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杨虎城(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孙蔚如 赵寿山著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我所知道的杨虎城试读：

杨虎城将军初期革命活动

杨虎城将军出生于贫农家庭，在蒲城东乡甘北村。原来只有薄地十来亩，破房三四间，没有牲口、车辆，父亲杨复兴，在孙镇做木工，维持全家生活。伯父杨全兴，虽出身农民，在清末即有革命思想，参加了反清的秘密会党——哥老会，人称“大爷”。因为杨全兴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清政府派人搜捕多次未获，却把杨虎城的父亲杨复兴捕去顶案，被处绞刑，殉难于西安。杨虎城当时才十四五岁，在亲友的协助下，去西安将父亲的尸体搬回安葬，时间约在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不久，杨全兴也被捉去打死。所以，杨虎城将军从小即对反动统治阶级怀着刻骨的仇恨，孕育了坚决革命的思想。以后杨虎城将军能干出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与此有很大关系。

杨虎城的父亲和伯父殉难后，家中只有老母和幼弟（茂三），生活十分困难，因他当时年龄还小，不得已便去孙镇孙家饭馆做童工，但他时刻念念不忘替父报仇。有一次，母亲给他一些烂铁，叫他去打一把头，他却打了铁瓦子，拴在腿上，锻炼跑路吃苦的本领，以便为将来从戎奔走。杨虎城的母亲孙太夫人，教子很严。杨虎城侍母也至孝，他一生的事业，与家庭的教养是分不开的。

杨虎城在孙镇饭馆当堂倌时，即和伙友孙荷伯及乡友孙福全、孙书友、孙友儿等结拜，并参加反清的哥老会。在他的领导下，组织了“中秋同志会”，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因为历史上，汉民族驱逐元朝封建统治者，是在中秋节日起义的，所以这个组织的革命性质就已经很明显了。当时参加这个组织的还有韩寅生、左胜娃、姬汇百等，因为活动秘密，这个组织的参加人员又大半逝去，其活动详情已无从考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九月初四蒲城也发生动乱。杨虎城看见革命时机成熟，便联系同志百余人，前往乾州，参加向字营，以便进行最实际的革命运动。1912年（民国元年）向字营解散后，杨虎城又返回蒲城，仍在孙镇饭馆安身，但始终不忘革命，时刻想着为民除害。当时，东乡有个恶霸劣绅李桢，借给商人包收烂账机会，在石羊、黎起一带强拆民房，抢拉牲口，胡作非为，行同土匪。农民们恨之入骨，叫他“黑豆虫”。但因其投靠地方有势力的郭坚与岳西峰等，一般人都不敢惹他。杨虎城当时虽然只是个20岁左右的青年，却胆识过人，决心为民除害。因自己力量单薄，经段廷朝、冯进喜、胡遂太介绍，和哥老会有势力的李子高认识结拜，并到洛河东借了绰号“倒楦”的一支马拐子枪，1914年秋天（八九月），装着给李桢去送信，到孙镇李桢住的粮店，见了李桢先说：“有人给你捎一封信。”便敏捷机智地从套裤里抽出枪来，一下子把李桢打死，为地方除了一个大霸。杨虎城这次侠义壮举，使得人心大快，他的名声也很快传遍四乡。

辛亥革命后，各乡纷纷发动民众，办理民团。杨虎城在打死李桢后，一方面有了名气，一方面也有了一把子人和部分枪支。孙镇区长孙梅臣便呈请县上，委派杨虎城为东乡民团总团长，管辖东乡12个分联，经常集中训练、检阅民团武力。当时东乡的高林股匪，有六七支枪，在永丰川一带抢劫，危害乡里，孙梅臣也无法消灭。杨虎城任团总后，便和李子高、李云城、孙荷伯等带民团百余人，把高林股匪消灭，打死匪徒七八个，又为地方除了一大害，农民生活也安定了。

1916年（民国5年），高峻联合曹世英（俊夫）、郭坚（方刚）、耿直等，树立护国军旗帜，通电讨袁逐陆（陆建章）时，杨虎城也参加了这一革命运动。在王银喜（名飞虎，字子封）的护国军第三混成团下任第一营营长，营副潘疙瘩，下属四个连，第一连连长李子高，第二连连长任子扬，第三连连长李云城，第四连连长王来，另有白玉生等，均系杨之干员。部队当时驻防黄河西岸一带，并在朝邑将陆建章一连军队缴械。在郃阳驻防时，股匪徐老毛、李青兰、张青山几百人危害地方（在黄龙山、郃阳一带），杨将军派了一个连，由李鹏飞带队，把这股土匪全部剿灭。匪徒尸体纵横，便拿农民场里使用的“管槎”往山沟里运送掩埋。后驻防宜川，解决了不少小股土匪，为地方除害。

杨部驻沿河时，1917年郭坚部去河东讨伐张勋，反被陈树藩和阎锡山夹攻，几乎全军覆没，残部退回河西时，陈树藩想借机彻底消灭郭部，知道杨虎城和郭坚不和，便命令杨部堵防河西各渡口，不许郭部渡河。杨虎城以国家为重，完全摈弃私见，违反陈树藩的命令，放郭坚残部安全通过自己的防地。郭本来在其谋士李桢被打死后，对杨虎城非常仇恨，这时不但前仇尽解，而且对杨虎城的大义行为非常感激。

杨虎城在武功继续坚持陕西靖国军旗帜

1919年前后陕西靖国军的一般情况

陕西靖国军是北方唯一的响应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护法之役的军事组织，是由来自各个不同方面、不同出身的领导人物组成的庞杂而松弛的军事集团。第一路郭坚，主要以关中“刀客”为基干。第二路樊钟秀（樊老二），原为黄龙山的一股“土匪”，归陈树藩收编，在惠有光说以护法革命大义后，樊遂脱离陈树藩投入靖国军。第三路曹世英（俊夫），是由不甘心于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北洋军阀掠夺的同盟会部分党人和青年学生组成的。第四路胡景翼（笠僧），乃由陈树藩部队中分化出来的正规军。第五路高峻（峰五），是地方民团转化的军队。第六路卢占魁，原系绥远军队，被那时的都统蒋雁行压迫而投入靖国军。这些来自不同方面、不同出身的领导人物，自然地要为自己的小团体利益打算，互争雄长，攘夺权利，不可能组成一个坚强统一的指挥系统。于右任虽为靖国军总司令，实际上形同虚设，徒有其名而已。因之在兴起后的顺利时期中，各自霸占一块小地盘，派粮派款，滥无限度，招兵买枪，竞相扩大实力；再加上本来没训练或少训练的队伍，由于不断地作战，军纪更形松弛，确实给渭北广大地区的人民带来不少的损害，严重地破坏了工农业生产，特别是一、六两路占据的岐山、凤翔、耀县等地，情况更为严重。到后来处境困难，敌方大军压境，在高官厚禄、威胁利诱之下，就出现一种离心离德、各自为谋的状态，那就不足奇怪的了。尽管陕西靖国军本身有这样多的缺陷，不能令人满意，但从推动旧民主主义革命、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来说，它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与推动旧民主主义革命向前发展的作用，特别是北方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唯一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在以渭北数县之地，饷械全无，抗拒北洋军阀发动五省军队的几次围攻，坚持五年之久，其艰苦搏斗的牺牲精神，也是足以称道的。我们绝不能因它本身具有缺陷而全盘否定，应该在政治意义上给以足够的估计。

