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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云乡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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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风俗谭试读：

出版说明

过年·忙年·年事

最后一句，加重说明了贾府的忙碌，也特别可以看出对过年的重视。从古至今，都是如此，现在虽然过旧历年已改称“过春节”，内容简单多了，但仍然要买些年货，最起码江南人家还要吃顿年夜饭；北方人家，还要吃顿煮饽饽，通称包饺子。可见这古老的风俗，影响到民间，多么悠久而深广了。“年”字，按古文的写法，是一个象形字，有头有尾，脚向四面伸开，像一个大壁虎，据说是一种很可怕的爬虫，一岁之中，人家不遇到它，最好了，便平安无事度过了，因此烧一堆篝火，弄一些好东西大家好好吃一顿，以资庆祝，这就叫做“过年”。先民故事，代代流传，渐渐大概这种爬虫没有了，而这天吃好东西以示庆祝的故事依然存在，这些变成纯粹的欢乐庆祝，又和岁首联系起来，春王正月第一天，元旦，这种欢庆吃喝的事，就不是庆祝没有遇到可怕的爬虫，而是欢庆除旧迎新的岁首，这就变成后来的“新年”和“过年”了。《红楼梦》各回书中，写到过年的很多，而着重描绘，专写过年的则是第五十三回、第五十四回。第五十三回云：当下已是腊月，离年日近，王夫人和凤姐儿治办年事。

第五十五回开头云：且说荣府中刚将年事忙过，凤姐儿因年内年外操劳太过，一时不及检点，便小月了。

前者是“治办年事”，后者是“将年事忙过”，在这两句话中间，夹着洋洋洒洒，将近两万字的花团锦绣的好文章，不唯将荣、宁两府过年的情况写的如火如荼，跃然纸上。而且也生动地记录了二百多年前过年的生活细节，是研究风俗史的好材料。

前引两句话，中间隔着一个半月多的时间，开头是腊月初，结束是正月十八，而尚有“亲友来请，或来赴席的，贾母一概不会……”可见正月十八之后，新春饭宴，请吃春酒，尚时有举行者。这是“过年”的余波，一直拖拖拉拉，到二月二“龙抬头”那天为止。可见昔时所说“过年”，差不多年前、年后，陆陆续续有两个月的时间了。

从气氛上讲，过年大概要表现在忙乱、欢乐、哀愁三个方面。《红楼梦》中说“治办年事”，“内外上下，皆是忙忙碌碌”，贾珍说：“真真是别叫过年了”，“不和你们要，找谁去”，以及荣府家宴所叙，“当下人虽不全，在家庭小宴，也算热闹的”等等，都从文字表面，从文字背面，充分表现了这三种过年的气氛。忙乱是事情多。在经济方面，欠人家的要准备偿还，人欠的要准备索取，商号、人家一年的收支要结算，过年的费用要筹措；在家庭方面，要买年货，要做新衣，要办年菜，要准备敬神祭祖，要安排送礼拜年请客，等等；在社会上各种娱乐活动，都在积极筹备，各寺庙也都在准备各种敬神活动。总之，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都围绕着年事忙乱，所以贾府中“内外上下，皆是忙忙碌碌”。

欢乐的气氛自然表现在整个社会上，表现在万象皆新上，表现在家庭团圆饮宴上，表现在种种娱乐活动上，而更多的则表现在儿童身上、青少年身上，似乎古今同出一辙，《红楼梦》中自然也是如此。

哀愁方面那就多种多样了，“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团聚之家欢乐是普遍的，“万里未归人”之家的哀愁就是孤独的。有钱还账，有钱过年的人家是欢乐的；那无钱还账，急着发愁过不去年的便是无限忧伤的。大人发愁过不了年，而孩子不懂，天真地企恋于过年的欢乐，这就更是无限凄凉的情景了。这样在过年欢乐的同时，又有多少人在不同程度地焦急着、忧虑着、甚至哀伤哭泣着……比如乌进孝作为宁国府的庄头向贾珍交租时，贾珍说他缴纳的少，说他打擂台，说“这够做什么的”等等，这是在贾府字面上的文章。如果想的远一些，乌进孝在庄子上挨家挨户逼迫收租时，有多少寒门小户、孤儿寡妇因为交不出三五斗租米、一两八钱银子，被逼得走投无路，小则节衣缩食，大则借债典当来凑钱交租子呢？从几十家、几百家人家聚敛来的这些钱、粮食、山珍海味，送到宁国府，贾珍嗔怪乌进孝，嫌少，说是“真真是别叫过年了”；那么，那些被逼迫交租金、租米、山珍海味的小户庄稼人，又如何过年呢？这就是前面所说过年期中浓厚的哀愁气氛。旧时代过年时，普遍又有“急景凋年”的说法，可见过年之不易了。《红楼梦》所写过年，大体说是那时北京过年的风俗反映。比如说过年忙碌吧，似乎就与现在大不相同。《日下旧闻》引明人《帝京岁时纪胜》云：腊月，诸物价昂，盖年景丰裕，人工忙促，故有腊月水土贵三分之谚。高年人于岁逼时，训饬后辈，谨慎出入，又有“二十七八，平取平抓”之谚。

近人沈太侔《春明采风志》云：凡年终应用之物，入腊，渐次街市设摊结棚，谓之蹿年……买办一切，谓之忙年。

也许有人问，过年只是正月初一一天，顶多包括除夕、除日，以及前一天晚间，即江南所说的大年夜、小年夜，以及正月初二、初三，最长也不过三五日，如前所说拖拉一两个月，都做些什么呢？首先在这年前、年后一个半月甚至两个月中间，还有好多零星节日，来凑这一时期的热闹，不妨按日程略加细说。

这些日程在《红楼梦》中也都有反映。一进腊月，初八日是腊八，要吃腊八粥，馈送亲友，即第十九回《意绵绵静日玉生香》宝玉说林子洞故事所说的。这故事早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就有明确记载：“初八日……诸大寺作浴佛会，并送七宝五味粥与门徒，谓之‘腊八粥’。都人是日各家亦以果子杂料煮粥而食也。”此风一直到现在有些地方还延续着，可见其源远流长了。京师旧俗，腊八日还要以蒜浸醋，至元日蘸煮饽饽（水饺）食之，谓之腊八醋、腊八蒜。

过了腊八，积极进入年事的准备阶段。首先是大扫除，旧时谓之“掸尘”，包括打扫房屋，粉刷墙或糊墙纸，糊窗户，贴窗花，如深宅大院，这工作量很大。第五十三回写“且说贾珍那边开了宗祠，着人打扫，收拾供器，请神主，又打扫上屋，以备悬供遗真影像”。这里扫房还只是捡主要，约略一写。实际自然很多人的房屋都要打扫。清代北京俗曲《十二景》云：腊月里，整一年；封印后，官事完。扫房与祭灶，多忙乱，百般样子东西买得全。贴门神，挂对联，纸马香锞神前献。

封印是各大小衙门把印信、关防加封条锁起，停止办公，不再用印。《燕京岁时记》云：“每至十二月，于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四日之内，由钦天监选择吉期，照例封印，颁示天下，一体遵行。”封印之后，梨园封台，即各戏班、戏馆亦择日封台，停演十余日，俟元旦再首演《天官赐福》开台戏。另外各私塾，也解馆放学，欢度新年。《燕京岁时记》也有记载云：“儿童之读书者，于封印之后，塾师解馆，谓之‘放年学’。”近人沈太侔《春明采风志》亦记云：“放年学，私塾封印放学，至明年开印上学，专馆则除夕、上元各放数日而已。”所说“专馆”，就是富有之家为子弟专门请的家庭业师，如《红楼梦》中之贾雨村受聘于林如海府中，专教林黛玉。放年学在《红楼梦》中也有反映。第二十回写贾环与莺儿等人赶围棋赖账前道：彼时正月内，学房中放年学，闺阁中忌针黹，都是闲时，因贾环也过来玩。

第五十四回贾母对梨香院文官等人说：大正月里，你师父也不放你们出来逛逛？

都反映了当时学中，专馆过年放年学的情况，也像现在放寒假一样，时间长短也差不多。不过当年私塾一般没有暑假。

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祭灶，也是很古老的风俗。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云：“二十四日交年……帖灶马于灶上，以酒糟涂抹灶门，谓之‘醉司命’。”后世用饧糖（北京叫关东糖）祭灶，谓之糖瓜粘，北京俗曲所谓“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日……”此风似乎在北宋开封时还没有，等到南宋时，便有记载了。吴自牧《梦粱录》记云：“二十四日，不以穷富，皆备蔬食饧豆祀灶。”饧是为了粘东厨司命的嘴，豆是给灶王马匹上天时加的料，设想周到，此风大约从南宋时就形成了。《红楼梦》中没有具体细写祭灶的事，只在腊月二十九日晚间的描述中道：“那晚各处佛堂、灶王前焚香上供。”二十三或二十四，祭灶是灶王上天，所以联语写“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除夜迎神，再接新灶王回来。买一纸龛、一木版印彩色尺许高灶王像，谓之“灶马”，贴于灶前，贴近一年，二十三祭灶时取下焚化。像做白面三捋髯官帽红圆领（明代官服），并做男女像，俗谓灶王爷、灶王奶奶，且谓姓赵，亦十分奇怪。明人冯应京《月令广义》云：燕俗，图灶神，锓以木，以纸印之，曰“灶马”。士民竞鬻，以腊月二十四日焚之，为送灶上天。别具小糖饼奉灶君，具黑豆寸草为秣马具。合家少长罗拜，祝曰：“辛甘臭辣，灶君莫言。”至次年元旦，又具如前，为迎灶。

元旦五更接神，迎新灶王，也同除夕接神一样，因为除夕与元旦是连着的，《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写年前准备，先一概括指明“已到了腊月二十九日”，后写“次日由贾母”，便是年三十除日，后文“那晚各处”便是除夕夜晚了。看《燕京岁时记》记祭灶，便有“至除夕接神时，再行供奉”的说法，这便与《红楼梦》所写一致了。

引《月令广义》文中，“曰灶马”一语，值得注意，明明是灶王像，为何叫“灶马”呢？《红楼梦》第五十三回有一句道：王夫人正房院内，设着天地纸马香供。这“天地纸马”也同“灶马”一样，不是纸糊的马，而是神马，即木版纸印神像。印作“天官地官”即“天地神马”，印作财神即“财神马”，马亦可写作“码”，读作“马儿”。《燕京岁时记》特别写的清楚，解释云：京师谓神像为神马儿，不敢斥言神也。月光马者，以纸为之，上绘太阴星君。“天地纸马”亦如供月时之“月光马”，长短不一，不过都比“灶马”大。《燕京岁时记》说“月光马”有长至八九尺者，“天地马”也如此，曾见杨柳青及苏州桃花坞水印五彩《天官赐福》神马，小者也都有三四尺高，估计当年自然也有七八尺高的。书中特别写明“王夫人正房院内”，说明天地桌是供在正院中的，是户外不是房中。《燕京岁时记》中有清楚的记载，文云：每届除夕，列长案于中庭，供以百分。百分者，乃诸天神圣之全图也。百分之前，陈设蜜供一层。苹果、干果、馒头、素菜、年糕各一层，谓之“全供”。供上签以通草八仙，及石榴、元宝等，谓之“供佛花”。及接神时，将百分焚化，接递烧香，至灯节而止，谓之“天地桌”。

近人沈太侔《春明采风志》亦有同样记载，这就是所说的“王夫人正房院内设着天地纸马香供”。摆法是院中面南先设一木插屏，上贴“天地纸马”，前面再摆供桌，上设供品。《燕京岁时记》所记是素供。亦有供三牲者，即猪头、公鸡、鲤鱼等。供品前摆“五供”，即二烛台、二香筒、一香炉。或香头，用大斗，内放米谷，上糊红纸，以插香。

旧时过年，迷信事项中，可分祭祖、供神、礼佛三大类，祭祖以祠堂供神主、亡疏，正室内供影为主；供神即以天地桌为主，以宗教言之，是道教的影响所及。天地而外，灶王、门神、财神、井台龙王龛等等，也都烧香上供，似乎都不是主要的。因而一般亲友拜年，除在正室中行礼，也可在天地桌行礼。礼佛则以有佛堂的人家为主，一般人家不像贾府有几处佛堂，也可不供佛。但祭神、供天地、灶王等，那是家家都有的，寒门小户也不例外。

过年祭祀等等，在当年一般人家也是十分重视的，何况宁、荣二府那样的豪门贵戚之家呢，所以更是隆重而复杂的，由除夕开始，到正月十七送神主、收影像、撤天地桌为止，每天早、午、晚三遍，烧香上供行礼磕头的处所不知有多少。而事前的准备工作也是十分繁忙的。第五十三回中用“着人打扫，收拾供器”、“内外上下，皆是忙忙碌碌”、“看着小厮们抬围屏、擦抹几案、金银供器”等等语言概括地写了这种繁忙情况。

前引俗曲中扫房、祭灶、纸马等均已结合《红楼梦》原文略加说明。另外还有贴门神、挂对联、香锞等，亦可结合《红楼梦》文字略加解说。第五十三回云：已到了腊月二十九日了，各色齐备，两府中都换了门神、联对、挂牌，新油了桃符，焕然一新。

门神也像灶王一样，是家家户户都供的。所谓供，就是买两张“门神马”，分贴大门左右扇上。是两个武将的像，金盔甲胄，分别持鞭持枪，一个黑脸浓髯，一个白面疏髯，出相庄严雄健，门口有这样两个站岗的，是很威武的。过年时黑油大门，分别贴上两张五彩门神，也很漂亮，从民俗美学观点看，亦颇有可取处。这两个人是谁呢？其说不一，好像有真有假。《东京梦华录》记宋代宫禁云：至除日，禁中……诸班直戴假面，绣画色衣，执金枪龙旗。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伟，贯全副金镀铜甲，装将军。用镇殿将军二人，亦介胄，装门神。

从这一记载可见，宋代门神已非常普遍，宫禁中尚装扮成真的门神，自然百姓家无人装，必然也是画的、印的，或是写一个帖子了。南宋《梦粱录》、《武林旧事》诸书中关于年事，均有“换门神”的记载，自明清以来，包括《红楼梦》时代在内，关于门神的传说更多了。《燕京岁时记》云：门神皆甲胄执戈，悬弧佩剑，或谓为神荼、郁垒，或谓为秦琼、敬德，其实皆非也，但谓之门神可矣。夫门为五祀之首，并非邪神，都人神之而不祀之，失其旨矣。

富察敦崇所说“五祀”，包括井台龙王、马棚马王、灶下灶君等等。不必实指为谁，虽然迷信，所述尚通达。不拘泥于秦琼、敬德等也。《红楼梦》所说换了门神，是大门口贴了新门神，有焕然一新之感。当时一般只大门贴门神，并非所有房门都贴。

焕然一新之感，除门神外，还换了对联、挂牌。对联、挂牌是大量的，因为过年时大门要贴对子，二门、角门、屋门无一不要贴春联，而且有对联处，必有横披，或叫横楣，有的门扇上要贴斗方。而且有大有小，有长有短。大门外马头墙上要贴很长的对联，而灶王龛上的小对子，如“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等等，也不过一尺长。所有大门、二门或角门，凡是有影壁的地方，在影壁正中迎门上方，要挂“福”字、“鸿禧”、“穀旦”等挂牌。这些都各有专名称，过去人人皆知，现在知者渐少，不妨引几句蔡绳格的《一岁货声》以见一斑，其书腊月门对有一条云：街门对，屋门对，买横皮，饶福字。

文后注云：“木红纸，万年红，裁成现成各对联，在各城门脸里外卖，四个大钱一副。”这是旧时北京叫卖春联市声的语言，《红楼梦》春联自有荣、宁二府的清客来写，用不着街上买现成的，但这些品名是一样的。横皮，即横披，亦作横楣，是贴在门口上方横楣上的，一般只写四个字，如“富贵吉祥”、“江山万代”、“五谷丰登”、“加官进禄”之类。除大小门对、横披之外，还有斗方，正方形大纸对角写一“福”字，不少都写作《圣教序》之草书福字，十分有味。福字如贴影壁上，亦即是挂牌之处。“新油了桃符”一句，宋代尚未时兴贴春联，《东京梦华录》上所说之“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等等，以及《梦粱录》所说之“钉桃符、贴春牌”等，都与后来之春联不完全相同。明清以来盛行贴春联，对于古代钉桃符板慢慢失传了，这样便把“桃符”作为春联的古语，在文中二者似乎可以对等，互相代替了。陈康祺《郎潜纪闻》云：京官家每岁易桃符，多书“天恩春浩荡，文治日光华”十字。内城满洲宅子，尤比户皆然。《燕京岁时记》也说：春联者，即桃符也。……祭灶之后，则渐次粘挂，千门万户，焕然一新，或用朱笺，或用红纸，惟内廷及宗室王公等，例用白纸，缘以红边蓝边，非宗室者不得擅用。

以上可见，春联即联对，和桃符是一回事。《红楼梦》中为什么前面说换了联对，后面又油了桃符呢？这要略加说明。简单说：联对是红纸写的，桃符专指木制联对，也叫“抱柱”。《红楼梦》时代豪门贵戚之家，正房廊柱上的对联不少都是木制雕刻的，或作瓦栊形，或平板。平时挂了一年，讲究人家，年终重新油一遍，见见新，所以说“新油了桃符”，亦以存古代桃符版之遗意也。

另外，当年春联用纸，除前引《一岁货声》所说者外，据《春明采风志》记载，尚有“顺红、梅红、朱笺、擦油土笺”，等等。除内廷用白宣镶边外，庙宇用黄纸，守孝之家用蓝纸。

恩赏银是皇家对功臣的特赏，显示了豪门贵戚家的气派。旧时一进腊月就开始忙碌买年货，十五过后，达到高潮，离年越近，东西越贵，故有“腊月水土贵三分”的说法。寒门小户，筹措年资，十分不易，往往年货买的很晚，像宁、荣二府，自有采购人员早已把年货买齐，亦不必细表。所以《红楼梦》中在写完“乌庄头账单”、贾珍看领完东西之后，便用“一宿无话，至次日更忙，不必细说”三句带过。这“不必细说”四字省略了多少有关年事繁琐细节，一跳就到腊月二十九了。

新正欢情

腊月二十九日，荣、宁二府年事准备就绪，接写：“次日由贾母有封诰者，皆按品级着朝服……进宫朝贺行礼”，再“引入宗祠”，这便是年三十请神、祭祖诸般大典，是除夕最重要的礼仪。家家户户都要举行的，即使没有祠堂的寒门小户、浅堂窄屋之家，也不能废此礼节。清代让廉《京都风俗志》云：除夕，人家或有祀先，或焚冥钱。早晨，官府有谒上司之仪，谓之拜官年。都人不论贫富，俱多市食物……家庭举宴，少长欢喜。儿女终夜博戏玩耍。妇女治酒食，其刀砧之声，远近相闻，门户不闭，鸡犬相安。或有往亲友家拜贺者，谓之“辞岁”。夜静更深，则爆竹之声渐起，是即接神者，而升平之世，于斯可见其概也。《燕京岁时记》亦记云：京师谓除夕为三十晚上。是日清晨，皇上升殿受贺，庶僚叩谒本管，谓之“拜官年”。世胄之家，致祭宗祠，悬挂影像。黄昏之后，合家团坐以度岁。酒浆罗列，灯烛辉煌，妇女儿童，皆掷骰斗叶以为乐。及亥子之际，天光愈黑，鞭炮益繁，列案焚香，接神下界。和衣少卧，已至来朝。旭日当窗，爆竹在耳，家人叩贺，喜气盈庭，转瞬之间，又逢新岁矣。

所引文字，可与《红楼梦》中所写其他文字对照参看，略述一二。第五十三回写：次日由贾母有封诰者，皆按品级着朝服，先坐八人大轿，带领众人进宫朝贺行礼，领宴毕回来。

这便同《燕京岁时记》所记除日清晨，皇上升殿受贺的礼节一样。“领宴毕回来”一句，写明已是下午，祭宗祀自在下午举行。礼毕至尤氏上房吃茶，已接近黄昏时候，所以尤氏说：“已经预备下老太太的晚饭……”即《京都风俗志》所说“家庭举宴，少长欢喜”等等，也就是今天江南人习惯说的“年夜饭”。贾母离宁府（长房）、回荣府（二房）时，临走嘱咐：“好生派妥当人夜里坐着看香火，不是大意的”等等，即除夕彻夜焚香，直至元日五鼓，合家欢庆。贾母回到荣府，“一面男一起，女一起，一起一起俱行过了礼；左右设下交椅，然后又按长幼挨次归坐受礼，两府男女、小厮、丫鬟，亦按差役上、中、下行礼毕”。这秩序井然的行礼，是在三十晚上举行的，正是除夕之夜，而非元旦之辰，因而是“辞岁”，还不是一般所说的“拜年”，直到下文“至次日五鼓……受礼毕，便换衣歇息”。这才是“拜年”，书中写作“贺节”。《燕京岁时记》云：凡除夕，蟒袍补褂，走谒亲友者，谓之“辞岁”。家人叩谒尊长，亦曰“辞岁”。新婚者必至岳家辞岁，否则为不恭。

可见当时对辞岁是十分重视的。辞岁之后，散了押岁钱、荷包并金银锞等物。押岁钱现在都还了解，但当时对押岁钱之重视，则远胜于后代，不只是给些钱，而且十分讲究。钱要讲究大钱、新钱。同现在有的人过年换一些新钞票给小孩一样。大钱、新钱还不算，还要求用新大红线串穿起，或用粗红头绳把钱穿起编紧成为鲤鱼形、如意形，十分有趣。又有编作龙形，置于床脚者，即所谓“钱龙”之意。清代樊彬《燕都杂咏》有小诗道：油花纸窗换，扫舍又新年。户写宜春字，囊分压岁钱。

诗后并注云：“除夕，小儿女分压岁钱。”不说元旦分压岁钱，而说除夕，正可见《红楼梦》中所写之实况。另《春明采风志》云：“压岁钱，以红绳穿钱作龙形，置于床脚。又凡尊长之赐小儿者，亦谓之押岁钱。各钱铺年终特开红纸零票，以备此用也。”最后所说“红纸零票”，就是用红色纸开出的零星钱票、银票。红纸是图新年吉利，“零星”是小额，如钱一吊、两吊，银一两二两。作为压岁钱，一要好看，二票面不能大。当时物价低廉，十两纹银，几乎快要等于一两黄金价值，即使富有豪贵之家，给压岁钱也不会太多，一两、八钱，也是不小的数字了。

除押岁（“压岁”意同）钱外，又有金银锞子，实际也是押岁钱。自然只有豪贵之家，才散得起。不过每个份量不重，第五十三回一开头写宁国府“一百五十三两六钱七分”碎金子，倾了“二百二十个锞子”，即每个只重“七钱”，按《红楼梦》时代黄金、白银兑换率计算，每个约合白银八九两之谱，在寒门小户，自是很可观的，在豪门贵戚家则是很普通的。只此一点，也足可看出封建阶级社会中，贫富差距是多么悬殊了。

另外原文中还说散了“荷包”，这是清代的特殊规矩。五十三回前文也曾写：“北府王爷送了对联荷包来了。”过年赏荷包，过年送荷包，这都是清代的宫廷、贵戚之家的规矩。《燕京岁时记》即有“每至元旦，凡内廷行走之王公大臣，以及御前侍卫等，均赏八宝荷包，悬于胸前”。王公大臣，皇帝都赏荷包。何况王公贵戚之间的来往礼尚，又何况贵戚豪门之家的小儿女，自然更以此为尚了。《红楼梦》中所写“合欢宴”即《京师风俗志》所说之“家庭举宴，少长欢喜”，亦即今日江南民间所说之“年夜饭”。但未细写，以“献屠苏酒、合欢汤、吉祥果、如意糕”概括之。

后面所写气氛，又用“一种人声杂沓，语笑喧阗，爆竹声起，络绎不绝”四句概括，亦如前引风土文献所写者。其中“大观园正门上挑着角灯，两旁高照，各处皆有路灯”。不只写豪富之家，除夕通夜，灯火辉煌。而且“角灯”一词，大有深意，写出宫廷气派，这是《红楼梦》文字的细密处。“角灯”，是羊角灯，除夕，门上挂羊角灯，是宫廷仪注，一般大官家中是不能僭越的。一般大官都挂有官衔的纱灯。羊角灯可用，而门前不便乱挂。清初查慎行《人海记》云：十二月二十四日，乾清宫庭前，设万寿灯，八仙望子四架，二十六日，各宫殿俱挂门神对联。二十八日，宫中及甬道东西两廊，设五色羊角灯，此岁例也。

大观园门前，不泛写挂灯，而特地写明是“角灯”，正写出贵妃省亲别墅的气派。

以上所写，还都是“年三十”的场面，其热闹处，正超过了真正过年。这种风俗，从明代起便是如此。刘若愚《酌中志》记云：三十日，岁暮，即互相拜祝，名曰“辞旧岁”也。大饮大嚼，鼓乐喧阗，为庆贺焉。门旁植桃符板，将军炭，贴门神，室内悬挂福神、鬼判、钟馗等画。床上悬挂金银八宝，西番经轮，或编结黄钱如龙，檐楹插芝麻秸，院中焚柏枝柴，名曰“煨岁”。

所写气氛，不是大体都同《红楼梦》所写一致吗？贾母正堂中间“当地火盆内焚着松柏香、百合草”，不说檀香、绛香而说“松柏香”，也正是焚柏枝的遗意。

旧时春联云：“一夜连双睡；五更分二年。”三十晚上，江南谓之“大年夜”，不管守岁与否，总之，“和衣少卧，已至来朝”，“转瞬之间，又逢新岁矣”。第二天便是元旦。但年前当家人忙得团团转，真正到了大年初一那天，似乎又无多少话可说了。《红楼梦》写这天云：至次日五鼓，贾母等人按品大妆，摆全副执事进宫朝贺，兼祝元春千秋。领宴回来，又至宁府祭过列祖，方回来。受礼毕，便换衣歇息。所有贺节来的亲友，一概不会。只和薛姨妈、李婶娘二人说话取便，或和宝玉、宝钗等姐妹赶围棋、摸牌作戏。

前面祭宗祀、辞岁家宴等写得极为热闹，至此则概括简略叙之。一来固是实情，二来亦见文章繁简有致。但简处亦十分周密，一丝不乱，一点不漏。进宫朝贺、祝元春千秋，这都是国礼；祭列祖，家礼；最重要，都要贾母亲自主持。《康熙大兴县志》记云：正月元旦，百官入朝庆贺，民间亦焚香礼天地，祀祖考，拜尊长及姻友，投刺互答，曰“拜年”。《康熙宛平县志》亦记云：正月元旦，五鼓时百官入朝，行庆贺礼。

贾母次日五鼓，大妆入宫，与上引资料所记正同。“受礼毕，便换衣歇息”，受什么礼呢？就是“拜年”，前文细写辞岁，此则略写拜年，一笔带过耳。“贺节亲友，一概不会”，所说“贺节”，就是拜年的亲友。亦无细说的必要。这里值得一说的，是最后一句中的“赶围棋，摸牌作戏”。“赶围棋”在第十九回、第二十回都写到过。前面也引过，全称应是“掷骰子、赶围棋”，即先扔骰子，再走围棋子，两粒骰子同时掷，最大十二点，即“双陆”，最小二点，即“对幺”。点大，围棋子即走在前面，点小，自然在后面。前后你追我赶，走在前面的赢钱，后面的输钱，是一种赌注不大、输赢不大的游戏。有似后来用三十二张牙牌玩的“顶牛儿”，虽是赌博，亦如游戏，要玩半天才能见输赢，或赌注有限制，三个钱、两个钱，输赢出入很小。这不同于第七十五回贾珍在家聚赌的“抢快”、“赶羊”（都是掷骰子，但一掷便见输赢）等等大赌。这同贾母“斗牌”（即“斗叶子”）类似，是以游戏为主的小赌。不过“斗牌”只限四人同玩，而掷骰子、赶围棋二三人、五六人都可玩，更热闹。不过小赌也是赌，便有输有赢，便要动情绪，赢了便喜，输了便急，颇能显示人品。第二十回写晴雯道“等我捞回本儿来再说。说着，一径去了”等语，颇能传神，写出晴雯性格。后面写贾环为输几个钱而发急赖账，亦可见贾环之猥贱神态。

几回书中，都写到家庭新正期间的赌博游戏，这正是当年的社会风尚，是比较普遍的。当时一般家庭，平时禁止子弟赌博，但在新正过年期间，则可以开放，允许孩子们做一些赌博游戏。前引《京都风俗志》所说：“儿童终夜博戏玩耍。”《燕京岁时记》所说：“妇女儿童，皆掷骰斗叶以为乐。”都从民俗的角度，记录了这种情况。这种风俗，到了诗人笔下，写入诗中，有时是很美的。清初王崇简《王正谱俗竹枝词》云：西邻东舍任相还，为斗花牌输几钱。向晚归来重整鬓，看人门内笑扶肩。

这不很有几分像凤姐、晴雯斗牌后的形象了吗？

行夏之历，元月应称“春王正月”，所以王崇简吟唱过年风俗的诗，叫做“王正谱俗”，“王正”即春王正月之意。自元旦一过，便是一年的新春了。以正月初一过年作为分水岭，年前固然忙碌将近一月，年后仍然要忙碌到十七八才算完。由初一到初五，这是第一阶段，初五是破五，一般商店才开门营业，在此以前，各家各户，都只是天天烧香、供菜，敬神祭祖；互相拜年；互相请吃春酒，饮宴；在家或到外面玩乐。从清初即如此，康熙时柴桑《燕京杂记》即记云：元旦至初五日无屠炙，初六始有卖物者。

其他各书记载还多，一直到现在还有此遗风。充分体现了“过年”二字的这个“过”字。

初一至初五日拜年饮宴顺序，大约是元旦本家近支；初二本家远支、五服内外互拜；初三、四亲戚、同年、同寅、世交等。初六女眷出门，女儿归宁，春酒欢宴，络绎不绝。《天咫偶闻》云：“正月元日至五日，俗名‘破五’……自巨室至闾阎，皆遍待客。”《燕京岁时记》亦记云：至初六日，则王妃贵主，以及各宦室等，冠帔往来，互相道贺，新嫁女子，亦于是日归宁，春日融和，春泥滑，香车绣幰，塞巷填衢。

以上介绍，同《红楼梦》文字比较，如：王夫人和凤姐天天忙着请人吃年酒，那边厅上和院内皆是戏酒，亲友络绎不绝。一连忙了七八天，才完了，早又元宵将近，宁、荣二府皆张灯结彩。十一日是贾赦请贾母等，次日贾珍又请贾母，王夫人和凤姐也连日被人请去吃年酒，不能胜记。

这种气氛，从这段概括的描绘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而且从字里行间，还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在每一句话的后面，都有极为绚丽的具体活动、场景在一幕幕演过，也包括许多风俗上的情趣故事。如正月初七，谓之“人日”，或逢立春，要吃春饼、吃生萝卜、吃生菜，谓之“咬春”，所谓“暖律潜催腊底春，登筵生菜记芳辰。灵根土含冰脆，细缕堆盘切玉匀”。乾隆《上书房消寒诗录》所载叶观国《咬春诗》，写得是非常生动的。再有正月初八“迎顺星”、“祭星”，乾隆时汪启淑《水曹清暇录》云：正月八日，俗传诸星下界，京城内外，庵观寺院僧道，多揽檀越施主年庚，陈设祭品，为坛而禳，冀得香仪，亦有本家庭院，燃灯自祭，灯数以百零八为度，间亦用四十九盏，习以为常。

再有“那边厅上和院内都是戏酒”一句，“那边”是泛指，“戏酒”是指有堂会戏和酒席，这在当时豪门贵戚及官场中是十分普遍的。摆酒席必然唱堂会戏，吃酒者一边吃酒，一边看戏，《红楼梦》写到这种情况的地方很多，这是当年侈靡风气表现之一。邓之诚《骨董琐记》引《平圃遗稿》云：康熙壬寅，予奉使出都，相知聚会，止清席，用单柬。及癸卯还朝，无席不梨园鼓吹，皆全柬矣。

清代侈靡之风，自康熙中叶开始以来，至乾隆初，亦即《红楼梦》时代，到达一个极盛的时期，酒戏一直连在一起，直到清末依然如此。

过年的高潮，在除夕和元旦之后，便是元宵（又称“上元”，俗叫“正月十五”、“灯节”）了，所以用“早又元宵将近”，把过年的热烈气氛，一句话又引向下文，引到元宵上。元宵过完，落灯之后，就是正月十七了。《红楼梦》行文极为细密，所写“年事”，由五十三回“当下已是腊月……治办年事”开始，至五十五回“且说荣府中刚将年事忙过”为止。在洋洋两万多字的描绘中，虽然有详有略，但大关节一丝也未遗漏，照顾极为周详。在细写元宵家宴之前，就安排下贾敬“十七日祀祖已完”，就出城修养，在家只在静室默处等句，说明祀祖要祀到十七日。这样五十四回结尾，又写道：十七日一早，又过宁府行礼，伺候掩了祠门，收过影像，方回来。

这是过去说的岁朝祭祀大典，就是说由除夕祭宗祠、供天地桌、佛堂、灶王开始，直到正月十七日为止，在这十七八天中，每天早、中、晚三次都要烧香、供菜、行礼，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贾敬虽然一心好道，其他事都可不管，而祭祖礼绝不可废，因此这十七天也要呆到家中，直到十七日再行过礼，方可回去。

在《红楼梦》时代北京的社会风俗，于灯节之后，尚有正月十六的“走百病”，王崇简《十六夜诗》所谓“上元昨已过，风俗重今宵。击鼓多当巷，携灯遍走桥”是也。又有正月十九日的“燕九节”，《京都竹枝词》所谓“饶过元宵未数天，白云观里会神仙”是也。还有正月二十五日的“填仓”，《燕都杂咏》所谓“佳节近填仓，灰龙引更长。女红停一月，针黹岁时忙”是也。《京都风俗志》记云：正月十八谓之残灯末庙，然后市井如常，工人反肆，商贾各执其业，至开印之期，则学子攻书，官兵执差如平日。

