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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28 20: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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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充闾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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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一片动乡心

白云一片动乡心试读:

碗花糕

小时候,一年到头,最欢乐的日子要算是旧历除夕了。

除夕是亲人欢聚的日子。行人在外,再远也要赶回家去过个团圆年。而且,不分穷家富家,到了这个晚上,都要尽其所能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母亲常说:“打一千,骂一万,丢不下三十晚上这顿饭。”老老少少,任谁都必须熬过夜半,送走了旧年、吃过了年饭之后再去睡觉。

我的大哥在外做瓦工,一年难得回家几次,但是,旧历年、中秋节却绝无例外地必然赶回来。到家后,第一件事是先给水缸满满地挑上几担水,然后再抡起斧头,劈上一小垛劈柴。到了除夕之夜,先帮嫂嫂剁好饺馅,然后就盘腿上炕,陪着祖母和父亲、母亲玩纸牌。剩下的置办夜餐的活,就由嫂嫂全包了。

一家人欢欢乐乐地说着笑着。《笑林广记》上的故事,本是寥寥数语,虽说是笑话,但包袱不多,笑料有限。可是,到了父亲嘴里,敷陈演绎,踵事增华,就说起来有味、听起来有趣了。原来,自幼他曾跟说书的练习过这一招儿。他逗大家笑得前仰后合,自己却顾自在一旁吧嗒吧嗒地抽着老旱烟。

我是个“自由民”,屋里屋外乱跑,片刻也停不下来。但在多数情况下,是听从嫂嫂的调遣。在我的心目中,她就是戏台上头戴花翎、横刀立马的大元帅。此刻,她正忙着擀面皮、包饺子,两手沾满了面粉,便让我把摆放饺子的盖帘拿过来。一会儿又喊着:“小弟,递给我一碗水!”我也乐得跑前跑后,两手不闲。

到了子时正点,也就是所谓“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的时刻,哥哥领着我到外面去放鞭炮,这边饺子也包得差不多了。我们回屋一看,嫂嫂正在往锅里下饺子。估摸着已经煮熟了,母亲便在屋里大声地问上一句:“煮挣了没有?”嫂嫂一定回答:“挣了。”母亲听了,格外高兴,她要的就是这一句话。“挣了”,意味着赚钱,意味着发财。如果说“煮破了”,那就不吉利了。

热腾腾的一大盘饺子端了上来,全家人一边吃一边说笑着。突然,我喊:“我的饺子里有一个钱。”嫂嫂的眼睛笑成了一道缝,甜甜地说:“恭喜,恭喜!我小弟的命就是好!”旧俗,谁能在大年夜里吃到铜钱,就会长年有福,一顺百顺。哥哥笑说,怎么偏偏小弟就能吃到铜钱?这里面一定有说道,咱们得检查一下。说着,就夹起了我的饺子,一看,上面有一溜花边儿,其他饺子都没有。原来,铜钱是嫂嫂悄悄放在里面的,花边也是她捏的,最后,又由她盛到了我的碗里。谜底揭开了,逗得满场哄然腾笑起来。

父母膝下原有一女三男,早几年,姐姐和二哥相继去世。大哥、大嫂都长我二十岁,他们成婚时,我才一岁多。嫂嫂姓孟,是本屯的姑娘,哥哥常年在外,她就经常把我抱到她的屋里去睡。她特别喜欢我,再忙再累也忘不了逗我玩,还给我缝制了许多衣裳。其时,母亲已经年过四十了,乐得清静,便听凭我整天泡在嫂嫂的屋里胡闹。后来,嫂嫂自己生了个小女孩,也还是照样地疼我爱我亲我抱我。有时我跑过去,正赶上她给小女儿哺乳,便把我也拉到她的胸前,我们就一左一右地吸吮起来。

但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嫂嫂蒸的“碗花糕”。她有个舅爷,在京城某王府的膳房里混过两年手艺,别的没学会,但做一种蒸糕却是出色当行。一次,嫂嫂说她要“露一手”,不过,得准备一个大号的瓷碗。乡下僻塞,买不着,最后,还是她回家把舅爷传下来的浅花瓷碗捧了过来。

一个面团是嫂嫂事先和好的,经过发酵,再加上一些黄豆面,搅拌两个鸡蛋和一点点白糖,上锅蒸好。吃起来又甜又香,外暄里嫩。家中每人分尝一块,其余的全都由我吃了。

蒸糕做法看上去很简单,可是,母亲说,剂量配比、水分、火候都有讲究。嫂嫂也不搭言,只在一旁甜甜地浅笑着。除了做蒸糕,平素这个浅花瓷碗总是嫂嫂专用。她喜欢盛上多半碗饭,把菜夹到上面,然后,往地当央一站,一边端着碗吃饭,一边和家人谈笑着。二

关于嫂嫂的相貌、模样,我至今也说不清楚。在孩子的心目中,似乎没有俊丑的区分,只有“笑面”或者“愁面”的感觉。小时候,我的祖母还在世,她给我的印象,是终日愁眉不展,似乎从来也没见到过她的笑容;而我的嫂嫂却生成一张笑脸,两道眉毛弯弯的,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总带着甜丝丝的盈盈笑意。

不管我遇到怎样不快活的事,比如,心爱的小鸡雏被大狸猫捕吃了,赶庙会母亲拿不出钱来为我买彩塑的小泥人,只要看到嫂嫂那一双笑眼,便一天云彩全散了,即使正在哭闹着,只要嫂嫂把我抱起来,立刻就会破涕为笑。这时,嫂嫂便爱抚地轻轻地捏着我的鼻子,念叨着:“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小鸡鸡,没人要,娶不上媳妇,瞎胡闹。”

待我长到四五岁时,嫂嫂就常常引逗我做些惹人发笑的事。记得一个大年三十晚上,嫂嫂叫我到西院去,向堂嫂借枕头。堂嫂问:“谁让你来借的?”我说:“我嫂。”结果,在一片哄然笑闹中被堂嫂骂了出来。堂嫂隔着小山墙,对我嫂嫂笑骂着。我嫂嫂又回骂了一句什么,于是,两个院落里便伴随着一阵阵爆竹的震响,腾起了叽叽嘎嘎的笑声。原来,旧俗年三十晚上到谁家去借枕头,等于要和人家的媳妇睡觉。这都是嫂嫂出于喜爱,让我出洋相,有意地捉弄我,拿我开心。

还有一年除夕,她正在床头案板上切着菜,忽然一迭连声地喊叫着:“小弟,小弟!快把荤油罐给我搬过来。”我便趔趔趄趄地从厨房把油罐搬到她的面前。只见嫂嫂拍手打掌地大笑起来,我却呆望着她,不知是怎么回事。过后,母亲告诉我,乡间习俗,谁要想早日“动婚”,就在年三十晚上搬动一下荤油坛子。

