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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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全书：修身13条(共4册)(晚晴四大名臣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全面展现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的巨著)试读：
第一卷 曾国藩的毕生之道
事事必有度
【国藩语录】有求于上，委婉而言，颇得实惠，步步高升。
居丧期间，曾国藩伸手要官一事，几乎断送了他前途，他晚年曾对此痛加检讨。经历过这件事之后，曾国藩对与上级的关系处理有了更好的把握有了一定的“度”的概念。
曾国藩向朝廷有所请求，尽量避免正面提出要求，而是旁敲侧击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既得到了自己所要求的东西，又保住了自己的体面。1857年，曾国藩在九江劳师后所上的奏折就是这样的典型作品。奏折中的第一点，他反复强调了李续宾、杨岳斌所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本来是曾国藩的部队，是因急人之急，增援湖北而借调给胡林翼的，现在不但湖北省城武昌已经收复，即如湖北的蕲州、黄州沿江城市也已克复遣。言外之意，是要求清政府将李、杨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拨还给曾国藩节制调遣。奏折中的第二点，旨在张扬他自己旧部李续宾、杨岳斌部水陆师的赫赫战功，为湘军涂脂抹粉，为自己贴金。奏折中的第三点，强调李、杨所部水陆师力量的强大，借此抬高自己的地位。奏折中的第四点，是奏篇中的要害，他不说自己是李续宾、杨岳斌所部水陆师的司令，但在奏篇中却为李、杨所部湘军请饷、催饷，无异以李、杨所部指挥者自居。
纵观曾国藩以上四点，没有一处明确表示他还要求朝廷归还李、杨所部等主张，而是绕来绕去，曲意示衷。曾国藩就是这样向他的上司——皇帝和清政府表达他的愿望和要求的。这也是以柔克刚之一法，清朝廷果然准奏，杨、李所部仍旧归曾指挥。
面对领导，凡事须保持低调，讲究以柔克刚。曾国藩的做法告诉我们，凡事讲求中庸，委婉圆柔，才能融入人群，走进社会。
远见卓识的要义
【国藩语录】同一境而登山者独见其远，乘城者独见其旷，此“高明”之说也。
古往今来，世事复杂多变，险象环生，危机四伏，封建社会的宦海官场中，更是难有宁日，任何时期，都有善于钻营、巴结奉承而受到重用的奸邪之人出现，这种人不把心思用到济国济民建功立业上，而是挖空心思谋求个人私利，打击压制忠良贤士以求抬高保全自己。
曾国藩早早就涉足官场，对那些结党营私、苟且求生、贪图享乐的庸官俗僚了如指掌。他想做点利国利民之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惹来闲言碎语。加上清王室乃是满清旗人的王室，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斥与挤压，这使得曾国藩愈加小心翼翼，慎而又慎，深思远虑，惟恐不周。
他家乡有个朱知县，与当地乡绅关系甚密，与曾图藩家中也有密切来往。后来当地的财政出现了赤字，一些乡绅担心朱知县会因此而被调离或降职，从而损害乡绅自身利益，激奋之时就口出豪言，想倡仪全县人民捐钱弥补亏空，以便留住这位忠正的父母官。曾国藩的弟弟因此向曾国藩征求意见，询问该不该支持这种行为。
曾国藩认为，发出这样的倡议之激辞，不过是官绅的小把戏。他们冠冕堂皇地提出来，似乎是为百姓做了件大好事。然而一旦付诸行动的时候，出钱财的事必定分摊到百姓头上。官绅出不出钱，出多少钱谁知道呢？但他们却是名利俱收。而且，在征收银两的时候，又必然会有恶官酷吏假公济私、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百姓的血汗钱。更可怕的后果是，如果此事一旦实施，那么以后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官府推用，岂不是把劳苦百姓推入深渊之中了？
曾国藩认为，官职的补缺，官员的调遣都有定规，偶有例外，也是偶一为之，因此，亏空补乎也无助于官吏去留。这显然表明事情不过是巧立名目谋取名利而已。曾国藩对此洞若观火，因此，他让家人持旁观态度，静观事变。
曾国藩在数十年的官场生涯中，遇事无不如此深谋远虑，巧妙周旋。
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实际上城府很深，颇有心机。他无论是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还是举足轻重、一言而决时，甚至在他不得志之时，都不与朝中权贵过密交往。他不愿卷入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做无谓的牺牲。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曾国藩在道光朝倚重穆彰阿，在咸丰朝倚重肃顺，在同治朝倚重恭亲王奕沂，都形迹显然。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奕诉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官照升，荫照封，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缘。尤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也岿然不动，这就很值得研究。肃顺和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顺又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曾与穆、肃关系都不一般。我们认为，这是曾国藩运用了“心有灵犀、不露痕迹”之策。姑且以曾国藩与肃顺关系为例。
满族贵族中主张重用湘军集团的文庆，虽在咸丰六年病死，但继起有人，且权势更大。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恰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愈来愈得到咸丰帝的信任，得到愈来愈大的权力。三人盘结，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拱手听命，伴食而已。肃顺尤为突出，遇事敢作敢为，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颇搜罗人才，资以延誉树党”。
肃顺这样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搜罗党羽，显然是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他与那拉氏、奕诉争夺最高权力，正是这一图谋的体现。有这样野心的人，对当时军队，特别是战斗力量强的湘军，自然不会漠不关心，但不论是打击或笼络湘军集团，都远比上述种种活动更为微妙，更须精心处理。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支柱，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肃顺自然不敢贸然行动，曾国藩、胡林翼也会因避嫌而巧妙为之。
