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方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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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与扩张试读：
前言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的历史，征服与扩张的历史。漫漫的历史长河深邃而迷离，透过历史的经纬，本书展现的是一幕幕悲壮雄浑的帝国征服之歌，一卷卷波澜壮阔的探索迁徙史话，一幅幅触目惊心的人间地狱画册……这所有的一切都如流星般划过历史的天空，绚烂迷人……
当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罗慕洛斯·奥古斯都被废黜，蛮族大举进入西欧，整个西方文明表面上处于正在瓦解崩溃的边缘，实际上，这一次征服的风暴是古老文化和蛮族各种新生活习俗交融互动的机会。在这种交融互动中，基督教信仰以它潜移默化的功能慢慢助长了一个新文明的诞生。这个文明以希腊和拉丁文化遗产为基础，再加上日耳曼民族新血液的生命力，正朝着一个无法预测和无可限量的未来前进。这是一个征服与扩张为时代主题的时代，一个愚昧与文明交织的时代，更是一个压迫与反抗激烈冲撞的时代。教皇的权力膨胀至极点，发动影响深远的十字军战争，教皇与欧洲各国君主之间为权力斗争的拉锯战，欧洲各国君主与贵族、贫民之间的斗争与博弈，亚、非、拉各国人民创造出令人惊叹的文明成就，欧洲中世纪千年的漫漫长夜……在这些血火交融的洗礼之后，在金属碰撞与思想交锋之中，人类的文明历史在此走到了一个转折点，地理大发现和文艺复兴的思潮不可遏抑地席卷而来，近代化的曙光到来了。就是在这征服与扩张的时代，人类的文明获得了极大的成长。
本书以大历史时评的叙事方式探讨文明的盛衰和得失，以独有的眼光观察历史的转折与冲突，以诗人的激情讲述历史故事和细节。作者对东西方文明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历史故事做了独具特色的描述，对被专制政治有意隐埋的隐秘故事做了令人信服的发掘，打捞起了历史冰河中的灵魂宝藏。全书视野宏阔，文风犀利。在当下历史文化的热潮中，本书以透彻的思辨、力透纸背的笔墨，以宏观历史的大视角独树一帜，引领历史文化阅读新潮流。
Chapter 1 西欧的强权统治
十字军东征的鼓吹者——教皇乌尔班二世
1096年至1272年的十字军东征是在“夺回主的陵墓”的名义下，由罗马教廷、西欧封建主和大商人发动的近200年的侵略性战争。在宗教热情的鼓舞下，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佩戴十字标志，踏上了未知的征程，而它的精心策划者正是教皇乌尔班二世。从此，十字军东征就同这位教皇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教权至上的忠实信徒
教皇乌尔班二世1035年出生在法国马恩河畔的一个贵族家庭，世俗名为奥托·拉普利。年轻时的他在法国著名的克吕尼修道院苦修基督教理论，后来成为该院的院长，由于得到当时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赏识，1079年被召回罗马教廷供职。他忠诚于教皇格列高利，后荣升主教，于1088年当选为教皇。
当时的西欧，基督教世界和世俗王权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主要表现为教皇与德意志皇帝的明争暗斗；同时在基督教世界内部也矛盾重重，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上台后，所要对付的就是德皇扶植的克莱门三世和他的党徒。面对内外复杂尖锐的矛盾，乌尔班二世以教权至上的理论为依据，利用教皇的特殊地位，使用娴熟的政治技巧，纵横捭阖，不但击败了克莱门教皇，还将世俗的各个王权玩于股掌之中，使教权在王权同教皇权力的斗争中继续上升。
不过，对乌尔班二世来说，他的终生梦想就是整个世界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都要臣服于罗马教皇的统治之下。1095年，拜占庭帝国皇帝阿里克修斯一世受到塞尔柱突厥人的威胁，向教皇乌尔班二世和西欧君主发出求救信息。这正好为乌尔班二世提供了契机，为此他精心组织了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十字军东征。
狂热的战争煽动
1095年11月18日，一个不平凡的日子。教皇乌尔班二世在这一天发表了中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演说，号召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从伊斯兰教徒手中夺回圣城耶路撒冷，并对地中海沿岸等地进行征服。在法国克勒芒的一个露天广场上，成千上万的基督教徒怀着虔诚的心，仔细聆听着教皇乌尔班二世的激情演讲。乌尔班二世煞有介事地告诉所有信徒：异教徒正在肆意欺负他们的同胞，正肆意凌辱着至高无上的圣城耶路撒冷——这个地球的中心、基督教徒心中最神圣的地方。
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允诺，参加十字军者可以免除教会规定的其他苦行方式；允诺所有十字军战士在来世完全不会受到炼狱的惩罚，凡动身前往的人，假如在征途中、陆上和海上，或在反异教徒的战争中丧失了生命，他们的罪愆即将在那一刻获得赦免。
为了鼓动农民和城市贫民参加十字军，教皇一再渲染耶路撒冷是物产丰富的人间宝地，是一个“充满欢娱快乐的天堂”，在那里“有的只是欢乐和富足”。他同时宣布，无力偿付债务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可免付欠债利息；出征超过一年的话，就可免纳赋税。东征，真是一道名副其实的“免罪符”！
揭开东征序幕
乌尔班二世的努力显然没有白费，台下的会众听得如痴如醉，他们握着拳头，咬牙切齿，跃跃欲试，尤其是那些心存不满的骑士们，早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强烈冲动，使劲握着手中的宝剑。
教皇终于看到了他想要看到的这一宗教狂热场面，这时，他不失时机地举起手，高呼：“夺回主的陵墓！”“解救东方兄弟！”整个会场沸腾了。所有人都涌向教皇，希望能领取一个十字标志。漫长的十字军东征就这样在教皇的极力煽动下开始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基督教徒对东方各地区和伊斯兰教徒的东征序幕就这样拉开了。
“和子句”之争——东西教会大分裂
公元2世纪以后，以罗马为首的西方教会和以君士坦丁堡为首的东方教会，在神学教义、教会的组织、规条等方面产生了较大分歧。长期的论战使东西教会最终分道扬镳，并于1054年正式分裂，形成了以罗马教宗为首的西方教会和以君士坦丁堡牧首为核心的东方教会，揭开了基督教发展的新篇章。
由来久的分歧
东西方教会的分歧由来已久，从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颁布“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为合法国教开始，基督教就和世俗政权结合在一起。教会的任何变动、改革，实际上体现的是政治权力之间的变动。不仅如此，基督教从一开始就分成东西两派：一派主要分布在罗马帝国东部的希腊语地区；另一派主要分布在罗马帝国西部的拉丁语地区。东西方在政治文化、生活习惯等方面大相径庭，更重要的是双方由于语言的不同，造成了对《圣经》解释的差异，而且分歧日益加深。
330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将都城从罗马迁到希腊语地区的君士坦丁堡；395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将国家分给两个儿子，帝国一分为二。政治权力的分散，使得双方正常的文化交流受阻，信仰上的纷争也随之进一步拉大，为双方的最终决裂埋下了隐患。
正是东西方在宗教、政治权力、文化等方面的不同特点以及双方理解上的偏差，逐渐扩大了双方之间的裂痕。比如，东方教会使用希腊文本的圣经，而西方教会则使用拉丁文本的圣经；礼拜时，罗马公教为首的西方教会用的是无酵饼，而以东正教为代表的东方教会用的是有酵饼；罗马教士要独守其身，而东正教则认为没有必要，可以娶妻生子；罗马教廷坚持只允许主教涂油，而东正教则允许任何一个神父涂油，等等。东西教会在很多方面迥然不同的表现，预示了教会最终分裂的必然结局。
同经不同解
历史发展中的必然性，总是通过一系列偶然事件而表现出来，东西方教会的分裂也不例外。但双方最大的分歧还是体现在对《圣经》的理解上，其中最尖锐的争辩就集中在“和子句”之争、基督的神性和人性之争以及关于圣像的崇拜这三个方面。
东西方教会对《尼西亚信经》中“圣灵从何出”有着不同的解释，以罗马为首的西方教会认为“圣灵出自圣父和圣子”；而东方教会则坚持认为这种未经普世会议同意的说法是不对的，“圣灵出自圣父”，没有“和圣子”这样的说法。这就是著名的“和子句”之争。
451年，基督教召开了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确定了基督的二重性——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却未赢得全埃及、叙利亚和亚美尼亚众多东方基督教信徒的认可。虽然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于544年）和赫拉琉斯（于680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第六次普世会议）都曾发表圣谕，确定基督有“神和人”的双重意志，但仍未真正赢得东方教会的认可。基督的神人二性也一直是双方争论的焦点。
754年，利奥三世的继承者君士坦丁五世召开会议，正式确定了禁止图像崇拜，并将违反者定为异教，一场轰轰烈烈的“圣像破坏运动”拉开帷幕。这次运动使西方教会对东罗马政权的宗教政策极度不信任，直到伊琳娜女皇继位，情况才有所好转。她在得到君士坦丁堡牧首圣特拉乌斯和罗马教宗哈德良一世的支持后，于787年召开第七次大公会议，同意恢复圣像尊崇和东西教会的统一。东西方教会之间的关系才有所缓和，但是双方之间的裂痕始终存在。
利奥九世
利奥九世是一位强力支持克吕尼运动的罗马教皇。他发现红衣主教会议因贵族统治而腐败不堪，并且极力抵制克吕尼革新运动，就从不同地区挑选新的克吕尼派红衣主教，组成了效忠于自己的团队。同时他还在各地不断召开宗教会议加强教皇的权势。
虽然东西方教会之间因圣像问题存在争执，但教会还保持着表面的统一，不过即便如此，利奥九世时刻都感觉自己的权威存在着威胁。1054年，利奥九世教皇与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色路拉里乌因“和子句纠纷”发生激烈争吵，矛盾进一步激化。最后他们互相开除对方教籍，造成东西教会正式分裂。此后，西派自称公教，东派自称正教。后来虽曾几度谋求和解，终未改变分裂的命运。
权力争夺战
东西教会所代表的是不同的政治利益，二者之间的分歧和斗争自然也深受政治变化的影响。教义的争论只是双方分歧的表面现象，最根本的还是东西政治权力的争夺，包括对基督教主导权的争夺。自公元70年罗马军队占领耶路撒冷开始，基督教的中心就转移到罗马；再加上使徒保罗也曾在罗马居住了两年，并在此写下了表述教义核心的《罗马书》；另外，罗马的首位主教彼得殉道于罗马。因此，罗马教会在早期基督教会中有着极高的声誉。325年，在基督教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尼西亚宗教会议，正式将罗马教会列于各地方教会之首。显然，罗马主教在教会事务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但罗马主教独尊的地位随着基督教的发展愈来愈多地受到了挑战。330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迁都到君士坦丁堡，随即召开基督教史的君士坦丁堡会议，会议决定将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地位提高到仅次于罗马主教的地位。其后的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则进一步将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地位同罗马主教并列。虽然这样做的理由貌似冠冕堂皇：双方都是罗马的都城，理应享受同样的待遇。但西部教会则认为他们是使徒彼得的继承人，坚持认为自己的地位高于各地教会，所以拒绝承认这一决定。553年，查士丁尼召开了第二次君士坦丁堡会议，甚至将君士坦丁堡教会提至罗马教会之上，这更是罗马教会无法容忍的。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蛮族势力在西欧日渐兴起，势力壮大，它与东罗马帝国（后来的拜占庭帝国）展开了关于欧洲主导权的争夺。教皇曾为许多蛮族首领加冕，称为“罗马人的皇帝”、“神圣罗马皇帝”，引起自认正统的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不满；而蛮族所建立的王国蒸蒸日上，拜占庭却逐渐衰弱。加上宗教又是各自的精神支柱，所以双方在欧洲主导权的争夺，最终自然通过宗教分裂的形式表现出来。由教皇组织发起的十字军东征，尤其是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目标便是拜占庭帝国。十字军攻占并洗劫了君士坦丁堡，使拜占庭元气大伤，也极大加深了双方的隔阂和怨恨。这样看来，东西方教会的较量，归根结底还是双方对欧洲主导权的争夺。
分裂与隐患
如果说双方之前的分歧都是暂时的话，那么863年至867年出现的所谓“佛希要分裂”和1054年的“色路拉里乌分裂”最终使得东西方教会分道扬镳。847年，才华横溢的佛希要代替被废黜的伊纳爵成为君士坦丁堡主教，但由于擢升太快，不满者众多。罗马教会乘此机会在863年宣布伊纳爵的废黜令无效，引起佛希要的反击。他甚至擅自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会议，开除了教皇，此举让双方关系越来越紧张。但随后支持佛希要的皇帝遭人暗杀，佛希要也失去了坚强的后盾，被废黜的伊纳爵回到君士坦丁堡，并再次成为主教。872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第八次大公会议重新将东西教会统一，虽然佛希要分裂经历了短短的几年，但它却动摇了教皇的绝对权威，为以后的分裂埋下了祸根。
