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日）盐野七生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罗马人的故事8：危机与克服试读：
银币故事
当写到已经江河日下的罗马帝国时，我所想到的是，如果中间和下层出了问题，无论上层再如何努力也无济于事。相反，如果中下层还在充分发挥作用，只需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吸收因上层部分的争斗而产生的弊病。尼禄自杀后开始的长达一年的内乱让习惯了“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塔西佗这些上层知识分子慨叹帝国即将走向终结，但实际上帝国还在充分运转着。
在距离参加内战的军团通行的街道不远的帝国货币铸造所里，没有员工会盗取金银，经皇帝尼禄改革后的优质货币被不断制造出来，运往庞大帝国的各地而不会在途中遭到劫掠。刻有接连更替的皇帝肖像的银币被不断铸造出来，但是在流入市场时该皇帝已经被杀死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元1世纪的罗马帝国甚至拥有将悲剧变为喜剧的活力。
盐野七生
2005年夏于罗马
金币故事
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在最近的演讲中说“危机也是转机”，不知道2000年前的罗马帝国的领导者们是否也这样认为，但是从结果来说，尼禄皇帝死后开始的危机确实成为了罗马帝国的一个转机。
当然，转机不会凭空出现，只有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才能将危机化为转机，接下来登场的韦斯帕芗皇帝就是这么做的。从尼禄皇帝到之后内乱期的三个皇帝执政期间，来自首都罗马并且在罗马社会中属于第一阶级——元老院阶级的人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韦斯帕芗虽然来自意大利本土，但并不是出生于罗马，并且他属于第二阶级的“骑士阶级”。罗马人所说的“新贵”（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新鲜血液”）得以进入到既有的领导阶层已经无法发挥作用的罗马帝国内，这直接导致了在下一个时代帝位向行省出身者开放的结果。
盐野七生
2005年夏于罗马
金币故事
可能有的读者要抗议了，为什么完全没有关于封面上介绍的奥里斯金币、第纳尔银币以及罗马人日常生活中用得最多的塞斯特斯铜币的说明呢？说句实在话，因为暂时没有必要对这些货币进行说明。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奥古斯都确立的货币制度（虽然在此期间为了满足现代所说的货币供应量，曾一度经历过尼禄的路线修正）是整个帝国的经济实力在200年中一直健全发展的证据所在。这200年间罗马帝国的关键货币一直保持稳定，这与“罗马统治下的和平”（意为罗马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稳定）在时代上是完全一致的。同时这种货币制度也意味着罗马帝国的安全保障体制一直在发挥着作用。
在这个方面值得特书一笔的是日耳曼长城，它的建立者是图密善皇帝。但是这个人不仅被同时代的人处以“记录抹杀刑”而名声大损，并且和提比略皇帝一样，也没能得到后世的史学家们为他平反。笔者在写作《罗马人的故事》的过程中，经常感觉自己就像一名法庭上的辩护律师，这是因为笔者对于世人经常说的“民众的呼声就是神的心声”、“历史的裁决”从心里不敢苟同。
盐野七生
2005年夏于罗马
推荐序1 为什么是罗马
这是一部煌煌15册的巨著，作者盐野七生写了15年，我曾整整读了一年。读后，逢人就推荐。我读的是台湾出版的繁体横排本，当时感到奇怪：为什么这样的书，在大陆却看不到？没想到，现在就有了简体中文版。大概是因为此前我在各个场合不遗余力地推荐，中信出版社希望我能为之写篇序言。
过去我也读过罗马史，比如《罗马帝国衰亡史》，但这类史书，更多的是从政治、军事的角度来理解罗马帝国。盐野七生不同，她以现代史观的方法论来解读罗马，其间涉及国家与民族、君主与公民、宗教与人性、权力与秩序、科学与技术、领导与公关等方方面面，视野极广，见人所未见。正如她自己所说：“别的研究者是写自己知道的，而我则是写我想知道的。”
我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所以对书中所讲罗马帝国的城市与建筑极为关心。在第十册《条条大路通罗马》中，作者专门讲了罗马的道路建设：与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倒不如说“条条大路起罗马”。罗马是这个庞大帝国的心脏，而这些四通八达的国家公路，有如血管脉络，把政令和资源高效率地传输到帝国的每个角落。
盐野七生说，东方帝国在修建长城的时候，罗马人正在修建罗马大路。接着，她就告诉读者，2000年过去了，罗马修的大路现在还在使用。这时，你会很自然地想：中国的长城，现在除了收门票之外，还有没有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长城，主要是明朝修建的，而且从工程的角度讲，也有很多质量问题。同样是国家主导的巨型工程，哪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更有用？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联想。为什么罗马修的路现在还能用？作者展示了一张罗马大路的剖面图，告诉我们这条路是怎么修的，为什么能连续使用上千年。这样的图示还有很多。作者很愿意从科学与技术的角度解释，罗马帝国有其与众不同的力量，而建筑在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建筑给市民和士兵带来极大的安全感。
在作者的描述之下，罗马帝国宛如一个强大的跨国企业，《罗马法》就好比这个企业的内部规章。这个企业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企业文化、思维惯性、话语系统、人力资源储备，甚至还有自己的保安系统。制度、人才、资源配置等等，都是罗马得以长盛不衰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这部书会被国外一些研究者拿来当做领导者论、组织论、国家论的现成教材。
