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宪文,庞绍堂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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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一卷，日本侵华与中国的局部抗战试读：
前言
张宪文（一）1986年，国家实施第七个五年计划，在人文社会科学历史学重点研究项目中，第一次提出“抗日战争研究”课题，可是没有人申请。规划组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李宗一研究员在南京开会时，动员我认领这个题目，我答应了。他说，可以资助您5万元经费。我说，太多了，写一本书哪里需要这么多钱，三四万元就够了，否则朋友会笑话的。因为那个年代，还是“万元户”时代，5万元就等于5个万元户。最后，国家规划办批准了3.5万元经费。这笔钱对我们的科研工作帮助很大。由于这是一个大型项目，一个人在短期内无力完成，因而我组织了由年轻学者参与的学术团队，开始改变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庶几已经定型的观念，运用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思想，在课题中多方面反映国共两党、两军、两个战场共同抗战的历程，于1991年完成了一百多万字的著作《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延到2001年才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3年，该书荣获江苏省人民政府颁发的2001～2002年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虽然该书完稿至今已经20余年，但是我们认为它的指导思想、史料运用、学术观点，都是比较科学的，真实地反映了全面抗战的历程。以今天的认识来观察，仍然不失为一部严谨的、尊重历史的学术著作。（二）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回顾抗战研究历程，总结学术研究的经验和教训，有利于抗战研究的进步和发展。抗日战争研究的历史，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意识形态严重影响下的抗战研究，时间大约自1949年至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前。
众所周知，抗日战争胜利是全国各族人民、各政党团体团结抗敌的结果。战争胜利后的主题是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建设新中国。可是，国共两党在建什么国、如何建国、能否建成由各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等重大原则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以致很快由政治分歧、矛盾激化，再次转入内战。
由于意识形态的对抗，在对待国共两党曾经团结抗日的认识上，产生了极为对立的观点。国民党认为，共产党在敌后游而不击，趁抗战抢占地盘，发展自己的力量；共产党认为，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实施不抵抗主义和片面抗战路线，丢失大片国土；国民党发表何应钦撰写的小册子《谁领导了抗战？》和《八年抗战之经过》以及蒋纬国编著的《抗日御侮》，绝口不提共产党的抗日。虽然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进行了上千次的大型战斗，而国民党只谈正面战场；共产党则强调抗日战争是共产党领导的，强调“人民战争”，强调全面抗战路线和敌后战场的主体作用。
国共两党关于抗日战争认识的严重分歧，对两岸学术界和人们的观念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这一时期，台湾方面，学者们编辑出版了一批专题研究著作，如李云汉著《宋哲元与七七抗战》（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梁敬錞著《史迪威事件》（台北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和《开罗会议》（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等，影响最大的有吴相湘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下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但是也主要论述正面战场。大陆方面，自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关于国共两党的军事档案，均未开放。这一时期，有一些口述史料出版，如专讲中共军事斗争的《星火燎原》系列，以及涉及国民政府军事活动的“政协文史资料”，还有一些讲述抗日根据地的小册子等。历史教材中，基本上没有正面战场，顶多有七七卢沟桥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和台儿庄大捷。武汉会战以后的许多重大战役，虽然多数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国民党官兵浴血抗敌、英勇牺牲的爱国精神，还是值得纪念的。这方面的内容在教材中销声匿迹。学生们对正面战场的历史认识，大多只知道有个豫湘桂大溃退，一溃千里。实际上豫、湘、桂是三个省，哪有三个省的大战役，它仅仅是连续作战而已。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的地位突出起来。青年一代，只知道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影视片对他们的影响甚大，如《平原游击队》《鸡毛信》等。
从1950年代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研究抗日战争的论著极少。1961年出版的李新等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是1956年高等教育部提出的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材，由一批著名学者合著，其内容较何干之、胡华编的两部中国革命史有较大进步，但实际上其学术体系，包括第三卷抗日战争内容，仍然是中国革命史思路和框架，却被批评为“国民党家谱”。“文革”之后，出版了第一部《中国抗日战争史稿》，由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大学两位教授合著，其内容仍然无法摆脱传统史学体系和观点。当时，中国学术界专门研究抗日战争的学者寥若晨星。虽然曾经生活在抗日战争年代或参加过抗日斗争的人很多，但他们对抗日战争历史的认识却是片面的或模糊不清的。
第二阶段，是初步开放阶段，时间自1985年至2005年。198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这一阶段是对抗日战争认识的转折点，不仅研究者逐渐多起来，而且在思想观念上也有了很大进步。
转折点的重要推动者是胡乔木。当时，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历史陈列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的抗日战争馆。1984年，胡乔木指示军事博物馆抗战馆的历史陈列，不能只反映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战活动，而应将国民党抗战和正面战场内容加进去，以全面反映国共两党共同进行了抗日战争。同时，还建议在卢沟桥畔宛平城建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共中央批准了胡乔木的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制定了抗日战争馆的陈列改革方案。作者也有幸参与了这一方案的讨论。该方案的制定与实施，直接影响和推动了中国大陆的抗日战争研究，特别是国民党和正面战场的研究。
1985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全国宣传系统发布了一个文件，其中说：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各团体、工农商学兵、海外华人华侨，共同进行的一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战争。文件同时指出，为抗日战争殉国而献出生命的国民党官兵，都值得我们纪念。
