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凡禹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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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脉：胡雪岩的那套办法试读：
前言
当今世界，商业拉动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商界英才层出不穷，每个人都企盼跃身商海，击水千里。在这个过程中，胡雪岩成为他们在商业领域发展的最佳楷模，以至社会上曾一度流行过这样一句话：“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不管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它都道出了胡雪岩在进军商海的人们心目之中的崇高地位。
胡雪岩所从事的职业，乃是以充分发挥个人才智为特征的商业活动。成败利钝，全在一念之间，个人发挥的余地很大，客观受掣肘的因素较小，而且表现的方式也大为不同。所以胡雪岩能以家贫学生子的出身，最后发展出支撑半壁江山的钱业，同时以自己的商事活动对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走向发挥影响，充分展露了一个人对自身、对外界的把握和应对。
胡雪岩确实有着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过人智慧和胆识，不然，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子弟，怎么能在商海里得心应手？怎么能在官场中游刃有余？怎么能在乱世之中大发横财？把他称为一代奇才也无半点过分之虞！
然而，胡雪岩毕竟是一个人，他也有局限。这个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为何会在一夜之间倾家荡产？由他苦心经营的白银帝国为何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我们先不去回答这些问题，但有一点可以断定，胡雪岩在他大智大勇的背后，肯定存在某些足以致其于死地的缺陷。
本书之所以拿胡雪岩说事，无非是为今人提供借鉴，那么，我们要“借”的是什么？而要“鉴”的又是什么呢？
1.我们要“借”胡雪岩什么
胡雪岩在乱世之际由一个穷小子到建立了白银帝国的巨人，其成功之道主要基于两点，首先是他优秀的人品；其次是圆通的做事风格。
胡雪岩的人品很好，概括起来有这样几条：（1）勤劳、节俭。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勤劳的民族，这是每个中国人身上都具有的一种品质。胡雪岩贫寒的家境，造就了他勤劳的品格。而小时候所遭受的困苦又使胡雪岩很节俭。胡雪岩的节俭不是吝啬，该花的钱一毛不省，不该花的钱一毛不花。中国有句古训，叫“当省不用，当用不省”，正是这个道理。（2）宽容、忍耐。胡雪岩为人大度，不记仇，而且善于忍耐。如果没有这个特点，他是没有办法面对一生所遭遇的种种挫折的。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如果不做大事就算了，既然做大事，就要面对困难和挫折。挫折越大，我们就越知道自己是要做大事的人，这样激励自己，才能成功。（3）善良、热心。胡雪岩经常帮助别人，而且从来不求回报。（4）诚实、讲信用。胡雪岩是个胳膊折了吞袖筒的人，他常说，信誉就是钱。不管公私事务，他都诚信守诺，所以听到他讲的话，大家从不质疑。钱庄不消说，就是偶然下海玩出来的胡庆余堂，也是与同仁堂南北辉映的百年老店，用料之精，用工之细，享誉海内。我们现在知道的“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就是胡庆余堂的经营宗旨。（5）自信、上进。胡雪岩从小就是一个很自信的人，没有因为自己出身低微而自卑。而且他很上进，喜欢读书、求知好学。胡雪岩到哪里都知道自己要学什么，要听什么，要做什么。他的母亲无法教导这些，他的妻子也没有什么学识，但他能够自己闯出一番事业，就是靠这样一种好学的态度。
胡雪岩更善于做事，有以下几个特点：（1）有眼光，能够识人，因人成事。先是结交王有龄起家，后来又在左宗棠这棵大树下乘凉，结交漕帮成了小爷叔，得到了漕运的便利，而开钱庄、当铺、药店、丝坊，做军火生意，联合商界与洋人抗衡，无一不是因人成事。令人敬佩的是，胡雪岩那么大的家当基本上是靠朋友做的，自家子女并没有介入，在清朝那样的时代居然没有变成一个家族企业，可见胡雪岩的眼光及见识。此外，胡雪岩识人之高，用人之长，简直叫人叹为观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有时连其自己都不知道，但胡雪岩知道，而且叫你心服口服，死心踏地发挥自己的特长。（2）人情世故通透。胡雪岩这一点为人所不及，他善于思考，而且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他能够通过各种方面的分析，知道对方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知道对方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不需要，而且总让对方觉得他确实够朋友，够义气，他是真心地在拿对方当朋友，把对方的利益当做自己的利益来做，而往往在做好了之后，却不要求什么。胡雪岩之所以处处遇贵人，是因为他处处为人着想的缘故，在他处理漕帮、沙船帮、左宗棠，还有招揽人才的时候，处处可见他对人情世故的了解。（3）坚决果敢，在能力范围之内绝不说不行之话。世事只有两种情况，一曰做，二曰不做，分析好之后，胡雪岩不会再浪费时间去考虑成败，做就努力做，朝着成功方向走。
2.我们要“鉴”胡雪岩什么
首先是用人失察。
胡氏集团得以成功，在于其识人、用人高人一筹，是用智驭人；但其失败，在于其始终坚守“用人不疑”的观点。通俗来讲，就是对部属充分授权但却对下属失去了监督，使得像典当事业部唐子韶、潘茂承等，钱庄事业部朱福年、宓本常等得以兴风作浪。
胡雪岩在全国共开典铺23家，每个月应有45 000两银子收入，一年下来约为50万两，但事实是每年典当部分的盈余从未超过20万两，每年至少30多万两银子被“伙计”吞掉了。
上海阜康钱庄档手朱福年眼见胡雪岩一片“花团锦簇”的事业，不免起了“大丈夫当如是耶”的想法。其虽蒙重用，毕竟是做伙计，如果辞掉阜康的职务创业，胡雪岩一定会帮忙的，但不做大寺庙的知客，去做一个小茅庵的住持，不是一个聪明的办法。因此，朱福年便利用权力调度钱庄的资本，做自己的生意，致使80万两银子葬身海底。
胡雪岩曾委托古应春和尤五出面收买新式缫丝厂，但由于宓本常明处掣肘、暗处破坏未成。最后丝存而导致资金周转不灵，造成上海阜康钱庄挤兑而无回天之力。
其次是意气用事。“这是同外国人打仗，不过不是真刀真枪而已。明晓得打不过，我还是要打，我要给中国人争口气，让朝廷那些先生、大人难为情！”怒气冲冲的胡雪岩恨恨地盯着十里洋场上的一片灯红酒绿亢声说道。面对国外丝商的联手封杀和外国政府的频施重压，以一己之力胼手胝足与其抗争并要时刻应对来自国内官场和商界冷箭的大清帝国的红顶商人，既为自己的生意，更为身后数万丝农与土法缫丝作坊主的利益，被“平天下”的热浪激荡着义无反顾地打响了一场凶险异常的“生丝保卫战”。
在我们看来，胡雪岩此举说好听一点是有节气，敢于“螳臂挡车”，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自不量力，不识时务，拿着鸡蛋碰石头。
在生丝贸易上的中外对抗随着大清帝国战事的平稳而愈演愈烈，左宗棠与李鸿章的陆防、海防之争也扩大到了双方的羽翼。认定“倒左必倒胡”的李氏势力扣押了海关本应及时兑付的还款官银，为收复国土而向国外借款的沉重压力由政府行为变为胡雪岩阜康钱庄的个人事件；在生丝商战上誓不低头的胡雪岩无力承受双重重压，而一次借款中暗盘回扣的黑箱操作终于成了胡雪岩事业上的定时炸弹。
无疑，结局是惨烈的！
李鸿章的人采取了多种手段，将胡雪岩一步步逼入困境，同时又设法把胡雪岩向外国银行贷款时多加利息的事情抖搂出来，慈禧太后得知后大怒，立刻下旨封杀，一个白银砌成的大厦轰然倒塌。不可否认，胡雪岩是派系斗争的牺牲品，但如果他自己没有任何把柄，李鸿章的人也是整不垮他的。胡雪岩毕生积累的万贯家财在顷刻间烟消云散，我们必须吸取其教训。
胡雪岩成就商业帝国的过程充满传奇色彩，有平坦的大道，亦有崎岖的山路；有知人善任的美誉，亦有用人失察的缺陷；有穷致当衣的故事，也有一掷万金的趣闻；不管怎样，毕竟均能折射出胡雪岩思想的光辉，他的价值观、思想哲学，对后人会有所裨益，借鉴后，一定能少走弯路。
由于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存在错误之处，敬请批评指正！编著者第一篇 胡雪岩做到了最好的自己在封建皇权时代，为了一个红顶子，读书人要皓首穷经多少年，即使侥幸中了进士，还要熬资格，小心翼翼不出纰漏地熬到须发皆白，顶子才可能红。这还只是贵，至于富，还需能放出去做实缺、肥缺的地方官，还要敢于贪污受贿。而胡雪岩没读过多少书，但他叱咤商场，写尽人间风流。更令后人称道的是，他“为富且仁”，乐善好施，做出众多义举，在赢得“胡大善人”的美名、黄马褂加身的同时，亦获得了更多的财富。第一章 驾驭时代的胡雪岩纵观历史，我们就能发现这样一个规律：特殊时期容易造就特殊人物，而特殊人物又能在历史画卷上涂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清朝发展到道、咸年间，旧的格局突然受到冲击。洋人的坚船利炮，让一个至尊无上的帝国突然大吃苦头，随之引起长达十几年的内乱。这个时候，胡雪岩适时出场，他驾驭时势的能力堪称绝代，因此占了先机，能够先人一着，从容应对。和纷乱时事中茫然无措的人们相比照，胡雪岩的优势便显现出来。一 大清出了个胡雪岩在一个重农轻商的国度，在大清这座大厦即将倾颓的时候，胡雪岩却如霹雳一样横空出世！
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成功商人”寥若晨星，这是为什么呢？主要在于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经商是“贱业”！
中国过去是个重农轻商的国度，古代的四大行业，士农工商，商业是排在最后的。一提起商人，人们便会想到“无商不奸”、“为富不仁”之类，从对商业和商人的歧视这个侧面，也说明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史记·货殖列传》是古代唯一一篇专门为商贾立传的作品，这在当时和之后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可谓惊世骇俗之作。虽然司马迁的思想是先进的，但迫于世俗的压力，他特意将《史记·货殖列传》放到了全书的最后，以示商人连算卦、看相的地位都不如。即使这样，仍为一些“正人君子”所不容。如班彪、班固父子便认为司马迁为商贾立传是“轻仁义而羞贫穷”、“崇势利而羞贱贫”。
然而有趣的是，尽管古时的统治者都重农轻商，商贾在社会上的地位很低，商业却仍是致富最快、富有魅力的一个行业。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引用了一句当时的俗语：“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这句商谚所总结的规律，可以说亘古不变，直到今天也没过时。
根深蒂固的“贱商”思想导致了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停滞，然而在艰难的环境中，中国商人顽强地生存着，那几颗“晨星”至今仍闪耀着万丈光芒。回顾一下他们的经商历程，总结一下他们的商业经验，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应当不无裨益。
1.先辈们开创了“仁义经商”之路
据史籍记载，在胡雪岩之前，我国曾出现过几个极具影响力的巨贾，他们是商祖陶朱公、儒商鼻祖端木子贡、治生祖白圭、白衣天子沈万三。
在民间的商界，范蠡被公认为是“商祖”，受到经商者的参拜。在历史上，经商成名的人颇多，比范蠡早的经商者也有不少，但是“商祖”却只有一个，那就是陶朱公，即范蠡。
范蠡是春秋末期越国的大政治家。在越国被吴国灭亡时，是他提出降吴复国韬光养晦之计策，并随同越王勾践一同到吴国为奴，千方百计谋取勾践回国，成为辅助勾践灭吴复国的第一谋臣，官拜上将军。
但当勾践复国之后，范蠡萌生退意。他到了当时的商业中心陶（今山东的定陶县）定居，自称“朱公”，人们称他陶朱公。他在这里既经营商业，又从事农业和牧业。很快就表现出非凡的经商才能。在19年内有三次赚了千金之多。但他仗义疏财，他赚了钱，就从事各种公益事业。他的行为使他获得“富而好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界的楷模。
儒商鼻祖端木子贡，即孔子的学生子贡，他不仅在学业、政绩方面有突出的成就，而且在理财经商上还有着卓越的天赋。《论语·先进》载孔子之言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意思是说，颜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却穷得叮当响，连吃饭都成问题，而子贡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且每每猜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这里的“废举”是指贱买贵卖，“转货”是指“随时转货以殖其资”。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子贡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从中获利，以成巨富。由于子贡在经商上大获成功，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相当的笔墨对这位商业巨子予以表彰，肯定他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白圭，东周洛阳人，因擅长经商致富而名誉满天下。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对其事迹有详细记载，并称白圭为“治生祖”。白圭认为，一个商人要具备“智、勇、仁、强”四个条件，这也可以说是他之所以能经商致富的要诀，“智”即要有权变；“勇”即要决断；“仁”即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强”即坚守时机。他曾这样说过：“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白圭是一代商业大师，后世商人把他尊为本行业的祖师爷。宋景德四年，真宗皇帝封白圭为“商圣”；民间称白圭为“人间财神”，并设神牌供奉。
白衣天子沈万三，名富，字仲荣，元末明初人。关于沈万三发财致富的原因，大致有“垦殖说”、“分财说”和“通番说”三种。
沈万三“其先世以躬稼起家……大父富，嗣业弗替；尝身帅其子弟力穑”，后得到了汾湖陆氏巨资，更由于“治财”有方显示了他出色的“经济管理”的才能，有了致富的本钱和关键。沈万三在致富后把苏州作为重要的经商地，他曾支持过平江（苏州）张士诚的大周政权，张士诚也曾为沈万三树碑立传。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沈万三助筑都城三分之一，朱元璋封了他两个儿子的官；在南京还建造了“廊庑”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四座……
这些人或有名，或有利，或“名利双收”，他们如恒星一样散发着智慧的光芒。然而，天上的恒星即使再明亮，当它离我们太过遥远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它不如月亮看起来更真切。胡雪岩就是这个月亮，他的出现，让那些如恒星般的先辈们的光芒霎时暗淡了下来。
2.胡雪岩的侠义经商之路
古人认为：“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意思是“一个农夫不种地，就有人挨饿；一个农妇不织布，就有人挨冻”。还认为商人“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彼此倾轧，出奇制胜，甚至坐地分肥，不劳而获，比比皆然也”。因此，封建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甚至于规定经商的人永世不得为官。到了明清，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这种状态也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阴霾之下，霹雳一声震天响，来了小胡做“侠商（左宗棠谓之侠义）”！胡雪岩的横空出世，不仅延续了古代巨贾们的仁义经商理念，而且把它们发扬光大，集仁义礼智信于一身，并一举打破了“经商不得为官”的桎梏，阶至二品顶戴，服至黄马褂。
从“布衣白手”到“红顶巨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现在，就让我们抱着探奇的心理重新梳理一下胡雪岩的奇迹历程。
胡雪岩1823年出生在安徽绩溪县十都湖里村。幼时家境贫寒，为了养家糊口，作为长子的他经推荐，进钱庄做学徒，从扫地、倒“夜香”等杂役干起，三年师满后，就因勤劳、踏实成了钱庄正式的伙计。这一时期，胡雪岩认识了已捐了浙江盐运使但无钱进京的王有龄。
胡雪岩慧眼识珠，认定王有龄前途不凡，便资助了王有龄五百两银子，叫王有龄速速进京混个官职。后王有龄在天津遇到故交侍郎何桂清，经其推荐到浙江巡抚门下，当了粮台总办。王有龄发迹后并未忘记当年胡雪岩知遇之恩，于是资助胡雪岩自开钱庄，号为“阜康”。之后，随着王有龄的不断高升，胡雪岩的生意也越做越大，除钱庄外，还开了许多店铺。
庚申之变成为胡雪岩大发展的起点。在庚申之变中，胡雪岩处变不惊，暗中与军界搭上了钩，大量的募兵经费存于胡的钱庄中，后又被王有龄委以“办粮械”、“综理漕运”等重任，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不过，王有龄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失掉城池而自缢身亡，之后胡雪岩又结识了左宗棠。
1862年，经曾国藩保荐，左宗棠继任浙江巡抚一职。左宗棠所部在安徽时“饷项”已欠近五个月，饿死及战死者众多。此番进兵浙江，粮饷短缺等问题依然困扰着左宗棠，令他苦恼无比。急于寻找到新靠山的胡雪岩又紧紧地抓住了这次机会。他雪中送炭，在战争环境下，出色地完成了在三天之内筹齐十万石粮食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左宗棠面前一展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左的赏识并被委以重任。
在左宗棠任职期间，胡雪岩管理赈抚局事务。他设立粥厂、善堂、义垫，修复名寺古刹，收殓了数十万具暴骸；恢复了因战乱而一度终止的牛车，方便了百姓；向官绅大户“劝捐”，以解决战后财政危机等事务。胡雪岩因此名声大振，信誉度也大大提高。这样，财源滚滚来也就不在话下了。自清军攻取浙江后，大小将官将所掠之物不论大小，全数存在胡雪岩的钱庄中。胡以此为资本，从事贸易活动，在各市镇设立商号，利润颇丰，短短几年，家产已超过千万。
胡雪岩在经办粮台转运、接济军需物资之余，还紧紧抓住与外国人交往的机会，结识外国军官，为左宗棠训练了千余人、全部用洋枪洋炮装备的“常捷军”。这支军队曾经与清军联合进攻过宁波、奉代、绍兴等地。
在同太平天国战争中，左宗棠认识到了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的重要性，迫切地要求向西方学习、自强御侮，但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不便与外国人打交道。这样，与左宗棠联系极为密切，诸通华洋事务的胡雪岩在洋务运动中又找到了用武之地。他协助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甘肃织呢总局；帮助左宗棠引进机器，用西洋新机器开凿径河。
1876年，胡雪岩筹设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于杭州涌金门外购地10余亩建成胶厂。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以一个熟药局为基础，重金聘请浙江名医，收集古方，总结经验，选配出丸散膏丹及胶露油酒的验方400余个，精制成药，便于携带和服用。其时，战争频仍，疫疠流行，“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备受欢迎。
此后，胡雪岩亲书“戒欺”字匾，教诫职工“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其所用药材，直接向产地选购，并自设养鹿园，且制招牌为“真不二价”。胡庆余堂现为国内规模较大的全面配制中成药的国药号，饮誉中外，对中国医药事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短短四年，胡庆余堂的资本就发展到280万两银子，与北京的百年老字号同仁堂南北相辉映，得到了“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的美称。而胡雪岩也因其不耻下问、勇于探索，以一个钱庄出身、不熟悉药业的人在中国药业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笔，使他的声名不致被时间所冲淡。
除了创办胡庆余堂以悬壶济世的义举之外，胡雪岩还为左宗棠的西征举借洋款，为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结束阿古柏在新疆十多年的野蛮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书写了他人生中最精彩的一笔。
1866年，左宗棠由闽浙总督调任陕甘总督，奉命出关西征。西征军经费虽然由各省共同筹集，但为数不多，且经常拖欠。为解决经费问题，左宗棠只好奏请借洋款救急。这样，具体经办借洋款事务这一重任落在了胡雪岩肩上。
胡雪岩通过在上海汇丰银行一个帮办的安排，打算向英国渣打银行借款。双方很快就利息、期限、偿还方式等细节达成一致。胡雪岩为西征筹得第一笔借款。此后，为助左宗棠西征，胡雪岩先后六次向洋人借款，累计金额为1870万两白银，终于帮助左宗棠收复了新疆。
