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晨曦
出版社：石油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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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心灵的精品美文：启迪智慧卷·扬起人生的风帆去远航试读：
前言
青春，短暂而又美丽。
人生，沉重而又快乐。
因为短暂的美丽，我们懂得了在成长中感谢生命；因为沉重的快乐，我们学会了在珍惜中欣赏生命。当我们翻开这套融汇了情感撞击的记录、青春跃动的写照、心灵震憾的忏悔、生命思考的感言、鲜活而又生动的精品美文集时，不由得心中回响起一曲对生命的赞颂和讴歌。那一篇篇发自作者心底情感而创作出的赞美生命之旅的精品美文，叩动我们年轻的心弦，唤醒生命中的激情，从而产生出巨大的生命力量。
青少年时代是用知识充实人生、用智慧启迪人生、用情感激励人生的黄金时期。作为青少年，阅读一定数量的内容厚重、情感真挚、思想健康、文笔优美的精品美文，不仅可以汲取其中的思想精华，而且还可以获得情感的激发；不仅可以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而且还可以受到艺术的熏陶，使自己的人生更加丰富、更加完美。
这套《青少年精品美文阅读》共分三卷，即人生励志卷——《别停下生命的脚步》、启迪智慧卷——《扬起人生的风帆去远航》、美丽情怀卷——《幸福是灵魂的香味》。全书荟萃近年来广受读者喜爱的名篇美文和短篇精品，所选文章的作者，有的是名流大家，有的是当今文坛新秀，他们用自己敏锐的目光去捕捉生命的雨丝，用丰富的内心去感悟生活的本质，用美丽的情怀去追忆岁月的风尘，用睿智的大脑去思考人生的命运。那一篇篇动人心弦的佳作，精短美妙，温馨生动；那一篇篇真挚感人的美文，愉悦心灵，无不显露出作者的智慧与才情。阅读之后，在青少年的心灵中，留下的是清新的感受，艺术的享受，哲理的启迪与美德的熏陶；能使广大青少年朋友涤净心灵，开拓视野，启发慧悟和美化生活；可为广大青少年朋友提供欣赏、学习、研究、借鉴文学精品的范本，还可以使青少年朋友充分领略艺术人生的神奇魅力与精神力量。
为了帮助青少年读者朋友深入理解作品，编者邀请中国人民大学6位青年的文学博士，对每篇文章进行画龙点睛的点评，从而使读者对文章有更加深刻、更加生动的理解。
全书三个分卷的内容各有侧重，突出不同的主题。《别停下生命的脚步》讲述的是人生的梦想与追求，生命的感悟与思考，人生的启迪与智慧。《扬起人生的风帆去远航》反映的是做人的选择与品格，处世的原则与透视，成功的挫折与快乐。《幸福是灵魂的香味》叙记的是爱心的奉献与给予，感恩的回报与追忆，柔情的力量与怀念。
以上三个分卷的内容前后呼应，相映成趣，成为一个完美的青春人生的整体综览，让广大青少年读者在美文丛林中漫步，在美丽人生中体验。
河流涂抹的痕迹，大地会深深地知道；风雨洗刷的痕迹，天空决不会忘忆；自己走过的岁月，生命会毫无舍弃地保存。希望这本书能给广大青少年读者朋友，留下美好的青春记忆。编者2007年8月18日一 100个问号之后——追逐人生之梦
摘要： 当梦想遇到了问号，迟疑也许会让你错过很多机会。
当希望遇到了问号，犹豫也许会让你失去唯一可能。
当追求遇到了问号，怯懦也许会让你重新回到起点。
只有在勇敢坚定的挑战者面前，再多的问号也能变成圆满的句号，化作成功的惊叹号！100个问号之后叶永烈
在科学史上，这样的事例岂止3个？它说明科学并不神秘，只要你见微知著，那么，当你解答了100个问号之后，必能发现真理。
有一句著名的格言：“真理诞生于100个问号之后。”这句格言本身，就是一条真理。
人们都很尊敬发现真理的人。其实，真理常常就在你的身边，就看你有没有一双敏锐的眼睛，有没有一个善于思索的头脑，有没有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
就拿洗澡来说，可谓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洗完澡，把浴缸的塞子一拔，水哗哗地流走，谁也不会去注意它。然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的系主任谢皮罗教授，却敏锐地注意到：每次放洗澡水时，水的漩涡总是向左旋的，也就是逆时针的！
谢皮罗紧紧抓住这个问号不放。他设计了一个碟形容器，里面灌满水，每当拔掉碟底的塞子，碟里的水也总是形成逆时针旋转的漩涡。这证明放洗澡水时漩涡朝左，并非偶然，而是一种有规律的现象。
1962年，谢皮罗发表论文，认为这漩涡与地球自转有关。如果地球停止自转的话，拔掉澡盆的塞子，水不会产生漩涡。由于地球是自西向东不停地旋转，而美国又处于北半球，所以洗澡水总是朝逆时针方向旋转。
谢皮罗由此推导出，北半球的台风，同样是朝逆时针方向旋转的，其道理与洗澡水的漩涡是一样的。他断言，如果在南半球，则恰好相反，洗澡水将按顺时针形成漩涡；在赤道，则不会形成漩涡。
谢皮罗的论文发表之后，引起各国科学家的莫大兴趣，纷纷在各地进行实验，结果证明谢皮罗的论断完全正确。
在60多年前，一位名叫密卡尔逊的生物学家，调查蚯蚓在地球上的分布情况，发现美国东海岸有一种正蚯蚓，欧洲西海岸同纬度地区也有正蚯蚓，但在美国西海岸却没有这种蚯蚓，他无法回答，这究竟是为什么？
密卡尔逊提出的这个问题，引起了德国地质学家魏格纳的注意。当时，魏格纳正在研究大陆和海洋的起源问题。他认为，那小小的蚯蚓，活动能量很有限，无法横跨大洋，它的这种分布情况揭示了这样一个秘密：欧洲大陆与美洲大陆本来是连在一起的，后来才裂开分为两个洲。他把蚯蚓的地理分布作为例证之一，写进了他的名著《大陆和海洋的起源》一书。
魏格纳从蚯蚓的分布，推论地球上大陆和海洋的形成，也正说明他的成功在于从问号中寻求到了真理。
最为有趣的是，一位奥地利医生看到儿子睡觉时，忽然眼珠子转动起来。他感到奇怪，连忙叫醒了儿子，儿子说他刚才做了一个梦。于是这位医生想，眼珠子转动会不会与做梦有关呢？
为了解开这个谜，他把儿子当成了“试验品”：每当儿子睡觉时，便守在旁边，一旦发现儿子眼珠子转动，就叫醒他。结果，儿子总是说做了一个梦。
后来，医生又细细观察了他的妻子和邻居，都发现同样的情况。于是，他写出了论文，指出当人们入睡时，如果眼珠子转动，一定是在做梦。
他的论文引起了各国科学家的注意。如今，人们研究梦的生理学时，都使用眼珠子转动的次数、时间，来测量人做梦的次数和梦的长短。
在科学史上，这样的事例岂止3个？它说明科学并不神秘，只要你见微知著，那么，当你解答了100个问号之后，必能发现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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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就像一个躲藏在无数问号的后面、和你捉迷藏的、美丽而淘气的小姑娘。没有耐心的人见不到真理的影子，缺少善于思考的大脑，你可能会无数次地与真理擦肩而过。被羞辱驱上圣坛佚名