盐野七生贯穿始终地自我设问，并希望回答：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成就如此大业？为什么只有罗马人能够建立并长期维持一个巨大的文明圈？一望而知，作者认为罗马帝国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与它所秉持的价值取向和施政目标有关。
作者认为：罗马的力量，来自保障国民安全的基础设施和贵族行为理应高尚的传统。国民最需要的是安全系统，其次是尊贵和快乐的生活。罗马皇帝努力满足了国民的需要。一切政令、公共设施、对外战争，都是为了满足国民的安全感和享受需要。
其次，罗马人智力不如希腊人，体力不如高卢人，经商的本事不如迦太基人，却能一一打败这些部族，而且在战后还能与这些部族有秩序地和睦共处。为什么？你会发现，罗马帝国的强大，归根结底是因为它的宽容开放，它的兼收并蓄。
罗马帝国是多神教的国家，罗马人把被帝国征服的民族的神，全部当做自己的神来供奉。这样的神有30万个。罗马甚至赋予被征服者公民权，历届罗马皇帝里有很多被征服者。试想，这在东方帝国，可能吗？
这些分析让我非常受启发。对于国家来说，自由与宽容，这才是罗马帝国的立国之本，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宽容开放、兼收并蓄应当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念。正是这些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赋予罗马帝国强大的力量，并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这也是我向朋友们力荐这本书的原因。
作为一个先睹为快的中国读者，我只能谈一点浅见，算是对作者盐野七生的感谢。如果这篇小文又能够对读者有小小的帮助，会令我更加高兴。
是为序。
王石 万科集团董事长
2011年8月8日
推荐序2 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
多年前，在朋友处看到台湾出版的一本书，《我的朋友马基雅弗利》，借来后一口气看完。文笔的清美，布局的平实，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作者起笔的角度真是别开生面：● 马基雅弗利看到了什么？由此展开了佛罗伦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
事件。● 马基雅弗利做了什么？由此展示了马基雅弗利一生的经历和事
变。● 马基雅弗利想到了什么？由此发掘了马基雅弗利的成就和遗憾。
这是一本历史，也是一本游记，还是一本政论，更是一本优美的散文集。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就这样让我铭记在心。她年轻时就爱上了意大利，一住就是大半生，写了很多书，获了很多文学奖，在日本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近年来在英语世界也声名大振，大陆读者久闻大名，翘首以待。
感谢当年资深书友衣锡群兄专门从香港带回两大袋书，这便是台湾版的《罗马人的故事》全集15本。我如饥似渴地读完。掩卷长思，深深敬佩。一位日本女人这样如痴如狂地写古罗马，发掘2000年前的往事，娓娓道来。她的细腻描写让你身临其境，她的逻辑铺陈促你遐思当下因缘。我读过许多不同作者的罗马史，只有盐野七生女士真正带我走进历史。
我去过意大利四次，也自驾游过西西里岛两次。曾带着盐野手绘的地图在佛罗伦萨四处寻觅马基雅弗利的故居。意大利作为政治国家的历史很短，不足200年，作为文化国家的历史却波澜壮阔地上溯到3000年前。在维罗纳的一个酒店里，看到一幅将意大利历史描绘为一棵盘根错节的古树，展示了几十个诸侯公国，几百个影响欧罗巴文明的政治、艺术、哲学、科学、军事等名流的来龙去脉。一瞬间，我体验到了卑微和崇拜，也叹服盐野女士把握历史的勇气与能力。
意大利有两个历史的骄傲：一个是古罗马的鼎盛，是当时世界上幅员辽阔的强盛帝国；一个是文艺复兴的辉煌，它直接启发并推动了全球现代文明的兴起，而这个复兴就是以回归古罗马为道德旗帜。此后一代代的意大利人梦寐以求地希望光荣历史得以重演，统一意大利的民族英雄马志尼如此期许自己，不到40岁便一举颠覆了民主政府的墨索里尼也这样激励自己。此外，法国的拿破仑和德国的俾斯麦都以古罗马的恺撒大帝自居。“条条大路通罗马”，地球上各个角落的部落都这样厘清自己的文明坐标。
古罗马成为意大利人的永远图腾，也成为欧罗巴大陆高度默契的文明血脉。继承希腊文明的古罗马的法典、礼仪、艺术、建筑等构成了当下西方世界主流价值的表达，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华文明的演进。百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始终在希腊文明中捕捉思辨的知音，在印度文明中寻求失落的安慰，但却是在罗马文明中锲而不舍地吸收普世价值体系。我饶有兴趣地注意到，日本作家盐野女士不断用东方的思维来探寻古罗马的蛛丝马迹，体现了类似的精神焦虑。
阅读盐野笔下的罗马史与罗马人，时空穿越2000年，体验着人类文明中顽强生长并趋同的精神动力。尽管语言、宗教、习俗、体质和自然环境有千差万别，但内在的思辨、伦理、行为、愿景和组织制度可以彼此熟悉和理解的。现代人往往以仍然蓬勃发展的中华文明与曾经衰落的罗马文明进行比照，发掘出许多文明之谜和文化冲突的理念。不过，从更高的时空立场上看，罗马文明仍然在一波波地前行，荡涤着不同社会形态的隔阂。同样，中华文明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进化成长，与前者共同汇成当下全球文明的主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我读盐野的罗马人故事，看到了主导当时文明的精神特质，也是传承至今的进化基因，更是鞭策中华文明的动力。我也希望读者能与我一起用心体验至少这样几点：● 自信与宽容：罗马人的生活态度和对异教对外族的接纳与吸收。● 竞争与开放：罗马人的生存立场和对制度对风险的尝试与面对。● 人性与权利：罗马人的生命价值和对快乐对自由的追求与捍卫。
去年在东京本来有机会见到盐野女士。索尼集团的前董事长出井伸之先生与她是好朋友，愿意安排见面。得知她正在赶下一系列关于十字军故事的书稿，我惶恐无知会浪费她的时间，借口推脱了。我有机会写上几句，真是非常荣幸的事情。期待我能将这部中文版亲手呈给盐野七生女士。
王巍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2011年8月6日
给中国读者的序
对于以超级大国为发展目标的当代中国，在欧洲历史上可作为借鉴的，唯有古罗马帝国了。