在功成名就之后，胡雪岩并未忘记他的发迹之地——杭州，为杭州百姓做了许多善事。他开设钱塘江义渡，方便了“上八府”与“下三府”的联系，并设船，为候渡乘客提供方便，因此博得了“胡大善人”的美名。他还极其热心于慈善事业，乐善好施，多次向直隶、陕西、河南、山西等涝旱地区捐款赈灾。到1878年，除了胡雪岩捐运给西征军的药材外，他向各地捐赠的赈灾款估计已达20万两白银。更鲜为人知的是，在轰动朝野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他利用自己的声誉活动京官，赞助钱财，为此案最终昭雪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借此案使他的义声善名更加深入人心。此外，他还两度赴日本，高价购回流失在日本的中国文物。从这一切举动中可见他行侠仗义的仁厚之心和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
胡雪岩在商场驰骋多年，紧紧把握住“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精髓，先借助王有龄开钱庄，又以左宗棠为靠山创办胡庆余堂，为收复新疆筹借洋款，恢复因战事而终止的牛车，为百姓、为国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从而一步步走向事业的巅峰。二 胡雪岩时代之大势时势造英雄。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一个最适合英雄大展身手的平台已经搭设完毕。
如果我们撇开胡雪岩个人的经营谋划，看一看胡雪岩所不得不置身其中的时代背景，或许更有助于我们欣赏胡雪岩所独有的经商能力。
因为胡雪岩的时代，客观地讲，是一个老朽的秩序突然断裂，世人忽然坠入一片混沌之中、茫然不知所措的时代。胡雪岩之所以特殊、引人注目，就在于对混乱的时代有一个清醒的想法。坚信帮助官府维持秩序，帮助官人做好守护秩序的工作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一信念最终证明是正确的。
那么，混乱的秩序是怎样一种混乱法呢？别的人做了一些什么呢？为什么相比之下，胡雪岩的信念和手段是正确的呢？
1.纵看历史：经济发展势不可挡
明代晚期，中国江南经济已经有了一个较大发展。自发地反对管制、要求更多的商业自由权（包括自由择业、自由流动、减少赋税、减少关卡）的斗争已经出现。如果这种斗争有了一个较好的反应，管理体制的王朝和官僚阶层能对这种要求做一妥善之安排，一种较新的社会生存方式极有可能自然出现。
正是在这个时候，满洲人的铁蹄飞奔入关，整个社会的文明萌芽突然受到阻扼。北方游牧的生活方式，一下子打乱了南方的商业生活。
清朝初年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圈地，圈地的目的不是用做放牧、养畜、交换，而是用做休闲、娱乐，这一现象一直延伸到清朝中叶。著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皇家狩猎场承德就是其代表。
这种圈地是一种象征，象征着新兴的商业不可能有自己舒展的发展条件，一切都必须服务于一个新的帝国，而不是服务于一般市民。
上述现象，就是史学界公认的清军入关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清军入关后中国经济近代化迅速被切断，为了加强其统治，清政府又祭起了中国封建时代的黄老之治，并不时佐以大棒。
但是商业的生机总是无孔不入的，只是这一时间中央集权也无孔不堵。所以，所有的商人都必须面临同一个问题：如何保证自己赢利的活动不被这个官僚机制所堵。
要想保证自己的商业活动能正常地进行下去，有两种办法：一是时时提防，二是打通关节。
总的来讲，纯粹用第一种办法，其生意一定做不大。这就是我们所说集权干预和官僚腐败的坏处。因为所谓的提防，无非是提防能够管着你的人，一不要影响你做生意，二不要瓜分你的利润。集权干预体制却正好保证了几乎所有相关的当权者（哪怕最小的哨卡营官）都有权来干预你。
只有第二种办法，介入集权体制中，以一定的利润换取保护，保证你在一定范围内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由。只有这种办法，才是集权时代唯一可能行得通的办法。
说它是可能，那是因为，必须保证这种集权不至于因为非常状态而使你力所能及的投靠者无力保护你。也就是说，必须保证，一个商人以利润所换取的保护能够有效。
当然，我们会很明白，只要一个商人投靠的保护者管辖的范围、能力足够大，那么在其管辖半径内，商人的赢利活动就足够自由。
这一点事实上是经济学中的计算问题。不过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近代的大商人中，大部分都是官商、买办商人或两者兼而有之。
而同一时代的西方，因为近代商人自治运动的兴起和长期的斗争，已经使商人和权力掌握者、权力执行者的关系有了一个大致妥当的安排。当商人从事经营活动时，可以依据王国的法律保证其财产、其经营活动不受干扰。也就是说，你身边的小哨官没有权利随便剥夺你的财产，占你的便宜，损耗你的利润。
这是近代中国商人所不得不面临的体制问题，不得不为之寻求解决办法。
另一方面，清朝对工商业的阻扼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国家实力的增强。整个帝国处于农业耕作、自给自足状态，因为没有战事，国家的开支仅限于皇宫、官僚和镇压叛乱，而且大部分官僚的开支也不用中央政府划拨，而是在其任内从当地老百姓的上贡和赋税中直接抽取，所以国家并没有掌握足够的实力。
2.横看世界：西方势力蛮横入侵
相形之下，西方近代的发展已经使其国家以一种崭新的面目出现。
首先，他们通过发展，有了相对有效的法律体系，基本划定了各行业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使得商业活动可以除法律外基本不受其他因素干扰。
其次，商业的发展使其国家有了相对稳定的赋税收入，国家也开始有意进行各式国防、教育建设，整个国家有了雄厚的财政实力。
再次，国家也丝毫不拘泥于在西方体制内的相互尊重。当西方的商人入侵非西方的未发展地区时，西方政府一向采取强硬的武力姿态保证他们的商人能有效地在该地区从事商业活动。对于一个不懂法律和平等为何物，也没有能力去维护自己应有权力的民族，西方从来都毫不客气地以大棒换利润。
自18世纪中后期起，从英国开始，各西方主要国家纷纷进行了工业革命，钢铁机器制造、军械、纺织等工业迅速发展。
进入19世纪，轮船业已下水，蒸汽火车已经出现。从19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短短20年的时期，这两样东西已经取代了所有传统的水陆交通运输工具，成为西方争霸世界的两件利器。
西方之迅速发展，与清王朝之缓慢自给的经济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不过西方人漂洋过海，初来中国时，他们并不是一下子就以一种赤裸裸的姿态出现的。
首先在贸易上，中国的丝茶瓷器深受西方人欢迎，成为中国与西洋贸易的大宗货物。西方商人大获其利，因而对公平贸易并无异议。
至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顺逆差问题，一开始时并不突出。西方既然喜欢中国的货物，也就不在意付出那一点钱来购买。
只是随着交往的增多，西方商人逐渐发觉中国是个比较好的商品倾销市场，尤其是东印度公司的鸦片。当西方商人满载货物回国，又空着船来中国时，他们总觉得这种空闲是不合适的，于是就开始携带鸦片。
一开始，这种携带是少的。随后，中国商人也发现这种商品很容易脱手。而且，许多地方官吏也逐渐喜欢上了这种商品，他们自然也就很容易为从事这种贸易的中国商人提供方便。
很快，这样的贸易扩展至全国。大清的银两迅速外流，大清的官吏和军队也都染上了这种能够让人陶醉的毒品。整个国家陷于鸦片的烟雾之中。
当清朝政府听从大臣的劝告，正视到这种商品的危险时，他们就派出官吏，对此采取严厉的措施。
这就是林则徐主持的著名的虎门销烟的由来。
到了这个时代，西方人对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官僚机制、国家体制都有了了解。根据他们的经验，只要用武力相威吓，清朝政府就必然放弃强硬的禁烟政策。
事实证明他们的经验是正确的。当轮船开近帝国的港口，炮轰帝国的城市时，西方人受到的抵抗是轻微的。清兵此时还在使用大刀和长矛，土制的大炮只能瞄准静物轰击，而且也架不住西洋大炮的进攻。所有这一切，对于船坚炮利的西方人来讲，却是那么微不足道。当帝国的信使五百里加快、日夜兼程地传递消息时，洋人坐着轮船，和他们几乎同时由帝国的南方到达北方。
这样的实力悬殊，使得清帝国受尽侮辱，不得不答应西方的各项要求，开放港口，并使鸦片贸易合法化。
中西之间的这种接触，只能进一步暴露清帝国的弱点。一开始帝国视其为“夷人”、“性如牛羊”，后来却发现西方人手持神物，无可抵御。再往后，西方人已经可大胆地进入帝国的首都，让帝国的皇帝闻风丧胆，落荒而逃。西方人不但可以抢掠，而且可以烧杀，对此清帝国却毫无办法，既无力还击，也不能抗议。
3.审视大清：羸弱之躯高烧不退
清朝从嘉庆帝开始，后面君主的才能都比较平庸。既缺乏康熙、雍正、乾隆的雄才大略，又无作为守成。乾隆盛世留下的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清朝已经危机四伏。正如一个不会保养健康的老人，身体如此羸弱，以致患上一点小病小灾也会高烧不止，更何况，这次它患上的是来势汹汹的“禽流感”——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从其后来施行的政策来看，仍是不折不扣的封建农民起义。但是由于它已经置身于一个东、西方冲击的大背景下，所以其起事和过程都显得有些特殊。那就是，它祭起了西方“拜上帝”的旗子，却又行农民起义之要求。结果它两边都没有讨好，注定成为一个不了之局。
作为起义领袖的洪秀全，家庭为中农，略有几亩薄田。年轻时不甚得志，屡试不第。这一影响可能很大，因为他后来的行为稍显异常，流露出欲望太强、志向破灭后不能自持的轻度变态心理。这一点本身其实也没有什么，大多数人都有可能经历这个时期，随后平平安安地过去。但是这时他遇到了几个非常虔诚和热心的传教士，在听了传教士的几次宣讲，阅读了几本他们的小册子后，他忽然认为自己开悟，领略到了上帝的真谛。
于是他就回到广东老家，组织了几位志同道合者，创立了拜上帝会，并且砸毁了中国人的偶像——孔子——的塑像。随后他的几位跟随者在两广活动，借传教之名，秘密收罗会众。
洪秀全的经历非常特殊，他自认是上帝之子。这一点绝非基督教所愿意承认的。而且为了真实起见，他还乐意接受中国民间都普遍相信的方式——显灵。而正是后一点，差一点害了他。
洪秀全起事后，大举北上，起先颇有直捣黄龙府之势。随后在攻下武昌后，改变主意，挥师东进，沿长江顺流而下，夺取了六朝古都金陵。
洪秀全起事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有很大影响。这一影响不是表现在经济方面和制度方面，而是表现在人力资源方面。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对社会经济和整个社会制度的架构毫无建树。但是，洪杨乱起，整个帝国的全部注意力都转移到了这一方面。为拯大厦于将倾，应时事之激而出现了一批风云人物。这批人物的典型代表就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旧有的天道性命空谈已不实用，必须以新眼光、新手段解决整个社会的困顿，以维持一个民族在内困（洪杨之乱）外扰（洋人攘扰）之时的最基本的秩序。其目的，直接是为了朝廷，间接是为了民生。
洪秀全的困难一开始尚不明显。但随后，曾国藩以护孔教的名义征伐，逐渐使所有的地主、知识分子意识到太平天国所奉行的东西，是一个与五千年传统所决然不同的异教。
地主、知识分子的这种意识，事实上把洪秀全置于一种不利地位。历来的农民起义，凡最终成事者，必须有地主、知识分子的参与。因为单纯的农民没有对国家建制的认识，也就不可能最终完成一个新国家的建设。地主、知识分子不参与，洪秀全的农民起义就只有陷入无序状态。
另外一种不利是在洪秀全集团内部。洪秀全接受了基督教的教义，严格以基督教的等级制度治军。整个军队不许结婚，不许男女同营，一旦发现通奸者，必处以极刑。而洪秀全自己，一进入天京，就以封建帝王之制，搜罗天下美女，供己享用。为了表示宽容，他还允许按官阶与妻。管理者的这种特权和兵士阶层的受压迫，反差甚大，最终导致下层对天王的怀疑和不满。
同样是在天国内部，洪秀全本来为了显示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就默许了东王杨秀清以上帝显灵的方式迷惑众人。但是到了后来，杨秀清不仅自己不再相信上帝这种骗人的鬼话，而且公开向洪秀全的地位发起挑战。其结果，天京内部发生大的变乱，洪秀全的上帝说受到了怀疑。影响所及，整个天国的运动从此进入了下坡阶段。
到了天国后期，洪秀全又面临另一种尴尬。各西方国家与清政府再次签订条约后，东南各省成了其势力范围。为了防止东南各省被洪秀全割据，构成对西方国家列强利益的危害，各西方国家纷纷与清政府合作，出兵出枪，镇压太平天国。同为上帝的子民，却相互厮杀。这一措手不及，使洪秀全的教义再次受到冲击。西方国家的参与，也使太平天国面临一个强劲的敌手。常州失守，太平天国的将领就曾经轻蔑地对李鸿章说：“要不是戈登洋枪队参与，你休想从我手中夺下常州。”西方参与对太平天国的威胁可见一斑。
以上所述，是胡雪岩所处时代大的形势。影响所及，整个国家一直处于内困外患的夹击中。胡雪岩因为身处沿海，上海又是近代洋人之集散地，所以对这种夹击，从一开始就感受得十分强烈，而且其事业的各个方面，也无不与这些夹击的处理有关。最显赫的人物都是在这时涌现的，平定内敌和抵抗外患，也就是在这时进入了胡雪岩的视野。胡雪岩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他理解了这个大背景，在这两只灾难的巨轮间辗转，帮助了消弭这两只灾难巨轮的世纪伟人。并因为这些伟人的范围所及，扩展了自己的商业活动空间。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一看胡雪岩所处的地域。
胡雪岩老家是安徽绩溪，绩溪属徽州管辖。自古以来，徽州因为地瘠人多，不得不向外迁移，以商养农，所以徽州以商业著名。明清以来，淮扬商业，尤其是盐业发达。而淮扬商人的主体，就是迁移出来的徽州人。
徽州人经营最多的是钱业和当铺。而其他各业，凡可赢利的，徽州人也从来不吝参与。
胡雪岩因为祖上经营沙船事业，小有成就，所以全家就从绩溪老家迁到了杭州。后来沙船失利，破了产，胡雪岩一家经济陷于困顿中。
但是杭州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既指它的风景，也指它的物产。杭州背靠杭嘉湖地区，自古农田肥沃，丝蚕业发达。而向南向西，整个山区种植茶叶，是我国近代以来著名的对外供应地。
杭州以北，是新近发展起来的上海和历史同样悠久的苏州、扬州、常州及太湖地区。自两晋以来，整个上述地区就成为我国著名的产粮区，宋以来，又是我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明朝末年，正是以这一带丝织业的发展为核心，出现了近代的资本主义商业的萌芽。
由于商业的需求，这一带的地产转卖、钱业汇兑等制度性建设发展迅速，整个地区的商业气氛非常浓厚。封建时代重农抑商。而这一带虽然受大的背景影响，商人的地位仍然不是特别高，但是人们对商业的看法却远比北方人的看法要客观、中肯。三 胡雪岩对时事的特殊驾驭敢揽瓷器活，必有金刚钻。
特殊的时事变化，并非所有人都能看得很准，也并非所有人都能有一合适的对策。至于驾轻就熟，运筹帷幄，就更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
我们说胡雪岩特异独出，就是因为胡雪岩对时事有着特殊的敏感性，其应对也正合了时势之理，从而能为他的商业活动开一新的领域。
这里倒不是说胡雪岩有异于常人的眼光，事先就有了一个特殊的筹划。和当时所有的中国人一样，胡雪岩对各种纷乱局势的认识也是逐步渐进的。当他刚接触洋人时，他心目中的洋人同样非常神秘、新奇。
但是随着交往的增多，他逐渐领悟到洋人也不过是利之所趋，所以只可使由之，不可放纵之。最后发展到互惠互利，其间的过程都是一步一步变化的。
但胡雪岩的确有一天然优势，就是对整个时事有先人一步的了解和把握，所以能先于别人筹划出应对措施。有了这一先机，胡雪岩就能开风气、占地利、享天时，逐一己之利。
当我们说胡雪岩对时事有特殊驾驭能力时，我们的意思正是，胡雪岩因为占了先机，故能够先人一着，从容应对。一旦和纷乱时事中茫然无措的人们相比照，胡雪岩的优势便显现出来。
1.时势剧变，官老爷们焦头烂额
清朝发展到道咸年间，旧的格局突然受到激荡。洋人的坚船利炮，让一个至尊无上的帝国突然大吃苦头，随之而来引起长达十几年的内乱。
这一突然变故，在封建官僚阶层引起分化。面对西方的冲击，官僚阶层起初均采取强硬措施，一致要维护帝国之尊严。随后，由于与西方接触层次的不同，引起了看法上的分歧，有一部分人看到了西方在势力上的强大，主张对外一律以安抚为主。务使处处讨好，让洋人找不到生事的借口。这一想法固然可爱，但又可怜可悲。因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为一味地安抚就可笼住西方人，这无非是隔了一层的主观愿望。当然这些人用心良苦，不愿以鸡蛋碰石头，避免一般平民受更大损伤。
另一部分人坚持以理持家，对洋人采取强势态度。认为一个国家断不可有退缩怯让之心，以免洋人得寸进尺。这一派人以气节胜。但在实际事情上仍然难以行得通，因为中西实力差别太大，凡逢交战，吃亏的尽是老百姓。
这两路人都是站在帝国的立场上看洋人，所以可以说都是“隔”了一层的做法。
还有一部分人，因为和洋人打交道日多，逐渐与洋人和为一家，一方面借了洋人讨一己私利，另一方面借了洋人为中国做上一点好事。这一部分人就是早期的通事、买办商人以及与洋人交涉较多的沿海地区官僚。
对于洋人的不同理解，必然产生政治见解上的不同。在早期，薛焕、何桂清、王有龄见解接近，持利用洋人的态度，这与曾国藩等的反感态度相对，形成两派在许多问题上的摩擦。利用洋人，这是薛、何、王的态度；表示担忧和反对，这是曾国藩的态度。胡雪岩因为投身王有龄门下，自己也深知洋人之船坚炮利，所以一直是薛、何、王立场的策划者、参与者，也是受惠者。
到了中期，曾国藩、左宗棠观点开始变化。左宗棠由开始的不理解到理解和欣赏，进而积极地要开风气之先，胡雪岩之洋人观得以有了依托。但这时由于对洋人势力之分析、见解不同及集团和个人的利益所在，左宗棠和李鸿章之间产生分歧，并且最终使胡雪岩成为牺牲品。
对于洋人的冲击，下层百姓的反应大多是被动的。真正与洋人打交道者，均是从谋私财入手的，因而对大局影响不大。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下层的代表，在经过长期的打交道后，逐渐形成了一支稳固的力量，为中西交流起到了桥梁作用。
清廷旧格局转变的另一冲击力量是太平天国运动。不过，由于太平天国信奉变了种的基督教，自身的封闭过强，因而其感召力基本上限于下层之老百姓。大多数的地主知识分子，既未感到清朝政府有何特别需要变动之处，也感受不到太平天国运动的感召力量。
相反，由于曾国藩等一批优秀分子应激而出，地主知识分子阶层很快就聚拢于其周围，最终形成一支维系旧制的中坚力量。
太平天国运动对下层商人来讲，冲击较大。因为商人的本性在逐利而不在建制，所以太平军一起，许多商人便趁了乱世，进行自己为所欲为的经营活动。
以上是旧格局受到冲击后不同层次人物的一般反应。
2.助剿内乱，胡雪岩建立大秩序
时势的剧变让大清不知所措，然而，胡雪岩的反应却大有不同，可做如下之分析，以见其对时事把握的特殊之点。
清廷旧制受到冲击，朝廷自身惶惑，一般老百姓更是不解。胡雪岩从商业经验出发，认为一个社会要想存在，必然需要一个秩序的核心。这一核心起作用与否，全看我们一般人的态度。假如我们投注力量，加以维护，那么这个核心必然是有效的，它必然能生发出一种秩序，使我们每一个人受益。假如我们人人自危，对这个核心也采取瓦解之态度，那么这个核心必然无效，社会也自然而然堕入一种无序状态。而一个无序的社会，对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是不利的。如果说有利，也只是对江洋大盗、对野心家、对流贼无赖有利。
基于这一认识，当洪杨之乱来时，胡雪岩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乘机捞一把的好机会。在他看来，趁着浑水摸鱼，只是因为鱼是混乱的，才让人侥幸有所获。倒过来想，胡雪岩认为首先应该替官府维持秩序，秩序建立起来了，你自己也有一个从事商业的好环境，官府感谢，也会给你提供很多便利。
故而胡雪岩提出，他的当务之急是帮助官府打长毛，而不是今天从长毛那里捞一把，明天从官府那里捞一把。胡雪岩很清楚，如果不这样的话，他在两面都面临信任危机，长毛会怀疑他与官府有勾结，官府会怀疑他替长毛着想。商业最重要的是一个信用，信用丢了，他的生意就做不大。因为老主顾知道他并不敢保证自己是一心为别人的，所以他们可以和他打一两次交道，但是绝对不会三次、四次地长久下去。那他就只好不断地换主顾。这样就无异于每一次要重新搭房建屋，成本大大提高，积累的机会就大大减少。
出于同样考虑，当清政府发行官钞时，胡雪岩做出了与钱业同行不同的选择。同行们都认为，洪杨变乱在眼前，政府是否可信大成问题。如果今天接了这官钞，明天没有人要，兑换不出去，那就烂在手上，白白损失。胡雪岩的看法不同。按他的分析，朝廷毕竟大势还在，尽管朝廷遇到了许多麻烦，不过社会要想运转，还非得靠现在这个朝廷不可。况且朝廷的信用是大家做出来的，人人出来维护，他的信用自然就好。所以别人不理这官钞，胡雪岩却要接。不但自己接，还动员别人接，并且以自己的信用做保证。
替官府打长毛，这既是一种风险，也是一种投资。投进去的是眼光，得到的是巨大利益。胡雪岩这种看法，符合商业的一般原则。任何一个商业都要求稳定，商人可以面临纷乱的局面不顾生死去求取利润，但这种纷乱局面却不是商人的愿望。任何一个商人都希望在一种平静的气氛下进行风险最小的投资，以求得利润最大。除非发生特殊变故，使得混乱比平安更能减少成本。更何况当时的清廷，基本结构健在，所受的只是猛然一击，却并非致命一击。
基于这种考虑，胡雪岩才紧紧依靠官府。从王有龄开始，运漕粮、办团练、收厘金、购军火，到薛焕、何桂清，筹划中外联合剿杀太平军，最后，还说动左宗棠，设置上海转运局，帮助他西北平叛成功。由于帮助官府有功，胡雪岩得以把自己的生意从南方做到北方，从钱庄做到药品，从杭州做到外国。官府承认了胡雪岩的选择和功绩，也为胡雪岩提供了从事商业所必须具有的自由选择权。假如没有官府的层层放任和保护，在这样的一个封建帝国，胡雪岩必然处处受阻，他的商业投入也必然加大。如果投入过大和损耗太大，他的商业也不可能形成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对于清廷旧制，胡雪岩还有另外一层看法。许多商人只是畏惧官府，没有想到驾驭官府。胡雪岩一开初倒也不会有驾驭官府之想。但是在他所帮助的王有龄升官之后，逐渐发现自己借王有龄获得的便利甚多。首先是资金周转便利，因为有了官府之流转金作为依托；其次发现官府的好多事自己可以以商业活动完成，既减少了官僚办事的低效，自己也赚取了利润；最后是自己借了官府之名，能做到许多以商人身份很难涉足之事。
所以后来胡雪岩对于利用旧制有了信心。一开头他并不愿捐官，认为生意人和做官的人在一起别扭。后来想法变了，既然官府与生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就不妨捐官，涉入官场。这样做其实也是以最小投入，完成最大产出。