从此他发奋学习，要追回过去浪费掉的时间。21岁时，他离开了曾使他堕落的家庭，留下了一封信，写道：“请不要探询我的下落，容我刻苦努力地学习，我相信自己将来会创造出一些成就来的。”
提起维克多·格林尼亚教授，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格氏试剂。无论哪一本有机化学课本和化学史著作都有着关于格林尼亚的名字和格氏试剂的论述。但是，你可知道这位伟大的发明者曾走过的一段曲折的道路吗？
1871年5月6日，维克多·格林尼亚出生在法国瑟儿堡一个有名望的资本家家庭。他的父亲经营一家船舶制造厂，有着万贯资财。在格林尼亚青少年时代，由于家境的优裕，加上父母的溺爱和娇生惯养，使得他在瑟儿堡整天游荡，盛气凌人。他没有理想，没有志气，根本不把学业放在心上，倒是整天梦想当上一位王公大人。由于他长相英俊，生活奢侈，瑟儿堡好些年轻美貌的姑娘，都愿意和他谈情说爱。也就在这时，他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在一次午宴上，一位刚从巴黎来瑟儿堡的波多丽女伯爵竟然不客气地对格林尼亚说：“……请站远一点。我最讨厌被你这样的花花公子挡住了视线！”这如同针扎一般刺痛了他的心。他猛然醒悟了，开始悔恨过去，产生了羞愧和苦涩之感。从此他发奋学习，要追回过去浪费掉的时间。21岁时，他离开了曾使他堕落的家庭，留下了一封信，写道：“请不要探询我的下落，容我刻苦努力地学习，我相信自己将来会创造出一些成就来的。”
他来到里昂，拜路易·波韦尔为师，经过两年刻苦学习，终于补上了过去所耽误的全部课程，进入里昂大学插班就读。
在大学学习期间，他的苦学态度赢得了有机化学权威菲利普·巴尔的器重。
在巴尔的指导下，他把老师所有的著名化学实验重新做了一遍，并准确地纠正了巴尔的一些错误和疏忽之处。终于，在这些大量的平凡的实验中，格氏试剂诞生了。
一旦打开了科学的大门，格林尼亚的科研成果就像泉水般地涌了出来，仅从1901至1905年，他就发表了200篇左右的论文。鉴于他的重大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他1912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此时，他突然收到了波多丽女伯爵的贺信，信中只有寥寥一语：“我永远敬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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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辱他人的结果，除了能够摧毁他人的自尊和意志之外，还能激发他人的斗志与勇气。一个知耻而后勇、受辱而后强的人，最终能以忍辱负重的成功赢得敬重，走上科学的圣坛。通往广场的路不止一条[美国]伊尔莎斯奇培尔莉
走到半路上，我又猛然止步，心想：必定另有出路。这种毛线衣虽然需要特殊技能，但可以肯定，在巴黎，一定还会有别的美国妇女懂得织的。
父亲带着我，离开罗马的家，来到市郊一个小镇，爬上一座教堂高高的塔顶上。我心里暗自嘀咕：“领我上这儿来干什么呢？”“往下瞧瞧吧，伊尔莎！”父亲说道。
我鼓足最大的勇气朝脚底下看，只见星罗棋布的村庄环抱着罗马，如蛛网般交叉扭曲的街道，一条条通往罗马广场。“好好瞧瞧吧，亲爱的孩子，”父亲温柔地接着说，“通往广场的路不止一条。生活也是这样，假如你发现走这条路达不到目的地，你就走另一条路试试！”
父亲为什么要带我爬上那儿，现在我明白了。前几天，我曾向母亲说过学校供应的午餐太糟糕了，请她向学校反映，可她不相信。后来我求助于父亲，他当时没说什么。过两天，就带我爬上这座高塔，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给了我一把开启心扉的钥匙。回家时，我已想出一个办法来了。
第二天在学校用午餐时，我偷偷把汤倒进一个饭罐里带回家来。我对家里的厨师说，晚饭时把汤端上去让妈妈尝尝。这办法果然生效，妈妈尝了一汤匙就连连吐口水，埋怨道：“厨师是疯了还是怎么的！”我赶紧如实说了。母亲愤愤地声明，她明天就去向学校提意见。
此后好长时间，我一直记住父亲对我的教导。我的生活目标是想成为一名时装设计师。然而在我向这目的地前进了一小段路之后，就发现此路不通。我该怎么办？是自甘失败，止步不前，还是动脑筋，想办法，另找一条前进的道路？
于是，我来到巴黎这个全世界的时装中心。我仔细浏览了一遍，那些著名的时装设计，没有一种能引起我的兴趣。然而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位朋友，她穿着一件非常漂亮的毛线衣，颜色虽朴素，但编织得极其巧妙。“你身上的毛线衣是自己打的吗？”我问道。“不，”她答，“是巴黎的一位太太打的。”“多美妙的针法呀！”我赞叹道。
这位朋友向我介绍说：“这位太太名叫维黛安——是在她的出生地美国学会这种针织法的。”
我突然灵机一动，想出了一种更新颖的毛线衣的设计。接着，一个更大胆的念头涌进我的脑中：我为什么不利用我父亲斯奇培尔莉的商号开一家时装店，自己设计、制作和出售时装呢？可以先从毛线衣入手嘛！
我画了一张黑白蝴蝶花纹的毛线衣设计图，请维黛安太太先打一件。打好后，我一看，实在漂亮极了。我准备让人鉴定一下，便穿上这件毛线衣，去参加一个让时装商人瞩目的午宴，结果使我大喜过望。纽约一家大商场的代表立即向我定购40件毛线衣，要求两星期内交货，我愉快地接受了，像踩着幸福的云朵走了出来。
当我站在维黛安太太面前时，那朵幸福的云突然消失了。“你要知道，编织这么一件毛线衣，我几乎要花上整整一星期时间啊！”她说，“两星期要40件？这根本不可能。”这下子我垮了——眼看胜利在望，又此路不通了！我垂头丧气地告辞了。走到半路上，我又猛然止步，心想：必定另有出路。这种毛线衣虽然需要特殊技能，但可以肯定，在巴黎，一定还会有别的美国妇女懂得织的。
我走回维黛安太太家，向她陈述了我的想法。她觉得有道理，乐意协助我。
我同维黛安太太好像侦探一样，调查了住在巴黎的每一位美国人。通过朋友们的辗转介绍，我们终于找到了20位懂得这种特殊针织法的美国妇女。两个星期以后，40件毛线衣按时交货，从我新开的斯奇培尔莉时装店，装上开往美国的货轮了。此后，一条时装和香水的河流，从斯奇培尔莉时装店里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次时装展览，那真是对我最大的挑战，幸亏小时候父亲对我的教导再一次帮助我冲破艰难险阻。
那是当我正忙于筹备冬季时装时，突然——离展出只有13天——缝纫姑娘在另一家时装店店主的教唆下跑光了，只剩下我自己同缝纫车间的一个负责人。她叫苦连天，说道：“糟了，我们自己又不会缝纫，该怎么办呀！”我同她一样沮丧。
