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萍 等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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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创新视野中的应用哲学研究(再读马克思：文本研究与哲学创新系列)试读：
总序
郭 湛在以往的二百年间，给予世界特别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家，非马克思莫属。用马克思的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不同于以往的哲学家，马克思不仅以创新的理论方式解释世界，而且以现实的实践方式改变世界。诉诸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等为行动指南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群众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们对于这种实践改变的解释可以多种多样，但这种翻天覆地的改变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四十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精神面貌，不愧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在新时代中国的发展中，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不仅不减，反而日益凸显。哲学是文化的活的灵魂。展望未来，在我们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更需要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基本的文化程序和取向的引领作用。
面对新时代的新境遇和新问题，我们在立足实践、关注现实的基础上，必须深入思考、分析、概括、把握国内外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审时度势，探索创新，坚定前行。以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息息相关；未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同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证明，要能够从思想上引领我们实践的发展，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学说能够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地位。能够发挥实践引领作用的绝不是凝固僵化的教条，而只能是充满活力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始终是在实践中研究和回答时代的迫切问题，同时也不断实现自身创新发展的过程。“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发展的源头活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更是透过这些著作能够感受到的产生这些思想的历史时代。在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继承始终是创新的前提，没有充分的理论继承，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论创新；而不包含理论创新的理论继承，也不可能是真正的理论继承。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是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和发展也是这样。割裂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必然危及哲学的存在和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首要的是继承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结合历史时代研究经典文本，解读马克思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形态；进而要结合当今时代的实践与问题，推进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
马克思逝世之后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乃至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真理性，也涌现了马克思当年未曾遇到的许多新的迫切问题，需要从马克思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加以解决。时代的发展呼唤全面而又深入的马克思哲学文本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得以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为此，我们以部分在京高校和科研院所学者为主体，策划和编写了“再读马克思：文本研究与哲学创新系列”丛书。
这套丛书的策划缘于两年前的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了落实这一讲话精神，也为了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选题策划研讨，决定于2018年推出“再读马克思：文本研究与哲学创新系列”丛书。丛书编者与作者共同的目的在于，通过深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解读其文本与思想，拓展当代中国的哲学创新之路。这些著作分别研究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等经典著作，对其理论线索、思想脉络进行了深入剖析。作者们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进一步探讨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方法论，从比较哲学和应用哲学的角度，分析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可能路径，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种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博大精深，相关的文本研究面向的是一个开放的领域。以此为重要前提的当代中国哲学创新，更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随着学者们研究的推进，我们将陆续推出新的书目。“再读马克思：文本研究与哲学创新系列”丛书第一批，涉及的主要是目前学界研究较少而又有迫切理论需要的经典著作。这一批著作从文献、文本、方法论等方面，对马克思哲学进行深入研究与探索，并将马克思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力图在大哲学的视野下更好地进行理论创新。相信这些研究成果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期待这套丛书的编者和作者的辛勤努力，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理解和回应，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2018年5月2日于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