生活在当代中国的读者，如果读了我写的《罗马人的故事》，对书中的内容不知会作何感想呢？若细细品味读者的感受，必将看到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也是作者我最关心的事情。
盐野七生
2011年夏于罗马
尼禄（54—68）
加尔巴（68—69）
奥托（69）
维特里乌斯（69）
韦斯帕芗（69—79）
提图斯（79—81）
图密善（81—96）
涅尔瓦（96—98）（数字表示在位时间，全部为公元后）序
本书讲述的是从皇帝尼禄的死开始到图拉真登场为止的不到30年之间的事情。准确地说，是从公元68年夏天到公元97年秋天为止这29年间的历史。在此期间有7人登上了皇位，即加尔巴、奥托、维特里乌斯、韦斯帕芗、提图斯、图密善、涅尔瓦。
被誉为罗马帝国最伟大的史学家的塔西佗就有一部研究这个时期的著作——Historiae，正如英语中的“History”，除了有研究过去的“历史”之意外，还有“值得记录的事情”这层意思。在这个时期度过了自己13岁至42岁近30年人生的塔西佗当时一定也怀有将“同时代人的证词”记录下来的初衷。所以，国原吉之助教授将此书的日语译本题名为“同时代史”，可以说很正确地表达了作者的意图。
但是，塔西佗的另一部代表作Annales（《编年史》）更接近于后世的我们所定义的“历史”。因为讲述从提比略的即位到尼禄的死为止的这部著作是以塔西佗出生40年前开始到他15岁之前的时代为对象的。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这个时期对塔西佗来说相当于“最近的过去”。
在讲述对塔西佗来说相当于“现在”的《同时代史》中，塔西佗本人在开头关于这30年是怎样一个时代进行了概括，也就是说他将自己对这个时代的看法告诉了我们。翻译过来，大致如下：
我接下来想讲述的是罗马帝国被埋没在苦恼和悲痛时期的历史。与敌人之间不断发生的残酷战斗、同胞间的不和与反目、行省人民发动的叛乱，就连宗主国的和平也是在流了很多血之后才得以确保的。多达四名皇帝死于非命（加尔巴、奥托、维特里乌斯、图密善），罗马市民之间的战斗发生了三回，与行省人民和外敌的战争更是不计其数，但这些只不过是罗马人之间斗争的余波而已。
在帝国的东方展开的战役（指犹太战争）以罗马所期待的良好结果收场，但帝国的西方并没有那么顺利。针对跨越多瑙河入侵的蛮族制定的对策中表现出了苦心焦虑，行省高卢的人们对帝国的忠诚发生动摇，虽然征服了不列颠却最终放弃，萨尔马提亚人和斯维比人给我们的军团造成巨大损失，达西亚民族甚至在败给罗马后依然声势高涨，就连帕提亚王国也拥立自称是皇帝尼禄的冒牌货，试图挑起反罗马的战争。
除此之外，意大利本土也因接踵而来的灾难而遭殃。坎帕尼亚地区富庶的城镇被淹没（指维苏威火山喷发导致庞贝等城市被掩埋），首都罗马被大火侵袭，古代的神殿被破坏，连卡匹托尔山上的最高神朱庇特神殿也被这些罗马人亲手烧毁了。
供奉神灵的祭祀仪式遭到蔑视，通奸行为明目张胆地横行无忌，海上充斥着将可怜的人送往发配地的船只，岩礁上洒满了这些牺牲者的鲜血。
首都罗马的穷凶极恶比帝国内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严重。高贵的出身、富有、功绩甚至拒绝就任公职都被视为了犯罪。告发者可以得到赏金，企图躲避他们攻击的尝试结果只能带来程度更重的罪恶。因为对于告发者来说，不仅祭司、执政官这些象征名誉的官职，包括皇帝财务官等拥有实权的职位都是他们所追求的报酬方式，社会因此被憎恨和恐怖所笼罩。奴隶被收买从而背叛多年的主人，解放奴隶群起反抗旧主，甚至没有树敌的人也被朋友出卖。
话虽如此，在这个罪恶横行的时代并非完全不存在品行高洁的人，诸如陪伴被流放的儿子一同前往发配地的母亲、不忍抛弃被流放的丈夫从而放弃了安稳的宗主国生活的妻子、展现出勇气的亲属、没有因为岳父的落魄而与妻子离婚的丈夫、在严刑拷打下依然对主人恪守忠诚的奴隶，被令自杀的人也表现出了不输于古人的豪迈，用自己的手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但是，在这个时代，天地给予了人们很多预兆和警告，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明确地告诉人们众神的意志更多的是要对罗马人进行惩罚而不是保障罗马人的安全。
读到这些，想必任谁都会觉得公元1世纪最后30年的罗马帝国处在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而且塔西佗在讲述他的“最近的过去”的《编年史》中也对提比略至尼禄为止的这一段罗马帝政大加批判。如果他的批判是正确的，罗马帝国实际上就成为了一个罪恶曾经横行长达82年之久的国家。如果我们重拾散见于塔西佗著作各处的作者的思绪，就会发现将罗马帝国从这种绝望的状态中拯救出来的是涅尔瓦以及紧随其后的图拉真。
塔西佗的这种历史观决定了后世对罗马帝国的评价。后世将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东尼·庇护、马尔库斯·奥勒留称为“五贤帝”，也说明了塔西佗历史观的影响之深远。
这五人确实拥有堪称为“贤帝”的才能。但是，是不是只有这五人是贤帝，前后的皇帝们都是暴君或昏君？如果是这样，罗马帝国为何没有更快地灭亡呢？五贤帝的统治时间前后共83年，罗马建立帝政直到灭亡却经历了500年的岁月。仅靠80多年的善政绝对无法另外维持400多年。
虽然放弃了征服喀里多尼亚（现在的苏格兰），却没有从不列颠全面撤退，因此“征服了不列颠却最终放弃”的表述与事实相反。但除了这一件事之外，塔西佗并没有一如既往地撒谎。倾向于只关注事物的黑暗面是他个人的性格使然。与塔西佗年龄相仿、同时也是塔西佗好友的小普林尼没有像塔西佗那样愤怒绝望，但是这位小普林尼只留下了一些信件，并没有著书立说。
另外，危机总是指的消极现象吗？这种疑问油然而生。首先，人具有一种“将自己所处时代的危机看得比其他任何时代的危机都严重”的性格倾向。并且，纵观罗马的历史，也并非因为万事顺利步向兴旺，之后因诸事不顺而逐渐衰退。罗马是自公元前753年建国以来在克服几度袭来的危机中逐渐兴盛起来的。
公元前390年，首都罗马一时被凯尔特人占据在当时不也面临过一场危机吗？在那前后让罗马人苦不堪言的贵族与平民的斗争又如何？与萨莫奈人之间持续40年的战役又如何？被伊庇鲁斯的国王皮洛士入侵而陷入的苦战呢？（参阅《罗马人的故事1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与强国迦太基之间前后持续百年的死战，特别是与名将汉尼拔对阵的长达16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这难道不算危机吗？（参阅《罗马人的故事2 ·汉尼拔战记》）
