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办公室
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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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与重要农产品供给试读：
编者的话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农业软科学研究丛书》，是2010—2012年农业部软科学研究成果的汇编。
自1994年以来，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持续支持开展“三农”政策和理论研究，陆续编辑出版了《农业软科学研究丛书（1994—2000）》、《农业软科学研究新丛（2001—2003）》和《农业软科学研究丛书（2004—2009）》。这一系列丛书忠实地记录了我国“三农”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历程，展现了认识与实践推进的时代脉络，许多成果在今天看来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是研究“三农”政策理论的重要资料，获得了各界的广泛好评。
当前，农业发展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农村经济社会正在经历一系列深刻变化，对“三农”宏观指导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等研究力量，在2010—2012年间组织开展了100多项课题研究，选题涉及统筹城乡发展、现代农业建设、农产品有效供给、农业经营体制创新等诸多方面，形成了一批有较高理论水平和实践指导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许多成果通过编刊《决策参考》等形式提供中央和有关部门领导参阅，对决策起到了重要参考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三农”工作。为进一步强化农业软科学成果的转化利用，扩大农业软科学研究的社会影响，现将其中的优秀成果汇编成《农业软科学研究丛书（2010—2012）》继续公开出版，供读者研究“三农”问题时参考。
丛书按照全面系统、去芜存菁的原则编排成辑，每辑按主题分类论述，总的体例大致划一，共分5辑。分别是：《粮食安全与重要农产品供给》、《农民收入与权益保护》、《农业经营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农业支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城乡发展一体化与农村公共服务》。受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办公室委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部等一批年富力强、造诣较高的专家学者承担了丛书的编写和审核工作，他们对研究成果进行了认真遴选和编排，对体例和文字做了必要订正，并在提炼观点、整理材料的基础上编写了内容
综述
。限于编者水平，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办公室二〇一三年八月综述
在维护农业产业安全的前提下，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加强农产品国际贸易和区域合作、完善支农政策和宏观调控是当前农业工作的重要内容。本书对2010—2012年农业部软科学立项课题的20多个相关课题成果进行编辑整理，形成六章内容，系统地反映这些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一、维护国家农业产业安全
作为大国农业，我国农业的国际参与度日益加深，受国际市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同时外国资本对我国农业参与程度不断扩大，我国农业产业安全面临新的形势。研判农业产业安全的形势、应对非传统农业挑战和农产品资本化、构建农业产业安全法律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一）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现状
农业产业安全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对农业产业的调整权或控制权受到威胁的状态。影响农业产业安全的要素指标有农产品生产能力、农产品自给能力、农业产业控制力、农业国际竞争力、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指标。
从国内产业要素角度看，我国人多地少水缺，农业资源人均占有水平偏低，受到国内日益稀缺的土地和水资源等因素的制约，农业产业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有效利用国内资源要素是确保产业安全的优先选择，同时可以通过适当产品进口增加资源供给。从国际贸易角度看，我国广义粮食安全基本上得到保障，口粮安全水平在不断提高的同时达到高度保障，狭义粮食安全低于95％自给率的既定目标，其主要原因是大豆、玉米等饲料粮食从国内生产向国际市场进口转变，未来农产品进口压力主要来源于消费者对动物产品需求的增长。从外国直接投资角度看，近年来外资进入我国农业的势头迅猛，对我国农业产业安全带来不利影响。外资通过垄断形成对农业产业和市场的控制，外资进入对农业生产和涉农企业的发展空间形成强力挤压，造成我国农业科技资源特别是种质资源大量流失，弱化了国家对农产品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
维护我国农业产业安全，首先要维护国家农业产业的核心利益，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的政治利益，保障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经济利益，维护生态环境安全的生态利益以及传承农耕文明的文化利益。维护我国农业产业安全应守住几条“红线”；粮食、畜禽产品、水产品等重要食物基本自给的战略底线；在农产品收购、流通、加工等关键环节和农业生产资料等重点领域划定外资进入的限制红线，将外资企业进入的领域和占有的市场份额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保证我国农业种质资源不流失。此外，依靠农业科技进步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并积极应对农产品贸易结构的深刻变化和逆差的常态化。（二）非传统挑战对农业产业安全的影响
近年来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影响因素，包括气候变化、金融创新、生物质能源、能源价格和投机资本等，这些因素对我国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收入稳步提升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生物燃料主要以粮食作物为原料，包括玉米、甘蔗、木薯、甜高粱和纤维素等。生物燃料产业通过影响农产品供需结构，进而影响农产品的价格和土地使用状况。根据世界贸易一般均衡模型（GTAP）的政策模拟的计量分析，美国发展生物乙醇产业对国际玉米进出口贸易具有明显影响。当美国玉米出口减少时，在国际市场玉米价格增长刺激下，我国玉米产量增加，并且美国玉米出口量减幅越大，中国玉米产量增幅越大，在玉米产量增加的情况下，其他和玉米具有替代性和土地资源竞争性的农产品产量都出现下降。我国玉米价格出现增长，其他农产品价格由于产量减少也出现上涨。
