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韩愈等著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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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散文试读：
前言
唐宋八大家是指唐朝和北宋两代八位著名的散文作家，他们分别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和苏辙。明朝散文家茅坤曾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的名称便从此流传于世，其文章成为后世散文创作的典范。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因官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主张文章要开孔孟之道，以此来反对当时单纯形式的骈文。思想渊源于儒家，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其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简练，鲜明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
韩文分论说、杂文、传记、抒情四类，其风格雄健奔放，气势充沛，纵横捭阖，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
韩愈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具有重大影响和突出贡献的著名文学家。作为文学家，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尤其在散文创作方面，成就更为恢宏，在当时就有“学浪词锋压九州”“三十余年，声名塞天”之誉；宋代苏轼更是称其为“百世师”“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他的散文，文体之备无所不包，内容之博无所不容，所以后人称其散文“海含地负”，确非溢美之词。他不仅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成为一代文坛宗师，而且后世历代古文家都受到他的影响，成为中国散文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韩愈位居“唐宋八大家”之冠，是当之无愧的。
柳宗元，字子厚，唐代河东（今山西运城西南）人，代宗大历八年（773）出生于京城长安，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客死于柳州。因为他是河东人，终于柳州刺史任上，所以号“柳河东”或“柳柳州”。
柳宗元的散文风格自然流畅，幽深明净。他一生创作丰富，议论文、传记、寓言、游记都有佳作。议论文笔锋犀利、逻辑严密，以《封建论》最有代表性；寓言多用来讽刺时弊，想象丰富、寓意深刻、言语尖锐，《三戒》是他著名的讽刺寓言；传记散文多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略带夸张虚构，《捕蛇者说》《童区寄传》《段太尉逸事状》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
柳文中的山水游记最为脍炙人口，并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柳宗元也因而被称为“游记之祖”。柳宗元山水游记的著名代表作是“永州八记”。这“八记”并非单纯的景物描摹，而往往是在景物中寓意深远，抒写胸中种种不平，使得山水也带有了人的性格。
柳宗元的散文语言简练生动。他常运用虚实结合、夹叙夹议的创作手法谋篇布局，使得文章意趣横生。此外，柳文多用短句，节奏明快而富于变化，这是他汲取骈文之长所致。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天圣进士。官馆阁校勘，因直言论事贬知夷陵。庆历中任谏官，支持范仲淹，要求在政治上有所改良，被诬贬知滁州。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文忠”。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对宋初以来靡丽、险怪的文风表示不满，并积极培养后进，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其词婉丽，承袭南唐余风。
欧阳修一生写了五百余篇散文，各体兼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含蓄委婉的艺术风格。叙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简约有法；议论既纡徐有致，又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章法结构既能曲折变化而又十分严密；语句圆润轻快而无窘迫滞涩之感。欧阳修的政论散文，如《与高司谏书》《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不仅富于现实意义，而且语言婉转流畅，是“古文”中的名篇。
最能体现他散文成就的是记事兼抒情的作品。他的这类散文，无论状物写景，还是叙事怀人，都显得楚楚动人，如他最著名的《醉翁亭记》，写滁州山间四时的景色和早晚的变化以及人们游玩山间的情景，层次分明、语言流畅，抒发了一种摆脱束缚后，从容怡然而又怅惘若失的情怀。
苏洵（1009—1066），北宋散文家。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祐年间，其文得欧阳修举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中。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苏明允哀词》），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纡徐婉转见长。