这样才算慢慢地过完了年。在此期间，亲朋之家，仍然是请吃年酒、年茶者不断，宴饮频繁。《红楼梦》中不是写着在十七日关祠堂门的同日，“此日便是薛姨妈家请吃年酒”吗？不是又写着“自十八日以后，亲友来请，或来赴席的，贾母一概不会”吗？第十九回不是也写着在贾妃元宵省亲过后，“袭人的母亲又亲来回过贾母，接袭人家去吃年茶”吗？这都是过年年事的余波，非关祭鬼祀神，只是活人的欢乐了。

再前文所引“献屠苏酒、合欢汤、吉祥果、如意糕”等，友人中有此相询者，其确切文献除常说之“屠苏酒”外，其他尚未觅得。而其意思均是讨口采之说法，“合欢”以百合、红枣之类谐之，“吉祥”以桂元、栗子、花生之类谐之，“如意”以年糕形状拟之。均系习惯口彩，并非特殊食品。

元宵·家宴

说到元宵佳节，这里另列一个题目来说。这是很古老的风俗了。关于元宵，古人有个现成的成语，叫作“金吾不禁”，出自《西都杂记》。文云：西都京市街衢，有金吾晓暝传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日夜，敕许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

这是很古老的记载，“执金吾”是汉武帝太初年间官名。正月十五前后各一日，包括十四和十六，即后代所说的灯节三天。太初元年是公元前一〇四年，距今足有两千八十多年了。那时正月十五就弛禁三天，让人们自由地欢乐，大有西方“狂欢节”的味道。可见正月十五作为一个欢乐的节日，多么源远流长了。当然，汉代“金吾不禁”时，是否也“调龙灯、耍十五”，等等，那就不得其详了。想来一定也是很热闹的，不然皇帝又何必敕令“金吾弛禁”呢？

正因为在我国风俗史中，这个欢乐的节日是十分古老的，所以在历代的诗文、戏剧、小说等文学作品中，写到元宵的作品也特别多，内容也特别丰富。《红楼梦》这样一部包罗万象的书，自然也要用重彩描绘元宵气氛了。这就是五十三回和五十四回所写的丰富内容，这两回书写宁、荣二府过年的全过程，但从文字比重上来讲，写过年只占了半回书，而写元宵则占了一回半书。从气氛上讲，正掌握了恰到好处的尺度。写过年，重在礼仪，各项礼数，头头是道；写元宵，重在欢乐，各种欢乐，尽量发挥，绘声绘影。

不过《红楼梦》所写元宵，与历代数不清的文学作品中所写元宵，有一个极大的不同，即别的文学作品中，写到元宵，不外是灯市、鳌山、天街、明月等等，都是街上的热闹，出游看灯的热闹。宋代著名“元宵词”中所写：如“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又如“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以及易安居士名句：“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撚金雪柳，簇带争济楚。”所描绘的都是盛装灯市夜游的欢乐。而《红楼梦》却别树一帜，不写天街灯市的火树银花、摩肩接毂；专写荣国府中元宵夜宴，花团锦绣，欢歌笑语。这自然有其特殊的风格和原因，这正因为荣国府这样的豪门贵戚之家，还不同于一般的官宦富有之家。它本身是特殊的。况且曹雪芹还有意专写府内、园内，而避免写府外、园外街市社会上的种种情况，偶然带到，也只略写，简单几笔，交待过去便算了，这种意图，看得很明显。因此写元宵也是如此。这令人想起明代刘士骥的《元宵行》，其中有几句道：长安城头明月吐，长安城里喧箫鼓。正是太平全盛时，共欣佳节逢三五。三五良辰春色浓，金吾不禁九关通。……狭路肩摩人似蚁，交衢毂击马如龙。肩摩毂击争驰骤，一天烟雾沾双袖。梵宇鲸钟响未残，酒垆鸳盏香初透。此日嬉游卸玉鞍，此时谈笑催银漏。谈笑嬉游乐事频，千门儿女闹芳辰。何处不歌落梅曲，何家不赛紫姑神？别有豪华五侯宅，锵玉铿金开绮席。绛蜡辉连十二栏，瑶尊香扑三千客。座上蒙茸集翠裘，灯前宛转涂黄额。……《红楼梦》所写，就是诗中所说的“别有豪华五侯宅”。社会上节日气氛再浓，再热闹，那还只是一般人的欢乐，而“别有”则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场面。《红楼梦》第五十三回中有几句道：贾赦到家中，和众门客赏灯吃酒，笙歌聒耳，锦绣盈眸，其取乐与这里不同。

曹雪芹写《荣国府元宵开夜宴》，一上来先提纲挈领写道：“早又元宵将近，宁荣二府皆张灯结彩。”接着便是“至十五这一晚上，贾母便在大花厅上命摆几席酒，定一班小戏，满挂各色花灯，带领荣宁二府各子侄孙男孙媳等家宴”。然后按照陈设、席位、灯彩等写下去，结一句“当下人虽不全，在家庭小宴，也算热闹的”。

元宵风俗首先重在灯，重在烟火，宴席是寻欢作乐必备者，没有饿着肚子单玩不吃的道理。不过任何游乐欢会，都离不开吃的。所以说“开家宴”目的还不在吃，而只在节日的游乐。宴席之外，是戏，按照旧时的说法，是堂会戏。而堂会戏过生日、祝嘏称觞照样也唱，所以也非元宵特有。因之《红楼梦》所写荣国府元宵夜宴，从风俗上讲，灯和烟火是特定的，同样过元宵、同样摆酒席，风光便各不同。“别有豪华五侯宅”的豪门贵戚之家，便不同于一般富有人家宴席。作者先在“每席傍边一几，几上设炉瓶三事”等等文字中细写陈设，来显示其豪华气派。“炉瓶三事”是北京当年特定术语，指香炉、香盒、箸瓶。细说甚繁，见赵汝珍《古玩指南》。这里特别显示岁时风光的，不是焚烧御赐百合官香的全套工具，而是各色旧窑小瓶中插瓶的“岁寒三友”和“玉堂富贵”等鲜花。“岁寒三友”是松枝、竹枝、折枝梅花，“玉堂富贵”是折枝牡丹或芍药。这是最能显示豪富贵戚之家岁朝气氛的清供。松枝、竹枝、梅花等一般人尚能想象，也容易办到。元宵看牡丹则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不过这是真实的。刘同人《帝京景物略》记云：草桥惟冬花支尽三季之种，坯土窑藏之，蕴火坑晅之，十月中旬，牡丹已进御矣。

康熙时汪由敦《松泉诗文集》诗注中说：“京师灯市已有牡丹。”清末《光绪顺天府志》云：今京师唐花有牡丹，岁籥将新，取以进御，士大夫或取饰庭中。及相馈送，有不惜费中人之产者。

由明末经康熙，直到光绪年间，在北京宫廷之内，贵戚之家，都能在岁朝之际，以牡丹为清供，这自然可以把《红楼梦》时代包括在内了。那么为什么说“玉堂富贵”就是牡丹花呢？这本是旧时代很普通的吉庆辞令，现在则也要稍作解释。“玉堂”一指皇宫内苑，宋玉《风赋》：“徜徉乎中庭，北上玉堂。”二指翰林院官署。“玉堂富贵”用前义，如“玉堂清品”，便用后义了。“富贵”是富贵花，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自李唐以来，世人甚爱牡丹……牡丹，花之富贵者也。”因此说明：“玉堂富贵”就是牡丹花。不说松、竹、梅，而说“岁寒三友”，不说折枝牡丹，而说“玉堂富贵”，一是为讨岁时吉庆的口彩，二是入谱、入品。不是随意插上一枝花点缀一下。“又有紫檀雕嵌的大纱透绣花草诗字的缨络”；后面又有一句：“设着高架缨络。”前面一句，“脂本”作：“一色皆是紫檀透雕，嵌着大红纱透绣花卉并草字诗词的璎珞。”按，“璎珞”也作“缨珞”，是一种特殊的装饰品。本来自印度，梵文音“枳由罗”，是佛教中佛像或莲座上的装饰品。一是挂在项颈上的，由珠玉宝石连缀而成；一是挂在佛教莲座上的，由彩绣锦锻、流苏连缀而成。如《法华经普门品》云：“解颈众宝珠璎珞，价值百千两金而以与之。”梁简文帝《菩提树颂》云：“十千缨络，悬空下垂。”前者是说解下项颈的珠宝璎珞给人，后者则是称颂菩提树下垂的美丽样子，释迦在菩提树下成佛，因而佛座上也以丝绣之联缀下垂缨络以示华瞻庄严。其制其义，均如华鬘。进而作为华贵陈设的装饰品。《红楼梦》中所说的，是在雕镂的紫檀架上悬挂的丝绣缨络，一般似应写作“纟”字旁，而不作“玉”字旁。是摆在几案上的类似小插屏的装饰工艺品。按，朱启钤《丝绣笔记》所引清代《东朝崇养录》载乾隆时宫中部分绣品，有刺绣花灯、围屏、插册、插屏、屏、绣墩、坐褥、袍褂等等，而无缨络、荷包等。载有“紫垣拱瑞紫檀绣花卉宝座一张、璇极顺和紫檀绣花卉宝座一张”，以上二样，或者是类似的东西，或者是一物二名。现在参观故宫博物院，这种紫檀架璎珞实物，还能见到。

写元宵家宴，先写花厅上陈设，显示了气派，烘托出气氛，这是活用了“笙歌归别院，灯火下楼台”的手法。在这回书后，“有正本”有总批云：叙元宵一宴，却不叙酒何以清，菜何以馨，客何以盛，令何以行，先于香茗古玩上煊染，几榻坐次上铺叙，隐隐为下回张本，有无限含蓄，超迈獭祭者百倍。

这评语是十分中肯的。

花灯种种

元宵民间叫“正月十五”，也叫“灯节”，灯是节日的中心。荣国府夜宴，自然也要把灯写细。前面已概括写了“张灯结彩”一句。后面又细写贾母夜宴的花厅上的灯云：两边大梁上挂着联三聚五玻璃彩穗灯，每席前竖着倒垂荷叶一柄，柄上有彩烛插着。这荷叶乃是洋錾珐琅活信，可以扭转向外，将灯影逼住，照着看戏，分外真切。窗槅门户，一齐摘下，全挂彩穗各种宫灯。廊沿内外，及两边游廊罩棚，将羊角、玻璃、戳纱、料丝，或绣、或画、或绢、或纸诸灯挂满。

这段写灯的文字，又细，又有次序。足见当时豪门贵戚家中华灯辉耀的富丽气派。第一花厅内大梁上挂的灯：“联三聚五玻璃彩穗灯。”这是特殊的豪侈华灯，一般都是特制的。形状不一，五彩缤纷，争奇斗艳，豪门贵戚之家，竞以此相夸耀。这种灯用现代话说，就是巨形花吊灯。因为它又大又长，所以挂在大梁上，即屋内最高处。这种灯，即在豪门贵戚之家，也不是很多，谁家收藏一两对精致的灯，那是很出名。最好的是珍珠的，其次是玻璃的。记载查抄严嵩家清单的《天水冰山录》，记有严嵩家的珠灯名称“嵌宝银象驼水晶灯二座，上有宝盖珍珠索络，共重一百九十八两”。一座灯用近百两珍珠穿起来作为“索络”，可见其多么高了。明、清两代名珠灯是很多的，关于珠灯的故事也不少。据传清初吴三桂女婿王永宁住苏州拙政园，家藏珍贵珠灯一对，每年上元，挂灯宴客，以此夸富，后事败，围绕此灯，演出不少故事。《红楼梦》所写玻璃灯，虽不如珠灯价值连城，但当时玻璃亦是稀奇高贵之物，所以玻璃大挂灯，也是价值不赀的。清初花村看行侍者《谈往》记前明灯市灯价云：明朝京师灯市……灯贾大小以几千计，灯本多寡以几万计，自大内两宫与东西二宫，及秉刑司礼，世勋现戚，文武百寮，莫不挟重赀往，以买之多寡角胜负。百两一架，二十两一对者比比。灯之贵重华美，人工天致，必极尘世所未有，时年所未经目者，大抵闽粤技巧，苏杭锦绣，洋海物料，选集而成，若稍稍随俗无奇，不放出也。

这种灯以“架”称，百两银子一架，可见其价值，这在当时等于一百石米的价钱了。玻璃在古代常与“琉璃”相混淆，周密《乾淳岁时记》云：元夕张灯，以苏灯为最，圈片大者，径三四尺，皆五色玻璃所成，山水人物花竹翎毛，种种奇妙，俨然着色便面也。

这里所说，不知是玻璃，还是琉璃。因明代玻璃器皿一般还都是海船进口的。王世贞《凤洲杂录》引《明会典》载番货价值，其中：大玻璃瓶每个三贯，小玻璃瓶每个二贯，大小玻璃碗各同，玻璃灯瓯一个二贯。

同样货价相比，“象牙每斤五百文，赤金每两五十贯”。则每两赤金只能买二十五个小玻璃瓶或碗，而每个小玻璃碗可值四斤象牙，于此亦可见玻璃器皿在当年之贵重矣。亦可见第三十一回晴雯所说之“先时候儿什么玻璃缸、玛瑙碗，不知弄坏了多少”两句的意义。现在一般玻璃缸不算什么，而当时却同玛瑙并列，同样贵重。据此，亦可知“联三聚五玻璃彩穗灯”之高贵价值了。

所谓“联三聚五”，是一层层，一圈圈，即并非一盏孤立的灯，而是联接了三层，每层又有五个灯聚在一起，同现在的电灯大华灯一样。而那时的灯却要用火点，很高很大的灯，挂在一般近两丈高的大梁上，每天要点燃它，也很麻烦。况且当时都要用蜡烛，要不断地剪烛花，灯才亮，这就更麻烦了，因而这种挂在梁上的灯，是活络的。像升旗一样，可以随时放下，随时拉起。清初李渔在其名著《一家言》“居室器玩”部分中，特为梁上挂灯作过说明：梁上凿缝，势有不能……如置此法于造屋之先，则于梁成之后，另镶薄板二条，空洞其中而蒙蔽其下，然后升梁于柱，以俟灯索，此一法也。已成之屋，亦如此法，但先置绳索于中，而后周遭以板，此法之设，不止定为观场（即看戏），即于元夕张灯，寻常宴客，皆可用之。

第二“倒垂荷叶”灯，作者写的极细，有似现代之落地台灯或机器上，如车床、铣床上之工作灯。将光逼住，专照目的物。其制作用青铜、黄铜打造，制造是十分精致的。以荷叶荷花造型造，早在明代就有，艺术价值是很高的。文震亨《长物志》“书灯”条云：有古铜驼灯、羊灯、龟灯、诸葛灯，俱可供玩，而不适用。用青绿铜荷一片檠，架花朵于上，古人取金莲之意，今用以为灯，最雅。《红楼梦》所写“倒垂荷叶”，与此或是一种，或是一脉相承，制作再精美些。总之是很美丽的一种灯，可惜现在肆中所售台灯，还没有这样高雅的式样。

第三是“宫灯”。先写“窗槅门户，一起摘下”，人坐在厅上看戏，戏台在院子里，厅房门窗槅扇，是插销卧在槽中，可以随时拿下，便不碍视线了。再在摘下槅扇的横楣上，挂上各式宫灯。宫灯是六角形雕镂挂灯，现在人们还常见到。不过一般只看到挂在那里，或者不明白它的做法。宫灯其制甚巧，六片红木雕刻的架子用铜饰件连在一起，另有六扇红木框子，或糊纱，或嵌玻璃，不用时，拆开架子合在一起，框子重在一起，收藏十分便利。用时把架子一支，把框子一块块插进去，便成六角柱体，玲珑剔透，挂起来，再装上穗子，便是富丽的宫灯了。

为什么说“各种宫灯”呢？因有大有小，有糊纱，有玻璃，有直柱，有重檐上大下小等等。另外架子雕镂也各不相同，有回文，有如意，有螭头等等。大同小异，各种变化也是很多的。

第四是挂在游廊罩棚下的灯，总写一笔“将羊角、玻璃、戳纱、料丝，或绣、或画、或绢、或纸诸灯挂满”。这是总写，概括了所有的灯，但其分类手法又不同，前四种是专名词，后四种是漫指。下面一一分别加以简单解说。

羊角即羊角灯，是用羊角加溶解剂水煮成为胶质，再浇到模子中，冷却后成为半透明的球形灯罩，再加蜡烛座和提梁配制成羊角灯，灯罩上还可以彩绘花纹，或贴剪纸花纹。查慎行《人海记》云：十二月……二十八日，宫中及甬道东西两廊，设五色羊角灯，此岁例也。“百本张”俗曲《鸳鸯扣·迎亲》云：吹鼓手奏乐灯笼上俱都给蜡，娶亲的小叔侄儿早已把门出。轿夫们抬出大门吩咐且慢，太平车女眷坐好才同上了长途。前后的火把点起照如白昼，羊角灯八对恰似不夜的明珠。

按，羊角灯是胶质硬罩，有透明感，因而俗名又叫明角灯。刘同人《帝京景物略》记云：“灯则……五色明角，及纸、及麦秸……”五色明角灯，也就是五色羊角灯。因其透明感，故曰“明角”。而且制灯原料，除羊角之外，也可用牛角，还可用鱼（即鱼脑骨）。俗曲《看灯》云：“羊角灯，点红蜡；牛角灯，蜡通红……”王鏊《姑苏志》记“吴灯”云：“……掷空小球灯，滚地大球灯，又有鱼、铁丝、麦杆为之者。”鱼骨作用同牛、羊角一样，也可熬成胶体流质，冷却制成半透明灯具。

戳纱灯，是红木架子糊绢或纱，再经特殊绣法（类似双面绣）而制成的灯。“戳纱”本身原是刺绣名称。在此转为灯的名称。下面“或绣、或画”二语，即上面三种灯中，羊角灯、玻璃灯的花纹都是画的，戳纱灯则是绣的了。

值得一说的是料丝灯，料丝灯花纹不少也是画的。什么叫“料丝”，先要说明“料”，过去用琉璃、玻璃等原料烧制假珠翠宝石，俗名叫作“烧料”，也叫“料器”。料丝灯就是用这种原料烧成液体拉丝制成的。冷却成平板后，有透明感，但不透明，有似毛玻璃，而起闪光细丝，如有花纹，从不同侧面看，给人不同感觉，十分闪灼华丽，最早创于云南，后来江苏丹阳人也能制造。但据文震亨《长物志》记云：“料丝出滇中者最胜，丹阳所制有横光，不甚雅。”赵翼《陔余丛考》、近人邓之诚先生《骨董琐记》都有考证文字。赵文较详，摘引于下：料丝灯见李西涯诗，而诗用“缭丝”字，郎瑛谓误也。料丝出于滇南，以金齿卫者为胜。用玛瑙、紫石英诸药捣为屑，煮腐如粉，必市天花菜点之方凝。然后取以为丝，极晶莹可爱，盖以煮料成丝，故名料丝耳。王文恪《海月庵观灯诗》，有“新样惊看出洱海，天机文断水微波”等句，盖亦咏料丝者，则此物前明时仅出于滇也。《韵石斋笔谈》，亦谓丝灯始于云南，有丹阳人潘凤者，随杨文襄公至滇，得其法，归而炼石成丝，于是丹阳之料丝灯，达于海内。而凤实造灯鼻祖云。则内地之有此灯，实始于凤。然元人马祖常有《琉璃帘诗》云：“万缕横陈银色界，一尘不入水晶宫。”琉璃安可作帘。且诗云“万缕”，必非方块琉璃，盖即是今之料丝耳。然则料丝在元时已有之。

从赵文可知料丝灯的简单历史。另邓之诚先生文最后云：“按料丝灯，大珰钱能所创也。”按，钱能是明宪宗朱见深的太监，成化时，即一四六六至一四八七之间，曾出镇云南。如果料丝灯真是他所创，那去元代已很晚了。

此数句最后所说“或绢、或纸”二语，在当时都是最普通的。当时一般大小红白纱灯，也都是绢（生丝所织，较硬）所糊，灯笼糊纸更是常见的，因此都不必多说了。

蜡烛·太平花

石蜡制成的烛，煤油点燃的灯，都是近百年来，逐渐使用起来的，是外国传来的，所以叫“洋蜡烛”、“洋油”、“洋油灯”或叫“美孚灯”。这些玩艺，烟少、亮度高，已经比起我们老祖宗长期使用的菜油灯盏、老式蜡烛，那要亮得多了。但《红楼梦》时代，虽然洋玩意已经不少了，但洋蜡和煤油灯还没有普遍使用起来，因而《荣国府元宵开夜宴》所有的灯，不管是“联三聚五”的玻璃彩穗灯，还是一般的羊角灯、料丝灯、绢灯、纸灯等等，其光源也仍然只能使用一种，即旧式蜡烛。这种蜡烛，亮度有限，使用不便，但旧时只有这种蜡烛，没有其他。

旧式土制蜡烛，在几十年前，于寺庙中还常见，于香蜡铺中还能买到，但现在则早已没有，连香蜡铺的买卖，也早已没有了。旧式蜡，俗名牛油蜡。其实不全是牛油做的。牛、羊等油，以及其他下脚不能食用的油，都可以混在牛、羊油一起，熬来制蜡。另植物乌桕树实，也可榨油制蜡。另外还有鲸蜡、蜜蜡、虫蜡等等，总之，我国古代制蜡的历史很长，制蜡的材料也很多，南北各地也都就地取材来制造蜡烛。

制造土蜡，俗名“蘸蜡”。是先准备好各种长度的蜡芯，最好是灯芯草卷成如现代饮汽水之蜡管状；其次是麦杆，剥光剪成一定长度备用。将各种油料加热熔化，俟稍冷，已熔化的油变粘，用剪好之烛芯，入油中蘸之，蘸一遍，提出，插在版上，稍干，再蘸，蘸到一定粗度为止，俟冷凝坚固后，便是一枝蜡烛了。

根据需要，可以蘸成不同长度，不同粗细的蜡。当年一般常用蜡，均以重量计之，用粗草包作一斤重一包。小蜡一包十六支，每支一两。每包八支者，每支二两；一包四支者，每支四两，俗称“四个头”。每包二支，每支半斤，即为大蜡。每支一斤及一斤以上，均特制者。所谓“如椽巨烛”，那自然更是特制者，一般很少见。一两到四两的，一般最常用。每支半斤以上的，则在敬神祭祖时，供桌蜡钎上使用，很少用在华灯及灯笼中。最大的纱灯，一般插一支四两的蜡，也足可以点三四个钟头了。

外国洋蜡是绵纱芯，尾部没有孔，所以洋式烛台插烛处都是酒杯形。而我国旧式蜡烛，烛芯是中空的，所以烛台也好，各种灯也好，不论大小，插烛处都是尖的金属钎子，或铁或铜，甚至有金银的。烛的消耗量很大，本世纪初，我国大都市用洋蜡，据说最好的德国货“白理士”牌蜡烛，一支可点一夜。而旧式蜡，一支四两的，也不过点上三四个时辰。因而在灯节时，或红白喜事时，要有专管蜡烛的人，随时换蜡。第十四回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办秦可卿丧事时，就分配有单管蜡烛的人。前引俗曲《鸳鸯扣》在羊角灯之前，就有一句“吹鼓手奏乐灯笼上俱都给了蜡”，写得是十分形象的。回忆半世纪前儿童时代，在山乡闹元宵“耍十五”时，在簇拥的人群中，那管发蜡的人，肩上背着“哨马子”（一种两边开口的背包），里面装着整包整包的蜡，紧跟在龙灯和各种花灯的后面，随时换蜡。

关于蜡烛的原料和制造，日本寺岛安良编的《和汉三才图会》引李时珍《本草纲目》云：“烛有蜜蜡烛、虫蜡烛、牛脂烛、桕油烛。”寺岛氏在文后又加按语道：案唐式云：少府监每年供蜡烛七十挺，则元以前即有之矣。有数品，而多用木蜡、牛脂蜡也。有油桐子、蚕豆、苍耳子等为蜡者，火易灭。有鲸、鲲油为蜡者，其焰甚臭，牛脂蜡亦臭。近年制精，去其臭气，故多以牛蜡为木蜡，神佛灯明不可不辨。

其实蜡烛在我国使用已很古老，唐代已大盛行，“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不是最普通的唐诗名句吗？而且唐人诗中，写到蜡烛的名句，不知有多少呢？岂止“元以前”乎？日本蜡烛制法，在古代自然和中国是一样的了。

北京旧时多是牛油蜡，而且大多是白色的。李慈铭就曾感慨北京买来的蜡，大多是白色的。不如故乡绍兴“绛烛高烧”之美。《越缦堂日记》同治元年十一月初二日记云：夜烧红烛看《宋史·李毂传》。都中皆用银烛，光特清炯，宜于观书。然自不如绛蜡之富丽，今夕聊以点缀岁华而已。

这有两个原因，一因旧时北京一般不忌讳用白色蜡烛，元宵灯节大量消耗的插在各式灯里的蜡，大多是白色的。记得小时候过年时到异馥轩香蜡铺买蜡，除写金字的对蜡、龙凤花烛蜡、寿蜡等外，整包的小蜡大多是白色的，红的也有，价钱贵。二因北京不出产红蜡烛，而绍兴却出产绛蜡，有制造材料。范寅《越谚》中记云：卷芯草干，熬桕油拖蘸成烛，加蜡为皮，盖紫草汁则红。

咸丰时汪曰桢《湖雅》中说：中置烛芯，多裹乌桕子油，又以紫草染蜡盖之，曰桕油烛。用棉花子油者，曰青油烛。用牛、羊油者，曰荤油烛。湖俗祀神祭先必燃两炬，皆用红桕烛。婚嫁用之，曰喜烛；缀蜡花者，曰花烛；祝寿所用者，曰寿烛；丧家则用绿烛或白烛，亦桕烛也。

汪曰桢和李越缦是同时人，正是从不同角度说着同一个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管红烛也好，白烛也好，旧式蜡烛的亮度总是有限的。无法和洋蜡或煤油灯相比，更不要说电灯了。贾母夜宴，灯挂得再多，亮度肯定仍然是不够的。古代不少名人，为此都伤脑筋，想了不少办法。张岱《陶庵梦忆》中《世美堂灯》是一篇关于灯的好文章，很可以帮助理解荣府元宵夜宴中关于灯的历史情况，现摘引如下：儿时跨苍头颈，犹及见王新建灯。灯皆贵重华美，珠灯、料丝无论，即羊角灯亦描金细画，缨络罩之，悬灯百盏，尚须秉烛而行，大是闷人。余见《水浒传》灯景诗，有云：“楼台上下火照火，车马往来人看人。”已尽灯理。余谓灯不在多，总求一亮。余每放灯，必用如椽大烛，颛（即专）令数人剪卸烬煤，故光迸重垣，无微不见。十年前，里人有李某者，为闽中二尹，抚台委其造灯，选雕佛匠，穷工极巧，造灯十架。凡两年，灯成而抚台已物故，携归藏椟中。又十年许，知余好灯，举以相赠，余酬之五十金，十不当一，是为主灯；遂以烧珠、料丝、羊角、剔纱诸灯辅之……故越中夸灯事之盛，必曰“世美堂灯”。

这篇文章稍长，除有助于理解《红楼梦》挂灯的历史情况的词句外，一些关系不大或罗列的事例我都删去了。留下的都是很有意思的。“悬灯百盏，尚须秉烛而行。”读了不是要使哑然失笑吗？于此可以想见贾母花厅大梁上挂的那“联三聚五”的大玻璃吊灯的亮度了。看惯今天的电灯大华灯的人，是无法想象当年这种华灯的昏黄朦胧状态的。古人所谓“秉烛之明，犹胜昧行”。那时元宵华灯，虽然比起现代电灯来，亮度不够（一支二两的蜡，点燃时也不过相当于一个五支光的小电灯泡），但是它总比黑夜要亮得多。点的多了，自然也有灯光辉煌之感了。“余谓灯不在多，总求一亮。”这句话非常有哲理，正足以见陶庵之思想通达，非迂夫子可比也。但做到一个“亮”字，实是相当困难的。人们甚至幻想“夜明珠”之类的宝物来。张岱是现实的，他想出实际办法是：“必有如椽大烛，专令数人剪卸烬煤。”

这“如椽大烛”实际是形容词，即使特制大蜡，也很难粗如屋椽。况且真正大蜡，也只能插在大蜡钎上去点，不能插在有罩子的各种华灯和灯笼中去点，因为烛焰一高，很容易把灯罩烘焦，甚至烧起来，是很危险的。过去元宵灯会，灯烧起来是常有的事，甚至引起火灾。因而如椽大烛还只是一句空话。下面一句“专令数人剪卸烬煤”，则是更为实际的一项措施。这是什么意思呢？《红楼梦》第二十九回清虚观打醮中有几句道：可巧有个十二三岁的小道士儿；拿着个剪筒，照管各处剪蜡花儿，正欲得便且藏出去，不想一头撞在凤姐儿怀里……都喝声叫：“拿，拿！打，打！”贾母听了，忙问：“是怎么了？”贾珍忙过来问。凤姐上去搀住贾母，就回说：“一个小道士儿剪蜡花儿……”

张岱所说“剪卸烬煤”，就是“剪蜡花儿”。

记得《聊斋志异》某篇中有两句文言道：“昨夕灯花，今晨鹊噪。”古人用“灯花”是象征有喜事，有远客来临的。《红楼梦》第四十九回宝琴、李纹、李绮等远客来到贾府，贾母说：怪道昨日晚上灯花爆了又爆，结了又结，原来应到今日。

灯和烛怎么会结“花”呢？这是有个物理学道理。灯盏注满了油，把一根灯草或棉花灯芯，浸在油中，一头露在外面一点点，点燃了，灯芯通过虹吸作用，饱和地吸收着，点燃的一头，火焰就燃烧灯芯中虹吸上来的油，发生光亮。蜡烛也是一样，烛芯点燃后，蜡烛油慢慢熔化，顺烛芯被火焰充分燃烧，十分光亮。但时间一长，灯芯或烛芯顶端部分，油脂已吸收不上来，渐渐有一小点被烧成碳了。这样成为碳的部分，便不能再吸收油脂，而只是燃烧那碳的部分本身了。这样碳的部分越结越多，黑红一块，油脂不能通过灯芯、烛芯充分燃烧，光亮便要变暗，而且要冒黑烟。其结成碳的部分，温度高了，便要爆裂。这就叫“烛花”、“灯花”、“爆了又爆”。

为了灯芯、烛芯能饱和虹吸油脂，使油脂充分燃烧，就必须将灯花、烛花随时拨掉、剪掉，才能保持一定亮度。尤其蜡烛，蜡烛越烧越短，烛芯越烧越长，如不及时来剪，必然光亮越来越小，黑焰越来越多，臭味（蜡油未得到充分燃烧所散发）越来越难闻。只要一将烧成碳的一段剪去，烛光马上就会变亮。这就是张岱“专令数人剪卸烬煤”的道理。但是这个工作十分麻烦，张灯之处，必然都是饮宴观剧宾客众多的地方，剪烛花的人要不停地上来剪，剪完这支再剪那支，几十支上百支蜡，剪来剪去，不唯不胜其烦，而且十分碍事。这就是清虚观小道士剪烛花，撞到凤姐怀里的道理。

张岱之后，《红楼梦》之前，还有一位鼎鼎大名的李笠翁，也是一个好事之徒，也曾为此事大伤脑筋。为此在其名著《一家言》中，也有较长的解说，现摘引“灯烛”文字如下：灯烛辉煌，宾宴之首事也。然每见衣冠盛集，列山珍海错，倾玉醴琼浆，几部鼓吹，频歌叠奏，事事皆绝畅，而独于歌台色相稍近模糊，令人快耳、快心而不能大快于目者，非主人吝惜兰膏，不肯多设，只以灯煤作祟，非剔之不得其法，即司之不得其人耳。吾为六字诀以授人曰：“多点不如勤剪。”勤剪之五，明于不剪之十。原其不剪之故，或曰观场念切、主仆相同，均注目于梨园，置晦明于不问。或以奔走太劳，职无专委，因顾彼以失此，致有炬而无光，所谓司之不得其人也。欲正其弊，不过专责一人，择其谨朴老成，不耽游戏者，则二患庶几可免。然司之得人，剔之不得其法，终为难事。大约场上之灯，高悬者多，卑立者少，剔卑灯易，剔高烛难，非以人就灯而升之使高，即以灯就人而降之使卑，剔一次，必须升降一次，是人与灯皆不胜其劳，而座客观之，亦觉代为烦苦。常有畏难不剪，而听其昏黑者，予创二法以节其劳，一则已试而可自信者，一则未敢遽信而待试于人者。已试维何？长三四尺之烛剪是已。以铁为之，务为极细。

全文过长，只引这样一段吧。读者从这段引文中，可以想见贾母夜宴时，所挂的那些灯都要一一剪烛花了。其工具叫“烛剪”，又叫“烛筒”，很像现在姑娘们火烫头发用的那种夹剪。

油灯盏光暗，蜡烛光仍然有些，而且要不停地剪蜡花，才能保持蜡油充分燃烧，发出应有的光度。

记得半个世纪前，在北国山村中，元宵夜看“耍十五”（即江南所说的“闹元宵”、“调龙灯”），太狮、少狮过来时，是整个龙灯队伍中最热闹的，人们打着几十盏绣灯，簇拥着过来，在大门外对舞，锣鼓热闹地敲着。狮子身上的毛都是线麻染成绿色的。晃动的灯虽然多，但看上去还是黑糊糊的。用现代话说，没有演出效果。好事者，立在四角，交替成对角线，点燃五寸来长的太平花，向舞狮喷洒，顿时耀眼的白光星子照亮了舞动着的绿毛狮子，中心耀眼光芒、四周更显得黑黝黝地，收到梦幻般的、朦胧的效果。其作用像现代舞台聚光灯一样，但它是闪灼的，强光很快熄了，眼前更感到黑，这样使人觉得更神秘。

贾母家宴，也放了大量的烟火，自然也收到强光的效果。所以我肯定说《红楼梦》时代，人们也能制造强光，但是短暂的。

元宵与灯分不开，元宵与烟火也分不开。曹雪芹也用传神阿堵的神笔着意描绘了贾母夜宴后放烟火时凤姐、尤氏诸人的说笑承欢神态。

灯谜

说到旧时岁时风俗，元宵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除盛大的饮宴、灯会、烟火之外，还有一个十分引起人兴趣的节目，那就是“灯虎”。康熙时柴桑《燕京杂记》记云：初二至十六开琉璃厂，上元设灯谜，猜中以物酬之，俗谓之“打灯虎”。谜语甚典博。上自经文，下及词曲，非学问渊深者弗中。《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元宵夜宴中虽未写到灯谜，但在年前第五十回中已经写了。芦雪亭联诗，贾母来赶热闹，说道：有做诗的，不如做些灯谜儿，大家正月里好玩。

