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处方门径与技巧：附河图洛书与中医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永福、吴秀惠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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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处方门径与技巧：附河图洛书与中医学试读：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一本很有特色的中医处方学专著，书中揭示了中医处方学的原理、思路与方法，提供给读者清晰而宽广的临证处方门径与技巧。

本书从三个方面进行叙述：一是对中医处方的原理与思维程序作了具体的分析，二是以证候为纲，详述了中医临证时应该掌握的基本治法与相应方药，三是引证古今医家的临床经验，列举出各种辨证方法与处方思路，以供读者借鉴。

本次修订过程中，增加了“河图洛书与中医学”的内容，旨在说明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与河图洛书模型的关系。

本书适用于临床医生，特别是初上临床的医务人员，是一本理论尽快指导临证实践的重要参考书。

世言真数开心意——序《中医处方门径与技巧》第二版

方剂是中医药的学术特点之一。处方之道，医之工巧。一个中医，从就学到行医，都离不开方子。老先生常套用学诗之谚，语云弟子：“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诌”；“熟读汤头三百首，不待辨证已知方”。清代中叶以后，学医多以背诵《药性赋》、《汤头歌诀》、《濒湖脉学》、《医学三字经》为童子功，以配合《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课业。《汤头歌诀》等四种歌赋，又有“四小经典”之称。但是，会背诵汤头不等于会开方，方子合宜医理又未必尽合病家。可见，处方是一门理论联系实践的学问。方剂之学历史悠久，方剂学对方的结构和处方原理也有所阐述。然而方剂学又不等于处方学。

古代,不仅医家习方、研方、用方,士人也常逞意立方据薛清录教授主编的《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所载，我国现存于各图书馆的古医籍，至1949年为13455种，而纯属方书者竟达2191种，可见其多。但这两千余种方书，记载方名和药味组成者多，论其构方原理者很少。先秦时对医生已有“为方者”之称。《吕氏春秋·似顺论》为“处方”列专章。宋代沈括在《沈氏良方·自序》中曰：“予尝论治病之五难：辨疾、治病、饮药、处方、别药，此五也。”民国以降，时逸人、秦伯未、沈焕章、施今墨等先辈以其著作开创了处方之学并列为教材，如时逸人有《中国处方学讲义》（1929年），秦伯未有《处方学》（1930年），沈焕章有《临证处方学》（1933年），施今墨有《处方学讲义》（1941年）等等，总数在10种之内，大体是从方之营构角度诠释组方，鲜有从辨证论治阐述制方者，更不复具处方技巧。本书则是从医理论及辨证论治，从辨证论治法则论及组方，从组方谈及遣药，从遣药谈及技巧，是理法方药一以贯之的著作。这是突围前代人处方学之首拳。

本书以四诊取证开篇，逐次阐述了识病、求因、构思、立法到组方定剂的处方思维规律，继而对病因、脏腑、伤寒、温病等66种证候的证治和代表方剂逐证启解，续以在“活用辨证方法，开阔处方思路”的篇章中，以9法22条思路推究本源，挂钩接笋，疏陈治法，演明技巧，很多是结合医案而阐述，真可谓洞彻认证之玄机，推明处方用药之奥妙。是确论，是精要，令人在千变万化的辨证论治中有章可循，以技得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河图和洛书颇具神秘性，它们是《周易》象数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和中医学理论至为密切。

关于河图，曾有一个“河序龙马”的传说：伏羲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伏着一个白圈黑点的图形献给他，就是河图。伏羲据此画成八卦，后来演为《易经》，并用为治国方略，取得了政绩。又传说大禹治水时，洛水有背伏九个黑点书图的神龟呈献，它赋予大禹的智慧，有治水、铸九鼎的功绩。此即《易传·系辞》所言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洛书合称“图书”，古人对其文化价值殊堪珍视，把典藏书籍之处称为图书馆，把研究河图、洛书的象数之道称为“河洛之学”。

河图和洛书起源于先民的祭祀和图腾，是远古人类发轫数学文明起始点的印迹之一，也成为古代科学技术的激发剂。古人认为“数”中含有自然规律，执信“天地生成，莫不有数”。将河图、洛书与阴阳、五行、八卦、元气和有关数字、图形，先后相串，互为基蕴，演绎成为用以解说道理和规律的象数易学。

河图与洛书在汉初乃至战国时皆存其图形，但流传至宋仅见诸文字，图形失传。宋代学者已考据出两个图的样式，世多以十数图为河图，九数图为洛书，唯陈抟、刘牧等以九数图为河图，十数图为洛书。此争论延续至今。当代有学者对西安半坡遗址及出土祭器彩陶上的抽象鱼纹进行分析，认为九数图是半坡鱼纹祭场布局分离出来的数据图，即为原始的河图。在河图的基础上，又变易出洛书。本书则从朱熹《周易本易》之图，以十数图为河图，以九数图为洛书。

河图是1到10的数的图像,其搭配如西汉杨雄在《太玄经》中所述：“一与六共宗，二与七为朋，三与八成友，四与九同道，五与十相守。”把1到10的数分成阴阳奇偶，分别排在平面的上下左右和中央，寓喻《易传·系辞》所说的“天垂象，地成形”，即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在北，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在南，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在东，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在西，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在中央。1到10的加和是55，1至5的平方和也是55。55称大衍数。衍即繁衍无极，演绎变化无穷。认为大衍数中包藏着天、地、人变化之理。

洛书之图，即《黄帝九宫经》所说：“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宫，总御得失。”洛书又称九宫图，天数即1、3、5、7、9五个数，地数即2、4、6、8四个数，其和为45。此图5居中间，1、3、7、9四个数，分别居于北、东、西、南四正位。地数2、4、6、8分别居于西南、东南、西北、东北四隅。纵横斜分别连接三数之和，皆为15。此图与《易纬·乾凿度》之太乙下行九宫图一致。

河图洛书在古代学术研究之运用，乃是一个由具体→抽象→具体的过程。图像方法的特征是“拟诸形容”、“见其物宜”，进而用最简单的物象概括广大世界的演变规律，既是古老的象征系统，又是古代科技“开物成务”、“观象制器”的思维原型。《左传·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说：“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 “滋而后有数”即是以数对滋长的象进行抽象。数具有模型的意义，称为数学模型。河图洛书的数学模型有三个意义：一是表述阴阳五行之“阴道偶，阳道奇”及五行的时间、方位格局，在医学则以五脏和五行相配，说明五脏特性和相互关系。阴阳五行不仅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框架，而且是古代中华文化的总框架。二是作为人与天地之气相应的数学表达，如《素问·六节藏象论》所谓“其生五，其气三，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素问·至真要大论》对这种论述生气通天规律概之为“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从通应的角度，得出人身为小宇宙的理念。三是以抽象的数学模型比类取象，开物成物，构建实体，成为医学、建筑、农学、天文、历法等科技、工程的发端。例如人体五脏的特性，循同五行生成之数：肾循同于天1 地6之水，心循同于地2天7之火，肝循同于天3地8之木，肺循同于地4天9之金，脾循同于天5地10之土。有名的古都如西安、北京，其营造皆是按九宫八卦的格局来设计。从形而上者的道发为形而下者的器。