面临这场严峻的考验，我又想起父亲的教导。这回该从哪儿杀出一条出路呢？
我焦急地冥思苦想着。看来，我们的展览会不得不推迟了——不然，就只好展出未缝成的衣服了。啊！我突然转念一想，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搞一个未缝成的时装展览会呢？
我们极其紧张又无比兴奋地筹备着，过了13天，斯奇培尔莉商店的时装展览按期开幕了。
这是怎样的一个展览会呀！有的大衣没有袖子，有的只有一只。我们展出的时装只处于最初阶段，有的只是一片布样。但从中仍然可以显示出这些时装缝成后的颜色和式样。
这次与众不同的展览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更加激发了顾客的兴趣，前来订货的人络绎不绝。
父亲的教导实在正确——通往广场的路不止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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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路千条万条，但最适合自己的只有一条。虽说是条条道路通罗马，但最快捷的途径也只有一种。找到了最快捷、最适合自己的人生路，就不必在歧路纵横中再去犹豫徘徊了。独自飞上蓝天[美国]杰克芬彻
飞机对准了喀斯开与锡斯基尤山脉之间的宽阔飞行通道，麦克像他的教员一样灵巧地做了一个大角度转弯，然后回头对惊呆了的医生嫣然一笑，举起双手示意他完全是自己一个人在驾驶。
1976年7月28日，在美国俄勒冈州的梅德福机场，从事飞行事业已有25年的潘·帕特森从未碰到过这种奇事，他面前这个坐在轮椅里的年轻人麦克·亨德森，一个四肢瘫痪的人居然想学飞行。
帕特森瞟了一眼亨德森的四肢，他的大腿软弱无力，根本无法使用尾舵踏板，他又怎么能驾驭一吨多重的飞机呢？最让这位飞行教员伤脑筋的是亨德森的手，他的五指虽在，但简直不能动，帕特森认为这是不可能飞行的。然而是什么促使他没有照直说呢？也许是眼前这个年轻人显而易见的决心以及他那迫切的表情。无论如何，有某种东西在这位直率健壮的飞行教员内心引起了共鸣。他说：“也许我可以教你，但按照联邦飞行条例，你必须具备自己上下飞机的能力。”说罢，朝不远一架单引擎教练机努努嘴：“我去准备一杯咖啡，如果我回来的时候你登上了飞机，那我们就算说定了。”
8年前，22岁的亨德森是一名海岸警卫队队员，一次，他不幸从船坞上跌落下来，刚巧摔在一根漂浮着的圆木上，摔伤了第五与第六根脊椎骨，致使他胸部以下完全瘫痪，手臂也没有多少活动能力。医生说他永远也站不起来了，没有别人的帮助就无法生活下去，但他仍积极锻炼恢复身体。
3个星期以前，他被人抬着坐了一次飞机。当时他曾想到自己可以学开飞机。
他有时间，有特级抚恤金做学费，当时他主要担心的是自己是否有操纵飞机的能力。然而现在他才认识到，登上飞机的艰难也许不亚于驾驶它。他身体的恢复还远远胜任不了一架派珀·切罗基的挑战，那驼峰似的座舱、宽宽的下翼在早霞中光彩夺目。
麦克将轮椅靠近机身，一只手搭在机翼的后缘，另一只手支撑在轮椅上，尽可能将自己撑了上去。然后转身面对着机身，用右肘机敏地挪动着，一点一点地向驾驶舱移动。
帕特森在屋子里目睹了这一切。真是难以令人相信，他说：“简直是在机翼上匍匐前进，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他用了45分钟，当我走出去的时候，他正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血从磨破的肘部流出，舱内到处是血污。看到他经受了如此的痛苦，我知道没有什么能阻止他的决心。”
但当帕特森送麦克去联邦航空局做体格检查时，担任检查的医生——一位老资格的飞行员戴维·斯托达德博士感到为难。他在电话里说：“我的天，他身体能动的部位还不到10%！”帕特森坚持己见，并说，如果他为自己这个学生的飞行技能担保，那么医生是否愿意与麦克一同飞行，以亲眼鉴定？医生同意了。
现在的一切都取决于教员和学生了，他们一起着手解决新出现的每一个问题。
利用毯子的摩擦可以使麦克登上光滑的机翼。戴在头上的一套通讯设备可以使他不必用手拿着无线电话筒。他们还把舵柄改成垂直移动，这样可以使麦克不用脚而用右臂来操纵不易控制的尾舵。让帕特森高兴的是麦克的手指显得越来越灵活，但他担心他的气力不够，这样在大风时起飞和着陆，就无法将驾驶杆拉回来。麦克倒想了个主意，为什么不做一个金属钩套在他的手腕上？这样放、拉不就都自如了吗？
麦克自己在家做了头一个样品，生铁把手腕都磨破了。后来他又用医院的轻铝板与一只手套固定在一起，使用起来很是方便。
进行了几周的训练之后，他们便给斯托达德去电话。医生在机场亲眼目睹了麦克坐在轮椅上灵巧地围着飞机绕了一圈，仔细地进行例行飞行前的地面检查。在教员和医生都上了飞机之后，他又做了起飞前的仪表检查。几分钟后，马达轰鸣，飞机向跑道的尽头冲去，然后跃入灰色的天空。
飞机对准了喀斯开与锡斯基尤山脉之间的宽阔飞行通道，麦克像他的教员一样灵巧地做了一个大角度转弯，然后回头对惊呆了的医生嫣然一笑，举起双手示意他完全是自己一个人在驾驶。
1976年11月14日，麦克在空中飞满了20个小时。飞机稳稳地停下来后，帕特森跳下飞机，转身对麦克喊道：“再飞两个起落，我在办公室等你！”放单飞的时刻终于来到了，麦克用右手推上油门，松了手闸，调整一下方向便滑出跑道。几分钟之后他便飞上了蓝天。
在1000英尺的高度，麦克感到一阵未曾有过的激动，他浮想联翩：这是我有生以来做过的最伟大的事情。帕特森在地面期待着，“怎么样？”他问，“简直像在梦幻中！”麦克答。他想，这是一生中确实能为自己的安危完全负责的时刻，而我现在就能做到这一点！
以后的几个月里，麦克在斯托达德医生的帮助下，成为第一个通过仪表鉴定获得民航机驾驶员执照的四肢麻痹患者。斯托达德医生说：“是麦克的意志使他出类拔萃，他的成功确实是一鸣惊人，令人难以置信。”麦克的教员帕特森则说：“去和麦克飞一次，你就会理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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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具有神奇的力量，如果你珍惜自己的生命，任何艰难险阻都不能阻挡你生命的脚步。如果你信任神奇的生命，那么任何人间奇迹都可以在你的努力中创造出来。弱者等候机会郭恢扬
尽管在这危险的攀登中到处充满了障碍，致使队伍延长到三十公里，但是他们一点不乱，也没有一个人掉队！四天之后，这支部队就突然出现在意大利平原上了。
弱者等候机会，而强者创造它们。