这回回目的下句，也是《暖香坞雅制春灯谜》，接下去便是半回编谜语的花团锦绣的文字，这都与元宵有关系。这段故事一直写到第五十一回开头，可以说是元宵夜宴一回书的前奏曲。描绘豪门贵戚之家的日常生活，岁时风俗，前后萦带，极为袅娜多姿。用文艺的话说，是在五十回中，先透露了五十四回中的一点春之消息。

春灯谜是当时元宵佳节的重要点缀，写贾母元宵家宴，如果不写灯谜，从情节关目上讲，从历史风俗上讲，都不能不说是漏笔。而如果把灯谜也写到五十四回中，那内容就更繁重，因为要描绘的东西太多了。不但罗列过于纷纭，而且描绘亦过于冗杂，人物神情就不能充分表现出耀眼的光芒。这样在前面先预写一笔，把湘云、宝琴等人编写灯谜的才情描绘一番，这样既先泄露了第五十四回元宵狂宴的春讯，又遥连第二十二回《制灯谜贾政悲谶语》。前后照映，极为自然。正所谓一源万派，无意随手，山断云连，伏脉千里。这是《红楼梦》在情节安排，文字结构上极神奇的章法。正由于作者习惯使用这种巧妙的章法，使能随时呼唤读者的记忆，与书中人物似有生活与共、呼息相通之感，达到特殊的艺术效果。这是曹雪芹的金针之秘，其他说部中是少见的。

春灯谜在第二十二回中写的更为具体。第十八回元妃省亲，正是正月十五日元宵。当日回宫，“次日见驾谢恩”，是正月十六日，这日宁国府过节唱戏，宝玉偷去袭人家。此第十九回开头事。中间又一“至次日清晨”，乃十七日。由袭人生病，宝玉说“香玉”，宝玉晚间为麝月篦头，至第二十回末，又一“次日清晨”，则十八日。以后直至二十一日宝钗过生日的第二天，即正月二十二日，元春才送灯谜来，乃《荣国府归省庆元宵》之余韵也。原文道：忽然人报娘娘差人送出一个灯谜来，命他们大家去猜，猜后每人也作一个送进去。四人听说，忙出来至贾母上房，只是一个小太监，拿了一盏四角平头白纱灯，专为灯谜而制，上面已有一个，众人都争着乱猜。

后来又写贾母道：贾母见元春这般有兴，自己一发喜乐，便命速作一架小巧精致围屏灯来。

又写贾政凑趣的话云：今日原听见老太太这里大设春灯雅谜，故也备了彩礼酒席，特来入会。

从以上三节引文中，均可看出，“谜”和“灯”是关联在一起，不可分割的。因为灯谜从宋元以来，就是欢庆元宵的一个重要节目。写成谜语都是贴在灯上，猜中者，扯下纸条，便可去领奖品。是有彩头，十分好玩的一项欢庆节目。康熙时，刘廷玑《在园杂志》记云：灯谜本游戏小道，不过适兴而成。京师、淮、扬于上元灯篷，用纸条预先写成，悬一纸糊长棚，上粘各种。每格必具，名曰灯社。聚观多人，名曰“打灯虎”。凡难猜之格，其条下亦书打得者赠某物，如笔、墨、息香、白扇之类。

所说“京师、淮、扬”等，就是说这种风俗，不只京师有，其他地方也很盛行。明代王鏊《姑苏志》云：“上元灯市藏谜者，曰弹壁。”《江（吴江）震（震泽）志》云：“好事者，或为藏头诗句，任人商揣，谓之灯谜，亦曰弹壁。”记苏州风俗的专书，顾铁卿的《清嘉录》中“打灯谜”条记云：好事者，巧作隐语。粘诸灯，灯一面复壁，三面贴题，任人商揣，谓之“打灯谜”。谜头，皆经传诗文、诸子百家、传奇小说，及谚语什物、羽鳞虫介、花草蔬药，随意出之。中者，以隃麋、陟厘、不律、端溪、巾扇、香囊、果品、食物为赠，谓之“谜赠”。

从顾铁卿所记，可以更详细地看出一般谜灯的形状，谜语的内容、赠品的种类。可以明确看到，谜语游戏，一必须有灯，二必须编内容广泛的谜，三必须有物质奖品。顾铁卿文中所说奖品，前四种用的“雅言”，即典故性的词语，已不为今日读者所了解，这里既然引用了，还必须作一个简单的注解；不然，何能知道“隃麋”等等是什么玩艺呢？简言之，就是“墨、纸、笔、砚”四种。“隃麋”是墨的代词。《嫏嬛记》：“汉人有墨，名曰‘隃麋’。”按《汉官仪》记载，汉代“尚书令、仆、丞、郎日给隃麋墨大小二枚”。隃麋是地名，又名“榆眉”，汉置县，在陕西省汧阳县境内。“陟厘”是纸的别名。《正字通》记载：“海藻本名陟厘，南越以海苔为纸，其理倒侧，故名倒侧纸。”第三“不律”是笔的别名。《尔雅·释器》云：“不律谓之笔。”注曰：“蜀人呼笔为不律也。”第四种“端溪”是砚的别名，砚中以广东端溪所造者为最佳，世多知者，不必多说了。顾铁卿又是《桐桥倚棹录》的作者，是才子，行文欢喜掉书袋，夸学问。他这样一来不要紧，害得我引文时倒要替他解说半天，可惜他没有想到今天一般读者的程度。闲话少说，书归正传。《红楼梦》所写灯谜的灯，一是“四角平头白纱灯”，二是“小巧精致围屏灯”，虽然都同顾铁卿所说的不一样，但也有异有同。异处就是所制更精致；同处就是尽管形状不同，但都是素纸平面，便于粘贴笺纸。因为谜语都是写在纸上，贴在灯壁上的。再有元春颁赐之物，“一个宫制诗筒，一个茶筅”，也都是文房雅供，类似纸、墨等物，都在顾铁卿所说的“谜赠”的范畴之内。

前引《在园杂志》文“名曰‘打灯虎’”。按灯谜又叫“灯虎”，明清以后已很普遍。但为什么叫“虎”呢？各种文献上并无确切记载。明代有贺从善所编之谜语书，名《千文虎》，见赵翼《陔余丛考》记载。但未说明何以名“虎”。近人徐珂所编《清稗类钞》记谜之原起云：或呼曰“文虎”，一曰“灯虎”，而又疑其为“灯糊”。“虎”字必有所本，殆取以矢射之之义也。

后面这一句说的比较中肯，猜灯谜亦曰“打灯虎”，重在打字，即以矢射的之义。

谜语在我国的历史是很长的。考据家把它追溯到《左传》、《国语》的“廋词”、东方朔的“射覆”，这个词在《红楼梦》第六十二回，作为酒令也提到过。这些都是很古老的了。刘勰《文心雕龙》中说：“谜者，回互其词，使昏谜也。”实际谜语就是古代的隐语。最有名的是汉末蔡中郎书《曹娥碑》阴“黄绢幼妇，外孙虀臼”八字，被杨修解作“绝妙好辞”四字。据此在《三国演义》中写出了很好的故事。杨修是很聪明的。曹操作相国府门，自往观之，于门上书一“活”字，人都不明其意，杨修说：“门中活，阔也。”丞相嫌门太大了。他经常猜曹操的谜语，正是“老虎头上捉虱子——不知死的鬼”，最后因猜中“鸡肋”二字，把条小命给送了。可见谜语也不是乱猜的。

灯谜大盛于明清以来五六百年中，成为最有趣的文字游戏，元宵故事。好作品也日新月异，层出不穷，而且创造出许多形式，谓之格。朱存理《古今钩元》云：考灯谜，有二十四格。“曹娥格”为最，次莫如增损格。增损格，即离合格也。孔北海始作离合体诗，其四言一篇，合“鲁国孔融文举”六字。余外复有苏黄、谐声、别字、拆字、皓首、雪帽、围棋、玉带、粉底、正冠、正履、分心、卷帘、登楼、素心、重门、闲珠、垂柳、锦屏风、滑头禅、无底囊诸格。要之不及会心格为古。

另据徐珂《清稗类钞》所载：“其后踵事增华，而格日多。曰白描，曰集锦，曰系铃，曰解铃，曰卷帘，曰落帽，曰脱靴，曰折腰，曰锦屏，又谓鸳鸯。”

两书所记，除重复者外，单一个“格”就有三十余种之多。精于此道的，每一格均会讲出特征，说出道理，还会举出例子来。只此谜语小道，亦足以显示前人的智慧和学问。文章一开头所引柴桑的话，所谓“谜语甚典博，上自经文、下至词曲，非学问渊深者弗中”。大约谜语首先可以分作两大类或三大类。即一种是纯属文人学士炫耀学问，以渊博知识编制的，所谓“文虎”，是文人学士的玩艺。另一种是老人儿童、民间以日常生活、口头俗语编制的，江南俗称“谜谜子”，北京俗称“猜闷儿”、“破闷儿”。这是民间玩艺，充分显示了民间朴实的智慧和情趣。再有一种，则是雅俗共赏的。有的谜面很文雅，而猜中的谜底却是最普通的东西。或者谜底、谜面均十分通俗，但极为巧妙，天衣无缝，充分显示作者过人才智的。这中间有明显的文野雅俗之分。清末沈太侔编《国学萃编》，其征集谜语启事中云：书家意者方能照登，江湖意者恕不登录。

所谓“书家意”者，即或高雅、或通俗，均要有思致、有情趣。所谓“江湖意”者，即庸俗、拙劣、市井、匠气、铜臭气，无思致、情趣可言。只生编硬造，或故作高深，呆笨愚顽耳。当然其区分如此，作起来也不是容易的。联系《红楼梦》中，贾母所说：“猴子身轻站树杪”，谜底是“荔枝”，就是稍有情趣，谜面、谜底都是十分通俗的。宝玉那个谜：“南面而坐，北面而朝，像忧亦忧，像喜亦喜。”则是谜面文雅，而又十分巧妙，谜底却是普通东西——镜子。就谜论谜，这种谜是有“书家意”的，是好的。其他不要说贾环的“大哥有角只八个，二哥有角只两根……”十分粗劣，即黛玉的“朝罢长携两袖烟，琴边衾里两无缘……”猜作“更香”，亦十分雕琢，就谜论谜，也是无情趣可言，只感故意作高雅语。

当然曹公写这回书，完全是着意安排，暗示书中人的未来命运的。这在“庚辰本”、“甲辰本”中，都有过录的“脂评”，如“庚辰本”探春谜下评语道：此探春远适之谶也，使此人不远去，将来事败，诸子孙不至流散也，悲哉伤哉！“甲辰本”于宝玉谜后评云：“此宝玉之镜花水月。”“庚辰本”在这回书后，并记有畸笏叟总评云：“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叹叹。丁亥夏，畸笏叟。”可见这回书是曹雪芹着意经营，用谜来暗示书中人物未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谜语似乎有些不是曹雪芹创作的。宝玉的“南面而坐……”一谜，即曾见于墨憨斋主人编《黄山谜》中。墨憨斋主人乃冯梦龙，则此谜明代已有。唯所见乃襟霞阁主人所编“国学珍本文库”铅印本，不甚可靠。如能找到明刊本或清初刊本的谜语书，如《谜社便览》、贺从善编的《千文虎》、徐景祥编的《包罗天地》等，或能找到曹雪芹所写谜语的出处。

在第五十回中，李纨及李绮所编诸谜，是书袋的玩艺，都无意趣，置之当时的一般《四书》谜及字谜中，均非上乘之作。作者是陪衬湘云一谜，就是雅俗共赏的。以《点绛唇》小令“溪壑分离”到“后事终难继”数句破“耍猴儿的”，既脱俗又有情趣，在当时谜语中也算是中上的。是这些谜语的中心。后面宝钗、宝玉、黛玉三谜及宝琴十首怀古绝句的谜语，亦均为写书中人物之才情。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为什么两处都大量地写到谜语呢？这是与当时的社会风俗有密切关系的。因为它是雅俗共赏的东西，明清两代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接触过它，在启蒙教育的书房中，不少塾师甚至把它当作启发儿童思维的一种手段。同对对子一样，不少人很小就爱上了它，到老不衰。几百年中，汗牛充栋，真不知创作了多么有情致的灯谜，后面举几个例子，可以和《红楼梦》中的谜语作一个比较，先举三个“四书”谜：谜面：一点胭脂。谜底：“赤也为之小。”谜面：官场如戏。谜底：“仕而优。”谜面：凭君传语报平安。谜底：“言不必信。”

试看以上三谜，不是比《红楼梦》中李纨的“观音未有世家传”，猜作“虽善无征”要灵巧有思致的多吗？当时“四书”是各地私塾启蒙必修读物，只要能读上五六年书的人，没有不把它背的滚瓜烂熟，又因科举八股文考试，均以“四书”中的语句命题，所以几乎所有知识分子终生都能一字不遗地背“四书”，因而以“四书”语句制谜的也特别多，原是文人灯谜中最普通的，所以李纨一上来就编了两个“四书”谜。当然，这些二百多年前，认为最普通的玩艺，现在读者则感到太深奥、高不可攀矣。

有极为巧妙的。如谜面是宋玉赋中语：臣东邻有女子，窥臣三年矣。谜底射唐诗句：“总是玉关情。”

又如谜面是《西厢》中语：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谜底射书名：《离骚》。

再如谜面一个字：“掠”，谜底《西厢记》句：“半推半就。”谜面一个字：“禽”，谜底《西厢记》句：“会少离多。”这些都十分巧妙，但都是在十分熟悉诗文、《西厢》的基础上，才能编制，才能猜射的。旧时有这种能力和才情的人是很多的。了解了这种文化历史上的具体情况，对于湘云等人的出口成章，而且博引杂书，也就不感到奇怪，相反更觉得著者所写十分真实，十分生活化了。

宝琴的诗谜，一组十首，也非独创。乾嘉时梁章钜《归田琐记》中云：“国初毛际可作七绝十六首，每句隐一古人姓名……遂为传作。”就是诗谜中最有名的创作。毛际可是顺治进士，是清初著名学者。遂安人，字会侯。又是画家。其名著为《春秋三传考异》。当时与毛奇龄齐名。他这十六首谜语诗，后代流传下来了，而且还有人为之作了注解。不过对一般人来说，还是比较深奥的。下面举一首作个例子，以见一斑吧。诗题《老农》云：中男驱犊出前村，须避南山百兽尊。更与诸儿相共语，年来齿落复生根。

以上四句诗，猜作四个古人名。第一句是“牧仲”，“牧”是放牛，“仲”是伯仲叔季之仲，即第二个男孩的通称。春秋时代鲁国人。第二句是“阳虎”。山南为山之阳，山北是山之阴。“百兽尊”即百兽王，虎的代称，因而是“阳虎”。春秋鲁国人，仲氏家臣，字货，又称“阳货”。据传貌似孔子。第三句猜作“告子”。告子与孟子同时，《孟子》有篇名《告子》。第四句猜作“易牙”，春秋时代齐国人。以上四人，都是当时启蒙读物“四书”中的人名，并非僻典。

灯谜是雅俗共赏的东西，自然有不少民间通俗作品、甚至用方言写成的，都极为生动。下面举两个用吴语写的谜语，看看民间作品的才智。如：丝虽长，湿哩搓弗得个线；经虽密，干子织弗得个绢。冷便爱，热便怕，有子花儿，结弗得个果；有子珠儿，穿弗得个花。

第一个谜底是“雨”，第二个谜底是“雪”。读来都有浓厚的乡土气，编得都有情趣。还有人全用曲牌名编谜语道：傍妆台，端正好；踏莎行，步步娇；上小楼，节节高。

这个谜的谜底是“梯子”，编得多么巧妙呢？

在《红楼梦》时代，上自王公贵戚、文人学士，下至村塾学究，野妪儿童，都有爱好谜语的，是一种有十分广泛群众基础的文字游戏，在北京不少好事之家，甚至经常举行猜谜语的集会。“百本张”俗曲子弟书有一个段子，开篇就叫《平灯谜》，我把它作为资料引在后面，以见当时的风俗面貌。唱词云：好是灯谜雅社开，大家谁不遣情怀？社主大起风流兴，去把那洁净房屋去捡择。取一个雅致别名横书作匾，定一个日期竖写如牌。镌刻图章烦劳朋友，陶熔印色破费钱财。最可怜一张整纸裁零碎，方信道小用由来是大才。举霜毫搜索枯肠如饥如渴，查《字汇》研求讲义复去翻来。有多少传记诗书要言正典，大半是市语俗说意外拆白。虽然有搭题读句心思巧，终不免倒意发圈主意歪。总无非五律七绝泊名泊号，还有那巧言谚语曲牌骨牌。是日也生火烹茶打下浆子，早把那顶儿锤子预备出来。已饭时三五成群鱼贯而入，人人是哈腰拉手笑盈腮。社主让茶诸公归座，雄谈阔论畅叙心怀。评一番人情说一番世路，提些个私事问些个官差。不多时窗棂的日影欲将午，那未到的敢是今朝晒了台。社主说：“先猜我的是抛砖引玉，也须把诸公的佳作请拿来。”有几个款款毛腰摸靴筒，有几个急急回手探襟怀。有几个摆手摇头说不曾带，下次找补此次暂该。社主说：“新添的脾气是这等的寒虎，从今后不带灯谜不准猜。这么长天白日的在家中坐，难道还摇煤煮饭哄婴孩？忙又说众位拿交给我，等着我全钉齐备大家猜。”众人说：“自己钉吧不须劳驾，似这等外道拘泥何苦来？”钉壁子按墙宽窄分长短，粘条儿成排端正莫斜歪。忽听得乒乓一阵锤儿响，顷刻间柳绿花红次第排。真个是纸色光明夺锦绣，字迹华丽显文才。也有五彩洋笺如云灿，也有那一色洋宣似雪白。也有那字数儿拘泥章法儿别致，也有那笔端豪放题面儿诙谐。也有那字小条宽行款密，也有那杜撰填词按曲牌。更有那文学欠通衣冠美丽，更有那书法虽佳不是自裁。更有那题面拮据岂止一句，更有那里儿丢弃大半胡来。见大家一起站起凝眸看，都作那面壁的达摩似哑如呆。那好玩的偏捡村题的打，爱小的专将挂赠的猜。机灵的只用一言揭下去了，钝塞的频翻两眼想不起来。

这是一二百年前专用北京方言编写的演唱风俗的唱词，开头一句，正好同《红楼梦》中贾政的话对照来看，十分有趣。

听戏·小戏

远的不说，明清之间，可以说是近古戏剧的鼎盛时代。上自宫廷，下至市井，包括穷乡僻壤，都以戏剧为主要娱乐方式，对群众生活、思想、风俗等影响极大。清初刘继庄《广阳杂记》有一段很有趣的记载：甲戌元宵前一日，于郴阳旅邸，北风阴雨，觉冷甚，盖新春以来，无风不南，无日不晴，梅柳桃李，旧腊已如锦绣，昨风转北，天即阴晦，寒气逼人，如北方之冬室中，非火不足以御寒……饭后益冷，沽酒群饮，人各二三杯而止，亦皆醺然矣，饮讫，某某者忽然不见，询之，则知往东塔街观剧矣。噫！优人如鬼，村歌如哭，衣服如乞儿之破絮，科诨如泼妇之骂街，犹有人焉，冲寒久立以观之，则声色之移人，固有不关美好者矣。

这是一段很有趣的文字，也同时给我们留下很好村民观戏的风俗资料。五十多年前在北国山村生活，小小的山镇，一年要唱五六台戏，正月两台“八仙”（正月初八）一台三天，“二十”一台，六天，元宵只“耍十五”三天，不唱戏。全村东南西北四座戏台，大多都是乾隆年间建造的，也就是《红楼梦》时代的遗物。所以《红楼梦》所反映的社会风俗，也密切地连系着当年的穷乡僻壤，不管是南至湖广，还是北至塞北。

当时唱什么戏呢？第二十二回，宝钗过生日，文云：至二十一日，贾母内院搭了小巧戏台，定了一班新出的小戏，昆、弋两腔俱有。

这就是当时京中、江南等大地方的主要剧种。“昆”是“昆山腔”，“弋”是“弋阳腔”。汤显祖《玉茗堂集》卷七《宜黄县戏神庙记》云：此道亦有南北，南则昆山，次则海盐，吴浙之音也。体局静好，以拍为节，自江以西，则为弋阳，以鼓为节，而喧其调。

徐渭《南词叙录》中云：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称余姚腔者，出于会稽，常、润、池、太、扬、徐用之。称海盐腔者，嘉、湖、温、台用之。惟昆山腔，上行于吴中，流丽悠远，出于三腔之上，听之最足荡人。

以上所引，是明代后期的情况。京师是全国的首都，好的东西都将在京中集大成。到了《红楼梦》时代，剧种更多更盛，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二“演戏”条云：梨园演戏，高宗南巡时为最盛……雅部即昆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班。余七八岁时，苏州有“集秀”、“合秀”、“撷芳”诸班，为昆腔中第一部，今绝响久矣。

钱泳生于乾隆二十四年，七八岁时，曹雪芹刚去世不久。所记苏州名班，为昆腔第一部，可见《红楼梦》所写，正是昆腔极盛之季，演出水平和观赏水平，都是极高的。豪门贵戚之家，都以能欣赏好戏来自夸。第二十二回中，宝钗对宝玉说：你白听了这几年戏，那里知道这出戏，排场词藻都好呢。

第五十四回，贾母对文官等人说：你瞧瞧，薛姨太太，这李亲家太太，都是有戏的人家，不知听过多少好戏的，这些姑娘们都比咱们家的姑娘见过好戏，听过好曲子。

这两段话都是在夸耀听戏的水平，这可见当时社会风尚，大家都很有听戏的学问，也都有很高的欣赏水平。而且有一个字很能代表北京的特征，就是“听”字；而不是“看”字。北京叫“听戏”，外地叫“看戏”，只一字之差，就反映了不同的欣赏水平。

清末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云：按京师戏剧，风尚不同。咸丰以前，最重昆腔、高腔（即弋阳腔）。高腔者，有金鼓而无丝竹，慷慨悲歌，乃燕土之旧俗也。《红楼梦》时代的弋阳腔，即后来的“高腔”。汤显祖说：“以鼓为节，而喧其调。”上文说：“有金鼓而无丝竹。”而昆腔，则以笛子、檀板为主来伴奏。相对一个高亢，一个文雅。第五十四回中贾母点戏道：“咱们好歹别落了褒贬，少不得弄个新样儿的。叫芳官唱一出《寻梦》，只用箫和笙、笛，余者一概不用……又叫葵官唱一出《惠明下书》，也不抹脸。”贾母别出心裁，使文雅者更加清淡，果然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薛姨妈赞道：实在戏也看过几百班，从没见过只用箫管的。

接着贾母发表议论道：只有像方才《西楼·楚江情》一支，多有小生吹箫和的。这合大套的实在少。这也在人讲究罢了，这算什么出奇？又指着湘云道：“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儿，他爷爷有一班小戏，偏有一个弹琴的，凑了《西厢记》的《听琴》，《玉簪记》的《琴挑》，《续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了真的了。比这个更如何？”

这是贾母的戏剧艺术的见解，似乎也可以说是曹雪芹的见解。当时社会上以昆剧为尚，“雅乐”为尚，其他“花部”，剧种众多，总唱不过昆腔。“花部”众多剧种，总名之曰“乱弹”。而讲究既能唱昆腔，又能唱“乱弹”，主要是弋阳腔、高腔。一直到本世纪初，梨园界还讲究“昆、乱不挡”，这才叫真功夫。宝钗过生日，“定了一班新出的小戏，昆、弋两腔俱有”。就是这同一班内，同样这些演员，既能演唱昆腔戏文，又能演唱弋阳（高腔）戏文。不像现在一些剧团，只会唱一种腔。

弋阳、高腔以金鼓为主，慷慨高亢，自是其长处，但不免大锣大鼓，感到噪杂。而且有的戏文内容又荒诞，就更无足观了。第十九回写东府珍大爷请过去看戏，宝玉去了。结果：谁想贾珍这边唱的是《丁郎认父》、《黄伯央大摆阴魂阵》，更有《孙行者大闹天宫》、《姜太公斩将封神》等类的戏文，倏尔神鬼乱出，忽又妖魔毕露，内中扬幡过会，号佛行香，锣鼓喊叫之声，闻于巷外，弟兄子侄，互为献酬；姊妹婢妾，共相笑语，独有宝玉见那繁华热闹到如此不堪的地步。

所有《红楼梦》写戏剧的文字中，这段反面文字十分重要。“神鬼乱出”、“妖魔毕露”，后接“繁华热闹到如此不堪”一语，如果结合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来谈，曹雪芹的政治锋芒是十分明显的，针对性强，十分尖锐大胆。为什么这样说呢？要从这些戏文的本身说起。这些戏都是《封神榜》、《西游记》中的戏，台上人很多，大锣大鼓，打出打进，演员大多勾着大花脸，以场面取胜，不以情节、唱腔、感情取胜。当时社会上为什么流行这些戏呢？有一个特殊原因。与曹雪芹同时代的大史学家赵翼《檐曝杂记》记云：内府戏班，子弟最多，袍笏甲胄及诸装具，皆世所未有，余尝于热河行宫见之……所演戏，率用《西游记》、《封神传》等小说中神仙鬼怪之类，取其荒幻不经，无所触忌，且可凭空点缀，排引多人，离奇变诡作大观也。戏台阔九筵，凡三层，所扮妖魅，有自上而下者，有自下突出者，甚至两厢楼亦作化人居，而跨驼舞马，则庭中亦满焉。有时神鬼毕集，面具千百，无一相肖者。

把赵翼所记和《红楼梦》十九回曹雪芹淋漓尽致痛骂的作一比较，读者作何感想呢？这是在同样的时代里，对同样的戏剧现象，用不同文学形式所表现的观点近似的文字，不管其是否偶然巧合等等，二人在思想上自有其相通处。赵翼说“取其荒幻不经，无所触忌”，曹雪芹说：“繁华热闹到如此不堪的地步。”二者说法不同，其不满于此种戏剧的感情程度，亦有不同。但其微言所指是一致的。要知这正是乾隆“盛世”，曹雪芹的话难道只说宁国府贾珍吗？这种神鬼乱出的戏本是自宫廷中传出，流行于民间，被曹骂作“如此不堪”，这真可以说是绝妙好辞了。如找曹雪芹在政治上的“叛逆性”，这种地方是很明显的。

所谓“无所触忌”，除一般的文字狱的恐惧之外，叫人很容易想起洪昇《长生殿》的故事，所谓“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宫廷中演戏，自是顾忌多端，如履薄冰的了。《红楼梦》写到戏剧的地方，提到的剧名不少。第十一回贾敬过生日，天香楼唱戏，提到《双官诰》，十八回元妃省亲，唱了《一捧雪》的《豪宴》、《长生殿》的《密誓》（书中作《乞巧》）、《邯郸梦》的《仙圆》（书中作《仙缘》）、《牡丹亭》中的《离魂》、《牡丹亭》中的《游园·惊梦》、《钗钏记》中《相约·相骂》，这些都是有名“折子戏”，不少到现在昆剧中还演唱。《西游》、《封神》等戏，不必多说。二十二回宝钗过生日提到的《山门》、《装疯》，四十四回凤姐过生日提到的《荆钗记》中《男祭》，以及五十四回让芳官唱的《寻梦》、《惠明下书》等，都是常见的折子戏。另外“清虚观打醮”时唱的《白蛇记》、《满床笏》、《南柯梦》等则是整本的剧名，演唱时或者唱其中几折。《红楼梦》时代，正是演出剧目最多的时期，传奇、杂剧，名目繁多。据焦里堂《曲考》所载，有一千多种，还不全。当时好多剧本，有不少没有刻印，只是抄本流传，年代久远，便失传了。如第二十二回宝钗过生日，凤姐“知贾母喜热闹，更喜谑笑科诨，便先点了一出，却是《刘二当衣》”。这《刘二当衣》在戏剧中便是比较僻的剧目了。嘉道时北京附近宝坻人李光庭在其《乡言解颐》“优伶”篇中道：王成子之《刘二官扣当》，稍逊熊儿；尹多儿之《乡里婆探亲》，不输鱼子。

这《刘二官扣当》就是凤姐点的《刘二当衣》，这是“弋阳高腔”的剧目。“弋阳腔”派出江西，但到北京，进而演为“高腔”，演员大多是京南高阳、蠡县的人，亦称“高阳腔”，“北昆”亦由此而来。近人北昆名家韩世昌、白云生诸位，都是高阳人。其谑笑科诨的玩笑戏剧目很多，不少剧目又成为梆子的剧目。如《探亲家》、《请太医》、《顶灯》等，都是类似的玩笑戏。

现在演戏组织叫“剧团”，《红楼梦》时代叫“班子”。二十二回宝钗生日说是“定了一班新出的小戏”，就是定了一个新演出的班子。当时这种戏班子加“小”字的，都是年幼的儿童演出，叫作“娃娃班”，即后来所谓的“科班”。当时没有学校之类的组织。所有演员，都是这种“小戏班子”一批一批地培养出来的。

聪明的小演员，年纪虽小，但演技却好，临时插科打诨，极能得彩。第五十三回描写道：此时唱的《西楼会》，正是这出将完，于叔夜赌气去了，那文豹便科诨（旧时戏剧术语，即兴说笑话，谓之“插科打诨”）道：“你赌气去了，恰好今日正月十五，荣国府里老祖宗家宴，待我骑了这马，赶进去讨些果子吃，是要紧的。”说毕，引得贾母都笑了。薛姨妈等都说：“好个鬼头孩子，可怜见的！”凤姐便说：“这孩子才九岁了。”贾母笑说：“难为他说得巧！”说了一个“赏”字，早有三个媳妇已经手下预备下小笸箩，听见一个“赏”字，走上去，将桌上散堆钱，每人撮了一笸箩，走出来，向戏台说：“老祖宗、姨太太、亲家太太赏文豹买果子吃的。”说毕，向台一撒，只听“豁啷啷”，满台的钱啊！

这段写的极为精彩。这回书前面也已写明：“至十五这一晚上，贾母便在大花厅上命摆几席，定一班小戏……”注意这个“小”字十分重要，就是“娃娃班”。当时剧班，女班甚少，社会上男演员多。贵戚家内眷在府中看戏，如何能传男演员大戏班子呢？所以定“小戏”，就是“娃娃班”。第十一回天香楼看戏，也说明是“现叫奴才们找了一班小戏儿……”几处都加“小”字，不了解历史背景的，往往会忽略这个“小”字，岂不知道这个“小”字并非闲文，而是十分重要的。

九岁的孩子，唱戏给这些太太、奶奶们听，还要插科打诨，博取欢心，讨几个赏钱，看上去好像聪明、有趣，实际是最残酷悲惨的，“可怜见的”一语，现在读者也许等闲视之，岂不知这正是充满同情的一句话。

第一，当时唱戏认为是最下贱的职业，国家把“娼（妓女家）”、“优（唱戏家）”、“吏（县衙书吏家）”、“卒（县衙差人家）”列为四种贱民：即使穷苦农民、工匠也是“清白人家”，社会地位也比这四种人高，这四种家庭不论多么有钱，一般“清白人家”也不愿和他们通婚。三代中（即父、祖、曾祖）有一个从事这四种职业的，这种年青人不能参加国家最起码的考试——童生考秀才。原因就是“家世不清白”。所以各种戏班子的小演员，除少数是出自唱戏人家的子女，即所谓“梨园世家”者外，其他即使贫苦农民家庭，也不愿送孩子去学戏。因此戏班的小演员，大多是拐骗、贩卖而来。这是出身的悲惨。第二，戏班过去教习教戏，口传心记，没有文字教材，也没有什么教法，全靠“打”，因而教戏，又叫“打戏”。这在半个多世纪前的科班，也还是用这种“打”的办法教。而且“打”的很残酷，甚至打出老伤，打成残疾。现在不少老年演员可能对此还记忆犹新吧。旧时私塾教师也用戒尺打学生，但比之戏班子打戏，那是无法相提并论的。试想演文豹的这个九岁的小孩子，平时该挨过戏“教习”的多少打呢？流过多少童年的眼泪呢？

近人王梦生《梨园佳话》云：北方富人家好蓄戏，有主人慈善，不令善才施猛者，其戏每不能佳，故“打戏”二字，成为此中人定论。都中多伶界世家，或延师教演，或得自家传，日居庄岳之间，视村童骤学者，究事半功倍，然亦无能逃教刑者，学戏教戏，亦人间烦苦事也。

引此文献，作为前文的证明。而这些孩子是哪里来的呢？这是十分惨痛的历史事实。十七回中说的清楚：“贾蔷已从姑苏采买了十二个女孩子”，是“买”来的。《清稗类钞》载有“卖身契”情况道：京师伶人，辄购七八龄贫童，纳为弟子，教以歌舞。身价之至巨者，仅钱十缗（即十吊钱，约十两纹银）。契成，以墨笔划一黑线于上，谓之“一道河”，十年以内，生死存亡，不许父母过问。

要注意，这还是“活契”，有期限，“十年”。要是“死契”，那就终身为奴，没有自由了。所以第三十六回中作者借龄官的口骂道：“你们家把好好儿的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学这个还不算。”这是多么沉痛的抗议呼声呢！

戏班·串戏

当时戏班子，有营业性的班子，也有王府贵戚之家的班子，还有专为迎接皇上、嫔妃等“御赏”的班子。龄官、芳官等梨香院中的一班小戏，原本是专为元妃省亲准备的，是第三种。第五十四回贾母指着湘云说的：“他爷爷有一班小戏”，那是第二种。这种班子，有时应相好人家之邀，出去演出。如同回书中贾母所说：“如今这小戏子又是那有名玩戏的人家的班子，虽是小孩子，却比大班子强。”这“玩戏的人家”，纵使比不上荣、宁二府，肯定也是豪门府第，一般的富裕之家，也是养不起戏班子的。这种当时叫“家班子”，以区别于专靠营业收入的班子。自然养这种班子的人家，家道衰落之后，“家班子”也许变成市间的营业班子。据说二三十年代北京有名的科班“富连成”，其前身最早就是有名的富户“外馆沈家”的家班子。专门营业的班子，有小班子，自然更多大班子。在《红楼梦》时代，有不少名班。