1050年，教皇利奥九世要求废止渗透到意大利南部拉丁教会的希腊礼仪，君士坦丁堡牧首色路拉里乌针锋相对，要求君士坦丁堡的拉丁教会全部使用希腊礼仪，这被称为“色路拉里乌分裂”。1054年教皇利奥九世为弥合裂痕，派使臣去斡旋，但双方各执己见，绝不妥协，矛盾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双方都使用了基督教最严厉的处罚手段——开除对方教籍。这样，东西方教会的分裂走上了不归路。
东西教会的大分裂无疑是基督教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转折点，此后，东西方教会踏上殊途，各自按照不同的方式发展。不过，通过与东方教会、拜占庭帝国皇帝的斗争，教皇加大了对西欧的影响，教皇国的实力也越来越大，达到了天主教会权势的顶峰。长远看来，这也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
教会的武力迫害和宗教裁判所的行为强化了教皇统治的基础，加速了诸日耳曼王国的基督教化以及同拜占庭帝国的决裂。后来，基督教更加依赖日耳曼王国，并时常为他们加冕，加速了这些国家的封建化进程。如果从双方实力的对比来看，东西方教会的分裂实际上也反映了拜占庭帝国实力的下降和日耳曼王国实力的上升，为基督教此后的几次分裂埋下了隐患。一言以蔽之，双方的斗争目的都不是真正的“属灵”问题，而更多的是以宗教为外衣，争夺政治权力。
诺曼狂飙——征服者威廉一世
诺曼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过着原始落后的游牧生活。相对于中世纪的欧洲来说，他们是野蛮的民族。但他们的铁蹄却踏遍了整个欧洲，而且成功地在很多欧洲国家建立了公国，并实行殖民统治。11世纪，诺曼人在征服者威廉的带领下，对英格兰进行了征服，对后来的英国造成了深远影响。
诺曼人的壮大
诺曼人，意思是指“北方的人”，主要包括丹麦人、挪威人和瑞典人。他们是日耳曼人的后裔，一直以来过着游牧生活，生产力水平相当低下。但人口压力却越来越大，于是诺曼人开始将目光转移到欧洲。从公元9世纪开始，他们分三股力量向欧洲发起了猛烈的侵略。其中，瑞典人主要是在东线扩张，他们一边做生意，一边做海盗，很快就在现在的俄罗斯境内建立了诺夫哥罗德和基辅罗斯两个公国，也就是现代俄罗斯人的先祖。而西线的挪威人，曾经占领了很多北欧国家，甚至还到过现在的美洲。但不幸的是，他们缺少后来的航海家那一双双“发现”的眼睛，与机会失之交臂。
最主要，也是成就最卓著的就是中线丹麦人的侵略。当时的英格兰处在分崩离析的割据状态，七个小国共同存在，历史上称之为“七国时代”。公元8世纪末期，他们拉开了对不列颠的侵略序幕。虽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成就，但是那里的文化和先进生产力已经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们就没有中断过对这片土地的向往。879年，英国人在结束国内“七国之乱”、重新恢复统一后，向丹麦人宣战。国王阿尔弗雷德大帝与他们签订了和平协定，划线而治。
与此同时，诺曼人还将魔爪伸向了法兰西。他们占领了法兰西西北部的大片地区，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公国——“诺曼底公国”。10世纪，诺曼底公国成为法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几大公国之一。而且，还对外发动了几次侵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威廉一世对英格兰的征服。
窘迫的身世
威廉一世出身名门但并不高贵，主要是因为他是诺曼底公爵在已有妻室的情况下，与出身低微的母亲私通后生下的孩子。中世纪最不受人尊重的就是私生子！这个让威廉无可奈何的出身，是他一生最大的耻辱，也是他一辈子都不愿提起的伤痛。所幸的是，同时他也是父亲唯一的儿子，所以，即使是私生子，也理所当然地继承了父亲的所有财产和地位。
当威廉拥有父亲的一切的时候，才8岁，没有人把他放在眼里，他就在别人的冷嘲热讽和鄙视中一天天成长起来。从小就看惯了钩心斗角的他，在尔虞我诈的欺骗中过早地成熟。他经历了无数次反抗和暴动，当历史将他推到风口浪尖的时候，他毅然地选择在苦难中成长。渐渐地，他成了一位智勇双全、坚毅而残忍的出色青年。“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威廉，为了给自己找到一个稳固的靠山，与弗兰德尔的公主结为夫妻。也许是受到私生子身份的伤害和母亲的影响，威廉很小心地呵护着与妻子的感情，并且与她生了九个孩子，其中的两个后来成了像他们的父亲一样优秀的国王。
诺曼底公国
诺曼底公国是中世纪法国最著名的公国之一，由诺曼人建立。诺曼人是公元8世纪至11世纪北欧日德兰半岛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地的日耳曼人，常以海盗形式出现。911年，诺曼人从法国手中谋得塞纳河口一带地区，并在那里建立了诺曼底公国。但定居后的繁荣与富饶，驱使着贪婪而富有冒险精神的诺曼人向外扩展。1066年，他们在威廉一世的率领下，征服了英格兰，史称“诺曼征服”。他们为当地植入更加完善、严密的体制，加速了英国的封建化进程。
深谋远虑的威廉很早就跟英国国王爱德华提到过想继承英国王位的事情，当时爱德华迫于自己在诺曼底公国避难，而且也对诺曼人怀有好感，所以他并没有拒绝威廉的要求。而且，爱德华妻子的兄弟哈罗德在法国遭绑架的时候，也是威廉救的他。那个时候，这位王亲也是满口答应，甚至还立下字据，要在爱德华去世以后，支持威廉继承英国王位。似乎一切都是按照威廉的意思在发展，但事与愿违，爱德华去世前立下遗嘱，将王位传给哈罗德。哈罗德自然不愿再提以前的誓约，心安理得地坐在国王的宝座上。这当然激怒了威廉，他带着愤怒的心情准备战争的同时，也积极地为自己争取各方面的支持。1066年，威廉终于开始了对英国的征服……
诺曼征服
英格兰和法兰西之间只有一个狭长的英吉利海峡相隔，游泳健将们只要愿意，都可以游到对岸。但是，当时的诺曼人主要是骑兵，要穿过这条海峡必须要借助船。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后，万事俱备，只欠“南风”。为了顺利渡海，只有等到刮南风的时候，才能扬帆起航，但南风却迟迟不吹。威廉以为上帝是在阻止他的行动，但恰恰相反，上帝为威廉送去的是一份“大礼”。
哈罗德即位以后，他的兄弟联合了挪威人的势力，起兵反抗，欲与其争夺王位。被逼无奈的国王只有率领部队平定叛乱。就在这段时间，焦急的威廉在对面的海岸等待着吹起“南风”。哈罗德在为自己庆功的时候，上帝也为威廉送去了南风。得知威廉要登陆的消息时，哈罗德一刻也坐不住了。带领残兵剩将6000余人，日夜行军，并一路召集军队。威廉挥着教皇赐予的“圣旗”，以上帝的名义，基本上没有遇到一兵一卒就顺利登上了英格兰的大陆。就在他刚刚下船的时候，一个不小心，摔倒在地上。所有的将领都以为是一个凶兆，但威廉站起来，高兴地说：“此战必胜，看我的双手已经拥抱了英格兰！”
1066年9月28日，哈罗德在获胜后的第三天再次拿起武器，对峙威廉的诺曼部队。但从两军的战略战术上来说，并没有多大差别。某种程度上，诺曼人的骑兵还没有英国人的部队灵活性强。但是，威廉比哈罗德更善于用兵、更老练，必要的时候，还比哈罗德脑筋转得快。虽然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哈罗德一直都占上风。威廉临危不惧，沉着应对。最后，他用佯装撤退的方法，瓦解了英国人坚不可摧的盾墙，像楔子一样插入了他们的心脏，一举获得全胜。就连哈罗德也眼睛中箭，当场毙命。这就是后来人说的“诺曼征服”。《末日审判书》
诺曼人对英国的征服，是英国最后一次遭受外族入侵。威廉并没有在刚刚尝到胜利滋味的时候，就匆匆地向伦敦进发，而是颇有眼光地把周围的一些地方征服以后，让孤立无援的伦敦自己投向他的怀抱，老谋深算的威廉终于成功地坐上了英国国王的宝座，称为“威廉一世”或“征服者威廉”。当然，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有许多英国人反对一个外族人来统治他们，纷纷举起反抗的大旗。但一向以狠、冷著称的威廉一世，从来都没有让这些人得逞。几个较大的封建家族都被消灭以后，他把目光投向了骑士阶层。除了保留一些与自己同族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骑士的领地外，他没收了其他贵族的土地，分给了与他一起打江山的诺曼贵族们。他曾让所有的英格兰人向他鞠躬敬礼，并猖狂地宣称：“我的附庸的附庸，就是我的附庸！”
1086年，他下令调查全国所有的土地，明确农民应承担的封建义务和纳税金额，并将所有信息编辑成册。当时接受调查的人都必须报告自己土地的归属、收入和自己的财产等详细情况，所以，后来人们又称其为《末日审判书》。同时，很多自由农民被记录成农奴，大大地推进了英国的封建化进程。同时，这也为历史学家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具有相当高的价值。
威廉去世后，他的儿子威廉二世和亨利一世接过父亲的旗帜，继续为英国的封建主义发展作出积极的努力。在中世纪这个黑暗的年代中，发展最快的也就是11世纪至12世纪。虽然诺曼征服是外族入侵，但诺曼人让英国抓住了中世纪的黄金发展时期，及时为英国带去新鲜的血液和活力，影响了英国的整个未来。
亨利四世的哀求——“卡诺莎晋见”
中世纪人们奇特的双重忠诚，导致了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间的无穷争执。11世纪的一纸教皇令，犹如圣旨，竟使高高在上的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不远千里，自编自演了一场卡诺莎“立雪请罪”话剧。
积怨重重
中世纪的西欧，教权和王权的争夺此起彼伏。亨利四世是第一位与罗马教皇发生严重公开冲突的皇帝。
1074年，格列高利七世利用亨利四世的国内危机，强迫国王在纽伦堡向他的使节立誓今后绝对服从教皇。1075年2月，拉特兰宗教会议进一步宣布禁止世俗授职权和教士婚娶的法令，规定一切僧侣包括主教都须独身。各地主权均由教皇任命，世俗君主无权干涉，甚至将亨利四世的五个近臣以“买卖圣职”罪驱逐出教，由此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主教授职权”之争。双方直接冲突的导火索是在米兰大主教的任命问题上，这一职位对控制意大利北部十分重要。米兰大主教职位虚悬已久，教皇与德皇都想任命自己的亲信充当。
双“皇”对决
年秋，亨利四世一面进军意大利，一面任命自己的宫廷神甫为米兰大主教，矛头直指《教皇敕令》，与教皇的斗争全面展开。12月，教皇写信责问亨利，警告他不要再与被革教职的五位近臣来往。面对教皇的威胁，年少气盛的亨利四世针锋相对，于1076年l月召集了全德意志的主教会议，反对教皇的主教们主张皇帝应该废黜教皇。在给教皇的回信中，亨利四世以非常不客气的口气对教皇进行谴责：“我，受上帝眷顾的亨利，与我们所有的教士一起对你说：下台，下台，你将永遭谴责。”而教皇的回答则成了中世纪最著名的教皇法令。1076年2月22日，教皇召开拉特兰宗教会议，宣布所谓的破门律：开除、废黜和放逐亨利四世。按照破门律，如果被惩罚者不在一年之内获得教皇的宽赦，他的臣民都要对他解除效忠宣誓。
教皇令一传入德意志，犹如晴天霹雳，顿时引起轩然大波。支持国王的帝国主教慑于教皇令只求自保，不满亨利加强王权的贵族乘机反对国王，萨克森叛乱分子也乘机潜逃，在德意志迅速形成一股反抗国王的势力。1076年10月26日，王公贵族在特鲁布尔召开有教皇使节参加的教俗会议，作出决议：（一）接受教皇对国王的处罚，一致同意如果亨利在次年2月22日前不能获得教皇的谅解，将不承认他为国王；（二）在次年2月2日于奥格斯堡召开由教皇亲自主持的宗教会议，决定亨利四世的命运。“立雪请罪”
面对这股内外勾结的强大反对势力，亨利完全陷于孤立。鉴于形势的不利，当他获知教皇已欣然接受邀请前往德意志的消息时，毅然在1077年1月的隆冬时节，前往意大利北部托斯卡纳伯爵夫人的卡诺莎城堡。在城堡外，年仅26岁的亨利四世披着一条忏悔罪人用的毡毯，光着脚，冒着刺骨的寒风，站在寒冷的雪地里三天，苦苦恳请教皇接受他的忏悔和认罪。最后教皇看到亨利已屈服，接受了他的认罪，并发布文告宣布对亨利四世赦罪。这样亨利四世最终求得了教皇宽恕，得以恢复教籍，史称“卡诺莎晋见”。“卡诺莎晋见”是王权对教权的让步，是屈辱的象征。其实，这不过是亨利四世的缓兵之计，他这样不仅保住了王位，使教皇企图与德意志诸侯结成联盟以推翻皇权从而统治世界的计划归于破产，而且争取到宝贵的时间。亨利以难忍的卑躬屈膝保住了王位，然后励精图治，征讨叛逆，到了国势强盛之际，立刻发兵进攻罗马。教皇只得弃城出逃，最后客死他乡。
持续一生的征服——腓特烈一世的勃勃野心
15世纪末，中古西欧的几大封建王国法、英、西班牙先后实现了国家统一、强化了王权，但唯有德意志仍处于四分五裂、诸侯割据的状态。其实，德意志历史上本有好几次实现国家统一的机会，但德意志的国王们似乎更热衷于对外侵略征服，而无暇内顾。
回首帝国
843年，《凡尔登条约》将法兰西王国三分天下，分别形成了后来的法国、德国、意大利的雏形。当时德意志帝国还被称为东法兰克王国，911年，东法兰克国王路易故去，法兰克尼亚公爵康拉德当选为国王，是为康拉德一世，加洛林王朝的统治宣告终结。东法兰克王国与法兰西的最后一丝联系不复存在了，德意志从此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德意志的土地上最初有巴伐利亚、士瓦本、巴拉丁、洛林、萨克森五大公国，到949年时，萨克森的奥托运用武力和联姻双重手段对五大公国实现了完全控制，自称为奥托一世。奥托一世曾因帮助教皇驱逐入侵者，被加冕为“奥古斯都”，由此，德意志以“罗马帝国”自称。奥托一世在位期间，国王权力得到很大的加强，德意志本可以走上民族统一的道路，但奥托一世志在域外，他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意大利和恢复昔日罗马帝国的梦幻中。此后，每位上任的德意志国王总是不忘到意大利扫荡，而且多将此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二百多年之后的腓特烈一世便是一个典型。
六征意大利
腓特烈一世又称弗雷德里克或弗雷德里希一世，是德意志史上霍亨斯陶芬王朝的一位国王，1152年继位，在位38载，对意大利发动了六次征服战争。1154年，腓特烈一世以教皇求援为契机，首度进军意大利，帮教皇平定叛乱、恢复统治。教皇对他感恩戴德，1155年为他加冕，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从此德意志由以前的“罗马帝国”变成了“神圣罗马帝国”；另一方面，腓特烈的野心也随之膨胀，他更想恢复昔日罗马帝国的辉煌。1154年底，他曾在隆卡利亚平原召开会议，重申德意志皇帝在意大利的占有财产、征收捐税和任命官员的权力。1158年，腓特烈一世第二次远征意大利，攻陷米兰，重申了以前的权力。1160年，腓特烈第三次踏上意大利，又一次攻陷米兰，他迁怒于米兰的奋力抵抗，将米兰城夷为平地，种上庄稼，将城中残留下来的居民迁往别处。1167年，威尼斯、维罗纳等城市组成的伦巴德同盟共同支持米兰，反抗德意志统治，这一年，腓特烈发动了第四次远征，攻陷罗马，但腓特烈的军队染上了瘟疫，死伤惨重，军心涣散，他最后只身返回德意志。1174年，腓特烈第五次进攻意大利，试图以武力迫使伦巴德同盟停战，无功而返。1176年，腓特烈发动了第六次远征，也是最后一次对意大利的远征。这次国内贵族联合起来拒绝支持他，同时，诺曼、拜占庭、教皇都积极支援伦巴德同盟。最终，伦巴德盟军在莱尼亚诺击败腓特烈，第六次远征宣告失败。