嫂嫂虽然没有读过书,但十分通晓事体,记忆力也非常好。父亲讲过的故事、唱过的“子弟书”,我小时在家里发蒙读的《三字经》《百家姓》,她听过几遍后,便能牢牢地记下来。我特别贪玩,家里靠近一个大沙岗,整天跑到那里去玩耍。早晨,父亲布置下两页书,我早就忘记背诵了,她便带上书跑到沙岗上催我快看,发现我浑身上下满是泥沙,便让我就地把衣服脱下,光着身子坐在树荫下攻读,她就跑到沙岗下面的水塘边,把脏衣服全部洗干净,然后晾在青草上。

我小时候又顽皮,又淘气,一天到晚总是惹是生非。每当闯下祸端父亲要惩治时,总是嫂嫂出面为我讲情。这年春节的前一天,我们几个小伙伴随着大人到土地庙去给土地爷进香上供,供桌设在外面,大人有事先回去,留下我们在一旁看守着,防止供果被猪狗扒吃了,挨过两个时辰之后,再将供品端回家去,分给我们享用。所谓“心到佛知,上供人吃”。

可是,两个时辰是很难熬的,于是,我们又免不了起歪作祸。家人走了以后,我们便悄悄地从怀里摸出几个偷偷带去的“二踢脚”(一种爆竹),分别插在神龛前的香炉上,然后用香火一点燃,只听“噼啪”一阵轰响,小庙里面便被炸得烟尘四散,一塌糊涂。我们却若无其事地站在一旁,欣赏着自己的杰作。

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哪晓得早被邻人发现了,告到了我父亲那里。我却一无所知,坦然地溜回家去。看到嫂嫂等在门前,先是一愣,刚要向她炫耀我们的战绩,她却小声告诉我:一切都露馅了,见到父亲二话别说,立刻跪下,叩头认错。我依计而行,她则爹长爹短地叫个不停,赔着笑脸,又是装烟,又是递茶,父亲渐渐地消了气,叹说了一句:“长大了,你能赶上嫂嫂一半,也就行了。”算是结案。

我家养了一头大黄牛,哥哥春节回家度假时,常常领着我逗它玩耍。他头上顶着一个花围巾,在大黄牛面前逗引着,大黄牛便跳起来用犄角去顶,尾巴翘得老高老高,吸引了许多人围着观看。这年秋天,我跟着母亲、嫂嫂到棉田去摘棉花,顺便也把大黄牛赶到地边去放牧。忽然发现它跑到地里来嚼棉桃,我便跑过去扬起双臂轰赶。当时,我不过三四岁,胸前只系着一个花兜肚,没有穿衣服。大黄牛看我跑过来,以为又是在逗引它,便挺起了双角去顶我,结果,牛角挂在兜肚上,我被挑起四五尺高,然后抛落在地上,肚皮上划出了两道血印子,周围的人都吓得目瞪口呆,母亲和嫂嫂“呜呜”地哭了起来。

事后,村里人都说,我捡了一条小命。晚上,嫂嫂给我做了碗花糕,然后,叫我睡在她的身边,夜半悄悄地给我“叫魂儿”,说是白天吓得灵魂出窍了。三

每当我惹事添乱,母亲就说:“人作有祸,天作有雨。”果然,乐极悲生,祸从天降了。

在我五岁这年,中秋节刚过,回家休假的哥哥突然染上了疟疾,几天下来也不见好转。父亲从镇上请来一位姓安的中医,把过脉之后,说怕是已经转成了伤寒,于是,开出了一个药方,父亲随他去取了药,当天晚上哥哥就服下了,夜半出了一身透汗。

清人沈复在《浮生六记》中,记载其父病疟返里,寒索火,热索冰,竟转伤寒,病势日重,后来延请名医诊治,幸得康复。而我的哥哥遇到的却是一个“杀人不用刀”的庸医,由于错下了药,结果,我哥哥第二天就死去了。人们都说,这种病即使不看医生,几天过后也会逐渐痊愈的。父亲逢人就讲:“人间难觅后悔药,我真是悔青了肠子。”

他根本不相信,那么健壮的一个小伙子,眼看着生命就完结了。在床上停放了两整天,他和嫂嫂不合眼地枯守着,希望能看到哥哥长舒一口气,苏醒过来。最后,由于天气还热,实在放不住了,只好入殓,父亲却双手捶打着棺材,破死命地叫喊;我也呼着号着,不许扣上棺盖,不让钉上铆钉。尔后又连续几天,父亲都在深夜里到坟头去转悠,幻想能听到哥哥在坟墓里的呼救声。由于悲伤过度,母亲和嫂嫂双双病倒了,东屋卧着一个,西屋卧着一个,屋子里死一般的静寂。原来雍雍乐乐、笑语欢腾的场面再也见不到了。我像是一个团团乱转的卷地蓬蒿,突然失去了家园,失去了根基。

冬去春来,天气还没有完全变暖,嫂嫂便换了一身月白色的衣服,衬着一副瘦弱的身躯和没有血色的面孔,似乎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其实,这时她不过二十五六岁。父亲正筹划着送我到私塾里读书。嫂嫂一连几天,起早睡晚,忙着给我缝制新衣,还做了两次碗花糕。不知为什么,吃起来总觉着味道不及过去了。母亲看她一天天瘦削下来,说是太劳累了,劝她停下来歇歇。她说,等小弟再大一点,娶了媳妇,我们家就好了。

一天晚上,坐在豆油灯下,父亲问她下步有什么打算。她明确地表示,守着两位老人、守着小弟弟、带着女儿过一辈子,哪里也不去。

父亲说:“我知道你说的是真心话,没有掺半句假。可是……”

嫂嫂不让父亲说下去,呜咽着说:“我不想听这个‘可是’。”

父亲说,你的一片心意我们都领了。无奈,你还年轻,总要有个归宿。如果有个儿子,你的意见也不是不可以考虑;可是,只守着一个女儿,孤苦伶仃的,这怎么能行呢?

嫂嫂说:“等小弟长大了,结了婚,生了儿子,我抱过来一个,不也是一样吗?”

父亲听了长叹一声:“咳,真像‘杨家将’的下场,七狼八虎,死的死,亡的亡,只剩下一个无拳无勇的杨六郎,谁知将来又能怎样呢?”

嫂嫂呜呜地哭个不停,翻来覆去,重复着一句话:“爹,妈,就把我当作你们的女儿吧。”嫂嫂又反复亲我,问“小弟放不放嫂嫂走”,我一面摇晃着脑袋,一面号啕大哭。父亲、母亲也伤心地落下了眼泪。这场没有结果的谈话,暂时就这样收场了。

但是,嫂嫂的归宿问题,终究成了两位老人的一块心病。一天夜间,父亲又和母亲说起了这件事。他们说,论起她的贤惠,可说是百里挑一,亲闺女也做不到这样。可是,总不能看着二十几岁的人这样守着我们。我们不能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我们于心难忍啊!