农业机械化和集约化的发展使得农业生产对石油依赖性的增强。石油价格的波动不仅引起农业生产成本的波动，而且催生石油能源的替代品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兴起，加剧农业生产发展的不确定性。利用投入产出一般均衡价格模型，评估石油价格不同上升幅度下全国各产业产品价格的变化率，研究发现：石油价格变动对柴油、化肥、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的影响较大；石油价格上涨挤压了农民的获利空间，恶化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石油价格上涨时，粮食、林业和渔业的市场价格均受到较大的上升压力，但对渔业部门的影响较显著，畜牧业和蔬菜受到的影响较小。石油价格变化幅度大小，直接影响了农产品国际贸易额。
随着农产品投资属性的逐渐显现，再加上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品的出现，国际投机资本日益向农业领域渗透。由于我国农产品市场不完善以及对于投机资本监管不严格等原因，致使我国部分农产品遭到投机资本的炒作，影响了农产品市场的稳定运行，进而影响到农业生产稳定发展。因此，必须采取必要措施对投机资本加以监督和管理。努力解决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失衡问题，建立部门联动监管机制，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完善信息系统，适时监测农产品供需及价格信息，创造适宜环境，引导投机资本向投资资本转变，完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压缩投机资本的投机空间。（三）构建农业产业安全法律体系
保障农业产业安全的基本措施是建立健全产业安全法律制度，包括针对外资管理的法律制度和以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为调节手段，针对进出口公平竞争的法律制度。当前我国已经搭建起农业产业安全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但是在立法、执法等方面还存在很多实际问题，需要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农业产业安全法律体系。二、促进农产品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
农产品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是农业产业安全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产品总量迅速增加，扭转了供给长期短缺的局面。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后，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形成了“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格局。近年来，我国农产品供求关系正在发生重要的阶段性变化，农产品供求总体趋向偏紧，部分农产品供求明显失衡，结构性矛盾突出，农业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逐步提高。农产品供给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显著增强，农产品供给受到农业劳动力短缺的制约，产品品种结构、地区结构协调受到小规模生产的制约，农产品品质结构提升缺乏价格刺激，国际贸易壁垒难以突破等问题是实现农产品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面临的难点。
对国内农业资源进行更为合理的配置，通过生产结构的调整，缓解品种和地区的供需矛盾；同时利用世界市场进行调节，以贸易的方式调整品种和地区的供求不平衡状况，是实现我国农产品品种和区域平衡的可行选择。具体而言，通过调整区域农业布局结构、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加快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等，实现粮食与非粮结构的调整和平衡、粮食作物内部的调整与平衡和农产品区域布局的优化与平衡。但是，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通过空间互补，更容易使国内农产品市场达到均衡，从而更好地实现促进国内农产品供需机构平衡的目的。三、保障重要农产品供给（一）粮食由供求基本平衡转为供求趋紧，应坚持基本自给，将国际市场作为必要的补充
目前我国粮食自给率降至90％安全线附近，但主要谷物自给率仍接近100％。2000年以来我国逐渐由以前的粮食净出口国转变为粮食净进口国，三大主粮（大米、小麦、玉米）全部转为净进口，且净进口量逐年攀升。未来十年我国主要谷物产量增长速度小于消费量的增长速度，自给率水平将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但整体上仍能保持在95％以上。我国主要谷物进口量将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到2021年小麦、粗粮、大米三个粮食品种的进口总量将突破1700万吨。
在这样的形势下，稻谷、小麦、玉米等重要粮食品种必须坚持基本自给，对稻谷、小麦等口粮作物要争取达到100％的自给率，对玉米则要保持在95％以上，即进口量不宜超过国内消费量的5％。为实现这一目标，加强耕地和水资源的保护和有效利用，大力提升科技进步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不断完善粮食补贴及价格政策，积极推进种植机械化、服务社会化和粮食生产经营主体新型化，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发挥好进出口调控机制作用。（二）油料自给率较低且生产难以大幅增加，应保护农民种植收益和本土油脂产业健康发展，同时合理调整国内食用植物油消费结构