胡雪岩在人们心目中，其最大特点就是“官商”，也就是人们说的“红顶商人”。这“红顶”很具象征意义，因为它是朝廷赏发的，戴上它，意味着胡雪岩受到了皇帝的恩宠。事实上，它意味着皇帝肯定了胡雪岩所从事的商业活动的合法性。既然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所保护的人自然也不应受到掣阻。换一层讲，皇帝的至高无上也保证了被保护人的信誉。所以王公大臣才能很放心地把大把银子存入阜康钱庄。
胡雪岩一方面获得了信用，另一方面也清扫了在封建时代无所不在的对商人的干预，所以才能让他如同一个真正的商人那样去从事商业活动。
对于洪杨之乱，胡雪岩的应对又有不同。
前边讲到，有许多商人，在洪杨乱起时，抱了投机的心理，想乘机捞上一把。所以他们没有一条准则、一条理念，只知一时的利润。这样做无异于自毁信用。到头来，长毛也不信任他们了，因为他是依顺官府的；官府也不信任他们了，因为他曾暗通长毛。
胡雪岩的原则很明确，长毛的口号不得人心，总是长久不了的。所以必须帮助官府打长毛，以维持一个大秩序。
不过胡雪岩对于因为洪杨乱起而自己纷扰不安的一般人却有另一层同情的看法。
在胡雪岩看来，长毛起事，有好多老百姓都是被迫卷入这场纷乱的。比如周八俊，不堪别人的欺负犯了事，只得投靠了长毛。又比如蒋营官，长毛打到了家门口，男耕女织的平安日子过不下去了，只好投了军，出来与长毛作战。
他们都是不得已而卷入，所以他们对大时局并无太多看法。他们只希望老老实实在其中一边做事。人只要勤勉，不论在哪一边总是会越过越好的。
就是投奔了长毛做了小头目的，或者因为长毛压过来了，投顺了长毛的富户，也大都有难言之隐，不得不这样，我们可以说他们糊涂，不过大凡老百姓，没有几个是不糊涂的。他们又不是有所图，只是东风来了，他们不得不往西倒；西风来了，他们又不得不往东倒。
有了这种同情的认识，胡雪岩对他们也就不那么苛刻。尤其是在遇到像周八俊这样的人存银子时，他能以同情的心对待，愿意以自己的商业活动，给他们一个再生之希望。
当然也可以说胡雪岩在这里边有商业的动机。不过，如果不是有这种同情和了解，胡雪岩就不会看得那么深，他对这些人手头的银子就会避之唯恐不及。因为很显然，这些人是与长毛有染的。
胡雪岩是这么看的，与长毛有染，没错，不过要看是什么原因，什么姿态。这些人都是些老实的小民。如果不吸收他们的存款，他们就不得不把存款给长毛用，或者被无理的官差劫掠走。这样于秩序无益，反倒有害。
而且这还牵涉对商人和官府的关系如何看。商人都得从官府的角度看问题，还是商人有商人的原则，官府有官府的目标。假如商人都从官府角度看，效果会好吗？肯定不好。因为士农工商，各有各的位置，各遵从各的原则。乱了位置，变换了原则，就是乱名。而“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遂”。
照胡雪岩的看法，就是商人对客户讲信用，官府对朝廷讲良心。商人只管自己是否说了话算数，是对着自己的服务对象——客户——来讲的。官府只管自己做事是否对得起朝廷。两者对象不同，原则不同，假如各行其是，各司其职，整个社会便井然有序，否则就只会增加混乱，于事无补。
这是胡雪岩超前一层的想法。因为封建化的社会是各业不分，各业的职业原则也不并列与独立。士处于社会的最核心层，一旦做官，便有了凌驾于农工商之上的特权。这个时候，他便经常以他的特权来强制要求其他阶层。社会表面上有了秩序，但这种秩序是一种纵的服从性的秩序，而不是一种横的平等、平衡性的秩序。农工商在这种秩序下必然陷于上述的管制中，不能有一个客观的地位。商人在这种秩序下，也就极为费力，极为提心吊胆。
各业分工意味着各业遵从原则的相互独立。各业在一种更抽象的原则之下平安相处，相安无事。若依这种原则，官府就无权干预商人的正常活动，上述吸纳存款也就有了一个客观的依据和保证。
胡雪岩的这种思路，保证了他对所有可能不受官府严格控制的私人财产的吸纳。大清权臣文煜愿意存款于阜康，除了上述的信用好以外，就是看中了胡雪岩在经营钱庄时，坚持钱庄只管吸款，不问款项来源的原则。款项来源的正当与否是款项持有人和官府间的事。在现代，是财产持有人和法院间的事，而不是财产持有人和银行之间的事。胡雪岩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不是怕官府，以至于不敢按自己的思路经营，而是理清思路，放手去做。
3.利用洋人，胡雪岩纵横捭阖
对于洋人和洋务，我们在上边已经有所交代。胡雪岩因为身处沿海，最先看到洋人的船坚炮利，最先与洋人打交道，所以一开始就主张用洋人、洋枪打长毛。当然，这里边也有利益的考虑。而且自始至终，胡雪岩商业利润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来源于他从事购买军火、购买外国机器、筹借洋款的活动。对洋人之态度还成了他依附官府，维持社会大秩序，最终开拓出一个经营好环境的资本。
与洋人打交道，他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洋人的政府与清朝的政府不一样。清朝的政府，商人稍有赢利，他就想来分沾你的好处，巴不得一口把你吞下去。一旦好处得不到，他便处处给商人使绊，让你不得安宁，直到让你破产。
洋人的政府，尽力帮洋人做生意。你没钱他放款给你，你出洋做生意他派了军舰保护你。一旦中国人欠了钱，他就把枪炮对准中国的城市，甚至自己的商人无理，他还处处袒护。
因为有了这种对比，胡雪岩对封建官僚体制压制商业活动，就有了更切身的看法。不比不知道，一比就能看出来，自己的商人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能创造一个好的经营氛围。因为整个体制所限，商人还只能单个儿地为自己一个人开拓商业地域。稍有不慎，这种经营特权就会被收回，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至于洋人自身，在胡雪岩看来，也有他们的好处。他们的好处就是讲道理，讲信用。你认认真真去和他做生意，他也就认认真真和你谈，不会想到生意之外的歪点子。中国的商人就不同，他在商业上赢不了你，逮着机会，他就会在其他方面坑你。比如利用地方流氓势力，比如利用官府。所以胡雪岩觉得，很多时候，和中国自己的商人打交道很吃力，和洋人打交道，就很省劲儿。洋人的整个体制，已经大大减少了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成本。这样倒过来看，胡雪岩的成功就更显得来之不易。中国的商人，办成同样的一件事，付出的心血要更多。
以上所述，就是胡雪岩所处的时事以及他的特殊应对。我们这里并不是说，胡雪岩起初就有过人眼光。而是说，胡雪岩在其商业活动中，锻炼出了一颗敏感的心。他善于利用自己的商业经验，不断用心去体会各方发生的巨大变动，及时提出自己认为合适的应对方法。其实在商业活动中，绝对的先见之明是没有的。在绝对的意义上，每一个商人都是宿命论者，他们被一双（胡雪岩时代还有另外几双）无形的手所拨弄，在似乎人力，又似乎天意这种说不清的情况下不断成功或者失利。但是一个有经验的生意人，他总是能从自己的见闻中寻出蛛丝马迹，做出自己认为合适的选择。一个人积累的经验越多，他遇到事情时对事情的处理就越有信心。这一点不用多说，每个生意场上的人都有体会。第二章 财富生命远胜于伦理纲常胡雪岩所处的时代我们叫它封建时代，中国封建社会的全部社会关系，都带有封建伦常的色彩，人们还习惯于遵从“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即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是最主要的，而这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亦即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则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胡雪岩出身于这样的时代，自然会受到这些伦理纲常的约束。然而，胡雪岩就是胡雪岩，他把笼罩于伦理纲常之下的社会关系看得非常透彻，并巧妙地利用这些关系为自己的财富大厦添砖加瓦。一 官老爷尽入我彀封建社会实行官本位，什么事都是当官的说了算。要想一展身手，唯有得到官家的支持，胡雪岩深谙此道。于是在他的筹谋之下，一个又一个手握行政权的朝廷大员纷纷钻入他的彀中。
在封建社会制约中，商人在社会中处于末流，士农工商的次序十分明显。因此，这种体制就与商人的活动相矛盾。所以官吏对商人的危害十分大，一个极小的守门吏都可以以其职务特权随便阻挠一个小商贩做生意。较大的官吏情况更严重，他可以以各种貌似合理的理由强行征税，或者宣布该贸易为不合法。
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商人要想把生意经营进行下去，必须采取适当的策略。一般来说，商人会设法避开官吏，但这是一种消极的策略。一些聪明的商人会另想策略，设法与官吏阶层沟通，以争取他们的保护。很明显，所争取的官吏职位越大，能给商人提供的发展空间就越大。
胡雪岩是何等的精明，他很清楚官路就是财路，官越大，财路越广。利用官府为自己办事，这是成大事的基础。
1.资助王有龄，第一棵树靠得很“有才”
有些人做梦都想捡到金元宝，而醒来后才发现自己手中仍旧是两手空空。有些人不等不靠，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硬是把一坨牛粪变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胡雪岩就有这样的本事。
这坨蕴藏着无尽财富的“牛粪”叫王有龄，本是福州人。他父亲是一个候补道台，分发到浙江，王有龄也随父亲到了浙江。老王到杭州并没有得到过什么有实惠的实缺职位，反而因为心情抑郁、老病侵扰，不及一年就客死他乡。王有龄无力送父亲归里安葬，且家乡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亲友，也就只好客居杭州了。王有龄的父亲在世时，也曾为他捐了一个盐运使的官衔，但也从未放过实缺，自己想进一步再捐个县令、道台之类的正经官衔，又苦于没有一文钱的资本。到胡雪岩与王有龄相识的时候，王有龄实际上已经落魄到只剩下一副不肯放下的穷酸读书人的架子，每日里到茶馆穷泡的绝望境地，丝毫不亚于牛粪仗着自己的金黄色硬装金元宝一样。
机缘巧合，一次在茶馆，胡雪岩与王有龄偶遇。交谈之中，胡雪岩得知王有龄的心事。空有一腔抱负，却无钱捐得前程。
胡雪岩顿时警觉起来，这个穷酸书生不可小觑，在他身上隐藏着一股非一般的力量，日后必成大器。只要我帮助了他，那么我的人生就有可能发生剧变。
胡雪岩说到做到，自己没钱，就从公款里“借”出了500两银子，交与王有龄使用。
有了资本，“牛粪”开始发烧了！王有龄不负胡雪岩所望，通过打点，得到户部右侍郎何桂清的举荐，被委任浙台总办之职。上任后，王有龄加息还清了胡雪岩的银子。随着王有龄官位的提升，胡雪岩借助王有龄的势力，一手办粮饷军械，一手办钱庄业务，拉开了他一生亦官亦商的序幕。
2.笼络何桂清，经营得便利
何桂清（1816—1862年），字根云，云南昆明人。道光十五年（1835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编修，历迁至内阁学士、侍郎。
咸丰二年（1852年），清政府在太平军打击下，库帑空虚。当时何桂清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赏事务，推行钞法，竭力为清政府筹措军饷。同年秋，何桂清督江苏学政，疏陈兵事，谧督抚之畏葸怯懦者，无所顾忌，为朝廷激赏。
王有龄与何桂清家本为世交。王有龄在接受胡雪岩资助北上之时，重遇何桂清。在何桂清的支持下，王有龄得以青云直上。
王有龄吃水不忘挖井人，把因挪用“公款”而被革职的胡雪岩招至帐下，一切事务俱交与胡雪岩处理，并把胡雪岩介绍给何桂清认识。
胡雪岩听说浙江巡抚黄宗汉有去意，就抛开繁忙的商业生意，置办了一船土特产，带着美妆阿巧专程去苏州拜访何桂清，劝说他进京活动，调往浙江任职。何桂清被胡雪岩的分析所打动，就同意早日动作，胡雪岩则趁机进献一万五千两银子，作为何桂清各处打点活动的费用。
为了自己一派势力的人再掌高位，胡雪岩不仅出主意出钱，而且投其所好，忍痛把自己的爱妾转赠何桂清。
何桂清得偿心愿后，对胡雪岩是言听计从，把江南大营事务全部交给胡雪岩打理。胡雪岩利用何桂清的关系，参与出谋划策，在苏淞等地区赚得盆满钵满。
胡雪岩早期经营上能迅速扩展，与何桂清对这一带的控制不无关系。
3.结识蒋益澧，迎来人生转折点
蒋益澧（1833—1875年），字芗泉，湖南湘乡人。1853年随湘军王鑫部攻陷岳州，以功叙从九品。后归属罗泽南部，随克黄梅、广信、义宁州等地，累擢知县。1855年，因随罗泽南部回攻鄂南，陷武昌，超擢知府。
1858年，因连克柳州、广远，蒋益澧加布政使衔，署广西按察使。1859年实援按察使，旋即迁布政使。不久，太平天国石镇吉部进逼桂林，蒋益澧以防堵不力被劾，降为道员。嗣后，蒋益澧求功心切，愈战愈猛，连败太平军，得以陆续官复原职。
1862年，经浙江巡抚左宗棠奏请，蒋益澧调任浙江布政使，率所部入浙参加对太平军作战。两年间，蒋益澧采取“剿抚兼施”政策，先后攻陷寿昌、汤坑、富阳、平湖、杭州、余杭等，并招降了太平军忠王李秀成和侍王李世贤的部属蔡元隆、何绍辛等人，获云骑尉世职。
蒋益澧率军从太平军手中收复杭州的时候，曾经被胡雪岩收服的张秀才父子因开城迎接清军有功，获得了一个七品官的奖赏，被委派为善后局委员。张秀才趁机进言，杭州的善后工作，必须把胡雪岩请回来主持不可，蒋益澧竟信以为然。
胡雪岩当时正在上海筹措粮食，闻讯随后便押着一万石粮食沿运河南下直达杭州城。蒋益澧闻知大出意外，这些大米真如从天而降，令人惊喜交集，当即允诺胡雪岩抚慰官军、整饬军纪、严禁骚扰杭州百姓。作为胡雪岩筹粮有功的奖赏，藩库的所有收支，蒋益澧均交胡雪岩的阜康钱庄代理。
随后，蒋益澧又会同各路清军，在胡雪岩招募的常捷军（中法混合军，亦称花头勇、花勇、坑勇）的配合下，力攻湖州地界各处的太平军，进而攻陷湖州城，“浙杭肃靖”。
在胡雪岩的协助下，蒋益澧善后安民，并为左宗棠的人马筹粮筹饷，后奉命代左宗棠护理浙江巡抚。
蒋益澧在浙期间，胡雪岩左右逢源，对他敬护有加，兼之处处事事都办得很周到，受到左宗棠的信赖，蒋益澧也一同沾光。所以蒋益澧与胡雪岩相处甚欢，无论是在浙省还是在粤省，都全力支持胡雪岩和左宗棠，成了他们的忠实盟友。
结识蒋益澧，让胡雪岩的人生出现了重大转折。
4.依附左宗棠，攀登人生最高峰
左宗棠（1812—1885年），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少家境清寒。21岁中举，道光十八年（1838年）会试失败，遂绝意科场，留心农事。
太平军起事后，左宗棠曾两次入湖南巡抚幕府，先后服务于张亮基、骆秉章门下，咸丰十年（1860年），左宗棠由曾国藩保荐，以四品京堂襄办皖南军务。他招募人马，组成一支约5000人的“楚军”，赴江西与太平军作战。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李秀成部攻袭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自缢身死，经曾国藩保荐，左宗棠接任浙抚。
胡雪岩与左宗棠关系甚密。终其后半生，胡雪岩都在忙于为左宗棠筹饷购械、运粮、买机器、办洋务。左宗棠依赖胡雪岩的采办而能安心做大事，镇压太平军，围剿捻军，平复新疆叛乱等。胡雪岩依赖左宗棠的庇护而能成为“红顶商人”，获得巨大的商业发展机会。左宗棠性高傲而自然成威严，胡雪岩善恭维而又善经营。从胡雪岩“虽破产而未曾稍有贬抑，气概光明磊落，不愧为杭铁头”来看，二人骨子里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
5.是官就有用，入彀者多多益善
胡雪岩深知官路就是财路，除了巴结王有龄、何桂清、蒋益澧、左宗棠外，对于官阶和名气小的胥吏僚属辈以及士大夫文人，胡雪岩也极力拉拢，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说他“时出微利以饵杭士大夫。杭士大夫尊之如父，有翰林而称门生者”。胡雪岩的曾孙胡亚光先生在《安定遗闻》中记述：“有贵人王军门献玉屏风一座，值千金以上，置厅，事仆失手坏之，时大亨宾客莫不震惊，而公竟面不改容，反曲意慰仆不置。”
甚至，胡雪岩还通过钱庄业务与京中权臣奕、文煜等人拉上了关系。
事实证明，胡雪岩为结交官府所做的努力是绝对值得的投资。他后来所得的巨大财富，绝大多数是倚靠官府而来的。在官本位的晚清社会，有了官员做靠山，胡雪岩转粮购枪、借款拨饷等无一不可放大胆子、堂而皇之地去做，即以十一之利计之，由此而聚集的财富也是一般商贾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二 天生的交际家，朋友遍天下一个人也许可以忽视别人，又或许选择与人对立，但若想在事业上获取伟大的成就，就必须与人和睦相处，互为资源。
朋友，实在是一个五光十色的漂亮词。人是群居的生物，只要有交往，就会产生朋友；只要称朋友，就意味着人格的平等、情感的亲近、关系的密切，因此“朋友”一词不仅兼收并蓄、包罗甚广，而且是一个十分受欢迎的词儿。
朋友，就意味着友谊、合作、帮助、平等、信任，等等。它容易使双方产生心理上的认同感，从而为交往与合作创造良好的人际环境。可以这么说，大凡能成大事者，必然是朋友四面环绕，处处都见友情赞助。在这个意义上说，“朋友是个宝”，“多个朋友多条道”。
朋友多，事情当然好办，真正应了“人多好办事”、“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两句话。然而人心诲诲，人性难测，凭什么别人孤寡单独，就只有某某人到处受欢迎？理由无他，盖因其人平常爱交朋友，所做之事但凭交情罢了！
胡雪岩天生就是个交际人才，喜欢处处交朋友，时时帮人忙。并且，胡雪岩交起朋友来，生冷不忌，水陆并陈，没有三六九等的界线，真正是什么人和他都有缘分。
1.把同行冤家都变成生意上的朋友
我国有句老话，“同行是冤家”。盖因同行都是生活在同一个圈子里的人，而圈子里的资源是一定的，你多得一点，他就少得一点；他多得一点，你就少得一点，大家都想多得一点，于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竞争。虽说有竞争才会有进步，才能有发展，但竞争更多的时候是恶性的，于是，同行成为冤家。
再则，同行容易相轻。都干一件事，就存在一个干好干坏的问题。谁干得好，谁干得坏，除外人的评价外，同行自己往往存在一个谁也看不起谁的问题，容易相互拆台，团结不起来。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同行业者之间除了相互的竞争，还有相互合作的一面。胡雪岩是非常注意同行间的相互合作的，他说：“同行不妒，什么事都办得成。”
湖州南浔丝业“四象”之一的庞云缯就是胡雪岩过从甚密的合作朋友。
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各国把中国当做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的供应地，南浔辑里湖丝大量外销，胡雪岩在同治年间也开始做蚕丝生意。1875年（光绪元年），左宗棠写信给胡雪岩说：“近与俄人谈及伊国意在销售湖茶及川丝、大黄等物，若能办通，亦中国一利源也。”经此鼓励，胡雪岩决心把丝业做得更大。
但是，钱庄出身的胡雪岩对丝业是外行，小打小闹尚能应付，要想把丝业做大做强，非要有一个内行做帮手才行。于是，他寻求居湖丝产地、对生丝颇为内行的庞云缯合作。
庞云缯，字芸皋，祖籍绍兴，“童年十五习丝业，精究利病……镇中张氏（张源泰）、蒋氏（三松堂蒋家）初与公合资设丝肄，大售，众忌其能，斥资以困之。公遂独操旧业……数年舍去，挟资归里，买田宅，辟宗祠，置祀产，建义庄，蔚然为望族。”可见，此人并非等闲之辈。
没费吹灰之力，两个人就达成了共识。如此一来，强强联手，资金充足，规模庞大，联系广泛，从而在丝业市场上形成了气候。蔡冠洛在《清代七百名人传》里说：“光墉所营丝茶叶……丰财捷足，操纵江浙商业。”《光绪实录》上也说：“光墉（胡雪岩）所营以丝业为巨擘，专营出口，几乎垄断国际市场。”其实，当时蚕丝的国际转运和行情操于洋商之手，这里所谓的“垄断”当指胡雪岩在华商中把持蚕丝的国际业务。当然，合作是互惠的，胡雪岩做丝生意得到庞云缯的帮助，反过来，他也向庞云缯传授了经营药业的经验，后来，庞氏在南浔开了镇上最大的药店——庞滋德国药店，与设在杭州的胡庆余堂关系密切。
实际上，胡雪岩生意的成功很大一部分也得自同行同业的真心合作。胡雪岩的每行生意都有极好的合作伙伴，而几乎他的每一个合作伙伴，都对他有一个“懂门槛”、够意思的评价。
胡雪岩发迹之后，他也时刻不忘记对同行特别是对下等商人的提携。浙江慈溪人严信厚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严信厚（1828—1906年，一说出生年份为1837年），字筱舫，浙江慈溪人。严幼时读过几年私塾，后在宁波鼓楼前恒业钱肆当学徒。17岁时，经乡人介绍，到杭州信源银楼任文书，后又到上海小东门宝成银楼供职。
同治初年，胡雪岩在上海为陕甘总督左宗棠筹办军需、款项，因此结识了严信厚，那时，他只在杭州信源银楼任文书。胡雪岩对他颇为赏识。因严信厚爱好书画，“鉴藏书画，类多精品”，常临摹名家书法，尤善画芦雁，遂以自绘芦雁团扇赠予胡雪岩，胡称赞严信厚“品格风雅，非市侩比也”。
1872年，胡雪岩特将严信厚推荐于李鸿章。当时李鸿章正督军镇压捻军，于是委派严信厚在上海囊办转运饷械。由于严信厚办事干练，深得李鸿章的赏识。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保荐严信厚为候补道，加知府衔。当时因晋豫饥荒，遂又令严往来于津、沪间筹办赈抚，并负责督销长芦盐务。光绪十一年（1885），又令其担任天津盐务帮办。
在经办盐务的同时，严信厚在天津东门里经司胡同自设同德盐号，经营盐业，积累了不少财富。以后他又在上海设立源丰润票号，经营汇兑和商业拆放业务，同时在京津等地设立十余处分店，由此建立起当时比较新式的钱庄网。由于当时币制复杂，各地通用银两成色互异，汇兑行市凭票号操纵；再加上交通迟滞，票号所出汇票往往时隔数月，持票人方来兑现，源丰润票号因此获得厚利，在旧式金融业中号称信用最高、资力最雄厚，堪与外商银行匹敌。
严信厚发迹之后，时刻不忘胡雪岩的提携，两人在生意上合作比较紧密。
胡雪岩渐渐将生意做大的过程中，总是不忘记照顾同行朋友的利益这一准则。在太平天国兴起的形势下，各地纷纷招兵扩军、开办团练以守土自保，尤其是江浙一带直接受到太平天国的影响，更是大办团练扩充军队。有了兵就要有兵器。胡雪岩便开始做起军火生意。他决定先买枪。在买不买炮的问题上，他却考虑得很多。
胡雪岩犹豫、踌躇了很久，最后放弃买火炮。原因是浙江已有一个炮局，由龚振麟、龚之棠父子主持。浙江炮局主要就是制造土炮。他们制造的土炮自然赶不上西洋的“落地开花炮”，但毕竟是自己造的炮。胡雪岩认为，如果他买进西洋炮，由于西洋炮威力大，质量好，必然要顶掉浙江炮局制造的土炮，因而也势必侵害炮局的利益，引起炮局的妒忌。龚氏父子本来就得浙江大吏黄抚台的重用，他们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利用自己多年建立起来的影响，大肆挑剔买洋枪洋炮的弊端，反对浙江购买洋枪洋炮。如此一来，不仅洋炮买不成，连洋枪恐怕也买不成了。胡雪岩基于对这种世故人情的考虑，决定舍炮而不买，只买洋枪，这样就避免了对炮局利益的触及，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经营项目，另辟市场，不至于引起同行的反对。
