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加缪
出版社：漓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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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试读：
作家·作品
硬要拆分阿尔贝·加缪的思想，势必徒劳无益。他采用一种谨慎的方法，无论从经济到社会，从社会到政治，还是从政治到人文，无不着意维系着屏障……《鼠疫》，并不是表现这个或那个，既不是帕斯卡尔式的人的悲剧，也不是卢梭式的对腐朽社会的激烈抗议，同时却是这一切：既是不可战胜的劫数、单单成为人的劫数，又是这两种轮番创建社会并毁掉社会的有机劫数。——引自罗杰·吉约《阿尔贝·加缪的四周》
我重又慢慢地读《鼠疫》，这是第三遍了。这是一部伟大的书，而且伟大还会与日俱增。我非常欣喜它获得的成功——不过，真正的成功在于流传，以教益和美流传久远。我完全清楚，讲这种大话，总难免有点傻气，管它呢！这部书，我确信，会作为这个时代的伟大作品之一流传下去。重读的过程，我越来越被一样东西所打动：廉耻。我相信这是伟大艺术的一种根本品质。——引自路易·纪尤1947年7月写给阿尔贝·加缪的信《鼠疫》获得巨大成功。几个人物：清醒的、继而反抗的知识分子塔鲁，宗教人士帕纳卢神父，“微不足道，不显山露水，只有那么一点善良之心的英雄”格朗，尤其是鼠疫的对头、作者的代言人里厄大夫，他们很快都深入人心。然而，唯道德论、高尚的思想、要维护一种论题的意愿，以及表达对生命、死亡、人的生活状况的思考的意愿，总有点奋勉和滞重的意味。有点什么引起特别刻毒而又睿智的萨特的嘲讽，他断言加缪像观察细菌那样论述善与恶。有人就带着恶意讲，加缪是一个为取得学业证书的作家，他的书充满文笔华美的段落，是为听写而准备的，注定了悲惨的命运……他留下的形象是个正直的、给人以好感的悲剧性的人。他的命运似乎印证了他成为先驱的荒诞论。——引自让·道迈松《另类法国文学史》
加缪既是一个通今博古的现代文化人，又绝非一个只在书本中讨生活的书斋学者，绝非一个靠逻辑与推理建立起自己体系的理论家。他的理论形态充盈着生活的汁液，如果他不是从实际生活和书本知识两方面汲取了营养，他怎么能写出既有深远高阔的精神境界，又充满了对人类命运与现实生活的苍凉感的著作？
对于《鼠疫》来说，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题材与如此重要的现实指定，就足以在20世纪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但也许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它所具有的哲理深度。清晰明确的历史意识，固然有其社会进步的借鉴价值，而在一部文学作品中，隽永的哲理更有其持久的人文启迪意义。《鼠疫》就具有这种双重的力量。而以《鼠疫》的哲理价值而言，它显然来自对加缪荒诞哲理的发展与突破，特别是关于人类该如何对待荒诞世界的哲理的发展与突破。——引自柳鸣九《加缪文集总序》
译序 真理原本的面目
李玉民这部《鼠疫》，通常论来，是象征小说，哲理小说。不过，作者在文中界定得更为具体：“这部纪事体小说”，他还强调指出，采用“历史学家的笔法”。生怕读者误解似的，叙述者（最后里厄承认是他本人，作者的替身）特意说明这一点。不妨原话引用，像路标一样立在这里，指引我们阅读：
由塔鲁倡导而组建起来的卫生防疫队，应给以充分客观的评价。这也就是为什么叙述者不会高歌称颂人的意愿和英雄主义，适当地重视英雄主义也就够了。但是，他还继续以历史学家的笔法，记述当时鼠疫肆虐，给我们所有同胞造成怎样破碎而又苛求的心。
所谓“给以客观的评价”，“适当地重视英雄主义”，粗看也许是虚笔谦抑，泛泛承让，恐非作者真实的意图。历史学家的笔法，也并不意味着不能颂扬英雄主义，尤其像塔鲁这样一批志愿者，协助里厄这样一些尽职的大夫，一起抗击鼠疫，坚持十个月，随时随地都有被感染的生命之虞，他们的行为怎么就不能被歌颂呢？事关对这部小说整体的理解，我不免半信半疑，仍怀着一般人的阅读心理，期待着在这场大灾大难中，看到可歌可泣的故事，却又被迎头浇来一盆冷水，只见叙述者进一步解释：
不错，如果人真的非要为自己树立起榜样和楷模，即所谓的英雄，如果在这个故事中非得有个英雄不可，那么叙述者恰恰要推荐这个微不足道、不显山露水的英雄：他只有那么一点善良之心，还有一种看似可笑的理想。这就将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确认二加二就是等于四，并且归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次要地位，紧随幸福的豪放欲求之后，从来就没有超越过。同样，这也将赋予这部纪事体小说应有的特点，即叙述过程怀着真情实感，也就是说，不以一场演出的那种恶劣手法，既不恶意地大张挞伐，也不极尽夸饰之能事。
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不树立英雄的楷模也就罢了，如若树立，怎么也轮不到格朗这个窝囊废呀，总该是顶天立地的硬汉塔鲁吧。这还是次要的。经过仔细琢磨，我觉得这段话分量相当重，以加缪严谨的文风，不会是戏言妄语，看来郑重其事，似乎在宣告这部小说的宗旨和原则，提出了自己的标准。
首先，小说，就不该是约定俗成的英雄颂歌。这部小说的所有人物，包括表现突出的里厄大夫和塔鲁等，无不是群体中的普通一分子，哪个也没有被塑造成为高大的英雄形象，这就颠覆了乱世出英雄的传统，也颠覆了所谓“英雄”的概念。英雄主义何以该回到次要地位，作者一句话就道破了：英雄主义“从来就没有超越”寻求“幸福的豪放欲求”，换言之，这是其固有的功利性使然。那么谁来占主要地位呢？当然就是所有普通人物了。说到底，《鼠疫》通篇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其次，“这就将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这句话值得好好掂量，疑似更为重大的颠覆，而且颠覆到真理的头上了。“原本的面目”，莫非我们所认识的真理，并没有见到本相？这里又不是确指哪一条真理，而是泛指一切真理，简短一句话，好大的口气。言下之意，虽未得其详，但是，我们凭借经验，不妨揣度一下：一提起真理，自然联想到“放之四海而皆准”，何其高远，何其圣洁，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仿佛相距十万八千里！这表明至少在我的心目中，真理已经神圣化了，偶像化了。那么，什么才是“原本的面目”呢？且看书中这样一段话：