中国哲学创新的动能、路径与方向
姚新中作为一门现代学科，中国哲学学科自20世纪初在西方哲学的参照下诞生以来，一直在创新的驱动中不断地寻找自身的合法性、概念体系的合理性、推理论证的独特性。中国哲学“创新”的内在动力一方面来自中国哲学对自身现状的不满，另一方面则源于对更为理想模式的追求；而外在动力则受益于社会发展变化对中国哲学所提出的需求与期待。内在动力与外在动力最终会合在对传统中国思想、外来西方哲学体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吸收与创新性发展中。中国哲学学科的创新，既根源于哲学的本性，又特别呈现在中国哲学发生、发展、演化的历程中。如何理解当代时空语境下中国哲学创新的含义？如何探寻真正意义上中国哲学创新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如何扩展中国哲学创新的空间和检验中国哲学创新的各种不同模式？提出这些问题并试图找到回答问题的途径，就是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个“三部曲”系列的起因与设想。
哲学源于人类对人生、社会和世界根本问题的拷问，成长于对这些问题的反思、理解和回应。哲学问题的可重复性与可复制性决定了哲学的普遍性和永恒性，而哲学回应的多样性与可变性则表现了哲学的特殊性和时代性。因此，与其他学科的创新不同，哲学创新的基本追求不是把过去已有的思想推倒重来，而是站上巨人的肩膀以看得更远、借助历史的势能使前进的步伐迈得更大、汲取来自科学技术高速发展所可能产生的启示使哲学思考的空间更广阔且内容更深刻。相较之下，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等）的创新可能会导致对学科基本问题的否定，而哲学则更多是从新的视角看古老的问题或以新的方式重新诠释历史中的理解。自人类文明进入“轴心时代”以来，中外大哲学家们所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如什么是人性、何为正义、如何获得对世界本质与规律的真理性认识，等等）始终伴随着人类在心智、知识、技能、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进展并在其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知识的广度、生活的方式可以很不相同，但人类的本性、生活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是哲学问题永恒性的基因，代代相传。但从另外的角度看，虽然哲学问题的内在规定性也许并不会随人类偏好的变化而变化，但理解这些问题的视角和回答它们的方式却必须受到时代的制约，从而使哲学探究具有了时空的相对性。哲学正是通过致广大与尽精微、表象解释与深层反思、形式认知与理念探寻之间的交互作用而不断获得发展的动能。
虽然中国哲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直到20世纪初才得以建成，但其概念、推理、辩证、审问不仅承接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知识积累，而且连贯中国自先秦以降的思想脉络。因此，只有在哲学的谱系中才能把握当代中国哲学的本性和特质，也只有在哲学的历史性与时代性统一中才能理解创新何以对当代中国哲学具有如此特殊的意义。当代中国哲学创新何以可能？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中国哲学本身的性质上进行方法论追寻。因此，本系列三卷的重点落脚之处便在于从方法论的层面对当代中国哲学创新问题的三个方面做出历史的梳理和学理的考察，即《中国哲学创新方法论研究》《比较哲学与当代中国哲学创新》《哲学创新视野中的应用哲学研究》。我们的目的是，探求和论证中国哲学创新在方法论上的必要性、在时间上的可持续性以及在空间语境下的可能性。
中国哲学创新的必要性存在于中国哲学的本性中，这一点只有在哲学与时代的关系中才能鲜明地体现出来。因此，第一卷就以“哲学与时代”为导论，开启我们探讨中国哲学创新方法论的征程，论述我们所处时代的特点和要求、所面临的时代问题，从而引出哲学创新对时代的意义。哲学的时代性使哲学的视野必然受到时代认知所能达到临界点的限制，但新的时代必然会开发出新的可能性，从而使哲学具有未来性。哲学的未来性是问题导向的，提出好的问题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哲学的本性。因此，第一章就需要从哲学的元问题，即关于哲学问题的问题入手，来理解哲学创新的性质、特质和空间，来研究哲学问题的在场性、未来性以及问题链形成的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但中国哲学创新的必要性又不仅仅是由哲学问题决定的，它还与中国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当前面临的困境密切相关。这必然引向“什么是中国哲学”的问题，所以第二章就从“以西律中”、“以西释中”和“中西会通”三个角度梳理中国哲学学科所遇到的合法性、合理性问题。由于中国哲学特殊的学科建构历程，所以追踪哲学学科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历史，分析中国哲学由于特殊建构历程而内含的结构问题，就构成了第三章的主要内容。接续而来的第四章是关于中国哲学的内在张力问题，此章以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为经纬，检查了中国哲学在内容与形式、理想与现实以及哲学内在要求与时代期望等之间的一致性、矛盾性及其原因。面对这些问题、张力或矛盾，我们该怎么办？于是，第五章便从方法论层面寻求化解的途径和方式。这一章指出了我们以往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的缺陷，以及应如何转换视角，从相对封闭的迷谷走向视野更开阔的山巅。在这一章，我们试图以“大哲学”的视野面对哲学困境，并在克服这些困境中实现哲学学科的结构变革，并为第六章寻找新的哲学生长点奠定方法论基础。当然，我们也将表明，新的哲学生长点的关键在于多维的融合而非两极的破裂。只有在实践与智慧并重、传统与现代并融、中国性与世界性并立中，我们才有望看到创新性发展的可能。第七章把上述关于哲学创新的思考自觉地应用到哲学教育中，论证哲学理论创新与哲学教育创新之间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最后，此卷以“中国哲学的返本与开新”为结语，强调当代中国哲学必须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融会贯通中，在哲学厚重的历史传承与时代精神的未来导向之间构筑坚实的桥梁。
