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理查德·西托维奇,戴维·伊戈曼
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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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壳阅读·第六日译丛：星期三是靛蓝色的蓝(《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戴维·伊戈曼新作。果壳网推荐阅读。联觉是可以听到颜色的超能力吗？“最强大脑”的秘密是什么？看看你试读：
身边人的世界
艾瑞卡·博登（Erica Borden）每天都要盯着巨大的屏幕观察天气变化。她是一位气象学家，今年27岁。她总是表情丰富，长长的深色头发勾勒出她脸庞的轮廓。此刻屏幕上的气象状况显示着这是风和日丽的一天，而艾瑞卡正和同事阿维娃（Aviva）一起分享一袋巧克力葡萄干。艾瑞卡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自己的大脑中有着与众不同的地方。
可是从她还是一枚小小受精卵的那一刻开始，她染色体深处就埋藏着一丝细微的遗传变化。而正是这丝变化，此刻跻身于她数以十亿计的大脑神经细胞中，使得她所经历的世界与她朋友所经历的有所不同。
阿维娃就坐在旁边，她把一颗葡萄干扔进嘴里，对她与朋友的不同经历也一无所知。在大学的时候，阿维娃曾向室友提问：“我怎么知道我看到的红色和你看到的红色是一回事儿呢？会不会你看到的红色在我看来其实是绿色的？”她们最后做出结论：她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答案，但是这答案并不要紧——不管她们的大脑中的红和绿究竟分别是什么样的，只要在日常生活里她们会将同一只苹果称为“红”苹果就行了。但直到今日，阿维娃还常常有“也许同样的红色在两个人看起来是不一样的”的念头，并为此感到好奇。她所不知道的是，这种相同事物引起不同人的不同感受和经历的现象远远超过对颜色的识别，而且她未能意识到艾瑞卡所经历的世界与自己所经历世界之间有着可观的差异。
艾瑞卡和阿维娃就这么比肩坐着，分享同一袋巧克力葡萄干。当艾瑞卡将葡萄干放在舌头上细细品味的时候，她的指尖仿佛正拂过褶皱不平的物体表面；当她耳中听到喇叭里播报天气的声音时，她不由自主地感到一片深邃的靛蓝色正在自己视野的左上方泛起涟漪；当她想到今天是星期四时，“周四”这个概念仿佛在她的右肩的某个地方占有一席之地。艾瑞卡的大脑正如海岸边的气候系统：那里没有界限和障碍，所有的元素都自由自在地混合、碰撞在一起。艾瑞卡的不同感觉与思想观念都对彼此敞开，它们一起流动汇合，就像空中的气流。
但阿维娃却不是这样，她头脑中的东西都被整整齐齐地圈在不同的小隔间里。葡萄干就是葡萄干。声音只能被听见，不会被“看见”。星期四让她憧憬周末，却不具有任何空间位置的意味。她的大脑好像险峻山脉中的气候系统：群峰的阻隔使得某一处的天气与另一处的无关。
艾瑞卡和阿维娃对她们感知世界的区别一无所知。
绝大多数人的大脑都和阿维娃一样。
而艾瑞卡所拥有的，是一种罕见的现象：联觉。（Synesthesia，又被译为通感效应或共感觉。——译者注）Chapter 1 星期二是什么颜色的？
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联觉（synethesia）这个词。
但每个人都知道麻醉（anethesia）这个词，将它的英文直译过来就是“没有感觉”的意思。Synethesia和anethesia有相似韵律，享有同一个词根（希腊语里syn=联合，aisthaesis=感觉），而synethesia就是联觉的意思——譬如某种声音或音乐不仅仅被听见，也能被“看见”“品尝”，或者像身体被触碰那样被感知。有些具有联觉特征的人在孩提时就发现世界上其他的人和自己不一样，并因此而感到极度震惊。而其他联觉者哪怕长大成人以后也对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一无所知。“我以为每个人都这样！”他们宣称。
联觉者往往是在突发的偶然事件中发现自己感知世界的方式与他人不同。譬如，具有联觉的艺术家卡罗尔·斯蒂恩（Carol Steen）在7岁时曾经对同学说：“字母A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粉红色。”
卡罗尔的同学觉得她这话神经兮兮的，于是狠狠地瞪了她一眼。从那以后，卡罗尔再也没跟别人说起过她的那些色彩，直到20岁的一个傍晚，当她和家人围坐在餐桌边吃晚饭的时候，她告诉他们数字5是黄色的。令她吃惊的是，爸爸坚持说，“不，它是赭黄色的”，并拒不解释。后来，当30来岁的她在密歇根大学教授艺术的时候，一个心理学专业的同事告诉她这种给字母数字赋予色彩的经历有一个名字：联觉。
那时，卡罗尔对联觉的全部了解只局限于字典上的定义，而那只与带色彩的音乐有关。之后的20年间，她对有关的知识求知若渴，直到有一天，她听到本书的作者之一，理查德·西托维奇（Richard [1]Cytowic），在全国公共广播电台上解释联觉这一现象。那时她才意识到，自己的经历不但是真切的，而且还有很重要的科学意义。她对此永远心存感激，并说：“他所分享的知识终于在50年的孤独隔绝之后赋予了我自由。”
另一位具有“数字构型”感觉的女性，在上大学之前都不知道别人并不像自己一样，会把数字沿着一条弯曲折叠的三维线排列在一起。她向数学教授抱怨方程式对她而言颇为困难，因为“那些数字总是坚持要跑到它们本来的位置去”。那位教授觉得她的感觉非比寻常，于是递过去一根金属丝，让她指出数字都位于线上的什么地方。教授看到，“她毫不犹豫地拿起金属丝，左一弯右一折，直到它看起来像一个在三维上被扭曲的东西。好几次，她精心修正已经形成的折角，[2]直到它的角度完全准确为止”。“这有什么奇怪的吗？”女生认真地问，“难道不是所有人眼里的数字都是这样的？”
当知道并非如此的时候，她大吃一惊。
很多联觉者都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意识到自己的感受相当特殊。瑞士人琼·米洛伽夫（Jean Milogav）到了60岁才意识到她所见到的彩色字母与数字不同寻常：
我是读到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自传《说吧，记忆》（Speak, Memory）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一点的。让我非常惊讶的是，他所描写的联觉跟我所经历的一模一样：所有的字母和数字都是有颜色的……不过我看到的颜色和他的不一样。
