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振华

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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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学试读：

万事皆有“道”，广播电视亦然。

何为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事物的本质、本原与规律。它的特点是什么？老子用四个字加以概括，即大、逝、远、反。老子：《道法自然》，载《老子》，第25章。对此王蒙先生的解读是：“大是讲涵盖性，逝是讲变易性，远是讲深刻与恒久性。……反则是讲逆向性与循环性”，即“万变不离其宗”王蒙：《老子的帮助》，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1页。。换言之，“大”和“远”是讲道对世上万事万物的涵盖与执掌具有绝对的全时空性；“逝”是讲道并非固化的，它会随着时空的转换而适变，但这种变不能乱变，胡变，不能离其宗，背其道，必须守之有恒，即最后必然回归正道，回归本原，这就是“反”。显然，这种“反”不是原地打转，而是在新的时空中的一种螺旋式递进与提升。

依老子之论，广播电视不仅也有其道，即有其学，而且这道或学还应“与时俱化”（老子语），即与时俱进、与时俱变，但这种变既是“恒中有变”，又是“变中有恒”。

可以说，本书的立论和理论归纳正是围绕“适变”与“守恒”这两个关键词展开的。

1990年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阎玉同志担任主编、26位专家学者共同编著的《中国广播电视学》开中国广播电视理论体系创建之先河，为中国广播电视学奠定了较为系统、完整的学术理论框架和基础。

二十多年过去了。虽然二十多年只是历史的一瞬，但这二十几年中国与世界乃至媒介生态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无论变化的速度、深度、广度、力度还是持续性都是前所未有的，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这就要求广播电视及其理论研究必须跟上时代潮流，通过适变来推动中国以及广播电视自身的发展。

与《中国广播电视学》相较，本书的最大特点在于立足“当代”，即把中国与世界乃至传媒领域的新发展、新变化作为总背景，研究和解析当代国内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传播领域的发展变化对广播电视提供的新环境、新机遇，提出的新挑战、新命题以及广播电视适应这种变化与要求在信息传播、经营管理、事业建设及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的新探索，形成的新理念、新经验、新突破。以期对当代中国广播电视的健康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支持。

比如随着中央提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依法信息公开、保证人民的“四权”、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以及新的媒体观、新闻观、舆论观的形成，包括新媒体的出现，带来了广电传媒理念一系列变化。本书第四章《中国广播电视传播理念的嬗变》就从传播观念、传播功能、传播环境、传播向度、传播视阈五个方面总结了广电传播“从‘宣传为主’到‘传播为本’”、“从‘教化为主’到‘服务为本’”、“从‘信息封闭’到‘信息公开’”、“从‘单向流动’到‘交互传播’”、“从‘以内为主’到‘内外并重’”的历史性转变。

比如随着“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一党的执政理念的形成，随着“新闻媒体越来越成为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和重要手段”这一新的媒体观的确立和“三善论”即“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的提出，本书归纳了当代党和政府同新闻媒体的新型关系，即“变过去的人治、强制为现在的法治、善治；变过去的‘我说你听’的命令式管理为现在的人性化、和谐化、科学化管理；由过去单一的上下级线性关系向既互相信任、相互协调，又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的新型双向互动关系转变”。具体而言，党和政府“既要加强对媒体的管理，又要接受媒体的监督”；“既要通过媒体了解社情民意，又要牢牢掌握舆论的主导权”；“既要让媒体为我所用，又要为媒体提供服务”；“既要尊重媒体的新闻自由，又要防止媒体权力的异化”；“既要推动媒体产业发展，又要避免市场带来的低俗倾向”；“既要开放境外媒体采访，又要抢占世界舆论的话语权”。

比如随着中央关于新闻传播要“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这一精神的强调，本书就如何厘清新闻与宣传的关系提出，“媒体既有思想宣传功能，又有新闻传播功能；既不能以思想宣传代替新闻传播，也不能以新闻传播取代和否定思想宣传。总的来说，新闻与宣传既有重合点，又有不同点。关于二者之‘同’，因为典型的新闻事实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宣传价值，因此，生动有效的宣传常常与新闻同行。但新闻与宣传又不完全是一回事。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宣传则是某种观念、意志的传播。新闻的价值着眼于‘客方’，即努力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而宣传的价值则着眼于‘我方’，即宣传者的观念意图如何为宣传对象所接受。新闻讲时效，宣传重时宜；新闻讲究客观地叙述事实，遵循的是新闻传播规律，而宣传意在说明观点，遵循的是宣传规律。”

比如由于新媒体的迅猛崛起，带来了传媒领域的一系列结构性改变。新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格局，不仅已经自立于传媒之林，而且日渐主流化。由此催生了另一个信息渠道和舆论场，形成了另一个话语体系，此外还分割了受众市场，吸引了大批青少年受众。如何防止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舆论引导和受众占有上被新媒体边缘化？本书提出，“四个打通”是包括广播电视在内的所有传统媒体必须解决的一个共同的时代课题。即打通新老两种媒体、打通两个信息渠道及舆论场、打通两个话语体系、打通青少年和中老年两个受众群体。

