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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27 05: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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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诺曼·莱布雷希特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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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之歌

名字之歌试读:

版权信息

书名:名字之歌

作者:【英】诺曼·莱布雷希特

译者:赵舒静 杜筱雪

责任编辑:张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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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第一部小说时,我已年过半百。人人都说这把年纪是老了点。当这本书获得大名鼎鼎的“惠特布莱德新作奖”(现在叫“柯斯塔文学新作奖”),他们又这么说,还是在报刊新闻里。有些评论尖刻得很。年轻可爱的《卫报》记者对我嗤之以鼻,“皱皱巴巴的老记者,毛衣不成样子,胡子毫无卖点。”

我不爽了?一点都没。创作发表原创故事给全世界看,这种幸福感远超学院派不足挂齿的嫉恨。我为我的年纪自豪。我年老,是因为我蓄势待发。我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创作小说,但我一直明白时机未到。写下十二部非小说后,我才觉得是时候看看我的想象是否值得与大众分享了。一旦开始,我就停不下来了。

有次我住在利物浦,旅馆不舒服,我夜不能寐,《名字之歌》就在那晚闪过我的脑际。那夜正逢科威特战争结束,我第二天要从曼彻斯特飞往洛杉矶——我这辈子从没飞那么远过。世道要变,却又有如时光回溯。

回溯到多远呢?回溯到以往的时代,我的时代之前的时代,我最了解的时代。故事就这么来了。

我生于1948年7月,二战的喧嚣已过。母亲在1950年突然离世,三个姐姐将我拉扯成人。她们经历了二战、伦敦被炸,体味了与身处法国纳粹占领区的家人断了音信的那种极度担忧。纵然是个惶恐失落、物资匮乏的时代,儿时的我却明白,死亡的近在咫尺、每个活着的日与夜的真切,都是我再渴望也体会不了的。我来晚了,都错过了。

我觉得受了冷落,这个故事便源于我的执念:两个少年生活在二战时的伦敦,一个是音乐天才,一个是策划好手。轰炸前后的伦敦街道,我想象得出,因为那是往昔的世界,充斥我想象的世界。

两个少年关系亲密,手足情深。我在孤独中长大,大人忙活上班和结婚这类重要事情的时候,我只能自己找乐子。我会站在园子里的椅子上,自导自演。扮演别人,扮演许多其他角色,比扮演儿时苦闷的自己更有趣味。虚构比熟悉的现实更让我愉快。

投身小说创作的风险在于,我或会失去安身之所,无处可藏。但结果并无风险。小说中的人物有不同于我的他们自己的性格,我创造了他们,却无法控制他们的互动。这部小说是一列失控的火车,有它自己的意志和动力。一旦放开刹车,作为驾驶员的作者只能手足无措地冲下山坡:除了紧抓方向盘,尽量避开障碍物和幼童,什么也做不了。

这是种兴奋莫名的感觉,从那之后我便停不下笔。偶然在十年后再次翻开《名字之歌》,我竟有种不知作者为何人的错觉。岁月荏苒,快得叫人害怕。这部小说捉住了时光中的一瞬,它定了格,永远闪着光。诺曼·莱布雷希特致比阿特丽斯米丽安波林1 休息时间

身穿双排扣外套,在周一早晨入城的人潮中逆行,让我觉得特别不合时宜。所有的上班族都在往城里涌,我却自讨苦吃地非要往外去。此外,我似乎是这短兵相接的前线阵地上唯一一个穿着体面的人。时代变了,斜纹棉布衫也能穿着去工作了。

或者说是他们所谓的工作。坐在闪烁的屏幕前搜索收集数据,何来的追逐渴求之喜、一击必杀之悦、征服占领之吻?数字化了的所谓的工作中,没有浪漫情怀,没有殊死搏斗。它是虚拟的追求,没有真正的善恶。我的工作却是和人打交道的,所以说差不多过时了。

别来盘问我此行的目的。战争期间,铁路的招贴板上总写着烦人的问题:“您真的有必要旅行吗?”没,还没到让审计员相信的程度——看到微乎其微的那点回报,他们会狠狠地削减我的经费开销。也没法让茉特尔满意,她会疑惑地抬起眉毛,记下我欠她一笔感情债。说实话,我要去的地方既没有一桶金子,也没有足够的利润来引起周日卖鞋人的兴趣——当然,我对会计可不会这么说(“我得了解消费趋势”),也不会把实话告诉茉特尔(“手头紧张的时候,去会会老面孔很重要。”)关键在于,我知道自己的目的,对自己不用找借口。有了逃避,或者说幻想逃避,我才能活着,我的公司才能勉强不负债。

生存的本能驱使我穿过尤斯顿的人潮,来到903城际快车上预留的一等座。我的心跳得不是一般的快,我荒唐地期待冒险。说荒唐,是因为之前的旅行经历无疑证明了这一点:对冒险的任何期待还没萌发出来就胎死腹中了,因为我天生保守拘谨,又是个完美主义者——在我不会太遥远的葬礼上,这些品质肯定会被提及,不光如此,敬爱的逝者还是一名音乐专家,有犀利的幽默感和低调的慈善心。

无论怎么说,“冒险”这个词都和我的天性格格不入,我的身体状况也不适合冒险。动脉脂肪沉积和对导管手术的恐惧对我的行动造成了严重的制约。健身俱乐部的游泳池,我只能游三个来回;电动脚踏车,我只能骑半英里;要竭力避免兴奋状态;夫妻生活罕有,有也得像豪猪一样谨慎。“照顾好你自己”是和茉特尔分别时她说的话,为了她,我会努力。虽然婚姻的激情不复存在,这一点我至少还是做得到的。

不过,就连这颗鼓噪作响、还没搭桥的衰老心脏,也会因为幻想离别而澎湃起来。登上火车,在无谓的期待中,我的脉搏加速了百分之十。我气喘吁吁地朝前望去,似曾相识的感觉让我觉得很踏实。就好像在周六晚上看电视里的足球赛集锦,可你其实已经在电台里知道了比赛结果。你也许能从这个节目中看到表现和技巧层面的闪光点,可但凡提前知道了确切的结果,紧张感就会荡然无存。

坐在舒适豪华、装饰派风格的扶椅里看过时的球赛,我能受的刺激不能超过这个限度——对于我这个被培养出来干大事的人而言,还真是又悲哀又失落的境遇。从幕后推手变成了观众,从大舞台的侧翼到了高扶手的观众椅,真是悲哀。不过,也不是全无好处。退居二线后,我在做小生意的圈子里被戴上了“永远的智者”的光环。

一生的小心谨慎终有回报。我的别墅带室内温水泳池;我在缺德的索价过高的瑞士度假酒店享受冬夏;我的养老金安排结构合理,足(1)够我舒舒服服地过上三辈子。先知以赛亚说:“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所以我们把它当作宗族的励志名言。世上还有比钞票轻轻的沙沙声更让人心安气定的东西吗?(2)(3)

在“扶轮社”和“圣约之子会”,你看不出我和其他会员有什么区别。我喜欢的就是这点;据我所知,其他的弟兄们既没有资质过人的,也没有先天不足的。忘了我说过这种话吧,因为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被问及过得如何时,我的父亲会说:“没啥抱怨。”我也一样。普通日子是我的极乐世界。唯有心中,内心深处,在无可弥补的失落的心结之处,我才感到需要作一次“不必要的”旅行,免得我想得越多就越钻牛角尖,也免得我遗传来的动脉硬化日趋严重。

