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保罗·福塞尔
出版社：后浪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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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恶俗当格调(精确而剌痛人的社会等级指南，毫不过时的恶俗批判开山之作！《格调》《恶俗》套装共2册）试读：
总目录
CONTENTS封面
版权信息
别把恶俗当格调 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
别把恶俗当格调 恶俗：或现代文明的种种愚蠢别把恶俗当格调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
目录
CONTENTS译者序
第一篇 敏感话题
第二篇 解剖等级
第三篇 以貌取人
第四篇 住房
第五篇 消费、休闲和摆设
第六篇 精神生活
第七篇 “一张口，我就能了解你”
第八篇 升与降：贫民化趋势
第九篇 冲破常规的另类
第十篇 练习题、客厅评分表与读者来信问答
附录
出版后记
返回总目录你怎样穿戴，看什么电视节目，或者看不看电视，你吃什么饭，或者什么时间吃饭……这些都是你所属社会等级的
指示计！你属于那个阶层？
机智、挑剔、富于启发性……极为令人惊异并常常辛辣尖刻……福塞尔击中了要害……极富挑动性。——《芝加哥太阳报》（Chicago Sun-Times）
一本少见的好书……丰富的历史向度、敏锐的洞察力、刺骨的滑稽，投向美国等级社会的一线强光。——合众国际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UPI）
悄然的震撼……保罗·福塞尔以他的丰富、密集、富于洞见和批判性使你不得不爱不释手地在一个晚上读完这本书，并且还满怀乐趣。——《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
这本书的独到和有价值之处就在于，它指出了无处不在的格调区分。——《中国青年报》《格调》的风靡一时，主要是因为它的有趣，单是作者那种特有的温柔的刻薄、狡猾的犀利以及善意的恶毒，就已经使《格调》有了一种特立独行的“格调”。——《北京青年报》
正如人们曾经谈论“媚俗”、“品味”一样，《格调》出版后又开始流行一个词语——格调。——《文汇报》译者序
在经历了如此之多的变迁、磨难和不幸之后，今天，生活格调对中国人来说还是个问题吗？
1999年《格调》一书初次在中国出版时，曾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甚至学术界也卷入其中，其争论焦点就是：这是中国人的真问题还是伪问题？12年过去了，我们似乎仍然没有获得一个确切的答案。一方面，恶俗仍然在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蔓延，所有福塞尔在80年代美国观察到的社会等级符号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泛滥，攀爬上财富阶梯顶端的人们正花样百出地炫耀财富，而且形式更为极端。另一方面，由于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社会生活的重心正在向追求公平和正义转化，人们如果连住房都买不起，还能侈谈生活格调吗？
中国的改变太快，以至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长时间存留，包括社会习俗和生活品味。然而，不管生活正在变得多么艰难，只要有机会改善，人们还是希望自己的言行举止更得体，生活更有情趣，更丰富充实。这种根深蒂固的倾向，任由多么强大的生活压力也无法摧毁。所以《格调》一书所揭示的道理并没有改变：如果你是一个注重生活品质和自身形象的人，不管钱多钱少，还是渴望让自己与众不同。
尽管媒体当年沸沸扬扬，我曾经怀疑这本书对中国社会是否真正产生了影响。一个朋友告诉我，至少有两种东西因为《格调》的出版而衰落了，一是保龄球，二是轿车后窗上悬挂的毛绒玩具。暂且不论保龄球和后车窗的毛绒玩具格调高低，仅从功能角度考察，保龄球肯定不如户外运动更有益于健康；而后车窗上悬挂过多的异物，无疑会遮蔽后视镜需要的视线，容易引发车祸。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东西因为《格调》时髦了起来：由于福塞尔观察到，在球类运动中，球的尺寸越小越被认为有格调，所以今天中国越来越多的有钱人都打起了高尔夫球。而在诸多的对比中，我自己观察到的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则是地产开发商在改变住宅品位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今天，你已经很难在中档以上的住宅区内看到笔直的道路了。小路正在变得越来越弯曲，常常莫名其妙地消失在绿树掩映的楼群里。
当初把此书介绍给中国读者时，是当作社会学大众读物定位的。今天回头来看，此书的定位远比社会学读物要复杂得多，它包含了许多心理学、经济学，甚至政治学的元素，这些元素被包裹在生活品味的外衣之下，巧妙地影响了人们的思考。其实，这一复杂的定位不是正好对应了中国社会隐秘多变的价值取向吗？我甚至相信，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此书都将继续磨砺我们的生活智慧。石涛2011年10月于加州硅谷 第一篇 敏感话题A TOUCHY SUBJECT
尽管绝大多数美国人感到，他们的确生活在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等级制度当中，他们甚至怀疑，正是对社会地位的种种顾虑，左右了置身其中的人们的言谈举止。然而，社会等级这个话题迄今依然显得暧昧可疑，并且经常是过于敏感的。时至今日，哪怕只是稍稍提及社会等级这个话题，也能大大地激怒别人。这情形就仿如一个世纪以前，当绅士们坐在社交沙龙中饮茶时，一旦有谁过于公开地谈及性问题，举座顿时会变得鸦雀无声。