进军武功

杨虎城是靖国军第三路曹世英（俊夫）的第一支队司令，是向往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自动参加的一支武装部队。他和曹世英既有军事组织上的隶属关系，又有较好的朋友情感，在当时曹世英内部是具有实力的人物之一。当1919年（民国8年）北洋军阀政府，发动直、奉、晋、豫、甘五省军队支援陈树藩的时候，奉军许兰洲率领部队，协同刘镇华的镇嵩军和陈树藩的军队，直趋岐（山）凤（翔）一带，向靖国军第一第二路压迫，郭坚、樊钟秀以“联许倒陈”的说法，接受了奉军的改编。陕西靖国军整个内部从而悄悄地形成“接受改编”与“反受编”两派的斗争。卷入这个斗争中的，不仅仅是一些文职人员，也包括着一部分带兵的军官，直至负责领导的军官。这种已经形成的“受编”与“反受编”的两派，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遂由暗斗而逐渐明朗化。杨虎城是站在“反受编”这一面的，并且是反对最力的人物之一。这时郭坚、樊钟秀已改换成奉军的旗帜，樊并已开往河南。援陕滇军叶荃（湘石）也带同第六路（卢占魁）经四川开往南方。整个靖国军遂呈现一种支离破碎的局面。杨虎城驻在临潼渭河北一个小镇——栎阳。他的部队只有三个营，第一营营长姬汇百，第二营营长任子扬，第三营营长冯钦哉，总共不过一千余人，栎阳是几十户人家的小镇，地形上无险可守，而且东南两方与直军对峙，西北两方与三、四路紧密接连。如此外有敌军压境，内有接受改编势力的迫胁，如果欲继续树立靖国军旗帜，在形势上是极为不利的。于是杨多次规劝曹世英不要接受改编而得不到赞同后，径率所属部队向西发展。武功是西安通甘肃大道上的重要城市，东北距淳化、旬邑山区不远，西出可与第一路李夺部靠拢；这时郭坚个人到西安已被冯玉祥杀害，他的部队李夺、麻振武曾在凤翔，正无所依靠。而这个城市，杨虎城以前因援助友军曾经驻过一个时期，人情比较熟悉，地形亦多了解，遂选定武功县城为西进的第一个攻击目标。1920年杨虎城率全部一举攻占了武功县城，全歼陈树藩部的一个营，获得大量物资和武器，跟着又占据扶风等县，至此，他的初步计划业已完成，积极扩大实力，加强训练，为下一步准备条件。我就在这个时候，离开曹世英那里参加这个部队。杨遂把原来的三个营扩编为五个营：第一营姬汇百，第二营任子扬，第三营冯钦哉，第四营鲍贵堂，第五营孙蔚如，另外有一个卫队连和一个骑兵连，全部共3000多人，高举着陕西靖国军第三路第一支队的旗帜。

坚决反对“受编”，迎于右任建靖国军总司令部于西路

1921年（民国10年）直皖战争以皖系彻底失败而结束，直系阎相文督陕，分兵三路向陕境挺进。皖系陈树藩被赶下台，逃往汉中的时候，三原方面的靖国军主张“受编”的有力人物对“反受编”的所有部队，配合直军的军事压迫和政治诱骗，也从各个方面施加压力。双方相互之间的斗争极其复杂而尖锐，在武功坚持“反受编”的杨虎城就成为重要对象之一。曹锟、吴佩孚特派参议武叔斌到武功见杨，表示“吴大帅”器重之意，并允给杨编一个独立旅，枪支经费，都可从优。杨虎城的答复是：“我所争的只是靖国军这一面旗帜，并不是师长旅长一类的官职，如果‘吴大帅’同意我继续树立这面旗帜，那么，任何官职我都不计。”胡景翼派人持亲笔信劝杨“受编”，并为自己剖白说：“余之受编，是依人也，非降人也。”还以刘备依曹操、刘表自况，随后又派童蒲生、李香亭来劝说，并表示愿以杨为他的旅长（这时胡已被改编为陕西陆军第一师）。曹世英也派王子申劝杨“受编”，杨说：“俊夫（曹世英的别号）投贼，又来劝我投贼，真是太不够朋友了。”杨虎城严词拒绝了这些利禄勾引、甘言诱惑，没有丝毫表示动摇。相反地更积极准备迎于右任西来，为陕西靖国军开辟一个新局面。这时，三原、高陵等处接受改编的有力人物公开地表现出来，作为靖国军总司令的于右任，制止既无实力，劝阻又无效果，而靖国军的旗帜和陕西陆军第一师的旗帜更不能同时在一个地方并存，于被迫离开靖国军总司令部，迁居所建的民治小学校园中，继移住城外之东里堡，他自况地说：“满目新人是旧人”“茫茫何地欲为家”。1921年（民国10年）9月21日，戏剧性地开了一次伪造的所谓“国民大会”，决定撤销靖国军旗帜，接受直军改编，三原靖国军总司令部被缴械解散。这个“力穷西北泪纵横”的总司令不得不迁往淳化县之方里镇，依于鸣岗（于是反受编者之一）做寓公。于右任正在穷无所归的当儿，杨虎城派参谋韩望尘敦请于去武功，共谋恢复不绝如缕的靖国军事业。这对于右任来说，真是喜出望外，遂欣然接受，表现出“老兵休道戎衣薄，大地阳春可唤来”的乐观态度。（以上所引诗句，均见《右任诗存笺》）1922年（民国11年）3月间，于右任在于鸣岗派队护送、杨虎城率队亲迎下到达了武功。经过一度商讨，在武功城里组成陕西靖国军总司令行营，发表杨虎城为第三路司令，李夺为第一路司令（李是郭坚的旧部，郭坚被冯玉祥杀害后，尚无所归属）。陕西靖国军的旗帜继续飘扬在武功原上。稍后感到武功距敌人太近，为策安全，把总司令部设在凤翔，于亦随同前往。

铁佛寺截械与马嵬浴血抗战

甘肃督军陆洪涛买的一批枪弹，要经由西安、乾县运回甘肃。此事为杨部参谋张澍（号雨生，甘肃陇南人，因此事为陆所含恨，后在兰州遇害）所侦悉，当即报告杨虎城。杨令其继续侦察，并秘密作截械准备。雨生对给他的任务，很认真负责，在细心侦察周密研究后，预计这批运输枪弹和担任保护的约五个营的部队于3月26日将到达铁佛寺。但是直军和新受编的岳维峻旅均驻在不远的地方，陆洪涛派的迎接队伍，听说也快到达，因此这一战斗要求以极其敏捷勇敢的行动于短暂时间内结束，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经缜密部署，决定以刘香亭的骑兵连为前锋，第一、二两营跟进，五营为预备队，均于先一日在乾县之临平镇集结完毕，26日上午开始行动。大约于八九点钟前后，我先锋已与对方的护送部队接触，对方退入铁佛寺镇内与我对抗，一、二两营逐向这个小集镇展开攻击战。可是那些护运队伍的抵抗并不算弱，直到下午，一、二营曾几次组织强攻，尚未得手，适预备队五营赶到，一举攻占了铁佛寺西的制高点突子山，以猛烈火力向镇内瞰射，那些护运的队伍，垂头丧气，顿时混乱。一、二营趁机猛扑，在不大的时间内结束了战斗。这时陆洪涛的迎接队伍已距铁佛寺不远，只好撤回。是役计缴获各种枪械1000多支，子弹五六十万发。这对当时枪弹两缺的靖国军第三路军来说，确实是一次了不起的补充。