懦弱动摇者常常用没有机会来原谅自己。其实，生活中到处充满着机会！学校的每一门课程，报纸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客人，每一次演说，每一项贸易，全都是机会。这些机会能够带来勇敢，培养品德，结识朋友。对你的能力和荣誉的每一次考验都是宝贵的机会。如果像道格拉斯这样的奴隶都能使自己成为演说家，作家和政治家，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道格拉斯连身体都不属于自己！
没有谁，在他的一生中，运气一次也不降临。但是，当运气发现他并不准备接待她的时候，她就会从门口进从窗口出了。
年轻的医生经过长期的学习和研究，他碰到了第一次复杂的手术。主治大夫不在，时间又非常紧迫，病人处在生死关头。他能否经得起考验，他能否代替主治大夫的位置和工作，机会和他面面相对。他是否能够否定自己的无能和怯懦，走上幸运和荣誉的道路？这就要他自己做出回答。
对重大的时机你做过准备吗？
除非你做好准备，否则，机会只会使你显得可笑。“从这条路走过去可能吗？”拿破仑问那些被派去探测伯纳称之为“死亡之路”的工程技术人员。“也许吧，”回答是不敢肯定的，“它在可能的边缘上。”“那么，前进！”小个子不理会工程人员讲的困难，下了决心。
出发前，所有的士兵和装备都经过严格细心的检查。破的鞋，穿洞的衣服，坏了的武器，都马上修补或调换。一切就绪，然后部队才前进。统帅的精神鼓舞着战士们。
战士皮带的闪光，出现在阿尔卑斯山高高的陡壁上，出现在高山的云雾中。每当军队遇到困难的时候，雄壮的冲锋号就会响彻群山之巅。尽管在这危险的攀登中到处充满了障碍，致使队伍延长到三十公里，但是他们一点不乱，也没有一个人掉队！四天之后，这支部队就突然出现在意大利平原上了。
当这“不可能”的事情完成以后，其他人才看到，这件事其实是早就可以做到的。许多统帅都具有必要的设备、工具和强壮的士兵，但是他们缺少毅力和决心。
而拿破仑不怕困难，在前进中精明地抓住了自己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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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但真实的生活却告诉我们：机会从来不愿与只知道等待机会降临的人相伴。不管你是伟人还是草民，得到机会的永远是那些随时准备捕捉机会的人。总在等待机会的人就不可能真正获得成功。她赢得了另一个世界马役军
袁和正是怀着这种渺茫的幻想重新走进教室，走进图书馆，走进一个新的希望……她仿佛忘记自己是一个癌症患者，一个被现代医学宣判了死刑的人。她拼命地读书，仿佛要把心中的痛苦全倒在浩如烟海的知识海洋里。
袁和是一位上海姑娘。几年前，她作为中国留学生，到美国马塞诸塞州蒙特·荷里亚女子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为了踏出国门学习，她付出了比别人更为艰辛的努力。当时，她已经30多岁了，无论从灵气和记忆力来说，都已经落在那些更为年轻的人后面。为了让自己的愿望得以实现，她白天在街道的小工厂里和那些老大妈们一起糊纸盒赚钱，晚上躲进一间小屋借着昏暗的灯光读外语。就这样，她以顽强的毅力通过了出国外语考试。走那天踏进机场时，她忍不住放声大哭。
读硕士，攻博士，她心中有张人生的进度表。踏上美国的土地，尽管一切都是新鲜的——美丽的西海岸、让人惊叹的曼哈顿——但这一切没有使她驻足。过往岁月已经耽误了太多的时间，她要用超常的努力，赢得别人已经得到或没有得到的那一切。
然而，这个进度表刚刚展开，袁和就被罩上了“死亡”的阴影，命运给了这个倔强的姑娘一个无情的“下马威”——美国医生诊断：癌症。袁和刚刚到美国才两个月呵！不久，再次检查的结果是：癌细胞转移。
死亡向袁和这个弱女子扑来。这种恐惧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何况一个身在异乡、孤独无援的姑娘，除了那种明知道起不了多大作用，只是延缓那一刻到来的化疗、手术，大家都束手无策。于是，有人劝她回国去，那里毕竟有亲人的照顾。也有人劝她留下来，因为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度，在这里可以吸毒，可以放荡，为所欲为。人之将死，不就想减轻痛苦、转移压力、多享受几天人生的快乐吗？
袁和没有回国，也没有去吸毒、去放荡。她对人说，我还想读书，想得到硕士学位。
她的同学把她的愿望告诉医生，那位美国医生连连摇头：“不可能，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按照经验，她只能再活半年。想要得到硕士学位证书，这只是一种幻想，美丽的幻想……”
袁和正是怀着这种渺茫的幻想重新走进教室，走进图书馆，走进一个新的希望……她仿佛忘记自己是一个癌症患者，一个被现代医学宣判了死刑的人。她拼命地读书，仿佛要把心中的痛苦全倒在浩如烟海的知识海洋里。
两年多的时间，她把死亡当成一支生命的拐杖，倚着它，无所畏惧地前行。她在教室里晕倒过，但醒来依然又走回教室；她吃下去的饭被无数次地吐出来，但她仍顽强地咀嚼并咽下去。
一个休息日，她在宿舍里看书，突然一阵眩晕，摔倒在地上。就在那冰凉的地上，她整整昏死了十几个小时。当她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了，她的手脚已经不听大脑地控制了，然而，在一片思维的空白中，她分明听见一个声音的呼唤：站起来，站起来！终于，她爬了起来，站立了起来……
脚下是一种深浅不一的足印，尽管她曾胆怯过、犹豫过，痛苦难耐时，也想放弃追求，但她终于战胜了自己，战胜了人在懦弱、绝望中的自戕。一年多时间的苦熬，一年多向死亡的挑战，袁和终于穿着长长的黑色学袍，一步步走上了学院礼堂的台阶。她用颤抖的双手，接过院长亲自为她颁发的硕士学位证书。
对于袁和来说，这是她一生中最激动和最难忘的一天，她终于用自己的毅力和意志，把梦想变成了现实。
教授们和那些来自不同国度的同学们，在台下为袁和鼓掌。他们看到了勇气，看到了无畏，看到了人格的力量。
袁和并没有停止她生命的进程，她又以顽强的毅力去攻读博士学位。但是，没过多久，病魔终于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
一个普通生命的消逝，竟在那一方土地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马塞诸塞州的4家报纸都刊登了袁和的大幅照片。报纸撰文称赞袁和的一生是人类“关于勇气的一课”。
蒙特·荷里亚女子学院破例下旗两天，向这个普通的中国女留学生致敬。他们还设立了“袁和中美友谊奖学金”，以奖励那些对中美文化交流事业作出贡献的人们。
在学校附近的草地上，学院为袁和立了一块碑，碑上面有一张袁和微笑的彩色照片……
袁和以她的勇气和毅力，在异国他邦塑了中国人不朽的形象。这是一个让人钦佩和折服的形象！若说奉献，这就是她为祖国做出的最大奉献。