最近有人问我正在写些什么，我回答道：“一本关于美国社会等级的书。”这时，人们总是会先紧一紧自己的领带，然后偷偷瞥一眼袖口，看看那儿磨损的程度。几分钟之后，他们便会悄悄站起身走开。这不仅仅由于他们怀疑我是个社会等级暗探，还仿佛我刚才的话说的是：“我正在写一本书，想鼓励人们用幼海豹的尸体痛打幼鲸，直到它们断气。”自动手写这本书以来，我已经数次体验了R.H.托尼洞察到的一个可怕的真理。他在《平等》（Equality，1931年）一书中写道：“‘等级’这个词会引起种种令人不快的联想。所以，只要在这个话题上稍作逗留，就会被理解成是精神变态、嫉恨和充满偏见的症状。”
尤其在美国，等级这个概念相当令人尴尬。社会学家保罗·布卢姆伯格（Paul Blumberg）在他的作品《衰落时代的不平等》（Inequality in an Age of Decline，1980年）中，干脆把社会等级称作“在美国遭禁的思想”，此话可是不假。通常，哪怕这个话题刚被触及，人们就开始变得烦躁不安。当两名采访人问一位妇女，她是否认为这个国家存在不同的社会等级时，她回答道：“这是我所听到过的最最肮脏的字眼！”当另一位男士被问及同一个问题时，他变得很有些愤懑，“社会等级应该被彻底消灭！”这句话冲口而出。
实际上，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人们恰恰会暴露他们对社会等级的敏感：越是感到烦恼和愤怒，越说明等级存在的真实和严酷。如果谁容易变得非常焦虑，这种倾向暗示你是一名中产阶级，你非常担心自己会下滑一个或两个等级梯级；另一方面，上层阶级热衷于谈论这个话题，因为他们在这种事上投入的关注愈多，就愈显得地位优越；贫民阶层通常并不介意讨论这个话题，因为他们清楚，自己几乎无力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所以，对他们而言，整个等级问题几乎就是一个笑话——上层阶级空洞的贵族式的自命不凡不过是一种愚顽和妄自尊大，而中产阶级的焦虑不安和附庸风雅则令人生厌。
事实上，对社会等级高度敏感的恰恰是中产阶级，有时候他们甚至会被这个问题吓得要命。在某图书馆的一册由罗素·林内斯所著的《时尚先锋》（The Tastemakers，1954年）中，一位中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留下了他的痕迹。此书有一节以屈尊俯就的态度论及中产阶级那不可靠的装饰品味，然后冷嘲热讽地将他们和另一些阶层更为高级和精致的艺术行为作了一番比较。在这段文字旁边，这位怒火中烧的读者用大写字母批道：“狗屎！”就我的经验而言，此公肯定是一位无可救药的中产阶级男士（说不定是位女士？）。
正如对等级问题的愤慨恰恰暴露了阶级身份，解释这件令你生气的事物的方式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底层的人们乐于相信，等级是以一个人拥有财富的多少来作为标准的；生活在中层的人们承认金钱与等级差别有关，但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工作类型同样重要；接近上层的人们认为品味、价值观、生活格调和行为方式是判断等级身份不可或缺的标准，而对金钱、职业或受教育程度则不加考虑。
斯特兹·特克尔曾为写作《美国：分离街》（Division Street:America，1967年）采访过一位女士。她不但对等级这一问题表现出惊慌不安，而且出于本能将职业视为划分等级的主要标准，这类反应清楚无误地表明了她的中产阶级身份。“就在这条街上，住着几乎各种等级的人们，”她说，“可我不该提等级这个词，”她接着说，“因为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有等级差别的国家里。”接着，职业标准就来了，“但在这条街上，既有看门人，也住着医生，还住着商人和会计师。”社会学家们司空见惯的是，受访者总会屡屡声明他们居住的地区并不存在社会等级差别。《美国生活中的等级》（Class in American Life，1959年）一书的作者伦纳德·赖斯曼写道：“几乎无一例外地，调查者记录下的第一句话总是：‘我们这个城市没有等级差别’。一旦这句话脱口而出，也就道出了这个地区存在的等级差别，因为随之而来的是同一社区的好公民们令人惊异地众口一词表示附和。”小说家约翰·奥哈拉（John O’Hara）曾经不遗余力地探索过这一极度敏感的主题，他对此问题的敏感简直让人吃惊。还在孩提时代，他就开始留心观察他出生和成长的宾夕法尼亚州某小镇，“年长的人对待别人可不是平等的。”
美国的等级差别是如此复杂和微妙，以至于国外的访客常常会忽略那些细微的差异，有时甚至意识不到等级制度的存在。就像弗朗西斯·特罗洛普在1832年游历美国时描绘的那样，“平等的神话真是威力无边”。政府面对这个问题时相当尴尬——成百上千种划分级别的标准从政府机构出炉，官方却不承认存在社会等级——所以，国外访客稍不留意就会忽视等级体系在这个国家的运转方式。英国小说家和文学批评家瓦尔特·爱伦（Walter Allen）的经历就是很好的例证。20世纪50年代到美国一所大学教书之前，他曾想象：“美国几乎不存在等级，就算有，也许不过是为了在不同种族或者源源不断的移民当中作一些区分吧。”可是，在密歇根州的大瀑布城住了一段时间后，他终于清醒了。在那里，他见识了新英格兰的势利，以及当地人长期以来对古老家族支配的道德与文化权威所表现的顺从。
一些美国人满怀快意地看待20世纪70年代的电视连续剧《灯塔山》（Beacon Hill）的失败，这是一部有关上流社会的作品，以英国戏剧《楼上，楼下》（Upstairs, Downstairs）为原型。 观众坚信并借此安慰自己，这部作品之所以会以悲惨的失败告终，是因为美国并不存在等级制度，也就是说，根本不可能有人对这类题材的艺术作品感兴趣。其实他们错了。《灯塔山》未能吸引美国观众的原因在于，它关注的也许是本地人最不感兴趣的一类人——准贵族上层阶级。如果故事发生在一个人人都会关注的冲突点上，比如上层阶级与中产阶级冲突，并抵制后者向上爬的企图；或者中产阶级同仇敌忾地对付低于自己的阶级，那么这种戏剧化表现的效果就会好得多。
如果说外国人经常对美国政府关于社会平等的宣传信以为真的话，美国公民倒是乐于了解个究竟，即使他们谈论这个问题时多少会感到不安。一位敏锐的南方黑人这样断言他的一位雄心勃勃的朋友：“乔伊是不可能和那些大人物排级论等的。”这话让我们觉得，现实确是如此。就像一位木匠所说：“我讨厌说生活中存在着等级差别，只不过，人们跟与自己背景相似的人待在一起更舒服。”