当代中国哲学起源的特殊语境和方式决定了其在一开始就是以比较来定位自己，论证自己的存在与发展。因此，如何从比较的视角来理解当代中国哲学创新就成了第二卷的主题。此卷虽然与其他两卷不同，因为其主要内容并不是重新写就，而是由汇集比较哲学领域近年来已经发表的文章所组成，但经过有目的性地编辑、删改和修正，这些文章在逻辑上已经纳入了我们这个哲学创新系列之中，并开辟出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研究的一个新途径和新维度。鉴于西方哲学在中国哲学创立之初所发挥的参照性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比较哲学是中国哲学的宿命，相应地，当代中国哲学创新必然要借助比较这个有效工具而加以证成。但由于篇幅和主题所限，此卷所说的比较主要指东西方哲学的互鉴、互释与对话，而没有把世界上其他重要哲学形态如印度哲学、非洲哲学、日本哲学等纳入我们的比较研究之中。我们的关注点在于如何通过批判性地检查比较哲学的理论形态、研究方法、问题意识与创新思路，来研究比较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为什么比较、如何比较以及当下比较哲学所面临的问题或困境，目的是在新的时代环境中提出如何进一步推进中西文化的融合，如何实现中西马三种哲学的会通，以及如何使得当代中国哲学更具世界化的视域。
第二卷的导言以哲学比较的方法论开题，检查了迄今为止比较哲学所遵循的三条路线或所使用的三种方法，其关注的重点不是第三条路线与第一条路线和第二条路线之间的差异，而是展现第三条路线形成的内外动因和实践过程，落脚在比较哲学第三条路线与中国哲学话语权等当今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第一章，我们具体检查了比较哲学的中国学术语境与研究特点，探讨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语境中的中国哲学之间的互动、互融以及如何由此证成当代“中国的哲学”。此外，我们还探讨了比较哲学的在地普遍性与研究语境问题。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为比较哲学的研究与学术对话提供了新的思想场域，在这样的语境中，比较哲学既要坚持“言说”的地方性，同时更要在思想上具有全球性视野和普遍性眼光。提出各个哲学传统之间的差异是比较哲学研究的合理性依据，但哲学的在地普遍性与“家族相似性”同样构成比较哲学的重要前提。所有的比较哲学研究都要立足于某个哲学传统，但与此同时，为了真正理解并发展自己的哲学传统，又不能仅限于这个传统，它必须走出自身，向其他哲学传统学习，而这也正是海外中国哲学研究蓬勃兴起的原因之一。比较哲学是要努力改变哲学的地方性定义，将地方文化的狭隘性、经验性限制，扩展为一种新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观念和哲学理论。第二章关注于比较哲学的理论形态与研究方法，提出比较哲学是一种有意识的理论建构尝试。比较哲学不同于哲学比较，其目的不在于简单说明两个或多个不同哲学文本之间的异同，而在于促进哲学文本的“视域融合”，并最终实现不同哲学体系之间因交通互镜而生成新的哲学知识体系这一初衷。比较哲学虽然通常以哲学比较的方式呈现，但在问题比较和思维比较的背后，实际上所牵涉的乃是不同道德体系和文明体系的自我定位、自我理解、相互关联以及互竞互争等问题。它涉及在当今文明多样性背景下如何从比较思维开出道德形态学方法，进而在古今对看、中西互镜的道德形态学中探究创新性思维及其启蒙视野。第三章所讨论的主题是比较哲学的学术立场与文化重建。哲学的产生离不开一定的文化场域和思想传统，这些场域和传统便构成了比较哲学的基本立场，哲学虽然不可能无立场地比较，但比较并不是“厚此薄彼”或“以己度人”的思想“判教”。比较哲学的目的是在全球化时代寻找哲学的通达之路，从而为人类的共同命运提供多元而普遍的思想智慧。为此，比较哲学鼓励哲学研究走出各自的“文化围城”，通过克服文化壁垒和打破思想禁锢，最终实现中国哲学传统的文化重建。第四章关注于比较哲学的时代性与哲学会通之路问题，提出比较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时代性主要体现为当代儒学研究的特点，体现了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在面向西方哲学探索“哲学会通”的可能性路径时所使用的观念与方法。当代中国比较哲学之所以具有这种特点，一方面与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据着核心地位并逐渐内化为中国人精神层面的“文化无意识”有着重要的关联，另一方面也与现代新儒学尤其是海外新儒家在世界范围内对儒学的新探索和全球性推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五章以中西智慧观比较为主题。在这一章，我们以早期儒家和古犹太教传统中的智慧观比较为具体案例，通过比较的哲学与伦理学视角，提出比较哲学不能仅限于哲学概念领域，而且要比较文化、比较生活、比较智慧，要通过文化、生活和智慧的互镜来完成思想的“调音”和哲学的创新，要透过“他者”的眼光看到新的自己。在此意义上，中西哲学比较便有必要回到其各自哲学生活的开端，发现儒家和古犹太教传统自“轴心时代”起便呈现出的诸多不同与共性。第六章则回到“大哲学”范围，探讨如何从比较哲学走向世界哲学。比较哲学意味着否定固化，内含吸纳、付出与超越，是超越传统、超越现代性的后现代性和后全球性，这是中国哲学接纳西方哲学，迎接新科技革命，开出一条世界哲学之路的内在原因，也是中国哲学有望成为走向后全球化与后现代化道路上的积极创化力。
比较是当代中国哲学前行的重要途径，但不是唯一途径。当代中国哲学创新不仅仅在于方法论层面的开拓，在于比较领域的开创，更表现在促成了应用哲学的兴起。因此，本系列的第三卷就以应用哲学为主要内容而展开，为哲学创新提供具有实践意义的重要平台。第一章以当代中国哲学的转向为主题，论述了作为哲学转向之时代背景的当代科技发展，包括生物技术对人类存在方式的影响、信息技术对人类交往方式的改变以及人工智能对思维主体的冲击，由此引出多元主义作为哲学转向的认识立场，以及以“大哲学”为内涵的新时代哲学转向进程。第二章论述传统哲学的“降格”，提出在当今时代西方哲学成功实现了从传统的理论哲学到现代的应用哲学的转型，并在转型的过程中完成了西方哲学的自在创新，而我们通过对西方哲学转型过程的梳理和阐释，可以为当代中国哲学创新提供借鉴，从而正确把握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路径和方向。第三章继续西方哲学的叙事，提出西方哲学在现代遭遇到颠覆性转换后，实现了从传统形而上学到当代哲学的转化，这种转化的重要标志就是哲学应用的功利主义尝试、实证主义尝试和马克思主义尝试，并最终通过现象学带来了向生活世界的回归，通过存在主义唤起了对存在本身的关注以及通过分析哲学引发了哲学变革。第四章聚焦于哲学创新视域下的应用哲学研究。