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斗争，绝不能跪下求饶。问题全在于控制局面，尽量少死人，少造成亲人永别。为此也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同鼠疫搏斗。这个真理并不值得赞扬，这只是顺理成章的事。
面对肆虐的鼠疫，绝不能跪下求饶，任其摆布，不管以什么方式，必须与之搏斗，这就是《鼠疫》通篇彰显的真理，而这个真理，在作者看来“只是顺理成章的事”，“并不值得赞扬”。
以上两点——“归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次要地位”和“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去伪存真，去其神圣性，去其偶像色彩，存留本真，将这种高不可攀的大词宏旨，拉低到常人理解的水平，“顺理成章”，也就是合乎常情常理。
这是本书的两大关目，关联着人与世界的方方面面：以鼠疫为象征的命运、苦难、上帝、信仰、生与死、爱情、亲情、社会、道德、善恶、怜悯、良心、责任、抗争，等等，这一切，不再是抽象的思想概念，而与书中人物息息相关，需天天面对，时刻处理。
奥兰，一座几十万居民的城市，本来正常生活，各自忙碌，互不相干，却突然闹起鼠疫，全城封闭，一切就全变了。全城仅仅演绎着集体的历史，个人命运不复存在了。
鼠疫这个象征物，最容易让人联想到小说写作的历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欧洲泛滥的法西斯主义。不过，这种象征显然预留了很大空间，大大淡化了具体所指。罗兰·巴特发出批评的声音，对此就有微词，加缪在答复中有这样一段话：《鼠疫》，本意是希望读出多重含义，但是从内容上看很明显，是欧洲抵抗纳粹的斗争。证据就是这个敌人没有指明，而在欧洲各国，人人都能指认出来。……《鼠疫》，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一部抵抗的纪事体小说。但是可以肯定，它还不失为这样一部作品。
加缪一方面强调鼠疫的多重含义，另一方面又坚持这部作品的历史背景和抵抗纳粹的斗争。这并不矛盾。具体所指，这是不言而喻的，倒是“读出多重含义”更为难能可贵。象征如果过分贴近时代背景，随着时间的推移，象征意义就萎缩褪色了。加缪创作《鼠疫》时，想必有意模糊了象征的确指和泛指的界限，结果预留的空间与日俱增，能和读者的想象互动。因此，将近七十年过后，那段历史虽然不会被忘记，但是这种多重意义的象征，则由时间和纷扰的世界增添了新的内容。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鼠疫》历经大半个世纪，非但没有被人遗忘，反而越传越广，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读者的喜爱，单在法国本土，销售量就高达五百万册，成为不可多得的长销的畅销书。
作为一部哲理小说，这真是个奇迹，须知从哪方面看，《鼠疫》都不具备一般畅销书特定的要素。正如叙述者所坦言的：“这场鼠疫运行良好，如同一种谨慎而无可挑剔的行政管理”，“根本没有任何引人入胜的东西可以报道”，没有“类似老故事中的那种鼓舞人心的英雄，或者不同凡响的行为”，“不像大火那样壮观而又残酷”，就连瘟疫初起时，萦绕在里厄大夫头脑中的“那种激情澎湃的壮观景象”，也荡然无存了；尤其这场灾难持续时间长，单调到了极点，人所遭受的痛苦本身，“当时就丧失其感人的特点”。
由此可见，作者本人就承认，鼠疫期间发生的故事单调得很，既不壮观也不感人，那么这部小说凭什么进入畅销的经典行列呢？我们还需要从文本中寻求答案：
叙述者的态度倾向于客观，以求杜绝歪曲事实，尤其杜绝昧良心的话。他几乎不肯为求艺术效果而改变什么，仅仅照顾到叙述大体连贯的基本需要。正是这种客观性本身指导他现在要说，那个时期的巨大痛苦，最普遍又最深重的痛苦，如果说是生离死别的话，重新描绘鼠疫那个阶段，如果说在思想上是责无旁贷的话，也同样是千真万确的。
这里进一步说明了历史学家的笔法，特别强调客观性，不为追求艺术效果而改变事实。作者重申的这种写作态度，足以保证本书的宗旨和原则一以贯之，即我所说的通篇彰显的两大关目：普通人物唱主角，恢复真理原本的面目。这种创作理念，在《西绪福斯神话》这样的哲学著作中无法实践，于是加缪说：“你要想成为哲学家，那就写小说吧。”讲这话是有背景的，与其说是劝告别人，不如说是自勉。
我们知道，加缪的“三部荒诞之作”，即中篇小说《局外人》、剧本《卡利古拉》和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神话》，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相继发表，自成荒诞理论体系。按说，哲学论述与文学形式这样相互支撑和印证，效果已经相当可观了。然而，这个体系总括来说，只论述演绎了荒诞性，尚缺乏与之相制衡的反抗，于是有了第二个作品系列：长篇小说《鼠疫》（1947）、剧本《正义者》（1949）和厚重的理论力作《反抗者》（1951），这就是以反抗为主题的另一个“三位一体”系列。
第一个系列以“荒诞”为主题，还缺少一个鲜明生动的、震慑人心的荒诞象征。荒诞的象征，在《西绪福斯神话》中流于抽象，在《局外人》中流于模糊，在《卡利古拉》中流于单弱，因而需要一个振聋发聩，能引起万众惊怖而猛醒的荒诞象征。同样，还缺少一个人物众多、情节跌宕起伏的长篇复杂故事，需要创造一种刺激人神经，强迫人思考的创巨痛深的特殊氛围。《鼠疫》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鼠疫这个瘟神，在人类历史上多次行妖作怪，大范围肆虐制造的恐怖惨景，史书多有详细记载，给人类留下不可磨灭的恐怖印象。单单“鼠疫”这两个字，就能先声夺人，一旦作为荒诞的象征出现，就成为不二之选。
在《鼠疫》中，这个瘟神不减当日威风，果然有惊人之举，要独霸几十万居民的奥兰城，就先发制人，放出成千上万只疫鼠，满街乱窜，发出吱吱哀叫，猝死在行人脚下。恐怖气氛与日俱增，老鼠在城中逐渐灭绝，便轮到人应征充当疫兵了。围城中的一切都听瘟神的调遣，都围着瘟神运转，这便是典型的荒诞世界了。