击败宿敌迦太基成为西地中海的霸主之后，罗马人也并非永久摆脱了危机。
将罗马社会的不公正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格拉古兄弟时代，意大利半岛的各部族一致团结起来反抗罗马的公元前90年的“同盟战争”，以及马略和苏拉彼此肃清对方数千名追随者的10年内乱（参阅第3卷《胜者的迷思》），这当中的任何一个事件都是足以撼动罗马帝国基石的危机。
此外，还有庞培和恺撒之间围绕国家制度展开的战争。结果就在到恺撒获胜为止战争终于告一段落之后没多久，以恺撒被暗杀为导火索再次爆发了安东尼与屋大维之间14年的权力斗争。（参阅《罗马人的故事·恺撒时代》）
这些危机的共同点便是它们都是各个时期的罗马人在被迫必须作出是甘愿走向衰退还是克服困难东山再起的选择时所面临的危机，并且这种“危机”和“克服”反复上演，即使在步入五贤帝时代，罗马开始走上衰退期之后一如既往。笔者甚至认为将罗马人的历史改称为“危机与克服的历史”都不为过。
不过，罗马在迈向兴盛的途中克服危机后会带来进一步的繁荣，而一旦进入衰退期，危机虽然依旧有望克服，但与进一步的繁荣之间的纽带就会被切断。危机都已经克服了，为什么还不会带来进一步的繁荣呢？笔者思考，追求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不正是找到罗马帝国灭亡原因的关键所在吗？
笔者接下来要讲述公元1世纪最后30年间罗马人所直面的危机，有一点是塔西佗不得不同意的，就是在这之后，罗马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不过，仅就这个时代最开始的这一年，即公元69年来说，罗马帝国的混乱程度之严重甚至让人觉得塔西佗在写到“这险些成为帝国的最后一年”时所感到的愤怒与绝望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即使在2000年后的现代，如果政府在一年之内三次垮台的话，就算不是倾向于将所有事情都朝消极黑暗的方向解释的人，也不得不慨叹自己生不逢时！
帝政初期皇帝一览表
罗马帝国全图（公元68—69 年）以及4 个皇帝的任地
弗拉维王朝谱系图
第一章 皇帝加尔巴（68年6月18日—69年1月15日在位）
尼禄的死给罗马人带来的问题公元68年6月9日，皇帝尼禄驾崩。此前，由驻扎在西班牙的军团推举为皇帝的加尔巴率领军团进军罗马，元老院仅仅听到这个消息后便承认加尔巴为“第一公民”，罗马市民也袖手旁观，抛弃了尼禄。穷途末路的尼禄无奈只能自刎身亡，死时年仅30岁。他失去了罗马帝国的两大主权者——元老院和罗马公民的信任。既然是否具有“罗马公民权”是获得军团兵或近卫军士兵资格的首要条件，这些人也可谓是堂堂正正的“有权者”了。
但是，虽然成功推翻了尼禄的统治，看起来元老院和市民对事态却没有充分的正确认识。他们似乎认为只要加尔巴代替尼禄成为皇帝，罗马帝国的统治就可以毫无障碍地延续。然而，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到现代为止，人类想出并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政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甚至共产主义政体，但是最终也没有成功消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者分离的状态。虽然有很多人梦想过消除这种状态，但那只不过是乌托邦，与现实的人类社会经营是不相符的。
这样一来，不管是什么形式的政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分离一直延续下来。既然延续是既定事实，被统治者便向统治者提出了以下三个条件：
在统治上的“正当性”、“权威”和“力量”。
在奥古斯都创设的罗马帝政中，“正当性”指的是元老院和罗马公民的认可，“权威”指的是与奥古斯都有血缘继承关系，“力量”指的是罗马帝国皇帝的两大职责——安全和粮食的保障，以及处理帝国经营上的各种事情所需的能力。虽然拥有“权威”，但是被认为缺乏“力量”而失去了“正当性”的事实决定了尼禄的命运。并且，尼禄之后的皇帝们也被要求必须满足以上三个条件，在这一点上与尼禄之前的皇帝们没有任何不同。
不仅如此，除“正当性”与“能力”之外，还必须创造出能够取代奥古斯都“血统”的别的“权威”，所以问题便更复杂了。
首先，自称为帝的西班牙东北部的行省总督加尔巴根本没有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他得到并接受军团的推举是在公元68年的初夏，随之马上得知了尼禄自杀的消息。他在此时应该迅速前往罗马，进入帝国的首都罗马，确保自己皇帝的地位。元老院给予了认可，相当于罗马公民的近卫军团的士兵们也欢迎加尔巴的登基，因此可以说他具有了“正当性”。和奥古斯都没有血缘关系的加尔巴缺少这种“权威”，但说到“力量”，他自身便具备。如果可能的话应尽早入主罗马，展示自己不辱皇位的能力。过去被称为塔拉戈纳行省的伊比利亚半岛东北部是他的任地，从总督官邸所在的塔拉戈（现在的塔拉戈纳）到罗马的外港奥斯提亚，如果顺风直行只需航行5天。就算担心海路不安全而选择陆路，绕过法国南部进入意大利到达罗马一个月也足够了。即使是在横跨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被罗马人称为“海边的阿尔卑斯”的地区道路还没有充分建起的100多年以前，尤里乌斯·恺撒从罗马到达马赛也只用了12天，从马赛到西班牙北部山中的莱利达也只要17天。在罗马道路网络的建设工作有突破性进展的100年后，只要加尔巴有意加快步伐，从塔拉戈纳到罗马只是一次沿干线道路的旅行。
与帝国各地的联络所需要的时间（出自E．N．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e World”）
可是，加尔巴到达罗马的时候已经进入秋季。虽然无法得知准确的到达日期，但可以推测加尔巴在途中空耗了7月、8月、9月三个多月的时间。迟迟没有到达罗马只是因为中途驻足下来欣赏风景，他甚至没有想过利用从西班牙前往意大利的这段时间来对诸多事务作出必要的安排。这意味着在必须为持续长达一个世纪的“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的灭亡这件大事收拾残局的关键时刻，加尔巴却将权力置于真空状态下达三个月之久。
看来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基乌斯·加尔巴（Servius Sulpicius Galba）过高估计了元老院早先赋予他的“正当性”，他觉得只要有元老院的承认，自己就可以高枕无忧地登上皇位了。并且，他本人的出身和成长经历使得他过于自信地认为自己是接替尼禄担任皇帝的最佳人选，同时他72岁的高龄也让他丧失了应对这种事态时最为急需的果断。