我也从来没和别人说起过这个，不过不是因为我害羞，而是我以为别人都和我一样。直到读到纳博科夫的描写我才知道这一切并不普通……我非常享受自己的经历，如果这些颜色突然消失的话，我会觉得很难受的。不过我不觉得它们会消失，我都61岁了，在我的一生[3]里它们一直跟着我。
琼能说德语、意大利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由于她所看到的颜色是由字母的形状、而不是发音来决定的，所以不管她说什么语言，单词的颜色都由拼写来决定。
正如我们刚看到的，联觉者往往是从偶然事件中发现自己具有这种令人惊异的能力。而理查德重新发现联觉这一现象的经历也充满了偶然色彩。1980年2月，他前去参加晚宴，主人因为上菜缓慢而向大家道歉，并解释说这是因为“鸡肉上的‘尖角’不够多”的缘故。这位主人，也就是后来成为理查德《尝得出形状的人》（The Man Who Tasted Shapes）主角的迈克尔·华生（Michael Watson），可以将嗅觉与味觉与手上或脸上的物理触感联系在一起。图1.1 对于迈克尔·华生来说，味觉和嗅觉能激发他对于形状、质地、重量和温度的触感“一种强烈的味道，”他解释说，“可以从我的手臂挥洒而下直抵手心，我仿佛能感受到它的形状、重量、质感和温度，就像我手里握着什么物体一样。”（见图1.1）他那天晚上希望鸡肉能具有一种更加尖锐的触觉，“就像将我的手心放在一张铺满指甲的床上一样”，可惜，那道菜显然过于圆润了。“我不能让你们吃这种东西。”他坚持说，他由于将食物烹饪成了错误的形状而倍感尴尬。迈克尔非常喜欢下厨，不过他并不让味觉来指引自己，却喜欢在脑海里将一道道菜赋予特定的外形、材质和其他可供触摸的质感。“他们只不过喜欢吸引他人的注意力”
在那个时候，理查德的学术研究圈里没有人听说过联觉这回事，而科学界对此丧失兴趣已达数十年之久，因为它不但不能解释这种现象，甚至不能证明某个人主观描述的经历是确实可靠的。理查德之所以会知道联觉，是因为他读过有名的苏联神经心理学家A.R.鲁利亚（A.R.Luria）的著作《记忆大师的心灵》（The Mind of a Mnemonist）。书中讲到一名记忆大师史洛歇夫斯基（Sheresevsky），他惊人的记忆力来自于“五觉联觉”（即一种感觉可以激发全部五种感觉——译者注）。譬如，一阵铃声可以激起他七种不同的感触：
我听到一只铃铛响起来……一个小小的圆形物体滚动到我眼前……我的手指能感觉到一种绳索般粗糙的触觉……我尝到盐水的滋[4]味……以及某种白色的东西。
理查德的同事们嘲笑说，他的研究对象迈克尔不是疯子就是在嗑药。他们坚持认为联觉是不可能的，因为经典的神经科学认为不同感觉是由不同脑区管理的，而联觉与这种理念相悖。他们警告迈克尔不要以此为科研课题，因为它“太怪异，太新潮”了，而且会“摧毁”他的学术生涯。换句话说，这些人表现出面对新事物时教条派的经典反应：否认它，把它扫到地毯下面去。
感谢理查德的开创性工作，现在学界共识已经被改变了。今天世界各地的年轻科学家们写出许多有关联觉的博士论文、科研文章与书籍，而且，他们看待大脑的方式也与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在接下来的篇章里，你将遇到他们之中的许多人。
在很长的时期里，面对联觉，许多人都会用一种未经思考，甚至充满敌意的态度来拒绝它。怀疑者宣称“那些人都是在幻想”，认定那些所谓的联觉者不过是想象力发达、急需他人注意，并且充满表现欲望的人而已。联觉者经历的“个体性”也常常被怀疑者用来作为“他们只不过是编造事实”的证据。所谓个体性是指，任何两个联觉者——哪怕是同卵双胞胎——面对同样的字母或数字时所感觉到的颜色往往都是不同的。而人们常将联觉与嗑药联系在一起，这倒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服用LSD（D-麦角酸二乙酰胺）和麦司卡林（mescaline）这样的致幻剂确实可以激发联觉经历（在嗑药“high”的时候，和“high”过之后都有可能发生）。不过，嗑药之后所经历的联觉和自然产生的联觉并不相同（不过嗑药能引起联觉这个现象，倒是使自然的联觉显得更加有趣了）。当找不到其他原因来否定联觉时，怀疑者常常会把有联觉经历的人归于“那些疯狂的艺术家”的类型。
很多学者也对联觉存疑，而且他们经常试着用一种简单的理论来解释最常见的联觉现象——即将字母和数字赋予色彩的经历：他们认为，这些所谓的联觉者之所以把A看成红色、D看成绿色，不过是“回忆”起小时候所见到的彩色识字图册，或者冰箱贴而已。但是，正如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Sir Francis Galton）在一个世纪以前的英国所注意到的那样，联觉现象具有家族遗传性。很难想象，一个家族里的人都继承了冰箱贴，并且记住它们的色彩。而且，几乎每个人都在童年时看过彩色识字书或者玩过冰箱贴，可是大多数人并不会将某种色彩的“记忆”不可逆转地与特定的数字或字母捆绑在一起。最后，既然每个人的联觉经历都带有如此特殊的个体性，哪怕同一个家族里的人都会看到不同色彩，所以预设的回忆似乎并不能解释这种现象。
实际上，高尔顿所注意到的是，这些其他方面颇为正常的人每当注视字母的时候会看到颜色。换句话说，是书写符号（grapheme，字形）的视觉表现激发了他们对颜色的感知。相反，我们发现语言的发音（phonemes，音素），则倾向于激发味觉感知。譬如，对于詹姆斯·沃纳顿（James Wannerton）来说，像“village”“college”和“message”这种含有[idg]音节的单词带有香肠的味道，而“Derek”这个名字感觉像耳垢，“safety”则尝起来像有淡淡黄油味的烤面包片。而且，音素所激发的味道往往和含有这个音素的单词所代表的食物味道有关（如果这个单词是形容食物的话）。譬如，April这个单词因为含有“apri”这个音素而带有杏子（apricots）的味道，Barbara颇似大黄（rhubarb），而Cincinnati则很像肉桂卷（cinnamon rolls）。小时候吃过的食物特别容易成为模板，让其他词语据此激发联觉的经历——我们将在第6章（Chapter 6）进一步探讨这个重要的现象。