比如随着经济和信息的全球化及对外开放，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广播电视都必须在传播内容、传播形式、传播观念上加以调整。就以对内广播电视而言，本书提出，“随着卫星、网络等新技术的普遍应用，广电传播已经打破了国与国的物理疆界。”在内宣“外宣化”的当代，“在全世界面前，地方的传播、地方的事态都是整个国家形象的一个‘细部’，都是世界把脉中国的依据，在这种新情势下，即便是对内广播电视，也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两种背景和两种语境，……使自己的报道在两种语境下都做到得体表达。”特别是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如何提高中国广播电视的国际传播力、影响力，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为此本书提出，既要追求“走出去”，更要追求“走进去”，即不仅要追求在境外更广的“技术性落地”，更要追求真正入心、入脑的“效益性落地”。广播电视对外传播既要重硬件（如覆盖、渠道、平台、语种、站点等），更要重软件（如内容、形式、观念、语态等），既要重规模，更要重质量。在传播观念、内容选择和方式方法上要坚持“中国立场，世界眼光，人类胸怀”，讲究“中餐西做”，用外国人易于接受的国际化表达讲述好中国故事和中国梦。

当然，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广播电视不仅在传播观念、传播方式上求新、求变，同样在广电体制、经营管理、法制建设、受众工作及队伍建设上也进行了新的探索，本书均有专门的章节加以论述。

如果说本书的一个重点是力求对当代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广播电视的适变进行全方位的理论总结，那么另一个重点则是坚持“守恒”。这不仅体现在第一章《中国广播电视的基本属性》中对中国广播电视的社会主义特色、基本功能和指导思想的重申与强调，而且在第二章《中国广播电视与时代环境》中对广播电视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与全球化传播中的责任、使命、地位、作用进行了基本论述。除此之外，本书还力求在事业发展、效益追求、传播取位等一系列问题上倡导一种规律性思维、科学思维、和谐思维、平衡思维，防止倚轻倚重、片面极端，从而贻害广电事业乃至社会。比如，在事业的谋篇布局与着力点上，既要重硬件，更要重软件；既要讲规模，更要讲效益。在事业的内涵与外延上，传统广播电视重在内涵式提升，新媒体则谋外延式发展。比如要合理区分和科学发展广播电视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不要从过去一谈广电产业就是异端邪说这一极端，跑到一谈产业就将整个广电“产业化”的另一极端。比如对于广电体制改革，要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既要善于通过调整广播电视生产关系促进其生产力的发展；更要呵护广播电视生产力，真正使广播电视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成为调整广播电视生产关系的根本动因，防止主观的决策与盲动。比如广电传播既要追求形式创新，更要追求内容创新；既要满足受众的娱乐需求，又要抑制泛娱乐化倾向；既讲收视率、收听率，又要防止唯收视率、收听率；既要追求经济效益，但首先要追求社会效益，坚守媒体责任和职业道德。比如在新闻传播中，既要强调党性原则，又要尊重新闻传播规律；既要体现党的主张，又要反映人民心声；既要坚持舆论导向，又要通达社情民意；既要坚持正面报道，又要强化建设性的舆论监督，如此等等。正如古人云，“悬衡而知平，设规而知圆，万全之道也”韩非子：《韩非子·饰邪·第十九》。。上述种种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的协调统一都属于规律的规定性、“道”的规定性，都属于必守之“恒”、必由之“道”。偏之废之，违之逆之，都将行之不远，乃至受到规律性惩罚。只有恪而守之，执而行之；遵而循之，张而扬之，才会促进中国广播电视新的健康发展。

总之，一方面，“不守道循常，即为妄矣”前蜀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七。，另一方面，“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东晋葛洪：《抱朴子·黄白》。。广播电视及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发展的体系会永远在时代大潮中围绕守恒与适变不断前行，本书呈现的只是一个历史的断面而已。

本书虽力求立足“当代”，对广播电视理论创新进行一次科学总结和系统梳理，但囿于学识和理论功力，时有浅陋之感，不当之处，诚望指正。张振华2013年7月8日绪论

作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十大发明之一，广播电视不仅带来了媒介传播历史由平面时代进入电子时代的一场革命，而且由于其覆盖的广域性、受众的广泛性而使得人类社会被空前地“媒介化”。

中国的广播与电视分别诞生于20世纪初期和50年代末期。随着广播电视业的蓬勃发展，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的当代中国广播电视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

任何一门学科的成立，都要满足三个要件：第一，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第二，有社会认可的职业化人才队伍和工作实务流程；第三，有一定的历史沿革及研究成果。广播电视学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有庞大的从业队伍和理论教学工作者，有从发明到发展的近百年历史及其业已形成的基础理论、应用理论、管理理论和史学研究等构成的知识体系。显然，建构广播电视学科类别具备了相应的条件。

1992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学科分类与代码》）正式出台，学科分类代码是对现实学科体系按其内在联系加以归类进而作出的符合逻辑的排列。广播电视由于其重要性和复杂性，分别出现于“艺术学”（760）、“新闻学与传播学”（860）和“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510）三个一级学科目录之下，其下又涉及三个二级学科。在“艺术学”下属的二级学科中，名称是“广播电视文艺”；在“新闻与传播学”下属的二级学科中，名称是“广播与电视”；而在“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下属的二级学科中，名称是“广播与电视工程技术”。2012年10月，教育部公布《普通高等教育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以下简称《专业目录》），将“广播电视新闻学”调整为“广播电视学”，标志着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正式将“广播电视学”确立为独立学科。从《学科分类与代码》的两级学科界定到《专业目录》为广播电视学正名，不仅确立了广播电视学的学科地位，而且诠释了广播电视学的内涵，体现出该学科研究对象交叉复杂、领域宽广、研究方法丰富多样、既重学理论性又重应用性的特点。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广播电视的核心竞争力得到显著提升，其在整合与激活社会资源、倡导并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并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方面发挥着日益强大的社会功能。中国广播电视业的纵深发展，为中国广播电视的理论研究及中国广播电视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时代的进步又赋予了广播电视学科丰富的内涵，中国广播电视学的学科特色不断彰显，学科优势不断扩大，学科发展成就不断累积，需要我们及时总结，以便更好地推动中国广播电视的实践与创新。一、当代广播电视学研究的对象与内容