临终的征服
远征意大利虽结束了，但腓特烈远征的野心并未泯灭。1190年，他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在小亚细亚不慎溺水身亡，由此结束了他征服的一生。东征之前，腓特烈不甘心自己在意大利的失败，眼看武力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遂采取联姻的手段。他让自己的儿子亨利六世娶了西西里的女王位继承人康斯坦斯公主为妻，实现了对西西里王国的统治，成就了自己临终的征服。
腓特烈一世戎马一生，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放在了意大利，而忽视了国内统一大业，他的孙子腓特烈二世死后，德意志出现了“大空位时代”，为日后德意志皇权衰落埋下了伏笔。
十字军国家的护卫队——中世纪的骑士团
中世纪的骑士团，主要是为保卫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胜利果实而成立的，具有宗教、军事和慈善三种作用。12世纪初，在圣地巴勒斯坦地区，首先成立了最有影响力的三个骑士团：圣殿骑士团、条顿骑士团和善堂骑士团。这些骑士团都具有安贫、守贞、服从的特点，并且都遵守相关规则、制度，但是，这三者又各有特点，各有千秋。
圣殿骑士团
圣殿骑士团，又有人称其为“基督和所罗门圣殿贫穷的骑士”。“圣殿”指的就是所罗门的圣殿。因为这个骑士团的创始者当时所住的地方离所罗门圣殿很近，而且骑士团的总部也设在其附近，所以人们称其为“圣殿骑士团”。这个骑士团最具标志性的服装，就是白色长袍，背部有红色十字架。但穿这种衣服的人，必须是其中的高级骑士，普通骑士是没有资格穿的。
他们的领导人是由选举产生的，而且是终身任职，被称为宗师或大团长。宗师下面有三个阶层：骑士、士兵和牧师。宗师只对教皇负责，不受当地封建君主和主教的支配。骑士大部分都是装备精良、骁勇善战的勇士，是骑士团的主要战斗力量，从事军事活动。而牧师则是本分工作，主要负责骑士团的祷告和其他宗教事宜。骑士团成员不仅有免税权，而且还有征税权，他们可以在自己的领地上征收“什一税”。教皇给予的特权、王公大臣的捐赠、自己的抢劫以及税收，使得骑士团很快就成为一个拥有雄厚实力的经济团体。他们还发明了一套很复杂的银行系统来管理账目，因而后人称之为银行业的鼻祖。但如此耀眼的光芒也引来了不少觊觎者的目光，法王腓力四世就是其中之一。
1307年，已经对骑士团的财富垂涎三尺的腓力四世开始采取行动。他联合了教皇克莱门五世，将圣殿骑士团成员以“异端罪”全部逮捕。腓力四世这位“美男子”给当时的所有事务官都发了一封密信，要求他们逮捕所有的圣殿骑士团成员。所有的骑士团成员要么是在逮捕中因为反抗而被杀害，要么就是在审讯中受折磨而死，或者是在最后被处以火刑。据说，骑士团宗师在被执行火刑之前，曾恶狠狠地诅咒谋害他们的人，扬言说他们将活不到一年。结果，他的预言还真的实现了，教皇在一个月后就暴病身亡，而腓力四世也在半年后的一次打猎中突然死亡。
1312年，教皇宣布，解散圣殿骑士团，至此，圣殿骑士团结束了自己辉煌的历史，惨淡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剩下散布其他国家的骑士团成员都转变成军事修会成员，过起了普通修会会员的生活。
条顿骑士团
1190年，在圣地巴勒斯坦的阿克成立了另一个赫赫有名的骑士团——条顿骑士团，全称是“耶路撒冷圣玛丽娅医院的条顿骑士团。”这个组织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完全的慈善组织，8年后，转变成带有明显军事倾向的组织。这个骑士团的成员，仅限为日耳曼贵族。他们的代表性特征，就是带有黑色十字的白色长袍，以及绘有红色宝剑和十字的斗篷。他们不仅享有教皇特许权，而且还有另外113项特权。
较之其他两个来说，条顿骑士团的发展速度在刚开始的时候是比较缓慢的。1226年，骑士团帮助匈牙利人打败了普鲁士人，因而，匈牙利人允许他们在将当地的斯拉夫人基督教化以后，将普鲁士交给骑士团管理。50年以后，条顿骑士团顺利完成普鲁士斯拉夫人皈依基督教的过程，进入了鼎盛时期。但他们并没有安于现状，在尝到权力和金钱的甜头后，他们又将魔爪伸向了更远的黑海区域。这引起了立陶宛和波兰的不满和愤怒，一场战争在所难免。
14世纪末，立陶宛和波兰通过联姻，更拉近了关系，也加快了他们联合起来对付骑士团的进程。1410年，波兰国王带领所有能够团结的骑士团的敌人，在普鲁士的坦能堡，与条顿骑士团进行了一场恶战。条顿骑士团因寡不敌众，战败而逃，不仅所有指挥官都已经阵亡，而且宗师也被杀害，条顿骑士团从此跌入黑暗的命运中。
1525年，普鲁士境内的骑士团解散，几十年以后，所有的骑士被赶出波罗的海区域。在艰难维持了几个世纪之后，1809年，拿破仑一世正式宣布解散条顿骑士团。
善堂骑士团
善堂骑士团，又称医院骑士团或约翰骑士团，其成员必须是贵族出身。与前面两个比较来说，这个骑士团是最古老，也是存在时间最长的骑士团，至今，它仍然活动在世界上需要帮助的地方。而且，这个骑士团本身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再加上继承了其他骑士团的财产，可以说是财力相当可观。虽然它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很大的组织，但是它与87个国家存在外交关系，在全世界范围内吸收成员和慈善捐款，他们的领地只是一栋大厦，但他们却发行自己的钱币和邮票。
善堂骑士团在十字军东征尚未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只是那个时候它的主要任务是行善，如给染病的基督徒免费看病，为饥饿的兄弟姐妹提供食宿等。而且那个时候的组织并不完善，很多规则都没有制定。第一次东征之后，他们由一群慈善家变成了军事家和士兵。1530年，该骑士团获得了马耳他岛的管辖权，并在那里建立了“马耳他骑士国”，所以，他们的标志性服装上，就是八个尖角的白色马耳他十字，黑色外套，后来改为红色外套。他们的旗帜上，也是八个尖角的马耳他十字。
教皇当时赐予他们马耳他岛屿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让他们阻止穆斯林向欧洲扩张的想法。他们一直很尽职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从来没有擅离职守，直到拿破仑的铁蹄踏上这片土地。虽然，1798年拿破仑强逼他们投降，而且他们也投降了，但1961年，教皇又重新号召并组织了善堂骑士团。从此以后，他们又回到了最初成立时的目的，从事一些慈善事业，为发生战争、重大地质灾害、严重瘟疫灾害的地方，送去他们的援助物资。
今天看来，1.2万平方米的地方，让善堂骑士团成就了一个光荣的梦想。他们现在在全球范围内的正式成员只有几十个而已，但他们拥有一万两千多名骑士。而且，在这些杰出的成员名单中，你会发现很多名人的影子，比如说曾经做过美国财政部长的威廉·西蒙等。
面纱下的骑士团
除了上述的三个影响比较大的骑士团以外，还有几个比较小的骑士团，比如说，圣剑骑士团（曾经与条顿骑士团合并）、蒙特萨骑士团、基督骑士团等。这些骑士团的出现，为中世纪欧洲的画板上增添了许多绚丽而精彩的瞬间。很多人对骑士团中的勇敢骑士们大唱赞歌，说他们是夜空里的点点繁星，点亮了很多人的美丽童话。但是，我们同时也应看到他们的另一面。
最初成立骑士团的目的，带有无可厚非的军事性质，即军事修会的性质。有些骑士团虽然发挥了很大的慈善作用，但同时，他们为了聚敛财富，经常出去“抢劫”。揭去他们的面纱，他们又是什么样的人呢？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在“安贫”的戒律下，大部分骑士团都成为强大的经济实体，而且还发展出了类似现代银行系统的经济管理系统。有谁会想到是“安贫”的骑士团成为银行业的鼻祖呢？他们没有人在乎“贫困”的“安乐”，所有人在乎的都是“暴富”的“享受”。如果不是因为经济实力太强，圣殿骑士团不可能被推到“异端”的道路上；要不是财富增长得太快，利欲熏心，条顿骑士团也不可能那么快就遭遇联军的攻击，瞬间一蹶不振。
再者，骑士团成立之时，都带有慈善的功能。但是实际上，他们把这种做善事的机会商业化，将上帝的仁慈变得充满铜臭味。圣殿骑士团就是靠这样的途径发家致富的，他们给异地的朝圣者买地产，朝圣者走后地产就归他们，但他们不需要退还任何东西。在“修会”的面具下，他们过的是极端世俗的生活，奢侈、豪华。或许，我们在给他们戴上桂冠的同时，也要想到他们没戴桂冠时候的样子。
城市贸易的典范——汉萨同盟
汉萨”在德语中是“同业行会”的意思，后来指国外的商人组织。汉萨同盟主要是由德意志北部的一些贸易城市组成，是他们为了商业安全，缔结互保条约，保护彼此的商业利益而成立的组织。后来，国外有很多城市也加入其中，最强盛的时候，该同盟共联合了160多个城市。汉萨同盟对中世纪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借鉴。
四分五裂的从商环境
中世纪的德意志就是一盘散沙，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组织。每个权力集团都在为夺取地盘而钩心斗角，国内战事不断。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商人们出外经商的时候，经常会受到封建主的阻截或强盗的掠夺，收益甚少。不过，此时的德意志最高统治者为了防止城市和封建主联合起来反对他，所以就给予正在成长中的城市以自治权。这就有利于城市的独立发展和壮大。这也是汉萨同盟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如果一个商队出去很危险，为什么我们不联合起来呢？有人提出这个设想后，两个城市的商业代表就坐在一起，认真地讨论了这个设想。最后，他们缔结了互保条约。这两个城市就是著名的吕贝克和汉堡了。这两个城市的联合成为其他城市效仿的榜样，他们也积极地加入到这个团体。慢慢地，这个组织变得更正规、更强大。后来，他们拥有了自己的军队和财团，商队的安全得到了有效保障。汉萨同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以逐渐联合的形式建立并成长起来的，而且越来越强大。
强大的贸易联盟
汉萨同盟的势力渐渐发展到国外，有许多国外城市也加入他们的联盟。虽然同盟有总规则和章程，但这并不排斥各地区行会的具体行动方针。这种因地制宜的方法，让整个联盟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大大提高。除了各地区的商会以外，在国外，他们也同样建立贸易据点，称为商馆，比如，丹麦的威斯比商馆、俄国的诺夫哥罗德商馆等，他们垄断当地大部分贸易。商馆通常是三层楼建筑，一楼结算和提货，二楼是仓库，三楼是工作人员的休息场所。商馆每天都有人昼夜值班看守，而且还有士兵守卫。
汉萨同盟的迅猛发展也引起了封建主的憎恨，并由此也发生了多次大的冲突。丹麦国王就是其中之一。他对在自己地盘上靠捕青鱼获得暴利、但却没有分他一杯羹的商人，尤其不满。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威斯比的办事处遭到了丹麦国王的洗劫。这样，双方很快诉诸战场。虽然刚开始的时候，汉萨同盟的部队并没有取得成功。不过，当双方再次冲突的时候，汉萨同盟一举击败了丹麦国王，通过这一战争，汉萨同盟不仅赢得了较之于以前更为优厚的经商条件，而且还获得了干预丹麦国家政治的权力，即在15年内对丹麦国王的继承权拥有否决权。当然，还有其他国家也在同盟的发展道路上铺设了种种不同的障碍，但总是抵挡不了14～15世纪同盟的迅猛发展。
物极必反
俗语说“物极必反”。汉萨同盟是在辉煌中走向衰落的。而最致命的要害，就是在内部，无理性的商品竞争的意识逐渐取代了为了共同利益的团结一致，这样就大大削弱了汉萨同盟的力量，更何况，它本身就是一个类似邦联的松散组织呢？比如在吕贝克与丹麦的冲突中，汉堡则是坐收渔翁之利，而不是帮助它的最初联盟者对付丹麦。
另外，分崩离析的德意志在封建割据、连连混战的时候，曾经为汉萨同盟提供了某种便利。但当这种分裂发展到极致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土地已经被瓜分完毕，剩下的就是每隔5千米或10千米一个关卡的经济环境的时候，即使再富裕的商业同盟也不可能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吸血鬼的地盘中健康生存下来。再加上德意志多次成为国际战争的练兵场，尤其是三十年战争，无论对德意志，还是对汉萨同盟，都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最终，汉萨同盟在国内战乱、内部分裂及北欧新兴国家的合力作用下，轰然倒塌。1669年，同盟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虽然有很多城市都派代表参加会议，但之后，许多城市却宣布脱离同盟。只有少数几个城市仍称自己是“汉萨城市”。至此，强大的汉萨同盟悲伤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英国王权的紧箍咒——《自由大宪章》
自由大宪章》（也称《大宪章》）是在英国王权日益加固的时代，贵族对王权公然挑战的重大宣言。它第一次表达了限制君权的呼声，是贵族与国王在法律范围内讨价还价的开始。这纸契约对欧洲乃至世界影响深远，成为后来议会政治和英美宪政的基石，堪称一代典范。
咄咄逼人的专制王权
中世纪的英国，王权强大，诺曼征服后尤为如此。威廉一世建立起强大的集权政府，强令所有封建主宣誓效忠，1086年他还颁布《末日审判书》，疯狂地普查封建主财产。12世纪中叶，亨利二世大力改革，强化国王法庭的司法权，规定中小封建主日后可不服军役而交纳相应的“盾牌钱”，这大大增加了王室收入，有利于革除分散的中小封建主及军功贵族的势力。
王权过于强大损害了贵族的权力，“盾牌钱”制度推行了几个世纪，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不谙习武且主营农牧业的“乡绅”阶层，以前声名显赫的贵族沦为国王奴仆，他们日益沉溺于享乐，丧失政治独立性。王国常设法剥夺贵族的封土继承权，还粗暴干涉贵族婚嫁，强迫贵族遗孀与不合适的人结婚，如果她不同意就必须向国王交纳钱财或礼物，这大大损害了封土封臣制的传统和贵族的基本权益，令贵族苦不堪言。他们参加了十字军东征，把限制王权的精神带回英国，迫切希望通过法律夺回权力。
矛盾重重的君主统治
