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仁宇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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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的历程(增订本)精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中国的历程／黄仁宇著．—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9.11
ISBN 978-7-101-14126-9
Ⅰ．现… Ⅱ．黄… Ⅲ．中国历史－现代史 Ⅳ．K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05649号书 名 现代中国的历程（增订本）著 者 黄仁宇责任编辑 徐卫东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http://www.zhbc.com.cnE-mail:zhbc@zhbc.com.cn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版 次 2019年11月北京第1版201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印张11 1/2 插页2 字数315千字印 数 1-8000册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4126-9定 价 68.00元出版说明
今日的中文阅读世界，如果要提出一位从学者、企业家等各界名流，到白领、高校学生等普通读者均赞誉有加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无疑是最热门人选之一。
1982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黄仁宇先生首部中文历史作品《万历十五年》，带给人们非常震撼的阅读体验，提供了思考社会与历史的另一个维度。这本书风行近三十年，成为众多作家、学者、企业家和高校师生的案头必备书，屡获佳评：《新周刊》《书城》“改革开放20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中国图书商报》“改革开放3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第九届深圳读书月“30年30本书”、2009年搜狐“读本好书”经典好书奖……
自《万历十五年》之后，黄仁宇先生的系列作品陆续在中国大陆出版，“黄仁宇旋风”成为中文读者的阅读盛宴中一道亮丽的风景。2006年8月、2007年1月，中华书局重新校订《万历十五年》，增补相关文字，分别推出《万历十五年》增订纪念本和增订本，受到读者广泛欢迎，短短数年印行近30万册，见证了黄仁宇作品长盛不衰的魅力。
目前大陆出版的黄仁宇作品，或号称“黄仁宇全集”，其实并非全璧。由于种种原因，黄仁宇先生尚有一些单篇论文及随笔散见于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家以及香港、台湾等地区的报刊杂志，为大陆读者所不易搜寻。对于喜爱黄仁宇先生及其作品的读者朋友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有鉴于此，我们在黄仁宇哲嗣黄培乐先生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多方途径搜集整理黄仁宇先生集外文字，编成一册，作为“特别的礼物”呈给众多的黄仁宇作品爱好者。黄仁宇先生曾坦言“我是自己雇用自己的记者，为一般读者大众而书写”，我们相信本书的形成亦算符合他的宗旨。
中国的历史、现在与未来，一直是黄仁宇先生念兹在兹的关注主题。他说：“我之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自己颠沛流离，一切源于中国的动荡不安”，“我开始接触（历史学）这一行业和技艺，是因为动荡不安的生活造成心灵苦恼。为了寻求问题的解答，我才发现世上所有的事件全都紧密相连”。又说：“我的主要任务在于以一己之力密切观察，西方如何和东方交会，东方如何和西方融合，直到两者融而为一个完整的世界史。”黄仁宇先生早年经历动荡，从军抗日，中年负笈美国，其间数十年遍游世界各地，考察先进国家进入现代化之程序，并反观中国取得突破之契机，对祖国的拳拳之心可鉴。在他的作品里，主张摒弃意识形态或道德上之争执，注重考察实情实事，“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体察历史发展的真实背景以及未来的真正趋向。本书辑录的文字也正体现了这一特色。是故，我们拟名为《现代中国的历程》，而且获得了黄培乐先生的首肯。台湾汉学研究中心耿立群女史编纂的《黄仁宇研究资料目录》堪称编者搜寻黄仁宇先生作品的指路明灯；她还惠寄编辑部多篇黄仁宇文字的复印件，使本书得以成全。这是我们必须特别提出致谢的。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总发行人兼总编辑林载爵先生对本书的编辑也予以关心和支持，特此致谢。陈时龙先生翻译了《倪元璐：新儒家官僚的“现实主义”》、《16世纪明代中国的军费》、《明代的财政管理》、《中国社会的特质》四篇英文论文，在此致谢。编者需要一一致谢的尚有：庄惠薰、洪丽珠、马昕、王瑞玲、李静、祝安顺、胡永华、余瑾等多位女士与先生，他们都在不同的方面促成了本书的问世。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编文字多发表于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各类报刊，其用字、表达习惯都跟如今不尽相同。编校过程中，一般不作统一修改，以保存原貌。中华书局编辑部2011年1月11日中国社会的特质(1)——一个技术层面的诠释(2)李约瑟 黄仁宇
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许多外国观察者相信，新的中国领导阶层将会与旧的传统完全决裂。今天，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革命的划时代效应已然清晰可见。然而，越来越明显的是，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传统已经被纳入新的秩序之中。毫无疑问，这将会发挥巨大的影响，不仅会影响中国人自身的命运，而且会决定人类将来的命运。
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它的历史延续性有时被视为是智慧引导的胜利。许多西方学者在中国人的共产主义、儒学、道教，甚至佛教之间找到了一些理论共同点。尽管它们之间的差异有很多，但它们之间的联系却被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加以证明。但是，这容易过分强调哲学家的影响，而弱化了具体的环境及经济因素的作用。