引人注目的是，一旦某种联觉链接被建立起来，它往往将终生存在。也就是说，对于某个联觉者来说，A永远是深蓝色的而Derek总是带有耳垢的味道。一旦建立，这种单词与色彩或者味道之间对应的关系就被锁定了。最令人着迷的是，联觉虽然受到遗传基因的影响，是一种“先天”的功能，但同时它又具有很大的“后天”成分，因为它与生命早期所接触的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所学习的字母、数字与接触的食物——有着极深的渊源。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知，这种固定的对应关系是建立在感觉系统的许多不同方面之间的，而这种多样性是因为引发联觉的基因能增加不同脑区之间的交流。至于这种交流是通过增加神经网络连接的数量，还是通过提高已有神经连接的活性，我们将在第9章（Chapter 9）探讨这个问题。图1.2 掌管识别字母与数字形状的脑区（绿色区域）正处于大脑左半球中、名为V4的色彩识别脑区（红色区域）的附近
对于能看到彩色字母和数字的情况而言，掌管识别字母与数字形状的脑区（图1.2中的绿色区域）正处于大脑左半球中、名为V4的色彩识别脑区（图1.2中的红色区域）的附近。因为增加了交流，人眼所见到的字母形状能激发V4色彩识别区的活性。有趣的是，色觉正常的联觉者经常觉得他们所见到的颜色相当“怪异”或者“丑陋”，根本就不是他们平时会常见到的颜色。而史蒂夫·S，一个患有色盲的[5]联觉者，则宣称他看见“火星一样的颜色”。史蒂夫双眼视网膜中一些光感细胞异常，从而限制了他所能看到的颜色，然而联觉经历所激发的色彩脑区却似乎与他的视觉并无关系。这样的例子为“联觉者只不过是记得他们小时候看到的色彩而已”这样的说法提供了极好的反击：一个人怎么可能记得他们从来都没有看见过、也不可能看见过的颜色呢？
另一种对联觉的常见质疑是：这些人不过是运用所谓的修辞手法[6]罢了，多少像我们形容衣服的花色太“嘈杂”一样。仔细想想，确实，嘈杂是听觉探知的，而衣服的花色则是视觉感受。可是，那为什么我们要用味觉词语来形容一个人，譬如“这个女孩真甜”呢？还有，形容声音响亮、人品冷静、环境热闹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这些修辞手法在大脑里都是怎么工作的，用它来否决联觉，未免陷入了逻辑循环自证的怪圈：没准我们可以换个方向来想，也许这些修辞手法本来就来自于联觉的经历呢？在这本书里，我们将讨论理解联觉这一真切的神经现象，将如何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修辞甚至艺术创造力服务。而你将在第8章（Chapter 8）读到这一部分的内容。比原想的更常见
因为很多人都没听说过联觉，一个常见的问题是：“这个现象有多普遍？”[7]
1880年，弗朗西斯·高尔顿根据他对能看到“带色彩的数字”的人的观察研究，认为会经历联觉这一现象的，每20个人里就有一[8]个。与他同时代的人所做出的估计也不低，大致在1/10到1/4之间。相反，理查德研究了各种不同的联觉现象之后，在1989年提出，联觉在人群中相当罕见，大约每25000人里才出一个联觉者。他所提出的这一数据是根据北美所知的联觉案例来估计的，而1994年一项对[9]200万人的线上调查也对他所提出的数据提供了支持。
可是，这项调查的一大缺点是，参与研究的被试者并不是广大人群中的一个有代表性的随机样本。任何调查性研究都很可能有偏差。譬如，虽然200万人听起来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大样本，实际上它仅仅包含了当年拥有电脑或者使用特定网络服务公司的人。此外，只有那些看到了问卷并选择参加调查的人才提供了数据，而且，这项研究依赖于参与者汇报自己是否有联觉经历，而没有让他们经过研究者的仔细检验、确定他们是否为真正的联觉者。
当联觉逐渐再次成为科研界里一项有趣的研究领域之后，其他的研究者也试图对人群中联觉者的普遍性进行评估。1993年，西蒙·拜伦科恩（Simon Baron-Cohen）与同事在伦敦对两个非随机的人群进[10]行了调查，提出每2000到2500人之间应该有一个联觉者。他们是在本地报纸上刊发广告，然后根据对广告做出回应的人数与报纸的发行数量来算出这一数字的。虽然这项研究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回应者的自我评估，但这些研究者们倒也对那些自称有联觉经历的人做了一番调查，以确定他们是否真是联觉者。但问题是，科学家们没法对那些没有做出回应的人进行调查，只能认定他们没有联觉经历，所以1/2000这个数字应该是个颇为保守的估计。
随着神经科学家们对联觉日益了解，广大媒体也开始对它产生了兴趣。于是，联觉者开始在报纸杂志上看到有关他们的信息，或在收音机里听到与自己相关的故事。他们开始积极地联系科学家，希望能参与到调查研究中去。于是，更多的研究者开始根据这些揭示自己作为联觉者身份的人们来估算联觉在人群中的普遍率。在德国，辛德尔克·埃姆里希（Hinderk Emrich）与同事估计每300到700人里就有一个[11]联觉者，而在美国，维兰努亚·拉玛钱德朗（Vilayanur Ramachandran）与爱德华·哈伯德（Edward Hubbard）则根据一项在[12]课堂上进行的调查而将这个数字定在1/200左右。因为这些数字也是基于被试的自我评价，所以这些研究也具有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些缺陷。
终于，在2005年，朱莉娅·西姆纳（Julia Simner）与同事在爱丁堡对两个人群进行了接近随机的取样与详细测试。其中一个人群位于一所大学之中，而另一个则由某个大型科技博物馆的访客组成。为了克服前述研究中自我评估所带来的问题，他们使用了客观的测试来检验这些自我评估的准确性。其中，在大学中进行的那一项研究针对各种联觉现象都做了检测，而在博物馆中进行的则将研究焦点放在能看到带色彩的文字和数字这种联觉现象上。由于这些研究者使用了较好的采样方法、客观的评估检测，并且在两个人群中比较了所得的研究结果，他们所做出的估测，大约是迄今为止最准确可信的。
他们的结果再一次显示，联觉远比我们原想的要普遍。每23人里就可能有一人具有某一种联觉，而带色彩的数字或字母这种联觉的普遍率大概是1/90。他们发现，最普遍的联觉类型是将颜色赋予一周中的每一天，而其次就是能看到带色的数字与字母——过去，这种联觉现象被认为是人群里最普遍的。
我们在这段历史中可以看到，科学“事实”是怎样根据人类不断获取新信息而改变的。非常典型的，回答一个问题可能导致更多的问题被提出来，而新的方法学与不断提高的技术精度也可以导致我们对科学认知的改变。有时，提出不同的问题也会将我们带入新的空间。很经常的是，我们得到互相矛盾的数据，与开放式的、未被交代清楚的结局。
