我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我国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并建立外交关系。我国政府还多次发表声明,坚决否认并要求取消台湾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郑重向世界宣告,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根据上述原则,我国与苏联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还与一部分民族独立国家和少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到1950年10月,已经有25个国家承认我国,其中有17个国家与我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此外,我国还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发展了贸易关系,增进了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

1949年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访问了苏联,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1950年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中苏两国领导人讨论了与两国有关的重要政治和经济问题,并于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还签订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上述条约和协定的签订,对于保障中苏两国的安全,建立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粉碎帝国主义孤立和颠覆新中国的阴谋,推动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革命的胜利得到全世界人民的热烈同情和支持,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我国的朋友遍于全世界。帝国主义采用孤立、封锁、包围、颠覆新中国的政策,并不能阻止新中国的前进。第二节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战略策略方针

一、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的任务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各大行政区及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听取和讨论了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的说明,即《不要四面出击》。听取和讨论了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外交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陈云《关于财经问题的报告》、聂荣臻《关于人民解放军整编问题的报告》。会议的专题发言有薄一波的《关于调整税收问题》、安子文的《关于党的组织情况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问题》、胡乔木的《关于整风问题》、粟裕的《关于军事问题》和陆定一的《关于党内教育和旧学校、文化事业问题》等,最后由毛泽东作了总结。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一任务所应采取的战略策略方针。

毛泽东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讲话中,分析了在胜利的形势下,我国面临的复杂斗争和困难。这时,在新解放区(约有2.1亿人口)土地改革尚未进行,仍须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新政权还不巩固,特别是新解放区,地主阶级反动分子和各种反革命势力仍在进行公开和隐蔽的破坏活动,土匪、特务、间谍还没有肃清,社会秩序还不安定。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已经开始好转,但是还没有根本好转。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金融物价稳定以后又出现了新的困难,革命胜利引起的旧的社会经济的重新改组,使得一些私人工商业减产、停工和倒闭,失业人员也大量增加。如1950年5月全国私营工商业的主要产品与1月比较,棉布减少38%,绸缎减少47%,卷烟减少59%,普通纸减少31%。各大城市的私营工商业开业的少,歇业的多,失业工人也随之增多,仅上海市失业工人就达15万人左右。

由于社会经济的改组以及干部在执行政策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主要是“左”的急躁情绪,使一部分人对人民政府有不满情绪。1950年初国内关系比较紧张,到三中全会召开以前,人民政府开始采取调整工商业、减轻税收等措施来解决上述问题,虽初见成效,但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没有获得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条件。

根据当时国内的情况,毛泽东在报告中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新中国成立头三年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恢复国民经济。经过国民经济的恢复,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目标。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

关于土地改革问题。新解放区的广大农村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旧中国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这种情况如果不加改变,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就不能巩固,农村生产力就不能解放,新中国的工业化就没有实现的可能,人民就不能得到革命胜利的基本的果实”。三中全会专门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成立了由刘少奇负责的土地问题委员会。会后将土地改革问题和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审查和讨论,由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实行。

关于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问题。解放初期,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建立了国营经济。但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私营工商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63.3%,职工人数占全国职工总人数的53.7%。私营商业在全国商业批发总额中占76%,零售总额中占85%。陈云指出:“在工业落后的中国,在一个长时期内,民族资本家发展工业,向工业投资,是带进步性的,是对国家和人民都有利的。”“为着发展商品的交流,国家允许私人资本经营商业,这也是对于国家和人民都有利的。”所以,必须通过合理的调整来解决一部分私营工商业停工减产的问题,使工厂开工,工人就业,经济恢复,从而使政府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得到改善。但是,资产阶级剥削工人、唯利是图的一面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对经济的发展也有消极的破坏作用。因此,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强调,调整工商业必须在巩固财政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平衡和物价稳定的方针下进行,必须有利于逐步消灭发展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

调整工商业的中心环节是调整公私关系,“所谓公私关系是包括五种社会经济成分的关系而言”。三中全会批评了过早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急躁情绪,指出必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关于国家机关经费的节减问题。厉行节约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根据1950年国家预算,我国军费开支占总支出的38.8%,行政开支占21.4%,军政两项开支占总支出的60.2%。因此,大量节减国家机关所需费用,对于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对于增加建设投资有着重大的意义。

为了实现上述三个条件,毛泽东在报告中具体提出了八项工作任务,这就是:(1)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2)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调整税收和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3)在巩固国防、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提高国家机关工作效率的条件下,整编行政系统,复员一部分军队;(4)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革,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5)认真地进行对失业工人、失业知识分子和灾民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6)认真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7)坚决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8)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全党的整风运动。

上述三个条件和八项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为完成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心任务的工作纲领。党的三中全会提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的任务,以增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同时又制定了一系列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重大措施,以推动生产的发展。把继续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同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有机地联系起来,又把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同实行社会制度的改革统一起来,指引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胜利前进。

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战略策略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反革命势力还大量存在,直接威胁新中国的生存。这时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部分人产生了一种“左”的急躁情绪,看不到继续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严重性,急于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为了使全党能够统一认识、团结一致,胜利地完成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战斗任务,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透彻地阐明党在这个时期内所采取的战略策略方针,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所作的报告,也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这个问题。

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毛泽东指出:“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毛泽东所阐明的这个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便孤立和打击当时的主要敌人。这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战略策略思想,即在战略上要分清敌、我、友,明确主攻方向;在策略上要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原则。周恩来在《关于外交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中说:“很清楚,三个敌人,四个朋友,敌友界限必须清楚。”“三个敌人”指的就是三大敌人的残余势力,“四个朋友”指的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敌人而是朋友,这个敌友界限必须划清。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为了孤立和打击三大敌人的残余势力,“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毛泽东所说的不要树敌过多,要在一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主要指的是缓和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采取“稳定民族资产阶级”的策略。

为什么要采取稳定民族资产阶级的策略呢?这是革命的必要步骤。首先是为了集中力量搞好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完成土地改革是恢复国民经济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条件。而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毛泽东在《不要四面出击》中指出有五种反动势力,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如果同时还要向资产阶级开展大规模的斗争,就会造成“四面出击”,不利于形成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会影响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其次,采取稳定资产阶级的策略,也是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

正是从上述指导思想出发,党提出了合理地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以便改善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提出了在土改中暂时不动富农的政策,以便孤立地主,团结中农,稳定民族资产阶级,顺利地进行土地改革。稳定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是对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采取这种方针,正是为了创造条件最终消灭资产阶级。当时,有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立即解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泽东指出:“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是制定新中国成立头三年大政方针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在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引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第三节 伟大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

一、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以后,正当我国人民致力于恢复国民经济的时候,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妄图一举灭亡朝鲜,进而吞并中国,实现其蓄谋已久的独霸亚洲、称霸世界的野心。

1950年6月25日拂晓,朝鲜战争爆发。当天,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帝国主义操纵下非法通过了关于朝鲜局势的提案,诬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公然宣布出兵朝鲜,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并命令第七舰队武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同日,联合国安理会又通过了胁迫联合国会员国随从美国侵略军侵朝的决议。随后由美国纠集了英国、法国、南非联邦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军队,组成侵朝统一司令部,美国将军麦克阿瑟任总司令,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扩大侵朝战争。

南朝鲜李承晚集团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自以为有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强大力量的支持,就能轻而易举地占领朝鲜半岛北部。但是,朝鲜人民在劳动党和金日成首相的领导下,英勇奋战,6月27日就击溃了“三八线”以北的李承晚军队,接着转入了大规模的战略反攻,长驱直入,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从战争开始后的两个月的时间里,把战线从“三八线”迅速地推向朝鲜南部直至东南海岸的大邱、釜山一隅,解放了汉城(今首尔)和南朝鲜90%以上的地区,李承晚集团处在瓦解之中。

美帝国主义为了挽回败局,集中5万人的兵力、300多艘军舰、500多架飞机,于9月15日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截断了朝鲜人民军的后方交通,疯狂地大举向北进犯。10月2日越过“三八线”,21日侵占平壤,接着向中国东北边境的鸭绿江边和图们江边逼进,把侵略的战火烧到我国东北大门。同时,美帝国主义派遣空军入侵我国东北领空,深入我临江、安东(今丹东)等地区狂轰滥炸,杀我同胞,毁我财产。至11月10日,美国空军侵入我国领空轰炸达90次以上。美国军舰公然违反国际公法在公海上炮击我国商船。这一切,严重地威胁我国安全。

中朝两国是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团结战斗、互相支援,用鲜血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鲜,侵占台湾,中国人民决不能置之不理。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四天,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严正指出:“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他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同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就美国总统杜鲁门6月27日的声明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我国台湾和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我国政府随即组织边防军。边防军领导机关设在安东,任命邓华为边防军司令员,赖传珠为政委,并在物质上做了准备。

美国侵略者在9月15日在仁川登陆后,9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再次向美国发出严重警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周恩来总理并召见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请印度政府转达中国对美国的警告:如果美国侵略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出兵援助朝鲜。但是,美国侵略者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自以为手里有原子弹,拥有现代化的装备和军事优势,不顾我国政府的多次警告,在越过“三八线”,侵占了平壤后,直逼我国鸭绿江边。并且公然叫嚣:“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把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面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10月8日,中共中央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及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出了《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并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13日,彭德怀到朝鲜会见了金日成,并亲临朝鲜前线视察。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18个师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隐蔽地开过了鸭绿江到达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英勇顽强地抗击美国侵略者。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宣言:“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后,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采取了“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配合”的战略方针,在战役战术上实行了近战、夜战、速决战和穿插分割、迂回包围、诱敌深入、先打弱敌后打强敌、避敌之长攻敌之短等原则,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这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战役战术原则的指导下,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连续进行了五次重大战役,给予美国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争的局势。

第一次战役,从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历时12天。当时,敌人集中30万人的兵力,分东、西两线向我鸭绿江逼进,计划在“感恩节”前全部占领朝鲜。我方针对这种情况,以一部分兵力钳制东线之敌,而集中主力于西线,采取诱敌深入、各个歼敌的战术。10月25日开始,我军先后在朝鲜西北部的温井、云山、熙川一带突然抓住了分兵冒进之敌,发起猛烈的攻势,经过12天的激战,给敌人以重大的杀伤,将战线迅速推到清川江以南。与此同时,我军在东线黄草岭一带有力地牵制和打击敌人的冲击,保证了西线的胜利。这一战役共歼敌15800多人,粉碎了敌人妄图在“感恩节”前全部占领朝鲜的计划,取得初战的胜利,开始扭转朝鲜战争的危险局面。

第二次战役,从1950年11月25日至12月24日,历时一个月。第一次战役后,美国侵略者再次集结20万兵力,在绝对优势的空军、坦克和大炮的配合下,发动了所谓“圣诞节回国”的总攻势,妄图在12月25日前全部占领朝鲜。中朝人民军队利用敌人的骄横情绪,扩大敌人的错觉,佯装后撤,“让敌人更放胆深入,使敌人战线拉得更长”,以便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于是,西线我军主力后撤到清川江以北的北镇东西地区,撒下大网,待敌深入而歼之。当敌人进入宁远、新兴洞、云山、泰川、定州等地区时,我军出其不意,于11月25日发起反击,采取战役迂回、断敌退路、分割围歼的战术,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随即乘胜追击,于12月6日收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平壤。在东线,我军于11月27日至12月初在长津湖地区歼敌一部分,残敌由海上逃走。这次战役共歼敌36000多人,摧毁敌汽车6000多辆、坦克炮车1000多辆,将敌人赶回到“三八线”以南,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场的局势。

第三次战役,从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7日,历时八天。敌人被迫撤回“三八线”以南后,利用原有工事,在东西400余里长、纵深140里宽的地带建立了三道防线,企图阻止我军继续前进。我军趁敌人立足未稳、援兵未到之机,采用正面多路渗透战术,于12月31日晚,分八路全线发起攻势,强渡临津江,飞渡汉江,杀向敌人纵深阵地,冲垮敌人的三道防线,并于1951年1月4日解放汉城,8日又克仁川,将战线迅速推进至“三七线”。这时,敌人企图重施仁川登陆故技,把兵力结集于洛东江预设防线,日退30公里,诱我南下深入,远离后方,然后再从我军后侧登陆,造成南北两面夹击我军之势。我方及时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于1月7日断然下达停止追击、转入休整、准备再战的命令,我军即停止于“三七线”水原一线,休整待机,保持了战略上的主动。这次战役又取得了歼敌19000多人的胜利。

第四次战役,从1951年1月27日至4月21日,历时近3个月。敌人退至“三七线”后,为了挽回败局,又纠集了23万人的兵力,在大量的飞机、坦克和大炮的配合下,于1月27日,向我军发动了全线进攻。我军在极度疲劳、人员未补充、粮弹供应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开始了英勇顽强的汉江南岸狙击反击战。在西线,我军以一部兵力狙击敌人;在东线,我军集中主力突然向最薄弱而又突出的横城地区的敌人发动强大的攻势,一举歼敌12900多人,解放横城,旋即转入全面机动防御战,歼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为了保持战略上的主动,3月14日,我军主动撤离汉城、横城一线,接着又主动撤出汉江两岸,继续进行阻击战。敌人虽然推进了100多公里,占领了“三八线”以北的一些地区,但是却付出了被歼78000多人的重大代价,超过了前三次战役中被歼的总和。

这时,气急败坏的美军侵朝总司令麦克阿瑟,要求美国政府把战争扩大到中国,轰炸中国东北工业基地、大城市,封锁中国沿海港口,使用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军队。但是,美国总统杜鲁门鉴于四次战役的惨败,深感战线太长,兵力不足,同时为了推卸战争失败的责任及平息内部的争吵,于4月11日突然下令撤掉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远东美国陆军统帅等职务,以侵朝美军第八军军长李奇微接替。

第五次战役,从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历时50天。第四次战役后,敌人企图在我侧后的西海岸线进行两栖登陆,在元山、安州一线建立所谓“朝鲜蜂腰部的新防线”,从南北两面向我军夹攻。针对这种形势,我军除加强元山一线的海岸线防御外,从4月22日开始,在正面战场上先后向敌人发动了两次强大的反击战和一些前哨战。在这次战役中,在中线,我军打到了议政府、春川以南地区;在东线,我军一举解放了襄阳,一直追至江陵以北地区。在历时一个月的战斗中,共歼敌46000多人,在整个战线上将敌人击退了50~70公里。由于我军前进较远,易遭敌人分割包围,从5月22日起,主动向“三八线”以北有利地区转移,继续狙击敌人。在以后三个星期阻击战中,我军又歼敌36000多人。整个第五次战役,共歼敌82000余人,粉碎了敌人企图在我侧后登陆、建立所谓“朝鲜蜂腰部的新防线”的阴谋,并把敌人赶回“三八线”附近。

总之,我志愿军出国后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的七个半月中,五战五捷,共歼敌23万多人,其中美国侵略军8万多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图们江边打回“三八线”附近,迫使敌人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粉碎了敌人侵占全朝鲜,进而进攻中国的迷梦,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战争的局势,奠定了朝鲜战争胜利的基础。从此以后,中朝部队即由战略进攻转为积极防御的阵地战,在横贯朝鲜250公里的战线上,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构筑了一道坚固的以坑道为骨干的、相互连接的纵深防御工事体系,依托这个工事体系,运用阻击、袭击、反击、伏击和狙击等战术手段,胜利地进行了阵地防御作战,把战线牢牢地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美帝国主义在战场上遭到中朝人民军队五次重大战役的沉重打击后,在全世界人民要求和平的舆论压力下,被迫接受了苏联政府1951年6月23日提出的关于停战谈判的建议。7月10日,停战谈判在“三八线”以南我方防区的开城举行。但是,美帝国主义并没有和平谈判的诚意,一方面在谈判桌上进行政治讹诈,妄图在谈判桌上得到它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另一方面在战场上不断发动新的军事攻势,企图以军事压力来迫使我方屈服和让步。我方的策略是针锋相对,一方面在谈判中坚持原则,揭露敌人破坏谈判的种种阴谋,并公之于世,使全世界人民认清美帝国主义假和平真战争的嘴脸,从而迫使美帝国主义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另一方面,在战场上给来犯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其无理要求和扩大战争的阴谋,我军就跟它一直打下去,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为止。这样,从1951年7月到1953年7月的两年零一个月中,中朝人民军队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一场历史上没有过的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以打为主的军事与外交相交织的尖锐激烈的斗争。

在1951年7月26日的谈判会议上,美帝国主义荒谬地提出将军事分界线建立在“三八线”以北的我方控制地区内,企图不费一枪一弹占领我方12000公里土地的无理要求,被我方坚决拒绝。8月18日,美帝国主义集中8个师的兵力,向我方东线发动了所谓“夏季攻势”,接着又于9月29日向我方西线和中线发动了所谓“秋季攻势”。与此同时,为了配合其夏、秋季攻势,对中朝人民军队后方和后方运输线实行大规模的日夜轮番狂轰滥炸的所谓“绞杀战”,企图切断我方前线的粮食弹药的供给,卡住我方军队脖子,迫使我方与其订立城下之盟。

面对美帝国主义的新攻势,在前线,中朝人民军队坚决地顶住了敌人的进攻。从8月中旬起,经过一个月的英勇抗击,逐山争夺的激烈战斗,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夏季攻势”,接着又在9月底到10月下旬,粉碎了敌人的“秋季攻势”。我军在粉碎敌人的夏、秋两季攻势中,共歼敌25万人,超过了五次战役中歼敌的总和,把战线牢牢地稳住在“三八线”附近。在后方,中朝军民紧密合作,以大无畏的气概同美国空军的所谓“绞杀战”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搏斗。在战斗中,总结和摸索出一套有效地对付美国侵略军“绞杀战”的办法,建立了一条炸不烂、打不垮的钢铁运输线,不仅保证了前线的供应,而且将运输效率提高了几倍、几十倍。美国侵略军第八军司令范佛里特在汉城记者招待会上也不得不承认:“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美国侵略军发动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绞杀战”相继破产后,竟公然不顾国际公法,于1952年初采取了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它开始在朝鲜北部继而在中国东北地区撒布大量含有鼠疫、霍乱、伤寒和其他传染病的毒虫,企图以此来摧毁我人畜和农作物,从根本上削弱中朝军民的战斗力。中朝两国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防疫卫生运动,采取种种措施,动员一切可能的人力、物力、药力扑灭带菌毒虫。同时,中朝两国政府先后发表声明,强烈抗议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罪行,以大量确凿证据向全世界人民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极大公愤。这样,美帝国主义完全陷于世界人民的声讨、审判的被告地位。4月28日,“细菌将军”李奇微下台,由美军上将克拉克接替。

克拉克上台后,为了挽回败局和迫使我方接受其无理的谈判要求,10月又发动了一年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攻势。美帝国主义集中优势兵力,采取中间突破、分割包围战术,企图先夺取我方金化以北的上甘岭阵地,然后拿下五圣山,压逼我方后退。从10月14日开始,美国侵略军先后投入了6万多人的兵力,出动3000多架飞机和170多辆坦克,动用18个炮兵营,进攻我方当时只有两个连把守而面积不到3.7平方公里的狭小阵地——上甘岭。战斗空前残酷激烈,在44天的争夺战中,敌人共向这块阵地倾泻了近200万发炮弹和5000枚炸弹,把上甘岭的山头削平了2米,发动了900多次冲锋。但是,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依托坑道工事,英勇顽强固守阵地屹立不动。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终以歼敌27000多人而胜利告捷。

一年的谈判经验说明,要迫使敌人彻底认输,就必须在军事上再给它以更大的打击。从1953年5月中旬到7月下旬,中朝人民军队发动了三次强大的夏季攻势。在两个多月的夏季攻势中,我方先后在北汉江两岸、西线临津江右岸、东海岸以及前线敌人各个据点发起强大的反击战,占领了敌人前沿阵地,楔入敌人的纵深阵地,打乱了敌人的整个防御体系,把整个战线迅速地向南推进,扩大阵地240多平方公里,歼敌12万余人。美国侵略者在形势更加不利的情况下,不得不于7月27日同中朝方面在板门店签订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历时三年零三十二天的朝鲜战争,以中朝人民的辉煌胜利和美国侵略者的惨败而告结束。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的同时,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国内开展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全国有80%以上的人口参加了抗美援朝的爱国行动。全国各族人民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全国各地掀起了空前踊跃的报名参加人民志愿军的热潮,到处出现了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相争入伍的感人事迹。各地报名参军的人数往往超过计划征集的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如浙江省,争相报名入伍的达100万人以上。还有成千上万的铁路职工、汽车司机、医务人员和民兵纷纷组织了运输队、担架队、医疗队到朝鲜前线担任战地的运输、勤务和医疗工作。争相报名赴朝的铁路员工人数达到全国铁路员工总数的80%以上。各族人民广泛地开展了捐献武器、慰问志愿军和优待烈军属的运动。截至1952年5月,全国人民共捐献了相当于3710架战斗机价值的捐款。无数的慰问信、慰问品源源不断地送到了朝鲜前线。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大大推动了国内各条战线的工作。各界人民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增产节约运动。工人阶级开展了生产竞赛,为抗美援朝前线的需要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广大农民开展了爱国增产运动。到1952年,我国的粮食和棉花的产量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最高水平,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前线。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激发了爱国主义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热情,为我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积极作出贡献。

历时三年多的朝鲜战争,是美国作战史上规模较大的一次战争。它动用了本国陆军的1/3、空军的1/5和大部分海军作为侵朝战争的主力,又盗用联合国的名义,纠集了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军队,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朝鲜战争,其开支高达800亿美元,仅直接战费的消耗就在200亿美元以上。但是,最终还是被装备劣势而士气旺盛的中朝人民军队打败了。三年多的朝鲜战争,中朝人民军队共歼灭敌人109.3万多人,击落击损敌机多架,击沉击伤敌人各种舰艇257艘、各种船只290多只,击毁击伤敌人坦克2690多辆、汽车1.3万多辆,击毁和缴获敌人大量的其他作战物资,赢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和军队的有力支援下,在中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和鼓舞下,英勇奋斗,不怕牺牲,表现出了惊天动地的英雄气概,出色地完成了党和全国人民的重托。在战斗中涌现出30多万名战斗英雄和模范,其中,杨根思、黄继光、郭忠田、黄家富、孙占元、邱少云、罗盛教等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他们的英雄事迹和全体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丰功伟绩在世界人民正义战争史上万古流芳。