即使在罗马步入帝政时期之后，要想成为帝国的最高掌权者也必须具备“出身于罗马”而且“属于贵族身份”这两个不可忽视的条件，因为这两个条件在赢得被统治阶级的支持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就算与卡利古拉和尼禄一样出生于罗马附近的小城安齐奥，或是像克劳狄乌斯一样出生于高卢行省的主要城市里昂，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籍贯”必须是首都罗马。正因如此，最先提出帝政构想的尤里乌斯·恺撒将籍贯为韦莱特里也就是出身于地方的屋大维指定为继任者的同时还收他为养子，主要由于恺撒家是世代久居首都罗马的名门贵族。
建国800多年来，由于自然衰败和权力斗争两方面的影响，出身罗马的名门贵族在数量上不断减少，加尔巴家就是这为数不多的名门之一。并且，到了帝政时代的罗马，单凭名门贵族的头衔已经不足以让被统治阶级接受他的统治权力了。除了出身名门之外，拥有担当国家要职的经验也成为了重要的条件。在这个方面，加尔巴也是合格的。在帝政时期“唯才是举”的风气下，罗马也经常会任用出身于地方或行省的人担当总督、司令官，借用史学家塔西佗的话，出身于首都罗马的名门贵族并且曾担任行省总督之职的加尔巴就成了人们想到的唯一胜任皇帝的人选。
当初举兵反抗尼禄的高卢总督温德克斯也点名推举加尔巴代替尼禄继任皇帝。因为虽然被委以行省总督的重任，但高卢民族出身的温德克斯应该很清楚，即使起兵反抗，自己也不可能成为下一任皇帝。负责防守莱茵河的罗马军司令官鲁弗斯在部下对自己说出“将军如想为王，我们愿效犬马之劳”的话后一口拒绝。既然鲁弗斯能够被任命为号称罗马全军中最强的莱茵河防卫军的指挥，可见他是一名很有才能的武将，但他的出生地是意大利北部的科莫，属于在罗马社会中被视为第二阶级的骑士阶级。与此二人不同，尼禄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奥古斯都的血统，生父阿赫诺巴尔布斯家也是从共和政体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出身于首都的名门贵族。时代虽然在不断变化，但生活在同时代的人们所拥有的价值观并没那么容易发生变化。按照当时人们的想法来看，尼禄死后的罗马人对于满足“首都出生的贵族”和“担任过要职”这两个条件的加尔巴登上皇位没有心怀抵触，或许也是在保证不与过去发生急剧割裂的前提下所能作出的最合理的选择。在这种状态下能否继承皇位全靠加尔巴个人的“力量”决定了。可以确定地说，如果韦斯帕芗是在公元68年夏天的这个时候企图起兵称帝的话，绝对不会成功。此人的出生地虽在意大利本土的范围之内，却是一个地方的小城市——瑞耶提。父亲非但不是元老院的议员，从军团退役后还去瑞士经营过高利贷业。唯一的哥哥在首都罗马担任行政官，用今天的话来说，还只是一名有待出人头地的官僚，弟弟韦斯帕芗则选择了军旅生涯。可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意大利地方中产阶级家庭。
相反，加尔巴出身于首都罗马的上流阶级，生辰不详，一般认为是出生于公元前3年左右。他在奥古斯都取得和平的罗马度过了性格的形成期，在成长到具有资格就任公职的30岁时得到提比略的提拔，始任高卢阿奎塔尼亚行省长官，后来回到提比略身边担任执政官。公元39年被卡利古拉皇帝任命为莱茵河防卫军的指挥官之一。结束四年任期后回国，等待他的是为征服不列颠而随同克劳狄乌斯皇帝前赴当地的一次旅行。实际上征服不列颠的计划已经由普劳提乌斯和韦斯帕芗等职业军官付诸实施了，名门贵族出身的加尔巴或许更适合担任皇帝随行团的一员。此时加尔巴47岁。之后，被选为阿非利加行省总督前往迦太基赴任，经历了指挥一个军团的一年任期。阿非利加行省分属于元老院行省，因此任期与共和政体时代相同，最多一年。之后返国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元老院议员。到了公元60年，皇帝尼禄将年过六旬的加尔巴任命为皇帝行省之一的西班牙东北行省的总督。从那时开始到尼禄驾崩为止的8年间，加尔巴一直在西班牙任职。
行省总督是统治行省的最高负责人，从经验上来说加尔巴有着在阿非利加行省的1年以及在西班牙东北行省的8年经历，其间加尔巴一次都没有被行省人民控告过。罗马承认行省人民对总督的控告权利，将此作为监督总督统治的手段，因此没有受到过控告也就可以理解为加尔巴的统治达到了让人民满意的程度。实际上，他起兵称帝后曾在西班牙组建起一个军团，之所以如此顺利，得益于不少西班牙人对加尔巴招募士兵的积极响应。
然而，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在罗马的防卫战略上都不是“最前线”。加尔巴受任管辖的塔拉戈纳行省本来安排有3个军团，但在出征不列颠时被调走2个军团后，伊比利亚半岛全境便长期维持只有1个军团驻扎的状态。只在风平浪静的行省进行过统治的加尔巴就任皇帝时没有得到来自最前线的将士们的热烈支持，原因就在于此。所以加尔巴需要尽快确保皇帝之位。
但统率着壮观大军的加尔巴在前往罗马时如此不慌不忙，不但没有做此时应该做的事，反而犯下了不该犯的错误。掌握人心的政策
步入帝政以后的罗马有个惯例，每逢皇帝登基或发生了值得举国欢庆的事件时都要向首都的平民和在行省工作的军团兵们发放赏金。当然一起分享喜悦只是表面原因，掌握人心才是真正的目的。每人每次的赏金金额相当于军团兵年薪的三分之一左右，金额达到这个数目无疑会促进消费。这种收买人心的政策不仅颇受帝政的创始者奥古斯都的推崇，就连始终贯彻财政紧缩政策的提比略也照例效仿。如果以为五贤帝时代不需要采取收买人心的政策可就错了，也不要以为公开承认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不曾用钱收买过“有权者”的心。进入4世纪以后的罗马帝国苦于因经济衰退导致的通货膨胀，由于这个因素的存在可能难以实施这项措施，但是在发放赏金的政策上，信奉基督教的皇帝和信奉异教的皇帝们态度完全一样。德国人卡尔· W．韦伯（Carl W．Weber）曾在一部研究著作中对历代皇帝发放赏金的情况作过统计。
历代皇帝赏金发放一览（单位：第纳尔银币）
登上罗马帝国皇位的人认为这是为成就大善而不得已为之的小恶，但却是“应该做的事情”。然而加尔巴却说，士兵不应是依靠金钱买来的，而应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参军，所以没有实行这种政策。诚然他所言不假，但只靠正确的言论是无法施政的。塔西佗仅用下面的一行字便诠释了加尔巴：