事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的确有着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甚至就是湘军集团中的一员。如尹耕云不仅为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之属员，且曾国藩“极器重之”，同时尹也为肃顺之属吏，且肃顺对之“敬礼有加”。王闽运为肃顺之家庭教师，肃对王非常欣赏，要与王结为“异姓兄弟”。此外，还有一些人，虽与曾、胡等人无多交往，但却与王、尹等关系密切，又为肃顺所赏识，如高心夔等人。肃顺笼络这些名士，除了培植自己将来的政治爪牙外，还与他们共议政事。他们实际上起了幕僚的作用。如鸦片战争期间，肃顺就在和战问题上，听取他们的意见，甚至参与他们的讨论，但没有表示明确的主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湘军集团的兴起及其显赫战功，是当时最大的政事，肃顺自然也会与他们商议。事实上肃顺就与王闽运讨论军事，即所谓“军事谘而后行”。他们也会趁机出谋划策，而他们同时与曾、胡等人在书信中议论政事。
这就是说肃顺与湘军集团可以通过郭、尹等人进行间接甚至直接交往。如樊案的发生，王闽运、郭嵩焘求救于肃顺，肃顺便大力相助，通过郭、王等人，与湘军集团建立某种合作关系。肃顺后来更是乘时进言，力举咸丰帝不信任的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此后对曾国藩的下属又多有任命。这显然是向曾国藩伸出了结交之手，他所给予湘军集团的实权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曾国藩对此早已垂涎面求之不得，但却始终不动声色，只是心照不宣地依靠名士、朋友与肃顺间接往来。后来肃顺被慈禧以政变形式处决，想要进一步清除其党羽时，发现许多朝野文武大臣都有与肃顺交往的信件，但没有发现曾与肃顺的一字一言，自然没有任何有关曾国藩的把柄，以至于慈禧发出“曾国藩乃忠臣”的赞叹。
今天从政的良好环境与往日封建社会做官所处的恶劣环境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做为一个领导人，坐看深远，高瞻远瞩，深谋远虑，认清国际国内局势而有所作为也是应该的。这样不但可以少犯错误，而且可以更好地有所作为，服务于大众！
做事定成功
【国藩语录】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
居官为宦的人，有许多人走向了失败，有的人失败原因很清楚，也有的人不清不白稀里糊涂就被免职罢官。居官而败的“软原因”不外乎与上司同僚关系的处理、与时代是否合拍等，但“硬原因”却有惊人的相似。曾国藩在总结古代高官失位的硬原因时，归纳出了居官而败的四点见解：
其一为“昏惰任下者败”。曾国藩说，为人主者，不可能知晓天下所有的事，不能不委派任用贤能的属下，但属下的贤与不贤，又难以全部了解，就不能不信任自己左右的臣属。然而受到左右臣属赞誉的人，未必就是贤才；受到左右臣属所诋毁的人，未必就是庸才。所以，耳目不必依靠别人代替，予夺之权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自古庸臣在位，他的才能遇事处理时虽显得不足，但巩固自己的宠遇则很有办法。这类人羞于粗茶淡饭，大多贪心且行事卑鄙，善于阿谀奉承；一旦大权旁落到这类人手里，政治将日非一日，国家将大难临头。
唐玄宗李隆基，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集明君与昏君于一身的皇帝。在他执政的前期，励精图治、任人唯贤，重用姚崇、宋璟、张说、韩休、张九龄等人，把贞观以来的大好形势，推进到了开元盛世。然遗憾的是，唐玄宗未能做到善始善终。在他执政的后期，纵欲无度，生活奢摩，昏惰任下，造成了天宝危机。公元736年，唐玄宗因废太子事，听信了李林甫的谗言，罢免了张九龄的宰相之职，改任李林甫为宰相。李林甫口密腹剑，结党营私，排斥异己陷害忠良，在位十九年，政治败坏、天下大乱。李林甫死后，外戚杨国忠继任宰相，使政局更加昏暗。唐玄宗除了任人唯亲外，还重用宦官。玄宗后期，宦官增至3000多人，五品以上者就有1000余人。唐玄宗的用人不当，加剧了朝廷内部的矛盾，终于造成了天宝危机，暴发了“安史之乱”，使强盛的唐王朝由此而走向了衰败。历史的经验说明，在用人上，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是国家兴亡、事业兴亡的关键。亡国之君，败事之臣，其祸都源于昏惰任下。
其二为“傲狠妄为者败”。曾国藩常说“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人因骄傲而妄为，而奢，而淫，而佚，而无恶不作。人欲求成立，就必须除掉骄傲的恶习，“常怀愧对之意，便是载福之器，入德之门”。且不可刚愎自用，自以为是，陷入四面楚歌之境地。明思宗朱由检，在历史上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勤政的皇帝，他即位之后，改革旧弊，诛杀阉党，大有励精图治之志。然而遗憾的是，思宗本人刚愎自用，自作聪明，在内忧外患俱存的危急之秋频罢宰相，“用匪其人”，遇事急于求成，误杀、乱杀了诸多朝臣。例如：思宗希望增强辽东一带的防守，在群臣的推荐下，他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袁崇焕赴任时，他还赐酒慰劳。后来，皇太极亲带大军绕过袁崇焕的防区入塞劫掠。因袁崇焕以前曾与清议和，有人诬陷他引诱清兵来逼迫议和，将要缔结城下之盟，思宗便将袁崇焕逮捕入狱，第二年处死。如此等等，使本来就缺乏人才的明朝更加无人可用，思宗又重蹈前帝的覆辙，起用宦官，终于导致了明朝灭亡、思宗吊死煤山的惨局。明思宗既不知人，又不自知，因而造成了事与愿违的恶果。
其三为“贪鄙无忌者败”。为官不可任情放纵，随心所欲。汉桓帝、汉灵帝好利贱义，成为有名的昏君；隋炀帝奢侈腐化而死于非命；吕不韦贪鄙无忌最终自饮毒酒；田延年贪赃枉法事败自刎。在《蜀记》中曾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秦惠文王准备攻打蜀国，苦于不知道出兵蜀国的捷径，于是就让工匠雕刻了五头石牛，并把金子装在石牛的屁股后面。蜀人看见了，以为石牛能屙金子。蜀王便派五个大力士将石牛运入蜀国。运石牛的道路修成了，秦国的军队便跟随其后，对蜀国发动突然袭击，蜀国便亡国了。历史上像这样亡国、亡身的教训不可胜数。古人云：“祸福无门，惟人所召。”既居高位，享受厚禄，就应立身忠正，行事廉洁，切不可贪鄙无忌，引火烧身。
其四为“反复多诈者败”。曾国藩曾经指出，用人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推诚相见，不玩弄权术。《旧唐书》云：“去邪勿疑，任贤勿二，可以兴矣。”去除邪恶之徒不要犹豫不决，任用德才兼备的人才切忌三心二意，这样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能兴旺昌盛。明太祖朱元璋在平乱之时对徐达信之任之，从来不对其进行任何节制，朱元璋对徐达说：“将军的智谋勇敢超群绝伦，因此才能遏制贼人，削平群雄。逢事一定禀报，这是将军的忠诚，我对此十分赞赏。但是，将在外，君主不便指挥。将不视军中情况缓急便宜行事。我不加以约束。”即使徐达打了败仗，损失残重，也未遭受过朱元璋一句指责。正是由于朱元璋的高度信任和宽容博厚，才使得徐达有了拔取两座都城、三个省会、百余个郡邑的战功，为明朝的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任用人才时候，要给与充分的信任，不能存在任何猜疑之必，切不可多疑善忌，用人不专，朝令夕改，反复多诈，否则将自引其咎。当年的“赤壁大战”，曹操就是由于对水军统领蔡瑁、张允缺乏信任才中了孙刘的“反间计”，从而使其水师失掉了水上优势，导致了赤壁之战的惨败。“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史实证明，上以推诚待下，下必谒诚而效命，只有上下一心，上下同德，才能成就大业，兴旺百事。