抗美援朝斗争的伟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和我国的安全,保卫了亚洲和世界和平,也为我国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抗美援朝斗争的伟大胜利,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自由和解放的勇气与信心。对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个胜利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用战舰和大炮霸占弱小民族国家和地区,实行殖民统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抗美援朝斗争的伟大胜利,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和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运动和各项社会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加速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抗美援朝斗争的伟大胜利,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力量,并使我们的军队和人民经历了现代化战争的考验,取得了现代化作战的军事经验,这对于我国建设一支现代化的海陆空三军和其他各兵种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二、消灭农村封建剥削制度。空前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

新中国成立以后,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约有1.6亿人口)的土地改革已经完成,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广大新解放区(约有31000多万人口)的土地改革尚未开始,农民群众仍受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缚。根据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决议,为了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摧毁农村封建剥削制度和打倒封建势力,党在领导抗美援朝斗争的同时,在全国广大新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解放后的土地改革运动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它是根据解放后的具体情况有准备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的。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新解放区,党和政府领导人民首先广泛地开展了清匪反霸和减租减息的斗争,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基本上肃清了匪患,安定了社会秩序。从政治上、经济上打倒了封建地主阶级当权派,废除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保甲制度。接着,普遍召开了县、区、乡三级人民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初步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了农村基层政权,培养了一批农民积极分子。这就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具体情况,党中央结合20多年来领导土地改革的经验,修改和起草了有关土地改革的各种法令和文件。1950年3月12日,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一份给中共中央中南局并华东局、华南局、西南局、西北局的关于《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的通知,提出了在土地改革中暂时不动富农的意见。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正式提出把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6月14日至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改革封建土地制度问题。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30日由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在全国施行。接着,在7—8月,中央人民政府又先后颁布了《农民协会组织通则》、《人民法庭组织通则》、《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等文件。这些法令和文件是党和政府指导土地改革运动的基本文献。

为了有准备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土地改革,党中央还决定,从1950年冬季开始,用两年半或三年左右的时间,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在全国分期分批地完成土地改革。第一批从1950年冬季开始到1951年春季,首先在华北、华东、中南、西北等12000多万农业人口的地区进行;第二批从1951年冬季开始到1952年春季,在华南、西南等约11000万农业人口的地区进行;第三批从1952年冬季开始到1953年春季,主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约3000万农业人口中进行。中共中央还规定,在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之前,县以上的领导机关都要选择少数地区进行典型试验,在做法上采取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在总结已取得的经验的基础上,分批开展,并要求各地区立即集训一批土改工作干部,分赴各地进行土改工作。

经过了充分准备之后,从1950年冬季开始,一场规模空前的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

在这场运动中,党的土地改革总路线和总政策同解放战争时期基本一样,就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就是这条总路线和总政策的具体化,同时根据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新情况作了某些新的规定。其中最大的变化是采取中立富农的政策。

采取中立富农的政策是必要的、正确的。第一,在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战争主要是依靠广大农民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为了满足占农村人口70%左右的贫农、雇农的土地要求,对富农采取征收其多余的土地财产的政策是必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战争在大陆上已经基本结束,国家可以用贷款、救济等办法来帮助贫农、雇农解决生产上和生活上的困难,以弥补他们少分得的一部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缺陷。第二,这次土地改革规模之大是空前的,在土地改革中只动地主暂不动富农,能更有效地孤立地主。同时富农的政治态度这时也比以前有了改变,中立富农,可以更好地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扩大反封建统一战线,并防止乱打乱杀现象的发生。第三,解放初期,我们的主要敌人是三大敌人的残余势力,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三大敌人的残余势力,我们在策略上不能四面出击,树敌太多,因此,对富农经济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政策。第四,土地改革是同民族资产阶级有密切联系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朋友,采取新的富农政策,可以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有利于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六条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富农所有之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

土地改革运动要彻底消灭几千年来农村的封建剥削制度,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封建地主阶级不会自动地放弃阶级剥削、封建特权和交出土地财产,必然要千方百计地进行反抗和破坏。他们中有的分散和隐藏土地、财产和其他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企图逃避没收和斗争;有的隐瞒地主成分,伪装积极,骗取信任,混进农会,篡夺领导权,从内部破坏土地改革;有的用金钱、财物、粮食、美女拉拢腐蚀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使之蜕化变质,成为地主在农会里的代理人;有的利用亲戚和宗族关系,派遣心腹、走狗混进农会,暗地进行破坏土地改革的活动;有的散布谣言,挑拨离间,制造农会干部之间、干部同群众之间、群众之间的不和及纠纷,从中逃避斗争和破坏土改;有的隐藏地契,私藏武器,等待时机,妄想变天;有的毁坏农具,宰杀耕畜,甚至纵火放毒、刺杀干部,或聚众闹事,组织反革命地主武装暴乱。地主阶级的种种反抗和破坏土地改革运动的事件,几乎到处都有发生,有的地方发生农会干部、积极分子全家被惨杀,甚至发生全村被洗劫、村民被屠杀的严重事件。

从1950年冬开始,党和政府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领导土改运动,每年达30万人以上。他们在农村访贫问苦,与贫苦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举办农民积极分子短期训练班,召开农民代表会议,逐步地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由少数的贫雇农小组发展到包括中农在内的农民协会;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吐苦水”、“挖穷根”、“算剥削账”、讨论“谁养活谁”等方式,用农民群众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农民,提高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使广大农民自觉地行动起来同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对罪大恶极和破坏土改的恶霸和不法地主,则召开审判斗争大会,穷苦农民进行揭发、控诉,由人民法庭依法逮捕、惩处。这样,经过这一系列斗争,地主阶级的威风被打下去,农民阶级的统治权力牢固了。在这个基础上,经过划分阶级后,开始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统一地合理地按照人口、用抽补调整的办法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对地主也同样分给一份,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为新人。最后,由农民协会召开大会,烧旧契,发给土地所有证,庆祝翻身,动员生产。

在农村,建立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包括中农在内的占农村总人口90%以上的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贫农和雇农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他们约占农村人口的70%,依靠他们是胜利完成土改任务的首要的基本原则。中农占农村人口的20%~30%,是极为重要的劳动者,要团结中农就必须严禁侵犯中农的利益。同时,保证各级农民协会领导成分中有1/3的人是中农积极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中许多人与土地问题有密切联系,要稳定民族资产阶级,以便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地主阶级和其他反对土改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实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家组织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工商界以及文化、教育界人士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使他们在斗争中受到教育和锻炼。

到1952年底,全国大陆农村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外,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全国3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了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及其他财产,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缴纳的约70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从此,广大农民真正获得了翻身解放。

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胜利,摧毁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巩固了工农联盟,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并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土地改革运动的胜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斗争,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在土地改革运动胜利的基础上,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党和人民政府引导广大农民实行互助合作,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积极而又稳步地发展。1950年全国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有1131万多户,占农户总数的10.7%。1951年增加到2100多万户,占农户总数的19.2%。195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此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到1952年,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的40%。

三、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运动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蒋介石国民党集团逃窜台湾的前夕,在大陆上有计划地潜伏和残留着一大批反革命残余势力,其中,反动党团骨干分子60多万人,各种特务、反革命分子60多万人,溃散的政治土匪200万人。还有散居各地的一批恶霸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他们散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兴风作浪,破坏捣乱,残害人民,无恶不作。特别是西南、华南最后解放的地区,上述几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互相勾结,反革命破坏活动更为猖獗。为了保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运动的顺利进行,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人民政府对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必须实行坚决的镇压。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年中,全国共剿灭土匪数十万人,破获重大的特务案件664件,破获国际间谍案件9起,捕获特务、反革命分子13800多人,对一些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给予严厉的镇压,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反革命的破坏活动。

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内各地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又猖狂地活动起来。他们错误地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时机已到。他们四出活动,炸毁工矿企业、破坏铁路交通桥梁、收集军事经济情报、烧毁仓库、抢劫物资、纵火放毒、造谣惑众、刺杀干部、残杀群众,甚至组织反革命地下军,进行反革命武装暴乱。触目惊心的反革命事件之一,就是1950年10月1日国庆节前夕被我破获的美帝国主义间谍阴谋炮轰天安门检阅台的反革命案件,美帝国主义间谍李安东、山口隆一等在美国战略情报局、东京美国占领军总部和前美国驻华大使馆北京武官处的策划和指挥下,绘制了天安门形势图,准备在我国国庆大典时,用“六〇”迫击炮炮击天安门检阅台,杀害我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一罪恶阴谋,于9月26日被我公安机关破获,未能得逞。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及时地发出了《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全面贯彻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应根据已掌握的材料,对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按照其罪恶大小轻重,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该管制的管制,分别处理;对真正坦白或立功者,也应分别予以宽大的待遇。《指示》特别强调指出,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必须坚决镇压,依法惩办。《指示》还要求各地人民政府对反革命的处理,要“公布判决,在报纸上发布消息”,“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根据这一指示,各地党委、各级政府广泛地发动群众,从1950年12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了一场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为了指导运动健康而胜利地发展,1950年12月至1951年9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和批阅了一系列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的文件和批示,为党制定了指导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一套方针和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1950年12月提出的“镇压反革命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和1951年5月提出的“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指导方针,并指出,这是“继续深入镇压反革命工作和取得完满胜利的保证”。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重策略,要认真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不可偏废。所谓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既不要放过一个反革命分子,也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处理反革命案件必须走群众路线,必须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反对逼供信。所谓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革命分子,逮捕应逮捕的一切反革命分子。对那些有血债的、罪大恶极的、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首恶分子,必须给予狠狠的打击,坚决杀掉一批。实行镇反中党的群众路线,就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专门机关和群众斗争相结合,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条例根据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规定了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则和方法,使镇压反革命斗争有了法律的依据和量刑的标准。1951年春夏,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形成了全国性的高潮,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全国90%以上的人都投入了这场斗争,反革命分子陷于我公安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天罗地网之中。

在镇反中,各地人民政府依法镇压了一大批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反革命首恶分子,处决了一批两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东霸天”、“西霸天”。1951年3月,北京市首先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在处决之前,召开了市、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各界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会上展出了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的大量罪证,并由受害者进行血泪的控诉,随即将该杀的反革命分子押到他们过去横行不法、残害人民的地区,由人民法院开庭公审后宣布罪状,当场判刑,就地枪决。继北京之后,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和全国各地都先后照此办理。在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威力下,反革命残余势力内部土崩瓦解,反革命分子纷纷被迫投案自首,成股的政治土匪向我缴械投降,农村的反攻倒算的地主也被迫向农会低头认罪,以求宽大处理,少数尚未暴露的反革命分子在这种形势下惶惶不可终日。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拍手称快,热烈赞颂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措施,欢呼“人民政府有法有天”、“为民除害”,欢呼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决定性的胜利。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刻,为了总结经验、巩固已取得的成果,1951年5月10日至16日,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会上,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作了报告,大会一致通过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报告和决议总结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七个月来的经验,决定今后镇反工作采取谨慎、收缩的方针,确定了今后斗争的任务。根据这个方针,决议规定:必须严格审查杀人名单,凡有血债或其他最严重的罪行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地判处死刑,迅即执行;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判处死刑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决议还规定了“两可”政策,即: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决议规定:把捕人和杀人的批准权一律上收,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区专署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对涉及有关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分子的捕判,须报请中央批准。决议还对在共产党内、人民政府系统内、人民解放军系统内、文教界、工商界、宗教界、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内等八个方面清理出来的反革命分子的处理也作了具体规定。决议对今后镇反斗争任务作了明确规定,主要是集中力量清理现有积案和组织犯人劳动改造,对隐藏在党内、军政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则进行有计划的清查,强调对这项清理工作必须查实证据,慎重处理。

从1950年冬开始的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迅速而又健康地、轰轰烈烈而又扎扎实实地深入发展,到1952年底1953年春,历时两年半,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伟大胜利,基本上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在我国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纯洁了国家机关,挖掉了隐患,安定了社会秩序。

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伟大胜利,造成了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社会安定局面,使抗美援朝战争有了坚实而可靠的后方,保证了土地改革及其他各项社会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为后来我国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可靠的保障。第四节 “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整党建党运动

一、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反”、“五反”运动

1950年上半年全国金融物价趋于稳定后,根据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党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现有工商业进行了合理的调整。

调整工商业,包括调整国营与私营之间、国营与国营之间、私营与私营之间的关系,也包括调整工业与商业之间、金融与工商业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企业内部的关系,以及进出口贸易关系,范围很广,但最主要的是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三个基本环节。

在调整公私关系方面,党和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扩大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和产品的收购,把私营工业逐步地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上来,按照国民经济的需要进行生产,逐步消灭私营工业的生产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这样,既可充实增强国营商业的物质力量,调剂市场,稳定物价,又有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商业方面,调整公私商业的经营范围和价格。人民政府在经营范围上适当地扩大私营商业经营的商品品种;在价格政策方面,在照顾产、运、销三个方面利益的原则下,适当地调整零售与批发之间、产区与销区之间、季节与季节之间、原料与成品之间等方面的价格比例,使私营商业有利可图。此外,人民政府还对私营商业发放贷款,调整赋税,以及在市场管理上采取一些活跃城乡物资交流等办法。

在调整劳资关系方面,党和政府主要根据下述三项原则来合理处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1)在私营企业中必须确认工人的民主权利;(2)必须首先从有利于发展生产出发;(3)劳资问题由劳资双方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政府仲裁。为此,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劳资协商会议来调解劳资争议,协商克服企业困难。这些措施,对发展生产、改进经营起了很大作用。

在调整产销关系方面,党和政府按照以销定产的原则,根据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具体地指导各行业的产销计划,使整个社会的产销之间逐步趋于平衡,使私营企业初步走上计划生产的轨道。

总之,调整工商业就是在承认私营工商业存在的条件下,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逐步地把私营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按照统筹兼顾的方针,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初步改变了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并为我国下一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条件。

经过大量的合理调整工商业工作之后,为了进一步发挥私营工商业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和规范私营工商业的活动,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12月公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私营企业必须执行政府制定的产销计划和颁布的一切有关劳动法令,不得经营核准范围以外的业务,并具体地规定私营企业应得的盈余比例数为15%~30%。

经过全国范围的工商业合理调整,我国的财政经济状况迅速好转,出现了新的局面。工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城乡市场出现了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繁荣景象。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指导下,渡过了困难的局面,有了相当大的恢复和发展,使之发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作用,并逐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而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则逐渐被淘汰。根据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重庆、西安、济南、无锡、张家口10个大中城市的统计,1950年第二季度,私营企业开业的只有5903家,而歇业则达12750家。经过调整后,到第三、四季度,开业的就有32674家,而歇业的只有7451家,开业超过歇业25223家。1951年同1950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户数增长了11%,职工人数增长了11.4%,生产总产值增长了39%。私营商业户数增长了11.9%,从业人员增长了11.8%,批发额增长了35.9%,零售额增长了36.6%。

工商业调整后的1951年,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这一年,其所获得的利润大大超过了在解放以前的任何一年。仅以上海为例,上海市的私营工厂在解放前夕,平均开工率不足30%,商业处于半停业、停业的悲惨状态。1951年,上海市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润(不包括偷税漏税等非法牟取的暴利)就达6亿元以上,加上1950年所获得的纯利3亿元,两年合计9亿元以上,如果加上这两年的偷税漏税等非法取得的暴利,两年中上海资本家所取得的利润至少在15亿元以上。

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剥削阶级也有它的消极性、反动性的一面,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资本主义的反动一面进行限制和斗争。资本主义的反动性就是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一面也就暴露出来了。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资本家如果能得到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我国的民族资本家虽经党和人民政府不断教育,但仍有些人恶习不改。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全国土地改革运动顺利进行,社会上的购买力迅速增长,国内市场开始活跃。抗美援朝斗争所需的各种军需用品和生活资料大量增加,国内经济建设规模逐步扩大。面对着这一日益扩大的国内市场,资产阶级唯利是图、追逐暴利的恶习膨胀起来。他们中不少人违背《共同纲领》,反对国家的限制,不惜破坏国家的经济建设,再一次向工人阶级、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资产阶级这次新的进攻同解放初期第一次明目张胆的进攻不同,他们当时已经不可能公开地在市场上同国营经济争夺领导权,而是利用同国营经济的联系,采取更加隐蔽的方式,利用各种非法的手段,进行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的违法活动。

偷税漏税是私营工商业中普遍存在的违法行为。不法资本家偷漏营业税和所得税,伪造假账、单据、证件,设假户头,少记收入多记开支,大量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是不法资本家破坏国家经济建设事业和损害人民日常经济生活,牟取非法暴利的一种主要手法。他们一方面秘密串联,相互勾结,以提高成本、价格来要挟和拒绝国营企业的加工订货任务;另一方面在承受国家机关、国营企业的加工订货时,采取以次充好、以假冒真、虚报成本、粗制滥造、抬高价格等不法手段。

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进行投机倒把,扰乱市场,从中牟取暴利也是不法资本家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的惯用手法。行贿是不法资本家进行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非法活动的一种主要手段。不法资本家勾结国家机关、经济企业部门内部某些受贿赂受腐蚀的工作人员,“打进去”、“拉过来”。他们利用金钱、享受、美女等拉拢、引诱、腐蚀国家机关和经济企业部门中的少数意志衰退的干部,供其所要,投其所好,“送回扣”,“入干股”,“分红利”,由小到大,由浅入深,逐步地把他们拉下水去,然后内外配合,合伙作案,共牟暴利。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告诫全党:“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和腐蚀下,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中的少数干部滋长着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有的追求个人物质享受,讲究阔气排场,大肆铺张浪费,糟蹋国家建设资金;有的沾染着官僚主义恶习,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有的同不法资本家勾结,堕落成为蜕化变质分子。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署专员张子善就是蜕化变质的一个典例。刘青山、张子善早年参加革命,进行过艰苦的斗争,立过功劳。但是,他们却在全国胜利后的两年多的和平环境中,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逐渐腐化堕落。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竟不顾党纪国法,凭借职权,盗窃机场建筑款、救济灾区贷款、干部家属救灾粮、地方粮、治河款,剥削克扣民工工资,骗取银行贷款等,共贪污盗窃了1554900多元的巨款。

1951年11月至1952年3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发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及时地向全党作出了深入开展“三反”、“五反”斗争的决定,并首先部署了在党、政、军和人民团体内开展“三反”运动。

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指出:“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12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增产节约运动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1952年1月1日,毛泽东在元旦团拜会上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要求各单位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于是,从1951年底起,一场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在全国党、政、军、民内部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

在党的领导下,1952年初,一个群众性的大检举、大揭发、大清理的高潮掀起了,“三反”运动进入高潮。在高潮中,党和政府及时地公布了一批大贪污大盗窃案件,分别召开了地区性的坦白检举大会或公审大会,贯彻党关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1952年1月,党和政府向全国人民公布了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罪行和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并于2月经人民法院公审后,依法判处死刑。2月1日,北京市召开了公审贪污犯原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原中央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宋德贵等七人的大会,对罪证确实,拒不坦白交代的大贪污犯薛昆山、宋德贵判处死刑;对能彻底坦白并有检举立功表现的,宣布免除刑事处分,予以释放;对其他贪污分子则根据罪情,分别判处徒刑。全国各地也先后召开了公审大会,对大贪污盗窃犯作了类似处理。

从1952年3月开始,“三反”运动进入核实定案处理阶段。3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接着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党和政府的各级地方组织,根据上述文件所规定的关于“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多数从宽,少数从严;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般从宽,恶劣从严;党外从宽,党内从严”的方针和政策,对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犯有不同程度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错误行为的人员,分别作出不同的处理。到1952年夏季,历时半年的“三反”运动胜利结束。

在“三反”运动中,揭发出不法资本家同国家机关中的某些贪污分子相勾结的严重情况。因此,在“三反”运动深入开展的同时在工商界中开展了“五反”运动,“三反”和“五反”紧密配合,互相促进,狠狠地打击不法资本家的“五毒”活动,击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及时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指出: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指示要求各级组织在2月上旬进入“五反”战斗,在斗争中要把工人和群众的力量作精密的部署,注意斗争策略,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建立“五反”统一战线,把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彻底孤立起来,并给予必要的惩处。于是,从1952年2月开始,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张旗鼓的“五反”运动。“五反”运动是工人阶级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上海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地区。运动开始后,有些不法资本家顽固抵抗,企图破坏“五反”运动。3月25日,上海市市长陈毅在上海市、区增产节约委员会扩大联席会上作报告,严厉驳斥了上海不法资本家破坏“五反”运动的种种谬论,指出了上海不法资本家是“五毒俱全”、“毒气熏天”,他严正警告不法资本家:人民政府和人民对你们的罪行已经再不能容忍了,除非你们翻然悔改,按照人民政府的法令,彻底坦白,退出赃款赃物,保证以后不再重犯,否则,人民政府和人民将决不会宽恕你们,对你们的猖狂进攻必将给以经济上的打击和法律上的制裁。陈毅号召全市人民,特别是工人、店员和职员,立即行动起来,积极投入战斗,争取上海市“五反”斗争的彻底胜利。

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斗争,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在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强大攻势下,不法资本家破坏“五反”运动的阴谋纷纷破产,“攻守同盟”相继瓦解,许多不法资本家坦白交代了自己的“五毒”罪行,低头认罪,极少数企图顽固到底的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大盗窃犯一个个地被揭发出来,得到应有的惩罚。“五反”运动仅仅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基本上被粉碎了。从3月以后,“五反”运动便逐步地转入了定案处理阶段。

在定案处理阶段,中共中央多次重申:党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仍然不变,民族资产阶级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仍然享有它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但对于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猖狂进攻,必须坚决回击,对不法资产阶级分子应视其违法情节轻重及其悔改态度,分别给以应得的处分。对罪大恶极的极少数不法资本家必须坚决打击;对正当经营的资本家必须给予保护。3月5日,毛泽东根据“五反”运动的进展情况,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方法》。指示规定了处理违法的工商户的五条基本原则,具体划分了私营工商户的五种类型。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五条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将来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指示还根据有无违法行为和违法行为的轻重大小以及违法性质的恶劣程度,把私营工商业户分别划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等五种类型。