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学是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广播电视的传播活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其根本目的是从中国广播电视的发展及传播活动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广播电视工作的实践，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事业的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广播电视不仅越来越深刻地进入并影响着社会的生产、生活，而且随着信息的全球化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广播电视在国际传播活动中的地位也日益突出。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加强当代广播电视学的研究，不断丰富发展该学科的理论体系，不断提高理论效用和实践意义，体现其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当代价值，就显得越来越迫切。尤其是当代广播电视自身发展迅猛，传播技术日新月异，传播方式日趋多样，传播内容日益丰富，适应新形势、开拓新领域、研究新变化、总结新经验、提出新理念，从而推进中国广播电视学向纵深领域发展，是本书的要义所在。（一）当代广播电视学的研究对象

广播电视是现代科学技术与人类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相结合的产物。要明晰当代广播电视学的研究对象，还得从追溯广播电视的诞生、发展的渊源开始。

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经过多国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长期探索，无线电广播作为一种传播媒介终于诞生。1928年—1970年，世界各国的广播电台数量猛增，节目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日趋多样，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对外广播发展迅猛，成为为战争服务的利器。战后广播进入全盛阶段，成为现代新闻传播的主要媒介。再说电视，电视的英文名称“television”，“tele”是拉丁文的词根，意思是“远处的地点”，“vision”意思是“看得见的事物”。1936年11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BBC）在伦敦市郊亚历山大宫正式播送电视节目，拉开了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的序幕，并很快显示出超越其他媒体的种种优势。

中国广播电视是世界广播电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认识广播电视和中国广播电视的基本内涵、客观规律是廓清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学研究内容的重要基础。1.广播电视的基本内涵

从广义上讲，广播电视通称为广播，既包括只传播声音的广播（分无线广播和有线广播），又包括既传送声音又传送图像的电视广播（分为无线电视广播和有线电视广播），因此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广播机构虽都兼办广播电视，但一直称为“广播公司”或“广播协会”；在我国则习惯从狭义上将广播与电视拆分，称“声音广播”为“广播”，称“电视广播”为“电视”。本书取其狭义。

对于广播电视的内涵，研究者多从技术和性质两个方面进行界定。《辞海》从技术层面对广播电视自然属性的解释是：“通过无线电波或通过导线向广大地区播送音响图像的节目，统称为广播。按传输方式，可分为无线广播和有线广播两大类。只播送声音的，称为‘声音广播’，亦简称‘广播’；播送图像和声音的，称为‘电视广播’。”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845页。“通过无线电波或通过导线向广大地区播送音响图像的节目”一说，表明了广播电视的工作原理和技术特征。

根据广播电视技术传播的特点，“声音广播”和“电视广播”还可以分若干种，如“声音广播”中无线广播按电磁波的波长，还可以分为调频、中波、短波、超短波；有线电视可以分为电缆电视、光缆电视，通过人造卫星传播的广播电视又分卫星广播、卫星电视，等等。可见，广播电视是运用电磁波传导方式把声音和图像传递给广大受众的电子传媒工具。

随着当代通信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数字技术、卫星技术、互联网技术等高新技术不断融入广播电视领域，使得传统广播电视呈现融合多媒体、打造全媒体平台的超媒体发展趋势。网络广播电视、移动广播电视、IPTV、手机电视等新业态、新终端应运而生，赋予了广播电视新的传播形态和功能。视听新媒体技术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广播电视节目的传播载体、传播渠道和传播终端，使受众实现“我的节目我做主”、“我的时间我做主”、“我的地点我做主”、“我的终端我做主”，而且可以实现实时互动，甚至可以完成网上购物、订票、缴费等日常生活所需；在与物联网充分融合后，还可以实现远程办公、智能管家等，从而使传统的广播电视大大突破原有的形态与功能，正在演进成为一种新型媒体。

综上所述，本书认为，当代广播电视是指以各种电子通信技术与设备为介质，将声音、图像、文字等多种信息广泛传播，通过多种终端为受众提供视听类服务的大众传播媒体。2.中国广播电视的特殊内涵

广播电视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因此，除了其自然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广播电视既具有广播电视的自然属性，也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属性。因此，研究中国广播电视还必须从中国广播电视的性质、属性、社会关系、社会作用、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中国广播电视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媒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特色决定了中国广播电视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中国广播电视归人民所有。作为一种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和强大舆论影响力的新闻媒介，要维护我国广播电视的社会主义性质，必须始终坚持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全面接受党的领导，必须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第二，中国广播电视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是人民群众的公共话语平台，是党、政府和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中国广播电视是党和政府的舆论宣传机构，担负着自上而下传递政治信息的任务，包括发布、宣传、解释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引导舆论，等等。充分发挥党和政府的喉舌作用，是中国广播电视的根本使命和必然选择。与此同时，广播电视又是自下而上反映社情民意和群众呼声以及进行舆论监督的公共话语平台。

早在新中国成立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就提出，广播要发挥好“发布新闻，传达政令，社会教育，文化娱乐”的作用。1958年，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刚建立不久，党中央就提出电视台应根据自己的特点，担负起宣传政治、传播知识和充实群众文化生活的任务。根据上述宗旨和任务，广播电视设置了新闻性节目、教育性节目、文艺性节目和服务性节目。在其后的几十年，中央对广播电视作为党、政府及人民的喉舌这一宗旨作了一再强调。