胡乔木的建议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这一文件精神，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认识的发展，体现了由“人民战争观”向“民族战争观”的转变，对国共两党、两军、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985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在北京和全国若干主要省市召开了学术研讨会。各地研讨会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是谁领导了抗日战争。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一说共产党领导，一说国民党或国民政府领导，一说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不一而足。作者在江苏省纪念抗日战争的学术研讨会上，就正面战场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学术报告。事后得知在讨论时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与会者不赞成我的观点。他们认为，怎么能说国民党还抗战呢？这反映出1984年至1986年是处在抗日战争认识的转折时期，其中包括对两党、两军、两个战场地位作用的认识问题。
对抗日战争认识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外交特别是国民党军政人物的评述和判断。如国民党领袖蒋介石，长期以来被陈伯达等戴上了几顶大帽子：“人民公敌”“国贼”“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集团”“投机革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总代表”等。也是在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前后，对蒋介石才慢慢地给予了客观的真实评价，若干不恰当的帽子才慢慢地摘掉。
大约在198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重庆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国民政府为什么能够在西南大后方坚持抗战八年，它的经济战略如何？希望学者们研究。后来，这个任务交给了成都西南财经大学。该校的教授们曾到南京搜集史料，编著出版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战略研究》。
在这一转折时期，1984年作者与陈谦平利用原始军事档案，写出了《简论台儿庄战役》的论文，是中国大陆这一时期第一篇反映正面战场的文章。同时，我们也开始编写大陆第一部全面反映正面战场各次重大战役的专著《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自1985年至1995年的十年间，在中国内地，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出版了何理著《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院三卷本的《抗日战争史》以及刘大年主编的《民族复兴的枢纽》等。作者主编的国家“七五”重点项目《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也于20世纪80年代末写出了初稿。这一时期，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汪伪和伪满史、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敌后财政经济史和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均成就斐然，成果发表和出版很多，并在学术观点上有了很大改进，认识更加实事求是。档案史料的开放使用和编纂，都有很大发展。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文献材料，也陆续编辑出版。1995年9月，在台北举行了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大陆有31位学者出席。研讨会体现了海峡两岸学者对抗战历史的认识，已基本上达成一致，是两岸抗战史研究的重要转折点。
第三阶段，是思想全面开放，抗日战争研究走向繁荣的阶段。时间自2005年至今。
这一时间，各地开展了日军暴行史的调查研究。19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日军侵华罪行史的研究，先后设立了近百个课题组织调查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特别是推动了日军细菌战研究、强掳劳工研究、南京大屠杀研究、“慰安妇”研究等。2000年初，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牵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抗战损失的调查，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2005年9月，中国共产党再次举行盛大集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全面肯定了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肯定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重要作用。这对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全面开展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2014年，在研究日本侵华和纪念抗日战争的相关活动中，有两件事具有特殊的意义。其一是12月13日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了首次国家公祭仪式，这对于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罪行、追思遇难同胞、捍卫人类正义、维护世界和平，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其二是北京国家档案馆公布了在抗战中殉国的烈士名单，不仅有共产党人，也包括国民党官兵将领。这一做法体现了抗日战争是保卫祖国的民族战争，为国家民族付出生命的国共两党的烈士，都值得我们纪念。
2015年，适逢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中国和俄罗斯联合举办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中国许多省市也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或学术研讨会。同时，学术界也推出了一大批有关抗战史的著作。台湾学者出版了6卷本、约200多万字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团结出版社出版了步平等主编的《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大型丛书21卷。为揭露日本侵华历史罪行，我们联合各地高校、档案馆、抗战纪念馆的学者，编纂了《日本侵华图志》25卷。该书收入日本侵华罪行照片达25000张，全面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自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来至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的历史罪行。这种图文并茂历史图书的编纂出版，显示我国史学工作者对历史载体认识的转变。此外，前述由作者等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也将在修订后于2016年再版。（三）
抗日战争的研究，从战后至今已有七十年的历史。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和海峡两岸政治形势的起伏，走过了一个漫长、曲折和复杂的历程，终于基本摆脱了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的制约，逐步走向繁荣。研究成果反映出学者们的观念更加趋向于实事求是，在众多历史问题的认识上，两岸历史学者基本达成一致。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观察，军事史、战争史、抗战经济史、国共两党关系史、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已较深入、广泛。但是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尚待拓展研究和深入探讨。
第一，关于如何看待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和所谓“不抵抗主义”问题。