这一章从哲学创新的本质、动力及横纵向关系开始，来阐述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可能路径，并从应用哲学在中国所带来的问题和问题意识视角来审查应用哲学如何引领哲学的当代转向，指出应用哲学的兴起对当代中国哲学产生了诸多直接影响，甚至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主要表现形式和未来发展方向；应用哲学研究正在成为当代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这对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对新时期哲学研究的繁荣和兴盛已经并将继续产生切实而显著的影响。应用哲学虽然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就目前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而言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纵观国内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具有世界哲学视角和哲学意味的应用哲学研究成果非常不足，人们期待的高水平应用哲学研究要么尚属空白，要么尚未系统深入。因此，为了将应用哲学研究和哲学创新从现实性提升到可能性，再从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我们就必须深入应用哲学内部来看应用哲学如何能促进哲学的创新。而这正是我们在第五章中所要做的主要工作，即从应用哲学内含的破本质主义和兴建构主义来检查应用哲学的试错式发展，同时，通过应用哲学的融通性，论证弃理论门户之见、立跨学科视野及建跨文化分析框架的必要性。应用哲学对哲学创新的推动作用也可以从其独特的表达形式中窥见一斑，因为应用哲学往往实行个案式研究、对话式研究和情境式研究，这样的研究可以在深度与广度两个向度来促进哲学的创新性深入和拓展。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第六章引申出中国应用哲学的未来走向问题，指出应用哲学在今日中国方兴未艾，既意味着现实世界日新月异的发展向哲学提出了诸多难题和挑战并等待着哲学做出回应，同时也显示出中国哲学学人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尝试，借此着力推动中国理论哲学实现现代转向。这一章重点分析当代中国应用哲学所处的时代（我们将之归结为科技时代）及其问题意识、应用哲学的方法论建构、应用哲学的大问题导向等，因为只有能对这些问题做出系统而有力的回答才能有效推动应用哲学创新并开辟出应用哲学研究的中国模式。
当代中国哲学创新是一个宏伟的主题，我们三年前之所以愿意承担这样一个项目并不是因为我们自以为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个主题，而是因为我们感到对该主题的无知但又对追求这个主题的无限热爱。从2015年春正式立项到今天，我们不仅在学习中扩展了我们的视野，在思考中系统化了我们的观点，而且在与诸多师友争论中不断深化和改进了我们的认识。三卷本的哲学创新系列能够最终得以完稿，有赖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重大规划项目的支持，没有这样的支持，很多想法可能依然停留在观念之中。我们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慷慨而有效地帮助，特别是杨宗元、罗晶、吴冰华等编辑为出版立项、报审、编辑所做的大量工作。我们感谢北京大学哲学系赵敦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赵汀阳研究员、刘素民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刘笑敢教授，东南大学樊浩教授等学者在立项开题会上对该课题研究的内容与方式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其中的很多已经为我们随后的研究所采纳和发展。我们还要感谢国内外学者在哲学创新、哲学比较领域所做的重要突破，他们的工作对我们的思考和写作给予了有益的启发。我们特别感谢香港中文大学黄勇教授、武汉大学吴根友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田海平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李晨阳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等知名学者，感谢他们同意我们借鉴、使用他们已经发表的文章，他们的学术观点、论证思路和理论见解已经成为本系列特别是第二卷（《比较哲学与当代中国哲学创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作为“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研究”的立项负责人，我由衷感谢这个研究团队的所有成员，特别是李萍教授、臧峰宇教授和陆宽宽博士为本项目得以顺利实施和完成所做的大量工作和贡献。
当代中国哲学创新是一个思之常新的话题，而我们的研究只能是阶段性的成果。已经达到的认知可能依然无法令人满意，毕竟，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三卷书作在思想上还有很多缺漏需要补遗，在理论上还有许多面向有待完善，在观点中也还有许多论述有待证实……通向真理的道路总是漫长而艰苦，但好在哲学的探索也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事业，我们还将继续我们的思考，我们的理论反思和实践探索也将永远在路上。2019年1月于中国人民大学静园导言 应用哲学及其问题
每一个关心哲学事业的人都会注意到，当代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趋势就是应用哲学的兴起。与各门具体学科的交叉或渗透而出现的各类应用哲学研究，不仅扩大了哲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重新占领了哲学在现代生活世界和现代知识领域一度失去的地盘，而且改写了哲学的现今存在样态，促成了哲学研究主题的当代转向。然而，围绕应用哲学的争论始终不断，即便在应用哲学研究者内部，关于应用哲学的性质、方法和问题意识等诸多焦点问题并未取得广泛的共识。这构成了本书思考和写作的现实牵连。本书将在“当代中国哲学创新”这一宏大理论视域下全面梳理应用哲学的发展历程，在哲学知识和人类生存智慧相互作用的框架下探讨应用哲学所提出的哲学问题，审视其可能促成的哲学转向。
一、应用哲学之哲学
应用哲学何时产生？应用哲学是一种什么形态的哲学？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追溯哲学史上曾经出现的“实践”“哲学实践”“实践哲学”等相关概念。正是对“实践”的形式继承和实质超越，才使应用哲学得以发生、发展且独立成体，并由边缘走向中心，这也凸显出当代哲学自身表达的特殊面相。
众所周知，“实践”一直是西方哲学的主题。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专门谈到了“实践”的性质，并以此将哲学区分成理论哲学（例如形而上学、本体论的研究）与实践哲学（例如伦理学、政治学的研究）两种不同的类型。以后的哲学家，包括康德和马克思都承继了这一传统。康德将“实践”视为人的自主行为（特别是道德行为）的本质规定，他区分了“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从而将“实践”诠释为人的自由意志外化的表现。马克思不仅为哲学设定了双重任务：“认识世界”（理论哲学）和“改造世界”（实践哲学），而且明确强调了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因为实践是哲学影响现实世界的主要方式。不难看出，在西方哲学史中，对实践的强调既为哲学提供了观照现实世界的通道，同时也为哲学家们提供了走出象牙塔的法门，使哲学之思为解决突出的社会现实问题提供了方法论和必要工具。