人一旦意识到世界荒诞，即便没有感染上疫症，也平添了心病，这就是身陷围城，心陷绝境的征兆。人什么都不能自主了，完全丧失了自我，那么人还剩下什么，还能做什么呢？
在此之前，他们绝不肯将自己的痛苦跟不幸混为一谈，可是现在，他们却接受了这种混淆。他们没了记忆，也没了希望，就立足于当下了。其实，在他们眼里，一切都变为当下了。实话实说，鼠疫剥夺了所有人爱的能力，甚至剥夺了友爱的能力。因为，爱要求一点儿未来，而我们只剩下一些当下的瞬间了。
是的，头几个星期，大家还很激愤，还盼望这种集体受难早些结束。然而，鼠疫猖獗日甚一日，无休无止，瘟神的战车来回辗压，什么情爱友爱，什么记忆希望，什么社会、道德、信仰、怜悯心、责任感，一切都辗得粉碎。普遍的沮丧情绪，安于绝望的心态，比绝望本身还要糟糕。“只剩下一些当下的瞬间了”，这不就等于坐以待毙吗？
坐以待毙是大部分人的倾向，就连“新派伦理学家”都宣扬只能跪下求饶，无论做什么都于事无补。帕纳卢神甫则表明基督教的观点，阐明鼠疫“发自天意”，是对世人的惩罚，“永恒之志通过死亡、惶恐和呼号的途径，引导我们走向本原的沉寂和生命的前提”，换言之，基督教徒只能表达笃信，余下的事，上帝自有安排。
其实，这种倾向只是表面现象，谁也不甘心等待上帝的安排，“任何人都没有完全听天由命”，“甚至自以为相信上帝的帕纳卢也不相信”。奥兰城的秩序既然由死亡来节制，这就迫使人思考，是否还有别种选择。就连组织祈祷周的帕纳卢神甫，在布道时也明确指出，“反思”的时刻到了。他说道：
进行劝导，伸出友爱之手，靠这种办法督促你们向善已经过时了。今天，真实情况就是一道命令。而救赎之路，现在就由红色长矛向你们指明，并且推动你们上路。我的弟兄们，上帝的仁慈最终就表现在这方面，即赋予一切事物以两面：善与恶，愤怒与怜悯，鼠疫与救赎。就连危害你们的这场灾难，也是对你们的教育，给你们指明道路。
帕纳卢神甫这段话，无意中指出一个荒诞的问题：鼠疫就是救赎，就是对世人的教育。我们可以抛开他讲这话的动机、前提和结论，拿来比较一下书中有识者的思想和行为，却是一个很有趣的殊途同归的事例。
同帕纳卢神甫相对应的两个不信上帝的人，则是两个极有见识、极清醒的人物：一个是干劲十足、以治病救人为己任的里厄大夫，一个是极力反对死刑的社会活动家、全身心投入抗击鼠疫的斗士塔鲁。全城人落入鼠疫的围墙里、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人心大崩溃的时候，塔鲁和里厄却心有灵犀，很快就走到一起，为了同一种斗争。
抗击鼠疫的这两个灵魂人物，因鼠疫而走到一起，也是殊途同归，各有各的反抗史。两个人的几次谈话，越谈越深入，由里厄的叙述和塔鲁的记事铺衍缀补，无一不切中荒诞这个主题意旨。同样，帕纳卢的两场布道，则从侧面乃至反面衬托了荒诞主题。这些表现荒诞——反抗主题的大脉络贯穿全书，串联起众多人物的命运：殊途同归，最终都投入了这场斗争。
书中最不可思议的，又最顺理成章的事，就是社会上各色人等，原本不是一路人，甚至是敌对者，却都陆续汇聚到里厄和塔鲁的反抗旗帜下了。这正是荒诞的象征，鼠疫所起到的教育作用。但是教育的结果，却与帕纳卢神甫布道所期望的恰恰相反，不是抽象的弃恶向善，而是奋起同死亡做斗争。
鼠疫这个荒诞象征，其示范效应产生了奇迹，如影传形，如镜示相，幻化出了魔之形，恶之相，肆虐于社会的各个领域，挤压掉人生的空间，使得所有人，无论所谓的“善”人还是“恶”人，都无路可逃，不想死就只有拼死一搏了。这场斗争越惨烈，就越能激发人抗争，就连有案底的社会不安定分子、鼠疫期间走私发财的科塔尔，就连社会秩序的卫护者、总以审视的目光看别人的初审法官奥东，乃至传统宗教的代表人物帕纳卢神甫，都纷纷投入了这场战斗。正如里厄那样，“在同现实世界进行斗争，自认为走在通往真理的路上”。
让人人都“走在通往真理的路上”，这就是加缪讲“想成为哲学家就写小说”这句话的初衷吧。同样，这也正应了上文提到的两大关目：“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归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次要地位”。作者确实没有为求艺术效果而改变什么，结果顺理成章，原本面目的真理更容易被人理解和掌握，而不贴英雄标签的人物事迹也更贴近现实生活。正是基于这些品质，小说《鼠疫》拓展了，并且形象生动地演示了荒诞——反抗的主题，在荒诞的现实世界的多层面上，全方位地给人以启发。
加缪创作了两部荒诞哲理小说，出版时间相隔仅四年，虽然命题相同，粗略比较一下，跨度还是相当大的。《局外人》唯一的主人公默尔索，在荒诞现实中是个独醒者，而《鼠疫》中的里厄、塔鲁等人物，则构成了一个反抗的群体，代表了广泛的社会阶层。《局外人》讲的是一个小职员因过失杀人，最终被判处死刑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是渐进式的：默尔索还不以为意，不料却一点一点被绞进荒诞的司法程序中，没有他辩白的机会；一旦判决，就成为铁案了。默尔索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局外人”。《鼠疫》则讲述一个席卷几十万居民的特大事件，是突发式的：一场持续十个月的大瘟疫，颠覆了一座城市的行政管理、社会秩序、人心情感、道德良心、责任担当等社会和人生的方方面面，谁都不能置身于这种荒诞现实之外，哪怕是偶来的局外人和社会的边缘人物。从气氛的角度来说，前者主人公一贯冷漠超脱，情节也相应进展徐缓，除了结尾爆发一下，通篇基本平铺直叙，直到行刑前夕，也平静地迎接死亡。后者则截然相反，鼠疫突袭，一下子就把所有人置于紧张而惶惶不安的氛围中，疫城危难，与外界隔绝，死亡的数量和恐怖日益激增；人人性命不保，面对死亡的威胁，纷纷起来抗争，情节起伏跌宕，交织着极痛深悲和义愤的场景。
不过，比较起来，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局外人》所无暇顾及，或者说《鼠疫》所增益的内容，即给人以极大启示、直叩道德人心的部分。这部分内容在文中分量很重，探索了人的幽微的心曲，揭示了荒诞绝非纯粹的外境，内患与外境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看作者如何阐释。