历来仕途多变幻。曾国藩置身官场的漩涡之内，且能洁身自好，常保盈泰，除了他自身聪敏，善于处变而外，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他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他在总结居官四败的基础上又从“责任、道德、才具、态度”四方面提出了为官的要求，并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克己践行，没有一刻放松对自己的戒惕和监督，因而才得以在宦海的风浪中稳步前进，步步辉煌。
做一个成大事的人，要善于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曾国藩所说的失败原则，指出了仕途中应引以为戒的主要方面，对现今当领导之人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放下后方可心情豁达
【曾国藩语录】邻里乡亲，万不可造成仇隙，凡事必忍让为怀！
怎样与乡亲邻里相处，对于治家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与乡亲邻里关系处理得好，则可以使家庭免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还可以在有困难的时候得到帮助；而处理得不好，则有可能造成仇隙，制造一些事端，这样的事情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那么，曾国藩是怎样来处理这些矛盾的呢？在这方面他奉行的原则就是：让他三尺又何妨！
这个话含有一个典故，据《桐城县志》记载，康熙时期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在宅基地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家人飞书京城，让张英打招呼“摆平”吴家。而张英回馈给家人的是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见书，主动在争执线上退让了三尺，下垒建墙，而邻居吴氏也深受感动，退地三尺，建宅置院，闻名中外的六尺之巷也就因此而成。
咸丰初年，曾国藩父与几个兄弟还未分居的时候，家中为建新宅黄金堂，与邻居为一墙之隔的地界发生争执，几至要打官司到湘乡县府。在家的曾国潢将这一情况写信告诉了在京师做官的兄长曾国藩。曾国藩收到此信后，联想起前人的这首诗便写了一封长信，并将这首诗附上。曾家父子兄弟读过曾国藩的信和此诗后，胸襟豁然开朗，用“让他三尺又何妨”这一思想，将地退缩了三尺。
据说，曾家的这一举动，深深地感动了邻居，其邻居不仅未与曾家争执，见自家的地很方便曾家，也秉着“让他三尺又何妨”的见解，将地转让给了曾家扩建黄金堂新宅。
这件趣事代代相传，简直成了曾族的“传家宝”。1988年，曾国藩的后人——年过“古稀”的曾德培老人还在台湾著文说：记得1939年我走上抗战前线时，慈祥和蔼的妈妈坐在美孚煤油灯下，拉着我的双手说了曾国藩“让他几尺又何妨”这首七绝诗，现在虽然已时隔半个世纪，我还不忘当年慈母赐儿的曾国藩教弟的这首诗，终身受用，乐趣无穷。
与邻里、乡亲相处，以宽忍为怀，凡事让人三尺是曾国藩以退为进处世不败的一个秘法。
曾国藩家风传乡里，人们至今还在传颂，而他的父亲及诸弟却依仗权势，干预地方官事。尽管曾国藩家教极严，其弟却违教者多、听从者少，尤其是其四弟曾国潢（字澄侯），在乡最为跋扈，颇为人们所怨恨。
同治年间，湖南哥老会兴起，特别是湘乡地方，原来参加湘军的人遣散返乡后，参与哥老会的甚多。曾国潢在乡里不仅剿杀哥老会实力，而且地方有什么“憎恶”的人，他就捆送县府，请求杀掉。凡是他有所请，县府不敢不服从。有时捆送五六十人，也很难有几个生还的。当时的湘乡县令熊某是个佛教徒，秉性慈善，接到曾国潢的请求，不答应攒不过他的权势，答应了又良心折磨太甚。所以每接到要他杀人的手令，总要躺着哭几天。友人问他哭什么，他回答说：“曾四爷又要借我的手杀人了！”有一年，湘乡县城新建一个码头，按惯例是杀猪宰羊，用“三牲”来祭祀，后在曾国潢的主持下，杀了十六个人举祭。
曾国潢在乡间为人所恨，曾国藩是略有所知的。他常在家信中告诫诸弟：“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作衰时设想，总以不干预公事为第一义。”在倡导“八字”家风中，对其弟特别强调“宝”字，即“人待人为无价之宝也，居乡勿作恶事”。1857年曾国藩奔父丧在籍，听得曾国潢在乡间杀人太多，为人所怨，想要惩教其弟。一天，趁弟弟在床上睡午觉，曾国藩计上心来，向夫人要了一个锥子，猛刺其弟的大腿，顿时鲜血直流，染红了被褥。曾国潢对哥哥的这一举动高声直呼：“残暴！残暴！痛死我了！”曾国藩问：“吾只用锥刺了你一下，你就痛死了，你杀人家，人家痛不痛呢？”
经过曾国藩这一训诫，其弟不仅居乡杀人有所收敛，待百姓的态度亦有所好转。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作为邻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关系处理不好则会虽然日常也有一些利益上的冲突，但只要我们抱着“让他三尺又何妨”来处理这矛盾与问题，定会处理好与他们的关系。关系处理好了，则会自己心里舒畅，大家愉快，再说天底下谁没有个急事，这样也好请人家帮忙。方便别人也就是在方便自己！
做事不可全断后路
【曾国藩语录】留一分余地，可回转自如，不留余地，则易失之于刚，错而无救。
人生在世，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关系：朋友关系、邻里关系、同事关系等等。这些关系处理得好就会使人到处受欢迎，处理得不好就可能到处遭人痛恨。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曾国藩在处理这些关系奉行的一个原则就是：凡事给对方留有余地，既不让自己违反大的原则，也不完全拒绝对方的要求。比如说，曾国藩常在家中劝父教弟，不要干预地方的事，可是，有些时候，他的一些亲朋好友难免会因一些万难之事有求于他，其中不乏实有冤屈之事，却之，于情于理不忍，助之，又恐负干预地方公务或以势凌人之嫌。这时，曾国藩只好对来求者做出那种“道似无情却有情”、“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曲意相助之举，并给别人留下充分回旋的余地。下面“一把折扇”的故事就能很好的说明这一点。
同治年间，衡阳挨近双峰大界的地方，有一个忠厚而倔强的农民，他一生勤劳节俭，生活过得不错，不料那一年清明节扫墓时，与人发生了一场纠纷：对方仗着自己有钱有势，硬将一坟迁到他家的祖坟上来。官司由衡阳县打到了衡州府，总是对方占上风，老头儿咽不下这口窝囊气，被逼得想上吊自尽。
一天，有个老亲友提醒他：“你呀，心里没长眼，你不是有个干儿子在南京做两江总督吗？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天下谁个不知其名。”那人伸出两个指头，嘴巴挨着他的耳朵说：“你只要求他给衡州府写个二指宽的条子，保险你把官司打赢。”“是啊！”老头儿把胸脯一拍，说：“好办法，我怎么没有想到呢。”他受到启发以后，凑足盘缠钱，背上包袱雨伞，就直往南京奔去。