苏洵论文见解亦多精辟。他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提倡学习古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共同要求和不同写法。他特别擅长从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和艺术特色，例如《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对孟子、韩愈和欧阳修文章的评论就很精当。
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在《送石昌言为北使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强暴，藐视敌人，写得很有气势。《张益州画像记》记叙张方平治理益州的事迹，塑造了一个宽政爱民的封建官吏形象。《木假山记》借物抒怀，赞美一种巍然自立、刚直不阿的精神。
曾巩（1019—1083），北宋散文家，字子固，南丰（今属江西）人。嘉祐二年（1057）进士，任召编校史馆书籍，官至中书舍人。曾巩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是欧阳修古文运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
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宋史·列传》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辩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证辩，论得失而重理，语言婉曲流畅，节奏舒缓不迫，可与欧阳修的《朋党论》媲美。他的记叙性散文，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著名的《寄欧阳舍人书》，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战国策目录序》论辩入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改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王安石曾赞叹说：“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赠曾子固》）苏轼也说：“醉翁门下士，杂遝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在今江西）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辞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王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对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读〈孟尝君传〉》《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感。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又曲折多变。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且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黄庭坚、米芾、蔡襄被誉为最能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书法家，合称为“宋四家”。
苏轼散文以雄健恣肆见长。他在《自评文》中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这段话概括简短，准确地说明了其散文艺术风格的主要特点。他的政论文，立论范围广泛而主旨分明，往往纵横捭阖，挥洒自如，气势恢宏；他的记叙性散文，叙议相长，铺张扬厉，汪洋恣肆。即便是随笔、序跋、书札一类的杂文，或谈艺论道，或抒写襟怀，或描景状物，或记人叙事，也莫不如行云流水，波澜迭出，变幻莫测。如他所言：“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沈德潜说他的风格是“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幻，而适如意中所欲出”。
苏轼的散文，首先以其政治论文大露峥嵘。在《策略》《策别》《策断》等篇章里，作者满怀儒家的政治理想，凭借大量的历史事实加以周密的论证，字里行间颇有贾谊、陆贽的气势神韵；文脉晓畅，文采飞扬，受《战国策》的影响明显可见。苏轼的历史论文，如《留侯论》《晁错论》等，是其政治论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作者借描画、评述历史人物、事件、典故，阐释政治见解。这些文章尽管在内容上无特别可取之处，但写法上善于随机生发，仍有不少可借鉴之处。
苏辙（1039—1112），字子由，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晚年自号颍滨遗老。苏轼之弟，人称“小苏”。北宋散文家，为文以策论见长，自成一家。他在散文上的成就，如苏轼所说，达到了“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著有《乐城集》。与其父苏洵、兄苏轼合称“三苏”，均在“唐宋八大家”之列。
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倾慕孟子而又遍观百家。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如《六国论》评论齐、楚、燕、赵四国不能支援前方的韩、魏，团结抗秦，暗喻北宋王朝前方受敌而后方安乐腐败的现实。《三国论》将刘备与刘邦相比，评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也有以古鉴今的寓意。
