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庄福龄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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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论试读：
出版说明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加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深入推进，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迫切需要我们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研究新情况，分析新矛盾，解决新问题，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时代变迁呼唤理论创新，实践发展推动理论创新。当代中国的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要想适应时代要求乃至引领思想潮流，就必须始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使马克思主义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策划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丛书。作为一个开放性的论库，该套丛书计划在若干年内集中推出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高端学术著作，通过大批马克思主义研究性著作的出版，回应时代变化提出的新挑战，抓住实践发展提出的新课题，推进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我们希望“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的出版，能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为推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作出更大贡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一编 绪论
第一章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的对象和任务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的对象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已经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了。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一百年当然不能算很长的时间，但这一时期社会历史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社会的迅速发展，社会关系的不断分化和组合，都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所不曾有过的。一百年的历史同以往历史的一个根本区别，是中国人民多了一个科学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百年来，中国人民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武器，正确认识和分析了自己的国情，把握着和解决着前进中的种种矛盾，找到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中国的面貌正在不断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中国的历史就在不断地谱写出崭新的篇章。对于这样一段短暂而又无比丰富、深刻的历史，交织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和中国人民奋斗的历史，把它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集聚充分的资料和人力，开展深入的研究，是完全必要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应用和发展的历史作为研究的对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历史上的作用和命运不是孤立的，只有从广阔的社会实践、群众的革命斗争、思想理论问题的论争去考察和研究，才能把握它在传播过程中的特点和作用，从而进一步去研究和揭示它本身发展的规律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一科学的哲学，它比任何一种哲学都更能正确地反映时代精神的精华，保持同实践的密切联系。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还要从中国这段历史上众多的哲学流派方面去比较、去分析，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各个历史阶段上是怎样正确反映时代的要求、群众的利益，又是怎样对实践中各种重大问题进行哲学思考，作出哲学结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哲学，它不是为人们提供一种超时空的解决问题的现成的公式和答案，而是提供一种思考的方法、认识的方法和工作的方法。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不是纯粹书本知识的传播，不是原理原则的照抄照搬，而是和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在中国具体实践中的应用和发展。应当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去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历史，并且围绕二者的结合或分离来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革命的批判的哲学，它对一切都持分析的批判的态度，而不承认有所谓绝对的权威，它坚持批判旧世界，批判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而又汲取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的文化。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要密切结合政治上、哲学上、思想文化上的斗争，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些斗争中是如何坚持唯物论，坚持辩证法，在人类实践中是如何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传入中国之前，也有70多年的历史了，在中国的传播是在70多年积累起来的丰富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当然不能离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全世界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思想和哲学著作，对于这些丰硕的成果同样有一个学习、理解、消化和创造性应用的过程，有一个坚持和发展的过程，也有一个不断识别和抵制各种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总之，这门学科的对象同时也就规定了它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绝不应归结为单纯的历史纪年和史实的陈述与罗列，这是一门需要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中国现代史为基本功而积极建设的新学科。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不应割断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刻苦钻研和不断总结，在19世纪中后期已经形成了一个严密的科学体系和完整的世界观，到了19世纪末，经过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得到了传播和发展，列宁又进一步提供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经验。这一切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理论前提，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理论基础。不研究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特别是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发展史，就说不清它在中国的继承和坚持，更说不清它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对它在中国的传播而引起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就不能进行科学的论证，也不可能有高度的说服力。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也不应脱离实践。中国的具体实践是一个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又向社会主义社会逐步过渡的实践，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前仆后继，克服艰难险阻，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而取得胜利的实践，是一个创造出许多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孕育和生长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经验相结合的伟大实践。这一切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出发点和根据，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巨大力量，也是检验和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性和生命力的唯一标准。不研究全部中国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就说不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是如何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更说不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实际生活中何以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史降低为“照本宣科”或书本知识的传授史，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许多脱离实际的资产阶级哲学、唯心主义玄学等量齐观。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的基本内容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同许多学科有密切的联系，而又以自己固有的内容同有关的学科相区别。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具体的空间的延伸和展开，也就是说，它是继20世纪十月革命后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它又以研究中国这一特定的范围为内容，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只是当作相关的背景和条件作必要的涉及。这一学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则应从纵的方面即历史上和横的方面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作全面的展开、深入的研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作出的贡献和发展进行充分的反映，对有代表性的中国论著和有关思想作历史的评价，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发展的历史特点和历史作用也应作科学的分析。而这一切又都必须以丰富的史实为基础，从理论高度进行概括和总结。对于这一份艰巨的工作，我们不应推给其他国家的学者，而应看作自己分内的义不容辞的任务。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同中国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有密切的联系。从时间上，从历史运动的重大实践上，从必须涉及的某些历史材料和历史人物上，都有其共同的方面。但是，它同一般的历史科学不同，它是以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想的历史为基本内容的，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的。它不像一般的历史科学那样，着重研究历史事件的推移和变化，而是结合历史事件去分析其中的哲学思想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分析围绕着这些事件而表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导作用和总结作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既要结合历史实践，又要有所超脱，要以对历史的哲学分析、概括和总结，去启迪人们对历史的沉思，把握历史的命运。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同中国现代哲学史也有密切的关系。它们作为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的哲学史是彼此共通的；在众多的哲学流派中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也是彼此一致的。但是，前者是明确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为基本内容的。对于同时在中国流传的其他哲学流派和哲学思想，则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范围内加以考察，区别不同情况作出论述。有些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较大的，则适当展开；有些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面进行过较量的，则针锋相对地给以评述；有些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疏远者，则可略而不述。总之，这门学科的基本内容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为主体的，其他哲学流派和哲学思想的评述以服从这一主体，有助于说明这一主体，可以更好地突出这一主体为原则。而后者则有所区别，它对中国现代哲学舞台上存在过的哲学流派和哲学思想都应作出恰当的评述，评述中要注意各派自身的特点和体系，而无须以某一观点是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较量过作为评述的取舍。在众多的哲学流派中当然应当如实地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它们的关系不是并列的，但也无须像前者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在中心的、概括一切的地位。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同毛泽东哲学思想史有着不可分离的紧密的关系。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它的发展和展开是同中国革命实践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不仅包含着毛泽东在哲学上作出的贡献及其有关著作，而且包含着中国共产党作出的有关决议和文献中的哲学思想，也包含着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成员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杰出的哲学思想，以及人民群众在实践中为这种哲学思想所提供的无比丰富的原料和经验。这一切都应当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研究的不可忽视的内容。离开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史，就是抽掉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的主导线索而使这种研究落空，也就不可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又不必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传播完全等同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普遍适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除了和时代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外，还会反映在众多的领域和方面，诸如自然科学成果的概括和方法论的讨论，社会问题的探讨，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哲学思想的论战，学术问题的争鸣，基本理论的讨论，等等，不可能要求处在斗争第一线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对这些都有所反映，有所研究，但也不能把它们排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洪流之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对此应当作出自己的努力，既要突出反映中国历史发展的革命运动的主流，反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展开，也要反映汇成江海的涓涓细流，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各个方面的传播和发展，如实地展示一幅中国现代史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姿多彩、奔腾向前的历史画面。