本书两作者运用二重证据法，以文献资料与出土文物相结合，论证了“河图洛书的形成在《易经》之前”。作者依据对《内经》《白虎通义》以及《吕氏春秋》等先秦文献的研究，提出了大藏象学说的理念，并指出，这是聪明的古代医家将五脏纳入河图模型而形成的，而由洛书发展而来的三阴三阳，促进了经络系统的形成，其河图的阴阳五行结合模式应用于临床，便是脏腑辨证的雏形。

全书递起演明和妙造的核心所在，为河图洛书是数学模型的论证。冯友兰先生称易学是“宇宙代数学”。河图洛书是易象数重要内容之一。对其认识，经历了漫长的识昧渺虑的过程。上古时代的河洛，同《周易》并无关系。《易传·系辞》最早将二者联系起来。西汉刘歆以八卦解释河图，以《尚书·洪范》解释洛书（《汉书·五行志》）。西汉杨雄则进一步视河洛为《周易》的来源，他在《核灵赋》中说：“大易之始，河序龙马，洛贡黾书。”刘歆、杨雄的说法，后来被纬书所吸收。郑玄注《春秋纬》说：“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黾书成。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此又将河洛发展为两部著作，并取用了《周易》的九六之数。魏晋唐的易学家也没有对河洛的图式加以解读。北宋时易的图书学派大兴，创始人陈抟传于种放，种放以后分为三支：先天学派、图书学派、太极图学派。刘牧传授了图书学派，当时十分流行，成为学术界一大思潮，对当时的医学已经有所影响。《新校正》已经援用河洛之数再注《素问》了。明代医学和易学研究深入发展，形成了以张介宾为代表的医学，提出了象理合一、象气合一等理气不脱离象数之论，用河洛解读阴阳五行、运气和针刺手法等。清初学者对宋学体系进行了反思，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等人与宋易的图书学、先天易学展开了学术辩论，胡渭在《易图明辨》一书中，搁置了图书学派在理论思维方面的阐发而不论，以汉学尊古的学风，运用考据学派研究典籍的方法，一辨以河洛图式解释八卦非原《周易》内容，二辨五行五方说与河洛之数无关，三辨五行并无生成数之量，四辨五行与脏腑相配，乃阴阳五行家之言，与《周易》之道本不相谋。其后江永的《河洛精蕴》在此基础上又有引申。应该说，清代考据学派在辨章学术、考证源流方面，以其学养隆富而超迈前代，其论证流脉者大可穷源溯流。但其全凭现有传承之文献，不知地下尚有埋藏之上古史料；又对医籍所存之河洛遗珠不刊不审；更主要的是考据学派思绪保守，固滞一曲，以至昧于节次，没能使河洛之学发凡起例，直到清末民初才有所改观。例如唐容川在所著《医易通说》中系统有据地阐述了河图洛书与医理的关系，不特如此，唐容川、郑钦安、彭子益、邵同珍、邹趾痕等人，还以其专著和期刊连载，形成了当时医界的学术思潮，甫创出医易汇通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易学与医易研究又复火热，以多学科研究为特征，取得了理论上的新见解。本书的两位作者，在当时即投入并着力于河图洛书的研究，在数学家和医学家共同撰著的中医数学专著《医用近代数学》（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88 年9月出版）中，即有其撰写的总论，论中提出了河图洛书与中医学的关系。二十余年，真积力久，自得于心，此番作者又将新见资演成篇，真是光前裕后。

本书创辟新解之处颇多。不只对河图洛书有卓见，对《内经》的研究，很多是发注家所未见，对伤寒和温病的研究，从张仲景到叶天士，每每有医理易理之判，并联系现代医学知识予以阐述，更可贵的是，紧系临床处方，事由神解，深存瑰异。例如《素问·五脏别论》何以称“别论”？乃是针对河图五脏五行纳入医学所使然。又如“傍通”一语出自《易·系辞·说卦》，作者援用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二十九·五脏六腑变化傍通诀第四》，全面解读了《内经》五行五脏的傍通体系，至为深湛。再如，作者指出《素问遗篇·刺法论》的“气出于脑，即不邪干”的主旨是神经免疫问题； 联系洛书和《素问·天元纪大论》指出六经之三阴三阳的本意是气有多少，同时论及三阴三阳具有病位、病邪、病性和病势等四种含义，并用小建中汤证、炙甘草汤证和大陷胸汤为例具体说明，这也同时论证了气化说是六经的实质。对于运气理论，作者指出，《难经》也有运气思想，以一年的阴阳消长图和伤寒阴阳胜复图比较、解读《伤寒论》的六经病势和传经，指出少阳为枢和少阴为枢的科学依据，以及厥阴病的本质是邪衰正虚 。最有出新的是，以河图和洛书的数学模型，论证了五运和六气的理论源头：五运理源于河图，六气理渊于洛书。这使多年来论说益棼、莫衷一是的玄机得以振拔。全书最后以整体论与还原论的比较，论及当代中医药学的发展，强调自主创新、现代化及与世界接轨，中医药的发展历程“将是系统论与还原论的互动对接，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共同发展”。

医家有言：“方多传于古人，用独抒其心得。”本书从学方讲起，进而阐述医理，最后上升到数学模型的层次，既多有创新发明，又嘉言可学实用。两位作者通才夙学、品学俱优，在四十多年前就结为伉俪。我在北京针灸骨伤学院任教时曾有幸与二位教授共事。王永福教授出身中医世家，1963年毕业于上海中医学院，先后执教于安徽中医学院、北京针灸骨伤学院和北京中医药大学，讲授《伤寒论》、《金匮要略》和《中医内科学》，一直不辍临床医疗，并担任行政职务，任教研室主任、教务处长、基础部主任、中国中医科学院专家委员会委员和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吴秀惠教授1963年毕业于天津中医学院，也先后在安徽中医学院、北京针灸骨伤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任教和临床，一直任中医诊断教研室主任。两位教授谊切手足，淳朴谨笃，在任教的学校都为时隽，在心境相通中励学敦行，研究医学理论而有此成就。两人在临床上也针药并用，应汤即效。汉代王充在《论衡》中说：“事莫明于有效，论莫明于有证。”两人以自己的临证和理论结合，撰著出这样一部理论上最为昭晰、精详博核，临证上技法得兼、实用备采的佳构。《素问·气穴论》说“世言真数开心意”，读此书后，心意大开，书中所言，真数也！我以此序向同道和挚友为祝。孟庆云于中国中医科学院2013.1