第三，中国广播电视是受众群庞大的现代化大众传播媒介。与对受众文化程度要求更高的纸质媒体和在技术上对受众要求更高的网络媒体相比，广播电视不仅拥有最大层次范围的受众，而且还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消除时空对传播的限制，将正在发生的事实同步传递到电波覆盖范围之内的任何地方，是我国覆盖面最广、受众群体最大的传播媒体。

第四，中国广播电视是一种独特的现代文化与艺术形态。中国广播电视作为新闻媒体，当然要坚持“新闻立台”的宗旨，但满足受众不断增长的文化要求也是中国广播电视责无旁贷的任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思想文化的冲突、价值观念的互渗、意识形态的碰撞、审美理念的转变构成了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多元景观。广播电视文化也表现出多元性、多样性、多层性的特征。广播电视文化是融合官方意识形态、精英意识形态与大众消费文化的混合形态。在传播新闻信息的同时，广播电视与多种形式的文化艺术结缘，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广播电视艺术，被称为继诗歌、音乐、绘画，雕塑、建筑、舞蹈、戏剧、电影之后的一种受众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艺术形态。随着信息高速公路、多媒体技术等新技术手段的开发和普及，广播电视文艺的信息量将更加丰富，视听艺术手段和节目样态将更加多样，从而成为当代社会文艺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中国广播电视具有产业属性，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1985年广播电视被列为第三产业以及1992年广播电视被明确提出具有上层建筑和信息产业双重属性以来，我国广播电视的经济属性和产业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从政策方面看，1998年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明确提出，国家今后对包括电台、电视台在内的大多数事业单位，将逐年减少拨款的三分之一，三年后要实行自收自支，广播电视行业将完全被推向市场。我国广播电视产业发展势头方兴未艾，广播电视广告市场潜力、产业开发潜力巨大：我国的收音机、电视机拥有量和听众、观众日均收听、收视时间都居世界第一；随着频率、频道的扩大和增加，对广播、电视节目的需求也在迅速增长；目前我国有线电视用户市场规模居世界第一，有线电视网络经营及节目制作、节目销售市场也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二）当代广播电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广播电视学是研究广播电视的传播活动及其发展规律的新兴学科，一般包括广播电视基础理论、广播电视应用理论、广播电视管理理论和广播电视历史研究四个方面。

其一，广播电视基础理论是广播电视学的学理部分，是探索广播电视本体理论、广播电视实践本源的一般性、普遍性规律的各学科的总和。它是应用理论和决策研究的依托和主要理论根据。基础理论由三方面组成：一是广播电视本质理论，包括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性质、功能、任务等方面的理论；二是广播电视外部关系的研究理论，包括与经济的关系、与政治的关系、与文化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与生态的关系、与法律的关系、与道德的关系、与科技的关系，等等；三是广播电视内部关系研究理论，包括广播电视新闻学、广播电视传播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广播电视语言学、广播电视美学、广播电视批评学等。

其二，广播电视应用理论是对广播电视传播及运行中的操作环节进行的实践性研究。它要对实践提出的各种问题进行回应，其研究水平直接关系甚至决定广播电视传播和运行的效果与效益。这一部分主要由广播电视制作应用理论、广播电视节目创作理论、广播电视传播实务理论、广播电视构成要素理论四个部分组成，其中，广播电视制作应用理论包括广播电视制作技术、传播技术理论两方面；广播电视节目创作理论是广播电视应用理论的主体部分，分为栏目和节目两大块，前者涉及策划、选题、采录、编辑、制作等环节，包括栏目宗旨、目标、定位、板块设计、主持人设计、编排、制作方式等方面的研究，后者包括新闻节目、纪实节目、社会教育节目、专题节目、综艺节目、广播剧、电视剧等的理论，属于广播电视文化批评的范畴；广播电视传播环节的理论是对传播过程中不同职能、不同工种从业者的研究；构成要素的理论是对广播电视的成品的主要构成要素，包括声音、色彩、光等的研究理论。

其三，广播电视决策管理理论包括对事关广播电视发展全局的规划、方针、政策、条例、法规、制度等各种决策的理论，主要由战略规划理论、政策法规理论、管理制度理论三部分组成，其中，广播电视战略规划理论是宏观理论，它涉及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全局的方方面面，包括发展目标、发展阶段、发展规划等理论；广播电视政策法规理论是广播电视中观决策理论，对广播电视顺利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保证作用；广播电视管理制度理论是广播电视微观决策理论，是对广播电视事业发展中具体问题所制订的一系列措施的研究。

其四，广播电视历史研究是研究广播电视事业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得失及其规律的一门新兴学科。它既是研究广播电视学的基础，又是广播电视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而言，广播电视历史研究按国别来分，可分为中国广播电视史、外国广播电视史；按历史时期划分，有通史、断代史；按内容划分，有广播史、电视史、广播电视新闻史、广播电视文艺史、广播电视媒介批评史、广播电视节目史，等等。此外，还可以有广播电视台台史、广播电视管理史、广播电视技术史，等等。二、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建立科学的中国广播电视理论体系是广大广播电视从业人员和研究人员的重大责任与历史使命，必须围绕广播电视学科发展的基本规律，明确学科发展的突破方向，在全面研究中国广播电视理论的同时，重点研究对行业发展和学科建设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的重点、难点和关键性问题，从而提高理论研究的有效性和建设性。（一）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学的研究思路

本书共设十章。第一章提纲挈领，从中国广播电视的社会主义特色、指导思想、基本功能三个层面出发，探讨当代中国广播电视的基本属性。

第二章从中国广播电视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以及全球语境等六个方面分析当代中国广播电视的时代环境和时代要求。