他这种用“相似背景”区分等级的方式，尽管确切地说并不科学，但与其他任何试图把一个等级与另一个等级区别开的方式几乎毫无二致。不论你与另一个人是在讨论公羊队和四九人队，还是讨论休闲旅行汽车、大屋（the House，即牛津大学的克莱斯特教堂）、“莱奥尼斯大妈”意大利餐厅（Mama Leone’s）、纽约证券交易所大行情板、葡萄园或者瓷器，如果你不觉得有必要对你话中的暗示详加说明，或者根本无意解释你的意指，你就很可能在与一位与你等级身份相同的人谈话，这一点千真万确。
本书中，我的理论将主要针对社会等级问题中那些可见到的和可听到的符号，但我会主要集中在反映一个人行为选择的符号上，这意味着，我不会考虑种族因素，甚至不考虑宗教或政治因素（除非偶尔论及）。种族的区别显而易见，却由不得自己选择。宗教和政治观点通常由人选择，其表现除了偶尔出现在前院的圣龛或汽车保险杆上的小标贴，一般并不外露。面对一个人，你通常看不出他是“罗马天主教徒”还是“自由派”，你也许只能看到手绘的领带或者蹩脚的涤纶衬衫，听到“起限定作用的因素”，或者“就……而论”这类话语。
为了弄清楚诸如此类五花八门的信号，我一直依靠感觉和直观判断，而非任何可以称为“合乎科学标准的”方法。正如《高层：形象与现实》（Class:Image and Reality，1980年）的作者阿瑟·马威克所说的那样，我深信“等级……，正因为这是一个太过严肃的话题，所以不能留给社会科学家们来处理。”
等级尤其应该成为一个严肃的美国话题。因为在这里，我们并没有一个世袭的头衔、地位和荣誉的体制可以从容展开分析，每一代人都不得不重新界定等级体系，这个社会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社会都要变化得更快。并且，几乎是独一无二的，美国人会因为在这个社会立足何处的问题而困惑不安。20世纪30年代赋予人们等级身份的种种事物——打高尔夫球穿的白色亚麻布绑腿灯笼裤，镀铬的鸡尾酒摇晃器，白色滚边马甲——说得委婉些，已是明日黄花，不可能在今天起什么作用了。身处一个速变而非传统的社会，美国人发现，与大部分欧洲人相比，他们更难于“了解自己立足何处”。而另一桩迫在眉睫的事情——“去行动”，又显得尤其重要。“我该怎样做？”纽约市长考克（Koch）曾经大声追问。他的大多数听众都心有戚戚，感觉他恰到好处地提出了一个有代表性的美国式问题。
就像英国哲学家安东尼·奎顿（Anthony Quinton）所说，绝非偶然的是，“有关礼节的现代形式的书刊主要是美国产品，这些书刊的‘伟大’作者名字是爱米丽·鲍斯特，或者爱米·文德比尔特。”这是因为，美国是首屈一指的新移民汇集地。这些人特别需要将自己摆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上，然后迅速发达起来。奎顿说道：“部分新移民是外国移民，这是从地理意义上说；另一些是新富，这是从经济上说；还有一部分是年轻人，这是从年龄角度上看。所有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面对着如何与一个社会群体的运转紧密联系的问题。”
抱怨自己一无所获的喜剧演员罗德尼·丹哲菲尔德（Rodney Dangerfield）属于约翰·亚当斯研究过的一类国民，亚当斯早在1805年就说过，“报酬……在生活中是别人对你的尊重和赞赏。忽略和轻视，则是对你的惩罚……渴求他人尊重的欲望就像天然的饥饿感那样真实，而世人的忽略和轻视则像痛风病或结石一样引发剧痛……”大约与此同一时期，爱尔兰诗人托马斯·莫尔（Thomas Moore）也感到，随着美国确立了主张人人平等的宪法，一种特殊的困境已经降临到美国人的生活中来。他将华盛顿特区的公民们描绘为某种“生来是奴隶，却想奋斗成为主子”的人。三十年后，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中精确地触及了这片土地的特殊问题：对等级的渴求。他写道：“没有任何其他地方的公民像这个民主国家的公民一样显得如此无足轻重。”而结果就是，“这里的人们要付出世上最多的艰辛和努力来获取——恐怕这个词远不够正确——地位。”
仍然是19世纪，瓦尔特·惠特曼在《民主的远景》（Democratic Vistas，1871年）中写道，美国政府的结构形式为公民们创造了一种均等的条件（或至少是幻觉），个人为了得到社会认可，确立个人自尊，将因为某种难以言说的焦虑而经历旷日持久的挣扎，那焦虑就是，如果人人都是人物，则人人都不是人物了。在较近一次路易斯·哈里斯民意测验公司主持的民意测验中，76％的受访者认为他们最需要的是“他人的尊重”。在我最近看到的一份广告词中，一位广告写手向某种咖啡桌的潜在购买者展示了极具诱惑力的美国式眼光：“为您良好的品味创造一种优裕、温馨、感性的暗示！这种暗示能使您在任何一个可以想象到的环境中唤来尊敬和关注。”
在美国，由于社会等级间的流动是如此顺畅，似乎每一位幸运儿都可以得到奖赏。伴随这一情况而来的特殊危险则是：失望，以及接踵而来的妒忌。这个神话给人的印象是，你能轻易地向上爬。然而，一旦一个人发现自己陷身于一个等级差别体制，并对这个体制存在的必要性表示怀疑，此时的幻灭感和内心痛苦就格外强烈。有一些人在早期的中产阶级生活中发现，在他们为社会等级的攀升而奋发努力时，一些明显不相关的因素，比如遗传特征，早年背景，父辈或更年长一辈的社会地位，或多或少限制了他们的发展。他们因此变得有些绝望，这种绝望并非没有破坏性，尽管他们一般说来对这一破坏性秘而不宣。托克维尔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些心理危机，他承认，“在民主时代，欢乐要比贵族时代来得强烈，有极多的人可以分享欢乐。”但他又补充说，在人人平等的氛围中，“人们的希冀和欲望更经常被摧毁，灵魂所受的折磨和烦扰更大，因此要更加细心地照料自己”。
希望破灭后，妒忌纷至沓来。永远不要低估这个国家恶劣的乃至罪恶的行为背后，纯粹的等级妒忌所产生的力量，以及对官方宣称的阶级平等神话的幻灭引起的恶果。谁若将自己诱人的轿车停在一个大都市的街道上，返回时却发现车窗玻璃被砸得粉碎，收音机天线被拦腰折断，谁就会理解我说的话的含意。国会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 McCarthy）于1950年在西弗吉尼亚发表演讲时运用的词语，使人们对他的真实意指一目了然，他猛烈抨击中上层阶级和上层阶级，并非因为他们沾染了“共产主义”，而显然是出于妒忌。他说：“并不是那些不太富有的人或一些少数集团的成员背叛了这个国家，而是那些已拥有了种种优越条件的人们，最好的家庭，最好的大学教育……”