然而，“实践”“实践性”尽管突出了哲学的现实关切，肯定了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联，但这依然只是哲学的应用，而非我们将在本书中着力阐述的应用哲学。应用哲学作为一个专有名词、作为哲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的出现确实晚了许多。在西方，可能不早于19世纪中叶；在中国，则不早于20世纪80年代。应用哲学的出现至少需要具备如下两个条件：第一，哲学的“瘦身”。哲学在知识分化的近现代社会不断退让地盘，不断减负瘦身，诸多学科得以从哲学母胎中先后独立，经过若干时期的相对独立发展，它们又进入哲学的考察视野，才由此产生相应的应用哲学。例如，只有教育学独立发展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经过哲学对它的投射才会有教育哲学；同样，只有社会学独立出来，哲学与之重新对话，才有了社会哲学；等等。即便近现代之前间或也有一些哲学家偶然谈到了教育问题或社会问题，但都不能说是教育哲学或社会哲学，因为教育学或社会学在当时都未获得独立。可以说，其他学科的分离且完全独立的发展，是应用哲学产生的必要条件。第二，哲学的“插足”。“瘦身”还只是被迫之举，“插足”才是哲学的主动作为，哲学对各类具体学科及其领域所产生的重大问题主动给予深切的关照和探求，并以哲学的方式做出执着的追问，才有了相应的应用哲学研究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这是应用哲学产生的充分条件。因此，应用哲学只能是现代世界的产物，是现代知识体系充分呈现之后哲学与之重新相遇并再现自身后的新型哲学智慧成果。
因此，应用哲学与传统的理论哲学之间既有相似、一致的方面，也有不同、差异的方面。相似、一致的方面在于它们都坚持了哲学学科的问题意识——对宏大问题的通观把握，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批判分析、反思辨析，以及哲学体系的构建方式——对话、辩难、概念诠释、命题创设等，这些就保证了应用哲学总体上属于哲学式探讨，“哲学性”“哲学式”“哲学味”是足以证成应用哲学何以可能的内在特性。与此相对，二者间的不同、差异则表征了应用哲学对理论哲学的扬弃、对其他具体学科的借鉴和反思，也就是将哲学之思合理地作用于其他具体学科以回答其中蕴含的重大问题，并由此生成新的哲学之知。此时的哲学之思还保有厚重的历史继承，但哲学之知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应用哲学提供的哲学之知不只是将已有的理论哲学之观点、方法现实化，更重要的是它给出了中观知识。具体学科提供的微观知识在哲学的完备审视、严密探求之后，产生出来的应用哲学知识不再是宏观知识，而是中观知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主张应用哲学带来了哲学的转向，因为它实现了哲学知识论意义上的全新定位和内涵合成。
与应用哲学相关联但又有所区别的哲学有理论哲学（有时也被称为纯哲学或学院哲学）、经典哲学（有时也被称为传统哲学或基础哲学）。广义上说，理论哲学包括了经典哲学，后者仅指以古代西方哲学为主体的哲学体系，前者的范围涵盖了古今中外，有多种形态，但都以传统哲学问题为主。理论哲学关注的是通常意义上的哲学之思，提供的是专门性的哲学之知，它是由少数哲学家或受过系统哲学训练的专业人士担当的理论建构事业。尽管理论哲学的问题也有相当部分来自现实的关切，一些哲学家们也会对现实社会的变动做出深入考察，然而，这些都是偶尔为之，现实世界或生活领域的问题只是他们验证（证实或证伪）自身理论的试验场。理论哲学并不一定要跟现实世界发生直接的关系，例如，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一书中指出，哲学活动最后应达到“完全的明晰性”，但“这不过意味着哲学问题的消失”。如果哲学有什么真正发现的话，那只是“使我能够在想从事哲学时终止哲学，让哲学安息”。他还说：“没有一个哲学方[1]法，但确有类似于各种治疗的方法。”后人把这种哲学观称为“治疗性哲学”，它力图通过消除哲学问题来治疗“哲学病”。维特根斯坦诊断哲学病主要出在语意不清、语词不明上，他给出的治疗建议主要是制定语言规则、澄清语法。
与西方略微不同，应用哲学在中国的最初出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联系实际”这一思想原则的指引，一些哲学工作者基于对现实中的重大社会问题或其他学科的重大理论问题的关心而各自分别提出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应用哲学研究者主要是从事哲学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的学人们，他们所采纳的哲学研究框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具体包括实践认识论、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论、统一世界观等学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体系自然地成为中国初期以至今天应用哲学理论的核心主干或本体架构，将此基本体系推及、扩展到其他学科得出的哲学与其他学科共在并进的交叉研究，也是多年来中国应用哲学研究的主要形态，因此，应用哲学通常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支或者部门化。将应用哲学直接理解为哲学的应用或者哲学理论联系社会实践，这种包含了偏差的认识如此牢固，在中国哲学界似乎成了定论。其实，这样的应用哲学只是哲学的应用，可以看作应用哲学的早期形态，还不能说就是我们将在本书中要阐述的应用哲学。上述应用哲学可以勉强称之为准应用哲学，这样的准应用哲学因其对“哲学”的狭隘理解、对“应用”的过于直白的简化认识，在产生之初就已经被无情地置于部分主体、半主体的地位，并未得到哲学界内外的普遍支持。
从研究对象波及的范围而言，可以将应用哲学区分为广义的应用哲学和狭义的应用哲学两种．广义的应用哲学指针对相关学科中的基础理论所进行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属于了解真相的学理研究，这也是“哲学”一词在西方话语中的一个专有含义。任何探索真相的学问都可以被称为哲学性的研究，研究真相的博士学位都被叫作哲学博士（Ph﹒D），例如，在医学中，研究医学技术的博士学位叫作医学技术博士（M﹒D），而研究疾病成因等关于事实真相学问的学位则被授予医学方面的哲学博士学位。狭义的应用哲学则指针对相关学科的知识及其问题所进行的哲学式研究，这样的研究属于诠释、理解和价值排序等层面的研究，我们也称之为元应用哲学或应用哲学的元研究。
