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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看图走天下丛书》编委会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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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世界著名遗址

走进世界著名遗址试读:

前言

人类历史历经千万年的演变,在地球上留下了太多的痕迹,我们对自己祖先的了解也完全凭着对这些痕迹的研究。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类从来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其留下的足迹,祖先们所经过地方就是本书要呈现给读者的遗址。

遗迹是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痕迹,包括遗址、墓葬、灰坑、岩画、窑藏及游牧民族所遗留下的活动痕迹等。其中遗址又可细分为城堡废墟、宫殿址、村址、居址、作坊址、寺庙址等,还包括当时的一些经济性的建筑遗存,如山地矿穴、采石坑、窑穴、仓库、水渠、水井、窑址等;防卫性的设施,如壕沟、栅栏、围墙、边塞烽燧、长城、界壕及屯戍遗存等。

一般地说,遗迹是经过人类有意识加工的,因而能够反映当时人类的活动。遗迹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古代居址能够提供关于研究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生活状况方面的完整的、重要的资料,据此可以阐明这一遗址当时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特征和内容。发掘古代墓葬,可以研究不同种族的体质特征,了解古代埋葬风俗及墓葬形制。同时通过随葬品可以了解古代工艺水平及社会经济生活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情况。通过各种遗迹及遗物的综合研究,对于了解古代社会的发展史有很大帮助。

古埃及的大金字塔、大津巴布韦石头城、南美洲的玛雅文明、希腊壮观的古建筑、中国古老的众多的遗迹,都让我们感受到人类那不平凡的前进步伐。

全书汇总了世界各地各类遗址,让读者通过文字的阅读来品读历史,大量的图片可以更直观地了解这些先人的遗迹。

人类的历史与地球的历史紧密相连。地球的外观和地貌,就是人类生活的环境。地质遗迹是人类的共同遗产,保护好这些遗迹是人类的责任。正如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一样,我们必须认识到地球只有一个,了解地质环境的过去、现在,正是为了预测未来,保护地质遗迹则是这种探索的基础,而建立地质公园是保护地质遗迹的最好方式。为了我们人类这个共同的家园,让我们了解它,珍惜它。

本篇简介周口店遗址,是中国主要古人类文化遗址之一,为研究人类早期的生物学深化及早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依据。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中国)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因20世纪20年代出土了较为完整的北京猿人化石而闻名于世,尤其是1929年发现了第一具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从而为北京人的存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成为古人类研究史上的里程碑。到目前为止,出土的人类化石包括6件头盖骨、15件下颌骨、157枚牙齿及大量骨骼碎块,代表约40个北京猿人个体,为研究人类早期的生物学演化及早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实物依据。

北京人遗址从1929年起,已编到第25地点,大多数地点在周口店附近。周口店最早发现的地点是第6地点,是瑞典科学家安特生于1918年发现的。1921年安特生、美国古生物学家格兰阶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斯丹斯基,发现了周口店第1地点,同年发现了周口店第2地点。1927年步达生将周口店发现的3枚人的牙齿正式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这一年周口店遗址正式开始发掘,中国地质学家李捷参加发掘工作,并发现了周口店第3和第4地点,瑞典古生物学家步林也是新地点的发现者,1929年裴文中发现了第5、7、8地点,找到了“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同年将已发现的地点,以“北京人”遗址为第1地点,其余的依序编号及至第9地点。在20号地点以前,包括山顶洞,或为裴文中领导下或为贾兰坡领导下发现的。第20至24地点是在贾兰坡领导下找到的。周口店遗址博物馆

根据对文化沉积物的研究,北京人生活在距今70万年至20万年之间。“北京人”文化早期从距今70多万年前到40多万年前,中期为距今40多万年前到30多万年前,晚期为距今30多万年前到20多万年前。北京人的平均脑量达1088毫升(现代人脑量为1400毫升)。据推算北京人身高为156厘米(男),150厘米(女)。北京人属石器时代,加工石器的方法主要为锤击法,其次为砸击法,偶见砧击法。北京人还是最早使用火的古人类,并能捕猎大型动物。北京人的寿命较短,据统计,68.2%死于14岁前,超过50岁的不足4.5%。“北京人”化石从第11层至第3层均有发现,共出土骨头6具、头骨碎片12件、下颌骨15件、牙齿157枚、股骨7件、胫骨1件、肱骨3件、锁骨和月骨各1件以及一些头骨和面骨破片。这些“北京人”遗骨分属40多个体。但绝大多数人化石,在珍珠港事变前后,下落不明。现存的第1地点的人化石,保存在我国的有7枚牙齿、1段肱骨、胫骨1段、顶骨和枕骨各1件以及一具保存完好的下颌骨。1927年以前发现的3枚牙齿则在瑞典,由早期在周口店工作的步林保管着。

在周口店第1地点发现用火遗迹,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提前了几十万年。包括5个灰烬层、两处保存很好的灰堆遗存,烧骨则见于有人类活动的各层。此外,还发现烧过的朴树子、烧石和烧土块,甚至个别石器有烤灼的痕迹。对用火遗迹的研究,可知“北京人”不仅懂得用火,而且有控制火和保存火种的能力。烧火的燃料主要是草本植物,也用树枝和鲜骨作薪。

石器是“北京人”文化的主要代表,“北京人”创造了3种不同的打片方法,主要用砸击法,生产出长20~30毫米的小石片,常见长度为20~40毫米。工具分2大类,第一类包括锤击石锤、砸击石锤和石钻,第二类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雕刻器、石锥和球形器。

七七事变后,周口店被日军占领,发掘人员被杀,裴文中和贾兰坡的办公室被捣毁,发掘工作终止。抗日战争时期,已发掘出的6个较完整的头盖骨存放于美国开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内。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中美双方计划将其转运美国,以防其落入日本手中。途中头盖骨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又对周口店遗址进行了发掘。1953年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附近建成了周口店遗址博物馆,对公众开放。

在龙骨山顶部于1930年发掘出生活于2万年前后的古人类化石,并命名为“山顶洞人”。1973年又发现介于二者年代之间的“新洞人”,表明北京人的延续和发展。

本篇简介三星堆遗址,属我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出土文物的重大学术问题,至今仍是难以破译的千古之谜。

三星堆遗址(中国)

三星堆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南兴镇,因有三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黄土堆而得名。1980年起发掘。在遗址中发现城址1座,据初步推断,其建造年代最迟为商代早期。已知东城墙长1100米,南墙180米,西墙600米,为人工夯筑而成。清理出房屋基址、灰坑、墓葬、祭祀坑等。房基有圆形、方形、长方形3种,三星堆出土文物多为地面木构建筑。自1931年以后在这里曾多次发现祭祀坑,坑内大多埋放玉石器和青铜器。1986年发现的两座大型祭祀坑,出土有大量青铜器、玉石器、象牙、贝、陶器和金器等。金器中的金杖和金面罩制作精美。青铜器除罍、尊、盘、戈外,还有大小人头像、立人像、爬龙柱形器和铜鸟、铜鹿等。其中,青铜人头像形象夸张,极富地方特色;立人像连座高2.62米,大眼直鼻,方颐大耳,戴冠,穿左衽长袍,佩脚镯,是难得的研究蜀人体质与服饰的资料。祭祀坑的年代约为商末周初,被认为是蜀人祭祀天地山川诸自然神只的遗迹。

三星堆遗址及其出土文物的许多重大学术问题,至今仍是难以破译的千古之谜。虽然专家学者对其中“七大千古之谜”争论不休,但终因无确凿证据而成为悬案。

第一谜,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目前有其来源与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有关、与川东鄂西史前文化有关、与山东龙山文化有关等看法,即人们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彼此融合的产物,是多种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果。

第二谜,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为何?目前有氐羌说、濮人说、巴人说、东夷说、越人说等不同看法。多数学者认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与三星堆关系密切,其主体居民可能是来自川西北及岷江上游的氐羌系。

第三谜,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如何?三星堆古蜀国是一个附属于中原王朝的部落军事联盟,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已建立起统一王朝的早期国家?其宗教形态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还是神灵崇拜,或是兼而有之?