如果说铁路大多数情况下的服务对象是我这样的人——永远失魂落魄、魂不附体的家伙们,我可不会觉得惊讶。我能看到发展部的主任在董事会议上一拍脑袋就想出来个主意。“我们为什么不增开周一早上去荒郊野岭的班次呢?”他轻松地提议。“肯定有数不清死沉的废品、烟头和不知在等什么、急着想离开的人。”

在靠窗的位子坐定,我取出两片药,一片是知名品牌的镇静剂,一片是温和的缓释剂,然后闭上眼做十分钟的“瑜伽式冥想”。我在哈利街的健康顾问(是心脏病专家,不是做自然疗法的那个)建议我每天锻炼,避免情绪激动。我向来对自己负责,所以我谨慎饮食,还随身携带肾脏捐献的卡片。如果我瞧见窈窕佳人或警察捉贼,我就把头扭开。在米其林星级餐馆里,我只点清蒸鱼。我朋友众多,但近些日子没有情人;我说不清有哪些爱好,但并不热衷于驾车。

我的生活伴侣茉特尔有她自己的生活。她骨架大、胃口好,并不热心公益,却能代表市里打桥牌。桥牌是她三十多岁时学会的,是生完孩子以后的事了。在这项娱乐中,她的超强记忆和过人天资有了舞台。茉特尔能记得我们参加过的吃炸鸡排的所有婚宴的座位安排、女王加冕礼的仪式顺序、元素周期表的通用符号,还能记得让英格兰队首次在主场失利(3:6)的匈牙利队的全体阵容——就是前面提到的女王加冕礼的那年,也是我们结婚的那年。我不止一次地力劝,让她用惊人的记忆力做点更有价值的事,而不是对着一叠纸牌。不过,茉特尔不大受得了为忍饥挨饿之人和无家可归之人提供免费午餐的女士。

我们的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成家,是私立教育和美满婚姻的成功典范。一个是伦敦肯辛顿的产科医生,老婆年轻貌美;另一个是诽谤罪律师,老婆贤良淑德。吃饭时,我宁可听律师低级趣味的闲言碎语,也不想听堕胎医生的伪善之辞。周五晚上,我们围桌吃饭,被要命的多元饱和脂肪撑得呻吟不止,假装家庭和睦,其乐融融。我老婆不费心思、味同毒药的饭菜,我没扒几口就消化不良,先行撤退。端一杯甘菊茶,拿一份《旁观者》,上床——这是伴随我一辈子的习惯。咖啡是在大厅里喝。他们狐疑地接受我的道歉。我怀疑家里的某些人会觉得我根本没病,而是得了慢性疑病症。

在这样的列车上,想要像样地发发呆实在太难了——它随着乱七八糟的信号灯一会儿启动,一会儿晃荡,然后像一匹脱缰的马在远郊狂奔不已。好不容易速度调整到了有规律的晃荡,劈啪嘈杂、听不清说什么的广播开始报餐车的位置,还有乘务长请速至一等车厢,谢谢。

想寻找内心的平静是不可能了,2月银装素裹的风景也没能叫我分心。我的注意力转到了几乎不需要我操心的生意上。我的父亲在1919年创建了一家公司,旨在“促进普通人对音乐的欣赏”。它便是我一直在经营的这个公司的前身。它如日中天时,西蒙兹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家家户户的客厅里,除了韦奇伍德牌的茶具、霍恩比公司的玩具和罗伯逊牌果酱瓶里的盆栽蜘蛛抱蛋,也少不了西蒙兹的产品。西蒙兹(交响乐谱和音乐会)有限公司制作管弦乐名曲的钢琴改编版,包装上高贵的紫色封面,统一售价六便士。我们也出版表现著名作曲家日常生活的书籍、民歌专辑,以及在世的、没名气的作曲家谱的讨人喜欢的新奇曲子。但西蒙兹的核心业务是音乐会这块:为所有的家庭策划音乐会之夜,上至老妪,下至蹒跚幼童,团体折扣价比看一场电影还便宜。

西蒙兹的办公场所紧靠摄政街一端的女王音乐厅,一周七天都忙碌不休,除了对艺术的热望,这里只有走投无路的大忙人和不挣钱的点子。窗子是从来不开的,唯恐冲淡了充满灵感的浊气。肘部打着补丁的钢琴师来讨尚未支付的报酬,推搡着穿过等待开场前买特价票的学生和工人。戴着呢帽的记者在隐蔽的角落里采访没有合法国籍的指挥家——有一次看起来像是在女厕所靠左手边的一小隔间里,水箱滴滴拉拉个不停,于是有闲来无事之人说那一晚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的拍子之所以生硬,是因为西蒙兹卫生设备的毛病。

我父亲弯腰驼背地坐在一堆还没来得及看的合同和尚未修改的校样后面,无论何时都掌管着他的“音乐百货店”,很少在半夜前“打(4)烊”。“这个地方不能没人管,”他会说。“谁知道下一个克莱斯勒什么时候就出现了呢?”早在敞开式平面布置的办公室诞生前的半个世纪,他就把他的门从铰链上卸了下来,以便能更好地观察来来去去的人。只要是艺术家进来,他就会注意到。邮件越堆越多,秘书含泪辞职,可我父亲却能同时应付三个电话听筒,脾气还好得很,从来没有声音拔高的时候。

莫蒂默(犹太语中叫“末底改”)·西蒙兹兼具绅士的翩翩风度和学者的天马行空——尽管他既不是绅士,也不是学者。他十三岁就被送去“新闻界”工作,以支持在贝斯纳尔格林的守寡母亲和四个妹妹。在嘈杂声不断、夹杂着墨臭的报社,他善待新闻界的底层小兵,从校对人员一路爬到一本文学增刊的助理编辑,出入汉普斯特德的沙龙。那儿的战争期间,他遇见了我母亲,虽非真心实意,倒也娶了她。母亲是一个盎格鲁-西班牙犹太人家族——梅多拉家族的大女儿,带着嫁妆,有点儿邋遢。他们帮他开创了心仪的事业。他想涉足出版,在索姆河畔待了两年后,这个想法愈发强烈,可他找不到又能带给他审美上的满足、又能赚钱的书。1921年5月4日,他的朋友给了他一张女王音乐厅的门票,当时他的事业还全然没有方向,但这一天成为了他生命中每年都要庆祝的日子。表演小提琴独奏的是弗里兹·克莱斯勒,他八年没登台了。听他演奏维奥蒂波澜不惊的协奏曲,我父亲受到的感动超越了他从书中所得。克莱斯勒胡子浓密,眼神明亮,惊艳的华彩乐段轻轻松松就流淌出来,听众们个个屏气凝神。“我被深深吸引,”我父亲回忆起来的时候会这么说。“就好像他只为我一个人演奏一样。从我们目光相遇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这一生只为音乐。”

我父亲既不识谱也不会玩乐器,于是他请了个老师,告诉他四分音符和颤音之间的区别,教他音高关系在音乐会节目编排中的重要性。他经常去塞尔弗里奇公司百货商店后面的圣三一音乐学院听学生演奏,凭直觉就能嗅出才气。一个小提琴家是他从路边觅得的——那家伙当时在牛津大街卖艺。等凑齐了几个明日之星,他便在风神音乐厅(摄政街上一处看起来像教堂的地方)举办室内独奏会;有了新成立的伯明翰管弦乐队(晚上有车子送他们表演),他便在海德公园南端的皇家爱尔伯特音乐厅推出了首场面向家庭的音乐演出。