靖国军第三路司令杨虎城，缴获了甘肃陆洪涛的枪弹之后，积极充实自己的武装力量，并亲自督促，加紧各营的训练，经常在直军驻地附近举行军事演习，以熟悉那些地区的地形和迷惑直军的注意。同时联合第一路李夺，筹商扩大靖国军的政治影响与军事地区的计划。适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全部开出关外，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很可利用来打击在陕直军的好机会。于右任遂令第三路和第一路第一支队麻振武部，共同进攻马嵬，于得手后，趁机向兴平、咸阳扩大战果。杨虎城4月21日率部东进，22日拂晓以装作同以往军事演习模样，趁马嵬敌军迷惑不清疏于防范之际，一举攻占马嵬，全歼直军二十师阎治堂（二十师师长原为阎相文，阎相文死后，阎治堂以旅长升任）的两个整营。第二日敌纠合附近所驻的各部队，猛力反扑，杨军奋勇抵抗，战斗极为激烈，终以友军没有即时赶到，被迫撤回原防。是役按当时情形说，如果第一路的麻振武部能够于我军攻占马嵬时赶到，不给敌人以喘气机会，攻占邻近直军的一些据点，第二日敌人可能不会组织反攻；即使第二日敌人反攻，在敌我鏖战正酣的时候能够适时增援，则杨部也不会放弃已攻占的马嵬。可惜的是麻振武贪图小利，在答应出兵策应的那天晚上，没来马嵬，却分兵两路去终南山麓攻夺直军储藏的军用物资。而晚间两路联系不好，彼此误为敌人互相打起来，反被守护物资的直军，趁其互打混乱之间，给以猛烈的攻袭，麻振武率残部狼狈地逃回岐山。这种贪图小利、贻误战机的错误行动，实在叫人痛心。是役我的手臂负伤，移居凤翔治疗，所以后来我未能随军退往三边，待第二年伤好才赶往那里。

直军并不以恢复原防地——马嵬为满足，认为驻在武功的靖国军第三路始终是他们最大的威胁。于是以二十师为主力，加上郭金榜的第二旅，镇嵩军的第五路柴云升部，配属强大的炮兵团（有山野炮四十余门），向我武功东原既设阵地，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我军既无炮兵，武器也不太好，仅以步枪刺刀和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敌人相拼，凭着官兵的杀敌热情，在残酷激烈的战斗中，坚持不撤退。

史家圪塔位于我军阵地最右翼，系第二营周子健连防守。镇嵩军柴云升部，用全部兵力，昼夜围攻好几天，反复争夺，战事非常激烈。我军以王镇华、杨明斋两连往援，击破敌人五营之众。不幸王、杨两连长先后负伤，致未能完成任务。后各部转进时，即留周子健连在该处掩护退却，战事更为惨烈。最后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拼，刺刀拼坏了，甚至用头、铁锨和敌人拼杀。就这样坚持了三天三夜，掩护大军得以从容撤退。像这样坚强勇敢的战士，实在是值得人深深怀念的。

第一路麻振武部虽加入战斗，却不能很好地协同行动，整个战线几乎由我方单独担负。敌人挟其优势火力，用四十多门山野炮，不停轰击，以几倍于我的兵力迭次组织强攻。在半月多的昼夜苦战中，阵地屹然未动，敌军不能越雷池一步，形成对峙状态。然在这决定胜负的紧要关头，直系甘肃陆洪涛的部队侵占麟游，陕南管金聚的第十五混成旅开到宝鸡，我军陷入四面包围，形势顿时严重。而在久战之余，兵员的补充，械弹的供给，都成当前的重要问题。杨虎城忍痛决定放弃武功阵地，于5月5日经由扶风、岐山之桃园与凤翔第一路靠拢。

退入陕北

1922年（民国11年）5月11日，杨虎城率领全部到达凤翔之田家庄，受到于右任与第一路全体官兵的欢迎，乃共同商讨今后大计。一致认为就当前全国形势来说，对革命是不利的，在给敌军重创后必须设法储备一部分革命力量，在西北保留革命种子，以便和广东方面取得联系，继续进行革命。杨当时对于右任表示说：“请你到广东去找孙中山先生，看今后怎么办。我带队伍去沙陀国（指陕北），敬待后命。”阴历五月二十九日杨部离开田家庄，经由麟游、礼泉、乾县地区，迭次冲破敌军袁健吾和受编的原第四路田玉洁等部的拦阻，开到三原的大程镇。本来杨由麟游就可以径往陕北，其所以不避艰险，经历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来大程镇的目的是：以前曾和反受编的甄寿山、马青苑（驻交口、雨金一带）约定，杨部若到三原附近，留在关内的反受编部队就可联合起来，重建靖国军旗帜。不意杨到后，这些预先有约的人们，都不愿履行诺言，杨虎城乃决定北上袭取洛川做根据地，继续树立靖国军旗帜。洛川距延安一百七八十华里，当时驻的田维勤部李养青一个营。杨部袭取未遂，乃采用围城强攻方法，而洛川城小沟深，一时不易得手，刘镇华派的阚玉昆、缑保杰又跟着追击上来，遂不得不打消攻取洛川计划，经安塞、靖边到与内蒙古毗邻的宁条梁、安边、定边一带暂驻，从事休整。这一带是陕北镇守使井岳秀的防地，那时井还没投靠直系，过去又和杨虎城私交很好，杨虎城乃自己离开部队，交由李子高带着由井编为地方性的部队——陕北步兵团。陕西靖国军从此成为历史陈迹了。（1962年）

回忆杨虎城将军与孙中山先生的联络经过

1922年冬天，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时候，杨将军派我前去谒见，并随身携带一份用绢写成的报告材料。内容是向孙中山先生报告当时杨部转至三边的情况，并请孙中山先生指示今后行动的方向等问题。

杨虎城将军当时住在榆林。大约在11月左右，我由榆林出发，经过米脂、碛口、顺德（在顺德住了几天，杨将军叫我去见胡笠僧，并送给胡一匹马），直达上海。

1922年12月到达上海，我先见了于右任先生，由他引我去见孙中山先生。我把随身携带的报告交给孙中山先生后，并当面把部队的实力和转战情况向他汇报，请示今后如何办？孙先生让我在上海住几天，等他们研究后再做指示。

孙中山先生当时是因陈炯明叛变，被迫来上海的，这期间全国的革命形势颇受挫折。全国各地只有杨先生一人派我去见他，因此孙先生很高兴，我也认为这是一项非常光荣的任务。我按照孙先生的意见，先在上海住下，等待着研究后的具体指示。

在上海期间，我曾与胡汉民、汪精卫、谢持等见面，他们均对杨先生革命意志之坚强深表赞许。我在上海住了十日，他们对我招待的甚为周到。

在我即将离沪回陕的时候，承蒙孙先生召见。孙中山先生当面向我指示，让我转告杨先生，无论如何设法使部队存在，保持革命力量。我告诉孙先生：杨先生部队转至富县时，即派蒙浚僧前往榆林见井岳秀，研究部队驻地及今后如何发展。蒙浚僧走后部队即向三边转进，杨先生随后到榆林见到井岳秀，并把部队作了安置。孙先生听后很满意，叫我转告杨先生，同意杨先生作如此安置，请杨先生出省到上海来，与各方面的同志们见一见面，将来时机成熟时联系起来也方便。孙中山先生还让我带给杨先生一个函件，内容与当面指示相同。

1923年元月，我从上海回到榆林，杨先生仍在这里等候。我向杨先生详述了在上海见到孙先生的经过，并面呈孙先生的函件。杨先生非常兴奋，立即与我和蒙浚僧进行商议。我们认为反动势力嚣张，路途稽查甚严，杨先生暂时不宜离开部队。因此杨先生决定，他本人仍驻榆林，部队驻三边，交李子高整训，归井岳秀指挥，杨先生把商定后的情况又写了一封信，叫我再去上海，面呈孙先生。孙先生看过信后，同意我们的安排。从此，我就经常外出，担任部队的联络工作，并代购枪械，延聘军事人才。那一时期聘请的有赵寿山、段象武、刘光甫等同志。