综上所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如同当代科学发展中的许多交叉学科一样，它一方面要借助有关学科已有的成果和基础来充实和丰富自己的研究，另一方面又要在自身所固有的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做深入的开掘和研究工作，加强学科建设，使它作为一门史料充实、脉络清晰、视野广阔、说理透彻的新兴学科，生长在百花争艳的科学园里。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的任务
中国革命和建设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我们的坚持是以自己的历史经验为基础的，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为基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就是要正确阐明我们的经验，正确阐明这种科学性，进一步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日益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和实践的历史，从而对过去坚定信念，对未来充满信心。
第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作为历史科学，应当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去解释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人民寻找真理和坚持真理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传入中国后，其信仰者由少而多，以至和千百万群众共命运、同呼吸；其影响由弱而强，以至任何反动措施都不能阻止它的传播；其作用由小而大，以至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夺取了全国的胜利。它主要依靠的不是权威，不是暴力，不是政权的强制，也不是名利的诱惑，而是靠它的正确性、科学性和真理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应当忠实地反映无数进步人士为寻求真理而献身，为坚持真理而捐躯的动人的历史，也要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说明和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性，为提高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觉性开辟一个有启迪意义的历史课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日益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最初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诚然还是一种“舶来品”，但它却能以自己的科学性逐步和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国的现实斗争、中国的文化思想、中国的广大人民结合起来，形成富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应当忠实地反映上述结合的历史，总结上述结合的经验，为人们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一个生动的历史课堂。总之，离开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就谈不上中国的特色，说不清中国的国情，拿不出中国的经验，也不可能正确地介绍中国现代的文化。历史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我们应当向国内外人民如实地宣传这一段历史。
第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作为哲学史科学，应当科学地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特点和它的历史命运。自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以后，它本身及其周围的条件和面临的问题都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开始作为一种学说和思想被介绍过来，到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应用于现实生活，直至逐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指导革命和建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经历的这种变化，不能不反映出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剧烈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表现就是中国革命史上出现的胜利和失败、高潮和低潮、安定和动乱、革命和建设等，伴随着上述变化而来的，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也发生着不断的变化，从开创革命事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先进知识分子，到投身民主革命洪流的热血青年和工农大众，再到和平时期特别是动乱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中国漫长的岁月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没有停止过它的活动，既有影响全国的哲学论战，也有对国家、社会、人生问题的深沉的哲学思考，还有常年不懈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宣传和普及活动。凡此种种，都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总结其特点和规律，而后才能在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命运的基础上更清醒、更自觉地以历史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为借鉴，走历史的成功之路，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第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作为寓理论于历史之中的科学，应当透过历史事件分析和研究哲学基本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哲学是最抽象、最一般的理论，但是实际生活中的重大争论和是非，又往往是同哲学上的根本分歧或围绕某个哲学理论而进行的斗争联系着的，归根结底又是同哲学上的世界观和思想认识路线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纠缠于枝节之论，往往解决不了问题，而抓住了世界观和思想认识路线问题，似乎是“舍近而求远”，倒反而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开展的整风运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都是从哲学上解决现实生活中重大问题的范例。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也是一部在生动的历史实践中发挥哲学理论的威力、发挥哲学能动作用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历史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所发挥的作用，是无数革命先辈付出重大代价而取得的珍贵的历史遗产。我们应当像珍视其他历史遗产一样，学习它、研究它，用它来推动我们的理论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第二章 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的方法论
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当然应当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般的方法论原则，同时也应当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特点出发，把握这门科学具体的方法论原则，作为我们研究的向导。
一、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它本身严密的体系和不可缺少的基本内容。列宁曾经多次强调这一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列宁毕生都在同各种歪曲和肢解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作斗争，他在谈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时指出：“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列宁的这一观点已经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所证明。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崭新的科学的世界观，还担负着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任务。正如它的创始人马克思指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因此，这种哲学在一个国家传播的标志应当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考察。在理论上，要看这一学说的基本观点和主要内容传播了没有，有没有对这一学说的实质和相对完整的体系作过比较客观的论述，对它的代表性著作的核心内容是否有比较准确的翻译或介绍。当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早期传播，不应当求全责备、苛求于前人，但是传播者的评述至少不应当是怀有阶级偏见的歪曲和攻击。在实践上，要看这一学说是否同传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否用来作为观察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工具，是否能够提出有针对性的改造社会的方案。尽管把这一学说运用于实践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业，经历各种曲折以至失败都是难以避免的，但是重要的在于是否坚持理论同实践结合的方向，是否真诚地在这种结合的道路上努力探索。
不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上述特点，离开这门科学的体系和基本内容，离开这门科学所肩负的改变世界的历史使命，只是从词句上、从个别论点上、从片断的史料上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那就会被许多历史细节所纠缠，抓不住历史发展的实质，从而作出错误的论断。
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时间不是十月革命爆发的1917年，而是比十月革命更早的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他们把1899年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成中文的《大同学》视为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把1903年由日文译成中文的部分著作的片断作为最早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籍，又把梁启超、朱执信视为第一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等等。
这些说法是值得商榷的。从1899年的《大同学》来看，这本书是从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进化论者颉德所写的《社会进化论》一书翻译过来的。作者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列为当代流传于欧美的许多空想社会主义学派和资产阶级社会学派中的一派，称为“养民新学之一派”。他认为解决社会的种种矛盾，需要讲求养民，而养民又要依靠教会。可见，作为传教士的李提摩太和作为当时基督教在中国的宣传工具的《万国公报》较快地译载上述著作绝不是偶然的。这种情况说明，《大同学》介绍的绝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恰恰是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对立的唯心主义的宗教教义。
从1903年由日文译成中文的有关著作来看，主要有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和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前者虽然介绍了马克思和他的某些思想，但仅限于有关劳动和资本的个别论点，而且把马克思作为巴贝夫的后继者，认为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后者虽然较前者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履历”和他的“学说”，但仅仅限于对《资本论》的概述，而且把马克思所阐明的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同以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思想对立起来，说马克思主张的是“由自然之趋势，以俟国家绝灭之期”，完全“一任自然以达其目的”。不论前者或后者，既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严密的科学体系加以介绍，更谈不上同本国社会的实际相联系，它们对当时中国的社会影响和社会作用都是微不足道的。
至于梁启超、朱执信是不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需要首先考察他们的基本立场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梁启超所信奉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是完全对立的。诚然，他在1902年《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文中两次提到马克思。但一处是指责马克思在人类进化问题上“不能解难于人”，而颉德之《人群进化论》却能“解此问题”；另一处也是指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只注重现在，却忽视未来，而颉德却能“驳难之”云云。可见，梁启超在这里意图贬低马克思主义而抬高颉德之进化论，是一目了然的。朱执信作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从本阶级的立场出发对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思想固然有所肯定，但是从根本上却是难以接受的，例如他在1906年《民报》第2号上发表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就是这种情况。他在这篇文章中针对马克思关于社会革命和资本的学说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社会革命应当采取“善良之法”，采取“至秩序、至合法之方法”，“限制”“竞争”，使财富的分配渐趋“平均”。他强调这种革命“决无损于今日之富人”，决不会导致“下流社会”当权等等，其实质是把社会革命局限在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对于《资本论》的基本观点，他也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资本之始由于“贮蓄”，而“蓄积之事，往往亦自劳动”，断言马克思关于资本起源于掠夺的观点可谓“张皇夸大”，从而根本否定了《资本论》立论的基础。
上述种种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许多只能说是曲解和非议，至多也不过是一些片断的、零星的介绍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根本不可能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加上当时中国的生产落后，工人阶级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谈不上有一定规模的工人运动，更谈不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的结合。如果把这一切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开始，实质上只能降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歪曲传播史的历史特点。
二、要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践的概括和回答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资本主义时期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实践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对无产阶级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绝不是一种纯粹学术思想的传播，不是单纯地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的传播。离开中国的实践，离开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离开中国的工人运动，就不可能正确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史。
