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席越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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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中国试读：
代序
第一次见到小科是在雅秀市场的一家美甲中心。他一米九几的身高，运动员般挺拔的身材、黝黑的皮肤和满脸骄傲的表情，让他的落座吸引了很多人的眼光。
他正好坐在我的左手边，却不着急修甲，说是在等他最喜欢的那个美甲姑娘。他像坐进了茶馆一样，用中文跟左右的人打起招呼，我们因此开始聊了起来。
当我夸他的中文很好时，他有些得意，用中文说：“可以让你震惊一下。”我十分好奇，给我做指甲的小姑娘也好奇，说：“你让他震惊一下你。”于是他说：“我们玩成语接龙，就是我说一句成语，你用最后一个字接下一个成语。”他的第一个成语是：“青出于蓝”。我正在思考哪个成语的第一字为“蓝”，他替我接“滥竽充数”。当我思考“数”的时候，他又接“殊途同归”。
总之，他用很短的时间，让几个美甲的小姑娘眼睛里亮亮地闪起崇拜的光芒。
我自然会问他，来中国多久了，为什么会这么多中国成语。他说他刚刚写完了一本书，是向在中国的外国人介绍中国最常用的500个成语。他说，那些成语词典没有一本适于外国人使用。比如，没有一本词典会告诉他们什么是“金屋藏娇”。
他告诉我，这本词典是为了给在中国，中文水平刚刚达到“半瓶醋”水平的外国人使用。因为中文的很多词，有非字面表达含义。他希望他的一些美国同胞可以通过此词典理解，什么叫“人肉搜索”，它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毫无关系。
很快，他最喜欢的那个美甲姑娘来了，开始给他修剪指甲。他说，“我只是喜欢打字的时候，看见自己整齐的指甲，我只修剪，打蜡。”他开始和那个修甲姑娘聊天，问她丈夫对她好不好，问她觉得结婚是好事吗。然后才想起继续和我以及他左边的一个法国姑娘聊天。
我问他，除了写书，他以什么为生。他说“贸易”。他说自己做过“模特”，同时，也做引进模特的工作。我笑，你是做模特的？他对我的不以为然耸了一下肩。他说他做过的广告有TCL和海尔，还有许多，印在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公交巴士车身上。
那个挂满了他的广告视频的网站，告诉我他叫“小科”，是个在中国居住了10年的工作表现得非常专业的非裔美国人。我这才留意到他长得像科比，无论是他的身高还是他的气质。
我萌生了写一本采访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的书的想法。你在北京市中心任何地方一站，都会看见很多外国人，有人一脸行色匆匆，有人像在自己家的街头行走……他们每个人身后都有一个故事。
比如这个准备写英译俚语词典的小科。
我打电话给他，说明我准备要采访他，他说，我们面谈。
在面谈地点，他和他的两个10年的挚友在一起。一个是美国白人，一个是长得与新疆人非常相像的哈萨克斯坦小伙，他们都说着一口十分流利的中文，很少在不该加“儿”的时候，加“儿”字音。那是在现代城的一家小餐馆，他们三人对着喝“燕京啤酒”。那个美国白人身边还有一个十分年轻美丽的中国女孩。
当时，他们三人正热烈讨论韩国的“跆拳道”和“拳击”，以及他们在三里屯喝醉酒时打过的一场群架。
那个很白嫩的女孩给我一片口香糖，然后问我：“你听得懂他们聊天吗？”我回答：“还可以吧。”
她皱了一下好看的鼻子，说：“他们说英文的时候我全都听不懂。”
我再看了一眼，用中文加杂英文说得热火朝天、汗流浃背的三个男人，觉得这场景陌生无比。它完全不同于我在国外接触到的任何加拿大人圈子，它也不同于一个中国年轻人的聚会。有点像在一个美国乡村俱乐部的气氛，几个人按照中国的规矩在聊天，但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张狂。
他们都是在北大学中文的同学。小科学过法律，而那个哈萨克斯坦的小兰，拿到了MBA和语言系的学位。美国白人，我们叫小山吧，是中国语言学院第一批学语言的外国研究生。小兰和小科一起合伙做贸易，而小山是一个双语学校的老师。那个美丽的女孩是和小山一起来的，他们聊天的时候，他还不忘了和她起腻，亲亲脸蛋，搂搂腰，像恋人一样。
我第三次见到小科，书包里装了一支采访用的录音笔。他却对采访提出疑问，虽然他在上次会谈之后很爽快地答应了我。他问我，你准备用中文还是用英文写？你为什么想做这样一次访谈？
我对他说，我想记录一些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活状态。我知道这里和你们的祖国多么的不同，我还记得自己这十年里在国外是如何走过的，从接触到陌生的国家、陌生的语言和整个环境到最后身边的朋友慢慢换成了当地人，孤独感总是如影随行。
他说，就像任何国家一样，中国有很多好的东西，但也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可能跟我个人有关，如果让我说中国，我会说出很多不好的东西，假如这本书揭露了我的名字的话，我想，对我肯定不利。
我插嘴说：我不会用你的真名。
他很不屑，你知道吗？就算你不提我的真实名字，我在这个圈里太有名了，我来中国11年了，你只要在书里写我的故事，周围的人就会知道是我。
我说，小科，这本书，是我写，我都不怕，你为什么会害怕。
他用他喜欢的耸肩动作，耸了一下，飞快地用他的黑白分明的眼睛看我一眼，我看到的是善意和一种困惑，然后说：“你有外国护照。”
假如这话从一个国人口中说出来，我会毫不奇怪。但是，他是美国公民，这个理由似乎并不充分。
我也开始耸肩，对他说：你知道吗，你这样的态度，尤其是说这个圈子有多大多大，人们通通知道你，很中国人，很中国小市民。我是想说，你的那种小圈子的意识形态。
他对“中国小市民”这个词没有防备，于是追问：你说什么？我说，中国小市民。
他回答，“我很Open，我这个人无所谓的，你说我什么都可以。”这一段话，倒是很好的一段西方式的开场白。只是在这里我的确不知道，是否被一个内心已经有些中国化的黑人门面般地引用。因为中国人也已经习惯这样谦虚或者说以退为守的方式，他们大部分会说，我其实没有什么在乎的，我这样说的确出于对你的关心——这是种虚伪。