1924年春，孙先生回到广东，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杨先生派我为代表去参加，我于1924年元月到达广东，会后，孙中山先生当面向我指示：曹锟贿选是倒行逆施，大背人心，可通函杨先生，在北方与张（作霖）、段（祺瑞）联系，共谋推翻曹锟。同年五六月，我到北京与刘允丞、张璧研究，因奉直战争已起，直方内部空虚，他们叫我回榆林见杨先生，设法促使井岳秀请缨（井与直系是联系的），派杨先生带部队到北京来，担任在首都起义的重大任务。他们认为杨先生胆识过人，可以担当此任。商妥后，我于同年九月回到榆林，适值杨先生重病，卧床不起，因而计划未能实现，我又回到北京。

坚守西安八月回忆

1926年春，吴新田与刘镇华勾结，率第七师，由宝鸡出山，向驻宝鸡、虢镇、陈村一带之杨虎城部进攻。杨虎城属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番号第三师。吴新田之精锐部队二十七、二十八等团与杨军大战于岐山南原油单村、杨柳村一带，战争异常激烈。敌曾乘夜进攻，被击退后，集结渭河南岸，转向周、户推进，杨军在当日晚向岐山附近集中，盖以此时刘镇华乘国民二军在豫西溃败，正率部向潼关进迫。杨虎城率部移驻三原、泾阳以北地区，与国民二军第三师师长田玉洁及国民二军后方留守司令朱子敏等，共同协商抗击刘镇华之策。

陕西督办李虎臣部与刘镇华镇嵩军屡战于渭南、临潼一带，而新败之师，士无斗志，遂致节节后退，势甚危急。李遂一方面向杨虎城求援；一方面派姜宏模旅长移辎重于咸阳，作向西撤退准备。李在电话上对杨说：“你来我就守，你不来我就走。”杨虎城在三原东里堡召集各将领会议。他认为西安为西北革命的根据地，若再次被刘镇华占据，将不利于革命军北伐，也会给地方和人民以极大灾难。因此坚决主张迅速驰赴西安，与李虎臣合兵抗击刘镇华来犯。当时杨曾指出：敌人兵力虽大于我，而西安城高池深有利于守不利于攻；且北洋军阀之间矛盾重重，只要我们能坚守半年，国内政治必有变化，我们就可以取得胜利。各将领一致拥护他的主张。遂留李子高旅于三原北城与田玉洁部共同防守三原、泾阳外，立即下令各部驰赴西安。时在1926年4月中旬。

杨军渡渭赴援

草滩镇为渭北各县通往西安之重要渡口。杨虎城首先派孙蔚如之第二支队驰赴草滩镇，准备船只，掩护本军渡河，仲兴哉时为孙部参谋，随军出发。这时刘镇华之先头部队，已到新筑镇、浐河沿岸水腰一带，企图占领草滩渡口，以截断三原至西安的交通，阻止援军南下。第二支队占领渡口后，我冯钦哉、姬汇百两旅长即率精锐部队，连夜相继渡河，迅速向西安前进。到达西安时，刘镇华先头部队已占领西安东郊的韩森寨，进至东关附近，正向西安城垣攻击前进。瞬息之间，即有占领西安之可能，情势异常危急。冯钦哉、姬汇百两部，未及休息，即投入战斗，奋勇击退敌军前锋，西安城转危为安。杨虎城遂率后卫各部由草滩、马神庙两路渡河，进入西安，时为1926年4月18日。当刘镇华兵临城下时，督办李虎臣对守城信心不坚，而各大绅如宋伯鲁辈又酝酿欢迎刘军，因而城中人心惶恐不安，杨军入城后，人心乃趋安定。

守城兵力配备

城中部队，共分三个系统：一为李虎臣部国民二军系统，一为杨虎城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另一为卫定一部；卫原为国民二军第十二混成旅旅长，守城时改编为陕军第四师师长。三部兵力共万余人。杨部兵力人数较多。对防守任务，采取划地分区办法。杨军防区为东城、北城（西北城角一段，归李部担任）和东关、北关以及城关以外附近之村落。李、卫两部，共同防守的区域为南城、西城和南关、西关以及城关以外附近之村落。东、北两方敌距城既近，地形很高，为敌进攻之重点。

当时城中部队既分为三个系统，而指挥也不统一，以兵力论，杨军兵力较大，且未遭受战斗损失，以地位论，李为陕西督办，地位较高，李如受杨指挥，势所难能。杨虎城深察这种情形，遂推李虎臣为陕军总司令，而自为副司令。从此统一指挥，消除猜忌。杨既志决坚守，李亦与之一心，全城人民在刘镇华军合围、死困的情况下，只有与守军通力合作，遂致最后保持住这一不屈的名城。

敌筑长堑以困西安

刘镇华所部陆续迫近西安城郊后，东、南、北三面的许多村落，均被其占领，形成三面包围，只留西面一路与咸阳可通。不久，西面亦被敌截断，驻咸阳之国民二军姜宏模部联合西路陕军，几次向敌军攻击，企图打通西安咸阳通路，均未成功，从此西安陷入四面被敌包围之中。我军亦常采取以攻为守之策，抽出精锐部队，乘夜重点突袭敌军阵地，如突击西北城角附近之大白杨等村。但多是予敌以重创后，仍退守原防，确保兵力。

刘镇华镇嵩军纪律甚坏，素为全陕人民所深恶（刘镇华曾任陕西督军兼省长八年），这次来犯时，西安附近人民，畏之如蛇蝎，故男女扶老携幼逃入城中避难者甚众。至此，城已四面被围，有欲回家探亲者，出城后均被敌兵拦阻，并劫掠其所带衣物，然后逼其仍回城中，妇女则辄遭其侮辱。因此，城内人民对刘镇华恨之入骨，人各具同仇敌忾之心，无不愿与我军坚守此城。

刘镇华鉴于我军不时乘夜出击，乃强征各县人民，掘长堑以困城（解放初期，故垒犹断续可见）。堑宽、深均一丈多，堑后筑堡垒设大炮。刘军此举意在困死城中军民，用心至为恶毒，其计亦至愚蠢。他们并没有想到因此使我城内各军更加团结，军民一心，守城之志更加坚决，只是害苦了数县挖掘长堑的人民和糟蹋了绕城数十里的农田和麦苗，引起广大人民同仇敌忾。

东北城角的反围攻战

刘镇华包围了西安以后，占据了城东北方龙首原上的含元殿（唐之大明宫）。该村距城只有数里，为敌炮兵阵地，可以俯瞰距城较近之村庄。同时，城东韩森寨最初即为敌所占领，而韩森寨前之韩森冢地势尤高，敌设炮兵阵地于其上，可以瞰制城东一带。敌兵掘地道潜攻东梢门，用棺材满装火药，轰炸城墙，城墙崩塌数丈，敌兵乘势蜂拥而上，但经我军顽强堵击，英勇搏斗后，终于将敌击溃，敌伤亡甚大，攻城之企图未逞。继而转向大城之东北角一带进攻。此处村庄如午门、钟架子、郭家圪台子等距大城较近者只数百米，但城高（约三丈六尺）池深（约丈余），攀登仰攻非易。敌又从巩县兵工厂调来工人和工具，从地下掘隧道，企图穿过护城河，直进城内，亦经我军侦知，即派官兵沿护城河侦察。侦察之法系置大铜锣于地面，撒豌豆于其上，侧耳倾听，即可辨识隧道挖掘的方向和距离，我即按其方向成直角，掘深沟以防之。敌挖掘既近，铜锣响声愈显，豌豆跳动也越高，我即备柴草和以辣椒粉，并用鼓风器具以待之，一见挖透，即向洞口引火扇风，浓烟一缕挟带强烈辛辣气味冲入隧道之中，再用短枪从洞口猛射，洞中之敌不死即逃，从此不复从地下进攻。