再版前言

本处方学著作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处方原理与思维程序的分析。通过对“辨证论治”的理解，提出四诊取证、分科识病、辨证求因、构思治案、确立治法、组方定剂是临证处方的六大步骤，同时对每个步骤的原理和方法进行了论述。第二部分讨论临证处方应该掌握哪些基本方药。本书根据执简驭繁的原则，以基本证候为纲，提出应该掌握的对应方剂和处方遣药方法。第三部分根据古今医家的临床实践，举出临床常见的各种辨证方法和处方思路，并用医案实例、名医经验和临床报导予以论证，其中当然也包含了不少处方技巧。这一部分内容，古今医著尚未进行过系统的总结，此举为的是促进对中医处方思路的研究。我们希望通过本处方学著作来阐明中医理论体系的融会贯通和随机应用方法，为建立清晰而宽广的处方思路提供门径。“河图”“洛书”是以黑白点数按一定方位排列的数字图形。它们通过一定的数学思想的表达，传达出阴阳五行相结合的理念，可以看做是用数字形式表达阴阳五行理念的大宇宙理论模型。《周易函书约存》说：“若先天古易，止有卦画，河图洛书，只有图象，则儒家亦不传……而方技家藉此窃窥造化而秘宝之。”就是这样，方技家通过对“河图” “洛书”的“窃窥”，看透其所含阴阳五行相结合及人与宇宙一体化的寓意，把它作为模型，“造化”出中医学的理论体系。

中医理论体系离不开阴阳五行，在过去介绍阴阳五行的文章或书籍中，有不少人认为阴阳来源于《易经》，五行最早见于《尚书·洪范》。这是没有研究“河图”“洛书”的结果，通过对“河图”“洛书”的研究可以看出，“河图”“洛书”才是中医阴阳五行学说的源头。

河图洛书与中医学的关系是多方面的。首先， “河图”“洛书”是形成中医藏象经络理论的原始数学模型。 “河图”促成了中医藏象系统的创立；由“洛书”发展而来的三阴三阳，促进了中医经络系统的形成；“河图”的阴阳五行结合模式应用于临床，便是脏腑辨证的雏形。

中医学运用“河图”模型之前，医家对脏腑如何划分，处于百家争鸣的局面，针对这种争鸣局面，聪明的医家通过“河图”模型统一了脏腑划分的争鸣，但是“河图”的五行如何与脏腑、五官、形体及自然界等相配，也出现了争鸣。《吕氏春秋》、《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淮南子·坠形训》、《白虎通义》，有各种不同的配法，最后，《内经》统一了各种配法，通过触类旁通，形成了现在的藏象学说。

3数是“洛书”9数的最小公约数。“洛书”的九宫，包括横看三排各三小格，竖看三排各三小格，是3数的滥觞。3数代表天、地、人，是天地人的数字缩影，所以《素问·六节藏象论》说：“其生五，其气三。” “河图”也有“其生五”，但是没有“其气三”，“其气三”是“洛书”特有的思想。所以在一定场合，3数可以代表“洛书”思想的出现。《易经》将“洛书”的3数与阴阳相结合，形成大男、中男、少男，大女、中女、少女。大、中、少是指阴阳的多少，这是《内经》、《难经》、《伤寒论》中的三阴三阳的原始面貌。三阴三阳是“洛书”3数与阴阳的结合。所以三阴三阳可以看做是“洛书”的二级模型，“洛书”与中医学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洛书”的二级模型三阴三阳上。

经络系统对三阴三阳的运用，是将上肢与下肢分别与三阴三阳相结合，形成手足三阴三阳，然后与脏腑相联系，形成十二经络系统。十二经络系统与脏腑系统二者的结合，是中医学对“洛书”模型与“河图”模型的联合运用。

其次，“洛书”与中医病理模式、九宫八风、灵龟八法和五运六气也有很重要的关系。

建立和运用数学模型，是现代科学研究行之有效的方法，它的重要性正如北京大学胡宁教授所说：“正是根据开普勒模型，牛顿才提出万有引力理论和作为力学基本原理的牛顿三定律。……虽然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有运动现象都服从牛顿力学规律，但人们却没有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这个规律，反而要通过日常生活之外的开普勒太阳系模型发现这个规律，这说明准确的模型对发展科学理论的重要性。”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也是这样，模型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过程中，由于历史的局限性，那时虽有人体解剖的大体认识，但是没有显微镜，还看不到人体组织的细微结构和细胞的病理变化。那时不可能建立细胞学、组织学、细胞病理学、分子病理学，也没有形成现代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更不可能用现代理、化、生的实验方法来研究医学。在当时的科技水平上，要想建立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聪明的先民，巧妙地绕过了细微分析和理、化、生实验研究的道路，采用模型方法，在世界上首先建立起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为中医经验技术的发展确立了系统的理论框架，达到了世界传统医学所未能达到的水平。可见，准确的模型与发展科学理论的关系，不仅现代重要，对于古代中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也至关重要。

由于学科专业的限制，我们对“河图”“洛书”的研究很肤浅，对处方学的研究也只是为了抛砖引玉，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同道斧正。王永福　吴秀惠2013.1第一章理解处方原理 弄清思维规律

尽管中医处方风格各异、变化无穷，但大家都遵守 “辨证论治”的原则。“辨证论治”是建立在中医理论基础上的有规律的诊疗方法，它不是对症治疗，也不是按病施治，而是在认识病名、病因、病理和证候的基础上，综合症情、体质、心理、时间、空间等因素进行诊疗。“辨证论治”强调人与环境一体，脏腑经络一体，病、因、脉、症一体，理、法、方、药一体，充分体现了中医学的整体观念。 “辨证论治”讲究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相应对待，重视因人、因时、因地、因病、因证而治法有异，充分体现了中医学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由于中医处方是在辨证论治理论体系指导下进行的，所以一张药方就是一次 “辨证论治”的结晶。这就表明处方原理就是 “辨证论治”原理，处方过程就是 “辨证论治”过程，临证处方的思维规律就是 “辨证论治”的思维规律。现以辨证论治的过程为纲，对中医处方原理和思维规律作一综述。第一节　四诊取证

临证处方的第一步，是运用望、闻、问、切四种诊断方法获取各种信息，为辨证提供素材，这一过程犹如审理案件的取证工作，所以叫做四诊取证。

四诊是在中医理论体系指导下的有目的的诊察活动，四诊取证内容很多，总的来说可分为病史 （问诊取得）和体征 （望诊、闻诊、切诊取得）两部分。四诊所获信息都有一定的辨证意义，即皆与病位、病邪、病性、病势相关，具体内容可参考中医诊断学书籍，这里不作一一论述。第二节　分科识病

柯韵伯说：“凡病，有名，有症 （证候），有机 （病机），有情 （症情）”（《伤寒论翼》）。柯氏之所以把 “名”放在第一位，是因为认识病名之后，根据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更便于认识疾病的证候和病机。所以前人指出：“欲治病者，必先识病之名”（徐灵胎 《疾病源流论》）。

病名是反映疾病全过程的总体特征和演变规律的疾病诊断概念，是证候诊断之前的第一级诊断。进行病名诊断，首先要了解疾病谱系，也就是要了解中医学是如何按科别、按系统对疾病进行归类的。掌握了疾病谱系，临证诊病就可按谱系逐级进行判断。