他的音乐会不邀请评论家,但音乐厅场场爆满,门票钱谁都掏得起。音乐界愤怒了,指责西蒙兹“降低了格调”。我父亲一笑而过,还把最贵的票打了五折。他拒绝加入合议委员会讨论单位成本、信用额度和对外国演奏者的准入控制。对音乐的诠释者、对带来光明和欢乐之人施加的任何限制,他一概反对。他尊敬艺术家,几乎毫无保留。

莫蒂默·西蒙兹从来不会要求名字里带三个“Z”的巴尔干钢琴师为了在英国有更好的接受度而换名字。也不会要求胖子歌手减肥。对于怯场的新手,他会给第二次机会;音乐会失败的时候,他只说自己的不是。他没时间关注高档商品和打折传单,没空研究版权细节和娱乐税——得说一句,最没空关心的还要数老婆和儿子,他只能在周日的午餐时分看见他们,而且每次不是迟到早退,就是神游天外。

所以,冬天里的一个周日,当电话铃响起时(烤箱把烘牛肉烧焦了,母亲在为一些鸡毛小事嘀咕不休),我对父亲死在办公桌前的消息毫无反应——既没有歇斯底里,也不是冷静务实。父亲属于西蒙兹(交响乐谱和音乐会)有限公司,不属于我;事实上,他死在岗位上,死在一堆未曾打开的邮件中。他那时六十一岁,和我现在的年纪(5)一样。葬礼上,拉比提到了他对艺术的热爱、他的谦逊和他自我贬低式的风趣。我却只希望他生前多和我们待一会儿。

我在剑桥学的是历史,毕业后,我开始管理公司,很快给它定了方向。对父亲这乱七八糟的烂摊子,我实施了严格的财务管理。带来亏损的、从没听说过的那帮子作曲的人——他们多是希特勒或斯大林时代的难民,被我一股脑儿送去了维也纳一家做现代音乐的出版商,有三个留下了,其余都卷铺盖走人。家庭音乐会结束了,独奏家去了竞争对手那里。两个出了名;剩下的要么结婚,要么教音乐去了,再要么在乐队打打下手,都没了消息。失去这些艺术家,我觉得挺可惜,因为他们对音乐的热爱颇具感染力,而他们的自负也永远那么逗乐。有些是和我一起长大的,有些连系个鞋带都不会,我不愿去想若是没了我们全天候的保护,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有别的选择吗?断开和这些人才的牵连,是出于我急迫的个人原因——听了医生和律师的建议,我努力避谈这个原因,也不让它变成白纸黑字。

我把办公室卖给了荷兰的一家商业银行,还卖了个好价钱,就给自己留了一小块地方,还有个名叫厄纳·温特的老处女文秘——她偶尔也装装嫩。迅速处置地产得来的钱花在了母亲身上。父亲死后,她一言不发,在一家私立的精神病医院里接受定期护理。病情好转时,她还帮忙安排我认识她西班牙亲戚那瘦骨嶙峋的女儿茉特尔,然后一脸抑郁地参加了我们隆重的婚礼,再然后过量服用抗抑郁剂——到底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我永远都不知道,或者说不是很关心。

等我的改革一结束,公司剩下的就只有出版部门了,为业余爱好者和专业人员生产紫色封皮的廉价教学乐谱。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就让西蒙兹(交响乐谱和音乐会)有限公司扭亏为盈,能抵抗风险了。公司的业务量大大减少,少到它们永远不会要求我作出像父亲那样的牺牲——他是相当乐意的啦。

我的缺点会随时间暴露,但不足以损伤我圣人一般的声誉。我二十一岁时不曾知道的是,排除风险对企业而言并非好事。你得冒险试试看能不能成功,可对生活还不够了解的我,有的只是剑桥经济学家干巴巴的定理和受创心灵的过激反应。

很久之前,我卖掉的一个作曲家给一部好莱坞电影写了一首价值几百万美元的主题曲;另外一个家伙的歌剧登上了德国十五个城市的舞台。我父亲最喜欢的一个——弗拉基米尔·库兹涅索夫,被发现吊死在达尔斯顿区一间客卧两用房的灯具上。他的“侄子”兼室友——一个叫史蒂夫的街头小贩肯定地对我说,这个可怜虫的死和丢掉工作没什么关系,而是自个儿玩性爱实验不幸玩过了头。我后悔莫及,颇受打击,于是出资捐助了一个“库兹涅索夫奖”,算是纪念这个可怜的家伙。

西蒙兹家庭音乐会的这块虽然易主,可还和以前一样有声有色,吸引着平民百姓听他们喜欢的音乐,诱惑着初出茅庐的艺术家在没有评论家和文化舆论大鳄的地方试胆。我的退出,让竞争对手们发了财。

至于我们公司的根基——出版这头,我没预料到市场对乐谱需求的暴跌。广播和唱片像自来水一样,动一动手指就能有。它们严重摧毁了国内的音乐制作,催生了一大批的音乐文盲,以至于人们现在说到“音乐演奏”,想到的是把录音带塞进汽车的仪表板。很少有人高兴费那个力气吹管乐器,去欣赏它的呜鸣声;会在音乐会的过程中看袖珍乐谱的人就更是罕见了。学校里的孩子只会吹吹六音孔的玩具哨笛,敲敲垃圾桶的盖子,高雅点儿的就没人教了。所谓的“流行乐谱”还真是不流行呐。

唯有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一息尚存的地方,才有乐谱的市场:为了周日的礼拜仪式而保留和训练唱诗班的教堂、周三晚上铜管乐队聚首练习工业时代早期传统曲目的社区礼堂,还有小镇和位于灌木林地的乡村——那儿的娃娃们还不会看书写字就会摆弄乐器,小青年们能在唱诗班排练的茶歇发现做爱是怎么一回事。这些往往是王国上下最荒蛮的角落:在乌尔斯特的街道,教派间相互投弹有笛声相伴;在威尔士的丘陵农场,对位旋律和孑身酗酒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在亨伯河三角洲的渔港,鳕鱼已被捕捞绝迹,但拖捞船夫之歌却流传下来。

这些地方是西蒙兹最后的阵地了,是我直到退休或归西之前——不管哪个来得更早——都应该好好看护的遗产。我现在要去的就是这种地方,去英格兰北部的一个破烂地方。那儿的矿场关了门,造船厂废弃了,一片荒芜,但合唱团一年到头都在为圣诞节练习《弥赛亚》,煤矿小村一周会邀请乐队两次,最粗野的橄榄球阻截队员也能在酒吧的钢琴上弹点儿民谣,技艺虽不精湛,但毕竟是两手合奏,而且基本准确。排屋和面目全非、混凝土结构、地方政府建造的简易住宅那煤黑色的门牌后面,孩子们得先练习好音阶,才允许喝茶。行政部门草坪大院的电子门之外,音乐是社会等级战争的第一道防御线:“要是单亲妈妈带大的鼻涕虫凯莉也能拿到钢琴和小提琴的三级优秀,那我就要我们的夏洛特上复活节防艾滋音乐会大展身手。”玛格丽特·撒切尔镇压矿工时,音乐遭到了重创,然而,或许再也无法踏上工作岗位的男人们却仍会迫切地问我讨《小号志愿军》或合唱用的《以利亚》,而囊中羞涩得连吃饭也难的穷困的单身母亲们也不知怎么能掏出钱来买上一个中国制造的、不入流的小提琴——这是我的小副业。