幽默作家罗杰·普莱斯（Roger Price）在《伟大的鲁伯革命》（The Great Roob Revolution，1970年）中，甚至将等级嫉妒理解为对平等主义的报复。他这样区别平等主义和民主：“民主要求它所有的公民生而平等，而平等主义则坚持所有公民应死而平等。”L.P.哈特利曾在小说《外貌公正》（Facial Justice，1960年）中讽刺过一个多少与我们今天相似的未来社会。那里的人们持有一种“对美丽外貌的偏见”，而政府的整形外科医生矫正了每个人外貌的不平等。这里，手术刀绝非用来使人们变得美丽——它被用来使人人变得相貌平平。
尽管我们对政治和法律的平等公开表示欣然接受，但就个人的认知和理解而言——其中的大部分很少表露——我们会纵向地将事物进行分类，并坚持价值观上的差异至关重要。无论我们就“平等”发表什么看法，我认为每个人在某方面正日渐体会到奥斯卡·王尔德曾谈到过的一点：“人类的平等博爱并非仅仅是诗人的梦想，它是一个令人十分沮丧和深感羞辱的现实。”似乎，我们从内心深处需要的是差别，而不是聚作一团。差别和分离令我们兴趣盎然，融合则令人油然生厌。
尽管联邦政府不愿命名一个社会等级制度，但它似乎承认，如果从法律上说我们人人平等，在实际生活的其他方面，情况则截然相反，所以政府才会将它的公务员划分为十八个等级：从最底层的第一等（邮件投递员），第二等（邮政人员），往上到第五等（秘书），第九等（药剂师），第十四等（司法人员），到最上面的第十六、十七和十八等（政府高层行政管理人员）。建筑行业也存在一个不同工种的等级制度。最底层的是“土活”，也就是地基挖掘工作；位列中间的是下水道、道路、坑道的铺设建造；最上层的则是建筑物本身（随着建筑高度的上升，地位也越高）。销售“老板台”和相关办公设备的人们了解，他们和顾客之间会就一个严格的“等级”制达成共识。橡木桌最低，核桃木桌其次，往上是桃花心木（如果你中意的话，这属于“中上等”），直到极品：柚木。在军界的各种女士社交场合，倒咖啡是一种特权，属于较高级军官的妻子。那里的每位女士都清楚，咖啡比茶要位高一等。一个高级军官的太太正把咖啡倒进低级军官太太们的杯子里。注意她的伪中上层阶级穿着打扮。
几乎处处都可以发现等级排行。以乐器为例，按惯例，交响乐团根据不同种类乐器的声音微妙程度和演奏难度来排列乐器组。弦乐器身居高位，木管乐器随后，铜管乐器其次，打击乐器则排在最后；按演奏难度分，手风琴近乎最低，小提琴则接近最高地位；另一类按某种“社会等级”的概念排列乐器的方法，是考虑惯常演奏这种乐器的乐器组的声望，如作曲家艾德华·寇恩（Edward T.Cone）所说：“如果你演奏的是小提琴，你可以在弦乐四重奏乐队或交响乐团演奏，但不可以在爵士乐队演奏，更不可能在军乐队中演奏；而在管乐器中，长笛和双簧管主要是交响乐团的乐器，单簧管则不如它们，因为交响乐团、爵士乐队和军乐队中都有它的份；至于铜管乐器，法国号位置最高，因为至今它也没有被用来演奏爵士乐；同样道理，打击乐器演奏者中定音鼓手地位最高。一种乐器能发出的音调越低，一般来说它的等级就越低，因为人们一般认为低音乐器容易演奏（巴松管除外），所以索萨号的等级就比小号要低，低音提琴就比中提琴要低，诸如此类。”
如果有人对你说，“我的孩子正在上长号课”，你脸上浮起的微笑就比听人说“我孩子正在上长笛课”时要更难控制。另一方面，听人说“我的孩子正在学习古大提琴”，你就接收到一种有关等级的强烈信号，这种信号与对古典文化的兴趣、博物馆、画廊及“修养”紧密相关。吉他（除非它被用来演奏古典——也即古代风格的——音乐）天生就属于低等，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年轻人那么喜欢用它来表现国际主义的等级弱化。吉他总是与吉卜赛人、游牧民族或另一些既无遗产又无固定收入且居无定所的人们发生联系。所以，对那些从中上层阶级或中产阶级逃脱出来的青年人来说，吉他是一种最能完美体现他们身份的标志。
前社会主义者，《党人评论》（Partisan Review）编辑威廉·巴列特（William Barrett）回顾过去二十年的社会变革时总结道：“‘无等级社会’看来越来越像是一个乌托邦幻觉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了它们自己的等级结构，”尽管那里的等级主要是建立在官僚体系和阿谀奉承的基础上，“既然无论如何都会存在等级，我们为什么不让它以更有机、更异质、更多样化的‘西方固有形式’存在下去呢？”因此，既然我们的社会存在等级，为什么我们不去尽可能地了解它呢？这个话题可能过于敏感，却也不必让它永远暧昧不明。 第二篇 解剖等级AN ANATOMY OF THE CLASSES
好像没人确切地知道，“等级”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一些人，例如万斯·帕卡德，曾尝试援用更客观的术语，也谈论过“社会地位体系”。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后继者们，倾向于在谈到一个人拥有多少财富和财富的利益杠杆作用时才谈论“等级”。他们谈的“地位”是指一个人拥有多少观众的社会声望，而他们说到“党”时，则是在衡量一个人的政治势力多大，也即是说，你究竟拥有多少内在的力量去免除他人的骚扰和麻烦，不受别人的摆布。我说的“等级”包括以上三个方面，不过也许对“地位”尤其强调。我真诚希望“caste”这个词已经美国化了，因为它能很好地表达这个国家实际上非常严格的等级界线，以及一个人想从养育了他的等级向上或向下移动的困难程度。
我们不禁要问：美国社会里一共存在多少社会阶层？最简单的回答是：两种——富人和穷人，雇主和雇员，地主和佃农，资产阶级和贫民阶层。或者，不考虑经济和政治因素，只考虑风度和生活格调，则有绅士和无赖两种。当一组社会学家向一位调查对象询问“社会等级”一词包含了什么意思时，他回答：“看你有没有教养。”而按“社会化”的标准来考察，则把那些“享受”世袭财产的人和那些根本不考虑这件事的人区别开来。保罗·布卢姆伯格注意到，今天还存在一种“基本的社会等级差别”，就是买得起房子——任何房子——的人和买不起房子的人之间的差别，按这一思路再降一级，就变成了买得起车的人和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等公共汽车的人之间的差别。英国幽默作家吉丽·库柏（Jilly Cooper）在她的《等级》（Class，1981年）
一书中，暗示了一幅二分的社会图景：“有负疚感的”人和“被欺骗的”人。她写道：一边是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尽管他们通常不一定比工
人阶级挣得多，却总是心怀歉疚，满脑子都是社会关怀。另