与其说他天赋异禀，不如说他只是完全没有邪恶的资质而已，总之他是个平庸的人物。
在延续了百年之久的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之后担任接班人对于加尔巴来说担子太重了。
话虽如此，他的失策绝非只有没发放赏金这一项。副手人选
既然统治仅靠一人之力无法达成，副手的人选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因此，被统治阶级一般都通过副手的人选这张“石蕊试纸”来检验统治者的力量。其实加尔巴应该提拔在自己起兵称帝时第一个表明支持态度的行省总督奥托担任自己的第一副手，这样做有三个好处：
第一，马尔库斯·塞尔维乌斯·奥托虽然不像加尔巴那样出身于名门贵族，但同属首都罗马的元老院阶级。也就是说，继承血统优良的尼禄之位的加尔巴如果选奥托坐第二把交椅，民众表示拒绝的可能性比较小。
第二，奥托做了10年的卢西塔尼亚行省总督，他在此期间的善政甚至在首都罗马都广受好评。
伊比利亚半岛对于公元1世纪的罗马帝国来说并非“前线”。但是，行省统治的好坏是整个帝国最重要的事情，这一点是不变的。因为一旦行省人民发动叛乱，就必须将防卫“前线”的一部分兵力调往镇压。只要施政的结果能让被统治阶级相对满意，那么在广大的伊比利亚半岛全境驻扎6000名士兵足矣。罗马帝国承认行省人民控告行省总督的权利，与其说是出于公正，不如说是为了节约整个帝国的安保费用。
如果当时加尔巴选择奥托做副手，那么结果就是创下长年公正行省统治业绩的两个人坐上帝国统治的第一、第二把交椅。只有加尔巴一人的话，和帝国最前线地区的行省总督比起来会缺少一些“分量”，但若是和奥托联手，这种负面因素就淡化了。毕竟对于罗马帝国来说，“前线”只包括莱茵河、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
第三个好处在于奥托36岁的年龄。对于自称为帝的加尔巴，奥托比其他行省总督更早地表明了支持态度，单从这一件事来看，奥托虽然心怀野心，但是还没有达到必须立刻实现的程度，他的想法是暂且支持72岁的加尔巴。事实上，奥托随加尔巴一同前往了罗马，公元68年冬天的这个时候正在首都罗马。将奥托选为自己的第一副手对于加尔巴来说也意味着可以拉拢自己的潜在竞争对手。
然而加尔巴在次年，即公元69年，将维尼乌斯选为执政官。此人在加尔巴还是总督时就在其手下担任一个军团的军团长，虽然深受加尔巴信赖，但只不过是派驻到一个安全行省的指挥官罢了。他的名字对于守卫帝国“前线”的将士们来说可能是闻所未闻的。
仅仅由于这一次人事安排，加尔巴便失去了很多潜在的支持者。原因是：
第一，奥托觉得自己被出卖了。
第二，驻扎在最前线基地、肩负着帝国防卫任务的将士们大失所望。
第三，本来因为加尔巴的良好出身才支持他的元老院议员们却发现他提拔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担任第一副手，对加尔巴产生了不安和不信任的感情。加尔巴超过70岁的年龄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了不安的因素。
第四，得罪了居住在首都的平民。尼禄在平民们的眼里，不管是留下了好印象还是带来了不好的结果，他起码都是一名像样的皇帝。罗马的市民在要求皇帝尽量做好事的同时，也希望他具备皇帝的风范。加尔巴的所有行为却是消极的老人才会做出来的。因为无论怎么说，他没有发放过一次赏金。
这已经不是获选的维尼乌斯个人的力量能够解决的问题了。更有甚者，维尼乌斯被选为与皇帝平起平坐的执政官后，便只专注于中饱私囊，这等于加尔巴在人事安排上犯了双重错误。
加尔巴在帝国的财政重建上也犯了错误。到宣布政策实行这个阶段为止的做法倒还差强人意，但落实到具体办法的时候只招来了一片笑声，他居然要求归还尼禄发放的赏金和物品。尼禄虽然热衷于送礼，却并没有讨好有钱有势的人，他更喜欢资助处于罗马社会下层的歌手、演员、骑士和角斗士。并且尼禄的统治时间长达14年，听说要将自己多年前获赠的钱财归还，有谁不会感到困惑呢？即使真的归还了，这种程度的金额能给大帝国罗马的国库增益多少也值得怀疑。加尔巴的财政重建政策最终只是给人们提供了一些谈资而已，他即位三个月以来只干了这些事情。
尽管如此，身在“前线”的司令官们依然正在向加尔巴传来宣誓效忠的消息。之所以用“正在”这个词，是因为在公元68年年末，只有距离首都罗马最近的莱茵河防卫军司令官鲁弗斯的宣誓书送到了加尔巴手里，来自远方的叙利亚和交战中的犹太方面的宣誓书还在沿地中海向西的送达过程中。
身为帝国最前线防卫负责人的这些人向加尔巴宣誓效忠应该不是因为他们认可了加尔巴作为皇帝的能力，毕竟这些人延续了第二任皇帝提比略彻底奉行的实力至上路线。也就是说，不考虑身世和出生地，只要实力足够就会得到任用，而且这种倾向在看重实力的军事领域尤为明显。同时他们也具备“在元老院中占有议席”这个就任帝国要职时的必要条件。然而，身为“新贵”的他们既非代代担任元老院议员的家庭出身，籍贯也不是首都罗马。即使他们有充分的“肩负帝国防卫任务”的使命感，但毕竟都是新进人员，对既有体制的象征——元老院会更尊重一些。加尔巴可是元老院明确表示支持的人。“前线”的司令官们对加尔巴抱有好感的另外一个理由可能是对先帝尼禄的失望以及反而因此产生的期待感。史学家蒙森称为“提比略一派”的军官当中诞生了很多军事人才，为帝国的防卫作出了贡献，其中最有名的人是与罗马历史上的头号假想敌帕提亚王国之间缔结了永久友好关系的科尔布罗。尼禄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单是出于猜疑便赐死了这位受实力派武将推崇的科尔布罗将军，这些武将不可能忘记至今才过去一年的这场冲击。
但是，加尔巴对这些军人投来的好意大泼冷水，他解除了守卫莱茵河上游的高地日耳曼军团司令官鲁弗斯的职务，并将其召回了本国。并且，召回本国后并没有让他担任别的什么要职，只是单纯解除职务，命他返回本国而已。
接着任命年事已高且性格消极的弗拉库斯接替鲁弗斯前往任地，大概他是觉得这个弗拉库斯不会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另外又任命维特里乌斯担任空缺的低地日耳曼军团司令官，因为加尔巴推测同为元老院阶级出身的维特里乌斯会坚定地支持自己。
但是这次人事安排的结果只招来了士兵们的愤怒。鲁弗斯在士兵当中德高望重，同时在罗马帝国的“前线”中，莱茵河沿岸的前线气候恶劣、地势险峻，而且是与勇猛的日耳曼民族为敌，因此比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更受重视。尽管也有根据需要临时调遣军团的情况，但是常设七八个军团，集结多达4.2万到4.8万兵力的前线在帝国中仅此一处。被称为“日耳曼军团”或“莱茵河军团”的这些军团属下的士兵们也怀有自己是最前线卫士的强烈自负。他们一定觉得只在安全和平的西班牙行省任过职的加尔巴没有资格干涉军务。反加尔巴的势头在莱茵河前线而不是别的前线兴起，便是出于以上原因。