这样分类处理的结果,在全国各大城市中,第一、二类占70%左右,是团结的对象,第三类占25%左右,是争取的对象。这两类加起来,人民政府就团结、争取了工商业户的95%左右,打击面缩小到5%的第四、五类,而在这5%左右中,又着重地打击只占1%左右的第五类。这样就团结了工商界的绝大多数,孤立、打击了极少数,特别是只占1%左右的大违法盗窃犯,从而使“五反”运动健康而深入地顺利进行,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辉煌的胜利。195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鲁言关于结束“三反”和“五反”问题的两个报告,“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三反”、“五反”运动挽救了许多干部,教育了全党同志,也教育了民族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一次改造。这个运动的伟大胜利,粉碎了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在社会风气上,也有力地清除了旧社会的污毒,起了移风易俗的作用。在运动高潮中曾经发生的某些斗争扩大化和逼供信的现象,在定案处理过程中逐步得到了纠正。

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1951年9月,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开展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到1952年底胜利结束。

中国共产党历来就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国家,更必须善于团结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虽然受过帝国主义和反动阶级的种种影响,但是他们绝大多数同时也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他们是爱国的。因而一部分参加了革命,一部分同情革命,多数对革命抱着中立的观望态度,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所以,党和人民政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为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安排了适当的工作,其中一部分还分配到负责的岗位;对原来失业的知识分子帮助他们就业;对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人物给以应有的政治地位。在政治思想方面,帮助他们重新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组织他们参加各项政治运动,使他们在学习和运动中逐步地改造自己。

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首先从北京、天津的教育界开始。1951年9月下旬,北京、天津两市22所高等院校教师3000多人,开展了以改造教师思想、改革高等院校教育为目的的学习运动。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向京津两市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作了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的动员报告,就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中如何确立革命的立场、观点、方法等重要问题作了详尽的说明,号召知识分子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首先是自我批评,努力使自己锻炼成为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战士。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在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开展学习运动,号召他们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此后,继北京、天津之后,全国各地大、中、小学的教师和高中以上的学生相继开展了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1952年1月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发出了《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号召各民主党派、各级政府机关、各人民团体以及工商界和宗教界人士参加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于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从教育界开始逐步扩大到文艺界、科技界、民主党派、各级政府机关、各人民团体、工商界和宗教界中的广大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中,党和政府一方面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广大知识分子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分期分批地组织广大知识分子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各项政治运动,帮助他们通过实践斗争的锻炼,在政治上思想上得到提高。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到1952年秋基本结束。经过思想改造,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但在学习运动中,有的单位要求过急过高,方法简单,使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感情受到伤害。

党在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同时,还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调整和改造。为了培养国家建设人才的需要,党和政府普遍地开办了培养工农干部的干部学校、技术学校、各种短期训练班和补习班。建立了从小学教育到高等教育的人民教育的新制度;继承和发展解放区教育工作的优良传统,并参考苏联的经验,对旧学制,从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对高等学校的设置、分布和科系分工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工作。此外,对文学、艺术、体育、医药卫生等社会文化事业,也进行了有步骤的、谨慎的整顿和改造。在农村,普遍地开始了扫盲运动。

三、中国共产党的整风和整党运动

全国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执政党,成为领导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党的正确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发展的根本保证。因此,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保持执政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成为摆在全党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党在全国人民中有着崇高的威望,也由于革命的需要,党的队伍迅速地扩大了。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是光荣伟大的党,党的组织和广大党员经受了民主革命时期的严峻斗争考验,在全国胜利以后,继续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各条战线上起了先锋和模范作用,推动着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但是,由于革命的胜利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部分老党员、老干部中滋长了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出现了计较个人地位待遇、贪图个人享受、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的恶习。极少数人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击中而堕落成为蜕化变质分子。同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51年“七一”前夕,党员已经超过了500万人,其中约有200万人是1949年和1950年入党的新党员。在这一大批新党员中,党组织还来不及对他们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其中有些人是带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加入党组织的,思想作风不纯;有的基层党组织在发展新党员时没有实行严格认真的审查,把一些不具备党员条件的人接纳入党;个别的投机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也混进党内。上述这种情况,造成了某种程度上党在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的不纯现象。

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纠正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密切党和人民的联系,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整风运动的重点是各级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因为这些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作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直接关系到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声望,以及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胜利与失败。整风运动的方法和步骤,是自上而下地逐级召开干部整风会议,学习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其他指定的有关文件,结合总结工作中的主要问题,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思想作风的主要偏向,以提高思想,改进工作,改变作风。这次整风运动经过了半年多的时间,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于1950年冬基本结束。经过整风运动,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改进了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了党的战斗力。

1951年2月中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整党和建党的指示。会议决定用三年时间,对党的基层组织有步骤有准备地进行一次全党整顿。3月28日至4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上,刘少奇作了报告和总结,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领导与团结全国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必须在对全体党员进行共产党员八项标准教育的基础上,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此后,全国规模的整党运动逐步展开。

这次整党运动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觉悟阶段。学习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著作和指定的其他关于整党的文件,目的是在全党普遍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广大党员真正懂得做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八项标准。这八项标准是:切实了解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每个共产党员必须有终身英勇地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决心,在任何环境下,不退缩,不叛变党,不投降敌人,不蜕化;每个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和革命工作,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并与党内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作不调和的斗争;每个共产党员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摆在自己私人利益之上,党员的私人利益必须服从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每个共产党员必须经常地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检讨和改正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每个共产党员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虚心地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及时地向党反映,并把党的政策向人民群众作解释,领导群众前进;每个共产党员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的思想和政治水平。

第二阶段是登记、审查和处理阶段。在学习文件和党员标准教育的基础上,对所有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党组织对每一个党员的历史和政治经历以及表现,全部审查清楚,并根据党员的八项标准衡量每个党员的政治表现和工作中的优缺点,然后作出结论和不同的处理。对于具备共产党员条件而又存在缺点的党员,要求他们继续努力,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对于不完全具备共产党员条件并有严重缺点的党员,只要他们愿意改正,可以在一个时期内保留他们的党籍,并帮助他们进行改造和提高,争取让他们尽快地把自己锻炼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对于不具备党员条件的消极落后分子,采取妥善的办法,劝其退党或开除出党;对于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叛变分子、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则坚决清除出党。这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纯洁党的队伍的一个重要阶段。

第三阶段是党的基层组织召开支部大会,总结工作,改选支部。

整党运动开始后不久,“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1952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指示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按照党员八项标准,对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对所属干部作一次深刻的考察和了解,坚决清除贪污蜕化分子,撤换那些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沓、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大胆地提拔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到各种工作的领导岗位上来。这次整党运动,到1954年春基本结束。

在整党运动的同时,各级党组织根据党中央关于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进行了建党工作,主要是在工厂、矿山、企业、机关、专科以上学校和完成土地改革的新解放区的农村,积极地、慎重地进行了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的工作。

整党建党使党增加了新鲜血液,纯洁了党的组织,壮大了党的队伍。至1953年6月,共有328000余人离开了党的组织,其中有238000余人是完全丧失党员条件的堕落蜕化变质分子和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而被清除出党的,有9万人是经过教育后不具备共产党员条件而被劝告退党的。同时,在全国,从1950年底到1953年6月,党组织共接收了107万名新党员,新建立了82000个党支部,新党员中产业工人、贫农和手工业工人占了大多数,他们都是在各条战线和各项政治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具备党员条件的积极分子。到1953年6月,全国党员由1950年底的582万人,发展到6369000余人,党支部由246000多个增加到328000多个。

整党建党工作,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更加纯洁统一,能够更好地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去完成新的历史任务。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才能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航向胜利前进。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并于1951年9月、1952年4月、1953年3月,先后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这三卷包括了毛泽东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至抗日战争胜利前共72篇重要著作。《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革命斗争丰富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体奋斗的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它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不仅是我党我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而且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国人民立即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同时,《毛泽东选集》也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第五节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伟大成就

旧中国工业生产极端落后,缺少重工业基础,缺少机械制造业,国内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和许多重要原料大都是依靠外国进口。虽然也有一些轻工业,但是技术装备落后,规模较小,产量也低。在农业生产方面,更是长期停滞,粮食和棉花等主要农作物不能自给,在解放前的几十年中,每年都需要从外国大量进口。本来已经是十分落后的中国经济,经过长期战争的破坏和20多年来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掠夺和压榨,到1949年解放前夕,已经濒临总崩溃的边缘。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不能完成这一中心工作,“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社会政治斗争错综复杂、工作千头万绪的情况下,党和人民政府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工作。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水利建设、内外贸易、文化教育等事业。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物价稳定,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改善。这一切标志着我们整个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历史上各国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般都出现生产下降的现象。中国在这个重大社会变革中,生产却上升了,这应归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抓紧了生产建设这个中心环节。

三年中,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比较快。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为810亿元,比1949年的466.1亿元增长了74%,比历史上最高年产值增长了20%。其中,工业总产值349亿元,比1949年的140.2亿元增长了149%,比历史上最高年产值增长了22%,每年平均递增34.8%;重工业生产的总产值为124亿元,比1949年的37亿元增长了235%,轻工业生产总产值为225亿元,比1949年的103亿元增长了118.4%。农业生产总产值在1952年达到461亿元,比1949年的325.9亿元增长了41.5%,比历史上最高年产值增长了18.5%,平均每年递增14.1%。三年来,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都比1949年的年产量和历史上最高年产量有较大的增长。主要工农业产品数量增长情况

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其他的工业品的产量和林业、畜牧业、水产业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有较大的增长和发展。

三年中,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各种经济类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业,特别是现代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了相当的提高。1952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1%增长为41.5%,增加了11.4%。其中,现代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17%增长到26.7%,增加了9.7%。工业的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重工业比轻工业有更大的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总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占的比重由1949年的26.6%上升到1952年的35.6%,增加了9%,消费资料生产的总产值则由1949年的73.4%下降到1952年的64.4%;现代工业总产值在全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56.4%上升到1952年的64.2%,增加了7.8%。钢铁工业、机械工业、燃料工业等都有大幅度的增长,各种机器和工业器材的国内自给率逐渐增大。

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它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大大地加强了。国营工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36.8亿元增至1952年的142.6亿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比重由26.3%增长到41.5%,增加了15.2%;公私合营工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2.2亿元增至1952年的137000万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比重由1.6%增长到4%,增加了2.4%;合作社工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7000万元增至1952年的11.2亿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比重由0.4%增长到3.2%,增加了2.8%;私营工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68.3亿元增至1952年的105.2亿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比重由48.7%减为30.7%,下降了18%;个体手工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32.2亿元增至1952年的70.6亿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比重由23%减为20.6%,下降了2.4%。在商业方面,社会主义国营商业、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有很大的发展,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以国营商业为领导的以合作社商业为助手的新贸易网,繁荣了经济,活跃了城乡物资交流,扩大了商品流转,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对外贸易方面也有了迅速的增长,改变了我国70余年来的入超局面,转为进出口的平衡。

三年中,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我国的交通运输和水利建设事业有了重大的发展,开始改变了旧中国交通落后的面貌。铁路通车里程在1952年达到24518公里,比1949年的21989公里增长了11.5%。三年共修复和新建铁路3000多公里。其中,来睦铁路、成渝铁路、天兰铁路的建成以及连接西南、西北的宝成铁路的开始修建,对开发西北和西南地区的丰富资源,具有重大意义。公路通车里程在1952年达到126675公里,比1949年的80768公里增长了56.8%。内河通航里程在1952年达到95025公里,比1949年的73615公里增长了29.1%。现代化运输量在1952年达到16859万吨,比1949年的6713万吨增长了151.1%。在水利建设方面,三年中,国家对水利工程的投资达8.25亿元,其中,1952年的水利工程建设的投资等于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投资最高一年的52倍。全国42000多公里堤防,绝大部分进行了培修。对淮河、沂河、沭河、永定河、大清河、潮白河等水灾较严重的河流,开始进行了全流域的根本治理;对黄河、长江等部分灾情威胁较重地段采取了临时性的有效防御措施。交通运输和水利工程建设事业的发展,对于发展经济、巩固国防、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活跃和繁荣市场、改善人民生活以及免除几千万农民的水灾威胁等起了重大的作用。

三年中,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也取得了巨大成就。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学生达到19.1万人,比解放前最高年的15.5万人增加了3.6万人,增长了23.2%;比1949年的11.7万人增加了7.4万人,增长了64.1%。全国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在1952年达到312.6万人,比解放前最高年的187.9万人增加了124.7万人,增长了66.4%;比1949年的126.8万人增加了185.8万人,增长了158.7%。全国小学生在1952年达到5110万人,比解放前最高年的2368.3万人增加了2742万人,增长了115.8%;比1949年的2439.1万人增加了2670.9万人,增长了109.5%。此外,全国各地还举办了工农业余学校,到1952年,参加学习的工人有230万人,入学农民达4800余万人。其他各项事业,如卫生保健、科学研究、新闻出版、电影广播等事业都有较大的发展。爱国卫生运动、群众性的文娱体育运动、全国性的扫盲运动都蓬勃开展。这一切,逐步地改变着我国文化科学落后的面貌。

三年中,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1952年,国民收入总额为589亿元,比1949年的358亿元增长了69.7%。国民收入按人口平均由1949年的66元增至1952年的102元,增加了54.5%。随着生产和建设事业的发展,1952年全国职工达到1580.4万人,比1949年的800万人增长了97.5%。三年中,政府普遍地调整并提高了职工工资,1952年,全国职工的年平均工资达446元,比1949年的262元左右增长了70%。1936年,全国职工平均最高消费额为140元左右(按1957年的物价计算),到1952年则增加到189.5元,提高了35.3%。新建职工住宅面积,1952年达751万平方米,比1950年的251万平方米增加了195.2%。此外,政府还先后在全国厂矿企业的职工中实行劳动保险制度,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科学研究机关以及学校等部门的职工中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使广大职工在旧中国时代无法解决的由于生育、衰老、疾病、残废、死伤等带来的困难得到了一定的解决。三年中,广大农民由于在土地改革中分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生产迅速发展,在这基础上,收入增加了,物质生活改善了,购买力提高了。1952年,农民平均每户的实际收入比1949年增加30%以上。

总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短短的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工农业生产,不论在规模上,速度上,都达到了历史上最高的发展水平,工农业生产的主要产品都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这就为以后大规模有计划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准备了物质条件。一百多年来饱受帝国主义蹂躏、掠夺、宰割的旧中国,仅用三年的时间就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大国之林。

第二章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实现(1953年1月至1956年12月)

第一节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贯彻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在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以后,从1953年起,我国进入了大规模的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就是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奋斗。

从新中国成立开始,我国就进入了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我国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是:第一,我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到1952年底,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虽然取得了巨大胜利,但是,整个国民经济还很落后,生产水平还很低。标志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还只有26.7%。第二,我国还是一个经济成分和阶级关系很复杂的国家。我国还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到1952年底,它们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为19.1%;社会主义或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为1.5%;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公私合营经济即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为0.7%;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为6.9%;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为71.8%。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到1/4。同五种经济相联系,我国工人阶级的同盟者,不但有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有民族资产阶级。因此,为了改造旧经济,不但对于农业和手工业需要采取和平改造的方法,而且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也需要采取和平改造的方法,而这就需要逐步进行,需要时间。

1952年,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6月至8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批评了离开总路线的错误思想,提出了我国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9月至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明确规定党的组织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党从组织上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现。接着,中共中央于12月28日批准并转发了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纲》中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表述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这条总路线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的充实和发展。1954年2月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党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接受党的这条总路线,把它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第一,规定了基本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国家工业化是我国人民100多年来的夙愿。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党在过渡时期的首要任务。只有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增强国家的财政经济力量,使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民经济才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也才能有效地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充分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改造非社会主义工业,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能够完全领导整个国民经济,并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占绝对优势。必须建立一个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使我国工业不但能够制造人民生活所需要的消费品,而且能够制造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主要机器设备,并为实现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以及国防现代化创造条件,使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第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规定了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是把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经济,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

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小农经济在整个农业中还占绝对优势,需要通过合作化的道路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采取自愿原则,把农民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生产力。

在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除了组织生产合作社之外,还组织了流通过程的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

手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1952年,手工业产值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占31%左右。我国手工业供应人们许多种类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是机器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但是,个体手工业的生产除了一部分精湛的手工艺外,很多手工业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在生产和销售中也存在着许多困难,并受到私商的剥削。同时,个体手工业是小商品经济,是不稳固的。因此,对个体手工业同样需要经过合作化的道路,在自愿原则下,把个体所有制逐步改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

第三,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还规定了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说,要把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国家需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又必然出现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这就不能不发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之间、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之间、资本主义企业和本企业职工、全国各族人民之间,利益冲突必须协调,因此,必须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打击投机倒把、调整和改组工商业、进行“五反”运动、工人监督生产、粮棉统购统销,采取这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和步骤,必然把原来落后、混乱、畸形发展、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引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采取对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赎买的办法,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逐步地把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反映了我国历史的趋势。它包括两方面的任务: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两方面的任务是互相关联、互相促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总路线的主体,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总路线的两翼。要围绕着社会主义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去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只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吸引、改组和代替资本主义工业,支持社会主义的商业,改造和代替资本主义商业,才能用新的技术来改造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从而保证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所以社会主义工业是实现三大改造的物质基础,是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而实现三大改造又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才能解放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束缚的生产力,才能改变个体经济的落后状态,变多种经济成分为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给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奠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

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运动

1953年9月中旬,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对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了讨论。25日,《人民日报》发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向全国各族人民公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号召全国人民为实现总路线而奋斗。从1953年10月到1954年3月的六个月中,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普遍深入地开展了总路线的宣传教育运动。各级党政机关纷纷举行会议,传达和讨论总路线。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作报告,向广大干部、党员、群众宣传总路线。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都认真学习和讨论总路线。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第二节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粉碎高岗、饶漱石反党篡权阴谋的斗争。肃反运动和外交战线的胜利

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

为了适应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的积极性,中共中央决定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所推行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过渡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同时为了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和以周恩来为主席的选举法起草委员会。2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听取了邓小平关于选举法草案说明的报告,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在做好选民登记工作的同时,1953年进行了全国人口的调查登记工作。根据调查,至1953年6月底,全国人口总数为60191万,全国选民为32000多万人。各地基层选举中,参加投票的选民有27000多万人,占选民总数的85.88%,选出了560多万名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各地先后召开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226人。这次全国规模的选举运动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它表现了人民群众高涨的政治积极性,反映了广大群众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信任和支持。

在全国进行普选的同时,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中央宪法起草小组,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宪法草案初稿。1954年3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陈云、邓小平、董必武、郭沫若等26位委员出席会议。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共中央所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会议决定在最近的两个月内完成对宪法草案初稿的讨论和修改。此后,政协全国委员会以及各大行政区、各省市的领导机关、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地方组织和武装部队的领导机关,组织各方面人士8000余人参加了宪法草案初稿的讨论,提出了5900多条修改意见。宪法起草委员会经过认真研究和讨论,采纳了合理的意见,对初稿进行了修改,在6月11日举行的第七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并公布了这个草案。

毛泽东在6月14日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对于这部宪法草案的性质、优点、原则、起草方法作了概括说明。他指出,我们的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它的优点有二:一是总结了经验,二是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宪法的原则是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人民民主的原则贯穿在整个宪法之中。起草的方法是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由于这些,宪法草案得到了大家的同意和拥护。毛泽东指出,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明确而正确的道路,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

宪法草案公布后,立即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和发动各阶层、各民族人民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人民群众对于宪法草案表示热烈拥护。宪法起草委员会又根据群众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对草案作了再一次的修改。

1954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到会代表1210人。这次会议的任务是:(1)制定宪法;(2)制定几个重要的法律;(3)通过政府工作报告;(4)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毛泽东在大会上致开幕词。他指出:“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他指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他发出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心声:“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大会经过认真的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关于我国的性质和政治制度,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一切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

宪法把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这个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了下来。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

对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宪法作了详尽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履行义务是公民的职责。公民的权利受到国家的保护。随着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公民的权利将获得更大的物质保障。宪法还规定了国内各民族间平等友爱互助的关系。国家充分保障民族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并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共同纲领》为基础,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它是我国有史以来的一部真正民主的宪法,是中国人民几十年英勇奋斗的光辉成果。它总结了历史经验,巩固了我国人民革命的成果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上经济上的新胜利,并且反映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根本要求和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愿望。宪法的制定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我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基本途径。

大会还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重要法律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法令继续有效的决议》。

大会一致选举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选举刘少奇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达赖·丹增嘉措、赛福鼎13人为副委员长。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任命周恩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选举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选举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大会根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提名,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成人员的人选的决定,由毛泽东主席根据决定予以任命。任命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等10人为国务院副总理。大会还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名,通过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的人选的决定。大会于9月28日胜利闭幕。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是我国政治进一步民主化的重要标志,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民主建设的重大发展,是体现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一次空前盛会。大会所通过的宪法和各项法律集中表现了全国人民的意志,体现了人民民主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初步基础。这次大会对于动员全国人民实现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起着重大的作用。

二、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和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高岗、饶漱石反党篡权阴谋的被粉碎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6人;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主要负责人52人列席了会议。刘少奇副主席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主席的委托,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周恩来、朱德等44人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全会经过详细的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批准了自七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作出了在1954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

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全面地揭露了高岗、饶漱石分裂党中央,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种种活动。

长期以来,高岗以党和人民给予他的职权作为资本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地位。1953年12月底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揭露了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毛泽东在会上指出,高岗一伙是一个地下司令部,其目的是要打倒一大批人。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揭发了高岗、饶漱石的大量的反党篡权阴谋活动。会后又分别召开了高岗、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周恩来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他在2月25日的总结性发言中指出: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使他发展成为进行阴谋活动的野心家;在他的野心被揭露以后,又拒绝党对他的挽救,走上了自绝于党和人民的自杀道路。