第四谜,三星堆青铜器群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及青铜文化是如何产生的?是蜀地独自产生发展起来的,还是受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或西亚、东南亚等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

第五谜,三星堆古蜀国何以产生?持续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

第六谜,出土上千件文物的两个坑属何年代及什么性质?年代争论有商代说、商末周初说、西周说、春秋战国说等,性质有祭祀坑、墓葬陪葬坑、器物坑等不同看法。

第七谜,晚期蜀文化的重大之谜“巴蜀图语”。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等器物上的符号是文字?是族徽?是图画?还是某种宗教符号?可以说,如果解开“巴蜀图语”之谜,将极大促进三星堆之谜的破解。

本篇简介元谋人遗址的发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科技价值,是我国考古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

元谋人遗址(中国)

元谋人是迄今所知中国境内年代最早的直立人。1965年5月,中国地质科学院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发现,这里地处元谋盆地边缘,盆地内出露一套厚达695米的河湖相沉积,从下到上分为4段28层。元谋人牙发现于第4段第22层中。此后,又在同一地点的同一层位中,发掘出少量石制品、大量的炭屑和哺乳动物化石。元谋人的地质时代属于中更新世到晚更新世时期,据古地磁断代,年代为距今170万年。

170万年以前,云南元谋一带,榛莽丛生,森森郁郁,是一片亚热带的草原和森林,爪蹄兽、最后枝角鹿等第3纪残存动物在这里出没。再晚一些,则有桑氏鬣狗、云南马、山西轴鹿等早更新世的动物。它们大多数都元谋人遗址是食草类野兽。为了生存,元谋人使用石器捕猎它们。会不会制造工具是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元谋人化石包括2枚上内侧门齿,一左一右,属于同一成年人个体。齿冠保存完整,齿根末梢残缺,表面有碎小裂纹,裂纹中填有褐色黏土。这两枚牙齿很粗壮,唇面比较平坦,舌面的模式非常复杂,具有明显的原始性质。根据学者们研究判断,元谋人牙齿的特征,近似于现代蒙古人种。

先后出土的石制品共7件,人工痕迹清楚。原料为脉石英,器形不大,有石核和刮削器。它们和人牙虽不居于同一水平面上,但层位大致相同,距离又不远,应是元谋人制作和使用的。发现的炭屑多掺杂在黏土和粉砂质黏土中,少量在砾石凸镜体里。炭屑大致分为3层,每层间距30~50厘米。炭屑常常和哺乳动物化石伴生。最大的炭屑直径可达15毫米,小的为1毫米左右。在4厘米×3厘米的平面上,1毫米以上的炭屑达16粒之多。此外还发现2块黑色的骨头,经鉴定可能是被烧过的。研究者认为,这些是当时人类用火的痕迹。这一发现,和在距今约180万年前的西侯度文化中发现的烧骨,如确系人工用火证据,则把人类用火的历史大大提前。

与元谋人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有泥河湾剑齿虎、桑氏缟鬣狗、云南马、爪蹄兽、中国犀、山西轴鹿等29种,绝种动物几乎占100%,其中上新世和早更新世的占38.8%,这表明元谋人的生存时代不会晚于早更新世。有人根据动物化石及植物孢粉分析,认为当时的自然环境呈森林草原景观,气候比现在凉爽。

本篇简介殷墟地处河南安阳,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作为中国文化遗址的一部分,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殷墟(中国)

殷墟位于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商代从盘庚到帝辛(纣),在此建都达273年,是中国历史上可以肯定确切位置的最早的都城。1899年在此发现占卜用的甲骨刻辞。从1928年10月13日考古发掘至今,先后发现宫殿﹑作坊﹑陵墓等遗迹及大量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礼乐器和甲骨等遗物,总面积24平方公里以上。

殷墟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横跨安阳洹河南北两岸,现存有宫殿宗庙区、王陵区和众多族邑聚落遗址、家族墓地群、甲骨窖穴、铸铜遗址、制玉作坊、制骨作坊等众多遗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殷墟发现的甲骨窖穴主要分布在殷墟宫殿宗庙遗址。自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以来,这里共出土甲骨约15000片,震惊了世界。最著名的有YH127甲骨窖穴、小屯南地甲骨窖穴、花园庄东地H3甲骨窖穴,其中,YH127甲骨窖穴发现于1936年,位于宫殿宗庙遗址中部偏西,共出土刻辞甲骨17000余片。小屯南地甲骨窖穴发现于1973年,位于小屯村南部,共出土刻辞甲骨5000余片。花园庄东地H3甲骨窖穴发现于1991年,位于宫殿宗庙遗址东南部,共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刻辞甲骨500余片。这些甲骨的内容极为丰富,包括祭祀、畋猎、农业、天文、军事等,涉及商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甲骨文和商代历史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被称为中国古代乃至人类最早的“档案库”。殷墟一角

殷墟王陵遗址与宫殿宗庙遗址隔河相对,是商王的陵地和祭祀场所,也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完整的王陵墓葬群,面积达11.3公顷。王陵遗址共发现有12座王陵大墓和2500多座祭祀坑。王陵大墓多为“亚”、“中”、“甲”字形大墓,这些大墓墓室宏大,形制壮阔。面积最大的达1803平方米,深达15米。墓内椁室、棺木极尽奢华,随葬器物精美,殉人众多,显示出墓主人非凡的尊贵和威严。殷墟王陵的埋葬制度、分布格局、随葬方式、祭祀礼仪等,集中反映了商代晚期的社会组织、阶级状况、等级制度、亲属关系,代表了中国古代早期王陵建设的最高水平,并为以后中国历代王朝所效仿,逐渐形成中国独具特色的陵寝制度。

说起殷墟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说,作为文化遗产,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时代越久,历史价值越高。在国际上被承认的、没有争议的中国最早的文明就是商代。殷墟不是一座简单的建筑物,它是一座都城,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军事中心和文化礼仪中心。它是一个王国的缩影,是其他任何遗产没办法比的。

这就是殷墟之于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和独特地位。

本篇简介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必将引领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辉煌,是我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国)

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村位于伊、洛二水之间,距离洛阳市约18公里,东西长约2.5公里,南北宽约1.5公里,是夏代都城遗址。1959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了对“夏墟”的考古调查,偃师二里头从此进入学者的视线,中国考古学界由此开始有目的、有计划地探索夏文化。

这里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玉器等,其中小件铜器如刀、爵、铃等,是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的青铜器。第三期文化层中发现两处大型宫殿夯土台基。其中西边一处面积约1万平方米,在台基中北部有一座面阔8间、进深3间的宫殿基址,四周环以廊庑。在偃师二里头遗址遗址东南部还发现大面积铸铜、制陶作坊遗址。该处现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考古学家在中国最早的都城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了始建于二里头文化晚期偏晚阶段的大型建筑基址,这使得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的考古界出现了新的兴奋点。