一边则是各种劳动阶级，他们已经被电视和报刊杂志中关于
美好生活的种种想象彻底洗了脑，于是因为大蛋糕上自己的
那一块太小而觉得受了欺骗。
世上只存在两个等级，这也被“二战”期间英国驻北非第八步兵团的一名士兵意识到了，他曾雄辩地描绘了这种差别：长官，这就是一个倒霉蛋打发自己倒霉的一辈子的好办
法，不是吗？您听说过等级差别这回事吗，长官？让我来告
诉您这是什么意思。它是说，维克斯-阿姆斯特朗挣了钱却
装成输了的样子，丘吉尔又点燃了一支雪茄，《泰晤士报》
在解释“自由”和“民主”，而我，屁股坐在利比亚的战壕
里，用钢盔朝一个昏迷的家伙劈头盖脸地浇凉水。只要你能
待在一个好等级里——这一点非常重要——这等级制就错
不了，长官，因为一个等级得到蜜糖，而另一个等级只有狗
屎。
对这名士兵的结论可以有另外一种表达，那就是，每一个地方的所有工作都能分为两类：安全的和危险的。每年有十万名工人因为与工作相关的事故或疾病死亡，四十万人因工伤致残，六百万人在工作时健康受到损害。在《劳动阶层的大多数》（The Working-Class Majority，1974年）一书中，安德鲁·李维逊（Andrew Levison）写道，“所有那些认为过去的等级差别已经消失的陈词滥调和让人乐观的说法，都会因为下面这个不争的事实而变得毫无意义——美国的工人必须将重伤甚至死亡视为他们每天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中产阶级则不需要。”他接着说：想象一下，如果每年总有那么几个公司总部像矿井一样
坍塌下来，砸死六十到七十名管理人员，全球会爆发多少抗
议的呼声？或者假设所有的银行都长期弥漫一种会令经理、
职员、出纳员们生癌的看不见的毒尘，情况会怎样？最后，
试着想象一下，如果每年都有成千上万名大学教授在他们工
作时失聪、断指、失去手或者眼睛，请想象一下那种恐
怖……
死亡和受伤，也许是美国最可怕的等级分界线。正是这条分界线，把听任自己的孩子在越南被杀害或遭受残暴而无能为力的父母们，与那些逃脱了这场噩梦的富有的父母们（这主要得力于臭名昭著的S－2大学生延期服役计划）区别了开来。这一次等级分界，已经深深切进了美国社会的心脏地带，它带来的创痛将持续毒害好几代人。谁若仍对这个国家的等级意识将信将疑，就应该去听听一位失去儿子的劳动阶层父亲的直白：我心里很苦，真的。敢用你那该死的美元打赌，我心里
很苦。正是像我们这样的人，为这个国家捐出了自己的孩子。
那些商人，他们经营这个国家，并从里头大把地挣钞票。那
些上过大学的人，那些大学教授，他们去华盛顿告诉政府该
怎么怎么做？但他们的儿子，他们并没有在沼泽里死掉，我
说的是越南。先生，他们没有。
一位母亲补充说：“我们始终没办法弄明白，当我的孩子不得不动身上路时，所有那些富人家的孩子，那些住在郊区的高级住宅里的孩子，是怎么逃开这一切的。”
两分法的确能简易而又有效地强调不公和表达痛苦。但一种三分法也同样被很多人采用，这很可能是因为，“三”这个数字代表着胜利、希望、智慧。它总能奇特地预示征兆，令人联想到民间传说，甚至还颇有神秘的魔力。至少从19世纪起，当马修·阿诺德将他的邻人和朋友划分为上等、中等和下等三种，或者像他那令人难以忘怀的三个命名一样：野蛮人（注意，指上等）、非利士人（中等）和平民（下等），英国人早已普遍接受了三个等级的划分。中等阶层的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从这个三层观念出发来思考等级制度，这不仅因为这个观念为他们提供了道德和社会安全感，同时，这种划分恰到好处地使中层能够等距离地远离那个高于他们的阶层（也远离那些属于上层特有的种种罪恶，诸如骄傲、势利，挥霍、漠不关心），和那些低于他们的等级及其各种特征（诸如肮脏、拘束、羞惭、屈辱）。尽管称呼“下层阶级”的英式委婉语“劳动阶层”大有取前者而代之的势头，上层、中层、下层仍是称呼这三类人的习惯性用语。
如果说，在等级划分上，普遍为人接受的数字是三层，社会学家们则更倾向于五层：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下层
要将等级的数目一一数清，有些人可能会自动放弃，因为他们会像写作《美国的炫耀》（Showing Off in America，1981年）一书的约翰·布鲁克斯发现的一样：“在新的美国社会结构当中，各种各样的等级仿佛无穷无尽。”或者，他们会像一位被问及波士顿等级状况的当地人一样回答：“要我去数清楚或者叫出名来的等级太多了……见鬼，大概有15到30个吧。”（像一个美国好公民那样，他还会马上补充一句：“不过，这事儿跟我可他妈毫无关系。”）
我的研究结果使我确信，这个国家的等级最好分为如下九类：
有一点最开始就要弄明白：区分这些等级的绝非只有财富一项标准。“不可能只根据金钱，”一位工人说得尤为正确，“因为谁也不会确切知道你这方面的情况。”与金钱同样重要的因素还有风范、品味和认知水平。乔治·奥威尔说过：“从经济上说，毫无疑问只有两种等级，富人和穷人。但从社会角度看，有一整个由各种阶层组成的等级制度。每一个等级的成员从各自的童年时代习得的风范和传统不但大相径庭——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他们终其一生都很难改变这些东西。要从自己出身的等级逃离，从文化意义上讲，非常困难。”当约翰·肯尼迪在电视上看到理查德·尼克松露面时，一脸吃惊地回头冲他的朋友说：“这家伙一点没档次。”当然他指的并非金钱。
想象巨额财产和高薪就能赋予一个人高等身份的人们，或许能从一本名叫《与一位百万富翁共同生活的一年》（Live a Year with a Millionaire）的小书中获得些许安慰。该书的作者是科尼里斯·文德比尔特·惠特尼，他于1981年圣诞节将此书（免费）送给他的朋友们。不用多说，这位作者的平庸、愚蠢、自满和毫无智慧，只能让读者联想到《拉德纳响铃》（Ring Lardner）中的角色，或者像辛克莱·刘易斯的《了解柯立芝的人》（The Man Who Knew Coolidge）一类讽刺喜剧里的人物。“他们很有大城市人的气派”，惠特尼在描述一次聚会上遇到的人们时说，“来自全国各个地方。”他说得越多，读者就越容易觉察，除了他的钱以外，惠特尼骨子里压根儿就是一个中产阶级家伙，他不自觉地说着他那个社会阶层的种种陈词滥调。