第二天,父亲去了嫂嫂的娘家,随后,又把嫂嫂叫过去了,同她母亲一道,软一阵硬一阵,再次做她的思想工作。终归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嫂嫂勉强地同意改嫁了。两个月后,嫁到二十里外的郭泡屯。

我们那一带的风俗,寡妇改嫁,叫“出水”,一般都悄没声的,不举行婚礼,也不坐娶亲轿,而是由娘家的姐妹或者嫂嫂陪伴着,送上事先等在村头的婆家的大车,往往都是由新郎亲自赶车来接。那一天,为了怕我伤心,嫂嫂是趁着我上学,悄悄地溜出大门的。

午间回家,发现嫂嫂不在了,我问母亲,母亲也不吱声,只是默默地揭开锅,说是嫂嫂留给我的,原来是一块碗花糕,盛在浅花瓷碗里。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吃这种蒸糕了,泪水唰唰地流下,无论如何也不能下咽。

每年,嫂嫂都要回娘家一两次。一进门,就让她的侄子跑来送信,叫父亲、母亲带我过去。因为旧俗,妇女改嫁后再不能登原来婆家的门,所谓“嫁出的媳妇泼出的水”。见面后,嫂嫂先是上下打量我,说“又长高了”,“比上次瘦了”,坐在炕沿上,把我夹在两腿中间,亲亲热热地同父母亲拉着话,像女儿见到爹妈一样,说起来就没完,什么都想问,什么都想告诉。送走了父亲、母亲,还要留我住上两天,赶上私塾开学,早晨直接送我到校,晚上再接回家去。

后来,我进县城、省城读书,又长期在外工作,再也难以见上嫂嫂一面了。听说,过门后,她又添了四个孩子,男人大她十几岁,常年哮喘,干不了重活,全副担子落在她的肩上,缝衣,做饭,喂猪,拉扯孩子,侍弄园子,有时还要到大田里搭上一把,整天忙得脚打后脑勺子。由于生计困难,过分操心、劳累,她身体一直不好,头发过早地熬白,腰也直不起来了。可是,在我的梦境中、记忆里,嫂嫂依旧那么年轻,俊俏的脸庞上,两道眉毛弯弯的,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总带着甜丝丝的盈盈笑意……

又过了两年,我回乡探亲,母亲黯然地说,嫂嫂去世了。我感到万分地难过,连续几天睡不好觉,心窝里堵得慌。觉得从她的身上得到的太多太多,而我所给予她的又实在太少太少,真是对不起这位母亲一般地爱我、怜我的高尚女性。引用韩愈《祭十二郎文》中的话,正是“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得抚汝以尽哀,殓不凭其棺,窆不临其穴”,“彼苍者天,曷其有极”。

一次,我向母亲偶然问起嫂嫂留下的浅花瓷碗,母亲说:“你走后,我和你父亲加倍地感到孤单,越发想念她了,想念过去那段一家团聚的日子。见物如见人。经常把碗端起来看看,可是,你父亲手哆嗦了,碗又太重……”

就这样,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嫂嫂,再也见不到那个浅花瓷碗了。

 

绿窗人去远

我想了一下,这篇回忆文字需要从我整理旧书说起。

我念过八年私塾,读过的、收藏的旧书不少,“三、百、千”“四书五经”,连同那些铜版、木版刻印的古代诗文选本、专集,以及部分史学名著,加起来总有一二百本吧。那淡淡的书香中,不仅埋藏了我的辛劳、凄苦的童年,浸透着近三千个日日夜夜的心血,而且许多书册上都留存着塾师的“手泽”:封面上有他用正楷题写的书名和我的名字,书页上还有他用朱笔点出的断句。

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刻意地珍藏着。它们跟着我从僻远的荒村走进了县城,又从县城到了我曾工作过二十多年的城市,近十几年又随着我来到了省城。其间,它们也像人事一样,经历过甘甜,也遇到过苦难,甚至面临着被毁灭的危险。说来,我们也是患难之交了。虽然那些书里没有什么珍本、善本,并不具备特殊的收藏价值,但是,“书卷多情似故人”,毕竟存在一种难剪难理的深厚感情。“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刚刚涌起,“破四旧”就开始了。那时,我刚刚从一家报社调到市委机关工作,行李和物品零乱地堆放在楼上一间暂时没有住人的空屋子里。这些锁在木箱里的旧书,也随之原封不动地运到楼上,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打开过了。我整天提心吊胆地关注着这些旧书的命运,唯恐那些难以理喻、思想单纯的中学生会把它们作为“四旧”的典型付之一炬,可是,又苦于找不到一个理想的掩藏处所。为此,我常常中夜惊悚,忧心如捣。

一天,我在窗外闲步,突然发现这座楼房原是尖顶的,就是说,上面装有木质的桁架。那么,天花板上必然有着很大的空隙了。回屋看了看,墙后果然有个可以直达棚顶的缘梯。于是,便在一天深夜,悄悄地把书箱搬到棚顶上去,秘藏起来,然后,再把缘梯撤除。化用朱熹老夫子《九曲棹歌》中的两句诗,从此,也就“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卷千篇锁翠烟”了。

后来,“破四旧”的飓风虽然止息,其他名目繁多的“批判”“斗争”却还是一场接着一场,而且愈演愈烈。随着我连续几年下放工厂、农村劳动改造,就很少进入这座楼房来住宿了,更是难以提起展读旧书的兴致。直到机关给我分配了住房,家从农村迁回城市,一切都安顿得差不多了,我才重新架起梯子,钻到顶棚上,沾着浑身满脸的灰尘,把旧书箱搬运下来。屈指一算,已经八个年头过去了。

这天,我敲开了木箱的锈锁,把那些线装书一本一本地放到太阳底下晾晒着。顿时,仿佛我又回到了童年,像三十年前那样,依旧坐在塾斋的炕上。其中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用一条布带子打着十字花捆起来的,解开布带,见到每页的书角全都用蜡液熨过,使得那些因为翻检频繁边角有些打卷儿的书页变得十分平整了。我想起来了,这都出自小妤姐当年的手泽。

记得那是1948年的秋天,小妤姐看我早就读了《诗经》《书经》等一大批新书,“四书”已经放在一边不用了,便把这一摞旧书收在一起,带回她的房间里。多少天以后,重新放置在我的书桌里的“四书”,已经熨得平平展展,简直像新的一样。我现在记不起来,这布条是她捆的还是我捆的,反正从那以后,这一套书我再也没有翻检过。因为过了旧历年,我就进入了高升镇上的补习班,半年后又考上了县城的中学。此后,面对的是全新的世界,便再也没有机缘接触这些旧书了。