康熙时，有演《长生殿》出名的“聚和班”，另有“大观班”、“啸月班”。查他山太史《南斋日记》康熙四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记云：是夕澹远家酬神愿，大观班演《西楼》，二更客去。

同书二月初六记云：同年公会，至者四十人，啸月班演《牡丹亭》全本。先付足文一两。

其后有“宜喜班”、“萃庆班”、“宜庆班”等等，都是见诸文献的名班。

当时各种戏班，男戏班多，女戏班少。乾隆时李斗《扬州画舫录》记一“女班”云：顾阿夷，吴门人，征女子为昆腔。名双清班，延师教之。初居小秦淮客寓，后迁芍药巷。班中喜官《寻梦》一出，即金德辉唱口。玉官为小生，有男相……是部女十有八人，场面五人，掌班教师二人，男正旦一人，衣、杂、把、金锣四人，为一班。赵云崧《瓯北集》中有诗云：“一夕绿尊重作会，百年红粉递当场。”谓此。

其演员尚有“巧官”、“秀官”、“康官”、“申官”、“二官”、“六官”、“四官”等名。其时其他班中，尚有“银官”、“新官”、“爱官”、“凤官”、“荷官”等等艺名，不一而足。可见《红楼梦》中梨香院演员叫“芳官”、“葵官”、“龄官”等，外面男演员艺名“琪官”，这些都是一时之社会风尚，并非曹雪芹独特编造的。陈康祺《燕下乡脞录》谓和珅小名“琪官”，因而蒋玉菡影射和珅，这是“索隐派”的一种说法，实不足为凭。且和珅得势在乾隆后期，在《红楼梦》之后。

荣、宁二府喜庆饮宴，请来小戏班子演唱，这种方式，在戏班子中叫“唱堂会”，这种戏叫作“堂会戏”。这种以“约堂会戏”的方式演出，在《红楼梦》时代，是很普遍的。应堂会戏的除“大戏班子”（成年演员）、小戏班子（儿童演员）外，还有其他。如第十一回说：“找了一班小戏儿并一档子‘打十番’的。”第四十三回说“不但有戏，连‘耍百戏’并‘说书女先儿’……”，“说书女先儿”是“说书女先生”的省语，即“女先生儿”。这种说书的不少都是盲女。“耍百戏”就是“杂耍”，有文场、武场之分，直到现在也还有，不必多说。其中“打十番”，现在没有了，名称也特殊，是什么样的呢？先看文学作品的记载。康熙时诗人郭元《十番词》云：秋烟络空月如水，小红云吹不起。酒阑歌倦灯灺红，滉漾一声群耳喜，鼓师双杖悬黄檀，两手病疯头青山。笛奴揭调飞霜吻，不怕空云裂成粉。双铜戛手如风飒，间以丁星响嘈杂。红鱼数鸣板稀打，小锣声荒大锣哑。幺头风韵似联珠，七事争能不相下。初如秋檐滴淋漉，又似晴空云断续。忽闻万骑宵同驰，手如急雨心不知。茫洋醉骨荡无主，似见莲心柘枝舞。……何年此曲成金屑，又撤圆鼙弹雨雪。

这首《十番词》内容很好，可惜艰深些，只形容了一些“打十番”的情景，使后人还不能清楚地了解到如何“打十番”。在钱泳《履园丛话》中有一段说明，较清楚：十番用紧膜双笛，其声最高，吹入云际。而佐以箫管、三弦，缓急与云锣相应。又佐以提琴（不是西式提琴）、鼍鼓，其缓急又与檀板相应。再佐之以汤锣，众乐既齐，乃用羯鼓，声如裂竹，所谓“头似青山峰，手如白雨点”，方称能事。其中又间以木鱼、檀板，以成节奏。有“花信风”、“双鸳鸯”、“风摆荷叶”、“雨打梧桐”诸名色。忆于嘉庆己巳年七月，余偶在京师，寓近光楼，其地与圆明园相近，景山诸乐部尝演习十番笛，每于月下听之，如云璈叠奏，令人神往。余有诗云：“一双玉笛韵悠扬，檀板轻敲彻建章。太液池边花外路，有人背手听宫墙。”

近人徐珂《清稗类钞》引此节，并云：“若夹用大锣、铙钹，则为粗细十番，创于京师。”把钱泳的说明和郭元的诗对照看，就比较清楚什么叫“打十番”了。用现代语言，说的简单些，就是以打击乐器为主的中国乐器大型交响乐。

说到《红楼梦》时代的戏剧，其中有一种最坏的风俗，就是所谓“男色”。第七十五回写贾珍在家聚赌，尤氏偷看：“其中两个陪酒的小幺儿，都打扮的粉妆锦饰”，邢大舅输了钱，“嗔着陪酒的小幺儿只赶赢家不理输家了”，后来“两个小孩子都是演就的圈套……越发撒娇撒痴，拿着洒花绢子，托了傻大舅的手，把那钟酒灌在傻大舅嘴里”。最后别人甚至说出非常肮脏的下流话，连尤氏都不愿听，“悄悄的啐了一口”骂出来。这就是这种恶劣风俗的反映。

清代法律规定，在北京城中，公开场合，任何官吏都不准招妓女侑酒。如果不遵法令，在酒楼偷着招妓侑酒，被巡城御史查到，那是毫不客气的。但准许招“雏伶”侑酒，也可把“雏伶”招到家中，进行色情鬼混。有的学戏，有的根本不学戏，而专唱“淫词艳曲”，也就是贾政骂宝玉时用的词语，谓之“档子”。乾隆初蒋士铨《忠雅堂诗集》中“京师乐府”有《唱档子》云：作使童男变童女，窄袖弓腰态容与。暗回青眼柳窥人，活现红装花解语。……尊前一曲一魂销，目成眉语师所教。灯红酒绿声声慢，促柱移弦节节高。富儿估客逞豪侠，铸银作钱金缕屑。一歌脱口一廛头，买笑买嗔争狎亵。夜阑卸妆收眼波，明朝酒客谁金多。孩提羞恶已无有，父兄贪忍终如何。

同时人汪启淑《水曹清暇录》记云：曩年最行档子，盖选十一二龄清童，教以淫词小曲，学本京妇人妆束，人家宴客，呼之即至……人争欢笑打彩，漫撒钱帛无算。

诗及笔记均可证贾珍聚赌文中所说“此间伏侍的小厮都是十五岁以下的孩子”、“薛蟠兴头了，便搂着一个小幺儿喝酒”、“这小狗攮的们都是这个风俗儿”、“我们师父教的：不论远近厚薄，只看一时有钱的就亲近”等句社会风俗。这正是《红楼梦》时代北京的恶俗。《红楼梦》反映这一恶俗的地方很多。第四十七回柳湘莲骗薛蟠道：既如此，这里不便；等坐一坐，我先走，你随后出来，跟到我“下处”，咱们索性喝一夜酒，我那里还有两个绝好的孩子，从没“出门”的，你可连一个跟的人也不用带，到了那里，伏侍的人都是现成的。

这“下处”一词，也是特殊用语。光绪时艺兰生《侧帽余谭》记云：明僮称其居曰“下处”，一如南人之称“考寓”。向群集韩家潭，今渐扩广，宣南一带皆是。门外挂小牌，镂金为字，曰“某某堂”。或署姓其下。门内悬大门灯笼一。金乌西坠，绛蜡高燃，灯用明角，以别妓馆。

这就是俗语所说“像姑堂子”，叫“下处”，此风清代流传甚早，康熙时柴桑《燕京杂记》中有很多记载，文云：京师娼妓虽多，较之吴门、白下，邈然莫逮，豪商富官，多蛊惑于优童，鲜有暇及者。

其记优童所居云：优童之居，拟于豪门贵宅。其厅事陈设，光耀夺目，锦幕纱橱，琼筵玉几，周彝汉鼎，衣镜壁钟，半是豪贵所未有者。至寝室一区，结翠凝珠，如临春阁，如结绮楼，神仙至此，当亦迷矣。

在《红楼梦》时代，像薛蟠这样的“呆公子”，这种地方是跑惯了的。他既误认柳湘莲为优伶，柳湘莲用这一类的专门用语一骗他，他自然信以为真了，“喜的酒醒了一半”，有了“小柳儿”，“还要家做什么？”作者像描写贾瑞一样，写透了薛蟠的“呆相”。所说“我这下处在北门外头”，这是作者故意指“北”说“南”的伎俩。书中所说“前面人烟已稀，且有一带苇塘”，这正像当年南下洼子一带，这正是当年离“下处”集中地并不很远的地方，所以薛蟠下马笑着设誓，结果挨了一顿好打。

薛蟠为什么误认柳湘莲是“优伶”呢？原来柳湘莲自招的。因他“最喜串戏，且都串的是生、旦风月戏文，不免错会了意，误认他做了风月子弟”。柳湘莲是什么人呢？“原系世家子弟，读书不成，父母早丧，素性爽侠，不拘细事，酷好耍舞剑，赌博吃酒，以至眠花卧柳，吹笛弹筝，无所不为。”当时这种人在社会上自然也不是安分之徒。即当时的旗人子弟，像柳湘莲这样的，也是不为“世法”所容的。而曹雪芹要用“叛逆”的观点赞赏这个人物，他同宝玉是同样具有“叛逆”性格而社会地位、环境、表现都不同，而又能结为“知己”的人。作者特别提到他的“串戏”。这在当时旗人子弟中是普遍的爱好。而且有的人到了入迷的地步。嘉庆时潘际云《串客班》诗云：兽镮深掩密不通，三更堂上蜡炬红。弟子传呼曲师至，登场未唱笙歌浓。始拍子母调，继学优孟冠。姑苏织袍千金值，一夕买至眉笑欢。生旦净丑兼末外，曼声阔口随分派。有时主仆或倒呼，不然叔侄同交拜。演之数月登高台，或夸邻境名班来。主人殷勤再三请，歌喉一串氍毹开。抛黄金，涂粉面，下场拭洗重相见。旁人莫言工不工，即非公子亦富翁。

同时人陈春晓亦有《串戏》诗云：衣冠辈，优孟技。学梨园，夸彼美。踏红毹，着翠屣。态轻盈，飞燕比。忘却是须眉，巾帼聊复尔。朱门海样深，丝竹中宵起。堂中夫婿舞腰柔，帘底佳人笑脸喜。弟兄戏谑已堪嗤，更有尔翁狎其子。荡湖船，唱不止，问是谁家好乔梓。调笑当场至于此，不知人间有羞耻。

两诗都写“串戏”，写的很具体，足以见一时风尚。其中几点值得注意。即戏子唱戏是为了赚钱；而串戏，却要花钱，是为自己娱乐，而且花钱很多，“姑苏织袍千金值”，要买行头，请人教，请客捧场，都要花很多钱。北京昔时俗语叫“耗财买脸”、“花钱买乐”，所以能够串戏登台的，正如诗中所说“即非公子亦富翁”了。自然这种人，可能很快把家产挥霍光。再有“串戏”出名之后，在一些场合演唱，台上文武场，即乐队；台下照料场子的人，都要“串戏”的人开赏，花销也很大。这种风气，直到本世纪初仍如此。近人夏枝巢《旧京琐记》云：票友之称，自亲贵以至富厚家子弟之好优孟者……有约谓之走票，清唱谓之座唱，上妆谓之彩唱，既登场则内外场之犒资皆由自备，往往因而破家。“票友”就是“串戏”的人。自然在别人的宴会上，串戏的人是客人，主人要请他表演了。诗中说“主人殷勤再三请”，对照第四十七回“贾珍等也慕他的名，酒盖住了脸，就求他串两出戏”等句，可以想象旧时票友在堂会上被邀请串戏时的种种情景。《旧京琐记》又云：票友多学生、净，习花旦者殊鲜，以受侮太甚也。内行称花旦之肯吃亏者曰“舍豁”。昔日有魏耀亭者，习花采，尽态极妍，其肯舍豁，过于内行。群呼之曰：“魏要命。”

柳湘莲“都串的是生、旦风月戏文”，而且“年纪又轻，生得又美”等等，在当时社会风气中，自然要引起误会了。

清末魏元旷《蕉盦随笔》记云：宗室八旗，无贵贱贫富上下，咸以工唱为能事，其偶然登台者，名曰“清串”，谓之“清客”。由清客入班者，辄名曰“处”。“百本张”子弟书《票把上台》云：子弟消闲特好玩，出奇制胜效梨园。鼓镟铙钹多齐整，箱行彩切俱新鲜。虽非生旦净末丑，尽是兵民旗汉官。……帽儿戏唱完开单戏，也无非花包头、金王帽与青花衫，浪旦丑儿多笑乐，正生黑净本庄严。更有那武行要唱把子戏，大轴子刀，剪出彩件件齐全。

由《红楼梦》时代，一直到清代末叶，票友串戏之风尚，历久不衰，最后引以上两则文献，亦有助于对《红楼梦》历史风俗之理解。

斗牌·赌博

另据清顾张思《土风录》、金学诗《牧猪闲话》等书记载，则“叶子”又名“马吊”，始于明代万历时，一说始于明代天启时。大约到了《红楼梦》时代，这种纸牌已经流行了二百年左右。明末清初申涵光《荆园小语》云：赌真市井事，而士大夫往往好之，至近日马吊牌，始于南中，渐延都下，穷日累夜，纷然若狂。问之，皆云极有趣，吾第见废时失事，劳精耗财，每一场毕，冒冒然目昏体惫，不知其趣安在也。

申涵光顺治恩贡生，虽中清代科名，但绝意仕进，以诗名，有“畿南三才子”之目。实际是明遗民。有感于当时京中马吊牌之风靡，可见其时已十分流行了。

纸牌一般寸许阔，三寸长，用裱好的几层厚硬纸印成。背面黑色或绛红满花，都是“方胜”、“万字”等细碎花纹，自然都是一样的，同现在的扑克牌背面大体一样。正面是不同花纹的牌面：分“索子”，从“一索”到“九索”，花纹是黑色边框，中心部分画两头大中间细像绕线板形状的图案。几索便几个。“万子”，即“万贯”，从一到九。几个便是“几万贯”。三是“十万贯”，二十万贯、卅万贯……直到百万、千万、万万贯，画人像，即《水浒》人物，画的自然较粗，后来印出来的陈老莲的《水浒叶子》，大概是正宗李龙眠的笔意，线条古拙有力，但那毕竟是名画，而非纸牌了。四是“文钱”，图案是边框中画圆形的“钱”，而一圈圈地，像指纹一样，俗名叫“饼”。第四十七回贾母“斗牌”时道：“鸳鸯见贾母的牌已十成，只等一张二饼。”所谓“二饼”，就是画着两个“文钱”的牌。文钱也是由一到九。但另有“空汤”、“枝花”二枚最大。

纸牌万贯、十万贯都是《水浒》头像，中间像，上人名，下贯数。再加“索子”、“文钱”共四十张一副。又名“马吊”，又名“叶子”。四人大局，人各八页。昔时有《马吊谱》、《叶谱》，专讲此道。打时丢下牌来，听不见声音，所谓“无声落叶”。自然后来演变为“马将牌”，数目翻了近四倍，竹子骨头制作，一玩“稀里哗啦”乱响，那就不是“无声落叶”了。“纸牌”的创造者是谁呢？现已不可考，这是很可惜的。赵翼《檐曝杂记》记云：《居易录》载宋张忠文公叔夜“招安梁山泺榜文”：有拿获宋江者，赏钱万万贯；拿获卢俊义者，赏百万贯；拿获关胜、呼延绰、柴进、武松、张清等者赏十万贯；拿获董平、李进者赏五万贯有差。今叶子戏有万万贯、千万贯、百万贯递降，皆用张叔夜榜文也。

为什么最早把《水浒》人物作成纸牌呢？而且外国的扑克牌也有“强盗”形象，其“字母”是否姓氏大写？这也似乎是巧合？因此我联想到：“马吊”的来源更早，也许就是张叔夜时代，把“赏格”和“画影图形”印在当时的“叶子”上，使其流通广，便于捉拿宋江等人呢？如果我想的能证明出“近似值”，那纸牌便是带有政治色彩的玩艺了。“斗纸牌”的“斗”法，在五十多年前，我记得有两种名称，一曰“碰湖”，二曰“编棍儿”。天津相声演员郭荣启有段相声，叫《斗索湖》，但具体如何斗法，我不会。也许同麻将牌一样玩法吧。“百本张”子弟书有段《打十湖》，不妨抄几句在下面，以见一斑：三六九加钱，二百钱的全贺儿；三四翻儿荤湖不为优；抓闹了“回龙”是十个货儿；三百钱一忙是加二头。

旧时把赌博性质的东西，分为玩——即游戏、赌、腥赌三种，习惯上第一种不当“赌”，如第四十七回贾母所说：“我不是小气爱赢钱，原是个彩头儿。”包括第二十回宝钗、香菱、莺儿、贾环掷骰子，赶围棋，为输了一二百钱吵起来，但那还是游戏，而非赌博。

赌博要有三个特点：一是目的在于输赢，希图侥幸，以得非分之财；二是输赢根据不同的财力比例，都较大。如贾母斗牌，凤姐拿来一吊钱，平儿又送来一吊钱，以贾母之财力，三吊、五吊，十两、八两，不算什么，因而仍是游戏。如第四十五回，宝钗派婆子给黛玉送燕窝，临走黛玉笑说：“我也知道你们忙。如今天又凉，夜又长，越发该会个夜局，赌两场了。”那婆子对黛玉说：“不瞒姑娘说……误了更又不好，不如会个夜局，又坐了更，又解了闷。今儿又是我的头家，如今园门关了，就该上场儿了。”这种婆子，每月月钱不过数吊钱，如输赢以几吊计，那就真是“赌”了。

第三，“赌”要抽头，一般赢十抽二，即每赢十个钱，要抽出两个钱作为“头钱”，归“头家”所有。这是一种稳扎稳打的收入，十分便宜。所以除专门开赌场、赌台的人独自占有这种收入外，其他大家一起玩，便要轮流当头家，以便利益均沾。婆子对黛玉说“今儿又是我的头家”，就是这个意思。不过头家有责任为众人布置场面，准备茶水，以及点心，甚至酒席。

再有赌具上也有区别，赌法上也有区别。

如同样是骰子，如掷骰子，赶围棋子，赌注固定，大几点走几步，半天时间见输赢，而且输赢有限，这就是游戏。如三个骰子投掷，“赶羊”、“抢快”、最大十八点，最小只三点——全红，最次一二三，输赢又多又快，而且可以供许多人下注，这就是“赌”了。又如骨牌，用来“顶牛”，即幺接幺，六接六，同点相接，江南谓之“接龙”，接半天才接完，输赢极有限，这自然是游戏，而且过去只是小孩玩。如“推牌九”，尤其“小牌九”，两张牌比点子，由“皇上”（即“幺二”和“二四”相配）到“闭十”，输赢又快又大，所谓“一翻两瞪眼”，便是很大的赌。第七十回写宁国府贾珍聚赌，有的人“斯文些的抹骨牌、打天九”，“打天九”是用三张一副的“骨牌副子”对打，最大是两张天牌（即十二点之牌，谓之天牌。因骨牌点子按骰子点排列，成对者按天、地、人、娥、版、五、长分大小。“天”牌“双陆”，“地”双“幺”，“人”双四，“娥”幺三，“版”双二，“五”双五，“长”双三，亦“幺娥”、“二版”、“大五”、“长三”）加一张“花九”，叫做“天九”。“三张骨牌副子”即鸳鸯女三宣牙牌令所说的副子，变化很多。其道理是用高等数学的“排列、组合”规律组成的。

过去最大的赌博，是“压宝”。工具是宝盒子，铜制、银制都有，十分精美，内中有镶着白象牙三角的正方形红木宝块。这纯粹是“赌具”，游戏时用不到它，《红楼梦》中似未写到，不必多说了。

赌具中，骰子是主要的，骨牌是骰子演变的。第二十回贾环和莺儿等掷骰子，写道：赶着这盘正该自己掷骰子，若掷个七点便赢了，若掷个六点也该赢，掷个三点就输了。因拿起骰子来狠命一掷，一个坐定了二，那一个乱转。莺儿拍着手儿叫“幺”！贾环便瞪着眼：“七！八！九”混叫。那骰子偏生转出“幺”来。贾环急了，伸手便抓起骰子来，就要拿钱，说是个“四”点。莺儿便说：“明明是个幺！”

贾环耍赖，混账，这个看书的人都知道，为什么偏偏要以“幺”混“四”，而不混“五”、混“六”呢。很简单，因为骰子，正方形，六面，“幺二三四五六”点子，只有“幺”、“四”是涂朱红点子，其他都是黑色点子。为什么“幺”和“四”是红色的呢？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

温飞卿诗：“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也无。”据说最早骰子只有“幺”是红点。如粒“相思子”，十分好看。后来因了唐明皇、杨贵妃的关系，“四”也成为红的了。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三《骰子四绯》记道：骰子本魏陈思王所制，然其时乃窑烧成者，事见《七修类稿》。而《说郛》云：博骰本以木为质，唐世镂骨为窍，杂以朱墨。更有取相思红豆子纳置窍中。故温飞卿诗云……《言鲭》：唐时投琼，惟幺一点加红，余五子皆黑色，明皇与杨妃彩战，将北，惟四可解。有一子旋转未定，连叱之，果成四。上悦，顾高力士令赐绯，遂相沿至今云。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看来贵为贵妃，也希望得个彩头。贾环乱叫“七、八、九”，似乎也情有可原了。

投骰子，可用两只、四只、六只，所谓“六赤重新掷印成”，六骰齐掷，一掷全红，所谓“六红”，在古人掷骰子博彩时，是赢大注的。

以上所说都是《红楼梦》提到的赌具。同样是赌具，有的是游戏与赌博都可以用的，只看你如何去玩了。如纸牌、骨牌之类。

但是也有不是赌具，却也用来作为赌博活动的。如拉弓射箭，本是练武的，却也可以用来赌博，即清代北京流行的“射鹄子”，我过去曾写短文介绍过，这里不再多说。另外《红楼梦》时代，斗鹌鹑、斗蛐蛐，都可以进行赌博，但《红楼梦》中未写到，所以我也不多说。另在高鹗续书中，曾于八十八回提到“双陆”，现在玩“双陆”的人似乎没有了。宋人洪皓《松漠纪闻》云：燕京茶肆，设双陆局，或五或六，多至十余，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

可见在古老的年代里，这玩艺是很普遍的。是游戏器具呢？还是赌呢？也不十分明确。邓文如先生《骨董琐记》中引葛立方《韵语阳秋》云：双陆之制，初不用棋。但以黑白小棒椎，每边各十二枚，主客各一色。以骰子两只掷之，以点数行，因有主客相系之法。故赵搏《双陆诗》云：“紫牙镂合方如口，二十四星衔月走。贵人迷此华筵中，运术手交如阵斗。”

文中所云“黑白小棒椎”，倒是真的。二十多年前在故宫《红楼梦》展览会上看到的“双陆盘”就是这样。那双陆棋盘也很像西式象棋的样子。但如何走法，文中说的仍不清楚。诗中所说“衔月走”，可能是“走”的方法和规矩，但也弄不清楚。诗中结尾两句，只说明在筵席之间，玩的人着了迷，可是究竟有没有银钱赌注呢？从诗中也得不到结论。是游戏还是赌博也无从判断。再有下棋，大家都知道是游戏，可是在高鹗续书九十二回中，贾政和詹光下棋，冯紫英问：“下采不下采？”詹光说是“下采的”，冯紫英便说“下采的是不好多嘴的”，这就是因为赌银子了。道咸时毛祥麟《墨余录》中“弈艺”条记故事道：范于怀中出大镪曰：“以此作彩可乎？”众艳其金，争来就，范曰：“余弈不禁人言，君等可俱来耳。”枰未半，而众已无所措手……

可见下棋也是能下很大的赌注的。只是时间慢一些罢了。

生活礼节

这节讲衣、食、住、行与礼仪的关系。

衣，首先表现在封建时代法定的衣着等级制度上。由皇帝到百姓，中间冠（帽子）、上衣、下裳、外褂、坐褥、鞋、袜等分作几十种等级。官吏谓之官级，百姓谓之庶民服色，由式样、用料、颜色、花纹，都有明显的不同，不能差错。以上种种，在服装一文中都有说明，不再赘述。

表现在礼仪上，首先官服与便服不能乱穿，大抵官吏和眷属，在公务和典礼时要穿官服。如第十六回写元春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贾母率邢、王二夫人并尤氏、贾赦、贾珍等奉侍前往，都按品大妆、换了朝服。朝服是按照高低官品不同服色，所以叫按品大妆。当时都是按照封建朝廷仪礼注、舆服志规定穿着的，不可乱来。

按品朝服自然是以男性为主，女眷随男性夫或子的官爵穿用，如请有诰命者，则按品穿戴。

平时不当穿朝服时乱穿朝服，或当穿朝服时不穿朝服，均为失礼，乱礼数，且要担处分。

官吏不论上级、下级，如正式见面，一方穿官服，一方亦应穿官服接待。下级穿官服拜见上官，上官如不穿官服接见，便为失礼。下官甚至可拒绝参见。

服饰表现在礼仪之一，是喜庆凶丧种种不同。这种表现，最明显是在色彩上。简单分类为：白色、黑色、灰色、蓝色为素色，红色中大红、朱红、粉红、洋红等均喜色。一切喜服均应用大红、赤金，所谓“披红簪金”。

如穿素服到喜庆场合中，或穿大红喜服到丧葬场合中，均为失礼，万万不可以。如四十三回写宝玉先是“遍身纯素”到水仙庵给金钏儿烧香，回来到怡红院“找了颜色吉服换上”，给凤姐过生日行礼吃酒，这就是“礼数周全”。

吉服、丧服的种类按当事人身份地位也大不一样。吉服除官服、礼服之外，最重者为披红簪花，此礼一直延续到现在。丧礼则孝服与素服有所区别，孝服又分重孝、轻孝，重孝限于直系亲属子、女、媳、婿、孙辈、侄辈以下递减，至五代而外，则为一般同宗关系，白色布孝服则不必矣。此即俗语所说之“五服内”、“五服外”区别。素服可白、亦可灰、黑等色。居丧之家素服，守寡之人素服，不但衣着素，且不事脂粉，如李纨的装扮。

穿衣礼仪表现在私室、家居、做客亦十分明显，私室最为随便，家居则不同于私室，大家礼数，衣冠环珮，均极讲究，一般家居昏侍晨省，待字姑娘，也要穿裙。如果做客，即使夏天，也要穿很多衣裳。如第三十一回写史湘云来，贾母说：“天热，把外头的衣裳脱脱罢！”王夫人笑道：“也没见穿上这些做什么！”湘云笑道“都是二婶娘叫穿的”等等，正都说明，为了礼仪，虽在大热天，湘云二婶娘还让她穿很多衣服。

食表现在礼仪上，首先是封建豪门的家规、辈分等级差异。

第四十回刘姥姥说：“别的罢了，我只爱你们家这行事，怪道说，礼出大家。”这是刘姥姥在吃过饭后对凤姐和鸳鸯说的。是作者通过刘姥姥的口，赞许这些礼数。

亲属辈分最重要，家居主客要分清。第三回写黛玉进府第一次吃饭，说的最清楚。贾母是家长，居中，黛玉是客，坐上首，三春姊妹陪坐，坐定。然后李纨捧杯、熙凤安箸，王夫人进羹。随后王夫人坐下位同用饭，李纨、凤姐立在案边布、让。规矩十分明确。

按清代旗人礼数，姑娘未出嫁时，在家中地位最娇贵、最高，所以旗人中不少都是姑奶奶当家。

用饭时主、奴更要分清。即使主奴之间关系非常亲密，即使在无人时也不敢十分僭越。

如第十六回贾琏、凤姐在房中吃酒，贾琏乳母赵嬷嬷进来，让上炕吃酒，“赵嬷嬷执意不肯”，平儿就在炕沿设了一几，赵嬷嬷在脚踏上坐了，贾琏拣肴馔与他，放在桌上自吃。

主、仆之间都遵守封建礼仪。

又如第五十五回写平儿陪凤姐吃饭，凤姐先说：“过来坐下，横竖没人来，咱们一处吃饭是正经。”后来，“平儿屈一膝于炕沿之上，半身犹立于炕下，陪着凤姐吃饭”，特别细写平儿坐的姿势，说明礼数，也说明平儿知礼。

食的礼仪之三，是大量表现在筵席上，先是在坐次上分上座，陪坐、下坐，或分主座客座。《红楼梦》中请客，一般不坐圆桌，多是方桌，五人一席。主座正中，一边两人陪席，一端空着，不设座位，预备上菜。第三十八回吃螃蟹写的十分清楚。并特地写明：西边靠门一小桌，李纨和凤姐，虚设座位，二人皆不敢坐。

第四十回关于饮宴礼仪，有两点可予注意：一是宝玉设计：既无外客，不必按桌席，每人跟前摆一张高几，十锦攒心盒子，自斟壶，岂不别致。这样不按桌席，免去让坐之礼；自斟壶，免去斟酒之礼。

二是上菜次序：只见一个媳妇端了一个盒子站在当地，一个丫鬟上来揭去盒盖，里面盛着两碗菜，李纨端了一碗放在贾母桌上，凤姐偏拣了一碗鸽子蛋放在刘姥姥桌上。

另外饮馔筵席的礼仪，还表现在请客人的时间上，俗语所谓：三天为请，两天为叫，一天为提。即请人要预先通知。第五十三回写贾珍对贾蓉说：到荣国府问凤姐，正月里请吃年酒的日子拟定了没有？若拟定了，叫书房里明白开了单子来。以免重复，并说旧年不留神，重了几家，人家不说咱们不留心，倒像两家商议定了，送虚情怕费事一样。

当时筵席请客，一是用请帖，亦曰请柬，即一固定格式之请客短信；二用知单，即将请柬上之辞句写在一长条红纸之前面，后面依次写人名（称谓写老爷或大人）。按名单送到被请人前请签，如来写“知”，如不来写“谢”。

住室家居，关于礼仪者甚多：

首先起动坐卧，都有一定礼数，有森严的等级界限。第五十八回小丫头说婆子，“我们到的地方儿，有你到的一半儿，那一半是你到不去的呢，何况又跑到我们到不去的地方儿——还不算，又去伸手动嘴的了”。于此可见大观园中各种人等的居家限制。

按照当时家庭礼仪，做晚辈的每天早晚要到长辈房中请安问好。经过长辈住的地方，不能过门不入，即使长辈不在家，也要有应有的礼数。所以有一次宝玉出门，要求跟随的人，绕开贾政的书房出去，一个跟随的人说，不要紧，老爷不在家。宝玉说老爷虽然不在家，但经过他的书房，也不能失礼，另一个随从，则称赞宝玉懂礼。

第三十六回写宝玉挨打后，贾母怂恿，贾政不再叫宝玉，宝玉在园中自由自在，素日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不但将亲戚朋友一概杜绝，连家中晨昏定省，一发都随他便了。

晨昏定省，就是早、晚到长辈房中请安问好，这些礼数，他都可行可不行了。而这些礼节，在当时像贾府这样家庭，是极为讲究的。《红楼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旗人家中的种种礼仪。曹雪芹虽然想“真事隐”，但在生活细节的描写上，是“隐”不了的。

如第九回写贾政问跟宝玉的是谁，“只听见外面答应了一声，早进来三四个大汉，打千儿问安”。这“打千儿问安”，左腿抢前一步，屈右腿半跪，右手半握拳下伸，谓之“打千”，是仆人见主人，仆人回事常用礼。原八旗兵所用。便是明显的旗礼。

再如第三十一回写湘云到来，“果见史湘云带领众多丫鬟媳妇走进院来，宝钗、黛玉等忙迎至阶下相见。青年姊妹，经月不见，一旦相逢，自然是亲密的。一时进入房中，请安问好，都见过了”。这“请安问好”是如何请呢？是依汉人礼法：拜一拜（或叫福一福）呢，或按旗礼，请“碰安”呢？前者是右手在上、左手在下，半握拳，放在胸下，上下动一动。后者是两手平放膝上，弯膝碰一碰身躯。作者未写明。读者可以想象。

居家按辈分请安问好层次十分明显。第二十四回贾赦生病，宝玉去看望请安，因是奉贾母之命，故也有代表贾母看望的意思。这样见面行礼就比较复杂了。原文写道：见了贾赦，不过是偶感些风寒。先述了贾母问的话，然后自己请了安，贾赦先站起来回了贾母问的话，便唤人来：“带进哥儿去太太屋里坐着。”宝玉退出来，至后面，到上房，邢夫人见了，先站起来请过贾母的安，宝玉方请安。

这都有意地细写了请安、行礼的层次。“庚辰本”脂砚斋夹批云：“一丝不乱。”“一丝不乱”，“甲辰本”在“宝玉方请安”后批云：“好规矩。”“庚辰本”在后面又有夹批云：“好层次，好礼法，谁家故事。”

从写的人不厌其详地写，批的人不厌其详地批，不但可以看出当时旗人大家礼数之周详，亦可看出写者、批者赞美这些礼法的态度。

女人万福是汉人礼节，请碰安是旗人礼节。男人打千请安是旗人礼节，尤其是奴才向主子请安，衙役向官吏回事，均用此礼。但正式行礼，则不用此。如跪拜磕头，则旗、汉一样，即男人要作揖，女人先要万福拜一拜，然后才下跪、磕头。作揖是小礼，磕头才是大礼。第九回写金荣给秦钟陪礼道：“金荣强不过，只得与秦钟作了个揖，宝玉还不依，定要磕头。”后来“金荣因人多势众，又兼贾瑞勒令赔了不是，给秦钟磕了头，宝玉方才不吵闹了”。