对于再往下的阶层，这条原则同样适用：金钱并非那么说明问题。约翰·布鲁克斯以两家在郊区毗邻而居的居民为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一位先生是汽车修理厂的机修工，典型的“蓝领”；另一位是一家出版社的雇员，“白领”。他们的收入不相上下，可生活差别却大极了。蓝先生购置了一座干净漂亮的“牧场小屋”，白先生买下了一座破烂的旧屋，并自己动手重新装修了一番。蓝夫人在当地的商店尤其是住家附近的购物中心采购，并觉得它们棒极了，“多么方便啊。”而白夫人去城里的店铺买她的衣物。蓝先生饮酒，但宁愿偷偷摸摸，并通常是在星期六晚上，窗帘紧闭。白先生一家也饮酒，很开放，常常在自家的后院里喝。蓝先生夫妇常冲着对方大喊大叫，声音穿过他们的每一个房间，或传遍他们那块地皮的每一个角落，但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白先生一家总是控制着自己的音量，有时声音小到互相听不清楚。至于家居摆设，书籍当然是一个重要标准。蓝先生家中见不到哪怕一本书，而白先生家的起居室里有无数堆放得满满的书架。布鲁克斯总结道：“总的来说，这两个家庭可以说毫无相似之处，但他们的收入却大体相当。”同样，罗素·林内斯也正是因为数年前就注意到品味、知识和感知力比金钱更能决定人的社会等级，才提出一个三重结构的说法，即把人分为有高度文化素养的人、有一般文化教养（中产阶级趣味）的人和缺乏文化教养的人。一个上层贫民充满嫌恶地看着一个赤贫阶层，并非由于其贫穷，而是由于他们糟糕的生活格调。
并不是说最上层的三个等级没有钱。界定他们地位的关键因素并非只是金钱，而是他们拥有金钱的方式。作为衡量一个等级的指标，金钱的来源远比金钱的数量更有意义。将上层的三个等级区别开来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他们继承的财富与自己实际挣得的财富之间的比值。“看不见的顶层”（像洛克菲勒家族、杜邦家族、梅隆家族、福特家族、文德比尔特家族等），完全依靠继承来的财产。无论一个人拥有的财富多么庞大，如果是靠自己的劳动挣来的，比如像电影明星们，就不能位列这一等级，尽管他们的巨额收入和挥金如土的消费可以使他们模仿这一等级的身份。继承的财产——也就是俗话所说的“老钱”——是标志头三个等级的不可或缺的原则，而且最好这个家族的财富已经传了三代或四代人了。不同地区的人们各有不同的微妙方式来鉴别这种财富的“年龄”。英国旅行家乔纳森·拉班在美国中部旅游时，遇上了一位名叫萨莉的姑娘。她告诉他说：“‘新贵’们管密苏里州叫Missouri；‘老钱’们则说Missoura。”
看不见的顶层一个看不见的阶级。他们的钱来源于继承遗产。他们曾
经喜欢炫耀和挥霍。后来，他们在媒体和大众的嫉恨、慈善
机构募捐者的追逐下销声匿迹了。“当我想到一位真正的富人时，”一位波士顿的蓝领阶层人士说，“我想到的是那些你从公路上压根就瞅不到影子的大宅的主人。”所以，我们或许可以干脆把最高等级称作“隐蔽的阶级”，他们的豪宅从来就建在远远避开街道或公路两侧视线的地方。他们喜欢隐匿在山里，要么就远走希腊或加勒比海沿岸的小岛（他们往往会买下这些岛屿），但求能暂时避开世人的嫉妒和种种烦扰，避开惩罚性课税，最后避开政府对私有财产的征用。万斯·帕卡德推测，正是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吓坏了那些巨富，教会了他们在炫耀自己的财富时变得“谨慎，几乎一言不发”。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大批财富从一些很能鼓励表现癖的地方（比如纽约上城第五大道的豪宅），转到了弗吉尼亚的小城镇、纽约州北部的乡村、康涅狄格州、长岛和新泽西州。
19世纪90年代托斯丹·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中讽刺过的情形与今日相比可谓大异其趣。在他那个时代，富人们喜欢铺张声势地炫耀自己，奢华的仆人和随从队伍就是明证。如今他们藏匿了起来，并非只为逃离妒忌和报复，也是为了躲避媒体对他们的曝光。他们的心机和残忍与凡勃伦时代相比亦大有长进。他们尤其想逃避一个根本不为凡勃伦当年所知的更严重的威胁：福利基金会的乞讨。那些身着三件套笔挺西装的行乞者，总是成群结伙不屈不挠地打搅着这些有钱人。在美国，巨富的最大满足曾经来自炫耀，如今他们不得不隐居山林，真是堪称憾事。
不仅豪宅被藏了起来，“看不见的顶层”的成员们也纷纷从他人的窥视和探查里消失了。这一等级的人们往往会极力避开社会学家、民意测验者，以及消费调查人员们详尽的提问和计算。无人对这个等级做过细致研究，因为他们的确看不见。一位“看不见的顶层”的成员极可能会轻蔑地将一份调查问卷扔在地板上，这种视而不见的作风倒是与“看不见的底层”颇有几分神似。正是从这里，我们开始观察到美国等级制度当中最奇妙的一幕—— “看不见的顶层”和“看不见的底层”之间那奇特的酷肖，如果实非“源自兄弟之情”的话。
就像那些隐匿在遥不可及的住宅高墙背后或形形色色的小岛屿上的顶层人物一样，底层的人们也同样隐而不见。他们如果不是被收容在一些公共机构或幽闭在修道院里，或隐居在寺院和群居村里，就是在躲避那些想索回自己的车子或家具的债主、受骗的假释担保人或被欺骗的商人们。这个“看不见的底层”只会短暂地出现在某时某地，比如春天的纽约街头，嘴里一边咕哝着自己倔强的幻想。这个一年一度的仪式性自我展示结束后，他们就会再次销声匿迹。正是由于避开了他人，这两个阶层的人分享着一种同样的焦虑，但求自己的名字不要见诸报端。底层人物——凡勃伦说他们自己不挣钱，他们只接受钱——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或天赋，而是得益于福利机构或管教体制，他们才能在经济上应付自如。如出一辙，顶层人物也是从别人（祖辈）那里获取财富。还有一个相似之处：这两个阶层的人都极少随身携带现金。从主要的方面来看，我们可以认为，“看不见”的顶层与底层的实际身份大致上明显地证明了一个历久不衰的原则，即所谓“两极相通”。
上层一个既富有又看得见的阶级。可能是大银行的主管，还
喜欢参与国会某委员会的事务。他们贪图安逸，有时还很有
趣，家中宾客川流不息。但有一点：他们对思想和精神生活
毫不关心。
