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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27 23: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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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卫小将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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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与土生化: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检视与重构(社工理论与实践)

本土化与土生化: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检视与重构(社工理论与实践)试读:

前言

社会工作是一种源于欧美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专业与职业,它以预防、缓解和化解工业化和城市化引发的社会弱势群体问题为指向,以基督教信仰、乌托邦思想、实证主义和人道主义为哲学基础,凭借有关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理论、方法和技巧调适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增进人类福祉,提升其社会功能。这种专业指向和特质赋予了社会工作某种“社会诊断”的使命,同时也迎合了发展中国家对社会转型问题的需求。社会工作由此开始跃出欧美国家境域,迈向众多发展中国家,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事物。在此过程中,本土化成为后发展国家的焦点性话语和重要研究议题。中国作为一个社会工作后发展国家也不例外,当前社会工作在中国要不要本土化已经不再是问题,如何实现本土化才是真正的问题。在这样一个问题的观照之下,我们聚焦于国际和国内两种社会工作发展环境,诉诸“专业化-本土化-土生化”的概念工具,使用“功能主义-嵌入性-社会建构” 的理论视角,通过文献研究、比较研究、个案研究和生命叙事等方法,揭示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当前国际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其二,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历程及其本土化存在的问题;其三,中国社会工作土生化路径及其策略。

首先,我们通过文献梳理和比较研究将国际社会工作发展路径分为发达国家和后发展国家两种。发达国家主要以英国和美国为典型案例,后发展国家以印度、澳大利亚为代表,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国家的发展历程可以折射出国际社会工作的总体发展态势。在回顾这些国家社会工作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社会工作发展存在某种双向拉扯关系。一方面,欧美社会工作遵循一种“非专业化-半专业化-专业化-高度专业化”的发展路径,反映了欧美社会主导的科学实证精神和个人价值无限的理念。这种路径被众多后发展国家奉为模板,或多或少也夹杂着某种专业帝国主义的情愫。另一方面,后发展国家社会工作主要迈向一种“非专业化-欧美化-本土化-土生化”的路径,这条路径虽然不明晰,但对于后发展国家发展社会工作却具有积极的意义。总体而言,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的社会工作路径有可能会合于一种具有包容性和灵活性的社会工作框架——国际性社会工作。在这个框架中,发达国家的专业社会工作与后发展国家的土生社会工作可以平等对话和实现优劣互补,实现社会工作的国际网络化与互动化。

其次,按照专业化的分类标准,我们通过文献研究大致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历程归结为四个阶段:传统社会工作非专业化阶段,民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初步探索阶段,改革开放前社会工作断裂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工作本土化探索阶段。其中,社会工作本土化探索阶段是本书着重探讨的内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实质是欧美专业社会工作与中国现实境遇不断融合的过程,而这种融合也包括专业社会工作与中国本土原有本土性社会工作的排异与融合过程。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状况,我们分别从教育、职业和实务领域选取若干个案进行检视,在教育领域主要按照专业发展程度高、中、低的标准选取了三所高校;在职业领域主要选取了上海、深圳和万载模式;在实务领域主要选取了两个社工的生命故事。通过拓展这些个案和呈现社工的生命历程进而抽象出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存在的“绞溢病象”,即生长周期与“大跃进”的矛盾、理论与实务的脱节、专业身份的紊乱与危机、各种利益主体的博弈、社会工作的建构性等。

最后,在借鉴国际经验和检视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状况的基础上,我们改造并提出了土生化的概念。土生化是本土化的高级阶段,不同于进口加工式的本土化,是一种深度的本土化,也是一种内生性的本土化,不同于外衍性的本土化。它主要扎根于本土,突破专业社会工作框架之束缚,以本土性社会工作元素为主体,吸纳专业社会工作元素形成一种土生化的工作模式。在论述土生化概念的基础上,我们从学理上提出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理想路径:专业殖民化、本土化、土生化和国际网络化。与此同时,本书也从宏观层面概括了中国社会工作土生化策略:①检视社会工作本土化存在之问题,将社会工作发展的重心转移到本土性社会工作探索的轨道上来;②将本土性社会工作构建成一门专业和科学,提炼和重构其存在的基础,主要包括哲学基础、价值灵魂、理论知识、伦理操守、实务技巧等;③厘定社会工作的服务领域与内容;④检视现有社会工作运行模式,不断探索和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构建契合本土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的运行模式;⑤通过探索一种有效的行动研究机制,引导研究者、教师、实务工作者和受众参与到本土性社会工作的建构中来,实现社会工作教育、研究和实务的有机结合;⑥在全球化视域中探索土生性社会工作。第一章导论一研究源起的铺陈