夏朝的建立者禹在建立政权以后,为便于政治统治,将天下分为九州,洛阳就是当时的豫州。禹将都城定在阳城(今河南登封),与洛阳相距不过百里,所以洛阳也属于夏朝统治的中心。在夏朝的第三个帝王太康(启的儿子)统治时期将都城迁到了洛阳。关于这一点史书里记载“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斟寻,据历史学家考证,就在今洛阳市偃师的二里头村附近。

然而几千年过去了,斟寻故城早已埋入地下,成为人们难以寻觅的历史遗迹,我们根据史书记载的地理方位,判断夏代的斟寻就在我们洛阳。由于长期以来缺乏考古资料的证明,不少人对此表示怀疑,直到195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徐旭率队来豫西作夏墟调查时,在洛阳市偃师县城区西南9公里处的二里头村南高地上发现了沉睡几千年的夏都斟寻,这一点才成为不争的事实。研究表明,洛阳在夏代太康、孔甲、帝皋、夏桀四个帝王统治时期曾是都城,为夏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

二里头遗址包括偃师二里头、圪挡头和四角楼三个自然村,总面积400万平方米,堆积着四期文化层。经考古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规模宏大,设施完备,内容丰富。宫殿、陵寝、房屋、道路、水井多有发现,并且还发现了当时的铸铜遗址和原始的青铜工具,其中有武器和酒器,说明我国青铜文化的历史在夏代已经相当成熟,同时也说明洛阳是我国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地区。二里头晚期的文化层还出土了大量的玉制品,有琮、圭、璋等礼器,陶制品则更多,有陶塑的龟、猪、羊头以及陶器上刻画的一头二身龙蛇纹、龟纹和人物形象。这些考古发现反映了夏代文化艺术的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古代洛阳人民的聪明智慧。

另外,考古工作者从二里头遗址的灰坑中发现了许多埋葬的奴隶,其形状各异,有仰身,有俯身,有的被捆缚,有的身首异处。他们或因苦役而累死,或因奴隶主的酷刑而丧生,或因当时奴隶制时代的人祭、人牲制度而被活埋殉葬,反映了当时奴隶主统治的残忍。

中国夏商周三代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制陶、制骨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以及400余座墓葬,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证明了二里头是中国最早的都城遗址。

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还在更广泛的区域内发现了众多二里头文化遗址,迄今为止已有300余处。前不久结束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有力推动了夏文化问题的研究,偃师商城的始建被确认为是夏、商王朝更替的界标,二里头遗址应为夏王朝的一处都邑、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人遗址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二里头工作队自2001年起,对二里头遗址宫殿区进行系统钻探与重点发掘,发现并清理大型建筑基址数座。同时,对宫殿区及其附近的道路进行了追探,在宫殿区外围,发现了纵横交错的大路。2003年春季,对已发现的道路进行了解剖发掘,并发现了宫城城墙。截至2004年春季,基本弄清了宫城城墙及宫殿区外侧道路的范围、结构和年代。2004年,又在宫城以南发现了另一堵始建于二里头文化第4期的大型夯土墙以及绿松石器制造作坊等重要遗存。

殷墟曾震惊世界,二里头也将引领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辉煌。

本篇简介甑皮岩古人类遗址的文化内涵举世称奇,其中蕴含着许多令人浮想联翩的悬案亟待我们去解疑。

甑皮岩古人类遗址(中国)

甑皮岩古人类遗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区南面独山西南麓,是目前中国发现人类居住时间跨度最长的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最早在距今约12000年前就开始有古人类在此居住,直至宋代仍有人在此生活。在1万多年的漫长岁月中,桂林先民在这不到400平方米的洞穴里留下了丰厚的文化堆积。

经过1973年及2001年两次的科学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片)、骨器、石丰骨、角器等生产生活用具及30多具人骨和成千上万件动物骨骼。甑皮岩遗址是目前中国出土文物最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其中,素面夹砂原始陶器和屈肢蹲葬的发现最令中外史前考古界瞩目。2001年,甑皮岩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目前岭南地区保护级别最高的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

甑皮岩遗址被发掘30多年来,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举世称奇,里面有太多太多令人浮想联翩的悬疑。甑皮岩遗址一角

桂林是否是中国陶器的发源地?在对甑皮岩进行发掘中,一个重大发现令世人震惊:距今12000年、烧制温度不超过250℃的素面夹砂陶器。据权威考古专家考证,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原始的陶器。而在甑皮岩遗址第5期文化层更出现了式样繁多的刻画纹、戳印纹、水波纹、曲折纹等纹饰,器形主要包括罐、釜、钵、圈足盘、豆等陶器,这些可以说代表了桂林距今7000年以前史前时期制陶技术的最高水平。

考古发现,甑皮岩遗址既是史前人类的居住地,也是墓葬地。专家介绍,遗址内共发现了29座形状为不太规则的圆形竖穴土坑墓,墓葬形式是世界上极为少见的屈肢蹲葬,桂林甑皮岩成为目前中国发现屈肢蹲葬最多的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甑皮岩人为何要屈肢蹲葬?有人进行过推测,即将濒临死亡的原始人类采取坐靠形式迎接死亡,这难道是俚语“坐着等死”的起源?

甑皮岩人怎么吃东西?近日,中国考古专家对两个桂林甑皮岩人进行头像复原。专家介绍说,从选取复原的头颅来看,两个头颅都表现出下颌咬肌粗隆极不发达的特点。一般来说,人类用臼齿进行咀嚼食物,下颌咬肌会比较发达。这让考古专家感到不解:甑皮岩人不发达的下颌咬肌粗隆,像这样的头骨特征,桂林甑皮岩人怎么吃东西?

本篇简介穿洞古人类遗址具有十分重要的考古研究价值,被中科院专家们誉为“亚洲文明之灯”,其发现的旧石器是世界之罕见。

穿洞古人类遗址(中国)

穿洞古人类遗址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位于贵州省安顺市以北26公里的普定县城郊,是我国继北京周口店遗址之后一次极其重要的发现。该遗址经国家考古队两次发掘,出土人类完整头骨2件,哺乳动物碎骨18000件,单个牙齿500多枚,动物化石13个属或种。出土石制器物20000余件,骨器1000余件,以骨锥最多,另有骨铲、骨针、骨棒等。此外,发现用火遗迹多处,为研究中国西南原始社会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穿洞古人类遗址一处发现2具头骨至今国内无先例,出土的骨器,超过全国发现总和30倍,一举摘掉我国旧石器文化中贫骨器的帽子,成为全国第一,世界罕见。穿洞古人类遗址具有极其重要的考古研究价值,被中科院专家们誉为“亚洲文明之灯”,现拟建“穿洞古人类遗址博物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迄今为止已发现的早、中、晚三个时期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有50处,已正式发掘20多处,主要有桐梓岩灰洞遗址、水城硝灰洞遗址、兴义猫猫洞遗址、普定穿洞遗址、六枝桃花洞遗址。在发掘的遗址中,不仅出土了打制石器、骨器、哺乳动物化石,而且还发现了一批人类牙齿、颌骨、股骨、头骨等化石,分别被命名为“桐梓猿人”、“水城人”、“兴义人”、“穿洞人”。1982~1992年考古工作者在桐梓盘县大洞旧石器文化遗址是在中国南方新发现的古人类遗址,被列为1993年全国十大考古成果之首。其次是商周至秦汉时期的考古。主要发掘的有普定铜鼓山遗址、赫章可乐墓群、安顺宁谷墓群、兴义万屯汉墓群、兴义交乐汉墓群、仁怀合马东汉墓群。普定铜鼓山遗址出土的冶铜坩埚和一批石范石模,为研究贵州冶铸发展史提供了战国至秦汉之际的实物依据。此外,在贵州还发现了许多墓葬方式不同的少数民族墓葬。穿洞古人类遗址公园