两江总督衙门，是不容易进得去的。“你是干什么的？”他还未过门槛，衙役就大声喝问。“我找干儿子。”老头儿壮着胆子回答。“谁是你干儿子？”“宽一。”
衙役们没有一个知道曾国藩的乳名叫宽一，见这老头儿土里土气，怎么也不让他进去。
忽然，督署里传出讯令，总督大人要出门。衙役们忙把这个老头儿拉开，不能让他挡住大门，可他哪里肯听，偏偏要站近门边，想着一看是不是干儿子出来。
一会儿，一顶轿子出门了。老人一眼就窥见轿中坐的正是曾国藩。“宽一！”他操着家乡口音一声喊，被曾国藩听出来了。曾国藩连忙叫轿夫停住，下轿后又惊又喜地问：“这不是干爹？您老人家怎么到了这里？”便打转身，将干爹送进了自己的住宅。
顿时，督署后院的曾宅里欢乐起来。曾国藩夫妇一面招待酒饭，一面问长问短，从干爹的家境到大界白五堂、黄金堂新老住宅屋后的楠竹、杉树生长情况等无所不问。当老头儿话入正题，说明来意时，曾国藩打断他的话说：“暂莫谈这个，您老人家难得到这儿来，先游览几天再说吧。”他把一个同乡衙役叫来，接着对老人说：“干儿公务在身，这几天不能陪干爹玩，就请他陪同你去玩吧，玄武湖啦，秦淮河啦，夫子庙啦，南京的名胜及热闹地方都去看看。”老头儿哪有心思游览，仅玩了三天，就按捺不住了。那天晚上，他对干儿媳细说了来意，求她向曾国藩进言，给衡州府下个二指宽的条子。欧阳夫人说：“急么子罗？你干儿要你多玩几天，你就还玩几天再说嘛。”“我肺都气炸了，官司打不赢，白白受人欺，哪有心思久玩了？”“不要担心，除非他的官比你干儿大。”那老头听到这句话，心里倒有几分安稳了。
又玩了三天。当曾国藩办完一天的公事后，欧阳夫人对他说起干爹特意来金陵的事：“你就给他写个条子到衡州吧。”曾国藩听后叹了一口气说：“这怎么行呀？我不是多次给澄弟写信不要干预地方官的公事吗？如今自己倒在几千里外干预起来了，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干爹是个天本地分的人，你也不能看着老实人受欺，得主持公道呀！”经欧阳夫人再三请求，曾国藩动心了，他在房间来回踱了几转，说：“好，让我考虑考虑吧。”
第二天，正逢曾国藩接到奉谕升官职，南京的文武官员都来贺喜，曾国藩在督署设宴招待，老头儿也被尊了上席。敬酒时，曾国藩先向大家介绍，首席是他湖南来的干爹，文武官员听了，一齐起身致敬，弄得老头儿很不好意思。接着，曾国藩又把自己的干爹推崇了一番，说他一生勤劳啦，为人忠厚啦，怎么也不愿意到南京久住，执意要返乡里，说着，从衙役手中接过一个用红绫包着的小盒子，打开后拿出一把折扇又说：“我准备送干爹一个小礼物，列位看得起的话，也请在扇上题留芳名，作个永久纪念。”大家放下盅筷，接过一看，只见折扇上已工工整整地落了款，上款是“如父大人侍右”，下款是“如男曾国藩敬献”。于是众官员应曾大人之请，一个个在扇上签起名来，有的还题了诗句。不到半个时辰，折扇两面都写得满满的。曾国藩兴高采烈地把折扇收起，仍用红绫包好，双手奉送给了干爹。这老头儿也懂得礼数，起身向各位文武官员作揖致谢。
席终客散，老头儿回到住室，嘴里连连嘀咕，欧阳夫人出来一听，只见他手捧着红绫包唠叨着：“宽一呀宽一，一张二指宽的条子总不肯写，却要这么费事，在这个玩物上写的字再多，我也不得领情。”欧阳夫人忙从他手中接过红包打开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干爹呀，恭喜，恭喜！”老头儿脸色阴沉，好不耐烦地说：“喜从哪来？”“干儿给您的这个，可是一个大宝呢！”“一把折扇算什么大宝？给我写个二指宽的条子，才是上方宝剑。”“哎呀，干爹”，欧阳夫人凑到老头身边细说：“这可比您要的那个条子更宝贵呀，拿回去后，不论打官司也好，办别的什么事也好，任他多大的官，见到此扇都会有灵验，千万不要把它丢了，随手带着，还能逢凶化吉呢！”
一番话，说得老头子心里热乎乎的。“啊！——”他似有所悟，会意地笑了。
刚回到家里，衡州知府升堂，衙门八字开着，老头儿手执折扇，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在那个时代，被告上堂打官司，手执扇子是藐视公堂，要受到惩治的。“把扇子丢下！”衙役喝令，老头儿装作没有听见，一个衙役上前从手巾夺过扇子丢到地上。“这个可丢不得，是我干儿子送的。”
知府大怒，惊堂木一拍：“放肆！拿上来！”知府接过扇子一看，“嗯……”他翻过来、覆过去看了后，又将视线转到老头身上，仔细打量了一番。然后，一声令下：“退堂！”
据说，老头从衡州府衙门出来后，知府用轿子把他接了回去，不仅将这把折扇恭恭敬敬退还了他，还热情地款待了他。他的坟山官司是输、是赢，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把折扇，醉翁之意不在酒，表面是在显示亲情，实则相助，意在让地方官给面子，又不使其没有可否的余地。这把折扇同时也给足了亲人以面子，并使曾国藩免于干涉地方公务之嫌，曾国藩谋事之深，虑事之远，不可谓不厉害。凡事给对方留有余地，这就是曾国藩为人处世常胜不败的奥秘之一。
凡事留有余地，也应成为今天我们为人处世的一项准则。因为时势经常都在变化，同时我们每个人也有考虑不周全的时候，凡事不留余地的话，我们就有可能犯一些愚蠢的错误，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自己。凡事三思而行，话不可说得太死，事不可做得太绝，这样我们就会永远稳操胜券，进退自如！
不可奸诈，心诚则灵
【曾国藩语录】待人以诚以恕
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敌人多堵墙”。因此，如何与人相处，使自己的事业有一个良好的人际基础作为支撑，而不是到处树敌，而使自己寸步难行，这就是一门深奥的学问。曾国藩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就是，“待人以诚以恕”。他认为为人处世应该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怨天，不尤人。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最终也不能立己达己，历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点，因为“如果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这种为人处世的方式不但为曾国藩赢得了人格魅力，也为他最终成就事业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曾国藩奉行的“待人以诚以恕”的品德集中体现在他正确地处理与左宗棠的关系上。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氏恃才傲物，自称“今亮”，语言尖锐，锋芒毕露。左宗棠只比曾国藩小刚好一岁，但他屡试不中，科场失意，蛰居乡间，半耕半读。咸丰二年，已四十一岁，才由一个乡村塾师入佐湖南巡抚张亮基，当了个“刑名师爷”。后张亮基迁为湖广总督，左宗棠于咸丰四年三月又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共达六年之久。曾、左虽非同僚，却同在湖南，常有龃龉。传说，曾国藩见左宗棠为如夫人洗脚，笑着说：“替如夫人洗足。”左氏以牙还牙，立即讽刺说：“赐同进士出身。”有次，曾幽默地对左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进去。左也决不示弱，说：“藩候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语涉鄙夷，也把“曾国藩”三字喻尽。这些传之甚广的言谈，或为后代文人编造之辞，不足为信，但简单的对话，确实反映了左宗棠个性的桀骜。