周恩来在发言中系统地揭露了高岗的阴谋活动:(1)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等所谓“军党论”的荒谬理论,作为分裂党篡党夺权的舆论准备;(2)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拉拢一些人,反对刘少奇等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企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力;(3)造谣挑拨,利用种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4)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的团结,对干部私自封官许愿,以扩大他的影响,骗取别人的信任;(5)把党和国家任命他们担任领导工作的地区和部门当做他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6)他假借中央名义,散布流言蜚语,破坏中央威信;(7)炮制文稿,抬高自己,蒙骗中央;(8)在国际往来中,拨弄是非,破坏党中央的威信;(9)直接地进行夺取党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阴谋活动。1953年底,当中央提出讨论国家制度问题和党中央是否添设副主席或总书记时,高岗认为时机已到,迫不及待地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位的阴谋活动,这就暴露出了他的个人野心。

高岗走上反党的道路,有他的深刻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他长期以来的个人主义野心、骄傲自满、狂妄跋扈和生活上腐化堕落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在全国胜利后发展得日益严重,使他从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变为一个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高岗的反党行为是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侵入党的肌体的严重表现。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还以大量的事实揭发了饶漱石的反党活动。2月底召开了饶漱石问题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等主持了座谈会。在会上,进一步揭发了饶漱石大量的反党事实,说明饶漱石也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饶漱石就在新四军中进行排挤和打击陈毅的宗派活动。1953年,他错误地认为高岗会进一步夺得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于是与高岗相勾结,在6月至8月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9月至10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开始了分裂党的阴谋活动,诽谤攻击刘少奇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1954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传达和学习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文件的通知》,中央政治局又决定把高、饶问题向全党传达,动员全党揭发高、饶的问题,并通过这一事件教育全党。

1954年4月,东北局召开了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进一步揭发了高岗的反党活动。同年6月,上海市召开了党的代表会议,揭发了饶漱石在华东地区的反党活动。

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历史文献。它深刻地阐述了党的团结的重大意义。决议指出:“党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劳动人民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破坏党的团结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命。”决议指出,增强党的团结,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负有更重大的责任。全党干部必须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必须把任何地区、任何部门的党的组织及其工作都置于中央统一领导之下,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要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反对分散主义和个人主义,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做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全党的高级干部应根据增强党的团结的原则,检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对于任何损害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全党同志都必须给予批评和必要的斗争。

高、饶反党篡权阴谋被揭露和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的贯彻,使全党干部和党员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提高了维护和增强党的团结的自觉性,提高了抗御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自觉性;许多干部在揭发批判高、饶反党活动的同时,纷纷联系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一步发扬,从而大大加强了党的团结,保证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

在粉碎高、饶反党活动的基础上,根据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中共中央于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62人,全国各级党组织选出的代表257人,出席了这次会议。毛泽东致开幕词和作了结论,陈云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德怀、彭真、林伯渠、张闻天等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高、饶的党籍,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选出了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4月4日,党的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三项决议和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人选。

粉碎高、饶反党活动对于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1)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在党内必须光明磊落地随时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不可以像高、饶那样,在党内玩弄阴谋。(2)必须开展反对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的斗争。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剥削阶级的政治手段和剥削阶级的腐朽生活是腐蚀革命队伍的危险毒剂,必须在党员和人民群众中不断地开展对于剥削阶级思想的批评。(3)必须坚持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发扬民主,反对个人专权和分散主义两种倾向。要同压制党内民主和个人专权的习气作斗争。(4)必须掌握党内阴谋反党分子活动的特点和手法,及早识别党内的阴谋家、野心家的反党面目,防止高、饶一类的人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高、饶反党活动的特点就是他们没有公开提出过任何与党中央不同的纲领,而在背地里却大肆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采取这种两面派的手法,是一切反党野心家的共同特点。(5)必须正确地区分高、饶一类的野心家、阴谋家和受高、饶的影响、欺骗而犯错误的同志,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实行一看二帮的积极态度。

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把很大一部分公开暴露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但也还有一部分没有肃清。对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也还没有进行清查。在全国胜利以后,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各种企业事业单位都接收了大量的人员,在这些人员中难免混有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虽然这一类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人数甚少,但其危害却很大。

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就提出了肃反的任务,他说:“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我们必须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来,借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安全。”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全党必须更加提高警惕性,加强同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进行斗争的指示。从7月开始,一个全国规模的肃反运动,首先在省级以上机关团体中展开。

运动开始不久,毛泽东提出“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方针。中央提出,要分清敌友,要注意几个政策界限,即:要分清反革命问题和政治历史问题的界限、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的界限、反革命破坏和工作过失的界限、反动言论和落后言论的界限、反革命集团和落后集团的界限。

在肃反运动中始终贯彻了群众路线和专门工作相结合的方针。各单位都组织专案小组,进行了大量的内查外调工作,在掌握充分可靠的材料的基础上,分析研究,定性定案。

肃反运动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到1957年底基本结束,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内部,清查出了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同时在社会上也给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一次沉重的打击。在这次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中,有美、蒋新派来的特务间谍,有老早就潜伏下来的特务间谍,有重要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有各种各样的反革命集团。还有一批是血债累累、民愤极大或久捕未获的要犯,如杀害李大钊、陈潭秋、毛泽民、李兆麟、罗世文等先烈的凶手,迫害方志敏的反革命分子,出卖王若飞的特务分子。在社会镇反方面,挖掘出不少潜藏很深的反革命罪犯,逮捕了一批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在肃反运动中,反革命内部发生激烈分化,全国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有19万多人。由于取得了这些胜利,中共中央认为: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

在肃反运动刚开展时,一些单位一度出现“左”的偏向,伤害了一些好人。中共中央及时提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各地区各单位都遵照中央指示对案件认真进行复查,甄别平反错案。但在胡风问题上所犯的混淆敌我的大错误,直到1980年才予以纠正。

四、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的召开。我国外交战线的胜利

为了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我国在外交战线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但国际紧张局势并未因此得到缓和,朝鲜的和平还不稳固,印度支那战争正在继续进行。在远东,美国一方面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侵略战争,另一方面又加紧干涉亚洲民族独立运动。为了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1954年4月26日,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及其他有关国家举行日内瓦会议。我国政府派遣了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首的代表团出席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的第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

日内瓦会议首先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在会上完全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提出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建议一切外国武装力量在六个月内撤出朝鲜,举行全朝鲜的自由选举,以建立一个独立、统一和民主的朝鲜,有关各国保证不干涉朝鲜内政。这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唯一合理的方案。但由于美国代表团的竭力阻挠,朝鲜问题在历时51天的讨论后仍未达成协议。

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于6月25日至29日先后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同印、缅两国总理分别发表了联合声明。在这两个联合声明中,三国总理一致同意以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和中缅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并承认这些原则也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如果这五项原则为各国所接受和遵守,那么,不同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国家之间,就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完整体现,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得到了世界各国广泛的响应,被认为是解决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日内瓦会议在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过程中,中国、苏联、越南代表团始终坚持和平协商的方针,但美国力图阻挠印度支那问题和平解决。周恩来外长在5月12日的发言中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任务就是要在承认印度支那人民的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停止敌对行为,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他揭露美国干涉者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目的在于对整个东南亚进行侵略。由于印度支那人民进行了胜利的武装斗争,由于法国人民反对法国政府继续从事侵略战争,也由于美国企图取代法国、英国在东南亚的地位,加剧了它们之间的矛盾,在大多数与会国家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挫败了美帝国主义的阻挠和破坏,于7月21日,通过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最后宣言(美国拒绝签署),签订了在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法军撤离印度支那,法国尊重印度支那三国的独立。

美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中的失败及印度支那问题的和平解决,是对帝国主义者的沉重打击。有着受殖民主义统治的共同经历的亚非人民,迫切要求召开一次亚非会议,在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条件下,由亚非各国在一起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亚非会议是由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五国总理在1954年12月的茂物会议上发起的。除了中非联邦外,包括中国在内的24个国家全都接受了邀请。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回顾了亚非人民遭受殖民主义的掠夺和压迫的共同经历,表达了亚非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亚非各国间的友好合作的共同愿望。他指出:亚非国家的命运应该由亚非各国人民自己掌握。

他提出了“求同存异”的口号,指出:各国间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亚非会议在各国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就经济、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以及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等问题达成了协议。

会议期间,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使这一旧时代留下的问题得到解决。周总理还在缅甸、锡兰、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代表团团长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的会议上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这一声明受到各国代表的普遍赞扬。

亚非会议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提高了亚非各国人民的民族自觉。会议所表达的共同反对殖民主义,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亚非各国间友好合作的精神,被誉为“万隆精神”。

在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以及其他国际活动中,周恩来率领的我国政府代表团,运用和发展了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国的国际威望大大提高。我国和印度、缅甸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全世界的公认。第三节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农业合作化运动积极稳步地发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党在进行过土地改革的地区,领导农民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紧接着土地改革运动的胜利完成,党和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

由于广大贫下中农在土地改革以后仍然缺乏生产资料,生活仍然有困难或不富裕,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当和出卖土地,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他们要求组织起来,在农业生产中实行互助合作,以摆脱剥削和贫困。同时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对商品粮和工业原料的需要日益增大,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也促进个体农业向合作化方向发展。

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初期,以互助组为主要形式。其中又分临时性、季节性的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临时互助组一般只有三五户,多则十几户,它是共同劳动的临时组织,是建立在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之上的,只在人力和牲口或人力和农具上互相调剂。忙时互助,闲时散。常年互助组成员比较固定,规模比临时互助组大些,在全年主要农事活动上都从事共同劳动,有初步的生产计划和记工、清账、派工制度;有的还做到农副业结合,实行某些技术分工;有的还购置了一些公有的农具、牲畜,积累了少量的公共财产。这种互助组已由单纯劳动上的互助,进一步走近经济合作了。在一些常年互助组里,因为有了某些公共的改良农具,有了某些分工分业,以及兴修了水利或开垦了荒地,这就引起了在生产上统一使用土地的要求。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成为互助组向前发展的适当形式。这种初级社把分散经营变为集中的有计划的经营,有利于因地种植,使地尽其利;又可以分工分业,使人尽其能,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在统一经营的基础上,便于进行农业技术改革和农田基本建设;有利于购置公有生产资料,扩大再生产;在产品分配中,除了按土地等生产资料入股分红以外,其余部分按劳分配,有利于调动劳动积极性;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够逐步地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因而能够和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相结合,便于把产、供、销逐步纳入国家经济计划的轨道。

195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12月15日,发到县委和区委组织实行。决议要求各级党委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的条件,按照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决议提出了当时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方针:在新区,大量地发展临时性的互助组;在有初步互助运动的地区,有领导地逐步推广常年互助组;在群众有比较丰富的互助经验,而又有比较坚强的领导骨干的地区,有重点地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村中的互助合作运动稳步地向前发展。1950年,参加互助组织的农户已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0%,共有互助组250多万个。1951年,参加互助组织的农户增加到19%,互助组增加到460多万个,并试办了300多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通过试办证明,劳动互助比单干优越,合作社又比劳动互助优越。我国最早成立的耿长锁农业社、金时龙农业社等都显示了其优越性。《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在各地试行,1952年,全国参加互助组织的农户增加到40%,互助组发展到830多万个,初级社发展到3600多个;老解放区参加互助组织的农户达到60%以上。1952年春,山西平顺县李顺达组织的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吉林蛟河县韩恩农业社等,到秋天都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产。

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把曾以草案形式发给各级党委试行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作了部分修改,作为正式决议公布。全国各地开始普遍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3年春,初级社发展到1.4万多个。但在发展中出现了某些冒进倾向,就是有的地方一哄而起普遍办社,没有充分遵守农民自愿原则或经营管理不善,出现一些混乱现象。中共中央及时指示各地结合春耕生产的准备工作,对互助合作组织普遍进行整顿,将一些不具备条件的合作社转为互助组,使互助合作运动得到健康发展。

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指出,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是党在农村中最根本的任务。决议根据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试办阶段中所显示出来的优越性和它日益显示出来的重要作用,向全党提出要更多地和更好地注意对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决议总结了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的方法,即说服、示范和国家帮助的方法。采取这种方法,就能引导农民自愿联合起来,努力增加生产,逐步改善管理,实行合理分配,把合作社办好。在这个决议的指引下,农业生产合作社从试办时期开始进入发展时期。

与此同时,党在农民中开展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促进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

为了贯彻执行总路线,中共中央于1953年10月16日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11月15日又作出《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1954年国家又对棉花和棉布实行了计划收购和供应。这些政策的实施,在经常影响国计民生的粮棉油等重要方面,取缔了市场投机,保证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并且初步切断了资产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经济联系,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

1953年冬到1954年春,合作化运动又有了较大的发展,合作社由1.4万多个发展到10万个,增加了6倍多。新发展的合作社80%以上当年都比互助组和单干农民增产,一般都增加10%左右,有的增加得更多。

1954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会议决定到1955年春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由10万个发展到60万个,努力做到老区村村有社,新区大部分乡有社,至少是区区有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会上的报告指出:1955年是合作化运动发展的关键年,60万个合作社真正办好了,打好了基础,做好了榜样,以后合作社就可以大发展,而且容易办好。关于合作社的规模,他认为,合作社新办以二三十户较为适宜,过几年以后再逐步扩大。他说:过去是干部办社,明年要靠农民办社,就更须由小到大,以培养农民的领导力量。在工作方法上,他强调个别串连,做深入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反对大呼隆、开会报名的工作方式。

1954年冬,各地按照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布置的任务,积极地发展合作社,到1955年1月,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48万多个。这时,在全国农村中,许多地方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紧张情况,其原因主要是政府多购了70亿斤过头粮。同时也由于一部分地区合作社发展得太快太猛,出现了强迫命令和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因此,中共中央在1月10日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指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基本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要按照不同地区采取如下措施:(1)停止发展,全力巩固;(2)适当收缩;(3)进行整顿。3月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强调必须进一步采取定产、定购、定销的措施,使农民心中有数,情绪稳定。3月,毛泽东根据当时合作化运动情况,提出了“停、缩、发”的三字方针,即: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一般要停止发展;浙江、河北两省要收缩一些;其他地区,主要是新区,适当发展一些。各地对农业生产合作社普遍进行了整顿。到1955年6月,合作社由67万个收缩到65万个,较计划数字超过5万个。入社农户共有1690万户,平均每社26户。这些合作社都巩固下来了。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他较主观地认为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即将到来。毛泽东认为,这是5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全党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他说:“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

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全会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会议还讨论和基本通过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作为广大农民建立和整顿合作社的依据。但是,在这两次会议上,对党内主张稳步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同志进行了不适当的批评,认为他们右倾保守,犯了方针性的错误。这种批评是不符合实际的,因而助长了在发展合作社的速度方面的急躁情绪。

会后,各地普遍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贯彻七届六中全会决议,举办办社积极分子训练班;普遍深入地向广大农民宣传毛泽东的报告和七届六中全会决议。于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以空前巨大的规模和异乎寻常的速度发展起来。广大贫下中农被动员起来报名入社。到处都出现整村整乡的农民集体报名入社的情况。合作社总数从1955年6月的65万个到年底猛增到190万个,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比例,从6月的14.2%猛增到63.3%。

1955年9月至12月,毛泽东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此书写了许多按语,高度赞扬了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介绍了各地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同时,也不适当地批评“右倾”,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问题提出了操之过急的设想。

随着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个生产建设高潮。1956年1月,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更促进了这一高潮的发展。从1955年冬到1956年初夏的短短半年多的时间内,全国完成各项农田水利工程,扩大和改善灌溉面积达1亿亩以上,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六年来所完成的灌溉总面积。在积肥方面,大多数省、县比头一个冬春增加1倍以上。

1956年1月至3月,农业合作化的规模继续扩大,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上升到88.9%,基本上完成了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从1956年1月开始,农业合作化运动向更高阶段发展,即由以办初级社为中心进入以办高级社为中心的阶段。中共中央提出,在社员自愿、有较强领导骨干和保证90%以上的社员都能增加收入的条件下,将原来的农民把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初级社转为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公有制的高级社。6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推动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初级向高级发展,高级社很快成为合作化的主要形式。

在开展由初级社上升为高级社的升级运动的同时,还开展了一个小社并大社的运动。通过并社运动,合作社的规模平均达到一二百户,比1955年秋收前的初级社平均二三十户扩大了6~9倍。

到1956年底,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数的87.8%。至此,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提前11年完成了原来拟订的通过三个五年计划,即从1953年到1967年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

我国农业生产合作社一建立就遇到了严重的考验。1956年我国遭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2.3亿亩,受灾人口7000万,但依靠合作社和国家支援,1956年仍然比大丰收的1955年增产粮食176亿斤,农业总产值增长4.9%,稻谷、小麦、薯类、烤烟、茶叶的产量都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原定1957年的指标。这一年75%以上的农民都增加了收入。

在全国土地改革完成以后,我国仅仅用了四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将农民小生产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这一十分艰难的任务,在5亿多农民中进行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这一变革中,社会生产力没有遭受重大破坏而且促进了农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

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实行,反映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得到了进一步贯彻,促进了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从而使我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状况发生了一次深刻的变化,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这对于加快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将起重要的作用。

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也存在着指导工作上的缺点,主要是对改造要求过急,改变过快,工作过粗;经营管理形式过于简单划一,完全否定了家庭经营形式;高级社脱离生产的管理人员偏多,管理能力较差;对多种经营注意不够,统得过于死板;生产责任制没有很好建立;对于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的改革要求过急,经营管理混乱;不少地方出现强迫农民入社;在处理生产资料归公问题上没有照顾中农利益;社的规模过大,在分配上产生富村被穷村拉平、劳力强的被劳力弱的拉平、劳力多人口少的户被劳力少人口多的户拉平等等平均主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合作社优越性的更好发挥。第四节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手工业生产历史悠久,具有优良的民族传统,分布面广,行业众多,产品多样,既有制造业,也有各种修理行业、加工行业、原料行业、特种工艺等。它们同城乡广大消费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有大量的手工业者个体经济。根据1954年统计,全国个体手工业的从业人数约2000万人,产值约93亿元。其中独立的个体手工业者约800万人,产值约68亿元,农民兼营商品性的手工业生产的约1200万人,产值约25亿元。据一般估计,农民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有60%~70%,有的地方达80%是由手工业供给的。手工业制造了许多为人民所急需的产品,如金属器皿、棉毛纺织针织、榨油、制糖、制鞋、缝纫、造纸、笔墨、食品、印染、编织、陶瓷、花边、刺绣及其他日用品等。在手工修理方面,它在为国营大工业配件,为城乡居民生活服务,为国家培养技术工人、解决城乡人员就业等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各种特种工艺品,精致美观,堪称绝艺,如象牙雕刻及各种雕刻、地毯、花边、抽纱、湘绣苏绣、北京的景泰蓝制品、景德镇的瓷器、南京的云锦、福建的脱胎漆器等。这些工艺美术品是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它不仅为我国人民所欢迎,且为国际友人所赞美,输出国外,换取外汇,支持社会主义大工业建设,发挥了不少作用。因此,手工业生产是我国地方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部门。就是将来我国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也还需要手工业制作的工艺美术品以补充日用品生产的不足,积极发挥它对国营工业的辅助作用。

为了把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党在当时提出了对我国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把小手工业者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进行集体生产及某些技术改革。

关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和组织形式,也如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样,是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办法,通过合作化的道路,将手工业个体所有制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

手工业合作化主要采取了下列三种形式:(1)手工业生产小组,是广泛组织手工业者的一种低级形式。它从供销方面,把手工业者组织起来,有组织地向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或国营企业购买原料,推销成品,或为供销合作社和国营企业加工。这种组织形式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既可以避免手工业劳动者受商业资本的控制和剥削,又便于进一步对手工业实行改造。(2)手工业供销生产社,是由若干个体手工业劳动者或几个手工业生产小组为解决原料采购和产品推销的共同困难而组织起来的。这种组织形式的主要活动,是统一地向供销、消费合作社或国营企业购买原料,推销成品,统一接受供销、消费合作社或国营企业的加工订货任务。这种组织的好处,是更能有效地克服小生产者的困难,更便于帮助生产小组和社员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改善师徒关系,以劳动者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来代替雇主与雇工关系。在这种组织形式中,还可以抽出一部分积累来购买一些公用生产工具,进行部分集中生产,逐步增加社会主义因素,为提高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准备条件。

但上述两种形式,主要是在供销方面组织起来,因而常常发生淡季组织起来旺季散的现象,所以必须进一步从生产方面组织起来,提高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3)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是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级形式。这种组织形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主要生产资料已完全归社员集体所有,实行按劳分配,这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另一种实行工具入股分红、统一经营,收益的一部分按劳分配,这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

采取上述三种组织形式,逐步过渡,由低级到高级,由分散到集中,由手工业到机械化或半机械化生产。这是大部分手工业实行生产合作化的过程。

对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方针。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党就在领导革命根据地的手工业生产中,建立过一些手工业的供销和生产合作的组织。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有计划地领导了手工业合作化的工作。在经济恢复时期中,经过重点试办、典型示范、树立旗帜,发展了一批手工业的供销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到1952年,手工业合作社(组)员发展到23万人。这一时期组织的对象多数是城市中的失业工人和半失业工人;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的还不多。1953年,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布,促进了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11月至12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确定了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党决定采取“从供销入手实行生产改造,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改造步骤,以及和上述步骤相适应的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等经济形式。因此,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手工业合作化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到1954年底,全国已经组织起来4.1万多个手工业的生产合作社(组),社(组)员达113万多人,生产总值达11.6万元。1954年11月,国务院成立了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加强对合作化运动的领导。1955年5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对手工业“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改造方针,要求各地一方面对手工业的原料、产品品种和数量、销售地区、劳动力等进行统筹安排,加强供销的计划性,使手工业生产供销协调,生产基本稳定下来;另一方面,针对一些手工业合作社中存在盲目生产、粗制滥造、单纯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在手工业合作社中开展以反资本主义经营思想为中心内容的整社运动,建立民主管理制度,明确社会主义经营方针。经过整社,普遍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改进了产品质量,降低了成本,增加了积累,增加了社员收入,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1955年下半年,手工业合作社有了更大的发展,全国手工业各种合作社(组)发展到6.8万个,社(组)员达220万人。1956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了1955年12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的报告,要求加快手工业合作化的速度。在农业合作化高潮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推动下,1956年春,全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也达到了高潮。从城市到农村,整个行业、整个地区都组织起来了,有的越过手工业供销合作社的阶段,直接组织起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到年底,组织了约10万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社员509万人(还有43万人保留个体经营),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占从业人员的92.2%,产值占全部手工业产值的93%,基本上完成了将手工业个体所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历史任务。与此同时,小商小贩、渔业、盐业等个体经济也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