约翰（1199年至1216年在位），他是王室第四子，因年龄较小且没有表现出超人才能而并未受老国王重视，国王把他在法国的领地授予了几位兄长，没有领地赠与他了，于是他被称为“无地王”。1184年，国王长子去世，次子继位，因他精通军事、勇战沙场，被称为“狮心王理查”，可惜他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后镇压叛乱期间中箭身亡。他死后无子，侄子亚瑟和幼弟约翰成为最强劲的对手。约翰先下手为强，将亚瑟秘密囚禁，使他失去继位的最佳时机。之后约翰发动政变夺权，亚瑟杳无音讯，很可能已被杀害。于是，约翰的非法继位引起了贵族不满。
同时，“盾牌钱”制度削弱了国家抵御外敌的军事力量，不利于英国维持强国地位。约翰继位后，法王占领英国在诺曼底的大部分领地，为应付战争，约翰把“盾牌钱”由每年2马克增至3马克，把免服兵役税变成常用税，这些都严重损害了贵族的权益。1214年英法在布汶激烈较量，英军一败涂地，约翰答应给法6万金马克并撤兵，由此获得“失地王”的恶名。战争的惨败使国内怨声载道，而国王也没有采取任何善意的缓解措施。
此外，约翰也没有处理好旷日持久的教俗关系，他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人选与教会发生分歧，教皇恼羞成怒，下令对英格兰施以绝罚。当时英法关系恶化，约翰唯恐教皇借机帮助法王夺取英国王位，于是在1213年向教皇称臣纳贡，这使他威信扫地。
限制王权的政治宣言
1215年6月，贵族联合起来，挟持国王，强令其通过法案，尊重司法过程，接受法律限制，声称不经教会和贵族同意，国王不得征收协助金和盾牌钱。为平息人们的愤怒，惊恐万分的约翰被迫批准法案，19日贵族重申效忠约翰。随后，王室秘书将协议记录在案，副本抄送各地，由指定官员及主教保管。最初的《大宪章》有63条，最重要的是第61条：任意推选男爵25名组成委员会，可随时开会，有权否决国王命令；且可使用武力占据国王的城堡和财产。这是中古时的一种法律程序，几乎剥夺了国王的一切权力。
夹缝中的人权
神权与王权的共存，在人类历史上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以伊斯兰教文明为代表，神权与王权相调和，形成政教合一的政体；二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王权成为文化的主导力量，神权沦为王权的附庸和工具；三是以西方基督教文明为代表，神权与王权互不相让，长期对峙。相比之下，第三种方式更利于个人权力的获得，英国的渐进改革就是在王权与神权激烈斗争的夹缝中进行的。西方从神权过渡到人权，似乎一步之遥，却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的洗礼。改良必然充满无休止的权力斗争、无数仁人志士的牺牲和人们痛苦挣扎的眼泪。人权的弘扬为后来的法国大革命埋下火种，随之传向世界。《大宪章》首次确立了任何自由人，未经依法审判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流放，或加以任何损害，这是人权法制化的源起。《大宪章》还规定教会不受国王控制；一切州郡按旧章征税，不得增加；商人免除苛捐杂税，外国商人受到保护。《大宪章》只持续了数周，贵族离开伦敦返回封地后，约翰立即废弃《大宪章》，英国陷入内战。约翰在内战中死去，新王即位后将《大宪章》删至37条，后来的国王因不满限制又多次重新发布，终成既定法律，影响波及欧美。它的条款后来扩大到所有人，成为17世纪君主立宪的基础。
上帝的荣耀——神圣罗马帝国的荣衰
962年，德意志国王、萨克森王朝的奥托一世由教皇约翰十二世加冕称帝，成为罗马的监护人和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建立了神圣罗马帝国，但直到1254年，这个帝国才称为“神圣罗马帝国”。在帝国的全盛时期，它的疆域包括德意志、奥地利、法兰西东部、瑞士、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捷克、斯洛伐克和荷兰等地。1806年灭亡于拿破仑之手。
帝国的诞生
神圣罗马帝国的雏形可以追溯到法兰克的查理曼时期。他在位时南征北战，几乎占领了整个欧洲。教皇在罗马为其加冕，称为“罗马人的皇帝”，所以有人认为“神圣罗马帝国”便源于查理曼所建立的帝国，但许多学者并不认同，认为当时并未有“神圣”二字，因此只将其称为“法兰克帝国”。
但即使没有“神圣”二字，这个“罗马人的皇帝”依然对后代产生巨大诱惑。查理曼死后，他的儿子虔诚者路易继位，他的三个儿子群起叛乱。路易死后，长子罗退尔继位，他的两个兄弟日耳曼的路易和秃头查理联合起来反对他，战争不断。843年，三个兄弟在凡尔赛缔结条约，将查理曼留下的庞大帝国瓜分了，条约规定：日耳曼的路易得到莱茵河右岸地区和巴伐利亚，大致与今天德国的领土一致，称为“日耳曼”或“德意志”，即“东法兰克王国”；秃头查理所得大致与今天法国相吻合，称为“法兰西”，即“西法兰克王国”；长子罗退尔得到意大利中部、北部以及路易、查理所占地区之间的狭长地区，即“中法兰克王国”，罗退尔保留了“皇帝”称号，查理和路易只有“国王”的称号，三个王国独立发展，互不统属。
东法兰克王国中最强大的是萨克森公国。919年，萨克森公爵亨利一世取得了东法兰克王国的统治权，建立了萨克森王朝，创立了德意志国家。936年，其子奥托一世继位（936年至973年在位），他极力打击贵族势力，加强王权，最终控制了德意志的五大公国。955年，他击败马扎尔人，收复周边地区。962年，罗马教皇为其加冕，称其为“罗马的监护人”和“罗马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恢复了查理曼时的“罗马人的皇帝”称号。此后这一称号一直在东法兰克帝国传承，但直到1254年才有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称号，它虽也来自于教皇，但本质上还是德意志民族国家，皇帝只是通过征服意大利来取得“罗马皇帝”的合法性。“实权”与“失权”
神圣罗马帝国的早期曾是统一政权，但后期分裂割据的趋向愈来愈明显，逐渐蜕变成为许多封建公国、宗教贵族领地和自治城市的政治联合体，皇帝权威形同虚设。自奥托一世加冕以来，帝国先后经历了八个独立王朝、一个空位时期和一个混合家族世袭时期。在萨克森与法兰克尼亚两朝，由于皇帝拥有较多实际权力，并因此和教皇发生多次冲突。
11世纪至12世纪，是霍亨施陶芬王朝统治时期，中央权力衰弱，国内各地缺乏经济联系，帝国变得很不牢固。12世纪至13世纪，由于德意志皇帝缺乏作为税收来源和扩张王权的基础——强大的王室领地，因此中央政府势力渐弱。同时意大利地区北部城市，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等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财富充盈，不断吸引着皇帝的眼球，使得他们大都乐此不疲地率兵南下掠夺，而帝国的权力则落入国内王公手中。这就使得神圣罗马帝国虽拥有大一统的“国家”之名，实际上却逐渐演变成一个松散的“邦联组织”。
更有甚者，1254年至1273年神圣罗马帝国历史上还出现了皇位空缺，更显皇权之颓势。此时各诸侯、骑士和城市间的纷争、内讧不断。13世纪末，帝国内部出现了许多独立的大封建领主，皇帝已无权对其直辖领地外的封建诸侯进行管辖。随着皇帝地位的不断下降，1356年，卢森堡王朝的查理四世被迫颁布《黄金诏书》，明确规定皇帝不再世袭，而由选举产生。此后在16世纪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试图重振皇权，再创辉煌，但因遭到强烈反对也只能作罢。
严格来讲“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也只是中世纪欧洲的一个别样的王公头衔罢了，和其他王公相比，也只是名义上的“高高在上”，并没有什么实际的特殊权力，“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财政收入基本上仅来自自己的领地内，皇帝不能从其他诸侯处征税或行使其他权力。甚至皇帝也常因为这一至尊的称号而陷入为保留这一称号而进行的战争中。结果不但无法使自己变得更为强大，反而成为各诸侯、教皇或主教攻击的对象，使自己更加虚弱，陷入恶性循环，皇权一落再落。“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真正的“有名无实”。“黄金诏书”
神圣罗马帝国缺乏公认的王室继承法。因此一旦皇帝去世，往往造成各诸侯争夺皇位，导致帝国的长期分裂和内战，陷入无政府状态。为了克服这一状况，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们试图通过选帝侯制度来加以解决。
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选帝侯制度，也就是依据一定的程序和制度，通过选举的方式确定选谁做皇帝的制度。1356年，德意志国王、卢森堡王朝的查理四世为了谋求诸侯对其子继承王位的承认，在纽伦堡制定了著名的“黄金诏书”，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大诸侯选举皇帝的合法性，由此开创了所谓的“选帝侯”制度。诏书确立了帝国的七大合法选帝侯：特里尔大主教、美茵茨大主教、科隆大主教、普法尔茨伯爵（莱茵行宫伯爵）、勃兰登堡边地侯、萨克森公爵及波希米亚国王。这七大选侯既作为“皇帝”的选举者，同时也作为“皇帝”的候选人，即被选举者，被选举出来的人只能称“德意志国王”，而不称“皇帝”。只有进入罗马，并由教皇加冕后的“德意志国王”，方能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此后，几乎所有的“德意志国王”都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
1273年哈布斯堡家族获得“德意志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号，并于1437年将此称号作为“世袭”的遗产传给子孙，此后哈布斯堡家族一直把持神圣罗马帝国皇位（1742年至1745年除外），直到1806年帝国灭亡。而哈布斯堡家族垄断皇位后，也不再需要教皇为其加冕，所以，确切地说，此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已成为奥地利-德意志君主的一般称号。“虚”与“实”
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给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评价引人瞩目，即“它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从上文来看，它这个“神圣”没有合法性，是自己加在自己头上的；而“罗马”也只是在用武力强迫教皇为其加冕而得来，也不具有真实的意义，从本质上看，这个帝国它根本不是“罗马”的，只能称为德意志民族的；如果我们将“神圣罗马帝国”和查理曼所建立的法兰克帝国相比较的话，就会发现从领土的广袤、稳定性、统一性、皇帝的权力等各个方面来看它都不配“帝国”这一称号，应该说，伏尔泰的评价还是比较贴切的。
但从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看，神圣罗马帝国又是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罗马帝国灭亡后，德意志地区成为蛮族横行的地区，通过加冕“神圣罗马皇帝”的称号，提高了日耳曼人的地位，使其获得合法的统治基础；此后，这一体制积淀成思想传统，成为德意志民族的“象征”，并成为德意志民族始终不被肢解，最终形成统一强大的“德意志帝国”的精神凝聚力和身份认同的标志，甚至成为威廉二世、希特勒等人赖以建立“德意志第二帝国”、“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历史基础之一；从经济层面上看，神圣罗马帝国这种分裂格局，有利于新的经济方式的产生，例如汉萨同盟、城市的复兴等，促进了中世纪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从政治、文化层面上看，市民文化的产生和二元制的政治体制，加速了德意志民族的形成。
疯狂的国会——《牛津条例》的颁布
以牛津大学而闻名于世的英格兰小镇牛津，在中世纪曾上演了一场英国版的贵族“逼宫”历史大戏，被逼无奈的国王亨利三世，在贵族的胁迫下接受了所谓的贵族请愿书——《牛津条例》，从而掀开了早期英国议会的神秘面纱。
危机四伏的英格兰
中世纪的英国，王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中心地位。在“失地王”约翰统治时期，经历了1215年贵族反叛和《自由大宪章》的签订后，封建贵族已不再仅仅把自己看做国王的“直属封臣”，而是看做对国王有天然发言权的国民代言人。王权至上的观念无形中受到了挑战，英格兰上空阴霾笼罩，弥漫着国王和封建贵族斗争的气息。
亨利三世在1216年接替父亲约翰成为英格兰国王。由于年幼，由威廉·马歇尔监护，权力集中于御前会议。亨利成年后，渴望大权在握，开始摆脱御前会议，使用自己的私玺来进行统治。1234年至1236年，亨利三世在各郡设置管理土地没收事宜的官员，并要求国王对私人猎场和渔场藏匿的罪犯有司法权，这无疑引起了贵族的不满。1237年，亨利三世为自己和妹妹的结婚费用开征新税，又受到市民阶层的反对。他被迫召开威斯敏斯特会议，重新确认男爵们的特权，即开征新税必须得到男爵们的同意。1238年，对妹妹违背宗教誓约而再婚一事，亨利三世予以批准，这又激怒了教俗两界的贵族。面对怒火中烧的贵族群体，国王一度被迫逃进伦敦塔避难。
1236年，亨利三世与法国普罗温斯伯爵的女儿结婚后，便宠信母后和王后的法国亲友，使御前会议常常处在“外国人”的控制下，这使得英国贵族更加忍无可忍。同时，为了夺回父亲在法国失去的广袤领地，亨利三世在1230年和1242年的对外作战中，两次进攻大陆，但寸土未得，以失败告终。加上1252年以来，英国年景不好，连续三年粮食歉收，民生更加艰难。
贵族“逼宫”
此时的英格兰已危机四伏，而亨利三世为了取得教皇的支持，对教权在国内的征税不加限制。1258年为了协助教皇干预意大利内政，为自己的儿子夺得西西里的王位，他竟然要率兵去征服这块遥远的领地。为此他不顾国内的危机，在1258年准备召开御前扩大会议，要求为这个不切实际的远征举债纳税。在这一关键时刻，那些利益在威尔士的男爵，其中包括亨利的妹婿西门·蒙特福特，联合起来于1258年4月武装出席会议，拒绝国王的要求。由于此次会议对国王的不妥协态度，王党称之为“疯狂的国会”，从此英国便有了“国会”这一名称。这次武装的国会迫使国王作出让步，同意由廷臣12人和男爵12人组成委员会，起草新的政治改革条例。这个改革条例于6月11日在牛津举行的贵族大会上通过，历史上称之为《牛津条例》。《牛津条例》