中华民族精神的构成，当然是一个可以进行不同诠释的主题。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无论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多么强大，也不能掩盖其下还存在着气候、地理和社会融合等物质性力量这样的基本事实。中国的历史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一切文明的历史，乃在于中国在公元前若干个世纪里就已经发展出了一种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由于此种体制必然能够动员还只是相当原始的技术来支持，因而它也确实是一项很大的进步。然而，中国所达到的高度中央集权，并不是源于政治思想家们的想象，而是由环境造成的。地理是压倒一切的因素。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这种中央集权体制因为不得不持续地被加以完善并维系，使中国的政治和伦理的成熟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制度的发展，如多样化的经济制度、系统化的民事契约法、保护个人的司法体系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述的那些制度相对而言依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反而确定无疑地被抑制，以免它们扰乱帝国的统一管理。结果，没有预想到的是，由于缺乏所谓技术精细化，中国的官僚政府通常表现得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这一点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刻。中国官僚政府所获得的支持，主要来源于社会习俗和社会价值观。鼓励个人附属于各类初级团体；然而，如果一种教导式的道德规范强调个人对他的同胞的义务，它也就会抑制他所有的对于自然权利的诉求。过去2000年里，这些情况没有什么改变。
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传统中国社会中有许多不利于资本主义的生长但却有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因素。单纯而一致的民族文化概念、表意及单音节的语言（外国人很难学会）而形成的统一性、德治而非法治、中产阶级发展的缺失（这一点下面会提到），以及一直以来对商业利益和商业动机的抑制——一旦时机来临，所有这些都成了更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特征。因此，要对中国今天所处的地位进行评价，我们的报告就必须首先对中国过去一些重大的发展情况进行探讨。早期的统一与中央集权
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沿岸，的确意义非常重大。那条大河在大片的黄土层之间出入。由风吹来的沙土密集堆积而成的黄土层，厚度通常超过300英尺。结果，黄河的淤沙含量令人叹为观止。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大河如果含沙量超过4%到5%，就已经相当高了。然而，黄河河水的含沙量却曾经有过46%的观测记录。它的一条支流的含沙量，则高达前所未闻的63%。黄河河道的最后500英里，注入的支流不止一条。因此，黄河的河道经常淤塞，堤坝被冲溃，以至于今天黄河的河床要远远高出邻近的华北平原。
在帝制时代以前，各自修建的治水工程经常是彼此分开的封建国家之间发生纷争的原因，因为这类水利设施通常会给邻近的国家带来问题，并加剧祸害。早在公元前651年，相关的诸侯国就举行过一次联合大会。会议中，参与者们郑重承诺，决不改变黄河的河道，以免给其他国家造成麻烦。然而，承诺是无效的。随着中国进入战国时代，即公元前5世纪初至公元前3世纪末，争霸的诸国甚至会故意决堤，来淹灌敌对国的领土。直到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的出现，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这样，虽然一些人可能言之过重，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防洪、灌溉以及后来的散装运输所形成的对水利工程的需求，有利于帝国的统一。不仅如此，这一环境背景，同样还是解释为什么中国实行传统官僚制而非贵族制的最好理由之一。水利控制及其管理，总是会跨越封建诸侯领地的边界，而只有由一位君主及其各级官僚才能够掌控它。
当然，中国并不是唯一崛起于河谷流域的文明。埃及发源于尼罗河；巴比伦发源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穆罕耶达罗（Mohenjodaro）文化发源于印度河。但是，所有这些都离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相对较近，相互间的影响及征服也相当明显，而不像中国那样隔离于雄伟的青藏高原之外。青藏高原，自然而合适地孕育了以须弥山为中央山系的印度概念以及以昆仑山为中央山系的中国概念。为什么其他所有的古代河谷文明，都作为一个可以辨识的实体而消失，为后来的笈多、莫卧儿、罗马、拜占廷、伊斯兰文化所取代，可中国文明却不间断地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对于任何试图寻求解答这一问题的人来说，这至少是部分的答案。
黄河及其泥沙造成了巨大的问题，而气候对中国也从不存善意。早期中国的作者们，由于没有现代气象学的帮助，理所当然地认为每6年就会有一次严重的农作物歉收，每12年会有一场大规模的饥荒。迄至1911年以前，历朝官修正史记载，在2117年中，洪灾不下1621次，旱灾不下1392次。平均下来，每年发生的灾害超过一次。只是到现在，我们才对这种现象作出充分的解释。
在中国，降雨的季节性很强。大约80%的降雨发生在夏季的3个月，而正在这个时间段，季风风向也发生改变。年降雨量的起伏也很大，因为中国的季风是受气旋影响，而不是受地形影响。换句话说，潮湿的季风并不借助高山来做它的冷却剂，而是依靠来自北方或东北方的冷气流。冷气流使潮湿的季风上升到足够的高度，从而增加其湿度。气流交汇的固定模式不会改变，但由于两种变量未必同步，故其实际效果逐年之间也就差异颇大。气流交汇的点可能要比预想的数量更多，或者数量更少。正是这种变化，导致中国频发水旱灾害——这是一种历史记录中常见的气象学现象，然而时至今日依然在发挥作用。有时候，两种自然灾害会在相同时间、不同地区内发生。
在公元前221年之前的数个世纪里，曾经历一系列血腥的内战。现存的记载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战争能够使得各国国君推行他们的强国计划，解决他们的私仇。但是，那些资料中留有足够的线索表明，自然灾害至少也要部分地为这种纷扰的状况负责。农民因为饥饿和食品短缺而参加战争。庄稼被正在交战的军队掠夺。灾荒时节食品供应的中断构成开战的理由。而且，有能力分发救灾物资的大国必然能取得胜利；它们也能吸引更多的追随者。这样，一系列事件的连续发生，几乎自动产生了这一问题的合理的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目标就是要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国和一种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管理方式，从而能够独力调动所有必要的资源来缓解地区性灾害。