大概我脸上的表情透露了思想，他似乎在承认：“你知道吗，语言会改变一个人的灵魂。它开启一个人的灵魂之门。你说我怕事，说我‘中国’，我学了这么多年的中文。在学中文之前我学的是日文。在去日本游学之前，我是在夏威夷的大学里学习中国和日本文化。那里满地都是亚洲人，你都觉得它应该从美国独立出来。至于，我为什么学中国和日本文化，学中文和日文，那是因为我认为未来的20年世界的中心会在亚洲，在中国。我是对的。”他又要了两瓶啤酒，一边挥着他刺了汉字“妈妈”和十二生肖的胳膊，强调他的前瞻性。
是的，他的整条右上臂都有纹身，全都是中文，没有一个英文字母。不知道这是不是他所谓的通往灵魂之门的钥匙。但青色的字体，纹在暗底上，的确很难看清。
他喝了一口啤酒继续讲。你知道吗？我几年前就想过写一本类似的东西，比如说，采访周围和我一样的人。但是我问了我的朋友，他们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他们说中国有太多禁忌，你没有办法写这本书。我不想惹麻烦。
他又开始激动起来：我相信你想写这本书的念头并不长久，你了解中国吗？
他站起来转了一个圈，显得更加高大。他质问我：你了解中国吗？你出去这么多年了。
我试图解释，他的手臂又一挥，你不要打断我！
他的态度，和大部分我接触过的西方人如此不同，他显然不是一个绅士。他居然带着一种具有权威般的严厉说：我在这里待了11年！我了解中国的变化比你多得多。你呢，一个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在中国变化最快的10年里到了国外。你甚至包括你的那些给外企打工的白领同学，可以占中国人口的多少？最多5％吧，你知道其他95％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吗？我走过中国很多的省份，见过很多的小乡村的人，你见过吗？
我意识到，这不再是一个中国人对外国人的采访。反过来，是一个自认为了解中国人，生活在中国的人，对外来者的声讨。这种声讨里，有一种对中国的融入而产生的忿忿，而这愤怒让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的错位。他似乎是一个可以为中国代言的人，并为之负责。就像他似乎非常害怕被家里踢出去，可是他的家不是在美国吗？那个聚集了第一批工人阶级黑人的汽车城——底特律。
我看着他，不知怎么证明我其实一直对中国保持关注和了解，但任何试图向他证明这点的想法都很可笑。我于是对他说：小科，我其实可以不写任何敏感的话题，或者说，把敏感的话题在最后过滤掉。
我想，也许这次采访最动人的地方应该是，你们的乡愁，你们的感动，我甚至想过一个很文艺的书名：你有没有爱过一个中国姑娘？
他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你说爱情？”我说：“对，爱情。”他看着我，中国这个地方没有爱情，他妈的没有爱情。我看过这么多。这里没有爱情，只有convenient。他特地用了一个英文单词，convenient最直接的翻译是“方便”。
他嘴角挂着一丝邪气的笑。他说，你看我身后的这片楼群，我在这里住了两年，这里住着很多年轻的“女朋友”。她们开好车——奥迪、宝马，白天不用上班，每天都很漂亮地进出。到了周末，楼下的好车就更多，奔驰、保时捷，挽着她们腰的都是四十多岁的矮胖男人——他们都有家室。这是爱情吗？那些女孩，漂亮，真的很漂亮，可以上时装杂志的那种漂亮。“可是这毕竞只是个别现象。”
他突然对我笑，大笑，笑声里有一种胜利感。这样的事情，你们中国人全都知道，你还希望写吗？我们看到的事情和你们一样，但是我们说出来，你们会高兴吗？你的心理有这样的承受力吗？我怀疑。
比如说，我在中国常常被叫做“黑鬼”，在美国街头都没有人敢这样叫我了。他把脸正对着，看着我，用黑黑的眼睛。他说：从10年前，直到现在。现在我出门，卖菜的，做餐馆的人，依然会在背后叫我“黑鬼”。有时在大街上故意冲着我的背影大喊，以为我听不懂。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为他所受的委屈深感歉意。我问他，那么，你为什么会留在中国？
他说，我觉得我在中国过得比在美国好。我在中国可以拍电视广告，因为我是一个美国人。我回美国能做什么呢？做一个中文老师？当然如果我是一个白美国人，我会受到更多欢迎。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考虑我的接受能力。然后说：你要是问小兰和小山，他们绝对不会接受你的采访，也不会对你说实话。
我的脸色一定非常苍白。但是小科决定一次性地把我的任何浪漫主义都打击到底。他说，我们在这里不会找西方的女人，因为她们又老又骄傲，怎么比得上亚洲女孩的甜美。假如你将来碰见一个西方女孩，你问她们吧，除非很少的猎奇的东方男人，她们很难找到一个伴侣关系。这里假如是男人的天堂，就是白人女子的地狱。那天，你看见的小山带来的女孩，就是他刚刚搭上的，他还有其他几个这样的“女朋友”。
我被击中，无力反击，用一种很厌恶的眼光看着他。
他终于慢下来。其实，我也想结婚生子，有一个家庭。你可以看见自己灵魂的黑暗，但是你无力阻止自己堕落……慢慢地堕落。“你可以写这本书，采访完其他人以后再来找我。我来告诉你，那些人有没有说实话。”
我含着泪离开小科，甚至没有和小科说再见。
我的心一直扭痛，揪痛，像被一个人打过一顿，我也想扯住谁拼命地回击，但是我疲惫而绝望。
那一整个晚上，我都无法平复。但是，和小科的所有对话只是更坚定了我写这本书的决心。
那次以后，我和小科通过几次电话。一次是他在成龙拍的一部影片里，大热天的在北京王府井街头。一次他说他搬家了，从后现代城搬到了雍和宫。
我没有再见过他，但是，假如那一天，我没有在三里屯的美甲店里碰见小科，我不会想起写这样一本书。
翻译者泉京鹿
他向我求婚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可以不用回来，继续待在北京。我们结婚吧！受访者：泉京鹿年龄：41岁国籍：日本到中国时间：16年她翻译了12本中文的畅销书到日本，并让这些书籍成为外语翻译书中的畅销书。她翻译的作者中包括周国平、卫慧、安妮宝贝、余华、郭敬明等。她是泉京鹿，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则叫她：长颈鹿。
2010年，她正在准备搬回日本东京，位于大望路蓝堡的公寓有些凌乱。
她请到访的朋友喝茶，用小小的精致日式茶壶和茶杯。茶几上摆着她从日本带回来的杂志和报纸，还有她的喜糖。离开的时候，她会让你多带几包喜糖走，印刷精美的纸盒，纸盒上有丝线穿成的挂穗。每个小细节里都贯穿着喜悦和甜美。