为了说明这样的科学探索过程，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早期的研究中，科学家们曾认为联觉现象在女性中远远比在男性中更普遍：自称有联觉经历的女性数量是男性的3到6倍。这一发现似乎可以被遗传理论解释：也许联觉有关的基因是处在X染色体上的。因为母亲的两条X染色体可以传给女儿或者儿子，可是父亲的那条X染色体只能传给女儿（所以，如果父亲带有联觉，女儿百分之百地会继承一条带有联觉的X染色体，而儿子继承的可能性为零；只有母亲带有联觉，儿女继承联觉基因的可能性才是相等的。总的来说，女儿继承的可能性更大。——译者注）。由此，人们开始猜测，也许联觉的遗传基础能够在X染色体上找到答案。
可是，这种假说并不能解释联觉的女性数量如此远超男性。有人于是将所观察到的1:6的男女比例归结于一种被称作“雄性致死”（male lethality）的遗传现象。在这种现象中，上一代带有联觉相关的基因将导致大约一半的雄性胚胎死亡——造成流产，而继承了联觉基因的雌性胚胎则大多得以存活，以至于联觉的女性远多于男性。
然而，当朱莉娅·西姆纳对随机采样进行分析时，让她大吃一惊的是，她发现联觉在女性中并不比男性更普遍。事实上，她在人群中找到了数量相当的联觉男性与女性。实际上，从前研究中所发现的女性里联觉更为普遍的现象，很可能只是因为在自我评估、展示自己的联觉经历这件事情上，男女表现不同而已。换句话来说，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倾向于吐露自己所经历的有趣或奇特的感受，譬如联觉。于是，感谢西姆纳的研究结果，我们再也不用为性遗传或者雄性致死争论不[13]休了。本书两位作者中的戴维·伊戈曼（David Eagleman）曾花费许多年时间研究有联觉经历的家庭与他们的DNA。在第9章（Chapter 9）中，我们将向大家阐述这些遗传学的研究结果，以及它们所揭示的联觉的神经系统机制。在早期出现的家庭现象
联觉通常在童年时代就颇为明显。联觉者常常宣称自己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具有联觉的经历，而是自打有记忆起，联觉就一直跟着他们。实际上，孩提时代我们都会想当然地以为别人都和自己一样[14]。但当他们发现并非如此时，他们心里的钟摆往往会矫枉过正地摆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全世界只有他们一个人有这样的感受。譬如，布鲁斯·布赖登（Bruce Brydon）的联觉能让他在物体周围看到彩色的晕光，而这种感受让他觉得孤独：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我能看到那些别人看不到的彩色光。对我来说，我自己也无法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而尝试向他人解释一点也不能解决我的困惑。当我的经历为他人所承认，甚至被他人所分享的时候，我真是开心极了。现在我35岁，在建筑业工作。那种生怕别人认为我很荒谬的恐惧让我一直不敢将自己的秘密说出来。
很不幸的是，对于年轻的联觉者来说，被人质疑是很常见的事情。丹尼·西蒙（Deni Simon）有三种联觉：听觉与色彩、字形与色彩以及感情与色彩。她回忆说：
我父母觉得我非常奇怪。他们以为我是在编造这种感受，从而获取注意。每个人总是立即为我提供各种心理学解释：我只是想象力太发达啦，我被宠坏了所以需要注意力啦，等等。我妈妈是唯一一个相信我的人，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确信我所说的一切经历都是真的。
有时候，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会发生。譬如，有个保姆曾经警告一个4岁孩子的父母：“斯凯勒有精神问题！”因为孩子曾经告诉她，在自己的苹果汁里看到了“彩色的吸管”（很有可能是因为他能将味觉或嗅觉与色彩和形状联系到一起）。他还为“直升机飞过的声音”或者“布谷鸟报时声音”画了许多蜡笔画（可能表明他有涉及色彩与听觉的联觉）。幸好他的父母都是博士生，并没有因为保姆的报告而大惊小怪。他们去学校图书馆查阅书籍寻找可能的解释，并最终给理查德打了个电话，问他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具有联觉。[15]
正如高尔顿所注意到的，联觉经常在家族里扎堆。在这种情况下，在别人看来很奇怪的言谈感受很快就能引起共鸣。譬如，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蹒跚学步的时候就向他的母亲抱怨说识字积木上的字母颜色“全都错乱了”，她立刻就明白儿子是说识字积木上的颜色和他大脑中给字母所赋予的颜色是不同的。之所以纳博科夫的母亲能这样好地理解他，正是因为她自己就能看到彩色的字母，听到彩色[16]的声音——这正好说明虽然联觉可能被遗传，但父母和子女可以具有不同的联觉类型。后来，纳博科夫的儿子迪米特里也具有色彩与[17]字形以及色彩与声音的联觉。有趣的是，纳博科夫的妻子薇拉也是一位联觉者，所以后人很难确定迪米特里的联觉究竟是从爸爸还是妈妈那里继承而来的。
苏珊·奥斯本（Susan Osborne）小时候没有因为联觉而被嘲笑，是由于她的爸爸和姐妹也有字形与色彩的联觉。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驾车旅行的时候，曾靠着给路边标识赋予色彩来打发时间。譬如，他们可能对着“206路”叫出“天蓝色、淡橙色和粉红色”，而看到“距Scranton还有87迈（mile）”则宣称这是“红色与柠檬绿”。当然了，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所选中的颜色，而彼此争论捍卫自己的选择是游戏里最有趣的部分。苏珊的妈妈不是一个联觉者，她永远都不理解这种家庭娱乐究竟是怎么回事。
感谢最近的科研进展，联觉率先成为了能够被归结于某个特定基因的神经现象之一。而且，我们现在知道，联觉实际上是大脑中不同部分活跃互动的结果，而这种互动本身是可以遗传的。我们将在第9章（Chapter 9）进一步对这进行阐释。
在19世纪与20世纪早期，科研报告常常强调联觉在童年特别常[18]见。1883年，著名的心理学大师G.斯坦利·霍尔（G.Stanley Hall）发现在35名儿童中，有21人（40%）都用色彩来描述乐器的声音[19][20]。从而让霍尔感到联觉在儿童中，远比在成人中普遍。许多联觉者都宣称自己从幼年期就开始经历联觉的体验，对这种现象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也许许多人在长大的过程中失去了产生联觉的能力。