首先，如何看待把他们聚拢在一起的鼠疫，自然是他们实际行为的前提。这个群体的灵魂人物，里厄和塔鲁的看法具有代表性，他们不赞同帕纳卢神甫所谓“集体惩罚”的观点，但是认为“鼠疫有其裨益，能让人睁开眼睛，逼人思考”，尤其是“有利于一些人的思想升华”。鼠疫所象征的荒诞现实，还有其“裨益”，甚至利于“思想升华”，正是因为荒诞的现实，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能促使人脱离浑浑噩噩的状态，睁开眼睛看世界，认真思考所面临的残酷的现实。作者的这种观点是一贯的，与《局外人》同时创作的剧本《卡利古拉》，整出戏只表现一件事：皇帝卡利古拉接连的疯狂举动，就是要迫使他周围的人睁开眼睛，看清这个荒诞世界。至于“思想升华”，其实也不难理解：古今中外，有多少杰出人物都因为经历了苦难，在文学领域经常被提起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一个鲜明有力的例证。加缪又何尝不是如此，他出身贫寒：“我是穷人”，“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无产者”。也正是这种困苦的环境，磨砺出他那伸张正义的性情和坚持真理的勇气。
思想升华与反抗密不可分，可以说互为因果。《鼠疫》中的这些人物，首先要确认自己是否身陷鼠疫的危害之中，是否应该冒着生命危险与之斗争。里厄和塔鲁身世、职业均不同，但各自一直在同现实世界做斗争，清醒地感到自己走在通往真理的路上。在组建志愿卫生防疫队，填补行政管理空缺的问题上，二人一拍即合：“看到鼠疫给人带来的灾难和痛苦，除非是疯子、瞎子或者懦夫，才会任其摆布。”里厄这样回答塔鲁的问题，表明他不欣赏帕纳卢的“集体惩罚”的观点，治病救人，才是他行医的理念。这里不妨节选二人的对话，我认为大有深意。
里厄：不相信沉默的上帝，竭力同死亡做斗争，这样对上帝也许更好些。
塔鲁：您的胜利永远是暂时的，不过如此。
里厄：这不成其为停止斗争的理由。
塔鲁：我不免想象，这场鼠疫可能对您意味的是什么。
里厄：意味连续不断的失败。
塔鲁：这一切，是谁教会您的？
里厄：是苦难。
塔鲁：还有一句话，大夫，哪怕您觉得可笑：您完全正确。
里厄：对此我不甚了了。那么您呢，您了解什么呢？
塔鲁：我要了解的事情不多了。
里厄：您认为自己全部了解生活了吗？
塔鲁：不错。
里厄：在进入这段经历之前，再确定一下，您能有三分之一的机会幸免于难。
塔鲁：一百年前，一场鼠疫大流行，夺走波斯一座城市的全部性命，唯独一直忠于职守的那个洗尸体的人得以幸免。
里厄：您管这种事，出于什么动机？
塔鲁：也许是我的道德观吧。
里厄：什么道德观？
塔鲁：理解。
二人十分平静地谈论着人生中这么多天大的问题，以极平常的语气讲出生活的这些真理。顺便提一句，全书凡是涉及这类真知灼见，从不激昂高调，始终保持这种道家常的语气。下面，仅就这段谈话所提及的几点，看一看在荒诞这个主题上，作者是如何阐明道德人心的。
面临大灾大难，信仰问题就会凸显。里厄和帕纳卢，一个医生，一个神甫，本来似应“道不同，不相为谋”，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神甫宣称“应该热爱我们不理解的东西”，医生则答以“誓死也不会爱这个让孩子受折磨的世界”，但是，他们都在尽心尽力“为拯救人而工作”，唯独这一点才重要，表明他们能超越信仰、超越渎神和祈祷的事，一起同病痛和死亡做斗争。二人达到心灵的契合，里厄握住帕纳卢的手，平静地讲了一句震撼人心的话：“现在，就连上帝也不可能将我们分开。”
不用大词阐述宏旨，这是加缪的创作特点。里厄和帕纳卢终生坚守的，一个是职业的信仰，一个是宗教的信仰，而真正信仰的前提，作者并没有用大爱的字眼来表述。唯有大爱，才能超越信仰的分歧，在大灾大难中，表现出了理解和宽容。里厄这样评价帕纳卢：“内里要比表象优越”，“他讲道好，做得更好”。帕纳卢自从参加了卫生防疫组织，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和鼠疫传染区，在击退鼠疫的前夕以身殉难。
鼠疫猖獗时期，消除了人的价值判断。所有出路都关闭了，人很容易就全盘接受眼前的一切，无论做什么都不再有所选择，这就是丧失了信仰。当然，真正坚定的信仰是不会因外境而丧失的，就像里厄、塔鲁、帕纳卢等人这样，而在这种特定的境况，反抗就成为他们共同的信仰。这种信仰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吸引来有案底的边缘人物科塔尔、自认为是疫城局外人的巴黎记者朗贝尔、主张判决的威力胜过法律的初审法官奥东先生等一干人。同样，在鼠疫这种特定的境况下，反抗也成为不同价值观的唯一取向。这就是上面那段对话的基本内涵。
反抗成为唯一的价值取向，但是各人的动机却不尽相同，毕竟心怀大爱的人在世间属凤毛麟角。就连塔鲁也直言，他的动机出于“理解”的道德观。理解一词词义明确，又很宽泛，出自塔鲁之口，必有特殊的含义，如果不联系他的身世，就很难抓准意思。塔鲁的父亲是法官，在塔鲁看来，父亲一上法庭和刑场，就变了一个人；那种表现“正经应该称为最卑鄙的谋杀”。于是，他十八岁那年离开优裕的家庭，体验了贫困的滋味，为谋生干过各种行业，不想成为“鼠疫患者”，便成为社会活动家。他认为他所生活的社会是建立在死刑的基础上的，就同社会做斗争，极力反对死刑。为了建立一个不再杀人的世界，他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投入欧洲各国的斗争，自以为走在正确的路上，尽心尽力在同鼠疫做斗争，最终才醒悟，自己一直是鼠疫患者，即使抱着良好的愿望，即使好人也难免杀人，“因为他们就生活在这种逻辑中”，一举一动都可能致人死亡。塔鲁说道：
即使拯救不了人，起码也尽量少给他们造成伤害，有时甚至给他们做点儿好事儿。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拒绝一切直接或间接的，有理或无理的杀人行为，也不为杀人的行为辩解。
同样，这也是为什么，这场瘟疫没有教会我什么，只让我明白必须和你们一起同瘟疫做斗争。我基于可靠的知识了解，鼠疫，每人身上都携带，因为，任何人，是的，世上任何人都不能免遭其害……一个正派人，就是几乎不把疫病传染给任何人的人……但是现在，我心甘情愿原原本本做人，我学会了谦虚。我只想说，大地上还有灾难和受害者，一定得尽可能拒绝，不要跟灾难同流合污……我听到过那么多高谈阔论，脑袋几乎给弄晕乎了，那些高谈阔论也足以使其他一些人晕头转向，结果同意去杀人，从而也使我明白了，人的不幸缘于他们没有使用清晰的语言。于是我决定讲话和行动都要明明白白，以便走在正道上。