第三章重点从广播电视与报刊、广播电视与新媒体、广播电视与“三网融合”三个角度探讨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下的中国广播电视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第四章从五个方位梳理和总结中国广播电视传播理念的嬗变，即从“宣传为主”到“强化传播”，从“单纯教化”到“构建公共空间”，从“信息封闭”到“信息公开”，从“单向流动”到“交互传播”，从“以内为主”到“内外并重”。

第五章从广播电视节目的采编制作、视听新媒体节目采编制作、全媒体时代节目的策划与编排等方面，总结归纳当代广播电视节目的形态与生产流程。

第六章回顾中国广播电视产业经营探索的过程、基本原则、经营模式与内容以及广播电视产业资本运营的情况。

第七章回顾中国广播电视事业体制建设的发展过程，提出了中国广播电视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第八章回顾中国广播电视法治建设的情况，并作前瞻性探讨。

第九章重点探讨中国广播电视的受众工作，分析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受众的基本特征、受众研究的沿革、受众调查方式以及如何构建科学的广播电视节目评估体系。

第十章从广播电视人才素质的架构、当代媒介市场对广播电视人才的需求、媒介融合背景下广播电视人才的培养等方面对中国广播电视人才队伍建设进行了探讨。

尽管本书力图全面反映中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并形成一个科学的框架，但是由于任何一门学科的建设不仅处于一个不断变化、持续创新的动态之中，而且又是与其他学科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而这种交叉渗透甚至融合不仅是当今整个社会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总趋势，而且同样处在一种不断变化的动态之中，因此，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学没有一个终极性的稳定框架，特别是由于中国广播电视仍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之中，这就决定了本书仍是一个阶段性研究成果，决定了业界、学界必须不断地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促使中国广播电视学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可以预期的是，21世纪上半叶将是我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和重要转型的时期。社会大系统的发展变化对广播电视的功能发挥、角色优化与价值建构具有根本意义上的规定性。这尤其需要广播电视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能够紧跟社会的发展脉络，紧扣行业的时代命题，不断推动学术创新，共同迎接中国广播电视行业与理论研究更加生机勃勃的明天。（二）当代广播电视学的研究方法

广播电视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之间乃是“体”和“用”的关系。广播电视学的研究只有以科学的方法论作为指导，才能把握其规律，切实推动学科的发展。广播电视学的方法论是有系统、分层次的，具体来说，包括宏观层面的哲学方法、中观层面的一般方法、微观层面的具体方法。1.宏观层面的哲学方法

这是指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推进中国广播电视学的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为广播电视研究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思维方法，是指导广播电视研究的科学路径。它要求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广播电视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指南，坚持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有机统一，从广播电视传播最本质的属性和最基本的规律入手，综合运用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的思维方式研究中国广播电视的传播活动和发展规律。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广播电视是由特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必然要建立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因此，广播电视包括广播电视理论既不能滞后，又不能超越它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更不能脱离它所依托的政治体系。总之，广播电视学的研究既要从社会客观现实出发，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又要从社会及广播电视的发展规律、发展前景出发，从而使之既具符合实际，又具有前瞻性、引领性。

广播电视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与社会各方面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特别是在我国社会目前处于转型期，广播电视研究要用联系的观点、发展的观点，要用全景思维、系统思维，把广播电视放在整个社会相互关联和发展变化的时代大背景中，分析广播电视与社会各方面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充分释放其协调社会关系、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此外，广播电视本身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随着电子技术的不断进步，广播电视领域不断涌现出各种新现象、新问题，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广播电视研究要从发展的观点出发，适应发展变化的具体要求，使科学研究具有时代性、创新性。2.中观层面的一般方法

这是指从各相关学科研究方法中概括出来，具有一定通用性的研究方法。进入21世纪以来，学科多元化发展的步伐加快，一方面学科分化的趋势加剧，但同时互相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各学科既高度分化又高度融合，这就要求必须突破现代学科之间的学术壁垒，以开放的思维和视野进行学术研究。

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学是一门文理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多学科的大量研究成果，也借鉴了相关学科的一些研究方法。用于广播电视学研究的一般方法主要包括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符号学方法、信息论方法、控制论方法、系统论方法，等等。

社会学方法把广播电视当作社会现象来研究，并将广播电视传播者及受众划分成超个体的构成体，研究各个传播群体或受众群体的统计学特点和心理特征等。

心理学方法把广播电视传者和受者的认知、情感、态度、评价看成是组成不同群体的各个个体的心理状态，通过对其心理活动的分析，推断所属群体的特征并寻求群体视听习惯的深层次动因。

符号学方法把广播电视传播活动看成是意义的传递过程，研究其编码、译码的具体操作过程。它关注意义在流动过程中的细微变化，探讨优化组合各种符号以取得最佳传播效果的路径。

信息论的研究方法把广播电视看成一种信息传播过程，研究广播电视如何对信息进行采集、加工、处理、传送、接收，进而实现其传播目的。

控制论的研究方法着眼于广播电视传播与接受过程的控制问题，研究广播电视传播者对传播与接受过程进行支配，以保证传播活动沿既定及正确的方向运行。在控制论方法中，最优化方法和反馈方法应用较多。最优化方法关注广播电视传播过程中如何才能以消耗最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来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反馈方法则探讨广播电视传播者怎样根据受众的反馈来调节、校正传播活动。

系统论研究方法把广播电视活动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和分析。系统论中的整体性、目的性、最优化原理等，均可运用于广播电视学的研究中。