现在,翻看着这一册册的线装书,有如旧梦重温,说不出味道是酸是甜,情绪是悲是喜,也许是几分欣慰又夹杂着丝丝的怅惘吧。翻着翻着,我突然发现《论语》上卷里夹着一张写在带格的彩纸上的字条。铅笔字,不怎么熟练,有些歪歪扭扭,却写得十分认真。三十几个字,都是竖着写的(标点是我加的,改了两个错别字):

我要走了,也许以后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嘱咐一句话:你太淘气,闹了几次危险了。

尽管过去没有见过小妤姐的字,但我知道肯定是她写的,不会是别人。二

小妤姐是谁?她是我的塾师刘璧亭先生的小女儿。

要看她待我的那种真诚,那份情意,简直像我的亲姐姐一样,其实,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亲缘关系。在我整个就读私塾期间,除了“嘎子”这个铁哥们儿,还有一个“课外指导”,就是小妤。

她小小年纪便遭遇到惨痛的不幸。十岁那年,在警察署长家充任家庭教师的母亲,因为遭到东家的奸污而含愤跳进了辽河。嫁到邻县的姐姐把小妤接了过去。待到刘先生在我们村里安顿下来,她又从姐姐那里回到父亲身旁。父亲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影响,不让她念书识字。可是,由于她赋性聪敏,又兼较长时期在私塾这种文化环境里熏陶,也懂得许多文化知识。她认识许多字,而且,会背《名贤集》《神童诗》中的不少诗句。

可能和从小就失去母爱有关系,她的性格有些内向,也比较孤僻,平素很少和邻居的孩子们交往,但与我却很合得来,用现在的话讲,共同语言比较多。我虽然小她四岁,个子却和她一般高,生就一副“孩子王”的英雄气概,又兼天资颖悟,课业拔尖,因此,很受她的青睐。每天,我到塾斋都很早,趁老先生还在吃饭,她就过来和我闲谈,还常常偷偷地拿出一些花生米和糖块给我吃。一次,她悄悄地告诉我,父亲昨天晚上犯了烟瘾,早晨起来就没有好气,让我背书时多加小心。

背书,都要站在地下,背对着老先生,面向着北墙上的孔夫子像。有几次,我从侧面的门帘缝隙看到小妤姐隐在门外的身影。我知道,她是在偷偷地听我背书,生怕我出现差错,遭到斥责。我那时特别贪玩,在复习功课时,经常从炕席上拆下一些苇篾,弯作弹弓,去弹射他人,以致时间一长,屁股底下便破出一个大窟窿。她便悄悄地把牛皮纸抹上糨糊加以粘补,有时,还趁同学放学回家,把苇席调换一个角度。这样,我也就可以继续干那种拆折苇篾、弹射别人的淘气勾当了。多少天以后,屁股底下又出现了漏洞,小妤姐便再次耐心地粘补,看不到有丝毫的厌烦情绪。遇到夜黑天,伸手不见五指,路上绝少行人,我念完三排香的“夜书”回家时,她总是拎起门后的一条木棒,往前护送一程,然后,自己再独自回去。

过大年前后,私塾临时停学几天,我便常常跟着小妤姐到前村去看戏。戏台距离地面有五尺高,用木板搭成,坐北朝南,台下挤满了看客,周边都是卖各种小吃的。到了那里,小妤姐总是先去给我买个大麻花或带窟窿的烧饼,然后,我就一边吃着一边观看。这天,我们看到了最精彩的节目。台上跑着一只金钱豹,神气活灵活现,简直和真的一样,一蹿,一闪,一跳,一滚,博得了满场的掌声。

还有一个武生,出场时,先是威风抖擞地亮个俊相,然后把一支钢叉朝着戏台上方飞掷过去,不偏不倚,端端正正,恰好扎在戏台的柱子上。亏得他功夫到家,扎得准,不然,稍稍出了一点偏差,飞叉就会掷到台下,扎在看客的脑袋上。尽管没有出现事故,但台下的人群早已慌作一团,吓得一个劲儿地“妈呀妈呀”地乱叫,过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拍巴掌喝彩。这时,武生却已踅回台后去了。我还瞪着一双眼睛,定定地等着看他的新招法,小妤姐却不容分说,拉起我的胳膊就往外走,嘴里一迭连声地叨咕着:“白给咱八百吊钱,也不看了,太危险。”

在家里闲不住,我们便去村子东头看高跷秧歌。广场上的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唢呐翻着样儿吹,铙钹、锣鼓敲得震天响。钻到里面一看,扮武丑的“头跷”刚好转到我们的身边。见他头戴着一顶黑尖帽,勾了个三花脸,嘴角旁留着个倒“八”字胡,手里摇着一条马鞭,左翻右摆,闪腰垫步,跳着各种秧歌的舞步。后面紧跟着大队人马,认得出来的有装扮成许仙、白蛇、孙悟空、猪八戒的人。

最有趣的是那个丑婆,身穿一套花衣红裤,耳朵上缀着两只红辣椒,手里攥着一根棒槌,嘴里还叼着一个烟管很长的大烟袋,搔首弄姿,忸怩作态,洋相百出。当她发现许仙和白娘娘正在眉目传情、亲亲热热地翩翩对舞时,便忙不迭地跳过去,抡起棒槌捣乱,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干涉。我已经看得入神,张着大嘴哈哈地笑,小妤姐却把嘴巴凑到我的耳边,嘟囔了一句:“你看这个老东西,烦人不烦人?”三

这里,顺便说说小妤姐的字条上写的“你太淘气,闹了几次危险”的事。

在《青灯有味忆儿时》一文中,我写了由于塾斋闹学受到惊吓,病倒了三个多月。那期间,小妤姐曾多次到家里去看我,还给我做鸡蛋疙瘩汤吃。每次老师去家里探视,她都要随着前去。

还有一次,我站在秫秸垛上与隔院的孩子打土坷垃仗,脚下一出溜,不慎滑进了两个秫秸垛的夹缝里。秫秸的茬子尖尖的,像锋利的枪刺一般,把我的皮肤划出了十几处伤口,这样,人们还说:“太幸运了,多亏没有扎着眼睛。”最尴尬的是,处在两个秫秸垛的夹缝中,左右动弹不得,往哪面靠都有尖刺顶着,而且根本无法出来。最后,还是由我父亲和东邻的二哥帮忙,把秫秸一捆一捆地倒腾开,才算解救出来。

最危险的那一次,我在《碗花糕》一文中写了,是被牛犄角挑起四五尺高,然后抛落在地上,肚皮划出了两道血印子,周围的人都吓得目瞪口呆。事后,人们都说我捡了一条小命。

听到我讲述这些情节,小妤姐一会儿焦急,一会儿惊悸,喃喃地说:“简直把人吓死了,你可不能再这么闹下去。”过了一会儿,又补充一句:“我父亲讲过,多难之人,必有后福。你是一个命大、有福的人。”

她就是这样对我一片真情,时时处处关心着照应着我。只是由于我当时年龄太小,不懂得感情上的事,对于她没有过任何的回报,甚至连一句感激的话都没有表露过。

有一次,我们坐在一起闲谈,说起了她的名字。她说:“父亲四十多岁,才有了我,因此,开头我的大名叫作‘晚芳’,后来,他又根据一句什么诗,给我改成了‘野芳’。”“不论‘晚芳’还是‘野芳’,名字都很典雅。”那时,我已经读过了《千家诗》,便告诉她:“‘野芳’的来历是宋代大诗人欧阳修的诗句:‘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这个欧阳子似乎很喜欢‘野芳’这两个字,他在一篇文章里还写过‘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

她听了高兴得跳起来,称赞我说:“你知道的真多!”