从哲学的问题意识出发，我们还可以将应用哲学（特别是中国应用哲学）分成强式应用哲学和弱式应用哲学两种不同类型。强式应用哲学仅仅指20世纪50、60年代以后出现的应用哲学，这样的应用哲学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引导了传统哲学的当代转向，在方法论、认识论、价值论等多重维度上有所呈现；弱式应用哲学则指迄今为止的思想史中反复出现的、对经典哲学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做出的哲学关注，或者临时借用哲学视角对某个具体问题做出的哲学探讨。不难看出，弱式应用哲学研究往往是个案式的或事件性的，它很难根本改变哲学的存在样态，也无法引起哲学自身存在方式的改变。本书所理解的应用哲学除非特别说明通常指的是前者，是一种强式应用哲学，它的出现在西方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中国则是进入21世纪之后才受到了显著关注。
总之，在如何理解应用哲学概念、将应用哲学做怎样的学术定位等问题上，本书所持有的基本学术立场与国内主流的倾向有所不同。我们的一个核心观点是真正的应用哲学意味着现代哲学的转向，而且成长成熟起来的应用哲学正在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的转向，换句话说，应用哲学并非现有哲学学说或观点的直接套用或简单推广，相反，应用哲学具有自身的独特问题意识，正是这样的问题意识推动并引领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全面转型。本书将在充分把握中国应用哲学现状的基础上，对应用哲学的过去做出检视和总结，并将之视为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主要引擎之一，揭示中国应用哲学的可能发展方向，从而构建中国应用哲学的学科框架以及基本问题。
二、应用哲学之应用
我们已经在上文指出，“应用哲学”并非传统哲学的实践性指向，也非现有哲学理论体系之简单外推，其实，“应用哲学”之“应用”只是一个并不十分恰当的类比，就其本质而言，强式应用哲学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哲学表达形式和存在状态。所以，“应用哲学”之“应用”是个形容词性的名词，而非动词，它只是表明了有别于经典[2]理论哲学的专有属性。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应用哲学”不是动宾结构，而是并列结构，应用哲学中的“应用”指明了这类“哲学”的属性；应用哲学中的“哲学”则强调了这类“应用”的根源，二者相互指涉，共同限定，从而构成了稳固且明确的内涵和外延。
基于上文的讨论不难看到，应用哲学不是纯粹的理论哲学，理论哲学可以无须关注、引入其他学科的知识或方法而独立自存；应用哲学也不是传统哲学内的某个二级学科或者说哲学的子类，哲学的二级学科，如伦理学、美学、逻辑学等本身就是哲学研究的一个部分，属于哲学大树上的枝叶；应用哲学也不是“二道贩子”，兜售现成的哲学观点。综上，应用哲学不过是哲学的现代发展，在融汇其他学科知识、借用其他领域的方法的同时坚持哲学的致思所促成的新哲学存在样态。
哈贝马斯所提出的许多问题以及相应的观点其实都可以划入应用哲学之中。例如“公共领域”“交往共同体”等概念的提出，就是为了正面回答当代政治社会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在民主政治时代日益原子化的个人之间如何实现有效的沟通与合作？虽然哈贝马斯主要采取的是一种先验主义的论证方式，即从人们的语言和交往结构中寻求价[3]值共识的规范性基础，而且也遭到了理论上的诘难，但他确实吸收和融合了大量非哲学的知识，例如法学、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正是由于他的关注焦点是活生生的现实问题，他的讨论引起了广泛且持久的争论。一些哲学家指出：“交往共同体”的设计“低估了交往的社会构成和它所受到的社会限制。从这一点看……理想化的共识观念可能会使下述做法合法化：通过把共识颂扬为‘达成理解’的理想[4]状态，对个人实行操纵并压制差异”。哈贝马斯本人对上述诘难做出了如下的回应：“交往共同体”是一种“事实上应该存在的状[5]态……这给我们的日常交往注入了某种理想性”，它不是“绘图桌上炮制出的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的基本规范”，当然也就不是“交往乌托邦”。哈贝马斯特别强调“交往共同体”以及交往共同体所存在[6]其间的公共领域应当充分发挥反映社会问题的“信号功能”，因此，“公共领域”的健康生长意味着它对社会问题保持足够的敏感性。哈贝马斯特别指明以社会组织为联结途径来解决当代社会公共领域相关的问题，这样的思路显然有别于传统哲学家们热衷的形而上学体系构建。
应用哲学的范围如此之广，以致常常被滥用，这对尚属年轻的应用哲学来说构成了极大的伤害。一些研究只是盗用哲学之名却毫无哲学之实，还有一些研究是不恰当的借用甚至是误用，所以，许多标榜“某某哲学”并不都能划入应用哲学之下。例如，“发展哲学”是哲学对发展问题的关注，仍然属于理论哲学的实践导向，不属于应用哲学；而“管理哲学”则可以视为应用哲学，因为“管理哲学”显示了管理学及其重大理论问题与哲学的深度勾连。“发展”只是一个研究对象，不是独立的学科或知识体系，“发展哲学”充其量表达的是对发展问题的哲学关切，而非界域明确、知识体系完整的应用哲学分支。
应用哲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有其理论阵地，至少在国际哲学界，英国的《应用哲学杂志》（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和美国的《国际应用哲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是两本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专业学术期刊。《应用哲学杂志》创立于1984年，是英国“应用哲学学会”创办的同行评议性质的学术期刊，覆盖领域包括环境、医学、科学、政策、法律、政治、[7]经济、教育。《国际应用哲学杂志》由美国学者创办于1982年，信奉哲学应该面向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一基本观点，同样地也是一个同行评议期刊，它主要处理商业、教育、环境、健康保健、法律、心理[8]和科学中的实际议题。这两本专业期刊不仅担当了展示应用哲学领域最新研究成果的功能，还通过对人类生活世界和国际交往关系中不断发生的重大迫切问题予以哲学关切，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国际哲学界的应用哲学转向。
哲学曾被置于一切科学之上，号称“科学之科学”，但在近代知识分化、自然科学和技术研究高歌猛进的现代社会这一地位完全被颠覆，哲学不仅被拉下了神坛，甚至被弃之如敝屣。然而，科学技术的一路狂奔也制造、遗留了诸多难题，这些难题的解决仅靠科学技术本身、停留在科学技术领域根本无望，哲学的关切和审视就必不可少。《技术垄断》一书的作者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曾忧心地指出，随着科技的急剧发展，人类文明已经从工具时代进步到技术统治时代，并正在从技术统治时代进入技术垄断时代。《美丽新世界》一书的作者赫胥黎（Al‐dous Huxley）也提醒世人严重关注技术垄断带来的威胁，这些威胁将迫使人类对宗教、艺术、家庭、政治、历史、真理、隐私、智慧相关的社会、文化、价值等诸多层面做出重新界定，甚至促使它们都服从于技术的存在和使用，结果，上述久已形成的人类文明成果将失去意义，不再是滋养人类精神和灵魂的源泉。这些作者正是出于哲学视角对科技的狂热和绝对主导地位提出了质疑。