社会工作是一门应用社会科学,也是一种制度化的助人方法与职业。它源起于19世纪前后的欧洲和北美国家。当时,欧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引发了系列性的社会问题,诸如贫困、失业、酗酒、犯罪、卖淫、自杀等。起初,基督教徒占总人口五成以上的欧美国家将其视为一种“道德原罪”,一些贵族和慈善人士凭借宗教情怀介入其中,企图感化和救赎生命个体“失落的灵魂”,从而以宗教组织为依托的各种慈善活动陆续开展。其中,英国首倡的慈善组织会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和睦邻组织运动(The Social Settlement Movement & Neighborhood Centers)成为欧美国家之典范,美国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初步开启了个案和小组工作方法的雏形。20世纪初,受到人本主义和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宗教人士的慈善行为借鉴糅合了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等众多学科理论,进入高等学府,迈向专业化和职业化。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女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和反种族歧视运动的助推之下,社区社会工作模式趋于成熟完善。至此,社会工作进入高度专业化阶段,形成了一门具有专业理念、伦理操守、系统理论和实践技巧的应用社会科学,社会工作者也成为一种具有专业身份和法律效力的职业。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建立健全了社会工作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20世纪70年代,受新殖民主义思潮的渗透和国内工业化、城市化引发的社会问题所迫,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美英开展社会工作,全面复制其社会工作教育和实践模式。詹姆斯·梅志里(James Midgley)教授将这种现象称为一种专业帝国主义(Professional [1]Imperialism)。20世纪70年代之后,受反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埃及、巴西、印度、南非、菲律宾、香港等)开始质疑英美社会工作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适切性,进而反对美国专业帝国主义,倡导社会工作本土化运动。随着本土化运动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们又开始倡导深度本土化和反思[2]本土化,从而提出了土生化的概念。近年来,随着全球化思潮的日益扩散,建立一种囊括全球共性社会问题的国际性社会工作的呼声也日趋高涨。基于此来看,社会工作陷入了一种专业帝国主义、本土化、土生化和国际化的话语与路径缠绕之中。

中国是一个社会工作后发展国家,其社会工作就是在这样一种多元话语交织的宏观情境中摸索和前行的。20世纪初期,国民政府进行了初步短暂的社会工作本土化探索,尤其在社会工作教育、农村发展、社区教育、医务社会工作和边疆社会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20世纪4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由于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社会工作一度被废止和中断。80年代末,北京大学率先开设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国内许多高校云集响应。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发展进入深水区,各种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断凸显,尤其以下岗工人和农民工问题最为突出。基于此,社会工作被赋予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服务社会弱势群体、舒缓和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多项神圣使命。在这样一种专业理想主义的驱使之下,中国政府逐步开始重视社会工作发展。社会工作开始进入了“后生快发”阶段,在短短的30年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目前,已有近300多所高校开设本科教育,100多所高校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硕士(MSW)教育,有的高校已经开始探索社会工作博士(DSW)教育。目前,通过高校教育、专业培训、职业水平评价等方式,已经形成了一支近40万人的社会工作服务队伍。社会工作职业资格也全面推开,截至[3]2013年已有12万余人取得助理社会工作师和社会工作师资格。此外,各种形式的社会工作机构(政府主办、政社合办、社会独办)也全面铺开,全国开发了79249个社会工作岗位,扶持发展了2429家民办社[4]会工作服务机构。其中,上海模式、深圳模式、江西万载模式等已初具规模。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我们应该诉诸一种反思批判的视角,对社会工作本土探索保持一些自觉和警醒。其一,沿用欧美社会工作模式能否切实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社会工作不是万能的,欧美社会保障机制相对健全,尤其是美国社会工作多用于处理个体情绪、心理、精神、政治参与和社会适应等层面的问题。而中国式的社会问题大多数是欧美未曾经历或者没有先例可循的,如下岗工人、农民工、留守妇女和儿童、失地农民、上访群众、失独家庭、老少边穷弱势群体等。他们面临的主要是基本的医疗、养老和生活层面的诉求,更多的还是需要宏观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政策。其二,复制西方的教育模式如何契合本土实际?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一直追随和仰赖西方国家的知识体系,教师大多是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背景,多数没有实务经验,只是停留于系统讲授西方的理论和概念,并未转化为本土理论概念,学生在实际工作中使用这些理论和概念很难与服务对象在同一语境中展开对话。例如近年来热门的多元文化观点、后现代治疗模式、优势视角、叙事、充权、话语等,这些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是相当陌生而遥远的。其三,社会工作与传统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服务工作如何对接?如中国的民政工作、工青妇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民族事务工作、单位福利服务,邻里互助等由来已久,深深扎根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些领域的从业人员已经累积了丰富的本土经验。而缺乏社会经验又被欧美理论包围的社会工作学生与他们相比优势何在?其四,社会工作相较于社会保障、社会政策、心理辅导干预又如何定位?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当前的社会工作解决宏观问题不及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处理微观问题又逊于临床心理学。其五,日益增多和扩充的社会工作机构、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否能够切实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迄今为止,尚无有力证据能证明社会工作对于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是切实有效的。呼吁大力发展社会工作的多为民政系统、教育部门、司法机构、高校教师、社会工作机构和社会工作者等。我们并不否认呼吁者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但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呼吁背后牵扯着自身的利益,因为被呼吁需求社会工作帮助的多数底层民众对于社会工作是相当陌生的。对于这一系列的疑问我们虽然还没有现成答案,但这些问题却可以成为一种本土化研究的驱动力,它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轨迹,检视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现状与存在问题,进一步窥探其未来的发展态势。有鉴于此,我们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放置于当前热门的专业帝国主义、国际化、本土化、土生化的语境中来讨论,通过“描述-检视-批判-重构”的逻辑路径进行阐释和分析,以期能有新的发现,以便对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有所警醒和助益。二研究概念的厘定