原则上讲，无论是什么研究方法，也不管它是哪个学科体系的，只要适用于“广播电视学”的建构，都应该加以借鉴。只要广播电视学研究扣紧自己的研究对象，对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不仅不会影响这个学科体系的独立性，而且会因研究方法的丰富而推动学科体系建设的完善。3.微观层面的具体方法

主要有以下几种：（1）调查研究法。在广播电视研究中运用调查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对广播电视传播活动进行有计划、周密、系统的考察，用科学的手段和方法收集客观的资料进行分析研究，总结成果和经验，发现问题和教训，为今后广播电视的发展提供参考依据。调查研究法广泛应用于对广播电视受众的研究中。（2）内容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广泛运用于广播电视节目的研究中，主要是对特定的广播电视节目（包括声音和图像讯息）进行客观、系统的量化，并对量化结果加以描述和分析。研究者可以通过分析一段时期内某个（或某类）广播电视节目的内容资料，得出该（或该类）节目的特征。研究者可以通过分析不同时期里某个（或某类）广播电视节目的内容资料，得出该（或该类）节目的变化因素并推断其发展趋向。研究者还可以对几个（或几类）相似的广播电视节目的传播内容进行分析和比较，找出它们之间的异同。（3）个案研究法。个案研究法乃是针对特定的团体或组织之背景、发展及行为，或某一事实、某一特定事件，作深入、客观的探讨分析。系统地进行个案研究，必须经由资料的收集及对个案进行观察、分析、比较、求证、整合等步骤，充分了解个案之真实状况，以作为解决问题、决策制订或修正之准则或依据。在广播电视研究中，个案研究法往往被运用于全面、系统地研究某位传播者（如记者、编辑）或某一传播组织（如广播电视台）的特性，或某种广播电视传播现象在一个时期内发生、发展过程的全面情况和规律。通过个案研究获得的资料较详细，也较有深度。个案研究一般包括四个步骤：第一，确定个案研究的对象。第二，实地研究，包括收集资料、观察、测量或收集统计数据。第三，整理记录。在实践中，常常需要保存一份原始材料，将另一份材料进行整理。整理记录可采取逐步缩减记录法或索引法两种方式进行。逐步缩减法是剔除记录中不重要的部分，去粗取精。索引法主要是通过做笔记或作记号来组织材料。第四，分析研究，撰写报告。（4）控制实验法。在广播电视学中，控制实验主要是用于测试广播电视传播内容与受众的特定心理或行为反应类型之间的因果关系。控制实验法通过创造一个人工环境，控制影响被试者的心理或行为的变量，如被试者的特征、传播内容、传播频率等，来探讨特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5）访谈法。深度访谈乃质化研究中收集资料的一种方法，研究者期望经由在实际的场域对话中，了解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发现研究对象的观点，收集特定对象争论的问题或讯息，包括研究对象的经验、意见、感受和知识等直接引述，并进一步探求资料或讯息本身所反映的一些事实真相。在广播电视的研究中，访谈法可用于了解受众对广播电视传播内容、传播形式、传播手法等的认识、看法与意见及广播电视节目对受众思想与行为的影响。（6）参与观察法。参与观察是田野调查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中研究者因实际参与研究，而成为行动者。参与观察者在研究的互动情境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主要借由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以观察者的身份，直接对研究情境及其人际互动进行观察，并配合深度访谈同步进行；另一种是以参与者的身份观察，介入他们的一般性谈话，借由亲身体验，来发掘和发现较具真实性的资料，以弥补文献分析和深度访谈的不足。观察法的实施主要由四个环节组成：第一，确定研究目的，训练观察人员，作好研究准备。第二，选择观察对象、观察范围与观察内容，确定观察指标及观察记录方法。第三，实施观察，搜集、记录资料。第四，分析资料，撰写报告。

此外，广播电视研究的具体方法还有文献法、功能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等等。在对我国广播电视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应注意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相结合，以科学、准确、全面地揭示我国广播电视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三、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学的学科特征与学科建设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抑或历史渊源上，广播电视学与新闻学、大众传播学都有着直接的联系。广播电视学是在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的基础上产生的，兼容这两门学科中的部分研究内容。由于其又融合了文学、艺术、美学等学科的大量成果，因此又同新闻学、大众传播学有着明显的区别。从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来看，广播电视学、新闻学、大众传播学这三门学科既自成体系又相互交叉。

需要指出的是，广播电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形成自身的传播特点，其传播内容日益丰富、传播形式日趋多样，其内涵远远超出新闻传播的范畴。以传播内容为例，除广播电视新闻节目以外，占据广播电视大量播出时段的是专题节目、综艺节目、谈话节目、电视剧等，而这些内容显然不是新闻学的研究对象，不能纳入到新闻学的研究范畴中。另外，根据传播内容，广播电视学不仅可以划分为广播电视新闻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广播电视管理学等分支学科，还有诸如广播电视社会学、广播电视文化学、广播电视心理学、广播电视哲学、广播电视批评学、广播电视美学、广播电视受众学、广播电视经营学、广播电视节目学、广播电视管理学、广播电视传播学、广播电视播音主持学、广播电视纪实学，等等，而且这些分支学科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知识理论体系。

总之，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广播电视学通过不断地从其他成熟的相关传统学科中吸纳营养，逐步形成了自己完整的知识理论体系。（一）广播电视学与新闻学、大众传播学的关系

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是广播电视学的主要理论来源。广播电视学既兼容了这两门学科的部分研究内容，又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征。