就在这次闲谈之后不久,有一天深夜,我从睡梦中醒转过来,听到母亲和父亲在说话。母亲说:“小妤这孩子真挺好,人不大,特别懂事,对咱们的孩子也是一片真心。”父亲接上说:“老先生和他‘魔怔’叔也有心把小妤嫁过来,好上结好,友情加上亲情。可是,我始终没有点头。我不吐口的原因,是他们二人的命相不对。咱们的孩子属猪,亥属水;小妤属羊,未属土,土克水,所以说:‘水土无常运,猪羊不到头。’与水命配婚,最好是属鸡或者属猴的,申、酉属金,金生丽水。命相不对,早晚遭罪。这门亲事做不得!姻缘系由天定,人事不可强求。”母亲也是最迷信命相的,听了父亲这番五行相生相克的宏论,轻轻地叹息一声,两人便再也无话了。

看来,在那个年代,儿女们的婚事在老一辈人的心目中,除了命相,其他条件都是可有可无的,都是费词,就像无须过问一根针尖上能够站立多少天使一般。

从那以后,好像就再也没有见到小妤姐。一天早上上学,发现我的书桌里整整齐齐地放着从《大学》到《孟子》的全套“四书”,书页全部用蜡液熨平了。

后来听说,小妤经她姐姐介绍,嫁给了邻县农村的一个小伙子。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音信也杳然了。1948年年底私塾停办,家居无事,追思曩昔,写了一些小诗,其中有一首涉及小妤姐:

秋水映长天,黄花似昔妍。

绿窗人去远,相见待何年?

写下了这个“望”字,我的眼前便浮现出坐落于渤海之滨熊岳城的望儿山。

在巨钟般的峻峙如削的山体的顶端,矗立着一座四五米高的砖塔,远远望去,活脱脱一位披襟当风、翘首远望的老妈妈。远航归来的游子,只要抬眼望去,就会被这动人的形象牢牢地吸引住,油然生发出一种感慰之情,顿觉海上的风波、旅途的劳累消减了大半。他们晓得,老妈妈站在那里,是在远望着久出未归的儿子。“朝朝鹄立彩云间,石化千秋望子还。”

清代诗人魏燮均路过此地时,曾写诗咏叹:

山下行人去不返,山上顽石心不转。

天涯客须早还乡,莫使倚闾肠空断。

寥寥数语,令人恸心伤情,感怀无限。立刻,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一

母亲从四十三岁时生下我来,到她老人家九十岁辞世,四十七年间,我们母子在一起,大约只有二十年上下。童年阶段过去,我便外出求学、就业,中间南北东西,离合聚散,说起来也是一言难尽了。那时,通信条件很差,既没有电话可以联系,又找不到能够随时通报消息的人,寄信也不及时;母亲只有靠着推断,测定我的归期,总是早早地就站在外面张望,当然,十有八回收获的是失望。记得《战国策》中王孙贾的母亲对儿子说过这样的话:“女(汝)朝出而晚来,则吾倚门而望;女(汝)暮出而不还,则吾倚闾而望。”真是千古同怀。望,成了人世间母亲对儿女盼归的主题词。

我从六岁开始,入私塾读书,每天晚上都要去温习夜课,无论刮风下雨、酷暑寒冬,年过半百的母亲,夜夜都要站在大门外面候望着我。回来时,家家都已熄灭了灯火,繁星在天,万籁俱寂,偶尔从谁家院子里传出来几声犬吠,显得分外凄厉而又响亮,我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心脏怦怦乱跳,像是怀里揣着个小兔子,一溜烟地往回疯跑着,直到看见了母亲的身影,才大叫一声“妈妈”,然后扑在她温暖的怀抱里。此刻,攻书的倦怠,赶路的惊恐,腹中的饥饿,身上的寒冷,一切都化解了。

劳累了一天的父亲已经睡下。不大工夫,母亲便把用猪油和葱花炒过的高粱米饭端到我的面前,然后装上一袋烟,坐在一边慢慢地抽着,直到我把米饭一粒不剩地吃完,她再安顿我睡下。但是,对于母亲,这一天的劳作并没有结束。寒冬腊月,夜间屋里一片冷清。母亲看着我钻进被窝,帮我把被子四下里掖紧,她又找出针线筐来,就着昏暗的豆油灯,一针一线地为我缝补着衣裳、鞋袜。有时半夜醒来,看到母亲还在小油灯下做活,微弱的灯光映着她那布满额上的皱纹和已经花白的头发,我心里很不好受,往后穿着衣服、鞋袜也就比较爱惜了。

我考取了县城中学的喜讯,给父母亲带来了巨大的欣慰,但是,同时也增加了他们的忧虑和挂念。半个月时间里,这“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成了全家人的中心话题。有生以来,我还是头一次离开家门,远出求学,行前整个晚上,父亲、母亲都没有合眼。我也同样,睡得不好。醒转来,就发现两位老人面对面地坐着,不吭一声,默默地抽着烟、叹着气。几乎是动用了一切积蓄,为我备足了学费。早餐是丰盛的,包了菜饺子,炖了老母鸡,还蒸了一大碗鸡蛋糕,可是,谁也没有吃进去多少。素常寡言少语的母亲,一面帮我穿上新做的外衣,一面说:“往后,只能靠你自己照看自己了。”我哽咽着,说不出一句话,只有一串串泪珠滚落下来,算是无言的应答。

父亲三番几次催促我,可是,我就是不想上路。父亲背着行李走在前面,我却一步几回头,望着站在门前大沙岗上目送着我的母亲,她在遥遥地瞩望着,目送了好远好远,直到踪影不见了,才怅然而归。然后,她就计算着我可能归来的日子,依旧是站在大沙岗上,遥遥地瞩望着,瞩望着,数年如一日。

那天走在路上,我神情恍惚地反复默诵着清代诗人黄景仁的《别老母》诗,心里很不是滋味。

搴帏拜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眼枯。

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

后来,听母亲告诉,我走了之后,她把平素我喜欢吃的东西,包括春节时腌在酱缸里的咸猪肉、端午节挂在房檐下的粽子,都精心留存下来。有一年,园子里结了个特大的香瓜,母亲说要留给我,一天到晚看守着,不许任何人动,直到熟透了,落了蒂,最后烂得捧不起来。