与这种猜想一致的是，我们在对联觉的历史案例进行研究的时候，也发现其中有一小部分人认定自己从青春期起就不再能体会联觉的经历了。譬如，一个联觉者的兄弟说，他小时候也是有联觉体验的，但是“在我经历成年礼（犹太传统仪式，通常施行于男孩13岁时——译者注）的时候它就消失了”。这个年龄时间颇值得玩味，因为青春期正是每个人的身体经历巨大变化的时期——这种变化不但体现在外形上，也体现在大脑的结构上。年幼的大脑在整个童年阶段都在不断地重整和变化之中，但青春期急剧上升的性激素水平则给大脑的发育带来又一股巨大的推力。
与里格斯（Riggs）和卡沃斯基（Karwoski）在1934年所报道的“青春期的人常常失去联觉能力”相比，我们发现宣称自己丢失联觉体验的人并不是很多。当然，我们并不像他们那样对被试进行了客观的评估，所以我们的发现只能被看作是一些偶然性的零散记录。最近的一项研究也涉及这一现象，但它发现色彩与字形的联觉在成年人里[21]和在六七岁的孩童里一样地普遍。所以，这种类型的联觉可能不容易在成长中消失，或者如果它们确实会消失的话，那么消失的时间应该是在六七岁之前。
比在青春期失去联觉更罕见的是，有些人汇报说自己在青春期突然获得了联觉的能力。就我们所知，有两位女性就宣称自己能将色彩与听觉联系在一起的能力是在13岁左右出现的。德国的辛德尔克·埃姆里希也曾经报道过在青春期内联觉消失或获得强化的案例。
这一类的观察结果有着理论上的重要性。在研究联觉的学者间，有一点是为大家广泛承认的：在人生早期，“学习”或“习得”在建立联觉上起到关键的作用。一旦被建立起来，这种不同感觉之间的联系往往在人的一生中保持稳定——起码对绝大多数的联觉者来说是这样。譬如，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曾经在儿子迪米特里8岁到10岁之间记下他给不同字母所赋予的颜色。当迪米特里快40岁的时候，他偶然找到了父亲留下的笔记本，并重新省视自己，发现那些字母与颜[22]色的组合丝毫未变。但是，青春期丢失或获得联觉的现象虽然罕见，它却向我们显示，在联觉这方面，年轻的大脑很可能充满可塑性。
早期的文献也支持这一说法。1917年，斯坦福的心理学家、同时也是一个联觉者的戴维·斯塔尔·乔丹（David Starr Jordan），在儿[23]子8岁时曾经记下了他所“看到”的色彩与字母的组合。在此后的几年间，戴维并未向儿子提起这件事，但5年之后，他让儿子重述他的色彩字母表，发现在原先的26个组合里，有11个（42%）都起了微[24]妙的改变。今后的科学家也许应该多做些这种类型的跟踪观察，看看童年时的色彩与其他感觉之间的联系是否会随着青春期的到来而经受改变。
为什么联觉也许在儿童中格外普遍，却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少年时期丢掉这种经验？对此我们只能做出猜测：因为联觉是一种相对固定而又过于宽泛的思维方式，有可能在人生后期，它被更加具有弹性的认知模式所代替，也就是抽象的思维与语言。也许，认知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性：从感知开始，到体会感知与感知之间的相似性，再到产生联觉或开始理解与运用暗喻，最后终于到达抽象的语言（表1.1）。换句话说，也许联觉是大脑发育中的一个正常阶段，但是在少数成年人中它被一直保留了下来。我们将在第8章（Chapter 8）继续探索联觉的基本重要性。表1.1 认知的不同阶段联觉并不是……
因为在300年间，英语中的synesthesia这个词语被用来形容非常不同的东西（从诗歌中的通感修辞，到那些精心设计出来的媒体效果——譬如有迷幻感的音乐和服装、声光演出历史秀、西洋透视画，甚至于跨学科的教育课程），以至于人们往往对它的使用感到混淆。于是，我们在这里将那些把联觉运用于创作、试图在不同感觉之间搭建桥梁的艺术家——包括用画笔捕捉音乐的乔治娅·奥·吉弗[25]（Georgia O’Keeffe），将色彩与光线的音阶运用到曲谱中的亚历[26]山大·斯克里亚宾（Alexander Scriabin）——与那些真正具有联觉经历的人区别开来。后者包括不少著名的文艺人士，譬如小说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作曲家奥利维埃·梅西安（Olivier Messiaen）与艾米·比奇（Amy Beach），以及画家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和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也许正是因为许多富有创造力的人们具有联觉，所以人们才常常宣称那些联觉者不过是采用艺术的修辞，而不是具有真实的体验。
联觉并不是语言修辞。如果它真的是一种暗喻的话，那么不同感觉（譬如字母与色彩）之间的联系应该随着语境的改变而改变，而不是像我们在联觉者中所观察到的那样，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保持稳定。而且，不同的联觉者应该分享许多类似的联觉链接，而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字母色彩表。而且，联觉也不是诗歌，虽然我们经常在文学里看到通感这一类的修辞，但是诗人们常常运用涉及各种感觉的形容词，从而在读者心中激起一种远比特定的联觉经历涵盖面更广的复合型感官审美体验。
联觉并不来自于丰富的想象力。联觉者所有的视觉体验并非像图画一般栩栩如生纤毛毕现，而往往是非常简单甚至是初级的。譬如，一种很常见的联觉是“彩色听觉”，也就是每天周遭环境中的各种声音——尤其是音乐——能够激起对颜色、形状或者运动的感知。对这些联觉者来说，各种声音能激发某种像焰火一样的视觉效果：各种颜色、不同形状的物体以不同的运动方式出现又消失。这是他们所感知到的真实体验。其他没有联觉经历的人在听贝多芬的时候也许眼前会浮现出一片田园牧歌的风景，而联觉者则只会看到五光十色的线条和不停运动的几何形状。丹尼·西蒙曾这样描述她的体会：
当我听音乐的时候，我眼前12英寸（1英寸=2.54厘米）远的地方将出现一片大约1英尺（1英尺=0.3048米）高的“屏幕”，而音乐则将不同的形状像放投影一样相继打在上面。你可以把音乐所带来的图景想象成示波器里所见到的那些运动的线——带颜色的线。这些线常常带有金属般的质地，并且各自具有不同高度和宽度，以及最重要的——深度。我最喜欢的音乐常常具有特别长的线条，一直延展到“屏幕”之外。