如果说我们的研究是在构筑一栋“理论大厦”,那么核心概念或关键词就是构筑大厦的基石。倘若作为基石的核心概念模糊不清,整个大厦亦难以立足。由此,厘定和澄清基本概念及彼此之关系是研究中的首要议题。我们的研究虽涉及概念众多,但其核心概念不外乎专业社会工作、本土性社会工作、社会工作本土化、社会工作土生化。如下我们将逐一对这些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厘定和澄清。(一)专业社会工作

当前,社会工作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概念,这一名词主要由英文“Social Work”直译而来。由于Social(社会)和Work(工作)这两个词语在不同制度、文化和语境中有不同的内涵和指向,因此,世界各国对于社会工作的理解、界定和阐释也不尽相同。有的偏向于宏观社会福利,有的则倾向于微观社会服务。尽管人们对于社会工作的诠释莫衷一是,但社会工作源起于欧美国家无疑是肯定的。众所周知,英美社会工作经历了非专业化、半专业化、专业化和高度专业化的百年发展演变历程,最终形成一门系统的助人科学,并成为世界各国借鉴和学习的典范,尤其是美国社会工作一度为发展中国家所复制和模仿。由此,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工作一般指欧美主要是美国话语体系中的社会工作。在这些话语体系中,国际社会工作者联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ocial Worker)和美国社会工作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对于社会工作的诠释最具代表性。国际社会工作者联盟的定义是:“社会工作源起于人道主义、基督教精神、民主思想及其系统的哲学体系,它被广泛应用于满足个体与社会互动中日益增长的需求,激发个体的潜能。专业社会工作者致力于提升人类福祉和满足个体自我实现需求,发展和严格使用有关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科学知识,拓展各种资源满足个人、群体、[5]国家乃至全球社会成员的需求和愿望,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美国社会工作协会认为:“社会工作是一种专业活动,主要协助个人、群体、社区强化和恢复能力,发挥其社会功能,并创造有助于个体达成目标的社会条件。社会工作实践涵盖专业价值、工作守则及多种技术,这些技术包括帮助人们获取实质性的服务,为个体、家庭和社区提供心理咨询和治疗,为群体和社区提供社会健康服务,并参与相关的立法。社会工作实践需要有关人类行为、社会、经济、文化及这些因素[6]相互作用的知识。”由此不难理解,社会工作在欧美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助人学科、助人专业、助人职业、助人技术和艺术。概括而言,本书所指的专业社会工作主要指欧美语境中的社会工作,它是一个系统性的概念,主要涵盖哲学基础、伦理价值、工作操守、理论知识、工作方法、工作技巧、工作者角色等多种元素。(二)本土性社会工作

本土性社会工作是一个既陌生而又亲切的概念,陌生是因为在中国本土语境中从来没有社会工作的表达和指称;亲切是由于中国实际上一直存在和延续着本土性的助人活动,这些活动或多或少与社会工作存在某种类似性。由此,此概念也具有较大争议性,一方面,用专业社会工作的概念体系来比照和权衡,本土性助人活动具有零散性、随意性、非制度性、非专业性和非职业化等特点,将其称为一种社会工作难免有些牵强;另一方面,如果跳出欧美社会工作的所谓专业标准体系,从其本质上看都是一种助人活动,只不过是专业化程度不同而已,因此冠以本土性社会工作之名也未尝不可。事实上,本土性社会工作的称谓本身并无意义,主要是看其使用的境遇和目的,如果我们使用本土性社会工作只是为了与专业社会工作区别和对话也无可厚非。王思斌教授就用本土性社会工作来判断和认定中国那些土生土长的、发挥着有效的助人功能的制度化过程。他认为,本土性社会工作指生长于本土的,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文化传统相适应的,[7]有效的、制度化的助人模式。基于此不难理解,本土性社会工作是相对于专业社会工作而言的,本土性就是在概述中国原有助人工作的非专业化特点,离开专业性,所谓的本土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研究价值。综上,本书所谓的本土性社会工作主要指专业社会工作进入中国之前,在本土发挥着实际效用,并形成一种长期和相对固化的制度性助人模式。由于中国的现实情况较为复杂,具体到现实层面本土性社会工作涵盖内容众多,如民政服务工作、群众工作、思想工作、工青妇和残联的服务工作、民族事务工作等,在此无法穷尽。但我们大致可从三方面来判断和认定本土性社会工作的范畴:其一,必须是一种助人的活动或过程;其二,具有一定的福利性和服务性特征;其三,形成相对稳定和固化的模式。(三)社会工作本土化