龚氏父子对胡雪岩的做法大为感动，视胡雪岩为真心朋友。
虽是同行，却能做到和平共处，这是胡雪岩为了生意的成功而寻求的外部环境。他的以枪舍炮的做法，看似缩小了自己的市场，却是为了开辟另一市场而做出的必要让步，在这一新市场上，他不会遭到反对，也没有竞争，从而营造出良好的经营空间，更大地赢得利润。
一行生意，同行之间由于经营内容的相同，也就意味着要分享同一市场。对同一市场的分享，也就是利益的分享，因此同行间的竞争也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而为了各自利益，同行间互相忌妒到倾轧、竞争，成了同行间的常事。在竞争中或者一方取胜，另一方被迫称臣；或者两败俱伤，第三者得利；或者一时难分胜负，双方维持现状，酝酿新的一轮竞争。这似乎是我们都能理解的，也似乎是我们大家也都能认可的市场规律。
然而胡雪岩走的却是第三条路。他时时顾及到同行的利益，既为别人留余地，也给自己开财路，保持了稳定的经营，达到了双赢的局面。
2.保证漕粮北运，义交江湖朋友
在胡雪岩生活的时代，经商必然要面对一种特殊的势力，那就是江湖帮派力量。在晚清乱世中，江湖帮派力量因社会管理的混乱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与复杂而生，逐渐成为社会上一种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在当时的时代，要行商，一定要与江湖势力打交道。
胡雪岩面临的帮派势力，既包括漕帮这样的旧势力，也包括像小刀会这样的新势力。胡雪岩从来没有以改造天下为己任，所以他对小刀会，则像对待太平军一样，通过帮助官府来镇压他们，以保证自己的商业利益不受损害。对漕帮，以取得信任、共同活好的态度处之。
胡雪岩是如何结交江湖力量的呢？他善于对症下药，抓紧一个“义”字，给予对方充分尊重，并晓以利害，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
王有龄初到海运局，便接到漕粮北运的任务。粮运关涉到地方官的官声，所以督抚黄宗汉催逼甚紧，前一年为此还逼死了藩司椿寿。
按照胡雪岩的主意，这个任务说紧也很紧，说不紧也不紧。办法是有的，只需换一换脑筋，不要死盯着漕船催他们运粮，这样做出力不讨好；改换一下办法，采取“民折官办”，带钱直接去上海买粮交差，反正催的是粮，只要目的达到就可以了。
通过关系，胡雪岩找到了松江漕帮管事的，名叫尤五。
谈生意过程中，胡雪岩发现，虽说漕运渐衰，漕帮势力大不如前了，但是地方运输安全诸方面，还非得漕帮帮忙不可。这是一股闲置起来有待利用的势力，运用得好，自己生意做得顺遂，处处受人抬举；忽视了这股势力，一不小心就会受阻。
况且各省漕帮互相通气，有了漕帮里的关系，对王有龄海运局完成各项差使也不无裨益。一旦有个风吹草动，王有龄也不至于受捉弄，损害官声。
所以和尤五打交道，胡雪岩不但处处留心照顾到松江漕帮的利益，而且尽己所能放交情给尤五。加上胡雪岩一向做事一板一眼，说话之际特别留意，给尤五的印象是，此人落门落槛，值得信任。
有了这个印象，“民折官办”购粮一事办得很顺手，尤五也把胡雪岩尊为门外兄长，凡事请教。
后来表明，尤五这股江湖势力给胡雪岩提供了很大方便。胡雪岩在王有龄当任时做了多批军火生意，在负责上海采运局时，又为左宗棠源源不断地输入新式枪械弹药，假定没有尤五提供的各种方便和保护，根本无法做成。
胡雪岩也很注重培植漕帮势力，和他们共同做丝生意，给他们提供固定的运送官粮、官方物资的机会，组织船队等，只要有利益，就不会忘掉漕帮。
有了漕帮的认可，胡雪岩也就在乱世中有了“黑”社会力量的靠山，这也是胡雪岩保证其商业能顺畅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
3.学西人之长，洋人也值得一交
晚清社会是一锅大杂烩，复杂得很。晚清之际，正是中华帝国的多事之秋，国势的颓微，洋人的入侵，把好端端的一个国家搅成了一锅粥。
但是，不管世道怎么乱，一个商人总是免不了要和洋人打交道的。
对于洋人和洋务，胡雪岩因为身处沿海，最先看到洋人的坚船利炮，最先与洋人打交道。当然，这里边也有利益的考虑，而且自始至终，胡雪岩商业利润中很大一部分，都来源于他购买军火、购买外国机器、筹借洋款的活动中。
胡雪岩最密切的一个洋人朋友叫日意格。他是一个法国军官，曾就读于法国瑟堡海军预备学校和法国海军学院。后在炮兵部队服役，参加过与俄国争夺土耳其的克里木战争。因作战勇敢，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骑士称号。
同治五年（1861年）十月，日意格被任为浙海关（宁波）税务司。刚一上任，宁波即被太平军李世贤部攻克。日意格关闭浙海关，前往上海。
在上海，日意格作为翻译人员参与了“中外会防公局”的策划，介入镇压太平军天国的活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胡雪岩结识了他。
同治六年（1862年）春，日意格担任一支小炮队的指挥官，执行肃清上海周围百里以内的计划。随后，日意格重开浙海关，同时向当地官府和法国海军基地司令建议，组织一支小规模的军队以清除宁波周围的太平军。
日意格把自己的想法说与胡雪岩后，胡雪岩非常赞同，于是二人联手，募集华勇几百人，组成“常捷军”，日意格任副班领。“常捷军”参与了攻占余姚、奉化、上虞、绍兴等的战斗。1864年，日意格统率“常捷军”前往湖州助剿太平军。于八月底攻占湖州。后又参与了攻打杭州的战斗。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胡雪岩与日意格和左宗棠会晤，提出法中在宁波合伙办造船厂。后左宗棠入闽，他们又参与了左宗棠和德克碑酝酿的造船计划。
1866年7月，清廷批准于闽省开办造船厂。胡雪岩邀请日意格前往福州，同左宗棠酌定保约一件，条议十一款，合同规约十四条。后择厂址于马尾，开始建造船厂。
在此期间，胡雪岩与日意格同心协力，协助左宗棠、沈葆桢做了如下事务：一、筹建了一座近代化的船舶制造厂；二、负责招募海员，采购机器，设备和材料；三、造成近代舰船十五艘，兵舰十艘，商船五艘；四、开设船政前后学堂，培养造船、设计、驾驶、轮机四个专业的学生和艺徒。
作为左宗棠的最主要助手，胡雪岩充分吸收西方办海军的先进经验。马尾船政学堂采用法国教育体制，把船舶工程学校与海军学校合二为一，是一所按技术分设专业的近代高等院校。该局设立前后学堂，前学堂学制造，由法国人教；后学堂学驾驶，由英国人教。陆续毕业的学生共628名（一说629名）。从1876年起，还先后派三批优秀学生68人（一说111名）赴欧洲深造，学习造船、驾驶、化学、冶金、地质等学科，培养高级技术人才。这批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大都成为造船专家和海军骨干，其中包括中日甲午海战英雄邓世昌、林永升等。
4.行商天下，朋友遍及四海
在胡雪岩的商业帝国内，他的朋友遍及各行各业，有几个重要人物是非常显眼的。官员如郁四、刑师爷、王有龄、左宗棠、何桂清、徐用仪等；商界名流如庞二、德国人福克、英国人凯密伦等；优秀员工代表刘庆生、古应春、陈世龙、黄仪、老张、裘丰言、周一鸣、周少棠、汪惟贤等。
胡雪岩的朋友，都是能够对他的生意提供帮助的朋友，为着各自的或共同的利益而进行合作，双方互惠互利，互兴互荣，以利益为纽带，谋求对方的支持与帮助。这就是胡雪岩的所谓“靠朋友”。胡雪岩一向认为生意场中，无真正朋友，但也不是到处都是敌人，既然大家共吃这碗饭，图的都是利，有了麻烦，最好把问题摆到桌面上，不要私下暗自斗劲，结果对谁都没有好处。他的“替朋友着想”，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充分揣摩对方的需要，照顾对方的利益，并对对方施以恩惠。在他看来，自己的生存发展靠的是朋友，为了赢利还需为朋友着想，二者的目的是一致的。比如罗尚德存钱一事便是胡雪岩赢得朋友，又获得朋友支持的一个例子。
胡雪岩为了赢得朋友，在阜康钱庄开业的时候，自己垫钱给一些大官的太太、小姐、少爷等各存了二十两银子，也给黄巡抚的仆人刘二存了二十两银子。刘二拿到存折，不仅马上在阜康钱庄存进一百八十两银子，而且向他的朋友罗尚德宣传胡雪岩的为人——守信用、讲义气。罗尚德本是清军绿营的一个小军官，利用各种手段攒了一万一千两银子，听说胡雪岩的为人厚道，连夜取出全部银子拿来存，且声明不要存折、不要利息。
胡雪岩对于罗尚德，不仅话说得漂亮，而且条件优惠：三年定期，期满后本利共一万五千两银子。这样，如果罗尚德回乡，正好可以还清他借的一万五千两的债务。
胡雪岩这样为朋友着想，也是有考虑的：军营官兵们马上就要开往前线打仗，他们身上的钱往哪儿放？一听罗尚德的宣传，定会拿来存入阜康钱庄。
罗尚德后来在战场上阵亡了，他死之前交代了两名军中的同乡，拜托他们将钱转给老家的亲戚。胡雪岩查证这两名同僚的身份后，没有任何刁难就把本金加上利息悉数交出。
胡雪岩的举动经由罗尚德两名同僚转述后很快就在军中传开了，于是绿营军的官兵纷纷将积蓄存入阜康钱庄。
胡雪岩从一个钱庄的小伙计发展成雄踞一方的老板，其成功的因素固然很多，但依靠朋友却是不容忽视的一条。三 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亲人对于一个商人来说，能够帮助他的人越多越好。但是，很多人都把握不好任人唯才还是任人唯亲。胡雪岩的做法是，尽量不让亲属插手生意，除非他有特殊的才能或财势。
中国人有一种保守思想，自己发达不是真本事，让亲人朋友都能沾上光才是一种荣耀。所以才有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说法。“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原本是一个带有讽喻意味的成语，是对“一人得势，与他有关系的人也都跟着得势”的不良的社会风气的一种讽刺。例如，霍光当权之时，把儿子霍禹、两个侄孙、多个女婿，还有数名堂弟、外孙等都安排在重要岗位，分别把持各方面权力，以至于“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王政君当了皇后，结果王氏一门全都飞黄腾达，把持朝政几十年，甚至弄出来一个不伦不类的“王莽新政”；武则天掌握了大权后，李氏皇朝差点易手武氏家族；杨玉环“姊妹弟兄皆列士，可怜光彩生门户”。
官场与生意场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很多人生意一旦做起来，在用人方面首先想到的就是起用自己的亲戚，尤其是一些与钱财相关的工作，更是非自己人不用。还有些人则认为自己做生意赚了钱，应该帮衬一下亲戚们，给他们找份差使就是最好的帮助。因为是自己人，所以自己对他们格外放心，认为他们绝对不会背叛自己。
可很多时候，恰恰是这些人让他们在生意上栽了跟头。
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胡雪岩确实高明，他没有犯“任人唯亲”的错误。即使最亲的人，他也要戴上“有色眼镜”细细地察看，对自己的事业没有帮助的人，会让他们站得远远的。
1.亲属再亲也要明算账
胡雪岩出生于安徽省绩溪县东南的湖里村。家有弟兄四人，胡雪岩是长子。在他12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全家的生活重担都压到了母亲那柔弱的肩上。胡雪岩很孝顺，看着母亲受苦受累心里难受，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就到杭州一家钱庄当学徒。他机敏勤勉，深得老板的器重，以后就逐渐地发达起来。
在胡雪岩的白银帝国里有一个奇特的现象，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从掌柜的到跑堂的，一水儿的外姓，居然没有一个胡氏本家的人，这是因为胡雪岩最不喜欢在亲戚中选拔用人。或许是历史的教训太过深刻，或许是现实太过残酷，让胡雪岩产生了决不能使自己的亲人蹚进这种浑水之中的想法。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胡雪岩这样做都是极具智慧的。
胡雪岩弟兄四人，有的务农，有的做小本生意。三弟胡月乔还算有经商头脑，与胡雪岩的感情也最好，但两人单独立业，胡月乔一辈子没有在“胡氏大厦”里任过职。
胡雪岩初做生意时，本来没有打算跟官员打交道，并不像一些文学作品形容的那样，处心积虑巴结官吏。不过，当地衙门对生意看好的外乡人比较欺负，处处刁难，胡雪岩才被迫与官府攀交情。胡雪岩的脑子比弟弟胡月乔灵活，在军火匮乏时期，他从洋人那里购得一批军火，和某个官吏有了交情。没想到另一个官员眼红，借故把无辜的胡月乔囚禁起来，在水牢里关了三天。胡雪岩凭借第一个官吏的关系，不仅救出了弟弟，还把那个官员问斩了，这才慢慢确立自己的地位，不再受人欺负。
胡家是没有任何家底的破落户，从安徽逃难到杭州，艰辛创业。胡月乔一直做人参、鹿茸等生意，常跑东北，比较辛苦。胡月乔是胡雪岩的供货商之一，但是弟兄俩从来都是明算账的，如果胡月乔供的货不好，或者价格不合适，胡雪岩照样不要。
胡月乔没有任何借口，反而很感谢哥哥，借胡雪岩迎娶第三房姨太太之机，送了一份大礼。胡月乔特意向手下强调，“做生意的人，要么不送礼，要送的话，必须吓人一跳。”多少礼物才能让胡雪岩吓一跳呢？胡月乔用了八个人，挑着两担黄金，一次性把所有家底全部送出！这时他已经和哥哥有了生意往来七八年，“把所有从他那儿赚的钱，当做礼物还给他”。胡雪岩当时笑着回应道：“你的所有家底都是凭自己本事赚来的，跟我没有关系，你还是拿回去养家吧。”
另一件是胡雪岩与堂伯的事。有一年，胡雪岩看到市场上的珠宝生意很好做，想投资珠宝行业，但投资额太大，别人不肯借他。于是他想到了他的堂伯，堂伯当时是著名的茶叶商人，家资万贯。胡雪岩直奔堂伯家，说明了来意，并且会分三分红利给堂伯。堂伯动了心，便拿出了三百万两银子给他，后来，这笔珠宝买卖进行得非常顺利，胡雪岩净赚了几百万后，他便将本钱与红利一并还给了堂伯。胡雪岩之所以能借到钱，不仅在于投资项目好，与堂伯又有血缘关系，还在于胡雪岩答应分三分红利给堂伯。“让亲属靠边站”、“亲兄弟明算账”，或许让一些庸人很不齿，但是当胡雪岩钱庄关门、生意倒闭之时，亲属们却未受直接影响，这才是大商人胡雪岩的最高明之处。
2.不抛弃，把“败家子”变成得力帮手“胡庆余堂”是胡雪岩名下的另一个享有盛誉的老字号，还为他挣来了“胡大善人”的好名声。这家药店与他娶的一个妾有关。这个妾叫芙蓉，祖上开了一家很大的药店，后来父亲去世，家道中落。她的叔父外号“刘不才”，本来就是一个纨绔子弟，极尽挥霍还特别好赌，药店无法维系后，落得以告贷为生，典型一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不过这刘不才“瘦驴不倒架”，还有那么一点硬气，因为芙蓉做妾，不愿认胡雪岩这门亲戚，他手里握着几张祖上传下的秘方，心里还想着有一天要重振家业。
胡雪岩娶了芙蓉姑娘，对这门难缠的亲戚刘不才，胡雪岩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送刘不才一笔银子打发了，不再与他发生任何关系；二是按芙蓉的想法，由芙蓉劝刘不才拿出那几张祖传秘方，胡雪岩帮忙卖它万把两银子，让他自己去生活，由他去得了。
虽然在大家眼中刘不才不过是一个败家子，胡雪岩看刘不才的眼光却与世俗不同。他认为，刘不才即使赌得再凶、再落魄也未曾出卖祖上的秘方，可见此人的本性不坏，还没有赌到欺师灭祖的地步。他更从另一个角度进一步分析认为，刘不才出身上等家庭，非常了解公子哥的习性，加上他好赌好玩的“专长”，可以带动交际场合的气氛，将是一个帮着他交际应酬的高手。
当时胡雪岩正筹划开药店，刘不才手上的秘方对他极有用处。他认为刘不才尚堪造就，于是决定将他留在身边为己所用。
胡雪岩开药店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乱世当口，其一，军队行军打仗，转战奔波，一定需要防疫药；其二，大兵过后定有大疫，逃难的人生病之后要救命。而且，开药店还有活人济世的行善积德的好名声，容易得到官府的支持，在为自己赚钱的同时，还能为自己挣得好名声，何乐不为？胡雪岩认为自己不懂药店生意不要紧，刘不才懂，只要能够将他收服，迫他改掉身上的毛病，他就可以当家，而且他手上的那几张祖传秘方也正好可以充分利用。于是胡雪岩摆了一桌“认亲宴”，给足了刘不才面子，就在这场宴席上谈妥了药店开办的地点、规模、资金等事项。
胡雪岩的“胡庆余堂”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在其后的几十年中，“胡庆余堂”成为名闻天下的老字号药店，素有“北有同仁堂，南有胡庆余堂”之说。“胡庆余堂”不仅成为胡雪岩的一个稳定财源，也为他挣来了“胡大善人”的好名声，给他的其他生意带来了极好的影响。
胡雪岩说：“做生意要做得活络，不死守一方，灵活出击，而且想到就做，决不犹豫拖延。”刘不才从小就是一个纨绔子弟，嗜赌如命。胡雪岩却能将他收服，担当特殊的“清客”角色，培养他专门和达官阔少们打交道。他不负众望，为胡雪岩赢得了很多朋友，为其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关键时刻，女人能顶半边天
古语云：“食色性也。”一代侠商、红顶商人胡雪岩不但在商场上叱咤风云，在政坛上春风得意，而且在情场上更是游刃有余，堪称情场上的高手。
胡雪岩是个风流成性的寻花老手，他常自谓：“一不做官，二不图名，但只为利，娶妻纳妾，风流一世，此生足矣！”因此，对于合其心意的女子，他一般不会轻易放过。当然，作为一名成功商人，胡雪岩在情场不忘商场。他在创业期间所遇到的女人，几乎都是为他的事业服务的，有的成为被他所用的“牺牲品”；有的非常幸运地被他收为小妾，但纳其为妻的先决条件是此女子必须有益于他将来事业的开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胡雪岩能够成长为一代“红顶商人”，这些具有“帮夫命”的女人们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左宗棠曾说过胡雪岩这一生是财色双收。胡雪岩的财众人皆知，我们不必过费口舌。关于胡雪岩的色也众说纷纭，总起来看，对胡雪岩有帮助的女人可分三类。
第一类当然是结发妻子胡大太太，她与胡结婚时，胡雪岩还是个不名一文的钱庄小伙计，她伺候胡雪岩的老母亲，生了两个女儿，过着简单清贫的日子，有一次，胡雪岩因借钱庄的钱送给朋友进京捐官被辞退，生活窘迫到吃街上民工的饭，即使这样胡太太也没有嫌弃他，继续跟他过。因此，俩人应该算是患难夫妻。
第二类是胡雪岩的得力助手阳琪和罗四。杭州的“奇绣行”价廉物美很受游人的青睐，“奇绣行”的老板阳琪却是一个妙龄少女，长得眉清目秀，美丽动人。胡雪岩因为做刺绣生意去过几次，二人很快熟识起来。彼此都很谈得来，说话也投机，两人心中就有了一种莫名的感觉。
不过，命运弄人。在奇绣行生意蓬勃发展之时，阳琪的父亲感染风寒，阳琪为了照顾父亲不得不把奇绣行关掉。不久，父亲病死。恰在此时，太平军攻占了杭州，阳琪带着母亲逃难到了上海，用积攒的钱开了家绣行。
胡雪岩因为筹粮的事忙得焦头烂额，当他抽出时间再去奇绣行的时候才发现，昔日热闹非凡的绣行已经大门紧闭，经打听才知道阳琪已经逃难，去向不明。胡雪岩万分懊悔，多方托人打听阳琪的下落。
功夫不负有心人，胡雪岩终于打听到阳琪在上海又开了家绣行，于是，他急匆匆地赶去与阳琪会面。当看到绣行的生意清淡时，胡雪岩拿出了一万两银子资助她。
不料，阳琪并没有把银子用到绣行上，而是托关系走门路替胡雪岩买了南京路东段的一块地皮。对于阳琪的做法，胡雪岩很是不解。但是，一个月后洋人开始在南京路大兴土木，阳琪所购地皮不断看涨。胡雪岩不得不被阳琪的远见卓识所折服，一种希望阳琪帮他的念头油然而生。胡雪岩找人向阳琪提亲，阳琪也非常乐意。
胡雪岩与阳琪成亲后，阳琪立刻成了他的左右手，令胡雪岩如虎添翼，有力地促进了胡雪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只可惜，阳琪过早地逝世了，这多少留给胡雪岩一些遗憾。
但是胡雪岩的运气实在好，阳琪过世不久，就遇到了罗四太太。此人精明果断，胆识过人。她结过一次婚，后来丈夫病死，留下一个女儿，自己经营一个小绣品行。她与胡雪岩相遇，正是胡雪岩要大展宏图之时，两个聪明人本是故人，一见面便觉大有机缘。她当机立断，与胡雪岩讲了一些条件，很快成了胡家的第一位进门的姨太太。未进胡家门之时，能盘算的她就已明了自己肩上的担子及在这个家族中的角色，于是一番拳脚下来，胡家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无人不服，尤其是在胡雪岩的生意上，她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帮了胡雪岩的大忙。
在胡雪岩衰落之时，罗四太太更是显出了她果敢坚定的一面，当情势紧迫，风雨欲来之时，胡雪岩说出：“索性倒下来算了。”她跳起来大声说道：“胡大先生，你不要让我看不起你！”使胡雪岩顿时精神百倍。她一面与胡雪岩同舟共济，一面盘算着重出江湖，在房地产等产业大展宏图，使胡家东山再起。
第三类就要算胡雪岩转手送人的那些女人了。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在商言商，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胡雪岩一次次忍痛割爱，把自己的所爱像商品一样“一件件”送给了别人。
在创业初期，胡雪岩偶遇因父亲入狱被卖入“梨花春”的官宦人家千金小姐芸香，并被其美貌所吸引，但胡雪岩深知以当时自己的身份，无福消受美人。他在万般懊恼之时，灵机一动，把芸香做顺水人情送给了自己的靠山王有龄。这样做，胡雪岩虽然失去了芸香，但却得到了王有龄的器重，得到了芸香这个忠心的眼线，从此掌握了王巡抚的行踪，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控制了王有龄，使其为自己所用。这桩交易做得无懈可击，芸香成了胡雪岩走向成功的第一个筹码。
也难怪胡雪岩成了气候，能人所不能。把芸香送给王有龄还只是“小菜一碟”，把与自己青梅竹马的恋人送给手下的伙计为妻，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了。
胡雪岩小时候常与孙姓邻居家的幺妹一起玩耍，可谓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可惜好景不长，10岁刚出头，胡雪岩被叔父带到杭州学艺，从此与孙幺妹天各一方，音讯杳然。
十年后，胡雪岩成为富甲一方的钱庄老板，有一天，他和众朋友在一家叫“杏花村”的酒店喝酒时居然遇到了幺妹，这时，她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楚楚动人。
他乡遇故交，孙幺妹泪水涟涟，泣不成声，向胡雪岩哭诉自己的遭遇。孙幺妹10岁时，一场时疫袭来，父母均病亡，孙幺妹被一黄姓人家收养，改叫黄姑。黄家系江湖艺人，四处卖艺为生。
黄姑带胡雪岩去后院看养父，养父枯槁如柴，卧床不起。胡雪岩忙掏出10两银子，吩咐店主去请大夫诊治。一连几日，胡雪岩都在奔忙，他为黄姑父女买下一处宅院，叫了老妈子、小厮伺候。
胡雪岩向来极重乡邻关系，凡有家乡来的故人，不论高低贵贱，一律殷勤款待，待如上宾，致送馈赠。对黄姑，不单是乡亲，还多了一份说不清的眷念。一来二去，两人的感情越来越深厚，胡雪岩决定与黄姑结为连理。
然而一件意外的事彻底打乱了胡雪岩的计划。太平军踏破清军江南大营，逼近上海，苏南地方失陷30余州县。胡雪岩震惊不已，苏南高邮设有阜康一个分号，进出数十万两银子，一旦被太平军没收，损失巨大。胡雪岩忧心如焚，立刻派心腹前去打探分号的情况。