这段话基本概括了塔鲁所谓“理解”的道德观，尤其概括了他那波澜壮阔而又漩流沉淀的社会活动与政治生涯，这也是他一再说的“生活的事我无所不知”。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正是加缪自身经历的写照，是他用明明白白的话总结出来的人生大道理，做正派人的准则。“原原本本做人”，塔鲁经历了坎坷的半生，才总结出这条做人的道理，看起来挺容易，做起来就会碰到层出不穷的阻碍和诱惑。生活在当代社会的逻辑中，做一个“正派人”，“不要跟灾难同流合污”，仅就这两点，能认真坚守，确实千难万难，不胜其苦，拿塔鲁的话说，“真得有意志，还要绷紧神经”。生活逻辑就是这么荒谬：做好人难，不做坏人更难。换言之：做点儿好事容易，难的是不做坏事。在实际生活中，漫说是无意，就是有意损害别人的事也司空见惯，见多不怪了。且不说在那丧失价值判断的“史无前例”的年代，不管多好的人，忽然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谁不是昧着良心，争相跟着高呼“打倒×××”的口号呢？那种政治上的集体同流合污，如果说主要是由特殊的历史环境造成的话，那么泛滥多年的贪污腐败、损公肥私、制假售假（包括假药和有毒食品），甚至学术造假等等集体同流合污的现象，就没有任何借口可以辩白了。
由此可见，鼠疫、灾难、死亡（包括良心的泯灭，道德的沦丧）、邪恶势力，所有荒诞的东西、负能量，可以说无处不在，总能把人搞得晕头转向，难以“原原本本做人”了。这就是为什么塔鲁敢于断言：“鼠疫，每人身上都携带”，只因“任何人都不能免遭其害”。这样讲并不算言过其实，我们扪心自问，其实谁的心没有受过鼠疫的侵害，至今还留下阴影，潜伏着病菌？这不仅从生活经验上，而且从荒诞哲学意义上看，也同样切中事理。在《鼠疫》的结尾部分，那位患哮喘病老人总结似的讲了一句话：“说到底，鼠疫究竟是什么呢？鼠疫就是生活，不过如此。”破题的话，就这么简单，随口由那位形同局外人的老患者讲出来，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他得知他十分钦佩的塔鲁也被瘟神带走了，不免感叹道：“最优秀的人总是先走。这就是生活。”他对塔鲁的赞语是：“他可从来不讲空话废话。”还有一赞：“他那个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那么，塔鲁想要什么呢？塔鲁明确表示：“我关心的是了解如何成为圣人，人，不信上帝能否成为圣人。”这里的“圣人”概念，没有汉语中为人师表的意义，也不同于基督教中的圣徒，姑且可理解为在生活中保持“圣洁”的人，不携带鼠疫病菌的人。按照里厄的揣度，塔鲁认为人无权处死任何人，可是受害者又难免会成为刽子手，因而他生活在矛盾之中，从未萌生过希望，为此才想要当圣人，“通过为别人服务获取安宁”。那么，在塔鲁的眼中，谁像圣人呢？他想到那位患哮喘病的老人，生活那么有规律，讲话还有哲理性，或许他就是个圣人，“如果神圣性就是习惯的总和的话”。不过，他真正佩服的只有两个人，在他的心目中，唯独里厄母子达到了圣人的高度。他对里厄大夫的赞扬不必赘述，对里厄老太太的评价倒值得一提。
塔鲁在纪事中着重指出，里厄老太太为人非常低调，无论表达什么事，都用简单的语句。每天傍晚，她总爱坐在窗前，面对清静的街道，身子微微挺直，双手安闲地放在膝上，目光总那么凝注，渐渐融入暝色中。她在塔鲁面前从未拿出具体例证，但是从她那一言一行中，塔鲁能辨别出善良的光芒。纪事中还谈到一个事实：老太太从不思索就洞察一切，“她与沉默和阴影相伴，却始终能停留在任何光明的高度，哪怕是鼠疫的亮度”。塔鲁正是在这里透露了他的一点隐私：“我母亲就是这样，我喜爱她身上这种同样的低调，她正是我一直想要回到身边的人。八年了，现在我还不能说她去世了……”这道出了加缪的心声。这些母亲，以其低调和光明的高度，都同样体现了“原本的真理”，思想的升华，都同样体现了能与鼠疫抗衡的正气、正能量。2014年9月于北京花园村
人物简介
贝尔纳·里厄大夫 本书主角。三十五岁，中等身材，黑发，黑肤，常穿一身深色衣服，像西西里农民。他敏锐预感到鼠疫来势凶猛，果断防范，全身心投入，团结一大批志愿者与疫情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殊死斗争。
让·塔鲁 奥兰城的短暂居客，体魄健壮，为人宽厚。志愿者队伍中挑大梁的，里厄大夫的得力助手。他坚持写的纪事，成为记录疫城每天情景的鲜活材料。他本是个社会活动家，身世之谜最后才解开。
约瑟夫·格朗 市政府职员，长期临时工，里厄大夫免费收治的病人。生活近似苦行僧，妻子雅娜也跟人走了。志愿者之一，救了邻居科塔尔，任劳任怨，“真正代表了推动卫生防疫工作的这种笃定的美德”。
雷蒙·朗贝尔 巴黎一家大报馆的年轻记者，因出差奥兰而滞留疫城。疫情开始时把自己视同局外人，千方百计想要脱身回巴黎与恋人团聚，后受到里厄大夫和塔鲁等人的精神感召，加入了志愿队，表现出他的果敢和才干。帕纳卢 神甫，奥兰地理学会碑铭复原工作的权威。擅长讲道，声音洪亮，充满激情。后加入志愿队。里厄给他的评价：“他讲道好，做得更好。”
卡斯泰尔 经验丰富的老大夫，在中国行过医。他是动荡时期的稳定因素，里厄大夫的有力支持者。他用本城传播的鼠疫细菌培养液生产血清，在最终击退鼠疫的战斗中起了关键作用。
科塔尔 矮小的吃年金者，边缘人物，因有案底随时可能被捕而过度紧张，曾上吊自杀，被塔鲁救下。鼠疫爆发封城后他如鱼得水，因走私而阔绰，还想帮助朗贝尔私自出城。疫期结束后，他有令人大跌眼镜的结局。鼠疫用另一种囚禁状况表现某种囚禁状况，犹如用某种不存在的事物表现任何真实存在的事物，都同样合情合理。——丹尼尔·笛福第一部一
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奥兰的奇特事件，构成本部纪事的素材。通常认为，这些事件不该发生在那里，情况有点儿反常。初次领略，奥兰的确是一座普通城市，只不过是阿尔及利亚滨海的一个法国海外省的省会。
应当承认，这座城市，从本身看来挺丑陋，表面看上去倒很平静，必须观察一段时间，才能发现它同各个地域其他许多商埠的差异。譬如说，一座城市既没有鸽子，也没有树木，没有花园，既看不见鸟儿扑打的翅膀，也听不到树叶沙沙的声响，总之，这样毫无特色的地方，让人怎么想象呢？在这里，四季的嬗变，仅仅在天空显现。只有清爽的空气、小贩从郊区运来的大批花篮，才带来春天的消息：那是在市场上兜售的春天。整个夏季，炎炎烈日烧烤着干透了的房舍，给墙壁蒙上一层灰突突的灰烬。于是，家家户户只能关紧了百叶窗，躲在阴影里生活。到了秋天则相反，大雨滂沱，满街泥浆的洪流。