关于“攘外必先安内”，蒋介石把它公开视为国策，对此应该如何判断和认识。我们认为，从单纯的军事角度而言，蒋介石政府认为在战争中只有后方安定了，才能集中力量对付敌人。问题是蒋介石“安内”指的对象是谁和如何“安内”。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蒋介石是采取消灭异己力量的办法，达到安内的目的。这个异己力量主要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和与蒋介石持不同政见、立场的国民党内外的军政势力。在日本强敌面前，蒋介石不是调整自己的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军政力量共同对敌，而是企图消灭异己力量，单枪匹马地去应对日本的侵略，这从政治战略上说显然是错误的，也是违背国家民族利益的。
在进入全面抗战阶段，蒋介石在军事战略、政治战略和经济战略三方面，均作了相应的调整。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现了坚决抗战的决心，也受到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赞扬。不久，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显示了蒋介石在与中共团结抗战方面，向前跨出一大步。对国民政府控制下不同的军事政治力量，在抗战的旗帜下，也表现了合作的态度，如川军、桂军等军事力量，都走上了抗战的第一线。这些都表现了蒋介石政治战略的变化和进步。
在军事战略方面，1937年8月，南京的国防会议提出了“全面抗战”和“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所谓“持久消耗战”即“以空间换时间”和“积小胜为大胜”。这一方针与中共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向国民党军委会提出的持久作战原则以及1938年5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国民党的方针虽然提出的时间较早，但是共产党的方针较完整、全面、科学。
蒋介石的这一军事战略思想，其本质仍是消极防御的方针，是与敌人打阵地战、拼消耗，远远达不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和保卫国土的目的。
蒋介石的军事战略思想虽然是保守的、消极防御性的，但是总体上说，随着中日战争的发展，他逐步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走上团结抗战的道路。
对蒋介石所谓“不抵抗主义”问题，应如何认识？蒋介石在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在不同阶段表现了不同的对日政策和不同的战略、策略。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局部抗战阶段，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基本上是采取妥协、退让，谋求通过谈判以求解决冲突的方针，从而未进行真正的抵抗准备。过去，我们一直批判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甚至上升为“不抵抗主义”，而且从战争行动上也给人以不抵抗的判断。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蒋介石命令东北军和其他部队实施不抵抗的文件。在九一八事变后短短的四个多月时间丢失了东北大片国土，蒋介石因此受到国人的普遍批评、谴责、抗议，他是无法辩解的。
研究蒋介石的不抵抗问题，首先应该观察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面临的形势。当时，中国是弱国，日本是强国；中国是大国，日本是小国。这种对比形势的改变，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在军事上面临三种选择：一是不讲求军事策略，调动力量与敌人进行拼死斗争；一是不作任何准备，在敌人面前不作任何抵抗；一是实行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妥协政策，实施以达到消灭敌人为目标的战略性撤退，在运动转移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所应采取的正确战略方针，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实行这种战略性的撤退。
1931～1933年间，国民政府军事机关虽然也制定了一些作战方案（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但仅仅是书面上的构想，并未实施和部署。在整个东三省作战期间，蒋介石缺乏明确的、坚定的抗战态度和周密细致的以消灭日军有生力量为目标的战略部署。因此，在战争进程中表现出来的是军队不抵抗或软弱的抵抗或不战而退。观察抗日战争初期特别是东北战场的战争，中方采取的战略、策略和战术，必须从当时的国情出发，即“敌强我弱”是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虽然我们不应该轻易地给蒋介石戴上“不抵抗主义”的帽子，可是缺乏战争准备和未组织有计划有成效的战略撤退或转移，应当受到批评和谴责。战争初期，反蒋的群众运动、谴责蒋介石的呼声不断涌现，反映了广大民众对蒋介石软弱的抗日政策的反弹。
总之，对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甚至加上“主义”的帽子，应当从中国面临的国情和中日军事经济力量对比而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不应一棍子打死。战争中期之后，蒋介石逐步转向积极的抗战态度，从多个方面积极备战、迎战。
第二，关于日本侵华罪行的研究。
我们认为，侵略和反侵略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长期以来，中日战争历史的研究，从中国人民积极组织抵抗的角度研究多，出版的著述也多，研究队伍也较庞大。然而，对日本的侵华政策、侵华罪行，揭露与研究甚少。事实上，日军随着战争的进展，不仅给中国造成严重的破坏和损失，而且犯下了种种残暴罪行，诸如实施大规模的细菌战和化学战，虐杀战俘和强掳劳工，对中国许多大中城市实施无差别轰炸，在南京实施极端残暴的大屠杀，在华北等地实行“三光作战”制造“无人区”，对中国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财富进行掠夺和破坏，在广大的日军占领区实行严密的社会控制，等等。
当前，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十分猖獗，不断否认侵略战争的性质，否认侵华罪行，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在这种形势下，加强日本侵华罪行历史的研究，揭露其真实面貌，显得日益紧迫。然而，我们的研究工作远远跟不上形势的需要。其中有些罪行史的研究，史料匮乏，研究力量十分薄弱，有关部门应该引起关注。日本罪行历史的研究，以南京大屠杀为例，二十年前国内只出版了约200万字的史料，远不能适应研究工作的需要。南京地区组织了约100余人的研究团队、翻译人员，花了十年时间，远赴8个国家和地区，广泛搜集史料，掌握了英、日、法、德、俄、意、西班牙及中文约5000万字的原始文献，翻译、整理出版了4000万字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尽管日本右翼不断抵赖，这4000万字的铁一般的证据是无法否认的。
第三，关于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社会影响的研究。
多年来，我们十分重视抗日军事史的研究，但是，对日本侵华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危害及后果，关注不够。事实上，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大变动，导致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严重挫折，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譬如：
日本侵华造成了中国社会人口的巨大变化。其一是大规模战争、遍及各地的自然灾害和不断爆发的各种严重瘟疫，造成中国人口大量的非正常死亡，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严重危害；其二在一般情况下，国家人口的自然流动是正常现象，然而日本侵华战争却造成中国人口大规模非正常的被动迁徙。当时有短距离的从城市向乡村或山区流动，这种情况多属暂时的逃亡或投亲靠友。可是，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广大沿海地区各省人口向内地尤其是西南地区大规模流动，却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带来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