苏辙在古文写作上也有自己的主张。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认为“养气”既在于内心的修养，更重要的是依靠广博的生活阅历。因此赞扬司马迁“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他的文章风格汪洋澹泊，也有秀杰深醇之气。例如《黄州快哉亭记》，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汪洋澹泊之中贯注着不平之气，鲜明地体现了作者散文的这种风格。
唐宋八大家散文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继承了先秦两汉散文的优良传统，反对六朝以来的骈俪文风，发展并完善了古代散文的各种文体，影响了元、明、清各代散文创作，对当代散文创作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本书收录了唐宋八大家散文共一百二十篇。每篇文章分为题解、原文、注释、译文四部分。题解点明散文的主题，语言简洁明了；注释与译文是对难以理解的字词句进行白话翻译，文通语顺，具有独立的欣赏价值。通过以上几个类项，读者可以从客观到微观赏析古文，从而得到更多的收获。书中还有唐宋八大家简介，具有资料价值。阅读本书，有助于提高读者的古文阅读能力和欣赏水平。由于所选多为名篇，部分已收入中学教材，对学生理解、阅读、练习也多有裨益。
本书版式新颖，设计考究，双色印刷，装帧精美，除供广大读者阅读欣赏外，更具有极高的研究、收藏价值。韩愈韩愈（768—824），唐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三岁而孤，养于兄韩会家。幼年即刻苦儒学，及长，尽通六经百家之说。唐德宗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十二年，为宣武军节度使董晋观察推官。晋卒，为宁武军节度使张封建推官。调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因上书言宫布，贬为连州阳山令。改江陵法曹参军。宪宗时，召为国子博士。宰相裴度平淮西藩镇，以为行军司马，以功授刑部侍郎。因谏宪宗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穆宗时为国子监祭酒。历任京兆尹、兵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一生尊崇儒学，主张文以载道，倡导古文运动，使数百年来萎靡浮华文风为之一变。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文章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对后世影响巨大。诗格宏伟奇崛，“以文为诗”。郡望昌黎，集名《韩昌黎集》。原道【题解】《原道》是韩愈“复古尊儒，排斥佛老”的代表作。全文观点鲜明，“破立”结合，引证古今，从历史发展、社会生活等方面层层剖析，驳斥佛老之缺点，论述儒学之优点，最后归结到恢复古道、尊崇儒学的宗旨，是唐代古文的杰出作品。【原文】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1][2]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3][4][5]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
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6]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7]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呜呼！其亦幸[8][9]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与王，其号虽殊，其所以为圣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其事虽殊，其所以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10]？”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11][12]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13][14]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15]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16]庙焉而神鬼飨。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17]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孔子
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18]。其亦庶乎其可也！【译文】
广泛的爱叫作仁，联系实际去实行仁就是义，顺着仁义之道上进便是道内心充满仁义而无欲于外人就叫德。仁与义是有确切含义的名称，道与德是没有实际内容的名称。因此道有君子之道与小人之道，而德有吉德与凶德。老子轻视仁义，并非诽谤仁义，而是他目光短浅。如坐井观天说天小一样，其实天并不小啊！他把待人温顺看作仁，小恩小惠看作义，那么，他小看仁义是必然的了。他说的道，讲了他的道，并不是我说的道。他说的德，讲了他的德，并不是我说的德。凡是我阐述的道德，是与仁义一致的理论，是天下的公论。老子阐述的道德，是背离仁义而讲的，是他个人的见解。
周朝的礼制衰落，孔子死后，儒家书籍被秦始皇烧毁，黄、老之学盛行汉代，佛教盛行于晋、魏、梁、隋之间。这期间那些讲道德仁义的人，不是加入杨朱学派，就是加入墨翟学派；不加入道教，便加入佛教。加入那一派，必须排斥这一派。被信奉的尊为主宰，被排斥的贱做奴仆；尊奉的就附和它，排斥的就诋毁它。唉！后代的人要想了解仁义道德的学说，应该听从哪一派的学说呢？道家信徒讲：“孔子，是我们祖师的徒弟。”佛教信徒讲：“孔子，是我们祖师的弟子。”信奉孔子学说的人，听惯了这些话，乐于听信他们的荒唐话而自轻自贱，也说“我们的祖师也曾经以老、佛为师”的话。不仅口讲，而且还把这些话写进书里。唉！后代的人虽然想了解仁义道德的学说，可向谁去求教呢？人们喜欢奇谈怪论的风气太严重了！不找它的本源，不问它的结果，只愿听怪诞的说法。