只有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及其影响下的五四运动，才真正开创了中国人接受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时期。
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提供了一个新世界观如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生动的范例，使中国人从实践中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五四运动的爆发又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提出了怎样认识国家命运、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推动了中国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所有这一切，都不是那种“坐而论道”，靠几篇文章、几次讲演、几本著作能够达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实践的推动。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实践的作用、社会经济条件的作用，归根到底决定着哲学的发展。但是这种作用多半不是直接发生的，“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因此，当代的政治生活和重大的政治事件，应当成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首要问题。就当时中国的情况来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以及如何摆脱这种压迫、争取解放，无疑是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问题，也是广大群众最关心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得到传播和发展，它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够对上述问题作出科学的反映和概括，对时代提出的要求能够作出正确的回答。那种对时代、对国家、对民族漠不关心的哲学，不可能提出正确的革命策略，也绝不会有生命力，必然是短命的。恩格斯说得好：“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可见，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绝不能离开中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特别是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以及反映这一斗争的五四爱国运动。应当把我们的考察同研究这些条件密切联系起来。
我们强调密切联系时代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当然不是说对于有关的论文著作和各方面的学术理论活动可以不去考察。问题在于如何考察，把它们放在什么位置上考察。只有把它们放到一定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下、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考察，才能看出它们是否对实践作出了正确的概括和回答，是否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作用，如果脱离社会实践孤立地考察它们，那就只能抓住书本上的词句和片断，忽视它的社会效果和社会作用，在传播史上作出错误的判断。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对实践中的许多重要问题作出概括和回答，就不能不针锋相对地批判各种非科学的哲学思想，批判旧世界。马克思早在自己哲学思想转变时期，就预感到新哲学的诞生非冲破旧世界的牢笼不可，非鲜明地竖起批判的旗帜不可。他说：“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他坚定地表示：“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我们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也就是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是要通过批判和斗争的，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可能在一帆风顺的情况下，在平静的书斋里、沙龙里得到传播。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从一开始就没有像马克思所讥讽的那样，竖起“教条主义的旗帜”，或采取“空论家的姿态”，他们是在同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各种假社会主义思潮的辩论中，在批判各种资产阶级哲学和封建主义哲学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如果不认真研究这种同哲学传播紧密结合的批判和斗争，就不能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具体情况，既不能正确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什么情况下传播的，也不能正确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怎样传播的，至于传播的内容那就更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
三、要突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历史不仅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结合在一起，而且同中国现代哲学思想的历史结合在一起。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期历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在同形形色色的哲学思想的斗争中，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日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创造了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给中国革命提供了切合国情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传播过程中，面对的论敌是复杂的、多样的，有些则是很顽强的，哲学战线上的斗争呈现出复杂而曲折的情况。在中国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面，主要是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这种哲学是传入中国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和中国固有的封建主义哲学相混合的产物。帝国主义哲学和封建主义哲学如同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一样，是反映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其中包含着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奴化思想的哲学，为封建主义服务的尊孔读经的哲学，以及各种宣扬个人主义、维护旧礼教，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等等。这种哲学既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也得到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支持，严重阻碍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不断批判和战胜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传播的。不了解和研究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及其演变，就不能正确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史。
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看作是无干扰、无斗争，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点。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和扎根，必然使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攻击更加频繁，更加剧烈”，“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到历史的战斗中去研究，“知己知彼”，才能真实地反映历史，避免简单化的错误。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需要经过战斗，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战斗又会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研究新的问题，开拓新的领域，揭示新的规律，概括新的经验，这一切又不是单纯用战斗能够说明的。不注意研究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所提出和涉及的各种问题，同样也会犯简单化的错误。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依靠着一批先进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依靠着中国共产党内许多杰出的革命家和理论家，也依靠着为数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当然，毛泽东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这一事业中具有突出的历史地位和重要的历史贡献。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史，要全面地研究上述两个方面，不可偏废。正确的方法应当是在全面研究现代哲学思想的基础上，突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突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绝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愿望和安排，而是由它所处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一定历史阶段和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马克思、恩格斯半个世纪的努力和钻研，又经过列宁进一步的研究和发展，它在理论上已经达到比较系统和比较完善的程度，不仅确立了自己的基本体系、基本规律和基本范畴，而且广泛运用于自然界和社会历史的各个领域，甚至对人类的未来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有科学根据的预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自然不是在理论上标新立异、另搞一套，而是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去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达到的成果，解决中国革命实践提出的种种问题，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增添新的内容。同时，毛泽东哲学思想也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产生的。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从事革命活动和研究哲学的条件也有所不同。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长期的、残酷的武装斗争和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是在共产党部分地掌握政权和军队的条件下坚持和运用的。长期的游击战争和农村根据地的环境，使哲学研究只能在极端闭塞、十分困难而又缺少充裕时间的情况下进行。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在上述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作出自己的贡献的，这种贡献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正确结合的结果，它既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又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
突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是因为它能解决中国客观存在的矛盾，推动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直至取得彻底的胜利。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要在一个既不同于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西欧，又不同于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的俄国，而是在一个落后的中国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列宁在1919年论中国革命时曾经把它看作是一个困难的、特殊的和特别崇高的任务。他指出这里主要的群众是农民，要反对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帝国主义和由中世纪延续下来的封建势力，这是欧洲各国所没有的一种特殊情况，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没有遇到过的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不能仅仅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的结论，而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例如，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史上虽然没有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的先例，但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却抓住了中国农村广阔而反动统治又比较薄弱的特点，创造性地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的思想和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在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中对于游击战争虽然从战役上有所论述，而毛泽东却能集中全党全军的实践经验，根据敌强我弱战争需要持久进行的特点，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的高度，提出了一整套战略战术思想。其他如统一战线和利用矛盾的策略思想，解决党内矛盾的方针和整风运动的形式等，无一不是从中国的实际状况和具体特点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成功地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典范，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突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还因为它在同党内外各种哲学思潮的较量中经受了历史的考验，逐步地被全党和全国人民所接受。曾经活跃在中国哲学舞台上的各种资产阶级哲学，不论它是受到外国哲学权威杜威、罗素、尼采之流的支持也好，还是受到本国反动统治者蒋介石、陈立夫之流的支持也好，都在众多的中国实际问题面前束手无策而销声匿迹，唯独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茫茫大海中指引着中国革命绕过无数暗礁而走向光明。就中国共产党内来说，它以自己对中国革命经验所作的一系列创造性的科学的哲学概括，同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相对立，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颠扑不破的真理性。我们党内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曾经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他们照搬苏联和欧洲革命的模式，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以马克思主义和最革命的词句为外衣，以势压人，指挥一切，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这种教条主义气势之凶、形式之“左”、危害之烈，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都是空前的、罕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反对过的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和杜林主义，列宁反对过的考茨基主义、布哈林主义等机会主义所不及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这种情况下，敢于顶住一切压力，破除一切迷信，不信神，不怕鬼，只相信科学，而又善于踏踏实实地研究中国情况，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真正地在一般原理和具体情况的结合上下功夫，在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上下功夫。可以说，经过长期的实践的检验，经过哲学战线反复的比较和较量，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哲学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是其他任何一种哲学都代替不了的。