本土化对于多数学者来说并不陌生,它是中国尤其是台湾社会科学领域里使用较为频繁的词语。顾名思义,本土化是相对于外来化而言的,它反映的是一种变化和过程,即外来事物进入本土后不断调适乃至契合本土环境的过程。一般而言,本土化至少需要具备三个要素,一是处于中心或优势区域的事物,二是处于边陲或相对劣势区域的事物,三是中心区域的事物进入边陲区域后逐步适应当地的过程。有关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界定复杂多样,其中有代表性的如下。非洲学者Shawky最早定义了社会工作本土化,他认为,社会工作本土化就是调整和修改进口模式使其适应本土的需求。埃及学者Walton和 Abo El Nasr强调某一国家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特征的重要性,本土化就是从进口到认证的过程,这意味着调整西方社会工作话语来应对[8]进口国独特的社会需求、价值和文化等。澳大利亚学者Meal Gray教授认为,本土化可以由两股潮流组成,一股是后发展国家的本土化,如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一些国家,主要指欧美社会工作进入这些国家后需要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另一股发生于发达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主要指以白人为主导和中心的社会工作对于土著和印第安人在教育和实践方面的本土化。为了加深对本土化的理解,Meal Gray还对本土化和本土知识、本土化和原住民社会工作做了联结和分析,她认为,本土化最初源于质疑西方专业社会工作模式在世界各国的普遍适用性,本土化既是多样性与专业化对抗的结果,也是[9]西方模式对于非西方社会境遇不能完全奏效的产物。

中国是社会工作后发展国家,其本土化的研究和探讨尚处于热门阶段。香港学者阮新邦认为,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推动运动,是源于不能单纯依靠基建在西方文化脉络之上的科学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社会[10]现象。与此同理,香港学者李洁文认为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关键在于:“由于中国人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与西方社会有着重要的差异,那么究竟我们现从西方大量吸纳的概念、理论、社会研究方法以至研[11]究成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应用在这些社会脉络里?”北京大学王思斌教授认为,社会工作在中国本土化是指产生于外部的社会工作模式进入中国(这是一套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政治体系),[12]同其相互影响进而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和发挥功能的过程。一般是指社会工作较为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的经验进入后发展国家或地区所[13]发生的现象。而本土性社会工作主要指那些生长于本土的与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文化传统相适应的有效的、制度化的助人模式。中国人民大学李迎生教授认为,中国的社会工作本土化与本土社会工作并不能等同,社会工作本土化是指专业社会工作的国际通则适[14]应中国环境后的产物。综合上述国内外学者们的观点,我们认为社会工作本土化是一种持续动态的过程,即源生于发达国家或优势区域的社会工作不断在后发展国家或相对落后区域调适和契合的过程。而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主要指欧美专业社会工作进入中国本土后适应、排异和融合的过程。(四)社会工作土生化

土生化由英文Authentization翻译而来,最初由埃及学者Walton和Abo El Nasr提及,这两位学者阐释了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三个阶段。[15]第一阶段是引进阶段,即后发展国家不加质疑和批判地将西方社会工作知识全盘移植到本国。第二阶段是本土化阶段,本土化是对于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与当地文化缺乏契合性的一种回应,它需要调适西方社会工作概念以适应当地的文化价值和社会需求,西方社会工作占有优势,是一种进口加工式的本土化。第三阶段是土生化阶段,土生化不同于进口加工式的本土化,是一种内生性和扎根性的本土化,它要求从本土的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脉络中孕育社会工作模式。社会工作实践者应发展自身策略适应当地需求,本土知识是土生化的知识渊源。当然土生化并不排除西方社会工作,而是要以自身为轴心融合专业社会工作形成本土风格。

为了更好地理解土生化的概念,我们不妨借鉴台湾学者杨国枢的观点进行诠释。杨国枢曾提出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三种模式:跨国模式、[16]批判质疑模式和扎根模式。跨国模式主要批判盲目应用西方理论,强调本土学者基于本地研究而提出的主流观点。批判质疑模式主要聚焦于社会文化的差异,反对西方的社会科学帝国主义。扎根模式强调扎根本土研究的重要性,要求学者们发展出与本土相关的问题意识和研究程序。这三种模式尤其是扎根模式较好地诠释了土生化的含义,土生化主要是相对于本土化而言的,其含义是确保社会服务真正地和真实地扎根于本土系统,能够指导未来的发展,具有成熟性、契合性和原生风格。也有的学者认为,土生化是根据本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特点创建的一种社会工作模式,虽然这种做法并不完全排除来自其余国家的理论和经验,但它意味着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模式产生的驱动力来源于内部,主要源于回应本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应对和适应特殊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由此可见,本土化与土生化既有联系又有不同,联系在于本土化和土生化都属于广义的本土化范畴,土生化是本土化的高级阶段。其差异主要集中于八个方面,如表1-1所示。表1-1 本土化与土生化内涵比较(1)本土化的理念、价值、理论、模式等起源于西方欧美国家,而土生化则主要起源于本土境遇;(2)本土化的主要目标是改造西方模式使其适应本土文化和社会需求,即进口加工,而土生化的主要目标是基于本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构建一种新的社会工作模式,即本土内生;(3)本土化的主要驱动力源自外部,而土生化的驱动力源自内部;(4)对于西方社会工作模式,本土化主要是首先持肯定接受态度,然后调整改造为我所用,而土生化则一直持守质疑、批判和反思的立场;(5)本土化主要集中于探索西方模式对于本土的适用性,而土生化主要基于本土实际提炼社会工作模式;(6)对于本土既有的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社会服务方式,本土化主要是参照西方专业化标准和框架进行改造,而土生化主要是深入挖掘,总结本土经验模式,并将其扩展放大;(7)本土化涉及的概念主要是西方专业社会工作、本土文化背景和知识,土生化主要强调本土性社会工作、土著社会工作和实际工作境遇等。综上可知,我们所指的土生化是一种深度的本土化,是本土化的高级阶段,它要求扎根本土,构建一种原生性的社会工作。土生化并不排斥专业社会工作,而是要扎根本土,吸纳和融合专业社会工作的营养元素形成自身风格。