1258年8月4日，亨利三世正式批准了《牛津条例》。从那时起，《牛津条例》被断断续续地执行了四年。《牛津条例》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四点：1.成立主要由男爵组成的永久性的15人会议参与王国管理，国王处理国务时必须遵从其劝导，15人会议还有权指定王国的首席政法官、秘书长和财政大臣；2.国家的一切税收均交付度支部而不是王家金库管理；3.郡法庭设置4个骑士组成的陪审小组听取对王室官员和郡守的指控；4.每年举行三次大议事会，没有大议事会的同意，国王不能任意没收地产、分配土地和监护土地，也不能出征。此外，关于法官、郡吏、土地没收官的权力，以及伦敦城的税收，条例都有所规定。
碌碌无为的亨利三世
英国国王亨利三世（1207～1272）是英格兰历史上最无名的国王之一。说起来，亨利三世性格和善、为人不错，但头脑简单，才智平平。从治理国家的角度来看，虽然统治时间长达50多年，但平生碌碌无为。关于英国议会，虽然不得不提到他，但大家不要以为议会是亨利三世专门召开的，其实是他在万般无奈之下被迫接受的既成事实。不过，他在建筑上却“很有成就”。为了安置自己喜爱的天主教圣徒的遗物，他在位时期改建的威斯敏斯特教堂，采用了哥特式风格，光彩夺目、气势不凡，成为伦敦地区，乃至整个英格兰的一大人文景观。许多英国历史上的名人，如牛顿、狄更斯，都将这里作为自己的安息地。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牛津条例》承认了由贵族组成的议事会拥有一定的议政权和决策权。这表明，大议事会已经从亨利二世时期主要起司法作用、不定期召开的“御前会议”性质，向亨利三世时代主要起议政作用、定期举行的“议会”转变。《牛津条例》的颁布，进一步限制了王权。至此，议会开始成为一个独立于国王、定期召开会议的国家机构，并且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
法国王权的加强——腓力四世的强硬统治
法国卡佩王朝经过历代君主的努力，王权逐步增强。在“美男子”腓力四世的强硬统治时期，努力打拼下的王权更是“欣欣向荣”，特别是他重拳出击天主教会，使教廷打上了“法国制造”的烙印。
拓疆固王权
卡佩王朝经过约两个世纪的苦心经营，到12世纪晚期时，已经初步改变了原先那种手无缚鸡之力的落魄形象，王权的威慑力和向心力有了较为明显的增强，王室领地的物质力量以及与周边地区的经济交往也有了较大长进。有了这样的基础，卡佩王朝后期的君主们开始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在法国王权不断加强的征途上，先后出现了三位在政治上颇有作为且在性格上也别有特色的君主。其中有以武功和狡黠著称的腓力二世，以信仰虔诚闻名的路易九世，还有以贬损教会而名垂后世的腓力四世。
1285年登上王位的腓力四世，是卡佩王朝后期强有力的君主之一，他身材高大，风度翩翩，人称“美男子”。在他统治时期，延续了卡佩王朝先祖们的一贯做法，抑制封建诸侯而加强国王的权力，使法国的王权进一步加强。
1284年，腓力四世通过与法国东部香槟伯爵领地和比利牛斯山区那瓦尔王国女继承人朱安娜结婚，使卡佩王朝顺理成章地得到了这两个地区。法国南部的波亚图和土鲁兹领地因无嗣也相继归并到法国。而后他又把手伸向了加斯贡尼。当时法国南部的加斯贡尼尚属英国统治，腓力四世趁英王爱德华一世忙于平定英伦三岛的内乱之际，吞并英王在法国的这块领地。之后由于法国在弗兰德尔战败并忙于和教皇斗争，腓力四世与爱德华一世议和，但法国依然占领了加斯贡尼的大部分地区。为扩张领土，腓力四世曾连续进攻弗兰德尔，1304年他终于攻占了长期不肯臣服的弗兰德尔。通过联姻和战争双管齐下，腓力四世将王室领地大大扩展。
国家机器的“锻造”
在圣路易时期，法国的君主制度非常强大。国王既是“上帝涂过圣油的人”，又是国内一切封建诸侯的最高宗主。但腓力四世意犹未尽，还想当罗马皇帝的继承人，创造一个按平等制度治理的国家，其规章对任何人都适用。这样，国王不仅是宗主，而且是真正的君主。贵族和百姓同样都要尊重法律。
为了使法律得到尊重，就必须使它家喻户晓，因此，法律必须是成文的、无可争议的。为了编写法律条文，腓力四世召集了一班顾问，即有名的“王室立法官”，他们都是有产者或者小贵族。这些人花了很长时间，先是专门探究罗马的各类成文法，然后动手编写通行王国全境的法律。从此，王国以罗马法的原则宣传王权至上，达到了提高王权的目的。
在腓力四世统治时期，朝廷里设立了“御前会议”，它所属的某些机构后来分化成独立的机构。比如，御前会议的司法部门就分离出去成为“大理院”，下分大法院、调查院、审理诉状院、成文法听取院四个“院”。大理院审理来自外省的上诉案件，其成员必要时也要到外省去正式处理案件。
从御前会议又分出了“审计院”。这是1320年成立的机构，像大理院一样，设在西特岛。王家金库最初在圣殿隐修院，后来迁往罗浮宫。王宫里还设有负责掌印玺的“御玺署”和货币管理机构。
为了加强吏治，腓力四世谨慎地从不同的地区和阶层中选拔官吏，充实到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行政机构，使其成为王室得心应手的工具。许多官吏来自南方，如诺加雷就是马西雅格人。官吏中有教士也有俗人，有贵族也有市民。同时，国王经常任命外省大法官。
国王为了征求臣民的意见，经常召集他们的代表举行会议，这些会议就是后来“王国三级会议”的前身。为使自己的政策能够得到各阶级的支持，腓力四世在1302年首开了召开三级会议的先河，教士、贵族和各城市平民的代表都出席。但这些会议丝毫不限制国王的权力。会议是应国王的要求召开的，目的是听取国王的决定，使这些决定具有普遍的价值。三级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封建等级君主制开始建立，从此国王常常借等级会议来提高自己的权威，扩大王权的社会基础。因此，它一度促进了王权的发展，从而也促进了法国的政治统一。
取财有“道”
腓力四世时期财政缺乏正常定期的来源，所以经常需要钱，特别是长期频繁的军事行动更加重了财政负担。他曾尝试建立税收制度，在王室领地上征收“炉灶税”等直接税和“盐税”等间接税，但收效甚微。后来，他干脆求诸一些非常的渠道。1306年，腓力四世首先将目光瞄准因经营有方而拥有巨额财富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被剥夺全部财产之后立即被驱逐出境；意大利的银行家们也难逃一劫，其财富也成为了腓力四世的囊中之物。为了摆脱财政上的困境、加强王室的经济实力，腓力四世于1307年对占有大量土地和财富的圣殿骑士团进行严厉打击，骑士团成员被冠以滥施巫术、生活淫荡以及信奉异端等罪名，其中有36人在这一年被严刑拷打致死；1310年，又有67名成员被判有罪并被烧死在火刑柱上。1312年，腓力四世又迫令教皇解散了圣殿骑士团。结果国王不仅摆脱债务，而且骑士团的许多财产也落到王室手里。
腓力四世为了广开财源，颁布了一系列旨在禁止“奢华”生活方式的法令。例如，1294年的一项法令曾规定：普通自由民不论男女均不得穿皮衣，均不得佩戴任何金银首饰或珠宝饰品；公爵、伯爵、男爵一年中新做的服装不能超过四套，他们的夫人也不能超过这一规定；儿童一年中只能做一套新衣服；不论任何人，正餐均不得超过两菜一汤，而每盘菜里只能有一块肉。对于违反上述规定者，法令规定了明确的罚款金额（依据地位高低分别处罚100锂、50锂、25锂不等）。为了有效贯彻这类法令，腓力四世还明文规定，全社会成员均有权告发违规者，违规案一经查实，告发者即可获得罚款的1/3作为酬金。且不论这类规定是否合理，它毕竟表明法国王权有了明显的发展，它的触角已经伸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法国制造”——罗马教廷
在腓力四世为金钱而采取的各种行动中，最具持久性影响的是他对教会所采取的强硬政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族意识逐渐增长。为了加强王权，争夺英国国王在法国境内的大片领土，筹措战争经费和满足王室各种日益增大的财政需求，1296年腓力四世下令向一直享有各种特权的法国教会征收20%的所得税，遭到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的坚决反对，因为他原系前任教皇派驻法国的特使，他的12处领地中，有7处在法国，征收所得税直接损害他的利益，所以立即发出“教俗敕谕”，未经教皇同意，禁止教士向国王交纳所得税，否则开除教籍。腓力四世也不甘示弱，报之以禁止一切黄金、白银和珍贵珠宝输往国外，这样教会就不可能从法国得到收益，教皇次年被迫媾和，默认了腓力四世的征税权。不甘失败的教皇发布一连串谕令，宣布教会权力高于世俗权力，撤销国王对神职人员的征税权，并命令所有法国主教到罗马开会。腓力四世则于1302年2月召开法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三级会议以获取支持，公开与教皇对抗。腓力四世还派人去意大利，与罗马贵族科隆纳勾结，闯入教皇住宅，把卜尼法斯八世凌辱、殴打一顿，并以死相威胁，悲愤交加的教皇在几周后因受惊过度愤懑而死。
在卜尼法斯八世去世两年后，在法王的压力之下，法国波尔多大主教被选为教皇，称克莱门五世（1305～1314），腓力四世将教廷从梵蒂冈迁至法国南部边界的阿维农城，由此开始的七任教皇都是法国人，教皇成为法王的“人质”历时达68年（1309～1377），史称“阿维农之囚”。事实上，他们都处在法国国王的控制下，由此教廷被打上了“法国制造”的烙印。
农奴制的崩溃——英国泰勒农民起义
14世纪的英国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度，苦难的英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还要面对税吏的盘剥勒索，在此情况下，以瓦特·泰勒为代表的下层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发动了起义。
起义的爆发
14世纪后半期，经过黑死病的肆虐和英法百年战争的摧残，英国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窘迫。1377年，英王理查二世登基，为了继续对法国作战，英国议会决定对所有14岁以上英国臣民征收人头税，每人4便士，到1380年，所有14岁以上的英国臣民都要缴纳12便士的人头税。下层人民的负担是越来越重，再加上税吏的巧取豪夺，下层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381年5月，埃塞克斯和肯特郡的农民拒绝缴纳人头税，并且杀掉税吏，到6月，全国各地纷纷爆发起义。肯特郡的农民从监狱中救出约翰·保尔，拥护他为起义领袖。这时，伦敦市民也给起义军写信，要求他们到伦敦会合，于是埃塞克斯郡和肯特郡的起义农民开始向伦敦进军。肯特郡的起义军在经过梅特斯通时，拥戴泥水匠出身的瓦特·泰勒为领袖。泰勒机智勇敢，他曾参加过对法国战争，对军事作战非常熟悉，深得义军拥护，所以这场起义被称为“瓦特·泰勒起义”。
英勇斗争
6月10日，瓦特·泰勒骑着高头大马率领起义军向坎特伯雷进军，起义军砸毁了权贵们的住宅，把他们的财产廉价处理给普通大众，当地人民对此拍手称快。随后瓦特·泰特派人联系、动员其他义军，直扑伦敦。由于当时英国军队正在与法国作战，对此无暇顾及，所以起义军势如破竹，在6月12日便赶到伦敦。第二天，伦敦市民便打开城门欢迎起义军，而另一支来自埃塞克斯郡的起义军也来到伦敦，两支起义军随即处决伦敦城的贪官污吏、反动僧侣，捣毁法院和监狱。起义军纪律严明，对市民秋毫无犯，深得百姓欢迎。
起义军为了迫使英国国王同意他们的条件，迅速包围了伦敦塔，国王及其近臣躲在伦敦塔里一筹莫展。6月13日上午，理查二世战战兢兢地站在伦敦塔上向下面的起义军宣布“只要起义百姓回到自己的家乡，国王将会对此既往不咎”，而下面的人是群情激愤，并且拒绝后退，理查二世赶紧让自己的侍从对起义军说：“只要你们撤退到迈尔恩德广场，国王将会答应你们的所有条件。”起义军由于深受封建王权思想束缚，并且缺乏一定的政治经验，他们认为国王已经答应了他们的条件，于是就退到迈尔恩德广场。
6月14日早晨，起义军在迈尔恩德广场要求国王：减轻他们的封建义务，废除农奴制，允许自由贸易，并且赦免起义者。理查二世为了瓦解起义农民，立即颁诏宣布同意起义农民的要求，部分起义农民以为大功告成，当晚便欢欣鼓舞地回到家乡。而以瓦特·泰勒为首的部分起义军对此并不满足，他们留在伦敦继续坚持斗争，理查二世得到了喘息的机会，暗地里却命令各郡的骑士迅速赶到伦敦护驾。
悲惨的结局
6月15日，起义军继续与国王的代表谈判。瓦特·泰勒则要求国王废除教会和封建领主的特权，没收教会的财产分给无地农民。虽然理查二世在表面上与起义军讨价还价，实际却在酝酿一场可怕的阴谋，他暗中调动军队，准备消灭起义军。而瓦特·泰勒本人也是疏忽大意，在谈判时仅带了一名随从，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陪同国王前来谈判的人都是暗藏利器，准备寻找机会对瓦特·泰勒下手。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国王的一个随从开始辱骂瓦特·泰勒，国王也对瓦特·泰勒大加辱骂，紧接着又让伦敦市长对瓦特·泰勒下手，于是伦敦市长一剑把瓦特·泰勒刺下马，其他随从也蜂拥而上，砍死泰勒。与此同时，贵族军队正在血洗伦敦城，杀害起义领袖。失去起义领袖的起义军也是且战且退，各地也对起义军进行清洗，这场起义就这样失败了。
瓦特·泰勒领导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各地农民并未停止反抗。各地的封建主也逐渐停止原来像剥削农奴一样的生产方式，改为雇佣自由劳动者，在新的生产方式下剥削农民，一直到15世纪，瓦特·泰勒起义时的大部分要求才基本实现。从此以后，自耕农成为一支新兴经济力量，英国的社会经济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农民起义的先驱——意大利多里奇诺起义
多里奇诺这个名字，已深深地刻在意大利人民的心中，他在14世纪初意大利纷繁复杂的历史舞台上，上演了一幕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人民斗争史话——多里奇诺农民起义。虽然此次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却成为意大利农民起义的先驱。
危机四伏
多里奇诺农民起义发生在14世纪初期，当时的意大利，国家四分五裂、邦国林立，佛罗伦萨、教皇国、米兰公国、威尼斯、热那亚、西西里王国等公国各守一方，为争权夺势，各城邦之间战乱不断，各城邦内部斗争激烈。由于长期的分裂割据，各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无法形成统一的市场。
而意大利北部一些地区很早就废除了农奴制，建立了城市共和国，生产力有了较快的发展，尤其是工商业。14世纪初，地中海沿岸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各城市之间为抢占市场，经常发生战争，劳民伤财，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同样处于北部的萨伏依、皮埃蒙特等地仍然盛行农奴制，并受到以教皇为首的罗马天主教会的沉重剥削，因此，当地人民常以宗教异端形式展开反封建斗争。