我国手工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在手工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中也存在着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缺点。当时没有很好考虑手工业分散灵活、产品多样、能适应群众不同要求和市场千变万化的特点,因此盲目地办大社、并大社,过早过急地集中生产和统一计算盈亏,以致产品品种减少,质量下降,社员收入减少,个体手工业者营业点减少太多,人民生活感到不便。这些缺点,在采取划分小社、小组、分散生产、单独核算等措施之后,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第五节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创造性的重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赎买政策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特点,决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国家通过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鼓励和指导它们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同中国共产党有过合作的历史;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继续坚持爱国反帝立场。由于我国经济十分落后,在一定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民族资本主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因此,全国解放以后,党和民族资产阶级继续保持着联盟的关系,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赎买的政策。这个政策,就是采取赎买的方法达到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目的。这种赎买政策,不是由国家另外拿出一笔钱作为赎金付给资本家,而是采取在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中,工人阶级在主要为国家和人民生产的同时也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的方式实现的(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是实行定息制度)。国家对有的有经营管理能力的资本家支付高薪(包括没有能力而挂名支薪的)也属于赎买的性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把企业的改造和人的改造结合进行的。在企业改造的同时,对资本家则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并给以一定的安排,使他们通过政治教育、在劳动和工作实践中,逐步由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以此达到消灭资产阶级这一个剥削阶级的目的。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就采取了打击投机倒把、调整和改组工商业、进行“五反”运动、工人监督生产等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和步骤,来限制和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对恢复国民经济起了有利的作用。但是,只要不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就不可能克服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矛盾,所以在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同时,必须逐步地对它进行改造,以充分地收到利用限制的效果,并逐步地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把资本主义转为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再把国家资本主义转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国家资本主义又分为两个阶段,工业中的收购产品、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商业中的经销代销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个别企业公私合营与全行业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在调整工商业的时候,采取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经销代销的形式,解决了一部分私营工商业的困难,同时也就将这一部分私营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纳入了国家计划,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初级形式。1952年加工订货主要在棉纺、面粉、水泥、机器等重要行业中进行,这时的加工订货产值已占私营工业总产值的56%。在全国18种主要私营工业产品中,还只有棉纱、水泥两种全部给国家加工订货。这时的加工订货,主要是作为恢复生产和国家掌握日用工业品的手段。

从1952年下半年起,为了适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扩展加工订货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同年9月7日,毛泽东主席就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人物谈话。他在谈话中系统地说明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式、方法、时间和利润分配等一系列具体政策。这次谈话有效地推动了私营工商业者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从此以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就从主要行业逐渐发展到一般行业,从大型企业发展到中小企业,从大城市发展到中小城市。到1955年,全国私营工业73个部门或行业中,已有25个基本上纳入了加工订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另有17个行业中纳入加工订货的企业达70%~90%。到同年6月底,根据22个省的统计,加工订货产值已占私营工业总产值的78.8%。根据12个大中城市的统计,加工订货产值占私营工业总产值的85.3%。

这种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在企业外部即流通领域发生固定联系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它在经济关系上已经起了变化,它已经带有若干社会主义因素:(1)它通过同国营企业订立合同,产品的规格、质量、数量都由国家规定,产品生产后按合同交给国营企业,这样使得企业依附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其生产和经营,在一定程度上纳入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的轨道,割断了企业之间原先的资本主义的经济联系,限制了资本主义活动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2)它接受国家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经销代销所得的加工费和手续费,产品售价都是在国营企业领导下由公私双方协商决定,资本家不能抬高价格,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本主义剥削。1953年开始,国家实行“四马分肥”的分配原则,企业的利润按照所得税、工人福利奖金、企业公积金、资方股息红利四方面进行分配,规定资本家的利润只能占全部盈余的1/4左右。工人群众有权监督合同的执行,使资本家的经营管理权受到限制。

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资料仍然属于资本家所有,企业基本上还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公私矛盾、劳资矛盾都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一些资本家往往不按照合同要求,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任务,不关心生产管理与技术改进,以致产品质量低、成本高、浪费严重;有的资本家甚至继续进行偷工减料,以坏顶好、虚报成本、投机倒把等违法活动;有的资本家则用提高工资笼络工人,借以提高加工费和利润,对抗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由于国家同私营企业订立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合同,还不能直接实行计划管理,资本家对加工订货还可以挑肥拣瘦,或按市场价格盲目扩大经营,甚至拒绝加工订货,争取自产自销,牟取高额利润,破坏国家计划。所以,加工订货的整个过程都贯穿着限制与反限制、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

初级形式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经销代销,只是从外部建立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联系,并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要进一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改造资本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生产关系必须向社会主义方面有更进一步的改变,即由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推进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

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即公私合营经济。它的发展又分为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两个阶段。全行业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

个别企业公私合营这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在企业内部联系合作,并由国家派遣干部负责企业的领导和管理,从而使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企业已由资本家私有变为公私共有,企业的领导权基本上属于国家,企业的经营管理是以发展生产、满足人民需要和完成国家计划为目的。(2)在利润分配上,虽然仍按“四马分肥”原则分配,但由于企业是公私共有,资本家只能按私股所占的比例取得一份,另一部分则以公股红利的形式,转为国家所有,从而进一步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剥削,为国家增多了积累。(3)资本家参加企业的经营管理,但处于被领导被改造的地位,工人阶级已开始成为企业的主人和领导力量,因而发挥了积极性和主动性,可以使劳动生产率提高。综上所述,可见公私合营的企业,已经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了。它比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有着明显的优越性,并为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有少量的公私合营企业。人民政府把在一些私营企业中官僚资本的股份、敌伪财产没收后转为公股,使这些企业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另外,有少数资本家由于经营困难,申请公私合营。1949年公私合营工业户数仅193户,其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1950年为294户,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9%。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颁布后,全国各地对有关企业的财产进行了清理核实,公私合营企业增至706户,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1952年“五反”以后,国家把不法资本家的赔款、退款转为公股投资,公私合营企业又增至997户,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

由于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广泛宣传,国营经济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对国营经济的依赖性日益加重,资本家当中也分化出一些要求公私合营的积极分子,公私合营企业也总结了一些经验。在这种条件下,中共中央决定扩大公私合营企业。1954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本年资本主义工业改造的重点是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以加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9月,政务院颁布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由于条例的执行,加快了资本主义工业改造的步伐。许多企业在实行公私合营以后生产迅速增长,企业规模也随之扩大,这时不仅很多私营企业的职工热烈要求公私合营,就是有眼光的资本家中也有愈来愈多的人申请公私合营。到1954年底,各地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多数都转为公私合营,公私合营工业户数增至1788户,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2.3%。1955年6月底,合营工厂1900多个,占资本主义工业产值58%。

在商业方面,1954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指出:实行计划收购,计划供应商品,“把现存的私营小批发商和私营零售商逐步改造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这个指示实行后,到年底,私营商业在全国商业企业零售额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57.2%,下降为25.6%。在全国商业企业批发贸易中,国营商业已经基本上代替了私营批发商。

1955年下半年,商业方面社会主义成分和国家资本主义成分是大大增加了。在32个大、中城市国营商业和合作社营商业占全国零售总额的52%,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经销、代销占23%,纯粹私营商业只占25%,就是3/4是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的,纯粹私营的只有1/4。在农村集镇中国营和合作社营商业已占零售总额61%,农民贸易占11%,经销代销的占10%,纯粹的私营商业只占18%,较城市比重更少。

公私合营的发展是先合营大户,先在主要行业中进行。这些大户一般技术设备较为先进,合营后迅速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显示了合营企业的优越性。但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绝大多数是中小户,全国约13万户私营工厂中,中小户就有12万多户,它们一般都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分配给它们的生产任务担当不了,或者成品品种不合格。及至全行业中的大户合营后,生产迅速增长,中小户就更加“吃不饱”,难以维持。1955年第一季度起,各地在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时,都感到在行业中大厂大店容易安排,小厂小店不容易安排好,而党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需要统筹安排生产,否则改造是很难进行的。因此,有必要按行业进行经济改组以便实行全面安排。对于一些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的工业企业,对于分布不合理的商业网点,如果不进行经济改组,只着重照顾维持,就会浪费国家的财力和物力,而且也难以维持。因此,便在按行业安排生产的同时,采取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的原则进行经济改组。这样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就成为必然的趋势。

同时,个别企业公私合营,由于企业内仍然存在两种所有制的对立,公私矛盾和劳资矛盾并未完全解决。国家还不能按照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对合营企业中的生产能力进行统一调配和改组;在企业内部还存在着两种经营思想的斗争,资本家一方以追逐利润为目的,公方代表则力求按社会主义原则改造企业,使之服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合营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企业盈利的增加,按照“四马分肥”的原则,资本家所得利润也“水涨船高”。这种情况,引起工人的不满,也影响社会主义积累。由于这些矛盾,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必须向更高的形式推进,即是向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形式推进,使之发展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

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就是资本家将生产资料交给国家,由国家统一调配,国家通过清产定股,在一定时期对资本家支付定息。这就使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单个企业合营的公私共有变为完全由国家支配,企业的经营管理直接纳入国家计划,国家能够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有计划地对企业实行经济改革。而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只表现在一定时期内取得相应的定息。(2)工人已成为工厂的真正主人,资方从业人员变为企业的一般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不能再以资本家的身份行使职权。(3)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被限制在固定的定息上,不再与企业生产的发展和利润的增加发生联系。工人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领取工资。由此可见,这样的企业已经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了。

1955年下半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市有棉纺、毛纺、麻纺、面粉、碾米、卷烟、造纸、搪瓷等8个行业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在商业方面绒线业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在北京市,有针织、面粉、机电等9个行业、126户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商业方面棉布业首先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天津市也有一部分粮食代销店直接转变为国营粮食店。这些全行业合营的试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创造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新经验。

到1955年下半年,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也要求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并为改造高潮的到来创造了条件。首先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迅速发展。1955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合作社营工业产值占67.7%,公私合营占16.1%,私营只占16.2%。而在私营工业产值中,又有82%已纳入加工订货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全国商业零售额中,国营、合作社营占67.6%,私营占32.4%。而在私营零售额中,又有45%已经纳入为国家经销代销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越来越依赖于社会主义经济,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条件。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工人群众已经建立起强有力的监督,并迫切要求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摆脱被剥削的地位。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进一步地受到改造,就不可能提高生产力来适应人民的需要,并且会使生产力受到重大的破坏。到这年秋冬之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最后断绝了资本主义在农村发展的道路,使我国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产阶级更加孤立。资本主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丧失了,这就使资本家中的多数人感到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外,没有别的出路。

由于几年来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和教育改造资本家工作的开展,在资产阶级中已经涌现了一批进步分子,他们不仅自己带头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而且推动本行业的其他资本家接受改造,成为工商业资本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核心力量。但是从资产阶级的整个情况来看,多数人仍然处于中间状态,他们留恋资本主义,舍不得交出企业。他们认识到反抗无产阶级没有好处,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又怕失去现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怕生活没有保障,因此顾虑重重,惶惶不安,感到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抓紧有利时机,积极开展工作,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推向新阶段。

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怀仁堂邀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副主任委员李烛尘、荣毅仁等应邀出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张闻天、李富春、李先念、贺龙、陈毅、彭德怀、彭真、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参加了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还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政府各部门和各企业单位的负责人,参加座谈会的共有500多人。毛泽东向到会的资本家代表作了恳切的讲话,告诉他们:资本主义必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应该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把自己的前途同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争取光明的前途。党和国家将对接受改造的工商界人士给以政治上和工作上的适当安排,继续执行赎买政策。毛泽东主席还鼓励他们要把自己从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毛泽东的讲话,给资本家指明了改造的方向,安定了他们的情绪,鼓励了他们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11月1日至21日,全国工商联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学习毛泽东讲话,并听取陈云《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陈毅《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若干思想问题》的报告。会议总结了过去几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讨论了进一步开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问题。会后在工商界组织了广泛的传达和学习,这样,就极大地鼓舞和教育了工商业者,提高了他们的认识,解除了他们的重重顾虑,使他们下决心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11月16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代表,举行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1956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作了个别修改,追认为正式决议)。决议指出:“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和重点企业公私合营工作的基础上,决议确定把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阶段。这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会议以后,各地按照决议的精神统一了认识,制定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面规划。工会、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工商联合会、民主建国会等组织,都积极行动起来,对资本家及其家属子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宣传教育工作。1955年冬,根据中央的决议建立了专业公司,领导按行业的公私合营工作。

1956年初,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北京市私营工商业者走在最前面。1月1日,北京市资本家向国家申请各行各业都实行公私合营,很快就形成热火朝天的运动。10日,北京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被批准为公私合营。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联欢大会。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出席了大会。会上彭真市长宣布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接受了农业、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等代表的报喜信。北京市成为我国第一个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城市,这是带有全国性意义的伟大胜利。它推进了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发展。继北京之后,到月底,上海、天津、南京、广州、武汉等全国大城市及50多个中等城市,也先后实现了全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到年底,私营工业人数的99%,私营商业人数的85%,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至此,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公私合营以后,国家对合营企业进行了定股、定息和人事安排。

定股,是对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清理估价,核定股额。核定的办法是由资本家自估自报,工人监督,同业互评,合营工作委员会审定。到1956年底,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共为24亿元,其中工业17亿元,商业饮食业和服务业6亿元,交通运输业1亿元。

定息,就是企业在公私合营期间,国家发给私股的股息。不分工商,不分大小,不分盈户亏户,不分地区,不分行业,统一规定每年股息5%。国家每年需付定息1.2亿元,领取定息的私股股东共有114万人。定息自1956年1月1日算起,规定时间七年,到时再议。七年后又延长了三年多,到1966年9月取消。

人事安排方面,根据“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原则,对资方从业人员进行安排。到1957年底,全国在职资方人员和资本家代理人81万余人,都为他们作了安排,有的参加企业劳动,有的担任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还有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国家机关等担任领导职务。

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把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这是马克思和列宁早就提出过但从来没有实现过的设想。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仅仅用七年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和平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使命。在这场伟大变革中,我国社会生产力不仅没有受到破坏,而且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它把马克思、列宁关于和平赎买的设想第一次变成了现实,在这方面创造了成功的经验。

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经验是:(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历史特点,用和平的方法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但在民主革命时期具有革命的和妥协的两面性,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仍然具有两面性:既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共同纲领》和《宪法》,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这就有可能使我们对他们经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我国对大资产阶级的剥夺,消灭了中国的资产阶级的主体,从而大大削弱了资产阶级的力量;把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改变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成为改造民族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和领导力量。(二)我国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创造了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

我国创造的一整套逐步过渡的形式,使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由外部联系合作发展到在企业内部联系合作,由半社会主义性质到基本社会主义性质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先后付出32.5亿元的赎金,实现了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这一整套逐步过渡的形式,保证了社会政治的安定和在变革中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三)将改造资本主义企业与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相结合,实现了把原来的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方针

在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过程中,对资产阶级分子如何处理,这是社会主义革命中遇到的一个新问题。我国采取消灭阶级、改造人的方针,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即对资产阶级分子不断地进行政治教育、政策教育,并以企业为基地,通过工作和劳动将他们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达到消灭资产阶级的目的。党把改造资产阶级分子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作为消灭资产阶级这个剥削阶级的任务和途径,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发展。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是伟大的,经验是成功的。但是,在改造过程中,也有一些缺点:步子太快,工作粗糙,全行业公私合营与经济改组时,“裁并改合”太多,造成门市部和零售店太少,给消费者带来不便;对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管理上的有益经验,吸收不够;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把一部分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和小业主一概称为私方人员,定为资产阶级分子,并盲目地并入了公私合营企业。以上这些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因素,后来逐步作了纠正。

整个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后,在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中,又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仅仅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就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三大改造,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我国的经济基础,使我国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大大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创举,是毛泽东思想的辉煌胜利。第六节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召开。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

一、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召开和向科学进军

从1955年夏季起,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迅速发展。

1955年我国农业获得了大丰收,粮食和棉花的产量是三年来增长最多的一年。粮食产量达到3678亿斤,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头两年粮食增产的总和(1953年、1954年共增产粮食112亿斤),棉花产量达到3038万担,其他各种主要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除个别作物外)都比1954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农业大丰收为经济建设的更大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在编制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时,加快了经济建设的步子。

1955年冬,当群众性的生产建设高潮开始出现的时候,毛泽东根据周恩来、李富春的建议,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接着,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向全国人民公布了党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方针。“又多、又快”,是反对保守主义,“又好、又省”,是反对潦草从事、盲目冒进、铺张浪费。“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这四条要求是互相结合的。

为了贯彻“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方针,中共中央首先抓农业,以农业的发展推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为了有计划地发展农业生产,1956年1月23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制定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26日,向全国人民公布了这个草案,对广大农民和全国人民起了极大的动员作用。

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极大努力发展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为此,中共中央于1956年1月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以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加强党对整个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周恩来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因此,我们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已成为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党的各个部门,党的各级组织,都应该重视这个问题。报告还指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根本问题,就是知识分子的力量,无论在数量方面、业务水平方面、政治觉悟方面,都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而我们目前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同志对于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更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我们必须加强领导,克服缺点,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力量,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大规模地培养新生力量来扩大他们的队伍,并且尽可能迅速地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以适应国家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断增长的需要。这就是我们党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根本任务。

周恩来在报告中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现代化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会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致拥护周恩来的报告。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根据会议精神,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进一步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在党和国家的各个工作部门的议事日程上,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尽可能迅速地改变我们科学和文化的落后状况,力求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在12年内(即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使我国建设中很多复杂的科学和技术的问题能够逐步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加以解决。

为了实现中共中央的号召,1956年3月,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陈毅为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郭沫若、李四光等为副主任,竺可桢、茅以升、童第周、华罗庚、钱三强、钱学森、严济慈等35人为委员,集中我国优秀的科学家200多人,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为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作指出了明确的奋斗目标。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党领导科学文化工作的正确方针,它极大地鼓舞了我国广大科学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了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我国几百万知识分子,为了改变我国科学文化的落后面貌,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精神的鼓舞下,急起直追,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我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出现了繁荣景象。

由于党的正确政策、优良作风和崇高威信深入人心,广大干部、群众、青年和知识分子自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在全国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

二、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

中共中央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的形势下,开始把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转移,首先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途径。中央负责同志亲自动手,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制定经济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力图解决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问题。1956年3—4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听取了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通过政治局会议的几次讨论,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许多基本问题统一了认识。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

这个讲话,要求全党注意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十大关系。毛泽东强调指出,正确处理这些关系,就是为了“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毛泽东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如果没有强大的重工业,我们就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不可能对国民经济进行技术改造,因而也就不可能有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但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首先大力发展农业,才能保证工业所需的粮食和原料,在此基础上发展轻工业。这样才能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才能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讲话强调指出,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我国工业约有70%在沿海,只有30%左右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状况。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和利于备战,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新的工业基地应当摆在内地。但是,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需要依靠原有工业基地的支持,因此,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建设,这是一个战略方针。但只有加强经济建设,才能为加强国防建设提供物质基础。毛泽东指出,国防建设必须建立在经济建设的基础上。为了加强国防建设,必须首先加强经济建设。(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的利益。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总之,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6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提出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方针,即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但同时也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让地方因地制宜,办更多的事。(6)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我国在处理民族关系中,必须更好地贯彻平等团结,互助合作,共同发展的方针。(7)党和非党的关系。要正确处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之间的关系,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指出,我们主张“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贯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毛泽东指出,过去的镇反和现在的肃反都是必要的。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来的。一定要分清敌我,必须把混在机关、学校、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清查出来。同时又指出,在我国的条件下,反革命分子中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因此,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机关肃反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9)是非关系。解决是非关系问题,是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的问题。是非一定要搞清楚,但是,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必须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要看,二要帮,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是对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还要向人家学习。但是,在向外国学习中,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学习外国的目的,是为了借鉴外国的经验,搞好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要坚决抵制和批判。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这篇著作中,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他提出要正确处理十大关系,使这些关系围绕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总目标得到合理的安排。它既是经济规律的反映,也是社会政治安定的保证。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的重要贡献。第七节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大会的历史背景和简况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发生思想混乱、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根本变化的时候召开的。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主要是斯大林在30年代所犯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以及在他的晚年,由于被一系列的胜利冲昏头脑,大搞个人崇拜,破坏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独断专行的错误。同时,苏联经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也明显地暴露了出来,如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片面地注重积累和基本建设,忽视人民生活的提高,等等。苏共二十大在破除人们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是,当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在大会期间所作的“秘密报告”中,把过去苏联党和国家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而犯的错误,一股脑儿推到斯大林一个人头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丑化了斯大林。这样,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东欧一些国家,以往根据苏联的经验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也暴露了它的弊端,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1956年6月,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帝国主义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翼分子,利用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和群众中的不满情绪,煽动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这就加深了一些人的思想混乱。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无疑是有借鉴作用的。

中国共产党为了捍卫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对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思想混乱采取了严肃的态度。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于当时引起人们思想混乱的一些原则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文章论述了怎样历史地、有分析地看待无产阶级专政下所犯的错误的问题,论述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如何从中吸取教训的问题。文章认为斯大林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论是他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

12月29日,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人民日报》又发表编辑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第一次提出了两类社会矛盾的问题,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这两篇论文的基本观点都是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错误所采取的分析的态度,对于斯大林的功过是非所进行的历史的、全面的评价,回击了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意攻击,帮助一些人从思想混乱中获得清醒。

在国内方面,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处在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的形势和矛盾,如何总结七大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确定党在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和各方面的政策,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这些都是党的八大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有1021人,他们代表着1073万党员。有59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应邀派代表参加大会。我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也应邀列席了大会。