要了解一座城市，简便的办法就是探索居民如何劳动，如何爱并如何死亡。也许是受气候的影响，在我们这座小城里，所有这些事情都同时进行，处于同样状态，既狂热又驰心旁骛。也就是说，大家都感到百无聊赖，又得尽量习以为常。我们的同胞都很有干劲儿，但总是为了发财致富。他们对经商兴趣尤为浓厚，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首先经营的是买卖，自不待言，他们也同样喜爱寻常的乐趣，他们爱女人，爱看电影，爱泡海水澡。不过，他们却十分理智，这类消遣只留待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而一周的其他日子，就力求多多赚钱。傍晚他们离开办公室，定时到咖啡馆相聚，再沿着同一条林荫大路散步，或者待在自家的阳台上。年纪最轻的人，欲望强烈，但是短暂；而年纪最大的人，坏毛病也大不过参加滚球协会的活动、联谊会的宴会，到俱乐部打牌，碰运气大赌两把。
想必有人会说，这些并不是我们的城市所特有的，总体来说，我们同时代的人莫不如此。如今，看到人们从早干到晚，余下的时间就去打牌，喝咖啡，闲聊，这样的生活恐怕再正常不过的了。然而，也有些城市，也有些地区，那里的人时而会臆想别的事。一般来说，这并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只不过，总还有过臆想，这就比什么都强。奥兰则相反，看来是一座没有臆想的城市，亦即一座纯粹现代的城市。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具体描述我们这里相爱的方式。男人和女人，要么在所谓的做爱的行为中，快速地相互餍足，要么在婚约中二人长相厮守。这两种极端之间，往往找不到折中。这也算不上独特。在奥兰如同在别处一样，大家都没有时间，缺少思考，不得不相爱而又浑然不觉。
我们这座城市更为独特的，还是人临死可能碰到的难题。用“难题”二字也不甚恰当，说不舒适或许更确切些。生病从来就不是惬意的事儿，但是有些城市，有些地方，生了病会有人照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顺其自然。一个病人就需要温馨呵护，喜欢有所依赖，这是人之常情。然而在奥兰，气候这么极端，生意这么繁忙，景观这么乏味，傍晚时分消失得这么快，而寻欢作乐又是这等水平，这一切都要求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人生了病，就陷入了孤独。那么再想一想一个要死的人，简直就是掉进陷阱，被几百堵热得劈啪作响的墙壁困住；而与此同时，全体居民都在打电话或者在咖啡馆里谈汇票，谈提货单和贴现。说来不难理解，即使在现代社会中，生活在一个酷热干燥的地方，死神突然闯来，人临终的时候，境况该有多么艰难困窘。
我指出这样几点，也许足以让人对我们的城市有一个概念。眼下说到什么，都不宜夸大其词，只应该强调市容和生活状态都平淡无奇。不过，只要生活习惯了，也不难打发时日。既然这座城市容易让人习惯，那么就可以说无往而不利了。当然，从这个角度看，生活就不那么趣味盎然了。但是在我们这里，至少没有出现过混乱。本城的居民为人直率、友善而活跃，总能赢得旅游者应有的敬重。这座城市既无美景，又没有草木和灵魂，最终似乎让人感到安宁，在这里的人终于可以进入梦乡。不过，还应当说句公道话：这座城市镶嵌在无与伦比的美景中，坐落在一块光秃秃的高地中央，而高地则环绕着阳光灿烂的山峦，整个对着风景如画的海湾。说到遗憾可能只有一点，就是城市的格局背对着海湾，因此不可能眺望海景，必须越过山峦去寻找。
说到此处，恐怕大家不难理解，我们的同胞做梦也想不到，这年春天会发生这么多变故，我们也是随后才明白，这些变故正是我们打算在这里记述的一系列严重事件的先兆。这些事实，在一些人看来非常自然，另一些人则相反，认为并不足信。但是，不管怎样，一名纪事作者无法考虑这些矛盾的说法。他的任务仅仅是说“这事发生了”，只因他知道，这事确实发生了，事关一地全体居民的生命，而且，还有数千名目击者会由衷地认为，他讲述的情况完全属实。
再者说，叙述者，到时候都会了解他是何许人，如果不是事出偶然，他得以搜集相当数量的第一手材料，如果不是势在必行，他裹进了他打算讲述的所有这些事件里，那么，他就不大可能开发这样一种事业。正因为有了这些条件，他才名正言顺地做起了历史学家之事。当然，一位历史学家，即便是业余的，也总要掌握一些资料。本书的叙述者手头自然也有资料：首先是他亲眼所见，其次是别人的见证，既然他担当了角色，就得去搜集这部纪事所有人物的心声，最后便是辗转落入他手上的文字资料。他心中自有准谱儿，到了适当时候就进行筛选，充分利用这些资料。他还打算……好了，也许该放下这些评论和谨慎的言辞，到了直接叙事的时候了。头几天的情况，要讲得稍微详细一些。二
四月十六日上午，贝尔纳·里厄大夫走出诊所，在楼梯平台中间绊着一只死老鼠，当即一脚踢开，也并没在意，就下楼去了。可是到了街上，他忽然想到那只老鼠不该死在那地方，于是返回，要告知门房。面对米歇尔老先生的反应，里厄大夫就更加明确地感到他的发现异乎寻常。乍一碰到这只死鼠，他只是觉得有些蹊跷，而门房却把这视为一种诬蔑。门房绝不容忍，断言这楼里绝没有老鼠。里厄大夫则向他保证说，二楼的楼道上就是有一只，大概死了，可是白费唇舌，米歇尔先生还是坚信不疑：这楼里没有老鼠，而这只老鼠，一定是有人从外面带进来的。总之，是一场恶作剧。
当天晚上，贝尔纳·里厄站在楼道里，要摸出钥匙来，才好上楼回家，他忽然发现一只大老鼠从楼道的幽暗深处溜出来，身子摇摇晃晃，皮毛全湿了。老鼠停下来，似乎要保持平衡，随即跑向大夫，又停下来，原地打了个转儿，轻轻叫了一声，最终倒地，从半张的嘴里咯出血来。大夫瞧了它半晌，上楼回家了。
他想的不是那只老鼠，而是念念不忘咯出的血。他妻子病了有一年了，准备次日动身去一家山区疗养院。他见妻子按照他的嘱咐，躺在他们的卧室里。旅途劳顿，她要养足精神。她笑脸相迎，说道：“我感觉很好。”
大夫端详在床头的灯光下转向他的脸庞。妻子三十岁了，尽管一副病容，可是在里厄看来，这张脸始终保持着青春，也许是这嫣然一笑驱走了其余的一切。“能睡就多睡会儿，”里厄说道，“护士明天十一点来，我送你们去车站，赶十二点的火车。”
他亲了亲妻子微微潮湿的额头。那笑容一直送他到门口。
第二天，即四月十七日，早上八点钟，大夫出门，被门房拦住。门房指责有人搞恶作剧，又把三只死鼠撂在楼道中间。老鼠浑身是血，估计是用大号老鼠夹子捕杀的。门房拎着死鼠的爪子，在门口守了好一会儿，想用冷嘲热讽来激那些坏蛋现出原形。然而一无所获。“哼！那些家伙，”米歇尔先生说道，“早晚会让我给逮住。”
里厄大为不解，决定去城边街区巡诊，那里住着他的最穷困的患者。这些街区清理垃圾要晚得多，他的汽车在飞扬的尘土中，驶过一条条笔直的街道，车身几乎擦着撂在人行道边上的垃圾箱。大夫在这样驶过的一条街上，计数有十二只死鼠扔在烂菜叶和肮脏的破布片中间。