朝东的大大的写字台前是一面落地窗，窗和写字台之间是茂密碧绿的盆栽植物，绿萝、龟背竹……你很难相信在干燥的北京这些植物可以长得这样好。每天不知道有多少辛勤的灯光洒在它们的身上，昼夜难分。
客厅的北面整整一面墙立着一个几乎齐天花板高的书架，上面摆满了书，中文和日文的都有。靠近厨房的那面墙还有一个小书架，也摆满了书。
有部分书籍已经摆在了地上，估计是准备打包装箱，运回日本。
泉京鹿说，在自己的卧室里有一个大大的衣橱，里面有二十多件定做的中国旗袍，都是丝绸的，非常美丽。
提到美丽的丝绸，看着深红色木地板上摞着的书籍，她的脸上流露着不舍。
她舍不得北京。
她的爱人，那个在东京一家大公司做资深雇员的日本男生，不会汉语，也只到中国旅游过几次，向她求婚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可以不用回来，继续待在北京。我们结婚吧！”
她答应了他的求婚。因为他怎么那么好，以前的男朋友都说：“跟我走吧，跟我到什么什么地方去。”
她终于碰到了一个知道北京对她有多么重要的男子，是一种懂得。我对北京有一种乡愁
90年代初，她与一个法国同学步行和骑自行车走遍了北京的胡同。那时不像现在，胡同里没有什么外国人居住。她们探头看那些院子时，好多老人就会说：“嘿，来，进来看看嘛。”
上大学的时候，泉京鹿的专业是“日本古代文学”，她的第二外语选的是中文，大概是觉得中文对古代的日本文学影响比较大。虽然这门第二外语她学得糟糕，但是到大学二年级暑假，学校组织到中国旅行时，她还是想都没有想就参加了。
按照她的想法，自己觉得和中国并没有缘分，如果这一次不去的话，那么一辈子都可能不会去了。
1991年的夏天，8月。北京最热的季节，知了藏在北京街头胡同间的大槐树上高声吊着嗓子，成群的鸽子压在那些四合院的上空低低地飞。那一年，她20岁。
第一次到北京，交了好多朋友。泉京鹿和同学们到北京对外经贸大学与学生交流，那些中国学生的日语非常好，因此虽然她自己的汉语不够好，她们依然交流自如。“哎呀，太喜欢北京了！”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喜欢，虽然她不那么喜欢中国，但非常喜欢北京。似乎是一种怀旧，或者乡愁，无缘升起的情愫。“其实北京那个时候也不太好。”没有特别高的楼，路上也没有什么车，也没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新房子。
回到日本，她的中国朋友给她用日语写信，而她用日文回信。来往信件间，她开始对中文感兴趣了，大三的暑假，泉京鹿又来到北京。每一次，她都觉得碰到很多好玩的事情。
但她的日本同学并不是每一个都适应北京，比如吃了小摊上的东西拉肚子，生病，有人来一两次就不想再回来。16年后，泉京鹿回想当时的情景，自己碰见的大部分都是有意思的事情，有很少的不开心，她都没有放在心上。
大学毕业时，泉京鹿决定搬到北京居住。这对她的父母来说很难理解，因为她家从来和中国没有过什么渊源。而当时日本大部分女孩如果出国都会选择到欧洲、美国这样的地方。
但是泉京鹿已经下定决心，所以她大学毕业后先在日本打了两年工，存了一些钱，1994年到了北京。
1991年日本的经济曾经有过一个巅峰，即使到1994年开始低落，那一年日本的GDP还是占据了全世界GDP的近18％。那个时代的日本，和中国的物质水平有巨大的差距。
从当年充满了各种机会和机遇的日本离开，对进入一个崭新国度学习中文的20出头的年轻女孩来说，这个选择看起来如此与众不同。
1994年，泉京鹿开始在北京大学学中文，住在北大的留学生公寓。第二年，她成了中文系的进修生。“学校挺好的，但我不是好学生，我就是天天跟朋友出来玩。”
骑着自行车去城里走来走去，很多小胡同都被她走遍了。从海淀区的北京大学骑车到老北京城区的胡同可是不近的距离，怎么样也要骑1个小时左右。但泉京鹿乐此不疲。
她和一个法国女孩是好朋友，常常一起结伴到城里去玩。头发乌黑、圆脸大眼睛的泉京鹿长得和北京女孩差不多，但是那个法国女孩相貌太特别了。所以她们在小胡同里探头探脑时，坐在胡同里的老人们看见她们就会笑着说：“嘿，来，进来看看吧。”她们就进去转转，再拍几张照片。
那时北京人都挺好的，不像现在“有的人收钱，有的人看见就关上门”。她们也会站在北京的街头和人家聊聊天，虽然她们的中文都不太好，但是那些北京老百姓也不在意，一句一句地和她们闲聊着，所以泉京鹿和她的朋友就更喜欢到北京的街头闲逛了。一个字一个字查字典
两年后，泉京鹿从北大毕业，一个日本人在北京找工作并不容易，那时中国大部分单位还都是国有机构，外国驻中国的公司才刚刚开始。用了一段时间，她才找到了一个日本的广告公司驻北京办事处的工作。这家广告公司在日本虽然是很大的公司，但它在北京只设了一个很小的办事处，泉京鹿几乎所有的工作都要包揽。比如帮客户办手续、会计、财务的工作，还要接待很多客人，包括日本和香港等地的客户。
在广告公司里，她天天写各种报告，也发现自己很喜欢写东西。同时，她接触到不少媒体圈里的人，很多人会指出她适合写的文体，或者不适合写某种文章。她也同时接待不少从日本来的大学教授、知名学者、著名媒体，为他们做中文翻译。这些都让她学习到从前没有学到过的东西。
慢慢就有日本杂志请她写文章。当时在华的日本人，有一部分是留学生，有一部分是日本驻中国的公司雇员，或者是他们的妻子。像泉京鹿一样自由自在，年轻，同时又接触很多中国老百姓的日本女孩太少。
于是她开始在日本报刊上写在北京的生活。
在广告公司工作两年以后，泉京鹿离开了。日本著名的NHK从80年代末就开始在中国制作节目和纪录片，他们制作的纪录片让很多欧美的电视制作公司望尘莫及，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就是《丝绸之路》。泉京鹿有一段时间就帮NHK电视台做节目。
电视台的工作特别忙，因为她是新手，又加上要帮杂志安排采访对象，接待从日本来的记者、编辑、摄影师。为他们安排住宿，安排餐馆……每天跑来跑去，几乎没有时间睡觉。在这份有意思的工作里，她发现自己读书和写作的时间越来越少，虽然收入比现在要好。
也是在那段时间里，泉京鹿遇到了用日文写作的著名旅日作家毛丹青。
那是2001年，见了没几次面，毛丹青突然问她愿不愿意翻译一本书。泉京鹿对此很感兴趣，但她没有自信，她回答：“我感兴趣，但是肯定做不好，因为我不是学中文的。”她虽然在北大中文系学习过，但是还是觉得自己的中文不够正规和系统。
毛丹青当时告诉她：“不用这样不自信，有热情和你的母语能力就可以了。”后来，泉京鹿一直把毛丹青视为自己的老师。