毛泽东在8月30日的预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并于9月15日致大会开幕词。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在大会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113个代表作了口头或书面发言。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选举出毛泽东、刘少奇、林伯渠、邓小平、朱德、周恩来、董必武、陈云、林彪、吴玉章、陈伯达、蔡畅、李富春、罗荣桓、徐特立、陆定一、罗瑞卿、徐向前、邓颖超等97名中央委员和73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在党的组织机构上,成立了中央书记处。

9月28日,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当选为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陈毅、罗荣桓、李富春、彭真、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李先念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在预备会上的讲话说明了大会的目的和宗旨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他号召全党要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

刘少奇所作政治报告和随后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对于七大以来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对当时的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路线和各方面的方针政策。

邓小平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总结了党的建设的丰富经验,着重阐明了党的群众路线、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团结和统一、提高党员的标准和保障党员的权利等问题。

周恩来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说明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以及若干主要问题。

除以上报告外,100多位代表的口头和书面的发言都认真地总结了工作,反映了各个方面的经验。

八大是充满民主精神的大会,是实事求是地总结和交流经验的大会。

二、八大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一)科学地分析了我国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提出了党在今后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

八大科学地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八大认为,虽然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终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尽快地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因此,八大确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一战略决策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二)坚持了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八大系统地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基本经验,继续坚持1956年5月党中央提出的在经济建设中,既要反对保守,又要反对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由于我国生产力获得解放,我国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和最广阔的国内市场,因此有可能高速地发展生产力。如果对这种可能性估计不足,不努力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那就要犯保守主义的错误。但是,我们又必须估计到当前经济上、财政上和技术力量上的客观限制,估计到保持后备力量的必要,特别是要注意到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如果不估计到这些情况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结果经济发展的计划就会落空,那就是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和“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为了稳步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八大强调必须注意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全面安排和综合平衡,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重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以保持农、轻、重的协调发展。八大认为,农业是工业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延缓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地影响轻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且也将极大地影响重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针对农业发展落后于人民需要增长的情况,八大提出要适当调整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为了稳步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八大还指出要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这两个方面得到适当的结合;税收政策、物价政策、工资政策和合作社的分配政策都应保证两个方面的结合。八大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全国人民必须使当前利益和个人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艰苦奋斗,克勤克俭,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增加国家的积累。但是,如果过高地规定国民收入中积累的比重,不注意适当地改善人民的生活,不注意人民群众当前利益和个人利益,就会损害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损害社会主义的利益。

在经济管理体制问题上,八大提出,将有计划的、大规模的集中生产和集中经营同不列入计划的、小规模的分散生产和分散经营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并附有一定范围的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八大决议指出,为适应社会多方面的需要,国家计划只包括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其余部分产品不列入国家计划,而由生产单位直接按照原料和市场情况进行生产,作为计划生产的补充。同样,社会主义经济以集中经营为主体,也需要有一定范围的分散经营作为补充。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在对工商业进行经济改组的时候,要根据各行业的具体情况,正确地解决集中经营和分散经营的问题。大部分公私合营工厂应按照原来的状况或加以必要的调整后分散生产、分散经营,以满足人民对消费品多种多样、经常变化的需要。执行这样的方针,就能使我国各种不同水平的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以更好地适应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国民经济的高涨。(三)提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为了保障人民的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秩序,保持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以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八大提出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

八大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有迫切的、重要的意义。为此,必须加强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对各级人民政府的监督,加强各级政府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监督,加强人民群众和下级工作人员对国家机关的监督,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揭露和批评,用这些方法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作坚持不懈的斗争。

八大指出,目前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必须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明了并且确信,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利就是有保障的。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严格守法,依法办事。公安、检察、法院等机关在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作斗争时,也必须严格遵守法制。

八大认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发展,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愈来愈广泛。继续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条件。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使广大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形成亲密的团结,同时还必须改进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合作共事关系,使他们能发挥其能力和专长,并将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必须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继续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在一部分党员中存在的不愿意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宗派主义情绪必须迅速克服。(四)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

八大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及时地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主观主义;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反对官僚主义;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八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规定:“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并且重申:“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在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从实际出发,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它的原理解决实际斗争中的各种问题,并且使它的理论不断地得到发展。”根据毛泽东本人多次提议,在新的党章和其他文件中没有写上“毛泽东思想”一词,但是,实事求是,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一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则贯穿在大会所有的文件中。

八大认为,主观主义是党的工作中最根本的缺点,因此克服思想和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是保证党的工作顺利发展,避免重大错误的关键。为此,必须通过有系统的努力来提高全党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要大大加强对于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善于正确地集中群众的智慧,总结群众的经验。

八大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面临着新的考验。这种地位很容易在一些党员身上滋长一种骄傲自满情绪。他们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群众,喜欢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这就使我们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危险比过去增加了,产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危险,比过去增加了。因此,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

八大指出,在党的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具有极为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其意义由于我们处于执政党的地位而更加重大。根据七大以来的实践经验,八大对群众路线的含义作了新的概括:一方面,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另一方面,党的主张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只有首先善于做群众的学生,才有可能做群众的先生,并且只有继续做学生,才能继续做先生。因此,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本身就要求党的领导保持谦虚和谨慎的态度。

八大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应用。为了使党的领导工作符合于客观实际,便利于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意见。要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就必须在党的各级组织中无例外地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八大指出,少数党组织的负责人仍然习惯于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党组织的会议流于形式,是党的民主生活中的重要缺点;今后在党委内部讨论问题,要容许不同观点的无拘束的争论,以便比较全面地反映党内外群众的各种意见,集中正确的意见。

八大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论述,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同时也承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八大指出: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八大在着重阐述贯彻群众路线、发扬党内民主、坚持集体领导的同时,也重视发挥个人的作用,规定各级党组织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的原则,并强调民主原则不能离开集中原则;一切党员必须遵守党的纪律,必须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反对任何降低党的作用和削弱党的领导的倾向;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是每一个党员的神圣职责。

八大通过的新党章提高了对党员的要求,也扩大了党员的权利。

八大根据执政党地位的变化和党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修改了党章,使党的组织路线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新情况,为党领导人民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组织上的保证。

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八大所制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以及经济建设的方针都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八大以后,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成就,同时也遭到了许多严重挫折。第八节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和提前完成

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

我国从1953年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至1957年),标志着我国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根据党和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提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以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以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以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由周恩来、陈云主持制定的。在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在参照苏联的建设经验的同时,着重注意了以下问题:(1)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力求使各经济部门——特别是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发展保持适当的比例,避免彼此脱节;(2)力求使建设计划同资金积累的进度(即投资力量)相适应,并适当地估计到技术力量;(3)使地方的计划同中央各部门的计划结合起来,在中央统一领导下,首先保证重点工程的建设,同时充分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4)在建设中合理地利用原有的工业基地和积极地着手建设新的工业基地——这两个方面互相结合,逐步改变过去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并使经济建设的布局适应于国防安全的条件;(5)照顾到积累资金和改善人民生活两个方面,既保证国家建设,又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并且提出把建设项目能否如期完成、工业增长速度如何、市场能否保持稳定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度作为检查计划执行情况的四项主要内容。这样,就使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保证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综合平衡和稳步前进。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实现党和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一个重大步骤。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规模是很大的,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速度也是很快的。在五年内,各项支出总数为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两以上。用这样大量的资金来进行国家建设,这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上,是不可想象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个宏伟的计划,它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要求迅速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强烈愿望。

发展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基本建设,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而在苏联援助下的156个工业项目的建设,又是工业建设的中心。工业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为248.5亿元,占基本建设总投资427.4亿元的58.2%。计划规定在五年内新建和改建许多规模巨大、技术先进的钢铁联合企业、有色金属企业、电力站、煤矿、炼油厂、重型机器制造厂、汽车厂、拖拉机制造厂、飞机制造厂等,其中不少是我国工业史上的创举。计划规定,1957年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加98.3%,即平均每年递增14.7%,其中现代工业增长104.1%,即平均每年递增15.3%。各种工业产品的产量都将有显著的增长。计划规定,工农业总产值应达到1249.9亿元,比1952年增长51.1%,其中现代工业的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26.7%上升到36%。在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的产值所占的比重,由1952年的39.7%上升到45.4%。消费资料的产值则由1952年的63.3%下降为54.6%。实现这一宏伟的工业基本建设计划,就能大大提高我国工业生产的能力,初步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面貌。

克服我国农业发展落后于工业发展的矛盾,是五年计划的一个重大任务。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在五年内,国家对农业、水利、林业各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达32.6亿元。五年内农业及副业的总产值增长23.3%,即平均每年递增4.3%;要求粮食、棉花、油料作物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都有较大的增长。

适应于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要相应发展交通运输、邮电、贸易、银行和物资储备等事业。第一个五年计划还规定,大力发展我国的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积极地培养国家建设所需要的人才。

第一个五年计划还规定,在生产不断增长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五年内,就业人数共增加约420万人,职工的平均工资增加30.3%;农村人民的购买力将增长近1倍。

积极进行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积极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措施。(一)大力进行新的工业企业的建设

由于旧中国遗留给我们的工业基础的薄弱,因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经济建设中占据首要的地位,基本建设的投资占整个国家支出的一半以上,并在工业基本建设工作中注意了抓住重点,纠正那种不顾全局、不分轻重缓急、分散资金和人力从而妨碍重点工程建设的偏向。(二)充分发挥现有工矿企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作用

现有工业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工业生产计划的完成,主要是依靠现有工业企业的生产。按照全国的工业总产值大体计算,1957年比1952年新增加的产值中有70%左右为原有企业所增产,由新建和改建企业增产的只占30%左右。(三)统一调配和大力培养建设干部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党从各部门抽调了大批优秀干部转入工业战线,领导工业建设,同时通过各种学校大力培养技术干部。党号召老干部钻研业务、技术,努力成为工业建设中的内行,并团结、教育、改造原有的技术人员,使他们在建设事业中发挥积极作用。(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为大规模经济建设积累资金

为了给国家经济建设积累更多的资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在1953年的大规模建设中,有些部门和地方出现了铺张浪费、不顾条件盲目冒进的偏向,影响了国家的重点建设工程,造成了财政上的困难和人力物力的浪费。对此,1953年8月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要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1955年在基本建设、企业经营管理及机关生活设施中,又出现严重浪费现象,针对这种现象,中共中央又发动了一次增产节约运动。党所发动的每一次增产节约运动,对于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完成各项建设任务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195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先进生产者运动。4月20日至5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先进生产者运动成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强大动力,保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实现。

二、1956年的反冒进

1956年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比前几年有了较大的增长。如1956年比1955年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16.5%,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最快的一年。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5年增长28.1%,农业总产值比1955年增长5%。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完成148亿元,比上年增加59%。农业生产虽然遭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粮食产量仍比大丰收的1955年增加176亿斤,达到3854亿斤,已经超额完成五年计划。棉花由于自然灾害比上年减少147万担,下降了4.8%。在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同时,全国交通运输业、商业、文教卫生和科学研究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

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党内一些同志急于求成,错误地开展了反对右倾保守的斗争,使党内滋长了“左”的情绪,加上对经济建设缺乏经验,1956年度的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的指标定得偏高,有些地区和部门出现了贪多求快、急躁冒进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基本建设规模过大。

基本建设的项目不断追加。1956年春,全国第一次基本建设会议,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基建项目由原定694个增加为745个,五年内建成的项目由455个增加到477个。同年6月,基建项目又猛增为800多个,增加了15.3%。建成项目增加为500多个,增长了9.9%。

由于基本建设项目增加,基本建设投资大大超过原定计划,由1955年9月预定的112.7亿元,急剧增长为147亿元,比上年投资增长71%(后来压缩为140亿元,比上年仍增长62%)。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额占第一个五年计划投资总额的33%。

由于基本建设规模和速度过大过高,出现了两个超出:首先是基本建设投资速度超出了财政收入增长速度。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62%,而同年财政收入只比上年增长5.7%。其次是基本建设投资速度超出了生产资料增长速度。1956年基本建设增长62%,而钢只增长46%,水泥增长40%,机器设备增长46%。基建和物资供应之间发生矛盾,造成了停工、窝工现象,1956年4月由于建筑材料和设备供应不足未能按期开工的项目,占同期应开工项目的1/5。

第二,农业生产贪多图快,急于求成。

1956年初,公布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有些地区和部门不顾主客观条件是否具备,企图在三五年内,甚至一两年内就实现纲要规定十二年完成的任务。

在制订农业生产计划时,指标也是一再追加。1956年粮、棉产量指标变动多次。粮食:1955年9月确定的指标仅比上年增加1.7%,12月则改为增加8.7%,1956年5月又改为增加9.1%。棉花:1955年9月定的指标比上年减少1.3%,12月定的指标则比上年猛增为16.9%,1956年5月又升为18%。

急躁冒进还突出地表现在双轮双铧犁的制造和推广上,不顾自然条件的差异,主观地号召推广,结果农民不愿使用,不仅不能收到效益,而且造成资金、钢材、人力的大量浪费。

第三,各项事业齐头并进。

在文化教育方面,1956年大学和中专招生指标定得过高,执行时又超过了指标,造成一些高等学校师资、校舍和设备的紧张。

职工队伍也增加过多。原定计划增加84万人,结果招了230万人。职工工资调整增加多了一些,1956年职工工资总额比上年增加约27亿元,增加了国家财政开支,并引起市场供应的紧张。

在财政信贷方面也突破了原定的预算。以往每年发放农业贷款一般只增加一两亿元。1956年原计划增加农业贷款11.2亿元,结果增加了20.3亿元。原计划增加手工业、公私合营企业贷款2.9亿元,结果增加了9.4亿元。这样就使银行信贷出现差额,被迫过多地动用历年结余款。

上述事实说明,1956年国民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急躁冒进倾向,带来了财政上的紧张,出现了生产资料(主要是钢材、水泥、木材等基本建设和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生活资料严重供不应求的现象,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

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及时发现了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倾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采取果断而稳妥的措施,有效地纠正了经济建设中急躁冒进的倾向。(一)及时地向全党指出经济建设中存在急躁冒进的倾向,强调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反冒进倾向的斗争

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政治报告中,及时提醒大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按照客观的需要和可能办事。他说: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他特别强调不能借口保护群众的积极性而不重视纠正急躁冒进的错误。

1956年6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大会是在调查研究和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召开的。会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和国务院分别作出决定,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中央各部领导同志到基层视察、检查工作。国务院在周恩来主持下,向大会提出了几个经济工作报告。李先念所作《关于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报告》、薄一波在会上的发言都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克服急躁冒进是经济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大会决议明确指出:“必须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这次会议对动员全国人民重视和纠正急躁冒进倾向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为了落实这次会议的精神,在周恩来的建议下,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重要社论。社论提出的主要论点是正确的。它指出,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克服急躁冒进的关键在于克服领导上的急躁情绪;纠正急躁冒进的偏向,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同时,社论又指出克服急躁冒进是纠正具体工作中的偏向,对党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要根据各地区各单位的实际情况坚决地加以执行。社论对于提高人们对纠正急躁冒进倾向的认识,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二)着重于总结经验教训,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1956年9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他指出,应按照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要求和国家物力、财力、人力的可能条件,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经济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薄一波的发言就处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问题,总结了经验,提出:今后若干年内,在通常的情况之下,我国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20%,或者略高一点;我国国民收入中国家预算收入的比重,不低于30%,或者略高一点;我国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的比重不低于40%,或略高一点。1957年1月18日,陈云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题为《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重要发言,精辟地指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为了防止经济建设超过国力的危险,他提出财政收支、银行信贷和物资供需都必须平衡,并略有结余;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经验中去寻找合理的比例关系。(三)采取积极稳妥的经济措施,切实纠正急躁冒进的错误

首先,修订了计划,压缩了指标。当时对工农业生产主要指标进行压缩,将原定的1956年工业总产值增长21.7%,减缩为增长19.7%;粮食由增长9.1%,降到增长8.4%;棉花由增长18%,改为增长17.1%。1956年的基建投资,从原定的170亿元,压到140亿元。还对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作了调整,将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调整为111亿元,比上年减少20%。

其次,开展增产节约运动。1957年初,陈云建议开展广泛地增产节约运动,克服1956年由于冒进偏向造成的经济生活和财政信贷的种种困难。2月,党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一九五七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由于在全国范围深入地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对缓和财政经济的紧张局面、完成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起了重要作用。

1956年反冒进及所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效果是良好的,可以说是建国以来在经济建设方面成功地纠正错误倾向的一个范例。

三、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提供的物资和专家支援,到1956年绝大多数指标都提前完成了。

从基本建设来看,从1953年到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额达411.7亿元,比1952年增长240%,其中重工业的投资是151.5亿元,轻工业投资26.4亿元。新中国成立7年来工业固定资产共增加155.2亿元,比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124亿元还多。7年来新建和改建的大小企业共1万个以上,其中限额以上的大企业就有729个,到1956年底全部或部分投入生产的有400多个。

由于大批新建和改建企业的投入生产,开始改变了旧中国工业落后的面貌,我国已经开始有了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新式机床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以及高级合金钢等新的工业部门。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

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看,1956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52亿元,比1952年增长54.6%。其中工业达到642亿元,比1952年的349亿元增长了84%,平均每年递增19.6%。1956年农业总产值达610亿元,比1952年的461亿元增长32.3%,平均每年递增4.8%。都提前超额完成了1957年的计划规定的指标。

如果和1949年相比较,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的466.1亿元增长170%,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的140.2亿元增长3倍以上。

新中国成立七年来钢产量从1949年的15.8万吨,到1956年达到447万吨,增长28.2倍。

从粮食产量来看,1956年是3854亿斤,比1949年的2263亿斤,增加1591亿斤,增长70%。棉花1956年的产量是2890万担,比1949年889万担增加2001万担,增长225%。(粮、棉尚未达到1957年计划指标。)

新中国成立七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而且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商品零售总额1956年达到461亿元,比1950年的170.6亿元增长170.2%。农副产品采购额1956年达到184亿元,比1950年的80亿元,增长了130%。

七年来,在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我国人民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在1949年到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了70%以上。而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了36.8%,平均年工资1952年是446元,1956年增长到610元。

我国5亿多农民的生活,在农业生产不断增长的基础上,同样得到显著的改善,从1949年到1952年,各地农民的收入一般增长30%以上,1953年到1956年,全国农民的收入又增长了24.3%。

七年来由国家投资建设的职工住宅面积累计8100万平方米。享受劳动保险的职工从1949年的60万人增长到1956年的741.7万人。在此期间,我国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开始改变了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为此后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更好的物质技术条件。

第二编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7年1月至1966年4月)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从1957年1月到1966年4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在这十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党中央许多领导同志提出了不少正确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思想和意见,特别是党中央陆续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在1976年10月结束十年动乱后得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很大一部分物质技术基础,就是在1956年以后这十年期间建立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十年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1957年1月至1966年4月这十年中,党和国家在工作中取得成就,是主导方面。但是,由于毛泽东主席和党内不少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由于党内个人专断作风和主观主义的增长,忽视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在1958年至1960年发生了在“左”的指导思想下经济建设上的严重失误,这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未能取得应该取得的伟大成就。

第三章 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开始。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1957年1月至1960年12月)

第一节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及其意义

1957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国内的政治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由于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基本完成和剥削阶级的基本消灭,革命时期的那种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国内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说,调动全国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促进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成为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一项主要任务。

1957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近一年来国内外的形势和党内的思想动向,分析了我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内部存在着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他指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接着,在1957年2月27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他又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他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说来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用专政的方法,强制的方法;但对人民内部绝不能实行专政,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实行专政,也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过去我们采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曾得到了伟大的成功。现在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全国都要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采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马克思主义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实现。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他说:目前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说明: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对于反革命分子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毛泽东在报告中根据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内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情况,进一步阐明了农业合作化、工商业改造、知识分子、少数民族、经济政策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并且提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原则和方法。

毛泽东在报告中还阐明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是繁荣文学艺术、发展文化科学的方针,是正确处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相互关系的方针。它是根据我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内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为了在人民内部判断言论和行动的是非,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六条政治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两条。

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在报告中还提出了在经济工作中必须采取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和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以及勤俭建国等正确方针。

毛泽东在报告中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的认识之间也存在着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这也是人民内部的一种矛盾。党的任务是尽可能正确地反映这种规律,并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同年3月12日,毛泽东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着重指出了知识分子问题和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问题,继续强调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要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的布置,在3月下旬开始向党内外传达了这两个重要报告。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是一个正确的纲领性文件,是党的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指明我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必须走政治上民主化、经济上工业化的道路。不久,毛泽东又提出了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这些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贡献。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运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

一、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运动

从1957年5月开始,中共中央根据八大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精神,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基本内容的开门整风运动。

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国家状况的变化,党组织本身的状况也有了很大变化:它已经成为执政党;党的队伍壮大了,到1956年有党员1073万人;由于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党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执政党的地位和接连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使得一部分党员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产生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以及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不良作风,因此有必要在全党加强对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水平,改进党的作风,以便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首先阐明了整风运动的目的和意义,指出我国目前正处在新的、剧烈的伟大变革中,中国共产党要进一步领导社会主义的改造和社会主义的建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必须同时改造自己。但是近几年来,党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风运动。指示中还规定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个报告为指导思想,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为这次整风的主题。

5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整风运动在全党逐步展开。

从5月开始的整风运动,到8月以前,主要在省、市以上的党政机关、大专学校、民主党派、新闻出版界、科学技术界、文艺界、卫生界进行。8月以后,逐步在工人、农民、工商界、中小学教职员中展开。同时在军队中也开展了整风,从而扩大为全国规模的整风运动。在中央、省(市)、地、县四级机关中的整风运动,经历了几个阶段:“大鸣大放”阶段(同时进行整改);反右派运动;着重整改阶段(同时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以提高思想阶段。整风运动到1958年初以后就改变为以反浪费、反保守为主要内容。1958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时,宣告整风运动基本结束。

中国共产党开展全党的开门整风运动,发动党内外群众向中国共产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也是克服党的缺点、端正党的作风的必要措施。中共中央从5月初到6月初,曾多次号召党内外群众帮助党整风,召开各种会议,听取党外群众的批评意见。中共中央统战部曾召开14次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听取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但是,当时社会上有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利用和鼓吹所谓“大鸣大放”,从根本上攻击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人民的领导作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一些地方发生了少数人闹事的事件。5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指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这时,毛泽东主席对于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对于右派分子进攻的形势,作了主观的过于严重的估计。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于是,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