第一级判断是分科。也就是说，在诊断疾病病名的时候首先要确定患者患的是哪一科的疾病。按科归病，有内科病、妇科病、儿科病、外科病、骨伤科病、耳鼻喉科病、口齿科病、眼科病、皮肤科病等等。如果确定患者患的是内科病，那么第二级判断就要区分是外感病还是内伤病。如果第二级判断是外感病，第三级判断就要区分是伤寒 （狭义）还是温病。如果第三级判断是温病，第四级判断就要区分具体的温病病名，如风温、暑温、湿温等等。如果第二级判断不是外感病而是内伤杂病，那么第三级判断则要区分患者患的是哪一系统的疾病，是心系疾病？是肺系疾病？是肝胆系疾病？是脾胃肠系疾病？还是肾系疾病？如果第三级判断是心系疾病，那么第四级判断则要区分心系疾病的具体病名，如心悸、胸痹、心痛、不寐等等。找到了患者归属的疾病谱系级别之后进行病名诊断的主要方法便是进行病候类比。

病候指能诊断某种病名的特异症状和体征。病候有时是主症，如咳嗽、哮喘、泄泻、不寐等。有时是一组或几组症状与体征，如狐病的病候，主要由象征受害于狐与（侵蚀水稻上部苗叶的害虫）的一组体征组成，即外阴或肛门的溃疡加咽喉或口腔的溃疡，这些溃疡可以同时发生，也可以相继发生。再如百合病的病候由三组症征组成，第一组是如寒无寒，如热无热，饮食或有美时或有不闻香臭时，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等不定愁诉症状；第二组是常默默，如有神灵等神志症状；第三组是口苦，小便赤，其脉微数等反映阴虚内热的症状与体征。三组症征的综合便是百合病的病候。所以病候可以看做是某种病名的诊断标准或诊断要点。将患者的病候与疾病谱系的病候进行类比，如果相符便可以得出病名诊断的初步印象，但为了防止误诊，还须通过鉴别诊断来排除相似疾病。如胸痹心痛病，除了抓住典型的膻中部位疼痛并向肩臂或背部放射的特征之外，还须通过鉴别诊断排除假性心痛。如胁痛、胸痛、胃脘当心而痛、肋软骨疼痛等等。通过对照疾病谱系的逐级判断、病候类比和鉴别诊断就可以得出病名诊断。第三节　辨证求因“辨证求因，审因论治”是人们对辨证论治过程的一种简要概括。这里的 “因”字与证相对，是因果之因，当包括病因、病理两方面内容，不能理解为仅指病因而言。“辨证求因”就是在认识了疾病的病名之后，进一步去探求疾病的病因、病理。

病因指原始致病动因，中医学基于人与宇宙、人与社会的大环境来探讨致病因素，总的来看，有六淫、疫疠、七情、饮食、劳倦、外伤、虫兽伤等致病因素，此外还有来自先天的致病因素，如遗传因素、过敏体质等。病因可以通过问诊得知，也可以通过对时令气候、地理环境的观察和对社会环境及流行病学的调查而了解。了解病因可以消除或避免病因以防治疾病，同时也有助于辨别病邪。

病理是指疾病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内部机理，也可叫做病机。

远在古代，当人类还无法以微观分析和理化实验方法来认识疾病本质的时候，中医学采用什么方法来认识疾病的病理呢？与近代许多自然科学运用各种理论模型而取得成就的情况相似，中医病理学的形成与发展也采用了理论模型的方法，别称为六经的 《伤寒论》的三阴三阳，具有病位、病邪、病性和病势四种含义，四者结合，构成了中医学的完整病理认识。它可以用来判断和说明伤寒乃至杂病的病理本质，所以是一种用于揭示疾病本质的理论模式，可以叫做六经病理模式。根据张仲景所创病理模式的提示，任何疾病、任何证候的病理，都由病位、病邪、病性和病势四大病理因素构成。也就是说，人们只要认识了病证的病位、病邪、病性和病势，就可以得出具体的病理认识。

机体的某个或某些生理部位受到病邪的侵袭或自身功能失常，导致阴阳失调和气化障碍，便演变成病位。徐灵胎在 《医学源流论》中说：“凡致病必有因，而受病之处则各有部位……故邪之伤人，或在皮肉，或在筋骨，或在脏腑，或在经络，有相传者，有不相传者，有久而终不传者。”徐灵胎所说的病位很多，但皮肉筋骨及五官九窍均有经络所过，并与五脏相应，所以最主要的病位是脏腑经络。由脏腑经络病位又可衍化出六经病位、卫气营血病位、三焦病位。辨别病位是辨证求因的重要环节，如何分析和判断这些病位，可参脏腑经络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和六经辨证的内容。《医说·卷三》引 《三说本草》曰：“邪者，不正之因”，可见邪是相对于正而言的，可以说 “不正即是邪”。所以邪的范围相当广泛，可包括病因和病邪。病邪是指疾病过程中存在于机体内部的邪气，如风、寒、湿、燥、热、瘀、血、郁（滞）气、痰饮、水气、宿食、毒 （火毒、疫毒、瘤毒、疮毒、肿毒、虫毒、药毒）等。《医宗金鉴》说：“六气之邪，感人虽同，人受之而生病各异者何也？”盖以人之形有厚薄，气有盛衰，脏有寒热，所受之邪，每从其人之脏气而化，故生病各异也，或从虚化，或从实化，或从寒化，或从热化。可见存在于人体内部的病邪实为虚化、实化、寒化、热化后的病邪。所以中医学不是通过检验外入的生物性致病因子来认识病邪，而是分析一系列临床表现，结合病因来判断特定的病邪模型。这就是钱潢所说的 “受本难知，发则可辨，因发知受”（《伤寒溯源集》）。祛除病邪是消除病理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辨别病邪相当重要，如何分析和判断病邪，可参病因辨证的内容。

病性指证候的阴、阳、寒、热、虚、实属性，病性由阴阳失调所导致，也是邪正斗争的反应。阴阳失调状态，无非是阴阳的偏盛或偏衰，阳偏盛表现为实热证或叫阳实证，阴偏盛表现为实寒证或叫阴实证，阳偏衰表现为虚寒证或叫阳虚证，阴偏衰表现为虚热证或阴虚证。阴证阳证是以阴阳的属性来归纳证候，所以实热证、虚热证均可属阳证范畴，虚寒证、实寒证均可属阴证范畴。如何分析和判断病性可参八纲辨证内容。

病势指病证的邪正斗争形势和发展变化趋势。病势具有六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是邪正力量的对比。如正盛邪实则正邪力量相当，正盛邪衰则正气力量大于邪气，邪盛正衰则邪气力量大于正气。第二是疾病的发展变化趋势。如温病的卫气营血和三焦，伤寒的六经各有一定的发展变化趋势，杂病也有一定的发展变化规律，所以张仲景说：“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第三是疾病的深浅层次。以六经辨证为例，太阳主表，阳明主里，少阳主半表半里，三者层次深浅有所不同，即病势深浅不同。第四是升降出入趋势。如太阳蓄水证有水气上逆之势，治当利水以降其逆。少阳病存在着升降失常的病理，《伤寒论》名之曰 “邪高痛下”，故小柴胡汤用柴胡配半夏，一升一降，调其逆乱。第五是因势利导方向。由于邪气所在部位的不同，其外出途径不一样，所以有一定的因势利导的方向。如太阳表实证，表邪的出路是腠理，治当发汗解表；阳明腑实证，邪之出路是燥屎从下而泄，所以治当通腑泄热。第六是轻重缓急势态。如在太阳表证中，麻黄汤证、桂枝汤证与麻桂各半汤证、桂枝二麻黄一汤证的轻重程度有所不同，在阳明病大承气汤证与麻子仁丸证的缓急程度也有明显差异。《伤寒论》、《金匮要略》均有这样一条条文：“病，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体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这是一则表里同病的案例，由于里证为急，所以急当救里。经过救治，里证好转，表证则由缓转急，所以又要急当救表。这一案例说明，辨别病势的轻重缓急，不仅决定着处方用药的力度大小，而且也是决定复杂病情治疗次序的前提。