很快毛丹青就把泉京鹿推荐给了日文的出版社，也给她介绍了作家周国平，和他的《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这本书原本是请一个已经成名的日本女翻译家翻译，但因为周国平哲学著作的名声在外，她怕翻译不好，所以翻译任务就落在了泉京鹿身上。
泉京鹿和周国平见过面，然后开始翻译这本书。在她向中国朋友咨询这本书时，她的朋友告诉她这本书是很前卫的东西，并且还有中国的变化在其中，认为她作为一个外国人应该不会感兴趣。
当泉京鹿真正开始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才感觉，这本书并不前卫，父女之情，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感情是多少相通的。能够让中国读者感动的书也一定会让日本读者感动。
这本书相对于周国平其他的哲学著作来说，语言平实，也口语化得多。但是泉京鹿却用了将近一年时间兢兢业业翻译。
她碰到不懂的地方会问周围的朋友，还会一个字一个字地查字典，以确定这些字的意思。
问她，“真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查字典吗？”
她黑亮的眼睛看着我，很认真地点头：“对，因为我觉得自己的中文不好，本来语法什么的就不太懂，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查字典。”家和翻译家“整个翻译过程中，完全没有收入。那时我白天还得工作，大部分的翻译工作都是在半夜完成的。”
一次我去探访泉京鹿，她正在厨房做法式“洋葱奶油汤”。
整个公寓里弥漫着浓浓的香气。
泉京鹿说洋葱汤很好做，就是要把洋葱炒到香气四溢，再炒，加作料加汤水。在她厨房里帮忙的还有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国阿姨，她们一边做事一边聊着天。
阿姨面容和善，她为泉京鹿工作很多年了，每个星期来几个半天，帮她做些家务。泉京鹿说附近邮局里的每个工作人员也都和她很熟，因为她常常给日本的朋友寄书，也常有从日本寄来的包裹需要她去取。如果有一段时间她没有去，邮局的工作人员就会问她是不是出门旅行了。
泉京鹿说这个公寓的房东也很好，她在这里住了整整6年。在她口中，周围的这些人让她在北京的日子像在家里一样熟悉，尤其是这套公寓，飘着洋葱香气的公寓。
在北京，她搬过不少次家，也住过不少公寓。
在北大读书时，她住的是北大留学生楼，设施相对那个年代还算不错。离开学校，到广告公司工作时，她和一个朋友找了很久才在朝阳区的麦子店找到一套旧的居民楼。那个时代，北京老百姓不习惯把自己的房子出租，能找到一个地方她已经很开心了。
当时物质条件虽然艰苦，对当时每天生活在新鲜中的她来说，并不算什么难题。唯有一点：她来自日本，日本的孩子从小喜欢泡热水澡，那是生活的一大习惯，也是一种享受。在北京一直都没有泡澡的条件，这些细节的确让她有时想家。
在广告公司工作时，泉京鹿常常加班到很晚。麦子店在当年还很偏僻，夜晚出租车司机往往都不愿去。泉京鹿有时只能徒步走回家。
在北京搬来搬去，直到搬到大望路这套公寓，泉京鹿这才安定下来。
这里生活便利，就在地铁站旁边，公交车也四通发达。假如出门办事，路上堵车，可以直接出门坐地铁。而且，这套公寓里面的各种设施都和国际标准接近。
从她写字台前的大窗口，可以直接看见公寓的大门。大门口有一个保安亭，进门要登记。往往来访的朋友还没有上得楼来，泉京鹿已经从窗口看见他们。
这让重友情的泉京鹿很欢喜。
她每年不知要接待多少从日本来的朋友，有各行业的人。“这些人，你在日本很可能会碰不到。有很多有成就的人，即使只是和他们谈天，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泉京鹿不仅为写作忙碌，也为各种来中国请她帮忙，问她问题的朋友忙碌。她每天大约只睡3-4个小时。
即使是和男朋友约会的日子里，她也常常会在深夜起身，继续工作或回复邮件。年轻时参加很多聚会，她喜欢玩，脱下美丽的旗袍，卸去妆容，泉京鹿很快就会坐在她的大写字台前，进入工作状态。《妞妞》在日本出版了7000册，这在翻译书中已经算比较高的印数。而第一本书的翻译就为泉京鹿带来很好的声誉。那时互联网已经开始普遍，泉京鹿在网上看到有日本读者留言，说他们读这本书的时候“流下了眼泪”。
看到读者的喜爱，她的喜悦无法言表。
完成了第一部书的翻译后，当毛丹青问她愿不愿再翻译一本时，她已有了些自信。第二本书是卫慧的《像卫慧那样疯狂》。
卫慧当时在日本已经很有名气，她的《上海宝贝》不但在中国畅销，在海外不少国家也是畅销书。当时日本也引进了版权，卖了二十多万。
泉京鹿翻译卫慧这本书，其实是通过考试争取到的机会。当时日本最大的一家出版社准备出版卫慧的这本书。毛丹青并没有告诉泉京鹿还有其他翻译者的竞争，只是告诉她先翻译几页书给出版社发过去。
很快，出版社就发来通知，由她来翻译卫慧这本书。后来她才知道，她的译文经过了竞争和出版社的肯定。
出版社安排她和卫慧见面。去上海见卫慧前，泉京鹿准备了很多为翻译《像卫慧那样疯狂》的问题。可见到卫慧之后，她们发现彼此年龄相近，最后一次公事的会晤简直变成了女孩间的聊天，她们聊了四五个小时，从工作聊到恋爱。
第一次见面快结束时，泉京鹿发现很多问题还没有来得及问。卫慧安慰她说：“没有关系，我们聊天聊得这样开心，你翻译的时候问题应该也不大。”她是那种很痛快的女孩，渐渐她们成了好朋友。
后来，每次卫慧的新书在日本发布时，都是泉京鹿陪她去，给她做翻译。卫慧在日本有很多粉丝，活动也都反响巨大。“卫慧在日本很受欢迎，因为他们发现中国这个年代的女孩子和日本女孩的生活和爱情也很相近。”泉京鹿说。
翻译了《像卫慧一样疯狂》，泉京鹿又接着翻译了《我的禅》。
随后泉京鹿又在朋友的推荐下和朋友一起翻译了《水煮三国》和《孙悟空不是好员工》。因为日本人对《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的故事比较熟悉，所以这两本翻译书在日本卖得出奇好。《水煮三国》没几天就有了一万的销量，后来很快就加印两万册。
即使是这样，在译完《水煮三国》后，泉京鹿发现自己赚的一些钱都用光了。当年在广告公司的收入不错，做电视工作时赚的钱也不少，但经过几年的翻译工作，这些积蓄都用光了。
泉京鹿搭进的不仅是自己的存款，还有一些“向父母借的钱”。翻译工作任务量巨大，但收入却不那么好。原本日本的翻译市场就很小，一本翻译书籍卖一万本就已经不错，这里面的利润空间非常小，付给翻译者的稿费就更少。