由于比较效益低下、播种面积萎缩，我国油料产量增长缓慢。但随着人口规模的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食用植物油消费总量稳步增长。由此导致我国油料自给率相对较低，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大豆和棕榈油成为最主要的进口产品。未来我国主要油料及食用植物油的供求格局仍将偏紧，部分品种进口将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其中，大豆进口到2020年可能达到7200万吨，自给率降至18％；棕榈油95％以上仍然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必须及时完善产业发展支持政策，建立健全调控机制，促进国内油料及食用油产业的健康发展。加大对国内油料作物的财政补贴和奖励制度，调动农民和地方政府的种植积极性。支持国内油脂产业发展，支持本土油脂加工企业做大做强。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建立海外油料基地。大力发展小品种食用植物油生产。加大对新型食用植物油的宣传，引导居民科学适量消费。（三）棉花对外依存度进一步上升，要稳定国内生产，同时充分利用国际市场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棉花生产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产区逐渐向西北转移。同期由于我国纺织工业的发展潜力得到迅速释放，棉花消费量迅速增长，增速超过产量。为弥补供需缺口，近年来我国的棉花年均进口量在250万吨左右，约占世界贸易量的1/3。但同时，我国也是世界纺织品服装出口第一大国，常年出口额占世界纺织品服装出口总额的30％左右。未来我国棉花将继续维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格局，进口将成为一种常态。到2020年，我国棉花生产将保持在700万—750万吨的水平，而国内居民棉花消费总量将接近780万吨，说明国产棉花基本可以满足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剩余的棉花需求量属于国际需求部分，仍将依靠进口来解决。虽然综合算来，未来我国棉花的贸易依存度接近50％，但棉花进口主要是为了出口，是我国纺织业发展的需要。
鉴于棉花产业“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未来棉花产业的政策选择应从促进纺织行业健康发展和保护1亿多棉农的切身利益出发。加大生产扶持力度，切实稳定国内棉花生产。完善国内棉花供需调控体系，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调剂余缺。（四）糖料供给起伏波动
中国糖料种植面积逐年增长，甘蔗已成为糖料的主要组成部分，单产、总产、含糖量在波动中提高，糖料生产向广西、云南等优势区域集中，制糖工业发展较快，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食糖流通较为顺畅，对外贸易平稳发展。但是，食糖价格呈现周期性波动。制约中国糖料产业稳定发展的问题及其深层次原因主要有：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技术水平滞后，自然风险抵御能力较弱；收获机械化进展缓慢，糖料生产成本大幅提高；糖料收购环节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制约农民种植积极性；市场调控政策出台时机滞后，目标价格不合理。为了促进中国糖料产业持续稳定发展，应该大力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品种创新与收获机械化，构建糖料自然风险防范体系，完善糖料产业利益分配机制，保障蔗农合理收益，提高食糖市场调控水平，加强市场调控政策与货币政策、期货市场监管政策的协同性，坚持以保护国内产业为基本导向的食糖进口贸易政策。（五）建立现代种业，完善相关法律
种子产业的发展对提高农业生产力，维护产业安全至关重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种子消费国，市场潜力巨大。目前我国已培育了多元化的种业市场主体，高产优质新品种审定数量增长迅速，以转基因为主的生物技术已应用到育种过程中，同时政策法规框架和管理服务体系初步构建。但是，中国种业存在种子企业规模小、市场主体的研发能力弱、种子市场管理制度不完善、种子管理执行机构不统一、种子的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面对近年来跨国种业公司增势迅猛的形势，国内种业必须深入改革，以加快现代种业建设步伐。推进种子产业研发体系与管理体制改革，继续加大财政投入，同时引导私人资本进入研发领域。加快推进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工作，建立健全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体制、转基因生物安全制度、生物安全公众参与制度。继续完善种业知识产权的制度、机制与措施，提高种业企业的自主知识产权创造能力。强化种业市场监管，完善政策法规，加强种子产业与市场的管理，提高企业进入种子市场的门槛和种业监管能力。
在完善种子法律制度方面，应该针对实施中存在问题，包括品种审定程序缺乏公开透明，审定标准不科学，评价体系不完善，品种审定信息共享机制欠缺，审定时间过长，以及新品种审定与品种权保护制度衔接不够等等，进行相应的修改完善。四、加强农产品贸易与区域合作
农产品贸易是中国农业发挥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主渠道，对于带动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加快现代农业建设、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一）后金融危机时期农产品出口促进的对策
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世界农产品市场和农产品贸易的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我国农产品的出口环境因之而出现了巨大变化，并对贸易结构和贸易规模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国际农产品需求下降影响我国农产品出口，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限制我国农产品出口，国际农产品价格下降削弱了我国优势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通过产业链影响我国的农产品出口，人民币升值压力抑制我国农产品出口。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农产品贸易条件处于历史低位，从金融危机的恢复期开始，我国农产品贸易条件逐步得到改善，但是企业实体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且较为深远，企业的经营和生存面临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小企业和外向型企业。
为了降低金融危机对我国农业及农产品贸易产生的负面影响，政府应该运用宏观经济手段，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针对当前外向型农业发展面临的急迫问题，针对性地出台应急措施，减缓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立足根本，着眼长远，完善我国农产品贸易支持保护体系，提高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建立我国农产品贸易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促进我国农业对外开放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二）基于优势产业布局的两岸农业合作
海峡两岸在土地、劳动力、生产技术要素、农产品结构等农业资源条件方面存在差异与互补，具有农业技术合作、市场资源共享、经营方式的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强烈需求。两岸之间在农产品贸易方面的互补性并不突出，也不会成为两岸农业合作的重点，但是两岸在农业投资合作方面可以形成互补双赢的局面，品种、技术、人员、资金都有很好的承接性。