本篇简介卡若文化遗址对于我国古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卡若遗址(中国)

卡若遗址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县城东南约12公里的卡若村。东靠澜沧江,南临卡若水,海拔3100米。鉴于它西距昌都县加卡区的卡若村仅400米,即用“卡若”命名。“卡若”,藏语意为“城堡”,指此地山形险要。卡若遗址

卡若遗址是西藏首次发掘出来规模较大的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占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文物种类繁多,古文化堆积层丰富,被考古界和古人类学研究者公认为西藏的三大原始文化遗址之一。

此遗址于1977年由昌都水泥厂工人在施工中发现。1978年,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进行了首次试掘。1979年5月至8月,自治区文管会邀请国家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云南省博物馆的同志联合组成了卡若遗址考古队,进行了正式发掘。迄今为止,共揭露遗址面积1800平方米左右,发现房屋遗迹31座,石墙3段,圆石台2座,石围圈3座,灰坑4处。出土文物数万件,包括石器7978件,骨器368件,陶片200多块(其中可复原者46件),装饰品50件等。卡若遗址已正式列入西藏自治区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卡若遗址的时代,应属4000~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人类物质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学会了磨制石器,发明陶器,开始了各种植物的种植和动物饲养。卡若遗址出土的东西基本具备这些特点。

卡若遗址的地层堆积,主要为昌都红土层,底部泥质较多,以杂色页岩为主。上部为红色砂岩,红层中因断屑和褶皱关系,有时显露出三叠纪及保罗纪地层。卡若遗址的全新地层堆积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厚2米,有二期文化堆积;北部厚2.5米,有三期文化堆积。

遗址中出土的石器有打制石器也有磨光石器,种类也较多。既有铲类、锄类、切割器、投掷器、尖状器、砍砸器、敲砸器、刮削器、碎磨器、石砧等,还有石镞、石矛等细石器,有的石器,特别是磨光石器有的采用玉石制作,打磨得极为精细。

出土的骨器有骨钻、骨针等。各种各样的骨针,制作得非常精细,这说明当时生产和工具制作的技能都已到了相当高的水准。还有烧制的各种花纹的陶器,其中以一种双体陶罐最为突出。出土的装饰品中,有用玉、石、骨等制作的环、珠、镯等,说明卡若遗址的主人已经产生了美的观念,知道打扮自己了。遗址中出土的玉器和海贝是卡若居民与各个地区的民族相互交换而来的,这说明尽管西藏和其他地区之间有高山大河的阻隔,但并不能断绝本地居民和其他民族的正常交往。

卡若遗址的房屋建筑。据初步分析,大体可分为2种类型。第一类是木结构的草泥墙建筑。以草拌泥筑墙可以增强坚固性能,使其不开裂缝。居住面用土垫平,然后夯实或烘烤,使其坚固耐用,房屋中央有用石头砌成的炉灶。室内和房子四周较均匀地分布有柱洞。第二类为半地穴式的卵石墙建筑,居住面规整而坚硬。墙壁用石块靠穴壁垒砌,黄泥抹缝,多为方形,从村落布局看,当时人们居住的区域已有一定规律。房屋遗迹像是打破了叠压关系,比较复杂,可以分为3期遗存,至少延续了500年左右。原始村落布局除房屋外,还发现有石铺路、石墙建筑、窖穴等,说明居住者在努力改善居住条件。

卡若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粟粒和谷灰,这说明早在4000多年前,西藏就有了原始的种植业。同时已经知道选择适应性能良好、抗逆性很强的粟来种植。据考古学家发现,粟这种粮食作物在我国种植已有7000年以上的历史。这里出土的粟粒和谷灰同西安半坡遗址窖穴中的粟粒和谷灰情形基本一致。看来,卡若遗址的先民当时是以农业为其生活的主要来源,狩猎和采集则是不可缺少的辅助手段。

卡若遗址的文化遗存面积大,保存情况好,文化堆积厚,内涵丰富,地方性强,是西藏地区正式发掘的第一处遗址,也是西藏高原新石器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发掘初步认为:卡若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人们居住的原始村落,村落布局有一定规模。卡若遗址位于澜沧江畔,为川、滇、藏三地的枢纽,又是古代南北民族的交通要道之一。对于这一地区的深入研究,可以帮助了解古代西南民族的迁徙、分布的某些环节。

该遗址的发掘出土,在西藏的历史和考古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将西藏的历史提前到了距今约5000年以前。早在四五千年以前,中华民族的先民就曾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大量的出土文物证明,早在四五千年以前,卡若遗址文化就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古文化以及云南境内的元谋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本篇简介曲贡文化内涵丰富,多种文化并存,被誉为拉萨的“半坡”,对其文化遗址的挖掘探索将给人类带来更多的惊喜。

曲贡文化遗址(中国)

曲贡,在藏语里是“水塘”之意,“曲”就是水,“贡”则是堰塘。曲贡村因早先有个大水塘而得名,现在水塘早已消失,但村名依旧。曲贡文化遗址就位于西藏拉萨市北郊,曲贡村一处河谷的边缘地带,海拔3690米,比拉萨高出20多米,比昌都的卡若遗址高出500多米。

曲贡文化遗址年代下限为公元前1500年上下,上限为不晚于公元前1750年,年代跨度在距今3500~3750年。当然这个上限还不是实际上的最早年代,估计还可以上推到距今4000年前。这是在卡若遗址之后西藏境内的第二个经过科学调查和试掘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其年代比卡若遗址略晚。

曲贡文化遗址分布在曲贡村和军区总医院北面的山坡下端,坡上是裸露的山崖,坡下是拉萨河谷地。这个古老的村庄东西约150米,南北约30米,总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是迄今在西藏发现的海拔最高、年代最早、面积较大、文化层堆积较厚、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多种文化并存的遗址之一,被誉为拉萨的“半坡”。

曲贡文化遗址和石室墓墓地最早发现于1984年11月,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普查队的更堆等人在拉萨北郊娘热山沟曲贡村的一次文物调查中发现了散布在地表的一些文化遗物,发现了曲贡文化遗址。当时采集到不少陶片和打制石器,而且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找到了文化堆积层。《拉萨曲贡遗址调查试掘简报》发表在1985年第9期的《文物》上,从而使这个发现受到关注。

因为曲贡文化遗址已遭严重破坏,试掘的面积也很小,所以未能在遗址中发现房屋。但是1991年,考古学家在一处因取土而破坏的地面发现了一处居住遗迹。这是一个方形建筑基址,有石块砌成的壁画,居住面上散落着大量的木炭与草木灰。从中发现的编号为ZK-2334的木炭标本经碳-14测定,年代测定为距今3115年。

曲贡文化遗址有早期石板墓3座、灰坑22个、祭祀遗迹2处、祭祀石台6座和4具完整的人体骨架,祭台平面呈不规则的椭圆形,由大小不一的砾石块砌成基本水平的台面,其长径在1米左右,一般都建在主墓东北方向1~3米处。而在曲贡文化遗曲贡文化遗址址的晚期文化遗存的西北方向约300米处,发现一处石室墓墓地,总面积为6500平方米,发掘出土坑石块堆垒成壁,墓葬中有石椁,葬式主要是二次葬和屈肢葬。经测定,曲贡土坑石室墓的年代当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初年。