公元69年1月1日，首都罗马迎来了两名新任执政官，并召开了当年首次的元老院会议。在古代罗马，1月1日是开始新一年工作的日子，不过当天没有讨论什么议题，只举行了新任执政官的就任仪式。对于与心腹维尼乌斯一起就任执政官的皇帝加尔巴来说一定是心情不错的一天，因为根据罗马的政体，正式就任执政官这个地位最高的公职便意味着加尔巴体制的真正起步，奥古斯都之后的历代皇帝大多都在登上皇位时兼任了执政官。但是就在同一天，一些罗马士兵聚集到位于莱茵河沿岸的美因茨军团基地，以拒绝向皇帝宣誓效忠的方式明确了反对加尔巴的态度。维特里乌斯称帝
特别是在动荡的时代，信息传达的速度往往会左右事情的进展。
在古代的罗马，有一种白天用狼烟、夜晚用火把在要塞之间依次传递信息的方法，不过这种方法仅限于有敌人入侵这种可以符号化的信息传递，并且只在最前线使用。在广大帝国内传递信息只能依靠人员换乘在帝国的大道上每隔10—15公里设置的驿站（Mutationes）配备的马匹。
这样一来，利用马匹传递信息的速度有多快便成了重要的问题，可是关于这方面的准确史料完全没有保留下来，所以只能通过推测。多位史学家一致认可的只有公元前49年尤里乌斯·恺撒从罗马沿罗马古道北上前往法国南部的马赛时的数据。当时丢弃行李策马疾驰的恺撒一日的行进距离为百罗马里以上，1罗马里约等于1480米，所以相当于日行150公里左右。要在当时的高速公路——罗马式大道上急速奔驰，就算丢弃行李，所有人员都骑马，最高司令官恺撒身后也有包括参谋和日耳曼骑兵护卫在内的数百人跟随。各处驿站不可能为所有人都准备了换乘的马匹，所以150公里的距离肯定是乘同一匹马跑完的。而且，与2000年后的今天不同，当时罗马的大道没有灯光。因此，夜晚无法骑行。另外也不可能连续10天无休止地赶路，这150公里应该是白天的行进距离。
与此相比，公元69年时，为传达拒绝效忠皇帝的重大消息而经由罗马式大道前往罗马的传令兵由于只有数骑，因而得以充分利用了各驿站的换乘马，但同样受限于无法在夜间赶路这个条件。并且，恺撒从罗马乘马前往马赛是在5月，传令兵从现今德国的美因茨南下前往意大利的罗马是在1月，所以必须将穿越严冬的阿尔卑斯山这个绝对的不利因素计算在内。因此一天的行进距离应该和恺撒那时差不多，最多150公里。
距现在的法兰克福西南偏西方向37公里的美因茨在古罗马时代是不能让法兰克福人踏入一步的重要的军团基地，所以从摩功提亚库姆（今美因茨）到罗马的距离在古罗马时代的大道全线数值尚未得到确认的现阶段是难以准确把握的，不过倒是有史实可以证明从科隆行军到罗马需要67日。罗马军团通常每日行军5小时，时速5公里左右，所以一天的行进距离大概为25—30公里。既然需要67日，粗略计算下来的距离约为1800公里。如果将科隆到美因茨之间的距离算做200公里，减去后变为1600公里，即使一天能行进150公里也需要10天。
不过这个数字只是猜想，因为美因茨是莱茵河防卫军的最大据点，通往帝国首都罗马的道路不止一条，大致区分的话也至少有两条路线，两条路线的共同点是全线都位于罗马式大道即高速公路的干道上。
第一条路线先是从莱茵河沿岸的美因茨通往位于西南偏西方向的奥古斯塔·特里沃鲁姆（现在的特里尔），从这座摩泽尔河畔的重要基地沿大道朝正南方向前进至维松提奥（现在的贝桑松），从那里经莱芒湖穿越阿尔卑斯山，再经由意大利的奥古斯塔·普拉埃托利亚（现在的奥斯塔）到达奥古斯塔·塔乌里奥鲁姆（现在的都灵）。从都灵到杰诺瓦（现在的热那亚）当然也有道路相通，从热那亚出来后只要沿罗马古道南下就可以到达罗马了。
另一条路线是从美因茨出发沿莱茵河上游前往军团驻扎的基地阿根图拉特（现在的斯特拉斯堡），然后从斯特拉斯堡继续向莱茵河上游前进至博登湖，进入今天的瑞士，穿越阿尔卑斯山，到达意大利境内的科莫湖，再从科莫湖经由米兰至热那亚，最后到达罗马。
从美因茨的军团基地出发的传令兵选择的是哪条路线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军团兵们拒绝效忠皇帝这个重要的消息在1月10日前后传到了首都，因为从这时开始到15日为止的数日期间，情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了，半年前只有驻扎在帝国后方伊比利亚半岛的一个军团对当时的皇帝尼禄说“不”，而如今在公认为帝国最前线的莱茵河负责防卫的七个军团对现任皇帝加尔巴说了“不”。而且，遭到不信任的不单只有加尔巴一人，支持加尔巴的元老院也同样遭到军团兵这个有权者集团的不信任。
1月1日，正在美因茨过冬的军团兵们通过了拒绝宣誓效忠加尔巴的决议，不仅如此，在写给首都罗马的拒绝信中，军团兵们还全权委托元老院来推举接替加尔巴的“第一公民”（实际上就是皇帝）的人选。所以到了这个时候，遭到不信任的是加尔巴，而非元老院。
从莱茵河沿岸到意大利
然而，集会结束后返回的士兵们应该也在各自的营寨中继续讨论对策。对于身为罗马士兵的他们来说，拒绝向罗马全军的最高司令官——皇帝宣誓效忠的行为在现代相当于犯下了严重违反军纪的错误，足以移交军事法庭处理。不难想象士兵们在通过这项决议的时候处于何等亢奋的状态，而亢奋状态往往会夹杂着不安。
次日，再次聚集起来的军团兵们没有改变拒绝宣誓效忠皇帝加尔巴的态度，但撤回了委托元老院来确定接替加尔巴人选的要求，决定拥立低地日耳曼军的司令官维特里乌斯继任，传令兵也立刻携带决议书出发前往首都罗马。
为什么排斥加尔巴而拥戴了维特里乌斯呢？关于这个问题塔西佗没作解释，所以也只能凭想象猜测，大概可以列出几个理由：
第一，加尔巴指挥下的西班牙一个军团的士兵当年同样曾排斥最高司令官尼禄皇帝而拥立了加尔巴，但当时是忧国忧民的高卢人温德克斯率先起兵反抗尼禄，加尔巴对此积极响应之后军团兵们才表明了态度。也就是说，驻扎在西班牙的士兵们对皇帝尼禄的不信任是直属上司加尔巴主导的结果。
与此不同，莱茵河畔的军团兵们拒绝效忠是普通士兵们自己发挥主导权的结果，司令官、军团长和大队长都没有积极参与。相当于现代军队的中士军衔的百人队队长似乎也只是顺从了普通士兵的意愿，普通士兵们可能因此更为不安。消除这种不安的最简单方法就是搬出自己的司令官。这样一来，从司令官到士兵的全体人员都成了拒绝向最高司令官效忠的共犯。
如果他们的司令官是鲁弗斯的话，想必他们会从心里拥戴这位武将。但是鲁弗斯被加尔巴解除职务并召回了本国。加尔巴给予鲁弗斯的这种待遇大概也是招致士兵们反感的一个原因。
之前曾多次介绍过，在帝国的最前线莱茵河担任防卫任务的“日耳曼军团”分为莱茵河的上游和下游两个地区。守卫上游的被称为“高地日耳曼军”，守卫下游的被称为“低地日耳曼军”，两军的规模都是4个军团。
在公元69年1月的时候，加尔巴任命弗拉库斯担任高地日耳曼军的司令官，维特里乌斯担任低地日耳曼军的司令官。