左宗棠颇有识略，又好直言不讳。咸丰四年四月，曾国藩初次出兵，败于靖港，投水自尽未遂，回到省城，垂头丧气，左宗棠就责备曾国藩。事情还未到不能办的时候，自寻短见是不当的行为，何必出此下策。这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可见其语直，并非没有情分。而是为主帅打气，敬爱甚切之语。
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闻父丧，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是很不应该的，湖南官绅对此也哗然应和，这也使曾国藩颇失众望。第二年，曾国藩奉命率师援浙，路过长沙时，特登门拜访，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联，求左宗棠篆书，表示谦抑之意，使两人一度紧张的关系趋向缓和。
曾国藩的宽宏大度、不计前嫌还表现在他在咸丰十年后对左宗棠的举荐上。在这以前，曾国藩也曾举荐过左宗棠。例如，咸丰六年正月，曾国藩奏左宗棠接济军饷有功，因而，朝廷命左宗棠以兵部郎中用。左宗棠性情刚直，又得罪了不少人，在湖南“久专军事，忌者尤众”，于是碰上了樊燮事件。樊燮为永州镇总兵，其私役兵弁，挪用公款，左宗棠为此代巡抚骆秉章拟奏折，谧请将樊燮撤职查办。谁知樊燮受人唆耸，向湖广总督官文反告左宗棠。官文这位满族官员较为颟顸，竟将这案子报到朝廷，朝廷因命考官钱宝青审讯，传左宗棠到武昌对质。咸丰帝甚至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此事，京城内外闻之者莫不震惊。骆秉章与湖北巡抚胡林翼均上疏力辩其诬。胡林翼的奏折中且有“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话。京中官员如侍读学士潘祖荫，与左素不相识，也上疏痛陈“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在这种情况下，咸丰帝才有“弃瑕录用”的旨意，肃顺也趁机以人才难得进言。官文接旨后，才不再催左宗棠对簿，草草了结此案。左宗棠辞别骆秉章后，于咸丰十年正月离开长沙。他三月三日到达湖北襄阳，突然接到胡林翼一封密信，“盲含沙者意犹未慊，网罗四布，足为寒心。”当时，正值襄阳大风雪，左宗棠想跻登庙堂之上，深感帝乡不可期，拟委身江湖之远，又忧谗畏讥。
当时，曾国藩驻军宿松，胡林翼驻军英山，议欲分三路进攻安庆。左宗棠来营暂避锋芒，曾国藩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连日与他商谈。正在这时，四月初一日，特旨询问曾国藩说：“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目下贼氛甚炽，而湖南亦所必欲甘心，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办团练等事，抑或调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着曾国藩酌量处理。”曾国藩立即于四月十三日上奏说：“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扎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曾国藩与胡林翼是在左宗棠极其潦倒，“四顾苍茫”的时候，向左宗棠伸出了援助之手。
清廷接到曾国藩上述奏章，于四月二十日，谕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左宗棠因而正式成了曾国藩的幕僚之一。曾国藩立即让他回湖南募勇开赴江西战场。过了几个月，左宗棠军在江西连克德兴、婺源，曾国藩立即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专折为他和部属报功请赏，并追述他以前的战绩说：“臣查左宗棠一军，自移师景镇，一闻贵溪警报，分路调拨，或迎头痛击，计十日之内，转战三百余里，连克三城，使狼奔豕突之众，喘息不得少定。实属调度神速，将士用命。自此股剿败之后，即有池州大股扑陷建德，直犯浮梁、景德镇，亦惟左宗棠一军独当其冲。左宗棠初立新军，骤当大敌，昼而跃马入阵，暮而治事达旦，实属勤劳异常。”可谓推崇备至。左宗棠因此得晋升为候补三品京堂。
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又上奏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朝廷也立即照准。这年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根据闽浙总督庆端、浙江巡抚王有龄之请，奏请派左宗棠援浙，并将在江西广信、广丰、玉山、饶州和安徽徽州等地的陆军及昌国内河水师，统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使左宗棠开始拥有较大的军权。但左宗棠还未奔至杭州，杭州已于十一月二十八日被太平军占领，杭州将军瑞昌与浙江巡抚王有龄均死于战事。于是曾国藩第四次上奏保举左宗棠。他于十二月十二日向左宗棠通报说：“浙江竟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失守，六十万生灵同遭浩劫，天乎酷哉！弟于二十五日复奏统辖浙江军务，已附片密请简阁下为浙江巡抚。无论是否谕允，目下经营浙事，全仗大力，责无旁贷。”
果然，左宗棠于次年二月即受命为浙江巡抚，并根据曾国藩的奏请，朝命左的部下蒋益澧为浙江布政使。曾国藩一方面请求辞掉自己节制浙江军务的谕令，一方面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他在奏稿中写道：“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为浙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曾国藩如此谦让，又如此真心实意地为清朝廷保举人才，心中哪有半点对左宗棠的嫌隙之意？
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左宗棠被授命任闽浙总督，仍署浙江巡抚，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平坐了。三年之中，左宗棠从被人诬告、走投无路的人，一跃而为封疆大吏，这样一日千里的仕途，固然出于他的才能与战功，而如此不断的报功保举，也只有曾国藩才能做到。所以，左宗棠在挽曾国藩的联中，深情地写道：“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时人及后世常爱谈曾、左交恶。其实二人虽仅止于有龃龉，内里却交情至深，正如左宗棠自己所说的“同心若金，攻错若石”。共同的事业——中兴清室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因而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这也正是曾国藩“待人以诚恕”的最好例证。
相交以诚，大度宽容，不仅使曾国藩自身增加了人格的魅力，博取人们对他的支持和真诚相助，给周围的人产生了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也使曾国藩少树了许多仇敌。这就是曾国藩在人际交往中不败的秘密。
进退之道取决于大局形势
【曾国藩语录】论事，宜从大处分清界限，不宜从小处剖析微茫。
任何事业，某种意义上都是局部的事业，都在一定的大局之内，要想把事业做好，必须先察大局，认清其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特别是大局的发展趋势，然后借势生风。不然的话，纵有千条妙策，亦难有所作为，纵使有所作为，因为局部毕竟决定不了全局，也算不了什么。