突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还因为它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作为指导思想，渗透到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经成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马克思、恩格斯是在没有掌握政权的条件下研究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还是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开始的。而毛泽东哲学思想则不同，早在它形成的初期，在开创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就发挥着指导的作用。在几十年的艰苦的武装斗争中，在解放区的政权建设中，在全国各阶层的民主运动中，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毛泽东哲学思想以它真理的光芒发挥着日益巨大的影响和作用，同广大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产生了日益密切的联系。一部漫长的现代中国革命史和现代中国哲学史，如果离开毛泽东哲学思想，就得不到正确的说明。试问，为什么众多的哲学流派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会成为来去匆匆的过客？为什么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几十年的战斗中能够指引着革命的进程而取得胜利？其他如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揭示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确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和路线，制定和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以及如何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和规划全国政权的建立，等等，中国现代史上哪一页重要的篇章离得开毛泽东哲学思想这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以说，在中国现代史上没有任何一种哲学在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上，在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分析研究上，在对中国革命事业的作用上，能够同毛泽东哲学思想相比。不仅一切资产阶级哲学相形见绌，即使那些熟读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书本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难以相比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犹如贯穿在现代史上的一根红线，同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各个方面都息息相通，不可分离。离开了它，就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也就不懂得现代的中国革命史和哲学史。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条件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各国的传播有它自己的历史。中国，作为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传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固有的哲学思想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又是处在什么样的水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产生了哪些影响，使中国发生了哪些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特点和发展规律又是什么，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应当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研究，尤其应当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哲学工作者和史学工作者一项重大的课题来研究。
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和努力学习西方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人民的反抗和革命日益高涨以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的。
某种哲学思想传入一个国家，并在这个国家传播和发展，不是偶然的，都有它一定的根据和条件。中国固有的哲学思想之所以长期存在和发展，并能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是同中国长期存在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密切联系着的。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封建制度的历史阶段，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处于迟缓的状态。中国封建社会虽然有频繁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推动历史的发展，但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同这种封建制度相适应，具有中国历史特点的哲学思想，以它特有的范畴在长时间内发展并延续下来。突破这种状况，是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开始的。由于清王朝封建统治者的腐朽无能，这次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接着，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又相继效尤，以炮舰外交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清王朝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从此，中国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门户开放，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发生了深刻的重大的变化，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社会内部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资本主义有了一些发展，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主权遭到践踏，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
中国历史的这一转折，中国社会性质的这一变化，是人们认识中国国情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基本出发点。面对着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中国固有的各种哲学思想已经承担不了这一严峻的任务，它们在新出现的情况面前或摇头叹息，或惊慌失措，在认识国内外现状上提不出正确的分析和结论，更谈不上制定改变这种现状的切实可行的方案。于是，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是，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期，不论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哲学，还是西方的资产阶级哲学，都没有也不能起到帮助中国人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作用。
例如，鸦片战争后一度兴起的经世致用之学，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力图摆脱东汉古文经学和宋明理学那种脱离现实的烦琐考证的束缚，使自己的研究比较切合实际。龚自珍（1792—1841）和魏源（1794—1857）就是这种经世致用之学的代表人物。龚自珍在哲学上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对孟轲的先验的性善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和那种颂古非今、复古倒退的唯心史观都有所批判。这是和他在政治上揭露封建社会、要求变革现实相一致的。他在1839年写的著名诗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就是他的上述政治思想和世界观的鲜明的反映。但是，龚自珍毕竟还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为封建社会“炼石补天”，寻找“起死回生”之术。因此，他在批判天人感应论的同时，又把天人之间的沟通寄希望于圣人的出现；他在批判先验的人性论的同时，却又强调圣人的“先觉”，强调他们可以“不恃文献而知千载以上之事”，重新陷入了唯心主义的“天才论”；他在宣传历史的进化思想、反对复古倒退的历史观的时候，又强调事物的本体是永恒不变的，所谓“体常静，用常动”，并宣扬“万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的历史循环论。这就使龚自珍对现实生活陷于绝望、无所作为而终于在晚年成了佛教的信徒。
魏源经历了鸦片战争给中国社会历史带来的深刻变化，从而在政治上提出了反对侵略、要求改革的进步主张。这是同他在哲学思想上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密切联系着的。魏源在知行关系上继承王夫之、颜元的“行先知后”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反对程朱理学的“知先行后”的唯心主义思想。他认为“行”在“知”先，“知”由“行”而来，强调感性认识和直接经验的重要性，“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否认有超经验的“知”存在。他在历史观上也提出进化的思想，“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反对复古倒退的论调。但是，魏源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还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影响，还迷信宗教鬼神之说，认为“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慑之”，肯定鬼神之说在维护封建统治、辅助王法上有特殊的作用。他的历史进化观点也是在肯定“道”不变的前提下提出的，而魏源所谓的“道”仍然摆脱不了封建社会的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纲常关系。因此，他的社会改革的思想毕竟是有限的，只能是对封建制度的修补和改良而已。
龚自珍和魏源所解决不了的问题，同样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许多先进人物所面临和继续探索的问题。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领导人洪秀全（1814—1864），是在鸦片战争后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条件下，从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人物。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凶狠残暴，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农民群众的贫困痛苦，这一切对洪秀全的思想都有着深刻的感染和影响。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尚处于形成时期，更谈不上传入中国的情况下，洪秀全能够从西方接触到的也只是基督教教义之类的思想而已。诚然，基督教是作为一种侵略工具传入中国的，但是长期生活在封建统治下的中国农民，无论从思想或从感情来说，都深受宗教的影响，从而使洪秀全能够利用基督教的教义来建立“拜上帝会”这样—种带宗教色彩的农民革命组织，并发动农民革命运动。正如恩格斯在分析欧洲中世纪情况时指出的：“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由宗教培育起来的群众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洪秀全借以动员农民群众向封建统治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正是以宗教为外衣，以实现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绝对平等的社会为目标的空想社会主义。这种空想社会主义是同当时农民所处的物质生产条件，同他们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对革命的理解和接受程度相适应的。因此，它能在一定时期内发挥巨大的作用。但是，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乌托邦的空想，也恰恰反映了农民革命的弱点。这种建立在小农经济的物质条件和阶级基础上的革命思想，根本不可能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不能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而归于失败，也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随着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中国加速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出生于帝国主义侵略不断加深的年代的康有为（1858—1927），是在严重的民族危机笼罩下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又一个代表人物。他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首领，不仅继承了早期改良派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和思想，而且把改良主义思潮直接转向实际的变法维新运动。维新派在运动中组织团体，创办报纸，发表文章，提倡新学，设立学堂，开展各种变法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一时间，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成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共同心声。但是，他们的维新和学外国，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对于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对于人民群众怀有恐惧，这就使他们的改革只能是带有温和色彩的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不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这种软弱的维新运动，在封建顽固派的打击下，其领袖人物只能落得个流亡国外或惨遭杀害的下场，使得改革以短命夭折而告终，形成了历史上所谓的“百日维新”。
康有为的哲学思想是同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政治需要相适应的。他把儒佛两家的哲学思想同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人性论和空想社会主义糅合在一起，最后在他的理想社会——大同世界中反映出来。康有为所写的《大同书》，既是他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反映，也是他目睹资本主义危机对资本主义产生怀疑的反映，是他集中国和西方的一切美好设想而描绘的一幅理想的蓝图。他设想这种“大同之世”，一切财产“皆归公有”，“人皆平等”，“一人之用可代古昔百人之劳”，等等。可以说，这种设想越具体，其事实的根据就越不足，其不切实际的方面也就越突出。正如恩格斯在分析空想社会主义时指出的那样：“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康有为为达到这种大同世界而提出的道路也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从唯心史观出发的。他根本看不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离开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唯心主义地把实行君主立宪、实现超阶级的“去苦求乐”作为达到“大同”的必由之路。显然，这是一条不触动原有统治、不改变国家阶级实质的改良主义道路。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他在历史发展中逐步成为前进的绊脚石，从一个资产阶级维新派转而成为一个反动的保皇派，绝不是偶然的。