大夫探视的第一个患者正躺在床上。房屋临街，既是卧室，又当餐厅。患者是个西班牙老人，饱经风霜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他面前的被子上，放着两个盛满鹰嘴豆的小锅。大夫进来时，这位老哮喘患者正半坐在床上，他见大夫进来，身子便往后一仰，想调一调高低不平的急促喘息。他妻子拿来一个小盆。“嗨，大夫，”患者在打针时说道，“它们跑出来了，您看到了吧？”“是啊，”他妻子也说道，“邻居拾到三只。”
老人搓着手。“它们跑出来了，所有垃圾箱里都看得见，是饿的！”
随后，里厄无需费力就观察到，全街区的居民都在议论老鼠。他巡诊完了便回家。“有您一封电报，送楼上了。”米歇尔先生说道。
大夫问他，是否又见到了老鼠。“嗳！没有，”门房回答，“要知道，我的眼睛盯着呢。那些蠢猪没那个胆子了。”
电报告知里厄，他母亲于次日到达。在儿媳去疗养院期间，老太太来料理儿子的家务。大夫走进家门，见女看护已经到了，又见妻子穿好了套裙，略施了脂粉，正站在那里。里厄冲她笑了笑。“好哇，”他说道，“很好。”
过了片刻，到了火车站，里厄将妻子安置在卧铺车厢里。他妻子瞧着车厢：“这对咱们也太贵了，是吧？”“有这个必要。”里厄回答。“听说闹老鼠，是怎么回事儿？”“我也不清楚，怪得很，不过，事情会过去的。”
接着，他说得很快，请求妻子原谅，他本该好好照顾她，可是对她太粗心了。他妻子连连摇头，似乎向他表示快别说了。他还是补充一句：“等你回来，一切都会好的。咱们从头再来。”“对，”妻子两眼放光，附和道，“咱们从头再来。”
过了一会儿，妻子转过身去，背朝他张望窗外。月台上，人人都匆匆忙忙，不顾避让而相撞。火车头蒸汽的嘘嘘声音，一直传到他们的耳畔。他呼唤妻子的名字，等她转过身来，便看见她泪流满面。“别这样啊。”里厄轻声劝道。
妻子眼泪汪汪，重又浮现笑容，只是还有点儿僵硬。她深深吸了一口气：“你走吧，一切都会好起来。”
里厄紧紧拥抱妻子，继而回到站台，隔着车窗的玻璃，现在只能看见妻子的笑容了。“千万照顾好自己呀。”里厄说道。
可是，妻子听不见他说话了。
在站台的出口处附近，里厄遇见了奥东先生，手拉着小儿子的预审法官。大夫问他是否要动身去旅行。奥东先生身材瘦长，穿一套黑礼服，五分像从前所谓的上流社会人士，五分像殡仪馆的掘墓人。他声调亲热，回答简短：“我来接奥东太太，她去看望我的家人回来。”
火车汽笛长鸣。“老鼠……”法官说道。
里厄朝火车启动的方向望了一眼，随即又转向出站口，他应了一句：“是的，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当时的情况，他记得最清楚的，也只是一名列车员经过，腋下夹着一箱死鼠。
当天下午，开始门诊时，里厄接待了一个年轻人，据说是记者，上午就来过诊所。年轻人名叫雷蒙·朗贝尔，矮个头儿，肩膀宽阔，一副果敢的神情，明亮的眼睛透着聪明。他穿一身运动装，看样子生活挺富裕。他开门见山，表明他为巴黎一家大报馆调查阿拉伯人的生活状况，想了解他们的卫生情况。里厄告诉他，他们的卫生情况不佳，但是深谈之前，他想了解记者是否能如实报道。“那当然了。”记者答道。“我是想说：您能百分之百进行谴责吗？”“百分之百，不行，这得实话实说。不过，照我的估计，这样的谴责也不会有什么根据。”
里厄心平气和，说这样的谴责，确实没什么根据，而他提出这个问题，无非是想知道朗贝尔的见证文章能否做到毫无保留。“我只接受毫无保留的见证。因此，我也不会用我的资料支持您的见证。”“这是圣茹斯特的语言。”记者微笑道。
里厄也不提高嗓门儿，说他对此一无所知，但是认为这是一个厌世的人所用的语言，不过，这个人与其同胞也有同好，自身也决意拒绝不公正和退让。朗贝尔耸了耸肩膀，注视着大夫。“我觉得理解了您的意思。”他站起身，最后说道。
大夫送他到门口：“我感谢您能这样对待事物。”
朗贝尔有点儿不耐烦的样子。“好吧，” 他说道，“我理解，请原谅，打扰您了。”
大夫同他握手，并且对他说，现在城里发现大批死老鼠，以此为题写一篇报道，也许会相当吸引人。“哦！”朗贝尔欢叫了一声，“这事儿我有兴趣。”
十七点钟，大夫又出诊了，在楼梯上同一个男人打了个照面。此人仍然年轻，侧影显得笨重，大脸膛，眼窝深陷，两道浓眉。里厄遇见过他几次，那是在这幢楼的顶层西班牙舞蹈演员的家中。此人名叫让·塔鲁，他正有滋有味抽着一支香烟，聚精会神地观赏脚下台阶上一只老鼠垂死的抽搐。他抬起平静的目光，灰色的眼睛稍微多看了一下大夫，向他问好，还说老鼠都跑出来可是件怪事。“对，”里厄答道，“不过，到头来就该让人恼火了。”“在某种意义上，大夫，只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类似的现象，我们从未见过，仅此而已。而我觉得这挺有意思，对，实在有意思。”
塔鲁伸手往后拢了拢头发，又瞥了一眼现在不再动弹的老鼠，然后冲里厄微微一笑：“不过，大夫，不管怎么说，这是门房主管的事儿。”
说到门房，大夫正巧碰到：米歇尔老头背靠在楼门口旁边的墙上，平常充血的脸上又添了不胜其烦的表情。“不错，这我知道，”他回应向他表示有新发现的里厄，“现在一见到就是两三只了。而且，在别的楼房里，也是同样情况。”
他那样子很沮丧，又愁容满面，还下意识地搓着脖颈儿。里厄问他身体可好。门房当然不能说情况不妙，眼下只是感到食欲不振。依他之见，这是精神作用。全是老鼠搅的，等它们死绝了，情况就会大大好转。
可是，又过了一天，四月十八日早晨，大夫去车站接母亲回来，看到米歇尔先生面容更加憔悴了：从地下室到阁楼，十来只老鼠死在楼梯上。邻近楼房的垃圾箱全丢满了死耗子。里厄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没有流露出一丝惊讶的神色。“这种事儿不新鲜。”
老妇人身材矮小，满头银发，一双黑眼睛十分温柔。“又见到你真高兴，”她说道，“老鼠绝破坏不了见面的喜悦。”
里厄点头称是；千真万确，跟母亲在一起，无论什么事，总好像很容易解决。
里厄还是给本城灭鼠办公室打了电话，他认识那位主任。主任是否听说，大批大批老鼠跑出洞来死去。梅西埃主任早就听说了，而且在他那与码头相距不远的办公室里，有人发现了五十来只老鼠。不过，他心里还在琢磨，事情是不是严重了。里厄也说不准，但是他认为灭鼠办公室应当采取措施。“是啊，”梅西埃说道，“要有指令。你若是觉得真有这个必要，那我可以请求指令。”“怎么说也有这个必要。”里厄说道。
他的清洁女工刚才也告诉他，她丈夫干活的那家大工厂里，也收集了好几百只死老鼠。