但是，大自然还给中国设置了另外一个难题，即北部边疆的安全问题。解决此一问题的方案，也与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相关；长城的修建就绝妙地证明了这一点。以气象学的术语而言，长城这一条屏障，总体上与15英寸等雨量线一致。这清楚地表明，长城以南年降雨量能达到15英寸，而15英寸降雨量是谷物生产所需要的最低雨量。在长城之外，降雨则更为稀少；大部分河流在入海之前即已干涸；游牧是主要的生存方式。拉铁摩尔把长城称作“世界上最纯粹的边疆之一”，认为它作为区分文化群落、社会风俗、语言、宗教的分界线存在了2000多年。由于对长城另一侧的少数民族的和平同化通常不会有持久的效果，北部边疆始终是中原农民与游牧部落之间冲突不断的区域。有时候，中国也会深入北部及西北的草原大漠，发起攻击，但每当它不这么做时，就只得对机动优势极强的游牧部落的入侵采取防御态势。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被起源于游牧部落的皇室所统治，是很常见的事情。实际上，元代和清代，整个国家都控制在蒙古人和满洲人之手。此处的情形，跟罗马帝国极为相似，但最后罗马干脆就被“蛮夷化”了，而中国却从未被“蛮夷化”。无论如何，军事动员及后勤保障都需要一个统一的中国。这再一次证明，穿着制服的官僚所具有的动员力量，是贵族们想都不敢想的。
除了这些因素以外，中国人的居住密度、农业种植的普遍性、内陆水网、居民语言的同质性，都有利于统一。这里也没有任何建立中央集权制度过程中所不可克服的障碍。但是，与黄河水患的防治、连续不断的救灾以及对边境游牧民族威胁的控制这些因素不同，中国在人文和社会地理的有利条件几乎没有加强统一问题上的迫切感。如果仅仅是这些条件，它们尽管也很可能会发展出中国的中央集权政治，但步伐却会更慢，当然其基础可能也会更扎实。历史的进程和这种情况相距甚远。人们偶尔也会说，统一和中央集权在青铜时代结束之后很快就诞生于中国。由于生存压力，统一化进程没有为地方性制度和习俗做法的成熟留出任何时间。贵族政治的特质也许能培育出地方性制度和习俗做法，而广泛推行的、注重效率和统一的官僚政治却不能。道家的技术和放任主义、墨家的科学和宗教、法家的讲求统一以及享乐主义者的自我修养，在某种意义上说都因高度必要的中央集权的儒家官僚制国家而受到了伤害。帝制中国的权威之获得，是传承自两种资源：官僚制之前的诸侯国的体制结构、在这些诸侯国发展成熟的政治思想家们尤其是儒家的相关思想。
前面我们还提到其他古代伟大的河谷文明，而且，任何关于中国封建官僚制特征的讨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跟中国的官僚体制相比，为什么印度却没有多少相似之处？印度同样遭受水旱灾害的侵扰；印度也受到威胁，主要是西北边境异族的入侵，而且在她漫长的历史中实际上也发生过多次；印度也需要至关重要的水利工程，虽然除了南部的维查耶纳伽尔（Vijayanagar）王国以外，这些水利工程从未修缮到它们应该达到的程度。那么，导致中国的历史经验与大部分其他文化如此不同的“未知因素”，究竟是什么？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刚才提到的那些“不紧迫的”因素才会显出其突出的重要性。在印度，语言、宗教和社会（等级）的多样化从很早时期就主宰着整个次大陆，与中国内部的同质性惊人地不同。中国人能将周边部族吸纳到自己的文化中来（例如越、蛮、契丹、女真），而不会削弱自己的文化，甚至还可以同化征服者，如蒙古人和满洲人，直到他们所有的可辨识特征孑然无存。不仅如此，中国还向整个东亚输出她的文化，以至于朝鲜、日本和越南都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她的子文化。确实，“单一的”表意语言在其中发挥了很大部分作用；深有特色的中国农业耕作方式及相应的技艺、多个世纪以来培养得越发合适的中国官僚行政管理的特定程序，也都起着很大作用。中国没有发展出具有等级特征的制度；三教中的任何一教都不能高于一切、让人服从，或者享有世俗权力，这两点也非常重要。
在历史悠久性方面，唯一可以与中国相提并论的其他文明，应该是尼罗河边的古埃及文明。埃及还曾流行过同质性的表意语言。这也许不是偶然的。当然，中国和埃及之间也有差异。埃及的存在确实比中国更早，因为当中国的商王朝开始之时，埃及法老的机构已存在了2000多年。然而，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胜利1500年之后，统一的中国在今天依然是现实的存在。中国幅员辽阔，其河流、群山、平原可以在相当于欧洲大小的区域内延伸；与此十分不同的是，埃及则被条形区域两侧的沙漠限制得非常狭窄。这样一来，为什么中国的经验与任何其他的河谷文明不同，理解起来也许就不太困难了。农业社会的官僚政治管理
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农业国家里，她所形成的组织严密的官僚政治工具，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无与伦比的。领取全额薪水的专业管理群体，把行政官职视为等级秩序内完全可以互换之物。这就极大地要求标准化和精确度，从而也产生了两个后果：首先，赋税所征物品的大规模运输意味着薪水和地方开支通常都是在源头处扣除，而不是在京城支取，从而导致各层面无休止的侵吞贪污倾向；其次，通用型地方官员的可以互换之原则，意味着专业人才（水利工程师、数学家、天文学家、医学家）总是被搁置一边而很少能身居高职。由于官员们并不代表他们所治理的省份或地区的财政利益，政府并不依靠地区财政利益的平衡而达到稳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只在于它们共同屈服于帝制统治之下。中央政府似乎是，也的确是唯一的权力源泉。然而，由于国家太过庞大，中央政府的权力也并非总能有效运行。
在中国统一的早期阶段，上述需求及状况派生出不同的解决方案。例如，为了帮助行政管理者的工作，就有了法典的制作。虽然如此，但总体来说，这些法律制度回避了罗马法的法律抽象特征，而每件案子的审判都会综合考虑社会环境，不会排除那些看来可能无关的因素。既然传统中国的法律总是首先关注刑法，所以辩护律师制度也就没有发展起来。然而，由于最优秀的中国官员中有人如此热衷于司法，在世界各大文明中，最古老的法医学著作就产生在中国，例如宋慈在1247年编纂的《洗冤录》（意思是洗雪不公正罪名之记录）。随着王朝的更迭，军事政权转变成为文官政府，控制也小有松弛，行政纪律很快得到重建。大体上来说，转而忠诚于一个通过武力建立新王朝并且声称自己得到“天命”的统治家族，成了士人们的习惯。通常，政府声称自己的目标就是道德教化，而且公共教育则被动员起来加强它的地位。
然而，所有这些特征尽管重要，却并不能够弥补因缺乏充分的交通、通讯、金融信贷、会计方法、信息收集、资料分析等技术支持所带来的不足；这些技术，是任何一种现代官僚管理都不可或缺的。这并不是说，传统中国没有保存档案，也没有进行任何调查统计。实际上这些事情都做过。然而，尽管设有史馆，大臣们也都有幕僚，但中国的政府机构距离它必须以之为基础的技术还是太遥远了。人们记得，第一位皇帝秦始皇每天要阅读大量的简牍文书；人们也会记得，因此而必定会造成官方决策十分迟缓，这种情况延续了一个又一个世纪。