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现代藏族中至少存在可以辨识的两个基本的人类类型,概括称为长颅型和短颅型,前者分布于西藏东部,后者主要分布于西藏南部。东部类型形体高大,我们熟知的康巴人就是典型的代表。曲贡文化遗址的墓葬内出土的一具人的完整头颅骨,人类学家鉴定认为属中长颅型,头骨指数接近于藏族B型(卡姆型),与现代西藏东部的居民体质特征相近。可以确定曲贡人是拉萨河谷地带的土著居民,他们创造的文化为高原腹地的古代土著文化。

曲贡先民的手工业极为发达,从发掘出土的器物可见一斑。出土的石器有石刀、石斧、石钵、石铲、石磨等;骨器也有很多,以骨锥、骨针、骨簇为主,有一枚骨针,针尖开小孔为针鼻,类似近代的缝纫机上的针;装饰品主要有骨笄、陶耳坠、陶制手镯和石制手镯等,多是用于头部的饰物。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陶片,陶器均为手制,陶色以灰色为主,其次为表面磨光的黑色或红褐色陶,纹饰非常丰富,以刻画纹为主,也有锥刺纹、锯齿纹、弦纹等。

曲贡文化遗址经过1990年、1991年、1992年连续3年的3次发掘取得了重大收获,先后进藏参与这项工作的有10多人。发掘分2个区域进行,对遗址保存较好部分全都进行了发掘。遗址区编为I区,布5米×5米探方23.5个,发掘面积为587.5平方米;石室墓墓地编为Ⅱ区,布10米×10米探方26个,发掘面积为2600平方米。两区合计,发掘总面积为3187.5平方米。I区清理早期墓葬3座,灰坑22座,晚期石室墓12座。Ⅱ区清理晚期石室墓17座,祭祀遗迹2处,祭祀石台6座。遗址和墓地出土文化遗物1万余件,数量最多的是石器,其次是陶器、骨器,还有铜器以及大量动物骨骼。

1999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编著的《拉萨曲贡》考古报告,对曲贡文化遗址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总结与研究。1991年,曲贡文化遗址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由于曲贡文化遗址的年代位于原始社会和奴隶制社会的过渡时期,所以该遗址的发掘,对研究西藏早期历史和丰富完善西藏原始文化序列具有重要意义,证明西藏高原的远古先民已创造了堪与中原新石器文化相媲美的西藏古文化。曲贡文化遗址的发现、发掘,对于进一步认识西藏本土的远古文明的特征、内涵等方面提供了很重要的参照标尺。

本篇简介黄河流域文化遗址注入了古代黄河流域的文明。黄河流域文化遗址对于研究我国的其他文化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黄河流域文化遗址(中国)

黄河一直都被中国人奉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在黄河流域发现了大量的古文化遗址,主要是仰韶文化(彩陶文化)和龙山文化(黑陶文化)等。(一)半坡文化

已进入新石器时代(1万年~2000年)的半坡文化是仰韶文化的早期,当时正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新石器时代区别于旧石器时代(250万~1万年)主要有以下三点:

1.由打制石器转向磨制石器;半坡出土文物

2.由采集、狩猎转向种植、畜牧;

3.陶器的出现。

进入新石器时代,生产力大大提高,人类由食物的采集者变为了食物的生产者。采集、狩猎是一种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而种植、畜牧则是一种定居生活,因此古村落也就此诞生。

半坡村位于西安附近,从该村发掘出一个距今有五六千年的古村落遗址,这是黄河流域很重要的一个文化遗址,1952年被发现。遗址有5万平方米,分居住区、制陶作坊区和墓葬区。

居住区发现有40多座房子,有半地穴建筑和地面建筑,形状有圆形、方形和长方形。房子有柱子支撑,墙壁是泥墙,墙面用草拌泥涂抹。房子大小有十几、几十平方米,也有上百平方米的。

制陶作场区发现的窑址有6座,有竖穴式和横穴式两种,其空间较小,直径只有1米左右。

墓葬区有小孩墓和成人墓,多以瓮、盆、钵等为葬具,葬具上还留有小孔。另外还发现1具木板葬具,这是唯一的一个木制葬具,不过这一形式一直被沿用至今。埋葬方式多为单人仰身和直肢,也有少量的俯身、屈肢和二次葬。

发现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有1万多件。生产工具有石器和骨器,石器有石斧、石铲、石刀、磨盘、磨棒、刮削器、敲砸器等,骨器有骨锥、骨针、骨刀、骨钩、骨叉等。

生活用具是陶器,陶器有夹砂和泥质2类,器形有钵、盆、碗、罐、甑、瓶等多种。彩陶上黑彩多、红彩少,纹饰有象征性图案(如人面、鱼、鹿、蛙)和几何图案(如三角、方格)。其中人面鱼纹是彩陶上最典型的纹饰。这里的彩陶还刚萌芽,到仰韶文化中彩陶的制作工艺才成熟。

在陶器上还发现有刻画符号,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文字渊源之一。在中国境内,人类最早把类似文字的符号刻画在陶器上,等后来刻画到甲骨上的时候,符号就成为文字,我们称之为“甲骨文”。(二)老官台文化(大地湾文化)、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贾湖文化

老官台文化遗址1955年发现于陕西华县,1959年进行发掘。后来在甘肃泰安大地湾也发现同类型文化,所以老官台文化也称大地湾文化。老官台文化主要分布于黄河的支流渭河流域。

老官台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8000多年,以磨制石器为主,但仍有少量的打制石器和细石器。打制石器是旧石器时代的主要标志,而磨制石器则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到来。

生活于此的原始居民种植粟类作物,还养猪养狗,生产工具有石凿、骨铲、角锥等。住房为圆形的半地穴式建筑,坟墓是长方形的土坑,有陶器作为陪葬品。

当时的制陶工业还很原始,烧制温度低,器物种类也少,彩陶工艺还处于萌芽状态。出土的文物以陶器为主,出土的27件陶器类型有夹砂粗红陶和细泥红陶、细泥黑陶和细泥白陶,纹饰有绳纹、斜线纹、附加锥纹、锥刺纹和刻槽纹等,器形有三足罐、三足钵、杯、小口平底鼓腹瓮等,彩陶只有沿外有红宽带纹的三足钵。

在大地湾古文化遗址发现有200多件彩陶,多以三足钵为主。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陶器上的那10多种符号,它们比半坡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刻画符号要早1000多年,这也可能是最早的文字原形。

在该遗址之中还发现一座类似宫殿的建筑,该建筑的地面与现在的混凝土地面很相似。

与老官台文化和大地湾文化同一时期的还有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贾湖文化,它们都是新石器时代的代表。

裴李岗文化遗址于1977年在河南新郑被发现,该遗址中的建筑、墓地和陶器都与老官台文化十分相似,距今也有8000多年。磨制石器多于打制石器,有带足磨盘、磨棒、带齿石镰、双弧刃石铲等,骨器有骨箭、骨针等,另外还有木制的弓。陶器以泥制红陶和夹砂红陶为主,器形有碗、钵、鼎、壶、杯、罐、瓮、勺、甑、盆等,其中以三足鼎和双耳壶最具代表性。另外,也有陶制纺轮。该遗址的陶器上也有契刻符号,也是一种原始的文字。

磁山文化于1972年在河北武安被发现,它稍晚于裴李岗文化,距今7000多年,其建筑、石器和陶器等均与裴李岗文化之中的相似。其陶器开始向彩陶过渡。遗址中还发现有农作物粟、胡桃和家禽鸡等。