直接参与康有为变法维新运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严复（1853—1921）。他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介绍到中国来，译成中文著作的有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严复在维新运动中主张效法西方，提高民权，宣传资产阶级民权思想。他还通过介绍生物进化论，宣传“变”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论证变法维新的必要性。但是，严复并没有根据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得出相信群众和废除封建君主制度的结论，他仍然认为人民不能自治，需要“圣人”去“开民智”，把希望寄托在“圣明君主”身上。严复也没有看到生物进化和社会发展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混为一谈，他用进化论来说明社会历史现象，这种简单比附当然不可能揭示社会发展规律。严复虽然承认历史要“变”，但这种“变”既不是阶级斗争，更不是社会革命，那就只能是一条排斥质变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这种庸俗进化论和社会改良论的思想，必然同日益发展的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格格不入，不可避免地要同旧学相妥协，向封建主义倒退。严复在晚年完全站到历史潮流的对立面，把希望寄托于复辟，说什么“现在一线生机，存于复辟”，认为自己的见解与康有为是大体相同的。他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反对革命、反对五四运动、支持封建复辟的顽固派了。
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使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前仆后继。由义和团运动形成的全国反帝斗争的高潮，直接推动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1866—1925），是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杰出代表。
孙中山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他在早期曾上书李鸿章，力求仿效西方，实现资本主义改革。当这种上书游说活动四处碰壁后，他转而把希望寄托于建立革命团体，发动武装起义。随着改良派在戊戌变法中的失败和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才出现在20世纪初期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从而孙中山的思想和活动才引起人们愈来愈多的注意。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改良派的思想分歧也经历了一个从逐步加深到公开论战的过程。最初，孙中山曾幻想过同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联合救国”，但是这种幻想随着改良派日益嚣张的保皇和反对革命的活动也就“烟消云散”了。孙中山从事实中看到他们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清王朝更甚。深刻的思想分歧要求划清革命派和改良派的界限，于是一场公开的论战在孙中山等人的推动下广泛展开了。
20世纪初展开的这场大论战，是围绕着旧民主革命的纲领而进行的。革命派在论战中所凭借的武器，是废除清朝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行土地国有。这场论战对于旧民主革命的高涨、辛亥革命的爆发，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三民主义学说也是通过这次论战系统地提出来的。孙中山于1905年在《民报》发刊词中明确提出三民主义。他的民族主义是针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满族封建贵族统治而提出的，民族革命就是以推翻清朝政府为目的的；他的民权主义是针对封建帝制而提出的，民主革命就是以反对帝制、建立民国为中心口号的；他的民生主义是针对社会状况而提出的，社会革命就是以“平均地权”为主要内容的。这些思想基本上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要求，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特点。但是，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领导者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它本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可能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彻底决裂，也不可能解决反帝反封建这样两个重大的历史任务。旧三民主义的这种根本缺陷，孙中山是在不断失败、不断探索中逐渐认识的，而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对孙中山思想的发展又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孙中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当然，就世界观来说，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体系，它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差别是不应忽视的。
孙中山在世界观上推崇进化论，而不了解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认识论上注重事实和经验，但他的“知难行易”说又割裂了知和行的辩证统一关系，存在着二元论的偏向；在历史观上提出“民生史观”，表现了一定的唯物主义倾向，却又宣扬了阶级调和论，陷入唯心史观。这一切，都是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矛盾以及处在这个矛盾中的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反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孙中山完成了他所肩负的引导时代潮流的历史使命，而他所未能完成的任务，则理应由后继者及其新的世界观来解决，这一点不可以苛求于前人。
从鸦片战争以后的一段历史过程来看，正如毛泽东所概括的：“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这种历史情景说明，鸦片战争后，不仅中国内部已经孕育起来的资本主义因素得到了发展，而且逐步形成了工人阶级，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客观条件；同时前后相继地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尝试遭到失败以后，先进的中国人不得不开始越过资本主义的文明，另找出路，作新的探索，这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
二、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人民的新觉醒
中国社会的出路问题，在十月革命以前，始终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十月革命的爆发，对世界、对中国都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十月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对于生活在资本主义统治和殖民统治下的人民群众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他们从中看到了斗争的方向和胜利的希望。十月革命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的世界观用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伟大胜利。这对于历尽千辛万苦、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奋斗的人们，又是一个巨大的启迪，推动他们去运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观察国家的命运，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世界革命的浪潮日益波澜壮阔。从1918年到1919年，芬兰、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都爆发了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日本、波兰、保加利亚、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的罢工浪潮也日益高涨、蓬勃发展。各国工人阶级巨大的革命积极性，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此外，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在蓬勃发展，印度、朝鲜、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埃及、越南、菲律宾、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所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扩大了世界革命的基础。
十月革命的胜利也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仅胜利的消息迅速传到了中国，引起了中国思想界对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关注，而且苏维埃政府迅速地宣布废除奴役东方人民的条约，也使中国人民直接感受到十月革命的成果和革命友谊的珍贵。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在中国，对十月革命及其经验感受最深的是一些正在寻求革命道路的先进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对俄国革命表现了强烈的兴趣和向往，他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中介绍和讴歌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出了中国充满矛盾的社会生活的出路，他把十月革命比喻为一叶惊秋的梧桐叶、势不可当的革命潮流，认为其结果必是赤旗的世界、布尔什维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李大钊的这些思想，代表了当时中国先进分子对十月革命后世界新形势的认识，反映了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重新考虑中国问题的尝试，也给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带来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当时许多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包括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等，也都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先后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在应用这种新的世界观考察和研究现实问题方面作出了种种努力。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骨干陈独秀，也是在1920年的文章中表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他们在中国得到了日益广泛的传播。
当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不是一帆一顺的，它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战斗，既要同封建复古主义的思潮作斗争，又要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潮作斗争。
在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封建主义思想体系长期处于统治地位。但是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却对这种思想及其统治地位提出了挑战，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当时，这一运动以“民主”和“科学”为主要思想内容，对封建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以及它们的工具——旧文学和文言文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这一运动在思想上直接继承了辛亥革命的事业，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恢复帝制和尊孔复古的逆流。可以说，这是一场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地主阶级旧文化的斗争，就其性质来说，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范畴。当时，参加这一运动的还只是一些激进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还不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就以这一运动的主要倡导者陈独秀来说，他虽然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是坚决的、勇敢的，但是对于资产阶级文化却作了过高的估计并过分地崇拜，在政治上仍然超不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甚至还提出过由北洋军阀、进步党和国民党平分政权的错误主张。这当然不可能给新文化运动指出明确的方向。而且由于他们对社会问题的理解还是唯心主义的，错误地把封建道德归结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原因，看不到封建道德存在的社会基础，不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社会经济制度，当然也就不能对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作出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如果说，在十月革命前作为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范畴的新文化运动中，在反对封建思想方面，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还能起一定的积极作用，那么，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入中国后，在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运动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已经成了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障碍。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同这些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于是产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几次大规模的思想论战。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修正主义、各种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的斗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和发展。
十月革命以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由于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并有一批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主干，从而改变了前期新文化运动软弱无力的状况，给中国人民指出了斗争的方向，极大地促进了他们在政治上的觉醒。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只有真正觉醒了的群众行动起来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革命运动。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酝酿成熟而爆发起来的。五四运动以爱国学生的反帝示威游行开始，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就发展为全国规模的有广大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革命运动，这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人民新觉醒的重大标志。从十月革命到五四运动，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巨大作用，而这种作用又是和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及中国人民的新觉醒分不开的。正如毛泽东说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
如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五四运动的爆发产生了巨大的作用，那么，五四运动的胜利则必然会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更广泛的传播，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时期。毛泽东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可以说，五四运动本身表明觉醒了的人民群众正在逐步掌握马克思主义，逐步走向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它是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进入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转折点。