中部的教皇国仍然以农业为主，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是，罗马教皇在此占绝对地位，宣扬“每一个人都应当对罗马教皇表示服从，这对于他的灵魂的救赎是必需的”，教皇竭力排除异己，镇压人民的反抗。佛罗伦萨在11世纪就成为意大利工商业和银行业的中心，12世纪建立城市共和国，但不久，政权就被富人掌握，他们之间争权夺利，纷争不断，与平民之间的矛盾也异常尖锐。南部的西西里王国则长期处于诺曼人、西班牙人等外族的统治之下。
可见，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貌似繁华，实则危机四伏，农民生活困苦，积怨十分深重。1304年至1307年，发生在意大利北部的多里奇诺农民起义是人民反抗剥削与压迫的一个缩影。
跌宕起伏的英雄史诗
多里奇诺是意大利宗教异端“使徒兄弟会”的成员。而“使徒兄弟会”是塞加烈里于1260年左右在帕尔马附近创立的，它主张过简朴清贫的生活，反对教会的腐化堕落，要求均贫富，“使徒兄弟会”内部成员之间以兄弟姐妹相称，深受广大贫苦农民的欢迎。随着信徒的增多，天主教会非常不安，罗马教皇下令解散“使徒兄弟会”，并将塞加烈里逐出帕尔马，但他并未屈服，到处游说，积极宣传自己的主张。1300年，塞加烈里被教皇以异端罪名逮捕烧死。
塞加烈里牺牲之后，多里奇诺继续领导“使徒兄弟会”的活动，与其妻子玛格丽特一起，于1303年在意大利西北部的皮埃蒙特地区发动农民起义，多次击败前来镇压的封建主军队，捣毁庄园和寺院，修筑防御工事，试图用武力反抗的方式推翻现存政权，消灭教皇及其同僚，并预言一个财富共有、没有剥削的“千年王国”不久就会来到世上。教皇派遣十字军前来讨伐，起义军被迫退入深山，后来由于起义军堡垒附近的农民被驱散，起义军长期得不到粮食和人员补给，在1307年，统治者残酷地镇压了起义，起义者或被俘，或被杀，多里奇诺和玛格丽特也英勇牺牲。
凤凰涅槃
在中世纪晚期的西欧社会里，尤其在像意大利这样的分裂国家，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忍受着来自教会、封建领主、还有刚刚萌芽的资产阶级的多重压迫，生活困苦程度可想而知，他们渴望自由平等的幸福生活。而身为异端教徒的多里奇诺提出的口号“均贫富”正好迎合人心，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使农民起义的爆发成为可能。但是由于教权、王权等反动势力过于强大，起义口号的空想主义性质以及农民阶层本身的局限性等各方面的原因，导致坚持了四年之久，轰轰烈烈的意大利多里奇诺农民起义就此失败了。不过，这次起义对以教皇为首的欧洲势力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它是14世纪、15世纪西欧各国农民起义的先驱。
骑在马背上飞奔的骷髅——黑死病的蔓延
14世纪的欧洲像是一个巨大的“死亡陷阱”，疾病、战争、死亡、灾祸不断。在所有的灾难当中，黑死病的蔓延则是最让人毛骨悚然、谈之色变的可怕“杀手”，人们称它为“骑在马背上飞奔的骷髅”。它将死亡带到欧洲的每一个角落，让这次瘟疫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具感染性、持续时间最长、最严重的瘟疫之一。“死神”的召唤
黑死病约在1340年左右开始在欧洲肆虐，据说病毒来自亚洲。世界上大约有7500万人死于这种疾病，仅欧洲就有2500万人。1894年，在香港已将这种病毒检测出来，并根据科学家的名字命名为巴斯德菌。这种细菌喜欢生活在动物血液中，或是跳蚤肚子里，而跳蚤又最喜欢粗厚皮实、四处乱跑的老鼠。老鼠经常跟随船只周游世界，船一靠岸，老鼠们便带着可怕的病菌进入各大城市，病菌也随之蔓延，终于酿成中世纪欧洲的灾难。
黑死病披着恐怖的外衣袭击了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等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逃过了这次劫难。最严重的时候，一天内竟然有1500人死于瘟疫，甚至连莫斯科大公和东正教教主都被上帝提前叫到自己身边报到了。据说英法战争就曾经因为这场可怕的瘟疫而停止，但即使这样，依然有很多人不断地死去，而且同样的可怕疾病还多次袭击欧洲。直到18世纪，人们发明了肥皂，情况才有所转变。
人一旦传染上这种瘟疫，大腿就长出一些像鸡蛋大小的脓包，溃烂后散发出浓烈的臭味，而且皮肤变成黑色或紫色，有的大而分散，有的小而密集。一般多则四五天，少则数小时，患者就命丧黄泉，死亡率百分之百，所以人们把这种可怕的瘟疫叫做“黑死病”。很多患者被扔在家里无人照管，直到尸体腐烂以后，邻居们才知道他已经死了。他们就以最快的速度通知神父，立即安葬，生怕疾病随着“邪恶的空气”传染到自己的身上。死者都没有按照自己的遗愿在指定的地方安葬，而是在最近的一个小教堂内简单地安葬，并且很多时候一个神父一次就要主持七八个人的葬礼。人们的死亡速度急速上升，安葬的速度已经跟不上死亡的脚步，很多人举行的是集体安葬仪式。很可能此时还在跟你说笑的朋友，明天就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
众说纷纭的起因
对于黑死病发生的原因人们有很多猜测。传统的排犹主义者认为，是犹太人毒污了基督徒的水井，让大家喝了有毒的水，大家才会传染上这种怪病。所以在此期间，大量犹太人惨遭杀戮。仅在德意志的美因兹，就有1.2万犹太人被活活烧死；在斯特拉斯堡，又有1.6万犹太人被杀。也有极少数的人认识到可能是动物传播疾病，所以杀死所有的家畜，猫狗的尸体到处都是，腐臭之味与人体的尸臭味混合在一起，令人窒息。人们经常看见有一群包着口鼻的人，追着一只从死尸上跳过去的小猫的情形。从没有人会在那个时候怜悯这个被当做是疾病传播者的弱小生灵。另外，又有统计表明，黑死病的爆发可能真的与这些猫有关。在此之前，人们大量地杀害所谓的女巫，而猫通常被看做是她们的宠物或者帮凶，自然很难逃脱死亡的命运，它们曾经在欧洲一度绝迹。没有了猫，老鼠繁殖得更快，为瘟疫的传播提供了重要条件。
另外，一些人受到基督教的深刻影响，认为是人类的罪恶行为和堕落才让神灵们降罪人世间。于是他们带着最虔诚的心，嘴中不住地说着“我最有罪”，甚至还用镶有铁尖的鞭子在彼此身上鞭笞。这也是中世纪隐修会流行的原因吧。但由于赎罪需要不断行善举，甚至要进修道院进行苦修，一般人无法承受这样的折磨，所以马丁·路德适应时代要求地提出“因信称义、因信得救”，简化了宗教仪式，适应了时代需求，迈出了宗教改革的第一步。
英国科学家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这场灾难也很可能是因为彗星爆炸造成的。由于彗星进入地球大气层发生爆炸，所以造成了地球的“核冬天”，也就是大量的灰尘四处传播、笼罩地球。正因为这样，作物缺少光合作用，普遍歉收，到处都是饥荒。一旦没有足够的食物，人们的身体素质下降，抵御疾病的能力降低，黑死病也乘机在欧洲肆虐开来。较之来说，最后一种说法似乎更具有说服力，也是大家普遍认同的观点。“死亡”和“新生”
黑死病给欧洲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当时的人们在恐惧和苦难的阴影中等待着死亡的来临，每个人都很冷漠。即使是最亲的亲人也会在他得病的时候离他而去，人们整天生活在冷漠和孤独中。由于劳动力的匮乏，农业歉收，饥荒更加严重，人们生活苦不堪言。
但同时，黑死病也为社会带来了新生。首先，农产品价格上涨，谷物、家畜、奶制品成本大大提高，投入多而获利少。据统计，一个收割者在当时的劳动报酬每天不得低于8便士，而且还要提供饭食。许多人因为雇不起工人，家中又没有劳动力，就让庄稼烂在地里。1351年，英国国王颁布了《英国劳工法案》，试图把工资水平保持在以往的水平，违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但劳工们根本就对国王的命令置之不理，要么付更多钱，要么就让庄稼和果实烂在田里和果园里。加上很多贵族死后，大量田地无人管理，有些人乘此机会低价购得这些土地，积累了一笔财富，后来发展成了新兴贵族阶层。还有一部分人将农场改为牧场，将种植谷物转为饲养绵羊，养羊业与毛织业也随之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些都为欧洲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社会创造了重要条件。
其次，基督教会虽然在疾病到来的时候勇敢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为患者看病，安葬很多可怜的人，但是，人们同时也看到了死神并没有因为耶稣的牺牲而放过那些坚定跟随他的人。教会人员的死亡率很高，财富和权力就到了一些无能小辈的手中。这种情况下，宗教改革呼之欲出。
再者，人们发现一旦有人染病，只有死路一条，所以都极度悲伤。而且，周围不断有人离他而去。一旦有人染病，所有人都对他躲之不及，直到他在悲伤与孤独中死去。有些人为了寻求精神的解脱，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加之当时的法律和权威都成了一纸空文，人们更是无法无天，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些人在躲过黑死病以后，变得极度自私，尤其注重现世的享乐。他们不仅刺激了奢侈品市场和商业的迅速繁荣，还形成了个人主义的萌芽，也为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提供了温床。
有些人三五成群来到乡下，或是没有病人的地方。意大利著名的人文主义作家薄伽丘的名著《十日谈》，就是以黑死病为背景，讲述的是一群年轻人在瘟疫到来之时，躲到乡下，以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为娱乐的故事。同样也是因为黑死病，大学宣布停课，政府禁止人们离家远行，所以一位叫伊萨克·牛顿的年轻人才有机会由无穷对比级数的解法中创立出一门很重要的数学学科——微积分。
深远的影响
当然，对于我们来说，还有一个方面是很值得借鉴的。那个时候的欧洲已经开始建立一些公共卫生设施，但水平很低，效果也不明显。街道上到处都是溺水、粪便之类的脏东西，污浊不堪。很多楼房空气不流通，阳光无法直接照射。有些家庭五六口人共睡一张床。而且当时的人都很不注意个人卫生，经常不洗澡，皮肤病司空见惯。医疗条件很差，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腹泻、感冒之类的小病，在当时都可能是致命的。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卫生的重要性，很多城市开始整修下水道，在室内适当地开窗透气，注意公共卫生，经常洗澡，便后洗手等等。这些卫生习惯直到现在还能帮助我们预防很多传染性疾病的发生。
总之，黑死病给中世纪的欧洲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当时的社会十室九空、村庄荒无人烟、商铺关门、到处弥漫死亡气息，同时，瘟疫带来了一些新的气象。为了增加人口，不同阶层开始通婚；资产阶级新兴贵族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人们学会了保护自己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欧洲近代文明的曙光。
痛苦中的奋起——法国扎克农民起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5世纪中叶的法国农民就处在沉重的压迫之下：战乱、杂税、瘟疫，这一切全落在了法国农民头上，压得他们流离失所、无法生存。忍无可忍，他们走上了反抗的道路，于是，扎克起义爆发了。
苦痛中挣扎
扎克起义，有时又译做“扎克雷起义”。“扎克”乃“乡巴佬”之意，是中世纪法国贵族对农民的蔑称。扎克起义发生在巴黎北部地区，这里自古人口稠密，农业较为发达，但葡萄种植业和酿酒业却不怎么样，因此每当粮价下跌时，这里的农民便苦不堪言。1337年至1453年，法国与英国之间爆发了一场长达百年之久的战争，1346年、1356年法国分别在克莱西和普瓦提埃吃了两次大败仗，尤其是后一次更为惨烈，法王约翰和许多封建贵族都成了英国的俘虏。因此，人民除了沉重的苛捐杂税外，还要担负起被俘法王和贵族们的巨额赎金，苦不堪言；时值1348年至1349年整个欧洲流行可怕的黑死病，成千上万的人死于瘟疫，劳动力锐减；再加战乱的骚扰，人民心力、体力都饱受着煎熬，实在痛苦不堪。
无奈的反叛
老国王约翰被俘之后，太子查理主持朝政，战争以及赎回老国王和贵族都需要钱，于是他在1356年召开三级会议。法国的三级会议由教士、贵族、市民三个等级构成，以往都是贵族阶级占主导地位。普瓦提埃一役，很多贵族和法王一起被英国掳去了，加上城市的日渐发展，市民阶级构成了这次会议的主体。艾田·马赛是巴黎商会会长，家境富裕，而且较为聪明，他看到了这次会议的有利时机。1357年，他率领广大市民，迫使太子查理颁布《三月大敕令》，规定定期召开三级会议，每年召开两次；会议有权决定战争、媾和，还有权任命国王的顾问；此外，国王征税必须经三级会议同意等，总之是一系列有利于第三等级的条款。此后，马赛挟持查理，掌握了巴黎的实权。1358年2月，马赛以太子查理辞退三级会议派给他的顾问为由，组织武装的巴黎手工业工人闯入王宫，当着太子的面杀死了两名侍卫。不久，太子出逃。
暴动的硝烟很快弥漫到了巴黎周围的乡村。1358年5月底，巴黎北部博韦地方的农民举起了义旗，因“扎克”是贵族对农民的贱称，故这次起义就被称为“扎克起义”。农民虽揭竿而起，但他们认为自己的一切苦难都是贵族造成的，与国王无关，所以他们起义的旗帜上绘的是王徽百合花，以表明对国王的忠诚。起义者开始不到100人，他们怀着对贵族的无比愤恨，不但捣毁贵族的栖身地——堡垒，还将遇到的每一个贵族置之死地而后快。起义掀起之后，队伍迅速扩大，很快便席卷了整个法国北部地区。农民推举吉约姆·卡尔为义军首领，打出了“消灭一切贵族，直到最后一人”的口号。
无情的惨败
卡尔的作战经验比较丰富，他一方面对农民军进行有效的编制，另一方面积极与巴黎市民取得联系。他派代表请求马赛支援农民军，但马赛只是想利用农民军打通到巴黎的粮道，并没有把农民军放在眼里，因此只派过一小支队伍前去增援，但很快又撤回了。农民军处于非常被动不利的地位，同年6月，突然有队骑士从东征的途中返回，与太子查理的军队一同打击农民军。6月10日，查理以谈判为名，骗卡尔只身前来，逮捕了这位义军首领。查理的军队和骑士们趁机进攻，失去头领的起义军犹如一盘散沙，很快溃败。军队大开杀戒，屠杀了两万或叛乱或无辜的农民，卡尔也被残酷戕害，扎克起义宣告失败。农民起义失败后不久，巴黎市民的暴乱也被镇压了，马赛死于非命，查理很快便重新掌控了巴黎。
三级会议