又过了二十几年,我们终于团聚了,但我还是经常外出开会,或者去工厂、农村蹲点、调查。母亲几乎天天都站立在楼上的窗前,遥遥地望着,望着。渐渐地,老人家的眼睛看不清东西了,可是耳朵却异常灵敏,隔着很远,就能够辨识出我的脚步声。只要告诉她,我在哪天返回来,母亲便会在这一天,拄着拐杖,从早到晚站在门里面,等着听到我的动静好顺手开门,直到把我迎进屋里。这时,老人家便再也支撑不住了,全身像瘫痪了一样,卧伏在床铺上。二

在我的心目中,母亲就是家,家就是母亲。母亲、故乡、童年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如一位大作家讲的,人即使到了七十岁、八十岁,只要老母亲还在,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一个人,若是失去了母亲,便像鲜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已经失去了根底。

在母亲永远离开我们的时节,我的感觉,就是花儿离开了泥土,鸟儿无家可归,一天到晚,心神不宁,像辞柯的黄叶飘飘荡荡,像懒散的白云浮漫无根。

那天我正在北京出差,突然接到家里传来的母亲病故的电报,立刻脑袋就轰地一下,感到一阵晕眩。尽管老母亲已过耄耋之年,平常身体也不怎么好,但这个噩耗毕竟还是来得过于突然,一时我竟哽咽得说不出一句话来,两腿像瘫痪了一样,好一阵子站立不起来。我的眼前,模模糊糊地映现出老母亲伛偻的身影,可是,瞬间便消失了。我马上意识到,从此,便和母亲人天永隔,再见面只能在魂梦中了。

乘坐火车赶回去奔丧,心里乱成了一团,分辨不出快慢来,忘记了昏晓,也失去了饥渴的感觉,觉得整个身心特别地疲倦,却又片刻也睡不着,整个意念都沉浸在无边的悲戚和痛苦的回忆里。

我的母亲出身于一个满族的世家,她的祖上爱新觉罗氏有几代都是清朝的文武官员。小时候,我在外祖父家的特大樟木箱里,看到过祖辈传下来的黄马褂、顶戴、雕翎和八股文试帖,记得还有一部朱笔点批的《朱子大全》,据说很有些来头。

但我母亲并没有上过学,外祖父恪守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尽管家境比较富裕,却不许女儿读书识字。母亲后来能够看些通俗的话本、鼓词,也能磕磕绊绊地读几句“子弟书”,都是在我父亲的熏陶渐染之下逐步习练的。

旧时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可是,当时父亲却十分贫困。本来我们祖上的家业也较为厚实,只是因为祖父英年弃世,父亲年岁又小,门衰祚薄,支撑不起这个家当,遂使家道中落。母亲一个大家闺秀,突然经历这困苦的生涯,不仅没有丝毫怨言,而且很快就适应了艰难的环境。她真像古代圣贤说的,“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称得上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型的东方女性。她相夫教子,安贫乐道,全家上下,街坊邻里,无不交口称赞。三

我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姐姐大我二十二岁,她非常聪慧,受家庭影响,从小读了许多文学作品,一部《红楼梦》,据她对父亲说,读过六七遍。每番读过,都是泪眼模糊,三两顿不想吃饭。不知患了什么病,在我两岁时她就故去了。听说姐夫是一个电话接线生,夫妻感情深笃,当时悲痛欲绝。一天,他托起两岁的女儿,凄然地交给我的母亲,然后长跪在地下,连着叩了几个头,呜咽地说:“妈妈,给你增加了拖累,实在是对不起。原谅我这个不肖的儿男吧!”就在这个风雨凄其的当晚,鸿飞冥冥,一去便再无踪影。有的说他出了家,有的说他投了军,始终音信杳然。

这样,母亲便怀抱着我和外甥女这两个不懂事的孩子。我们整天嚷着要奶吃,母亲眼含着泪水,敞开衣襟,把两个已经干瘪的乳头分给我们一人一个。可是,由于吸吮不到奶水,两人又同时“哇哇”地哭叫起来。

外甥女出生在市井繁华的著名商埠营口,习惯了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乍一来到穷乡僻壤,油灯不明,道路不平,茅屋低矮,不见楼房、电车,不见熙熙攘攘的闹市,终日哭闹着要电灯,要上楼,要逛街,要妈妈。每一声哭闹,都牵动着母亲的思女之痛,仿佛尖利的钢针一根根都扎在心窝上。

屋漏偏遭连夜雨。正在这令人肠断的日子里,我的二哥又病倒了。二哥大我十六岁。他还在读书时,就写得一手潇洒、俊逸的“赵体”字,三间屋里每面墙上,都有他的淋漓墨迹。不幸的是,在我三岁时,结核菌就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妈妈眼望着墙上鲜活的字迹,想起那突然消失了的活蹦乱跳的小伙子,泪水随之唰唰地流下。为了免去触景伤怀,睹物思人,父亲伤情无限地花费一整天时间,用菜刀把墙上的字迹一个个铲掉,然后再用抹泥板抹平。

时间老人的手里也操着一把抹泥板。随着岁月的迁移,父母亲心上的伤痕慢慢地也有些平复了,脸上开始见了笑模样,话语也逐渐增多了。谁知,一波甫平一波又起,更惨痛的灾难又降临到了两位老人身上。

真是“衰门忍见死丧多”!二哥殁后三年,我的当瓦工的大哥患了疟疾,庸医误诊为伤寒,下了反药,出过一身凉汗之后,猝然就断气了。面对着这场惊心动魄的打击,母亲孱弱的身躯再也难以承受了,足足病倒了三个月,形容枯槁,瘦骨支离,头发花白,终日以眼泪洗面。但是从此以后,不管遇到怎样伤情的事,她也只是呜咽几声,再也哭不出眼泪来了,亲友们说她已经把泪水哭干了。四

我们这一代,母亲还没有照看完,又开始把她衰迈的精力投放到下一代身上。结婚后,我们有了个小女孩,母亲爱怜备至。晚上搂在身旁,早晨起来以后,耐心地给她梳着小辫儿,扎着蝴蝶结、鸳鸯结、葫芦结,每天都变换一个花样。白天,像当年拉扯着我和外甥女那样,领着小孙女从后园子转到前院,又从前院爬坡到沙岗上,到处转悠着,讲各种各样的传说、故事,只是再也抱不动了。

看着老母亲苍苍的白发和伛偻的身躯,我想,她把整个一生都献给了儿孙,真个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父亲去世之后,母亲情怀抑郁,备感孤寂,我护送她到三姨家里暂住一个时期。那是一个紧靠着辽河边的小村落,离县城大约有十华里。我们母子下了火车,来到县城。当时正处在“文革”初期,县里和农村都没有人管正事,群众临时在大堤上开辟一条道路,凸凹不平,还没有通公共汽车。我只好从朋友家里借了一辆自行车,让母亲坐在鞍座上,我在前面推着。