自从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台资农业在大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不断摸索中日益发展壮大。在此过程中，台资农业在投资产业类型和投资区域分布上逐渐地演进和变迁，形成了自己较为鲜明的特点。台资农业投资项目以食品加工业为主，规模逐渐加大。台资农业对大陆农业发展发挥了促进作用，将台湾农业在实用技术的开发、新品种的培育和改良、农产品的加工运销以及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到大陆，对大陆农业发展产生正外部性效果。但是，台资农业发展中也面临土地、融资、市场、合作化、规模化等问题。
加强两岸农业合作、促进两岸农业共同发展应通过以下方面：（1）发挥两岸市场资源互补优势，充分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2）发挥两岸农业技术的互补优势，促进台湾农业先进生产技术的引进与推广；（3）学习和借鉴台湾农业合作组织发展以及产业化管理的先进经验，扩展两岸农业合作领域；（4）按区域优势布局规划对台资农业项目进行规划、引导和布局；（5）在现有的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及台湾农民创业园范围内，做好优势产业布局。（三）CAFTA条件下促进我国热带果蔬的产业发展
我国热带果蔬生产主要集中在南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总量不大，但是对当地农民增收和地区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计算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以及出口价格比指数、质量升级指数，发现我国热带果蔬的整体国际竞争力显著低于东盟国家。中国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后，中国的热带果蔬产业面临严峻挑战。
影响中国热带果蔬出口的主要因素很多。通过贸易引力模型计量分析发现，中国热带果蔬产品出口与中国热带果蔬生产总值、热带水果产品进口国家（或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正相关，与进口国家（地区）首都与中国首都北京距离负相关；亚太经合组织（APEC）对其成员国的热带果蔬产品贸易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此外，价格竞争力因素、非价格竞争力因素、贸易壁垒等其他因素也会对我国热带果蔬产品出口产生影响。
应该通过优化种植品种结构、提高贮运保鲜技术、完善冷链物流体系、发展热带果蔬加工业、提高热带水果产业组织化程度、加紧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标准体系，提升中国热带水果国际竞争力。通过优化蔬菜出口的市场结构、加强技术交流、发展特色热带果蔬产品以及高附加值的加工型产品、建立统一的检验检疫标准，加强中国东盟热带果蔬双边贸易互补性。五、完善农业支持政策及宏观调控（一）中国农业政策的效果评价
财政支农政策是推动一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首先，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验证财政支农支出增长与农业产出增长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财政支农支出增长推动了农业产出的增长，农业产出的持续增长又进一步推动了政府增加财政支农的力度。其次，通过双对数回归模型发现，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支出等各项农业投入对农业经济的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的作用尤为突出。再次，通过回归模型进一步研究发现，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农业科研投入、农业水利投入对粮食产量都有促进作用，其中最大的因素是农业水利投入。最后，通过边际技术替代率法研究表明，农林牧渔业中农业水利投入对于私人生产者生产成本的替代效果最为明显，农业基本建设投入次之，农业科研投入最小。现阶段，财政支持农业政策的重点应围绕农业基本建设、农业科研和农业技术推广、农村基础教育、农业补贴项目、农产品商品化和市场化建设和生态建设。
选用政策效果评估的目标达成模式和附带效果模式对改革开放后我国农业产业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估，结果表明，十年来中国农业取得了巨大进步。目前，从农业发展的总体水平来看，中国粮食生产实现“九连增”，农民收入实现“九连快”，农产品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农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但是，我国农业仍存在科技含量低，技术进步贡献率不高，农业的科技支持乏力，与农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极不适应；农产品出口的产品集中度和市场集中度都比较高，并仍然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为主；粮食“九连增”中所包含的恢复性、脆弱性和替代性等问题；大豆危机和农产品价格波动等问题。面对全球农业国际竞争的加剧，应加大农业科研投入，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农业竞争力。（二）农产品价格波动与调控
近年来，我国一些重要农产品价格出现剧烈波动。农产品总体价格高位波动，供给不稳定加剧；玉米价格高位调整，自然灾害等多因素加剧波动；大白菜价格周期性波动加剧；牛羊肉与猪肉价差趋大，养殖成本诱发肉类价格走高。
应对农产品价格波动，政府“多管齐下”稳定农产品价格总体水平。执行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支撑粮棉市场价格，同时加强“菜篮子”工程全力保障肉、蛋、菜等产品市场平稳。但是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中依然存在突出问题：一是价格调控主体单一，信息服务比较滞后。价格调控主体不健全，市场组织未得到重视。缺乏统一协调的价格信息平台，降低各方决策效率。世界头号大米出口国越南稻谷相关数据残缺，严重影响调控决策。二是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执行方式不当，产生诸多弊端，包括直接收储抬高国内粮棉价格，净进口猛增冲击国内粮棉市场；直接收储粮棉的价格补贴负担沉重，补贴效率低；托市收储抬高加工原料成本，粮棉加工企业利益受损。三是“菜篮子”工程缺乏全局协调能力，难以稳定蔬菜价格。
应该通过以下政策措施完善我国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一是培育多元化市场调控主体，健全信息支持体系。支持骨干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强化信息资源共享。尽快将越南稻米列入重点监测对象。二是探索“差价直补＋定量收储”机制，完善价格支持措施；尝试粮棉差价直补措施；实行定量收购；提高价格支持定价机制的灵活性。三是加强蔬菜生产和流通能力建设，建立跨区域蔬菜协调机制。支持蔬菜产销能力建设，设立蔬菜跨区域协调机构。（三）农产品资本化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及应对