敌在隧道进攻失败以后，复从东北城角架云梯仰攻，以求侥幸得逞。敌离东北城角较近，而此处城壕水也最浅，遂被选为攻击点。敌乘夜在午门附近筑一高台，台高约与城齐，上置山炮、迫击炮。某日，又于暗夜向城下运云梯，企图拂晓以前登城。东北城角守军为孙蔚如之第二支队第一营，发现后，立即猛烈射击，并连续投以麻辫子炸弹（系土法制造，效力很好）。当时有一敌兵攀登已近垛口，为我一担水的炊事员发现，即将扁担水桶向该敌劈头掼下，敌兵应声从云梯滚下去。接着敌炮兵即从东北的含元殿和东边的韩森寨以及北边的午门等处集中向东北城角打来。东北城角的亭子和许多墙垛都被打毁，瓦砖木石与炮弹之炸片齐飞，烟尘弥漫，笼罩城上。我官兵虽有不小的伤亡，但都能坚守防地，英勇杀敌。连长王金奎身受重伤，犹坚决不离防地，终至壮烈牺牲。此时天色破晓，敌兵暴露于城下，死伤亦很多。匪首王老五（师长）、柴云升（师长）不甘失败，亲来督战，继续增兵进攻。我各处部队亦纷来增援。首先是姬汇百旅长和孙蔚如司令各带勤务员兵赶到，即时上城，加入战斗。孙蔚如司令看见敌还没有退却模样，即令我向师部打电话，请再派队增援。师部即增兵上城，师参谋王俊生参加战斗手部带伤，仍不肯退。我军复抽派精锐兵力，出东门向北、出北门向东均沿城壕边缘和菜园子、午门等村庄向敌侧击。大战至傍晚，敌终被迫溃退。这次战斗是刘镇华围城以来攻城最激烈的一次战役。刘镇华在战前曾作了极大的准备，其肉搏部队纠合著名悍匪王老五部的官兵，并悬有重赏（云梯上钉有布条：第一梯赏千元，二梯五百元，三梯三百元），妄图一举而下西安。不料遭到我军沉重之打击，从此不敢再作强攻的梦想。此役系在初秋的时候。

城内军糈民食

坚守西安，粮食为主要条件之一。我军入城后即注意到这个问题，曾进行详细调查。由于陕西先年（1925）麦子丰收，谷价很贱，各粮行、商家争相囤积，图获暴利，因而从各县购进麦子甚多。囤积数量最多者达数百石，百余石、数十石者，更为寻常。因此，估计坚守半年，粮食足够应用。但守城后期发生了严重的缺粮。主要的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兵站对于粮食没有采取计划用粮、计口授粮、节约用粮的措施，糟蹋浪费非常严重。再加上对粮食的保管不善，以致发生霉烂变质等情事，造成很大的损失。第二，由于西安附近居民，进城避难者数万人，吃掉一大部分粮食。第三，由于战争拖长，超过了估计的时间。在8月以前军民粮食尚能维持，到9月间已日渐缺乏，9月底以后已呈严重的缺粮现象，以致很多居民断炊，遂以油渣、谷糠、野草为食，到11月更为艰苦，发生军民争食的现象。各部队往往派员到居民家中征粮，引起秩序混乱。杨虎城乃在其师部召集营长以上军官讲话。他说明坚守西安的重大意义。他说：北洋军阀祸国殃民，是人民的敌人，刘镇华是北洋军阀的走狗，我们抗击刘镇华，就是直接打击北洋军阀，也就是协助革命军北伐。又说，我们坚守西安也是为西北革命争人格，我们一定要坚守到底，取得最后胜利。万一不幸西安被敌攻破，我各部官兵必须坚守防地，与城共存亡，与敌巷战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不是要大家战死而我独生，我已下定决心，城破之日我就自戕于钟楼底下，以谢大家，以谢人民。言时声泪俱下，我们许多人都异常感动地流下泪来。他最后说：我们革命是为救国救民，倘不顾老百姓，怎能算得革命？近来各部队往往各派官佐到居民家中征粮，秩序太乱，这还能坚守西安吗？从今天起，各部队必须营长以上官长才准许征粮。二军我派丁增华纠察，三军我派姬汇百纠察，倘有不遵规定，私自征粮者，在哪里查出，即枪毙在哪里。从此以后，秩序复归稳定。

虽然如此，但缺粮问题仍存在着，且严重日甚一日。居民对凡是能吃的东西，都罗掘俱尽，各部队也杀战马以充饥饿。更加是年降雪特早，真是饥寒交迫，一斗麦子约值百元，而且有价无市。街上已看不见卖食物的人，只听见有“一大块一吊”的叫卖声（一大块系一块糖与油渣合的饼）。人们走在街头，上冒雨雪，下践泥泞，一经滑倒，便死于泥水之中。每日死者数十人以至数百人，以后路毙者日有增加，但官兵登陴坚守，无动摇者。一日孙蔚如司令和我去李子逸先生家，坐定后，李即以抱怨的口气说：“把人都死完了，守下城做啥。”孙即应声曰：“以前死的都是官兵，李先生没说话，现在轮到李先生头上了，就不情愿了。”盖李为主张坚守人之一，此时忽呈动摇。这时在绅士阶层里，又出现了一种投降派，散布悲观论调。他们互相串连，组织请愿等等，企图动摇人心，瓦解士气。杨虎城以其危害革命，乃枪毙其倡议最力者一人。投降派从此以后，便销声匿迹了。

西北城角之假投降

我军以粮食严重的缺乏，外援不至，乃将城关外的阵地逐渐缩小，以集结兵力。北关外除西北之秦女坟和东北龙首原上之小冢有强固的防御工事据点外（也系出击的道路），其他村庄大都放弃。因此，敌遂进占了城西北角一带之村庄。纸坊村等距城甚近，敌我士兵之声音清晰可辨。夜静后，兵士隔垒攀谈，敌兵夸耀其生活饱暖，企图瓦解我士气，并诱我军投降。这个地区的城防部队为二军戴万镒连，即将此情况向总司令部报告。经李、杨研究后，决定将计就计，令戴连派兵下城向敌军假投降，以诱杀敌人。李、杨两司令即移驻西北城角之广仁寺以便就近指挥这一战斗。原来刘镇华深知我守军以杨虎城部为最坚决，今见二军部队投降，遂信以为真。戴连与敌约定次日晚引敌上城，我军即准备好活捉敌人的办法。次晚，敌果然按指定地点上城，来一个捉一个，上近百人，下面不闻枪响，知必上当，即向后撤退，我军猛烈投弹，毙敌很多，敌从此不再作诱降之打算。

坚守西安的最后胜利

9月下旬，南城门楼忽然失火延烧，数日不熄。城楼守兵为李虎臣某部之机枪连。敌见城楼起火疑为城内有变，随即向我小雁塔及南门外之据点猛攻，均经我军坚强反击，终未得逞。当城楼失火，最初我亦疑该处守兵不稳，后经彻查，始知确系锅炉靠近大柱，熏烤日久，遂致燃烧起火。