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大量掠夺中国的经济财富和文化财产，使中国经济蒙受严重损失和破坏。许多沿海地区的工厂企业，被迫迁往西南、西北地区，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勉强维持生产。战争也打乱了教育事业正常的教学秩序。华北、华东地区众多的大学、中等学校和文化事业机关，被迫迁往西南、西北地区的城市甚至边远农村，在简陋的校舍环境中，开展教学和科学研究，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中国的大好河山，在日军的铁蹄下，被踏得支离破碎，形成了大后方、沦陷区、敌后抗日根据地、上海孤岛以及日据台湾等。在日占地区，日本侵略者实施着不同的政治、经济统治政策。人民的生活无法安居乐业，各种灾难不断降临，广大的中国民众生活在极度的不安和恐慌之中。
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日本侵华导致中国人民思想分化，形成了不同的思想观念。其中，大多数人，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为保卫祖国，奋不顾身，直至献出生命，为国捐躯，表现了高尚的爱国精神。也有的人，面临强敌，为保存自己，不惜卖国求荣，充当了汉奸；也有的人，大敌当前，不惜采取软弱逃避的态度，置国家与民族危难于不顾；有的人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之下，感到无能为力，采取委曲求全、逆来顺受的态度。在西南西北大后方，许多人在努力支援抗日战争，为保卫国家民族作贡献。但是也有人生活依旧，早上进茶馆，晚上入澡堂。有人形容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形形色色的不良思想，侵蚀着中国人民，影响着优秀的中华文明。
日本侵华带来的中国社会大变动，虽然也促进了中国的民族大团结，增强了全国人民的凝聚力，但是中国也面临着一个危险的境地。我们必须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使中国人民更加认清日本侵华给中国造成的危害。
总论
张宪文一、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20世纪初，日本作为世界东方新崛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列强争夺瓜分中国的斗争中企图独占中国利益，排斥英美等国在华势力。20世纪20年代，田中义一内阁提出了新的“大陆政策”。这一政策的主旨，不仅要独占在华利益，把满蒙从中国本土分离出去，而且要并吞整个中国，消灭中华民族。1931年在中国东北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以及其后的华北事变、七七事变和对中国内地的大规模入侵，无不是日本企图实现这一阴谋的具体步骤。
日本的军事侵略，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生存，陷中华民族于亡国灭种之绝境。挽救民族的危亡，成为每一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各团体以及海外侨胞，都必须以民族大义为重，把维护中华民族的生存放在第一位，团结起来，组成浩浩荡荡的反侵略大军，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这是中华民族的大局，也是检验社会各界以及每一个中国人是否忠诚于祖国的唯一标准。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和大片国土的沦丧，除极少数汉奸卖国贼外，全国各阶层人民纷纷行动起来，加入了抗日斗争的行列。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全国性的抗日高潮持续不断，一浪高过一浪。
青年学生是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他们不断集会，示威游行，发表通电、宣言，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奋起抗日。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平津和上海的学生分别组成宣传团，沿平汉、京沪线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七七事变后，武汉的青年救国团7个月时间发展到2万人，其中有七八千团员到豫东和第五战区参加游击战。广西的学生军也像铁流一样活跃在苏、皖、豫、鄂战场。
在全国人民抗日斗争中，工人阶级站在最前列。九一八事变一爆发，上海35000名码头工人，首先掀起反日大罢工，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货物。随之，上海80万工人成立抗日救国联合会。北平、南京、广州、香港及全国各地的工人，不断地关车、罢工，或组织同盟罢工、总罢工等，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日斗争。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长辛店的铁路工人，将大批铁轨、枕木运往前线，供士兵构筑工事。
各地爱国工商业者也纷纷参加到抗日救亡的热潮之中。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汉口等许多大、中城市的工商界，相继提出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等主张，拒绝与日商往来。
在广大农村，抗日热情亦十分高涨。北平附近的农民，自动献粮，出民工，抬伤员，运输物资。华北沦陷后，民众的自发抗日斗争此起彼伏。他们到处破坏铁路和电线，不断袭击小股日军，配合正规军作战。当日军侵入黄淮地区以后，民众自动起来参加游击队，不断伏击日军。在苏、鲁、皖等作战地区，农民红枪会的发展，使日军坐立不安。
抗日战争的烽火，燃起了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爱国热情。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各种文化救亡团体不断涌现。许多作家、记者深入前线，写出大量歌颂抗日英雄，揭露日军暴行的报告文学和战地通讯。群众性的救亡戏曲、歌咏活动，抗战电影、美术等，振奋了民族精神，鼓舞着广大人民的斗志。
各少数民族，尤其是北方的蒙、朝、满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一直不断。散居在东北、察哈尔、绥远等地的蒙古族人民不甘受日本侵略者的奴役，与汉族同胞一道组成东北抗日军蒙边骑兵、反帝大同盟、蒙汉抗日同盟会、抗日同盟军等。著名的百灵庙起义给日军很大的震动。东北朝鲜族人民组建的游击队是东满和南满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在满族聚居的辽东、辽南地区，许多优秀的满族儿女成为活跃在这一带的抗日游击队的指战员。哈尔滨的许多满族大中学生走出课堂，奔赴抗日战场。在抗日斗争的洪流中，我国各族人民加强了团结，建立了生死与共、血肉相连的深厚感情。
抗日战争时期，侨居在世界各地的一千多万华侨密切地注视着祖国的安危，他们纷纷建立救亡团体，开展救亡工作。在陈嘉庚等人的推动下，东南亚各地45个华侨社团联合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欧洲各国，有40多个华侨救亡团体共同组建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美国纽约也成立华侨救济总委员会。至1940年底，世界各地华侨组织的大型救国团体就有649个。他们广泛开展筹赈工作，为祖国捐款献物，有的回国直接参加抗日斗争，仅南洋、美洲、澳洲等地的粤籍华侨，回国参军参战的就有4万多人，有的组成各种服务队、救护队驰骋在疆场，活跃在后方，不少华侨为保卫祖国英勇地献出了生命。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场关系着中华民族独立和生存的反侵略战争中，中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都积极地贡献了力量。当然，作为反侵略战争的主力中国军队，其重大贡献更是不可磨灭的。抗日战争是一次动员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它是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用自己的悲壮行动谱写的一曲可歌可泣的全民族反侵略颂歌。在这场战争中，各族同胞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它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新觉醒，增强了全国人民的凝聚力，提高了广大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抗日战争在近代中国反侵略斗争史上，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重大的作用。历史学者必须清除狭隘的观念，扩大研究视野，把抗日战争作为一次全民族反侵略战争进行深入考察，才能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认识。