古时候百姓分为士、农、工、商四种，现在又加上僧、道成为六种；古时候施行教化任务的只占其中之一，如今占其中之三。务农的有一家，而吃粮的却有六家；做工匠的只有一家，而使用器皿的却有六家；经商的一家，而花钱的却有六家。老百姓又怎么能不贫困而沦为盗贼呢！
远古时候，人民的灾难多极了。有圣人出现，教给他们互相依附、共同生存的本领。做他们的君主，做他们的导师，统领他们驱逐虫、蛇、禽、兽而让他们定居中原。冷了教他们做衣服，饥了教他们种庄稼。看到他们住在树上常常掉下来，住在野地容易生病，就教他们造了房屋。教他们做工匠，以使他们有器具用；教他们经商，使他们能互通有无；教他们问医求药，帮助他们不至于早亡；教他们葬埋死者、祭祀先人，以增进他们之间的感情；给他们制定礼仪，使他们懂得贵贱老幼的秩序；为他们创造音乐，来抒发他们心中的忧郁之情；给他们制定政令，来约束他们的懒散；给他们设立刑法，来除去他们之中的强暴不法之徒。有欺骗行为，就给他们制定符印、斗斛、权衡来使他们行为处事时有所凭信；有争夺现象，就给他们设城郭、军队来保卫他们。灾害来了使他们早有准备，祸患发生了使他们进行预防。现今道家说：“圣人不死，盗贼就不会终止。破了斗，折了秤，百姓就不会互相争夺了。”唉！这不过是没有经过审慎思考说出的话罢了！假如古代没有圣人，人类早已灭亡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人类没有羽毛鳞甲来适应寒冷与炎热的环境，没有尖爪利牙来猎取食物啊！
所以，君王是发布命令的，臣僚是执行并向百姓传达命令的；百姓是生产粮食、麻丝织物，制作器皿，交流财物，来供养君主和百官的。君王不发令，则丧失了君王的权力和职责；臣僚不将君王的命令传达给百姓，则丧失了做臣僚的资格；百姓不生产粮、麻、丝，制作器皿，交流财物，以供奉君主百官，就要受到惩罚。如今佛、道二教的法则说：“必须抛弃你们的君臣，远离你们的父子停止你们相互依存的办法，来求得所谓的清净无欲的境界。”唉！这些佛、道之徒也幸亏生在夏、商、周三代之后，没有被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等圣人所贬斥。他们没有出生在三代以前正是他们的不幸，未能受到圣人的指正。
上古时期的五帝与三王，名称虽不同，他们在圣明这一点上是一样的。夏天穿葛布衣裳，冬天穿毛皮衣服，渴了喝水，饥了吃饭，虽然行为方式不一却都是人类智慧的表现。现在道家却说：“为什么不学习上古的无为而治？”这就像责备冬天穿皮衣的人说：“为什么不穿轻便的葛布衣服呢？”责备饿了吃饭的人说：“为什么不光喝水，那多简单呢？”《礼记·大学》说：“古代想要把光明正大的品德发扬于天下的人，就要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想要治理好国家，就要先整顿自己的家族；想要整顿好自己的家族，就要先修养自己本身；想要进行自身修养，就要先端正自己的内心；想要端正自己的内心，就要先使自己确立诚实而坚定的意念。”那么，古代所讲的端正思想而又确定真诚意念的人，目的是要有所作为。现在那些想要修身养性的人，却不顾天下、国家和家庭，毁弃了伦理纲常儿子不孝顺父亲，臣僚不忠于君主，百姓不做其该做的事。孔子作《春秋》，诸侯中有用夷狄风俗礼仪的就把他们当作夷狄记载，有效法中原风俗礼仪的就把他们当作中原的国家看待。《论语》说：“夷狄有君主，还不如中原各诸侯国没有君主。”《诗经》说：“夷狄应当抵御，荆国和舒国应当惩罚。”现在来抬举尊崇夷狄之法，把它置于古代先王的政教之上，那我们岂不是全都变为夷狄了吗？
先王的政教到底是什么呢？广泛的爱叫作仁，联系实际实行仁叫作义，顺着仁义之路上进便是道，自己心里充满仁义而无欲于外人，就叫德。记载先王教导的著作有《诗》《书》《易》《春秋》；体现先王政法的有制礼、作乐、定刑施政；先王治理的百姓是士人、农民、工匠、商贾；先王确立的人伦位次为君臣、父子、师友、宾主、兄弟、夫妇；先王教百姓穿麻布、丝绸衣服，住房屋，吃粟米、果蔬、鱼肉。他们传布的道理简单明了，用它教化天下容易施行。因此，用它修养自身，则顺利而吉祥；用它对待别人，就博爱而公正；用它陶冶心灵，就平和而端正；用它治理天下，就没有不适当的地方。因此，人活着情满意足，死时得以善终；祭祀天神而天神降临，祭祖宗而祖宗享供。若有人问：“这种道，是什么道呢？”我说：“这是我说的道，不是前面说的道家之道和佛家之道。”尧将此道传给舜，舜将此道传给禹，禹将此道传给汤，汤将此道传给文王、武王和周公，文王、武王和周公又传给孔子，孔子传给孟轲；孟轲死后，没有再传了。荀况与扬雄，从中选取得不精确，论述得不周详。从周公向上追溯，继承道的都身居上位为君主，所以他们的政事能顺利推行；周公以后，道的传承都身处下位为臣子，所以他们的学说能长久流传。周武王
既然如此，怎么去做才可以呢？我认为：“不堵塞佛、道邪说，圣人之道便不能畅流；不禁止佛、道邪说，先王之教便不能通行。应让和尚、道士还俗，烧毁佛、道书籍，改庵观寺院为民房，昌明先王之道来教导他们。使鳏夫、寡妇、孤儿、老人、残疾人和病人都得到照顾和抚养。这样做就差不多可以了吧！”【注释】[1] 火于秦：指秦始皇采纳宰相李斯的主张，焚烧《诗》《书》和诸子百家的书。[2] 黄、老于汉：黄帝和老子的学说传至西汉初期，又兼采各家学说，比较重视法治，主张守成无为。汉文帝时，曹参推荐盖公讲黄老法术，文帝很信仰，自此道家兴盛发达。[3] 佛于晋、魏、梁、隋之间：传说后汉时，明帝夜梦一个金色的人在殿前飞行傅毅奏说这个人便是佛。明帝派人去天竺国求来佛经和释迦牟尼像。从此佛教传入中国，至晋、魏、梁、隋各朝都有许多人信佛。[4] 杨：杨朱，字子居，战国时思想家，主张“为我”。[5] 墨：墨翟，战国时思想家，主张“兼爱”“非攻”。[6] 强梗：强暴不法之徒。[7] 符：古代的封牌，双方各执一半，用时相合为证。玺：印章。秦汉后多指皇帝用的印章。斗斛：量粮的两种器具。权衡：称。权，秤锤。衡，秤杆。[8] 三代：指夏、商、周三个朝代。[9] 禹、汤、文、武：指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和周武王。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的儿子。助周武王灭殷建周，制礼作乐，被儒家尊为圣人。[10] 曷不：何不，为什么不。[11] 夷礼：夷狄的风俗礼仪。[12] 中国：指中原地区的诸侯国。[13] 经：此指《论语》。夷狄：古代对外族的通称。诸夏：指中原各诸侯国。[14] 戎：指古代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荆舒：泛指古代南部地区的民族。[15] 郊：祭天的礼。假：通“格”，到来、降临的意思。[16] 庙：宗庙，这里指祭祖。人鬼：人间的鬼，指祖先。飨：通“享”。[17] 荀：荀况，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著有《荀子》。扬：扬雄，字子云，西汉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著有《法言》《太玄》《方言》。[18] 鳏、寡、孤、独：《孟子·梁惠王下》说：“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原毁【题解】