袁和自知不久于人世的时候，在一盒录音带上，给自己的父母和亲人口述了她的遗言：“我很骄傲，因为一个普通的女子能够和癌症拼搏，向死神挑战……“许多美国人对我说，这在美国是不可思议的。其实，中国人不都像他们想的那样，只会烧饭，或者卑躬屈膝。很多人一讲到中国，只讲中国人怎么受苦。是的，中国人受的苦是够多的，可以说是多灾多难。但是，中国人的勇气，中国人的力量，是和中国人的困苦同时存在的。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尤其是那些立志改变中国的人共同努力，中国总会强大起来。“如果有人问我，在生命的终点，你还有什么希望？我便回答他：我希望有一天看到我们的民族能够好起来，不再被人家瞧不起，它能够胜过别的民族！那时，我才能真的闭上眼睛……”
袁和去了，在完成了一个人应该完成的使命后，她平静地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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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痛苦的选择面前，谁都曾经犹豫过：在艰难的人生面前，谁都曾退缩过。然而不战胜懦弱，我们就不会找到光明；不战胜绝望，我们就不能获得新生。超越了自我，你就赢得了新的人生，赢得了另一个世界。山村孩子的读书梦邱四维
他找到了大姐，大姐拿出了仅有的10元钱。揣着大姐全部的积蓄，徐世鼎心里七上八下直打鼓。“10块钱？全部学费50块！”尖硬的女高音把徐世鼎重重地弹了回去。
1990年，13岁的徐世鼎向国家上缴粮食100公斤，税款26元，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纳税人。同年，由于交不起40元的学费，他几乎被乡中学拒之门外；3年后，他又因拖欠学费险些被取消中考资格。
这个普通的山村孩子，为了他的读书梦，依靠一亩三分田和一间泥巴小屋艰难而自信地生活着。
徐世鼎读书的最大愿望很简单——他想当警察，一个正正规规从警官大学毕业的警察。
对这个极为实际的理想他丝毫不觉尴尬，就像他不讳言自己不爱读小说一样。
他说浪漫的理想是小说里的，而生活不是小说。母亲喂来换盐的鸡成了乡里野小子的下酒菜；屋后园子里的橘树、李树总是未等采摘就秃了枝；还有掐了心的菜、塌了秧的瓜……还有他那仅仅因贴大字报讲了几句冲动话就被判刑10年的父亲。
在幼小的徐世鼎的眼里，生活因无人护卫而孱弱混乱，他总在渴望有一天能改变这一切，建设起一个秩序有力的世界。
徐世鼎念小学五年级时，父亲回来了，他以为生活从此该有了转机。可没过上两天和睦日子，被10年牢狱生活折磨得精神抑郁、意志消沉的父亲就和母亲吵得不可开交。母亲再也无法承受精神和劳作的双重压迫而病倒了，生活陷入更深的贫困里。一年后，父母分了家。辍学的哥哥姐姐跟了母亲，小儿子徐世鼎跟了父亲。
生活窘迫如故，父亲心灰意冷。徐世鼎看不到出头之日，他答应父亲小学毕业后不再念书。
就在他冷冷地把初中入学通知书扔到一边时，生活给了徐世鼎一个极大的刺激。
那个夏天，小小的村庄里被一个消息轰动了——乡里有人考取了大学！人们奔走相告，互致庆贺。远离觥筹之声的徐世鼎被深深地震动了：原来读书上大学是这么的风光，这么的伟大！梦里永远只有痛，徐世鼎跑回家，把这个冲撞胸襟的念头告诉了父亲。“不行！”父亲的神情冷漠僵硬。
徐世鼎哭着跪在了地上，“不行。”父亲丝毫不为儿子的眼泪所动。
报名的期限已到，别的孩子高高兴兴地上学去了，徐世鼎心急如焚。
他找到了大姐，大姐拿出了仅有的10元钱。揣着大姐全部的积蓄，徐世鼎心里七上八下直打鼓。“10块钱？全部学费50块！”尖硬的女高音把徐世鼎重重地弹了回去。
他又找到哥哥，哥哥同样囊中羞涩，只好陪弟弟一起到学校向老师求情：能不能暂时欠着40元的学费。
整整一下午的苦苦哀求，使徐世鼎重新坐进了教室。他发誓无论条件如何艰苦，一定要把书念下去。
然而父亲时时逼他退学。虽然徐世鼎利用一切空余时间把家里所有的活计都揽到自己身上，父亲还是心如顽石。
半个学期过去了，学校催交学费。
父亲还是分文不给，徐世鼎毅然决定和父亲分家。
这是一个普通的夜晚。没有繁琐的仪式，生产队长作担保人，大哥做中间人。
昏暗的灯光下，徐世鼎和父亲协商了几分钟，在协议书上签上了各自的名字。攥着这份写有一亩三分田、一间泥巴小屋、100多元欠款和两袋稻谷的分家协议，13岁的徐世鼎心痛如绞。
读书！一切只是为了读书！亲情割断，父子分离，生活再无依靠。
农闲时，他每天5点起床，做完家务，6点赶到学校上课，放学后在学校做完作业，立刻赶回家做田里的活儿；农忙季节，他请假在家插秧打谷施肥；假期里，他外出打工：扛木头，拉竹子，运砖。常常在劳碌的白天过后，伴着一盏孤灯，他又翻开课本……
靠着自己的一双手，在乡里，徐世鼎是一个合格的纳税人，每年依法向国家上缴公粮和农业税；在学校，徐世鼎是一名好学生，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并在成都市中学生数学竞赛中获奖。
但是一个未成年孩子的力量毕竟太单薄了。过了3年节衣缩食的艰苦生活，初中毕业时，徐世鼎还是欠下了学校近400元学费。就要参加初中毕业考试了，学校放出话来，如果不把欠款补上，就不发中考准考证。
400元，对某些人或许只是一件衣服或一顿饭而已，可对16岁的徐世鼎，却关系着一生的前途。
他再一次求助于哥哥姐姐，可他们同样束手无策。他们劝徐世鼎干脆别考了。
回想起3年来的日日夜夜，徐世鼎再一次泪如雨下。
哥哥叹了口气，答应帮他借钱。徐世鼎红着脸跟在哥哥身后，诚惶诚恐地向一个个门槛迈去。
终于他借到了钱，还了账，领到了准考证。
一个月后，徐世鼎被市重点中学邛崃市一中录取。
痛在梦里算什么？一中新生报名时间已过，军训也已开始，徐世鼎还未露面。班主任从一个与徐世鼎同乡的学生那里得知徐世鼎的情况后，立刻派人去找徐世鼎。
徐世鼎何曾不想开学的第一天就去报到！是通知书上醒目的150元学费止住了他的脚步。他没这么多钱，也不可能再去借钱，如果学校不给办手续怎么办？他不敢多想。
缓两天，等找机会挣够学费再去吧！徐世鼎扛着行李来到了离家50里的宝珠山水电站。
水电站修公路需要小工，徐世鼎成了工地上最年轻最卖力也最廉价的小工。长期的体力劳动造就了徐世鼎结实的身体，但炎炎烈日下搬运一筐筐泥土、一块块条石还是远远超过了他的负荷。就在这累得骨头如散了架的日子里，徐世鼎还抽空自学着高一的课程。
同学把满身尘土的徐世鼎从宝珠山水电站工地带到了班主任面前。
学校免了徐世鼎的学费，并允许他不参加军训，不订校服；班里有两个女同学悄悄地托人转给他200元钱；班主任看他数学成绩好，让他当了数学课代表。
徐世鼎不负众望，第一学期期中考试名列全班第三。1993年12月，邛崃市一中授予他“克服艰难困苦，勤奋学习的优秀共青团员”称号。