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举行了八届三中全会。会上,基本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以及关于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的管理体制和关于劳动工资、劳动福利问题的几项规定草案。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量,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违反党的八大关于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同时,又由于他对经济建设的速度和规模,滋长了主观急躁情绪,在讲话中,他又对1956年国务院主持的必要的反冒进措施提出了不恰当的批评。由于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这又滋长了党内的个人专断作风。这样,根据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的精神,在全国进一步扩大化地开展了反右派运动和对1956年反冒进的错误批判,一直延续到1958年夏天。

1957年夏季,反右派运动扩大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严重地扩大了打击面,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共有55万多人。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事业,对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本人及其亲属,都带来不幸的后果。

本来,这些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原是出于善意,对国家政治生活中某些弊端,或者对本部门、本单位的人事管理、职工生活,或者对某些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等提了些批评意见。这些意见,总的说,应该说对改进工作、促进社会主义事业是有益的;有的意见,难免有片面性,或者带有个人情绪,有些偏激,或者有某些观点上的错误。作为党的各级整风的领导者,应当善于听取这些意见,听取其合理部分,对某些错误的意见,应当采取教育和引导的态度。但是,当时却把他们的有益的批评意见或者属于思想认识上的某些错误都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都说成是“向党进攻”。这样,就严重地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限。在处理的时候,对他们打击和处罚也太重,把他们与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并列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造成了一场历史性的错误。

反右派运动被严重扩大化的原因,首先,是对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以至把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夸大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一场大战,把少数人的局部性的问题夸大为全局性的问题,认为中国也面临着出现当时的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危险,把大量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混淆为敌我矛盾。其次,由于长期以来党习惯于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而不能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应用新的工作方式处理问题,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仍然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就导致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最后,不适当地采用了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方法,甚至采用了“引蛇出洞”的手段,这不仅造成了全国范围的紧张气氛,而且也容易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划定右派分子时,又采取了“一刀切”和“热处理”方法,1957年10月发出的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党内指示,也没有得到贯彻和执行,这也是造成扩大化的重要原因。总之,这次运动,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上,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沉痛的教训。

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

1957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由于全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的集体领导下,认真执行了八大确定的正确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虽然在反右派运动中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但经济建设事业仍然蓬勃发展。1957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济效益最好的年份之一。工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保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经济工作中,中共中央认真地贯彻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正确地反对了经济建设中的两种错误倾向。1957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陈云在《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讲话中,总结了1956年财经工作方面的经验教训,强调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指出适应还是不适应,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为了防止经济建设超过国力的现象,他又提出了要力求做到“三大平衡”的思想,即财政收支平衡、银行信贷平衡和物资供需平衡。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五七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为了和缓物资供应和财政支出的紧张局面,使经济战线在1956年巨大的进军以后,转向稳步前进并且作必要的休整,必须在1957年对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作适当的调整,必须用更大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根据上述正确的指导方针,1957年认真调整经济建设的计划,压缩基本建设项目,重视综合平衡,克服冒进倾向,经济建设工作在扎实的基础上,工业生产完成各项指标,农业生产获得较好的收成,财政收入超过支出,国家商品库存增加。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出现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

12月底,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地超额完成。在工业生产方面:1957年的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产值)达628亿元,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1957年指标的17.3%,与1952年相比,增长了128.6%。主要的工业产品都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钢的产量达到了535万吨,比1952年的135万吨增长了296%;生铁为594万吨,比1952年的193万吨增长了208%;煤炭为13100万吨,比1952年的6600万吨增长了98.5%;发电量达到了193亿度,比1952年73亿度增长了164%;原油为146万吨,比1952年的44万吨增长了232%;机床、化学肥料、水泥、木材等都有大幅度增加。工业的投资总额1957年完成了65.5亿元,超过了原定的年度计划的4.1%。限额以上的工矿企业继续施工和开始施工的共有642个,建设完工的共有178个。1957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成大型企业最多的一年,以全年计,差不多两天就有一个大型企业建成。在已经完工的大型企业中,有本溪的钢铁公司、黑龙江钢厂、吉林肥皂厂、吉林电石厂、哈尔滨锅炉厂、西安电力电容器厂、太原第一热电站、佳木斯造纸厂、沈阳重型机器厂、四川狮子滩水电站等。这些大型企业的建成和投产,为我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基础,并且使工业总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上升到54%左右。

在农业生产方面:1957年战胜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比较严重的旱灾,农业获得了较好的收成。粮食总产量达到3909亿斤,比1956年增加45.9亿斤,比1952年增长19%;棉花总产量为3280万担,比1956年增加390万担,比1952年增长29%;甘蔗、黄麻、生猪等也都有大量增长。因此,1957年的农业和副业的总产值达到603.5亿元,比1956年增长3.5%,比1952年增长25%。有部分地区虽然水灾严重,但农业和副业的总产值还是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对这些地区规定的指标。全国已有65个县市的粮食产量和56个县市的棉花产量都达到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所规定的任务。

在交通运输方面:1957年建设铁路新线和复线共计1100多公里。宝(鸡)成(都)铁路、鹰(潭)厦(门)铁路的建成通车以及武汉长江大桥提前两年完工,改变了我国铁路交通运输的面貌。1957年的铁路货物周转量比1956年有了较大的提高。

在商业方面:1957年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1956年增加5亿元,零售商品库存到年底比年初增加了20亿元。物价稳定,棉花及其他农副产品的收购任务也都超额完成。对外贸易1957年的进口总额比原计划超过了4%。

在文教卫生出版方面:1957年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达44.1万人,比1956年增长9.7%;中专在校学生数为77.8万人,普通中学为628.1万人,比1956年增长15%;小学生在校数为6427.9万人,比1956年增长5.5%;医院的病床数1957年比1956年增长11.7%;出版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与体育运动也广泛开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也有明显的提高。

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改善。1957年全国职工人数已达到2451万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批失业人员基本上得到安置,职工的平均年工资达到637元,比1952年增长42.8%,农民的收入比1952年也增加近30%。

1957年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胜利完成。在五年内,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共完成550亿元,其中经济和文化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493亿元,超过原定计划的15.3%。五年内新增加的固定资产为411亿元,施工的工矿企业1万个以上,其中限额以上的有921个。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和大批新建和扩建的工业企业的投产,我国开始有了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新式机床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冶金矿山设备制造业,以及有了高级合金钢、重要的有色金属冶炼业等新型工业部门,生产了一批我国从来没有的新的工业产品,这就开始改变了旧中国工业极为落后的面貌。在五年内,全国扩大耕地面积5867万亩,新增加灌溉面积21810万亩,相当于1952年全部灌溉面积的69%。农林水利建设在五年内也有了迅速的发展,国家共投资40亿元,已建成大型水库13座。如官厅水库、佛子岭水库和梅山水库等都是在此期间建成的。国家为发展农业,五年内共发放贷款78亿元。五年内新建铁路33条,修复3条。公路方面,康藏、青藏、新藏公路都相继修成通车。五年内国家为职工支付的劳动保险金、医药费、福利费共达103亿元。新建职工住宅9454万平方米。

总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是我国历史上的空前壮举。经济文化等方面所获得的巨大成就,使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更加巩固,各族人民更加团结。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也得到了苏联和东欧许多人民民主国家的友好的技术援助。第三节 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热情的高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召开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

一、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热情的高涨

在党的八大正确路线的指引下,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十分高涨。从1957年冬开始,全国农村掀起了大规模的以兴修水利和积肥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

为了认真总结经验,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1957年12月9日至24日,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我国必须更快地发展农业,使农业的发展能赶上工业和整个国家建设的发展要求。党中央决定在第二个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用较大的力量发展农业生产,实行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在农业中,首先应当注意发展粮食和棉花,同时也要重视其他农副业产品的生产,争取《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所提出的指标提前实现。

在召开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的同时,还召开了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和牧区畜牧业生产座谈会、全国水土保持工作会议等。朱德副主席在这两个会议上又分别讲了话。他在手工业合作社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国历来就是以手工业发达闻名于世界的国家。手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着重要的地位。手工业在为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基本建设和交通运输业服务,满足城乡人民的生活需要,供应一部分出口物资,帮助解决一部分社会劳动力就业问题,以及为国家积累一部分建设资金等方面,都具有重大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巩固和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朱德在畜牧业生产座谈会上说:畜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粮食生产以外,它占有最重要的地位。畜牧业的发展,不仅在畜力和肥料上支援农业生产,而且还供应了工业的原料和城乡人民的肉食、奶食等,是改善人民生活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因此发展畜牧业的问题,是我们全党值得重视的。

1957年12月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辞祝贺。他在致辞中宣布了毛泽东在参加莫斯科会议期间提出的要在十五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工业的产品总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

在这个口号的鼓动下,在全国经济情况良好的胜利形势下,中央和各地都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掀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

在这期间,中共中央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1958年1月初,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参加的杭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在整风反右以后要抓紧各项工作。1月11日至22日,在南宁召开了九省二市书记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讨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会议前后,毛泽东吸收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人的意见,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这个文件强调“不断革命”的思想,正确地提出今后要“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但是,毛泽东在会上却又再次不适当地批评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在1956年主持的必要的经济工作上的反冒进,毛泽东批评指责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政治问题。毛泽东主席严厉批评反冒进的结果,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2月13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有100多人参加,会议主要内容是传达南宁会议的精神,也是南宁会议的继续,会上又进一步批评了1956年的正确的反冒进。3月9日至26日,又召开了有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成都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帐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和《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等37个文件。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多次讲话。他继续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观点。他又提出了我国当前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的论点。这个论点实际上不符合剥削阶级已被基本消灭后的阶级状况,也未能估计到我国存在着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劳动知识分子。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抓好“反右倾”运动,认为这是一个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只要抓好这个运动,就可以用同样的人力、财力、物力,办出比原计划多百分之几十以至数以倍计的事业,于是各行各业的“反右倾”运动很快铺开了。对一些主张谨慎地稳步前进的同志,往往被批判为右倾保守,在各级干部中提倡和滋长了急躁冒进倾向。

在这段时间内,由于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革命热情的高涨,我国的工业、农业、科学、文教卫生等事业在1957年的基础上都有了较大的发展。1958年1月至4月的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同期增长了26%,生产技术革新、工具改革、新产品的试制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同时,由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不断地批评反冒进,批评右倾保守,因此,党内一部分人头脑逐渐发热起来,有的地区、有的省开始提出了一些不切合实际的“大跃进”计划。

二、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主要议程是:(1)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2)邓小平作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报告;(3)讨论通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谭震林作纲要的说明报告。参加会议的除1000多名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以外,还有一些市委、县委、大城市区委、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和军队干部列席了会议。大会讨论了上面3个报告,有117人作了口头发言,145人作了书面发言。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和《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增选了25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在这次大会上,正式通过了由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这条总路线,一方面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另一方面它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过分地强调了主观的作用。

大会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意见,轻率地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作出的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结论,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为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提供了理论根据。

八大二次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在15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的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会后,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讨论通过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时候,刘少奇在报告中曾作了必要的说明。他指出,这条总路线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八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在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会议上周恩来的讲话中,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同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又阐明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的讲话中又重申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到1958年3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把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概括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就是说,实现总路线的目的是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总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也适应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的需要。但是这条总路线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这个缺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也已发现并多次指出过。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贯彻“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方针的时候,周恩来就指出这个提法不科学,没有把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的思想包括进去。为了克服执行中的片面性,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社论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社论说:“我们对党中央提出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不要把它片面化、绝对化。”“在执行中央的这条方针的时候,不能只注意多和快,而不注意好和省,既不能因贪多贪快而造成浪费,也不能因求快而忽视工作的质量和安全。如果多了,快了,省了,但是不好,不安全,那就是违背了我们的目的。”毛泽东在1957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上也对多快好省的方针作了解释。他说: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而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总之,党中央为了克服执行总路线过程中的片面化、绝对化错误,曾多次强调全党在贯彻中必须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第四节 党在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北戴河会议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

一、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

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后,《人民日报》发表了《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的社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全国各条战线上大力贯彻和执行。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和科学研究领域,全国各条战线上都呈现了一派大好形势,并取得了一定的生产成果和科学研究成果。在农业战线上,广大农民群众为夏粮作物的丰收和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进行了紧张的劳动。1958年的全国夏粮作物取得了大幅度增产的好收成,总产量超过了预计的数目。在工业战线上,也出现了大发展的形势,5月的工业生产比上年同期增加46%,从6月起,地方工业也有了更快的发展。在党中央的号召和推动下,群众积极性高涨,掀起了一股全国范围的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口号的运动。

在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形势下,毛泽东以及中央和地方一部分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作用,对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和实际情况认识不足,在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有所发展。在总路线制定后,未能冷静地估计当时的形势,在经济建设上片面地强调高速度,追求高指标,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政府各部门党组的负责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讨论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1958年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与农村工作问题、商业工作问题、教育方针问题、加强民兵工作等等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等一系列文件。在这些文件中,明显地反映了党在经济建设方针上的失误。

首先,北戴河会议对国内的经济形势,特别是对农业生产的形势作了不切合实际的估计,根据这种估计作出了错误的决策。会议认为,1958年的农业生产在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打破了农业技术措施常规之后,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认为我国农业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党的工作必须转移到工业上来,会议决定从现在起,全国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必须首先注意工业的领导。对工业也提出了不切合实际的高指标。会议认为:按照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所通过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今年钢产量是650万吨,比去年增产85万吨,这个数字早已显得不够了。今年5月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建议把今年的钢产量增加到800万~850万吨,现在看来,这个数字仍然嫌低。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的产量535万吨增加一倍而努力。

北戴河会议初步讨论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认为:1959年是全国人民苦战三年的有决定意义的一年。在1959年,要求我国的工业和农业继续用1958年的速度或者比1958年更高的速度前进,这样就可以保证在最短期间彻底解决我国粮食、棉花、油料的生产和供应问题,并且在最短期间根本改变我国的工业落后状态。制定了这样的高速度、高指标,就使瞎指挥、浮夸风等“左”倾错误迅速泛滥起来。

其次,北戴河会议脱离了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忽视了农业生产合作社需要巩固和稳步发展的客观情况,急于改变农村生产关系,决定建立以“一大二公”为特点的人民公社,并且把人民公社的建立看成是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开始,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开始。这种主观的急躁的改变农村生产关系和所有制性质的指导思想,导致在农村的生产和分配中“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倾向,导致发生无偿调拨农业劳动力,无偿调拨农民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农产品的“共产风”。

最后,北戴河会议认为,在完成钢铁生产翻一番和建立人民公社的过程中,必须强调所谓的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把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推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动力,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

北戴河会议的决议,导致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等“左”倾错误泛滥开来。

二、“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北戴河会议后,全国的“大跃进”运动,全党全民大炼钢铁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

9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公布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

截至8月底,全国钢产量只完成450万吨,离1070万吨尚差650万吨,但时间只有4个月了。这就是说必须用4个月的时间完成全年64%的任务。在时间紧迫、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就发动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人民日报》在《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翻一番的伟大任务》社论中指出,这是全党全民当前最主要的政治任务,1070万吨钢的任务必须完成,一吨也不能少,从现在起立即行动起来,鼓足干劲,苦战4个月,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必须把领导钢铁生产当作首要任务。必须采取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同时并举、土法冶炼和现代化冶炼同时并举的方针。对现代化的大型企业必须增加任务,但同时必须实行全民炼钢运动,从农业战线上抽调大批劳动力,组织大兵团作战,广泛地组织土法冶炼。11月和12月抽调的劳动力达到9000万人以上,小高炉达到100万座以上,全国各个机关、学校、工厂、企业、公社都兴建小高炉,全国遍地开花,全民动手,都在为炼铁炼钢而奋战。

为了实现钢产翻一番的任务,当时片面地强调炼钢的重要意义,认为有了钢一切事情就好办了,强调不要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提出一切要为“钢铁元帅升帐”而让路的所谓全局观点。结果,造成了片面发展钢铁工业与其他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矛盾,破坏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经过4个月的全民炼钢运动,终于达到了指标。但是,全民炼钢运动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党内外有不少人提出意见,认为全民炼钢运动抽调劳动力太多,把农业战线上的青壮年抽走了,严重地妨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不能保证秋收和秋种,挤掉了农业。在工业经济上,搞乱了原有的生产秩序,破坏了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不是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全面“大跃进”,而是只有钢铁而挤掉其他工业,造成了严重的比例失调现象和紧张局面;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浪费太大,从“小、土、群”(小型土法土炉群体炼钢)中炼出来的钢铁质量太差,废品很多,烧去大量木材,熔化许多铁器,炼出来的却是烧结废铁,造成了经济上的严重损失。数最上虽有1100万吨,但有几百万吨是不能用的废铁。这些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当时却把它们作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观点”加以批判。

9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戴河会议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全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原来发展的基础上,未经认真试点总结经验,超出决议的估计迅猛展开。

1958年初,部分地区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春耕生产中出现了超过社界、乡界、县界的范围进行协作的现象。根据这种情况,成都会议就认为农业生产合作社规模太小,需要扩大,小社并大社是必然趋势,人多力量大,可以办更大的建设事业,于是起草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会后有的地区就开始了并大社的工作。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并社运动更普遍地展开了。河南和辽宁都进行了全省的并社工作。8月上旬,毛泽东先后视察了河北、河南和山东等省的一些农村。8月9日,他在山东同当地负责人谈话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的讲话在8月13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后,“人民公社好”的口号传遍全国,一些地区相继出现联乡并社并转办公社的热潮。

在《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虽然指出,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大社并转办人民公社的时候,一气呵成当然更好,不能一气呵成的,也可以分两步走,不要勉强,不能性急,各县都应先进行试点,然后逐步推广;还指出,无论在秋前和秋后或今冬明春合并,都应从现在起,就把准备合并的一些小社串连起来,共同商量,统一规划秋后的农田基本建设,统一安排为争取明年更大丰收的各项准备工作。但在当时的实际运动中,却一哄而起,在8月底9月初的时候,河南和辽宁就基本上实现了全省的公社化,河北、黑龙江、安徽等省也进入了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到10月底,即在北戴河会议后的两个月时间内,全国就基本上实现了公社化。全国共建立人民公社26578个,参加人民公社的农户达到12325万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1%,平均每社为4637户。所以当时总结人民公社的基本特点是“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公社的规模大,人多地多,一个公社一般是万人社或千户社,一个社等于一个乡;所谓公,就是人民公社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集体化,公有化的程度更高。这样原来在农业合作化中还保留的如自留地、自养牲口、自营的成片的果树、一部分较大型的生产工具等等,许多地方在建立公社过程中都已转为社有。由于人民公社实行工、农、商、学、兵结合的制度,超出了单一的经济组织的范围,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统一体,公社同乡一级的政权合而为一,公社的社务委员会就是乡人民委员会,政社合一。这样,所谓公就是实行生产资料公社的直接所有制,有的地方还实行了县联社,实际上是实行了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这就严重地脱离了农村生产力的水平。在分配制度上,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制度,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社员转入公社,必须交出全部的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基、家畜、林木等转为全社公有,即所谓扫除私有制残余。同时还实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等措施。有的社还对社员提出了包吃、包住、包穿、包生育、包治病、包婚丧等七包以至十三包。造成各个社队之间和社员之间穷富拉平。尤其是还鼓吹取消商品生产,实行无偿的物资调拨,公社随便平调社员、生产队、生产大队的劳力、资金、土地和财产,实际上是对劳动者实行了剥夺的办法;否定集市贸易,否定价值规律,否定“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了平均主义的“共产风”。

随着公社化运动所产生的“共产风”以及生产上的瞎指挥、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用粮等等,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农民生活日益困难,农村形势日趋紧张,北戴河会议以来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开始暴露出来。第五节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左”倾错误的若干纠正

一、第一次郑州会议和党的八届六中全会

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全国紧张、上下混乱的局面,中共中央在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以前连续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和党的八届七中全会等六次会议。这些会议,对于纠正已经察觉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起了某些积极的作用。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参加的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前视察了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发现人民公社在所有制、分配等方面有许多混乱现象,存在着“左”的平均化的错误,混淆了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和共产主义分配原则的区别,混淆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和差别。第一次郑州会议讨论了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社会主义阶段与共产主义阶段的区分等问题。经过讨论,认为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就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能达到全面的全民所有制的实现;只有社会主义建成之后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所以会议提出了“两个过渡”:一是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二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会议认为,目前人民公社的性质是集体所有制,而且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不可能在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立即完成这个过渡。会议的这些意见,对于克服当时急于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左”倾思想起了重要作用。

在会上,毛泽东作了多次讲话。他在竭力肯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也明白指出有些领导人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错误思想。他指出,我们不能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这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走向集体所有制一样,也只能逐步地完成上述两个过渡。同时他还批驳了陈伯达等人提出的认为现在就可以不要商品生产,就可以取消货币,就可以实行产品无偿调拨的错误主张,指出这种主张实质上是要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在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带领大家阅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要求大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学习。毛泽东还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建议他们也认真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等著作,并指出“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

会议针对当时全民大办钢铁、大兴水利、深翻耕地等连续苦战需要休整的实际情况,规定了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

第一次郑州会议后,使大家认识到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之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应该有一条界线,不能混淆。这就基本上解决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思想。但是,当时对人民公社内部的“共产风”还没有认识到。因此这次会议未能解决这个问题。

11月21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除中央领导同志参加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也都参加了,所以会议首先把第一次郑州会议的内容向他们作了传达。然后毛泽东在会上又作了重要讲话。他针对“大跃进”中的问题,明确指出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作迷信破除掉。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必须老老实实,不要弄虚作假。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又说:北戴河会议关于成立人民公社问题的文件有缺点,需要改一下。他还说:现在要“压缩空气”,北戴河会议对明年钢产量指标定得太高,要改。会议讨论了毛泽东的讲话。

在上述两次会议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召开了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84人,候补中央委员82人。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也列席了会议。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主要讨论了人民公社问题、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关于不提名毛泽东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问题,以及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问题和国际形势问题。