分号的档手叫田世春，为了保住分号的40万两银子与太平军殊死搏斗，身负重伤，最终把银子护送到了杭州。胡雪岩激动不已，银子失掉了尚可赚回来，一名忠诚的伙计，可谓千金难求。对田世春，当行重赏。可是银钱，似乎还不足以奖掖田世春的大功，田世春的忠心不是银钱所能换得的。为了奖励的方式，胡雪岩破天荒第一次难下决断。他知道自己的事业需要大发展，尤其需要田世春这样的助手，一旦得到主人的信赖，便会去冲杀、撕咬，即使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几番思索，胡雪岩决定把黄姑嫁给田世春。田世春感激涕零，从此死心塌地为胡雪岩效命，忠心耿耿，宛如孝顺父母，直至胡雪岩破产，也从未变心。
后来，胡雪岩为了傍上江苏省学政何桂清这棵大树，又将自己的爱妾“阿巧姐”作为一件礼物送给了何桂清。
胡雪岩视女性为商品，借由感情交易，才得以博取多方利益。他一开始对这些女人是动了真情的，并非逢场作戏。这样动了真情的男女关系，他说斩断就斩断，老实说，心也够狠的，寻常人很难做得到。
不过话又说回来，究竟是那些女人一厢情愿还是胡雪岩薄情寡义，外人还真的不好置喙。第三章 放宽肚皮装气，夹起尾巴捞钱“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挫折时常发的感慨。人毕竟不是万能的，胡雪岩也一样，他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他与我们一样，遇到过很多的不如意事，对此，他没有任何抱怨，只是默默地承受。但是，对于金钱，他始终没有放弃追求，只要不违背道德，自己都想办法去赚。所谓“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低头赚钱，赚世间可赚之钱。一 人生总有不平事，虚怀纳之人生中有太多不如意事，但是如果善于换一个角度看问题，隐忍自己心中的不满之“气”，就会获得一种全新的世界观，无论交际、生意，还是生活，整个局面都会有很大改观。这一点，胡雪岩看得很开。
地球是一个气场。世事纷繁复杂，人生于世，有谁不受气？
受气的情形有两种：一种是受人气，来自家人、同事、朋友、陌生人等，通常是某人给你施加某种言语或行为上的压力，让你感到压抑和不爽；另一种是受物气，来自家庭、单位，甚至一个垃圾桶。
受气的后果可大可小。有人受了气就赔上了性命，如三国时周瑜受不了诸葛亮的气，长叹“既生瑜，何生亮”后，一命呜呼。有人受了气就引起天下大乱，如明末大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打开山海关让清军长驱直入，终致改朝换代。还有人受了气后，气定神闲，方寸不乱，如司马懿。诸葛亮率兵出祁山，被司马懿拒于渭水。诸葛亮长途跋涉，需速战速决，而司马懿奈于敌手强大需打消耗战，每每遇到诸葛亮挑战，司马懿就是坚守不出。诸葛亮见挑战不成，便挑起司马懿的头盔百般污辱，司马懿一笑置之。诸葛亮便命人送去女人衣物给司马懿，耻笑他像个女人。司马懿不为所动，反而穿着女人衣服翩翩起舞。沉住气的司马懿终于得到了安全。
平心而论，受气时如果采取过激的态度对待，必将使事态发展到与自己的愿望背道而驰的方向。学会受气，才能无往不胜。
胡雪岩也只是一个平常人，他在筑造自己的白银大厦之时，时常会受气。他是用怎样的态度来对待受气呢？
胡雪岩的做法是，一是沉住气。不管受到多大的冤屈，都不要理会，争取自己做得比人家更出色。二是咽下气。气郁闷于心中时，不但于事无补，更伤心伤身，得不偿失。三是消了气。有些气本来就不值一提，也无伤大雅，何必记挂于胸？
1.一片好心，却砸了自己的饭碗
胡雪岩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父亲早逝。在他25岁的时候，上有老母，下有妻女，女儿有5岁左右的样子。此时的胡雪岩是信和钱庄的伙计，如果用现代眼光来看的话，就是一家银行的客户经理。属于收入较高的白领阶层。当然，在那个岁月，最风光的事情是做官，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经商者乃现代帝王。
胡雪岩父亲去世的时候，留给他几间破旧的房子，他的太太又不工作，没有收入，因此他一人的薪水，要供养全家四口，还要拿出一些钱来对房子进行修缮，有些吃力。他的房子肯定没有用来对外出租生财。因此，除了胡雪岩的薪水，他太太还经常从大财主家弄点刺绣的活儿干，挣点计件费。胡雪岩在名为信和的这家私人银行当了几年学徒，业绩不错。他干的是放债和收债的活儿，发展客户，回笼资金，获得利润。
这期间，胡雪岩结交了王有龄，经过交谈得知，王有龄是一个候补的官员，而且还是个很有抱负的人。只是现在家道中落，没钱去疏通关系把候补变成实补。胡雪岩知道，在当时的社会，没有钱是办不成任何事的。自己有心帮他，可是，疏通关系需要一笔很大的资金，这钱该从哪里获得呢？
人算不如天算。一个偶然的机会，胡雪岩真的弄到了500两银子。
原来，曾经有一家饭馆向信和钱庄借贷了500两银子，以扩大生意。谁料，饭馆装修完了之后，老板死了，剩下老板娘独自支撑。
老板娘以前没做过生意，她不想让丈夫的心血白费，就勉强支撑，生意自然做得很差，别说还贷了，就连自己家人都快养活不起了。钱庄几次催要贷款，老板娘都说生意不好，实在没有能力偿还。后来钱庄掌盘就将此事告到了官府。官府传老板娘前来问案，老板娘说不是自己不还，而是没有钱还，要还也要等有了钱再说，而且在堂上又哭又闹。官府见状也没有办法，把她抓起来也没用，反而会更麻烦，最后只好让他们堂下自己商议解决。
外国人大小事情都要法官宣判，而中国人经常是建议当事人庭外和解，这其实是中国人很特殊也很有效的一种做法。
官府撒手不管了，老板娘也没钱还，一来二去，这笔钱就成了一笔死账。
胡雪岩是钱庄的伙计，对这件事也知道得一清二楚，不过他是个有心人，每次经过那家饭馆，都会偷偷瞄上一眼，看看生意是不是有所好转。这样过了一段时间，胡雪岩发现最近情况不一样了，饭馆的生意慢慢红火了起来，他感觉讨账的时机来了。
有一天，胡雪岩看到进出饭馆的人络绎不绝，估计饭馆今天能赚不少钱，于是他在饭馆忙碌过后走了进去。老板娘一看他来了，马上板起脸孔问道：“你是不是又来讨钱了？”
胡雪岩连忙笑着回答：“你别误会，我们掌盘上一次告了你，事后他也觉得心里很不安，一点点钱而已，你又不是赖账的人，所以今天特意派我来跟你道歉。”胡雪岩这个人确实机灵，又很会讲话，他一开口就讲到了老板娘心里头。
老板娘反倒觉得不好意思了，人家是来道歉的，自己却还以为是来讨债的，还给人家脸色看，所以脸色逐渐地和缓下来。
胡雪岩接着说：“我已经观察过几天了，如今你的生意越来越好了。”
听到这话，老板娘马上明白了，脸上就变红了。
胡雪岩一看有门，又说：“我们老板特别交代，再怎么说你也是老客户，如果现在有需要，我们还可以借钱给你，而且利息也可以低一点。”
老板娘听了更觉得过意不去，说：“那怎么好意思呢，原来的钱过两天我就还上，你来拿好了。”胡雪岩过了两天再去，老板娘二话不说，就把500两银子还给他了。
拿到这500两银子，胡雪岩可就盘算开了：按理说，这500两银子是一笔死账，如果把这笔钱交回钱庄，老板肯定喜出望外，夸奖一下自己是理所当然的，说不定还会因此给自己升职加薪；另一方面，自己与王有龄是交心的朋友，如今朋友有难，帮他一下是朋友最该做的事，况且，没有几个人知道我已经把这笔钱要回来了，只要悄悄地借给朋友，过些日子，他肯定会还的，到时候再给钱庄补上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胡雪岩仔细权衡了一下利弊，决定资助王有龄。于是他将500两债银拿了出来，借给王有龄，让他到京城打点一下，弄个官做。
但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才过了三天，胡雪岩“贪污公款”的事就败露了。当钱庄老板对这500两银子的去向进行兴师问罪时，胡雪岩说，王有龄有才华，有志向，而且在京城有好朋友做大官，此次就缺500两银子去京赴任，一旦其被委任实差后回杭州的话，肯定会还的，而且多交几个官场朋友，有好处。
不过，老板可没有胡雪岩这样的好心，况且公司制度不能乱。虽然胡雪岩做人机灵，做事勤快，但他毕竟违反了公司制度，未经公司集体决策便私自发放贷款，老板决定杀一儆百，将他炒掉。说句实话，这位老板也实在缺乏大眼光，只看到胡雪岩破坏制度的一面，如果他能看到胡雪岩做人厚道的一面，对他的惩罚更加策略化一点，继续留用他，他就等于留下了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
丢了饭碗的胡雪岩回到了家中，起初并没对家里人说自己失业，一是怕全家人担忧，二是觉得丢人，母亲从小就教育他要勤快、听话，现在居然被炒了鱿鱼，辜负了母亲的教诲。直到母亲从别的渠道得知胡雪岩被炒了，一家人因为唯一的经济来源中断而生气、沮丧，这时胡雪岩才说了实情。
但是胡雪岩的母亲听信了谣言，以为是胡雪岩私吞了钱庄的500两银子，胡雪岩便解释，他认识的一位朋友王有龄，极有才华，但无钱为官，老父又刚刚去世，极其困难，所以才借他500两银子，让其找到发达之路，也算是做了一件善事。这番话打动了善良的母亲，胡雪岩在母亲那里得到了理解和信任。
因为破坏公司制度而失业，这使胡雪岩在杭州的银行界成为黑名单上的人物。因此他找不到一份工作了。没有了任何收入来源，全家面临着窘迫的境地。这对于胡雪岩而言是一个危机。
为了谋生计，在杭州银行界找不到工作，胡雪岩只得将眼光投向外界了，为此，他离妻别子，只身赴上海去寻求发展机遇。
2.寻找大靠山，忍气吞声
胡雪岩依靠他在官场的第一座靠山王有龄的势力生意越做越大，一片坦途。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围攻杭州，王有龄别看只是一个文官，但是他很有骨气，坚决保卫杭州，被围两月弹尽粮绝。于是他就委托胡雪岩冲出城外买粮。
胡雪岩很快买到粮食，然而无法运进城内。几天后，杭州城被攻破，王有龄抱着“城在人在，城破人亡”的信念，上吊殉职而死。太平军忠王李秀成感叹其勇，厚殓其尸，派人护送棺木返回其故乡福建。
胡雪岩听说王有龄自杀殉职的消息后，备感悲痛。因他与王有龄是生死至交，至交死了，怎能不让人心痛？况且他现在的生意，主要是得力于王有龄，在这种乱世，王有龄就是他最信任的靠山，如今王有龄一死，靠山没了，胡雪岩岂能不悲伤？
此时的胡雪岩，已踏上“官商”之路，王有龄虽然死了，但他不能一日无官场靠山。他开始将目光投向了杭州藩司蒋益澧。但他逐渐在交往中发现，蒋益澧谨慎有余，远见不足，对官场中事也是不甚了了，不能成为强有力的靠山。他不得不寻找更有价值的人物。这时，他将目光投向了闽浙总督左宗棠。
但是，左宗棠不是王有龄，他这个人，性格刚直果断，爱憎分明，疾恶如仇。有两件事特别能说明问题。第一件事，是说左宗棠在骆秉章府中做幕僚之时，骆秉章的妾弟求其姐找骆秉章赏派差使。当时，骆秉章不管政事，皆由左宗棠料理。因为知道左宗棠的脾气，骆秉章“面有难色”。但其妾屡屡请求不已，无奈之下，骆秉章便请左宗棠喝酒。
这种事说起来有点可笑，骆秉章是左宗棠的上司，为了让下属办一件事，竟然把下属请到了酒桌上，可见左宗棠是什么样的人了。
然而，左宗棠完全不给上司面子。酒过三杯，左宗棠即置杯长揖，摘下了帽子，要向上司告别。在封建时期，官员的帽子代表的是官位，摘下帽子，意思就是说辞职不干了。骆秉章一看左宗棠要辞职不干，糊涂了，忙问为什么。左宗棠说：“明人不烦细说。意见不合，便当割席。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何必多言。”在左宗棠看来，他倘若为骆秉章的妾弟开此先例，其他的人会怎么想？今后又怎么做事？这种为官作风，甚为少见。这在今天，也是值得称颂的。
第二件事，是说左宗棠与曾国藩绝交。按理说，曾国藩对左宗棠有提携之恩。没有曾国藩，左宗棠可能一辈子都默默无闻。然而，天京攻陷之后，俩人关系出现巨大裂痕。
曾国藩为了向朝廷邀功，就上报称悍贼被一网打尽。其中，特别说明洪秀全之子也积薪宫中自焚。左宗棠听说后很是怀疑，据他了解，洪秀全之子已逃至广德，被人迎入湖州城。于是，左宗棠上折，说明真实情况，并提及其弟曾国荃胡作非为。结果，此事令曾国藩大为不满。他也上折反驳，称左宗棠是虚张声势，自己邀功请赏。左宗棠再上书辩解，且言辞激烈，有口诛笔伐的味道。这种不留情面的做法，致使俩人十余年的交情付诸东流。
胡雪岩也对左宗棠的性格有所了解，但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大业，即使左宗棠是一只老虎，他也得去摸摸老虎的屁股。
此时左宗棠正忧心忡忡，杭州连年战争，饿死百姓无数，无人耕作，许多地方真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自己带数万人马同太平军征战，几万人马吃饭成了个大问题。
正在考虑之时，手下人报，浙江大贾胡雪岩求见。左宗棠是一个传统的官僚，一向对商人有偏见，“无商不奸”的思想在他的脑中作怪，而且他又风闻胡雪岩在王有龄危困之时，居然假冒去上海买粮之名，侵吞巨款而逃。心想此等无耻的奸商，本不欲见他，无奈蒋益澧的面子，只得待了半天，才懒洋洋地宣胡雪岩进见。
胡雪岩一进去，就察觉到了气氛不对，随即告诫自己小心谨慎。胡雪岩振作精神，撩起衣襟，跪地向左宗棠说道：“浙江候补道胡雪岩参见大帅！”左宗棠视而不见，仍怒目圆睁。一会儿，左宗棠那双眼睛开始转动，射出凉飕飕的光芒，将胡雪岩从头到脚仔细看了一遍。
胡雪岩为了见左宗棠，穿的是官服，头戴四品文官翎子。他中等身材，双目炯炯有神，脸颊丰满滋润，一副大绅士派头。端详之后，左宗棠面无表情地说道：“我闻名已久了。”这句话谁听都觉得刺耳，谁都懂得它的讽刺意味。它的潜台词就是：“我早就听说过你这个奸商了！”
胡雪岩也不是一只省油的灯，他以商人特有的耐性，压住心中的不满，他觉得自己面前只不过是一个挑剔的顾客，挑剔的顾客才是真正的买主。胡雪岩没有直接谦虚地回答左宗棠，而是再次以礼拜见左宗棠。他听说左宗棠素来是个吃捧的人，抓住这一弱点，恭贺左宗棠收复杭州，功劳盖世。然后又向左宗棠道谢，使杭州黎民百姓过上安定日子。
胡雪岩一边恭维一边注视着左宗棠，他见左宗棠脸上露出一丝不易让人觉察的微笑。捕捉到这一信息，胡雪岩又急忙施礼。这一次左宗棠虽然仍旧矜持地坐在椅子上，但先前阴沉的黑脸慢慢地展现出了笑容，也许面子过不去，他装着恍然似的说：“哎呀，胡大人，请坐！”胡雪岩在左宗棠右侧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摆脱了尴尬的窘境。
胡雪岩坐定之后，左宗棠直截了当问起当年杭州购粮之事，脸上的笑容隐去，现出肃杀之气。胡雪岩这才如梦初醒，赶紧把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个清清楚楚，说到王有龄以身殉国，自己又无力相救处，不禁失声痛哭起来。
左宗棠这才明白自己之前听说胡雪岩的一些事只不过是谣言，现在看来这个商人并不是一个奸诈小人，反而应该称得上是忠义之士。左宗棠不禁羞愧不已，马上转变了态度，软语安慰胡雪岩。
胡雪岩见左宗棠态度已有松动，急忙拿出2万两藩库银票，说明这银票是当年购粮的余款，现在把它归还国家。他解释说，巨款本应属于国家，现在他想请求左帅为王有龄报仇雪恨，并申奏朝廷惩罚见死不救又弃城逃跑的薛焕。这符合常情的恳求，左宗棠欣然答应，并叫管财政的军官收下了这笔巨款。
从左府出来后，胡雪岩长出了一口气，自己受点委屈也是值得的，虽然左宗棠还没有完全信任自己，但是，这个大靠山已经慢慢地向自己靠拢了。
3.受点气不见得是坏事，吃亏是福
陶朱公是先秦著名的大商人。凡“富者皆称陶朱公”，表明他是被作为大商人的典范看待的。陶朱公在商业经营活动中运用了一套理论知识作为指导，这就是所谓的“计然之策”，也就是胡雪岩所用的“手面”、“手法”，它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被称为“治国之道”，讲的是封建国家管理粮食市场的办法；另一部分被称为“积著之理”，讲的是私人经商致富的学问。
陶朱公积著之理的精髓是：“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
这一段讲的是货物价格与市场供需之间的关系。在需求稳定的情况下货物价格与供给量成反比，供给过多，价格就会下跌，反之就会上升。价格的涨落有一定限度，上涨到一定程度，必然因需求的饱和而下跌；相反，下跌到一定程度，也必然会出现反弹。所以，“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这是商品交换中的最基本规律。
胡雪岩对这个规律运用得极为纯熟，而且对陶朱公积著之理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他说：“世上随便什么事，都有两面，这一面占了便宜，那一面吃亏。做生意更是如此，买卖双方，一进一出，天生是敌对的，有时候买进便宜，有时候卖出便宜。涨到差不多了，卖出；跌到差不多了，买进。这就是两面占便宜。”
另一方面，胡雪岩把生意的两面推及世事，认为世上无论什么事，都有两面。在现实生活中，免不了在这一面占便宜，在另一面吃亏的。在胡雪岩看来，这个“亏”要看你怎么吃。如果是胡雪岩，他会认为现实中吃的亏都是便宜，因为你顺便放给了别人一个人情，而人情总是有机会可以回报的。所以胡雪岩每临到需要“放血”之事，绝不会事情到半路而沮丧罢手。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落水狗一般是不痛打的，占别人的便宜需要同时准备着答应别人的要求，这就是事情两面性的表现，前提是狗以丢脸（丧失荣辱）换取退路，这时候最好的办法是懂得做顺水人情，先彻底满足了对方的要求，才能化已经吃亏的情势为有可能带来回报的情势。这就是胡雪岩所说的，做人一定要漂亮，一定要彻底，不能做不上不下的“半吊子”。
最能体现胡雪岩这一做人原则的事就是把阿巧送给何桂清。
阿巧是个风尘女子，她生长在苏州乡下，江南水骨，且“徐娘风韵，别有动人之处”，在胡雪岩心目中，无疑是个天生尤物。胡雪岩对她百般奉承，万分体贴，又是许愿七月七日为她做生日，又是要接她到杭州逛西湖、赏荷花，甚至生意百忙之中也“偷得浮生半日闲”，带她去珠宝商店挑首饰。
而阿巧对胡雪岩更是山盟海誓，赠信物，诉身世。为了给阿巧姐赎身，胡雪岩大动干戈，费钱费神，还牵涉许多亲朋好友。可是当胡雪岩发现何桂清流露出对阿巧姐的兴趣时，心里很不是滋味。
阿巧可以说是和胡雪岩在生活上最知心的一个女人，但现在遇到了何桂清，何桂清有意，阿巧心思也有所动。这时的胡雪岩，只得抛开情感，单就利害来反复考虑，无论如何，能搂上何桂清这个“粗腰”，对自己的事业是大大有利的。因此最后他想开了，想通了，只当没遇到过阿巧，只当她香消玉殒了，只当她自己彻底变心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君子成人之美！”
虽说如此，阿巧还是新情不定，旧情不忘，胡雪岩亦免不了仍有夜半惊梦，做幡然变计之想的。如果胡雪岩这时真的这么做了，在情感上没有什么站不住脚的，只是在做人上恐怕就马上要大大地打上一个折扣。吃亏也要吃到底，这种抉择，真是要强人所难了。可是，吃亏只吃到一半儿，完整的便宜肯定是已经拣不回来了，至多是挽回一些损失。只是，挽回的若是不伤和气的损失，另当别论。假定是别人已经见情，正在占去的那一部分，那简直成了损害别人的利益，这时候如果还要强去挖，别人见情的事变成了扫兴事，自己只会得不偿失。
胡雪岩当然不会做傻事，既送佛，就送到西天，吃亏有时候可不见得是坏事，很可能会占到很大的便宜。生意人的心思犹如光棍的心眼麻布的筋，把吃亏看做投资，就什么事都解决了。
世界上的事，不可能只有便宜而不吃亏那样的好事。因此，聪明人都是那些善于吃小亏的人，因为他们知道，不吃小亏是很难占到大便宜的，吃了小亏，付出很少，但收益和回报却很大，这样的事何乐而不为。
4.敞开肚皮，没有不能装的气
人的心胸有多大，他的世界就有多宽广。无疑，胡雪岩的世界是宽广的，因为，他的心胸是博大的，能够装得下任何怨气。为证明胡雪岩的心胸宽广，我们以一个事例来做比较。
松下电器公司是举世闻名的大公司，它给员工的待遇不菲，本身又给人以蓬勃发展的新生气息，所以每年都吸引了无数优秀大学毕业生前去应聘。
有一位学生，毕业于日本著名的工科大学，是该校成绩最优秀的学员，他谢绝了母校公派深造的机会，报名参加了松下公司的招聘考试。
按理说，这位学生通过考试丝毫不成问题。可以这么说，假定这位学生没通过考试，那么，百分之九十的应聘者都可以说毫无希望。
偏偏这次招聘榜贴出去后，没有这位学生。
这位学生百思不得其解，羞愤和悔恨交织，揉碎了一颗娇嫩自尊的心。当天晚上，这位学生就服安眠药自杀了。
第二天，松下人事主管部门送来了一纸通知，并附便条解释，说这位学生的考试成绩位列第一，由于计算机出了问题，把他的名字漏掉了。
通知送来时已经晚了。松下人事主管也很痛惜，觉得没有能录取这样一位优秀的员工，这是自己的失职。尤其由于工作失误而酿成悲剧，更是自己追悔莫及的。
但是，当他把这件事的前前后后讲给松下幸之助听时，先生的回答却是这样：“这位学生英年早逝，固然是件令人惋惜的事。不过，松下公司没有录取这位学生，倒是公司的大幸。”
松下幸之助先生说，并不是他心肠太硬。他的意思是，这位学生的心理素质太差，经不起挫折。假定这次顺利地把他录取了，依他的才华，肯定要委以重任。可是依他的心理素质，一旦在重要岗位上遇到挫折，十有八九会像现在他选择自杀这样做出悲剧性处理。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时给松下公司造成的损失则会是无法估量的。现在有这件意外的事发生了，已经证明没有录取他是正确的。
作为公司老板的松下幸之助，特别注重人的心理素质在一个人整体的能力与素养中的地位，并把意志力看做是一个人成就事业的首要标准。松下幸之助在日本是有名的反对唯文凭论者，估计与这次招收这位优秀学生不遂的事件颇有关系。
假定一个人经受不了挫折，那么再优异的才华又有什么用呢？“做人就要像哔叽一样，经得起折磨，到哪里都显得有分量。”这是胡雪岩以其一生的处世经验总结出来的，论调的核心与松下幸之助先生持论的宗旨不谋而合。
其实两人少年的经历也是大同小异。松下幸之助在修车店里给别人做下手，胡雪岩则是从给别人端尿壶做起的。松下幸之助为了推销他的国家牌电灯泡走门串户，胡雪岩因为资助了别人丢了饭碗，流浪街头。
所以他们能够从切身经验中总结出生存下去的第一要诀：人要有意志，要忍耐，要等待，要经得起反复和波折。
年轻人一听，可能会火冒三丈：什么忍耐、等待、意志，我倒霉透顶了，事事不顺遂，老天真是有意和我作对，让我脸面往什么地方搁？
随后就真有可能像那位学生那样，做出弃世的决定。
你要问他脸面重要，还是生存重要？他肯定会回答：脸面重要。人的面子都丢尽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假定你再问他：暂且丢开脸面，以后还有机会把面子挣回来，又怎么样？
年轻人不怎么仔细考虑这些问题。他们以面的形式看待生活，所以只做横向比较，把当下的一切看做是唯一重要的。
胡雪岩和松下幸之助先生则是从纵深的形式看待生活的，他们有经验积累作积淀，所以以历史感作后盾，面对着过去而向将来负责。他们知道，一时的荣辱固然重要，忍耐过后却有更厚实的回报。
拿中国古话讲，就是“小不忍则乱大谋”。比如韩信受胯下之辱，勾践忍尝粪之苦。假如他们把一时的荣辱看得过重，就不会有机会成就后来的大业。
人活着有没有意义？没有。但是自然万物存在本来也都没有意义，但是它们照样历冬寒夏酷、春荣秋凋，在那里发芽、生长、开花、结果。没有哪一个提早匆匆结束生命。这才构成了斑斓多姿的世界，人们才会有生生不息的机会。
信天翁是世上少有的最惨烈的动物之一了。它们会因为丧失了伴侣而撞壁同死。但是照目前的情形看，它们的数量在锐减，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只能从传说中听到这些奇特的行为了。
如果我们人类整个群体也都是以这种自毁模式去发展的话，恐怕不久我们这个世界连讲这些故事的人也都不复有了。