徐世鼎求学的故事为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人们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对此徐世鼎心存感激。但他又免不了生出一些惶惑：他的经历不正是所有渴望读书却又身陷贫困的农村孩子最自然的经历吗？他做的一切理所应当——他真的不以为自己的经历值得特别地张扬。这个普通的农村孩子从一亩三分田的读书梦里为他的“人道主义”下了个朴素的定义：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报答所有应当报答的人——他以为这是人最重要的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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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曾有过梦想：童年时的梦想是得到更多的甜蜜和母爱，少年时的梦想是快点长大成人，青年时的梦想是成为被爱包围的人。而所有这些金色的梦想与徐世鼎求学读书的梦想比起来，却是那么微不足道。工作着是美丽的方方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完美的不易犯错误的说话的人，显然比一个成天工作并于忙碌中有所疏忽、偶有过失的人要受欢迎得多。所以，我们看到喜欢说话的人越来越多，而喜欢做事或者说工作的人越来越少。
在大学时，读到女作家陈学昭写的一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这篇小说的名字比内容更加深深地打动了我。每次当我写完一篇小说或者是做完一件事，以全身心放松的姿态活动筋骨时，我总能想起这句话：工作着是美丽的。
如果我在某一场合说出这句话和我的感受来，是一定会遭到许多人的嘲笑的。
他们会觉得这是一种幼稚，是一种浪漫，或者说是一种幼稚的浪漫。我知道，这是一定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闲人，他们不喜欢工作，他们总觉得工作只应该是别人的事，而他们，则天然地应该坐在工作者的旁边，品着茶，抽着香烟，很宏观地谈论他们无论如何也左右不了的天下大事，然后再偶尔地对着他们近旁那些忙碌的人们评头论足——虽然他们也并没有看清楚那些忙碌的人正在做些什么。
工作的人往往会对他们的议论感到忿忿然，有时甚至会情不自禁地跳出来说：你们光说不做，你们要觉得我做得不好，你来试试看。每逢此时，说话的人多半会很有风度并显得很宽容地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
是呀，这是中国一句名言，人家说得不对，你就只当没有听见不行吗？善于工作的人往往不善言辞，在此刻多半只会哑口无言，脸色灰暗得有如自己果真犯了大错。不知就里的人们，见了工作的人这份脸色，在对他产生同情之心时，也认定他果然是犯了错的。
工作的人的确是容易出错的，其原因就在于所做的事总有它的具体性，而任何事一旦具体了就很容易找出它的纰漏之处。比方办刊物，标题起得不好，文章漏校几个字，版式不太美观之类，全都看得见，摸得着。又如开汽车，天天在街上出入，不小心被自行车擦掉一块漆以及后车灯叫别人撞扁，等等，也都在面上搁着。这些一目了然的毛病，自然给说话的人提供了说长道短的素材。
说话的人却很少有出错的机会。因为他们不做事只说话，而话语总是很虚无的，虚无的东西便抓摸不着。更何况说话的语气还可以调节说话的内容，有时一句话，换一种语气说，便能说得与原意相反，足可以阐释得让听过两种语气的人目瞪口呆。所以，说话的人因为长久以来只说话，已经把说话这种方式操练得具有很高的技巧了。这一来，越发不易让人觉得他也会出错。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完美的不易犯错误的说话的人，显然比一个成天工作并于忙碌中有所疏忽、偶有过失的人要受欢迎得多。所以，我们看到喜欢说话的人越来越多，而喜欢做事或者说工作的人越来越少。
纵是如此，我们——这些喜欢工作的人，还是愿意“幼稚而浪漫”地重复这样一句话：工作着是美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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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做事的人，从不会介意失意的造访：为了某个目标努力工作的人，也从不会害怕错误带来的打击。因为他们相信，彩虹总在风雨后，失意与错误绝不能阻挡住美丽梦想的实现。没有什么比工作更让你美丽。坚强地活下去赵静静
他的耳畔荡着菲琳的话：“阿冉，答应我，你以后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不是为你自己活，而是替我活；阿冉，努力替我多活一天。”
黄昏时分，当夕阳的第一缕光线由西窗射入，落在桌面上的时候，冉伯仿佛又苍老了许多。
冉伯颤巍巍地站了起来，立即，有许多阳光照到他的脸上，把他的脸染成一种奇怪的古铜色。屋子里静得出奇，冉伯空洞的双眼在空中盯了好一会儿，才又颤巍巍在拄着拐杖跨出了门槛。
路两旁是一望无垠的原野，天际的云霞绚丽如水，有一群群的黑乌鸦低低掠过。
冉伯的拐杖以一种缓缓的节奏点击着地面，笃——笃——笃——
冉伯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张面孔来。
那是一张少女的脸，清秀，白皙，温和中透出妩媚，五官十分端庄，似乎嘴角还挂着浅浅的笑窝，只是，眼睛中少了点光彩。
那少女叫菲琳，是个盲女。
菲琳和冉伯相处的时间并不长，却成了他永远的菲琳。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冉伯是国内著名的X大学的学生，因为天资聪颖，相貌出众，所以成了校内最受人瞩目的人物。也就是在那时候，他认识了菲琳。
但是，菲琳仅仅是他生活中的一颗流星，一掠而过，就把他孤零零地抛在尘世上，渡过了生无可恋的一百二十多年。
生无可恋，对的，冉伯生无可恋地活了一百二十四年。他的菲琳早早地走了，难道这世界上还有他值得留恋的吗？
一天深夜，冉伯参加朋友的生日宴会归来，略带些醉意，迈着摇晃晃的步子走着。朋友是有车接送的，可他性喜清物，宁愿一个人散步和欣赏城市的夜景。
这是个美丽的城市，时值仲夏，凉风指面，穿越市中心的小河里翻动着滚滚清波。
忽然，冉伯发现河边的垂柳下有一个苗条的身影。那身影像一株秀硕的白杨，在这种环境下，勾起冉伯许多遐思。可是，冉伯眨了一下眼睛后，那身影就不见了。
冉伯怀疑自己看花了眼。
冉伯跑到垂柳树下面，只见水面上漂着一条红纱巾。
冉伯扑入水中。
冉伯从水中捞出一个人，看她的时候，只觉得她的美丽如强烈的阳光一样逼眼。
这个人就是菲琳。
菲琳是个被父母遗弃的盲童，七岁以前在孤儿院长大，后被一独身老妇人收养。老妇人心地善良，令菲琳体验了人间温情，两人相依为命一直过了十四年。可是，前不久老妇人去世了。
孤独寂寞的菲琳也想随她而去。