可是,她从来没有这样坐过,生怕跌下来,便紧紧地搂抱住我的腰。我一面要推车前进,一面还要回头照看母亲,非常费力,汗水湿透了棉衣,呼呼地喘着大气。母亲怜惜我,多次让我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我说,天气太冷,还是快一点赶路吧,不然,容易把老人家冻感冒了。这一段原本不算太长的路程,我们足足走了两个半小时。

吃过了晚饭,三姨就把我安顿在滚热的炕头上早早躺下。这一天我确实很累,但是,心里却很踏实,很舒坦——我终于帮助母亲做了一点事。可惜,对我来说,这类机会实在是太少了。母亲为我、为孩子们操劳了一辈子,我长年在外,没有为老人尽过更多的孝心。即使我再苦再累,直到粉身碎骨,也难以酬报深恩大德于万一。

跟随我们进城之后,母亲时时想念着故里的乡亲。她经常催着小孙女给老家的亲朋故旧写信,每次都要在信尾捎上她的几句话。逢着有人自故乡来,她总是不知疲倦、不厌其烦地问长问短,从西邻的二婶、北院的三叔到屋后的枣树、门前的沙岗,都一一问遍。她说,最割舍不得的,是喝了几十年的门前那口井的甜水,从今以后,再也喝不到了。

老家来人的那几天,是她最快活、最精神的日子,白天也唠,晚上也唠,有时半夜醒来,还要接着唠个不停。几天过去,乡亲要回去了,她总要三番五次地挽留,舍不得放他们走。

那时,家里还没有电视机,为了消除母亲的寂寞和愁闷,我在工余之暇,常常到文化艺术馆去借一些母亲早年喜欢听的鼓词唱本,带回家去讲给她听。听着听着,她就抿着嘴乐了,脸上露出一种少见的笑容。

一次,听了我讲述《白蛇传》的故事之后,她高兴地插上了几句“子弟书”的唱词:“千错万错都是卑人的错,望娘子海量且容宽,从今再不信和尚的话,白头相守永无嫌。”这些都是从前听我父亲吟唱时记下来的。

有时,看我太忙腾不出工夫来,她就让我上了小学的女儿给她念,但小孙女毕竟识字有限,每当遇到一些陌生、难认的名字,像秦琼、哪吒、貂蝉、窦娥等就蒙住了,还要由老祖母在一旁提词儿。老人家却乐得这样,总是兴致勃勃地听过一遍,再听一遍;同时,不住声地夸赞小孙女能够“识文断字”了。五

母亲个性刚强、果断,自尊心强。“任可身子受苦,绝不让脸上受热。”这是她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

她赋性严谨,口不轻言,平素很少和人开玩笑。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她发现放在大柜里的几个特大的铜钱不知了去向,便怀疑是我偷偷拿出去换了糖球儿吃。于是,从早到晚审问我,逼着我承认。她铁青着脸,目光炯炯似剑,神态峻厉得有些吓人。我大声地哭叫着,极力为自己辩解,并且,用拒绝吃饭、睡觉来表示抗议。母亲没办法,只好再一次翻箱倒柜,最后到底找到了,原来是记错了存放的地方。她长时间地紧紧地搂抱着我,深表悔慰之情,在尔后的几十年间,还曾多次提到这件事,感到过意不去。

我知道,母亲是在望子成龙的心理压力的驱使下情急而如此的。她看重的并不是几个铜钱,而是儿子的品格素质、道德修养。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律之则愈严。这一点,对我后来的为人处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我成长的关键时刻,母亲对我进行一番生命的教育,把志气和品性传给了我,用的不是语言文字,而是行为。

小时候,还有一件事留给我十分深刻的印象。我家院子里西厢房,住进了一位从山东搬迁过来的房客,我们称他“靳叔叔”。他人缘很好,可是同他说话必须大声叫喊,原来是个聋子。左邻右舍的婶子大娘们,看他“光杆子”一个,就给他提媒,把邻村一个智力有些缺陷的女人介绍给他。新娘比新郎年轻,手大、脚大、脸盘大,整天笑嘻嘻的,我们都叫她“笑婶”。“笑婶”特别喜欢戴花,只要上街,她就会拿出靳叔叔所有的钱把花买下。无论是真花假花,山花野花,见着了就往头上插,十朵二十朵,层层叠叠,满头花枝摇曳,然后,就对着镜子前后左右地照。却不懂得坐下来唠唠家常嗑儿,和丈夫说句体己话。办喜事那天,深更半夜里,聋子新郎一遍又一遍地催促着新娘脱衣服,可是,新娘却只是“呵呵呵”笑着,硬是不动弹。她越是在那里傻笑,新郎便越是恼火,最后,竟至蛮声蛮气地大吼起来:“你要脱裤啊!你怎么就不脱裤呢?”自此,“脱裤啊,脱裤啊”成了村里的一个笑料。

这个“笑婶”确是有些“缺心眼儿”。妈妈看她不会做针线活,便将一件年轻时穿过的带大襟的旧棉袄送给她。不料,她却将前后两面颠倒过来穿反了,结果,费了很大劲也系不上纽扣,逗得人们在一旁窃笑。有时,在大门外,还会围上一群孩子、大人,抓住“笑婶”的一些话柄来耍笑她。每逢见到这种情景,妈妈都要喊我回家,不但不让我跟着掺和,连看热闹都不许。她很看重这类问题,总是严词厉色地告诫说,这样地取笑别人,是很不道德的——痴乜呆傻没有罪过。妈妈没有上过学,说不出来“尊重别人也就是尊重自己”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那番书本上的大道理,却极富同情心,总是设身处地,将人心比己心;而且,能从实际出发,讲出一条颇有些辩证色彩的理论:太阳爷不会总在一家头顶上红,三十年风水轮流转。上辈子聪明伶俐的,下辈人难免痴乜呆傻,现在你们笑人家,将来人家笑你们。

听说山东解放了,靳叔叔立刻返回老家,“笑婶”也不知了去向。一天,母亲打扫西厢房,无意间从棚顶上发现了一个小口袋,里面装有四块银洋。料想是靳叔叔唯恐“笑婶”乱花,私自藏起来的,过后却忘记了,没在离开时带走。当天晚上,母亲同全家人商量,想什么办法给靳叔叔捎回去。父亲说:“只听说他家在山东,可是,九州十府一百零八县,人海茫茫,到哪儿去找啊?你这个难题可不小。”可是,母亲并不死心,几乎问遍了屯里外出的人,人人都说:找那干啥?到街上割二斤肉、打一瓶酒,吃掉算了!即便是老靳仍然在世,恐怕连他自己也忘光了。可是,母亲并不这么想,她说:“人家血汗挣下的钱,我们迷着黑心眼子给花了,于良心有愧。”尔后过去了几十年,对此,她仍然耿耿在念,不能自释。钱始终放在大柜底下,任何人都没有动过。六