不过，泉京鹿的翻译热情已经一发不可收拾。她又翻译了当时非常有名的女性作家安妮宝贝的一本书。安妮宝贝的文字比较特别，委婉秀丽，所以泉京鹿说“可以说我翻译的时候有些困难，花的时间也挺长。”
这时，泉京鹿在翻译之余开始在日本的一些大报刊上，比如《朝日新闻》上，介绍中国的作家和目前的畅销书。她向日本读者介绍了余华的《兄弟》，因为她自己被这本书打动。
此前，泉京鹿经手翻译的书基本都是由出版社找她来译，或者被朋友推荐来接手一个翻译书目，这是第一次，泉京鹿自己计划向日本出版社推荐一本书。
那一年，最好的中国作家无疑是余华。和余华见面时，泉京鹿向他推荐了自己。因两位她的老师跟余华关系好，余华也很爽快，“那可以啊，你就来吧，我给你了”。
然而，后面的出版却太不容易了。泉京鹿回日本时和四大出版社都见了面，再由出版社的朋友们介绍给出版社的负责人。但他们当时的意见都相近，说在中国卖得好，不一定会在日本有销量，尤其是中国近期有历史性的书，他们都感兴趣，但都不敢马上同意。
终于有一家文艺出版社，规模也挺大，他们问泉京鹿可不可以写一些书面材料给他们，“讲讲《兄弟》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为推荐这本书，泉京鹿详尽介绍了这本书的背景、余华是怎样的作家、这本书在中国的反响等等。“A4的纸差不多用了20张左右，大概是两万字的介绍。”泉京鹿回忆说。
当《兄弟》终于得到出版社的承认，并进入翻译阶段，和田原《双生水莽》一起，差不多翻译了两年时间。《兄弟》中谈到的特定年代和其中的语言，对泉京鹿来说有一定难度，像从前一样，泉京鹿还是遇到不懂的地方就问朋友、问作者。
即使在翻译了几本书后，泉京鹿渐渐有了经验和自信，但翻译《兄弟》时，常常一天只能译一页。
那时泉京鹿还兼职了中国外文局的日文杂志《人民中国》的专家工作。白天她要工作，只有晚上才有时间翻译。因为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如果没有在《人民中国》工作的话，完全没有收入”。翻译的版税都是在成稿之后才结算的。
泉京鹿在5年的时间里翻译了7本中文畅销书，而且每一本在日本的反应都非常好。大家都喜欢她自然而流畅的翻译风格，这和从前的那些学者型的日文翻译完全不同。
泉京鹿自豪地指指她家落地窗前的那张大写字台。“这个写字台就是用我《水煮三国》的版税买的。”
在她正在整理的书架上，我看到她翻译的几本书的原书稿。《妞妞》几乎被翻得散了架，虽然书的封面上包了封皮，被尽可能地保护着。书上贴着密密麻麻的彩色小标签，打开书本，几乎每一页上都用荧光笔，勾画着一行行字句。
即使到了翻译《兄弟》时也不例外。可以看到泉京鹿在每页上划了很多荧光线，还有各种记号。
只有这样的手稿出现在你面前，你才会理解其中的辛苦。离开或回到中国
最后一次拜访泉京鹿时，距她离开中国的日子不到1个月。在我进门的同时，有另外一个日本男生也来拜访他。
他会用语调柔和的中文和你打招呼，满脸笑意。泉京鹿说，他是在中国很有名气的一个演员，常参加一些电影的拍摄，也会被邀请到一些综艺节目中。
她在北京的朋友都知道她将离开，纷纷来告别。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她、甚至她家人的一部分。泉京鹿的妈妈现在在日本，每个星期上两三天的中文课。她今年已经64岁，本来以为学习一种语言会太晚，后来发现还有八十多岁的同学。而泉京鹿的爸爸也与中国结缘，退休后有人请他到中国，目前在东莞做建筑的监察工作。
泉京鹿2011年2月在日本结婚，她的爱人原本是她的朋友，到中国旅游时认识了泉京鹿。两年多之后，大家都觉得彼此人不错，“他向我求婚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可以不用回来，继续待在北京。我们结婚吧！”
泉京鹿满脸温柔的笑容，她说：“我就觉得这个人这一点很好。以前我的男朋友，刚开始在北京认识的，有的是欧美的，有的是日本的，但每一次他们都说‘跟我一起走吧’。我不愿意去。”
她觉得这个人真好，虽然他不懂中文，而且和中文也没有缘分，但他喜欢北京。于是她接受了他的求婚，并且准备继续留在北京，做她的翻译工作。他们的计划是，和从前一样，两个人有时间就探望对方，可以有时在北京，有时在日本东京。
但很快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为了这孩子，泉京鹿打听了之后发现，生孩子还是东京的条件好一些。“我一个人带孩子也不知道方便不方便。”
泉京鹿在讲这些话的时候，脸上有安静的笑容，像某个晴朗的早上，你在天边看到的那些彩色云彩上的光亮。她说：“医生告诉我要减肥了，不可以让肚子里的宝宝太胖。”
她用手抚着自己的腹部，那时她已经大约5个月的身孕，轻声地呼唤：“小虎，小虎。”
泉京鹿计划了她未来的工作，书评还可以写，只要有一些朋友把中文的书寄过去就好。翻译的工作也会继续，她还会同样关注着中国的文学动向。“我还想回来。因为我的孩子可能出生在东京，但可能生活在北京。”还没有离开，泉京鹿已经在计划着回来，她觉得和老公也是在北京认识的，所以孩子也可能会跟中国有缘分。
当泉京鹿告诉她的朋友她要离开中国的决定时，大家都说，没事儿啊，等你有了孩子，我们到日本去看你的孩子吧。现在从北京到日本很容易，“坐飞机三个小时就到了。”想起新生活，她微笑着，“朋友到东京我可以做导游。”
闲聊中，她也提起了她的朋友卫慧。自从写了《我的禅》之后，她受了一次伤，从昏迷中醒过来之后，她想认真地结婚，生个孩子。
还有，一起旅游过经常在一起的安妮宝贝也天天劝泉京鹿生孩子。安妮宝贝已经是一个女孩儿的妈妈了。
那似乎是一种暗示，孩子是女子生命中最美丽的一个转折点。
与她告别时，她送给我很多书。那些书是她书架上多余的版本，已经有很多书装好了箱，准备从北京运到东京。但还是有三个书柜和不少书放在北京的朋友家。故意留在北京。后记
在离开北京的两年中，泉京鹿又翻译完成了郭敬明的《悲伤逆流成河》和三本儿童绘图本，现在翻译的是彭学军的《腰门》。
有一次她问刚到两岁的女儿，知不知道她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听到什么？女儿回答：“记得有人常叫我‘小虎，小虎’。”
那是中文的“小虎，小虎”。
改变一个村庄的美国女人
我不喜欢害怕某种东西。我通过做这些事情来克服恐惧，我愿意冒险和挑战，因为我不喜欢害怕。如果我被恐惧所征服的话，我不会离开家乡。受访者：Lisa Minder Wu年龄：30-40岁国籍：美国到中国时间：17年身份：果园西餐厅创始人