二、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对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长期以来没有给予科学的阐述。台湾出版的某些抗战史书，把共产党进行的抗战，说成“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这种说法歪曲事实，不能令人信服；而大陆出版的一些书籍和文章，也曾把抗战中的国民党说成是“中国抗日阵营中的暗藏的投降派”，“中国人民的凶恶敌人”。这些论断，显然也是不恰当的、不科学的。事实上，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特别是国民党，对日本的侵华战争，经历了一个由不抵抗到积极抵抗，进而消极抵抗的变化。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也是逐步得到发挥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采取了妥协方针，而对内则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所控制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军事围剿，企图武装消灭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排斥、并吞国民党内部的异己势力。这一政策实施后，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各地纷纷掀起抗日反蒋怒潮。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支持全国人民的抗日反蒋民主运动，并连续发表通电，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的对日妥协政策。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目的，是要按照“大陆政策”的既定方针，继续南下灭亡全中国，而不是以中国东北为踏板进攻苏联。所以，日本在攻陷长城以后，1935年下半年扩大了在华北的侵略行动。日本策动华北五省的“自治”运动，使五省的政治、外交、财政脱离南京政府，企图不战而得整个华北。经济上，日本加紧向华北渗透。在“中日经济提携”口号下，将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侵略触角伸入华北，成立形形色色的公司、协会，插手或控制华北的工业、矿山、交通运输业。在商业贸易方面，则在武装保护下，进行大规模的走私活动。华北本是英美的势力范围，日本在华北的扩张，加剧了他们争夺中国的矛盾。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关税、盐税、统税，而华北的三税收入更占有重要地位。日本在华北的经济掠夺和走私贸易，不仅严重损害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利益，也使南京政府的财政收入日益减少，威胁着国民党的统治。
在这种形势下，南京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对日政策方面，在一系列的双边谈判中，采取了拖延方针，要求日本“必须尊重中国之主权，与不妨害中国之统一”，“对于华北之战时状态，更须首先解除”。同时表示，要一面谈判，一面抵抗；在谈判无结果时，将采取武装抵抗，开始改变对日消极抵抗和外交上的妥协方针。1935年1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的报告和次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宣言，都显露了内外政策变化的征兆。
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的特点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制定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新策略，即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提出了一些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新政策。此后，中国共产党改“抗日反蒋”政策为“逼蒋抗日”。国民党亦开始调整与共产党的关系，通过各种渠道与共产党秘密接触。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最终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国民党开始走上积极抗战的道路。
南京国民政府对抗日战争作了一定的准备。它整理财政，整顿税务，实行关税自主和币制改革，限制白银外流，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20世纪30年代初，虽然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向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国内又连年不断地发生内战和自然灾荒，官僚资本亦乘机加强掠夺，这无疑给中国社会经济以严重的打击。但是，国民经济仍在艰难曲折中缓慢发展，到1936年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水平。经济的稳定，对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坚持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
1935年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加强国防建设，并从军事战略的高度全盘考虑对日作战计划。其拟定的1935年度《防卫计划纲要》、《民国25年度国防计划大纲草案》、《民国26年度作战计划》等，对可能发生的作战区域和具体的作战方案，作了较为实际的构想。
南京国民政府加紧修筑国防工事。为防止日军从长江口登陆作战，由张治中主持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修筑了吴江到福山、无锡到江阴、乍浦到嘉兴三道坚固的国防工事，至卢沟桥事变前夕已经完成。对各战略要地、江海防要塞，全面进行整顿，配置水雷和各种障碍物。至1937年上半年，先后整顿了南京、镇江、江阴、宁波、虎门、马尾、厦门、南通、连云港等9个要塞区。南京政府计划在察哈尔、绥远、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十个省区的重要战略要地，加紧构筑国防工事。相当一部分工程，在七七事变以前已经初具规模。与此同时，南京政府还召开整军会议，整编军队，加强军事训练，实行征兵制度，使军队的战斗力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交通运输在战争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936年，苏嘉铁路、粤汉铁路通车；1937年浙赣铁路、沪杭甬铁路、同蒲铁路全线通车，陇海铁路延伸到宝鸡，湘桂铁路开始动工。此外，黔桂、湘黔、川滇、滇缅等铁路，在抗战开始后也先后破土兴建。公路已发展到10万公里。
开发内地，建设西南、西北后方基地，是在日本发动大规模进攻面前坚持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战略性措施。南京国民政府经过长时间争论，确定了以国防为中心的西南、西北腹地经济建设方针，并付诸实施。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面指示华北当局宋哲元等与日本谈判，以求作为地方事件加以解决；另一方面则加紧军事部署，密令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率所部向石家庄、保定集中，并电令宋哲元“星夜赶筑”工事，“如限完成”。还计划组织保定会战，设立石家庄行营，以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为主任，就近指挥。同时，电令何应钦迅速由四川返回南京，主持战事。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动员抗战的谈话，表示了反对日本扩大侵略的强硬态度，指出：“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便发表通电，号召全民族抗战，提出：“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一天，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咸愿“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对蒋介石的庐山谈话，毛泽东当即指出：“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并指出：“他在国防上的许多措施，是值得赞许的。”中共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中，提出了立即实行全面抗战的七项办法。