八纲辨证基本上概括了病位、病性、病邪、病势辨证的含义，如表里二纲具病位与病势的含义，阴阳寒热虚实具病性含义，同时与邪正斗争形势有关，所以在中医学中称之为辨证总纲。寇宗奭、张三锡、程仲龄等医家提出八纲之名，实本于对张仲景所创病理模型的认识。

辨证的目的是想方设法来认识引起疾病的病因和四大病理因素所构成的病理，从而祛除病因，消除病理。所以辨证方法虽然很多，而其原理则不外是对病因病理的识别。为避免重复起见，本节着重阐述 “辨证求因”的原理，具体的辨证方法可参本书第三章 “拓宽辨证方法，开阔处方思路”中对辨证方法的论述。

辨证论治的 “证”字，有人认为指证据，也有人认为指证候。如果同意 “辨证求因，审因论治”是对辨证论治过程的简要概括，那么辨证的 “证”字显然是指证据了，所以四诊取证就是为探求病因病理提供证据。那么是否承认辨证的证字是证据，就可以丢掉辨证论治中的证候概念呢？回答是否定的。证候是重要的中医临床术语，在进行 “辨证论治”的时候，不仅不能丢掉证候概念，还应进一步弄清证候与病名的关系。

证候是与症状有联系而又有本质区别的两个临床概念，广义的症状包括患者的自觉症和医者检查所见的他觉症。现代医学称自觉症为症状，称他觉症为体征，所以近代中医文献越来越倾向于把广义的症状叫做症征。症征不包含病理认识，故又叫证象或症象。医者运用 “四诊”获取一系列症征，经过分析、综合、判断，认识了病理，这一系列症征就升华为证候。所以症征是对疾病的感性认识，证候是对疾病的理性认识。陶节庵说：“夫证之一字，有明证、见证、对证之义……盖有于中必形诸外，如肝有病则目不能视，心有病则舌不能言，以此言之，则证之含义亦亲切矣。”（《伤寒六书·伤寒琐言》）从有诸内必形诸外的对证角度认识证候，可以认为证候就是认识了病理的系列症征。这种看法可用公式表示：证候=系列症征+病理。由此可见，证候概念的内涵是病理认识，外延是相应的一系列临床症征，然而认识证候的目的是为了得到病理认识，所以病理认识应该代表证候概念的主流，正因如此，证候可以作为中医学的一种诊断概念，证候诊断可以用证候的名称来表示，也可以用证候的病理来表示。中医诊断学书籍辨证部分所述证候都是典型证候，有一定的名称，如脾肾阳虚证、风寒犯肺证等，而临床所见具体患者的证候，有的典型，有的不典型，所以其辨证结果一般只用病理术语表示即可，不一定要给证候命名，如在医案中可写 “证属水饮犯肺凌心，肾虚不能纳气”，或只写 “风寒犯肺，肺失宣降”。在门诊或住院病例下诊断时可写痰饮 （水饮犯肺凌心，肾虚不能纳气），感冒 （风寒犯肺，肺失宣降）。

证候与疾病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疾病有一定的分科归类，有一定的病候表现，有一定的发生发展规律，而证候则是疾病某一阶段的临床表现，所以叶天士说 “盖病有见证，有变证，有转证，必灼见其初经转变，胸有成竹，而后施之以方。”（《清史稿》）疾病的病候是因病而异，而疾病的证候除了因病而异、因阶段而异之外，还有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的一面。所以一个疾病，只有一种病候，但却可以有许多个证候。因此疾病好比一条大河，整个流程弯弯曲曲，深浅宽窄不一，证候好比大河的某一河段，有一定的深度和宽度，有一定的流量和水速。疾病又好比一座森林，包含了许多树木，证候则犹如其中一棵树木，只是森林的一员。临床诊病既不能只见树木或河段 （证候），而不见森林或大河 （疾病），也不能只见森林或大河 （疾病），而不见树木或河段 （证候）。为什么这样说？前者如哮喘病有肝肾阴虚证，眩晕病也有肝肾阴虚证，如果仅诊为肝肾阴虚，就不能反映病名的特异性，治疗不能因病而异。后者如哮喘病有肝肾阴虚证，还有肾阳不足证，如仅诊为哮喘病，就不能反映证候的性质。治疗不能因证而异。病名是第一级诊断，证候是疾病之下的第二级诊断，完整的中医诊断应该是一级诊断与二级诊断的结合。

从以上所述证候的概念来看，它是 “辨证”的结果，那么“辨证论治”的证字，究竟是从辨证之始来认识，还是从辨证的结果来认识呢？这是一个正待规范的问题。“辨证论治”之始，为了 “求因”，证字可视为证据的证，辨证结束，认识了病理，形成证候概念，则可以把证字看成是证候的证，两种说法均有道理，即使在古代文献中也难找到一致的意见。如果认为 “辨证论治”一语导源于 《伤寒论》的 “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证字当指证候。因为通过对一系列临床症征的诊察，认识了病理 （知犯何逆），便形成了证候概念，“随证治之”的证自然是证候的证了。如果认为 “辨证论治”导源于“辨证施治”，这就要找一找最早的 “辨证施治”概念。据目前查到的文献来看，“辨证施治”四字最早由明代医家周慎斋提出，《慎斋遗书》中有一篇以 “辨证施治”为题的短文，该文的中心思想是：“若见一证即医一证，必然有失，唯见一证而能求其证之所以然，则本可识矣……本必有因，或因寒热，或因食气，或因虚实，或兼时令之旺衰，故治寒者温，热者清之，食者消之，气者通之，实者平之，虚者补之，再兼时令之味而病已矣。”可见周慎斋提出 “辨证施治”一词的时候，证的含义当属 “证据”的范围。总之，如何规范 “辨证论治”一语中证字的含义，可以认为，在认识病理之前，“证”字是证据的含义，认识了病理之后，“证”字是证候的含义。第四节　构思治案