原毁的意思是探求产生毁谤的根源。作者以儒家的道德观点为依据，比较了“古之君子”和“今之君子”待人待己的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分析了“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思想根源在于懒惰和嫉妒。高度赞扬了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古之君子”，有力地抨击了惯于“怠”与“忌”、好说别人坏话的“今之君子”，呼吁社会改变这种妒贤嫉能的恶劣风气。作者写本文既是对社会风气的谴责，又是为自己受压抑鸣不平。本文较多地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古今、人己、毁誉，十分鲜明。【原文】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闻古之人有舜者，其为人也，仁义人也。求其所以为舜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闻古之人有周公者，其为人也，多才与艺人也。求其所以为周公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周公，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责于身者重以周乎！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为艺人矣。”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艺易能也。其于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于人者轻以约乎？
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于人也，曰：“彼虽能是，其人不足称也；彼虽善是，其用不足称也。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1]新。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夫是之谓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吾未见其尊己也。
虽然，为是者有本有原，怠与忌之谓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尝试之矣，尝试语于众曰：“某良士，某良士。”其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尝语于众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说于言懦者必说于色矣。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2]
将有作于上者，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而理欤！【译文】
从前的君子，他们要求自己严格而全面，他们对待别人宽容而简约。严格而全面，所以自己不懒惰；宽容而简约，所以别人乐于做好事。听说古时有一位叫舜的人，他的为人，是大仁大义的。君子探求舜之所以成为舜的原因，责问自己说：“他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他能这样，而我为什么不能这样！”日夜思虑，克服自己不如舜的缺点，发扬与舜一样的长处。听说古时有一位叫周公的人，他的为人，是多才多艺的。君子探求周公之所以成为周公的原因，责问自己说：“他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他能这样，而我为什么不能这样？”日夜思虑，克服自己不如周公的缺点，发扬与周公一样的长处。舜是一位大圣人，后代没有人能赶上他；周公是一位大圣人，后代没有人能赶上他；这些君子却说：“不如舜，不如周公，是我的严重缺点。”这不正是要求自己严格而全面的体现吗？他们对别人总是说：“那个人能有如此品德，足可以称为贤良之人了；能擅长这样的技艺，足可以称为有才能的人了。”肯定别人某一方面的长处，而不去苛求他其他方面的短处；看重他现在的优点和成绩，而不追究他以往的缺点和错误。惶恐地担心他人得不到做善事的好处。一件善事易做，一种技艺易学。这些君子对别人说：“能做这样的善事，也就足够了。”又说：“能有这样的技艺，也就足够了。”这不正是对别人宽容而简约的体现吗？
现今的君子却截然不同了。他们对别人求全责备，对自己却要求很低。求全责备，所以别人难以做善事；对自己要求很低，所以自己收益就少。自己没有什么长处，居然说：“我这方面很好，也就足够了。”自己没有什么技能，竟然说：“我做到这样，也就足够了。”对外以此欺骗别人，对内以此欺骗自己，还没有取得一点成绩就停止不前了。这不正是对自己的要求太低了吗？他对别人，却说：“他虽能够这样，他的为人却是不值得称赞的；他虽擅长这种技艺，但这种技艺的作用却是不足挂齿的。”列举他一个缺点，而不计他的许多优点；追究人家过去的不足，不考虑人家新的进步。惶恐地害怕他人获得好名声。这不正是对别人要求得太周全了吗？这就叫作不以大家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而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别人，我看不出他这是在尊重自己啊！