结果，在官僚管理体制发展史中，中国遵循着“进三步，退两步”的模式。这样进退维谷的处境表明：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会形成太多的重压和紧张，任何地方分权都可能开始一场使得统一政府瓦解的毁灭过程。在每个政治分裂时期，人们可以见到这种过程的发生。在独立神权政治运动出现的汉朝末年以及节度使世袭割据的唐朝末年，这种过程更是看得特别清楚。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重新统一总是随之而来。即便是过去一个半世纪里外国殖民者的侵略，也没有改变这种模式——在国民党时期各省军阀割据之后，我们又在今天的中央集权的力量里看到这一点。汉语的表意性质在此处起到最为重要的作用，因为它阻止了以语言个性化为基础而形成的碎片式民族国家最终会造成的离心分裂。即便某些方言有很大的差异，例如在广东和福建，也从来没有为这种分裂提供基础。中国经常发生内战，但从来没有内部的民族之间的冲突。相应地，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也就缺少战争对科学技术的促进因素，一如欧洲那样。
当然，在处理经济问题时，中国不同的王朝有不同的设计。然而，由于某些背景因素并未发生多少改变，行政管理中会有许多长期不变的共同特征。其中一项特征就是：2000年间，国家实际上从未间断地持续、强有力地推动农业发展。在每一个主要王朝创建之初，帝国政府都会忙碌于农业生产的恢复。政府会向流民分发土地、种子和耕畜；荒地的开垦也会得到支持，而作为奖励，这些新垦土地可以减免税收；改进了的农业工具和农业机械得到了推广。在其余时间里，政府也会推广新的农作物品种，传播先进的耕作方法，对农业生产进行调查。修建治水和灌溉工程，也总是被视为国家的重要功能。而且，即使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同样能认识到农业是帝国的经济基础。例如，《农桑辑要》在元朝曾经多次刊印，仅1315年版的印数就达到了10000册，而授命编纂《农桑辑要》的人正是忽必烈。这跟罗马帝国恰成对比：罗马帝国陷入不幸，部分原因的确是因为它没有对农业发展予以足够的重视。
由于税收是直接从普通民众那里征收，国家自然极其讨厌那些有能力截留基层生产者收入的中间阶层。在中国历史的早期，精力充沛的皇帝有力地打击贵族之家，就好像是从社会主义思想里得到灵感一般。无论北魏还是隋朝，都对4至6世纪分裂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士族发起过致命的打击；唐朝则不时地对佛教寺院财产进行大规模查抄。在南宋的最后20年，南宋试图从东部沿海的地主那里购买每户超出100亩以外之土地的1/3，但购买价格几乎只是象征性的，所以这笔交易与查抄没有多大差别。出身农民的明王朝建立者，曾开展了一系列的查抄豪强之家的活动，其中不少于10万人似乎因此殒命。此后，1397年，户部曾给这位皇帝递交过一份全国剩余的殷实地主家庭的名录。上面列举的14241个名字，是那些拥有土地700亩及700亩以上的人。他们所拥有的财产并没有全然揭露，然而，无论是名单中列举的最小财产数量，还是名单中的户数，都给我们这样的印象：当时全国“上层”或“中层”阶级并不是一个十分强大的群体。
不幸的是，这一领域仍然有许多误解尚待澄清。帝制政府对富家势族影响力的清除，并不总是成功的。在后汉时期，即公元后初期的几个世纪里，地方豪强及土地兼并的失控导致了帝国秩序的瓦解，从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动荡。在其他时间，也有相近的情况出现，只是规模较小一些而已。有时候，行事不依常理的任性帝王，会向其宠臣滥赐土地，就像晚明所发生的那样。当时的文人之所以痛恨并且大声抗议此类滥赐行为，是因为这些与他们对良好政府的设想是截然相反的。然而，一些现代学者把所有这些情况当作封建时代或庄园制度重现的证据，其诠释未免太过简单化了。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存在着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尽管官职不是世袭，但整个皇室和士绅官僚的统治机构仍会像车轭一般紧勒在农民的脖子上。然而，帝制中国与中世纪欧洲的区别还是巨大而又深刻。像欧洲男爵那样占有大规模的私人土地，在中国只能是作为特例而出现，绝不是普遍状况。士绅地主的数量太多，分布也太过分散，以至于难以作为一个组织化的集团而行动。他们也从来不会以《大宪章》的方式公开而集中地表达他们的权利诉求，要求增进他们的共同利益。有时候，杰出的商人会调动充足的财政资源来影响朝廷，使他们自己融入官僚机构之中，并逃脱法律惩罚；但是，尽管政府会在商业中帮助那些商人，商人们却从来都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来迫使政府向他们作出法律上的让步。农民不时地起而反叛，发泄着他们的不满；但是，农民也不能提出一个在组织上可以取代帝制秩序的其他选择。从技术上来说，这个国家精明地维持高度中央集权而同时要促进特定的经济利益，是不大可能的。中国从来就没有尝试过让社会经济群体作为“社会阶层”进入政府。实际上，传统中国的政府运作，跟詹姆士·哈林顿在《大洋国》里所拟定的原则总是完全相反的。传统中国正是通过将主要经济群体逼向死角，以展示自己的力量。一旦私人团体能够将他们的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权力，那么，这个政府离崩溃也就不远了。因此，人们可以说，无论西方军事贵族式的封建主义还是西方的城邦自治，都无法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找到对应点。
因此，在封建欧洲，公共事务实际上归于拼图状私人领地的男爵之手，几乎不需要任何伪装。然而，中国的制度却均匀地渗透着某种公共精神。不过，这种公共精神只能依靠皇帝个人的警惕来维护。这是中国制度的缺陷。如果皇帝做不到这一点，制度就会允许一大群与政府联系紧密的人来压榨穷人和无发言权的人。中国制度的结构缺陷，反映在这样的事实之中，即：在顶端的帝王权威与中层以下的大量纳税人之间，存在着一个管理真空地带。地方政府总是人手不够。为了防止子系统在帝国秩序中出现，地方自治是不允许的。在中国历史上，除极少例外，国家也一直拒绝谋求商人群体的帮助，尽管商人们的帮助也许有助于弥合国家后勤方面的缺口。商人提供的服务，一般是被强行征募，而不会以合作方式被接受。因此，商人从未有足够的影响力来改变行政管理方式，也不足以导致国家体制的修正。因此，一句话，即便个别商人有时能获得巨大的财富，但中国不会出现中产阶级（如果你喜欢，可以称之为资产阶级）。而且，商人们如果要进行工业资本投资项目，从来得不到鼓励，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里肯定会遭到反对。于是，财富通常消耗在土地市场，或者被用来以各种方式购买进入学者／士绅官僚行列的资格。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现代官僚体制的精确化和标准化特点是无从达到的。整个社会体制也缺少结构上的稳定。随着中央集权的财政体系持续生效，财政权力保持在最高层，而财政责任却落在较低层级人员的身上；财政体系缺乏理性的特征，也延伸到操作层面，导致理论与实践之间严重的不协调。毫无疑问，这也是传统中国形成独裁主义政府的基本原因之一。通常，官员们深知来自上面的指令不得怀疑，而他们的命令也同样不许平民提出挑战；因为，如果经常以西方世界司法审查的方式来质疑的话，帝国政府的整个机制将丧失运转能力。然而，这样一种制度明显会妨碍复杂的传入、传出功能的发挥。