外界物种间的竞争实际上十分残酷，如果我们不能同时训练出一套适应这种残酷的反应模式，我们就至多是一个壮烈的牺牲者。
世界本身又是最势利的，如果你只是壮烈地牺牲了，却没在壮烈之外给世界带来更多的东西，那你在人们记忆中的寿命就会非常短暂，如若惊鸿一瞥，转瞬即逝。
我知道每一个为了面子而决绝于世者，最害怕看到的也正是这种局面。这种结果与他们潜意识中的愿望刚好相反。他们想以自己的行为告诉世界，他们是有价值的，不容忽视；世界却以轻飘飘的口吻嘲问他们，你们都是谁呀？什么价值？嘲讽和遗忘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只得以“他们”这个笼统的字眼指代这一类人。
结论仍是回到胡雪岩和松下幸之助以经验总结的生存第一要诀上：人要有意志，要忍耐，要等待，要经得起反复和波折。
胡雪岩少年时给别人端尿壶，他没有生气；遭遇因资助王有龄而失业的窘境，他更没有生气。其实，失业的滋味并不好受。
首先是名节上。作为钱庄老板，震怒于胡雪岩的自作主张，给店里带来了经济风险，在店员中树起了一个恶例。至于胡雪岩的坦言相告，并不能保证在其他伙计中不引起类似的举动，所以非走不可。这就把胡雪岩归入了不可信任的行列。
同行和熟人那里，也有人私下议论，绝不相信以胡雪岩的精明，会做出损己利人的事。所以对胡雪岩的交代不但不信，而且觉得大可从这种交代上怀疑开去。保不准是狂嫖滥赌，欠下一屁股债，现在没办法了，就挪用款项，反而编造出一个“英雄赠金”的故事来。
归在一起，就是不能用这种人了。不但原店不能用，而且同行不能用。把从小学来的本事都废了。胡雪岩只能去做苦力，吃门板饭。
胡雪岩因此而生计窘迫，流落到上海后，每日都是以烧饼白开水充饥，最困难时只得把袍子当掉。
因为有恶名声在外，大凡知道他的人都不肯用他。据说一度求职无门，曾托人介绍他到妓院去给别人扫地挑水。
胡雪岩深知人的本性，所以在自己落难时从没有打主意去找旧同事。
这是一段茫无尽头的苦日子。因为胡雪岩只是把钱赠予王有龄，但是王有龄是否能捐官成功，何时能捐官成功，他心里都没有底儿。
或许唯一有底儿的事，就是他相信王有龄会发达，一旦发达了是不会忘掉他胡雪岩的。
不过连这一点也是他“自以为是”。因为他和王有龄并无深交。假如王有龄恰好是个背信弃义，没有良心的人，那王有龄即便发达了，也和胡雪岩毫不相干。
这一场等待以喜剧结束。正如我们从前人记述中看到的那样，胡雪岩等到了王有龄加官晋爵。也因为有王有龄回来作证，胡雪岩洗去了“保不准是狂嫖滥赌”的恶名，借的债还了，胡雪岩成了王有龄的生死至交。
胡雪岩撑大肚皮装气的功夫一流，逆境如此，顺境亦如此。
比如和漕帮做生意，胡雪岩不但要力争把生意做成，还力争让别人承认他做人也是很漂亮的。所以当漕帮领头尤五面露难色时，胡雪岩觉得，别人既然爽快地放交情给自己，自己这里就不能知难而退，光顾自己事情办成了，不去帮助别人分担难处。如果是这样的话，交往就这一次，不会有第二回了。
考虑到这里，胡雪岩就宁可自己这里多承担些责任，一定要替对方打算。这样做，也许自己的担子重了些，但真正交了朋友。事情要从长远看，只要能有朋友，不愁没有日子混。
和胡雪岩的处理方法比较起来，王有龄在一开始的时候显得有些小家子气。王有龄觉得，既然买了漕帮的粮，就有了现成的做生意的机会。与其把生意让给别人做，不如自己做，自己赚。
他把这种想法告诉了胡雪岩。胡雪岩十分严肃地告诫他：“江湖上做事，说一句算一句。答应了松江漕帮的事，不能反悔。不然叫人看不起，以后就吃不开了。龄公，现在的日子是苦些，不过好日子慢慢会来的，总要我们沉住了气，耐心去维持朋友才是。”
胡雪岩的这层计较，自然是看得远了，不拿蝇头小利堵塞了心眼儿。所以我们说人的意志不仅要能够忍受艰难困苦，而且要能够忍受平淡寂寞，把平平庸庸的生活都做好了，做活了，让维持顺境的因素变为化顺境为得意之境的因素。如果是这样，一个人就能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人们总是以为逆境才需要表现一个人的意志力，因而在顺境中往往散漫无节制，结果白白浪费了好多时光和机会，甚至面对顺境手足无措，做事失去了原则和方向。要知道人的意志力本来就是贯穿一生任何时候，任何身份和处境的。有了钱不知节用就会丧产，有了地位不知节制就会丧权，有了名气不知节制就会自毁名节。
比如王有龄事事顺遂，好运一个接一个，顺利得让人不敢相信是真的。这时候如果得意忘形，就免不了诸事无稽，做出没有分寸的事情来。所以胡雪岩就劝王有龄：“龄公，你千万要沉住气！今日之下如何，不要去管它，你心中想着今天我做了些什么，该做些什么就是了。”
胡雪岩劝诫王有龄心要放稳了，要经得起好运和喜悦的冲洗，不管运道如何变，把事情一件一件地做好，这个大原则不能变。
做人要经得起折磨。厄运来了是大折磨，经受不起，就会毁了自己。好运来了，也是大折磨，经受不起，会白白糟蹋了好运。有好多中了奖券一夜暴富的穷人，过不了几天就又重新一贫如洗，这就是经受不了好运的折磨。好运道来了，挡也挡不住，这是常有的事情。好运道是加诸于人的，全看承受的人是否有接受的能力。好运道放在做事气闲心稳、从容自在的人身上，他们会把好运再放大十倍百倍；放在手足无措、举止失度的人身上，他们会把降临到头上的好运眼睁睁放走。
在社会中，人们都会大致不差地辨别出豪门世家和暴发户来，就像在校园里，人们可以辨别出高年级学生和入校新生一样，其间的差别，唯在心理一端。由心而发，不同的心理素质，表诸于外，就有不同的特征。
当然，我们讲人的心理承受时，更多的时候是看一个人在逆境中的表现。因为在逆境中矛盾更集中，成败的抉择更为迫在眉睫，生死的较量、善恶的较量、伟大与渺小的较量更为关紧。逆境犹如悲剧的高潮，剧情的进展集中在主人公身上，要由主人公的行为来凸显主人公的意志和品质。
胡雪岩可说逆境不多，而且每每都预先筹划准备好了。比如在垄断上海丝茧市场，与洋人打商战时，曾遇到洋人“杀年猪”，故意和胡雪岩较劲儿。胡雪岩自然不甘束手就擒，不愿让辛辛苦苦做成的垄断局面轻易被冲垮了，因而有了长达半月的煎熬，为拉头寸而派人回去联络。就是在这样的大局面下，胡雪岩也是早有所备，通过和庞二等协商联手，渡过了难关。
胡雪岩唯一防不胜防的是他的整个钱业王国的崩溃。从钱庄挤兑开始，促成了胡雪岩整个事业的失败。那么，胡雪岩在这样一个大的失败面前，表现又是如何的呢？
挤兑钱庄是由邵友濂、盛宣怀合谋挑起的。邵、盛二人属李鸿章门下，李鸿章与左宗棠不和，早有剪左羽翼的打算。胡雪岩是左宗棠门下，要饷要粮要军械，左宗棠只要一有要求，胡雪岩无不即刻办理，从不延迟。这次中法之间战事一起，左宗棠力主与法作战。李鸿章主张讲和，但又不敢公开宣扬，所以暗中做手脚，要先削弱主战派实力。邵友濂、盛宣怀为了配合李鸿章，就从胡雪岩开始动刀，派人四出传谣，说胡雪岩手下的阜康钱庄内部虚空，信用不足。
传言一起，阜康在上海的分号即刻遭挤兑，不到一天就宣布关门歇业。随即牵动杭州、宁波分号。
胡雪岩此时已乘船去了杭州。上岸伊始，就遇上了这么一个大变故，真是犹如晴天霹雳。胡雪岩明白，现在唯一于局面有益的，是要自己镇静。这就好比一条船，遇到了大风浪，如果船长先慌了手脚，必然会引起船员更大的慌乱。一旦出现这种局面，就会各顾自己，谁也不去设法拯救大船，结果只能是船毁人亡，无一幸免。反过来，只要船长镇静，能把整船的人都组合起来，同心协力，就有可能逃出险境，化险为夷。
所以胡雪岩叫来杭州分号的钱庄档手，要他回店告诉伙计们，钱庄仍要继续营业，有他胡雪岩的其他生意做后盾，一切可能的困境都会克服。
他又专程前去拜访藩司德馨，向他征求善局方略。德馨和胡雪岩一向关系甚好，知道胡雪岩面对这种行将崩溃的局面，绝不会像其他一些小商人那样一逃了之，所以心先宽了三分，答应帮助胡雪岩疏通浙江巡抚和京城里的都老爷。疏通的目的，无非是要这些人不必因事浮沉，乱发议论。最好的处理办法，是大家一起来支持胡雪岩，给胡雪岩时间，让他自己来弥补因挤兑而带来的损失。
有了官面上的这种信任，胡雪岩才能从容调度，挽救危业。
胡雪岩能在这样纷乱的气氛下有条有理地处理问题，也足显示出胡雪岩自己的气度来。他也仔细考虑了全局，知道人生做事，有输有赢，胜败乃兵家常事，关键是心理上不能输，要把眼光放远，把事情看开。
照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一双空手起来的，到头来仍旧一双空手，不输啥！不但不输，吃过，喝过，阔过，都是赚头。只要我不死，你看我照样一双空手再翻过来。”二 赚钱是商人的天职，无可厚非在对待金钱的问题上，每个人所表现出的态度都不一样。有的人很怕它，认为它的铜臭是污染人类思想的根源。有的人很喜欢它，以为只有它才能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胡雪岩并不避讳谈金钱，更热衷于追求金钱，别人都认为他是“厚脸皮”，但是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钱，绝对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金钱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的差别。
钱是货币，它仅仅只是一个人拥有的物质财富多少的标志，本身不存在高低贵贱的问题。所以，那些总是不怕生意琐碎，即使连小生意也不会放弃的人，比较容易积累财富。他丝毫不认为拉三轮、扛麻袋就低贱，而当老板、做经理就高贵；赚钱的门路不止一条，只要不违背道德，什么钱都可以赚，钱在谁的口袋都是一样的，它们不会到了另一个人的口袋就不是钱了。
胡雪岩“脸皮厚”，且不“安分守己”，不怕碰钉子，又不怕人不给好脸色看，他只有一个念头：赚钱。他熟悉各地商业机密，八面玲珑投人所好，处世之术使其在官场和商场上大行其道。在全盛时期，他的生意遍及生丝、茶叶、当铺、粮食、军火、房产、钱庄、药号等，且每一项在当时都是可以大发利市的行业。
1.胡雪岩的发迹：阜康钱庄
胡雪岩因幼时家境异常贫苦，他只得自谋生计。先是到杭州信和钱庄当学徒，年长后学做钱庄生意。他做事勤快，人也机灵，很快学会了钱庄业务，又学会了写字、算账，文墨也颇通畅。于是，老板便升他做“跑街”。其主要业务是讨“死账”，即难以讨回的债。
胡雪岩要讨的“死账”债主是一批很特殊的人物，即捐班候补的知县、知府等。原来，自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清政府为镇压起义，国库已枯竭，便开始卖官鬻爵。但是，由于当时卖出的官爵多是虚职，即使花钱买了知县、知府等官也得“候补”，即等着空出位子才能补上实缺。有钱的商人、地主，买个虚衔也就满足了，而那些倾囊、借贷捐官者，花光了钱等着补缺，候补期间就得靠借债度日，他们借贷的对象便是钱庄。钱庄向候补官员借款，若是较短时期内，某官员得到实缺，该官员便成了钱庄的政治靠山；而一旦久无实位，甚至终生不得补实，借出的钱便成了“死账”。当时杭州城里有许多候补官员，胡雪岩的主要业务便是针对他们。
在信和做“跑街”的这段经历，让胡雪岩认识到，开设一家钱庄是最快也最稳当的赚钱方式。不过，思路虽然正确，以自己现在的条件，开设一家钱庄好像是一件太遥远的事。
但胡雪岩是个有心计的人，他一边做“跑街”，一边留心观察，寻找机会。
不久之后，命运之神眷顾了胡雪岩，给了他发达的机会。不过，这个机会却像一位害羞的少女，穿着破旧的衣服，戴着朦胧的面纱，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没有机警的头脑和缜密的心思，是很容易被她蒙混过去的。而胡雪岩透过她黑亮的双眸，隐隐约约地看到了成功的希望。顿时，他的心里燃起了熊熊的烈火，毫不犹豫地向她走过去。
胡雪岩在一个茶楼喝茶的时候，认识了穷困潦倒的书生王有龄。通过闲谈，他看出了王有龄是一个不甘落寞的人，于是私下借用了费了很大的力气讨回来的500两银子“死账”，送给王有龄做进京的盘缠和做官的本钱。胡雪岩因此失业，直至潦倒无助，但却为自己铺就了锦绣前程。
胡雪岩还替王有龄出主意，让他重返北京，向吏部通关节，把自己的虚衔变成实缺。王有龄绝境逢生，用这500两银子打通了关节，得到了一个七品县令的实缺。王有龄在离京前正巧又遇上内阁学士何桂清。何桂清是王有龄父亲的学生，穷困时也曾得到王有龄父亲的救助，后因兵荒马乱失去了联系。这次，何桂清从中帮助，使王有龄一日未候就得到了浙江粮台总办的实缺。
王有龄吃水不忘挖井人，当他得知胡雪岩因资助自己而失业生活无着的时候，马上找到了他，为他还上了钱庄的债务，又约他去粮台任职。胡雪岩推说自己不会做官，王有龄便资助他独立做生意开钱庄。胡雪岩在王有龄的支持下，很快创办了阜康钱庄。
胡雪岩在创立了自己的阜康钱庄之后，第一个举措便是免费为一些特殊身份的太太、小姐开设户头，这些特殊的客人就是巡抚布政使司的家眷。在阜康钱庄开业之初，胡雪岩曾专用一笔银两，分成若干份，每份20余两，分别开立存折，送给巡抚布政使司的家眷。官员家眷平白无故得了胡雪岩存折馈赠，一方面顾于情面，以后有钱就存入阜康钱庄；另一方面这档事口耳相传，外面知道后，都晓得阜康钱庄有抚台、藩台内眷撑腰。招牌靠得住，口碑打响后，钱庄生意自然滚滚而来。
在王有龄和左宗棠的先后支持下，阜康钱庄的势力越来越大，成为江浙一带实力最为雄厚的旧式金融机构。此外，胡雪岩又开设了上海雪记钱庄、阜康银号；在宁波开设了通裕银号、通泉钱庄；在福州开设了福成银号；在汉口开设了乾裕银号；在北京开设了阜康银号和福记银号。
胡雪岩的钱庄、银号组成了横贯南北的金融网络，吸收了社会闲置资金，尤其是官府、富商的资金。北京阜康银号储入达官的巨额款项，恭亲王奕、刑部尚书文煜的存款最多。文煜的存款达50余万两，恭亲王的存款虽未知详细，但肯定要比文煜还多。
以阜康钱庄为依托，胡雪岩又在湖广、江浙各省开设了26家当铺，还兼做生丝、茶叶、药房等生意。
2.成就“胡大善人”的好名声：胡庆余堂
相传，有一次胡雪岩的小妾生病，胡雪岩派人去叶种德堂抓药，取回后，发现有几味药已发霉变质，胡雪岩又派人前去调换，谁知药没换到，反被叶种德堂伙计嘲讽：“本店只有这种药，要好药，请你们胡先生自己去开一家药号。”胡雪岩听后大怒：怎能拿人命当儿戏，莫非真的看我胡雪岩开不起药店？这一怒，使胡雪岩立志开一家比叶种德堂更大的药店。
当然了，这个故事是杜撰的，胡雪岩创立胡庆余堂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1860年到1861年间，清军与太平军两次在杭州城鏖战激烈，军民死伤惨重，一时瘟疫流行。杭州城内外，传染病导致死尸枕藉。
后来，曾国荃率兵包围了金陵。李鸿章的淮军也趁势向南压。胡雪岩明白，这太平军的失败，已是迟早的事了。于是他力促蒋益澧不要错过时机，立上几个战功，这样才能让朝廷对他刮目相看，升职就很容易了。
蒋益澧受此暗示，便率了军队，日夜不停地攻打杭州。杭州城内的太平军上援既失，支持不久，便被清兵攻破了。
胡雪岩策马入城，受官府的委托，负责善后事宜。
第一件是掩埋尸体。战事一年有余，杭州城横尸遍野。如果不妥善处理，必招致瘟疫。其实太平军杭州城不守，原因之一就是瘟疫肆虐，死了的和染病的人无以计数，失去了战斗能力。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还在上海时，漕帮的郁二就提醒过他。所以杭州刚一收复，胡雪岩便首先置办了大批散丸药，随船运到了杭州。
胡雪岩还派人把杭州城的老中医都请了来。其中一个叫刘善财的，胡雪岩对他尤为恭敬。胡雪岩还是学徒之时，刘中医就以“神医”闻名远近。刘中医曾经告诉胡雪岩，行医无非是一准二狠。准就是要看得准，狠就是要下药狠。胡雪岩受他启发，明白了做事也无非在这二字上下功夫，不可做出半吊子的事来。
胡雪岩选了几十个精壮小伙子，由老中医监督，日夜不停地炮制成药。并在每味药品的仿单上印有功效、服法、何人、何地赠送等字样，以便日后人们再来索取。然后把这些成药分送城内各点儿，或发放，或熬成药汤，任人索取。
在施药的仿单上印什么药店名字好呢？胡雪岩认为药店应当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便去征求老母亲的意见，胡母说：“祖上堂名为‘承庆堂’，可以更改一个新的堂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胡雪岩想自己幼时家贫，今天已有能力兼济天下，何不趁此赠送药品之际立一个新堂名来，正在沉思之时，抬头忽见佛堂上有楹联：“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胡雪岩说：“有了，不妨取余庆堂吧。”胡母听后说：“万万不可，余庆堂是秦桧堂名，取用此名字，日后会被人唾骂。”胡雪岩听后觉得也有道理，便说：“那就叫庆余堂吧，既有积善余庆之意，也有延续‘承庆堂’之含义。”胡母非常赞成，连连称好。从此，在施药的仿单上就有了“庆余堂雪记”的名字。
胡雪岩的努力没有白费，杭州城内染了瘟疫的人数，渐次减少，人们的气色也渐渐好看起来。
这期间，胡雪岩就在考虑如何筹办一个药店。
起初，药店名用的就是“庆余堂雪记”，后来改为“胡庆余堂”。药店尚未建成之时，胡雪岩已督促店内伙计，在刘中医的指导下，配制出了“红灵丹”、“辟瘟丹”、“诸葛行军散”等，送呈曾国藩、左宗棠军中，作行军间暑令药剂。
不久左宗棠来信，说所送成药，效果奇佳，军中将士，有此药在身，个个没了后顾之忧。最让胡雪岩得意的是，左宗棠在信中提到，曾相也来信盛赞此义举，希望胡雪岩多多赶制，送往军中。
这时节，有洋人来到杭州，指定要见胡雪岩。胡雪岩忙迎了出来，一看，原来是驻扎在宁波的“常捷军”中法籍军官让内。攻打杭州城时，常捷军立下了汗马功劳。
天有不测风云，杭州城的瘟疫才被消除，宁波又流行了。从杭州赶回宁波没几天的让内不幸感染，一连几日高烧不止。
胡雪岩有嘱在先，让内为光复杭州立了功，只要他在中国一日，在宁波的钱庄就要尽可能帮助他。宁波钱庄的档手，听说让内感染了瘟疫，就带了“诸葛行军散”等丸散药去看他。
让内服药一日，居然能下床走动。到了第二日中午，让内坐不住了，精神头十足地跑到阜康钱庄，问档手送他的是什么神药。档手如实相告，说是胡雪岩请了老中医，用了祖传秘方，炮制出来的中国成药。让内一定要档手再给他一些，好拿回去送给其他同胞。档手打开抽屉，让内欢天喜地，把店里所存的药全部掳去。
凡是服了药的那些人，个个精神，于是就派了让内，让他到杭州来，向胡雪岩多多索要一些来。
外国人也看中了此药，胡雪岩这一得意非同小可，就结结实实地送了两大箱。让内一定要留下钱。胡雪岩说这是送你的，不要钱。
让内不解，追问胡雪岩，你不要钱岂不是要赔本？
胡雪岩笑了笑，没有回答。其实他心中已经有了想法。他要利用这外国人替他做个活广告，让这将来的胡庆余堂的药物不仅国人知道，而且外国人也知道。这样的话，生意才能做大做远。
果然，让内回去这么一宣传，加上用药的人互相转告，胡庆余堂还没建起来，胡庆余堂的药却已经名扬四海。胡雪岩刚到上海，便有洋人找了来，说在宁波服过胡庆余堂的药，药效奇佳，现在他要随船回国了，希望胡雪岩先卖给他一部分成药。他还留下定金，说下次来时，还要采购。
有一天，来了一位张家口的商人，指定要“诸葛行军散”，说北京同仁堂药虽齐，却没有诸葛行军散这么见效快。
刘中医听到来人拿同仁堂的药来做比较，喜得合不拢嘴：“你是说我们的药有同仁堂不及之处？”
来人道：“没错，我们也是从别人手中弄到你们的药，发现确实有几样药，同仁堂无法比，你们的药够劲儿，去病快。”
刘中医捋着胡子道：“这就是了，我从来就是让我的药符合两个标准。一个就是准，保证对症下药。所以你看我的药，没有一样向你吹嘘包治百病，什么病能治，什么病不能治，区分得清清楚楚。另一个就是狠，保证药量下够，让你一剂见效，不让病人花冤枉钱。”
商人夸奖道：“老先生讲的极是。药是济贫之物，富人不怕买不起，穷人却有这种担心。有的医生，一剂接一剂，剂剂不能见效，这样真是坑了穷人。”
胡雪岩在一旁听着，对自己办店的方针也有了准备。不久，胡雪岩亲自手书了“戒欺”两个大字，让人拓在匾上，挂到了药店正堂。
戒欺大字旁边，附了几行小字：“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唯望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至欺余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也可。”
虽说当时北边还有历史更长的“同仁堂”，不过在整个南方，胡庆余堂确实声名不菲。两堂一南一北，俨然又是“北票南庄”的格局。
胡庆余堂在造福百姓的同时，也为胡雪岩赚取了极大的利润。
3.生行也能做熟：典当生意
胡雪岩在积累了大量财富之后，立即就想到要开始投资两桩在乱世之中和乱世之后，都能给他带来滚滚财源的事业。这两桩事业，一桩是开药店，于是胡庆余堂成立了；另一桩是典当业。
胡雪岩想到投资典当业，自然与他对于他那个时代五行八作的生意行当的了解有关。战乱频繁、饥荒不断的年代，居于城市之中的人，不要说那些穷家小户，即使稍稍殷实一些的人家，也会不时陷于困窘之中，急难之时，常要借典当以渡急难，以至典当业遍布所有市镇商埠。据《旧京琐记》，清同治、光绪年间仅京城就有“质铺（当铺）凡百余家”。以胡雪岩眼界的开阔，他不会看不到这是一个可为的行当。事实上，胡雪岩早就动过开当铺的念头。不过，真正促使胡雪岩要把典当业当做一项事业来做并付诸实施的直接原因，是他与阜康钱庄下属朱福年的几番交谈。
朱福年是胡雪岩在联合丝业巨商销洋庄的过程中收服的档手，后来为胡雪岩服务。由于朱福年原籍徽州，中国历史上，典当业的管家，即旧时被称做朝奉，而做朝奉的几乎都是徽州人，朱福年的一个叔叔就是朝奉，他自然熟悉典当业。朱福年从小耳濡目染，自然熟悉典当业的行情。
胡雪岩从朱福年那里知道了许多有关典当业的运作方式、行规等知识，还知道了典当业其实是一个很让人羡慕的行当，比如朱福年就叹息不知道自己当年没有入了典当业而吃了丝行的饭，是不是一种失策，因为“吃典当饭”的确与众不同，是三百六十行中最舒服的一行。
与朱福年的交谈坚定了胡雪岩投资典当业的想法，他让朱福年替自己留心典当业方面的人才，而自己一回杭州，就在杭州城里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当铺“公济典”。
胡雪岩自己也清楚地知道，他能将典当业经营好了，就可以让自己的生意立于不败之地。
其后不几年，他的当铺发展到23家，开设范围涉及杭州、江苏、湖北、湖南等华中、华东大部分省份。胡雪岩开办典当业，当然绝不是因为“吃典当饭”舒服。胡雪岩说出来的理由是，“钱庄是有钱人的当铺，当铺是穷人的钱庄”，他开当铺是为了方便穷人的急难。事实上，说是这样说，天下又哪有不赚钱的典当？算算账就可以知道，胡雪岩的当铺，即使真的并不全为赚钱，也绝对有不小的进项。《旧京琐记》就谈到，“当铺取息率至少在二分以上，巨值者亦得议减”。
典当业其实是胡雪岩为自己找到的一条新的能够赚钱的投资渠道。不必多说，像胡雪岩一样生意做得灵活，始终向前看，不断寻找新的投资方向，不错过任何一个投资机会，并能根据具体情况当机立断做出决策，确实是真正有大作为生意人的“真眼光”。
4.搂草打到了兔子：炒卖地皮
炒卖地皮，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搞房地产。我们知道，房地产是一个暴利的行业，它把无数的人都变成了房子的奴隶。其实早在清朝时期，房地产行业就已经发展起来了。不同的是，那时的房子不是卖给普通老百姓的，而是专门针对有钱人的。
胡雪岩炒卖地皮，纯属偶然，因为听到隔壁客人的闲谈，而他又偏偏是个有心人，还真就去做了。
一次，胡雪岩为生丝生意在上海逗留，在裕记客栈小歇时无意中却听到了隔壁房中两个人的一段关于上海房地产的谈话。这两个人对于洋场情况及上海地产开发方式都非常熟悉，他们谈到洋人的城市开发、设计、建设与中国的差异，中国人常常是先做好市面，住了人之后再修路，而这种修路，多半是自发的，顺其自然的，没有谁会特别重视修路这一事情。其中一个人说道：“照上海滩的情况看，大马路，二马路，这样开下去，南北方面热闹是看得到的，其实，向西一带，更有可为。眼光远的，趁这时候，不管它芦苇荡、水田，尽量买下来，等洋人的路一开到那里，坐在家里等发财了。”