尽管如此，如此做法的人是有其缘由的，这缘由就是懒惰与妒忌。懒惰的人是不求上进的，而妒忌的人又害怕别人上进。我曾试过，试着对众人说：“某人是贤良之士，某人是贤良之士。”那些赞同的人，一定是这人的好朋友；否则，就是跟他关系疏远、同他没有利害关系的人；再不然，就是害怕他的人。如果不是这样，强硬的人必然愤怒地用言语来反驳，懦弱的人也会表现出生气的脸色。我还曾经对人说：“某人不是贤良之士，某人不是贤良之士。”那些不赞同的人，一定是他的朋友；否则，就是跟他关系疏远、同他没有利害关系的人；再不然，就是害怕他的人。如果不是这样，强硬的人必然用言语来表达自己的喜悦，懦弱的人也会在脸上表露出高兴的神色。因为这样，事情做好了，诽谤也就跟着产生了；品德修养提高了，诋毁也兴起了。唉！读书人处于这种时代，期望名誉能够光大，道德能得到推行太难了！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
居高位而想要有所作为的人，如果听到我的话而能够采纳，大概国家就可以治理好了吧！【注释】[1] 闻（wèn）：名誉，好名声。[2] 几：庶几，大概。获麟解【题解】
本文是一篇托物寓意的文章。文中通过对麒麟的述说，委婉地表达了对封建社会里人才不被赏识和理解的感慨，以及对“圣明之主”的幻想。【原文】[1]
麟之为灵，昭昭也。[2][3]
咏于《诗》，书于《春秋》，杂出于传记百家之书。虽妇人小子，皆知其为祥也。
然麟之为物，不畜于家，不恒有于天下。其为形也不类，非若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则虽有麟，不可知其为麟也。角者，[4]吾知其为牛；鬣者，吾知其为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则其谓之不祥也亦宜。虽然，麟之出，必有圣人在乎位麟为圣人出也。圣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为不祥也。
又曰：麟之所以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圣人，则谓之不祥也亦宜。【译文】
麒麟作为一种灵异动物，大家都是十分清楚的。《诗经》中歌咏过，《春秋》中记载过，散见于历史传记及诸子百家的书中。即使是妇女儿童，也知道它是一种吉祥的动物。
然而麒麟作为动物，不养在家里，天下也不常有。它的形貌不伦不类，不像马、牛、狗、猪、豺、狼、麋、鹿那样。因而即使有麒麟，人们也不认得它就是麒麟。长角的我们认得它是牛，长鬃毛的我们认得它是马，狗、猪、豺、狼、麋、鹿，我们认得它们是狗、猪、豺、狼、麋、鹿，只有麒麟不能辨认出来。既然认不出，人们说它是不祥之物也是自然的了。虽然这样，但麒麟的出现，一定有圣人临朝掌权，因为麒麟是为圣人才出现的。圣人是必定认得麒麟的，所以麒麟果真不是不祥之物啊！
我又认为：麒麟之所以为麒麟，是因为它的德行而不是因为它的形貌。假如麒麟没有等待圣人登上帝位就贸然出现，那么说它是不祥之物也是应该的。【注释】[1] 麟：麒麟。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动物，其性柔和，是吉祥的象征。[2] 咏于《诗》：《诗经》有《麟之趾》篇。[3] 书于《春秋》：《春秋·鲁哀公十四年》有“西狩获麟”的记载。[4] 鬣（liè）：鬃毛，马颈上的硬长毛。杂说一【题解】《韩昌黎集》中共有杂说四篇，这是其中的第一篇，又称为《龙说》。杂说是一种随感性的议论文，内容、形式都较为活泼。本文以云龙做比喻，寓意深刻。清人李光地认为“此篇取类至深，寄托至广”。其主旨大概是借龙能创造出自己所凭借依赖的东西，勉励有志之士要努力为自己创造出可以施展抱负才能的良好条件。【原文】
龙嘘气成云，云固弗灵于龙也。然龙乘是气，茫洋穷乎玄间，薄日月，伏光景，感震电，神变化，水下土，汩陵谷，云亦灵怪矣哉！
云，龙之所能使为灵也。若龙之灵，则非云之所能使为灵也。然龙弗得云无以神其灵矣。失其所凭依，信不可欤？异哉！其所凭依，乃其所自为也。[1]《易》曰：“云从龙。”既曰龙，云从之矣。【译文】
龙吐气成云，云本来比不上龙神灵。可是龙乘着这云气，飞游于浩茫无极的太空，逼近日月，遮蔽光芒，触撼雷电，变化神奇，雨注大地，水漫山谷云也算得上灵异了啊！
云，是龙使它变成有灵的。像龙那样的神灵，就不是云能使它变成有灵的然而龙得不到云，就没法显示它的神灵了。失去它所依靠的，真的不行吗？奇怪啊！它所依靠的，正是它生成的。《易经》中说：“云跟随着龙。”既然是龙，云必然跟着它了。【注释】[1] 《易》：《易经》，中国古代一部占筮用的书。云从龙：语出《易经·乾卦》。杂说四【题解】
本文系《杂说》的第四篇，后人亦题为《马说》。这是一篇托物寓意之作，作者借千里马不被人所识来比喻奇才异能之士沉沦下僚，慨叹封建统治者不能加以识别和任用。同时，也抒发自己怀才不遇、受到压抑和委屈、郁郁不得志的思想感情。【原文】[1]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2]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译文】
世上有了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善相马的伯乐却不常有。所以虽然有好马，也不过是在马夫手里受屈辱，和普通的马一起老死在马厩里，而不能以日行千里著称于世。
有日行千里之马，一顿有时要吃一石米，喂马的人不了解它能日行千里而像喂普通马一样喂养它。这样的马，虽有日行千里的能力，可吃不饱，力量不足，特长不能表现出来，想和平常的马一样表现尚且做不到，怎么可以要求它日行千里呢？
驾驭使用它又不依据它的特性，喂养它又不能让它吃饱，吆喝驱赶它又不懂得它的心思。拿着马鞭对它叹息：“天下无好马。”唉！难道真的没有好马吗？恐怕真的不认识好马吧！伯乐相马【注释】[1] 伯乐：姓孙，名阳，春秋秦穆公时人，以善相马著名。事见《庄子·马蹄》和《列子·说符》。[2] 骈（pián）死：谓和普通马一起老死。骈，并列、一同。槽枥：马厩。师说【题解】
这是阐述从师之道的一篇文章，主要论点是“学者必有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强调老师的作用和从师的重要性。韩愈提出师道在于“传道受业解惑”，主张不拘年龄、地位，向比自己有专长的人学习。他又说“巫医药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要求士大夫都能这样。这种看法表明了他不同于世俗的态度，在当时是进步的，对后代也有启发和借鉴作用。当然，他也表现出对“巫医药师百工之人”的轻视。