由于这一时期蒋介石和国民党表现了积极抗战的态度，并采取了许多准备抗战的措施，中国共产党从有利于国共合作和团结抗战的大局出发，在坚持本党独立自主政策的同时，承认了国民党作为执政党的地位。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说：“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统一战线以国共两党为基础，而两党中又以国民党为主干，我们承认这个事实。”接着，“号召全国一致拥护”国民政府。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接连不断地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为实现团结抗日、捍卫民族生存和独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一个明确的组织形式和组织机构，也没有一个为两党共同信守的共同纲领，在政治上、组织上对双方均没有任何约束力，双方仍执行着不同的抗战路线。国民党虽然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性，但是没有给共产党以两党间的平等地位。就这些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共产党和国民党继续进行了多次商谈，但始终未能得到圆满解决。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开始，国民党就不断秘密下达指示，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和政治宣传工作，密示对共产党的对策。
从总体上说，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国共两党的关系基本上是好的。但是，随着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由进步的抗日政策，逐步倒退下来。倒退的主要标志是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这次会议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错误方针，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会后，加强了反共宣传，加强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封锁，在敌后不断与八路军、新四军制造摩擦，终于导致晋西事变、皖南事变等悲剧的发生。
毫无疑义，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一直坚持与国民党团结抗战的立场，可是国民党始终不肯放弃反共政策。这一时期国民党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与十年内战中企图彻底消灭共产党的强硬政策，不完全相同。因此，中国共产党也采取了不同的斗争方针。由抗日反蒋，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转而采取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的政策。对国民党坚持反共的种种做法，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及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共团结、共同抗日。这里表现了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成熟，以及在民族危亡面前使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利益的伟大政略思想。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诱降活动，尤其是敌后中共抗日根据地和军事力量的迅速发展，导致国民党主要当权者对抗战的态度由积极逐渐消极下来。国民党一直没有放弃与日本谈判的机会，企图以有限的退让、妥协，求得日本停止武装侵略。但是，国民党的妥协政策，满足不了日本强烈的侵略欲望。日本要把势力范围扩展到整个长江流域，进而控制全中国。谈判始终不能达成协议。
蒋介石对抗战的态度，虽然时有动摇，并坚持反共政策，但是，由于中共执行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由于全国人民抗日爱国运动的持续高涨，国共两党的合作没有破裂，团结抗日的局面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以蒋介石为首的一派力量，始终留在抗日阵营，坚持抗战。三、相互依存的两个战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逐步形成了两个巨大的战场，即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的存在及其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贡献，是抹煞不了的客观事实。海内外学者对两个战场的研究，都曾出现过一些不够全面的看法。有的笼统地把正面战场叫做国民党战场，敌后战场叫做解放区战场。从军事上说，这种说法不仅不科学，也不完全符合事实。因为在全面战争爆发初期，譬如在山西战场，八路军尚未挺进敌后，仍在正面或侧翼协同友军作战。而敌后战场，也不只有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日军，国民党也开展了敌后游击战争。有的只承认某一战场的作用，否定另一战场的地位，或继续散播共产党在敌后“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抗日的论调，对两个战场不能给予恰当的评价。
两个并存战场的出现，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特点。
当抗日战争由局部作战发展为全面战争后，战争区域日益扩大，战线亦不断延长。日军虽然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但是因为兵力不足而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城镇，这样，敌后广大农村就成为日军统治的薄弱地带。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陷日军于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开辟敌后战场，发展敌后战争，成为夺取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战略行动。
同时，由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治形势的特殊性，出现两个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的战场，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大敌当前，国共两党虽然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双方在政治上还存在重大分歧。政治上的不一致，导致军事上的不统一，双方在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大前提下，形成两个战场，各自独立作战，是抗日战争这个特定的政治、军事环境造成的。毛泽东曾经指出：“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关系。敌后战场的出现，不仅是为了发展人民革命力量，建立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而且也是军事上抗敌御侮的需要。没有正面战场吸引着日本的大量兵力，并给日军以大量杀伤，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根据地粉碎日军的扫荡、进攻，都将是困难的。同样，没有敌后八路军、新四军坚持不懈地、广泛地钳制和打击日军，正面战场所承受的军事压力将更大，失败得也将更惨。毛泽东、朱德对两个战场有过这样的评价：“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八路军的将士应该感谢直接间接配合作战的友军，尤其应该感谢给予自己各种善意援助与忠忱鼓励的友军将士。”但是，“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又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这种与敌人相持的战争，如果解放区战场的战争不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下来，那么敌人就会继续长驱向西南、西北进攻，而国民党的反人民的政治机构及其军队，则又必然招架不住，那就不会有什么相持阶段，抗日战争的局面早已是不堪设想的了”。