顶层往下的一个等级，上层阶级，在两个主要的方面与“看不见的顶层”存在差异。首先，尽管这个阶级的财富中有很大一部分得自继承，但他们自己也从工作中挣得相当多的财富。通常，如果不做一些非常吸引人的工作（干起来很轻松），他们会深感无聊甚至羞辱。他们的工作极有可能是控制银行或历史悠久的公司，主掌智囊团和基金会，或与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通常是国会）一道忙于支持较古老的大学，帮忙处理外交关系顾问委员会、对外政策协会或经济发展委员会等机构的事务。在由外行担任外交官的年代里，外交官里的大部分是从这个阶层中挑选出来的，而很少出自“看不见的顶层。”其次，上层是人们看得见的，他们经常惹人注目地表现自己。这也就是说，“看不见的顶层”已经远离了凡勃伦所说的那个铺张炫耀的结构，而留给上层阶级来扮演自己以前的角色。当你走在街道上或驾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只要经过一座外观相当醒目的房屋，你就知道那里住的肯定是上层阶级的一员。白宫恐怕是最好的例子了。它的居民当中，哪怕曾经有过富兰克林·罗斯福或是肯尼迪家族这样的人，能被列为“看不见的顶层”的人却一个也没有，只有“上层阶级”而已，这座周身纯白，刻意座落在高地上的建筑简直太过显眼，而对它的大部分居民而言，在这里的短暂居留通常意味着落魄和失势。这地方无可救药地也只能属于上层阶级——或者甚至更低，比如在哈里·杜鲁门居住时期。
当然，人人都无一例外地属于所有这些等级当中的一种。不妨想一想威廉·鲁道夫·赫斯特和他在圣西米恩的住宅。从地理位置上看，这“屋子”属于“看不见的顶层”的风格，因为你从高速公路（离宅子最近的公共道路）绝无可能瞧见它的尊容。一旦你穿过绵亘数里的户外公园和“动物园”，看到迎面而来的大宅，便会感到主建筑的正面设计原来是为了唤起敬意，或不如说敬畏，这时你就会明白，这种假贵族的作派，完全无法掩饰赫斯特的真实身份：他根本不是个“看不见的顶层”。他太操心自己会给别人带来什么影响了。他在排场奢华的宴会上使用纸餐巾的举止倒有可能体现出一个真正贵族的怪癖，但他让自己住所的正面引人注目的用心——看起来活像埃维拉大教堂，包括其他几座风格雷同的建筑——却暴露了他的秘密，只有中上层阶级会在小男孩才会有的炫耀方式上栽跟头。
像其他所有阶层一样，上层阶级也有它自己独树一帜的标记。例如，它会在《社会名流纪事》上出现，而中上层阶级却不可能，尽管垂涎三尺。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一条街道也很可能标志一个人的上层身份，但至少必须用姓氏。如果用名字，比如凯希街（Cathy Street），你就是个中产阶级或者更糟。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尽管这语言与你的实际生活、事业或兴趣等毫无关系，也是上层的标志。自然，避免过于正确或完全“法式”的口音也很重要。
完全不吸烟是很有上层阶级风格的，不过一旦让人注意到这风格是经戒烟得来，你便立刻下降到中产阶级。家中“访客”川流不息是上层万无一失的身份标记，因为这意味着大量空闲的卧室，以及一应俱全的饮料、食品、游戏、派对等等，可以让客人们随心所欲地休闲娱乐。在上层阶级的成员面前，你必须注意不要随意夸赞他们，因为那会被视为不恭——那里的一切理所当然地美丽、昂贵、耀眼，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不需特意提及。只有中产阶级才习惯性地回报别人的恭维，因为这个阶级需要从恭维中获取信心。
上层阶级从不置疑一件物品的价值，因为毋庸置疑。某位青年艺术家拜访一对祖上来自英国古老家族的夫妇。走进餐厅时，他忍不住赞叹说从没见过如此精彩的赫伯怀特椅子。没过一会儿，他就被主人逐出门去。他们这样对别人解释：“那个家伙居然夸奖我的椅子！无礼得可恶！”与上层人物一同进餐时，一般也不要夸奖食物的美味，因为女主人上好的品味自然不会有错。况且，这也不是出自她的厨艺，家里的厨师当然是一流的。另外，如果你把酒洒了，也不要惊慌，仆人自会过来将一切收拾干净。
对马的热爱——买马、养马、骑马、赛马、骑在马背上追猎小动物——仍然是相当值得信赖的上层阶级的标志。尽管在中上层阶级学会了仿效之后，这种生活方式已不再是上层的独占，这情形有点像此前的双陆棋戏，在日渐流行后也就丧失了等级。不过，美国的上层与所有贵族共享一种一望而知的特性：他们对形形色色的思想无动于衷，毫无兴趣（这也是“看不见的顶层”的标志，科尼里斯·文德比尔特·惠特尼拙劣的文字表演就曾证实过这一点）。马修·阿诺德之所以把他们称作“野蛮人”，正是由于他们对思想的漫不经心。他明确地将他们的安详归咎为“从来不让任何人的思想烦扰自己”。尽管如此，他们仍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阶级。只要对任何才情焕发、独树一帜的说法闭目塞听，他们的生活就是舒适、优裕甚至妙趣横生的。
我们现在该谈一谈中上层阶级了。
中上层一个有钱、有趣味、喜欢游戏人生的阶级。所有比这个
阶层低的阶级，都渴望成为中上层阶级。
这个阶层的家财与上两个阶层不相上下。区别在于，其中的大部分财富，是通过诸如法律、医药、石油、航运、房产乃至更令人起敬的艺术品买卖等行业赚来的。中上层有时也会享有一些继承的财产，或者说白了，家里用着一些“继承物”（如银器和东方地毯），但他们总是被一种布尔乔亚式的感觉——比如羞耻感——困扰，因为这些人有一个观念，依赖别人的钱，哪怕是祖宗赚来的钱生活，总归不是太好。
中上层阶级的等级标志包括在住宅里留有不少空房间，以备大批“夜客”涌入时，能模仿上层阶级好客的派头。另一个标志则是这个阶级性生活的纯洁，能打动这一阶层的女式浴袍一定是世界上最不性感的东西（这里的世界包括英国和加拿大），男式内裤则是中上层男士们爱穿的拳击短裤。中上层男女的服装设计是为了遮遮掩掩，而绝非为了强调两性在解剖学上的差异。因此，由于肩膀是男人第二性特征，他们穿溜肩的短外套，因为肩章会强调肩膀，容易使自己与下层阶级混淆（贫民阶层的双肩是为体力劳动准备的）。军队制造了大量肩章，立刻暴露了与贫民阶层的内在关联。如果有人在最近的总统竞选中投了约翰·安德森的票，十有八九她（或他）是中上层阶级。这个阶级也是“角色保守”的一群人：男人绝不考虑烹饪或家务，而女人的就业范围则不外乎新闻、戏剧或房地产（当然了，只有中产阶级的主妇才老是足不出户）。中上层阶级喜欢通过给自己的宠猫起名为斯宾诺莎、克吕泰墨斯特拉或者赣第德，以此显示自己昂贵的教育水准。正如你已经领悟到的，这种做法同时意味着，他们几乎完全吻合1980年那本无人不知的《权威预科生手册》（Official Preppy Handbook，莉莎·伯恩巴赫与他人合著）中所描绘的阶级特征。