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宏观经济、资本市场、国际市场等因素对农产品市场的影响日益增强，农产品资本化特征逐渐凸显，即农产品成为资本市场上各种金融产品的挂钩商品，从以往单纯的消费属性向兼具资本属性和消费属性转变，其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受自身供给和需求因素的影响，更多地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这不仅给产业内供给和需求各方判断价格走势增加了困难，也对宏观调控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在资本化趋势的背景下调控农产品价格应该采取如下政策措施：一是要更加注重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关注货币流动性过剩、资本市场影响等宏观因素，防止经济过热、货币发行过多、资本市场异动，引发农产品价格过快上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二是建立、健全农产品价格监测和信息发布体系。要进一步加大对农产品价格信息体系建设的投入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整合信息资源，强化科学分析，健全发布制度，创新服务模式，完善服务网络，逐步形成数据可靠、分析准确、发布权威的农产品价格监测和信息发布体系。三是大力发展生产，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重点加强高产稳产田建设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使市场对农产品数量有稳定预期。四是建立储备体系，调控市场供给。要根据不同产品特性，建立科学的农产品储备体系，通过储备调整市场供给和价格。继续建立、完善部分大宗农产品临时收储政策，探索科学、灵活的收储启动和放储机制，合理调控市场供给，维持价格稳定。五是严格执行我国当前的生物质能源政策。必须严格执行当前的生物质能源政策，对以粮食作物发展生物质能源作出限制，避免我国粮食市场价格受资本市场波动的影响。六是科学引导社会舆论和市场预期。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发展阶段，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发展道路上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本书第六章全面介绍这些国家的农业政策、宏观调控以及产业安全法律制度，为完善我国的相关政策提供了启示。第一章维护国家农业产业安全第一节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现状
作为大国农业，我国农业的国际参与度日益加深，同时受国际市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近年来，外国资本对我国农业参与程度不断扩大，我国农业产业安全面临新的形势，必须全面审视我国农业的产业安全。一、农业产业安全的含义和指标（一）农业产业安全的含义
农业产业安全是指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对农业产业的调整权或控制权受到威胁的状态。这里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国内农业产业与外资竞争，能够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达到一定的利润率水平，产业发展不受压制，产业技术创新不受制约；二是政府根据自己的意志或意图，在不受外资影响的情况下，能够自主行使对农业产业的调整权或控制权。具备了这两方面的条件，可以说农业产业就是安全的，否则就是不安全的。
我国农业产业安全必须放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大局下来考虑，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当前农业农村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保障农民增收和实现农业的稳定增产增收。同时，对于外资进入农业的消极影响还要客观评估。（二）影响农业产业安全的要素指标
1．农产品生产能力指标
它反映了一国农业的规模和水平，是农业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表现，是实现本国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基本保障，是农业创造经济效益、提供就业机会的根本前提。它可以由农产品产量、播种面积、单位面积产量等指标来反映。
2．农产品自给能力指标
这可以考察本国农业在保障国内农产品供给方面的能力。较高的农产品自给能力可以增强国家对农产品市场的调控能力，有助于抵御国外不利因素的影响。
3．农业产业控制力指标
中国国情决定了我国大宗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产品必须实现国内基本自给。特别是考虑到国际大宗农产品贸易处于跨国公司准垄断的现实，对于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必须保持必要的自给水平，必须保持必要的定价话语权和产业链控制权。在当前国际农产品市场波动加剧的情况下必须具有足够的政策空间进行有效调控。
4．农业国际竞争力指标
农业在国家竞争中具有竞争力，能够守住国内市场、开拓国际市场，才能较大程度地发挥农业在提供就业和创造经济收益方面的功能和作用，同时也可以为国家在国际上争取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主动权。
5．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标
确保农业产业安全意味着农业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意味着必须拥有必要的产业升级增值空间，必须有应对成本增长保持必要利润的空间。高质量的开放必须注重并能有效保护这些空间。二、基于国内产业要素角度的农业产业安全分析
总体上看，我国人多地少水缺，农业资源人均占有水平偏低，受到国内日益稀缺的土地和水资源等因素的制约，保证消费者对食物多样性和营养的要求越来越难。（一）我国农业生产要素基本状况
1．耕地资源不足
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1.38亩，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推进，今后不可避免地还要继续占用耕地，人增地减的矛盾将更加突出。尽管有耕地占补平衡、先占后补的制度约束，但占用的往往是优质耕地，补充的大多是劣质耕地。耕地后备资源不足，可开发耕地后备资源不足7500万亩，而且分布不均、开发利用难度大。“十一五”期间，我国粮食增产贡献因素中，播种面积增加占三成以上，且相当一部分是以减少油料、棉花等其他农作物面积为代价的。在城乡居民对农产品多样化需求日趋增大的背景下，同步提高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产量，必须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各自单产水平。
2．水资源约束趋紧