这时候，我们就想起了管仲说的一句话“墙有耳，伏寇在侧。墙有耳者，微谋外泄之谓也”，什么意思？就是说，墙里人说的话被墙外人听到了。如果墙外人只是左耳听右耳冒也就罢了，可是，偏偏有那么一些人硬是从中听出了玄机。无疑，胡雪岩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位。
胡雪岩本来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盘算自己的事情，可是隔壁两人的一席谈话，引得他躺不下去了。出于商人的神经敏感，他坐了起来，一遍又一遍地琢磨话里的含义，觉得这又是一个机会，但苦于自己以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胡雪岩决定自己亲自跑一趟。他马上雇了一辆马车，由泥城墙往西，不择路去实地勘察，而且在勘察的路上，就拟出两个方案：第一，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乘地价便宜，先买下一片，等地价上涨之后转手赚钱；第二，通过古应春（胡雪岩的朋友，身为洋买办）的关系，先摸清洋人开发市面的计划，抢先买下洋人准备修路的地界附近的地皮，转眼就可以发财。
不用说，胡雪岩靠这一偶然的机会，眼光就盯到了上海的地产生意上，为自己发现一个绝对可以大发其财的财源。事实上，到19世纪初期，上海每亩地价已由几十两涨至2700两，其后数年间，上海外滩的地价甚至一度高达每亩30万两白银之巨。这样一档子买卖，可不就是一本万利的大财源吗？
在这里，一个偶然的原因，胡雪岩找到了一条财路。也许有人认为胡雪岩此举全赖侥幸，但换个其他人，会有这种结果吗？其实，胡雪岩很多做生意的点子都是别人提到而未介入，但唯独胡雪岩留意到了，并马上付诸行动，一步步做出来的。
5.开创前所未有的大局面：军火生意
胡雪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很混乱的时代。外国人打开中国的大门以后，各色人等蜂拥而入，随之而来的还有他们携带的武器和弹药，也就是所谓的军火。
说到军火，我们不禁脸上隐隐发热。因为，军火的鼻祖是我们中国人。火药是我们发明的不用说了，其实，火器也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
公元1132年，中国南宋的军事家陈规发明了一种火枪，这是世界军事史上最早的管形火器，它可称为现代管形火器的鼻祖。到了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寿春府人创造了一种突火枪，该枪用巨竹做枪筒，发射子窠（内装黑火药、瓷片、碎铁、石子等）。燃放时，膛口喷火焰，子窠飞出散开杀伤对阵的敌人，这是现代霰弹枪的真正起源。
公元13世纪，中国的火药和金属管形火器传入欧洲，火枪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5世纪初，西班牙人研制出了火绳枪。后来，被明王朝仿制，称之为鸟铳，直到公元1525年，意大利人芬奇发明了燧发枪，将火绳点火改为燧石点火，才逐渐克服了气候的影响，且简化了射击程序，提高了射击精度，可随时发射。
在16、17世纪，火器随传教士传入中国，风靡一时。当时内阁首辅张居正回乡葬父，戚继光曾派遣一队火枪手护送（据说原来戚继光打算派遣600人的火枪部队护送，张居正觉得影响不好只要了一个队列）。当时许多明军将领都主张大规模装备火器，抗倭名将俞大猷曾奏请建立一支装备近代化的水师把倭寇歼于海上。可见，火器在明朝是得到推崇的，是很时髦的玩意。
然而到了清朝，罗马教皇向中国传教士下达指令，禁止中国教民尊孔，这激怒了雍正帝。雍正下令禁止传教，西学东渐结束，火器技术被带回西方。
直到后来大清帝国被欧美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后，军火就成为中国人最为热衷的舶来品之一。大清王朝急需用它们营造国防，镇压内乱，地方实力派则企图拥“枪”自重，分庭抗礼。所以，只要战火燃起，总有军火买办的身影在近代中国的硝烟中进进出出。
尽管英法联军和太平天国几乎同时危及大清王朝，但清廷官员显然更重视后者——洋人要的只是权利，太平军却想得到政权。尤其是当“长毛”拿起了洋枪洋炮时，装备西洋火器很快就成为清廷官员左宗棠等人的当务之急。
胡雪岩之所以能够顺利地进行军火买卖，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有这方面的关系网，另一个就是左宗棠的支持。
1843年上海开埠后，外国侵略者纷纷在上海设立洋行；在开埠的当年就有11家，三年以后又增至25家。在相当长时间里，西方商人和洋行一直依赖中国商人做媒介，这些买办人物多半出自钱庄，通过他们，把产品输入内地，早期的财务关系，通常也都是经过经纪人或洋行买办和当地钱庄进行清算的。胡雪岩在认识左宗棠之前，就几乎和上海的所有洋行和著名买办人物打过交道了，他也成为这些外资乐于合作的官员经纪人。
严格地说，1862年以前，胡雪岩商业上的原始积累所剩无几，除获利渠道仍然有限外，他也把大量积蓄用于应酬性开支，1862年光他无偿进贡给左宗棠的那20万石大米就价值近百万。他最大的一笔初期积累还是得益于战争：他为左宗棠的湘军筹措军需，代购军火。
左宗棠一直非常重视西洋军事技术。他认为：“旧式枪炮，本已精工，近改用后膛进子之法，进口大而出口反小，致远取准，更为精妙，其新式则愈出愈奇，实则枪如后膛螺丝开花，已极枪炮能事，无以复加……”因而，在自己的部队中装备了相当数量的西洋兵器。在楚军营制中，还特别制订了爱惜洋枪一条，开首便说：“洋枪、洋炮、洋火、洋药，不独价值昂贵，购买亦费周章，凡我官勇，务宜爱惜，不可浪费。”
1862年太平天国战事后期，胡雪岩已经在帮忙购运过一批新式军火，但规模更大的买卖还是在收复新疆的西征过程中。左宗棠曾谈及，军械、军火的采运非常艰辛：“军火、器械一切……逾山水万里以达军前，始工（供）取用，一物之值，购价加于运费已相倍蓰，尚须先备采运实银，乃期应手。”具体事宜由设在上海的采运局委员胡雪岩负责。
胡雪岩负责采购军火，就不得不和洋行打交道，而他和洋行的良好关系这时候派上了用场。在上海，销售军火的洋行很多，主要有地新泰来洋行、琼记洋行、太古洋行、拿能洋行、亚士洋行、麦登司洋行、马德隆洋行、德生洋行、泰来洋行、香港南利洋行、美国纽约“林明敦”制造厂，等等。还在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胡雪岩参与福州船政局创办，结识了洋员德克碑等。根据兰州制造局专仿普式（德国）螺丝枪及后膛七响枪，及从德国购买武器的记载来看，专营“普国大埠加士答炮局、专铸成灵巧坚固铜炮”的香港南利洋行及曾参与左宗棠第二次西征借款的德商泰来洋行都参与了西征的军火交易。
胡雪岩把代办军火当成一件大事，尽心尽力去完成，来往于这些洋行之间，精心选择，讨价还价，大批军火得以转运西北，仅1875年在兰州就存有从上海运来的来福枪“万数千支”，不但广为采购，且“遇泰西各国出有新式枪炮，随时解运来甘”。一些利于指挥作战的先进仪器也由胡雪岩购置，比如前线指挥官使用的双筒望远镜。1902年5月，新疆巡抚饶应祺在一份奏折中提及：“前督臣左宗棠、抚臣刘锦棠出关，携运后膛来福马枪，哈乞开斯、马蹄泥、标针快，利名登、七响、八响、十三响枪共二万余杆。”这还不包括金顺、张曜等部的武器装备。左宗棠曾称赞胡雪岩“（镇压回民起义）前购之布鲁斯（普鲁士）后膛螺丝开花大炮，用攻金积堡贼巢，下坚堡数百座；攻西宁之小峡口，当者辟易”。
左宗棠对于胡雪岩在上海的采运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胡雪岩自办理上海采运局以来，已历十余年，“转运输将毫无贻误，其经手购买外洋火器必详察良莠利钝，伺其价值平减，广为收购……现在陆续运解来甘者大小尚存数十尊，后膛马步枪亦数千杆，各营军迅利无前。关陇新疆速定，虽曰兵精，亦由利器，则胡光墉之功，实有不可没者”。
胡雪岩有意帮左宗棠的忙是一方面，而最大的目的还是为了获利。第四章 小商做事，中商做势，大商做人商人分三种：只贪图利益的，充其量一辈子做一个小商人；能够看清市场的，只能做一个中商人；而一个能把做人的原则放在首位的人，才能成为一代大商人。做人之道与经商之道其实并不矛盾，相反，它们是紧密相连的。天下最聪明的生意经是“做人重于经商”，也就是说，要经商必须先做人。那些眼睛只看到钱，甚至企图靠坑蒙拐骗做生意的人，只可能赚一把是一把，永远都不可能把生意做大。而那些心明眼亮，懂得把做人放在利害关系第一位，能够以诚待人的人，则会树立起自己的人格品牌，把人格转化为无形的资产，最后成就一番大的事业。一 小商做事，朴实勤奋是关键小商做事是说小商贩只会勤勤恳恳工作，埋头苦干，加油把事情做好。这种人是非常受人欢迎的。
一位智者曾说过：“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做，不驰于空想，不鹜于虚声，而唯以求真的态度做踏实的功夫。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做事，则功业可就。”小商做事要的就是这种朴实，就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只有脚踏实地地付出辛劳，才会有实实在在的收获；只有实事求是地追求，才会有真理的掌握；只有一步一个脚印地日积月累，才会走向成功的终点。
勤奋，从广义上说，不单单局限于在学习上的努力，其中包括在工作上的勤劳，即勤动脑、勤探索，不怕吃苦，踏实地工作。
勤奋，是中国的传统美德，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只有勤奋，工作和学习才可能成功。文学家说，勤奋是打开文学殿堂大门的一把钥匙；科学家说，勤奋能使人智慧；而企业家说，勤奋是企业发展的基石。勤奋，不光是身体上的勤奋，还需要精神上的勤奋和毅力。
勤奋，包含“勤力”两字。勤奋，不仅适合于做大事业的人，而且适合于工作在平凡岗位上的人。若平凡的工作都不勤力地做，何谓出成绩？
勤奋还有另一层的含义，就是加强自我修炼，努力并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将正确的思想和认识，以及良好的品性，体现在日常的工作态度和生活作风上。大凡成功人士，“勤”字，是其一生不断的追求。勤，不但要珍惜时间，而且要勤工作、勤学习、勤思考、勤探究、勤实践。
只要是有心的人，只要是勤奋的人，总是很出色地做好事情。这样的努力会赢得许多前辈和周围人的情不自禁的声援和帮助，从而使其未来的路更加宽广。
胡雪岩刚开始做事的时候，依靠的就是“朴实勤奋”这四个字。
1.父母从小就教育胡雪岩要朴实
放眼世界，任何国家和地方，总是穷人比较多些，富人相对地少些。所以我们应该清楚地树立一个观念：贫穷不是罪恶，富贵也并不可耻。哪个穷家子弟不想改善自己的家境？但是贫富的事情我们很难做主，往往无能为力。连孔子都承认，富贵不是人所能够控制的。因此，胡雪岩能够走出贫困，获得大好前程，绝非偶然，其中有很多道理，值得我们好好仿效和学习。
安徽绩溪湖里村，山清水秀，自然环境优美，一条登源河由东向西绕村而过，历史上这里文风鼎盛，名人辈出。胡雪岩就出生在这里。他本名光墉，字雪岩，在家里排行老三。他的父亲胡鹿泉，字芝田，读过几年书，是位有文化的乡里名士。家里有几亩薄田，自耕自足，兼做一些小生意，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胡雪岩的出生地——安徽绩溪湖里村胡家有一条家训：读书做生意可以，但是不能为官。所以，胡雪岩的父亲没有走读书求官的道路，同样也不希望胡雪岩当官。我们无法说这种家训是好是坏，因为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不必追究，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们只要予以尊重和包容就好了。
胡雪岩读书的时候非常认真，老师所讲的道理他有听不懂的，回家一定会请教父亲。我们可能会想，胡雪岩家境不富裕，既然父亲有文化，自己教他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花钱读私塾呢？我们要知道，教育子女需要易子而教，自己的孩子，你再有本事也很难教得好，这是老天爷很公平的地方。胡雪岩的父亲胡鹿泉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再穷也送他到别人家去读书。胡雪岩从小就非常听父母和老师的话，父亲喜欢唤他做“顺官”，用安徽话念，叫做“顺乖儿”，就是又顺又乖的意思。
胡雪岩只读过两年的私塾，并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了不起就是读过《三字经》、《千字文》等这样一些很基础的东西。
后来，父亲在生意上遭到很大的挫折，而次子胡光鼎的夭折，更是让胡鹿泉伤心欲绝。胡雪岩之后又有胡光培、胡光椿两个弟弟，这使得家境更加穷困。在一连串的打击和生活重压之下，胡鹿泉的身体每况愈下。胡雪岩十二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父亲临终的时候，把胡雪岩叫到床边，嘱咐他说：“欲兴吾家，其唯顺儿乎！”他这是告诉胡雪岩：你要好好做人，好好做事，我们胡家就靠你了。可见，知子莫若父——爸爸是最了解儿子的。
父亲去世以后，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压到了胡雪岩母亲一个人的肩上。在那个时代，一个寡妇抚养照顾好几个孩子，生活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对胡雪岩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就是他的母亲——金太夫人。金太夫人一路陪着胡雪岩走到最后，她活得比胡雪岩还要久。
胡雪岩的母亲在当时是毫无地位的，甚至在胡家的祠堂里面，连她的资料都没有。但是在胡雪岩的一生中，他的母亲金太夫人一直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在这样的一个单亲家庭，一个没有读过什么书的寡妇，为什么能够把儿子教得如此出色？我们不得不更加佩服胡雪岩的母亲，而这也正是中国母教了不起的地方。
中国的母亲怎么教育孩子的呢？其实就是按照一般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去教导而已。金太夫人没有教胡雪岩弹钢琴，也没有教他学美术，她给胡雪岩的就是一个健全的人格，这正是胡雪岩成功的基础。胡雪岩的母亲从小就跟他讲，到私塾里面要听老师的话，不要吵闹；替人家放牛，要好好看管，不要只顾着自己玩儿；出去当学徒，要听老板的话，要把老板交代的事情做好……胡雪岩从小就是在这样朴素的耳提面命下，慢慢成长起来的。
除了言传之外，胡雪岩的母亲更加注重身教。面对窘困的家境，金太夫人从来没有在胡雪岩面前抱怨父亲早早离世，使得孤儿寡母无人照顾。现在的单亲家庭很多，不少父母整天在孩子面前抱怨另外一半，这样的父母本身心理就不健全。同样是单亲家庭，胡雪岩的母亲把他教得这么好，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另外，母亲跟左邻右舍也都相处融洽。她凭的是什么？因为她与人为善，只要能够帮到别人的地方，她一定会尽量地去做，而且从来不要求什么回报。一个人要包容别人对自己的态度，不能事事计较，不能老要求别人。金太夫人的这些行为，深刻影响了胡雪岩的人生态度，使他一生受用无穷。所以胡雪岩一生非常感谢他的母亲，对母亲始终十分孝顺。
再说胡雪岩，自从父亲去世以后，看到母亲终日操劳，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他就去替人家放牛，挣点钱帮衬这个家庭。
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胡雪岩把牛赶到草地上吃草，自己便想去不远处路边的凉亭里休息一下。走进亭中，他发现里面有一个挺大的蓝布包袱，上前伸手摸了摸，硬邦邦的，又掂了掂，分量很重。他不禁好奇，于是打开了包袱，想看一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一看不要紧，着实把胡雪岩吓了一跳——包袱里面全是大块的金银。
这种事放在一般人的身上，可能就会抱起包袱，拿回家去交给妈妈，然后告诉妈妈说，从今以后就不必像从前那么辛苦了，这些钱够全家人过几十年了。
胡雪岩会这样做吗？如果这样做，那这个机会就害了胡雪岩。你捡到十两银子甚至一百两银子，偷偷拿回去，可能不为人知。但捡到这么大的一笔财物，一旦被人发现，必然是会被抓去坐牢的。
就算胡雪岩能够想到这点，先找个偏僻的地方，把财宝埋起来。等到风声过去，大家都不注意了以后，他每次挖一点出来，然后慢慢拿去变卖，这样或许会很安全，也应该没有人会发现。但是做这种事情，总是一辈子良心不安的。如果胡雪岩有这种反应的话，我们确信他也不会有大出息的。
胡雪岩看到这些金银以后，没有起一丝贪念，他想到的是母亲对自己的教诲，知道这些东西既然不是自己的，就一定不能拿，而且失主此时也一定是着急得要命，肯定在四处找寻遗失的包袱，所以他决定原地等待失主。
胡雪岩如果就是呆坐在那里傻等，其实也是很危险的。假如有人发现失主在四处慌忙地找东西，又得知曾经从凉亭这里经过，于是抢先赶来，问胡雪岩有没有捡到东西，然后胡雪岩就稀里糊涂地把包袱交给他，那不就上当了吗？
胡雪岩留了一个心眼儿，他先把包袱藏到草丛里面，然后好像没事儿一样，坐回那里等待失主。可是，一直到太阳快下山了，也不见有人过来，胡雪岩的肚子叽里咕噜叫了起来，但他还是强忍住饥肠辘辘，继续坐在那里等候失主。
终于，有一个人神色慌张地跑了过来，开口就问：“小哥小哥，你有没有看到我丢的东西？”
胡雪岩并未直接回答，而是很沉稳地反问：“你丢了什么？”来人说：“丢了一个蓝色的包袱。”胡雪岩听他这么说，才继续问他：“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
这个人一听就知道东西找到了，否则这个小孩不会这样问的。于是他就把里面的东西一一说来。胡雪岩见他说得分毫不差，这才将包袱取出还给了失主。
包袱失而复得，失主兴奋异常，马上从包袱中拿出两个银元宝，对胡雪岩说：“这个给你，算是对你的酬谢。”胡雪岩连忙拒绝说：“不要不要，这本来就是你的东西，我又没有做什么，本来就是该还给你的。”
失主听后甚为惊奇，没想到一个孩子会说出这样朴实真诚的话来。他大为感动，于是告诉胡雪岩说：“我姓蒋，在大阜开有一家杂粮店。你这么好的小孩子在这里放牛可惜了，不如你跟我到城里吧，我教你做生意。”
胡雪岩想了一下，说：“我现在不能答应你，要回去问母亲。如果母亲同意的话，我当然乐意跟你去。”蒋老板一听，更是觉得这个徒弟他收定了，所以就说：“好好好，我把地址留给你，如果你跟母亲谈妥了，就过来找我，我那边给你安排好一切事情，你都不用担心，我一定会好好教你。”
胡雪岩回家以后，把整个经过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后十分高兴，儿子有这么好的机会当然要去，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情。于是胡雪岩十三岁的时候，开始了在蒋老板大阜杂粮行的学徒生涯。
2.勤奋向上让胡雪岩处处受欢迎
一个人出门在外，生活是很不容易的，更何况胡雪岩当时还只是一个孩子。但是，他凭借自己勤奋向上的精神很快就站稳了脚跟。
胡雪岩在大阜杂粮行里面的勤奋自不必说，老板交代的事情，当然一丝不苟；老板没有交代的事情，能做也尽量去做。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是这样，总是先看老板给自己多少钱，然后才去做多少工作，这样的人不会有什么发展。胡雪岩完全没有这种想法，因为他明白，老板的态度怎样，那是老板的事情，但机会对于自己是何等的难得，既然出来了，就要好好学，学到手的东西才是自己的。胡雪岩越是这样想这样做，蒋老板就对他越发地喜欢，越发地看重。
时间就这样飞快地过去了两年，转眼间胡雪岩十五岁了。
这一年，一位金华的客商来杂粮行谈生意，可是刚到大阜就病倒了。说到金华，我们就会想到金华火腿，没错，这位客商正是一家金华火腿行的掌柜。
说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不明白了，金华火腿不是现代的企业吗？清朝时怎么会有？其实，金华火腿始于唐代，当时为民间腌制。唐开元年间（713—742年）陈藏器撰写的《本草拾遗》载：“火腿，产金华者佳”。距今已有1200余年历史。相传，宋代义乌籍抗金名将宗泽，曾把家乡“腌腿”献给朝廷，康王赵构见其肉色鲜红似火，赞不绝口，赐名“火腿”，故又称“贡腿”。因火腿集中产于金华一带，俗称“金华火腿”。后辈为了纪念宗泽，把他奉为火腿业的祖师爷。至20世纪30年代，义乌人在杭州开设“同顺昌腿行”和“太阳公火腿店”，堂前仍悬挂着宗泽画像，显示正宗，誉满杭城。
明代的时候，金华火腿产量已达十多万只，成为当地主要特产和官府必征的物产之一。1526年《嘉靖浦江志略》食类仅选入“曰擂茶，曰火腿”两种产品。据《金华县志》载，贡赋类“万历六年（1578年）派办物料，火肉派自礼部”，1606年《万历兰溪县志》亦载，“火肉皆每岁额办之数派办”。至今杭嘉湖地区还沿称火腿为火肉。当时，金华火腿多为官家豪门餐桌佳肴，这在中国古典名著《金瓶梅》中也有所描述，宴席上除金华酒外，“都是烧鸡、火腿、海味之类，堆满春台”。
至清代，金华火腿制作遍及金华各地，这个客商只是金华众多经营火腿生意中的一个。
再说这个客商，他在大阜举目无亲，无人照顾，拖着病体又回不了金华，心里十分着急。身体本来就不好，再加上急火攻心，病情更加严重了。胡雪岩心地善良又是个热心肠，得知此事后，就赶到他的病榻前，一连多日给他端药送饭，忙前跑后，照顾得十分周到。在胡雪岩的精心照料下，没过多久，客商的身体就痊愈了。这位客商十分感动，就问杂粮行的蒋老板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徒弟。蒋老板于是把自己包袱失而复得的经过，以及胡雪岩在自己店里的表现跟他细说了一遍。
金华火腿行的掌柜听后大为感叹，就问胡雪岩：“我们那里比大阜好玩得多，你随我一起到金华如何？”
在当时，金华也算一个很有名气的地方，能够到金华去生活，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是，胡雪岩还是同样的态度：“这个不行，要问我们的老板。老板同意，我才可以答应你。如果老板需要我在这里，虽然我想去，但是也不能跟你走。”
胡雪岩把金华掌柜的意思告诉了蒋老板，蒋老板虽然有点舍不得，但是，这对胡雪岩而言也是一个更大的机会，因为金华火腿行要比自己的杂粮行规模大上许多，于是蒋老板欣然同意。一个好老板，看到自己的伙计有更好的前途，没有不高兴的，再怎么讲也是他培养出来的人才。于是，胡雪岩从大阜来到了金华。
胡雪岩每样事情都做得十分圆满，这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是很不简单的。到这里我们应该可以看出，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不断做出阶段性的合理调整。在家放牛，就要像个放牛的，要把牛照顾好；在外做学徒，就要像个学徒，要让老板满意。就算别人问话，该怎么回答，也一点都不能出差错。如果胡雪岩在杂粮行里好吃懒做，就算他照顾了金华火腿行的掌柜，掌柜的也不会主动去要他，顶多给点钱表达一下谢意就是了。所以，一个人好好做事，不单是对别人好，更多的是对自己好。胡雪岩勤奋好学，粗活细活统统干，就算活在现在，也是每个老板都想要的人。