宝玉一定要金荣磕头，就是要他行大礼。

我国传统行了数千年的大礼——磕头、作揖。分一跪一叩首、一跪三叩首、三跪九叩首。封建时代尚有所谓“磕响头”，以及惶恐到极点时之“叩头如捣蒜”。

行大礼是比较重的，一般是磕一个头。男人磕头必先作揖，磕完后再作揖；女人磕头必先拜，磕完后再拜。

书中描绘，最生动的是写平儿给宝玉拜寿。文云：平儿也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来了……“所以特地给二爷来磕头。”宝玉笑道：“我也禁当不起。”袭人早在门旁安了座让他坐。平儿便拜下去，宝玉作揖不迭；平儿又跪下去，宝玉也忙还跪下，袭人连忙搀起，又拜了一拜，宝玉又还了一揖。袭人笑推宝玉：“你再作揖。”宝玉道：“已经完了，怎么又作揖？”袭人笑道：“这是他来给你拜寿；今日也是他的生日，你也该给他拜寿。”宝玉喜的忙作揖，笑道：“原来今日也是姐姐的好日子！”平儿赶着也还礼。

此段应注意者三：

一、拜寿磕头行大礼，必连拜或作揖，是汉礼。

二、一揖、一跪一磕头、又一揖之后，礼成，完了。

三、磕头不加请安或打千。满礼是常礼，是随便的。汉礼是正规的、是庄重的。

宝玉、平儿互相拜寿，行大礼，一跪一叩首，即磕一个头。而祭天地、祖宗，便要三叩首。同样以宝玉生日为例：这日，宝玉清晨起来，梳洗已毕，便冠带了，来至前厅院中，已有李贵等四人在那里设下天地香烛。宝玉炷了香，行了礼，奠茶烧纸后（应先烧纸、后奠茶），便至宁府中宗祠、祖先堂两处行毕了礼。

这里所说“行礼”，都是一跪三叩首大礼。

第五十三回写祭宗祠云：只见贾府人分了昭穆（即左、右）……青衣乐奏，三献爵，兴拜毕，焚帛，奠酒，礼毕，乐止，退出。

这是三跪九叩首大礼。“三献爵”，即三进酒；“兴拜”，兴是起立，拜是行礼。实际应是“拜兴”，即作揖、下跪、焚帛、献爵、奠酒、三叩首、起来作揖；再下跪……如此，重复三遍，才是礼毕。

有青衣乐奏，便有赞礼司仪，兴拜焚帛等等动作，均由赞礼先生按《仪礼注》来喊，行礼者依其所喊来动作。

赞礼司仪在红白事中，如秦可卿丧事、贾敬丧事、打醮祭神等，都应有司仪唱礼。

第十四回写秦可卿出殡，北静王路祭，贾珍急命前面执事扎住，同贾赦、贾政三人连忙迎上来，以“国礼”相见。

这以“国礼”相见，最低亦要“一跪三叩”，并“山呼”吾王千岁、千千岁。如在宫中见皇帝，则三跪九叩、山呼舞蹈、皇上万岁、万万岁。正如戏台上所表演者。

元春省亲，贾母跪迎銮舆，以国礼相迎。进入行宫正殿，“礼仪太监请升座受礼，两阶乐起”。礼仪太监即赞礼司仪之太监，行礼时唱礼。赦、政等排班上殿，荣国太君及女眷排班上殿均应行三跪九叩、山呼舞蹈大礼，昭容均传谕免。

至贾母正室，元春欲行家礼，贾母等俱跪止之。所说“家礼”，也是一跪三叩之礼。

后来小太监引宝玉进来，先行国礼毕，亦是三跪九叩之礼。

居家礼节，男人请安打千，作揖磕头，作揖打恭；女人请安，拜磕头，这些不同的动作，都要使用，根据书中所写，不同场合，用不同的礼节，不可机械地用什么，或不用什么。第二十六回薛蟠骗宝玉出来，“连忙打恭作揖赔不是”，“焙茗也笑着跪下了……又向焙茗道：‘反叛杂种，还跪着做什么？’焙茗连忙叩头起来”。这都不是正式行礼时，生活中特殊的礼数，大体生活中行礼，可分这样几种：

一、按仪注正式行礼，如上朝参见、祭祀、红白事、贺岁等等。

二、长辈亲戚间日常行礼，即所谓昏定晨省。

三、友谊礼节，拜见、告别、相遇、生辰、疾病。

四、感谢、乞求、谢罪、赔礼、惶恐哀告等等。

五、赌气、闹别扭、绝交等等。自然，这种礼并非行礼。

行动坐卧，在《红楼梦》时代与那样家庭中，都要受到礼法、礼节的约束、节制，不能错走一步。

第四十二回写“贾珍、贾琏、贾蓉三个人将王太医领来。王太医不敢走甬路，只走旁阶，跟着贾珍到了台阶上……”

这就是走路时的礼数，大抵随长辈走路，应很好跟随，不要僭越；如需扶持，自应很好扶持照应。

奴仆、丫鬟随主人走路，自应后面跟随，非主人命令，不敢擅自离开。第三十一回写湘云来大观园，“众奶娘丫头跟着……出来，便往大观园来，见过了李纨，少坐片时，便往怡红院来找袭人。因回头说道：‘你们不必跟着，只管瞧你们的亲戚去……’众人应了，自去寻姑觅嫂，单剩下湘云、翠缕两个。”

仆人、丫头如果引客人进来，仆人、丫头应该走在客人左前方引路。仆人如举客人名片，应右手高举名片，恭腰引客人缓步前行，至门前应高声通报。

如出门行路，或出远门，则更不同，如宝玉一般出门，四个小厮、四个跟随。有时更多，则按不同身份，不同情况安排，已不完全是礼节上的事情。在此不多说了。

生活中的礼节，有时是不对等的，有时是对等的，因此先后、轻重、谦让等等，都根据不同情况而定。略分之：为行礼、受礼、受半礼、还礼、拒礼、辞礼等等。

老家长坐主位，儿孙磕头，身不动，只嘴上说罢了等等，为受礼。侧身起立还一揖，为受半礼。平辈对请安、对作揖、对磕头，为还礼。躲开为拒礼、辞礼，亦谦让之道，表示坚决不敢受礼。《红楼梦》中所写礼节，十分细致，种类情况也很多，正反映了清代前期社会上，尤其是封建贵戚之家，旗下官吏家庭，十分重视礼节的情况。第五十六回贾母道：凭他们有什么刁钻古怪的毛病，见了外人，必是要还出正经礼数来的。若他不还正经礼数，也断不容他刁钻去了。就是大人溺爱的，也是因为他一则生的得人意儿；二则见人有礼数，竟比大人行出来的还周到，使人见了可爱可怜，背地里所以才纵他一点子。若一味他只管没里没外，不给大人争光，凭他生的怎样，也是该打死的。

这就是贾母的观点和家规。所以《红楼梦》中不但宝玉在人家彬彬有礼；即使行为很坏的贾蓉、贾蔷之流，在人前的礼数也是很周全的。

清代这种礼数，也普遍影响到社会上，影响到后来。这种好礼的风气一直影响到三十年代。其根源和基础是在旗人家好礼，而旗人当时又是统治阶层，故其影响更深远。魏元旷《蕉盦随笔》记云：旗人家庭之礼最严，老幼皆无敢少失，其周旋应对，莫不从容中节，盖自幼习之。入关以来，二百余年，未尝改易。

曼殊震钧《天咫偶闻》也记云：八旗旧家，礼法最重，余少时见长上之所待子弟，与子弟之所以事长上，无不各尽其诚。朝夕问安诸长上之室，皆侍立，命之坐不敢坐，所命耸听不敢怠，不命之退不敢退。路遇长上，拱立于旁，俟过而后行。宾至，执役者皆子弟也。其敬师也亦然。

以上所说各点，我们在《红楼梦》中都能找出具体的事例。不过不一一细举了。

送礼·名帖

如果把“送礼”作为一门学问，《红楼梦》将是这门“学问”的重要参考书；如果要找精于“送礼学”的专门人才，那不妨到《红楼梦》中去找。在荣、宁二府中，是有不少送礼专家的。

如第七回中，凤姐在秦可卿房中，第一次见到秦钟，没有带见面时的表礼。跟随凤姐的丫鬟媳妇们，忙去那边告诉了平儿。原文云：平儿素知凤姐和秦氏厚密，遂自作主意，拿了一匹尺头，两个“状元及第”的小金锞子，交付来人送过去；凤姐还说太简薄些。

这段送礼情节，就显示了平儿的“送礼学问”。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礼物有轻重，估量厚薄，权衡轻重，这中间大有讲究。这无法上天平秤，而能很准确得体地估计出厚薄、轻重，这就是“学问”。

第五十六回江南甄府送来重礼，李纨、探春等人遵贾母之命，将礼物收了。然后说道：这甄家又不与别家相同。上等封儿赏男人。只怕转眼又打发女人来请安，预备下尺头。一语未了，果然人回：“甄府四个女人来请安。”贾母听了，忙命带进来。

这段情节，又显示了贾母的“送礼学问”。因为“来而不往非礼焉”，“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送礼是两方面的事，有送的，有收的。不但要权衡送出去的，而且要估计人家送来的。自己如何送去，人家如何回礼；人家如何送来，自己又如何回礼。送之者眷眷，受之者拳拳。估计对方，考虑送什么，考虑如何回礼，赏送礼的人，这更是学问。这里写贾母在送礼学问中的预见性。

第三十一回写史湘云来，带来了送给袭人等人的绛纹石戒指儿。黛玉笑她，前日送同样的东西给黛玉等人，是派人送来的，既是同样的东西，为什么不一起送来？为什么巴巴儿自己带来等等。史湘云回答了黛玉一番话，说明送给姑娘们的应该怎样送，送给丫头儿们的又必须注意什么，说的头头是道。众人听了都说道：“果然明白。”

这次送礼是友谊的馈赠，但史湘云馈赠这些东西时的思维是多么细致而周密呢？

单举以上三例，即可见《红楼梦》中人，老的、小的，深通礼数的当家人的助手，以及闺阁小姐，对“送礼”这门学问，都是精心思考，深入研究的。《红楼梦》中的送礼，大约可分以下八类。

一是纯属友谊情感的馈赠，如前举史湘云送姐妹们绛纹石戒指。莺儿编花篮送给黛玉，蕊官送蔷薇硝给芳官……这些小心意，小馈赠，本谈不上什么礼物。但有“送”，有“收”，也如送礼，这纯属感情上的。

二是初见面的馈赠，也就是俗语说的“见面礼”。这就复杂了。有的是纯友谊感情的，如凤姐送秦钟见面表礼。有的则是因为礼貌，如第十五回北静王初见宝玉，送给他“蕶苓香念珠”。并说：“今日初会，仓卒无敬贺之物，此系圣上所赐蕶苓香念珠一串，权为敬贺之礼。”重在个“礼”字。另外还有因“势”的见面礼，别有目的的见面礼等等，情况复杂，不能一一说清了。

三是红、白喜事的送礼。娶亲、聘女、过寿，这都是喜事。这是“红喜事”。死人是丧事，白寿也当喜事办，叫“白喜事”。此外尚有盖屋上梁、乔迁新居以及作佛事、打平安醮等等，都当喜事送礼。娶亲等四种“喜事”送礼，现在一般读者还明白。“打醮”送礼，现在一般读者就不大了解了。如第二十九回所写清虚观打醮：“原来冯紫英听见贾府在庙里打醮，连忙预备猪羊、香烛、茶食之类，赶来送礼。”后面凤姐说：“只说咱们娘儿们来闲逛逛，人家只当咱们大摆斋坛的来送礼——都是老太太闹的！这又不得预备赏封儿。”接下去便是“接二连三，都听见贾府打醮，女眷都在庙里：凡一应远亲近友，世家相与，都来送礼”。这种送礼的情况，为什么送，送些什么等等，现在生活中恐怕已是没有的了。当然，各种“红白喜事”送礼，除关系特殊者外，一般也都是“礼”的成分多，“情”的成分少了。

四是一般生日送礼，即不是整寿祝寿的礼。这不但老年人有区别，要讲究，即年青人也讲究。第二十二回写宝钗过生日，就是十五岁，“及笄”之年，与众不同，自然礼物也不同了。而一般生日，也要“送礼”，不过因人而异。用第六十二回平儿的话道：我们是那牌儿名上的人，生日也没拜寿的福，又没受礼的职分，可吵嚷什么，可不悄悄儿的就过去了吗？

当天正是宝玉过生日，情况如何呢？“王夫人不在家，也不曾像往年热闹，只有张道士送了四样礼，换的寄名符儿，还有几处僧、尼庙的和尚、姑子送了供尖儿，并寿星、纸马、疏头、并本宫、星官、值年太岁、周岁换的锁……王子胜那边，仍是一套衣服，一双鞋袜，一百寿桃，一百束上用银丝挂面。薛姨妈处减一半。其余家中尤氏仍是一双鞋袜；凤姐儿是一个宫制四面扣合堆绣荷包，装一个金寿星，一件波斯国的玩器……姐妹中皆随便——或有一扇的，或有一字的，或有一画的，或有一诗的，聊为应景而已”。试看宝玉这样的身份，在家过一个普通生日，礼品多么复杂。这还是王夫人不在家，如王夫人在家，那锦上添花，繁荣绮丽，就更用不着多说了。

平儿只是侍妾，还是奴才的身份，自不能大模大样过生日，年年只是“悄悄的就过去了”。而被袭人说出来了，大家知道了，平儿毕竟是荣国府、大观园权势的核心人物，不少人平日奉承她还来不及，一听到她过生日，自然送礼者“连三接四”地来了。宝玉过生日的礼物是缘于“礼”，那么平儿所收的礼物，送礼者便是因“势”了。

五是节礼，三大节：过年、端五、中秋，小节：元宵、清明、中元、冬至、腊八，都要送礼。封建时代，这种种节礼，更是复杂，亲友之间要送，上下级之间要送，宫廷中也要向王公贵戚家送，不过不叫“送”，叫“赏”。第二十八回袭人告诉宝玉“昨儿贵妃打发夏太监出来送了一百二十两银子，叫在清虚观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还有端午儿的节礼也赏了”。这就是叫“赏”。

节礼的复杂性，还不在于“送”和“赏”，有时是借送节礼来“打秋风”，借着送一点不值钱的礼物，换来更大的好处，或重礼，或银钱，送礼为名，图利是实。第五十三回写道：人回：“北府王爷送了对联、荷包来了。”贾珍听说，忙命贾蓉：“出去款待，只说我不在家。”贾蓉去了。

简单几句话，气氛写的多么紧张。这正应了一句俗话：“黄鼠狼给鸡拜年，没有安着好心眼。”贾珍有钱，但官和权都不大，在穷王爷或不穷而贪财的王爷，以及太监们眼中，这正是块“肥肉”，可以趁各种机会打他点“秋风”，敲他点竹杠。过年了送来“对联”、“荷包”，是清代宫廷仪式，王府身份，似乎十分隆重，但所值却极有限。贾珍一接见送礼的，带来王爷口谕，借一千两银子过年，贾珍便毫无办法，只好乖乖拿出来了。因此吓得他“忙命贾蓉”；但又不敢得罪，因而一要“款待”，二只能推说“不在家”。其情景，似乎比见到债主还可怕了。

以上一例，可见送礼的另一面，这是现代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六是送土特产，旧时谓之“馈送土仪”。甲地到乙地，乙地到甲地，外省晋京，京中人到外省，过去旅行不易，长途跋涉，总要带些土产送礼。第十六回写黛玉由江南回来：“黛玉又带了许多书籍来……又将纸、笔等物分送与宝钗、迎春、宝玉等。”第六十七回薛蟠从江南回来，给宝钗带来些纸笔、香袋、扇子等等，宝钗又分送大观园众姊妹，回目就是“见土仪颦卿思故里”，重在“土仪”二字。

七是穷富亲友之间的礼物。如刘姥姥和荣府之间的礼物来往。这虽然也只送点瓜果干菜，得到更多的回礼和资助，但不同于王爷、太监等仗势打秋风、敲竹杠。

八是钻营的送礼，这不是“情”，也不是“礼”，完全是为了“势”和“财”。即以送礼为“手段”，去结交、奉承权势，拉拢关系，达到钻营的目的，得到更大的好处。这种送礼，有时可鄙，有时可笑，有时可悯。最典型的是第二十四回贾芸借钱买冰片、麝香，编了一套假话给凤姐送节礼。很快得到了种花木的差事，一批就是二百两银子，他还了倪二的账，只拿了五十两找花儿匠去了。至于他送给宝玉两盆白海棠，那多少似乎倒是带有情谊的“礼物”了，实际还是巴结“核心人物”的手段。

综上所分，约略为八种，虽未必能概括《红楼梦》中所有的送礼的情节，但大体上也差不多了。

至于说这些礼物都送什么呢？那更是复杂：过寿、过生日，送寿屏、寿桃、寿面等等；打醮送三牲、香烛、供果等等。其他节礼，亲友馈赠，乡里土仪，钻营孝敬等等，各种礼品，名目繁多，无法说清。旧时把所有礼品，概括分之为二大类，即“干礼”、“水礼”。“干礼”包括一切贵重的礼品，甚至金、银等财物。如凤姐送给秦钟“状元及第金锞子”、送给宝玉“金寿星”。甄府到京，送给贾府“上用的妆缎、蟒缎十二匹。上用杂色缎十二匹。上用各色纱十二匹。上用宫绸十二匹。宫用各色缎、纱、绸、绫二十四匹”。这样重的厚礼，虽不是金银之类，自然也是“干礼”了。“水礼”则是不甚值钱的吃食物品及其他。如寿桃、寿面，香烛、供果，五月节粽子，八月节月饼等类。送礼大体可以这样按礼品价值分类。至于有纪念性的赠送，北静王送给宝玉香串，张道士送金麒麟，第二十八回宝玉送给蒋玉菡“玉玦扇坠”，玉菡回赠“茜香国汗巾”，这些似礼品而非一般礼品，自然另当别论了。《红楼梦》时代，一般红、白喜事，各种大礼，送礼要有“礼单”，收礼要记“礼账”。第二十回中，凤姐让宝玉开个单子，只报了“大红妆缎四十匹”等四种物品名称，宝玉反问道：“这算什么？又不是账，又不是礼物，怎么个写法儿？”

这就说明：是账开“账单”，是礼物开“礼单”，都有特定写法。甄府来送礼，“说着便将礼单送上去”，就是先呈礼单，照单收礼。

礼单是用红纸折成折子，一般五六寸高，三四寸宽。纸用大红或梅红，封面恭楷写“礼单”二字，内容在礼品一宗宗细目前，照例写一些吉祥话，如寿礼写道：竹苞松茂，人寿年丰，鼎焚兰蕙之香，堂列彩衣之戏，恭逢贾太夫人七秩晋六之庆，谨具菲礼，敬祝华诞 世年愚侄某某某叩贺礼品计开：

拟以上礼单，聊供参考。

送厚礼讲究讲四色、八色，不能单数。收礼的人可以照单全收，也可全不收。而很多情况是收几样，退几样。这样把礼单所列的，在收的物品下注明“敬领”，在不收的物品下注明“敬谢”。把礼单交送礼的人带回给他主人。

诸多礼品，要一一登账。一记清礼品财物数字，赏钱多少，收到日期，以免丢失、遗忘及其他弊端。二备还礼时查考，人家送来多少，将来对方有事，应送多少去。这叫“礼账”，是老式会计账簿中“分类账”的一种。

封建社会有句俗语道：“官不打送礼的。”不但不打，还要给赏钱。宝钗派婆子给黛玉送燕窝，黛玉命人：“给他们几百钱，打些酒吃，避避雨气。”那两个婆子说“又破费姑娘赏酒吃！”说着，磕了头，出外接了钱。这是送小礼，日常馈赠，赏的也不多。甄府送来四色重礼，贾母就吩咐用“上等封儿”，就是红纸封，里面按等级装的钱最多的“封儿”。当时用制钱，用白银。但也有“钱票”、“银票”，“红纸封儿”中装一吊铜钱容易破，只好把钱卷在纸中。如装“钱票”、“银票”，多少就无所谓了。赏送礼的男仆人，用“封儿”；赏送礼的女仆人，也可用“封儿”。但更讲究用“尺头”，就是一段绸缎衣料，按一定尺寸裁好，可做一件衣服。用红纸包上，好看，便于赏赐，谓之“尺头”。

同送礼有密切关系的，还有“帖子”。第十一回：贾敬过生日，写送礼情况道：“忠靖侯史府等八家，都差人持名帖送寿礼来，俱回了我父亲……”说明送礼要持“名帖”。另外第十回贾珍给秦可卿请医生，说道：“我已叫人拿我的名帖去请了。”去的人回来禀报说“先生今天不能来，明天来”等等情况之后，有一句传先生的话道：“‘大人的名帖着实不敢当。’还叫奴才拿回来了。”

这都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拿名帖去请”；又为什么把名帖退回来，说“着实不敢当”？这要先理解《红楼梦》时代用名帖的作用。“名帖”也就是现在的“名片”，但不大用白色的，一般是红色、梅红色。如果在丧服守孝期间，俗名“守制”，就用“蓝色白字”，平时“红纸黑字”。乾隆时汪启淑《水曹清暇录》云：前明门状名纸，皆用白者，通籍后遇元日、贺寿用红。位尊则平时皆用红矣。今时人初入泮尚用白柬，过此全然用红。

稍后杨懋建《京尘杂录》云：京城拜客，用三寸红纸，拓木刻姓名……惟翰林诸公谒前辈，概用白帖子，其余师生衙门，前后辈衙门，俱用红纸大片子，以代全柬。

这就是《红楼梦》时代的名帖，都是大木头戳子，印在红纸上的。让人拿名帖去请，就如同自己亲身去请；对方收下帖子，就是接受你亲自去请；不接受，退回帖子，就是当不起你亲自请。

当时对帖子很重视，比现在名片重要。送礼时，备了礼物，又拿了帖子去派人送，等于自己亲自送去，更为隆重。那时把“名帖”看得比现在的“名片”重要的多。所以贾珍在请医时，有“拿名帖”、“退名帖”这样一段情节。

名帖自明代就很流行，而且大多那木头戳子上的字是自己写的。姚元之《竹叶亭杂记》有一则云：额岳斋司农云：旧闻严嵩当国时，凡质库能得严府持一帖往候者，则献程仪三千两。盖得此一帖即可免外侮之患。金陵三山街松茂典犹藏此帖，以为古玩。帖写“嵩拜”二字，字体学鲁公，大可五寸，纸四边不留余地。乾隆四十五年曾亲见之。

从所记可以想见明代名帖的形状。另外清人笔记中还记有人在慈仁寺花三文钱买到天启时客氏的名帖，也是有趣的名帖掌故。

称谓

老老太爷、老太爷、老爷、爷、小爷——以上男性。

老老太太、老太太、太太、奶奶、小……奶奶——以上女性。

男、女均各五代，但每家人家，五代不一定全，一般四代居多，以当家一代作准星，往上和往下排。

荣宁二府。荣府：贾赦、太老爷，贾政、二老爷，邢夫人、大太太，王夫人、二太太。他们往上排，只有老太太——贾母，没有“老太爷”了。往下排，分作两房：贾赦之子贾琏，贾政之子贾珠、贾宝玉、贾环。这都是应该称“爷”的。同辈兄弟：大老爷、二老爷、三老爷……大爷、二爷、三爷……按此排行往下数。如此，贾赦大老爷，他大儿子贾琏是“大爷”，贾政是二老爷，他三个儿子，贾珠是“大爷”、宝玉是“二爷”、贾环是“三爷”。但宗族家庭中，排行有“大排行”，指嫡堂兄弟、堂兄弟（北方某些地方“嫡堂”曰“亲叔伯兄弟”、“堂”曰“从叔伯兄弟”），其父辈是亲兄弟者，曰“嫡堂兄弟”、“亲叔伯兄弟”，如宝玉与贾琏。其祖辈是亲兄弟、父辈为嫡堂兄弟者，曰“堂兄弟”、“从叔伯兄弟”，如宝玉与贾珍。贾赦之子贾琏，在贾赦房中，是“长子”，应叫“大爷”，而替贾政管家，贾母又在贾政这边，因而贾琏按“大排行”叫“琏二爷”，即排在已死贾珠之后，贾珠是“珠大爷”，贾琏称“琏二爷”。如按大排行，宝玉应在贾琏之后，叫“宝三爷”才对，但《红楼梦》中称宝玉又按小排行，即排在亲兄贾珠之后，称“宝二爷”。“爷”的下一代，近代称“少爷”，但在《红楼梦》中还不这样叫，而是加一“小”字。第八回贾蓉带秦钟来见宝玉，文云：“次日醒来，就有人回：‘那边小蓉大爷带了秦钟来拜。’”称“小蓉大爷”，也可称“小×二爷”、“小×三爷”等等。这就看这一辈排行共有几人了。

在家中因辈分分明，老太太第一代，“反文”边第二代，“玉”字边第三代，“草”字头第四代，也就是贾母说的，到贾家由作重孙媳起，如今又见到“重孙媳”，是“四世同堂”。所以称贾蓉为“小蓉大爷”。如在社会上，一般人单独见贾蓉，亦可称“蓉大爷”。第二十四回倪二见是贾芸，笑道：“原来是贾二爷！这会子那里去？”这正是社会上不按辈分的尊称。即不管是“爷”，还是“小爷”，称“爷”总没有错。不管排行第几，泛称“二爷”，都没有错。贾芸远房，泛称“二爷”。第二十四回中焙茗也这样叫他。

据说当时北京社会心理，尽量不称“大爷”，因为武大郎行大；爱听“二爷”，因为武松行二。

也不爱听“三爷”的称呼。“老爷”的佣人，如跟班、听差等人，绰呼也叫“二爷”。服侍跟班、听差的佣人，绰呼“三爷”，俗名“小三子”。所以人们不爱排成“三爷”。“爷”的妻子称“奶奶”，大爷、大奶奶，二爷、二奶奶，琏二奶奶是《红楼梦》中最活跃的人。这“奶奶”，是有特殊词义的，是和“太太”连在一起的。第三十五回玉钏儿对宝玉说：“不过是奶奶、太太们！”自然，这个“奶奶”和第八回宝玉奶妈“李奶奶”的“奶奶”是两个概念。按，在《红楼梦》中，“李奶奶”的年纪不合理，几乎和贾母年纪一样，一张嘴就说：“宝玉未必吃了，拿去给我孙子吃罢。”宝玉似乎和她孙子一样。这个问题有人著文谈到过。因说到此处，偶谈几句，因系旁文，抛开不论。“小爷”的妻子称“小奶奶”，在“小”字后加名、加排行。第七回周瑞家送宫花，说到秦氏云：“竟有些像咱们东府里的小蓉奶奶的品格儿。”后来凤姐又分两枝宫花给秦氏，吩咐道：“送到那边府里，给小蓉大奶奶戴的。”都是在“奶奶”上加“小”字，以区别辈分。不像后来一样：称“少爷”、“少奶奶”、“孙少爷”、“孙少奶奶”。似乎《红楼梦》时代，还没有这样的称呼。

再“大爷”一词，易于同“伯父”意思“大爷”混淆，北方伯父叫“大爷”，大伯父叫“大大爷”，二伯父叫“二大爷”，以及“三大爷”、“四大爷”等等。在读音上有差别，前者“大”读重音，后者“大”读轻音。一听就能区别。写出来一样，如翻译成外国文，同样的“奶奶”，同样的“大爷”，都是难以翻译的。

这是官称，以“老爷”为中心。这种“官称”的形成，大体是从明代开始的。《舆地丛书》本《燕京杂记》云：京官称“老爷”、称“大人”，鲜有称“大老爷”者。

赵翼《陔余丛考》释“爷”云：爷本呼父之称。《说文》云：“吴人呼父为爷”是也。今不特呼父，凡奴仆之称主，及僚属之呼上官，皆用之。……今通用为尊贵之称，盖起于唐世。按《通鉴》：高力士承恩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为“兄”。诸王、诸公呼为“翁”。驸马辈直呼为“爷”。曰“直呼为爷”，可见从前但以呼父，未有以呼贵官者。自此以后，遂相沿为尊贵之称。今世俗所称“王爷”、“公爷”、“老爷”所自来矣。

按赵翼所考，以“爷”为尊贵之称，从唐代以后就开始了。但南北方言不同。北方将“爷”重叠为“爷爷”，就是“爷”的“爷”，那就是祖父。金兵称岳飞为“岳爷爷”。北方俗语中，仍有“爷”作为父亲的意思，如“儿大不由爷管”。但在生活中呼唤，则呼“爹”、“爸爸”，而很少叫“爷”的。但在苏州附近吴语系中，正好相反，呼父为“阿爷”，呼祖父为“阿爹”。吴下谚语云：“儿（读作倪）子弗养爷，孙子吃阿爹。”“爷”在北京，在意义又不相同，可作一切男性的代称：如“爷们”，即男人们：“娘们”，女人们。也可加老字，“老爷们”、“老娘们”。男性可再加“大”字，即“大老爷们”，意即“大男子汉”，是“大男子主义”的产物。

总之，在《红楼梦》时代，“老爷”一词，在北京有五种意义和用法：

一、官称、尊称，如政老爷、赦老爷等等。

二、后加“们”字，泛作男人代称。

三、读音稍重，是俗语称呼“外祖父”，同样外祖母作俗称“老老”、“姥姥”、“老姥”均可。刘姥姥即此意，虽然关系很远，但辈分和亲戚关系应如此称呼。按“姥”同“姆”，读“莫补切”或“莫候切”、“木五切”，《广韵》作“老母”解。《辞海》引《晋书·王羲之传》：“见一老姥，持六角竹扇卖之，羲之书其扇，各为五字，人竞买之。”作“老妇”解。另浙东有“天姥山”，李白名诗有《梦游天姥峰歌》，“姥”读作“姆”。后均读作“老”，是俗语读别了。

四、清代庙祠关羽，俗称“关老爷”，简称“老爷”，如关帝祠直接呼之为“老爷庙”。

五、对“知县”之特种称呼，外地都加“大”字，作“大老爷”，或叫“太爷”，到现在仍有“县太爷”、“当官作老爷”的俗谚。比知县大的，如“知府”，就称“大人”，不称老爷了。

说到“老爷”，有以上五种不同意义。《红楼梦》中，第一、二种都用到。第二种“老爷们”，亦可简称“爷们”。第十一回“庆寿辰宁府排家宴”中道：外头人回道：“大老爷、二老爷并一家的爷们都来了……”贾珍连忙出去了。

这“大老爷”是按排行称贾赦，与称知县为“大老爷”、“青天大老爷”等意思不同。“爷们”即以上所说之意思。

第五点说到“大人”一词，第十回贾珍因冯紫英之介，拿名帖请先生给秦氏看病，先生回话中有几句道：方才这里大爷也和我说了……因冯大爷和府上既已如此说了，又不得不去，你先替我回明大人就是了，大人的名帖着实不敢当。

这里对冯紫英称“大爷”、“冯大爷”，对贾珍则不称“爷”，而称“大人”。贾珍是“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用更尊贵的称呼——“大人”。乾隆时叶凤毛《内阁小志》云：“自雍正年间，三品以上俱称大人。”同时人王应奎《柳南续笔》记云：称谓亦随时为轻重，如大人之称，至尊也，而在前明时，则不以此为重……今数十年来，内而大小九卿，外而司道以上，无不以此称为尊，其名颇觉近雅。

因“老爷”、“爷”、“大人”之称，女眷又有“太太”、“奶奶”、“夫人”之称。而“夫人”一词，又有两义：

一、有诰命之“一品夫人”，方得称之。

二、尊称官夫人。王夫人、邢夫人均此称呼，乃一般泛称。

因本家“老爷”，又联系到亲戚家：舅家（亦可称外家）、姑家、姨家。这样便有了舅老爷、舅爷，姑老爷、姑爷，姨老爷等等称谓。

但“姨”没有称“姨爷”的。官吏佣人称官吏岳父为“外老太爷”、称官吏岳母为“外老太太”。

随着男人称谓，女眷便有舅太太、舅奶奶，姑太姑、姑奶奶，姨太太、姨奶奶种种称谓。第二十七回小红传平儿的话道：我们奶奶问这里奶奶好。我们二爷没在家。虽然迟了两天，只管请奶奶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们奶奶还会了五奶奶来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儿打发了人来说：舅奶奶带了信来了，问奶奶好，还要和这里的姑奶奶寻几丸延年神验万金丹；若有了，奶奶打发人来，只管送到我们奶奶这里。明儿有人去，就顺路给那边舅奶奶带了去。

这一段话，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写得实在好。同时把奶奶、姑奶奶、舅奶奶都用全了。直到今天，北京俗语，还习惯称“姑爷”、“姑奶奶”。而且对两代出嫁的女子称“老姑奶奶”、“小姑奶奶”以示区别，对平辈的则按排行称“大姑奶奶”、“二姑奶奶”、“三姑奶奶”……

明、清两代，北京作了五百年的首都，是官吏集中的地方，也是“官称”集大成的地方。流风所及，形成了“官派”，养成了官称的习惯。其特殊表现有二点：

一是在亲族、父子母女之间，一律用官称，不用亲属称谓。如第二十七回宝玉对探春说：你提起鞋来，我想起故事来了：一回穿着，可巧遇见了老爷，老爷就不受用……老爷听说是舅母给的，才不好说什么了。

兄妹之间，称自己父亲不说“父亲”、“爹”、“爸爸”等等，而称“老爷”，这是“官派”。

第二十八回宝玉对王夫人说：太太不知道：林妹妹是内症……太太倒不糊涂，都是叫“金刚”、“菩萨”支使糊涂了。

第三十三回《不肖种种大承笞挞》，贾政先对贾母说：大暑热的天，老太太有什么吩咐，何必自己走来，只叫儿子进去吩咐便了。

后来急了，才忙叩头说道：母亲如此说，儿子无立足之地了。

亲生母子，在一般情况下，也只称“太太”、“老太太”等官称，不叫“母亲”、“妈”等等。只有在情急时才叫。这也是不同于“民派”（此词是我创的，指民间习惯）的“官派”。

二是影响所及，北京民间，也不同于乡下，也习惯用“官派”称谓。市井之间，到处称爷；寒素之家，亦称太太、奶奶。旗人家族间，便讲究这个礼儿。

近人徐珂《清稗类钞》有“称谓门”，专记称谓：其“太爷、太老爷”条云：乾隆时之举人、贡生，亦称太爷。《红楼梦》第九回，贾政对李贵说：“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称贾代儒为“太爷”，后面宝玉、李贵一律称贾代儒作“太爷”，这不单纯是因为他辈分大。另外也是尊称。因代儒只是个“老儒”，并无功名。白了头也是“生员”，向国子监太学补个名字，即使未考中优贡、拔贡，也可叫“贡生”，年纪大了，亦可尊称曰“太爷”。