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中论述了人民公社所面临的最紧要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纠正了在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某些偏向和误解,指出目前人民公社基本上仍然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并不等于把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要在全国农村实现全民所有制,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得迟早,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人民觉悟的水平这些客观存在的形势,而不能听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想早就早,想迟就迟。因此,这个过渡只有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实现。如果把成立人民公社和实现全民所有制混为一谈,过于性急,企图在农村过早地否定集体所有制,匆忙地改变为全民所有制,那是不适当的,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决议还指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并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更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需要更长的时间。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我国当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是有限的。因此“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那样作,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决议还着重指出,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经济发展上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这只有在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以后才可能实现。没有这个条件而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会妨碍人们劳动的积极性,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产品的增加,也不利于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因此,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不可能成功的。

总之,决议从理论上纠正了急于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左”倾错误,纠正了企图过早地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以及按劳分配原则的“左”倾偏向。但是,决议只解决了人民公社外部的界限问题,而没有认识到公社内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倾向,即刮“共产风”的问题。因此决议中仍然保留了不正确的东西。例如在管理体制上仍然主张实行公社的管理区的经济核算、公社统一负责盈亏、供给制、吃饭不要钱等办法,所以公社内部的“共产风”问题仍然没有得到纠正。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针对“大跃进”运动以来的问题,提出了既要有冲天的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精神,提出了经济计划要建立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能够保持适当的比例。因此经过讨论,初步降低了8月北戴河会议所确定的1959年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但是仍然制定了1959年度不切合实际的偏高的工农业生产指标。钢为1800万吨,煤为3.8亿吨,粮为10500亿斤,棉为1亿担。这样,北戴河会议以来泛滥起来的“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等“左”倾错误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经过充分讨论之后,决定同意毛泽东多次提出的关于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认为他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问题,也有可能使他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但又不妨碍他对于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

二、第二次郑州会议和党的八届七中全会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以后,在农村进行了三个月的整社工作,贯彻全会精神。但是人民公社内部分配制度上违反按劳分配原则,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仍然存在着贫富拉平的问题没有解决,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没有完全制止,并且继续高估产、高征购。在整社中又不适当地反对所谓本位主义和瞒产私分,引起农民不满。当时很多省粮食收购任务完不成,工农关系紧张,市场货物短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纠正“左”倾错误,中共中央与毛泽东在1959年2月至4月期间又召开几次会议,继续解决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压低工农业生产指标等问题。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到会的有中央领导同志20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27人。会议的主题是解决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和纠正“共产风”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既肯定了1958年的成绩,又指出了缺点和错误。他说,目前人民公社内部有一个矛盾,可以说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矛盾,这就是我们跟农民的关系有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表现在1958年“大跃进”以后粮棉油收购任务完不成,普遍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油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只有从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以及采取的政策上去认识,即误认为公社一成立,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等就由公社分配了,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误认为按劳分配就是按需分配,误认为集体所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因此在公社范围内发生了穷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财产无代价上调,银行方面把农村贷款一律收回,即所谓“一平二调三收款”。所以,毛泽东强调指出,必须纠正“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对于“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是我们所不许可的”。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讲话进行了讨论。会议要求公社在统一分配上,要承认队与队、社员与社员之间的收入可以有合理的差别。在人民公社体制上,要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以队(即大队)为基础。还规定在清理“共产风”问题时,旧账一般不算。会议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印发了《郑州会议记录》,规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这对于克服人民公社内部的“共产风”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公社的核算单位仍然是在生产大队,在分配制度上也没有取消供给制,这都表现了纠正“左”倾错误的不彻底。

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召开了六级干部会议,贯彻郑州会议精神,从解决公社内部所有制问题入手来解决“共产风”问题,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欢迎。

毛泽东十分重视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的贯彻和纠正“共产风”的问题。他在3月连续写了好几份《党内通讯》,督促解决公社的问题。3月9日,毛泽东在郑州写了第一篇《党内通讯》,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立即召开六级干部会议,坚决贯彻郑州会议精神。3月15日,毛泽东在武昌又写了第二篇《党内通讯》,询问各省究竟以什么为公社的核算单位。他指出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3000万生产队长和基层干部以及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无论什么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和支持,要按群众的意见办,否则终究是行不通的。3月30日,他在一个批示中指出,公社在清理“共产风”时“旧帐”一般要算,“算帐”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这说明毛泽东对公社内部的“共产风”问题,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察觉和认识。然而,当时是在充分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贯彻郑州会议精神的,并且又采用了大辩论的形式批判所谓“观潮派”和“秋后算帐派”。所以,尽管党中央的许多同志对于“共产风”的危害心急如焚,大声疾呼,但是许多干部仍然心存疑惧,采取观望态度,不能根本解决“左”的指导思想问题。于是,中共中央在1959年3月25日至4月2日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接着,从4月2日至5日,在上海又召开了党的八届七中全会。

党的八届七中全会的主要内容是:(1)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2)讨论人民公社问题。经过讨论,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决定在清理公社“共产风”中的旧账都要算、要退赔,不能采取平调的办法,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文件,规定了人民公社实行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

八届七中全会还通过了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提名的决定,准备提交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959年4月18日至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听取了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的《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以及彭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大会选出了新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选举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林伯渠、李济深、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达赖·丹增嘉措、赛福鼎、程潜、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何香凝、刘伯承、林枫为副委员长,选举谢觉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任命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习仲勋为国务院副总理。

大会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通过了1959年度国民经济计划。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会议完全同意国务院对于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1959年3月10日举行叛乱后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会议对迅速平定叛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表示敬意和慰问,对积极协助解放军平定叛乱的西藏僧俗各界人民和各阶层人士表示敬意和慰问。

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的同时,第三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也在北京召开。李维汉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报告,并讨论了政协的有关问题。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协名誉主席,周恩来为主席,彭真、李济深、郭沫若、沈钧儒、黄炎培、李维汉、李四光、陈叔通、陈嘉庚、包尔汉、陈毅、帕巴拉·卓烈朗杰、阿沛·阿旺晋美为副主席。

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以后,由于工农业生产长期主观地定高指标给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恶果,这时明显地暴露出来。1959年5月,农业生产开始急剧下降;周转粮食库存不足,城乡商品粮供应严重匮乏;工业由于内部比例失调,原材料供应不足,而严重影响到正常生产的进行;市场上出现通货膨胀,副食品和生活日用品供应紧张等。为了纠正错误,扭转紧张的局面,必须采取紧急措施,降低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党中央决定委托陈云调查处理。陈云根据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经过调查核实,提出了正确的意见。6月13日,党中央经过讨论,同意陈云提出的见解和部署,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重新核实了1958年工农业生产指标,其中钢为800万吨,煤为2.7亿吨,粮为5000亿斤,棉为4200万担。同时压低了1959年的计划指标,钢为1300万吨,煤为3.3亿吨,粮为5500亿斤,棉为4620万担。这样,使工农业生产的指标,逐渐下降到与实际情况大体一致的地步,这是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八个月纠“左”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当然这仍是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情况下进行纠“左”的,当时也只认为在实际工作中有错误,而没有认识到这是党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因此,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八个月纠“左”工作不可能做彻底。第六节 庐山会议和“反右倾”运动。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

一、庐山会议和“反右倾”运动

为了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从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去认识和纠正“左”的错误,1959年7月2日至8月2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一些部委的负责同志。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了一个月。接着从8月2日到16日,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参加八届八中全会的有中央委员75人,候补中央委员74人,列席14人。这一次前后达一个半月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通称为庐山会议。

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后,毛泽东主席首先讲话。他指出国内的形势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没有做到综合平衡,虽然讲了要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要有几个并举,但实际上没有兼顾。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综合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他还强调指出,今后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时,必须以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进行。他要求大家对经济建设任务、公共食堂、管理体制、农村政策等问题进行讨论。

于是,会议从7月3日起分东北、华北、西北、华东、西南、中南六个组对毛泽东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在会议期间,彭德怀曾在西北组作了几次发言。他在7月13日晚上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14日抄后送给了毛主席。彭德怀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在信中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彭德怀的信,分甲乙两部分。在甲部分中,他首先肯定了1958年以来的成绩,其次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在乙部分中,他陈述了“大跃进”以来出现的缺点和错误,以及产生的原因。信的整个内容基本上是正确的,对问题的分析也是实事求是的、诚恳的。这封信的本意是给毛泽东作参考的,希望由毛主席出面讲一讲,影响大些。毛泽东却把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给与会同志。这封信被认为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的纲领。张闻天在会上作过一个从理论上系统地阐明纠“左”的必要的发言,中央书记处书记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在会上也提出过纠“左”的意见;这些都被误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于是,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期,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并决定召开党的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清算“以彭德怀为代表”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1959年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会议主要内容有:(1)检查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讨论通过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2)开展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和斗争。

八届八中全会检查了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讨论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当前的经济形势,提出了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争取在1959年提前三年完成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并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全会根据国家统计局对1958年国民经济核实的数字,考虑到1959年上半年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夏季出现的大面积的水、旱、虫等灾害情况,重新审查了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决定调整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钢由原定的1800万吨调整为1200万吨,比1958年的800万吨增长50%;煤由原定的3.8亿吨调整为3.35亿吨,比1958年的2.7亿吨增长24%;粮由原定的10500亿斤调整为5500亿斤,比1958年5000亿斤增长10%;棉花由原定的1亿担调整为4620万担,比1958年的4200万担增长10%。全会认为,调整后的计划,“仍然是一个继续跃进的计划”。全会建议国务院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上述意见提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具体调整意见。全会以后,国务院在周恩来总理的主持下,于8月25日召开第九十三次全体会议。会议一致同意中共中央的建议,并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调整方案。26日,周恩来总理向二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作了《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和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会议审核批准了这个报告。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开展了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对彭德怀以及同他持相同观点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进行了批判。8月7日,当八中全会还在进行的时候,中共中央就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了《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收到指示后,都召开了紧急会议,部署了“反右倾”斗争。所以,八届八中全会开会期间,全党范围内的所谓“反右倾”运动就开始了。

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毛泽东在闭幕会上又作了一次讲话,同时在一个批示中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

八届八中全会以后,从1959年8月到1960年春(各省、市到1959年底,中央机关到1960年2—3月),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批判和打击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错误斗争,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第一,在政治上,这场“反右倾”运动,严重地混淆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提意见与阶级斗争的界限,又进而把所谓“反右倾”斗争说成是新中国成立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运动中,把坚持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坚决反对“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等“左”倾错误的党员干部,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甚至被开除党籍,严重地打击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因而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破坏,使党内的不正之风日益滋长起来。

第二,在经济建设上,中断了对“左”倾错误的纠正。宣布“右倾”是党内的主要危险,从而使本来应该纠“左”,却错误地转向了“反右”。许多实事求是的正确意见被当作右倾错误加以批判,又把许多“左”倾的错误观点和做法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肯定。这样使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来“左”的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又刮起来了,使“左”倾错误延续了更长的时间,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

二、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以及苏联政府撕毁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合同,使我国的国民经济从1959年到1961年发生了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了重大的损失。

庐山会议和“反右倾”运动以后,党中央对国内的经济形势作了不切合实际的估计,并且确定了继续“大跃进”的方针。

本来,1958年以来由于片面地强调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发展速度,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比例严重失调现象。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虽然一再地压低钢铁生产的指标,但没有根本解决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现象。庐山会议后,为了“反右倾”斗争的需要,在《红旗》杂志发表的《驳“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谬论》的社论中,否认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事实。社论说:“我国国民经济中主要比例关系是协调的,正常的。”否认国民经济的困难,认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从而确定了继续“大跃进”的错误方针。

1960年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196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在会上,又一次提出了实现“大跃进”的各项高指标,规定钢的产量为1840万吨,提出了八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接着,3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宣布:本年度工农业生产指标,钢为1840万吨,粮为6000亿斤,工农业总产值要比1959年增长23%。这样,在继续“大跃进”和“反右倾”的形势下,各省纷纷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等,致使“共产风”、高指标等歪风更严重地泛滥起来。有些地方把1959年上半年发还给农民的自留地又收了回去,社员家庭养的猪、鸡、鸭,又都归为生产队公有。

1960年3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报告错误地认为农村公共食堂是我们必须坚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根据这个报告,党中央要求把公共食堂恢复整顿好。同上述精神相一致,12月2日,中共中央在批转另一个报告时,又不适当地指出,“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要求“各地党委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

正当党在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上再次发生严重失误,国民经济出现困难的时候,我国又遭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据统计,1959年受灾面积约2亿亩,粮食减产200亿~300亿斤;1960年受灾面积约3.7亿亩,粮食减产300亿~400亿斤。农业的减产,农村的“共产风”,天灾人祸加在一起,严重地影响了粮食的供应,城乡人民发生水肿现象。1960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

1960年6月24日至26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会谈。在会谈前夕,苏共代表团突然散发苏共6月21日只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在会议中,苏共代表团又带头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攻。中共代表团遵照中共中央规定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方针,同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斗争。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我国政府,片面地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的技术设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顶住了苏共领导人制造的压力,坚决抵制了苏共领导人和苏联政府在政治上、经济上以至军事上控制中国的企图。但是,苏联政府这种违背条约义务的行为,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

这样,1960年我国的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困难之中。

1958年至1960年,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失误等原因,国家经济工作遭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次最重大的挫折,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一)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失调

由于片面地追求重工业的高速度发展,挤了农业、轻工业。从1958年到1960年,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3倍,轻工业总产值只增加了47%,而农业总产值却下降了23%。这样,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57年农业占43.3%,轻工业占30.1%,重工业占26.6%;1960年农业比重只占20.1%,轻工业占26.6%,重工业占53.3%。由于重工业的大发展,职工人数剧增,由1957年的2451万人,增加到1960年的5000万人。(二)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

根据我国的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数年内,我国积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不低于20%,或者略高一点,但不超过25%。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建设投资合计550亿元,积累率平均每年为24.2%,这样的积累率,比较适合我国的情况。但是,1958年到1960年基本建设投资合计996亿元,三年的积累率平均每年达39.1%,1959年竟达43.6%,这样大的积累率,就挤了人民的消费,挤了人民的生活。(三)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粮食供应严重不足

1958年粮食产量是4000亿斤,1959年是3400亿斤,下降了15%。1960年继续下降,只有2870亿斤。棉花产量1960年为2100万担,比1957年下降1100多万担。由于口粮不足,不仅影响了工农业生产,牲畜缺乏饲料,甚至饿死,而且在一些地区还出现了人民水肿病流行和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等严重现象。(四)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1958年到1960年三年中,基本建设投资过多,造成了财政收支不平衡,年年有赤字,多发了几十亿元的货币。与此同时,人民日用消费品的供应紧张,商品短缺,国家虽然挖了商品库存,但仍然供不应求。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通货膨胀和人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等严重后果。(五)工业企业管理混乱,产品质量降低,劳动生产率下降

三年的“大跃进”,把过去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打乱了或废除了。经济效益显著下降,成本提高,品种减少,产品质量下降。生铁合格率1957年为99.4%,1960年降到74.9%,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960年比1957年下降12%。

总之,“大跃进”以来党和国家领导工作中的严重失误,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的废弃合同,造成了工农业生产的大幅度下降,粮食、副食品以及日用工业品供应紧张。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紧急调运粮食支援困难地区,减少民用棉布的平均量,压低城乡的口粮标准和食用油定量,提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开始为克服我国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调整国民经济而斗争。

第四章 国民经济的调整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1年1月至1966年4月)

第一节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制定

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提出

1960年7月上旬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研究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会议批准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一九六〇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制定《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等文件,确定压缩基本建设,保证工业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等措施。在讨论1961年计划时,李富春提出要按“调整、巩固、提高”的精神来安排计划。

在这期间,中央连续发出了一系列有关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的重要指示。

中共中央在《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中指出:粮食问题的解决,不仅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而且直接影响到工业的发展。为了解决当时出现的粮食紧张的严重局面,中央要求:全党全民大办粮食。

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

8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坚决地认真地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把县、社、管理区三级所浪费的和不十分必需的劳动力,迅速动员和压缩到生产队中去,以保证今年能够获得一个较好的收成。

8月底,国家计委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时,周恩来认为李富春提出的调整、巩固和提高的意见是正确的,并在“调整、巩固”后边,加上了“充实”两个字,这样就完整地形成了八字方针。196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二、党中央继续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

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是从农业开始的。因为农业生产的大幅度下降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下降,而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最重要的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比例失调。

当时我国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主要靠落实正确的政策,来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陈云指出,政策问题不解决,农民积极性发挥不出来,其他的措施再多,农业生产也上不去。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集中力量研究如何解决对农业生产破坏极大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生活特殊化风和瞎指挥风)问题和农村人民公社政策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指示信》,亦即“十二条”),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信中指出,在农村人民公社化初期产生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是违背人民公社现阶段政策的,是破坏生产力的,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指示信》指出,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少扣多分,尽力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实行劳逸结合,保证社员有足够的休息和睡眠时间;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指示信》下达后,全国农村立即开展了以贯彻《指示信》为中心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指示信》的制定和贯彻,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普遍拥护,对于纠正“共产风”,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农村实际工作中的主要错误,对于稳定农村形势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党的八届九中全会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83人,候补中央委员87人,另有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同志23人列席了会议。

会议着重讨论了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贯彻《指示信》和农村整风整社等问题。

1月14日,李富春在会上作了《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他指出:根据当前的经济情况和存在的问题,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必须更好地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的方针,争取农业丰收,特别是粮食的丰收。同时,对各个部门各个方面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争取国民经济在三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各部门之间比例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协调,生产和建设的质量得到显著的进步。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李富春的报告,决定从1961年起,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重点是调整。这就是说,要调整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主要是调整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得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要巩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成果,使其向纵深发展。要以少量的投资来充实一些部门的生产能力,使其成龙配套,发挥更大的经济效果。要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提高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

全会公报指出:鉴于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961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在农村中,帮助社员渡过由于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

轻工业方面:应当努力克服由于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原料不足的困难,开辟新的原料来源,增加生产,尽可能地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重工业方面:1961年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即努力提高产品的质量,增加产品的品种,加强生产中的薄弱环节,继续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节约原材料,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

市场方面:由于农业歉收和轻工业原料供应不足而形成的市场商品供应的暂时困难,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全会要求各有关部门迅速采取措施,帮助轻工业、城乡手工业、家庭副业和郊区农业的发展,增加各种日用品和副食品的生产,同时改进商业工作,活跃农村初级市场,以便逐步改善商品供应状况。

全会讨论并确定继续在农村开展以纠正“五风”,特别是“共产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整社,坚决清理和退赔对农民的“平调”账。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不能剥夺农民,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剥夺劳动者,只能剥夺剥削者,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

全会还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关于1960年11月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并且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全会还批准了9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的六个中央局:中共中央东北局、中共中央华北局、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各中央局分别代表中央加强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以便保证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随后并相继决定:陶铸为中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为东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为西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为华北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为华东局第一书记。

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八字方针,此后,我国经济进入调整阶段。这是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来经济指导工作的一次重要转变。第二节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各种工作条例的制定

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指出:做工作要有三条,一要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这里,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调查研究。

接着,中共中央于3月23日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指出:鉴于几年来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而且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因此,中央要求从现在起,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把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来,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倡导下,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和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都带头深入到农村、工厂、商店、文教、科技等基层单位,对各方面情况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着手解决各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在全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央陆续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

一、《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制定

1961年3月中旬至下旬,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工作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讨论和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这个条例是在总结农村人民公社过去三年多的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它对于纠正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都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农业六十条”经过各地试行和征求意见后,5—6月,中共中央又作了修改,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供讨论与试行用),其中取消了分配上供给制部分的规定,停办了公共食堂,从而解决了人民公社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的一个大问题。6月19日,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指出:只有彻底退赔,“才能恢复广大农民群众对党的政策的信任”。1962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农村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即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并且规定三十年不变。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这是继“十二条”、“六十条”之后,调整我国农村生产关系的又一个重要政策。

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的制定

1961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及教育等问题。会议讨论、制定了由邓小平等主持修改定稿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并作出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出:只有经过一系列的调整,才能建立新的平衡,才能逐步地巩固、充实和提高,为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做好准备。《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除总则外,共10章70条。它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在工业企业管理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工作的一些指导原则。

这个条例对于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提高工业企业管理水平,改变工业企业管理中的混乱状况,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使1964年、1965年我国工业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

三、《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的制定这个规定是1961年6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上通

过,于6月19日下发的,共8章40条。试行草案规定商业工作的方针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社会主义商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从这个方针出发,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

试行草案规定,现阶段我国的商品流通应该有三条渠道: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和农村集市贸易。国营商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商业的领导力量;供销合作社商业是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国营商业的有力助手;农村集市贸易是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的必要补充。试行草案规定,恢复农村供销合作社;恢复城乡的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活跃城乡物资交流;恢复同农村有关的农产品加工作坊。这些规定,对纠正商业工作中的“平调”错误,防止投机倒把,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活跃城乡经济,改进社会主义的商业工作,起了良好的作用。

四、《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的制定

这个试行草案是中共中央在1961年6月19日通过并下发的,共分6章35条。

试行草案规定我国的手工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应该有三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个体所有制。在这三种所有制中,集体所有制是主要的,全民所有制只能是部分的,过多地过早地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于生产反而不利。个体手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和助手。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生产,必须对目前手工业的所有制进行必要的合理的调整,过去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资产和社员股金,被无偿调用的必须坚决退赔。

五、教育工作条例草案的制定

教育工作条例草案有三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于1961年9月15日作为中央文件下发试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于1963年3月23日作为中央文件下发试行。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大学和中、小学教育取得很大成绩,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也出现过一些缺点和错误。为了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继续前进,党中央分别制定了上述三个工作条例草案。《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分10章60条,它规定了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社会活动的时间,应该安排得当,以利教学;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服务。正确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高学术水平;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充分发挥校长、校务委员会和各级行政组织的作用;做好总务工作,保证教学和生活的物质条件;改进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等。《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分8章40条,《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分8章50条。

小学和中学两个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指出:中、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基础。因此,提高中、小学的教育质量,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这两个工作条例草案,根据这个精神,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对中、小学教育的方针、任务、学生的培养目标、教学工作、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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