说是议论文的一种。【原文】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熟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1]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2]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3]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4][5]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6]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译文】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古时候求学问的人一定要有老师。老师，是靠他来给学生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释疑难问题的。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和知识的，谁能没有疑难呢？既然有疑难却不跟老师学，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就始终得不到解决了。生在我前面的人，他懂得道理本来比我早，我就虚心向他学习，拜他为师；生在我后面的人，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比我早，我也虚心向他学习，拜他为师。我是为了学得知识啊，哪管他生的年代在我的前面还是后面呢？因此，无论他地位高低无论他年岁大小，道理和知识在谁那儿，谁就是我的老师。
唉！从师求学的风尚已经很久不流传了！当然想要人没有疑惑也就很难了！古代的圣人，他们的水平远远超过一般人，尚且跟着老师虚心求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的水平远远低于那些圣人，却以从师求学为耻。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大概都是出于这种原因吧。
有人爱他的孩子，就选择一个好老师去教他；但对他自己呢，却以从师求学为羞耻，这真糊涂啊！那些教孩子的老师，教给他们读书并帮他们学习其中的字句知识的，还不是我前面所说的给人传授道理、解除疑难的老师。一个是不懂得句读，一个是不能解决疑难，前者向老师请教，后者却不向老师请教；小的方面学习而大的方面却丢弃不学，我看不出他明白这个道理。
巫医、乐师、各种工匠，他们还不以互相学习为耻。而士大夫之类，一听到称别人“老师”称自己“弟子”等等的话，就凑在一块儿议论耻笑人家。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就说什么：“某人和某人年龄差不多，学问知识也很相近嘛！以地位低的人为老师，就实在羞耻；以官职高的人为老师，就近乎巴结。”唉！从师求学的风尚不容易恢复，从这就可想而知了。那些巫医、乐师、各种工匠本是上流人物所瞧不起的，可现在“君子”的智慧竟反而不如他们，这真是很奇怪的现象啊！
那些圣人都没有固定的老师。例如孔子就曾经向郯子、苌弘、师襄、老聃请教过。像郯子这些人，他们的品德才智都不如孔子。孔子说过：“三人同行其中就一定有可以当我老师的人。”所以说，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也不一定样样都比学生强，这是因为掌握知识有早有晚，学术技能各有各的专门研究就是这个道理罢了。
李家的孩子叫蟠，十七岁，喜欢古文，六艺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地学习过而且不受时俗的限制，跟着我求学。我赞许他能实行古人从师的正道，写下这篇《师说》来赠送给他。【注释】[1] 庸知：不需知，哪里管。[2] 师道：从师求学的风尚。[3] 相师：相互为师，互相学习。[4] 常师：固定的老师。[5] 郯（tán）子：春秋时郯国（山东郯城）的国君。孔子曾向他请教过少皞（hào）氏时代的官职名称。事见《左传·昭公十七年》。苌弘：春秋时周敬王的大夫。孔子至周，曾向他学习弹琴。事见《孔子家语·观周》。师襄：周太师（乐官）。孔子曾向他学习弹琴。事见《史记·孔子世家》。老聃（dān）：姓李，名耳，字聃，即老子。春秋时楚国人，曾做过周守藏室的史官。孔子至周，曾向他请教周礼。事见《孔子家语·观周》。[6] 六艺经传：六艺的经文和传文。六艺，也称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经书。传，释经的著作。进学解【题解】《进学解》是对增进学业问题的辨析。韩愈自以“才高”几次遭受贬斥，就在宪宗元和七年（812）再度降为国子博士后，模仿汉代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自嘲》一类的文章，假设师生对话，借学生的口为自己鸣不平。这样，不仅表达了对自己不得重用的不满，也表达了朝廷应该“拔去凶邪，登崇俊良”的一贯主张。文章曲折地揭露了唐代统治阶级不以才德取人的错误，也反映了作者在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所处的困境。作者提出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
本文属于辞赋一类，骈偶句多，用韵也多，但文章布局还是有散文的长处。【原文】
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1]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2]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3]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抵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劳矣，沉浸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4][5]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6][7][8][9]《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10][11][12]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学，勇于敢为。长通于方，左右具宜。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然而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13]于友跋前疐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