当代世界的形势更为严峻。在信息化进入“物联网”阶段后，网络世界正在前所未有地融合甚至吸纳物理世界。任何关键基础设施背后都不得不高度依赖某种信息系统控制，而破坏这些“大脑”就可以瞬间直接造成无法弥补的全局性物理伤害。比如被称为“网络战争中的广岛”针对伊朗核设施的“震网”，就是典型的针对工业控制系统（industrial control system，ICS）的病毒。根据已知信息，震网极大打击了伊朗纳坦兹铀浓缩厂的监测控制和数据采集（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SCADA）、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s，PLC），导致伊朗五分之一的离心机受到破坏。震网之所以被称为一场“军事革命”（RMA），因为它代表了网络进攻再次突破“网络世界”的制约，可以直接进入并破坏空间上相隔千万里的物理世界。这就涉及了诸多应用哲学的问题，例如军事哲学、政治哲学、网络哲学、工程哲学等领域，人们可能会问：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就可以对主权国家进行主动式攻击吗？基于商业目的和国家荣誉展开的网络黑客行为真的有本质上的不同吗？我们相信，人类的探索不会停止，由此提出的应用哲学问题也不会终结。
三、应用哲学之问题
正如我们曾指出的，哲学原本就有对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予以关注的传统，哲学的实践性导向一方面避免了哲学与人类生活的脱节，另一方面也鼓励了哲学家们对身处其中的周遭世界予以合理的现实关怀。在哲学史上，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英国哲学家边沁、密尔，德国哲学家马克思，美国哲学家杜威都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样板。但应当看到，这些哲学家们仍然属于理论哲学家，因为他们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仍然是以追求宏大的哲学体系、完整的哲学知识为前提的。现代应用哲学则有所不同，它已经放弃了为理论哲学佐证的任务，它们是以所关注的问题本身为中心，并且大量借鉴、援用了具体学科的研究方法。
黄楠森先生曾撰文指出，哲学或者“一般哲学”“只能是本体论，即世界观，亦即对世界的整体把握或一般把握。……哲学以外的任何学科都只是对世界的某一领域，或某一层次，或某一方面的研究”，所以应用哲学只是“把哲学应用于某一领域而形成的关于这一领域的哲学”，这样的应用哲学是一个集合名词，因为它包含了多门哲学。[9]黄先生理解的“哲学”其实只是某种哲学类型，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他所表明的“一般哲学”，因为他对哲学的定义已经将其他类型的哲学排除在外了。在本书中，我们倾向于将哲学理解为追求智慧和真理的学术事业，因此，以反思、批判为工具所进行的学术探讨都可以划入哲学之中。哲学研究不仅是开放的、始终处于未完成的状态之中，同时也是辨析的、理性的，以概念分析、说理、对话为主要表达方式，哲学的家族可以具有无数位成员，相应地，应用哲学也可以是多中之一，区别于其他具体学科的应用哲学是“一”，但在应用哲学内部又呈现出“多”。
上文讲到“实践”概念，这个概念原本是哲学内的议题，与此相对，“科学”是哲学之外的领域，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关系性质十分复杂。应用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来源就是如何有效回答现代世界中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在古代，科学曾附着哲学这棵知识大树上，依托于哲学所提供的思辨方法，因为那时的科学探索活动至多只是社会贤达或哲学家们的个人兴趣而已。近代以来，科学受到生产需要、市场竞争、工业文明扩张等多方面因素的激励获得了迅猛发展，科学也由此不断受到追捧，并最终被视为合理、正当的标准，一些哲学家甚至尝试实现哲学的科学化目标，斯宾诺莎、边沁、马克思、杜威等都是这一努力的主要践行者。然而，科学从哲学独立出来并与哲学渐行渐远，科学化的哲学之努力只是低水平的模仿，既失去了哲学的独特性，丧失了哲学存在的地盘，也加重了科学主义一意孤行给人类总体文明和人的生存状态造成的伤害。庆幸的是，也有许多哲学家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从各种角度为科学出走之后的哲学何以自立自处开拓了新的疆界，意志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社会批判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等结成了牢固的同盟者。
哲学不是科学，但哲学与科学（特别是与技术）的关系问题仍然构成了哲学的重要问题，应用哲学概莫能外。今日的诸多应用哲学分支都与科学技术密不可分，例如信息技术中的哲学问题，如何理解信息的本质？信息论奠基人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引入热力学的“熵概念”，将“信息”视为“不确定性”或“选择的自由度”的度量。英国学者艾什比（William Ross Ashby）也指出，“信息”的本性在于事物本身具有“变异度”。意大利学者朗高（G﹒Longo）强调，“信息”是反映事物的形成、关系和差别的东西，它包含于事物的差异之中，而不在事物本身。信息主导而形成的信息社会就具有“非自然化”“非周期性”“非确定性”三大特点。今日的人类正在进入信息社会。但我们必须警惕信息的误区、信息甄别上的先入为主可能造成的社会决策方面的重大失误。例如，早在19世纪20年代末，统计学家盖里和凯特莱深入研究了法国的犯罪数据，发现每年的犯罪行为特点几乎保持不变，连使用枪支、刀剑、拳脚、棍棒的谋杀案比例都年年相似。他们得出结论：犯罪行为可以准确无误地进行自我复制。但问题远不止这么简单。学者所给出的算法模型其实也可能直接影响了政府的警力设置，并成了所要分析对象的干扰变量，结果这样的算法模型一旦运转，执法行为就会增多，产生的新数据又会进一步证明加强执法的必要性。形象地说，就是哪里前科越多，哪里就越受算法“关照”，最终形成一个失真甚至有害的回馈环路。
事实上，由于科学与技术越来越快速的发展，它们对哲学的影响以及由此形成的应用哲学研究都开始呈现出非常不同的样貌，各自的问题意识和作用方式也日益显示出显著的差异。那些以科学为基准、对科学引发的问题予以哲学关注的应用哲学，更加关注新科学观点或新科学领域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特别是对世界的构成和来源的本体论问题、如何理解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的应用逻辑问题、怎样在科学体系中定位人的作用的形而上学问题。例如，在理论物理学中，我们会频繁使用“质料”（Material）、“力”（Force）、“空间”、“时间”这类概念，但物理学并不探究这些概念的真正含义。再比如，现代天文学带来的挑战正在改写哲学的表达方式。早在1933年，瑞士天文学家弗里兹·兹威基（Fritz Zwick）率先提出了“暗物质”的概念，他推测星系团中存在大量不发光的物质，并命名为暗物质。20世纪70年代美国天文学家薇拉·鲁宾（Vera Rubin）也提出，如果引力理论正确的话，就需要引入不发光的物质来提供更大的引力，才能束缚住星系中的物质。“暗物质”概念由此得到了物理学界和天文学界的广泛认可。学者们相信，在宇宙的组成成分中，只有4%是可见物质，剩下看不见的是24%的暗物质和72%的暗能量，因此，我们肉眼可见的宇宙只是真实宇宙的很小一部分而已。然而，美国耶鲁大学天文学系教授皮耶特· 范·库姆（Pieter van Dokkum）领导的研究小组于2018年3月28日在《自然》上发表了题为《一个缺少暗物质的星系》（“A galaxy lacking dark matter”）的论文，他们指出星系NGC1052-DF2中几乎不含有暗物质。研究人员猜测，星系中的暗物质的缺失、星系周围奇怪的星团以及星系的尺度之间存在联系。从几乎都有暗物质组成的星系，到这次发现的几乎不含有暗物质的星[10]系，给出了关于宇宙场景的两个极端解释。真相到底如何呢？其实，这已经不再是事实观察的问题，而是我们可以给出怎样的认识图式或解释范式来理解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以及相应的知识体系的问题，易言之，这很可能意味着正是我们对宇宙的先验判断决定了我们拥有怎样的宇宙观。这显然是个哲学问题，而非单纯的天文学或物理学的问题。