我一个季度去一次。每次去,都会有人邀请我给已经报考了伦敦知名音乐院校或专业学院的考生当评委。我总会建议他们考虑下别的职业,因为走这条路最多也就是在不稳定的地方乐队做做幕后工作罢了。“什么都行,”妈妈们不屑一顾地说。“至少他不用像他爸爸那样去挖煤。”煤窑关了门,造船厂成了船坞,爸爸们沦为老来失业者,或在卑贱的服务行业当当服务员或电话销售员,自那以后,那般的空洞论调就愈发泛滥了。在这些地方,真正的男人再也不会有真正的工作了,劳动的尊严荡然无存。

眼尖手快的和头脑活络的早就开溜了。眼尖手快的投身职业体育界,头脑活络的去了摇滚乐团和古典音乐学校追逐音乐梦想。我马上要去的地方(它肯定和以前一样是个无名之地)从没出过明星,不过却为音乐大军贡献了众多的“步兵”:在歌剧管弦乐团里吹喇叭的男孩儿,在遥远的悉尼和新加坡拉中提琴的女人,更别提在众多的伴奏乐团里当键盘手的了。这里偶尔会出个芭蕾舞音乐指挥,间或也会有在神圣的宗教剧里唱女低音的。他们是牢靠的表演者,是音乐产业的灵魂和动力——勤勉用功战胜了灵感妙思。我佩服他们的决心,就好比渡渡鸟也许会和恐龙打打招呼——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两种人举步维艰地逆行于时尚大潮中,注定要走向灭亡。

我驱赶着这些伤感的念头,听见一个印度旁遮普来的查票员拿着叽哇乱叫的扩音喇叭,操着声调怪异的英文报了我的站名——确切地说,不叫“报”,叫“叽里咕噜”。即将私有化的铁路开始管乘车的人叫“客人”,服务起来却像对待牛羊。于是穿戴利落的乘务员那清晰的吐字是再也听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外乡人含糊的咕哝。在现代英国,失去地位的并非只有挖矿这个职业。整个国家都无精打采,乱七八糟。连该死的德国佬也能给我们上上课。

我嚼着“卡姆拉德”牌镇定剂,抓着手提箱,磕磕碰碰地走下火车,迎接我的是一支铜管乐队糟糕的奏乐。他们演奏的是弗拉基米尔·库兹涅索夫的《第聂伯河上的黎明》,像在吹哀乐。站台的中央站着市长大人,长袍加身,浑身上下挂满了只有内行才看得懂、象征他官职的玩意儿,还戴着官职链。我认识他。他叫查理·弗罗加特。8月里一个闲来无事的法定假日,我俩曾和两个校长、一个来访的企业家在贝塞斯达的卫理公会教堂那空荡荡的戒酒室里玩了一把莫扎特竖笛五重奏——纯属助助酒兴的即兴表演。弗罗加特本是个杂货商,玩起木管乐器来却有一手。“四西蒙兹吧,不四么?”他冲我大声说。“欢迎来托布恩!”不过这可不是这个地方的真名。我来解释下这个假名。X和Y不能用——太有柯南·道尔的味道了。我们暂且把这片区域叫做“托塞德”,把它的两个小镇称为“托布恩”和“老布里奇”吧。要是说得再明白,恐怕警察又要来找我麻烦了,我可不想这样。我所站的地方就是托布恩,满地都是油炸土豆片的空袋子和聚苯乙烯的杯子。“市长阁下,”我假惺惺地说好话,“您能出来迎接我,而且还盛装打扮,我深感荣幸。”“免了吧,”弗罗加特心情可不好。“可不是为了你。今天是该史的托塞德音乐节,我们得在公共场合引起点儿注意。日出啥的,那现代乐的玩意儿,乐队都练了好几个礼拜了,在升E上还是乱七八糟。一寻思,你就是我需要的人。跳进车来,我载你去市政厅。”

真是想推也推不了。弗罗加特抓着我的肘关节,颇有范儿地拖着我下了站台,进了他的黑色戴姆勒,这时乐队把歌换成了好吹一点的、亨德尔的《犹大·马加比》里的《英雄凯旋歌》。我的行李交给了搬运工,让他送到广场那头的皇家托布恩酒店。比起码头附近遍地开花的健身俱乐部性质的小旅馆,我还是喜欢住阴郁的老站酒店——再多的空气清新剂也没法掩盖腌鱼早餐那弥漫一整天的臭味。“别担心,”弗罗加特说着从后面的吧台给我和他自己倒了两杯麦芽酒,“不会叫你为难的。只是想让你今晚帮个忙罢了。正餐、黑领结小礼服,就这些。”

我找不出什么借口。自从我学会了在业余爱好者的音乐之夜开溜(听他们演奏的感觉就像是吃解冻了一半的鱼子烤面包,极为痛苦),我在托布恩度过的夜晚就大都是闲着的了。我常在皇家托布恩酒店的雅座酒吧里独自消磨晚上的时间,下肚的酒差不多是卫生署建议量的两倍,浑身舒坦。酒吧的壁板是橡木的,这里没有卫星电视,也没有独臂流氓,所以有点儿冷清——我呢,就太太平平地在《每日电讯报》上做做填字游戏。要是想说说话,这儿有个懂足球和古币的酒保,还有几桩过路生意,想消遣可不费劲。很久前的一个晚上——那是我第一次出现心脏杂音之前,有个金发俏妞突然来讨包烟抽。她把我的拉弗格威士忌全打翻在《每日电讯报》和我的裤子上了。结果呢,我俩又都喝了一轮,懒洋洋晃悠悠地上了楼,装作要梳洗的样子,然后自然而然就沉醉在干柴烈火中了。这种事没什么大不了,一个旅行销售员运气好的时候就能碰上。百无聊赖和机会奇遇促成了工作之外的消遣。就像没做成的生意,你忘了它,希望再也想不起来。真的,根本不值一提。

弗罗加特的干哑口音把我拖回了今晚要面临的难题——市长大人的正式宴会。穿着硬邦邦的衣领坐在小镇商人的中间可不是我心目中的美好夜生活,只要明天还有正事,我就不能熬夜。更糟的是,他要是指望我发言可怎么办?一到公众场合发言我就结巴,退回到少年时代的沉默寡言。“别犯愁,”弗罗加特料到我会不乐意,“十一点之前,我们会把你塞进被窝的,你也不用站起来演奏。只要当当评委会的主席就行,最后把奖品对着电视摄像机秀一下,夜间新闻用的。”“什么评委会?”我问道。“托塞德青年音乐家比赛的评委会,”市长叹了口气说。“没听说过?我也不觉得意外。我们基本没奖金,我也没钱搞公关宣传。我们没法让地方电视台全程报道半决赛,最多也就是地区新闻的尾巴梢上能有十秒钟的镜头。可它至少表明我们这儿是在乎音乐的,还培养了一批世界上最棒的音乐家。出了几个不错的苗子。他们大概是我们剩下唯一能出口的商品了。”“你们能搞到的最佳主席人选就是我?”“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弗罗加特说话粗声粗气。“我邀请了约翰·普里查德爵士,当指挥的那家伙,他在镇上有几个亲戚。可昨晚我们接到电话,说他病了,短时间里搞不到大牌儿了。我急得要史啊——直到看见你下了火车,我心里想,就他了。“西蒙兹在这儿大名鼎鼎。所有人都能在他们的乐谱封面上看到这个名字。西蒙兹公司的西蒙兹先生当评委会的主席?那太棒了,我可没打算听你说不。”“可我根本没那水平,”我反对。“给比赛当评委需要特定乐器方面的专业知识。我是能玩玩小提琴啊钢琴什么的,但你知道的——我就是个卖音乐用品的旅行销售员,就是个小人物。”“你少来这套,”市长有几分生硬地说。“别假装谦虚了。你们家和克莱斯勒、海飞茨有交情,你的名字差不多和他们一样有名。哪个是像样的小提琴手,哪个是冒牌货,哪个是名噪一时的人才,哪个是老师的乖宝,你分得清着呢。“反正又不是要你一个人去评判技术方面的玩意儿。我们从曼彻斯特招来两个教授。你下面还有两个委员——一个是我们音乐局的老大,一个是艺术与休闲服务局的头头,也会给你意见。你要做的就是当评委会的主席,只有教授和官员决定获胜选手意见不一致时,才需要你投个决定票。参赛的有六个,是全英国十八岁以下最棒的选手。挑一个出来就是了,在十点半前宣布结果,发言都由我来。还有问题吗?”