三级会议是中世纪法国的等级代表会议，参加者有第一等级教士、第二等级贵族、第三等级市民，故此得名。1302年，法王腓力四世与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之间矛盾白热化，腓力四世为增加筹码、对抗教皇，召开第一次三级会议，除教士和贵族外，每个城市派出两名代表参加。此后，凡是国王遇到无法解决的政治或经济问题就召开三级会议，其实十次有九次都是为了征税。16世纪至17世纪初法国王权强大，无须支持，三级会议被搁置一旁，从1641年到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中断了175年。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夕，路易十六召开了最后一次三级会议，之后，“三级会议”落入历史的纸堆中。
扎克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激起了农民对不公正待遇的反抗意识，不久后，在法国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英国也爆发了一场农民起义；此外，扎克农民起义还沉重地打击了封建贵族和教会的压迫统治，让他们看到，农民不会永远都是“沉默的羔羊”。
格林瓦尔德会战——条顿骑士的悲歌
骑士团是中世纪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浓缩了整个中世纪的历史和文化。作为其中的一支——条顿骑士团，既有锐意建国的辉煌，又有英雄末路的叹息。让我们拿起这把开启中世纪奥秘之门的钥匙，重温那段如火如荼的岁月吧！
条顿骑士的缘起
条顿骑士团与圣殿骑士团、善堂骑士团并称为“三大骑士团”，在中世纪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条顿骑士团是第三次十字军东侵时教皇批准建立的日耳曼宗教军事组织，于1198年成立于阿卡（今巴勒斯坦境内），因其成员大都来自德意志，所以又称德意志骑士团。它是三大骑士团中最后成立的，却是影响最大的。起初，它只是一个行善的医护组织。1199年9月19日，教皇英诺森三世颁布训令，规定条顿骑士团以圣殿骑士为样板，执行与善堂骑士团一样的教规。从此，它具有军事修会的职能。他们以“帮助、救治、守卫”为职责，身着白色外衣，佩戴黑色十字章，在白色的斗篷上绘上红色宝剑和十字，白底黑字是他们特有的标志。
13世纪至14世纪的中世纪是大国角逐的时代，条顿骑士团利用各国间的矛盾纷争，在夹缝中寻找自己的生存之地。1211年，它以帮助匈牙利国王安德烈二世镇压库曼雷人为由进入东欧。1226年，又应波兰的康拉德公爵之邀开始征服波兰的宿敌普鲁士，并从国王那里讨到一份“黄金允诺”——可以永久占有所征服的土地。随后的50年，军事征服和流血屠杀在普鲁士的土地上再也没有停止过，波罗的海广大地区的居民也备受凌辱。随后，条顿骑士在普鲁士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进而占领波兰的波美拉尼亚和格但斯克地区，对波兰形成东西夹击之势，这使波兰王公追悔莫及。1309年，条顿骑士把总部迁到普鲁士的马林堡，发展商业、扩建城市，在原有和新占领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即骑士团国，并以此为据点继续向外拓土。虽然对外战争也屡受挫折，但还是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
剑拔弩张的时局
骑士团国于14世纪下半叶在大团长克尼普罗德的领导下达到鼎盛，它不再满足于对波兰的控制，将魔爪伸向更远的地方。除了东西普鲁士外，整个波罗的海东岸，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大部分地区，都成为它的囊中之物。1346年，它从丹麦手中夺得爱沙尼亚，还在意大利、希腊、德意志、西班牙建立新的属地。骑士团成为东欧各国的共同敌人，危急的形势促进了波兰与立陶宛的迅速合并。
联合前的波兰社会，较之以前四分五裂的局面有了很大的变化。瓦迪斯瓦夫一世、二世、三世奠定了国家统一的基础。1320年，瓦迪斯瓦夫一世利用子女与其他王室的联姻，建立了波兰与匈牙利以及波兰与立陶宛的同盟。15世纪初，波兰在瓦迪斯瓦夫二世统治下趋于强大。
联合前的立陶宛，在格底敏统治时期（1315～1341）发展成为东欧强国。大公对人民实行极为温和的政策，尊重归附的斯拉夫人的东正教信仰和习俗。但是骑士团对它的威胁由来已久。1382年，亚盖洛继位后致力于收复失地，开创了立陶宛的辉煌时代。
积压在立、波人民心中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仇恨与收复失地的热望遍布城市的每个角落。1386年，38岁的立陶宛大公亚盖洛与波兰女王雅德薇嘉结婚后，加冕成为波兰国王，奠定了立、波联合的基础，这就大大增加了战争取胜的筹码。对条顿骑士来说，很有必要扫除这一阻挠其扩张的巨大障碍，它破坏立、波联盟的计划失败后，急切地希望诉诸武力。多年来积聚的财富和强大的军队，终于可以使条顿骑士团一展身手，维护自己岌岌可危的统治了，况且对方觊觎的日姆兹地区是它与宝剑骑士团连成一片的重要基地，万万不能失去。
1409年春，日姆兹爆发反骑士团的总起义，波、立表示支持。条顿骑士不顾波兰国王亚盖洛的最后通牒，决然于8月越过国界，占领波兰多布任地区。亚盖洛遂宣布实行“全民武装”，联军向骑士团宣战，这次迅速升温的战前预战，在波兰史上称为“伟大的战争”。
条顿骑士在德法骑士以及英格兰、瑞士等国的支持下，建立起一支装备精良、组织严密的大军。波、立则联合俄罗斯、捷克、鞑靼蒙古等，制订了详细的作战计划，组成威震四方的联军。双方虎视眈眈，战争一触即发。
命运攸关的决战
1410年7月初，波、立、俄军队会合，向骑士团首都马尔堡进发，占领几个重要据点。15日，双方主力在格林瓦尔德地区交锋。骑士团约为2.7万人，分为51旗，由右翼、左翼及16旗的二线预备队组成。联军3.2万人，分为91个中队，右翼有40个立陶宛、俄罗斯中队，还配置有鞑靼骑兵；左翼由42个波兰中队、7个俄罗斯中队和2个捷克中队组成。联军阵地右翼与后方以沼泽地和马尔沙河作掩护，左翼以森林为掩护。骑士团则部署在高地，利用居高临下的优势防御敌人的进攻。
开战之前，骑士团团长荣金根给波兰国王送去两把剑，表示要进行一场骑士之间的较量，双方怒目而视。臼炮和弩手在阵前占据了发射要地，骑士团的臼炮齐射，拉开了战争的序幕。无奈天降大雨，火药并没有发挥多大的威力。战争开始不久，联军面临十分不利的局面：联军发起的进攻被阻挠，右翼被德意志旗队突破，中央波兰中队遭攻击，骑士团的其他旗队也从正面开始冲锋。楔形阵是骑士团常用的战术，它的优点是突击性强，易于迅速撕开对方防线，并以此为突破口使敌军全线崩溃。它的缺点是两翼防御弱，若不能迅速撕开防线，两翼会慢慢被侵蚀。因此，袭击其两翼是制胜的关键。
千钧一发之际，谢苗·林格文·奥利格尔多维奇公爵瞄准时机，力挽狂澜，牵制了骑士团左翼的部分兵力。波兰中队突破骑士团右翼的正面。骑士团大团长荣金根的意外阵亡，更是使骑士团陷入混乱，许多人仓皇溃逃。波军的顺利冲击、俄军的勇敢和智慧，使立陶宛中队重整旗鼓，打退了敌人的追击，转入进攻。经过多次激战，骑士军左翼被击溃，右翼也面临巨大威胁。
这注定是一场孤注一掷的战役，成败在此一举。筋疲力尽的双方军队都毫不犹豫地把二线、三线部队投入血流成河的战场。前来增援的立陶宛、俄罗斯军队合力歼灭了骑士团的右翼。联军乘胜击溃了骑士团的最后几个旗。至此，骑士团成员牺牲过半，高级指挥官几乎全部战死。会战以波、立联军的巨大胜利告终。战争展现了联军重装骑兵的灵活作战能力，体现了东欧国家同心协力抵制外部侵略的坚定决心。这场战役被东欧人民永久铭记，是民族和国家团结的象征。
条顿落日的悲歌
这次会战是欧洲中世纪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骑士战争，骑士团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战争鼓舞了东欧各国人民争取独立的勇气，提高了波兰在整个欧洲的国际地位，推动了捷克的解放运动——胡斯运动。会战后，联军进入骑士团领地，许多城堡不战而降。7月25日，联军逼近马尔堡，由于种种原因，围城未果，条顿骑士团国得以幸存。1411年，双方签订《托伦和约》，条顿骑士被迫承认波兰的宗主地位，骑士团归还日姆兹给立陶宛，归还多布任给波兰，自己仍保留东普鲁士，移都柯尼斯堡。此外，骑士团向联军赔偿10万布拉格格罗什的战争损失。
由于德意志的干涉和威胁，战果并未被充分利用，条约对惨败的条顿骑士来说是非常宽容的。即便如此，条顿骑士并不履行条款，拒绝赔款和归还领地。1414年、1419年亚盖洛又对骑士团发动了两次战争，签订了《梅尔诺和约》，直到这时立陶宛才收复日姆兹。1466年，波兰收复了沦陷150多年的东波莫瑞和赫翁诺地区，获得了波罗的海出海口。此后，条顿骑士的侵略征服史宣告结束。16世纪骑士团逐步新教化，仅作为一个宗教组织而存在。1809年，雄霸欧洲的拿破仑解散了骑士团，骑士团团员被迫沦落天涯。1834年，条顿骑士团被恢复，成为承担战时医护服务的荣誉机构，世俗化现象非常明显。
在今天罗马商业街的马耳他大厦，我们仍能找到骑士团的栖身之地，那幢1.2万平方米的大厦，记载着它曾经走过的风风雨雨、潮起潮落。细心的朋友会发现，至今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冰岛等北欧国家的国旗上都有斯堪的纳维亚十字的标志，它是条顿骑士团一脉相承的军事传统的象征。也许，这就是历史给予我们无限回忆的奥妙和韵味吧。
英法百年战争的传奇——圣女贞德
1337年至1453年是英法历史上战火频仍的世纪，两国展开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较量。这场战争中涌现出一位传奇英雄——圣女贞德，这位“上帝派来的信使”在最黑暗的岁月里，帮助法国实现了奋斗了一百多年的梦想，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创造了人们代代传颂的英雄传奇……
岌岌可危的战争格局
英法两国既是一衣带水的近邻，又是长期合作的盟国，王室世代联姻，英国的诺曼王朝（1066～1154）和安茹王朝（1154～1399）都是法国的封建主创立的。联姻的最大后果之一，就是在王位继承上纠缠不清。1328年，法王查理四世死后无嗣，王室发生混乱，三级会议推举瓦罗亚家族的腓力继位，即腓力六世。但这引起英王爱德华三世的不满，他是法国先王腓力四世的外孙，极力要求按血统继承王位，三级会议以女系家族不能继承王位为由拒绝，这成为英法百年战争的导火索。与难以厘清的王室继承关系相伴，尖锐的领土争端也使英法两国纠纷频起。另外，法国北部的弗兰德尔是毛纺织业兴盛的宝地，成为两国必争之地。
1337年，酝酿已久的英法百年战争正式爆发，最初的战局对法国极为不利。英国有强大的海军，法国可望而不可即。1346年，英军利用英吉利海峡的便利交通及装备一新的弓箭手，以较小兵力在克莱西之役中大获全胜：法军约1500名骑士战死，英军仅损失3名骑士和40名弓箭手。这是英法正面冲突的预演，也是英军以少胜多的辉煌战例。1356年法王及大批贵族也沦为英军俘虏。之后，法王查理五世励精图治，改组军队，几乎收回全部失地。但好景不长，他死后，年仅12岁的查理六世（1380～1422）继位，他生性懦弱，后又患疯病，大权旁落，大贵族一分为二，勃艮第派和阿曼涅克派斗争激烈。
此时登上英国王位的亨利五世则是位卓越的君主，又是位久经沙场的统帅。1415年，他亲率大军在阿金库尔大败法军，并长驱直入占领巴黎和法国北部地区，迅速扭转了战局。法国被迫接受和谈，英国利用已取得的战果咄咄逼人。1420年双方约定：查理六世之女嫁给亨利五世，亨利五世及其后裔在查理六世死后继承法国王位。1422年查理六世与亨利五世相继死去，王位由亨利五世和查理六世之女所生的不满周岁的婴儿继承。查理六世之子查理只得退守法国南方，勃艮第派占据东部，英军步步紧逼，王室岌岌可危。
上帝派来的翩翩信使
贞德，1412年出生于法国东北部香槟与洛林交界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是位牧羊女。幼年时的贞德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父母和姐姐都很疼爱她。她喜欢在田野玩耍，尽情享受大自然的乐趣。相传她十岁那年，平静美好的生活由于这场残忍的战争而被断送。一天，她在教堂做完忏悔回家，跳跃着穿过一片田野，跑累了就躺在地上。突然，狂风大作、万云翻腾，一个可怕的幻象出现了，一位面相严肃的长者用手指着她，然后消失了。她身旁出现一把已拔出鞘的、金光闪闪的利剑，那形状极像教堂高高挂起的十字架。贞德吓坏了，她飞快地赶回家。整个村落一片狼藉，家里空无一人，她绝望地大声呼喊父母和姐姐的名字，姐姐凯瑟琳应声而出，一把把她关进狭窄的、自己藏身的小木门。几个英军士兵叫嚣而来，环视四周所有值钱的东西，一名士兵粗暴地扑向惊恐的凯瑟琳，企图强暴她，凯瑟琳誓死不从，被英军一剑刺死。小贞德在门缝里眼睁睁地看着这惨绝人寰的一幕，悲痛不已。英军走后，她泪流满面地埋葬了姐姐，毅然离开收留她的亲人，加入了教会。她相信是上帝选中了她，让她来拯救正承受苦难的整个法兰西民族，并以姐姐的死来作为警示。
数年之后，法国陷入了最黑暗的时刻，英军包围法国南部军事重镇奥尔良，法国王室朝不保夕。贞德再次受到幻象感应，她不远千里面见查理，声称自己是上帝的信使，上帝指示她来挽救法兰西。她向王子描述了幻象，并要求统领驻守奥尔良的法军。王子半信半疑地答应了，因为当时绝望的人们已有很多相信她是救世主，一些士兵也愿意誓死追随她。1429年，身穿铠甲的贞德赶赴奥尔良，她在战前对士兵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讲，然后骑上战马，举着象征上帝意志的大旗和那把金光闪闪的利剑，驰骋疆场，完全将生死置之度外。在她的感召下，士兵们精神大振，以一当十，猛攻英军，经过激烈战斗，竟把英军赶出奥尔良，神奇般地扭转了当时法国所面临的严峻局势。
奥尔良的胜利是英法百年战争的转折点，贞德在其中发挥了神奇的作用。英军司令彼得福在战后致英国政府的信中，这样总结英军失败的原因：“他们所依靠的是一个女子，她运用了神秘的办法作战”；“堡垒已被攻陷，似乎是上帝攻进来的。”在贞德的带领下，法军又接连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法国上下一片欢腾。在贞德胜利的捷报声中，查理在兰斯大教堂加冕称王，称查理七世。
牧羊女的宁死抗争
继位后的查理安于现状，沉湎于享乐，希望用和谈得到巴黎，换取和平，贞德在对英战争中建立的崇高威望和感召力，也使权欲熏心的他惴惴不安。他对贞德继续抗英的要求横加阻挠、处处刁难，许诺给贞德的援军迟迟没有发放。陷入困境中的贞德，依靠着坚定信仰和对法国人民真诚的热爱，带领支持者孤军奋战，但不幸的阴影却离她越来越近。1430年的康边之役，战事异常艰苦，5月23日清晨，贞德率少数军士主动向英军发起攻击，因势单力孤被迫向康边城撤退，由贞德断后，但康边城防司令弗莱对英军畏之如虎，竟在贞德尚未进城时强令士兵拉起吊桥，将贞德关于城外。就这样，贞德拼死奋战，身边的叛徒突然露出狰狞面目，将她拉下马，经过激烈搏斗后，贞德最终被勃艮第派贵族俘虏。