11月初，城中忽闻西北乡一带有枪炮声，并且逐渐激烈。被困居民知系援军已到，全城男女老幼都非常兴奋。估计援兵位置系在三桥与猴儿寨子一带，正与敌作战。但枪炮声忽近忽远，可以推知是刘镇华军顽强抵抗，援兵未能骤然接近城垣。这时城中粮食已到了断绝的时候，真所谓罗掘俱穷，官兵均缺乏气力。但是援军之来鼓舞了每个人的信心和勇气，忍受饥饿，防守更加坚定。李、杨两司令决定待援军与刘镇华军战斗至最激烈时，城中抽出较强兵力约两个团，乘夜从南门外之草阳村向敌进攻，以收内外夹击之效，战斗延续半夜未能奏效。李总司令主张增兵猛攻，杨以我军具体情况，不宜再攻，结果仍撤回原防。延至11月25、26日，忽闻城南黄五坡一带枪炮声甚烈，料系我援军迂回成功，直捣刘镇华军之心脏——东十里铺。入夜，城北红庙坡一带忽然喧哗嘈杂之声大起，城上清楚可辨，知系敌军溃乱，人们均彻夜不睡，等候胜利的消息。27日夜敌全线溃退，28日困守八个月之西安城围始解。是日天气非常晴朗，人们好像重睹天日。（1961年10月）

1928年杨虎城将军的出国和第十军险恶的历程

1927年秋末冬初，奉系军阀直鲁联军，乘宁汉分裂、冯玉祥在河南立足未稳之际，以褚玉璞、徐源泉、张敬尧、刘志陆、方永昌、袁家骥、王栋、潘鸿钧等八个军，由陇海路东段向西猛扑，企图进犯归德、开封，与盘踞京汉路北段的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团张学良、韩麟春所部会师郑州，摧毁冯系势力，重温其统治全中国的旧梦。时杨虎城将军所部第十军，在冯玉祥的东路军总指挥鹿钟麟节制下，与庞炳勋、王鸿恩、吕秀文等三个军，常好仁、王金韬、李元藻、王毓芬等四个师（均是冯玉祥的非嫡系部队），在归德以东地区防守，甫经接触，各友军即纷纷溃退。第十军在坚守西安八个月后，疲敝已极，此次请缨出关参加北伐，又未得到人员、马匹、武器、装备的补充。然犹在马牧集一带，节节抵抗。郑大庄之役，第二师副师长孙蔚如仅带步兵一营和师部手枪连，抗击了步、骑、炮联合进攻的数倍敌人，孙副师长和师参谋长王一山几被敌炮轰塌的墙土埋没。战争的激烈可以想见。结果予敌人以大量杀伤，牵制了敌人大部兵力，争取了时间，掩护了各友军安全撤退。卒因伤亡过众，粮弹不继，冯虽允派郑大章、马鸿逵两部骑兵增援，并由电话、电报上说：郑、马两部援兵已到归德。事实上迄无一兵一卒前来。又值第八方面军刘镇华部姜明玉师在柳河一带叛变附敌，第十军腹背受敌，但仍一面坚持战斗，一面请援，不料段象武由归德电话报告，鹿钟麟的总指挥部已经撤退。第十军此时完全陷于孤立，而冯竟仍电令第十军固守马牧集一带阵地。杨将军认为鹿既撤退，归路已断，孤军奋斗，牺牲无益，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向南撤退到皖北的太和县，暂行休整。

在豫东大战以直鲁联军失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胜利告一段落后，冯曾函电交驰，并先后派段象武、冉寅谷、刘定五来太和，促杨将军率部回豫。但杨感到冯在豫东战役中，以装备不良，械弹缺乏的杂牌军队，挡敌人精锐之师，坐视不救，其用心可以想象，他认为不能再和冯共事。故对函电一概置之不复，对来人亦表示了决绝的态度。顾既拒绝与冯合作，而困处一隅，补给无着，亦非长久之计，因之向南京方面寻求出路，也就成了必然之势了。二

与此同时，杨将军认为将来无论谁属，必须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尤以加强政治训练，提高官兵革命思想觉悟，为当务之急。乃由每连挑选三名青年班长和兵，组成干部学校。通过第一师参谋长寇子严约来共产党人南汉宸，委为副校长。全校各级负责官长，除教育长瓮巨青一人外，均系共产党员。此外，军部秘书长蒋听松，政治处处长魏野畴，亦系共产党员，对于干部学校全力支持，准备作为将来改造部队的骨干力量。该校成立之初，蓬勃焕发，弥漫着革命空气，人们对之亦寄予无限希望。此时，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和武汉政府，继蒋介石之后，都进行了所谓“清党”，独第十军仍保持着国共合作局面。风声所播，不能不引起蒋之疑忌，乃派韩振声携款三万元，以劳军为名，来太和侦察实况。韩与南汉宸系山西同乡，且在冯玉祥五原誓师后，随着以鹿钟麟为首的赴苏参观团，同去苏联参观，自然稔知南的政治面貌。蒋听松、魏野畴等人的身份，在前些时候也是公开的。韩睹此情况，已露不满之意。事有凑巧，寇子严一天写给南汉宸关于报告工作和询问有无党的指示的一封信，未及发出，随手置之案头，与几位密友同作方城之戏，适此时韩振声来访，无意中发现此信，竟乘人不备，仿效了蒋干盗书的故事，纳之怀中，匆匆辞出，径去见杨将军。相见后谈及南等为人，杨将军以南等来军工作，并未公开宣布其党派关系，佯装不知，并竭力为之辩解。阴险狡猾的韩振声，乃袖出该信以为佐证，杨遂语塞。韩此时亦宣称回京复命，并说，你说要归中央编制，如果留着他们，那岂不是缺乏诚意？暗示如不驱逐南汉宸等共产党人，第十军将无前途。

杨将军以韩振声这一阴谋对南汉宸很不利，遂密与孙蔚如商讨应付之策。认为太和位居皖北平原，在蒋冯大军监视包围之中，自己力量又极薄弱；况其时中共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指导下，各地革命力量蒙受了很大损失，绝不宜轻举妄动。应以保存实力，静待时机为宜。于是决定与南汉宸等暂时分开，对蒋介石让步。当晚即指示秘书米暂沉分别致函南、蒋、魏，告以实情和苦衷，请其谅解，并着重申述了后会有期之忱。果然暂别重逢，在1929年第十军移防南阳后，蒋听松就来军中，主持当地南阳报工作，1930年杨将军回陕主持军政，即任南汉宸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独魏野畴奉党命，负责河南、安徽党的地下工作，举行暴动失败，不幸被反动派杀害，深为惋惜。三

第十军既不愿接受冯玉祥的节制，而蒋介石又迟迟不予收编，韩振声之来军侦察，更增加了危机。当地官绅，探悉此中情况，对于筹办饷糈，逐渐表现了冷淡和拒绝的态度。杨将军处此困境，如坐针毡。他认为必须亲到南京，求得一解决办法。乃同韩振声于1928年旧历一月初起程南行，车过蚌埠，与蒋介石专车失之交臂。此时蒋介石东山再起，正与冯、阎密切合作，积极准备第二次北伐，特去徐州亲自部署军事，并与冯玉祥会晤。杨将军到南京后，方知蒋已北去，乃借此难得消闲的机会，畅游了西子湖、普陀山诸名胜。归来暂寓南京李仲三家中，仍因形格势禁，无法与蒋介石晤谈。但忽一日接到蒋的命令，着第十军归方振武指挥，参加北伐战斗序列。方振武原亦隶属冯的第二集团军，此时改归蒋的第一集团军，编为第四军团，与贺耀组、陈调元等沿津浦路和其以东地区北进。杨将军至此意态更趋消极，遂将原令转寄太和军部，并以外事托给冯钦哉，内事托给孙蔚如，嘱其共同代理军长职务。他却通过陕军卫定一的军需处长强云程由卫处借到3000元旅费，偕夫人谢葆真和秘书米暂沉等于1928年旧历四月间由上海搭轮东渡日本，暂息仔肩。事后闻悉，蒋在徐州晤冯时，冯曾盛赞第十军的革命历史和战斗精神，并表示要畀以方面重任。以后怎样又拨归方振武指挥，此中奥秘，就无从揣测了。四