随着时间的流逝，任何针对国家经济的改变都会遭到越来越强的抵制。在执行其重大职责的时候，如守卫边疆、镇压内乱、建设大型公共工程、救灾等，帝国政府自己关心的主要是人力及食品供给的增长；关键因素乃在于数量，而不在于质量。由于包围在庞大的农业经济之中，帝国政府充足的动员能力得以保证；而向更先进的领域如开矿、海外贸易挺进，帝国政府收获甚微。而且，工业、商业尽管在某些特定地理环境中必然发展起来，但工商业的扩展却只能更容易产生地区间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对于一个所受教育和训练只是为管理单纯的农业社会的官僚机构而言，是掌控不了的。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传统社会秩序的序列是“士、农、工、商”。仅次于学者／士绅的是农民，再次是工匠，而商人处于最低的位置。一个王朝带着原始落后经济的狂野精神而兴起，然后在将这种经济引导到更高发展阶段后，它就失去活力而变得颓废。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农业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农业社会过早地处于一种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管理之下，而其经济规模又使得它具有非竞争性。稳定总是比变化、过程更受珍视；而工业和技术的发展，常常走在西方的前面。令人奇怪的是，那些惊天动地的发现和发明对欧洲产生重大影响，而中国却能够不为所动。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别的地方曾有过细致的阐述。火药武器没有使中国及其周边的战争发生很大的改变；然而，在欧洲，火药武器却摧毁了封建城堡和戴着头盔的骑士们。马镫也是由中国人发明的。马镫的发明虽然曾使中国人领先一时，但是东亚的骑马射箭技术还是像以前一样。指南针和方向舵使欧洲人发现了美洲，但是中国的航海家们却不过依旧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从事着他们的和平之旅。印刷术在西方促进了宗教改革运动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然而，印刷术在中国所能做的，除了保存大量的本来也许会佚失的书籍外，就是可以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内征募官僚。也许，从来没有一种文化，能够像中国文化这样可以自我控制与自我平衡！但是，这样说，绝非像许多西方人所说，中国陷于“停滞”。中国只不过是以其特有的速度前进而已，而欧洲在科学革命后其变化进入到一个按指数增长的阶段。科学技术和货币经济的低水平发展
中国早期在社会组织方面的进步，与欧洲的缓慢发展形成鲜明的对比。反过来，中国自1450年以来缺乏真正的社会进步，和西方发生的伟大运动形成了对照。这些运动包括宗教改革、资本主义的兴起和科学革命，使现代世界得以形成。但是，在考虑与众不同的现代科学的诞生时，我们总是有必要牢记：除了古希腊曾达到一定的高度以外，在过去的2000年里，中国在科学和技术上所达到的水平一直比欧洲高，而且要高出很多。当然，科学和技术繁茂生长于社会之中，也总是会受到这个社会的影响。因此，人们会作这样的猜测：包括造纸、印刷、水力机械钟、地震仪、先进的天文气象仪器（如雨量计）在内的伟大的中国发明，以及拱桥、吊桥等等，都在某个方面对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来说是有用处的。另一方面，人们可能会认为，火药、指南针、轴动舵、纵帆和明轮推进器等原本不应该产生于它们实际发生的那种环境之中，而更应该产生于海洋商业文明之中。然而，虽然中国社会本质上自身就有创造那些技术的沃土，但是技术发展肯定曾遇到过某种突然的停顿。齿轮、曲柄、活塞连杆、鼓风炉，以及旋转运动与直线运动转换的标准方法——所有这些，在中国都比在欧洲更早出现，有些要早得多。毫无疑问，它们都没有获得原本应该做到的充分利用，因为对于一个官僚体制竭力要保护和稳定的农业社会来说，没有应用它们的需求。换句话说，中国社会不能总是成功地将发明转向“革新”（innovation）——熊彼特用该词指代某项发明的广泛应用。发现和发明甚至逐渐消亡，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例如地震观察、钟表制造术以及医疗化学中的某些发展。
有机统一的观念也可能影响了中国的科学思想。中国的思想家更倾向于将宇宙视为有机统一的整体，而在要对宇宙各部分的内部机制加以分析时畏缩不前，并且一贯拒绝在精神和物质之间划出清晰的界线。正如现代科学今天才开始认识到的那样，这种思想具有巨大的力量；但是，它也有严重的缺点，尤其在探索性方法与程序的应用方面。而且，中国科学思想之中，有着官僚政治的特定陋习。最著名的例子是，《易经》所提供的鸽笼般分类的抽象概念，很容易就具象化为真实而活跃的有效力量。饶是如此，中国人无论在数学、天文学、声学、磁学和古代早期化学方面，还是在植物学、药物学方面，其纪录都极为辉煌。
但是，难道我们在此不能从伟大的尼古拉·哥白尼那里得到一点线索吗？作为波罗的海地区弗隆堡教堂的司库，哥白尼不仅撰写了举世震惊的《天体运行论》，而且还写过一篇关于货币的重要论文：《论货币的一般理论》。在这篇论文中，哥白尼率先提出了格雷欣法则中的论断，即“劣币驱逐良币”。抛开官僚制社会可能对科学技术的状况造成影响的所有思考，让我们看看：在具体条件上，科技之不能持续发展与货币经济的不发达是否相关？当然，我们清楚，货币经济本身也是一种从属性的现象，是一种测量标准。在某种程度上，如果创业的冲动在中国社会一直得到允许的话，货币经济则早已切实地建立起来了。货币只是反映经济中起作用的其他力量，而不是支配它们。然而，试着提出以下的问题也是合理的：许多障碍抑制了各式各样的发明和卓越的科学见解服务于公共利益，而货币经济能够成为我们得以衡量这些障碍的最好标尺之一吗？
乍看起来，这个问题似乎很奇怪，因为中国有2000年的铜币流通史。所谓五铢钱就是为公众而设计的；在其产量达到最高点的北宋，每年铸币达50亿枚。中国还是世界上第一个发行全国性流通纸币的国家。甚至，作为所有文明中最早的信用券——“飞钱”，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
但是，区别在于，现代货币体系既不是绝对真实的，也不是完全抽象的。它的形成既依赖于政府的法令，也依赖于公众的参与。现代货币体系与信贷密不可分；它的广泛被接受增加了财产的可转让性，并且使更宽泛的借贷成为可能，从而使闲置的资本发挥作用。加速的经济活动最初消耗了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然后引发对节约人力之发明的需求。在资本主义下成长的现代货币体系，已经被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刺激技术进步的手段。毫无疑问的是，古代及中古时期的中国，并不因为害怕技术进步导致失业而拒绝使用那些节省劳力的发明。这样的例子我们几乎没有遇到。但是，货币在传统中国并不能实现上述所有功能。