[14]齿豁，竟死何裨？不知虑此，反教人为？”[15][16]
先生曰：“吁，子来前！夫大木为杗，细木为桷，欂栌、
[17][18]侏儒，椳、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19][20]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余为妍，卓荦为杰，校短量长，惟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论是弘，逃谗于楚废死兰陵。是二儒者，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入圣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学虽勤而不由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犹且月费俸钱，岁縻廪粟。子不知耕，妇不知织。乘马从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窥陈编以盗窃。然而圣主不加诛，宰臣不见斥，非其幸欤？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投闲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财贿之有亡，计班资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称，指前人之瑕疵，[21][22]是所谓诘匠氏之不以杙为楹而訾医师以昌阳引年，欲进其豨苓[23]也。”【译文】
国子先生早上来到太学，召集学生站在学舍之前，教导他们说：“学业的精通是靠勤奋，而它的荒废则是由于游荡玩乐；德行的养成源于不断的思考，而它的败坏则是由于因循苟且。现在圣君有贤臣辅助，法令健全完备，除掉了凶恶奸邪之人，提拔了才智贤良之人。有一点优点的人都被录用，有一技之长的人无不任用。悉心搜罗人才犹如沙里淘金，精心造就人才犹如打磨宝器。大概会有平庸之人侥幸被选上的，谁能因此说博学多才的人不被举用呢？你们只要担心自己学业不够精湛，不必担心主管官员选才不明；只需担心自己德行未成，不必担心主管官员处事不公。”
话未说完，有人在队列里笑着说：“先生骗我们呢！我们就学于先生，到现在已经好几年了。先生口不停地吟诵六经的文章，手不停地翻阅百家书籍。阅读记事的史传一定列出提要，研究论理的文章一定搜索其中的深奥宗旨。贪恋博杂的学识，务求有所得，大小都不舍弃。点上灯烛夜以继日，勤学苦读而终年不止。先生治学，真可以说勤奋了。抵制异端邪说，驳斥佛教与道教。补正儒学的缺漏，阐发圣道的精微。寻找那茫无头绪的失传的正道，独自广泛地搜求远接那先贤的遗教。拦堵百川使归大海，挽住那狂涛巨澜使它复归故道。先生对于弘扬儒学，可真算得上辛苦了。沉浸于意味浓郁的典籍中，体味那书中的精华。写起文章，书稿摆满了屋子。向上学习《虞》《夏》之书，深奥无边；《周诰》《盘庚》艰涩难读；《春秋》文辞严谨；《左传》记事夸张；《周易》变化奇妙却有定则；《诗经》端正而华美；往下一直到《庄子》《离骚》《史记》及扬雄和司马相如的同工异曲之辞赋。先生的文章，可以说内容博大而文采狂放雄奇了少年时知道学习，就勇于实践，成年后通明大义，处事为人无不合宜。先生的为人，可以说老练周全了。然而在为官方面不被人信任，为私方面得不到朋友的帮助。进退两难，稍一动就惹祸。刚任御史，就获罪被贬于边远的阳山。做了三年国子博士，闲散而没能显示出政绩。命中注定要与仇敌打交道，败兴倒霉的事随时出现。在暖和的冬天，儿女衣单都喊冷；在丰收的年份，妻子还啼哭挨饿。您头秃齿落，直到老死，难有什么补益改善的。您不知考虑这些，反而却以此去教导别人吗？”业精于勤，荒于嬉
先生说：“吁，你到前面来！就如同建房子大木料做梁，细小的木料做椽做那梁上的斗拱、短柱，做那门枢、门框、门闩及门前的竖木等，各自得到恰当的使用，用来建成整个房子，这是工匠的高明技巧。贵重的地榆、朱砂、天麻青芝，粗贱的车前草、马屁菌、破鼓皮，都收存了，以备用时没有遗缺，这正是医生的精明。选才贤明，用人公正，巧拙之人，各都选用，为人处事周备而有涵养乃是佳士，旷达刚直是俊杰，比较长短，各样人才做出恰当安排，这是宰相应具备的用人原则。从前孟轲能言善辩，儒学因此得以阐明，他周游列国车辙遍布天下，在奔波中度过了一生。荀况信守儒学正道，把儒学发扬光大他逃避谗言到了楚国，丢了官职，老死在兰陵。这两位大儒士，言论成为经典行为成为楷模，他们超越了一般儒士，升达圣人的境界。可是他们在世上的遭遇又怎样呢？现今我学业虽然勤奋，却不能一切都遵循儒家的道统，言论虽多却不得要领，文章虽奇巧华丽，却不切实用，品行虽有一定修养，却未超凡出众。尚且每月领取俸钱，年年耗费禄米。儿子不会种田，妻子不会织布。骑着马带了随从，安坐家中，不劳而食。拘谨地走着寻常之路，翻阅古书模仿古人的文辞而无创见。然而圣明的君主不加责罚，宰相不予斥逐，这不是我的幸运吗？稍有行动就遭到诽谤，名声随之败坏，安置在闲散的位子上，是理所应当的至于考虑利禄的有无，计较官职的高低，忘掉了自己的能力和地位相称，喜欢挑出高于自己者的毛病，这就是所谓指责工匠不用小木桩去做屋柱，指责医师用菖蒲作长寿药，却想推荐他用利尿的猪苓呀！”【注释】[1] 治具毕张：法令健全完备。[2] 有司：主管官员或官府。[3] 兀兀：劳苦的样子。[4] 规：作为典范。姚姒：指《尚书》中的《虞书》和《夏书》。姚，虞舜的姓姒，夏禹的姓。[5] 周《诰》：指《尚书》中《周书》的《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等。殷《盘》：指《尚书》中《商书》的《盘庚》上、中、下三篇。[6] 《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写成的史书。[7] 《左氏》：指《左传》，相传是鲁国史官左丘明根据《春秋》写成的一部史书。[8] 《易》：《易经》。相传为周人所作，通过八卦的形式推演阴阳变化。[9] 《诗》：《诗经》。[10] 《庄》：《庄子》。战国时思想家庄周作。《骚》：《离骚》。战国时伟大诗人屈原所作的抒情诗。[11] 太史所录：指汉太史令司马迁所作的《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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