贞德被俘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法国民众当中，陷入无尽悲痛之中的将军和百姓自发地聚集起一万金克朗，希望国王能出面与勃艮第人谈判，赎回他们的救世主。不料，国王口惠而实不至，见危不救，残忍地把这笔钱据为己有。最终，卑鄙的勃艮第人以一万金币的高价把贞德卖给英国人，她被带到英国人驻扎的鲁昂地区。1431年，当地的主教召开大会对贞德进行审判，在英军的严厉监督下，教会为虎作伥，对贞德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但她宁死不屈，坚定地表示：“我确信，侵略者除了被杀死的此外，统统都要被赶出法国！”
虽死犹生的一代“圣女”
手足无措的英军为了置贞德于死地，对教会一再施压。教会竟丧心病狂地编造供词指控她犯有异端邪说罪，宣判她为“女巫”。英军下令立即在鲁昂广场的火刑柱上架起高高的木柴将其处以火刑。当时场面异常惨烈，熊熊大火烧过贞德的脚和腿，火焰直窜到她的脸上，锁着她的铁链也被烧得通红。满身伤痕的贞德早已没有呼喊的力量，她的手和脚在烈火中颤动着、抽搐着，眼睛却在尽力地注视着天空。大火没有摧毁她为上帝献身的坚贞信念，她带着对法兰西民族的坚定信念走向她的理想天国，那年她19岁。
贞德的英雄事迹与悲惨遭遇感染了许许多多绝望中的法国人民，在贞德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法兰西民族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他们团结起来向英军展开猛攻，战事步步推进。1435年以后，法军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节节取胜，被爱国热情激励的士兵们不辞劳苦、奋力拼搏，用自己的身躯顽强地对抗英军的炮火。被胜利鼓舞的士兵愤怒地冲上城楼砍下原来英军的旗帜，把自己的旗帜高高挂上，一座座城池相继被法军掌控。1453年，百年战争结束，英国除保留加来港外，撤出全部的法国领土，法国终于取得抗英战争的最后胜利。
取得胜利的法兰西民众并没有忘记他们的民族英雄，为了表达对她的爱戴，人们亲切地称她为“奥尔良少女”。之后，经多方调查审理，教会于1456年6月16日为贞德平反，推翻了以前的不实判决。几百年后，罗马教廷正式封这位牧羊女为“圣女”，她的故事也因此被人们代代传颂。
伟大的复兴——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
西班牙可谓是一个命运奇特的国家，漫长的岁月里，它在异族的统治下曲折前行。不过，也正是异族教化了它，带给它智慧、信仰、文明的生活和祖国意识。由此，它本能地于公元8世纪开始“光复运动”，直到1479年统一了国家。之后，它又采取了清除异族人、清理宗教血液的野蛮措施，极大地影响了西班牙以后的发展。
追寻历史轨迹
公元前3000年左右，伊比利亚半岛上来了一批地中海沿岸的土著人。后来，在民族大迁徙时代，凯尔特人、巴斯克人穿越比利牛斯山脉迁入半岛，与伊比利亚人和平混居。不久，冒险家腓尼基人来到这里做生意，把他们的神明和血祭介绍给当地人。公元前7世纪左右，希腊人也来到西班牙，将美的艺术传递下来。不过，这些可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在和平贸易一段时间后，便开始扩张据点，前来贸易的腓尼基人居然也变成了帮凶。直到罗马帝国兴起后，西班牙又换了一个主人。新主人的影响极为深远，从行政制度到法律，从语言到艺术，从经济到宗教，都教化了粗野的西班牙人。基督教诞生后，很快传入西班牙，并逐渐流行于这座城市中。公元4世纪，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官方宗教，西班牙教会从此受到罗马主教的管辖，他们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世界总是充满无尽的变幻，公元5世纪初，一场大规模的蛮族迁移再度出现，几近黄昏的罗马帝国已无力抵挡这种所向无敌的冲击，西班牙更是惴惴不安。最终，484年西哥特人在半岛建立了第一个民族国家。此时，罗马帝国的整套体制已在西班牙运转自如，30万西哥特人的影响微乎其微。在589年，西哥特统治者雷卡雷多正式宣布改信罗马天主教，放弃阿里乌斯教，从而实现了宗教上的统一与国内团结。
西班牙后来走上了穷途末路，统治者终日沉溺于声色犬马，政权实际上由教士和大臣掌握。国内不时有叛乱、起义发生，王朝的日子屈指可数。711年，阿拉伯人从南部入侵西班牙，半年之内便控制了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第二年，阿拉伯的北非总督穆萨亲率大军进行征服战争，基本控制了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沦为阿拉伯倭马亚王朝的一部分。
起初，西班牙由大马士革的哈里发直接统治。756年，倭马亚王朝被阿拔斯王朝推翻，倭马亚王子阿卜杜拉·拉赫曼逃到西班牙，建立后倭马亚王朝，定居在科尔多瓦。这是一座被称做“西班牙的拜占庭”的城市，城墙、宫殿、图书馆、教堂、清真寺应有尽有。拉赫曼没有自称哈里发，他小心谨慎地恪守《古兰经》，从不奢侈荒淫。10世纪，拉赫曼三世继位，宣布自己为哈里发，享有西班牙的政治、宗教权，基督徒被迫逃亡北方。然而，不久之后哈里发大权旁落，王室内部混乱，一片衰颓。1031年，哈里发被废除，穆斯林王朝不复存在，分裂为23个独立的小王国，直到1492年，最后一个小国覆灭。
阿拉伯人攻下西班牙，封建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巩固，社会各阶层等级分明，他们还带去了农耕技术、建筑艺术、畜牧业、医学、数学等许多新文化。虽然阿拉伯人实行比较宽容的宗教政策，只要基督徒的活动隐蔽，穆斯林便不干涉，但他们之间的精神壁垒十分坚固。伴随阿拉伯帝国的四分五裂，基督徒们紧抓良机，收复失地，掀起了长达七个多世纪的“光复运动”。
悠悠复国史
阿拉伯的势力刚刚延伸至西班牙时，退守到北方的阿斯图里亚斯山区的西哥特人就展开基督教收复家园的运动，奋力抵抗穆斯林的北上先锋队。佩拉赫率领军队从比利牛斯山直抵埃布罗河北岸，扩大了阿斯图里亚斯王朝的版图。在公元8世纪至11世纪的300年间还出现了其他一些独立王国，有卡斯蒂利亚、纳瓦拉、阿拉贡，还有东北端的加泰罗尼亚，它们在收复运动中围绕埃布罗河构成一道防线。
这些基督教小王国，为驱逐共同的敌人，常常通过联姻来团结力量。莱昂王国（原阿斯图里亚斯王朝）在斐迪南一世时与卡斯蒂利亚统一，趁阿拉伯帝国分裂之机，领导“光复运动”。斐迪南征服了葡萄牙北部地区，赶走了那里的阿拉伯人。他去世后，将统一的王国分给三个儿子，由此开始了兄弟相残的战争。被人们称为“勇士熙德”的罗德里格·迪亚士便是此时的传奇人物。
得落荒而逃。到13世纪末，西班牙的收复失地运动大体完成，阿拉伯人只剩下半岛南部一隅的格林纳达。
民族国家的成长
在卡斯蒂利亚与纳瓦拉争夺扩大地盘的战役中，罗德里格为卡斯蒂利亚挥刀杀开一条血路，大大地鼓舞了士气。不过，结果是卡斯蒂利亚的桑什王被谋杀，而罗德里格却因英勇而名声大振。他要求阿方索发誓兄长桑什不是他杀的，便宣布阿方索为卡斯蒂利亚的国王。后来的日子里，熙德时而为穆斯林军队效力，时而又为基督徒征战，在刀光剑影中四处征服。1094年，他攻占了穆斯林西班牙最繁华的城市巴伦西亚，残忍地屠杀了城里的守卫者和国王，完全拥有了这座富庶的城市，又将清真寺改为教堂，熙德常在这里恳切地祈祷、忏悔。只要他活着，穆斯林就不敢贸然夺回巴伦西亚。他不由自主地被卷入了“光复运动”，直到1099年去世。
在与阿拉伯人的长期斗争中，西班牙各小国逐渐形成，马克思曾精辟地分析说：“西班牙地方性的生活、各省和城市公社的独立性、社会的复杂情况，起初是由这个国家的地理特点造成的。而后来历史的发展则是依各省摆脱摩尔人统治所采用的各自不同的方式。”卡斯蒂利亚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一个重要国家，“光复运动”胜利后，教会和大封建主的地位显著提高，作战主力骑士形成小贵族，许多农民摆脱了农奴的地位，获得人身自由。此外，为了巩固国王的权力，开始重视立法与法典的编纂。阿方索十世颁布了《七法全书》，它是罗马法与本国习惯法的结晶，体现了君权至上的原则。1230年，莱昂王国与卡斯蒂利亚在分分合合之后最终实现了永久统一。在阿拉贡王国，贵族封建主势力扩大，独立性增强。1250年，成立了由大封建主把持的国会，有权废立国王。与此同时，国家的商业、手工业经济逐渐发展起来，走向海外扩张。
12世纪至13世纪，西班牙开始展开轰轰烈烈的十字军运动。在阿拉贡，“好斗者”阿方索一世率领十字军一路攻占了不少重要边塞，进逼格林纳达。他去世后，阿拉贡与加泰罗尼亚合并。后来，穆斯林的阿尔摩哈德王朝曾掀起宗教狂热，在西班牙仅取得一次胜利之后便被卡斯蒂利亚、阿拉贡和纳瓦拉联合起来的基督徒军队及教皇英诺森三世派来的欧洲十字军团击败。1212年7月16日成为西班牙人永远感恩纪念的日子，托洛萨战役将阿拉伯军队打在西欧中世纪城市茁壮成长的浪潮下，日趋壮大的西班牙各城市也兴盛起来，最为著名的是巴塞罗那，它是当时世界第一流的沿海通商城市。这段时期卡斯蒂利亚的畜牧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羊毛畅销于佛罗伦萨，成为出口的主要产品。总之，西班牙在各小国中市场繁荣，外国商人也纷纷抢占商机，各国商船络绎不绝地停泊在重要港口。
终圆一统梦
其实，西班牙的统一意识早已经产生。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王国都出现了强大的封建专制特权阶层，对农民恣意剥削压迫，以致暴动、起义频繁。尖锐的阶级斗争使统治者认识到长此以往国家必会走向衰竭，需要统一并削弱大封建主，更需要联合起来将阿拉伯人彻底赶出半岛。在这样的思想准备下，1479年，阿拉贡斐迪南国王与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结婚，两国正式合并，圆了统一之梦。他们两个同样的才华出众，又都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这样完美的结合谱写了西班牙历史的美妙篇章。
不过，国王和女王是以同等地位结婚，依然各自保留行政、司法、财政制度。新王国成立后，他们立即着手完成光复国土的大使命。他们开始围攻最后的堡垒——格林纳达，这是一个光艳照人、令人心醉的好地方，他们决意要夺回来。期间又发生了许多事件，双方通过秘密谈判达成条款。1492年1月2日，格林纳达的国王保布迪尔领着50名随从迎向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将该城的钥匙、大印转交给胜利者，西班牙军队进入城内，传令官大声宣布“格林纳达交给天主教徒国王了”。至此，将近8个世纪的阿拉伯统治终被粉碎，“光复运动”胜利了，在格林纳达的西班牙人对上帝的感恩赞美响彻云霄。
尽管穆斯林国家的统治被摧毁，有些臣民被迫改宗天主教，但作为穆罕默德的忠实信徒怎能轻易改宗？为此，伊莎贝拉下令铲除摩尔人。1478年，为恢复天主教血统的纯洁性，新王国设立了宗教裁判所，驱逐所有的犹太人，这就意味着把大批医生、科学家、哲学家等宝贵人才也赶走了。血统大清洗充满着西班牙人的宗教狂热，天主教成为全国上下的唯一信仰。
政治和宗教的统一，一方面凝聚了西班牙的力量，为西班牙的强大奠定了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对异教徒的清洗措施，又为西班牙的长期发展埋下隐患。
统治与反抗——教会与异端的斗争
正统与异端伴随着基督教发展的漫长历程，异端所表现的是对教义的不同理解，而正统教会的残酷镇压也不过暴露了基督教黑暗和血腥的一个侧面。异端对正统教会的反抗奏响了16世纪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先声。
异端的兴起
公元6世纪以来，基督教迈入其黄金巅峰时代，整个西方唯基督教独尊。当历史的脚步叩开10世纪的大门，基督教也受到所谓“异端”的挑战，直至15世纪，正统与异端论争不已，混战不休，西方基督教会陷入狼狈不堪的窘境。
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异端指违背基督教会正统教义的神学观点、教义、言论或行动，分为异端罪和异端嫌疑罪。它源自公元2世纪，当时为坚持一神论，信仰唯一的正统主张而把与基督教不同的神学观点和教义视为异端，但专指教义的错误。至中世纪时期，异端还包括基督徒生活与操持方面的错误，凡不遵守教会的节期与礼仪，怀疑和攻击正统教义的言论和行动，皆被纳入异端。
辉煌的罗马在公元3世纪全面危机的袭击下，帝国的大厦终于坍塌崩溃，基督教作为犹太教和希腊文化的混血儿，接过负载着传递文明的接力棒，欲使全世界都回荡着《圣经·新约》的声音，每个角落都充斥着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残酷的现实击碎了基督教的美梦，一路坎坷荆棘。然而，无论是克林图的仿佛论或依靠灵智得救的诺斯替派，还是以神为天地之君的神君主义及阿里乌主义、阿波利拿里主义，再或是聂斯脱利派、优迪克的一性论、多纳图主义与贝拉基主义等这些早期的异端分子，都被高傲的基督教会狠狠地踩在了脚下，整个西方唯基督教会独尊。
伴随着西欧日渐成熟的封建政治经济体系，城市的市民作为新生的力量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开始同封建主进行反复的斗争。而商品货币经济及交通的发展，各地的交流日益频繁，人们的思想觉悟提高，西欧社会的阶级矛盾日趋复杂化、尖锐化。1054年东西教廷分裂的一声巨响，主教续任权的争夺引起政教冲突，教会受封建势力的蚕食而组织松散，教廷骄奢淫逸、腐化成风、尔虞我诈、无恶不作，觉悟的教徒起身斗争，所谓的异端运动由此兴起。在1000年至1500年这个特殊的信仰时代，基督教作为封建统治的坚强堡垒和精神支柱而占据统治地位，谁与正统教会和罗马教皇所维护的教义、教规相抵触，谁就会被烙上异端的标记。但面对所谓正统教会的残酷迫害，异端挑战者们誓死反抗。正统教会与异端，究竟谁会越过楚汉的河界成为霸主呢？一场统治与反抗的血战徐徐开幕。“还我纯洁守贫的天堂”“还我一个纯洁的教会！”这是来自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阿尔比派发自内心的呐喊。该派认为有善恶两神的二元论教义，基督非上帝，他和圣灵只是受造者；恶魔是地上的主宰，视教皇为魔鬼的替身，善是精神，恶是物质，上帝的任务就是把人从罪恶的深渊中解救出来；反对教会权力及繁琐的机构和仪式，谴责教会聚敛财富，憎恶物质享受，主张素食；憎恶一切性行为甚至反对结婚，主张信徒洁身自好来改造社会，拯救自己与世人，因此又称“纯洁派”。它积极参加农民起义，并在法国南方的影响力大过罗马教廷，而如此嚣张的气势让该派付出了血的代价。
1179年，教皇亚历山大召开第三次拉特兰宗教会议，宣布惩罚阿尔比异端，动员西欧各国加强对异端的暴力镇压。1184年，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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