疾病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有一定的发生发展规律，所以临证治病，必须根据疾病的发展与转归规律，确定治疗步骤和各种有效疗法的配合实施，这就决定了 “论治”之始，必须先构思和制定治疗方案。如病房收治一名溃疡病合并上消化道出血的患者，属中医血证、胃脘痛的范围，辨其证为脾胃虚寒，血不归经，治疗首当摄血，血止之后，应予健脾益气温胃治疗。摄血方法很多，可以辨证选用汤药止血，可以口服中成药止血，也可通过胃镜局部给中药止血，总宜根据医院条件选用。摄血治疗期间，必须短期禁食或给流质饮食，血止之后宜吃易消化食物。此外还可以配合食疗、气功、针灸等治疗措施，以期发挥病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多途径调控的优势，使病员早日康复。再如冬季病房收一肺心病人，咳嗽，咯大量泡沫痰，气喘，不能平卧，动则喘甚，心悸，怯寒，口唇紫绀，下肢浮肿，按之凹陷，脉滑数，尺部无力，苔白腻，舌质淡边有齿痕，舌下青筋暴露。中医辨病属痰饮、咳喘范围，辨证为水饮射肺凌心，肾不纳气。第一步治疗当以化饮利水、宁心化瘀为主，兼以温肾纳气，待咳喘肢肿好转，逐步转为益肾健脾，扶正化饮。至夏季病情缓解，可行补肾治疗，并于三伏天外贴消喘膏，以预防或减轻发作。

以上案例说明，治疗疾病不能见现证就马上立法处方，而应从疾病和病人的全局出发，制定治疗方案，这样才能主动地、有计划地战胜疾病。当然，在实施方案的过程中，遇到病情变化或者考虑不周，重新制定或修改方案也是常有的事，有时甚至要根据多次的治疗反馈，才能使方案在执行中逐步完善。尽管方案可以改变，但制定治疗方案则是首次治疗之前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在疑难杂病的治疗方案中，有时还包含着治疗策略的运用，这部分内容详见本书机灵活泼的处方思路中的借鉴兵法定略导方部分。第五节　确立治法

根据先立法后处方的原则，制定治疗方案之后，就要确立现行治疗步骤的具体治法。

怎样立法？主要是针对病理立法。对于原始致病动因来说，可采用改善环境、怡情悦志的方法消除，一般不用药物治疗。在需要用药物来消除病因的影响时，也是针对与病因相关联的病理立法 （如七情对人体的影响与五脏功能失调相关，消除七情的影响就要调整受影响的脏腑功能）。病理由病位、病邪、病性、病势四大病理因素构成，针对病理立法就是针对四大病理因素立法。如脾肾 （病位）阳虚 （病性）水湿 （病邪）泛滥，当治以温补 （对病性）脾肾 （对病位），化湿利水 （对病邪）；肝肾 （病位）阴虚 （病性），肝阳 （病邪）上亢，当治以滋养肾（对病位）阴 （对病性），平肝 （对病位）潜阳 （对病邪）；热 （病邪）入血分 （病位），迫血妄行 （病势），治当清热解毒 （对病邪），凉 （对病性）血 （对病位）散血 （对病邪）。

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简称为治则，构思治案和审因立法必须遵循治则。

中医学的治则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其内容很多，总括起来有治未病原则 （包括预防疾病和防止传变两方面内容），治病求本原则 （本指病理，所以包括和调阴阳、扶正祛邪、畅通气化、补虚泻实、因势利导、恢复脏腑功能和协调脏腑关系等针对基本病理的治则），三因制宜原则和标本分合原则等，其中标本分合原则与构思治案和立法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在构思治案和审因立法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治疗中的矛盾问题，如邪盛正虚同时存在，是先祛邪后扶正，还是先扶正后祛邪，还是扶正祛邪并施？新病与旧病同时存在，是先治新病，还是先治旧病，还是新旧同治？表里同病，是先里后表，还是先表后里，还是表里同治？要解决这些矛盾就必须依据标本分合原则。

标与本代表着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如邪正、新旧、表里、主次等等。前人对解决标本矛盾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条是 《素问·标本病传论》提出的 “谨察间甚，以意调之，间者并行，甚者独行。”另一条是 《顾松园医镜·论治大纲》总结的：“标急者先治其标，本急者先治其本。”第一条原则是分析矛盾双方的轻重程度而区别对待。两个疾病或两个证候同时存在，二者病情轻重相当谓之 “间”，二者轻重不等，其重者谓之 “甚”。“间者并行”是指二者轻重相当，宜同时治疗；“甚者独行”是指二者轻重不等，治疗应有先后。第二条原则是分析标本双方的缓急程度，先治急者。 《内经》所说“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亦是运用这条治则的一种举例，就是说在标证为急、本证为缓的情况下，可以先治标证，后治本证；但是如果本证为急、标证为缓，那就要先治本证了。所以 《内经》的这句话不能作为基本原则看待，基本原则应该是“标急者先治其标，本急者先治其本”。总之，上述两条原则旨在说明在治疗过程中遇到轻重、缓急的矛盾时，应该采取 “间者并行”、“甚者独行”和 “急者先治”的原则处理矛盾。如在胃脘痛的基础上出现血证，以血证为急，宜先治血证。再如胸痹心痛的患者突然出现亡阳虚脱，应如何治疗？分析标本矛盾，心痛为标，虚脱为本，由于本急于标，故应急当治本，先回阳固脱。

如何处理虚实并存的矛盾？张景岳提出：“微虚微实者，亦治其实，可一扫而除也；甚虚甚实者，所畏在虚，但固守根本，以先为己之不可胜，则邪无不退也；二虚一实者，兼其实开其一面也；二实一虚者，兼其虚，防生不测也。”（《类经》）这段文字说明，微虚微实当以实为急，急治其实，一扫而除。甚虚甚实当以虚为急重，先治其虚。只要不是甚虚甚实或微虚微实，无论是二虚一实还是二实一虚，均要予以兼顾。

对于虚实并见的治疗，丹波元简还提出应注意是由实生虚还是由虚生实，由实生虚者，当念念不忘治实，由虚生实者，当念念不忘治虚，万万不能仅治其虚或仅治其实，这样不仅治之无效，反会加剧病情，所以他在 《药治通义》中说：“有人于此焉，脾气亏损，或久吐，或久利，中气不行，驯至腹满溺闭，此自虚而生实也，至其极满，则姑治其标，主以疏导，然不以扶阳为念，则土崩可待也；又有人焉，肾阴不足，下亏上盈，或潮热心烦，或血溢痰涌，亦自虚生实也，至其火亢，则姑治其标，专主清凉，然不以润养为念，则真元竭绝矣。有人于此焉，肠澼赤滞，腹满后重，如其失下，则病积依然，而津液日泄，羸劣日加，此自实而生虚也。治法姑从扶阴，然不以磨积为先者，则邪胜其正，立见危殆；又有人焉，肝气壅实，妄言妄怒，既而脾气受制，饮食减损，日就萎顿，亦是实生虚者也，治法或姑从补中，然不兼以清膈，则必格拒不纳矣。”第六节　组方定剂

经过辨证分析，制定治疗方案，确定具体治法之后，就要选择药物，斟酌用量，构组药方，确定制剂。组方定剂就是指这一过程而言，它包括处方与定剂两项内容，同时还包含一些相关的医嘱，如交代煎服法、忌口等。组方定剂是临证处方的最后一个阶段，直接决定着辨证论治的成效。组方的基本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方法是自组方，这种方法是针对辨证结果，确定具体治法，然后针对治法选择药物，确定剂量，组成自己的方剂。如 《谦斋医学讲稿》曾举过这样一个病例，患者恶寒、喉痒、咳嗽、痰多稀白，脉象浮滑，舌苔白腻，诊断为风寒咳嗽，肺气宣化失职，针对病机病症，可按下述 “公式”，选药组方：自组方=针对病理+兼顾症状。