大观园中，对黛玉、宝钗等人，不称“小姐”而称“姑娘”，这是旗人家的规矩。赵翼《陔余丛考》记云：“今南方搢绅家女多称小姐。”所说正是《红楼梦》时代。《红楼梦》中少数地方也说到“小姐”一词。如第二回冷子兴说“二小姐”、“三小姐”。最典型的是第五十一回，带太医给晴雯看病的老嬷嬷说的话：倒是个大姐；那里的小姐？若是小姐的绣房，小姐病了，你那么容易就进去了！

这里不但说到“小姐”，而且说到“大姐”。称年青女佣人为“大姐”，这是标准的江南语言。苏州、上海迄今仍有这种叫法。

自称父母兄弟要谦虚，加“家”字或“舍”字，如家父、家母、家兄，舍弟、舍亲（泛指亲戚）等等；称对方父母兄弟姊妹要客气，加“令”字，如“令尊”（对方父亲）、“令堂”（对方母亲）、令兄、令姊、令弟、令妹之类。这一套《红楼梦》时代，以及几十年前最习见的称谓，现在好多人都弄不清了。一位朋友的孩子出国去了，在国外读大学，写信问候国内一位旧日同学的母亲。写道：“请代我问令家母好！”类似这种情况，目前已不是什么“笑话”了。

看《红楼梦》的人不妨注意一下书中的“家”和“令”。

第七回中宝玉和秦钟的谈话：秦钟道：“……家父年纪老了，残疾在身，公务繁冗。”宝玉道：“……家父之意，亦欲暂送我去，且温习着旧书。”

双方各人自称自己的父亲，均曰“家父”。

第二十八回中，冯紫英说宝玉和薛蟠道：你们令姑表弟兄倒都心实，前日……

第四十七回中，柳湘莲对宝玉说薛蟠道：你那令姨表兄，还是那样……

两处都尊称“令”。不过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宝玉、薛蟠是姨表兄弟，不是“姑表”。冯紫英是说错了。

以上是《红楼梦》中“家”和“令”的用法，也是迄今为止的习惯用法。赵翼《陔余丛考》中一条题为“家祖、家父、家君、家兄、舍弟、家姑、家姊”。文中记到“家母”，题中未写。另古人有“严父慈母”的说法，所以“家父”又称“家严”，“家母”又称“家慈”。《陔余丛考》另一条题为“尊老、尊兄、令弟”。文中开首云：“杭州人自称其父曰尊老，徽州人自称其兄、嫂曰尊兄、尊嫂。他处则称人之父曰尊公、尊老，称人之兄、嫂曰尊兄、尊嫂。”按此“尊”字，亦等于“令”字。但有所区别。尊兄、尊嫂可称为令兄、令嫂。而尊公、尊老，则不能称为“令公”、“令老”，犹之“尊大人”，一般不称为“令”大人也。以“令”为尊称，来源很古。《诗经·小雅·角弓》：此令兄弟，绰绰有余。

梁章钜《称谓录》云：“钱大昕曰：‘令兄、令弟之称本此。’”而《陔余丛考》又引谢灵运与谢惠连诗：“末路值令弟，酬问开心颜。”杜工部诗：“令弟草中来，苍然请论事。”谓“是又自称其弟曰令弟也”。按二诗都是直对“弟弟”的尊称。并不是对别人讲自己的弟弟时，称“令弟”。这是在语气上完全不同的。《红楼梦》中的“称谓”很多，约略说了一些主要的。最后说一个特殊的称谓，第二十九回贾母因宝玉、黛玉二人拌嘴生气，不去看戏，抱怨说：我这老冤家，是那一世造下的孽障？偏偏儿的遇见了这么两个不懂事的小冤家儿，没有一天不叫我操心！真的是俗语儿说的，“不是冤家不聚头”了。

这“不是冤家不聚头”的俗语，被宝玉、黛玉二人听到，好似参禅一般，细嚼起滋味来，潸然泪下，书中说是“人居两地，情发一心”了。

什么叫“冤家”呢？在这里是一句纯中国式的“罗曼谛克”的情语，是爱侣的“昵称”。第二十八回中锦香院的妓女云儿唱道：“两个冤家，都难丢下，想着你来又惦记着他……”是情歌中的好称谓，“俏冤家”而且是曲牌名。赵翼《陔余丛考》中引蒋津《苇航记谈》，谓“冤家”一词，见于《烟花记》，其说有六：情深意浓，死无异心，一也。两情相系，阻隔万端，二也。临歧分袂，黯然销魂，三也。山遥水远，相思不见，四也。怜新弃旧，怨深刻骨，五也。一生一死，触景悲伤，六也。

这是山盟海誓的称谓，今天的爱侣们，是否也知道“冤家”一词呢？

连宗·拜把子·送份子

第六回中“忽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介绍一个小小人家时道：原来这小小之家，姓王，乃本地人氏，祖上也做过一个小小京官，昔年曾与凤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认识。因贪王家的势利，便连了宗，认作侄儿。那时只有王夫人之大兄、凤姐之父与王夫人随在京的知有此一门远族，余者也皆不知。

这里说到“连宗”，什么意思呢？就是陌不相干的同姓人认作“本家”。“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王夫人家是金陵籍贯，而这家姓王的，乃京师本地人，相隔两三千里路，本是风马牛不相及，怎么会扯上瓜葛之亲呢？正应了一句俗语：“五百年前是一家，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这便可以拉上关系，认作“侄儿”，成为“同宗”，即同一个“祖宗”，同一个“宗族”了。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文中一句话说的很清楚：“因贪王家的势利。”也许有人问：没有势力的向有势力的靠拢，人还容易理解；那有势力的为什么接纳他，目的何在呢？这种社会风俗，还要约略从封建社会宗法氏族关系说起。在宗法社会中，以氏族为社会组成单位，在氏族中讲究“人旺财旺”，人丁越多越好，财产越多越好。而且把“人丁”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儒家的繁衍原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从氏族的发展讲，这个原则是很重要的。某一家中，人丁很少，如李密《陈情表》所说：“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童。”即没有同高祖传下来的、“五服”之内的本家，那是薄祚寒门，是很不幸的。

这种寒门小户，在乡间势孤力单，没有照应。大户本家众多，氏族力量大，自然照应就多了，但大户的某房、某支，到京中做官去了，自不会全族都去京中，这样在京中氏族就孤单了。京中五方杂处，更要多些照应，因此同乡人关系密切，在《红楼梦》时代，京中外地会馆最多，可说是鼎盛时期。这样便有以会馆为中心的各地同乡活动中心。同乡之外，如果再多一些同族的人，那就更好了。这样在联络同乡之外，又多了认同宗、连宗的活动。如第二回贾雨村听冷子兴说：“倒是先生的贵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异事。”便笑说：“弟族中无人在都。”等说出荣、宁二府，贾雨村又说：原来是他家。若论起来，寒族人丁却自不少，东汉贾复以来，支派繁盛，各省都有，谁能逐细考查；若论荣国一支，却是同谱，但他那等荣耀，我们不便去认他，故越发生疏了。

这段话说明三种风尚，一是祖宗攀的远，贾雨村一攀就是汉代，那远远超过“五百年前是一家”的界限了。这不只是一般人欢喜攀，即使皇上也未能免俗，唐代就远攀老子李耳为祖宗。二是“同谱”，氏族在一定时期，立祠堂，修“家谱”，“同谱”就是在同一个家谱上，同守一个家谱，如几世祖是亲兄弟几人，繁衍下来。也许他们十世祖、十一世祖是亲兄弟，以后在“家谱”中房分、支派，都有明确记载，这虽然不是同高祖的“近本家”，但都在同一“谱”内，那毕竟比远拉不着边际的古人作祖宗近多了。这应该算是“同族”，虽然荣府贾家是“金陵人氏”，而贾雨村是湖州人氏，这没有关系，只要“家谱”可查，就可以。近三十年前，人发现《陆氏宗谱》一部，查出陆秀夫是陆放翁的同族，陆秀夫是江苏盐城人，陆放翁是浙江绍兴人，这没有关系。查出爱国诗人和殉国烈士在同一“家谱”上，这很有意思，这是“谱牒学”的学术价值。

贾雨村的话，似乎很清高，但一到京师，马上拿了“宗侄”的名帖去拜贾政了。贾政就成为他的“宗叔”，宝玉等人就成为他的“族弟”，这就成为走的很近的同族本家人了。这叫作“认宗”。因为在同家谱上，本是“同一宗族”，多年不来往，不认识，这只要认识一下，联络起来就可以了。自然也是趋炎附势。第四十八回中，平儿因贾琏挨了打，咬着牙骂贾雨村道：“都是那什么贾雨村，半路途中那里来的饿不死的野杂种，认了不到十年，生了多少事出来。”这几句有如陈琳“檄文”，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骂得实在痛快，重在一个“野”字、“认”字。“连宗”则是只同姓，不在同一“家谱”上，或者一边有“家谱”，一边连“家谱”也没有，真是寒门小户。这样认作兄弟、认作侄叔、连结在一起成同族本家，这原本的关系更远了。“认宗”递个写明宗族关系的名帖就可以了，“连宗”一般还要举行仪式，有祠堂的，要到祠堂中烧香，要通知族人，按辈分要写到“家谱”中，以后就要按照本族人、本家人的“礼数”来往。

连宗的一方，为了高攀权势，希冀富贵；另一方虽是权势、富贵之家，也为了壮大门庭，多一门本家，势力更大，因而也乐于接纳。所以刘姥姥的女婿王狗儿的祖上会与王夫人之父，凤姐之祖“连宗”。说明是在京中，只有王夫人大兄、凤姐之父及跟随在京的人知道，可见此“连宗”手续也不十分完备，并非祭宗祠、见同宗了。

说穿了，“认宗”、“连宗”，主要还是封建宗法社会中一种因权势而互相联络、利用的手段。

同姓的、同姓而又同家谱的，可以“认宗”、“连宗”。那不同姓的，又如何拉扯在一起，除一般同学、同年、同寅而外，发生更密切的关系呢？那就是“拜把子”。第六十回，芳官和赵姨娘吵嘴道：我一个女孩儿家，知道什么“粉头”、“面头”的！姨奶奶犯不着来骂我，我又不是姨奶奶家买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罢咧！这是何苦来呢！

什么叫“拜把子”，怎么又叫“梅香拜把子”，说说很有意思。

北京久作京师，全国各地客居者多，官场中又习惯趋炎附势，互相拉拢关系，便时兴异姓好友，不管山南海北，认为“兄弟”，俗名“干兄弟”、“把兄弟”，要举行一种仪式，焚香磕头，叫作“拜把子”。女的结拜为“干姊妹”，不叫“把姊妹”，但也举行同样“拜把子”的仪式。“梅香”是丫头的别名，因为给丫头起名为“梅香”的太多了，而大名鼎鼎的丫头，是《金瓶梅》中的“梅香”，所以不说丫头拜把子，而是“梅香拜把子”是俏皮话，是歇后语，用前面好听的代词，照映出后面的结语：“都是奴才！”即“梅香拜把子”，不会和小姐拜，只会和丫头拜，大家彼此彼此，都一样！“拜把子”的仪式和关系，最普通的说法，叫“换帖”。异姓朋友，结拜换帖之后，便成为“盟兄盟弟”，或叫“契兄契弟”。在结拜的时候，要交换一份书面的文契。用红纸折成信封大小数折，封面写《金兰谱》或《兰谱》。里面写结拜人某某等二人、或三人、或更多，因交情日笃，友谊深厚，愿意结拜为异姓兄弟或姊妹，写明姓名、籍贯、年岁、八字（即出生之年、月、日、时、干支），以及三代父、祖、曾祖的姓名和出身、官职等（如无出身及官职自然不写），结拜的年、月、日，结拜人签名盖章或按指纹。在祭祀完各人的祖先之后，互相交换此帖，然后便以兄、弟相称，姊妹结拜亦如此。不但二人来往如兄弟，双方家人也便如至亲来往，称呼也如家人。谓之“干亲”。第九回写宝玉和秦钟的亲热情况道：又向秦钟悄说：“咱们两个人，一样的年纪，况又同窗，以后不必论叔侄，只论兄弟朋友就是了。”先是秦钟不敢，宝玉不从，只叫他“兄弟”。

第四十九回写黛玉和宝钗成推心置腹的知友之后，宝玉见了都奇怪，“一时又见林黛玉赶着宝琴叫‘妹妹’，并不提名道姓，真似亲姊妹一样”。

以上都是“结拜”的前奏，未举行仪式的“拜把子”、“干姊妹”。

第六十六回写薛蟠与柳湘莲结拜道：薛蟠道：“天下竟有这样奇事……遇见一伙强盗，已将东西劫去。不想柳二弟从那边来了，方把贼人赶散，夺回货物，还救了我们的性命。我谢他又不受，所以我们结拜了生死兄弟，如今一路进京。从此后，我们是亲兄弟一般……然后给他寻一所房子，寻一门好亲事，大家过起来。”

这里特别写明“结拜”、“生死兄弟”、“亲兄弟一般”、“大家过起来”等字眼。所谓“生死兄弟”，是受了《三国演义》的影响，这部书在清初且译为满文，在社会上影响极大。尤其“桃园三结义”，所谓“不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惟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死”。结拜时要特别说到这点。“结拜兄弟”的社会风气，在《红楼梦》时代特别盛行，由市井间的劳动群众，到文人官吏间，都时兴这一套。最文雅的叫法，是“义结金兰”，出典很古。《易·系辞》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这便是“义结金兰”、“金兰谱”、“兰谱”等词语的出典。这种风俗出典古，来源古，《太平御览》卷四〇七引《吴录》云：“张温英才瑰玮，拜中郎将，聘蜀与诸葛亮结金兰之好焉。”唐代冯贽《云仙杂记》云：“戴宏正每得密友一人，则书于簿简，焚香告祖考，号为金兰簿。”

很有意思，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是小说中的故事；而诸葛亮“拜把兄弟”，却见诸正式典籍记载。由薛蟠、柳湘莲“结拜生死兄弟”，说到诸葛亮拜把子，似乎是荒诞不经，越扯越远，实际却是系出一脉，并非题外之言，亦可见此一风俗之古老了。

另外，还有“送份子”，亦是一时风尚。有“凑份子”、“送份子”、“出份子”种种说法。

按，“出份子”、“送份子”和“送礼”有差别，又有相似处，也可以说“出份子”是送礼的一种。因为豪门贵戚之家，各种喜庆，礼仪来往，不受金钱限制，送礼不管厚薄，纯是为了“礼”。大的府邸，各种喜庆事，包括小生日，都由账房经费开支，不会感到“无钱难办事”。而普通人家，寒门小户，平时日用开支，开门七件事，已感十分拮据。遇有喜庆事，就更感到办不起了，于是一家办事，大家凑钱，不送礼物，而送钱，俗曰“折干”，或曰“干礼”。这样各人出“一份”，帮一家一人办喜庆大事，谓之“出份子”。办事的人固然拮据，出份子（即送礼人）也往往因送不起份子而发愁。

而且演变为有权势的人，借办喜事为名，娶亲、聘女、祝寿、过生日、小孩过满月、过百日等等，让下属出份子送礼。奉承他的人，各处给拉人送钱谓之“凑份子”、“邀份子”，有些人碍于情面，不能不送；有些人畏惧权势，迫于势力，不敢不送，不得不送，而借名办喜事的人，趁机可以赚一笔钱。这是过去官场变相敲诈下属的手段。这种习俗早自明代就已流行。明代后期周宾所《识小编》记云：都会，具柬遍召同年、寅好、乡亲，假馆设席，延宾至，具货金，主人受贺，演戏终日，谓之“请份子”。每份多至八金以上，少至一金以下，每会可数百金，除费计赢若干，以为主人之得。

到了《红楼梦》时代，这种“凑份子”、“送份子”变成社会上最普通的事。第四十三回《闲取乐偶攒金庆寿》就是根据这种风俗，写入书中，写的多么热闹呢？主意先是贾母想出的：贾母笑道：“我想着，咱们也学那小家子，大家凑个份子，多少尽着这钱去办，你说好不好？”

首先是说“学那小家子”，就是当时社会有“大家”、“小家”之分。“大家”是官宦人家、豪门贵戚，《西厢记》中“大人家举止安详，全不带半点轻狂”，就是这个意思。“小家子”是一般人家庭。

写出份子人的心情道：众人谁不凑这趣儿呢？再也有和凤姐好，情愿这样的；也有怕凤姐儿，巴不得奉承他的。况且都是拿的出来的，所以一闻此言，都欣然应诺。

后面尤氏与丫头的对话写的也极为活泼。

这次大家为凤姐过生日，共凑份子一百五十两有零。尤氏因钱多用不了，偷偷把一些不应出钱的人份子都还了。还到周姨娘、赵姨娘时，二人还不敢收。可见送份子的人所受的压力多么大。《红楼梦》中如此，当时社会上更是如此了。“送份子”小事，也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俗。

鹿肉

这议论多么高超，真是骂尽了天下一切酸文假醋的诗人名士。整个这段吃鹿肉的场景描绘，真是立意好，设计好，剪裁好，描绘好，无一不好。“庚辰本”在此回“一定计算那块鹿肉呢”句后有“脂批”云：“联诗极雅之事，偏于雅前写出小儿啖膻茹血极腌臜的事来，为锦心绣口作配。”“有正”总批云：“一片含梅咀雪文字，偏从雉肉、鹿肉、鹌鹑肉上以渲染之，点成异样笔墨，较之雪吟、雪赋诸作更觉幽秀。”

这两则批语都是十分中肯，有独到见解的。不只此焉，更可贵的是为我们留下烹饪艺术的民俗资料，从民俗史和饮食史的角度来看，更是不可多得的生动记录。它第一告诉了我们清代一般贵戚家中吃鹿肉的情况；第二告诉我们当时烧着吃鹿肉的情况；第三这段故事中还提到了生吃鹿肉的情况。这些作为历史，在今天都很值得研究，以便进一步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

人类渔猎的历史，是早于耕织的历史的。狩猎的对象主要是三种，即雉、兔、鹿，看“武梁石刻”和敦煌壁画，所有的狩猎图，几乎是一个样子，都是前面奔驰着麋鹿，后面追赶着骑马、张弓准备扣弦、发箭的武士、猎人。不过虽然说，我国很早就有了猎鹿、吃鹿肉的风尚。但在各个朝代中，却只有清朝最讲究吃鹿肉。也可以说，讲究吃鹿肉是清代在饮馔方面，比较特殊的社会风尚，这是和清代八旗满洲的兴起发祥有着密切关系的。乾隆时得硕亭《草珠一串》中有首竹枝词道：关东货始到京城，各处全开狍鹿棚。鹿尾鳇鱼风味别，发祥水土想陪京。

这最后一句说的十分明确，即清代北京讲究吃鹿肉，而且鹿肉很普遍，其原因就是清代的统治者把东北的物产和风俗习惯带到北京来了。东北是盛产麋鹿的地方，所谓“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在饭锅里”。猎取那样方便，清代又极为重视狩猎，所以鹿肉在当时，是冬天比较普遍的野味，而并非是特别希罕的东西了。

清初几代皇帝，特别重视狩猎，特别重视所获得的麋鹿，昭梿《啸亭杂录》记云：“列圣秋狝木兰，凡亲射之鹿獐，必驿传至京，荐新于奉先殿。”

木兰是热河承德围场，奉先殿是宫中供祖宗的地方，亲手最先射到的鹿，要用驿马传送至京，供奉祖先，可见多么重视。

清代对三品以上的官员，不论在京与不在京，每年腊月，一般都要赏赐鹿肉。看《鄂尔泰年谱》所记：

雍正五年正月赍到物品中有“鹿尾、鹿肉、树鸡、关东鱼四篓”。

雍正六年二月赍到物品中有“鹿尾十支、鹿肉六方、汤羊一只”。

雍正七年二月赍到物品中有“鹿尾十支、鹿肉十方、野鸡十只”。

这时鄂尔泰在贵州、云南、广西。

又看《林则徐日记》道光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记云：“申刻折差外委龚寅赍两次批折回，并捧到恩赏御书‘福’字、‘寿’字各一幅，鹿肉、狍肉各二方……”这时林在南京署理总督。道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记云：“帮贡差曹正全回楚，奉到恩赏‘福’字、‘寿’字两幅，狍鹿肉一总封，恭设香案敬领。”这时林则徐在武昌湖广总督任上。清代中叶，将“福”、“寿”字和鹿肉一同赏大臣，还包含着“福、禄、寿”三者俱全的意思，用“鹿”谐“禄”的音。

清代东北和北京的贸易十分发达，冬天由东北用大车把黑龙江、吉林一带的土特产大量运到北京，谓之“走大车”，运来的东西叫作“关东货”，这些土特产中，鹿肉、狍子肉是大宗，全搭起席棚来卖，所以得硕亭的竹枝词中说“各处全开狍鹿棚”，乾隆时汪启淑《水曹清暇录》记云：冬时关东来物，佳味甚多，如野鸭、鲟鳇鱼、风干鹿、野鸡、风羊、哈拉庆猪、风干兔、哈实蟆，遇善庖手，调和五味，洵可口也。《红楼梦》中乌庄头账单，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写出的。除风干鹿而外，还有冻鹿。乌庄头账单中所谓“大鹿三十只，獐子五十只，狍子五十只”等等，都是死的，冻的，北方天冷，杀倒的羊，射杀的鹿，放在露天或不生火的房间中，等于零下二三十度的自然冷藏，所以当时北京一到冬天，风干鹿肉和鲜鹿肉都是不稀奇的，嘉庆时方元鹍《咏都门食物作俳谐体》诗中，一上来就夸鹿肉道：“旅食京华久，肴羞亦遍尝，山珍先鹿兔，海物首鲟鳇……”要说史湘云吃鹿肉，先要说明当时鹿肉的供应情况，不然，如果以现在的社会常识来理解，就觉得很奇怪了，放着猪、羊、牛肉不吃，怎么会想到吃鹿肉呢？难道是特地为了写贾府的豪华吗？我们从以上三方面了解了当时吃鹿肉的历史情况，就可以明白作者是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而并非是故意猎奇安排吃鹿肉的场面。即当时鹿肉虽然不是经常可以吃到的，但也不是极为稀少的，只不过是一种季节性的肉食罢了。试看《红楼梦》第四十九回首先提到鹿肉的原文，是用贾母看见端上的菜是“牛乳蒸羊羔”说起的：这是我们有年纪人的药……今儿另外有新鲜鹿肉，你们等着吃罢。

这话不但说鹿肉，而且着重提到“新鲜”二字。这在语气上，又像我们今天提到活鱼、大闸蟹一样，也是比较希罕的。当时风干鹿肉、冻鹿肉比较普遍，而当场射杀或杀倒的新鲜鹿，就比较少了，这是贾府家中自己杀的活鹿呢？还是其他王府送的呢？还是宫中鹿苑赐的呢？还是市上买的呢？书中未写明，就不得而知了。再有，贾母和凤姐都只说“鹿肉”，而端上来的究竟是什么菜，是清蒸呢？还是红烧？也未说明。这似乎是曹雪芹故意卖个关子，不告诉我们，而只让我们听湘云的话：有新鹿肉，不如咱们要一块，自己拿了园里弄着，又吃又玩。

这“又吃又玩”，怎么吃法呢？后文写宝玉忙笑道：“我们烧着吃呢。”下文就是“只见老婆子们拿了铁炉、铁叉、铁丝蒙来”。根据这些用具，我们可以想到，这“烧”，并不像西北的叉烧羊肉那样烧法，那恐怕是不需要“铁丝蒙”的。而这个就是后来常说的“烤”，就是烤牛肉、烤羊肉的“烤”，而这里说的不过是“烤鹿肉”。肉尽管不同，但烤在火上，吱吱发响，焦香四溢，其引人馋涎的味道是一样的。所以探春姑娘说：“你们闻闻，香气这里都闻见了，我也吃去。”只这一句插话，就把鹿肉的香味写透了，真是神来之笔，千钧之力。可惜雪芹先生没有拟一首“烧鹿肉”的诗，可能一拟反而更俗了。这里我借用夏枝巢老人一首烤羊肉的诗罢。《旧京秋词》第六首云：立秋时节竞添膘，爆涮何如自烤高。笑我菜园无可踏，故应瘦损沈郎腰。

诗后自注云：“旧都人立秋日食羊曰‘添膘’。馆时应时之品曰‘爆、涮、烤’。烤者自立炉侧，以箸夹肉，于铁丝笼上燔炙之，其香始升，可知其美。惜余性忌羊，未能相从大嚼也。”引枝巢子的诗来说明“烤鹿肉”，虽然羊肉、鹿肉不同，但其香味、情趣、豪迈之气概都是一致的。而且口味也类似。鹿是吃草的，瘦肉多，烤着吃，要嫩的瘦肉，烤熟后，焦香鲜嫩，自然比羊肉更高级了。不过鹿的肌肉比较粗，清代“汤锅”（专卖骡马熟肉的铺子）常常以骡马肉冒充鹿肉来骗人。所以《燕台口号》竹枝词中，有“可怜长尾刀刀剪，指鹿论钱得价无”的句子，并自注云：“骡马无用者，剪其尾，每充鹿肉烧卖。”秦二世时，佞臣赵高“指鹿为马”，而汤锅又“以马为鹿”，这也是戏法人人会变，其骗人的伎俩各有巧妙不同了。

枝巢子诗道“爆涮何如自烤高”，好就好在这个“自”字上，这种源自辽、金，带有一点原始遗意，草原风俗的吃法，其趣味就在于自烤自吃。枝巢子虽然不吃羊肉，但生活的艺术他老人家理解的是非常透的，所以能写出这样传神的诗来。湘云同宝玉商量的“又吃又玩”，其精神和枝巢子的诗是完全一致的，也是重在这个“玩”字啊！而从这个“玩”字出发，那自己动手的成分越多就越有趣。近世吃烤肉，是别人切好肉片自己来烤，肉片是专门切肉的掌案师傅切的。这是一种特殊的技术，据说是山西传来的。五十多年前编的《旧都文物略》云：切肉者为专门之技，传自山西人，其刀法快而薄，片方整。

但是《红楼梦》写的却不是，其中叙述到李纨的话道：“留神，割了手不许哭。”又在文中叙述云：“三个人围着火，平儿便要先烧三块吃。”一曰“割了手”，二曰“先烧三块”，这就是说当时不但是自己烧，而且是自己切，或者说“割”。因为工具和技术的关系，这就不是切成薄片，而是割一块，割两块了。现在羊肉馆子切牛、羊肉片，用的是一种又长又薄，比较狭的锋利的厨刀。而湘云她们割鹿肉用什么刀呢？一般说，用的是“解手刀”，这是清代满洲人、蒙古人，甚至汉人走长路时，随身带的一种刀。考究的：一个镶银包头、银饰件的绿鲨鱼皮鞘子，鞘子分两格，一格中插一双象牙筷子，一格中插一把柄饰很考究的刀，有六七分宽、六七寸长，十分锋利。男人们常常随身带，就是用来在进餐时脔割生熟肉。如蒙古人吃羊肉，便是割一块，蘸点盐，吃一块。清代祭神吃白肉，也是用这种刀子自切自吃。史湘云她们烧鹿肉，按情理来讲，自然也是用这种刀子了。这种刀总和筷子装在一起，可说是当时的餐具。柄上及鞘上镶金、镶银、嵌宝石，尺寸也有长有短，其装饰极为考究，都是十分精美的工艺品。过去在古玩店中，很普通，经常可以见到。

史湘云等吃鹿肉，只提到“新鲜鹿肉”，没提鹿的其他部分。其实当年最讲究的，还不只是吃鹿肉，更高级的是吃“鹿尾”。据元人陶宗仪《辍耕录》记载，元时的“八珍”，其中有“鹿唇”。但清代并不特别强调“鹿唇”，而普遍珍视“鹿尾”。王渔洋《香祖笔记》记云：今京师宴席，最重鹿尾，虽猩唇、驼峰，未足为比。

嘉庆时，来秀《望江南词》也道：都门好，食品十分精，鹿尾、羊羔夸北味，鱼松、蟹面胜南京，煎妙问东兴。

把王渔洋和来秀所记的情况，同前引《鄂尔泰年谱》资料来看，也可看出当时风尚，总是把鹿尾列在鹿肉前面，可见鹿尾还比鹿肉贵重。当时皇帝赏赐大臣，鹿尾看得比鹿肉贵重的多。昭梿《啸亭杂录》记当时制度云：定制，岁暮时诸王大臣皆有赐予，御前王大臣皆赐“岁岁平安荷包”一、灯盏数对及福桔、广柑、辽东鹿尾、猪、鱼诸珍物无算。

特别提到“辽东鹿尾”，以之对照参考《鄂尔泰年谱》雍正八年初赍到广西的御赐物品清单：御书福字一幅，御书对联“岁岁平安节，年年如意春”十字，平安荷包一个，堆锦荷包一个，内贮金钱宝玉等各十四枚，哈密瓜四个，文旦四盒，红柑、卢柑、甜橙共一箱，敖尔布哈一匣，鹿尾十条，树鸡六只，野鸡十只，细鳞白鱼二尾，多乐鱼二尾，鹿肉十四块，鹿肠二副。

清单中所列与昭梿所记，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把“鹿尾”列为珍贵之物，而且特别提到“辽东”，因为鹿和鹿尾都是出产在东北的，也是著名的“关东货”。西清《黑龙江外记》记云：关东鹿尾，见重京师，齐齐哈尔诸城皆马鹿，知味者所不取。谓不如梅鹿，盘大浆浓，为食家珍品。梅鹿即麋，出吉林，鹿茸亦然。

梅鹿就是俗话说的梅花鹿，也就是孟子见梁惠王，“顾鸿雁、麋鹿而乐之”的麋鹿。这里特别提出了麋鹿的鹿尾“盘大浆浓”，是说明它的优点了，但这优点究竟是个什么味道呢？要问到鹿尾的做法、味道，我也只能掉出书袋来回答问题了。乾隆时汪启淑《水曹清暇录》云：近时宴席不甚重熊掌、猩唇，而独贵鹿尾。一头全鹿，不过数金，而一尾等之。蒸熟片食，饤盘甚微，形似豕腊，惟味稍带甜尔。

二百来年前的汪启淑是亲口吃过鹿尾的，做法、形状、味道，都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记录，说的是很简洁清楚的。

清代除重鹿尾之外，还重鹿舌，除风干之外，还要“糟”，宋荦《西陂类稿》中记他在江苏巡抚任内迎銮盛事云：某日，有内臣颁赐食品，并传谕云：“宋荦是老臣，与众巡抚不同，着照将军、总督一样颁赐。”计活羊四只，糟鸡八只，糟鹿尾八个，糟鹿舌八个，鹿肉干二十四束，鲟鳇鱼干四束，野鸡干一束。

其中鹿舌和鹿尾并列，可见也是十分珍贵的。当时没有现代冷藏设备，在没有大量藏冰的地方，肉食的保存，只能靠风干、腌、腊、糟、醉等办法，所以鹿尾、鹿舌风干之外，又有“糟”制品了。《红楼梦》第四十九回原文：只见李婶娘也走来看热闹，因向李纨道：“怎么一个带玉的哥儿和那一个挂金麒麟的姐儿，那样干净清秀，又不少吃的，他两个在那里商议着要吃生肉呢！说的有来有去的。我只不信，肉也生吃得的？”……李纨即忙出来，找着他两个，说道：“你们两个要吃生的，我送你们到老太太那里吃去，那怕一只生鹿，撑病了不与我相干。——这么大雪，怪冷的，快替我做诗去罢。”宝玉忙笑道：“没有的事！我们烧着吃呢。”李纨道：“这还罢了。”

这是一段很怪的文字，如粗粗一看，还则罢了，如仔细玩味其语气，就不免要产生疑问。第一只看李婶娘的话，那是容易理解的。因她由南方初到不久，不了解北方的生活情况，对吃烧鹿肉感到奇怪，以为“生吃”等等，原是可以理解的。奇怪的是李纨和宝玉的对答：什么“要吃生的，我送你们到老太太那里吃去”，什么“那怕一只生鹿，撑病了不与我相干”。宝玉又回答什么“没有的事”、“烧着吃”等等。在对答中，把“生的”、“生鹿”写得非常实，非常肯定。这就产生了疑问：假如生吃鹿肉，根本不可能，为什么在语气中说的这样实在呢，在历史上，虽然有过樊哙在鸿门宴上生吃豚肩的故事，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并没有生吃猪肉的事，因而人们言谈中，绝对不会把生吃猪肉当作真事。而这段对话中，李婶娘一问，李纨便信以为真，赶忙跑出来问宝玉，从问的口气中可以体会出，宝玉、湘云等人很有可能“吃生的”，又是大雪天，生吃鹿肉，容易“撑病了”，所以李纨十分着急，感到负不起责任，要送他们到老太太那里吃去。及至听他们说“烧着吃”，才放了心，说了句：“这还罢了。”因而从玩味分析语气中，就可以肯定一点：就是“生吃”是有很大可能的，而不是绝对不可能的。

生吃鹿肉，这个问题是个很有趣味的问题，难道鹿肉真的可以“生吃”，或者当时真有生吃鹿肉的风尚吗？二十多年前，我在阅读杂书时，注意一些有关《红楼梦》的民俗资料，在一本类似《柳边纪闻》、《龙沙纪略》的书中，看到一段讲东北某些少数民族生吃鹿肉的记载，说是把新鲜嫩鹿肉切片蘸酱生吃，是很特殊的美味，像无锡、杭州一带的人吃“炝虾”一样，是极鲜的。惜书名已忘，另引下文：