第十军原编为两个师：第一师师长冯钦哉，第二师师长姬汇百。因姬在出关时中途离军他去，遂以副师长孙蔚如兼代师长。论资历，杨将军离京后，应由冯钦哉全权代理才对，但杨素悉冯性粗暴，长于冲锋陷阵，不善于应付复杂局面，且贪财好货，不孚众望，深恐难以保全部队。孙蔚如深沉稳练，工于心计，驭下宽厚温和，兼收并蓄，托以重任，当不辱命。记得杨将军常说：冯钦哉能冲，孙蔚如能蹲。在1929年冬京汉路讨唐战争时，孙被委为南阳守备司令，出色地完成了维持后方秩序的任务。至今思之，杨将军可谓知人善任。

冯钦哉之对外代理军长，不过徒有其名，实际责任落在孙蔚如一人身上。他既为大义所迫，只得勉膺艰巨，为着保存杨将军半生艰难缔造的这一革命力量，对内对外，确实煞费了苦心，进行了不少复杂曲折的斗争。

首先，蒋介石既有令拨归方振武指挥，参加北伐，势不能置之不理。但杨将军就因不同意归方，才离国远游，如果在北伐战争中被人暗算，何以对杨将军，更何以对三秦父老。果然冯钦哉在得到参加北伐消息后，即冒冒失失地来到军部，和孙商量开拔事宜。经孙晓以利害，乃商定派孙五洲去见方振武，表示愿听指挥，避免抗命之嫌。接着就提出几项具体问题，作为延缓开拔的借口。第一，军中群龙无首，必须电请杨将军回国领导。第二，先拨开拔费和欠饷若干万。第三，补充弹药和筹办运输工具。方听了后，认为这些问题，在他都不易解决，也就未置可否，同时对第十军也不再过问。这一难关总算应付过去了。

其次，归第十军指挥的萧之楚师，此时驻防阜阳，因截留烟款，与南京发生了摩擦。原来皖北大量种植鸦片，南京财政部视为利薮，势不能容许当地驻军越俎代庖，影响收入。财政部第一步派委员前来接收，萧之楚意欲拒绝，派冯勉之就商于孙蔚如，孙当劝以勿走极端，无妨敷衍一下，表面上欢迎其接收，但由自己派一副职人员，掌握实权。这样一方面不损害中央的面子，同时也满足了接收委员的要求；自己仍能分润一部烟款，可以相安无事。无奈萧利欲熏心，犹豫不决，致使南京乃采取先礼后兵的办法，派方鼎英率军前来，实行武力保护烟款。该军途经太和，竟以战斗姿态扑向城边。第十军在当时情况下，时刻保持着高度警惕，驻守北门的军部补充营王劲哉营长，意欲下令开枪，经孙制止后，双方仍保持着对峙局面。方鼎英派其参谋长何浩若进城见孙，说明此来系假道驱萧，与第十军无涉，但太和位居后方交通线，不能不派兵驻守，以防意外。遂商定由该军派兵一团驻守北关。但何浩若回去后，变计食言，竟提出第十军全部开离太和的要求。经孙派王一山据理交涉，并担保我方不妨碍其驱萧军事行动，仍由该军派兵一团驻守东关，才算了结。就在此往返磋商时间，孙已派李百朋向萧之楚透露了消息，故方鼎英军未到阜阳，萧之楚师已开赴前方，随方振武参加北伐去了。此时第十军已奉令移防苏北之丰（县）、沛（县）、萧（县）、砀（山），冯钦哉师且已开拔完竣。如非肆应得宜，姑无论第十军留太和部队将遭到很大损失，万一与蒋介石闹翻，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至于保全了萧师更是余事。

另外，第十军连年苦战，官兵缺乏严格训练，当此动荡时期，纪律尤不无废弛之处。在太和竟发生了某营长强迫当地大绅某人将其寡媳和闺女双双据为己有的骇人听闻事件，一时舆论哗然，备受责难。部队全部到达苏北防地后，驻丰县的第一师旅长曹国华又枪毙了当地清乡委员周文林，引起了轩然大波。周文林横行霸道，以清乡为名，经常在当地教堂中私设法庭，拘留、诬陷、勒索群众，形同绑票。有一天周把一个乡民拉去拷打，其家属向曹控诉，曹一时气愤，就派兵一连包围教堂，收缴了爪牙的枪支，并将周文林逮捕枪毙。这在周本是罪有应得，但曹采取了直接行动，究非适宜。此案发生后，当地各界组织了联合机构，向南京中央监察院、军政部和最高法院控诉第十军，何应钦先下令解送曹国华到京就讯，后又电告冯玉祥解决第十军，事态至为严重。经孙蔚如多方应付，最后仅予曹国华以撤职处分，平息了此案。五

冯玉祥对何应饮要解决第十军的电令，不但拒不执行，还电请蒋介石代第十军说项。曾忆冯的电文中有“第十军在革命历史上颇著勋劳，请政府优予安置，以酬有功”等语。这一电文在当时各大报纸上公布后，当地官绅很快地改变了以往倨傲态度转为恭谨听命。徐瑜斋驻杨山车站办事，县长一向对他不理，连面都见不上。自电文载出后，居然请徐吃饭，并表示以后有什么事可以尽量帮忙，人情冷暖，于此可见一斑。由于冯玉祥对第十军表现了这样出人意外的爱护，等于雪里送炭，使得孙蔚如感到虽然不愿与他合作，但在人情上不能不有所表示。况其时，冯以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地位重要，也不能不敷衍一番。于是由孙亲自执笔，以杨将军、冯钦哉和他自己的名义，电冯略申感谢之意。记得原电是这样说的：

去岁长安被围，钧座万里赴援，使待毙之众得以复苏。厥后追随出关参加北伐，自恨绵薄，以致归德失旅，影响全局。嗣值二次北伐，各友军纷纷出动，钧座宵旰勤劳，将士努力杀敌，我军因损失过大，无力应战，以致累方鼎命，负疚良深。钧座不咎既住，复经电请中央优予安置。不特我等三人感激，即全军官兵亦蒙厚赐于无既炙。我等将来只有以报党国者报钧座，来日方长，续图衔结。

这个电报发出后，次日即接到冯的复电。略谓：

去岁豫东之役，贼以倾巢来犯，众寡悬殊，岂战之罪。玉祥指挥无方，致使你部蒙受若大损失，午夜彷徨，问心不安。前电中央，纯系良心驱使，并无其他用意，请各同志努力前途。

冯玉祥为什么对第十军这样屡次成全？第十军在革命历史上究竟有什么勋绩？冯玉祥为什么说是良心驱使？这里应当把往事回溯一下。杨等致冯的电文中说：“去岁长安被围，钧座万里赴援，使待毙之众得以复苏。”这当然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杨虎城部坚守西安八个月，就不会有“九一七”的五原誓师。冯玉祥所统率的国民军一、三两军，在1926年南口挫败后，紧接着国民军第二军也在豫西溃散。刘镇华以讨贼联军陕甘军总司令，得到吴佩孚、阎锡山的大力支持，统率着号称十万之众，浩浩荡荡地杀进潼关，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地包围了西安。当时陕甘境内，尚有驻扎汉中和凤、宝一带的第七师吴新田部，驻平凉的陇东镇守使张兆钾部，驻天水的陇南镇守使孔繁锦部。还有原靖国军第一路郭坚旧部归附刘镇华的麻振武和另一支陕军缑保杰，分踞大荔、蒲城一带。他们或受吴佩孚命，或受刘镇华节制。就是在陕西的国民二军内部，也不无通敌动摇分子。形势如此，冯的兰州大后方，且一度被张兆钾、孔繁锦包围。如果西安不能坚守，则陕甘局面早已改变，麇集绥西的冯军残部，不被张作霖消灭，也将被阎锡山收编。冯即得到苏联援助，也将无处立足，即使找到立足点，也难一时平定陕甘，更谈不到出潼关与广东北伐军会师郑州，其理至为明显。冯内省多疚，因之不忍坐视对革命付出最大代价，建立极大功勋的第十军终归消灭，而不援之以手。冯玉祥总算良心未泯，第十军也不好拒人过甚，双方至此又恢复了以往的感情与来往。六