曾国藩初办团练时，因为没有实权，又没有军饷，兵力发展不快，真是惨淡经营，屡战屡败。而他想要实权以便办事的想法，更是屡遭挫折。
至1860年，曾国藩以客寄的身份办团练，建湘军，剿杀太平天国已有七八个年头。其间，1853年攻克武汉，巡抚一职与他擦肩而过，后来，他费尽心机，甚至剥下理学家的面具，在守父丧期间伸手公开向清政府要督抚的位置，但遭到拒绝；再往后，听到石达开要进入四川，胡林翼等人闻风而动，鼓动官文上疏请清廷将四川总督大印交给湘军第一统帅。事情还是没有成功。
1860年4月，江南大营的溃败给曾国藩带来了绝好的机会，胡林翼等湘系高级首脑立即聚于曾国藩的大营宿松，开始紧张的密谋。
江南大营拥有重兵七万余人，集中了清廷正规军中最精锐部分。同年3月15日，经过与太平军九昼夜之战，江南提督张国根溺毙河中，总兵阵亡。至4月6日，清廷深倚重的和春败走常州后在浒壁关惊悸而死。至此，屏蔽江南财赋重地的江南大营将死卒亡。
正是在这突如其来而又事关湘军集团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时刻，湘军首领开始陆续赶赴曾国藩所驻防的宿松。曾氏兄弟、左、胡、李元度等，在此前后在曾国藩的住地宿松畅谈时间长达二十三个日夜，达成了“共赴”艰难的共识，对各自的发展影响甚大。
宿松会议是湘系势力的发展乃至扭转全局的重要会议。第一，左宗棠被控案已结，对稳定湖南大有裨益。尤其是咸丰帝旨令最后一节，询及左宗棠多年“拂郁之隐”，左宗棠感激涕零，表示“此后再不意气用事，听候曾国藩的消息，如有可出之理，未敢固执。”第二，壮大了湘系力量，湘系重要人物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在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第三，对江南大营溃败后，清廷可能进行的重大人事调整进行了预测，认为两江总督一缺，曾国藩与胡林冀两人中必有一人担此大任。这对鼓舞“士气”，有重要意义。第四，左宗棠的才能更为全国所知。曾国藩的幕僚黎庶昌编订《曾国藩年谱》时就曾明确指出：左宗棠“留营中两旬，朝夕纵谈东南大局，谋所以补救之法”。而作为清政府倚为干城的江南大营的溃败，也在政治、军事上为湘军势力的发扫清了障碍。但当时湘系中有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转机，只有左宗棠却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天意其有转机乎？”有人不解其中妙处，他解释说：“江南大营将蹇兵罢，万不足资以讨贼，得此一浩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众人始悟。
果然不出湘军将领所料，宿松会议结束当日，清廷即下旨令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藩从此才可以名符其实地干一场了。
但是在走出这一步之前，曾国藩不会忘记把他的行动和时代脉搏联系起来考虑。而曾国藩所把握的天下大势的主要方面之一，就是清王朝的命运以及朝廷内的变故。
1861年湘军攻下安庆立下大功之后，曾国藩在面临新的进退抉择关头时，便对清朝的情况倍加关注。其实曾国藩以及胡林翼等高明之士虽然身在疆场，但却一贯对朝廷大事非常关注，并且从来都反应非常敏感，因为朝廷上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到他们个人以及湘军这个集团的利益与未来。
胡林翼和曾国藩是在8月初，也就是湘军攻占安庆后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得知咸丰皇帝驾崩消息的，但这消息来源于友人之间的私人通信。
胡林翼在获知此情之后，当即写信向曾国藩表示：朝廷七月十七之事，主少国危，又鲜哲辅，殊堪忧惧。
由于肃顺等人久久隐丧不报，胡林翼和曾国藩天天在军营中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却长时间未接奉国丧明诏，这愈发让他们忧心忡忡。胡林翼竟至半夜惊起，仰望上苍，哀声长叹：“京师必有大事发生，不知是祸是福。”
专制统治易于保守政治机密，加上通信和交通条件的落后，信息的传递也就非常慢。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政变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身居安庆的曾国藩等人竟然一无所知。直到12月15日，曾国藩才首次得知其初步消息。这一天，他一共接奉廷寄四件，中有谕旨一道，又有军机处转抄的不知上奏人姓名的奏折一件。他先扫了一眼抄示的奏折，发现咸丰皇帝所立赞襄政务八大臣的名字都在上面，这立刻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仔细读来，只见奏折中写道：“载垣、肃顺、端华明正刑典，人心欣悦。”但奏折并未说明赞襄政务大臣们是哪一天被逮被杀的，也未说他们犯了何罪。曾国藩看后，真是吓了一大跳。他赶紧拿起谕旨看个究竟，以为谕旨会对此事作出解释。更让他惊异的是，谕旨却一字未提赞襄政务八大臣的事，而是公布了有关他自己的新的职务任命，其中写道：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悉归节制。
曾国藩通过对朝廷内的大势的把握与深入细致的分析，得出这既是重用又是警告、鞭策自己，认为自己权太重，位太高，虚名太隆，因此必须辞谢大权的结论。这一决定无疑是正确的。这不仅使曾国藩进一步摸清了清政府的意图，为下一步决策提供了参考，而且也使清政府心甘情愿地更为放心地将大权交给曾国藩。清廷让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的决定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曾国藩作为湘军的创始人和统帅，曾长期受清廷的猜忌与压抑，自从1860年摆脱这种状况以来，其权势日渐增大，在清朝政治军事权力格局中的地位稳步上升。现在，清廷不但对他已完全表示信任，而且还为了能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竟然不惜打破祖制旧规。清廷此时也并不是不知道地方督抚权力过大，会有尾大不掉的危险，最终结果就有如慢性自杀，但为了打败最大的敌人，他们已顾不得那么多了。
曾国藩在把握了朝廷的这些内情与动态后，根据自己的推断，找出了思考的重点以及行动的方向。他认为，以现在的形势推断，最应担忧的，不是朝廷内部的矛盾问题，因为对于清廷中央来说，他们现在最大的敌人仍然还是太平天国，为了打败这个你死我活的对手，是可以暂时将权力下放给湘军将领的，即使作出一些超越体制和常规的做法，也是能够接受的。慈禧太后和奕诉将政变的消息以一种婉转的方式告诉曾国藩等人，虽然有敲打湘军将领的意思，但并不希望他们就此裹足不前，更主要地还是要鼓励他们更好地为朝廷办事，赶紧将太平天国彻底打垮。而随着湘军实力的扩展、地位的提高，真正需要曾国藩担忧的则是集团内部的维系问题。曾国藩已经很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因此曾国藩在把握了这样的“天下大势”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果断行动，如为湘军集团的长远利益及维护他的个人权威，将有深厚交情被他称为“三不忘”的朋友李元度参劾革职；为出一口积之已久的恶气，拖延救援危在旦夕的政敌王有龄的时间，终于使王有龄没有得到及时救援陷城而死；以及让李鸿章办淮军援攻上海等等理性或有远见的安排。为后来湘军攻下天京作了有力的准备。这些，都是曾国藩在把握天下大势的情况下才具有的远见和胆识。