一、鹿脯是生吃的。乾嘉时佚名《燕台口号》竹枝词云：窟中狡兔死犹骄，便欲称名借野猫。获鹿也知风作脯，擘将生食不须烧。

诗后注云：“俗称兔为野猫，鹿肉每风干生食。”这里生吃鹿肉写很明确，不过是风干的，同新鲜的稍差一点。

二、鹿舌可以生吃。清人张朝墉《燕京岁时杂咏》有一首道：微雪天山要打围，抓鹰射虎马如飞。兔肝鹿舌争相食，输却重阳一雁归。

诗后注云：“《燕北杂记》：辽俗九月九日打围，赌射虎，少者为负，输重九一筵席，射罢于高地处卓帐。饮菊花酒，出兔肝、鹿舌，生切，以酱拌食之。”这是辽代风俗，是吃鹿舌，但却是鲜的，生切，以酱拌食。鹿舌能生切拌食，那嫩鹿肉是否也能生切拌食呢？是很有可能的了。

三、生喝鹿血。昭梿《啸亭杂录》记云：上搜木兰时，于黎明亲御名骏，命侍卫等导引入深山叠嶂中，寻觅鹿群，命一侍卫举假鹿头作呦呦声，引牝鹿至，急发箭殪毙，取其血饮之。不惟延年益壮，亦以为习劳也。

这就是喝鹿的生血。这是很原始的茹毛饮血的习俗。也可以想见，一定是很腥气、很难喝的。但也足以作为生吃鹿肉的一条旁证。

以上所引三项资料，虽属旁证，也足以有力地证明当时是有生吃鹿肉的风俗习惯了。据此来理解李纨的话，那就不感到奇怪，甚至可以根据前后文来分析，当时湘云、宝玉商量时，的确也提到“生吃”的事。李纨之所以着急，也正因当时有生吃鹿肉的习俗，而宝玉等人很可能好奇生吃，但他们身体较弱，吃了这种难消化的东西，胃里受不了，容易生病，所以才出来说这些话阻拦。如果绝对没有生吃鹿肉的可能，那李纨也不会一下相信了李婶娘的话，出来说这些气话了。

有人探讨《红楼梦》中的满洲风俗，我想这吃鹿肉和涉及的生吃鹿肉的习俗，应该也算是《红楼梦》中所反映的满洲习俗之一吧。

“茄鲞”试诠

口福不浅，有机会在北京尝了一次“红楼宴”。大菜上来了，黄蜡蜡、油汪汪的一大盘子端来摆在桌子正中，菜上有乳白色的钉状物，红红绿绿彩色的花朵配着，十分好看。穿着洁白制服的女青年服务员彬彬有礼地报告菜名——“茄鲞”！

大家动筷子了，同席者一位友人笑道：“宫保鸡丁……”

我像刘姥姥一样，尝了一块，细嚼嚼，是宫保鸡丁的味儿，又从盘子中找了找，找到一块茄子，同烧茄子一个味儿，便报以笑谈：“宫保鸡丁加烧茄子……”

这就是“茄鲞”吗？我思索着，不禁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茄鲞”究竟是冷拌菜呢？还是热炒菜？是腌、糟类的路菜式的可以存放较长时间的“陈菜”呢？还是及时烹炒的不能存放的时令菜呢？“路菜”一词，可能大多数人已经不懂了，不妨稍作解释。

由于生活条件的古今不同，旧时有好多适应于当时生活条件的烹饪手法，现在则往往为人所忽略，想象不到了。“路菜”便是其中一例。以《红楼梦》时代来说，当时长途旅行，因受交通条件限制，每天只能走上百八十里。当年贵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由北京去广州，据《日记》记载，走了近三个来月。每天住店打尖，伙食怎么办呢？固然有地方官按站送酒席，但也要经过荒僻小店，生活条件既差又不方便的地方，即使带有厨师、佣人，也买不到什么东西，而且行色匆匆，风尘仆仆，也没有时间去做。这便要在动身行旅之前，预先做好一些“路菜”，装在容器中，带在路上。到了“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荒僻小驿，打火做饭，不必弄菜，只要烧锅干粥烂饭就可以了。拿出“路菜”，实实惠惠也可吃一顿，保证旅途饮食健康。像《红楼梦》中所写，黛玉北上、薛蟠远出作买卖，这种长途旅行，习惯都是要带“路菜”的。不但自家要做，而且亲戚朋友还要以精美“路菜”，互助馈赠。是一时风尚。“路菜”要较为经久不坏，要有荤腥保证口味和营养，要便于携带，不能有汤汁等等。最普通的如肉丁、鸡丁、开洋等炒辣酱呀，五香大头菜切丝炒肉丝、干丝呀，鸡丁、香干丁炒乳酱瓜丁呀，斑鸠丁炒笋丁、乳酱瓜丁呀，油焖春笋、冬笋呀，以及或糟、或蒸的鲫鲞、白鲞呀等等。其特征是重油、稍咸、无汁，可以经久不坏；便于冷吃，食用方便；香而多油，但不腻，易于吃粥、下饭；无汤水卤汁，放在瓷罐中或菜篓中便于携带。旧时大小菜篓是用细柳条或竹丝编制，再用绵纸、桐油糊过里子，外面也上了桐油，既不漏油漏水，也不怕外面水湿。当年运送大量油、酒等流体物，都用这种大油篓、酒篓，比瓷缸、木桶都好。因其坚韧而稍有弹性，不大重的碰撞，不会破裂。用小的小口大肚的菜篓装“路菜”，菜中少量的油汁也不会从篓中漏出，走长路十天半个月可以大大解决吃菜问题。但这类菜还不等于、同于冷荤。

再有旧时储存条件很差。黄河以北，如北京，冬天还可以大量藏冰，夏天可以用冰桶，清末词人严缁生词中所谓：“三钱买得水晶山”，冰窖中冰车按日给送来一大方廉价的冰，放在冰桶中，可以在炎暑中保存一些荤腥食物。在江南以及湖广，这样的条件也没有，因此保存食物就更困难了。为此传统的烹饪技艺中，创造了腌、腊、糟、醉、烤、熏、风干等等办法。不唯保存了食物，而且创造出了别有风味的食物。花样越演越繁，每一样又有不同的炮制方法，用的材料也不同，如同样是腌，用粗盐腌、细盐腌、花椒盐腌、橘皮炒盐腌、盐水腌、醋腌、芥末醋腌、糖腌、蜜渍、暴腌、泥腌等等。这些腌、腊、糟、醉、风干等等食品，都代有名家，各地都有风味隽永的美味，其制法也常有独得之秘。《红楼梦》中写的“茄鲞”，自然也是荣国府庖厨中的家传秘制了。不然贾母为什么特地让凤姐夹一些给刘姥姥尝尝呢？

茄子而名“鲞”，新颖固然新颖，但道理何在？一得之秘又何在呢？不妨小作研讨。

什么叫“鲞”呢？《集韵》上注作“干鱼腊也”。据《吴地记》记载，“鲞”得名的由来，有一段很有趣的历史故事：

春秋时代，吴国那位派专诸刺杀王僚的阖闾（这故事后来编为著名的戏剧《鱼肠剑》，京剧常演），后立为吴王，有一次带兵入海，遇上风浪，断粮了，不能航行，他便向大海拜祷。这时忽见金色鱼群游过来了，吴军便捕鱼为粮。出征回朝后，会见群臣，思念在海中吃过的鱼，主管人员报告，那些鱼都晒干了。他便让烹来吃，觉得味道更为美好，因此便在“美”字下写了一个“鱼”字，这样便成为繁体字的“鮝”字了。

从《集韵》所注及《吴地记》故事记载，可以理解以“鲞”名鱼、名菜者，都有“干”或“腊”的意思。如乌贼鱼，咸干者曰“明鲞”，淡干者曰“脯鲞”。干鲫鱼曰“鲫鲞”，干白鱼曰“白鲞”，干黄鱼曰“黄鱼鲞”。江浙人对于什么是“鲞”，那是十分明确的。《红楼梦》中的“茄鲞”，以“茄”而名“鲞”，似乎必然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是陈菜，即保存若干时日的茄子制品，而非新鲜的，现炒的。

第二是干菜、腊味一类的菜，是干的，没有什么汤、卤、菜汁等。

第三是咸而香，有嚼头，具有各种“鲞”的特殊风味，不然何必以“鲞”名之呢？

第四是习惯冷吃，既不像是热炒那样的热菜，也不同于随时烹制的冷荤。它如糟、醉、脯等，要经过较长时间才入味好吃。最普通如腌鸭蛋，不能今天腌了明天就吃。

第五这种菜既能下酒，而更适宜于就稀饭、就粥吃。如常见的肉松、咸鸭蛋以及榨菜炒肉丝、佛手炒肉丝等。

如果以上特征能成立，不妨再看看书中所写的做法。见第四十一回：贾母笑道：“把茄鲞夹些喂他。”凤姐儿听说，依言夹些茄鲞，送入刘姥姥口中，因笑道：“你们天天吃茄子，也尝尝我们这茄子，弄的可口不可口。”刘姥姥笑道：“别哄我了，茄子跑出这个味儿来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众人笑道：“真是茄子，我们再不哄你。”刘姥姥诧异道：“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这一口细嚼嚼。”凤姐儿果又夹了些放入他口内。刘姥姥细嚼了半日，笑道：“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像是茄子。告诉我是个什么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凤姐儿笑道：“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刨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肉脯子合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豆腐干子、各色干果子，都切成钉儿，拿鸡汤煨干了，拿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磁罐子里，封严了；要吃的时候儿，拿出来，用炒的鸡爪子一拌，就是了。”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道：“我的佛祖！倒得多少只鸡配他，怪道这个味儿！”

如果研究凤姐所说做法，应该注意到以下几样操作程序：即“鸡油炸了”的“炸”，“拿汤煨干了”的“干”，“香油一收”的“收”，“外加糟油一拌”的“拌”，“封严了”的“封”。这炸、煨干、收、拌、封可以说是“茄鲞”的“五字真经”。其窍门是充分去掉水分使之干（是香、咸、韧软三者混合的干），而又严封使之经久充分入味。

古人烹饪理论，对于一切荤素菜肴，有两句极为扼要的名言，即：“有味者使之出，无味者使之入。”如把这个原则灵活地掌握了，那就可以深通烹饪的三昧了。

茄子是蔬菜，本身有清香，但非厚味，此其一。茄子是时令菜，并非一年四季都有，要在没有茄子的季节，还吃到茄子，此其二。这就要创造出既能保持茄子清香，又能入厚味，且易于保存，能经较长时间，还美味可口的茄制佳肴，这就制成了“茄鲞”。

用鸡油炸了，一是使茄丁熟、香、干，二是第一次使之入鸡味。茄鲞茄鲞，自然是茄子为主。茄子与配料的比例，以三七成计之，则配料鸡肉脯子（亦可叫鸡脯子肉）、香菌、新笋（有茄子的时候，无新笋。自亦可用玉兰片、干笋尖代之）、蘑菇、五香豆腐干子、各色干果子（包括杏仁、核桃仁等）数种，名堂虽多，只不过占二、三成，即十分之二三耳。用“鸡汤煨干”也使之得鸡的鲜味。但要煨干，重在“干”字。为什么茄丁先用鸡油炸了，才入汤煨；而不先煨呢？道理很简单，油炸之后，表面焦香已熟，在汤中，水分进不去，煨过之后，仍是“茄丁”。如不炸，就用汤煨，那茄丁就会被汤煨的稀烂，一塌糊涂，再不成“丁”了。

用汤煨干的食物，但还是含有水分，而且表面湿润，不能久存，因而要用“香油一收”，就是用香油起油锅，用小武火干炒之，不停搅拌，使之水分蒸发，并沾油炒焦香。这同炒福建肉松一样，一定要用香油。不然，冷了之后要结块。

主料茄丁用鸡油炸，配料用鸡汤煨干、用香油收，都是使之入鸡味，而又都是干的。加糟油拌，是在加咸味。因为据我所知，糟油是用糟加配料特制的调味品，有如“秋油”。在瓷罐中封严，其“封严”的目的，是隔绝空气，外面的空气不接触里面的食物，使之得以保存时日。而更重要则是里面的味道不散发出来，使之闷在里面。经过一定时间——不能今天封了，明天、后天就开封；自然也不能时间太久——其味才能“入”到茄丁中，使之“透”，使之“醇厚”，这才是大观园特有的、风味隽永的“茄鲞”。这是“荣国府食单”的秘制，不仔细研究，如何如法炮制呢？

至于说“要吃的时候，拿出来，用炒的鸡爪子一拌”等等。那似乎是曹公故加一笔，以显高贵。正可呼应后面刘姥姥“我的佛祖！倒得多少只鸡配他”等语。照应多姿，文字极见神采。而单从菜来论菜，从瓷罐中扒拉出一盘封存了很多日子的、香喷喷的“茄鲞”，那本身已是十分可口的美味了。下酒也好，配粥也好，一定滋味无穷。似乎“拿炒的鸡爪子一拌”，倒有些蛇足了。

今天居然有人做出“茄鲞”来了。遗憾的是：未经仔细研究作者原文，连“冷拌”和“热炒”还没有弄清楚，油汪汪地一大盘端上来，这哪里是《红楼梦》中所写的“茄鲞”，又如何能称之为“红楼佳肴”呢？

附记：“糟油”在此文初发表于《中国烹饪》时，我解释错误，经友人指出，已作改正。现江苏太仓尚生产“糟油”。其产品说明书云：太仓糟油创始于乾隆年间，采用百年秘方，选用上等质料，配用二十余种天然植物香料酿造而成，其特点是提鲜解腥，开胃口，增食欲，久藏不败，越陈越香。不论红烧、清炖、冷拌、热炒的荤素菜肴，只要放入少许，即能增加风味。另“糟油”曾获一九一五年巴拿马赛会超等大奖。

吃槟榔

半个世纪之前，在北京，熟悉《红楼梦》那样的生活和社会风俗的人还很多，我十多岁时，还常常看见母亲从甘石桥玉和堂药铺买些砂仁来，一个人坐在床头做针线时，掰一小块，放在口中咀嚼着。但我从来没有讨来吃过。问母亲为什么吃这个，回答说是“消食的”。不过我看她咀嚼起来津津有味。有时也听父辈的老朋友们说起，直到清代末年，在北京的饭馆子中宴会，如广和居、致美斋之类，饭后总要给客人“敬”（意思是“送”，不算钱）一小碟槟榔、砂仁、豆蔻之类的东西，供客人享用。在戏馆子里听戏，也有卖槟榔、豆蔻的小贩，随时叫卖。后来看《红楼梦》第六十三回：贾蓉忙笑着跪在炕上求饶，因又和他二姨娘抢砂仁吃。那二姐儿嚼了一嘴渣子，吐了他一脸，贾蓉用舌头都舔着吃了。

第六十四回又写道：贾琏又不敢造次动手动脚的，因见二姐儿手里拿着一条拴着荷包的绢子摆弄，便搭讪着，往腰里摸了摸，说道：“槟榔荷包也忘记带了来，妹妹有槟榔，赏我一口吃。”二姐道：“槟榔倒有，就只是我的槟榔从来不给人吃。”……撂了过来。贾琏接到手里，都倒了出来，拣了半块吃剩下的，撂在口里吃了，又将剩下的都揣了起来。

看了这些，不但理解其所写男女暧昧不堪的情趣，也完全明白他们吃的是什么东西。但是如果没有一点感性的知识，就很难知道他们，为什么吃这些，又如何吃这些了。

说起吃槟榔，在我国已有悠久历史，而且有极有名的故事。《南史·刘穆之传》云：穆之少时家贫，诞节、嗜酒食，不修拘检，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见辱，不以为耻。其妻江嗣女，甚明识，每禁不令往。江氏后有庆会，属令勿来。穆之犹往，食毕求槟榔。江氏兄弟戏之曰：“槟榔消食，兄乃常饥，何忽须此？”妻复截发市殽馔为其兄弟以饷穆之。自此不对穆之梳沐。及穆之为丹阳尹，将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颡以致谢。穆之曰：“本不匿怨，无所致忧！”及至，醉，穆之乃令厨人以金柈贮槟榔一斛以进之。

这是一则非常有名而且感人至深的槟榔故事，后人据之改编成有名的传奇剧《槟榔记》。清代北京人讲究吃槟榔，大概也很早了。有本禁书《读书堂西征随笔》，作者汪景祺，是因书中有“讥讪圣祖语”，被雍正立斩枭示的。此书被抄入宫，雍正在书前批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前故宫博物院于懋勤殿发现，据以影印。其《诙谐之语》中有一条记云：程职方周量字石臞，南海人，嗜槟榔，一日早朝，新城王尚书士祯占口号嘲之曰：“趋朝夜永未渠央，听鼓应官有底忙。行到前门天未启，轿中端坐吃槟榔。”

王渔洋此诗十分出名，在许多书中都曾引用过。以“槟榔”写入嘲笑诗中，大家都感到可笑，诗句流传很快，主要还是因为在王渔洋时代，也即是在康雍间，吃槟榔在北京如现时之吸香烟，是极普通的事了。嘉道时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记云：“尖长而有紫纹者曰槟，圆而矮者曰榔。”出交州者小而味甘，出广州者大而味涩。粤人以蛎房灰染红，包浮留藤叶，俗呼“橹叶”，食之，每一包曰一口……干者，本地人不常食，多行于外省。京师人亦嗜此品，杂砂仁、豆蔻，贮荷包中，竟日细嚼，唇摇齿转，恶状可憎。渔洋山人《调程给事》诗……然程系南海人，固无足怪。今之士大夫往往耽之。余三滞京师，两游岭海，酒酣以往，手奉难辞，间一效颦，则蹙额攒眉，苦涩难忍，而甘之如饴者，其别有肺肠耶？

梁是杭州人，是梁履绳孙子，本人也是内阁中书，是书香仕宦人家子弟。这位南方京官，没有学会吃槟榔。但是把北京人以及当时官吏们爱吃槟榔的风俗史料给记录下来了。这正是连系着《红楼梦》时代的年代，其风俗习惯正是《红楼梦》中所反映的。

前者说到槟榔，这段记载中又说到砂仁、豆蔻，这三种实际上都是药物。在李时珍《本草纲目》中都有详细的说明。

槟榔，又叫“宾门”、“仁频”、“洗瘴丹”，木高五七丈，正直无枝，皮似青桐，节似桂枝……其实作房，从叶中出，旁有刺若棘针，重叠其下，一房数百实，如鸡子状，皆有皮壳，其实春生，至夏乃熟，肉满壳中，色正白。肉极易烂。入北者，皆以灰煮熟，焙熏令干，始可留久，小而味甘，曰“山槟榔”。南方地湿，不食槟榔无以防瘴疠。槟榔主要作用是下气消食。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说：槟榔有四种功用：一是醒能使之醉，食久熏然颊赤，苏东坡诗“红潮登颊醉槟榔”，盖促进血液循环，像醉酒一样。二是醉能使之醒，能宽气下痰，解除酒力。三是饥能使之饱。四是饱能使之饥。空腹食之，则充然气盛如饱，饱后食之，则饮食快然易于消化。槟榔秉性疏通而不泄气，味有余甘。出产都在海南及两广，南洋各国也盛产。南宋朱熹到过岭南，有《槟榔诗》云：忆昔南游日，初尝面发红。药囊知有用，茗碗讵能同。蠲疾收殊效，修真录异功。三彭如不避，糜烂七非中。

有人说在岭南，可以槟榔代茶。但有人认为多吃也不好，不以“代茶”为然，朱熹诗同此意。

豆蔻，豆蔻有“草豆蔻”、“肉豆蔻”之分，又有“漏蔻”、“草果”等别名。主要出产在岭南及南洋各地。苗似芦，叶似山姜。二月开花作穗房，生于茎下，初如芙蓉花，微红，岭南人多采花以当果，尤贵嫩者。并穗入盐同腌制，叠叠作朵不散。豆蔻性热，能消酒毒。结实若龙眼而锐，皮无鳞甲，皮中子如石榴瓣，夏月热时采之曝干，味近苦而微甘。运输到北京供药用，或供人食用的，都是这种曝干的豆蔻实。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自解云：广人取生草蔻入梅汁，盐渍令红，暴干荐酒，名红盐草果。其初结小者，名“鹦哥舌”。元朝饮膳，皆以草果为上供。豆蔻治病，取其辛热浮散，能入太阴阳明，除寒燥湿，开郁化食之力而已。

砂仁，正名是“缩砂蔤”。原产地是中亚细亚、波斯等地，但明清以来所用，主要南洋进口。生山泽地区。苗茎似高良姜，高三四尺，叶长，长八九寸。三月四月开花在根下，五六月成实，五七十枚作一穗。状似益智而圆，皮紧厚而皱，有粟纹。外有细刺，黄赤色，皮间细子一团。八隔，可四十余粒，如大黍米，外微黑色，内白而香，似白豆蔻仁。七八月采之，辛香可调食味。习惯上新鲜的叫“缩砂蔤”，干的叫“砂仁”。为什么叫这么怪的名字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说“名义未详”。可能是由海外传来的译音名称。可治宿食不消，虚劳冷泻。消化、理元气、通滞气、温暖脾胃，是它的功效。气味“辛”、“温”、“涩”、“无毒”，所谓“醒脾调胃，引诸药归宿丹田，香而能窜，和合五脏冲和之气”。这是李时珍对此药的评价。

槟榔、豆蔻、砂仁，这三种药物，看来都有同一的功效，就是促进消化系统功能，通畅胃气，帮助消化。所以人们吃惯它，感到肚子里舒服，不吃可能就胀气，就难过。因而没有病的人也欢喜终日嚼咀了。《红楼梦》时代，正是人们广泛吃槟榔、豆蔻、砂仁的时代。其普遍性，虽无现在吸纸烟之广泛，但在北京，也几乎是人人爱吃了。

由于吃槟榔的人多，所以出现了专门卖槟榔的铺子，清代中叶张子秋（号“学秋氏”）《续都门竹枝词》有诗云：槟榔名号聚都门，口袋盛来紧系身。打子平金花样巧，逢人先敬宿砂仁。

诗下并有注云：“有枣儿、雀舌、走油、海南、安南诸名。”可以看出，前三种是因形状、制法得名，后二种是因产地而得名。因为当时这些东西，进口的还是比较多的。王世贞《凤洲杂编》中所录《明会典》番货价格表，就有豆蔻一宗，每斤五百文。

清代宫廷中，进御也要槟榔，吴振棫《养吉斋丛录》所记各省贡品中，就有一条：广东抚进：南华菰二箱，槟榔九匣，豆蔻九匣。

槟榔、豆蔻、砂仁，在当时北京，不单是豪门、贵戚、官宦人家要吃，即一般的各行业的人都爱吃。不但有著名的铺子，而且有走街串巷叫卖槟榔小贩。清末闲园菊农《一岁货声》“卖槟榔”云：挎大元宝筐，摇八楞鼗鼓，各格各种槟榔、糖类。带夹剪。

小贩叫卖还不算，还有比这更便宜的事呢。当时没有自来水，人都喝井水。深宅大院有自己的井，如金钏儿就跳在王夫人外院的井中作了可怜的牺牲品。但一般房子，不是家家有井，一般人家买水吃，由水车每天送来。买水的铺子，叫“井水窝子”，有一两口好井，水质好。北京井水有苦、甜之分，即使很近的地方，打出井来，并不一样。“井水窝子”不停地用辘轳绞水，送往各处。门前总有一石槽，内流清水，过往车辆、马匹在此饮牲口。乾嘉时佚名作品《燕台口号》竹枝词中一首云：买水终须辨苦甜，辘轳汲井石槽添。投钱饮马还余半，抛得槟榔亦取廉。

诗后注云：“当街设水槽，马过饮之。投一钱，辄给槟榔少许，盖取半文值也。”

以“槟榔”作找头，这是十分有趣味的风土故事。现在《红楼梦》读者，是绝对无法想见这种生活情趣了。“槟榔”、“豆蔻”等物，除去作为药物治病，作为当时人们一种嗜好咀嚼的食物而外。还有一点特殊的地方，好像一直与青年男女爱情关连着，甚至与男女调情、打情骂俏有关系。“采槟榔”、“绣荷包”，直到现在，也还是著名的情歌。也许在唱“采槟榔”的时候，已不知“槟榔”为何物了。

据知现在台湾、广东、云南、广西等个别地方，尚有吃槟榔的习惯，会吃槟榔的人，或者更容易看懂这些描写了。

“乌庄头账单”补充

较《红楼梦》时代略后，生于乾、嘉、道三朝的桐城人姚元之，在其笔记《竹叶亭杂记》中，记录了一份“吉林属每岁进贡方物”的单子，这单子很有意思，同《红楼梦》第五十三回乌庄头向贾珍交租的单子，关系密切，相同的地方很多，先把原文引在后面，再略加说明。不惟可以供阅读研究《红楼梦》者参考，亦可作为研究东北历史物产经济的资料。前面进贡表文从略，单引其贡物“名细单”：四月内进油炸白肚鳟鱼肉钉十坛。七月进窝雏鹰、鹞各九只。十月进二年野猪二口、一年野猪一口、鹿尾四十盘、鹿尾骨肉五十块、鹿肋条肉五十块、鹿胸岔肉五十块、晒干鹿脊条肉一百束、野鸡七十只、稗子米一斛、铃铛米一斛。十月内由围场先进鲜味二年野猪一口、一年野猪一口、鹿尾七十盘、野鸡七十只、树鸡十五只、稗子米一斛、铃铛米一斛。十一月进七里香九十把、公野猪二口、母野猪二口、二年野猪二口、一年野猪二口、鹿尾三百盘、野鸡五百只、树鸡三十只、鲟鳇鱼三尾、翘头白鱼一百尾、鲫鱼一百尾、稗子米四斛、铃铛米一斛、山查十坛、梨八坛、林檎八坛、松塔三百个、山韭菜二坛、野蒜苗二坛、柳木枪鞘八根、柳木线枪鞘八根、驳马木线枪鞘八根、驳马木枪鞘八根、枢梨木虎枪杆三十根……（弓箭材料品名从略）接驾及恭贺万寿进贡物产：貂鼠、白毛梢黑狐狸、倭刀、黄狐、貉、梅花鹿、角鹿、鹿羔、狍、狍羔、獐、虎、熊、元狐皮、倭刀皮、黄狐皮、猞猁皮、水獭皮、海豹皮、虎皮、豹皮、灰鼠皮、鹿羔皮、雕鹳翎、海参、白肚鳟鱼肉钉、烤干白肚鳟鱼肚囊肉、油炸鲟鳇鱼肉丁（以鱼油炸鱼，国语名“黑伙”）、烤干细鳞鱼肚囊肉、草根鱼、鳑头鱼、鲤鱼、花鲫鱼、鱼油、晒干鹿尾、晒干鹿舌、鹿后腿肉、小黄米、炕稗子米、高粱米粉面、玉秫米粉面、小黄米粉面、荞麦糁、小米粉面、稗子米粉面、和的水饽饽、搓条饽饽、豆面剪子股饽饽、打糕肉夹搓条饽饽、炸饺子饽饽、打糕饽饽、撒糕饽饽、豆面饽饽、豆糕饽饽、蜂糕饽饽、叶子饽饽、水子饽饽、鱼儿饽饽、野鸡蛋、葡萄、杜李、羊桃、山核桃仁、松仁、榛仁、核桃仁、杏仁、松子、白蜂蜜、蜜脾、蜜尖、生蜂蜜、山韭菜、贯众菜、藜蒿菜、枪头菜、河白菜、黄花菜、红花菜、蕨菜、芹菜、丛生蘑菇、鹅掌菜。

这段材料非常有意思，除去中间省略掉的椴木、桦木、杨木等箭杆、貂皮、做马鞍用的桦木皮、暖木皮等等而外，其他吃食东西的名称极为丰富。有四点可以引起读者兴趣。第一是使人大开眼界、知道吉林出产这么些稀奇的东西。而且极能代表其风俗。如“鱼油炸鱼”，让我们思想起来，该有多腥，如何能吃呢？而列入贡品单，可见是很珍贵，很有代表性的。第二使人感到有不少奇怪之处。如贡品中也要列“高粱米粉面”、“玉秫米粉面”、“小米粉面”等等，也就是高粱面、玉米面、小米面。这本是穷苦人家的口粮，而接驾及恭贺万寿的贡品中也要用到，却不知皇上老爷派何用场，多半他本人根本不知道，当时似乎还不作兴吃“忆苦饭”呢。第三使人感到惆怅之处，就是有不少品名，不知是什么东西，如“打糕饽饽”和“撒糕饽饽”有何区别呢？“蜜脾”、“蜜尖”又是什么呢？这些都是地方风土语言。第四就是不少品名同《红楼梦》中“乌庄头账单”所列一样。也正是我在《红楼识小录》一书中说的“关东货”。当时上自皇帝贡品，中间王公贵戚的庄园交租，下至商旅贩卖，大批的关东土特产品在冬天运到北京，由皇宫内苑、王侯第宅到寒门小户，都要接触这些“关东货”。《红楼梦》乌庄头的账单同这一贡品单子，是同一历史时代、同一风俗背景的产物，所以十分相似，可供参考。

有趣的是“鲟鳇鱼”。人民文学出版社旧版《红楼梦》作“鲟鳇鱼二百个”，我过去曾说这个数字不合理，应该是“二个”。《竹叶亭杂记》中“吉林贡品单”列“鲟鳇鱼三尾”，这就更有力地证明“乌庄头账单”中的鲟鳇鱼的确是“二个”，万不能作“二百个”。

鲟鳇鱼是很大的鱼，现在仍是很珍贵的大鱼，我国长江中著名的扬子鲟，是属于重要的保护鱼类。《红楼梦》乌庄头账单、前引贡品单的鲟鳇鱼，则是黑龙江、混同江中的名产。清杨宾《柳边纪略》云：牛鱼，鲟鱼也，头略似牛，微与南方有别。然土人直呼为鲟。惟中土人或呼之为牛耳。重数百斤、或千斤。混同、黑龙两江、虎儿哈河皆有之。最不易得，得之则群聚而脔食之。

杨宾还引用周麟之《海陵集》、周必大《二老堂杂志》说明在辽、金时鲟鱼就十分贵重了。

清西清《黑龙江外记》记载更为周详。其记“岁贡”云：岁贡惟鳇（按，“”即“鲟”字）、哲绿、纽摩顺三种。而哲绿、纽摩顺（按，皆鱼名，满洲土语。据云“哲绿”即鲈鱼、“纽摩顺”细鳞鱼）皆浇水使冻，如在玉壶，此京师所谓“冰鱼”也。

其记捕鱼云：鳇鱼，古名秦王鱼，音之讹也。大者首专车，捕之之法，长绳系叉，叉鱼背，纵去，徐挽绳以从数里外，鱼倦少休，敲其鼻，鼻骨至脆，破则一身力竭。然后戮其腮使痛，自然一跃登岸。索伦尤擅能。

其记功用云：黑龙江人以鳇鱼胃造刮鳔，粘纸补字，刀刮用之，胜糨糊。远骑臀无肤者，摊布贴之，胜膏药……刮鳔一块，大寸许，厚二分，有金钟、蕉叶、书画诸式，一匣尝贮九块，此寻常馈遗物。其尺长，如意柈大拱璧及悬磬之类，皆近年新式，雕镂尤奇，得之较难。鳇鱼胃本弃物，迩因岁制刮鳔太多，渔者居奇，遂需重价采买，渐及于外域。约计自熬胃至刻鳔，非三阅月不能成器。则鸠工庀材之费可知，然不售卖图利，不过点染土物，备上官送礼而已。

其记美味云：鳇鱼头，关内重之。以为美于燕窝，土人初不爱惜。近乃有关内特来收晒以待价者。

按，鲟鳇鱼成为席上珍品，主要是头骨，尤其是鼻骨。嘉庆时闽人梁章钜讲求饮馔，在其《浪迹丛谈》、《续谈》、《归田琐记》等书中，谈到烹饪艺事的地方很多，但他重视燕窝、鱼翅、海参等海味，却将鲟鳇鱼列在“不食物单”中。其“鳇鱼骨”条云：一称“明骨”，一称“鲟脆”，质甚洁白，而了无余味可寻，徒借他物作羹材而已。其价甚昂，故厨子侈为珍品，因之有伪为者，其无味则同。

乾嘉间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对此记载更详：王渔洋《居易录》云：“近京师筵席多尚异味，戏占绝句云：滦鲫黄羊满玉盘，菜鸡紫蟹等闲看。”在渔洋时已觉奢靡甚矣。近日筵席必用填鸭，鸭值银一两有余；鱼翅必用镇江肉翅，其上者斤直二两有余；鳇鱼脆骨白者斤值二三两……鳇鱼脆骨，鳇鱼头也，出黑龙江。余使沈阳，闻其土人云：“嘉庆十年前，此物甚贱，一鱼头大者须一车载之，不过售钱五百。自京中以此骨为美品，鱼头遂不肯售，竞相晾晒发卖，每一斤亦须银八九钱矣。”曾记莫少司空清友先生宴客设此味，座中有其乡人以为凉粉也。“凉粉”二字，很值得注意。后文还“凉粉特佳”云。想来鲟鱼骨自是很好吃的珍馐，自然也要好的烹饪技艺。不过正应了古语说的：“羊羔虽美，众口难调。”各人有各人的口味，任何珍馐也并不是人人都爱吃的。

乌庄头账单中的二尾鲟鳇鱼，居然有这么多材料可引，《竹叶亭杂记》所载贡品单中，还有“油炸鲟鳇鱼肉丁”，而且注明“以鱼油炸鱼”，想来也是很“腥”的。这同吃俄式大菜中的“鱼子酱”一样，爱吃的人当作珍馐，吃不来的人自然也无法下咽了。

在拙著《红楼识小录》中，有一篇《乌庄头账单》，曾写到鲟鳇鱼。现在又引了不少材料，聊作前文的补充吧。

葫芦条儿·山药糕·燕窝

平儿是个精明能干，而又心地善良的女性。瞧她在第四十二回中，对刘姥姥说的几句话，多么诚恳呢。她在把送刘姥姥的东西交待清楚，听了刘姥姥说的客气话之后，笑着道：别说外话，咱们都是自己，我才这么着。你放心收了罢；我还和你要东西呢。到年下，你只把你们晒的那个灰条菜和豇豆、扁豆、茄子干子、葫芦条儿，各种干菜带些来——我们这里上上下下都爱吃这个—就算了。别的一概不要，别罔费了心。

刘姥姥千恩万谢答应之后，平儿又说：你只管睡你的去，我替你收拾妥当了，就放在这里，明儿一早打发小厮们雇辆车装上，不用你费一点心。

小说家写人物，最难能可贵的是通过人物语言，反映人物性格，曹雪芹在这种地方表现出了高超的艺术才华。如平儿上面说的这些话，对显现其人物性格，内心世界，真有闻声见形之感。可惜这种普普通通的话，往往被一些读者忽略了。