两个战场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的关系，在整个抗日战争中都是存在的，不过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是两个战场配合得较好的时期。它有战争指导上的配合，如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思想，在国民政府上层军事领导者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周恩来、朱德等多次向国民党方面就军队建设、军事战略方针和部署问题，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在战役战斗上的配合，也不乏其例。如八路军在进入山西以后，即分别到晋东北、晋西北、晋北以及晋东正太铁路沿线，直接协同友军与日本侵略军作战，先后参加了平型关、忻口和太原的保卫战。新四军在鄂豫边区配合友军与日军进行了25次规模不等的战斗。
两个战场在战略上的配合，直接影响着整个战局的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实行战略外线作战，对国民党方面的战略内线作战无疑是最大的支持。仅在徐州、武汉两次会战期间，八路军就在华北地区敌后战场作战1400次，歼灭日军4万人以上，牵制了大量敌人，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就是在战争后期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正面战场大规模的战役南移华南地区以后，两个战场在战略上的配合仍然发挥着重大作用。
通常在一般性战争中，敌后游击战争只起着配合正面作战的作用，它给敌人以扰乱、破坏，使之不得安宁。可是，中国抗日战争形成如此巨大的敌后战场，在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抗日战争的敌后战场起着改变整个战局发展的战略作用，影响着战争的胜负。据不完全统计，仅八路军、新四军在战略防御阶段，共作战1600余次，歼灭敌人54000余人；以后在1938年至1943年的5年中，作战62000余次，歼灭日伪军59万余人，粉碎日军“扫荡”“清乡”280余次；在1944年一年中，作战2万余次，歼灭日伪军30余万人。毫无疑义，敌后战场作战为整个中国反侵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如前所述，抗日战争的敌后战场亦包含着国民党方面的敌后游击战争。早在1937年冬天在武汉举行的军事会议上，国民政府军委会即作出了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决策。其后在南京军事会议、南岳军事会议上，均进一步讨论了开辟敌后游击战场的问题。除于1939年建立冀察、苏鲁两个敌后战区外，先后形成了第一战区豫东游击区、第二战区山西游击区、第三战区浙西游击区、第四战区海南游击区、第五战区豫鄂皖边区游击区等，并规定敌后兵力约占抗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虽然也牵制了颇多的敌军，困扰了敌军后方，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但是由于不少部队叛变投敌，并不断与八路军、新四军发生摩擦，因而也限制了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争在抗战中发挥有效的作用。
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是整个中国战场的重要部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发挥着主战场的作用。只是后来国民党主要当权者采取了消极抗战的政策，因而使正面战场的作用受到严重影响。但是，从整个抗日战争看，广大官兵是爱国的，作战也是英勇的，并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这不仅表现在战略防御阶段的平津、淞沪、晋北、晋东、鲁南和保卫武汉诸战役中，就是在战略相持阶段进行的南昌、随枣、枣宜、长沙、上高、常德等战役，战斗亦十分激烈，牺牲也是惨重的。1944年反抗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中、长衡、桂柳作战，表现了国民党主要当权者的消极避战思想，以第五、八、九、四共4个战区的兵力，未能阻挡住日军十几个师团的进攻，这不能不说是战略指导上的严重失误。但是，大批爱国军队艰苦作战，表现了强烈的抗敌御侮精神。如衡阳会战，虽然最后失败了，但是中国守军第10军先后与4个半师团的日军激战47天，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使日军造成了严重的伤亡。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仍然存在着国民党嫡系与杂牌军的宗派矛盾，但在外敌入侵面前，多数能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投入作战。许多过去曾经割据一方的地方军事力量，也奔赴抗日疆场。
总之，两个战场都为捍卫中华民族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作出了贡献。它们是整个中国战场和民族反侵略战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否认任何一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都是不恰当的。四、抗日军事战略的演变
战争中，正确的战略战术，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所谓战略，是军事上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对战争的胜负具有决定意义。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这是由于战争的基本点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也是由战争双方的国情和力量对比所决定的。
对比中日双方，日本是一个小而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战争初期，日本处战略进攻态势，中国处战略防御态势。日本的军事实力远优于中国军队。中国抗日战争要取得最后胜利，必须通过长期的奋斗过程，通过持久作战，才能逐步改变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变被动为主动。因此，我国实行持久战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方针是恰当的。战争过程中，弃守一些城市和地区，也是坚持持久战略的需要。但是，由于中国政府没有实施战略持久战中的战役速决战，战略内线作战中的战役外线作战，以及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的灵活多变的军事战略，而是实行了单纯的、消极的防御战略方针，加上军事上存在的许多弱点，诸如部分将领贪生怕死消极作战、战略部署上缺乏全盘考虑、部队之间不能协同作战等，因而在战略防御阶段发生的多次大规模防御性战役，连连失利，未能达到战略防御作战的基本目的，许多战略要地和铁路干线白白沦入敌手。
国民党政略上的错误，也影响着军事战略的执行。所谓抗日战争的政略，就是要调动、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各阶级、各政党、各派系共同抗日。但是，国民党的政略错误，集中一点是执行了一条片面抗战路线，即不要人民抗战，坚持反共政策。在华北战场表现为战和不定，在华东战场表现为死守上海以待国际联盟和列强各国的干涉和调停。政略错误必然导致军事战略的失误。
1938年秋，战略相持阶段到来之后，日本在军事战略上的弱点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随着战争区域的扩大，战线延长，多点进攻，分兵把守，兵力不足的困难日益突出。日军不得不逐步增加侵华兵力，到1938年底日本在华总兵力达到100万人，其国内可以机动的部队已经很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一年零四个月时间内，日本军费开支大大增加，1937年的直接军费占国家总支出的69%，1938年的直接军费占国家总支出的76%。军费的不断攀升，给日本财政经济造成很大困难，国内的各种矛盾日益发展并进一步尖锐化。这一切导致日军在军事战略上逐渐陷于被动，很难再发动新的、有效的战略攻势。敌我双方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在转化中，中国方面的有利因素在上升。如果国民政府采取正确的政略和军事战略方针，可以进一步发展有利因素，扩大有利形势，缩短相持阶段的进程，从而造成战略大反攻的形势，以结束抗日战争。可是，在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的政略错误在继续发展，反共活动不断增加。如前所述，1939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的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进一步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这标志着国民党政略有了明显变化。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虽然宣称要“转守为攻，转败为胜”，在五届五中全会上制定的《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中，提出要“继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这不过是一句空话，实际上国民党当权者进一步动摇、妥协。他们消极避战，保存实力，不主动发展有利因素，不积极改变中日双方力量的对比。