第二种方法是选用成方加减，此法一般适用于比较典型的证候，如心脾两虚证可选归脾汤，胃寒型胃脘痛可选良附丸。因患者的证候不可能完全典型，所以选用成方还须进行加减。此外，也可先确立适用于该证的治疗大法，然后依据治疗大法选用合适的成方。如患者为外感风热证，治当辛凉解表，则可据情选用桑菊饮或银翘散。

由于临证处方要考虑到病、证、症、因、天、地、时、人，又要考虑不同制剂及不同煎服法的不同作用，并要求达到全面照顾与重点突出的辩证统一，所以仅仅掌握基本处方法是不够的，还须了解在两种基本组方法基础上所衍化出来的各种处方方法，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可参本书第三部分 “拓宽辨证方法，开阔处方思路”。但是，无论采用什么思路处方，都必须掌握方剂学的组方原理。

方剂学是研究药物配伍和临床病证相互关系的学问，如以“用药如用兵”作比喻，病证好比敌人，治则好比战略，治法好比战术，组方则犹如在战略战术指导下的用兵布阵，希望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小的代价战胜敌人。所以组方好比运筹帷幄之中，治病好比决胜千里之外，研究药物配伍与临床病证相互关系的目的，就是要达到组方与治病的统一。而临证处方的要求与方剂学的组方配伍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所以张景岳强调：“必善于知方，斯可以执方。”

用方治病与用药治病的不同，就在于善于配伍，所以用方是用药的提高和发展，就要善于掌握配伍规律，掌握了配伍规律，便可根据治疗需要，操纵药物群体，发挥综合效益。正如徐灵胎所说：“操纵之法，有大权矣，此方之妙也。”

配伍的目的，一是增强单味药的主治作用。如麻黄配桂枝，可增强发汗解表作用；黄芪配党参，可增强补气作用；大黄配芒硝，可增强通下作用。二是使单味药的治疗作用更具针对性。如芍药配甘草主治腹痛，五味子配干姜主治寒性咳嗽，桂枝配甘草主治阳虚心悸欲按。三是获得单味药所达不到的新作用。如黄连配干姜可发挥辛开苦泄的作用，黄连配肉桂可起交通心肾的作用。四是消除副作用。如槟榔配常山可以消除常山致呕的副作用。五是抑制一种作用，发挥另一种作用。如丹波元简论述抑性存用及抑用存性时说：“大青龙汤，则麻黄得石膏之寒，专存外发之用，石膏得麻、桂之发以达肌腠，故相借凉散表热，是麻、桂取用，石膏取性也。大黄附子汤，则大黄得附子、细辛但存荡涤之用，相借以逐寒实，是附子、细辛取性，而大黄取用。”六是为了全面照顾病证。如上述 《谦斋医学讲稿》之自组方案例，其方药既针对病理因素，又兼顾消除症状，只有通过组方配伍，才能达到如此复杂的目的。徐灵胎说得好：“制方以调剂之，或用以专攻，或用以兼治，或以相辅者，或相反者，或相同者，或相制者，故方既成，能使药各全其性，亦能使药各失其性。”许多方剂的拆方、合方试验证实，药物通过配伍，确实能起到增益除害的作用。如在原发性小肠缺血损伤的肠系膜动脉闭塞性休克和继发性小肠缺血损伤的晚期失血性休克的家兔模型上，四逆汤具有显著的抗休克作用，单用附子虽显示一定强心作用 （其有效成分为去甲乌药碱，可兴奋β受体，具有异丙肾上腺素样作用），但可导致异位心律，单味甘草虽不能增强心肌收缩幅度，但有升压效应，单味干姜未能显示任何有意义的生理效应，而三药复方的强心升压效果，均优于各单味药组，且能减慢窦性心率，避免单味附子所产生的心律失常。

配伍的类型大致有三种。第一是对药配伍类型。它是两味药之间发生关系，又叫 “药对”。对药配伍有相须配伍、相使配伍、相畏配伍、相杀配伍、相反配伍、相恶配伍和相反相成配伍等方式，其中有追求的，也有要避免的，现分述如下：

相须配伍：指两种主要功效类似的药物，通过配伍能增强其原有的功效。如石膏配知母能增强清热泻火的功效，大黄配芒硝能增强攻下泻热的功效。

相使配伍：指功效上有共性而分类并不相同的两种药物配伍，一种为主选药，一种为辅助药，通过配伍可以提高主选药所要达到的功效。如大黄能提高黄芩清肺热的功效，茯苓能提高黄芪利水的功效。古代文献所列具有相使关系的药物以异类药为多，具有相须关系的药物以同类药为多，所以现代可以这样规范相使与相须的区别，即前者为具有一定共性的异类药物配伍，后者为功效相同的同类药物配伍，两种配伍的目的均为增强疗效。

相畏、相杀配伍：第一种药物的毒性或副作用能被第二种药物减轻或消除，可以说成是第一种药物畏第二种药物，或第二种药物杀第一种药物之毒。如生半夏的毒性能被生姜减轻或消除，可以说生半夏畏生姜，或生姜杀生半夏之毒。

相恶配伍：两种药物合用，一种药物可以降低甚至消除另一种药物的功效叫相恶。如莱菔子能削弱人参的补气作用，叫人参恶莱菔子。

相反配伍：指两种药物合用，能产生毒性反应或副作用，为了临证时避免这种配伍，金元时期曾提出 “十八反”、“十九畏”两类配伍禁忌，一直沿用至今。“十八反”是甘草反甘遂、大戟、海藻、芫花，乌头反贝母、瓜蒌、半夏、白蔹、白及，藜芦反人参、沙参、丹参、元参、细辛、芍药。“十九畏”是硫黄畏朴硝，水银畏砒霜，狼毒畏密陀僧，巴豆畏牵牛，丁香畏郁金，川乌、草乌畏犀角，牙硝畏三棱，官桂畏石脂，人参畏五灵脂。目前尽管对 “十八反”、“十九畏”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毕竟存在着一些趋于肯定的试验。如半夏与附子合用可使小鼠心电图出现心肌缺血性改变；半夏与炙川乌合用可发生程度不等的传导阻滞；人参与藜芦合用，人参的适应原样作用消失，且毒性增强。所以若无充分根据和应用经验，仍须避免盲目配合应用。除 “十八反”、“十九畏”之外，现代发现的一些配伍禁忌也应避免，如生物碱能与鞣质发生沉淀反应，一些含生物碱的中药，如黄连、黄柏、三颗针、功劳叶等应尽量避免与含有鞣质的五倍子、地榆等中药配伍，否则可使水煎液中的生物碱含量降低而影响疗效。

相反相成配伍：是有目的地运用两种性质相反的药物以获取单味药所达不到的新功效。如白术 （补）配枳实 （消）可健脾消痞，桔梗 （升）配枳实 （降）可升降气机。

临床对证处方应注意运用相须、相使配伍和相反相成配伍，避免相恶、相反配伍，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配伍。