在这段话中，平儿所说的那些“灰条菜和豇豆、扁豆、茄子干子、葫芦条儿”太诱人了，值得一写。这些都是北方农村中的干菜，我先逐个作一些解释：

灰条菜是长梗子白菜，在开水锅里一焯，捞出来，整棵分开叶子晒在绳子上晒干。晒干后灰色而干瘪，看上去很难看，但冬天、春天，温水浸过、洗干净，剁碎拌肉馅包饺子、包子都好吃，比新鲜时还要美。

豇豆干，南北方都有，江南叫“长豇豆”，也作兴晒干了吃，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扁豆：在江南叫“刀豆”，在山西叫“豆角”。最好的是豆少肉多的“棍儿扁豆”。鲜的时候，滚圆的一根，又长又嫩，没有筋，炒来吃。或者开水锅里一抄，斜片成一段段的，用芝麻酱拌了吃，也极佳。农村大量下来，又没有地方卖，吃不了，如何办，便想出储存的办法。用开水一抄，捞出来，逐根用剪刀中间竖向一剪，使圆棍儿变成细丝儿，摊在大席子上一晒。干透了，变成灰绿的、卷曲丝，吃时温水一浸，炒肉丝吃，或者再剁碎和肉作馅子。

茄子干子，是把长茄子破成四半，或把圆茄子切成片，上锅蒸一蒸，然后挂在绳子上或摊在匾子上晒。干后储存。吃时洗净重蒸软拌了吃，或者烧肉吃，都极佳美。

葫芦条儿，是把西葫芦削了皮，用一种特制的镟刀，把葫芦肉镟成筷子粗的、拉不断的长条，挂在绳上晒干。像绳子一样，把晒干的葫芦条圈成一把把地收储。吃时，水发软，切成寸许的段子炒肉丝吃。稍有韧性，十分好吃。

以上数种，都可以说是北方农村的“山家清供”，风味隽永，自不下于江南绍兴的霉干菜，湖、杭的玉兰笋、扁尖也。荣国府大观园上上下下的太太奶奶、小姐丫头们都爱吃这个，这说明了这人“知味”。因油焖“茄子干子”，其味道之隽永，正不下于多少只鸡配它的那个“茄鲞”呀！

这几样东西中，有的江南也很多，但不晒干了吃。如扁豆（上海叫“刀豆”），在江南乡间，也未见过晒扁豆丝吃的。其中有一样，江南没有，那就是“西葫芦”。江南瓜类，南瓜、东瓜、丝瓜、黄瓜等都很多，而独没见过“西葫芦”。说到“葫芦”，人们很容易想到孔老夫子说的“吾岂匏瓜也哉”的那种，就是细腰、曲脖、两头粗的那种葫芦，那是干了作瓢，古人盛酒、盛醋的葫芦。林冲夜奔，到肆中买酒就用这种葫芦。而“葫芦条儿”的葫芦，则是当菜吃的，江南没有见到过。山西及河北乡间，且呼之为葫芦，北京城里，或加“西”字，称作“西葫芦”。是长圆形、瓜蒂很粗有芒刺、皮很粗厚的食用瓜。最方便是切成块蒸了，像南瓜一样，当饭吃。但少甜味，没有南瓜好吃。其次切成块，起油锅红烧吃；像江南烧冬瓜一样，但较冬瓜少水分，好吃。鲜吃，最好是烧羊肉，或者擦丝配羊肉作馅，羊肉西葫芦馅包子、蒸饺，是六七月间，北京人“贴秋膘”的最好食品。而晒成葫芦条儿，炒了吃，则更可以上席面了。清人谢墉《食味杂咏》注云：京城田家，于瓜茄熟时，缕切作条，悬暴之，以为旨蓄。《诗经》中《邶风·谷风》云“我有旨蓄，可以御冬”，“旨蓄”二字，注作“美菜”。三千年来，我国乡村人民，守着自己的田园，秋天到了，收获了粮食，也要储存点冬菜，或腌、或晒，都是自己汗水换来的，那样朴实，那样甘甜。本着“乡人献曝”的淳厚感情，把自己晒的灰条菜、扁豆干儿、茄子干子、葫芦条儿，装上两口袋，到城里送给富贵亲戚，像刘姥姥一样。而城里亲戚家的人，也待他如自己人，实实惠惠接待了她，又至至诚诚地接受了她的馈赠，并赞赏这样的田家风味。这种感情的交流，是纯东方型的，是中国式的，是淳风厚俗的表现。

同样是田家种的蔬菜，“大烹瓜果豆茄菜”或晒了“茄子干子”吃，就是田家风味；而一登荣府食谱，照凤姐说的办法，制成“茄鲞”，就变成贵戚家的“郇厨秘制”了。同田家风味，风味各别了。茄子有这样的差别，其他普通菜蔬，也有这种差别。如第十一回，秦氏向凤姐说：婶子回老太太，太太放心罢。昨日老太太赏的那枣泥馅的山药糕，我吃了两块。倒像克化的动的似的。

这“枣泥馅的山药糕”，就是用普通材料制的精美吃品。“山药”在《本草纲目》中正名为“薯蓣”，又名“薯”、“土薯”、“山芋”、“玉延”。但这些名称，很容易同“马铃薯”、“白薯”混淆。如江南一般将白薯叫“山芋”，浙江一带叫“番薯”。而山西将“马铃薯”叫“山药蛋”，而把“山药”叫“长山药”。因其是块根植物，根供食用。而“山药”的块根，是长形的。入药时，其功用是健胃、益脾、补气的。可以当菜吃，也可作点心吃。最普通是削了皮，斜切块，煮了吃。因为粘性很大，所以煮熟，汤很浓，放些糖，冬天吃起来，甜而甘美，营养价值很高。清初，著名诗人查慎行特别赞美过。在其笔记《人海记》中写道：北方山药，产于采堉者，为天下最。常于朱竹垞检讨席间食之，真琼糜也。

这“真琼糜也”四字，形容得极好。因为山药煮出来是雪白的，而且入口即化，又粘又软腻，根本不用牙嚼，所以极好消化。采堉在京西，不过百来里，现在是远郊区。

北京席间吃山药，普通的是“拔丝山药”，考究的则是“蒸山药泥”，清代后期是著名老店广和居的名菜。光绪时缪荃孙等人修的《顺天府志》中，还记着“山药泥”。文云：薯蓣即山药，冬月掘根，可蒸可，京师以猪油及白砂糖和之，蒸烂，谓之山药泥。

这是以山药削皮之后，入猪油、白糖蒸透，捣烂，十分滑腻，又碗中，中间或放豆沙、或放枣泥，如做八宝饭一样，翻出来，在盘中雪白晶莹，中间还有澄沙或枣泥馅，这就是高级名菜“蒸山药”了。入口又粘、又腻、又软、又甜，随吃随化。是喜欢吃甜食的老年人极好的食品。

所谓“枣泥馅的山药糕”，实际就是用“山药泥”作外皮，内包或裹枣泥馅子的糕。这自然是极容易消化的东西。所以秦可卿说“吃了两块”，“克化的动”。所谓“两块”，是用模子脱出来的。所谓“克化”，是北京土语，即消化的动。

枣泥则是把好红枣煮得稀烂，用粗罗一类过滤的工具，把枣核、枣子皮等渣滓过滤掉，让枣子汁澄淀后，去掉水分，加糖上油锅炒成酱状，就变成甜滋滋、腻笃笃入口即化的枣泥，包子、月饼、山药糕以及其他细点，都可以用作馅子。

再说说燕窝。第四十五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风雨夕闷制风雨词》中宝钗对黛玉说：昨儿我看你那药方上，人参、肉桂觉得太多了。虽说益气补神，也不宜太热。依我说：先以平肝养胃为要……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窝一两，冰糖五钱，用银吊子熬出粥来，要吃惯了，比药还强，最是滋阴补气的。

这段话之后引出宝钗给黛玉送燕窝、宝玉告诉贾母，派人每日给黛玉送燕窝等等余文，都是描绘细腻、意境很美的文字。

燕窝的作用“滋阴补气”，宝钗说的已经很清楚了。但“燕窝”是什么东西呢？一般知道的已很少，不妨略作解释。宝钗说“比药还强”，可见它不是药。是什么呢？笼统地说，它是“海菜”。旧时北京大饭庄子里，叫作“燕菜”，又叫“官燕”，又叫“一品官燕”。

旧时酒席，分这样几级：最低级的，只是鱼肉等，不上海味，北京叫“菜席”、“肉席”，如再上点干鲜果，谓之“果席”。比较普通的席面，上一两海菜，海参为主，外加干贝或鱿鱼，俗名“海参头席”。再高级一些，海味必须有“鱼翅”，家禽必要有“填鸭”，两样作法不限，鱼翅或清蒸、或红扒，填鸭或香菇、或八宝均可。俗称“鸭翅席”，是清代北京各大饭庄酒席中最常见的。半世纪前，一桌“鸭翅席”也不过十至二十元之间，当然，在《红楼梦》时代，那就更便宜了。最高级的酒席，或者叫“满汉全席”，那是要接待一品官的。席上除一般鸡鸭鱼肉海味之外，要上烧烤（即烤乳猪）、燕菜、银耳等。因为是接待大官的酒席上才用，所以叫“官燕”。因为官都希望升，升到最高一级——“一品”，所以叫“一品官燕”。同盛鸭子、海参的大暖锅叫“一品锅”、绵白糖馅子的烧饼叫“太师饼”、“一品烧饼”一样，是旧时官场的“官派称呼”。

燕窝、银耳，在旧时等价齐驱，一样高贵，一是海味，一是山珍。如今人工种银耳，大量生产，味道和营养价值，无法和野生者相比。而燕窝是进口的。最好的是吕宋、爪哇、马尼剌一带的，要进口，那就变成价值连城的东西了。据一八五八年十一月即咸丰八年十月所订《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所记海关税则：进口腌腊海味类：

虽然当时价钱不知，但当时条约规定的税律是值百抽五。如“进口镜钟表玩类”中“自鸣钟”下注云：“每值百两，抽税五两。”以此计算，则“上燕窝”，每斤十一两白银。中者九两，下者只三两一斤。海参每百斤不过三十两银，每斤则只三钱银子。

即以上列“上燕窝”每斤十一两计，十六两秤，每两燕窝只白银七钱。宝钗让黛玉“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窝一两”熬粥，其代价对于荣、宁二府的人来说，也不算十分高了。

燕窝在酒席是珍肴美味，一道高贵的海菜。而熬粥每天吃，则当作滋补品。

梁章钜《浪迹续谈》、《浪迹三谈》中均记有燕窝。《续谈》云：燕窝出广东，阳江县最多，或云海燕采小鱼营巢，故名燕窝，或云海燕啄食螺肉，肉化而筋不化，并精液吐出，结为小窝，衔飞过海，倦则漂水上暂息，小顷又衔以飞。人依时拾之……今闽、广入贡者，鲜白无纤翳，云系人力折制而成，非天然如是也。吾乡许青岩方伯松佶云：“燕窝产海岛中，穷岩邃谷，足力绳竿之所不及，估舶养小猿之善解人意者，以小布囊系猿背上，纵之往，升木蹑崖，尽剥塞贮囊以归……”许谨斋黄门志进每晨起，用燕窝合蔗浆蒸食之，以融软为度，谓他人皆生食也，可终日不溺云。《三谈》记云：随园论味，最薄燕窝，以为但取其贵，则满贮珍珠、宝石于碗，岂不更贵？自是快论。而其撰《食单》又云：“燕窝贵物，原不轻用，如用之，每碗必须三两。”则不但取其贵，而且取其多，未免自相矛盾矣。今人徒务其名，用三钱或五钱生燕窝铺于碗面，而以肉丝杂物衬之，竟似白发数茎，一撩不见，固形其丑，而必以三两为限，则无与于味之美劣，徒以财力相夸而已。今京师好厨子包办酒席，惟格外取好燕窝一两，重用鸡汤、火腿汤、蘑菇汤三种瀹之，不必再搀他作料，自然名贵无已，即再加数钱以见丰盛，断无须加至二两。若三两之说行，则徒为厨子生发，为厨下留余，何益于事。至言在广东食“冬瓜燕窝”，甚佳，则亦不可信。冬瓜无本性，亦无本味，不得谓之以柔配柔，以清配清。近人更以鸽蛋围其碗边，亦取柔配柔、清配清之意，皆于真味不加毫末，更无谓矣。按燕窝一物，美劣悬殊，价值亦异，如广东澳门及吾闽厦门所产，洁白不待言，而其丝之长，至与箸等，只须一两，即可充一碗而有余，此须相物为之，如此燕窝必以三两塞一碗，则反讨太多之厌矣。

梁章钜去曹雪芹不算太远，其记燕窝二则笔记，十分可贵，告诉我们不少知识。“美劣悬殊，价值亦异”，对照宝钗说“上等燕窝”，“关税例则”列为“上燕窝”，梁文说京师厨子用“好燕窝”，三者统一，可证史实。“只须一两”，宝钗教黛玉每日用“一两”熬粥，更是十分一致。可证《红楼梦》之写实程度矣。

海味都是干的，要“发”出来。发时吸收水分，便多了。所以做菜“只须一两”，加汤加配料可盛一大碗，一桌中每人吃上二匙，足矣。熬粥纯用燕窝，也用一两，自也足够。用“冰糖”熬，是取其“粘”而“腻”。用白糖便不粘。所以烧浓汁菜必须加冰糖。燕窝、银耳、莲子烧粥做羹，一定要加冰糖。冰糖有红、黄、白三种，第四十五回所写：就有蘅芜院两个婆子，也打着伞，提着灯，送了一大包燕窝来，还有一包子洁粉梅片雪花洋糖。

这糖名字十分漂亮，但不是绵白糖、白砂糖之类的糖。应是西洋的那种方块白冰糖。这种糖现在自然还有。《红楼梦》写到的精美食品很多，不能一一都作介绍。现只将田家风味的“葫芦条儿”、普通材料，高级制作方法制成的“山药糕”、珍贵滋补食品“燕窝粥”，分别略作说明，以见《红楼梦》中的饮食风尚。

服装真与假

第五十一回写袭人出门道：半日，果见袭人穿戴了，两个丫头和周瑞家的拿着手炉和衣包。凤姐看袭人头上戴着几枝金钗珠钏，倒也华丽。又见身上穿着桃红白花刻丝银鼠袄，葱绿盘金彩绣绵裙，外面穿的青缎灰鼠褂。

后来凤姐嫌她青缎灰鼠褂太素，也冷。又给了她一件“石青刻丝八团天马皮褂子”。这是袭人出客时穿的衣服，是冬天，穿绵衣、皮衣的时候。同一个袭人，再看她春夏之间的衣服。第二十六回写贾芸到怡红院看宝玉，其时贾芸眼中的袭人又如何打扮呢？文中写道：说着，只见有个丫鬟端了茶来与他，那贾芸嘴里和宝玉说话，眼睛却瞅那丫鬟；细挑身子，容长脸儿，穿着银红袄儿，表缎子坎肩，白绫细折儿裙子。

所写袭人的衣着打扮，一是出客时的仪容，一是家居时的打扮；一是严冬，一是初夏，都楚楚有致，色彩鲜明，称身合体，使读者一看就能想象其形态。这种写法，在其他丫头身上，也收到同样的艺术效果，比如写芳官，第五十八回写她挨她干娘打后的形象：那婆子羞愧难当，一言不发。只见芳官穿着海棠红的小棉袄，底下绿绸洒花夹裤，敞着裤腿，一头乌油油的头发披在脑后，哭的泪人一般。

第六十三回又写“寿怡红”时欢笑的芳官：宝玉只穿着大红绵纱小袄儿，下面绿绫弹墨夹裤，散着裤脚，系着一条汗巾，靠着一个各色玫瑰芍药花瓣装的玉色夹纱新枕头，和芳官两个先搳拳。当时芳官满口嚷热，只穿着一件玉色红青驼绒三色缎子拼的水田小夹袄，束着一条柳绿汗巾，底下是水红洒花夹裤，也散着裤腿，头上齐额编着一圈小辫，总规玉顶心，结一根粗辫，拖在脑后，右耳根内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个玉塞子，左耳上单一个白果大小的硬红镶金大坠子，越显得面如满月犹白，眼似秋水还清，引得众人笑道：“他两个倒像一对双生的兄弟。”

在《红楼梦》所写各种人物的衣着上，芳官这两段可说是最鲜明的、最有真实感的。陪衬她的是宝玉，宝玉此时此刻的服装也是扑朔迷离，雄雌莫辨的，但却是真实得光芒照人的。而另外地方写的宝玉衣着呢？且看他出场时的打扮。见第三回：丫鬟进来报道：“宝玉来了。”黛玉心想：“这个宝玉不知是怎样个惫懒人呢！”及至进来一看，却是位青年公子：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戏珠金抹额，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项上金螭缨络，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

再看他更衣之后：一时再回来，已换了冠带：头上周围一转的短发，都结成小辫，红丝结束，共攒至顶中胎发，总编一根大辫，黑亮如漆，从顶至梢，一串四颗大珠，用金八宝坠脚，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仍旧带着项圈、宝玉、寄名锁、护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绿撒花绫裤，锦边弹墨袜，厚底大红鞋。越显得面如傅粉……

不妨再看看第十五回所写北静王的装饰：说话宝玉举目见北静王世荣头上戴着净白簪缨银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龙白蟒袍，系着碧玉红鞓带，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红楼梦》是清代人写的小说，北静王世荣又很明显地是写满洲族人。却不按照清代《舆服志》规定，戴“顶金龙二层，饰东珠八，上衔红宝石”的顶戴，却戴白簪缨银翅王帽，这是什么打扮呢？简单说，是戏装。过去看俞平伯先生文章，说到此点：我一时想不起，便写信去问。接先生四月十五日明信片云：前询一节，在笔记中所习见，惜未记书名。阮胡誓师江上，白蟒袍、碧玉带，梨园装束，却未点出戏名，宜兄之想不出。又柳如是冠插雉尾招摇过市，言本兵大礼之可笑。《红楼》中北静王装束因与阮有关，如上电影，当有可观，一笑。

五月十九日明信片又云：又前谈阮大铖装束，顷在中华新本王应奎《柳南续笔》见之，卷一、一五三页服御类优条，惟不点钱牧斋、柳如是之名耳。此条我前曾见，却非此书，已记不得了。盖传流颇广也。或可以之装扮北静王，仿佛有据。

北静王的服饰，很清楚，是把台上最漂亮的戏装顺手写到小说中。而贾宝玉呢？什么“束发嵌宝紫金冠”、什么“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等等，不也是戏台上最漂亮的戏装，不很像《凤仪亭》中戏貂蝉的吕布吗？只是少根雉尾罢了。为什么曹雪芹要把这些生活中的人，写成是穿了戏装的人物呢？应该说这里有两个目的：一是出于政治的目的，故意写得假一些；一是出于艺术的目的，尽量写得美一些，漂亮一些。《红楼梦》开卷第一回第一句即作了庄严的声明：“故将真事隐去”；后面又声明说：“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因此，凡能显示出具体清代特征的地方，都有意要向假里写。因而写王爷，不能写花翎顶戴，袍褂朝珠等等。写豪门公子的宝玉，也不能写成清代旗下贵公子的样子。又不便写成明代儒生公子的样子。因而经营是煞费苦心的。清代旗下贵公子是什么样子呢？不妨举几句民间俗曲看看。如“百本张”子弟书《鸳鸯扣》云：见阿哥骨种羊的秋帽在头上带，南红的杭披缨子不少又不多，聚锦斋的起花金顶十分时样……小毛儿银鼠皮褂身上着，玫瑰紫的灰鼠皮袄，领袖是银针水獭……月白绫的夹袄开禊儿半露，方头儿皂靴学的是他哥哥。

子弟书《风流公子》道：这是谁家几阿哥，竟把燕山秀气夺，瞧来不过十八岁，浑身苏调露轻薄，夹衫儿元青洋绉时兴花样，袖里儿一水天青四杂老则（按，“老则”二字意不明），开褉儿微露着汗巾是葱心绿，那小鞋儿大概是八寸罢做了个得……（按，“得”即好和妥帖的意思。）

随便引几句乾嘉间俗曲的八旗子弟衣着打扮的描绘，看看和宝玉的出客衣着差的又多么远呢？那么明朝公子哥的打扮又如何呢？看康熙初年叶梦珠《阅世编》记明代服装、官服：其举、贡、监、生员则俱服黑镶蓝袍，其后举、贡服黑花缎袍，监生服黑邓绢袍，皆不镶，惟生员照旧式。……闻举人前辈俱戴圆帽如笠而小，亦以乌纱，添里为之，予所见举人与贡、监、生员同带儒巾，儒巾与纱帽俱以黑绉纱为表，漆藤丝或麻布为里，质坚而轻，取其端重也。举、贡而下。腰束俱蓝丝绵绦。皂靴与职官同。

又记便服道：其便服自职官大僚而下至生员，俱戴四角方巾，服各色花素、绸、纱、绫、缎道袍。其华而雅重者，冬用大绒茧绸，夏用细葛，庶民莫敢效也。

明代服装中大官朝服，自然有不少大红金蟒衣服。如《天水冰山录》所载抄严嵩家中缎衣，就有“大红织金过肩蟒缎九件、大红织金缎圆领七件”等等，但这官高一品的宰相所穿，并非一般人所能穿的。而像宝玉那样动不动就穿着“大红金蟒狐腋箭袖”这是很难想象的。因为曹雪芹写《红楼梦》主人宝玉的服饰，要避开清代打扮，让人不认为是本朝事；也不能确写明代的服饰，把宝玉真写成明代人，那似乎更是犯忌的。那么把他写成什么样儿呢？把他戏剧化、吉祥化了，写成世俗吉祥图“麒麟送子”的样子，几乎可以说是贾宝玉的标准照了。

戏剧化·生活感

第八回写黛玉给贾宝玉穿斗篷，说什么“用手轻轻笼住束发冠儿，将笠沿掖在抹额之上，把那一颗核桃大的绛绒簪缨扶起，颤巍巍露于笠外”。在明清两代的实际生活中，像宝玉这种打扮也只有在戏剧中有，在日常起居中是没有的。翻阅明人说部，什么《三言》、《二拍》、《金瓶梅》之类，是找不出一个和宝玉装饰一样的角色的，只有在剧场上才能找到。

曹雪芹把书中主角的服饰戏剧化了，是为“真事隐去”的政治目的，也是为了艺术装点，使之花团锦簇，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心理。即从明代末年开始，直到清代末年，社会上对于戏剧人物的美丽服装是极为羡慕的。所以阮大铖、柳如是等人会穿上戏剧服装招摇过市，这同人想当票友唱戏，甚至照个戏装照片是一样的心理。曹雪芹就这样给宝玉设计了一套美丽服装。但让他一换装，脱去出客官服，换上家常服装，袄、裤、鞋、袜，这还好安排，因为不分朝代，只在用料、色彩上写得漂亮一些就罢了。而头上怎么办呢？既不能梳清代的辫子，也不能如明代般留满头、绾成发髻、包块网巾。这便想出一种怪发型：“头上周围一转的短发，都结成小辫，红丝结束，共攒至顶中胎发，总编成一根大辫，黑亮如漆，从顶至梢，一串四颗大珠，用金八宝坠脚。”这条辫子在第二十一回中湘云为他梳头时，又重复一遍。写得那样华丽而真实。但事实上是难以想象的。明清两代小孩胎发为了长大了头发黑，也要剃去一部分，使之重生。但儿童头发长的慢，一时梳不起来，所以中间胎发留条很细的小辫，四周或剪短成一圈，诨名“马桶盖”。即第六十一回柳家的骂小幺儿“别叫我把你头上的杩盖子揪下来”的那个样子。不过这是儿童时的发型，这时头发短，还梳不成“黑亮如漆，从顶至梢”的大辫子，更不要说像维吾尔族小姑娘那样，辫一转小辫了。少年之后，清代梳辫子，前额发剃去，只留后面，从发根编起，不像女孩子那样，用头绳扎辫根。一直编到末梢，为了使辫子显得长，在辫梢上加黑色珠子线“辫帘子”。但不会用“一串四颗大珠、金坠角”等，这是难以想象的。明显地可以看出，曹雪芹是要写辫子，但又不能写真辫子，便创造设计出这样一条美丽的假辫子。但总难免滴水不露，常常有意无意，漏出一点清代的影子。如第十九回写宝玉到宁国府看戏后到袭人家中去，袭人见他：穿着大红金蟒狐腋箭袖，外罩石青貂鼠排穗褂。

这不就是清代标准官服一袍一褂的瘦袖袍和貂褂吗？只不过貂褂未反穿，箭袖袍大红金蟒而已。而这“大红金蟒”，是吉服，也是戏装。生活中则不能乱穿“蟒衣”。再如第三十一回宝钗说湘云爱穿别人衣裳时道：把宝兄弟的袍子穿上，靴子也穿上，带子也系上，猛一瞧，活脱儿就是宝兄弟。

这一袍、一靴、一带，着墨虽不多，更无意中把旗下公子哥儿的衣着说清楚了。

综前引文及分析，可以看出曹雪芹大约用了三种手法写他书中人物的衣饰：

一是有意写假，却是着意描绘那些戏剧化了的服饰，如宝玉、北静王等人的冠带衣着。

二是着意写生活中真实的美丽服装，特别是“金陵十二钗”等女性，花团锦簇、基本上是真实的。因明清二代，男装迥然不同。清初规定男人一律改装，女人则不改装。因之清代初中时期，汉人女子不着旗装，反而旗女有着汉装者。女人装扮继明代之旧，只是不断出现各个时期的时式样子，而无截然不同的差别。

三是写官服时，略写，避免露出痕迹。如第十六回写贾母等入朝谢恩致贺：“于是都按品大妆起来。”“贾赦、贾珍亦换了朝服。”都是一笔带过，不加细写了。以上三种描绘服饰的写法，曹雪芹都是用过的。但一、三两种，是不得已而用之的。第二种写法是顺理成章的。写的也是最多的。

在曹雪芹所写的女式服装，以及部分家常便服，或是起居随意穿的衣服，都没有故意写假，加以戏剧化，而是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这是因为这些服饰不关系到典章制度，不反映朝代特征，写来就比较随便容易。因为封建时代对服饰，尤其是官服，包括所用排场执事，都有明文规定，是很严的，不可乱用。《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写两个戴方巾的穷秀才打乌龟王义安的笑话，就因为那乌龟戴了秀才们戴的方巾。《红楼梦》第十三回写秦可卿大出丧，要给贾蓉捐了“龙禁尉”，才能用五品命妇宜人的服色、执事来办丧事，但是日常服色，在没有明文规定、或虽有规定，不严格执行的情况下，那就不受限制，可以随意来写了。

常服与官服

要较细致地弄清《红楼梦》的服装，必须简要地明确以下各点：官服与常服的区别、生活中的服装与戏剧化服装的区别、出客与家居的区别、四时的区别、花纹与式样的历史特征、用料的历史情况、穿着习惯上历史特征与现代的差别等等。下面就这些问题各作一些说明。

康熙叶梦珠《阅世编》冠服条云：本朝于顺治二年五月，克定江南时，郡邑长吏，犹循前朝之旧，仍服纱帽圆领，升堂视事，士子公服、便服，皆如旧式。惟营兵则变服满装，武弁临戎亦然，平居接客则否。故剃发之后，加冠者必仍带网巾于内，发顶亦大，无辫发者但小帽改用尖顶，士流亦间从之。至三年丙戌春暮，招抚内院大学士亨九洪公承畴刊示严禁云：“岂有现为大清臣子而敢无故违君父之命，放肆藐玩，莫此为甚。”于是各属凛凛奉法……至六七年间，始颁命服之制。

并规定：其职官及举、贡、监生、生员之父，除公服而外，俱得并从子服。职官及举、贡、监生、生员之子，除公服而外，俱得并从父服。命妇之服，绣补从夫，外加霞帔，环珮而已。其他便服及士庶妇女之衣如纻、丝、纱、缎、绸、绢、绫、罗，一概用之，色亦随时任意，不大径庭也。

所谓“命服之制”，就是限制式样、花纹、用料等等。官服男人在式样上，明代主要是圆领袍、纱帽、皂靴、腰带；清代圆领袍改为瘦袖袍，外面套对襟褂，长的叫大褂，短的叫马褂。袍一般两面开褉，有前后再开褉者，为“四开褉袍”。纱帽改为红缨帽，夏天凉帽、冬天暖帽，具妆红缨。靴子明、清基本一样。腰带（即俗称玉带），系于袍外，明代、清代用法不同。

表示品位的绣花补子，明代钉在圆领袍前胸和背后。清代顶在外褂前胸和背后，因外褂是胸前钉钮对襟衣服。所以补子在左右各一半。未做成衣服的褂料，长一丈三四尺，门面一尺多宽，四半片补子在料子两头边上已绣好，裁缝制时，前后身对折剪裁，前后心补子位置正好对好。有江水海牙的蟒料、大团龙、团花衣料也是如此，织好绣好的衣料裁成服时，所有花纹正好对在应有位置上，各有一半的花正好对成整花，此之谓“对花”。

清代的补服花式基本上沿用了明代的。其按品级之花纹规定，据《清会典》及《清史稿·舆服志》所载：亲王、郡王及世子均行龙补服。亲王石青色、绣五爪金龙四团，前后正龙，两肩行龙，世子同。郡王石青色，绣五爪行龙四团，两肩前后各一。贝勒石青色，前后绣四爪正蟒各一团。贝子石青色，前后绣四爪行蟒各一团。镇国公以下便用正方补服。其花纹镇国公绣四爪正蟒，镇国将军绣麒麟，辅国将军绣狮，奉国将军绣豹，奉恩将军绣虎，公、侯、伯补服石青，绣四爪正蟒，子绣麒麟，男绣狮。文一品前后绣鹤，唯都御史绣獬豸，武一品前后绣麒麟。文二品前后绣锦鸡，武二品绣狮。文三品绣孔雀，武三品绣豹。文四品绣雁，惟道绣獬豸，武四品绣虎，文五品绣白鹇，给事中、御史绣獬豸，武五品前后绣熊。以下文六品鹭鸶、武彪。文七品、武犀牛。文八品鹌鹑、武犀牛。文九品练雀、武九品海马。

除去补服外，尚有“吉服”。补服即日常官服、制服，吉服即喜庆大典时着，如现在之礼服。女眷服饰如前所说，按其夫的品位穿着。而且除服妆袍褂之外，还有冠、带、珠佩等等不同，详细说来是十分复杂的。

女人按男人的官品，自郡王以上，明代称妃、清代称“福晋”（满语）、贝勒、贝子、镇国公及一品大官，均称夫人。以下命妇品位：一、二品均称夫人，三品淑人，奉国将军室人也称淑人。四品、包括奉恩将军室人均号恭人，以下五品宜人，六品安人，七品孺人。八品、九品、未入流均不算“命妇”了。秦可卿出丧，贾蓉捐了“龙禁尉”之后，才能排五品宜人的执事，没有这个官衔，即使再有钱有势，也不能乱排的。衣服也是如此，有种种禁令限制着。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云：妇女制服，最隆重者为组绣丽水（即采绣江水纹）袍褂，袍则大红色，褂则红青、即天青。妇女袍褂皆一律长的，不似男服之长袍短褂。妇女补服，随其夫之品级，但皆圆形。汉官夫人则仍是方补，与男子无别。

而且说明女服外褂都是夹的，不能像男人那样穿皮袍，貂褂，规定妇女不“重裘”。另清初关于服妆有许多通令：顺治三年禁庶民用缎绣、严禁满洲家下仆隶用蟒缎、妆缎、锦绣服饰。康熙元年，禁军民人等用蟒缎、妆缎、金花缎、片金倭缎、貂皮、狐皮、猞猁狲，三十九年，又申各种禁令。雍正元年，以职官不按定例，悬带数珠、马项下悬红缨、使人前马（即顶马）。又有越分者，坐褥以至绸为之，令八旗大臣、统领衙门及都察院严行稽察，如大臣等徇情疏忽，同罪。二年又申明加级官员顶戴、补服、坐褥越级僭用之罪。以上规定，均见《清史稿·舆服制》。可见当时三令五申，是很严的。但又据《阅世编》载：禁令初颁，一时翕然儆畏，恪守凛遵；但旧服尚存，新不及制，好事之徒，或挟仇举首，或借端索诈，或恣肆抢夺，狱讼纷起，京师尤甚，当事患之，不逾年而遂弛其禁。于是服饰之华丽，又复惟力是视。

可见服制的禁令，当年也是经过不少反复的。但弄不好，就要惹很大麻烦，曹雪芹写《红楼梦》服妆时，自是十分熟悉典章制度，处处注意，既要写的十分华丽，又要写的不触犯种种禁令。所以“按品大妆”便一笔带过。如果详细一点问一句，例如贾母是什么品，又如何大妆呢？贾母是荣国公长子贾代善的夫人，贾代善袭了荣国公的官，“国公”是爵而非官，爵除“世袭罔替”之外，一般袭爵都降一级。袭官则可能是原官。《红楼梦》在这点上未说明确。就算仍是国公夫人。而清代职官：镇国公是次于贝子之下的爵，再低一级是辅国公。《红楼梦》第十四回所写镇国公、理国公、齐国公、治国公、修国公、缮国公等再加荣、宁二家，所谓“八公”似乎是平级的。因而贾母的品服按制应是：

朝冠顶缕金二层、饰东珠五。金约镂金云五。吉服褂绣花八团。

朝褂、绣四爪蟒、领后垂石青绦。

朝袍、蓝及石青诸色随所用，领、袖片金绿，冬用片金加海龙绿。绣四爪蟒、领后垂石青绦。

蟒袍通绣九蟒。

领约、朝珠、采帨绦用石青色。

贾母相当于镇国公夫人的身份，其“按品大妆”，如果以清代的规定，就可以穿着这些东西。其中除朝冠、金约、吉服等而外，余皆如贝子、贝勒夫人。因而“按品大妆”如果真妆扮起来，那就要或以明制、或以清制、或参照设计，才能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是不能随便穿着的。如贾元春是贵妃，省亲时的服饰就必须参照《明史·舆服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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