我从小就养成了一种爱玩水、爱鼓捣泥巴的习惯,特别是到了风天雨天,总愿意在大沙岗子上无数次地爬上滚下。用现今的时髦话来说,叫作怀有一种“恋土情结”。我们可不要轻看它,追溯一番还是颇有来历的。记得《庄子·在宥》篇里,有这样一句富于哲理的话:“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意思是,而今万物都生长于泥土而又复归于泥土。但是,应该说明,我这种“恋土情结”的形成,却并非来自书本,而是自小由母亲灌输给我的。

母亲不可能知道古圣先贤笔下的高言谠论,更没有读过源于西方文明的《圣经·创世记》,可是,她却郑重地告诉过我:咱们世上的人,都是天皇爷用泥巴捏出来的。看着那一个个动来动去、呆头呆脑的小东西,天皇爷便往他们鼻孔里吹气,一天吹三次,吹了七七四十九天,这些小东西才有了灵性,动了心思。这个胎里带来的根基,使得人一辈子都要和泥土打交道,土里刨食,土里找水,土里求生,土里扎根;最后,到了脚尖朝上、辫子翘起那一天,又复归于泥土之中。

母亲还说,不亲近泥土,孩子是长不大的。也许是为了让我快快长大吧,从落生那天起,母亲就叫我亲近泥土——不是用布块裁成的裓子包裹,而是把我直接摊放在烧得滚热、铺满细沙的土炕上,身上随便搭一块干净的布片。沙土随时更换,既免去了洗洗涮涮的麻烦,又可以促进身体健康,据说,这样侍候出来的孩子,长大之后不容易患关节炎。

原来,那白里透黄、细碎洁净的沙子,是我们当地的一种土特产,用处可多着哩。舀上一撮子放进铁锅里,烧热了可以炒花生、崩爆米花,不生不煳,酥脆可口。那味道,走遍天涯也忘怀不了。遇上连雨天,屋地泛潮了,潮虫乱乱营营地满地爬着,只要把沙子烧得滚烫,倒在地上,笤帚慢慢地一扫,地很快就干爽了。各家盘炕时,总要往炕洞里填进许多沙子,热量积存在沙子里,徐徐地往外散发,炕面便整夜温乎着。沙子还能治病。劳累了一辈子的老年人,常常闹身子骨酸痛,夏天找一处向阳的沙滩,只穿一个裤头,把整个身子埋进去,不出一个时辰就会满身透汗,酸啊痛哪,一股脑儿都跑到爪哇国了。因此,当本地姑娘嫁到外村时,在送亲车上,除了装上新做的被褥、备用的摇篮,还要特意带上几袋细沙子。

我的恋土情结达到最高潮,是在乱跑乱跳、疯淘疯炸的年龄段上。那时,整天在外面摸爬滚打,成了地地道道的泥孩儿。夜晚光着脚板在河边上举火照蟹,白天跳进池塘里捕鱼捉虾,或者踏着黑泥在苇丛中钻进钻出,觅雀蛋、摘苇叶,再就是成天和村里的顽童们打泥球仗。一般情况下,母亲是不加管束的,只是看到我的身子太脏了,便不容分说,将我脱得光光的,然后按在一个过年时用来宰猪煺毛的大木盆里,里面灌满了温水,再用丝瓜瓤儿蘸着肥皂沫,把我全身上下搓洗一通。

泥土伴着童年,连着童心,滋润着蓬勃旺盛的生机活力。可以说,我的整个少年时代都是在泥土中摔打过来的。

母亲去世前一年,我奉调到省城工作,这是和家人团聚几年之后,又一次远离家门。老人家当时身体已经很衰弱了,打心眼儿里不情愿我走,但是,她知道我是“公家人”,一身不能由己,最后还是忍痛放行了。告别时,她久久地拉着我的手不放,一再地嘱咐:“往后是见一次少一次了。只要能抽出身,就回来看我一眼。”听了,我的心都有些发颤,唰地眼泪就流了下来。后来听妻子说,我走后还不到一星期,母亲就问小孙女儿:“你爸爸已经走一两个月了,怎么还不回来看看?”

每当听到人们唱《烛光里的妈妈》,我总是想,母亲所体现的正是一种红烛精神。为了子女,她不惜把自己的一切都化作烛光,直到燃尽最后一滴蜡泪。她慷慨无私、心甘情愿地承受着百般劳苦,不为名不为利,也不需要任何报偿。她唯一的希望,就是年迈之后,儿子、媳妇、孙儿、孙女不要把她遗忘了。

她对个人生活的要求,十分简单,非常有限,什么锦衣玉食、华堂广厦,对她来说,并没有实际价值;她只是渴望,有机会多和儿孙们在一起谈谈心,唠唠家常,以排遣晚年难耐的无边寂寞。特别是喜欢回忆晚辈的一些儿时旧事,因为老年人终日都生活在忆念与盼望之中。

不分贵贱贫富,应该说,这是十分廉价、极易达到的要求。可是,十有八九,我们做儿女的却没能给予满足。我就是这样。那时节,整天都在奔波忙碌之中,没有足够理解母亲的心思,重视母亲的真正需要,对于母亲晚年的孤寂情怀体察得不深,缺乏感同身受的体验,没能抽出时间多回家看看,忽略了要和老母亲聊聊天,更谈不到给予终生含辛茹苦的母亲以生命的补偿了。

结果,老人常常深深陷于一种莫名的寂闷之中。这种寂闷,在痛苦的思念中发酵,在热切的期待中膨胀,在无边的失望中弥漫,致使老人家逐渐逐渐地变得沉默寡言,神情木然,丧失了生命的活力。

二十年过去了,有时看到桌上的电话,心里还一阵阵地觉着难过。现在,即使远在千里万里之外,只要拨个电话,就可以随便和家人欢谈。可是,那时家里却没有这种条件。记得到省城工作后,赶上过端午节,我想到应该给老母亲捎个话,问候问候,告诉她我一切都好,不要挂念。于是,就往我原来所在的机关拨个电话,请为转告。听说,老母亲欣慰之余,又不无遗憾地对那位传话的同志说,她实在走动不了啦,不然,一定跟他到机关去,在电话里听听我的声音,亲自同我交谈几句。

在漫长的岁月里,老人家为儿女们的成长、升腾,一步步地搭设台阶,架桥铺路。可是,她可曾料到,路就桥成之日,恰是儿女高飞远翥之时。最后,只剩她一个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了。《光明日报》曾开辟“永久的悔”专栏,如果说我也有永久的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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