1970年红遍全球的电影《爱情故事》（Love Story），还有一首常青藤名校歌曲，也曾讴歌过这个阶级。这两样东西惊人的知名度表明，中上层阶级的生活风格对所有该阶层以下的美国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事实也是如此，绝大部分中产阶级或以下的美国人宁愿成为中上层阶级，也不愿成为上层阶级或“看不见的顶层”。一次最近的路易斯·哈里斯民意测验显示，当要求回答“你愿意成为哪一阶层的成员”时，大部分人选择中层。当问题是“你愿意属于中层的哪一部分”时，大部分人的回答是“中上层”。成为中上层阶级是人们谙熟而可靠的梦想：这个阶级的习俗较之中产阶级稍显尊贵，易于辨别，便于习得。而如果做一名上层阶级成员，你可能会因不知如何食用鱼子酱和某道法国菜，或如何使用一只洗手指的碗而脸红心跳。很少有美国人私下里不愿意成为中上层阶级的。
对于中上层阶级，我们如果用一种较为粗略的方式，只须稍稍浏览一下两本书：约翰·莫罗依（John T.Molloy）所著《为成功着装》（Dress for Success，1975年）和《为成功而生活》（Molloy’s live for success，1981年），就可以收集到更多这一阶级的等级标志。自称“美国第一位衣橱工程师”的莫罗依，凭着令人不敢小视的天才受雇于一些工商企业，是一位提供公司着装原理的顾问。他的理想是使每一位企业雇员看上去都像中上层阶级，因为中上层阶级就意味着成功。他意味深长地解释说：“成功的着装无非就是要达到中上层阶级的良好趣味和外观。”甚至行政人员办公室也要经历一番不甚内行的整修，直到它们开始洋溢着成功的气息。正如莫罗依所说：“成功的办公室也会流露中上层阶级的素质。”也就是说，“办公室要显得宽敞疏空，要豪华、整洁、醒目、舒适并且私人化。”来宾等候区也要与其他办公室一样，能够让每一位来宾在第一眼就读出“中上层阶级”几个字。莫罗依认为，除了衣着、办公室、接待室以外，人们的面部表情、身体、手势和姿态，也能被改造得具有中上层阶级的外观特征。在《为成功而生活》中，他用曲线图展示了贫民阶层和中上层阶级男性侧面形象的差异。贫民阶层男性要么是下巴痛苦地充满挑衅地紧缩着，要么是嘴张着，一脸愚蠢的好奇。相反，中上层阶级男性双唇微闭，双臂舒展，绝无诸如狡猾、畏缩和“老爷，再打我一鞭子”式的颓靡不振等失意的下层人专有的特征。莫罗依还发现，“中上层阶级和中下阶层的人们不光站姿不同，他们的举止也有差别。中上层阶级的举止由于自控而显得一丝不苟。他们摆动手臂和选择落脚点的方式，与中下阶层的人们有非常明显的不同，后者的两只胳膊总是向外摆，而不是紧贴着身体。”
毫无疑问，像莫罗依和麦克尔·科尔达［Michael Korda，《成功！男人和女人如何获得》（Success! How Every Man and Woman Can Achieve It，1975年）一书的作者］这样的指导者，完全能够教会那些胸怀抱负的人们模仿中上层阶级的外表。但是，至于他们能不能真正培养出真正的中上层阶级，能不能培养出那种与这一阶层协调的（亦可理解为产生这种风格的原因）放松、游戏感，以及适度的嘲弄，则让人心存疑惑。我们可以想象，任何其他阶层的人都有委婉的说法来表示“我们干吧”。我们的确知道其他阶层的人可能发出饶有趣味的邀请：“让我们藏腊肠吧。”但就像《权威预科生手册》所说，除了中上层阶级，我们不敢想象还有其他阶层的人会说：“让我们来玩藏腊肠游戏吧”，并随即充满柔情地将“腊肠”简称为“肠”，就像他们将“血玛丽”简称为“血”，或者将“金汤力”简称为“G和T”一样。对于中上层阶级而言，一切都是游戏（事实上，是“生活游戏”），难怪他们天生就对高尔夫球、网球和游艇等无聊的活动兴致勃勃。根据莫罗依的标准绘制的中上层人士、贫民人士侧面图。
等级地图拥有最多和最完备的保龄球设施的城镇，一定是等级最
低的地方。没有一份好的报纸，或者宗教气氛过于浓厚的城
市，有品味的阶层不会居住。新英格兰各州，毫无疑问是
美国上层阶级的心脏。
至此，我们有必要在这个不断向下推进的讨论进程中稍作停顿，来考虑一下位于上方的三个阶层的地理分布。中层和贫民阶层的成员倾向于认为这三个阶层与地理位置问题毫不相干。只要你属于上层阶级，待在哪里不都一样吗？这种看法就大错特错了。“我明白了，年轻人，你想加入‘大都会俱乐部’。”“是的，先生。”“告诉我，你是哪儿的人？”“实打实地说，先生，新墨西哥州。”“哦，原来如此。”（视线转到另一边）
在美国，成百上千个地区大到足以拥有自己的邮政编码。只要具备足够的知识和良好的品味，你就可以将所有这些地区按阶级差异从上至下来一个分类排比，从格罗塞角镇和观察山半岛往下直到尼德斯和派克斯维尔。从社会意义上看，那些经济上精细审慎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居住时间最长的地区很可能位居榜首：比如罗德岛州的新港，康涅狄格州的哈德姆，以及缅因州的巴尔港。至于洛杉矶，并不仅仅因为她的丑陋和平庸乏味而不入流，还因为西班牙人在这个地方盘踞的时间委实太长，同样的原因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圣路易斯要比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位高一等。
要精确地说明究竟是哪些因素赋予一个地区等级，可能性比较小。五十年前，H.L.门肯在《美国向导》（The American Mercury）中尝试创造一种可信的测量方法。他的办法是发明一百个“社会指数”，比如某地居民中有多少人在《名人录》中榜上有名，有多少人订购《大西洋》杂志，或有多少人消费了大量汽油。今天，我们倒极有可能将一个人口增幅最小的地区列为高等级地区的上选，时间可以从门肯那个时代算起。我们得出如上衡量标准是由于从1940年至今，有许多糟糕的地方人口猛增，如迈阿密，人口已经从17万2千猛增到了34万3千；而凤凰城的人口从6万5千增加到了68万3千；圣迭各的居民则从20万飞跃到今天的84万。
另一个似乎可取的等级标志，是看这个地方是否设有保龄球场。此话听来似乎诧异，但实在言之有据。在《地区估评年鉴》（Places Rated Almanac，1981年）中，理查德·伯耶（Richard Boyer）和大卫·萨瓦乔（David Savageau）发现了那些提供最多最完善保龄球场地的地区。一看之下，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些多么可悲无趣的地方：蒙大拿州的比灵斯肯塔基州的欧文斯伯勒得克萨斯州的米德兰伊利诺伊州的皮奥里亚艾奥瓦州的迪比克得克萨斯州的敖德萨路易斯安那州的亚历山大
刚才我已表明，指出一个地区为什么不具备社会学意义上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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