尽管铜币四处流通，中国政府却从来没有停征实物税。它向民众征收实物，编派劳役。政府一般也向官员和士兵们支付粮食当作薪俸，而佃农的田租几乎全是实物。此外，大宗的商贸交易则使用布匹、丝绸和贵金属作为交换中介。因此，铜币的作用很有限。铜币从未能得到公共和私人资产的支撑，其价值很大程度上由它们实际的金属含量决定。在传统中国，金银的货币理论如此牢固，以至于实际上不可能将铜币的面值与其实际价值分离开来。当铜币面值高于实际价值时，伪造铜币的现象就不可遏止，然后是公众拒绝接受铜币或者打折扣使用铜币。当铜币面值低于实际价值时，那么，使用者会将铜币重新熔化以谋取利益。
纸币的流通则涉及另外一个极端。有人会说，这种极端就是纸币太抽象了。北宋的交子和元代的中统钞，据说得到了足够的储备金的支持。但是，交子的总发行量以及元中统钞最初的发行量都是如此之少，以至于它们几乎无法被称为国家的通货。当纸币的流通涉及较大数目时，它并没有储备金，因为国家没有此类国库储备。这些例子表明，仅仅依靠政府收入来支撑全国范围内的货币流通是远远不够的。很简单，所使用的手段与要完成的任务并不匹配。
当纸币的发行没有储备金的支撑，其货币理论看起来就像是跟一些现代经济学家所倡导的理论一样。他们认为，通货价值的真正源泉是它的“接受”，这种“接受”进而演变成一种“行为模式”。然而，西方世界将纸币的起源追溯到金匠的收据条和银行的活期存单，而它们在17、18世纪推动了私人资本的形成。在发展的最后阶段，中央银行的建立、国家债务的规范化、商业法的建立，将公共财政和国家财富整合起来，共同支撑统一货币，直至所有交易都由此一货币制度支配为止。国家税收相应地与货币供应、国家财富成比例增长。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特有的进程，变得强大且不可逆转。对中国来说，不可能省略所有这些步骤而能在20世纪前发展出一种成功的半抽象的货币。以金属含量决定其价值的铜币独自做不到这一点，而仅仅由帝国的命令支撑的纸币也同样不合适，因为公众没有参与到必须有一定程度抽象性之货币的形成过程中来。因此，像许多日本和西方学者所做的那样，声称中古的中国曾发生过“货币和信贷方面的革命”，就很容易误导人们，因为他们从未解释为什么这些革命没能导致基本社会体制的变化。欧洲的资本主义确实产生了这些变化，即便是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同意在那个时候，即“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本主义是巨大的进步力量。但是，在经济科学进步神速的今天，进入现代科技世界还有很多替代的途径可走，所以当然也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说明今天的中国还应该走欧洲的资本主义道路。
当15世纪明朝最后一次发行宝钞失败，中国采用了未加铸造的银子作为共同的交换媒介和普遍的支付手段。但是，这却使所有的人都屈服在硬通货的暴政之下。那种情形，类似于今天的消费者们被要求用金块或碎金购买汽油和支付食品杂货账单。政府不知道有多少银子在流通，对货币流通量的调整能力也较低。由于深知贵金属只要需要就可以兑换现金，富势之家将金银块埋入地下保存以策万全，而小康之家则滥用黄金饰品和银具。利率很高，最发达的信贷机构就是当铺。在16世纪后期，中国有20000家当铺；即使到19世纪晚期，仍然还有7000家当铺在经营。
信贷的不发达，肯定与缺乏严密的商业法是有联系的。但是，传统中国不可能制定出这种西方模式的法律。商业法的执行，需要司法独立，涉及对财产权的绝对承认，这些都与中国的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组织原则相反。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和原则支撑着传统中国的政治结构。这种政治结构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即所谓公共福利必须高于个人私利。如果这一点被抛弃，这个辽阔帝国的官僚制管理就会完全坍塌。诚实公正当然优于法律制裁，但是现代社会能否以诚实公正为基础发展起来，却值得讨论。社会后果
在中国历史上，向货币经济发展的趋势曾有过三次高涨的运动，即汉代、宋代以及晚明。中国历史学家把汉代的大工业生产者称为“没有成功的资本主义企业家”，而把晚明的运动称为“资本主义萌芽”。日本学者，包括一些附和的西方汉学家，把宋代的转折称为“文艺复兴”和“商业革命”。我们无法毫无疑惧地接受这些词汇，因为无论哪个时代，这些运动都流产了。所以，我们的观点很简单，即：在农业社会的中央集权官僚管理和货币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体制方面的不兼容性。缺乏巨大的商业和工业，货币经济不可能产生。
早先几个世纪里南方稻产区的发展、水路运输的改善，带来了宋代非凡的繁荣。这一点没有争议。同样，西属美洲白银的进入、棉纺织业的传播，在明朝末年也推动了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在省与省之间的商业中，在基本组织上没有任何调整，也就不会在全国范围内发生质的变化了。
现代商业行为的特征，是信贷的广泛使用、不带个人感情的管理、服务业的协作。然而，无论在宋代，还是在明代，这些条件都是不存在的。时人文献很少对商业行为有直接的描述，但是大量的小说却提供了相当完整的图景，可供我们查验是否与其他资料相一致。直到17世纪，商业路线上最重要的人是行商。行商总是要让他的全部资金保持流动。通常，他会雇佣一个或者更多一些的伙计，但他自己却不会缺席任何一笔商业交易。因此，某一个省的商业协会设在另一个省份的会馆或者宽敞的客栈，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在一个城市或市镇购买或者出售商品，要通过当地的经纪人来操作，而经纪人则提供寄宿旅舍和储藏商品的场所。这意味着供应和销售都还不稳定，而生产还完全是分散的。棉纺织业（直到通商口岸的工厂兴起以前）仍然只是为农村家庭提供额外收益的家庭手工业。像茶叶、漆器等商品都得靠行商到乡村生产者那里等候、收集。借贷的扩展，只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个人信用，而不是普遍行为。虽然行商和地方经纪人间的长期合作——有时延续数代——逐渐发展成一种兄弟般友爱的关系，但他们的业务不能合并，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无法制度化。仅仅通过信件来购买商品的情况是没有的，而长期订货和自动化的物流则前所未闻。
这样的图景表明，没有信贷制度，对于任何个人来说，其商业活动无法扩展到本人在场之外。生产制造的资金支持零零碎碎；每一种按件计算的货物都只能现金交货，运输自理。然而，尽管商业模式相对粗放，一些行商的资本却极其惊人。在16世纪末期以前，个人携带30000两左右的银子去经商似乎颇为常见。由于中国经济的规模以及消费市场集中于各级政治中心，无论中国人的描述，还是外国人的描述，大城市给人的印象总是富庶的。然而，他们有利的观察，并不能改变以下基本事实：中国商业运作上的特征，并不表明国内贸易有巨大突破。