三、新旧文化运动的交替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由五四运动而带来的中国历史的转折，反映在文化思想上就是出现了一个新旧文化运动交替的时期。这种交替集中表现在怎样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上，表现在对这些问题的热烈争论和探索上。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人们从西方寻求真理的努力，始终是在资本主义的范围之内进行的，而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开阔了人们的思路，开辟了对另一个世界和社会制度、另一种思想体系的探索和研究，从而使人们对资产阶级共和国和资本主义文明从怀疑，失望直到逐步抛弃。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成了时髦，成了人们议论和探索的中心，成了公认的新思潮。
但是，这种新思潮并不单纯，而是包罗了极其庞杂的内容，表现为各种名目繁多的社会主义。既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又有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冒牌的社会主义，如施蒂纳的无政府个人主义，蒲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巴枯宁的团体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工团主义，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议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等等。甚至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提出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原则，以及在帝国主义时代出现的杜威、罗素、柏格森、尼采等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也都被视为新思潮而进行研究和议论。
面对着这种纷纭庞杂的新思潮，当时正在热烈探索改造社会的人们，特别是寻求真理的青年，他们的思想状况如何、态度怎样，是一个颇为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同样不能离开新旧思想交替时期的特点。
同新旧思想交替的状况相适应，当时大多数青年的思想还没有明确的信仰和观点，还处在不定型的状态。他们对各种思想学说和社会主义流派还在进行讨论、比较和选择。青年毛泽东在1920年给周世钊的信中写道：“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邓颖超在回忆五四运动时也谈到类似的情况：在“觉悟社”中社员们谈论着各种社会主义，包括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大家都还没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懂得共产主义”，对十月革命只是“同情”和“憧憬”。瞿秋白也回忆过当时对社会主义讨论的情况，是“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
同新旧思想交替的状况相适应，当时大多数青年对于名目繁多的各种流派往往莫衷一是，总想兼收并蓄，吸收各家之长，构制出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新青年》在1919年12月的一个宣言中写道：“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这一蓝图既反映了当时进步青年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也反映了他们当时所追求的只能是综合一切美好愿望的“理性的王国”。而这种，“理性的王国”，早在历史著作中就出现过。正如恩格斯分析的那样，它“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当然，时代不同了。五四时期的“理性的王国”，虽然还不免带有空想的色彩，对中国的现实还缺少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但毕竟反映了新旧交替的时代特点，包含着向旧制度、旧思想的冲击和社会主义的因素。
同新旧思想交替的状况相适应，当时广大青年日益从国内外的斗争中看到工人阶级的重大作用，从而逐步抛弃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观念，转而鄙视知识分子，崇敬体力劳动。这种思想以及对所谓“知识阶级”的谴责，虽然失之于偏激和幼稚，但在当时对于揭露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对于认识劳工阶级的作用，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当然，这种认识不可能真正揭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对立的根本原因，也不可能科学地揭示解决劳动问题和改造社会的正确途径。
从上述新旧交替时期的思想状况来看，改造社会的探索虽已成为一时的风尚，但是社会主义的思想还处在朦胧的状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还没有牢固地树立起来，改造社会的方案还是众说纷纭，抓不住根本。所有这一切，说明转折时期极其需要一种新的社会思想把各种思想统一起来，也极其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把这种思想付诸实践，从而才能把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尽管五四运动后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刊还不很多，直接翻译过来的原著尤其不多，不少人在介绍马克思主义方面还带着各种各样的偏见，但是，中国革命的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尤其需要马克思主义同正在兴起的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作为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涌现出一批决心走十月革命道路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也在各地诞生了一批共产主义小组。这些组织成立后的主要工作是用各种形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既使中国工人阶级获得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又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获得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
从组织上来说，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是完成建党任务的标志，但是，如果从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的确立来说，只有在一年之后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才算圆满完成。尽管这一民主革命的纲领还有它的缺点和不足之处，然而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的初步结合，说明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注意到对中国国情的分析研究，注意到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这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上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和提高。
综上所述，五四运动是从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化运动，发展为有工人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的。运动的主力也由学生群众变为工人群众，工人阶级开始走上历史的舞台，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就是适应历史的需要而诞生的。而上述历史发展的每一步，都是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战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密切联系着的，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逐步深入的标志。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特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特点，是同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社会发展的水平、思想理论界的状况密切联系着的，是同中国社会的客观需要密切联系着的，也是同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状况密切联系着的。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剖析，才能正确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特点，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规律性。
一、经过十月革命而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各国的传播都有自己的特点。俄国和中国，是两个得到广泛传播并取得伟大胜利的国家。它们在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上也是各有特点的。
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是在1883年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体上也是在这一时期通过“劳动解放社”及其创始人普列汉诺夫而传入俄国的。当时，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东方还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历史带有“和平”性质而没有发生革命。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和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斗争往往在马克思主义同修正马克思主义之间进行。这种情况，即使在俄国也不例外。列宁说：“甚至在俄国这样一个由于经济落后，由于被农奴制残余所蹂躏的农民占人口大多数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自然会支持得最久的国家里，这个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也清清楚楚地在我们眼前转变成修正主义了。我们的社会民粹派无论在土地问题上（全部土地地方公有化的纲领），或者在纲领和策略的一般问题上，都不断地用对马克思学说的种种‘修正’来代替他们的自成系统而同马克思主义根本敌对的旧体系的那些日益消亡、日趋没落的残余。”在俄国，只有同这种修正主义、民粹主义及其哲学思想作斗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得到传播和发展。
第一个批判民粹主义及其哲学观点的是普列汉诺夫。他在理论斗争中写出了《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光辉的哲学著作，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某些错误观点，他对俄国革命力量的错误分析，说明他对俄国革命的实际还缺乏正确的了解和研究，还没有在实践上把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联系起来。同这种情况相适应，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传播，主要还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译成俄文，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作宣传和解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也不可能通过重大的革命运动来宣传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在19世纪70年代初曾出现过工人阶级的伟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巴黎公社革命运动，但是由于普列汉诺夫对它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当然不可能指望他通过这次伟大的革命实践向俄国人民正确宣传和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
中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国际范围内的传播，中国早在五四运动和十月革命前已经有不少中文书刊提到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哲学思想。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马克思对“资本”的研究，马克思和“万国工人总会”（第一国际）的活动等，已经屡有提及。但是，当时的中国由于经济上的落后，本身还缺少开展工人运动和群众性革命运动的条件，一些人虽然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弊端，追求理想的社会而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但由于中国几千年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这种社会主义还只能是一种空想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当然不能把这些情况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但是马克思的名字为中国人民所了解，中国人开始知道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之外还有马克思主义这种“异端邪说”存在，这就不能不使人们的眼界有所开阔，思想有所打开，使更多的人也想从这种错误地介绍过来而又远非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中找答案、寻出路，对它进行探讨和研究。这种情况对于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确实在思想酝酿上起过一定的作用。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传播，是在世界革命形势暂时处于“和平”时期，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则是在世界形势酝酿着和爆发着一场革命风暴的时期。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和帝国主义的产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酝酿和爆发，俄国革命运动的重新高涨，等等，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新的验证，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在中国，从开始传入马克思的名字及其思想，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及其和中国实际情况的结合，只不过短短的十几年时间。短促的时间，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冲击着中国的大地，没有给“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产生合适的土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传入中国前，思想界那种对马克思及其思想的非科学的介绍，那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介绍注定是短命的，是必然要在帝国主义的现实和俄国革命的实践面前破产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特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优点。
正如一切事物都有两重性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有优点也有它的不足之处。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的情况来看，尽管在20世纪初中国人就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和他们的一些思想、著作，但是，作这种介绍的不是外国来华的传教士，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由于各种局限性，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只能是零星的、片断的、肤浅的，并且往往是歪曲的，从20世纪初叶，经过辛亥革命到十月革命前夕，虽然也有一些中国人用节译或转述的方法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但始终还没有一本著作被完整地翻译过来，即使像《共产党宣言》这样篇幅不大而又十分重要的著作，也只是各种不同的节译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还无从了解马克思主义原著的本来面貌，也难以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这种情况说明，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中国还影响甚微，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条件还不成熟，中国人还不可能从书本上了解马克思主义，像西欧和俄国那样。也可以说，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准备是不够的。只有通过一次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重大的革命运动，才能使沉闷的中国思想界有新的觉醒，才能使一贯从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人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