一个做大事的人，必须谋之深远，在别人不能发现机会的地方发现机会，在别人不能谋取利益的地方谋取利益，而这些都需要对大局有一定的把握，对现实有深刻的洞察，对未来有着准确的预期，在战略上有一个明确的规划——羽翼未丰时不可轻动。
过早将自己的底牌亮出去，或在不足以致胜的情况下出兵，往往会在以后的交战中失败。羽翼未丰满时，更不可四处张扬。《易经》乾卦中的“潜龙在渊”，就是指君子要待时而动，善于保存自己，不可轻举妄动。
曾国藩早在京城为官时深研《易经》，对“潜龙在渊”尤为注意。他初建湘军时，水陆两军加一起只有一万余人，这时若和太平天国的百万之师相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因此曾国藩为保护他的起家资本，四次违抗清廷圣旨，而且见死不救，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师吴文锫被太平军击败，可以说把事做得够绝情了。
1853年，曾国藩把练勇万人的计划告诉了爱将江忠源。江忠源不知深浅，立刻向清廷和盘奏出，结果船炮未齐就招来咸丰皇帝的一连串征调谕旨。第一次是1853年，太平天国西征军进至蕲、黄一带，武汉危急，清廷接连下令曾国藩率炮船增援湖北。第二次是同年12月，太平军大将胡以晃进攻庐州，清廷令曾国藩督带船炮兵勇速赴安徽救援。第三次是1854年2月，太平军袭破清军黄州大营，清廷再次催促曾国藩赴援武汉。曾国藩深知太平军兵多将广，训练有素，绝非一般农民起义队伍可比，没有一支劲旅是不能贸然去碰的。况且与太平军争雄首先是在水上而不在陆上，没有一支得力的炮船和善战的水勇队伍，是无法与拥有千船百舸的太平军相抗衡的，甚至连兵力调动和粮饷供应都会发生困难。因而，曾国藩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坚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购洋炮；船炮不齐，决不出征。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此次募勇成军以出”，“庶与此贼一决死战，断不敢招集乌合，仓卒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辙。虽蒙糜饷之讥，获逗留之咎，亦不敢辞”。一时形成“千呼万唤不出来”的局面。
其实，清廷催曾国藩赴援外省，不过以湖南乡勇可用，令其前去配合绿营作战，以解决兵力不足的困难，这也是过去常有的事，决非要他充当主力，独力担负与太平军作战的重任。所以当曾国藩在奏折中处处以四合防为词，声言“事势所在，关系至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时，咸丰皇帝即以讥讽的口吻在奏折上批道：“今览你的奏章，简直以为数省军务一身承当，试问汝之才力能否乎？平日矜诩自夸，以为天下人才没有超过自己的，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可见，咸丰皇帝对曾国藩是很不理解的，在他看来不过是无知书生的好高骛远和自我吹嘘，并非深思熟虑的举动。因而，咸丰皇帝再次促其“赶紧赴援”，并以严厉的口吻对曾国藩说：“你能自担重任，当然不能与畏葸者比，言既出诸你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曾国藩接到谕旨后，仍然拒绝出征。他在奏折中陈述船炮未备、兵勇不齐的情况之后，激昂慷慨地表示：“臣自知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如果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并进一步倾诉说：“臣不娴习武事，既不能在籍服丧守孝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偾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每到夜间焦思愁闷，只有痛哭而已。为臣请皇上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诫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殚尽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亦不敢稍涉退缩。”咸丰皇帝看了奏折，深为曾国藩的一片“血诚”所感动，从此不再催其赴援外省，并以“朱批”安慰他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曾国藩“闻命感激，至于泣下”，更以十倍的努力，加紧了出征的准备。多少年后，他还对此念念不忘，并专门请人从京中抄回原奏（因底稿在九江与座船一起丢失），与咸丰皇帝的“朱谕”一起保存，“同志恩遇”。
曾国藩为坚持船炮不齐不出省作战的原则，不仅拒绝了清朝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的命令，也摈弃了师友的私人情谊。当湖北第一次危急时，他于咸丰谕旨之先，已接到湖广总督吴文镕求其急速援救的函札。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二人长期以来交谊甚厚，无论公理私情他都是应该迅速赴援的。但是，曾国藩接到吴的信函后仍不想赴援，只是由于王鑫誓报江西谢邦翰等人被歼之仇，积极要求赴援湖北，才不得不勉强同意。后来一接到“武昌解严，暂缓赴鄂”的谕旨，便乘机取消了王鑫赴鄂之行。不久太平军西征部队回师西上，吴文镕接连发信向曾国藩求援，曾皆复函拒绝，并反复说明不能草草轻发的道理。吴文镕终于被曾说服，虽自度必死，仍令曾国藩万勿草草而出。还特致书说：“我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师各军，必等稍有把握，然后可以出而应敌，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轻率东下，东南大局，完全依仗你一人，务以持重为意，倘若你有不测之险，恐怕连后来的继承人都找不到了。我虽然是老师，牵涉国家的份量还是不如你重要。希望三思。”
当太平军进攻庐州时，江忠源危在旦夕，曾国藩亦拒绝出征，仅派刘长佑率一千新勇由陆路赴援。结果江、吴二人先后兵败自杀。这对曾国藩是个沉重的打击。江忠源在曾国藩诸门生中，办团练最早，最有实战经验，同时也任职最高，最得清政府的信任。曾国藩曾打算练勇万人概交江忠源指挥，完成镇压太平天国的重任，而自己只在后方办理练兵筹饷等事，不料未待出征而江忠源毙命，这无异于砍去曾国藩的左膀右臂，使他明知自己不善带兵而又不得不亲自出征。吴文镕的死对曾国藩打击更甚，吴文镕身任湖广总督，既是曾国藩的老师，又是他强有力的后台。若吴文镕仍在，处处有人帮他说话，或许不至陷入后来那样的政治困境。可见，曾国藩坚持不轻易出省作战的方针，虽然使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同时也使他赢得了充分的准备时间，为其后的军事胜利打下了基础。
曾国藩深通天道盈缩、洪荒变换的道理，他常常告诫诸将说：“宁可好几个月不开一仗，决不可以开仗而毫无安排、准备和算计。凡是用兵的道理，本来力量强而故意显示给敌人以懦弱的多半会打胜仗，本来力量弱小而故意显示给敌人以强大的多半会打败仗。敌人向我进攻，一定要仔细考究衡量而后应战的多半会打胜仗；随意而没有仔细考究衡量，轻率地发兵向敌人进攻的多半会打败仗。兵者是不得已而用之的，应常常存留着一颗不敢为先之心，必须让对方打第二下，我才打第一下。……与强悍敌人交手，总要以能看出敌人的漏洞和毛病为第一重要的道理。如果在敌方完全没有漏洞、毛病，而我方贸然前进，那么在我方必有漏洞和毛病，被对方看出来。不要乘自己有急躁情绪的时候，不要为大家的议论所动摇，自然能够瞄准敌方可破的漏洞。”