总而言之，差不多正是这个时期，我们这些同胞开始担心了。因为，从十八日起，各家工厂和库房，着实清出来数百只老鼠尸体。有时候，也不得不结果那些残喘时间太长的老鼠。然而，从城边街区一直到市中心，凡是里厄大夫所经过的地方，凡是我们的同胞聚居的地方，等待清理的死鼠都堆在垃圾箱里，或者长串排在阴沟里。正是从这天起，晚报大量报道这件事，质问市政府打不打算行动，准备采取什么紧急措施，以确保市民免遭这场令人憎恶的鼠害的侵扰。市政府毫无打算，根本没有准备采取任何措施，不过，市议会倒是先开会讨论。指令下达给灭鼠办公室，每天清晨集中清理死鼠。清理完了，由办公室的两辆卡车将死鼠拉到垃圾焚化场焚烧。
不料，随后几天，形势越发严峻了。收集到的死鼠数量与日俱增，每天清晨都要清理更多的死鼠。到了第四天，老鼠开始成批出洞，死在外面。它们从储藏室、地下室、地窖和阴沟里爬出来，列成长队，蹒跚前行，晃晃悠悠来到光亮的地方，在原地打转儿，然后死在人的面前。夜晚，无论在走廊还是小巷，都能清晰地听见它们垂死的轻微叫声。到了早晨，在城郊街区，只见死鼠堆在阴沟里，尖嘴巴还挂着血丝，有的泡得胀起来，开始腐烂，还有的躯体僵硬，胡须仍然翘着。在市区，走在楼道或者院子里，也能见到三五成堆的死鼠。甚至行政机构的大厅里，学校操场上，咖啡馆的露天座地面，有时也有零星的老鼠跑去死掉。我们的同胞在最热闹的地方发现死鼠，无不大惊失色。阅兵场、林荫大道、海滨林荫路，也不时受到玷污。清晨清理了死鼠之后，整个白天，全城又逐渐发现死鼠，而且数量越来越多。夜晚散步者走在人行道上，不止一人感觉踩到了刚死还有弹性的小动物尸体。就好像我们的楼房扎根的大地本身长了疖子，在体内积满了脓血，现在终于排放出来了。我们这座小城，原先多么平静，瞧一瞧就知道，它现在有多么惊愕，几天工夫就闹得天翻地覆，如同一个原本健康的人，黏稠的血液循环突然紊乱起来！
事态严重到了极点，就连朗斯多克情报所（搜集并发布各种题材的情报资料），也在免费的无线电广播节目中宣布，仅在二十五日那一天，就清理并焚化了六千二百三十一只老鼠。这个数字赋予全城每天有目共睹的景象一个清晰概念，遂加剧了居民的恐慌情绪。此前，大家只是抱怨一个颇令人厌恶的偶发事件，现在却发现，这种现象隐含着威胁性，可是其规模还无法确定，其根源也无从探究。唯独那个患哮喘病的西班牙老人还仍旧搓着双手，一再重复：“它们跑出来了，它们跑出来了……”显示老年人的一种喜悦。
到了四月二十八日，朗斯多克情报所又宣告，大约清理出八千只死鼠，全城焦虑不安的气氛便达到了顶点。有人要求采取根本措施，有人指责市政当局，而在海边有房子的人，已经说起要去那里躲避一时。幸好第二天，情报所又宣布，死鼠现象突然消失，灭鼠办公室收集死鼠的数量微不足道。全城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就在当天中午，里厄大夫在楼前停了汽车，看到老门房从街道的另一端走过来，只见他耷拉着脑袋，双臂和双腿都叉开，走路特别吃力，活像一个牵线的木偶。老人挽着一位神甫的胳臂，大夫认识，那正是帕纳卢神甫，一位博学而活跃的耶稣会会士，见过几次面，在这座城市享有盛名，甚至在不关心宗教的人中间也受到敬重。里厄等待二人过来。米歇尔老头眼睛发亮，喘息却发出咝咝的声响。他感觉不舒服，原想出去走走，不料他的脖颈儿、腋下和腹股沟突然疼痛难忍，迫不得已回来，请帕纳卢神甫搀扶一下。“生成几个肿块，”米歇尔老头说，“我走动挺费劲儿。”
大夫从车门伸出手，用手指抚摩米歇尔伸给他的脖子根部：里面形成了一个类似木节的肿块。“您回去躺下，量量体温，下午我去给您看看。”
老门房一走，里厄就问帕纳卢神甫对这场鼠患的看法。“唔！”神甫答道，“恐怕是一场瘟疫。”他那双眼睛在圆眼镜后面笑吟吟的。
里厄吃完午饭，拿起疗养院通知他妻子到达的电报，又看了一遍，忽听电话铃响了。是一位老主顾打来的；那人在市政府当职员，长期患有主动脉狭窄症，因家境贫寒，里厄免费为他治疗。“是我，”那人说道，“您还记得我吧。不过，这次是为别人。您快点儿来一趟，我邻居家出了事儿。”
听电话里气喘吁吁的声音，里厄就联想到门房，就决定随后再去看看他。过了几分钟，里厄就到了城边街区菲代尔伯街，走进一幢矮楼，在阴凉而气味难闻的楼梯中间，遇到了约瑟夫·格朗，即下楼来接他的那个职员。此人年约五旬，蓄留黄黄的小胡子、身材细高，有点儿驼背，双肩狭窄，四肢则又瘦又长。“稍好些了。”他走到里厄跟前说道，“可是那会儿，我还以为他活不了啦。”
他擤了擤鼻涕。上到三楼，即最高一层，里厄看到左侧的房门上用红粉笔写着：“进来吧，我上吊了。”
他们进了屋。绳子从吊灯垂下来，正对着下面一张翻倒的椅子，桌子则推到角落里。不过，那根绳子空吊着。“我及时把他解下来了。”格朗说道。尽管他使用的语言极其简单，他似乎总在字斟句酌。“当时也巧了，我刚好出门，就听见有响动。我一看见房门上写的字，怎么跟您说呢，我还以为搞恶作剧呢。不过，他发出的呻吟声，听着很怪，甚至可以说挺可怖的。”
他搔着脑袋：“看起来，这样自杀的方式一定很痛苦。我自然就进去了。”
他们推开房门，在门口面对一间非常明亮，但家具简陋的屋子。一个圆滚滚的矮个儿男人躺在铜床上，他呼吸很吃力，充血的眼睛注视着来人。大夫停下脚步，从那人喘息的间歇中，似乎听出垂死老鼠的咝咝叫声。然而，屋里各个角落没有一点儿动静，里厄朝床边走去。此人没有从多高的地方跌落，摔得也不重，脊椎支撑住了。当然，还有点儿窒息。有必要拍一张X光片。大夫给他注射了一针樟脑油，说是几天之内就能痊愈。“谢谢了，大夫。”这人以窒息的声音说道。
里厄问格朗是否报告了警察局，这位职员神态未免有点儿尴尬——“没有，”他说道，“哦！没有。当时我想，最紧迫的……”“当然了，”里厄截口说道，“那由我去办吧。”
可是这时，床上的病人躁动起来，抬起身子阻止，说他很好，没必要去报告。“您冷静些，”里厄说道，“这算不上案件，请相信我，我必须去做个声明。”“噢！”对方哀叹。
他随即将身子往后一仰，开始饮泣。这阵工夫，格朗一直摩挲着胡子，这时走到床前，劝道——“好了，科塔尔先生。要尽量理解。可以说，大夫有这个责任。譬如说，万一您想不开，又要……”
可是，科塔尔边流泪边说道，他再也不会干这种傻事儿了，那也是一时糊涂，现在他只求让他清静。里厄开出药方。“就这样说定了，”里厄说道，“不谈这事儿了，三两天我再过来瞧瞧。不要再干傻事儿了。”
来到楼梯平台，里厄对格朗说，他不得不去报警，但是要求警长过两天再来调查。“今天夜里还得监视他。他有家人吗？”“我没见过他的家人。不过，我可以亲自守夜。”
格朗摇着头又说——“您应当注意到，我都谈不上认识他。但是总得互助嘛。”
经过走廊的时候，里厄还不由自主地观察各个角落，问格朗在他这街区，老鼠是否彻底消失了。这名职员对此一无所知。确实有人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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