我国人均水资源量少，大约为21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列世界第125位。目前全国用水总量6000亿立方米，年缺水500亿立方米，近2/3城市缺水，每年农业缺水300亿立方米、影响耕地3亿亩。根据国家有关规划，2015年、2020年和2030年全国用水总量分别要控制在6350亿立方米、6700亿立方米和7000亿立方米以内。但是今后一个时期，全社会用水量增长空间有限。随着工业、城市、生态用水刚性增加，农业用水紧缺的矛盾将更加明显。特别是从水资源空间分布来看，北方地区耕地占全国的60％，而水资源量仅占全国的19％，其中黄淮海流域水资源量仅占全国的7％，是我国水资源供需矛盾最尖锐的地区，而这些地区恰恰是我国重要农产品的主要产区。
3．环境容量有限
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导致土壤、水体污染，影响农业产能提高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我国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达3亿亩，受农药和其他化学品污染的农田约9亿亩。化肥和农药的广泛使用，使农业成为重要的面源污染源；畜牧业的快速发展，使农业成为温室气体的重要排放者。目前我国单位面积化肥使用量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上限的2倍，农药使用量高达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以上。据国家环境保护部《2010年环境状况公报》，我国农村面源污染已超过城市工业污染，农业农村排放的COD占全国的43％、总氮量占57％、总磷占67％。国务院发布的《“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明确要求，通过改良作物品种、改进种植技术，加强畜牧业废弃物处理和综合利用，鼓励使用缓释肥、有机肥等替代传统化肥，努力控制农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
4．气候变化影响频繁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几率增加，每年干旱、低温冻害、洪涝等气象灾害频繁发生，不仅灾害种类多，而且发生范围广、程度深、危害大，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尤为严重。近30年来，气象灾害对种植业生产的影响，虽年际间有波动，但总体呈加重趋势。同时，气候变化导致农作物病、虫、草、鼠害发生规律出现诸多新变化，对种植业生产构成极大威胁。据监测，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小麦条锈病越夏区的海拔高度升高100米以上，发生流行时间提早半个月左右；水稻“两迁”害虫和飞蝗发生区域向高纬度、高海拔地区扩展。这些，都对发展农业防灾减灾技术提出了新要求。
5．农业劳动力老龄化
随着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外转移，农业劳动力呈现总量过剩与结构短缺并存特征。据专家推算，2010年全国28708万农业劳动力中，16—20岁占2.8％，21—30岁占13.5％，31—40岁占15.6％，41—50岁占27.7％，50岁以上占40.4％。一些地方务农劳动力老龄化已非常明显。例如，2009年浙江省嘉兴市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已达到57.8岁。培育一批高素质的新型务农劳动者，解决好“谁来种地”、“地怎么种”的问题，已迫在眉睫。
6．农业基础设施水平低
农业基础设施特别是农田水利设施短缺，对农业生产的保障程度低。据统计，2009年年底全国仍有51％的耕地是缺乏灌溉设施的“望天田”，已建成的8.99亿亩灌溉耕地也存在设施标准低、配套差、老化失修、功能退化问题，灌溉保证率多数只有50％—75％。现有农田水利工程相当一部分超过规定使用年限，老化失修严重，运行功能减弱，抗灾能力下降。（二）有效利用国内资源要素是确保产业安全的优先选择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注重通过金融资本、科学技术、组织管理等现代生产要素的集约投入和深度开发，实现对传统要素的部分更新替代，形成新的要素组合，推进全要素生产率的稳步增长和农业产业综合素质的不断提升。在此过程中，任何一种生产要素的缺位都将形成短板效应，影响到全要素的集成配套和组合效力。对比其他国家，我国克服要素短缺的挑战更大。如以色列针对水资源短缺、美国针对劳动力短缺、日本针对土地短缺等要素约束，比较容易通过强化其他要素组合进行弥补。而我国每一种生产要素短缺都有可能形成短板，成为农业发展的瓶颈。因此，只有谨慎对待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才能充分发挥全要素生产能力。一是集约节约利用资源。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务农劳动力从长期来看也趋于减少，这就要求一方面加大科技、资本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投入，实现对土地和劳动力的部分替代；另一方面大力发展规模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缩减用工需求，提高单位产量，降低科技、管理、资本投入的成本，从整体上提高要素生产率。二是推进农业节能减排。通过发展农村沼气、测土配方施肥、秸秆还田、保护性耕作、循环农业等措施，实现农业生产资料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降低农业资源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三）合理进口，增加资源供给
从我国耕地和水资源现状和潜力来看，进口部分饲料粮不仅符合我国经济利益，而且也是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业资源安全的要求。
近年来，进口大豆为我国节省了大量的耕地和水资源。以2010年为例，当年我国进口大豆5400万吨，按国内大豆单产1.6吨/公顷计算，相当于我们进口了3400万公顷的耕地资源，相当于我国耕地面积的28％。按照大豆生产每公顷用水4000吨计算，大豆进口也为我国节省了1360亿吨水，约占我国农业用水总量的37％，基本上相当于我国所有的工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的用水量。如果加上大豆油等植物油的进口，对我国土地和水资源的节省数量就更为可观。如果完全依靠国内生产来满足大豆需求，必然要大幅度压缩其他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严重阻碍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和农业比较优势的发展。
根据有关计量模型的分析结果，到2020年，我国大豆和玉米的产需缺口可能将分别达到7200万吨和2000万吨左右。从现有耕地资源和水资源的供给潜力来看，完全依靠增加国内生产来平衡产需缺口几乎是不可能的。假设2020年我国每公顷大豆产量达到1.8吨/公顷，用水量保持在4000吨/公顷，进口7200万吨大豆相当于进口4000万公顷耕地和1600亿吨水；假设2020年我国玉米单产为6.8吨/公顷，用水量为4800吨/公顷，进口2000万吨玉米相当于进口294万公顷耕地和141亿吨水。进口大豆和玉米两者合计，相当于为我国节省了4294万公顷耕地和1741亿吨水，相当于我国耕地的35％、农业用水的47％。三、基于国际贸易角度的农业产业安全分析（一）广义粮食安全基本上得到保障