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就是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回顾辛亥革命以来的经历，痛感过去革命的“流产胎殇”，决心寻求再造中华的新途径。他在1918年初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即致力于把图书馆办成学习和研讨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并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陈独秀一起创办《每周评论》期刊。1919年初，他又以《每周评论》社论的形式发表了《新纪元》一文，指出“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它使生活在黑暗的中国的我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李大钊在这里已经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崭新的世界观，能“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有变革世界的巨大作用。他全力以赴地承担起向中国人民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他一方面积极筹划为《新青年》编辑“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准备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另一方面他又在《每周评论》上组织发表《共产党宣言》有关阶级斗争学说的几段重要译文，为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暴提供理论武器。
从俄国十月革命到中国五四运动前夕，还不到两年时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就大为改观了。不仅介绍、论述和翻译马克思主义的著述大为增加，而且在内容上结合中国实际问题的倾向也比较突出，特别是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涌现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凡此种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和它的世界观正以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在中国开始传播，而促进这一传播最主要的因素则是十月革命的影响。
二、同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直接推动了革命群众运动的开展，仅仅两年时间就爆发了中国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当时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研究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成了这些先进分子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五四运动以它特有的性质和特点表现了自身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可以说，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相结合，导致了五四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五四运动的爆发，又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更多的追求真理的人们重新认识和改造中国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这一特点，不仅反映在传播的开始——五四时期，而且反映在以后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还在五四运动爆发以前，李大钊就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即德国在战争中的失败，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革命浪潮联系起来，认为德国战败“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是庶民的胜利”，认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他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甚至一贯主张学生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的蔡元培，也在天安门前的庆祝集会上两次发表演说，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与此同时，李大钊又和陈独秀联合创办了《每周评论》这一新的期刊，宣传十月革命和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宣传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改变了过去《新青年》不评时政的错误做法。所有这一切，形成了五四运动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形势，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和政治斗争的结合，说明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即将到来的革命运动在思想舆论的准备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五四运动首先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爆发的，是一场规模宏大、旗帜鲜明的学生运动。伴随着这一场运动的是思想文化运动的迅猛发展，以及对于改造社会的热烈讨论和探索。仅仅在五四运动后的第一年，各种报纸期刊等出版物就达四百多种，各种进步社团也有三四百个之多。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也在这种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下，以战斗的姿态出现在五四时期文化思想的舞台上。李大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协助《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论文，积极宣传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唯心史观。在上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日益密切结合的情况下，五四运动克服了它发展初期的弱点，逐步从局限于知识分子的学生运动发展到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工学商联合的群众运动，罢工、罢课、罢市的斗争把这一运动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推向新的高潮。而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又成了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不可缺少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工人阶级的本性和社会地位，它的阶级利益和愿望，使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成为接受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最坚定的社会阶级。恩格斯在1886年说过：“德国人的理论兴趣，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在这里，它是根除不了的。在这里，对职位、牟利，对上司的恩典，没有任何考虑。相反，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
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中国人民的认识也随之逐步提高，从而把五四运动不断引向深入，不断产生丰硕的革命成果。在五四运动初期，主要反对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当时奴颜卖国的北京政府，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随着对帝国主义本质认识的进一步加深，斗争就发展成为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了。在五四运动初期，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在知识分子中间传播的，而随着工人阶级成为运动的主力，实际斗争的需要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应当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这一认识又促进了各地马克思主义小组以至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五四运动初期，马克思主义也是作为改造社会的一种理论出现的，而随着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和十月革命影响的日益扩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则从实际斗争中逐步明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应当走列宁开辟的十月革命的道路。历史表明，上述五四运动深入发展的过程，是同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哲学世界观日益深入的发展结合在一起的。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是在书斋里、沙龙里，也不是停留在书本上和空谈中，而是同革命实践、同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密切结合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五四时期传播的这一特点，也贯穿在整个民主革命过程中。在中国民主革命这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中，无论是党的路线、方针、策略的制定，群众运动的发动，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建设，还是革命战争的组织和指挥，对国内外形势和各种矛盾发展变化的分析，等等，都是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上述各个领域内的传播、运用和发展结合在一起的。可以说，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这一特点，是正确理解全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关键。从五四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发展过程，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和它的世界观的影响日益扩大和深入人心的过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另一方面又是群众队伍日益扩大的过程，越来越多的群众投入革命中来，参加革命，支持革命，标志着日益强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在中国的胜利。
三、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同学习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贡献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普遍适用的科学的世界观，从它产生到传入中国前已经经历了大约70年的历史。70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中国人在十月革命后所认识和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这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出发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创立到十月革命所经历的70年的发展，既包括它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基础和创建体系的50年，也包括它的伟大继承者列宁在新时期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20年。在前5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了两次重大的革命实践，即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1871年巴黎无产阶级革命。这两次革命有力地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特别是把已经建立起来的唯物史观从各个方面加以展开和具体化，使其达到了更为完善、更为系统的程度。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从1847年至1852年系统地总结并科学地阐明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也是在两次革命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剖析，《资本论》的创作，具体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进一步使唯物史观从科学的假设成为被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恩格斯对军事辩证法的研究，不仅从多方面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而且用军事斗争的艺术武装了争取解放的人民群众，特别是恩格斯的晚年著作《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最详尽的阐述，进一步发展了唯物史观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到19世纪90年代所达到的上述水平，为被压迫人民提供了一整套进行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也适应中国革命的需要，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给正在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先进分子以科学的理论武器。
在后2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列宁作为这一阶段的杰出代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许多新贡献。其中对中国革命有直接意义的，首先是列宁根据俄国的国情，创造性地提出建立俄国共产党的问题，特别是从哲学上、从两条认识路线的对立上批判修正主义哲学思想，阐明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其次是列宁运用唯物辩证法揭示了帝国主义条件下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而只能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首先获得胜利的结论。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论本身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丰富和发展，其研究方法则是根据具体条件作具体分析、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典范。而这一理论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向各国的无产者指出了革命的前途，使他们能充满信心地发挥高度的主动性去冲击旧世界。最后是列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比丰富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及列宁对社会主义实践所作的哲学概括，吸引着各国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革命者，也直接鼓舞着中国人民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总之，列宁的哲学思想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直接继续，而且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中国的先进分子从这种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不仅可以学到更具体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学到从建党到发动和组织群众再到夺取政权的一整套的革命经验，而且可以学到列宁反对修正主义哲学的新鲜经验，掌握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也是极为珍贵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到十月革命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和达到的水平，为中国人民完整地、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提供了可能。而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需要有一定的条件，中国在十月革命前还不具备这种条件。因为当时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他们的思想的中国人都是一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到资产阶级民主派总是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出发来看待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他们所介绍的往往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节译一些零星的片言只语，而且其中还夹杂着不少个人的评述和许多错误、歪曲。当时数量有限的读者，既不可能从中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的本来面貌，更不可能系统地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