综上所述,专业社会工作主要指欧美语境中的社会工作,是一种涵盖价值、理念、理论、方法和技巧等多种元素的系统性概念。而本土性社会工作主要是相对于专业社会工作而言的,主要指在专业社会工作进入之前就实际存在的制度化和模式化的助人活动,是中国本土语境中的社会工作。如图1-1(1)、(2)所示,二者虽然本质上都是一种助人活动,具有类似性,却是两个空间和两种语境中的事物,并无实质性联系。如图1-1(3),社会工作本土化主要指欧美专业社会工作进入中国后与本土实际相契合的过程,这是一个专业性社会工作和本土性社会工作相互排异和融合的过程。但一般而言,专业社会工作具有相对优越性,而本土性社会工作则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并不断被专业性社会工作所形塑。如图1-1(4),社会工作土生化是一种内生的社会工作本土化形态,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高级阶段,它主要以本土性社会工作为基点,吸纳和融合专业社会工作进而拓展成一种本土风格的社会工作模式。图1-1 核心概念关系三研究意义的呈现

当前,中国社会工作正处于全面发展的新时期。随着专业化和职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现实境遇中的排异或契合也不断凸显,因此,本土化也成为社会工作研究领域的热门议题。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期,我们开展社会工作本土化和土生化研究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理论意义,二是现实意义。(一)理论意义

首先,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是社会科学本土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对社会科学本土化研究产生不同程度的助推力。众所周知,社会科学本土化是20世纪80年代流行于华人社会科学界的一项重要研究议题,特别台湾社会科学界,尤其是心理学界涌现出了一批本土化研究的代表人物,如杨国枢、杨中芳、黄光国等。他们在本土理论、概念和实证研究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果。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社会科学追随西方社会主流研究亦步亦趋的局面,开启了中西方学术对话的可能性,极大地树立了华人社会的学术自信。不仅如此,本土化研究亦加深了中国人对自身的了解,也增进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是中国对人类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在社会科学本土化研究方面,中国大陆起步相对较晚,涉足者相对较少,因此还具有广阔的空间。大陆的社会工作本土化,因正处于探索时期,所以研究者更是屈指可数。在这样一种情势之下,开展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对于繁荣和推进社会科学本土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其次,社会工作土生化研究是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的一种具体探索,有利于推进中国风格社会工作的形成。学界共知,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的提出者分别为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和郑杭生。费孝通先生倡导的文化自觉主要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他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7]文化自觉有两个使命,一是创造自己的文化,二是处理好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郑杭生先生提倡的理论自觉是文化自觉的一部分,但理论自觉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由此他主要结合“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学?”阐释了理论自觉,其核心内容是:“自觉到我们的目标是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中国社会学,而不是西方社会学某种理论的中国版,是中国社会学界对自己的理论的反思,也是对别人的理论的反思结果,是对自己所教学、所研究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自知[18]之明。”以这两位学者的观点来审视,社会工作土生化就是要跳出强势的欧美专业社会工作模式,以本土性社会工作为主,借鉴和融合专业社会工作的优势,从而建构一种土生化的社会工作并参与国际性对话,迈向费孝通先生所谓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19]下大同”的境地。由此可见,社会工作土生化研究是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的具体探索和尝试。

最后,社会工作本土化和土生化研究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在研究领域的一种具体体现。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鲜明提出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就是要深刻认识和自觉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与实质;理论自信就是要深刻认识和自觉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与特点;制度自信就是要深刻认识和自觉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20]度的本质与优势。虽然这三种自信是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论述,但对于中国社会工作发展也具有直接或间接性的指导意义。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社会工作也需要走一条具有本土特色的道路,需要认识和把握本土社会工作理论体系,需要构建一种具有中国风格的社会工作助人制度,而这三个需要的实现必须诉诸本土化和土生化的探索。从这层意义上讲,社会工作本土化和土生化研究是丰富和发展“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一种具体探索和尝试。(二)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社会工作是衍生于西方的学科和专业,其价值、理论、技巧、方法及对于个体需要的假设都是契合于西方政治、文化、社会和历史脉络的。如果忽视中西方在这些方面的差异性,强行移植欧美模式来解决本国问题,势必会出现跨境域的水土不服。由此,开展社会工作本土化和土生化研究有三方面的现实意义。第一,中国社会正处于加速转型时期,社会问题愈发复杂,社会矛盾更加凸显,社会需求日趋多元。对此,探索一种有效的本土社会工作模式能够有效地预防与缓解社会矛盾和问题,满足社会成员的多元化需求,促进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第二,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一项重要理论和实践议题,而社会工作作为一项服务人的福利制度,不仅是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因此,推进社会工作本土化探索,有助于推动民生工程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进而达至“寓服务于管理、寓管理于服务”的良好状态。第三,中国社会工作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由于受到西方强势学科的影响,一定程度上难以摆脱追随欧美亦步亦趋的态势。这种发展状况导致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水土不服”现象较为严重。在这样一个时期开展本土化研究有助于构筑本土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推动专业发展。总之,开展社会工作本土化和土生化研究有助于推动社会和谐,有助于民生工程建设,有助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有助于推进专业发展。