由此可以看出，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之所以这样长，从中共方面说，八路军、新四军力量弱小，要发展壮大以改变敌我相持的状态，需要一个较长过程。而国民党方面坚持错误的政略、战略方针，是中国抗日战争不能迅速改变战略相持局面的重要原因。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一定会取得胜利，但是如果没有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可能还要延长。
太平洋战争爆发，直接影响着中国战局的发展，日本的失败已指日可待。国民党为了达到战后继续控制全中国的目的，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军事战略上的保守主义进一步发展，从而导致中南战场继续丧失大片国土。虽然曾在桂柳地区实施反击作战，但总体上说，其军事战略更加消极、被动。相反，在敌后战场，自1944年至1945年夏，八路军、新四军的攻势越来越大，显示着敌后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呈现出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战略趋势。它直接促成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五、日军侵华后各国对华关系的变化
中日战争的爆发，恶化了中日关系，也对整个中国对外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改变着各国对华关系的格局。
日本独占中国的政策，破坏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所形成的各大国在中国的均势，导致各国在远东地区的关系复杂化。中国政府力图获得各大国的支持以对抗日本的侵略政策。纵观整个中日战争时期，各大国对华关系，大体上分为三种类型。
苏联，一向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出于维护远东地区和平的战略考虑，积极主张改善自中东路战争以来的中苏关系，提议立即恢复中苏邦交。其后双边关系虽然在贸易、中东铁路、外蒙古等问题上，出现过一些障碍，但由于日本的不断扩大侵略，不仅对中国而且对苏联也构成了严重威胁，由此中苏两国政府都有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的愿望。1938年8月21日，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从军事上、财政上、物资上积极援助中国抗战，不仅给中国以巨额贷款，还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派遣军事干部和志愿航空队来华参加对日作战。苏联希望中国拖住日本，以保障其东部地区的安全。这种愿望随着欧战的爆发，表现得更加明显。苏联在援助中国的同时，也谋求与日本改善关系。中苏关系再次趋于冷淡的转折点是1941年4月13日《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苏联不惜以牺牲中国、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代价，促使日本坚持南进政策。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即1945年2月，苏联出于战后远东战略格局的考虑，与美、英首脑签订了《雅尔塔协定》。这个协定是苏联再次以牺牲中国主权而与美、英大国所作的幕后交易，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人民的谴责。
美、英等国，在日本武装入侵中国后，虽然不愿意放弃其在华利益，但亦不愿意加剧双方的矛盾和冲突。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前，美国对日本的侵华行为总的来说是采取“不承认主义”和“不干涉政策”。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给日本外务省的照会，1937年7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所发表的关于国际政策的声明，以及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发表的其他一些声明，均明显地表示了美国的两面政策。它既不赞成日本的侵略行径，希望其在华利益不因日本的侵略而受损害，又不愿开罪日本，甚至鼓励日本反苏、反共。自1937年至1940年，美国继续坚持并且不断扩大对日本的贸易。日本从美国获取了大量战略物资。
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激化了日美矛盾，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亦渐趋积极，并宣布禁止向日本输出钢铁。但是，日本的战略目标不仅要把美国从中国赶出去，而且要把美国驱逐出太平洋。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给美军以沉重打击，也深刻教训了美国政府。美国被迫宣布对日作战，并向中国提供大量贷款和军用物资，宣布建立中国战区，以蒋介石为统帅，以史迪威为参谋长。1943年，美、英等国先后与中国签订关于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及处理有关问题的条约与换文。美英等国宣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虽无多少实际意义，但毕竟是一项友好行动。1942年以后，美国成为中国的主要盟国。
这时，美国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政策，主要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把反苏、反共暂时搁置一边。美国大量援助中国政府，目的是维护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以分散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兵力，并逐步加强对国民党政权的控制，扩展美国在华势力。抗日战争后期，美国不希望蒋介石把力量放在反共方面，以免自行削弱力量。但是，抗战后期国共力量的消长，无疑对美国战后在华地位形成威胁。美国政府派遣观察组访问延安，以及相继发生的史迪威事件，导致中美关系的危机。美国担心失去蒋介石就意味着失去中国，并直接影响着战后美苏在远东地区的战略格局。美国迅速调整对华关系，派遣魏德迈、赫尔利使华。
1944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在中国战场上，以中共为代表的人民力量迅速壮大，而蒋介石的统治日趋腐败。美国为了战后能取代日本独霸中国，其对华政策由支持国共合作抗日，走向公开的扶蒋反共。除在军事上、经济上继续给国民党以大量支持外，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以调解国共关系为幌子，努力帮助国民党“统一境内的一切军事力量”，支持蒋介石的“领袖地位”，“防止国民政府的崩溃”。毛泽东批评美国政府这种扶蒋反共政策的危害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和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关系，又是一种类型。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摧毁了德国帝国主义妄图称雄世界的迷梦。凡尔赛和约不仅使德国在非洲和太平洋上的殖民地被战胜国瓜分殆尽，而且将德国在中国山东掠夺的权利全部让与日本。此后，大国在中国的争夺主要是美、日、英三国，德国因战败被排除在争夺之外。
德国对华关系的复苏，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1933年，蒋介石虽有求于德国方面的支持，但是尚未达到十分迫切的地步。中国在德国政府的战略格局上，也不具有重要地位。其后虽有大批军事人员来华或组织军事顾问团，但并不具有官方性质。双方的经济贸易，亦局限于民间。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德国政府对中日冲突表面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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