十月革命后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中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工人阶级队伍的日益壮大，工人运动日益发展为自觉的斗争。中国开始出现了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怀有浓厚的兴趣，力求用崭新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观察国家的命运和前途，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从而掀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史的新篇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一开始就有它的创造人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也有它的继承人列宁的哲学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共产党宣言》这部著作。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和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密切结合中国的阶级斗争和革命形势，发表了《共产党宣言》有关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和实现社会变革的几段译文，并旗帜鲜明地把《共产党宣言》介绍为“新时代的文书”。随后，有关《共产党宣言》的译文在不少期刊和文章中陆续出现，译文从片断到整章、到1920年第一个全译本出版以至再版，给广大革命群众和先进知识分子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崭新的世界观，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正如列宁指出的：这部著作极其透彻鲜明地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叙述了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叙述了辩证法这一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叙述了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学说。因此，《共产党宣言》的传播，虽然也是这部著作所包含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传播，但是首要的、贯穿于政治思想各个方面的还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一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上，列宁哲学思想的传播对中国革命有更直接的意义。列宁主义哲学的时代特点，是对直接提上日程的无产阶级革命从哲学上作出说明和分析，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提出的迫切问题从理论上作出回答，是对无产阶级从事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进行哲学总结。因此，列宁哲学思想对于正在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求改造中国的方法的先进分子就特别亲切，他们从中可以学到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所未曾提出的新问题和新经验，也可以从列宁的阐述中加深对马克思、恩格斯基本思想的理解。
列宁哲学思想的另一个时代特点，就是针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发动的进攻给予有力的还击。他说：“现在，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遍及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各种各样的‘同路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受到了来自截然相反的各方面的曲解，因此团结一切意识到危机的深重和克服危机的必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共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是再重要不过的了。”因此，学习列宁哲学思想，可以直接掌握鉴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排除干扰，而且可以学习列宁反对修正主义哲学的历史经验，增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潮的抵抗能力。
列宁哲学思想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上的这种作用，自然要引起反动势力的仇视和恐惧，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先进分子的欢迎和重视。1919年9月，北洋军阀段祺瑞就极其恐慌地发出所谓“训令”，说什么“过激党列宁一派，注目中国，欲使投入旋涡，曾以支那语之印刷物配布于中国及中亚细亚等，自应严密查禁”云云，并于1920年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原著列为查禁书刊，妄图阻止其传播，扼杀其影响。但是，恰恰是这些被严密查禁的禁书，正适合中国革命的需要，是任何人也封锁不了的。自从五四运动后的第一年开始，列宁的著作在中国传播的就有《国家与革命》、《伟大的创举》、《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等，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的文章就更多了。
在中国首先传播的一批列宁著作，其内容大都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分析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新问题和新经验，反对修正主义及其哲学思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一开始就表现出理论同实践紧密结合的倾向，一开始就较少受到修正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这是同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同时也学习列宁哲学思想分不开的。
四、探索改造社会的途径和研究唯物史观的原理相结合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是在对社会问题的热烈探索和讨论中进行的。这种情况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在俄国的传播是颇为相似的。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社会的重重矛盾和千疮百孔促使人们去探索改造社会的方案，着重研究唯物史观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就投身于社会生活，作了这种探索；当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则英勇地投身到变革旧世界的斗争中去，把唯物史观的研究放到突出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传播，是通过批判民粹派的唯心史观，宣传唯物史观而实现的，而真正从俄国的国情出发，从思想上彻底完成这一任务的则是列宁。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也是通过先进的知识分子深入社会生活，分析各种社会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出路而传播和发展的。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就是通过讴歌十月革命，走十月革命照耀下的新人生的道路，参加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批判杜威、胡适的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它的唯物史观传入中国的。
如上所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固然有它同欧洲和俄国类似的方面，但在探索改造社会和研究唯物史观方面，也有它不同的特点和内容。
在探索改造社会方面，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改造社会的思潮也包含着各种不同的主张、学说和流派。这股庞杂的思潮既有现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也有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流派，还有18世纪西方启蒙学派的思想原则如自由、平等、博爱、人性、人道主义等，甚至还有改头换面的封建复古主义思想。这些名目繁多、内容各异的思潮，都试图对未来社会提出自己的设想，而这些设想由于各种偏见和局限，最多也不过是一些美好的愿望，而且提出的办法也是软弱无力的，什么“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什么“改造人种”、“儿童公育”、建立新村，等等，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动旧社会的基础，也不可能帮助人们摆脱旧社会的困境。可见，这种愿望和办法脱离了当时社会的实际状况，脱离了社会的现实矛盾和发展趋向，因而越是美好和善良，就越是空洞和无力，越是不切实际，越是毫无希望。这种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为当时许多进步青年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总是同一定时代的实际任务联系着的。既然对改造社会的探索成了五四时期人们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当然应当面对现实，对这一课题进行研究、作出回答。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就不能不被提到突出的地位。
唯物史观的研究首先是同当时新思潮的唯心史观针锋相对的。如前所说，新思潮把未来社会设想为一个真善美的“理性的王国”，而把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归结为精神和思想的变动、人性的复归等。这种唯心史观把人们禁锢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之中，脱离现实，脱离政治，在种种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因此，唯物史观的研究恰恰起到了解放思想、正视现实的作用，把社会改造的探索引向正确的道路。例如李大钊在这种情况下连续发表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唯物史观的论文，批判了当时流行的“教育万能”一类的思想，帮助许多青年“明白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初步地离开了唯心论的迷魂阵，跨上了唯物主义的道路”。
唯物史观的研究也是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介绍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仅在五四以后李大钊发表的著作中有突出的反映，其他人的一些著作也表现了这种倾向。1919年11月，广东的杨匏庵就在《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文章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认为，“马氏以唯物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以在英法观察经济状态之所得，遂构成千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也 ”。与此同时，北京《晨报》副刊还译载了日本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介绍文章。在这种情况下，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运用它来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甚至有一些并不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也“研究”起唯物史观来了。当时胡汉民就试图用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历史和哲学史上的问题，发表过不少文章。尽管他由此对社会主义作出的解释，如他所宣扬的“阶级退让”的“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完全背道而驰，但是，他的介绍和研究在许多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还是有利的。
唯物史观的研究通过五四时期几次争论而更加深入了。五四时期围绕着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而展开的争论主要是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和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这三次较大的争论，一方面突出地反映了外国资产阶级哲学对中国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反映了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中的突出地位。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是由于美国实用主义代表人物杜威来华讲学和他的学生胡适力图用实验主义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而挑起的。而应战一方的主要代表人物李大钊所凭借的理论武器则是唯物史观。他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写道：“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他还强调唯物史观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阶级竞争说，认为这一理论如果不予注意，不去运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是同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张东荪为之捧场、他们共同向马克思主义进攻联系在一起的。还击这一挑战的有陈望道、李达、陈独秀、邵力子等人。他们针对罗素、张东荪、梁启超歪曲社会主义的言论，批判了资本主义和假社会主义，坚持了科学的社会主义，进一步宣传了社会革命的思想，把问题与主义的争论继续推向深入。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一次重要的斗争。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众多的小资产阶级中有着广泛的基础和市场，同时这种思潮又有较长的历史，并且早在20世纪初的法国和日本就有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这种思潮在中国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诚然，这种思潮在十月革命前，在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十月革命后其主要锋芒则指向革命，指向马克思主义了。无政府主义思潮往往表现为左的姿态，表现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其实质也是反对唯物史观，反对社会主义。因此，这场争论必将使国家与革命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学说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所经历的三次战斗，都还是传播初期同资产阶级思想的交锋。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绝不会在初次交锋中销声匿迹，而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在初露锋芒时就压倒一切。但是，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发展，在斗争中对某些理论作出更清楚的解释，被更多的群众接受，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则是历史的事实，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毛泽东曾经有过正确的评价：认为“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 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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