这个世界是凭实力来讲话的，没有实力就没有发言权，这是现实世界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律。因此，一个成大事业者必须懂得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在自己实力不够时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势力的巩固需要姻亲的纽带
【曾国藩语录】观古今成大事之人，无不有人相助相抚，力单者无以成大业。
中国作为一个关系社会，做任何事情都很难离开关系。与有实力的人、有才能的人、有权力的人联姻，这是一种很有效的建立关系的手段，这样就能够壮大自己的势力，在成就大事中多了几分力量。这在传统社会中是司空见惯的事，深谙人情世故的曾国藩也不会例外，他当然会利用这种手段来扩张与巩固自己的阵地，而使做起事情更加容易。举例来说，早年同曾国藩换过帖子的至交好友，像刘蓉、罗泽南等人，他们后来都与曾结为亲家。
刘蓉是曾国藩的老乡，是诸生出身，年少时，就曾同曾国藩、罗泽南一起讲求程朱理学。稍长，与曾国藩共读于湘乡书院。随后，又与曾国藩、郭嵩焘同在长沙切磋学术，关系极为密切，三人曾换帖订交。他同曾国藩的气质尤为相近，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曾国藩承认，自己学业的进步，离不开好友刘蓉的启发帮助。1851年，曾国藩为母在籍守制之时，清延命他帮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但他并不打算应命出山，又是在好友刘蓉和郭嵩焘的反复劝说之下才毅然毁弃前疏。在此之前，刘蓉曾致书曾国藩说：“既已达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如果仅以“托文采以庇身”，则有华无实，舍本求末，人生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作为一个文人士子，应以“救于治乱”为己任，以“以身殉国”为最终目的。在曾国藩应命出山之际，刘、郭二人也应其请出而助一臂之力，但与曾约定：“服劳不辞，惟不乐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曾国藩对刘、郭二人的人生情趣非常钦佩，至交之情有时超过兄弟之情。三人这种相同的志趣，深厚的友情，自然是他们成为儿女亲家的牢固基础之一。
曾国藩的另一个至交兼亲家郭嵩焘是湖南湘阴县人。他十八岁的时候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结识了刘蓉。因刘蓉是曾国藩的同乡旧好，所以经刘介绍郭与从京城回到长沙的曾国藩相见，两人一见如故，相互切磋学问。如前所述，曾、刘都是“笑谈都与圣贤邻”、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但郭的志向与他们有所不同。他的兴趣专注于词翰之美，也就是说一心做一个真正的学者。郭终生明显地体现出文人固有的气质。尽管他在中进士、点翰林之后，也曾担任过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兵部左侍郎、礼部左侍郎，出使英法公使和兵部侍郎等重要官职，但他在仕途生涯中充满着险阻，最终遭革职罢官，忧郁老死于故乡。作为郭嵩焘的好朋友，曾国藩对郭的特长也了解得清清楚楚，明确指出：“筠公芬芳悱侧，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郭嵩焘喜议论，好批评，容易不满现实，近似于屈原、贾谊式的不得志而又不为当道所欢迎的人物，不是能够替封建朝廷担当匡扶社稷的“繁剧”之任的材料。曾国藩无愧为“知人之明”，郭嵩焘后来的遭遇的确证实了这一点。
尽管郭嵩焘与曾国藩志趣不同、个性特征有异，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至交好友的关系。郭嵩焘曾两度赴京会试于礼部，吃住均在曾国藩处。发榜之后，郭却名落孙山，不无忧郁之情，曾国藩“力劝之，共酌酒数杯”。后来，郭嵩焘又赴京会试，仍吃住在曾国藩那里达数月之久，这次他终于金榜高中。由此可见，郭嵩焘之所以最终跻身科举考试的最高阶梯，与好友曾国藩对他在学业上和生活上的帮助、关照是分不开的。他从内心感激曾国藩，曾国藩也不时流露出对郭嵩焘才识的钦敬之情。正因为他们俩人之间有着这样一种亲如兄弟般的交情，所以曾国藩的“夺情”出山，实是郭嵩焘、刘蓉两位好友苦劝的结果。当曾国藩在出山之后，感到经费紧拙而又无从筹集之际，郭嵩焘则提出立厘捐之议，规盐厘之法，解决了湘军的第一大困难。此外，湘军水师的创建，也与郭嵩焘有一定的关系。这些建议和主张，对于曾国藩能够造就出一支有别于八旗、绿营兵的新式地主阶级武装，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由于有着上述这样坚实的友情基础，曾国藩的四女曾纪纯成为郭嵩焘长子郭刚基之妻：郭嵩焘与曾国藩结为儿女亲家的事也就无需媒人说合。
类似的例子还不少。如文武兼治有成的罗泽南，是曾国藩早年从学问道的朋友。在罗泽南驰骋疆场身亡之后，他的次子成了曾国藩的三女婿。再如李元度，是曾国藩患难相依的忘年交，几次舍死护从曾国藩，曾国藩本想促成他与九弟曾国荃联姻，后来却成为了曾纪泽兄弟的儿女亲家。
俗语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在现代社会，要成就一番事业，力单势薄是肯定不行的，在许多场合我们必须借助别人的才力、财力与势力，这就需要我们借鉴历史的有益经验，汲取前人的智慧，做到强强联合，相互合作，共谋宏图伟略！
心胸宽广方能成就大业
【曾国藩语录】概天下无无瑕之才，无隙之交。大过改之，微瑕涵之，则可。
每个人都有其可取的一面，尽管他可能不是个尽善尽美之人。做人和交友如果能够胸襟坦荡，虚怀若谷，以诚相待，互相信赖，就可以博取人们对你的支持和真诚相助，给事业带来成功的希望。曾国藩长于一般人的地方，就在于他善于因势利导，引其长而弃其短，主张以“度”容“士”，宽和得众，诚待天下，从而换得人才济济于一堂的大局面。
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有一位同学性情暴躁，因曾国藩的书桌放在窗前，那人就说：“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中射来的，这不是让你遮着了吗？赶快挪开！”曾国藩果然照他的话移开了。曾国藩晚上掌灯用功读书，那人又说：“平常不念书，夜深还要聒噪人吗？”曾国藩便低声默诵。不久曾国藩中了举人，传报到时，那人大怒：“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在旁的同学听着不服气，就问他：“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吗？怎么能怪曾某呢？”那人说：“正因如此，才夺了我的风水。”同学们都觉得他是无理取闹，替曾国藩抱不平，但曾国藩却和颜悦色，毫不在意，劝息同学，安慰同室，由此可见青年时代曾国藩的涵养和气度非比一般。
曾国藩礼贤下士，对投幕的各种人都倾心相接，但因求才心切，也有被骗的时候。有一个冒充校官的人拜访曾国藩，高谈阔论，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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