我们在托布恩市政厅停了下来。在里面候着的是教育局局长和图书馆馆长,我希望他们能给遗失和损坏的乐谱签个补货订单——这笔钱够我用到这个财政年的年末了。我急需那些订单。考虑到拒绝会得罪人,而得罪了市长不利于我做图书馆的生意,于是我很快默许了。“你可是大牌儿,”弗罗加特一边说一边冲上陡峭的前门楼梯,他的长袍打着转。“我的车六点来接你。准备好。”

终于谈起了专业图书管理上的符号啊书号啊这些学问生意的行话,我松了一口气。乐谱啦,商品目录价格啦,图书贸易行业的八卦啦,音乐领域的琐事啦……一天就在这杂七杂八的话题里愉快地过去了。茶点推车过来的时候,我已经拿下了最大的订单,完成了任务,可以安心回家了。可晚宴我是逃不了的,脑子里也已经打好主意随便溜一遭,消磨掉这周剩下来的时间,也好向茉特尔和收税员交代为什么不回家。小商店,没什么大变化。然而,我却有了一种为自己偷了点儿时间的感觉——我所拥有的时间,我用来浪费的时间。

天才走了以后,我就失去了对时间的驾驭。如同死亡,它是无法挽回的损失,什么事情都没了中心。大雨如注,光滑的人行道折射着商店的灯火,我疲惫地回到酒店。这段路只有两分钟,不够我思考即将到来的夜晚。灾祸降临时总是不期而至。在最后这个普通的日子里,一切都没有脱离正轨,我一点儿都不知道自己这半辈子的单调生活即将粉碎,也不知道我将正面我最恐惧也最渴望的东西——我最重要的那部分,自从没了它,我沦为一具行尸走肉。(1) 以赛亚,公元前8世纪希伯来预言家。(2) 地区性社会团体,以增进职业交流及提供社会服务为宗旨。(3) 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犹太人服务组织,旨在为犹太人提供各种各样的社会服务和福利活动。(4) 克莱斯勒(1875—1962),美籍奥地利小提琴家,作曲家。(5) 指犹太学者或神职人员。2 关乎时间

我总带着黑领结和晚礼服,以备不时之需。还有三件套的商务装和羊毛围巾,抵御从污染的托镇河口吹来的凛冽寒风。“照顾好你自己,”茉特尔曾关照过我,我尽力而为。

总的说来,这是安分的一天,只是每个小时都有海湾战争的报道插进来。这场仗,不需要全国上下作多大牺牲,却暴露出国家严重的不团结。“他们派遣了五支军队去占领一个科威特酋长的油田,却不愿付出举手之劳拯救我们的煤矿行业,”教育局局长抱怨说。他冷静又博识,还有个夜校文凭。他吃力地在一式三份的订单合同上签字时,我小声就这个政治问题说了两句随便怎么理解都可以的话。“多好笑,”图书馆馆长说。他补丁款式的牛仔裤暴露出他是个时尚的左翼分子。“我们先把武器卖给伊拉克,然后我们把它炸个稀巴烂,然后接着卖武器。”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在《社会主义工人》要求西方国家援助战火荼毒的伊拉克的请愿书上签字。我咬着嘴唇,假惺惺点着头,直到签了字的订单合同被塞进我微微颤抖的手中。“今天过得不赖吧,先生?”皇家托布恩酒店的酒保一边问,一边给我倒了杯好调的酒。

不坏,我觉得。在昏暗的经济萧条期和打得不可开交的战争年代,价值四千英镑的生意比什么都有说服力。“我想,酒钱是挣出来了,”我对酒保乔治说。“你为什么不也来一杯?”自从劳埃德·乔治最后一次竞选活动从这儿混过一遭以后,这间暖和舒适的雅座酒吧就再也没有呼吸过新鲜空气了。我迅速扫了扫今晚比赛的细则。……1978年12月1日及之前出生于托塞德行政区内或自1985

年1月1日起一直生活在托塞德行政区内的选手具有参赛资格……初赛的六名优胜者将获得进入总决赛的资格。总决赛要求:

钢琴或小提琴独奏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作品一首,加上自选

曲目一首(可以自带钢琴伴奏)。除评委会主席特别要求,决赛选手的演奏时间不得超过15

分钟……赞成票和反对票相等的情况下,由主席投决定票……评

委会的裁决是最终裁决。评审过程将遵循比利时伊丽莎白女王国

际音乐大赛的规章(向艺术与休闲服务局局长申请可获副本)。

评委会成员不得泄露审议细节。不经托塞德地区委员会会长书面

批准,评委会成员在比赛期间和赛后七天之内不得与新闻媒体有

任何接触。

老一套。伊丽莎白女王音乐大赛基本上是世界上办得最长、办得最好的音乐比赛,其创办者是比利时一位热衷音乐的女王,她自己就是个不错的小提琴手。托塞德沿用她公平公正的规矩是明智之举,正如拳击比赛会采用昆斯伯里侯爵的规矩一样。

市长的戴姆勒准时地隆隆而来,又把我接回了市政厅。一个斜视的接待员阴沉着脸朝“华兹华斯厅”的方向点了下头。我是最后一个抵达的评审。两个曼彻斯特来的教授——一个是男的,另一个大概是女的吧——像孝服上的破袖口,相当显眼。他俩站在壁炉台的两端,就在湖畔派诗人油画像的下面,浑身上下都是陈腐的味道——迂腐的学究都用这个味道来保护他们象牙塔里的职位不受真实世界的侵扰。两人面无血色地跟我打招呼,手里还拿着葡萄酒杯,仿佛是欢迎一具死了没多久的尸体到病理学研究室。

托塞德音乐局局长就要亲切得多了。他叫弗雷德·布罗斯,是托布恩大教堂的风琴演奏家和托塞德青年乐队的指挥,咧嘴一笑就过来了,一路还撞了不少人。他是个身材高大、笨手笨脚的单身汉,孩子喜欢他,女人也不会怕他。“我请你喝一杯,”弗雷德大声说着,却发现一个胖墩墩、满脸胡子、相当自以为是的家伙从身边超了过去。这家伙戴着黄底绿纹、印有“只为获胜”紫色标语的领带,是我们第四个评审。他自我介绍叫奥利弗·亚当斯,是艺术与休闲服务局局长,“叫我奥利吧。”

体毛茂盛的肩膀上,奥利弗四十几岁的脸闪烁着新生儿脑袋的柔滑光泽,还生着乳疹。他塞给我一瓶大超市的霞多丽酒、一个重新加热过的夹心烤面包,还有一条他局里的、包装成礼品模样的领带。我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全部放在壁炉台上。“你能来真好,西蒙兹,”他声音低沉。“能有个识谱的主席可真好,不像某些人——我能说出名字来——只会数数哪些音错了。我们这儿要的是一个真正的获胜者,能走出去推销自己、推销这个地区的人,‘只为获胜’。比赛的口号是我想出来的。你喜欢不?”