贾湖文化遗址在河南舞阳,距今8000多年,也属于裴李岗文化类型。遗址中发现有契刻符号的龟甲,它比殷墟甲骨文要早4000多年,比古埃及的纸草文字也要早1000多年。另外还发现骨笛和酒器,这对音乐和酒文化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三)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

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也称彩陶文化,彩陶在窑中烧造,但还没使用陶轮,其表面有或红或黑的几何图案,器物大小不一,形状差别很大,这种技术可能是从西北的甘肃一带传入的。

仰韶文化遍布西北地区的新疆、甘肃、青海、陕西等区省,还覆盖了华北和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有多种类型,有河南渑池县半坡类型(仰韶文化早期)、河南陕县庙底沟类型、河南安阳县后冈类型和大司空村类型以及大河村类型等(仰韶文化中、晚期)。庙底沟类型的彩陶颜色黑多红少,没有半坡类型的圆底钵。后冈类型、大司空类型的彩陶以灰陶为主,纹饰多为红色。大河村类型的彩陶多为白陶。据推测,仰韶文化很有可能就是黄帝族文化。

仰韶文化从5000年前一直持续到2500年前后,然后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其他文化融合,形成了后来的夏商文化。长江流域的古文化起源可能比黄河流域的还要早,但后来都中断消失了。而传承有序的黄河流域文化从未中断,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到夏商周文化再到如今。

仰韶村处于河南省渑池县,从该地的古遗址上发现了许多器物。器物有石器、骨器、陶器。石器有刀、斧、杵、镞、石纺轮等。骨器有骨针。陶器有钵、鼎和粗陶、彩陶。

仰韶文化遗址有大量石斧、骨锄的发现,表明当时农业的发达。另外还在墓室中发现一陶罐里盛放了粟,说明粟是当时的主要农作物。

骨锥、骨针和古轮的出现,说明当时的原始居民掌握了初步的缝纫和纺织技术。发现许多猪、牛、马的骨头,说明当时已有了畜牧业。石镞、骨镞的出现,表明当时弓箭已被普遍使用,同时还表明当时已由狩猎生活向原始畜牧业和农业过渡。

在甘肃各遗址的墓葬中,还发现许多磨制的玉片、玉瑗、海贝等,这说明当时可能有了最原始的交换关系。新疆盛产玉,所以玉可能是从新疆来的。但甘肃远离大海,海贝是怎么传递过去的,值得探究。

近期在河南灵宝市西坡村发现了一个属于仰韶文化的遗址,在该遗址中发现了一座宫殿,据推测,它很有可能就是黄帝的宫殿。考古人员还在其周围发现了一座可以居住20多万人口的都城,它应该是当时部落联盟的聚居地。

龙山文化的遗址位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1928年被发现。龙山文化也称黑陶文化,黑陶制品质地精细,造型优美,用陶轮加工并在窑中高温(1000℃)烧造。这种高温技术的掌握,为青铜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准备。龙山文化主要分陕西、河南和山东三大类型。

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址还出现了青铜器,它表明龙山文化开始向青铜文化(夏商文化)过渡。这一时期的精致陶器也与商代的陶器十分相似。

1931年在河南安阳市一个名叫后冈的地方,发现一个古文化遗址,成“三叠层”形式。它的上层是白陶文化小屯文化,中层是黑陶文化即龙山文化,下层是彩陶文化即仰韶文化。有人认为这里面的彩陶文化即炎帝族文化,黑陶文化即夏文化,白陶文化即商文化。

无论是彩陶文化,还是黑陶文化,都应该是发源于中国本土,与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文明、印度文明之中的陶瓷没发现有什么继承关系。(四)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窑文化和辛店文化

北辛文化遗址位于山东滕州境内,与龙山文化隔河相望。它属于新石器中期,是大汶口文化的源头。它稍晚于裴李岗文化,其石器、陶器等与裴李岗发现的类似。

大汶口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它早期的陶器、石器和建筑与裴李岗文化类似。它晚期陶器上的图像刻画符号不同于仰韶文化中的几何刻画符号,它们很有可能就是甲骨文的鼻祖。

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向西发展的继续,1923年在甘肃临兆被发现。它的彩陶很发达,继承了仰韶文化中庙底沟类型的风格。它早期的彩陶以黑彩为主,中期出现有黑、红相间花纹,晚期多是黑、红二彩并用。在遗址之中还发现一把青铜刀,它标志着石器文化向青铜文化过渡,是一个金石并用的时代。

与马家窑同时期、同地点是辛店文化,距今3000多年。它的彩陶很多,器形以罐为主。从辛店文化的基本特征上看,已基本上进入到了青铜文化。

本篇简介磁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三之最”文物为我国研究原始社会提供了价值不菲的佐证。

磁山文化遗址(中国)

磁山文化遗址位于河北武安市西南20公里磁山村东南台地上,占地近14万平方米,北依北鼓山,南临河水。是1972年发现的一种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突破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考古年代。磁山文化遗址公园

该遗址于1972年兴修水利时发现,1976年开始发掘,至今挖掘出的面积达6000平方米,主要发现有房基、粮窖400多个,出土各种文物、器具5000余件,有石器、陶器、骨器和粟的碳化物,野生动物及家禽骨骼标本等。这些文物证明,早在7300多年前,先民们已经居于半地穴式的房子之中,过着以原始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

据专家考证,磁山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3项“世界之最”:一是粟的发现,证明我国黄河流域是世界上由人工培植粟类最早的地区;二是家鸡骨的发现,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鸡的国家;三是出土的炭化核桃,纠正了核桃是汉代张骞通西域时传入中国的说法,将中国产核桃的记载上推了5000多年。

磁山遗址的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火候较低,质地粗糙,器表多素面。陶器多采用泥条盘筑法,器形不规整。陶器表面纹饰有绳纹、编织纹、篦纹、乳钉纹等。器形有椭圆形陶壶、靴形支架、盂、钵等。

磁山遗址文化堆积丰富,地方特色明确,对探讨中国农业、畜牧业的起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1988年1月13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磁山文化的发现是中国半个世纪以来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它把新石器仰韶文化考古年代上溯了1000多年,浓缩了新旧石器时代之间的一段距离,为研究原始社会提供了新的重要佐证。

本篇简介河姆渡遗址位于河姆渡镇金吾庙村,其文物的出土震撼了整个世界考古学家们的心。

河姆渡遗址(中国)

河姆渡遗址是中国南方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位于距宁波市区约20公里的余姚市河姆渡镇,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之一。

河姆渡文化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岛。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其年代约为公元前6000年。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领域,说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该文化目前唯一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是河姆渡遗址,在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由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河姆渡遗址公园物馆主持,进行了2期发掘。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在浙江鄞县辰蛟、宁波八字桥、舟山白泉、大巨等地,都发现有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遗存。

河姆渡遗址是1973年夏天当地农民建造排涝站时发现的,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自下而上叠压着4个文化层,根据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测定,第四文化层距今约7000~6500年,第三文化层距今约6500~6000年,第二文化层距今约6000~5500年,第一文化层距今约5500~5000年。该遗址于1973年和1977年冬进行过2次考古发掘,合计面积2630平方米,出土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原始艺术品等文物6700余件,还发现丰富河姆渡遗址公园一角的栽培稻谷和大面积的木建筑遗迹、捕猎的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的骨骸、采集的植物果实及少量的墓葬等遗存。所有这些,为研究我国远古时代的农业、建筑、制陶、纺织、艺术和东方文明的起源以及古地理、古气候、古水文的演变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河姆渡遗址第一、二文化层的出土文物与浙江省内湖州邱城遗址下层及嘉兴市郊马家滨遗址的器物相似,第三、四文化层的出土文物,在浙江省是新发现,而且它已拥有较为发达的耜耕农业,采用榫卯技术的干栏式建筑,在国内同时代的遗址中它的生产、生活水平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是一支全新的考古学文化。