新闻学关注人类的新闻活动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主要研究人类社会新闻传播活动、新闻现象、新闻事业的产生、发展状况及其规律。新闻学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理论新闻学，主要研究新闻的本质特征、新闻传播活动与新闻事业的一般规律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功能和特点。二是实务新闻学，主要研究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等新闻业务方面的技能、技巧、方法和原理。三是历史新闻学，主要研究新闻传播活动和新闻事业产生的背景与条件、历史与发展的特点及规律以及新闻界各个时期的名人、名报（刊、台）等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对广播电视的研究方面，新闻学涉及的主要是广播电视节目的新闻、评论部分。二者的融合形成了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广播电视新闻学。当然，随着广播电视的飞速发展，新闻学的研究范围早已不能涵盖广播电视日益丰富的传播内容与日益多样化的传播手段。

大众传播学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由于广播电视的普及促使大众传播学很快成为一门显学。20世纪50年代其学科体系即趋于成熟。大众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大众传播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以及大众传播与社会的关系。它广涉报纸、广播、电视、电影、杂志、书籍等六大传播媒介，着眼于从宏观层面通过各种理论与模式描述、分析、解释大众传播现象。广播电视学的分支学科广播电视传播学便是在与大众传播学相互渗透的基础上产生的。（二）广播电视学与美学、艺术学的关系

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于19世纪50年代的德国，主要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美学包括基础美学、实用美学和历史美学三个方面，其关注的基本问题是美的本质、审美意识同审美对象的关系等。

20世纪初，德国的艺术理论家玛克斯·德索第一次确立了艺术学的独立的学科性质。艺术学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主要对各种艺术及艺术现象进行宏观、整体和综合的研究。它涉及的范围广泛，包括艺术的发生、发展、创作、欣赏以及艺术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关系。作为独立的学科体系，艺术学由艺术理论、艺术史和包括艺术美学、艺术心理学、艺术教育学等在内的艺术学边缘学科群组成，其中，艺术理论是艺术学的核心与主导，主要关注艺术的本质特征和一般规律。广播电视本身既是一种新的艺术媒体，又是一种新型的艺术样式，而且它在与各种传统艺术形式的相互渗透中形成了包括广播剧、广播小说、电视剧、电视文艺晚会、电视文学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

广播电视艺术是一种具有独特艺术个性和美学风貌的新型艺术形态，广播电视与美学和艺术学有着天然的渊源。把美学和艺术学运用到广播电视的领域，用美学和艺术学的观点和研究方法研究广播电视，比如广播电视节目的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段等，便形成了新的交叉分支学科——广播电视美学、广播电视艺术学。（三）广播电视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的关系

社会学是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研究社会整体及要素的相互关系和运动过程来探讨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在社会学中，人不是作为个体存在，而是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群体或机构的成员而存在。社会学起源于欧洲。1838年，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一书中首次使用“社会学”这一概念，提出要建立社会学这样一门独立的学科，标志着社会学的诞生。社会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具有很强的实用性。社会学学科形成了两种互斥、互补的方法论，即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或解释学、反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实证主义强调数量化、模型化的分析方式，通过抽样调查方法搜集资料，倾向于运用诸如统计图表类的定量技术处理、资料分析，主张运用公式、数量模型去表达经得起检验的假设。人文主义主要运用实地调查研究方法去搜集资料，强调社会行动的主观意义以及研究对象内心的思想、情感、行为目的、动机需要等因素；强调对当事人的洞察、理解和解释。社会学的两种方法论影响极为深远。广播电视学中，常运用实证主义的定量研究、人文主义的定性研究或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去统计、探讨、分析广播电视受众的特点、视听行为、视听规律等，因此形成了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广播电视受众学。

在对广播电视受众的研究过程中，还吸取了心理学的大量研究成果，采用心理学的研究范式对受众的视听心理、视听动机、视听过程进行分析。心理学是一门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学科。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现象的发生、发展、变化过程以及人的行为与心理活动规律的科学。心理学在前科学阶段属于哲学范畴。1879年，德国心理学家威廉·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建立心理研究所标志着科学心理学的诞生，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是这一学科成为科学的转折点。运用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广播电视传播者、采访对象、受众在信息采编、传播和接受全过程中的种种心理现象及其客观规律，形成了广播电视学的又一个分支学科——广播电视心理学。它是广播电视学与心理学交叉融会的边缘学科。

从上面对广播电视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梳理可以看出，广播电视学已发展成为一门有着自身独立特征、自成体系、实践性强的应用科学。广播电视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兼收并蓄、融汇综合新闻学、大众传播学、艺术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大量成果，与他们相互交叉形成了众多的、新的分支学科，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广播电视学的学科体系。四、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学的意义与价值

构建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学不仅是广播电视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更是推动当代广播电视发展的外在需要。

技术的进步、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革，已经并将继续给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带来越来越深远的影响。21世纪前期的几十年，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而且也是我国广播电视在传播业态、传播理念上面临转型的关键时期。这就要求广播电视学必须与时俱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分析我国广播电视行业所面临的世情、国情、民情、行情，科学判断时代特征，科学预断发展趋势，集中广播电视从业人员和研究队伍的聪明才智，加强学科研究的力度，提高学科研究的水平，从而充分释放中国广播电视学的当代价值。

具体说来，我国广播电视学的当代价值应该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推动广播电视更好地为国家发展、民族复兴服务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前所未有的，同样，它面临的来自国内外的种种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当代广播电视学要认真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如何从世情、国情、党情的实际出发，发挥广电传播的优势，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促进全社会的民主与法治、公平与正义、道德水准和人心凝聚，为全国的改革、开放、稳定和发展及“五位一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顺利推展，以及为推动国家发展总目标的实现提供有效的信息支持、智力支持和舆论支持。