[1] James Midgley,1981,Professional Imperialism:Social Work in the Third World,London:Heinemann.

[2] Kristin M.Ferguson,2005,“Beyond Indigenization and Reconceptualization:Towards a Global,Multidirectional Model of Technology Transfer”,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48(5).

[3] 马海燕:《中国持证社工超过12万,专业社工亟待发展》,中国新闻网,2013年12月6日。

[4] 马海燕:《中国持证社工超过12万,专业社工亟待发展》,中国新闻网,2013年12月6日。

[5] Mayadas,Nazneen S.,Thomas D.Watts & Doreen Welliott,1997,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Social Work Education,British Library,pp.1-2.

[6] Mayadas,Nazneen S.,Thomas D.Watts & Doreen Welliott,1997,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Social Work Education,British Library,pp.2-3.

[7] 王思斌:《社会工作本土化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317页。

[8] Huang,Yunong & Zhang Xiong,2008,“A Reflection on the Indigenization Discourse in Social Work”,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51(5).

[9] Meal Gray & John Coates,2010,“‘Indigenization’and Knowledge Development:Extending the Debate”,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53(5).

[10] 阮新邦、朱伟志:《社会科学本土化:多元视角解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1,第2页。

[11] 李洁文:《社会工作文化问题探讨:从社会科学本土化到社会工作文化反思》,何洁云、阮曾媛琪编《迈向新世纪——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新趋势》,八方企业文化公司,1999,第391页。

[12] 王思斌:《试论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何国良、王思斌主编《华人社会工作的本质初探》,八方企业文化公司,2000,第174页。

[13] 王思斌:《社会工作本土化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317页。

[14] 李迎生:《构建本土化的社会工作理论及其路径》,《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15] Meal Gray,John Coates & Michael Yellow Bird,2008,Indigenous Social Work around the World:Towards Culturally Relevant Education and Practice,Ashgate,p.26.

[16] Huang,Yunong & Zhang Xiong,2008,“A Reflection on the Indigenization Discourse in Social Work”,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51(5).

[17] 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10,第195页。

[18] 郑杭生:《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19] 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10,第195页。

[20] 包心鉴:《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人民日报》2012年12月7日。第二章文献梳理与述评

我们研究的问题是社会工作本土化,核心概念是专业化、本土化和土生化等。按照文献梳理“小议题、大视阈、广搜索、深聚焦”的原则,理应将研究问题和核心概念放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框架中进行梳理和阐释。由于专业化、本土化、土生化在某种意义上都属于一种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基于此,我们将围绕社会工作发展路径展开文献述评,具体从理论呈现和现实经验两方面入手,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讨论。一社会工作发展路径的理论述评

总览全球社会工作发展,隐约地存在着两种发展走向和驱动力,一种是发达国家专业化的驱动力,另一种是后发展国家的本土化探索。当然,这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性而进行的理想分类,具有某种程度的夸大性,借用美国学者白芝浩的话说:“为了阐明一条原理,你[1]必须夸大很多事情而又略去许多事情。”基于此,我们将循着这两种路径进行理论阐释。(一)社会工作专业化探讨

社会工作成为一个专业是近百年的事情,英美等国家从济贫工作开始发展演变出社会工作这样一种系统的助人学科和专业。然而,专业化也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议题。1915年,在美国慈善大会上,学者A.Flexner提交了一篇题为《社会工作是一个专业吗?》的会议论文,文章认为社会工作不具备一个专业的特质,因为它不是建立在科[2]学和知识的基础上的。这一点的确令广大社会工作者心有余悸,此后专业化一直成为社会工作的目标和指向。1917年社会工作的先驱之一玛丽·里士满(Mary Richmond)女士撰写了一本名为“社会诊断”的著作,顾名思义,该著作将社会比作生命体,社会问题比作疾病,社会工作者就是社会问题的诊断“医生”。玛丽·里士满女士暗含的目标是,将社会工作者塑造成像医生一样具备权威性和科学性的专业人士。因此,《社会诊断》也成为社会工作正式成为一门专业的标志。1947年,Lindeman在《社会工作在混乱的世界中走向成熟》一文中认为,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专业正在走向成熟,它能够吸收来源广[3]泛的知识和技巧而又不会失去自己的身份。1966年,Greenwood的著名文章提出专业的特性包括:(1)系统的理论;(2)社区的管制[4]与认可;(3)权威;(4)专业伦理;(5)专业文化。他认为社会工作确有其中一些特点,因此建议社会工作的任务是去获得更高的地[5]位并获得专业化。Greenwood的观点受到了欧美社会的普遍认同,并成为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指导思想。沿着Greenwood的专业化标准,美英社会工作不断地发展理论和技术,规范伦理守则,推动相关立法和职业资格认证,塑造一种助人的专业文化,进而持续构建社会工作的专业特质。因此,社会工作由一种非专业的慈善行为发展为半专业化、专业化和高度专业化的科学。