奥利才接手文化上的事情——“去年从市场营销那头调过来的,”他坦白道。他会学的。在他身后半步站着一个标致的金发女人,她身穿一条印花连衣裙,很是有味道。看样子是助理或副手什么的。“我太太,桑德拉,”奥利宣布道。我有一阵昏厥的感觉,因为我隐约认识她——肯定不是很久之前皇家托布恩雅座酒吧里的一夜情搭子吗?

如今,像我这种年纪和脾性的男人,碰上某个也许曾(或也许未曾)一同抛开克制、脱下衣服、喘息交合,一起高潮却不交换电话号码的对象,是司空见惯的事。这样的场合如果也有约定俗成的规矩,那还有待于我的发现。什么人应该给好色的老男人们写个指导用书。根据情况,你该对一夜情搭子说点什么呢,或者不说?冒险说“我说,我们……呃……以前见过吗?”这种话是不明智的,因为如果你们真碰见过,她不会相信你竟然会忘了她。而如果你们没碰见过,她会捕捉你的眼色,把你当成一个痴心妄想的老变态——这指的是她不尖叫着性骚扰、把保安人员找来的情况下。

我该怎么办?我可能是认错人了。时间可以把恍若隔世的爱抚转为干柴烈火的激情,将无情拒绝化作温柔默许——每个险些失手的人也是血气方刚的胜利者。因为没把握,我决定先不动声色,希望她的某言某行能勾起“就是她”的记忆。希望吧。

桑德拉,如果那是她的名字,我倒是模模糊糊能摇响印象的小铃,但还不足以撞响回忆的钟楼。我也许是在某个鸡尾酒宴会上,或是在托布恩某个音乐商店的柜台前碰见过她。我试着想象她十几年前的样子——她还没嫁给市场营销那家伙,社交技能也还生涩,还没生一堆孩子,屁股也没大得像鲁本斯画里的人。我努力将她想象成呵呵傻笑、心甘情愿的文秘,五分愤怒五分笑意,和一个境遇相似、衣冠楚楚的销售员跌跌撞撞地走上了皇家托布恩酒店的楼梯,爬上了一张吱嘎作响的床,激烈摇晃,倒头大睡。然后再一次地沐浴在宿醉后透过窗帘的光线中,欲火平息,眼睛布满血丝。接着一起淋浴,吹干,赶紧抹口红,一定得赶紧,没时间喝咖啡了,再见,再也见不到了。“桑德拉好心答应给评委会写报告,”奥利宣布说。“她以前给布罗斯先生的乐队做账,所以熟悉音乐术语之类的。如果你有什么需要,主席先生,就问桑蒂好了,她很乐于帮忙。”

我心怀感激,试图从桑德拉善睐的绿色明眸里寻找乐于助人的感觉,却只能看见一个客气的太太礼节性的微笑。“我保证我们不会对亚当斯先生提出过分的体能要求,”我冒昧说了句,希望我这个不好笑的笑话能引起她一丝揶揄的表情。什么也没有,她绿色的虹膜一点儿没反应。

这说明有四种可能。第一,她没认出我来。第二,她不想相认。第三,她想私下交流。第四,根本不是她——如果不是她,我在想那晚的妞儿又是长什么模样的呢?名字叫什么?我得靠运气和智慧才能安然度过这个夜晚,不至于像个蠢货一样。

抛开一切自负,我可以原谅十几年前的老情人没认出我。虽然身体还健康,但我的一头卷发已经脱落大半,还掉了三颗臼齿,那不怎么显老的、既能被当成三十五岁也能被当成六十岁的奕奕神色也已经没有了。虽说算不得美男子,但我过去无忧无虑,加上有一双善于倾听的耳朵,对女人有足够的吸引力,让我觉得自己在性这方面还是很有魅力的,虽说我在婚姻之外(甚至之内)相比而言不那么积极。我现在是一个快要领退休金的男人,干瘪瘪的,回春乏术了。我的皮肤失去了光泽,眼睛失去了火花,连我最爱的文秘厄纳·温特(她现在退休了)最近在摄政街和我擦肩而过的时候都没像往常那样和我打招呼——“早上好,西蒙兹先生,您昨晚的音乐会好吗?”记忆在衰退,我却无比怀念无所不知的温特小姐。

如果奥利夫人正是或可能是我所想的那个人,那可如何是好?酒吧里碰到的妞儿在四十瓦的昏暗灯光下或许没怎么看清我的脸,我也可能出于一贯的谨慎,没告诉她真名。“别像头郁闷的狗熊,”我似乎记得她笑着擦干了打翻在我裤腿上的酒。“再紧一点,熊爸爸,再紧一点!”我突然想起她高潮的时候这样大叫着。“再把我抱紧点。”记忆闪出的是碎片,但却保留了精华,真是有趣。我想不起这个妞儿的脸,也想不起名字;我只记得她好像说了泰迪和灰熊啊什么的。

也许我是她在打烊时间物色“熊型男”时勾搭上的一大堆男人中的一个,是她(果真是同一个人的话)在满脸茸毛、细皮嫩肉的奥利身上实现理想婚姻的追求目标。时光飞逝(如果真有那么久了),她和我之间的那场云雨只不过是奥利那出结局甚好的歌剧的前奏。如果她是我在《每日邮报》中读到的那类容易冲动的女人,那么她在选择终生伴侣前会有好几十段风流韵事。在一个普通的现代女性繁忙的性生活中,喝醉了和陌生人发生些不检点之事几乎不会记在账上。只有我,放宽点儿说还操着忠诚的老观念,还会觉得这种艳遇值得一提。在她面前,我的道德大山不过是个胎记大小的小丘。说到这里,触觉记忆的一个细胞让我想起了一块小小的褐色胎记——它映入了我流连于她下颏曲线的眼睛。是你下颏上的皱纹吗,桑德拉,还是外科手术的疤痕?别盯着看了,傻瓜,你让她不自在了。

我稳了稳心跳,和其他评委闲聊起演员休息室里那些人尽皆知的话题。那个捷克妞儿在伦敦夏季逍遥音乐会上很红吧?科文特花园那叫什么名字的家伙为什么辞职啊?你是说饮酒,还是引咎?奥利夫人在附近来回走动,步伐轻快,表情和蔼。她在躲着我么?我到底在烦心个什么——害怕她会认出我,要求在我富有弹性的身板上再一次上下运动?还是因为一个曾经注意到我老练技术的女人无法看见我破败外壳下尚存的闪光而感到遗憾?不管是哪个,焦虑的情绪已经让我感到心绞痛,肚子也紧张地抽痛起来。天哪,奥利夫人,咱俩能不能在我突发心血管病之前把事情弄清楚呢?注意,她往这儿来了。“主席先生,我们进去之前说句话行不?”她简要描述我未来几小时内的职责时,她的气息让我冷冰冰的耳朵上冒出了汗珠。我偷偷观察了下她的容貌,除了“正经”之外什么也看不出。所以结论是:是我自我蒙蔽的幻想,是我认错了人,是我一厢情愿。悲惨啊,真的。