冉伯被菲琳的身世深深震撼了。
冉伯成了菲琳的朋友。冉伯发现菲琳的眼睛虽然盲了，可她的心灵并不盲，菲琳的心灵和她的相貌一样美丽。
一月过后，他们成了一对恋人，真正的恋人。
真正的恋人之间有许多可慕可敬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只需要记住他们的一个显著特征就行了，即：一个离开另一个，绝对无法活下去。冉伯和菲琳的故事也和其他真正恋人的故事一样，正当他们忘我地享受爱情的甜美的时候，魔爪悄无声息地伸过来了。
车祸发生在菲琳穿越马路的时候，冉伯目睹着载重卡车把菲琳碾压在巨轮下，冉伯凄厉地尖叫一声，冲了过去。
冉伯紧紧抱起菲琳，菲琳的鲜血浸透了他大半个衣襟。
冉伯狂奔着，世界在他的眼中模糊了，可他能清晰地听到怀抱中菲琳力量微弱的声音：“阿冉，答应我，你以后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不是为你自己活，而是替我活；阿冉，努力替我多活一天。”
菲琳知道自己和冉伯的感情，她要在生命结束的一刹那把生的力量贯注入爱人的心中。
愿野间的小路已经到了尽头，不远处出现了一片密密麻麻的荒坟。这里就是冉伯的目的地。
菲琳死后，他的确痛不欲生，多次想一死了之，但是，他答应菲琳，要努力替她多活一天。他从未对菲琳食言过，这次也不应该例外。
我不是为自己而活，我是在替菲琳活着。我活一天，就是菲琳活一天，我要努力，再让菲琳多活一天。
让菲琳多活一天，就这样一个信念，竟支持着这个老人活了一百多年。
直到今天，冉伯知道自己一定见不到明天的日出了，才踽踽地来到他爱人的坟前。
尽最大的努力活过了，他问心无愧地来见她了。
冉伯在一座无字墓碑前立定了，犹如一尊大理石的肖像。
他的耳畔荡着菲琳的话：“阿冉，答应我，你以后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不是为你自己活，而是替我活；阿冉，努力替我多活一天。”
夕阳已经落下去了，天际浮着阵阵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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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无可恋的人来说，恰恰是因为这个人爱得太深，恋得太苦。以至于再没有什么能让自己重新爱恋。这就像一个视死如归的人，勇敢地拥抱死亡其实只是更希望自由而愉快地活着，更愿意美好、幸福地活着。不仅是为了那块砖头张敏
轮到我时，我说我要当文学家！要写一个电影剧本，要在银幕上看到以我个人的名字编的剧。然后再写十篇小说，全要用铅字印出来。
这里面，数我的理想最“伟大”。当那块砖头被砸碎时，我的心跳得很厉害。
我是一个渺小的人，渺小的人只能有一个渺小的理想。
为着这个渺小的理想，我奋斗了22年……
1962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和几个都是十七八岁的新战友，在营房后边的砖瓦窑上谈起了个人的理想。热血沸腾之余，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一块砖头上，向上苍发了誓，然后把砖头砸得粉碎——谁要是说话不算数，下场就和这砖头一样！
有两个战友说的理想是下决心存钱（那时我们在青海香日德当兵，每月有三十多元的津贴）。有一个战友要拉二胡，说将来最起码要在千人以上的晚会上为大家演奏。还有一个战友说，也要搞音乐创作，最少要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一首自己创作的歌曲。
轮到我时，我说我要当文学家！要写一个电影剧本，要在银幕上看到以我个人的名字编的剧。然后再写十篇小说，全要用铅字印出来。
这里面，数我的理想最“伟大”。当那块砖头被砸碎时，我的心跳得很厉害。
如今，22年过去了。当年名字写在砖头上的那几位战友都在一个城市里工作。
有一次遇在一起，自然谈起了那场“砸砖立誓”的事，他们的理想都实现了。
存钱的，临退伍时存到3000以上。不过他们现在并不怎么富裕，因为那些钱都花完了。
拉二胡的那位，果然在他们工厂举办的千人以上的晚会上，上过两次台，也确实得到了掌声。
早在1965年，那位搞音乐创作的战友就在《解放军歌曲》上发表了一首队列歌曲。
这其中，唯我最苦。那次砸砖起誓之后，我便一个心眼写电影了。我的工作是在远离村镇的青海高原的荒滩上看管犯人。这里没有新华书店，也没有图书馆。我手头只有一本《电影文学》，反复看了几十遍，便开始写一个《岳飞》的电影了。
不久，我收到了八一厂编辑寄来的信，告诉我《岳飞》已有人写过了，并让我从生活出发，写一写自己身边的事情。我把这封盖有公章的信像圣旨一样看了一遍又一遍。
有一天，我到监狱里去，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犯人正在画一副监狱里开晚会用的布景。那人原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因为右派问题判刑15年。我得知他有一个儿媳妇在《电影文学》当美术编辑，提笔便给她写了一封信，随后寄上了300元钱。一个月后，我牵了三匹马，从40公里外的邮电所驮回了一公尺高的六叠子杂志。那些书刊杂志解开来，足足有一个立方。
我把这些书全部藏在床下边，利用每天能够抽出的全部时间，每天看三本。把自己认为好的剧本、好的评论撕下来，另装成册。有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用自购的打字机，给《优秀电影剧本选》上打号、编目、装订时，有人叫我去接电话。临走前，我交代我旁边那个外号叫“骚鼻子”的战士，不让他翻我的东西，他答应了。赶我回来后一看，头都气昏了。他把我好不容易才整理在一起的剧本呀，评论呀，全都翻乱了。他没有什么文化，只是在里面找美人头。我一看，气不打一处来，便大声喝道：“不让你乱翻，你手贱什么？”“翻了怎么样，能判劳改么？”“你再敢翻一下？！”他满不在乎，顺手拨了一下，那些单页便飘了一地。我眼睛红了，回身抓起一支枪，顺手上了刺刀，朝着他的大腿刺了过去。只听见“妈呀”一声，他倒在地上了。
这是星期天的早晨，宿舍里有一个排的战士。有的下棋，有的看书，有的洗衣服。听见这不是平常人喊出来的声音，都站了起来。我背靠着枪架，顺手抓起了一颗手榴弹，并且拉出了导火索。当时我想，去他妈的，咱一块死吧！我看见所有人的脸上都失去了血色，所有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我们。
在这个当口，副排长开了口，他是朝鲜战场上下来的老兵，见过大场面，他并没有看我，而是看着躺在地上的那个“骚鼻子”，高声骂道：“这货早该枪毙了！翻，翻！打死他活该，朝他脑袋上戳！”
这明显是向着我说话，我激动得要流眼泪了。他一眼也没有看我，几大步就走到“骚鼻子”面前抬起脚去踢他。猛地，他返身抱住了我，一只手牢牢地抓住了我拿手榴弹的那只手。抓的那么有劲，我动都动不了了。他大声喊：“快来，给我捆起来！”