胡雪岩到了金华也是一样，还是那样勤奋上进。在这里，他学到了很多东西，为他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二 中商做势，灵活变通才能赢能做势的生意人，都不是普通的生意人，他们知识渊博，经验丰富，能够预判某个行业、某个领域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或世界经济的走向，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先，而且能够抓住机遇，更善于创造机遇，步步领先于别人，整个市场他们就是发言者。能做势者，已为中商。
大禹治水的故事家喻户晓，大禹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汲取了父亲鲧以堵治水失败的教训，改用疏导的方法，最终战胜了凶猛的洪水。大禹倘若一味墨守陈法，恐怕也难逃失败的渊薮。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也是一位善于变通的智者。有一次，他向信徒显示神迹，宣称能将远处的一座山搬到面前来，他念起咒语，施展法力，但远山岿然不动，这时，他不慌不忙地对信徒说，既然山不愿意到这里来，那我们就到它那里去。
古语云：“穷则变，变则通。”学会变通，善莫大焉。当我们陷入山穷水复疑无路的境地时，且莫彷徨、畏缩，不妨另辟蹊径，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路来，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路来，往往能走进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胜境。
胡雪岩的成功得益于他的性格——灵活多变，他非常善于根据形势的变化做出正确的举措。
1.智者善抓机遇，圣者创造机遇
两位智者曾经有一段对话。“大家都付出了同样的努力，但是有人成功，有人却失败了，原因何在呢？”“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要会利用时间，中国有句话叫‘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它道出了时间的重要性。”“与你的事业休戚相关的，还有机遇。机遇是一个美丽而性情古怪的天使，她倏尔降临在你身边，如果你稍有不慎，她又将翩然而去，不管你怎样扼腕叹息，她却从此杳无音讯，不再复返了。”“在商业活动中，时机的把握甚至完全可以决定你是否有所建树，抓住每一个致富的机会，哪怕这种机会只有万分之一实现的可能性，只要你抓住了它，就意味着你的事业已经成功了一半。”“在此意义上说，时机就是财富……”
这段对话与胡雪岩所说的“机会要靠大家双手捧出”或有不同，但是他们都谈到了机遇的重要性。胡雪岩不但知道机遇对于经商的重要性，而且敢于去创造机遇，让大家努力去捧出机遇来。这就是胡雪岩的独到之处。
那么，胡雪岩是如何利用时机、创造机遇的呢？一言概之，利用事物发展的规律来创造、挖掘发财的机遇。
在胡雪岩的家乡，有一位种田老农，他凿渠开荒，造好了一片水田，种下水稻。可是当年恰逢水涝，稻田里排水不畅，造成歉收。于是，他请教于胡雪岩，胡雪岩则告诉他：“再种三年水稻，你可有发财之机。”
老农采纳了胡雪岩的意见。第二年，他不改初衷，仍然种水稻，又逢上大水，又是歉收。
第三年同样如此，有人劝他毁掉水田，改种旱地作物。可此人并不答理。
第四年，当地大旱，旱地颗粒无收，而水稻却获得了大丰收。紧接着又是两年大旱，此人连着三年都获得了大丰收。稻谷卖了个好价钱，算下来，三年的丰收抵过了三年涝灾的歉收，还有盈余不少。
在这一例子中，胡雪岩根据气候的长远变化规律来造就了一个发财的机会。
中国古代经商高手、传统商人的“偶像”陶朱公有一个公式：“六岁穰，六岁早，十二岁一大饥”，“岁在金，穰；水，毁；火，旱”。这就是说，金年丰收，水年歉收，火年大旱，水旱丰歉是循环轮转的。
于是，根据这一“水旱轮转”原理，胡雪岩推测：连年涝灾既意味着每一年机遇的损失，但更意味着大机遇的临近，只要水灾之年不饿死。这个老农尽可以静心等候旱年来临水利系统充分发挥作用而获得大丰收。
这种借事物在两个极端之间反复轮回而呈现的某种规律性来创造机遇的技巧，是胡雪岩生意经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古籍《国语·越语》中就记载了当时商人的这种“逆向造机遇”的经验之谈：“臣闻之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稀，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
后人将这十六个字撷其要，浓缩为八个字，曰：“旱斯具舟，热斯具裘。”在长期干旱、土地龟裂之时，可以兴工造船，迎接雨季带来的机遇；盛夏高温、热不可挡之时，可以收裘毛皮开高皮革行，迎接暴冷带来的机遇。掌握了这种以逸待劳造就机遇的技巧，就不怕发现不了机遇，更不怕发现机遇之后又给它逃了。相传范蠡及其“老师”计然，还有被司马迁尊为“治生之祖”的白圭，都是以这种技巧而经商致富的。
在到金华火腿行之前，胡雪岩的成功凭借的是自己的朴实勤奋。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他慢慢地懂得了“时、势”的重要性，并且学会了如何去利用它。
金华火腿行的规模要比大阜杂粮行大得多，跟很多杭州的钱庄都有业务往来，于是胡雪岩就有机会亲眼看见了以后影响他一生的东西——银票。从前，钱庄可以印发钱票，和当铺开据当票一样，不过当票是方形的，钱票是长方形的。钱票的纸质也比当票好一些，票面用青色或彩色印上钱庄的招牌，钱额多少可以由钱庄专门写钱票的人直接用墨笔写上去，写好后再盖上几个红印泥的图章，这图章和字迹是不容易伪造的。胡雪岩当时惊得是瞠目结舌，因为他难以想象，钱怎么会用笔写在一张纸上就算数呢？
胡雪岩为什么对银票有那么大的兴趣呢？我们相信，家境越穷的人，对钱的价值就会看得越重。胡雪岩心里想，从前以为钱都是由官府造的，民间不能铸造，现在知道有钱的人可以自开钱庄，要多少钱就可以写多少钱，这不是比官府更好吗？将来自己也开个钱庄，做一个钱庄老板，就可以无限制地用钱了，哈哈，这样的话自己就发达了！胡雪岩会这样想，其实也是人之常情。从此，胡雪岩的一生都跟钱庄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们纵观胡雪岩的一生就会发现，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做钱庄生意，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开银行。我们都会有种认识，开银行的人是很有钱的。因为用钱来赚钱，钱滚钱，当然比用人力赚钱来得容易。所以胡雪岩暗下决心，我一定要到钱庄里去当学徒。
一般人有了这样的想法，可能就会直截了当地问：你们那里需要学徒吗？我能不能去呀？但胡雪岩虽然心里有此打算，却没有开口，这是他很了不起的地方。因为一开口你就是求人，如果对方不同意，岂不是很尴尬，而且也会得罪原来的老板。我们经常只顾及一面，而伤害了另一面，就是因为缺少这种平衡的思想。
胡雪岩的做法是处处留心，碰见钱庄前来收账的人，总是问长问短：你们钱庄有没有学徒啊？他们都学些什么啊？都做些什么事啊？他专问这些，对自己想去的事情却绝口不提。
胡雪岩还有一个更了不起的地方，当他打听得知钱庄的学徒要算钱算得很快，要算盘打得很熟，要写字写得很漂亮时，他二话不说，马上开始每天暗自练习书法，练习珠心算。因为用心，当然进步很快。
胡雪岩很有心计，在与钱庄的人核对账目的时候，他都不用算盘，全靠心算报账，而且算得又快又准。钱庄的人自然很快注意到了他，称赞这个小孩子真是不得了，怎么算这么快？这时他又拿起算盘，啪啪啪一打，更快！这样一来，钱庄的人对他更加刮目相看了。
随着胡雪岩与钱庄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钱庄的人了解到胡雪岩这个人又勤快又好学，于是就跟胡雪岩的掌柜谈论起他来。掌柜把以前胡雪岩不光勤快好学，而且还拾金不昧，诚实守信的事一说。钱庄的人听完大喜，马上说：“我们钱庄就是需要这样的人，你愿不愿意把他让给我们呢？”就这样，胡雪岩又得到了很好的机会。
从胡雪岩的身上，我们应该能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一个人除了把握机会，还要能自己创造机会，让对方了解你有什么本事，这个更加重要。我们看到，胡雪岩没有开口要求，他只是尽量去表现，表现到让别人看中他，机会自然就来了。他从问的当中，他从准备的当中，让别人觉得虽然他还没进钱庄，但俨然已是个钱庄的学徒了。因为就算是在钱庄，给学徒的培训也不过如此。
中国有句成语，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实在是有些道理。一件事能否办得成，既需要人的精细谋划，也需要有能够成事的条件，需要某种成事的情势或者说机缘、机会。有些事经过必要的谋划，看起来好像并不难办，但由于缺少办事的机缘，就无法成事。而有些看起来难关重重的事，由于机缘巧合，却很容易就办成了。
所以，古人也讲天时、地利，也就是办事的机遇、机会。比方三国时孙权、刘备联合火烧赤壁就必须有那一场可借的东风，即使谋划已定，万事俱备，东风没到之前，所能做的也只有等待。不用说，如果数天等待之后仍然没有那一阵东风，或者风来了却又恰好伴一场骤雨，历史上也就没有了火烧赤壁这回事了。恰好该来的都来了，不该来的一样不来，历史也就成了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这个样子。
做生意确实特别讲究机会，一个生意人在商场上是否能够获得绝大的成功，要看是否有了让他成功的机遇，而涉及一笔生意的操作能否成功，也要看机会。
不过，也正是因为有机会的作用，也就要求我们要特别善于发现机会，要能够很好地把握住机会，同时，还要特别善于利用机会。说到底，机会只有对于那些发现机会并且能够很好地去抓住机会、利用机会的人，才成为机会。
胡雪岩说，他做生意靠的是眼光、手腕、精神力气，这话确实不假。从把握机会来说，靠眼光，就是能够发现机会；靠手腕，就是能够牢牢抓住机会；靠精神力气，就是舍得投入心力，把那一个一个被自己发现的或遇到的机会，经营成一个一个实实在在的财源。做生意要有机会，更要靠本事。
要牢牢抓住生意场上的机会，还要有敢于冒风险的气魄。
胡雪岩办“钱庄”，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通过接受太平天国兵将的存款来融资的举措，就冒了极大的风险。
敢于冒风险，这确实是一个希望获得大成功的商人的必备素质。这里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没有风险的生意人人会做，利益均沾，要在同行同业中出类拔萃实在是难之又难，弄得再好，大体上也不过只是保本微利，混个糊口而已。用胡雪岩的话说，就是“不冒风险的生意人人会做，可如何能够出头？”
从某种意义上说，事实上所有能够带来滚滚财源的机会，都会包含有风险的成分，比如胡雪岩要学山西票号借款给那些调补升迁的官员，表面看来似乎没什么风险，而实际上仍然担着风险，那些新官上任，有可能在到官途中或到任不久就出了事，比如病死、丢官。兵荒马乱之中，什么事情都可能出现，要是这样，借出去的钱也可能就血本无归了。
所以，要做一个像胡雪岩一样的成功商人，就必须抓住机会，敢想敢干，不要前怕狼后怕虎，裹足不前。
2.机遇像青春一样，只有一次
有一句话说，智者创造机会，强者把握机会，弱者放弃机会。对此，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深切的体会，机遇像个小偷，来的时候无声无息，走的时候却让我们损失惨重，后悔得肠子都绿了！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因为机遇是一次性的，它不会因你的美貌、优雅或痛哭流涕而再次光顾你。《列子·说符》中有一则故事也说明了一次性机遇的重要性。宁有兰子者，以枝干宋元。宁元如而使见。其枝以双枝，长倍其身，属其胫，并趋并驰，弄七剑迭而跃之，五剑常空中。元君大惊，立赐金帛。又有兰子又能燕戏者，闻之，复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异枝干寡人者，技无庸，适值寡人有欢心，故赐金帛。彼必闻此而进，复望吾赏。”拘而拟戮之，经月乃放。
这个故事的大意是：兰子是一个耍杂技的，去宋元君面前献技，表演踩一人多高的高跷，行走如飞，同时还做抛掷七把宝剑的手技，看得君王目瞪口呆，得了厚赏。第二个听说有如此好事，也去献技，却给关了几个月，差点掉了脑袋。
两个人的遭遇简直可以用天壤之别来形容，技艺或许有高下，但绝不是造成遭遇不同的根本原因，真正的原因就在这机遇的一次性中。宋元君以前没有看过杂技，让他开开眼界，大惊之下会有重赏，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它对任何一个有能力、有水平的卖艺人来说，都是一个机遇，都是一个潜在的市场。
故事和这里的论述都如此突出机遇的“一次性”，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出于文学描写与抽象论述的技法要求。但即使不用“一次性”这个词，机遇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仅对少数人而存在的，是仅对像胡雪岩一样能够抓住机遇的人而存在的。
机遇在某些人看来，着实有点诡异，在此时此地此人身上是机遇，在彼时彼地彼人身上竟然只是“机失”。商场之中的许多机遇往往都是一次性的，你抓住了，你就赢了，你就成功了，财流就会落入你的怀中；你一疏忽，机遇就从你身边擦肩而过，财流与成功就与你失之交臂。这一点胡雪岩有极其深刻的感受，所以他说：“什么事都要讲机会，明明一定办得到的事，阴差阳错，叫你不能如愿。”所以胡雪岩对机遇的一次性极有认识，他十分注重抓住生意场上稍纵即逝的一次性的机遇，从不让财流与自己擦肩而过。
一次胡雪岩与朋友古应春聊天，谈起一桩早该办而却一直没有机会去办的往事，就发了一番很有意味的感叹。他说有许多事情该办而没有办成，其实并不是不想去办或没有想好如何去办，而只是因为没有让你去办这件事的机会。想到了但可惜“不是辰光不对，就是地点不对，”终于没法去办。“譬如阗夜里醒过来，在枕头上想到了，总不能马上起来办这件事，这是辰光不对；再譬如在船上想到了，也不能马上回去办，这是地点不对。凡是这种时候、这种地方想到了，总觉得日子还长，一定可以了心愿。想是这样想，想过忘记，等于不想。到后来日子一长，这件事想起来，也是无动于衷了。”
胡雪岩的这一番话，确实讲透了机会在能不能最终办成一件事的过程中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胡雪岩做成的第一桩军火生意，某种意义上看，就可以说实实在在是应了适逢其时、恰在其地的机会。
说胡雪岩适逢其时是指，那时正处于太平天国于南方开国之后全力向东南数省扩张之时，上海小刀会也乘势开始起事，一方面江浙未失之地正在积极筹办团练以抵御太平军的进攻，另一方面两江总督以及江苏巡抚也在想办法调动兵力以平息小刀会。战事在即，自然需要大批军火，而驻在上海的外国军火商也正在此时开始向太平军输出军火，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开始明目张胆在中国国内做军火生意。一边有人卖，一边又有人买，这不是适逢其时？
说胡雪岩恰在其地是指，当时的洋商大都集中在广州、上海两地，要与洋人谈生意自然在这两个地方最为方便。胡雪岩也正是此时因蚕丝生意来到上海，这岂不又是恰在其地？
因为是想将蚕丝销“洋庄”，胡雪岩一到上海就找到关系结识了在洋行做事的古应春，与洋人建立了联系，此前在帮王有龄解决漕米调运的公务时，他已经结识了漕帮的内河航运上的势力，军火自上海运往杭州的安全也有了保障。在这桩生意上，胡雪岩真正是机缘巧合，古人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都让他占全了，于是他的第一桩军火生意也就几乎没费多少周折就顺利做成了。
其实，胡雪岩能在生意场上获得绝大的成功，很大程度上，确有他的机遇、运气在起作用。
一个生意人在商场上是否能够获得绝大的成功，要看客观形势是否提供了让他成功的一次性机遇，而具体到一笔生意的操作是否能够成功，也要看机会。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尽可能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再选以合适的方式去办那件可办的事情，人们才有把握办成那件事情。
3.瞬息万变之中找出机缘《孙子·虚实》中说：“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说的是用兵无一成不变的形势。用以说明办事要因时、因地制宜，具体问题要用具体办法去解决。
商战与兵战一样，其环境与态势都是瞬息万变的，它时而天高云淡，风和日丽，秋月映湖；时而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时而电闪雷鸣，急风骤雨，天昏地暗。久经沙场的军人或历经起落的商人对此往往是习以为常的，他们深信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只有无穷的变化，才会有无穷的机缘、无穷的魅力，才会引来无数英雄竞折腰。
然而变化之中有机缘，只说明了机会的存在。而更重要的是在变化之中发现机缘、把握机缘。古人所云：“识时务者为俊杰。”何谓时务？不难解释，时务就是指世事的发展变化态势。识时务，就是指根据这种发展变化态势去寻找、把握机缘，决定自己何去何从。
任何世事的构成或运动变化都是由系统内外条件和多种因素决定的。当某些条件和因素达到一定的排列组合和结构状态时，只要从系统外部再加入一能量、信息或物质，整个世事就会发生结构上的重大变化，而身处局内之人可能就会因此而被卷入这一变化之中。即将发生变化的这一转折点可以称为“事机”。世事的事机对应着时间数轴上的某一点，被称为“时机”。事机和时机统归于“时务”的涵盖之下。
时务在事机和时机之上更具有待选择、决策和行动的意味。抓住时机和事机选择、决策和行动，能出现更高的工作效率，不仅时效高，效能大，运动的热能强，而且实现预期目标的可能性最大。任何世事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存在时机和事机，它对人生、经营决策、计划实施等至关重要。能够较准确地识别时机和事机的到来，并据此做出人生抉择者，即为识时务的俊杰。
胡雪岩就是善于从商场变化之中寻找出机缘、识时务的俊杰。他说：“用兵之妙，存乎一心，做生意跟带兵打仗的道理差不多……随机应变之外，还要从变化中找出机缘来，那才是一等一的本事。”
1860年初，太平军为了解天京（今江苏南京）之围，决定向湖州、杭州进攻。2月10日，李秀成军从芜湖出发，24日即占领皖南战略要地广德。接着，向浙江进军，于3月初相继攻占泗安、长兴。为了达到出其不意的攻敌目的，李秀成率军由泗安经安吉、孝丰急进，3月中旬即兵临杭州城下，攻占杭州。
当时，胡雪岩的生意正在蒸蒸日上之时，太平军攻占杭州，使他经历了一次大的变故，而且这次变故几乎将他逼入绝境。
这次变故有三个方面：其一，胡雪岩的生意基础如最大的钱庄、当铺、胡庆余堂药店以及家眷都在杭州，杭州被太平军占领，等于他的所有生意都将被迫中断。不仅如此，他还必须想办法从杭州救出老母妻儿。
其二，由于胡雪岩崛起得太快，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猜忌，如今战乱之中，顿时谣言四起，有的说他以为遭太平军围困的杭州购米为名骗走公款滞留上海；有的说他手中有大笔王有龄生前给营运的私财，如今死无对证，已遭吞没；甚至有人谋划告他骗走浙江购米公款，误军需国食，导致杭州失守。这意味着胡雪岩不仅会被进行治罪，而且即使杭州被朝廷收复之后，他也无法再回杭州。
其三，胡雪岩即使不被朝廷治罪，他也不能顺利返回杭州，因为王有龄一死，他的这个官场大靠山就没了，他的生意也将面临极大的困难。他的钱庄本来就是由于王有龄这一官场靠山才得以代理官库发迹的，而他的蚕丝销“洋庄”，他做军火，都离不开官场大树的荫蔽。胡雪岩那个时代做生意，特别是做大生意，本来就不能没有官场靠山。
面对如此多的不利因素，胡雪岩显示出了一种大将的风度，并不惊慌失措。之所以如此，是他从表面对他不利的因素中，发现了一些他可利用的因素：如今陷在杭州城里的那些人，已经有不少人在帮太平军做事了，而且造谣生事的都是这帮人。
胡雪岩毕竟名气大，太平军也在想方设法诱胡雪岩回杭州帮助善后，而那些人不愿意放他回杭州。他们造谣虽为不利，不过并不是不可以利用。
胡雪岩根据这一分析，想到了两个应对的方法：首先，自己暂时不回杭州，避免与这些人正面交锋，因为自己的这一态度一旦明确，这些人就不会进一步纠缠；其次，胡雪岩不仅满足他们不让自己回杭州的愿望，而且他还决定自己出面，特别向闽浙总督衙门上报，说是这些陷在杭州的人实际上是留作内应，日后他们会相机策应官军。
胡雪岩的这一着极其高妙，表面上是给了这些人一个交情，暗地里却是把这些人推上一堆随时可以引爆的火药上。因为如果这些人不肯就范，加害胡雪岩，他可以随时将这一纸公文交给此时占据杭州的太平军，说他们勾结官军，这些人无疑会受到太平军的责罚。
其次，胡雪岩此时手上还有杭州被太平军攻陷之前为杭州军需购得的大米一万石。当初这一万石大米运往杭州时无法进城，只得转到宁波，赈济宁波灾民，并约好杭州收复后以等量大米归还。这也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有利因素。
胡雪岩决定，一旦杭州收复，马上就将这一万石大米运往杭州，这样既可解杭州赈济之急，又显胡雪岩做事的信义，这对诬陷他骗取公款的那些人来说是最有力的回击。实际上，胡雪岩不仅在杭州一被官军收复后，便将一万石大米运至杭州，而且直接向带兵收复杭州的将领办理交割，这样不单是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更一下子得到了左宗棠的信任，将他引为座上客，并委他鼎力承办杭州善后事宜。由此，胡雪岩又遇到了一位比王有龄还要有权势的官场靠山。胡雪岩的红顶子，也就是这一举措的直接收益。原来看似不利的因素，实际上成了胡雪岩日后重新崛起的机会，真可谓把不利之中的有利因素充分利用到了极致。
能如胡雪岩从变化中找出机缘者，可不就是一等一的本事？可不就是一等一的俊杰？
4.胡雪岩的机变与权变交互
机变出自《墨子·公输》，就是机智变通之意；权变出自《周易》，就是因时因地因人而灵活变通之意。“机变与权变交互”，就是指要有充分、高度的灵活性、变通性。
胡雪岩做生意就很有灵活性，并善于变通。他说：“犯法的事，我们不做。不过，朝廷的王法是有板有眼的东西，他怎么做，我们怎么做，这就是守法。他没有说，我们就可以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做。”
在做钱庄的生意时，胡雪岩与张胖子有过分歧。张胖子认为向得补升迁的官员和逃难到上海的乡绅放款的“买卖”，是一桩无本万利的好买卖。得来的存款不需付利息，而放出去的款子却一定会有进账。而胡雪岩建议吸收太平军逃亡兵将的私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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