妨碍旧中国国内贸易发展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缺少与资本主义“法律与秩序”概念相对应的公共安全。除了商业路线上有组织的盗匪的活动外，搬运工和船夫也经常是略加伪装的歹徒，而城镇则藏匿了大量的“流氓”——失业者或半失业者，肯定都是未能充分就业的人。如果有机会的话，哪怕是以不诚实的手段获得一小串的钱，这些人也会愿意干的。在发生内战的年代，所有这些因素自然会变得乱上加乱。即便在和平的年代，作为警察力量的衙门吏胥、信使、衙役及狱卒，无论在城镇还是在周边的乡村都远远不够。此外，由于其他税收不能满足需求，各省政府在水陆商业路线的某些关卡处对所有商品征以过境税，即声名狼藉的“厘金”。
因此，商业的风险极高，商业扩张的可能性也严重受到制约。因此，对于异常成功的商人及其后人来说，退出商业的诱惑很强烈。由于只有受教育的学者才能获得社会声望，才能加入令人迷恋的文官“绅士”圈子，商人们退出商业的欲望就会更强烈了。如果学习儒家经典就可以获得高贵的地位，谁还愿意成为一个富裕的暴发户呢？这取决于一个人的人生目标，而经商赚钱在中国并不是传统的最为人羡慕的人生道路。因此，只要有可能，商业利润总是被用于购置土地和房产，或购买奢侈品，甚至购买官职，而不是投资工业。这种情况在此后几个世纪里也没有什么改善。山西商人著名的票号，只是在18世纪才突起的，而其使用者也仅限于一个相当封闭的群体。涉及债务追讨的商业保证，仍然经常依赖于道德原则，而不受法律强制；富有财富的人仍然避免将资金投入到生产上。所有这些仍然再一次强调：2000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否认商人能够在国家事务中充当领导角色——无论他是银行家，还是企业家。如果说现代科技在西方的兴起与商业资本主义及工业资本主义的先后兴起确实相关，那么，我们就再一次接近了这种现象为什么只能发生在欧洲的解释了。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上的反商业主义；然而，一个社会如果产生不了富格尔或格雷欣这样的金融家，那么它也就产生不了伽利略或哈维这样的科学家。
也许，中国经济史应该抓住最富成果的发展线索，即集中注意力于中国发明设计的更具经济意义的面貌。为什么针对内陆运输的简单发明独轮车，一旦早于欧洲将近1000年出现在三国时期（公元3世纪），就毫无阻碍地传遍整个帝国？为什么两宋王朝（10到13世纪）庞大数量的钢铁生产没能导致某种程度的工业资本主义？如果人们知道13、14世纪水力已广泛应用于中国的纺织机械（跟欧洲18世纪才广泛在纺织机械上应用水力恰成对比），而那些相同的纺织机、并纱机、捻线机却肯定激发了稍后意大利的丝织工业，人们就忍不住要问：在中国，为什么工业化生产没能随之而起？对此，我们至今仍没有圆满的答案。
官僚思想对成功的商人家庭有着磁铁一样的吸引力，一如催眠一般，只是中国故事的一部分。除此以外，我们必须考虑到各种因素，如剩余劳动力商品市场尚不发达、中国商品的大规模海外市场未能打开、工厂生产的投资缺乏等，它们都反映了货币经济受到压抑的情况。社会革新为什么只在有些时候紧随发明而出现？对此，我们需要更严密细致的分析。例如，像独轮车和灌钢法一样，龙骨车在几十年内就迅速推广开来。但是另一方面，水力机械表这个在8世纪的发明，相比起欧洲14世纪才出现该发明，本应该有灿烂的预期，却从未得到大规模的应用，而计时机械始终局限于皇宫或者省级官员的衙门之内。的确，官僚制国家有它自己的推动力。如果对社会稳定的渴求超过了经济增长或普遍繁荣，我们就不妨说，维持一个基本的农业社会结构，比从事甚至允许任何形式的商业或工业发展，更有利于朝廷和官僚士大夫。
人们可能会说，在一个需要劳动力来生产粮食以满足大规模人口基本需求的农业社会，中国的发明通常是节省劳动力型的发明。但是，这些发明很难成为生产发生根本变化的起点，因为与此相反的是，除了城市的流氓无产者外，剩余劳动力是不存在的。中国的官僚制国家机构一般征收实物税，且以实物支付其组织成员的薪俸，但是这与剩余资本在私人手中积聚是不能并存的。因此，尽管有着大量的技术储备和发明人才，农业社会的停滞性却得到强化，不同社会阶层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对农业商业化和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也延缓了。
此外，投资的缺乏阻碍了国家自然资源的开发。在16世纪繁荣的表象之下，人们很少提及当时全国大量被废弃的矿井。许多之前私有和公有的矿井已不再开采了。矿工们由于得不到补偿，被迫铤而走险成为盗匪。实际上，1567年，封闭各省的矿井成了一项国策。从浙江到山东，矿场由士兵们守卫，邻近区域的百姓被重新安置，甚至连通往矿井的道路也被破坏。资金不足还影响到长期以来由国家专卖的食盐生产。在明朝初年，食盐生产者将盐水放到直径达20尺的巨大的铁釜中蒸发。但是，到王朝末年，大部分铁釜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衬有用碱处理过的纸张的竹筐。由于自身承受着财政压力，政府便大量预支未来的盐引（取盐凭证），将它们售与商人以弥补财政赤字，有时将10多年后的食盐提前预支。商人预付盐引款的应计利息如此之高，以至于后来得盐贩卖反而无利可图了。政府还不时地停止发售盐引，结果，在内陆省份，人们强烈地感受到食盐紧缺。在欧洲和日本，当政府银根收紧时，银行财团就会垫款。与此不同的是，帝制时代的中国政府没有可以求助的正常资源，结果便常常是缩减公共服务。
大量有关明代官吏贪污和政府腐败的证据，不应该干扰我们的视线。我们观察到，在1600年左右，政府的正常收入低于3000万两白银。这是一笔相当小的政府预算。晚至1900年，清代每年的收入接近1亿两白银，相当于1700年英国的水平。但是，在1700年，英国人口还不到1900年中国人口的2%。其间差别，取决于两者对货币问题所采取的不同的解决方案。
中国故事最阴暗的一面是，由于没有合适的出路，农业的盈利又倾向于回归土地持有及农业剥削。说起剥削，就以为只是地主向佃农征收重租，是过于简化了，甚至有些天真！如果只是那样，中国革命就不会是那么痛苦而漫长的斗争，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也就不可能在中国作恶到他们实际达到的程度。实际上，剥削的大小规模皆有；它延展于乡村生活各个层面；剥削者也通常跟被剥削者有着很相似的经济和社会背景。地租只是剥削方式的一种而已。其他的剥削方式还有高利贷、抵押贷款、农作物收益分成等。现存的契约文书证明，至少在16世纪，这些方式都是极为常见的。有时候，堂兄弟之间也会出现对小块土地的扣押权以及高达每月5%的贷款利息。20世纪40年代土改的资料表明，这样的情况直到当时仍然存在。
这种借贷形式，跟传统中国的小规模财政是一致的。在悠久的传统之下草拟的契约，一旦得到村里的中间人见证后就可以生效，并不用政府批准。我们所谈到的作为个人财产变化而发生的农业耕地之剥夺，却也提供了农业社会背景下高度的社会流动性。在过去500年，中国的人口和耕地都有大量的增加。无疑，人口和耕地的膨胀，部分原因几乎肯定是因为得到了这种户与户之间借贷的资金支持。但是，从国家经济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会引导着农业盈余去支持最小可能规模的农业耕作，并且给那些在技术进步上最没有准备的耕作者们带来最大的压力。一线生产者的薪酬仍停留在生存的水平；大量的剥削者及半剥削者无所事事，比地主们对经济构成了更实质性的损害。换句话说，整个发展过程延续下去，将会带来大规模的人口、总体更低的生活水平乃至更为缺乏的资本，以及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由于殖民主义者的侵入而加剧，从而使近代中国充满了痛苦和挣扎。