丹尼的联觉特别生动醒目，因为她所看到的东西都出现在眼前一块明确界定的空间之中。值得指出的是，联觉者并不会混淆不同的感觉。也就是说，当他们一边听音乐一边看到图景时，他们并不是把听觉与视觉搞混了，而是同时经历了这两种感觉。用哲学词语来说，他们感受到了更多的“感质”（qualia）。所谓感质，就是某个物体所能被我们感受到的那些特质，譬如红、甜或者引起痛楚，等等。
支持“联觉不是幻想”的另一个证据来自于大脑扫描成像。这些研究表明，联觉者在经历联觉时大脑被激活的图像与他们进行幻想时并不一样。实际上，联觉造成的大脑激活模式倒是和实际的感觉所造成的更相似。而且，很多联觉者并不热衷于彰显自己是如何特别，反而很少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经历（也许是以为别人和自己一样，或者是因为害怕他人嘲笑而默默地埋藏了自己的秘密），这就进一步说明那种“联觉者只不过是以丰富想象力来唤起别人的注意”的说法是多么站不住脚。事实上，不管他们如何低调，那些异常清晰、不可消弭的联觉经历往往跟随他们一生。研究主观体验
传统的理念认为，疼痛、晕眩、易遗忘这些症状是病人主观经历并描述的；而表征——譬如发言、瘫痪，或者语言上的错误——才是外在表现的、客观的、可以被观察到的事实。
历史上，联觉所具有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不具备可以被客观观察的表征。也就是说，对联觉的报道完全依赖于那些自称有此经历的人的主观表述。很长的时间里，现代科学认为这种在神经与精神方面的自我汇报是不合适被用于严肃研究的。从方法学上来说，“内省”（introspection）是无法被证实或证伪的，从而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不过，在19世纪之前，科学界并不排斥将第一人称的描述用于研究，因为那时，内省是被广为使用的试验方法。
于是我们毫不惊异地看到，19世纪末也正是联觉成为科研热点的时间，那时候，许多关于这一现象的文章被发表出来（图1.3）。譬如，在1881到1931的50年间，我们能找到75篇有关联觉的文章，而在随后1932到1982的50年间，则只有寥寥23篇。在这后50年间，科研界普遍抵触对精神思想体验方面的研究，而这是与行为学派（behaviorism）——心理学中一种将观察行为（而非分析主观陈述）作为正确研究方法的学派——的盛行分不开的。然而，从文章数量上来看，在今天，联觉研究又迎来了第二个春天。图1.3 在1850到2006年之间有关联觉的同行评议的学术文章数量。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界处，科学界曾经对这一现象相当关注，但自从行为学派大行其道、成为心理学中的主要流派之后（它最盛行的时候是在1920到1940之间），有关联觉的文章数就大大下降了。不过，最近几十年来科学家们对它又开始重新重视，暗示着另一个有关联觉的研究春天的到来
联觉研究在最初的盛行之后，由于科学不能给它以合理的解释，渐渐被学界遗忘。简单地说，心理学与神经科学在当年还是非常不成熟的学科——那时，心理学理论完全依赖于各种表面联系，而研究者对神经组织的理解与今天相比几乎微不足道；现代神经病学才刚刚起步，而我们今天所研究的神经科学还没有被创建起来。在我们对大脑的组织与结构的理解慢慢进化、变得更加“现代”的过程中，行为学派登上舞台。它强烈反对着眼于主观体验的研究，以至于在很长的时间里，连简单地承认“内心活动”都是不被允许的。在这种情况下，联觉在研究者的眼中，再也不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领域。
不管你是否相信，直到最近，人们才开始将情感思维活动与大脑的功能联系在一起：在它漫长的历史里，神经病学对精神上的体验并[27]不重视。相反，它所注重的是运动、脊柱反射等一系列机体外在的物理现象，而把内心留给精神病学家或者哲学家们去研究。20世纪50年代，对于大脑皮质与精神活动之间的联系，当年的文献依然[28]表现得犹豫不决，这样摇摆不定的态度直到被称为“大脑的十年”（Decade of the Brain）的90年代才有所改变（Decade of the Brain：90年代，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大力宣传推动有关脑科学的研究，而美国总统布什为表示支持，而将90年代定为“大脑的十年”——译者注）。
现代科学如何区别第一人称的主观体验与旁观者的“客观”观察？由于联觉者的主观体验因个体不同而不同，所以研究这一现象变得格外困难。事实上，哪怕同为色彩文字联觉者，两个人也可能具有不同的色彩与文字组合，而这一点，常常被反对联觉研究的人拿出来作为证据，支持“联觉并不真实存在”这一论点。可是，这恰恰来自于对神经机制与现象本身的误解。而且，它激发我们思考另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究竟“真实”是对谁而言的——是对于体验者，还是对于观察者？
虽然在我们对大脑结构的研究中积攒了大量的知识，但要研究精神世界，还是相当困难。也许我们应该从多才多艺的19世纪医生与物理学家古斯塔夫·费希纳（Gustav Fechner）那里获得一些灵感，因为他就一直想改变那种把着眼点全都放在机体的物理生理现象上的状况。他曾相当清楚地表述了“内心世界是存在的”这一观点，而他的话虽然在19世纪的哲学家里广为流传，在20世纪，却因为研究者们对解码神经系统过于狂热而渐渐被世人忘记了。在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一领域进行科学研究。从根本上来说，费希纳所提出的“精神物理学”（psychophysics）——一个试图将物理的刺激与主观感受联系在一起的领域——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物质基础：因为无论怎样的大脑图像或是分析神经活动的技术都无法取代被试者主观的内省与汇报。甚至，现代的神经成像技术本身也是以被试的内心精神状态为起点的。
我们如何才能用客观的方法研究内心精神状态呢？不同的科学家会选择不同类型的数据。心理学家倾向于衡量人们的行为，而偏向生物学的研究者则更着重于考虑生理物理现象，譬如大脑的图像。而研究联觉现象正好将我们这些研究者放在这两种倾向的中间，并让我们意识到第一人称的内省与汇报和第三者的观察同样重要。而且，这两种方式都承载了重要的理论学意义，但同时也可能为研究结论带来偏差。