之后,正当我们一群人走入仿都铎式风格的克莱门特·艾德礼大堂时,我感到她把手搭在我的后背(就在尾臀骨上面一点的位置),给我指点方向。想起那个酒店房里交欢的热度,我满腔的激动和惆怅。安分一点,我对自己说,要忙一个晚上呢。

大堂里人满为患,前排的座位上了颜色。弗罗加特市长喷完几句欢迎的话,然后就晃晃悠悠、心满意足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波尔图葡萄酒上了脸颊,他的客人情绪渐入佳境。三大壶的水和六个玻璃杯在舞台左侧的搁板桌上等着评委们的到来。每个座位前都有一张油印的纸,上面写着六个参赛者的简单介绍。我们打开计分单,准备评审。这可不是让人紧张的莫斯科柴可夫斯基大赛,甚至还比不上利兹钢琴比赛。这里没有管弦乐枯燥乏味的那一套,也没有生疮流脓的阴谋诡计,甚至没有像样的计分表,只有一叠写着“托塞德委员会”抬头的便笺纸。我在上面画了四栏,然后传给其他评委,要他们和我一样画。我们要分别给技巧、演绎和音乐表现力打分——或者说,是他们演奏曾盛极一时的施坦威三角钢琴或他们愁眉苦脸的父母能买得起的随便什么刺耳的小提琴时,他们表现出来的准确性、创造性和感染力。分数一加,除以三,平均分最高的就胜出。

我以前干过这种活,每每都良心不安。评判参赛者的与其说是技巧和想象力,不如说是呆板的精准度。个性和艺术悟性会被教授判为技术失误,会被我们其他的人当作讨厌而怪异的处理方式。把十岁的可爱娃娃和长着粉刺的大学投考生放在一起,用的还是不同的乐器,这样的评分毫无公正可言。从一开始就不公平,但人们需要一个获胜者,我们必须提供一个。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制度是腐朽的,但我们却心甘情愿地犯下欺骗之罪,想窃取几个绝妙的瞬间,提醒观众生活中存在着比政治、体育和流行明星更高的境界。

在这场骗局里,没人会受伤。参赛者(或者说我们告诉自己,他们是参赛者)什么损失也没有。对他们而言,这意味着有六分之一的概率能脱离或半脱离托塞德政府建造的简易住宅,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将音乐视为通往自由的门票——正如俄国犹太人定居区里一贫如洗的村民,他们当中出了海飞茨、霍洛维茨、大卫·奥伊斯特拉赫和艾萨克·斯特恩、内森·米尔斯坦和米沙·艾尔曼。托布恩不是敖德萨,但她的孩子也能做梦,而我们鼓励他们做点逃避现实的白日梦并不会带来伤害。

我们的第一个决赛选手看来急于潜逃。表演简介上说,艾杜什·阿勒-哈克,十三岁,来自孟加拉的一个乡村——他的父母是在1971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那场战争中逃亡过去的。我猜想,他是在一家纺织品血汗工厂里长大的,六七岁就被迫干起了针线活,不算太糟的是,老派守旧、穿着长舞裙的英国女老师把他领上了钢琴之路。艾杜什的演奏颇有竞赛范儿,准确度也过得去。他机械地弹完了巴赫的赋格曲,接着又来了一曲经布索尼改编的巴赫赞美诗。他缺乏的是亮点和风格。他过一阵子就能学会这些,可在目前这个阶段,这个男孩儿还不符合我的预期。十分的满分,我给了他六分的技巧分,四分的演绎分,要说特色嘛,不知道怎么打分——宽容点嘛给个五分。桑德拉·亚当斯的视线越过我的肩膀。大堂里不知哪个地方传来一阵“万岁”的大喊声,仿佛孟加拉国刚刚赢得了板球世界冠军一样。场面乱哄哄,差点要这孩子回来加演一曲,还好我压住了,这无疑对他最好。

下一个表演者刚刚小学毕业,在小提琴的衬托下显得太小。来自奥克斯里希斯村的皮特·伯布里奇演奏的是巴赫D小调组曲中的萨拉班德舞曲,拉错的音符比拉对的还多。他太紧张了,几乎没法把自选曲目——克莱斯勒的《爱的忧伤》演奏下去。他那头发灰白散乱的母亲担任了伴奏。我打了个腹稿,准备在颁奖的时候说点儿好的,然后给这个可怜的男孩儿打了三分、四分和两分。

第三个参赛者上来后,冠军就有了。玛利亚·奥尔谢夫斯卡,十六岁,土生土长的托布恩人,她父亲是移民而来的波兰工程师,母亲是北海的海洋生物学家。她仿佛热身一般奏起了巴赫《C大调前奏与赋格》,琴声轻柔起伏。她接下来又奏了两首肖邦的前奏曲,像她妈妈研究的自泳生物一般自如。从热烈的喝彩中回过神来之后,她又即兴表演了一支披头士的风靡曲目《车票之旅》,技艺精湛。这个女孩儿了不得。

我在计分单上给玛利亚打的都是九分。茶歇时我们交流起评分,发现大家给的几乎都差不多。弗雷德·布罗斯对这个女孩儿欣喜若狂,两个教授——布伦达·默奇和亚瑟·布林德也觊觎着想对她伸出学究的爪牙。“虽说明年的录取工作已经结束,但我们能让她进音乐学院,”他们没完没了地唠叨。我又打了腹稿,要告诉女孩儿的父母,带她去见伦敦的约阿希姆·马尔基尔。她需要的只是最后粉上一层亮光,穿上迷人的服装,就能去卡内基大厅了。

奥利扫了我们的好兴致,脾气还挺坏。“难道没人喜欢那个亚洲男孩儿吗?”他闷闷不乐地说。“我给他的分数最高。”我从桑德拉的眼神中捕捉到一闪而过的愠怒,不知道亚当斯这一家子还好不好。“你说呢,弗雷德?”奥利转向音乐局局长追问道。“你不觉得这样的年纪,这样的……呃……背景,这孩子有点特别吗?”

布罗斯左右为难:他的经费是由艺术与休闲服务局把控的,若和局长搞不好关系,他可担待不起。他爱他的工作,工作之外一无所有。我看他急得皱起了眉头,想找些圆滑点儿的客套话。“哦,他太棒了,奥利,”弗雷德又谄媚又愉快地说。“我让他参加我们的青少年音乐会了。但毫无疑问——玛利亚不是一个等级的。她能在下一届的伊丽莎白女王音乐大赛上代表英国出战。”“好吧,那我们就不能给那孩子来个安慰奖么?让他的国人看看,他付出的努力,我们有多欣赏。”亚当斯坚持着。“您觉得呢,主席先生?”桑德拉突然插话。她很会把握时机,这一点我很欣赏,别去反驳奥利,但也别让他继续犯傻下去了。“我觉得,”我假装深思了一阵子后开了口:“我们得注意,不要把托塞德青年音乐家的奖项和那些不上路子的表演混为一谈。市长很想建立一个毫不含糊的高标准。他指示我们挑个冠军出来,我们必须这么做。“不过,考虑到热烈的公众反应,我们也许可以宣布:鉴于参赛选手的优异表现,委员会明天会为所有的二等奖获得者颁发奖学金。那样的话,你们就能多炒作一天,安抚……呃,情绪更激动的那部分观众了。”“他们中有一些相当激动,”奥利也承认。“但这个建议不错,主席先生,我肯定我们的经费是够的。桑蒂,你来负责行吗?”我们走回克莱门特·艾德礼大堂时,桑德拉·亚当斯心照不宣地朝我露齿一笑。我心领神会。茉特尔有次和我吵架时,指责我将智力不如自己的人玩弄于股掌之上是不对的。我猜,桑蒂无意间做了相同的事情,把她毛茸茸的老公当作稻草玩偶一样耍。可怜的奥利。