河姆渡遗址发现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为尽快把它公之于世,1976年4月,国家文物局、浙江省文化局在杭州召开“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座谈会”,来自北京、上海、陕西、广东、福建、安徽、浙江的专家学者和余姚县、罗江乡的代表共60多人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在7000年前长江流域同样有着繁荣的原始文化,与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一致同意了对河姆渡文化的命名。1980~198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相关市县文管会在宁绍平原作了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普查,近年来在基本建设中又陆续发现了一些,至今共发现河姆渡文化类型遗址47处,分布于钱塘江以南的沿海地区和舟山群岛,其中以姚江平原最密集(共有25处),因此可以说,余姚是河姆渡文化的故乡。

本篇简介金沙遗址被认为是中国进入21世纪的第一项重大考古发现。其出土的大量文物对我国考古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金沙遗址(中国)

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青羊区金沙遗址路。金沙遗址是中国进入21世纪第一项重大考古发现,2006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金沙遗址”是民工在开挖蜀风花园大街工地时首先发现的,在沉睡了3000年之后被发掘出来,“一醒惊天下”。遗址所清理出的珍贵文物多达1000余件,包括金器30余件、玉器和铜器各400余件、石器170件、象牙器40余件,出土象牙总重量近1吨,此外还有大量的陶器出土。从文物时代看,绝大部分约为商代(约公元前17世纪初~公元前11世纪)晚期和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而且,随着发掘的进展,不排除还有重大发现的可能。金沙遗址博物馆是为保护、研究、展示金沙遗址及出土文物而设立的主题公园式博物馆,占地面积30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35000平方米,由遗迹馆、陈列馆、文物保护中心等部分组成。金沙遗址

金沙遗址博物馆现已探明的遗址面积约5平方公里,遗址范围地势平坦,起伏较小,遗址内及周围河流较多,遗址的南面1.5公里处是清水河,摸底河更是在遗址内蜿蜒东流,将遗址分为南北两半。自2001年以来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10余万平方米,发现各类遗迹3000余个,又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考古工作者根据考古学对遗址命名的基本原则,将包括黄忠村在内的这一区域的商、周时期遗址统一命名为“金沙遗址”。

本篇简介东胡林人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古人类墓葬遗址,是继“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文化遗址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

东胡林人遗址(中国)

东胡林人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古人类墓葬遗址,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1966年发现,因发现于东胡林村而得名,距今约1万年。遗址面积28万平方米。该处文化遗址是继“北京人”和“山顶洞人”旧石器文化遗址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一)地层堆积

考古队于2001年和2003年共挖掘5米×5米探方7个(T1~T7),5米×8米探方1个(T8),2米×5米探沟2个(TGl~TG2)。实际发掘面积200平方米。以T3为例,依土质土色,自上而下可分7层。第1层:浅灰色土,土质松散,多植物根系,东胡林人遗址出土的残骸厚5~20厘米,为现代耕土层。第2层:灰黄色土,土质疏松,厚15厘米~35厘米,此层是1960年前后挖白薯窖时堆积而成。第3层:灰褐色土,土质松散,厚0~35厘米,包含物有青花瓷片、石块、碳屑、红烧土颗粒等,年代约为明清时期。第4层:浅黄色沙质土,分布于探方西半部,厚0~75厘米,包含物有动物骨、螺壳、石片等。第5层:黄色细沙质土,较为致密,分布于探方西半部,厚15~50厘米,包含物有石块、蚌壳及动物骨骼等。第6层:灰黄色细沙质土,土质较第5层致密,夹杂白色斑点,厚10~30厘米,包含物有石片、石块、动物骨骼等。第7层:灰褐色土,土质坚硬,距地表95~105厘米,包含物有石片、石块、动物骨骼等。(二)遗迹

发掘的遗迹有灰坑3个,灰堆8处,石器制作场1处。8处灰堆遗迹堆积状况大致相似,位于T3的东北部,范围约为80厘米×60厘米。中心区域有大量的黑色灰烬,包含物中数量较多的是有烧烤痕迹的砾石块、有打制疤痕的石核和动物骨骼(可辨识的主要是鹿骨)等。该遗迹自上至下都发现有石块,上部的石块堆积较乱,底部的石块则大致堆如环状,排列比较整齐。(三)墓葬

966年在清水河西岸的第二级黄土台地上出土人骨3具,未发现有墓圹。正中一具为16岁左右的少女,是一次葬,有颅骨、椎骨、股骨、髌骨、胫骨和耻骨,还有若干指(趾)骨。两侧各为男性成人骨骼1具,是二次葬,仅残存一些体骨和头骨碎片,其中比较完整的有左侧股骨、腔骨和骸骨。在少女骨骼颈部周围发现由50余枚小螺壳制成的项链,最大者长18毫米,宽16毫米,厚11毫米;最小者长11.5毫米,宽8毫米,厚6毫米。在少女骨骼的腕部周围发现由7枚骨管制成的骨镯,骨管是由牛肋截断磨制而成。骨管形状稍偏,最长的约39毫米,宽17毫米,厚9.5毫米;短的长29毫米,宽22毫米,厚10毫米。另外,在其胸部还发现蚌类的壳制品2件,一件扁平,另一件为扁平长棒,上端均有穿孔。在人骨附近发现灰色石英岩石片8件,其中6件有明显的人工打击痕迹。1995年春,在遗址断面发现人骨1具,并采集有螺壳项链和石制品等,但未发现有墓圹。2001年在刊东隔梁外发现比较集中的一堆人骨,但明显经过扰动,未发现有墓圹。2003年在T8第8层下发现1座保存完好的墓葬,墓圹清楚。墓向北偏西70°,墓口距地表150厘米,墓坑长220厘米,宽42~48厘米,深52~76厘米。墓内有保存完整的人骨1具,仰身直肢,人骨长约1.6米。随葬磨制而成棍状玉石制品(初步鉴定为方解石类)1件,该随葬品位于人骨鼻与口间。(四)出土文物

遗址中出土文物主要有石制品、骨制品、陶片、动物骨骼和果壳等。石制品包括有打制的石核、石片、砍砸器、石锤、刮削器、尖状器和细石叶、石片、石屑等,还有琢磨而成的石磨盘、石磨棒等。骨制品有尖状器、骨锥、骨笄等。陶器仅见少量残片,多为器物腹片及底片,偶有口沿残片。陶片多为红褐色,均为夹砂陶,质地疏松,火候不均,有的陶片外表红褐色,内壁则为黑色。除个别有附加堆纹外,均为素面陶。从断面观察,有的陶片内外成片脱落,似为泥片贴筑法制成。整体来看,多为罐类器物残片。动物骨骼数量较多,多为鹿类动物的肢骨及颚骨、牙齿等,也发现有猪的遗骸。另发现大量的蚌壳、螺壳和蜗牛等。其中极少蚌壳有钻孔和磨痕,应为装饰品。

据东胡林考古队领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朝洪教授介绍,东胡林人类骨架的发现对考古学、人类学、环境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从考古学上说,东胡林人骨架的发现对研究北京地区乃至华北地区的地层,对研究距今1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墓葬,对发现东胡林人与北京周口店人、山顶洞人的历史渊源等有重要学术价值。