一项实验只能带来观察的结果，只有被试本身才享有真实的体验，但是他们常常倾向于解释，而不是直接地描述，自己的感受。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平时往往没有必要描述自己的意识与体验，所以往往无法区别这两种汇报之间的微妙差异，同时也因为，实际上，对自己[29]经历的不同汇报方式也暗含了不同的理论假设。这些假设在所谓的“民众心理学”（folk psychology），也即常识心理学中的意义和它们在神经科学中的意义往往迥然不同。神经科学家们经常把实验分解成不同的部分，而每一部分都带有许多特定而微妙的特性。
譬如，让我们考虑一下由药物导致的视觉幻象，在这种经历里人们经常会“看到”许多并不存在的东西。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德国心理学家海因里希·克卢弗（Heinrich Klüver）就对这一现象很感兴趣，想要对它多了解一些。他让被试服用致幻剂麦斯卡林（mescaline），很快发现被试对他们所见到的“无法描述”的幻象感到不可思议，并在汇报时加入许多诗意的渲染，或者华丽的解释，而不是直接朴素地描述自己的经历。克卢弗于是对被试进行训练，让他们在内省时更加仔细，将重点放在一些基础核心的部分之上，在被试做到这些之后，他终于能从他们的叙述中归纳出3种视觉体验。在第2章（Chapter 2）里，我们将在讨论不同联觉经历在概念上的相似性[30]时，提到克卢弗所提出的3种体验里的一种——“形状常量”（form constants）。
被试会运用在现代神经科学中具有特定意义的假设来解释自己的经历，而研究者们同样也会在将被试的汇报翻译成科学记录时错误地做出假设。有时单个研究者会这么做，而有时整个研究领域都可能这样做。而他们往往不能意识到，自己的假设和被试的假设具有同样重要的理论基础。正因为这样，科学家们往往不能仅从字面上解释被试的汇报，但是得通过对被试进行合适的培训，研究者们也许可以削弱一些偏差。此外，如果研究者和被试都使用一份固定的文稿来进行问询或汇报的话，也可能有所帮助。哪怕使用所谓的“客观”数据（譬如通过大脑扫描而获得的脑内新陈代新水平的图像），研究者的假设也可能引入偏差。当研究者并不是从字面上去接受它们，而是使用适当的方法来解释甚至修改它们时，主观汇报能成为相当有用的数据来源。数年前，理查德曾经提醒研究者：“虽然联觉者常常被指责成‘充满幻想’的人，实际上，是我们这些研究者需要仔细考虑如何解[31]释他们的汇报。”培训研究者，就像培训被试一样重要。
因为联觉经历是如此难以言喻，联觉者特别容易渲染他们的体验。因为很难描述自己的经历，他们常常借助于各种修辞手法。譬如，迈克尔·华生就曾经将荷兰薄荷的味道形容成“一个清凉的玻璃圆柱体”。他是在使用比喻，还是用研究者能够明白的措辞来如实地表述自己的触觉呢？为了区别这两者，研究者让他着重于描述他的确切感受，而不是试图使用语言文字来形象地“解释”这种感受。于是，当闻到荷兰薄荷的味道时，迈克尔在空中移动手掌，摩擦手指，做出触摸的样子：
它的外形是圆的。在它的背部，我摸到一个圆滑的曲面——非常非常光滑。所以，它一定是大理石的，或者玻璃的，因为那种顺滑的感受就像缎面一般。我没有摸到任何褶皱，表面上也没有任何突起，所以它一定是玻璃的，因为如果是大理石的，我应该能摸到石质上的坑洼。它摸起来很凉，也说明它的材质应该是某种玻璃或者石头。但它最美妙的地方还是它的光滑。我能沿着它往上或者往下移动我的双手，但我摸不到任何到顶的地方，我觉得它可能是无穷高的。所以我能对此做出的最好表述就是它是一个很高的、光滑的、玻璃圆柱……[32]能把我的手伸到这片区域之中感觉很有趣，而且非常非常美妙。
很清楚，迈克尔所感受到的是非常基础的触觉。而且，每次接受相同的外界味觉或嗅觉刺激的时候，他总会拥有完全相同的触觉体验。这样的联觉特性在研究者们询问其他联觉者的经历并重复测试他们时得到了证明。在现在所用的诊断联觉的五条标准里，有两条与此相关：“初级性”与“一致性”。初级性是指联觉并不复杂华丽，而包含了相当简单甚至底层的感觉体验——格子、折线、冷的、粗糙、平滑、酸的，等等。一致性则是说相同刺激所激起的联觉感受在长时间之内相当稳定（虽然不是绝对稳定）。正因为有了这些固定的诊断条件，联觉作为一种真实存在的现象终于得到了承认。
如果理查德只是从字面上去理解迈克尔的描述，或者认为他不过是在运用修辞手法，而不去仔细探究其中包含了怎样的感觉特质的话，也许直到今天，联觉还只是一段有趣的轶闻，而不会成为一种与众不同但是极其重要的神经现象，并指导我们进一步认识大脑的连接方式。现在研究这一现象的科学家们不再评判被试的实验汇报是否真实，相反，他们努力理解实验汇报的含义，并试图将主观的汇报与被观察到的行为联系在一起——而这就需要同时使用到第一人称的汇报与第三人称的观察。在研究者与被试之间进行的系统性、结构固定的访谈和对话构成了一种第二人称式的关系，并使得分享知识与体验成为可能。这种反馈有时候能让联觉者更有意识地进行自我反思和体验，而且也会激发研究者进一步开发其他的行为观察实验。
有关研究者会引进的偏见的理论——虽然研究者的偏见显然是属于第三人称的观察性研究的——在很长的时间里阻止了第一人称的主观汇报成为研究的主流。譬如，理查德在20世纪70年代接受眼科学培训时第一次意识到了医生与病人之间有着不少互相误解。他惊异地发现，病人经常宣称他们能看到某些并不存在的东西，并能用生动、充满细节的语言形容他们的所见所感，而且这些幻觉在不同病人之间往往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医生使用各种专业器械却不能发现任何问题。医生们总是以为任何眼科问题都有生理上的物理特征，能被他们的仪器探测出来。人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如此理所当然，虽然没有人明确地教授这种想法，它也相当深入人心。
回头看，这种盲目的信心简直让人无语，但是，因为研究者所做出的许多假设都看起来是那样“显而易见”，以至于没人去质疑其中是否带有偏见。病人并不想听到“你的眼睛什么问题都没有”，那只会让他们觉得自己的疑问没有得到回答，于是不停追问，使得医生感到一筹莫展——双方彼此都有着不同的期待。也许正是因为理查德敏锐地察觉到这种观察者与观察对象之间的误解与不协调，所以他在面临迈克尔时并没有像许多同僚一样认定他的经历是不真实的，或进一步认为迈克尔神经不大正常。研究者对某种现象的偏见——无论是支持或否认这一现象——都可能会影响到数据与结果。现实的另一种质感
想象一下，如果你能像鸟儿或甲虫那样感知光谱短波端的紫外线，或者像仪器那样能看到远红外线或者X光，你所看到的世界显然会和其他人不同，你眼中的“现实”也会具有不同的质感。这与联觉者的情况很相似，他们对世界的感受也更加丰富。