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中国农村的农业技术太成功了，才使得那些被证明有助于提高生产率的方法受困于劳动力的增长。因此，进一步机械化的动机并不存在。如果出现与资本积累有关的劳动力不足，对技术进步产生刺激作用，机械化的动机就会有了。但是，即便如此，如果没有近代科学的出现，我们还是很难想象技术进步能够将中国农业带入近代世界。这样，我们就要再一次回到这样一个问题：欧洲之近代科学，其起源是什么？欧洲的过去和中国的未来
资本主义之在欧洲，无疑是一种由许多因素所造成的产物。军事贵族的封建主义，不管有什么样的表现形式，都是疲软而脆弱的，而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封建官僚主义却是强大的。从地理上说，欧洲有许多岛屿，点缀着从事海外贸易并且愿意进行对外征服的城邦国家。此外，欧洲距离另外一个商业中心，即说阿拉伯语的地区，非常之近。古希腊科学通过他们传遍整个拉丁世界，从而奠定了近代科学的大部分基础（不是全部，因为还有中国人的贡献）。受此刺激，一种容易运算的数学发展起来，并被运用到计算、借贷以及航海上。宗教改革的成功包括了对传统的决裂；欧洲人很快就得出结论：实际上，历史可以有真正的改变，而上帝也的确会让所有的事物常变常新。鼓励与上帝直接沟通的新教，意味着人们可以读书识字；尽管需要从阅读《圣经》开始，最后却以迄至当时闻所未闻的现象结束——一批真正有文化的劳动力诞生了。因此，文字所造成的阶层门槛就被一扫而空了；经理、工程师、手艺人和普通工人渐渐变得没有太明显的差别了。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几乎可以被视为一堆火种，注定将会有“工业革命”随之而来。这火花，也许就是那个有着几近无限的市场而起源于一个岛国的英国棉纺织业。
一旦近代科学运动发轫，情势将随之而变。我们就有可能追溯近代世界如何从一个接一个的发现或发明中在欧洲、北美形成。那些地区的人们从自然中得到超乎寻常的暗示，并且机遇不错。在13世纪末，不列颠诸岛产生了重要的商业城市，尤其是伦敦。由于所处纬度较高，那里极需燃料。至少早在那时候，露天煤已可获得，但不能满足需求。然后，人们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了大气压强；到18世纪，之前难以逾越的限制因素——煤矿的排水，因为萨维利和纽可门的发明而得以解决。瓦特设计完成的蒸汽机带来了以纺织行业尤其是棉纺业为先导的工业革命，并且导致蒸汽船和铁路的诞生。然后，蒸汽机又反作用于科学，催生了力能学和热力学的发展。接着，18世纪的电学应用于电气工程，能够提供廉价方便的人造光源以及由中央发电站产生的牵引动力。石油工程是最后产生的，最初提供照明和用作润滑剂；但是，之后人们发现，它与内燃机提供的原动力可以在无人照管的情形下工作，并且可以驱动我们现在如此熟悉的小型汽车向各个方向前进。就这样，煤、铁、石油成了西方世界的真正财富，远比金、银更重要；西方世界的人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可以从自己所在地区的地下得到大量的此类自然资源。如果没有煤、铁和石油，近代科学便一文不值；有了煤、铁和油但却没有近代科学，例如在中国，新的社会形态也不可能诞生。
以上揭示的背景似乎是说，这个世界早应该建议中国与自己的过去决裂，并且认真模仿西方。实际上，这样的建议大约在50年前非常流行，甚至被少数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然而，历史却证明了这些建议十分荒谬。
中国回避了这个观念，即财产权是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不是因为中国的哲学家们不能构思出这样一种观念，而是因为这样的观念本身跟2000多年以前就已经发挥作用的中国自然环境不相容。中国放弃发展独立的司法，不是因为中国人天生就轻视法律，而是因为在他们的历史中从来就没有形成过平等的城邦公民之间以及国王和封建主之间的对峙局面——这种局面需要法官的仲裁。在中世纪晚期及近代，中国缺少资本主义企业家，或许是因为这样的信念：政治稳定性比经济利益有更大的好处。当然，中国商人不缺乏积极主动、诚实、节俭、精打细算、机敏灵活的品格。这已经充分地表现在他们作为商人的成功上——在19世纪中国人侨居的所有海外国家，中国商人们的成功远远超过当地人。但是，其他中国人所关心的只是政府以及它的难处。这些背景真正反映的是，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更可能要从传统主旨的调整中去寻找，而不是去模仿外面的世界。比起任何资本主义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形态跟中国的过去更相配，因此才会有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胜利；但是，社会主义也会产生一些完全不同、水平更高的管理者。
一旦中国找到了其问题的解决方案，中国经验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而言是无价的。例如，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大约使北部中国（那里种植旱地作物）每人获得5亩耕地，南部中国（那里的主要植物是水稻）每人获得1亩耕地（1亩比1/5英亩还要小）。如果土地分布方式仍然是个人占有的话，那么，这种程度的小块分割将会排除技术进步的任何可能性。因此，在这种条件下，集体所有制成为唯一合乎逻辑的答案。面对全世界人口的稳定增长和自然资源的减少，中国的实验理应引起人们的强烈兴趣，并予以重视。
中国革命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它的目标不仅是寻找到一条工业化的捷径，而且还要以更大的合理性来取得这些成就。这要求勇气和纪律。幸运的是，因为中国人在其早期历史中要学着去克服如此之多的不利条件，所以在中国社会的遗产中，从不缺少勇气和纪律的品质。实际上，对于中国人来说，放弃他们自己的优点而采用一直以来与他们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是不明智的。
中国过去的困境，在本质上基本是技术性的，而现代科技肯定可以解决这些困境。在国家所有制下，信贷的产生不再是问题，因为整个国家的资源可以蓄积起来，发挥最有利的用处。政府可以得到全国30%的国民生产总值，并将其中的大约40%用于投资。这是财政资源管理上的巨大成绩。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注意力是集中在经济发展上。这体现在，在国务院的大约30位部长之中，半数以上跟经济有关。
但是，对于这种情况的现实主义的评估，并不能使我们得出结论说，所有的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中国领导人自己也从未这样宣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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