在现代社会，技术不再只是依附科学而存在的附属品，相反，技术正在以势不可挡的劲头突破科学实验室和研究人员的设想成为改变世界、左右未来人类社会走向的决定性因素。那些应对技术引发的社会问题，即聚焦技术领域并以技术为基准的应用哲学研究，通常涉及应用伦理学的问题，因为技术的应用直接进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冲击既有的价值原则和规范，例如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家庭、两性、人际关系改变，将会迫使人类不得不修正曾经对实践理性、人的主体性和生活方式等的理解。确实人工智能是一种具有广泛应用前景、发展前途远大的高新技术，同时，也是一种远未成熟、后果难以预料的颠覆性技术。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各种智能系统、智能机器人之间也可能需要人们拿出高超的智慧促成它们在生产、生活中相互配合，相互协作。而在未来夹杂了现实的或虚拟的交往实践中，各交往主体之间是否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利益纠葛？是否会产生同情、愉悦、痛恨、厌恶之类复杂情感？是否可能结成一定的利益共同体，进而提出政治上的要求？是否会对传统的人伦关系、家庭和社会结构等造成实质性冲击？这些问题都悬而未决。更有专家预测：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机器人能模仿甚至超越人和人的体验。到那时，与性爱机器人“交流”可能让人上瘾，将来甚至可能完全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如此前卫和紧迫，着实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且对既有的社会规则和价值理念等造成难以挽回的冲击。技术一味向前，却常常带给我们多重的困境，可怕的是，技术本身对此并不自知。应用哲学的步步紧逼就显得非常必要。
在哲学思考上，我们可以不断追问知识的根源，从而促使我们不轻易驻足、局限在某一个理论中，进而能够不断挑战旧的框架，寻找更合理的新观点或者多面向的思考路径。狭义上说，基于严谨的逻辑做出的思考都可以称为“批判性思考”，批判性思考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怀疑，对于各种想法不轻易相信，而是尽可能去质疑。广义上说，一切可以产生新观点的思考或者创造性思考都属于批判性思考。当然，哲学的批判主要借助于逻辑学这一思维工具，它提供了思维的正确形式，提出了有效的推理，从而构成了一切哲学讨论的基础。应用哲学也不能摆脱或忘却以批判和反思见长的基本哲学表达，但应用哲学因其延伸了理论哲学批判对象和完成了其他学科无法做到的自我反思，一方面扩展了哲学在现代社会的存在空间，另一方面也完成了对其他学科的知识成果的批判性思考而做出了严肃的检视。从这一意义上说，应用哲学因其对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的思维定式做出的怀疑和追问，其本身同时就是创造性思考。
应用哲学是理论哲学断裂式发展的产物，因此，也可以视为当代哲学创新的主要表现形式。不过，哲学创新虽然并没有人们以为的那么稀少或困难，但哲学创新确实完全不同于技术创新，它主要体现在人们的认识上。更具体地说，人的独立且深入的思考本身，或者巧妙地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以及灵活地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过程，都可能是一种创新。赖尔（Gilbert Ryle）在阐述一个人借助智力进行论证时说道：“他不得不遇到新的反对意见，解释新的证据并且在以前不曾出现过的情况下使各种因素彼此之间建立起联系。简而言之，他不得不创新，而在创新之处他并不是出于习惯进行论证的。他不会重复[11]陈旧的步骤。”朱熹在《大学章句》中也有类似的思想，他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矣。”显然，朱熹提出的“格物”并非只是简单的模仿，“致知”也绝对不是拾人牙慧，相反，通过即物以格，用力运思，豁然贯通，解开了心中疑惑，获得了新知。应用哲学所做的工作正是这样的格物以致知的思想创新工作。注释[1]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韩林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33．[2]在此不得不对英语世界广泛使用的两个概念——applying philosophy和applied philos‐ophy做出辨析。applying philosophy通常指的是哲学人对某个（些）现实问题做出哲学分析，却不热衷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具体的方案，它是点对点的个案式讨论，提供了哲学观点、看法，但无法提供系统的哲学学说，很难构成相对稳定的哲学类型。applied philosophy则指人们将已有的哲学方法或学说运用到传统哲学关注的领域之外，给这些非哲学领域的问题解答提供启示，它可以说是早期的应用哲学，其实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准应用哲学”。我们所主张的元应用哲学或者说强式应用哲学，其英语表达也许是meta‐apply‐approach philosophy。[3]贺来．“道德共识”与现代社会的命运．哲学研究，2001（5）：29-30．[4]道格拉斯·凯尔纳，等．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311．贺来．“道德共识”与现代社会的命运．哲学研究，2001（5）：31．[5]哈贝马斯，哈勒．作为未来的过去．章国锋，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103．[6]李国娟．论“公共领域”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哈贝马斯商谈伦理在当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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