就以广播电视如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而言，就是一个重大课题。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庞大工程，又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中国广播电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不仅责任重大，而且大有可为。中国广播电视学应该为广播电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理论指导，比如广播电视学应研究如何促进广播电视更有效地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谐观念、时代风貌、进取精神，倡导积极向上、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营造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价值观与社会氛围。另外，应着力研究广播电视如何加强对社会种种丑恶、失范现象的批评与监督。总之，广播电视学既要研究广播电视如何发挥“导善功能”，又要研究其如何发挥“抑恶功能”。使广播电视从两个不同的方面释放推动社会进步的正能量。

在现代社会的有机体中，不同的社会群体日趋分化，彼此间既有矛盾，又相互依存。广播电视学应研究广播电视如何呈现社会各方相互作用的复杂情状，发挥广播电视的社会整合与调控功能，为社会整合提供充分的沟通渠道和建设性的传播平台，探寻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建立广泛的社会共识，从而促进社会的稳定与进步。这些研究对于处在社会转型过程的中国而言，其当代价值不言而喻。（二）推动中国广播电视提高国际传播力，使之更有效地走向世界

广播电视是一个重要的国际交流媒体。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壮大，世界进入了一个瞩目中国、群说中国、乱说中国的时代，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超越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发展前景的“不确定论”等此起彼伏。中国广播电视如何通过有效传播向世界描绘一个真实、客观的中国，如何有效传播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及和平发展、和谐共赢的发展方针，如何化解对中国的误读、误判、误导、忧虑、担心、恐惧以及恶意的歪曲、抹黑、中伤和攻击，为中国的发展营造一个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为此，一方面要加强国际传播平台、渠道、覆盖等硬件建设，同时更要从传播理念、传播行为、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话语、传播规律等方面提高中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的软能力，从而提高国际传播的话语权、有效性。

就当前中国广播电视的国际传播而言，硬件建设已有相当的规模和水平，关键是软实力太软，即作为核心竞争力的“内容”的竞争力、影响力还不强。如同一个国家一样，硬实力不强，难于强大；软实力不强，也难于强大。当硬实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软实力就成了终极竞争力。如何改变中国广播电视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上“硬件硬”、“软件软”，虽然“落地”但难于“入心”的状况，是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学应该研究的重要课题。（三）推动中国广播电视的新发展、新创造

在对外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需要通过宏观研究、系统研究和战略研究厘清广播电视如何适应外部变化，确定广播电视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未来发展方向及管理模式，从而推动中国广播电视的深层次改革。

在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国内外媒体及新旧媒体竞争日烈以及人们视野越来越广、自主意见越来越强、对广电传播的审视能力和挑剔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广播电视如何坚守“内容为王”的宗旨，更新传播理念，不断提高广电节目的品质、品格、吸引力、竞争力和影响力变得越来越突出。

在新媒体环境下，广播电视如何融合新媒体，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也变得越来越迫切。

本书对类似上述问题都做了梳理与研究。（四）推动提高从业者的理论素养和业务素养

作为当代广播电视行业的从业者，有多种素质项要求，而第一素质项是理论功底，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也包括广播电视业务理论。当代广播电视学意在帮助广大从业人员提高科学思维、理论思维能力及政治、业务理论水平，学会并善于运用理论武器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以适应广电工作不断创新、发展的需要。（五）构建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学科体系

随着广播电视行业的发展，尤其是在信息化影响下，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视野愈加开阔，成果不断丰富，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提供新知、新解，丰富着广播电视理论体系。这些新成果、新理论有待通过有机的组织，得到深化和升华，使其更为有机地纳入广播电视理论体系中。

1990年出版的《中国广播电视学》以及其后一系列专家学者有关广播电视的理论著述，为中国广播电视学奠定了很好的学科基础。但正如十八大报告所说：“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同样，广播电视学也永远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开放的系统、发展的系统。本书意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跟踪新形势、适应新变化、研究新课题、总结新经验、提出新理念，使之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五、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学研究现状

广播电视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一大批专家学者及从业人员从广播电视的属性与功能、传播内容与传播艺术、事业发展与产业经营、行业管理和队伍建设等方面的规律与特征进行了持续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不仅体现了鲜明的学科特征，也为本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中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新中国成立的六十多年来，中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伴随着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不断进步。在这个过程当中，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1.起步阶段（1949年—1978年）

在1949年到1978年的起步阶段，有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1955年创刊的《广播业务》（现《中国广播》的前身）上。其发表的研究文章有一千四百多篇，再加上其他报刊上的有关文章，约计两千多篇。其研究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研究思路上，基本沿袭了新闻理论和艺术理论的途径。第二，在研究水平上，基本都停留在描述层面。第三，在研究对象上，主要集中在广播电视媒体的属性和业务操作研究。第四，在此期间，不仅全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平台很少，而且理论研究基本处于一种自发状态，其中又以广播研究居多。

形成这样一种研究状态主要是由于当时接收设备特别是电视机远未普及，广电节目特别是电视节目还不够丰富，广播电视的影响还不大，广播电视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还没完全形成，因此真正关注、研究广播电视的不多。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国的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2.发展阶段（1979年—1991年）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广播电视开始进入迅猛发展时期。到1991年，中国已拥有三千多家电视台，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电视大国。这期间广电理论研究的特点主要在于：

首先，广播电视研究刊物纷纷问世，包括《北京广播学院学报》（《现代传播》的前身），《新闻广播电视研究》，《电视文艺》等。特别是1987年，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创办了《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一系列理论刊物的创办为广播电视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平台，广电理论研究的文章也大幅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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