青砖院墙、朱红门廊，院内是一个典型中式影壁，影壁后是一片竹子和一棵柿子树。通过庭院，一条走廊，连着正房、东西厢房。雪白的墙壁，高高的屋顶，露出整根圆木的房梁，屋檐下是大红大绿的手工彩绘。
这是我一位从加拿大回北京创业的朋友在北京郊区农村找到的一个四合院。这崭新的四合院保持着传统四合院的大格局，但细节被精心改良，舒适感大幅提升。
朋友告诉我，这一片大约十多套四合院和艺术区都是“果园西餐厅”的老板娘开发的。老板娘是个美国人。我那位朋友是建筑业的女强人，谈起这位可算她同行的美国老板，脸上是品位相投的向往：“她像个传奇。”
在“果园西餐厅”喝下午茶。午餐高峰刚刚结束，餐厅里客人不多。服务员都是年轻的中国小伙、姑娘，他们白衣黑裤子、笑容温和。
餐厅古色古香。桌子是整块木头做的台案，座椅是明清样式贵妃床，茶具是素净细致的白瓷。配上好龙井茶的，是地道的美国巧克力慕斯蛋糕。窗外是大团大团盛开的玫瑰花。香气扑鼻的花丛下有一条小溪，中有团团墨点般的小蝌蚪。
老板娘却不在。
不久，听到媒体的朋友讨论一个北京村庄的变化。他们说那个村庄的果农们早已不再种树，把果园租给给外国人，然后外国人再雇他们回来维护这些果树（但不指望这些果树创收）。他们的房子也租给外国人，每个月的收入比京城的白领还要高好几倍。这似乎是一种新的时髦趋势，带动了“文化经济”。
我问，外国人租果园干什么呢？他们说，其中有一个在果园中开了餐厅，就叫做“果园”。
再不久以后，我收到一个美国朋友的Email。
在Email中他说：如果你想采访在北京的外国人，绝不能错过丽萨，她使一个村庄变了模样。她开了一间西餐厅叫“果园”。
他说，她是一个传奇。一“何各庄村地处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北部，温榆河生态走廊北端，是北京市第二道绿化隔离带建设区。村域南北距离约为1．9公里，东西距离约为1．4公里，村域形状为凸字形，行政辖区面积3040亩，村庄宅基地面积为11．4公顷。”——这是何各庄村政府的网上介绍。
一般北方村庄叫“各庄”的，多半是一村一姓的自然村，在北京人心中，是土到掉渣的地方。
逢“春秋集市”，我和另外一个朋友专程去凑热闹。
整个村庄拉幅挂彩。“果园”门前南北向的道路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摊位。摊主大部分是外国人，卖手工艺品、卖画、卖玩具、看星相，还有一所外国人办的孤儿院的志愿者的宣传点……完全不像中国村庄的集市，倒像是欧洲某个小镇上的“周末市场”。街道上游人如梭，热闹非常。
为了寻访丽萨，我们踏着石板路穿过果园到餐厅拜访，服务生们说她在“阴阳会所”。穿过园中翠绿的竹子长成的天然长廊，跨过那条喧闹的街，路对面是一个清净淡雅的四合院，有人在教授瑜伽，有人在读书……服务生说丽萨端了他们新做的糕点到集市上去了。回到集市上，只见到几个“果园”服务生摆设的西式糕点摊位，却不见丽萨。
终于在餐厅里见到丽萨。她穿着极为简洁——短袖衬衫加七分裤，脸上几乎没有修饰，深棕色短发，宽阔的前额，一双深棕色的眼睛明亮而灵动。她手里拿着包，我提到朋友的名字，这才让她正准备踏出门的脚收了回来。她慎重地研究了我一下，然后说，“我们再约，我马上要出门”。
我们在她的餐厅吃的午饭。
菜单上的饭菜种类并不多，但极为精致。一盘意大利饺子（Ravioli）配着浓浓的奶油汁，饺子中的鸡肉鲜蘑配得鲜美。一盘沙拉，简单，但新鲜到没有一片枯黄叶片。
餐厅很大，几乎全满，服务生面带笑容忙碌地穿梭着。
桌上立着的有机玻璃牌子中，夹着给客人的一份信。信中说，厨房正在精心准备最好的食物给大家，请耐心。二
我和丽萨面对面坐下来。
她笑容明亮，从中你很难看出国籍，她既可能来自美国，也可能来自伦敦。
1993年，正在美国爱荷华大学（University of Iowa）写硕士论文的新闻专业学生丽萨遇到一个机会，她的导师建议她到中国实习一年。此前，丽萨心仪之地一直是南美，为此她一直在学西班牙语，希望毕业以后到南美去工作一段时间。到中国的机会原本属于导师的另外一个学生，因为她临时变卦，所以导师留给丽萨做决定的时间并不多。
丽萨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铺开世界地图查找中国的地理位置，她对中国一无所知。或者说，除了多年前曾经在新闻频道上反复播放的那几个镜头外，她对中国一无所知。当时她正在西弗吉尼亚州的每日新闻中心工作，“那时我觉得那是个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也很遥远”。
看过世界地图，丽萨几乎一夜没有合眼。在黑夜和清晨交际的某一个时刻，天还黑着，但鸟儿已开始歌唱，年轻的丽萨决定，到中国去。“为什么不呢，去中国的机会也不是常有的。”
她的家人反对，她的医生未婚夫也反对。一个曾经在电视台实习过，年轻美丽的新闻系女硕士，有一个医生未婚夫，这在美国意味着稳定的中产生活。
但是，她决定了去中国，只是没想到这一去就是待了17年。
丽萨似乎有两个选择，《中国日报》和《中国妇女》。听从一个已经在中国定居的同学的建议，她选择了中国妇女联盟下属的《中国妇女》。原因首先是她的教授和中国妇女联盟更加熟悉，同时两份工作的工资相差不多，但第二份更容易一些。《中国日报》的外国专家每星期会工作五到六天，《中国妇女》只需要工作15个小时。更重要的“是他们聚居在《中国日报》的一个楼，好像就在一两年前，一个外国专家的妻子或是什么人的妻子从那个楼的窗户跳下来自杀了”。
而《中国妇女》的外国专家可以住在友谊宾馆，那在1994年是北京接待外宾较高规格的宾馆。“那里外国人多，很热闹。”不像住在《中国日报》宿舍中的外国专家那么孤独。
北京白石桥路上由梁思成设计的友谊宾馆，典雅的灰色楼身上是美丽的绿色琉璃瓦，飞檐流脊、雕梁画栋。外国建筑权威有文字评论说：“北京友谊宾馆是公认的中国50年代最早的新民族风格的成功尝试。”1994年1月5日，丽萨到达北京就在这里落脚。
那年，北京的三环才建好不久，国人想要购买国外产品必须用护照到“友谊商店”，北京日坛路的秀水街刚刚出现了“万元户”，当时北京最高的建筑是京广中心。
丽萨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接到杂志社的电话，问她“为什么还不来上班”，此前，杂志社没有人和她联系过，也没人告诉她杂志社的地址，更没人告诉这个第一次到北京不会说中文的美国女孩该坐何种交通工具才能到达。她问他们“你们在哪儿？我怎么能找到？”她们回答说：“你可以从这条这条路走。”丽萨依然不知道那条路在哪里。