面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趋向,并不是所有人都举双手拥护,也有不同的声音。许多学者沿着A.Flexner的质问继续前行,受马克思主义和韦伯理论影响的学者认为,专业化只不过是职业群体为保障和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策略,背后的动力是权力和利益的驱使,目的是[6]排斥其他社群于他们的圈子之外。与此相类似,M.S.Larson认为,专业化是一个某类服务的生产者企图去塑造并控制其专业市场的过程,它是一个尝试把某种稀有资源——独特知识和技术,转化成别[7]的稀有资源——社会和经济报酬的努力。A.S.Chambon等人在《福柯与社会工作》一书中采用福柯的话语、权力和规训等经典概念解析了社会工作。他们认为,临床工作中,社会工作者通过专业话语规训当事人,使其自觉地被殖民化,最终被常规化。此外,社会工作者是与国家勾结在一起管理群众的控制者,是一个双面人,为了完成其目[8]的必须主宰案主。近年来,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也有人提出社会工作是一种被建构的专业,建构者通过建构当事人的问题来谋求其自身的利益等。香港学者佘云楚通过对社会工作的社会学分析指出,那些所谓的“专业理念”或“专业特质”,如专业知识、服务取向、为当事人保密、内部调控等全属谎言,从主观上看,它们充其量是为这些“高人一等”的职业作装饰,从而令专业人士能够安寝于既得利[9]益而不需自疚。这些批判性的观点极具穿透力,虽然有些观点难免有夸大之嫌,但其从不同的角度反思和质疑了社会工作,对于警醒专业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受后现代主义影响,反社会工作专业化呼声时有发生,但后现代“只破不立”的特性注定不会给出社会工作的另类发展路径。因此,Greenwood的专业化特质始终在各国上空徘徊,社会工作专业化始终是各国发展的主流,由此,后发展国家也一度将美英社会工作视为模板,不断构建着社会工作的专业特质。(二)社会工作本土化探讨

社会工作本土化是一个为众多学者所青睐的研究议题,因其具有系统性、复杂性等特征,我们将围绕“为何本土化?何为本土化?如何本土化?”三个问题导引进行梳理与阐释。

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探索主要兴起于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学界一般将1971年联合国第五次社会工作训练的国际性调查作为本土化的开端。当时受到反殖民主义思潮与不结盟运动的影响,第三世界国家提出本土化的概念,意在质疑欧美社会工作理论与模式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适切性,其本质上是反对专业帝国主义。所谓专业帝国主义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三世界国家为了应对国内经济发展引发的各类社会问题,纷纷效仿美国建立社会工作教育和实践制度,它们坚信社会工作是一个国际性和普适性的专业,是一种全新的助人工作[10]方法,可以用来解决所有社会的问题。这种专业理想主义导致的机械模仿和生搬硬套使其专业效用受到局限。美国学者詹姆斯·梅志里在《专业帝国主义:社会工作在第三世界国家》一书中叙述了这种现象:“二战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模仿西方创办社会工作学院开展专业教育,社会工作学生按照西方标准模式培养,使用同样的教材、阅读同样的杂志、学习相同的理论和方法,诉诸同样的工作方式处理问题。与此同时,国际性社会工作组织经常通过举办会议、展开学术交流和出版期刊等推动全球社会工作发展。整齐划一的工作模式被鼓[11]励应用到不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国家。”事实上,欧美社会工作理念、方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现实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梅志里认为这些差异性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社会工作反映出个人主义、人本主义、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无限制等优越的欧美文化价值和政治[12]意识,这些与发展中国家存在较大差异;二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工作者相对于发达国家有较少的公共资源可利用,他们处境较差,[13]薪酬低廉,而且要承担大量的工作任务。此外,他们面对的当事人大部分是贫困者、失业者、无家可归者、健康受威胁者和饥饿者,更需要物质上的援助,依靠咨询和辅导为主的西方社会工作显然是力不从心的。基于此,许多学者建议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本土化的探索,A. John也呼吁第三世界国家可以发展一个新的领域,即社会工作本土化,这样才有可能从社会工作中尽快地独立出来,站在自己的立场[14]上解决问题。这些建议和呼吁得到了西方国家部分学者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积极响应,探索社会工作本土化开始成为社会工作领域的重要议题。