年老、消极且不得人心的弗拉库斯在士兵们的眼里很不称职，这样就只能指望维特里乌斯了。可是士兵们对维特里乌斯并不熟悉，只知道他当年54岁，上任没多久，还毫无建树，也不存在什么负面影响。不过，维特里乌斯的父亲曾在提比略手下崭露头角，也是皇帝克劳狄乌斯所倚仗的得力帮手，士兵们一定会单纯地认为有其父必有其子。不管怎样，他们觉得既然在南国西班牙享受和平军营生活的士兵都有决定罗马皇帝的权力，在危险恶劣的环境中把守最前线的自己应该拥有更大的权力，所以推举出来的人物是不是维特里乌斯都不要紧。然而，维特里乌斯却不假思索地轻易接受了推举，罗马人已经忘却了的近百年的内战再次让帝国的上空笼罩起一片乌云。加尔巴遇害
据笔者推测，日耳曼军团在美因茨达成的反加尔巴决议在1月1日至1月2日之间出现了急剧的升级，这个消息传到首都罗马至少经历了一天甚至两三天的时间差，因为不知为何，得到消息的加尔巴作出的对策只考虑到了1月1日的决议。
1月1日达成的决议是拒绝效忠皇帝加尔巴，但也包括委托元老院来推举接替加尔巴的皇帝人选的内容，当时加尔巴肯定是想再次确认元老院的支持。元老院这个既得权益者，因此会本能地避免内乱。在最高权力者继承不明确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内乱。由于加尔巴本人没有子嗣，所以公开宣布将年龄刚过30岁的皮索收为养子，并确定为继承人。皮索同加尔巴一样是共和政体时代以来的名门贵族出身，包括哲学家塞内加也牵连在内的“皮索的阴谋”败露后曾与同族的人一起被流放，前不久尼禄死后才得以回国。这次人事安排不仅没有顾及在前线驻守的军团兵们的感受，反而很明显是为了博得偏向名门贵族、讨厌尼禄的元老院的好感。驻守前线的士兵们对于这位既没有奥古斯都血统、也完全没有军团经验的上流阶级出身的“少爷”不可能举双手赞成。
莱茵河军团的配置和主要道路网络
如果1月1日和2日的两个决议在当时同时到达罗马的话，加尔巴的继承者人选会不会发生改变呢？维特里乌斯称帝意味着拥立他的日耳曼军团会发动反皇帝、反中央政府的军事行动，能够避免这种情况的唯一办法是将日耳曼军团的士兵们寄予厚望的人物一并推举为皇帝，比如行省统治经验丰富且年龄适中的奥托，或者是在日耳曼军团的士兵当中有较高威望的鲁弗斯等人。本来，日耳曼军团的士兵们也并不是因为钟情于维特里乌斯才推举他为皇帝的。只要驻守前线的士兵们愿意接受更合适的人选并放下武器，自认为皇位唾手可得的维特里乌斯的立足点自然也就土崩瓦解了。
就算加尔巴同时得知军团兵们的两个决议，他在人事安排上应该也不会作出什么改变。资质平庸的人在本能上都会避开资质比自己优秀的人，平庸的人也不会想到吸纳有着自己不具备的才能和资质的人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当然，能做到这些的话，那也就称不上平庸了。
总之，加尔巴再一次在人事上失败了，不过这次的人事失败可是让迄今为止一直支持加尔巴的奥托超越了忍耐的限度。
不仅加尔巴，连元老院也得知了日耳曼军团士兵们的决议，同为元老院议员的奥托也必定知道了。本以为72岁的加尔巴命不长久，谁知他指定的皮索只有30岁，此外举兵反抗加尔巴的维特里乌斯54岁。即将37岁的奥托觉得错失这次机会的话自己就永难翻身了，他有这种想法也不足为奇。
近卫军团的士兵们在这半年中对加尔巴大失所望，因此充满活力、性格积极开放而受士兵们欢迎的奥托很容易就笼络了他们。听到拥立维特里乌斯的消息而惊慌失措、一筹莫展的元老院大可忽略不计。普通市民对于当初加尔巴入主首都时的欢迎态度一转而变，如今甚至可以听到缅怀尼禄的呼声。刺杀皇帝的政变计划在短短的两三天之内成形并即将付诸实施。
公元69年1月15日，在罗马的中心——古罗马广场，皇帝加尔巴被人从乘坐的轿子里拖出来杀死了。按照计划，与加尔巴一起刚刚在两周前就任执政官的维尼乌斯也将被杀死。可怜的皮索由于是加尔巴的养子，同样未能幸免于难。
在首都罗马郊外的近卫军团兵营中等待报告的奥托在得知结果后马上听到近卫军团士兵对自己高呼“皇帝”，在位于古罗马广场的元老院内，元老院议员们能够做的只有追认既成事实了，因此只能承认了他“第一公民”的身份。
第二章 皇帝奥托（69年1月15日—69年4月15日在位）
帝国最高权力者的交替在没有发生流血冲突的前提下得以实现，但是通过这次事件可以得知，那个时代的信息传达速度依然是让事态比预期更为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消息从美因茨传到罗马需要10天的话，从罗马返回美因茨也必定需要10天。身在美因茨的日耳曼军团的士兵们得知奥托接替加尔巴登基的消息应该是临近一月末的时候。这是有可能左右反抗加尔巴的最强大主力军日耳曼军团动向的大事件，所以奥托一定加快了传达消息的速度。
但是，日耳曼军团早在1月2日就决定拥立维特里乌斯，而军团兵们到了1月末才得知促使他们作出此等重大决议的主要原因——加尔巴被推翻的消息，其间相隔了近1个月。在这一个月期间，日耳曼军团已经开始准备全体向罗马进军，这是一次包括超过7个军团4万兵力的军团兵以及与此数量几乎相当的辅助兵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部队一旦开动起来，就很难阻止住了。上任不久就被还没混熟的士兵们拥立为皇帝从而得意忘形的维特里乌斯眼中只有皇帝之位，结果只能由新皇帝奥托来消除死去的加尔巴埋下的隐患。
说句题外话，共和政体和帝政时期的罗马对于派遣到前线的司令官、驻守在行省的总督以及以原住民为主体的地方自治体和退役士兵移居的殖民城市都赋予了比后世的帝国主义国家更为宽大的自由裁判权，这种做法得到马基雅弗利的高度称赞。为何这会成为罗马的传统，笔者认为理由不仅仅是马基雅弗利所赞赏的责任体制的明确化。诚然，没有必要在所有事情上都一一请示中央政府，前线司令官的行动被赋予了更高的自由度，他们可以随机应变地展开行动，每个人的才能也得到了更大的发挥。另外，就像提比略皇帝坚持的一样，如果没有这种责任体制的确立，广大帝国的统治也不可能顺利进行。
但是，罗马人应该是在考虑了那个时代的技术水平能够达到的信息传达速度的基础上才给予了各地大范围的自由裁判权。毕竟在欧洲内部的传达就要花费10天，如果要与帝国东方的中近东进行联络则要用掉整整一个月。总之从结果上来看，这种做法明确了帝国各地的个别责任体制，各责任人的行动也因此可以充满活力地展开。
话题回到公元69年1月，像这个月一样，古代罗马的信息传达速度迟缓造成事态扩大的例子此外一定还有不少，笔者甚至想到了“擦肩而过”这个词。要想避免擦肩而过带来的危害，只有慎重行动这一个办法。
帝国中仅次于莱茵河防线的重要前线是多瑙河一带以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叙利亚总督穆奇阿努斯和正在巴勒斯坦地区参加犹太战争的韦斯帕芗是这条“东方前线”的负责人。前者指挥4个军团，后者麾下则有3个军团。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