杂志社在灯市口的一个旧楼，和北京建国门作为国门的那些建筑和宾馆相比，它又破又烂。杂志社在8楼，丽萨的上司把她带到一个有着巨大桌子的办公室，指着桌子告诉她：这是她的办公室，她的桌子比杂志社主编的桌子还大。然后她还说，你在这里只待一年，却得到了杂志社最大的一张桌子。“我的指导者看起来很会讽刺人。”丽萨说。
丽萨要求换一个小桌子，因为她“用不到那么大的桌子”。这一次，他们把她的办公室换到了厕所对面的那间，里面的桌子“很小”。
第一次到机关食堂吃饭，没有人问过她有什么特别习惯，她们用手指了指：“你的碗在那儿，你的筷子就在那儿。”丽萨不太会用筷子。听得懂一点中文之后，丽萨还发现，同事在背后从来不叫她的名字，而是说“那个老外”。丽萨觉得她们这样叫她“很不礼貌。她们相当粗鲁”。
但是她喜欢友谊宾馆，在那里她认识了不少外国朋友。三
丽萨每月工资是1000-1300美元，工作很简单，就是校对和编辑。除了妇女联盟记者，其他人大部分时间在杂志社里织毛衣，边聊天边吃零食，似乎没有什么事可做。她们稿子写得非常慢，每次都拖到月底才把稿件交给丽萨，只留给她两天的时间编辑修改，这就意味着她必须通宵达旦地工作两天。“那是一个很不可思议，又非常古怪的杂志。是从汉语版翻译成英语的，政府部门还会提供资助。”丽萨回忆。
除了最忙碌的那几天，其他时间丽萨都闲得无聊。同事们每天从大食堂吃完午饭后，就会拿出竹垫子、或者被卷，往躺椅上一铺，开始午睡。丽萨没有午睡的习惯，更觉得无事可做。她甚至主动要求帮她们把杂志弄得有趣一些，“我想方设法帮助他们重新设计这个杂志，但他们不听我的”。17年后想起这份杂志，她耸耸肩膀，她说她不会再回这个杂志工作，“绝对不会”。
在杂志社里，她交了一个中国朋友。她和丽萨年龄相仿，从英国进修回来，英语很好，对丽萨也很好。这个中国朋友和她的丈夫请丽萨到老家天津去过春节。1994年的春节，丽萨清楚地记得北京开始禁止放烟花，天津则是到1995年才禁止，那是一个炮竹震耳欲聋的春节。
等她们回到北京，杂志社的同事让丽萨的那位朋友“受了不少的苦”。“你带老外去你家了？”她们这样当面问她，背后议论她。就因为她跟丽萨相处的时间较长，她们以90年代中国人的方式惩罚了她。
单位分房的名额中有她，但她还住在单身女宿舍。后来她的丈夫办了北京户口，孩子也到了北京，她们还是不给她分房。“因为她去过英国，她们很嫉妒，而且她又和我成为朋友，那里存在大大小小的嫉妒。”丽萨当时没有感觉到这种私底下的战争，她从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她说，那些同事就是“是一群书呆子”。但是，初到中国的丽萨并不理解她们为什么这样，也不知道如何应付。
第一年合同到期，杂志社找不到其他外国专家来接替她的职位。丽萨自告奋勇说：“我会帮助你们。”便和杂志社续签了合同。但那时丽萨已经“清楚我要离开那个工作，所以开始找一份正式的新闻业的工作。我与德国出版社签订了合同，我开始同时做两份工作”。
杂志社知道后，要她支付违约金，因为“合同上说如果我在除了中国妇女联盟的其他地方做工作的话，我要赔5000美元”。可在丽萨看来，她是为了帮助《中国妇女》杂志才留下来的。
杂志社的人带她到主编办公室，宣布“违约金5000美元”的决定。丽萨为了和主编套近乎，提到她们共同认识的一个朋友。她说：“噢，你也认识他！”但主编否认说不认识。丽萨提醒他，“你认识，他是我的朋友之一。我知道你们俩在一起做事儿，你们俩一起拍照片，我看到你们一起在卖照片的地方……”
后来她才明白主编为什么否认认识这个人，因为在中国的一些单位里，是不允许有工作之外的其他兼职的，如果主编也和他一起卖照片，说明他在兼职。“主编很有可能认为我在威胁他”，丽萨后知后觉地说。
从那以后，再没有人和丽萨提起过5000美元违约金的事情，直到她离开了杂志社。四“京城时尚圈称道的‘京城最美的西餐厅’，之前只不过是护林人的宿舍、工具房和一个臭水塘。保留果园和果树，并在果园里铺上红砖路；臭水塘重新翻整，变成了两个清水池塘和一个湖心小岛，池塘四周环绕着各种花草树木；护林人的宿舍、工具房则摇身变成了餐厅，餐厅内部放置着夫妻二人从各处淘来、自制的艺术作品和工艺品。”
这是网友对“果园”的点评。文中谈到的夫妻，正是丽萨和她的丈夫。“二涛”，丽萨说人们这样称呼她丈夫，“他哥叫一涛，他就叫二涛。”
我问她知道北京人叫“二”的意思吗，她大笑说知道。她中文很好，在餐厅里，她都用中文和服务生交流，话音转角处，偶尔可以听到儿化音。
她的丈夫“二涛”——大名吴运涛，曾是著名的摇滚乐队“呼吸乐队”的贝斯手。她们现在和乐队主唱蔚华仍是朋友，“她嫁了一个外国人，生了两个孩子”。
丽萨和二涛最初是因为有人介绍才彼此认识，不过丽萨对他并没有感觉，但他们后来在不同场合不断碰到。慢慢地，他们开始相爱，在丽萨到中国的第三年。
二涛那时做录音师，除了他和朋友一起出资在一个饭店建的水晶迪斯科舞厅之外，他所有的投资都赔钱，但他的水晶迪斯科舞厅很赚钱。和二涛在一起以后，2000年丽萨辞去了德新社的工作——她在那里工作了6年时间。然后，开始建设她的第一家餐馆“神秘花园”。“你知道《神秘花园》这本书吗？”丽萨问我，脸上很快闪过一丝梦幻的暖色。“那是1800年由英国作家弗朗西斯·霍奇森·伯纳特写成的一本书。那是我成长过程中很喜欢的书之一。”
他们决定在一个废弃的养猪场里开餐厅。他们租了保养的机器，维修了养猪场里的机器车间，自己动手做漂亮的窗户，挖了一个小鱼池和一个池塘，开辟了一个小菜园。夫妇俩胼手胝足将心中的蓝图变成了现实。
丽萨亲自在厨房操持，“神秘花园”看上去将按照他们的梦想运行下去，但遭遇了意外波折，因为合约问题，一年后他们被赶走了。“我丈夫已经知道那里是留给开发区的，随时可能被拿走。他没告诉我，就签订了合同。”
丽萨和丈夫拆下了他们亲手为“神秘花园”做的窗户，带着这仅剩的劳动心血搬迁到了今天的果园。这次，他们向亲戚朋友借了很多钱，加上他们被赶走时地方政府给的一些补偿，他们从头建设自己想象中的餐厅。他们学会了签合同，与乡政府一签20年。完全没想过失败。
丽萨夫妇2002年初开始改造果园，2002年10月正式开张。头三年，他们都在忙着还债。到第四年，果园才开始真正盈利。
开张的第一年，丽萨是厨房里的主厨，直到“果园”的生意越来越好，丽萨不得不专门请厨师来做饭。“我们没做过任何广告，甚至在外面都没牌子。”可是生意就好了起来。
她说她是做饭长大的，因为小时候父母常常不在家，她学会了独立。和丈夫生活在一起后，她也常常给他做饭，她不会专程跑到外面去采购，而是打开冰箱，有什么就做什么。但出现在餐桌上的饭菜总是让二涛很吃惊，问她“是怎么做得这么好吃”。
她喜欢温暖的色调，家常的饭菜，不喜欢高档餐厅里“大大盘子中装很少的食物”，“使用真实的材料，没有化学成分”……这些都在她的餐厅中一一体现。现在，她不用在厨房中掌勺了，但是她会试着品尝，看看厨房做的饭菜好不好吃。