约在1928年夏，何应钦既未达到解决第十军的目的，乃下令第十军开出第一集团军的江苏防区，转入第二集团军的山东防区。到达山东不久，正值北伐完成，全国军队进行编遣。第十军奉到军政部长冯玉祥的命令，改编为暂编第二十一师。这期间内外险象环生，第十军又经历了几濒崩溃的艰难局面。

先说外部所给予的困难和压力。部队到达山东后，指定单县、成武县为防地，但因彻底改编，必须将原在陕西的后方留守部队和留在太和的干部学校，集中起来，听候点验。留在太和的家属也须随之前来，这就发生了两县不能容纳的情况。经过交涉，另拨金乡、鱼台两县驻扎。但当地政府和地方武装（民团）以未奉到上级命令，采取了拒绝的态度。当王一山率第二旅开往金乡的时候，先头部队韩世本团到后即被民团包围，党振海团走到半路也被民团包围，他们都声言要缴枪。王一山闻报即向孙蔚如请示办法。孙答以应向他们尽量解释：就说我们到山东是归孙良诚主席指挥，当然要听他的命令，如果他说要我们缴枪，我们就缴枪。这是试探他们是否真正奉有上级命令。按道理讲，冯玉祥和孙良诚决不应，也不会对第十军来此一手。孙并指示王一山：若果他们仍蛮不讲理，一定要缴枪的话，那我们无妨先缴两个连的枪，看看他们是否适可而止。再不行，我们也不能束手就缚，可以实行抵抗。这叫作先礼后兵，其亏在彼。经王一山对民团进行了以上的解释，他们很快就退了，幸而未发生流血事件。

在鱼台，第三旅赵寿山团开到后，县长和民团不但不准进城，连粮都不让买，眼看着部队就要断炊。这时赵的军需官韩光琦施展了走后门的手法，居然转弯抹角地买到了粮，暂时解决了军食问题。后经县长请示上级，终于进驻县城，也未发生冲突。

另一方面，北伐完成后，地方秩序逐渐安定，政治也走上了一定轨道，不比前些时候在皖北、苏北可以就地征发粮款的混乱状态。第十军在蒋冯之间，即两头不沾，此时虽奉令改编，饷项仍无来源，即吃粮问题，因无现款购买，亦极感困难。时届深秋，西风落叶，棉衣尚无着落。不意前年长安被围的惨状，复见于今日。但是困难吓不倒久经考验的革命队伍第十军，当时军粮不继，每日仅以两顿稀饭充饥，官兵仍保持着旺盛精神。为了解决饥寒问题，采取了白昼睡觉以疗饥，夜晚出操以御寒的非常办法，其艰苦情况，真非人们所能想象。后经第十军派驻泰安（时日本人尚占据济南和胶济路，山东省政府和山东剿匪总指挥部临时设在泰安）的办事处长史宪章奔走呼吁，和在孙良诚部工作的杨其祥等一些陕西人的协助，孙良诚乃派其剿匪总指挥部军务处长宋锡朋来单县点验，才正式解决了饷项和粮服问题。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外部的困难渡过了，内部却发生了严重的争权夺利问题。前面已经提到，第十军到达山东单县后，奉到军政部改编的命令，孙蔚如等当然要分别通知原先离开部队的各级负责人员来单县共同商讨（陕军那时以朋友义气结合，来去自由，缺乏严格纪律），以示大公，并加强团结，但是，冯钦哉首先暴露了个人的野心，他凭借着自己资格老，派人四处活动，想当改编后的师长，姬汇百也跃跃欲试，想取杨将军而代之。他们对于孙蔚如都想拉拢。冯内定以武勉之为第一旅旅长，柳彦彪为第二旅旅长，孙蔚如为第三旅旅长。姬内定任子扬为第一旅旅长，王玉柱为第二旅旅长，孙蔚如为第三旅旅长。至于孙蔚如本人，论资历比不上冯和姬，但又不愿屈居他们之下，特别是为着保全团体免于分裂，他始终一贯地坚持欢迎杨将军回来主持大计，冯钦哉在南京多方活动，马青苑也为之奔走，但对内威望不足。姬汇百论实力比较雄厚，且有一定的威信和号召力，但因他在出关时中途离军赴北京达一年之久，他的两个得力助手任子扬、王玉柱，也在行军中途潼关、郑州自由行动，或回陕西，或去上海。这时部队前途微露曙光，他们就来争夺位置，一则自己感到理亏，二则别人也不知他们的行为。在此种情况下，经过孙蔚如反复周旋，耐心说服，才决定了以下的编制名单：

暂编第二十一师师长杨虎城。（未回国前由孙蔚如代理）

第一旅旅长冯钦哉。辖三团：第一团团长武勉之、第二团团长柳彦彪、第三团团长于忠林。

第二旅旅长姬汇百。辖三团：第四团团长韩世本、第五团团长张自强、第六团团长党振海。

第三旅旅长孙蔚如。辖三团：第七团团长赵寿山、第八团团长段象武、第九团团长李价人。

师直属部队：特务营营长孙辅丞、手枪队队长王振华。还有炮兵营、机枪连等。

任子扬、王玉柱野心未逞，后来于随军开赴鲁南行抵临城、枣庄时，又相继自由行动。姬汇百亦深感无趣，在杨将军回国到达临沂防地后不久，也终于二次离开军队。所遗旅长一职，由马青苑接充。此外，杨将军回国后，为了取信于中央，曾要来三个陕籍黄埔学生——郭仰汾、严沛霖、刘宗宽，接替了于忠林、张自强、李价人的团长。

第十军改编为暂二十一师，在鲁西整训未久，盘踞胶东诸城的军阀张宗昌旧部顾震，拥兵自卫，抗不听命；鲁南惯匪刘桂堂（外号刘黑七）扰害闾阎，更形猖獗。暂二十一师奉山东剿匪总指挥孙良诚的命令，开往鲁南和胶东剿办。部队于1928年旧历十一月间经由丰县、沛县渡微山湖，再经临城、枣庄向临沂集中。行军序列：第一旅冯钦哉部为先头部队；师部和第三旅孙蔚如部居中；第二旅姬汇百部为后卫。第一日夜师部宿营在丰县境内一个小镇，忽接冯钦哉报告，二、三两团抗命不进。这时姬汇百虽勉强就任旅长，但以私党未获安置，心实不甘，故采取消极态度，并不随军照料。而任子扬、王玉柱，更为愤恨。他们处心积虑，暗中对其二、三两团旧部挑拨离间，希图造成混乱局面，乘机夺取权力。王玉柱竟擅自向柳团提取枪支，俾作自卫，当冯钦哉报告到达师部后，孙蔚如、姬汇百和任子扬、王玉柱等，正在一榻横陈，吞云吐雾，说长道短。听了这一情况后任子扬以得意和尖锐的口吻说：“军队是谁的军队？随便儿就编呢！”孙蔚如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