从个体、区域、国家三个不同尺度上看，过去30年我国粮食安全水平都得到不断提高。首先，从个人和家庭的微观粮食安全来看，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消费多样化、食物营养不断改善。其次，从区域来看，区域间的市场一体化和流通条件不断改善，区域间贸易量显著增加，不但有效地解决了资源空间分布不均带来的区域粮食安全问题，而且能够很快缓解局部地区自然灾害对当地农产品供需平衡的冲击，区域粮食安全水平显著提高。最后，从国家层面来看，粮食安全总体水平得到高度保障，“十一五”期间，我国食物和饲料总体保持净出口。耕地密集型农产品（如粮食和油料等作物）的进口额不断提高，而高附加值劳动和技术密集型农产品（如蔬菜水果、加工食品）的出口也较快增长。
特别是口粮安全水平在不断提高的同时达到高度保障。大米和小麦这两种主要口粮作物的自给率，“十一五”期间都保持了100％，主要原因是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变化所致。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城市化的推进，畜产品、水产品和蔬菜水果占食物消费的比例逐渐增加，人均大米和小麦消费已呈现长期的下降趋势。1990年我国人均大米消费量达到88公斤，之后逐渐下降到2000年的75公斤和2009年的60公斤，年均下降约1.5公斤；人均小麦消费量也从1990年的73公斤下降到2000年的65公斤和2009年的50公斤，年均下降约1.2公斤。（二）狭义粮食安全低于95％自给率的既定目标
如果按照目前我国粮食的定义范围（包括大米、小麦、玉米、豆类和薯类），2008年我国的粮食自给率已经下降到95％以下，2009年下降到92.5％，2010年更下降到90.6％。饲料粮需求和食用植物油需求的刚性增长是我国粮食自给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1．大豆供给安全已从国内生产转向依靠国际市场进口
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大豆进口快速增长，2010年进口量达到5400万吨，占大豆需求总量的近80％；同时，我国还进口了200万吨的大豆油，相当于1000多万吨大豆。大豆需求增长和国内生产资源与技术约束是大豆进口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我国养殖业饲料和植物油需求快速增长还将继续延续一段相当长的时期，资源和技术约束也日趋明显。例如，1996年美国和巴西采用转基因大豆后，两国大豆的种植面积和单产快速增长，2009年美国和巴西的大豆单产分别达到2.7吨/公顷和2.8吨/公顷，比我国大豆单产（1.6吨/公顷）高70％左右。
2．玉米供给安全正逐渐从国内生产向国际市场进口转变
2010年是我国玉米从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的转折点。20世纪90年代，我国玉米年均出口550多万吨，2003年出口曾达到1600万吨。之后，由于国内需求增长高于生产增长，2004—2009年玉米出口量年均下降到260万吨左右，2010年则成为玉米净进口国，进口157万吨，同时还进口了316万吨的玉米干酒糟用以部分替代国内的豆粕和玉米等饲料粮需求（海关总署，2010）。随着我国未来畜禽和水产品需求的进一步增长，即使国内玉米产量继续保持年均2％—3％的增长速度，进口量以每年200万吨左右递增的局面仍将难以改变。（三）未来农产品进口压力主要在于动物产品的需求增长
我国城乡居民对动物性食品的消费量将呈持续增加趋势。2009年，我国年人均畜禽产品消费量约为53公斤（包括肉、蛋、奶），估计到2020年将上升到70公斤左右。我国畜禽产品贸易已经从20世纪末期的净出口转变为净进口，净进口额从2000年的0.6亿美元迅速提高到2010年的49.1亿美元，这种增长还将继续延续。畜禽产品中净进口增长比较快的是猪肉和奶类产品。2010年我国猪肉净进口数量约为70万吨，奶粉的净进口数量也达到41万吨。
虽然我国可以选择直接进口畜禽产品来满足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但是通过进口饲料粮增加国内畜禽产品供给的方式可能更可行和有效。首先，肉类产品的国际贸易潜力有限。由于担心畜禽疾病传播和产品质量安全，各国对畜禽产品的进口都制定了非常严格的检疫标准，肉类产品的贸易成本较高。2009年全球肉类产品的国际贸易量只有4100万吨左右。其次，肉类产品国际贸易市场风险较大。过去20年的国际贸易数据显示，肉类产品的国际贸易量在年度间波动很大，畜禽疾病的爆发可以导致肉类产品的国际贸易量急剧下降。因此，不宜过于依赖国际市场。再次，选择进口饲料增加国内畜禽产品供给，可以将养殖环节的增值部分保留在国内，有利于促进国内就业和提高农民收入。从欧盟、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这些国家和地区在进口畜禽产品与饲料的政策选择上，无一不采取优先进口饲料粮的战略，这是所有人口大国和地区保障国内畜禽产品供给安全的普遍选择。四、基于外国直接投资角度的农业产业安全分析
农业是外资进入的基本领域，近年来外资进入我国农业的势头迅猛，主要呈现以下五个特点：一是进入速度加快，投资规模大幅增长，特别是2005年以后外资进入农业的速度呈直线上升趋势；二是外资企业在一些行业已经占有较大市场份额，如食用植物油市场外资占有份额达到85％，果蔬加工达到30％，饲料加工24％，肉类加工22％，外资企业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占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四成以上；三是外资进入的环节大多集中在消费市场广、利润空间大、发展潜力足、发展前景好的优势产业和企业，目前外资参与的国家级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已达108家，其中涉及粮油、林特产（含水果）、肉类、牛奶、水产、蔬菜等农业核心产业的达99家，比重达91.7％；四是外资进入的领域不断拓展，遍布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市场流通、种子研发推广、农药农机生产等农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五是并购成为外资进入农业的主要方式，并购目标主要锁定具有明显优势的龙头企业，并购环节主要选择农产品加工，并购区域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并购动机已不仅仅限于投机性收益，而是旨在通过垄断商品与投资市场，抢占农业资源、技术、人才，控制农业产业关键环节，推进其全球经营战略。
外资进入农业，对增加我国农业发展资金、提升农业管理水平、促进农业科技进步、推进现代农业企业制度建设有积极作用，但也对我国农业产业安全带来不利影响。近年来，这种不利影响正日益显现出来。（一）外资通过垄断形成对农业产业和市场的控制