接下来的两个参赛者没花我们太多时间。两个都是十岁出头的郊区娃娃,像报仇一样“揍”着小提琴。阿曼达·加维和拉塞尔·桑顿是东方式教学方法的产物——他们把四岁幼童改造成音乐机器。一个接着一个,这两人毫不耽搁,像敲钉子一样一个音一个音地把曲子敲完了,两人全都五分。我一边折着纸,一边希望今晚太太平平、舒舒服服,正巧最后一个决赛选手——来自老布里奇的十五岁选手皮特·斯坦普走上了舞台。他调了调他的小提琴,拉起了巴赫《G小调奏鸣》的开篇乐章——古典作品中一曲绝妙的心灵冥想。

这男孩儿太紧张,表情呆板;太不成熟,没法让人眼前一亮。音准不错,双音技术也熟练,八级能过。

他刚拉完慢板,停也不停马上就拉起了节奏几近机械的赋格曲,仿佛是怕我们打断他,轰他走。这个乐章不到一分钟,可我已经在看手表了。突然,G弦空弦的一个纯音让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停下了。不跳了。

我想,它来了:末日审判的时刻。“它来自耶和华,”我听见了《旧约·诗篇》作者的美妙歌声,“让它成为我们眼中的奇迹。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高兴吧,欢庆吧。”我沉沦于心满意足之中,我拜倒在命运的脚下。大卫的赞美诗又变成了都铎时期的诗歌:“如今,我续写结束……我的鲁特琴,安安静静,因为我已奏完。”不知为何,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跳到了我的眼前。生命在惬意中渐逝,我被领上了文化巨作的纵览告别之旅。

随着一记震颤,心跳回来了。我还活着。我吐出一口气,在第二乐章的尾声回过了神——我们只有时间听两个乐章。礼貌的喝彩,呆滞的同事。“没什么特别的,”我听见一个教授吹毛求疵地对另一个教授说。

看来,心脏骤停的感觉只是我有罢了。那是什么——死亡的前兆么?我赶紧自查了一番。一天到晚,我都按点吃药,顺序也不搞错。除了莫明其妙的情动般的一记悸动,也没有严重的不适。饮食合理。脉搏九十二,呼吸正常。肯定是因为音乐。

不会是因为巴赫G小调的这首曲子,我想不出它能勾起我什么多愁善感的回忆——不错的曲子,但不会让你大喜大悲。和曲子的演奏方式有关?皮特·斯坦普触及了我的某处,多年来忽略了的靶心。肯定和这个讨厌的孩子有关。他妈的,他差点要了我的命。

那个笨手笨脚的孩子正在苦苦对付法国作曲家圣桑的曲子,听起来像多加了糖的棉花糖棒。他那怯生生的老娘在钢琴前伴奏;他的曲调不稳。六分、七分、五分,谢谢你,晚安。不过,回到之前的那首曲子,在巴赫那首曲子的某处,那个男孩儿不知道做了什么,差点干掉了我。如果在他的“法式点心”中没再出现,我会让他一直拉下去,直到我找出那究竟是什么。

随着这首演绎得极为浅薄的法国曲子声音渐弱,我向其他评委做了个暂停的手势,行使主席的特权——要求再来一曲。“你确定有必要?”奥利板着脸问。弗雷德·布罗斯一脸疑惑。茫然不知所措的皮特·斯坦普小声说了句“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D小调第二组曲中的萨拉班德舞曲”,不到一分钟,无论是巴赫、这个男孩,还是音乐的意义,该了解的我都已了解。

用小提琴演奏巴赫的曲子可不是儿戏。尽管一般来说听着挺简单,但组曲和奏鸣曲中到处是手指的紧缩和伸张,其难度被音符的简单明快所掩盖。除了同行,没人知道演奏者完成了最眼花缭乱的大跳。可一旦他漏了或拉错了一个音符,最外行的听众也会站出来指出错误。

掌握了曲子后,小提琴家得把音乐从形式的贞操带中解放出来,展现它被遮住的秘密。诠释巴赫的艺术是一本带着七重封条的书,唯有千古流芳之士才打开过。巴赫的曲子也不是用来比赛的。不过透明度很好的小提琴独奏作品是给比赛评委的恩赐,因为别的音乐都不能如此轻易地将有价值的艺术家和虚有其表的庸才区分开。

要想让这支曲子有生命力,独奏者必须战胜死气沉沉的音符,注入他自己的气息,就像医护人员实施紧急复苏术那样。四分音符和八分音符是印在五线谱上的小圆点,印的是什么,拉的就该是什么。即兴发挥或不按常理出牌都是不允许的。演奏者在古典音乐的严格传统内表现自我的唯一方式便是略微改变小圆点的时值——从一个音符身上省下一丁点儿的时间,加到下一个音符身上。

这种秘密的偷窃手法叫做“弹性速度”,是独奏者赋予乐曲个性的方法。它是独奏的阶梯上最低的横档,也是演绎作曲家作品时最起码的自由。伟大的艺术家不屑于小偷小摸的行为,正如夜盗高手蔑视商店扒手。他们没必要设诡计、耍花招。他们从前门进去,重新摆放了橱窗里展览的钻石,直到离开也没人注意到变化。演奏行家把握时间,制造出一种他们控制了时间的幻觉。他们能停下流逝的时间,重燃我们年轻时的梦想,违抗死亡的行进。他们的手是我们生命时钟钟面上的指针。无论你知道与否,这便是我们面对音乐大师时为什么会头脑空白、心无旁骛的原因了——因为他们能让我们跳出死气沉沉、单调乏味的日常工作,把我们送往挫败了时间的王国。

我曾认识一个小提琴手,他能让时间停留于两个音符之间的空隙。能做到这点的不止他一个。我父亲的偶像克莱斯勒,这种技术手到擒来;目光冰冷的技巧家雅沙·海飞茨,玩起小提琴来随心所欲。克莱斯勒为爱情停下时间,海飞茨为作秀停下时间,可我认识的那个音乐家将时间的延迟视为力量的表现,以此对世界施展他的意志。他的技巧未被载入唱片,只有我知道罢了。聆听皮特·斯坦普,我再次捕捉到那种技巧。在无数中规中矩的音符中,男孩儿拉出了又一个G弦空弦,让它弥漫在空中,仅此而已。这既不是廉价的把戏,也不是聪明的模仿。斯坦普不可能是跟着录音模仿了克莱斯勒或海飞茨,因为他们让时间停止不过是幻觉,唱片是表现不出的。

除此之外,他身上有我那个小提琴手才具备的特质——恢复抑扬顿挫之前,他给人以音平调直的幻觉,仿佛在小提琴弦上“踩”下了钢琴踏板。我表达清楚了吗?我那个小提琴手阻碍时间的方式就好像印度的高人超越了地心引力的限制;不过,一秒的升空飘浮之后并非撞向大地,他会让那个音(或者说想象力)悬于空中,直到他——也只有他——做好准备,愿意让它降落。这便是他力量的来源:从小提琴流淌而出的休止悬停。

时过境迁,我为何还能如此肯定?因为对音乐的记忆不会像其他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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