据说当时最轻的处分是要打发我回家的。团政治处主任在会上说，这个战士要学习，将来想当作家，这不是坏事。过去我们没有过问这件事，干部们有责任。把他留下吧，给他点条件，说不定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呢。
第一条是我必须给“骚鼻子”道歉，求得他的原谅。我遵照执行，买了礼物，到卫生队去看他。一见到他，我哭了，他也哭了。他说：“张老兵，我再也不翻你那些宝贝了，我撕下来的那些漂亮女人像都还给你，你再不要用刺刀戳我了。”
我真是后悔极了。我恨不得碰死在他面前，求得他的原谅。我的头在床头上碰烂了，但心里面说，我一定要当文学家，只有当了文学家才能对得起他们！否则，我还活着干什么呢？部队首长原谅了我，战友们原谅了我，只给了我一个行政警告处分。主任还风趣地说，只要你当了作家，把部队的好人好事写出来，将来我给你撤掉这个处分。
连里腾出来一个洋芋窖，支了一个床板，每月到司务长那里领三斤煤油，发给我一盏马灯，允许我早起晚睡，到洋芋窖里看书。
这件事传到师里。师宣传科每年给我参加一期创作学习班的机会。三年后，那些书看完了，等于上了一次大学的中文系。我写了7个电影剧本，虽然一个也没有被采用，但是许多制片厂都说我的剧本有点苗头。我为师团演出队写了许多节目，演出了，还得了奖。临退伍时我那个处分果真撤掉了。
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我1968年退伍，被分配到一家化工厂当了工人。我没有写出一个被采用的电影剧本来，也没有发表过一篇小说，我的名字一次也没有变成铅字。
1974年春天，区上请了一个作家，给全区的业余作者讲课，我也弄到了一张票。去得迟了些，小礼堂已经坐满了。守门的一位老兄看了看我的模样说：“这里面是讲课，不演电影。听课的都是作者，你是作者吗？”“我，我写过电影剧本，写过7个。”“放映了吗？”“没有。”“发表过作品吗？一首诗也行。”“没有。”“那不算作者。写过电影的人多得很，没有拍，屁都不顶！作者是见过铅字的，你连铅字都没有见过，算什么作者？”
我看着他的宽边眼镜，咽了一口唾沫。“请你记住，10年后，我给你讲课！”说完这句话，我返身就走。
我重新给自己订了一个目标：今生要写一部电影，改编的不算。写一百个短篇小说，全部要发表。写三个中篇小说，再写一个长篇，当然也要发表。
第二年的夏天，有几位作家在我厂深入生活。他们看了我的一些习作后，认为我还有出息。有一天，我们到街上闲走，时值中午，便来到西安解放商场的一家茶馆里喝茶。闲聊时，见那茶馆全是用报纸糊着墙壁。他们说，找找看，能不能找到自己的文章？
我不动，一动也没有。他们果然都找见了自己的文章。羞愧呵！我站着和人家一样高，吃饭和人家一样多，年龄也不比人家小多少，怎么脸上这样的无光彩？人是应该有些尊严的，要常常知道害羞才行！那天晚上，我写了一篇散文《献给母亲》，第二天又写了一篇《蚕女》。
我的小木箱里，已经有十几斤“作品”了，如今又添了两篇。放着吧，放着吧，当时那一套创作方法，我格格不入，文学杂志几乎没有。
我还有个自己的想法：没有稿费，我绝不投稿。
为钱么？是的。我花了那么多钱，得把本捞回来才行。没有稿费，等于不承认作者的劳动，我不干。
1977年冬天的一天，我在路上碰见了作家丁树荣同志，他告诉我要实行稿费制了。
我当晚拿出了《献给母亲》和《蚕女》，久久徘徊在邮电大楼的门前。寄还是不寄呢？可怜搞了十几年创作，还没有正式投过一次稿。过去那些剧本什么的，都是通过组织寄出去的。竟不知怎么个投稿法。我想到：寄，无非是不用，又不犯法。寄给哪家呢？反正是发不出去，寄一家大的试试。
一个多月后，有天早晨，我正在车间干活，厂政治部来了一个干事让我到政治部去一下。
大家都紧张了。我镇静了一下，想想最近干什么坏事没有？两天前我曾用饭盒偷过厂里一点水泥回去做花盆，莫非被发现了？反正再也没干过什么坏事，就硬着头皮来到政治部。那干事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半天才问：“你是不是给什么报社写过文章？”
我赶忙点点头。他说：“写的什么，为什么不汇报？”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来说：“人家来函调查你，看你和‘四人帮’有没有联系？”
我这个小蚂蚱能和“四人帮”有什么联系哟？他并不让我看那表格，只是说，把原稿拿来审查一下，党委最后定了再说。
我默写了一篇我的文章，给了他。过了一星期，问他时，他说，星期五开党委会，会上定了再说。
我第一次真的注意起厂党委会了，并且知道了那开会的地方。
散会了，他眼一瞪说：“忘了，下次再说。”
我收到了《解放军文艺》的一封来信。信上说，两篇均好，都准备采用。只是还没有收到单位的复信，问我是否可以催一催。
十五年了，我将要看到曙光了。为了那块砖头，那誓言，我买了一条烟，晚上到那干事家中，随便的样儿把烟往他床上一扔，轻描淡写地说：“我有战友在烟厂工作，内部处理，一块钱一条。弄了两条，卖给你一条。”
他拿起那条烟，问我：“这么便宜，多弄几条来行吗？”
我心里说，多弄几条？我一月就400大毛，卖老婆孩子呀！嘴上却说，没问题。末了问到那表格的事。他说，算了，不值得上党委，我现在就给你盖个章子，你寄走得了。
我连夜用挂号信把这“同意发表”的盖有工厂大印的表格寄到北京去了。
1978年农历年三十晚上，有朋自工厂来，15里路，送来了三本《解放军文艺》。《献给母亲》发表了，《蚕女》也寄来了清样。
15年，漫长的15年，我看着我变成铅字的名字，喝了三杯酒，流了两行泪。
有了开头，就不能让它断了。
几年来，我收到6000多元的稿费，“本”捞回来了。
今年，我改编了张贤亮的长篇《男人的风格》，西影厂已开拍。不过，改编者有三个人。我的理想是要写一个只有我一个人名字的电影。写不出来，我仍然可能“粉身碎骨”。
奋斗也许不应该有止境。我不给自己增加砝码——那样就确实有止境了。我是一个渺小的人，渺小的人只能有一个渺小的理想。为着这个渺小的理想，我奋斗了22年；为着这个渺小的理想，我怕还要继续奋斗22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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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的追求经历都像一块砖、一粒砂那样，朴实无华。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留恋和非常的意义。只有当我们对曾经的梦想与往事细心检索时，才会在平淡中发现一种感动，在朴实中找到一种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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