第二是法间配伍类型。是指一种治法与另一种治法之间产生协同关系的配伍方式。由于人体阴阳互根，气血相依，脏腑相关，表里通连，邪正虚实互相影响，临证考虑诸如此类关系的时候，就产生了法间配伍。古方中存在着不少法间配伍的范例，如 《伤寒论》的大承气汤，大黄、芒硝与枳实、厚朴同用，是泻热通便法与行气散结法的法间配伍；程钟龄制加味香苏散，除用散风解表药外，还配伍香附、陈皮、川芎调和气血以助解表；张景岳制左归丸与右归丸是基于阴阳互根理论的法间配伍，所以他说：“善补阳者，必阴中求阳，阳得阴助，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阳中求阴，阴得阳生，其源不衰”；正因为养血活血药能提高祛风药的疗效，所以有 “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之说；由于通阳法可增强利水药的功效，所以又有 “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之说，说明临床家很重视法间配伍。

第三是君臣佐使配伍类型。君臣佐使配伍是一种以君药为“主角”的处方思路，其目的是为了使方剂与病证相对应，更好地发挥药物的群体效应和全面调整作用。由于君臣佐使反映等级观念，所以君臣佐使配伍是四级配伍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君药是首选的第一级药物，臣药是次选的第二级药物。但君与臣之间或君臣与佐之间、君臣与使之间的关系，仍不出对药配伍的几种关系，如麻黄汤，麻黄为君，桂枝为臣，杏仁为佐，甘草为使，麻黄与桂枝是相须配伍 （发汗解表），麻黄与杏仁是相使配伍 （宣通肺气），麻黄与甘草及桂枝与甘草也是相使关系 （辛甘发散）。所以成无己说：“制方之妙，的与病相对……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择其相须相使，制其相畏相恶，去其相反相杀，君臣有序而方道备矣。”

上述成无己对君臣佐使的解释来自 《素问·至真要大论》。此外张元素又提出：“力大者为君”，李东垣提出：“主病之为君，兼见何病，则以佐使药分治之”，“君药分量最多，臣药次之，佐使药又次之”。何柏斋在 《医学管见》中提出：“大抵药之治病，各有所主，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相助而相反者佐也，引经及引治病之药至于病所者，使也。”综合各家的君臣佐使概念，则君药是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一般来说，君药剂量较大，其力量也大。臣药是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作用的药物。君药与臣药的关系，一般是相须或相使关系。此外，在复杂病证中针对次病或次证的药物也叫臣药。这种情况下往往有两种臣药，一种是针对主病的，另一种是针对次病次证的臣药。如以香连丸作汤剂治疗痢疾，患者兼有咽痛而加甘桔汤，此时黄连为君，木香为臣，桔梗亦为臣，甘草调和诸药同时辅助桔梗治咽痛。佐药有三种意义：一是佐助药，亦叫正佐药，它与臣药相比，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辅助君药的药物。如麻黄汤中之杏仁，与桂枝的辅助角度不同，它不是助麻黄发汗，而是助麻黄宣化肺气以止咳平喘，所以视为佐药。二是佐制药，它是用以消除或减轻君臣药毒性或制约其峻烈作用的药物。如十枣汤以大枣配甘遂、芫花、大戟，可以缓和这些药的峻烈作用。三是反佐药，它是防止君臣药性过猛的反性药，如恐附子温阳作用过猛，可配小量黄连以反佐之。反佐药有时也可起到相反相成的作用，如姜汁炒黄连既可制黄连苦寒之性，又可增强止呕效果。使药有三种意义：一是引导药，二是引经药，三是调和药。引导药是指引导消除病症的药物，又叫药引。如 《医学阶梯》提出了许多引导药，可供临证参考：“汤之有引，如舟之有楫。古人用汤，必须置引。如仲景桂枝汤，生姜三两、大枣十二枚，与药等分同用，良取汗。又如东垣补中益气汤，亦用姜、枣，并无发汗之说，乃姜、枣少用而力薄，故不致渍形以为汗也。即此两物，类推药引，不可不考。古今汤方莫尽，药引无穷，临机取用，各有所宜。如发表用鲜姜，温中用炮姜，解胀用姜皮，消痰用姜汁，调营益卫用大枣，泻火疏风用红枣；补气益肺用龙眼，泻火安神用灯心，表皮用葱叶，表肌用葱白，表里用葱茎，健脾用湖莲，止痢用石莲，治风用桑叶，治湿用桑枝，固肾用莲蕊，涩精用莲须，保胎用陈苎根，安胎用鲜苎根，抑脾用青荷叶，疏土用枯荷梗，补心用新小麦，止汗用浮小麦，清热解烦用青竹叶，利水泻火用淡竹叶，消瘀通经用赤糖，止痛温中用饴糖，安中益脾用陈壁土，止呕和胃用新黄土，消瘀用藕节，止血用侧柏叶，止呃用柿蒂，凉大肠用柿霜，消热痰用竹沥，泻实火用竹茹，导虚火用童便，益真阴用秋石，延年祛病用松黄、松脂，祛风舒筋用黄松节，定喘用白葵花，疗痢用赤白扁豆花，壮阳用胡桃、蜀椒，暖子宫用艾叶，虚烦用粳米，热渴用芦根，止消用兰叶，定嗽用梨汁，止血用京墨，疗崩用陈棕，治肠风用石榴皮，治红痢用红曲，治白痢用煨姜，治赤白带用韭子、白果，止呕定嗽用枇杷叶，止鼻衄用白茅花，行瘀用百草霜，达生用黄杨脑，探吐用瓜蒂，速产用弩牙，下噎用杵糠，定喘用铅汞，疗黄用铁屎 （屑），镇心用辰砂，辟邪用雄黄，润肠用松子仁，治疝用荔、橘核，催浆用笋尖、樱桃萼，拔毒用蒲公英，通乳用通草，发麻用紫背浮萍，治心烦不眠用鸡子黄。药引多端，指难遍屈，今以常用之引聊录数则，举一反三，其唯良之乎！”引经药是指引入脏腑经络病位的药物，又叫引经报使药。金元张元素 《珍珠囊》首先提出此说，其后张氏弟子李杲继之有 “用药法象”之撰述，东垣弟子王好古 《汤液本草》亦继而论之，明初丹溪弟子徐彦纯撰 《本草发挥》三卷，此说尤多阐发，其后 《本草纲目》、《本草经疏》、《医宗必读》引征此说，清末姚澜 《本草分经审治》推论尤为详尽。调和药可以使方中诸药协调，发挥整体治疗作用，如许多方剂中常用甘草来调和诸药。

以上三种配伍类型可结合六种配伍目的参合而用，临证处方包含组方与定剂两项内容，所以在药物配伍组成药方的同时，还必须研究适合病情需要的剂型，才能更好地符合治疗要求和发挥药效。

一般来说，汤剂吸收较快，凡针对现证随时组方者，以选用汤剂为多。选用汤剂又便于复诊时随时调换药味而调整药方。某些用汤剂治疗的慢性病患者，经过不断调整摸索出疗效稳定的汤方之后，有时可改制成丸剂以巩固疗效。茶剂 （含袋泡茶）、糖浆剂和冲剂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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