外资通过垄断形成对农业产业和市场的控制，是外资进入对我国农业产业安全不利影响的集中表现，也是我国农业产业安全在外资进入情况下面临的最大隐患。这种不利影响在大豆及食用植物油产业表现得尤为突出。随着近年来外资在我国食用植物油生产领域逐步推进并渐成垄断态势，我国食用油对外依存度已超过国际安全预警线。目前，约70％的食用油压榨企业被外资控制，国际粮商在90多家大型油脂企业中已参股控股60多家，占总股本的66％，就连国内最大粮油企业——中粮集团的部分大豆压榨能力也被外资参股30％；具有外资背景的大型大豆加工企业的实际加工能力超过 5000万吨，占国内总量的85％，其中丰益集团直接控股的工厂和贸易公司达38家，并参股山东鲁花集团有限公司等多家国内著名粮油加工企业，工厂遍布河北、山东、江苏等省，压榨能力位居国内第一，仅大豆的年压榨能力就达1000万吨，约占全国的1/8；除压榨和精炼环节外，外资还进入更下游环节，包括小包装食用油、食用油脂等，目前丰益集团已占据国内小包装食用油市场的50％以上，旗下有金龙鱼、元宝、口福等10多个品牌，国内食用油知名品牌多被外资控制；在大豆进口方面，美国ADM、邦吉、嘉吉和法国路易达孚四大国际粮商还控制我国80％的进口大豆货源。这种情况下，外资在大豆进口、植物油定价、饲料供给和生产技术等方面均已成主导之势，国家对大豆及食用油市场的调控能力已下降到不足40％。（二）外资进入对农业生产和涉农企业的发展空间形成强力挤压
我国多数农业企业尚处于成长期，规模小、成本高、利润少、实力弱，抵御市场风险能力不强。外资进入农业领域后，凭借其雄厚的资本、技术、市场实力对国内企业构成强大竞争，导致农业企业生存困难，有的被迫关闭或被外资趁机兼并。
在外资进入我国大豆产业后，全国90％以上榨油企业陷入严重亏损。外资在大豆产业中的资本运作过程是：先把国外大豆低价卖给国内炼油厂，我国豆农的大豆卖不出去，大豆种植面积随之减少；挤压上游产业链后，再大幅提高国外大豆价格，让国内炼油厂买不起进口大豆，国内炼油厂陷入经营困境，外资乘机收购。2000年，国内开工的油脂加工企业有1000多家，目前仅剩 90多家大型加工企业，其中 64家被外资控股或参股，内资大豆加工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以黑龙江龙江油脂企业为例，1995年前后，该企业的食用油销售范围可辐射到广东沿海地区，2003年前后只能辐射到河北省，2007年后销售区域大多局限在黑龙江省内，与此同时进口转基因豆油越来越多地摆上黑龙江省超市货架，其豆粕产品也于近年打入黑龙江市场。
在种植领域，进口大豆还严重冲击国内生产，随着国产大豆种植面积减少，又进一步提高大豆需求的对外依存度。2010年，我国大豆播种面积比2001年减少1450万亩，减幅超过10％；大豆进口量5479.7万吨，占全球大豆进口总量的57.1％；大豆进口量已达国内生产量的3.63倍，大豆进口依存度已由2005年的63％上升到78.4％。（三）外资进入造成我国农业科技资源特别是种质资源大量流失
近年来，外资通过并购种子企业或与科研机构合作，攫取我国种质资源及研发技术，造成农业科技资源及知识产权大量流失。更为严重的是，外资利用这些资源获得科研成果后，申请知识产权，我国再使用这些资源则需要支付高额专利费用，遭受难以估量的损失。
美国先锋公司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我国，1998年在辽宁铁岭成立先锋育种站，其后相继与我国玉米种业优质企业——山东登海种业公司和甘肃敦煌种业公司成立合资企业，并在西南地区筹建第三家玉米种子公司，相继完成在我国玉米主产区黄淮海、东北、西北、西南4个主要市场的布局。2008年，先锋公司又把手伸向水稻种业，与袁隆平领衔的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开始在杂交水稻研究领域展开合作。此外，先锋公司还着力进行基层营销网络建设，自进入我国后一直进行县级营销商培训，自2002年起即着手建立庞大的营销终端，目前已通过经销商为购买其种子的农户免费提供播种机，把营销网络与对农民的服务对接起来，快速占领种业市场。美国孟山都、瑞士先正达等跨国种子公司，也纷纷进入我国市场。目前我国三大粮食品种中，小麦种子基本没有外资进入，水稻杂交品种有少量外资进入，玉米种子的外资进入势头迅猛。据调查，美国先锋公司选育的“先玉 335”品种，在东北玉米主产区的种植面积已超过一半，并向黄淮海地区玉米主产区渗透。继“先玉335”后，先锋公司还计划推出“先玉696”、“先玉508”等品种，希冀占领更多市场。先锋公司下一步可能与辽宁东亚种业、川农高科种业合作，消除其在东北、西南地区的竞争对手，全面完成在我国玉米种业科研、生产和市场营销布局。（四）外资进入不断扩展其涉猎领域
目前，外资已遍布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市场流通、种子研发推广、农药农机生产等农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在大量并购大豆加工企业并进入肉类、奶类加工行业后，外资已开始进入粮食领域。世界四大粮商在山东、河南、河北、湖南等省建立或并购粮食加工企业，在黑龙江等省建立粮食购销企业。据国家粮食局统计，取得粮食收购资格的外资企业已超过150家。ADM公司和丰益公司已参与东北的大米和华北的面粉、花生加工，丰益公司还拟在北京、江苏、四川、陕西等地建设面粉加工和粮油物流项目。2008年以来，外资在粮棉收购及加工领域加快战略布局并陆续投资兴建新项目，随着这些项目逐步完成，外资在粮棉收购加工领域的市场份额会大幅上升。
外资还向农产品批发市场扩展，以黑石基金为首的外资强劲注入寿光农产品物流园，计划以寿光农产品物流园等批发市场为依托，构建一个遍布全国的蔬菜及农产品批发物流网络。
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外资已将触角延伸到种植养殖领域。艾格菲公司2007年收购知名畜牧饲料企业百事腾的江西和福建分公司及两地的14家养猪场，在15个省、市、区建立饲料连锁店900家。日本三家世界500强企业——日本朝日啤酒株式会社、日本住友化学株式会社、日本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共同出资，在山东烟台莱阳市组建朝日绿源农业高新技术有限公司，租赁耕地上千亩，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具体操作方式是，农户将耕地流转给以村为单位成立的土地合作社，再由莱阳市政府和沐浴店镇政府同日方签订租赁合同，租期20年，租金第一个5年每亩800元，此后每5年递增200元，目前项目占地已扩展至1500亩，涉及5个村的1000个农户，其中700亩种植玉米等粮食品种，350亩养殖奶牛，450亩种植草莓。除了自种的玉米外，公司还和周边农户签订合同，收购他们的玉米。日方还有意将项目扩展至3000亩，并打算在全国扩展二三十个同样的项目。这种方式打破了以往外商投资我国农业集中在加工及销售环节的格局，使外资直接由“加工商”变身为“农场主”。（五）外资进入弱化了国家对农产品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
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利用资本、技术、管理、营销、信息等方面的优势，采用上下游一体性、规模性、集中性投资方法，很容易实现对农业产业的真正控制。如果农业大产业、大产品和龙头企业的控制权过多掌控在外商手中，势必弱化国家对农产品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干扰宏观调控目标，误导宏观调控政策。
我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而CPI权数构成中食品比重占30％ 以上。目前国际粮商对国内粮油价格及其制成品价格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有可能通过控制粮油价格引发CPI大幅升降诱导宏观调控政策走向。五、维护我国农业产业安全的思考（一）开放条件下维护国家农业产业的核心利益
开放条件下我国农业产业安全应统筹考虑以下四个方面的核心利益：
一是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的政治利益。这是我国农业最主要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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