社会工作本土化内涵较为丰富,各国学者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对其进行了阐释。梅志里认为,本土化主要指合适性,其意思是指专业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必须适切不同国家的需要和社会工作教育必须适切[15]社会工作在实务上的需求;香港学者吴水丽则认为,不能孤立地理解本土化的内涵,应将本土化(Indigenization)和本地化(Localization)、观念重建化(Reconcepualization)、土生化(Authentization)和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等概念结合和比较理

[16]解。梁镗烈对此进行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本土化一般是指把进口的社会工作理论、知识、工作技巧,通过使用本地的文化去理解个中的观念,从而建立出适合本地情况的社会工作;本地化则强调执行社会工作的人员都要是本地人,或是所使用的文献信息是用本地语写成的;观念重建的着重点在于意识形态的研究,特别强调通过‘意识化’来使我们觉醒到外来的社会工作背后的一套意识形态与本地的不同,从而使社会工作植根于本土;土生化强调要基于某国家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特征去创造或建立一个适应本地社会、文化和经济特征的社会工作模式;处境化则注重从一个动态的角度去理解本地所面对的文化、政治、社会、历史、经济等因素(当中包含本地独特的处境和普世皆要共同面对的处境),从而建立一套合乎本土需要的工作模[17]式。”

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策略复杂多样,由于各个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本土化的策略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如何,社会工作本土化一般都遵循引进、批判质疑、改造、扎根本土等逻辑路径。Cheung 和 Liu 提出发展中国家推进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五个原则和策略:(1)建立本土基础,如通过社会工作教育建立哲学基础、理论和工作守则;(2)在本土社会发展脉络中提出社会问题和发展策略;(3)重新界定西方的社会工作实践的核心观点、价值和知识基础,发展本土的概念和方法;(4)承认本土居民的历史文化经验和现实;(5)社会工作实践基于本土的资源和经[18]验视角。Yip认为,社会工作实践本土化由四部分组成:(1)调整西方的社工实践;(2)在本土环境中实施;(3)本土化对于专业帝[19]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影响的批评;(4)重新设计技能和技巧。据此不难理解,不管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工作本土化策略如何,社会工作的原初体系框架是不变的,这将成为权衡社会工作专业化的“金规则”。这种框架硬壳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会服务的标准化和专业化,但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工作本土化只是被动地寻找与西方相近或相似的内容去充实这些框架,因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探索其余可能性的路径,也可能消解和弱化本土非专业社会服务工作。由此,后发展国家对于西方框架的借鉴和应用应十分小心。(三)社会工作土生化探微

土生化对于多数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虽然已有学者零星地提及此概念,但还不够系统和完善。因此,下面我们将按照“为什么土生化?什么是土生化?怎么土生化?”的问题路径进行初步的探讨和呈现。

土生化是发展中国家在探索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中逐步衍生的概念。20世纪中后期,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表现出对于社会工作本土化后果的不满和质疑。它们开始自觉与西方社会工作模式保持一定距离,转向本土性的探索,其主要理由包括四个方面。首先,西方社会[20]工作方法是基于满足个体需求的一种补救型干预,如美国社会工作模式更适用于处理个体冲突、焦虑、抑郁、精神紊乱、自杀、排斥、家庭关系破裂和虐待儿童等问题。而发展中国家主要面临制度性和结构性社会问题,二者之间存在较大的鸿沟。据此,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学者坚信基于根深蒂固西方模式理念的本土化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本土问题,目标上也不可能从补救性干预转向宏观社会结构和制度的重

[21]组。其次,西方社会工作是一个涵盖价值-伦理-守则-理论-方法-角色-技巧的系统性概念。这些核心概念之间相互依存,彼此套嵌,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基础,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如果在本土化过程中单项地去调整和修改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割裂社会工作的整体系统,从而影响其整体功能的发挥。如果整体系统的要素都要做调整和修改,而不以本土实际为轴心的话,又可能会造成一种用后发展国家的现实去填充西方既定框架的机械行为。再次,倡导土生化的学者们针对本土化提出一系列假设来证明他们的立场:西方式的大学培养模式培养出的社会工作者如何能解决本土的问题?基于欧美哲学和价值基础的传统社会工作如何应对贫困、移民和农民进入城市[22]的流动人口和文盲问题?如果社会工作出口国并没有成功解决它们国家的诸如歧视、失业和贫穷问题,我们还会相信进口国的本土化

[23]吗?如果西方社会工作的某种理论和方法本身就值得怀疑,而发展中国家却一味地对其进行调整和修改以适应本土,这样的本土化意义何在?最后,本土化很容易在发展中国家形成“专业-非专业”、“主流-非主流”和“科学-非科学”的对立与区隔,这些对立和区隔很容易弱化本土一些碎片式的社会服务方法和模式。由此看来,以西方框架为中心的外衍式本土化是不够的,还必须更进一步探索基于本土的内生式本土化,即我们所说的土生化。

关于土生化的内涵,我们借助Walton 和Abo El Nasr的观点将土生化概念放置于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去理解。二战之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工作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专业帝国主义、本土化和土生

[24]化。其中土生化是在本土化探索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本土化的一种延续和升华,如图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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