丽萨甚至在自己的餐厅里手工制作冰激凌，买来的第一台手工冰激凌机被他们使劲用到报废为止。五
漫步今天的果园餐厅，首先享受到的是由竹林、藤蔓、合欢树、玫瑰、睡莲、熏衣草等植物营造出的花卉树木的视觉盛宴。
修建果园时，只有丽萨夫妇和一个热爱园艺的德国女士苏珊·艾达（Susan Eda）为之忙碌。
苏珊曾经是“秘密花园”的顾客，她当时在“欧洲村”有个花园。“欧洲村”是顺义的外国人聚居区。这个住宅工程分3个阶段进行。苏珊在第一阶段时有个别墅，在第二阶段前期她自建有温室、菜园和“一只蝴蝶”的项目。在二阶段还没实行时，苏珊还拥有个美丽可爱的花园。后来，工程承建者请她离开，因为他们要在那儿建更多的别墅。
当丽萨正为失去“秘密花园”伤心的时候，同样失去花园的苏珊问她“如果你重建，我可以租用两亩地重建我的花园吗？”
苏珊在中国生活了23年，家境富有，她帮她丈夫做生意但觉得百无聊赖。她来中国的时候是80年代，那是一段艰难时期。15年前的一个雪天，她丈夫下班回家（他们当时住在海淀区的外国人聚居的公寓），他在停车场看到地上有个用毯子裹着的篮子。篮子发出一些窸窸窣窣的声音，他以为是只小猫小狗或者别的东西，就把它捡起来跟报纸一起带回家。并且一进门就交给了给他开门的妻子苏珊，苏珊接了篮子打开一看，是个女婴，正用黑亮的眼睛直盯着她的眼睛。“所以她收养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现在在德国，可能有十四五岁了吧。”提到苏珊，丽萨似乎不得不说她们在停车场捡到一个中国婴儿的故事。然后，她喝了口茶，舒了口气。
苏珊开始在果园建造一个花园，另外有两个温室和菜园，现在餐厅的很多有机蔬菜都出自那里。餐厅外翻修过的臭水沟旁的玫瑰花丛，紫藤环绕的小拱门也是她最初的设计，她甚至为了吸引蝴蝶专门种植了引蝶的植物。后来，她们就成了好朋友。
苏珊开始加入讨论餐厅的菜单和菜肴，最后丽萨对她说：“来吧苏珊，我们一起干。”她们一起修建果园、一起做饭、甚至一起为她们的设计商店做铁艺家具和皮革家具。“我们三个：我，苏珊和运涛——中国的摇滚家伙一起工作了。”讲到这里丽萨露出自豪的笑容。
苏珊满头银发，比丽萨大16岁；丽萨是新闻系硕士，擅长写稿和采访；运涛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摇滚青年，比她们两个都小。“很奇怪的结合，但运行得很好。”果园里的绿化面积高达90％，在你可以想象到的地方都种着鲜花。高低错落，美不胜收。
几年后，苏珊因为癌症回德国，再也没回来。而运涛为修复村庄的项目工程整天忙碌，果园就剩下丽萨一个人。
果园餐厅中还有一个“设计商店”，卖一些设计独特的工艺品，其中就有丽萨设计的家具。还有一间“阴阳会馆”，里面有瑜伽馆、咖啡厅和三里屯“书虫”的分店。这些，都是丽萨和请来的雇员在管理。“我哭了很多次。有时候我很疲惫，会在厨房呜呜地哭……”丽萨在采访间隙中讲起过她经历过的困难，和在中国这个异乡碰到的伤心事。
比如中国客人没有耐心等上菜，而西餐是一道一道上的。中国客人们习惯了在定完单五分钟后，所有的东西都出现在饭桌上。
最后，她用很美国人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她请丈夫写了一个很温馨的提示贴在桌子上：“请你耐心，饭将会过来，我们努力给你做最好的。”
餐桌上，这块牌子的旁边，常年摆着时令的鲜花，那是从苏珊的花园里摘来的。六
今天，这个村庄只有30％的人口是何各庄原村民，剩下的70％都是外来住客，他们有跨国公司经理、艺术家、私营公司老板……尽管农宅四合院大多租金不菲，但求租者仍是络绎不绝。
我问丽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何各庄这个地点。她说当初她们也没有太多选择，“这里离机场的高速公路和京沈高速路很近，又是北京的绿化地带。也接近他们的顾客——住在顺义的外国人，这才是最主要原因。”
在建造“果园西餐厅”时，丽萨和运涛发现他们将会毁坏村庄铺板石路的好多地方。同时，“失去‘秘密花园’让我们很心痛，我们真的不想再被赶出去。”所以她们准备长住这个村庄。运涛开始试着跟当地官员商量，谈了许久之后，村里前任秘书说，你们可以先修复我的房子，我们看看会怎么样。他的院子，就是“阴阳中心”的前身。“果园西餐厅”和乡政府签了20年的合同，而四合院改造的那些租出房基地和政府有10年合同。租出房基地的村民每年可以拿到比未改造房时高三四倍的房租，10年后回收房基地，地面上的建筑物也将归村民所有——这是合同的条件之一。
丽萨说：“我不喜欢害怕某种东西。我通过做这些事情来克服恐惧，我愿意冒险和挑战，因为我不喜欢害怕。如果我被恐惧所征服的话，我不会离开家乡。”
在家乡美国，还有丽萨的妈妈和她的兄弟。她兄弟一直生活在美国，他住得离我们家挺近，在一家银行工作。“我的表兄弟们都认为我是疯子。”丽萨满脸笑意。“因为他们不怎么去其他地方，他们就待在自己的家乡。”
我问她在以后的生命中，是不是还会留在中国。她回答：“是的，但是可能不会留在北京。”
她说想要在云南度过余生。她去过大理、丽江、中甸、西双版纳、昆明和其他所有的地方。她喜欢那里的气候、风土人情、食物和慢节奏的生活方式。北京变得越来越大了，很贵，非常拥挤，非常城市化。在北京不再觉得是在中国了。“北京留下的中国元素不多了。”这个把一片西餐厅开进中国农村的果园的美国女子感叹，说北京现在让她想起“新加坡，香港，或者世界各地的唐人街”。
2011年一份《城中村改造模式研究》报告专门以何各庄做案例分析，其中提到“在村庄内部自发地产生出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文化经济’。村庄精英吴运涛凭借艺术家身份和留美经历，以早期承包集体果园开办果园艺术餐厅为起点，发现并发掘北京四合院民居承载传统民间历史文化的商机，以高出平均租金四倍的价格租下其他村民的四合院，将其改造成一家融中国文化元素和西方现代生活为一体的社区会所。”
2002年，当丽萨和丈夫在这里租下果园，周围还只是村庄和农田，“这里以前没什么东西。”她说。现在众多知名品牌选择发布会所在地“紫云轩茶社”就开在不远的地方，而拥有好几位国外艺术家工作室和顾长卫工坊的“一号高地”也与果园只距离几百米，不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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