非联觉者往往觉得，经常看见并不存在的颜色、质地和形状一定是一种负担。他们问道：“每天都要跟这些多余的东西打交道不会让人发疯么？”那么，设想一个类似的问题——一个盲人对你说：“可怜的家伙，不管你往哪儿看，都能看到东西。看到那么多东西，你不会发疯吗？”当然不会了！因为视觉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我们早就把它当作现实的一部分了。联觉者也是如此，只不过他们的现实与其他人的略有不同而已。
这向我们指出一个中心问题：所谓现实，实际上比人们所想的要主观得多。现实并不仅仅是一个被我们的大脑被动感知的外在物理世[33]界，现实是由每个人的大脑不断对外界刺激进行特定过滤并积极创建出来的一种经历。
在这种意义里，联觉实际上是一种不同的体验模式，它强调了我们是如何作为个体经历这个世界的。它展示了精神世界的广度，并使得我们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大脑的组成。在1/4个世纪以前，神经病学家坚持认为联觉不是真实的，因为它与既有的理论相悖；今天，联觉者令人难以置信的真实经历迫使我们改变理论。而且，理解这种奇特而有趣的现象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大脑究竟是如何工作的。Chapter 2 万花筒般的世界
我们体内25000个基因中，竟然有2/3都在大脑中表达。基因表达的方式多姿多彩，而且它们的表达水平也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所谓的“表观遗传”，epigenetic），而联觉则是由一系列这类的基因表达组合造成的。如果你具有一种联觉，那你有50%的机会具有第二种或第三种联觉，也就是说，联觉有关的基因很可能在不同的大脑区域中都有表达。我们称那些带有不止一种联觉的人具有“多觉性”（polymodal）联觉。
在表2.1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联觉类型在联觉者中的相对普遍程度。表中数据来自于美国语言学家肖恩·戴（Sean Day）的研究，而他自己也是一个联觉者。同时，他还是一个叫作“The Synesthesia List”的网站的管理者。这个网站旨在将联觉者、科学家[34]以及其他对联觉现象感兴趣的人联系在一起。不过，这张表中的数据是由自称有联觉经历的人汇报的，所以它也像我们前一章中所提到的那些研究一样，可能与现实有所偏差。譬如，肖恩·戴的数据显示，联觉者的男女比例是1:2.5，而字形色彩型的联觉现象是最常见的，而这两点在前文所提到的朱莉娅·西姆纳与同事所进行的、对人[35]群随机取样的研究中都未能被证实。西姆纳等人的研究发现联觉者里男性和女性差不多各占一半，而将一个星期里的每一天赋予色彩是最普遍的联觉现象。但无论如何，虽然有些不足之处，这张表本身还是很有用的。表2.1 不同联觉类型的相对普遍程度
当我们观察表2.1时，有几件事情值得注意。第一，某些联觉组合远比其他的更为普遍。也许你现在能意识到迈克尔·华生的味觉与触觉联觉有多么少见了：还不到1%！此外，很明显，在联觉中，色彩感觉远比其他的感觉更加常见。而字形、时间（譬如一个星期中的每一天）与声音则是在能诱发联觉的刺激里最为普遍。另一个需要注意的现象是，联觉经历是单向的，譬如声音能激发视觉感受，而视觉感受则很少能够激发听觉。这一点也向我们显示了联觉是一种真实的现象，因为科学家们知道在神经系统里，这种单向的现象很常见，而如果一个人信口开河编造故事的话，则不太会出现这样的巧合。最后，虽然我们认为联觉是不同感觉之间的交叉，但实际上有些并非属于感觉系统的神经感受（譬如性格）也是联觉中的一部分。这就让联觉现象显得更加有趣了。
最近，戴维的实验室对1067名字形色彩型联觉者进行了严格的测试[在第3章（Chapter 3）里我们将详细阐述测试的细节]。在图2.1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联觉者中，有不少人具有其他的联觉经历，而一星期或一月里的每一天激发色彩感受（表2.1中的时间—色彩型组合）的联觉是最常见的。考虑到这些联觉本来就相对常见，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惊讶。音乐—色彩与数字—空间顺序这两种类型并列成为第二常见的，与字形色彩型并存的联觉现象。戴的调查并不包括数字空间顺序这种联觉，所以它不曾出现在表2.1中。我们将在第5章（Chapter 5）中进一步讨论这种联觉。注意，除了数字空间顺序类型以外，其他常见的并存联觉类型几乎都包含了色彩感觉，而触觉、味觉、听觉和嗅觉则相对罕见。在203位被试中，有45人（22%）声称自己不具备其他联觉感受。我们将在第9章（Chapter 9）与第10章（Chapter 10）里进一步深入探讨哪些联觉感受容易并存，以及其中的原因。图2.1 1067名字形—色彩联觉者所汇报的其他联觉感受。这些数据来自于戴维·伊戈曼（David Eagleman）有关联觉的系列测试常见的联觉类型
为了更好地介绍不同的联觉类型，我们将在下面简要地对五种常见的联觉类型进行阐释：数字形状、色彩字母类型（同时包括字形与音节）、味觉文字、色彩与听觉以及对字母与文字的拟人化。
数字形状
在一个世纪以前，人们就注意到有些人能将色彩、透视与空间感[36]觉和特定的概念以一种有序的方式组合在一起。那些能在空间中“看到”数字（也就是数字空间顺序联觉）的人会不由自主地将数字或者其他有顺序的符号沿着一条曲折或扭曲的轨迹在空间里排列起来。有时候这条轨迹会以一定的角度或弧线回转成环，将观察者的身体围在其中（见图2.2）。图2.2 一条顺时针方向的轨迹线在几个右拐之后把人环在中间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体验。在图2.3里你可以看到1883年高尔顿[37]所记录下的一些简单的空间轨迹线：
不过，这些图画并不能告诉我们那些人所看到的轨迹线究竟占有多大的空间；它所延伸的区域往往超过了人在一瞥之中所能触及的范围，迫使联觉者“幻想”中的目光不断变换方向。有时候，这种轨迹甚至是360度全景式的。
对于几乎所有此类联觉者来说，自从他们有记忆以来，这种数字轨迹线——起码它最先开始的部分——就存在于大脑深处了。它们的出现“不以意志为转移”，而且它们的形状与位置在相当大的程度[38]上保持恒定。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