中科院院士吴新智认为,东胡林人所处的考古阶段正是新旧石器交替时期,能发现这么早期的新石器人类骨架,而且保存的如此完整,填补了自山顶洞人(距今约3万年)以来至距今1万年左右人类发展链条中的空白。吕遵谔教授认为这个遗址很重要,因为在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早期这个历史环节上缺乏必要的材料,东胡林人的发现是很关键的环节,将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早期的人类链条连接起来了。

中科院黄慰文教授说,东胡林人所处的考古阶段正好是从冰期向冰后期转变的时期,这一时期地球上自然环境发生巨变,人类如何适应这种突变,一直是国际上学者们研究的重点课题,此次考古发现对研究北京地区特别是山区气候的变化,研究环境变化与人类早期文化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专家们一致认为东胡林人遗址是十分难得的考古研究基地,对研究华北地区环境的变迁,我国早期农业、早期陶器的出现及其人地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该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华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及其文化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

本篇简介楼兰古城位于中国西部,即今新疆罗布泊西北岸。楼兰文化堪称世界之最的人文景观。

楼兰古城(中国)

楼兰,西域古国名。楼兰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古代小国,国都楼兰城(遗址在今中国新疆罗布泊西北岸)。西南通且末、精绝、拘弥、于阗,北通车师,西北通焉耆,东当白龙堆,通敦煌,扼丝绸之路的要冲。国人属印欧人种。汉武帝初通西域,使者往来都经过楼兰。楼兰屡次替匈奴当耳目,并攻劫西汉使者。元封三年(前108),汉派兵讨楼兰,俘获其王。楼兰既降汉,又遭匈奴的攻击,于是分遣侍子,向两面称臣。后匈奴侍子安归立为楼兰王,遂亲匈奴。王弟尉屠耆降汉,将情况报告汉朝。昭帝元凤四年(前77),汉遣傅介子到楼兰,刺杀安归,立尉屠耆为王,改国名为鄯善,迁都扜泥城(今新疆若羌附近)。其后汉政府常遣吏卒在楼兰城故地屯田,自玉门关至楼兰,沿途设置烽燧亭障。魏晋及前梁时期,楼兰城成为西域长史治所。

距今约1600年前楼兰国消失,只留下古城遗迹。楼兰古城地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北境,罗布泊的西北角、孔雀河道南岸的7公里处。

楼兰国的远古历史至今尚不清楚。楼兰名称最早见于《史记》。《汉书.匈奴列传》记载,“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扦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四万四千一百”。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时,楼兰人建立了国家,当时楼兰受月氏统治。公元前177~前176年,匈奴打败了月氏,楼兰又为匈奴所辖。楼兰古城

楼兰古城现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接近正方形,边长约330米,整个遗址散布在罗布泊西岸的雅丹地貌群中。

楼兰古城遗址西北距库尔勒市350公里,西南距若羌县城330公里。

楼兰王国最早的发现者是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1900年3月初,赫定探险队沿着干枯的孔雀河左河床来到罗布荒原,在穿越一处沙漠时才发现他们的铁铲不慎遗失在昨晚的宿营地中。赫定只得让他的助手回去寻找。助手很快找回铁铲甚至还拣回几件木雕残片。赫定见到残片异常激动,决定发掘这片废墟。1901年3月,斯文·赫定开始进行挖掘,发现了1座佛塔、3个殿堂、带有希腊艺术文化的木雕建筑构件、五铢钱、1封佉卢文书信等大批文物。随后他们又在这片废墟东南部发现了许多烽火台一直延续到罗布泊西岸的一座被风沙掩埋的古城,这就是楼兰古城。

古城几乎全部为流沙所掩埋。城墙用黏土与红柳条相间夯筑。有古运河从西北至东南斜贯全城。运河东北有1座八角形的圆顶土坯佛塔。塔南的土台上,有一组高大的木构建筑遗迹,曾出土汉文、佉卢文文书及简牍、五铢钱、丝毛织品、生活用具等。运河西南的中部,有3间木构土坯大型房址,房中及其附近曾出土大量汉文文书、木简及早期粟特文和佉卢文文书,估计为衙署遗迹。其西的一组庭院,可能是官宦宅邸,南边分布着矮小的民居。城中出土的各种文书、简牍,被称作罗布泊文书。

在20世纪初的考察过程中,大量楼兰文物被国外考察团带走。

楼兰文化堪称世界之最的人文景观。据考古学家证实:塔里木河盆地人类活动已有1万年以上的历史。如果我们把遗弃在塔里木河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的古城用一根红线连接起来,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所有的古城包括楼兰王国在内,突然消失的时间都在公元415年,所有的遗址都在距今天人类生活地50~200公里以外的茫茫沙漠之中。时至今日,尽管有众多学者付出了巨大心血,但楼兰古城的兴衰与消失,至今仍是谜团,楼兰遗址也成为世界注目的焦点。轮台古城、且末遗址、古墓葬群、古烽燧、古代岩壁画等等,都是世界级的旅游景点。在人类历史上,楼兰是个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名字。它曾经有过的辉煌,形成了它在世界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人们在楼兰文化上所表现出的兴趣与热情,充分说明楼兰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而且是属于人类的。

本篇简介圆明园位于北京西郊海淀,是中国的一座大型皇家宫苑,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和“万园之园”。

圆明园(中国)

圆明园亦称“圆明三园”,是圆明园及其附园长春园、万春(绮春)园的统称,是清代行宫式御园。圆明园坐落在北京西郊海淀,与颐和园紧相毗邻。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占地350公顷(5200余亩),其中水面面积约140公顷(2100亩),有园林风景100余处,建筑面积逾16万平方米,是清朝帝王在150余年间创建和经营的一座大型皇家宫苑。“圆明园”,是由康熙皇帝命名的。玄烨御书三字匾额,就悬挂在圆明园殿的门楣上方。对这个园名雍正皇帝有个解释,说“圆明”二字的含义是:“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意思是说,“圆”是指个人品德圆满无缺,超越常人;“明”是指政治业绩明光普照,完美明智。另外,“圆明”是雍正皇帝自皇子时期一直使用的佛号,雍正皇帝崇信佛教,号“圆明居士”。康熙皇帝在把园林赐给胤禛(后为雍正皇帝)时,亲题园名为“圆明园”正是取意于雍正的佛号“圆明”。

圆明园旧址是一座占地约500亩的水景园,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时,该园已初具规模。同年11月,康熙皇帝曾亲临圆明园游赏。雍正皇帝于1723年即位后,拓展原赐园,雍正三年(1725)扩建为3000余亩,并在园南增建了正大光明殿和勤正殿以及内阁、六部、军机处诸值房,御以“避喧听政”。乾隆皇帝在位60年,对圆明园岁岁营构,日日修华,浚水移石,费银千万。除了对圆明园进行局部增建、改建之外,并在紧东邻新建了长春园,在东南邻并入了绮春园。至乾隆九年(1744),开始致力于两座附园的建筑;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圆明三园的格局基本形成。嘉庆时朝,主要对绮春园进行修缮和拓建,使之成为主要园居场所之一。嘉庆年间,圆明三园的总面积达5200余亩,外围总长10公里。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景点合计约160处,有“万园之园”之称。道光朝时,国事日衰,财力不足,但宁撤万寿、香山、玉泉“三山”的陈设,罢热河避暑与木兰狩猎,仍不放弃圆明三园的改建和装饰。圆明园遗址

圆明园继承了中国3000多年的优秀造园传统,既有宫廷建筑的雍容华贵,又有江南水乡园林的委婉多姿,同时还吸取了欧洲的园林建筑形式,把不同风格的园林建筑融为一体,在整体布局上使人感到和谐完美,真可谓“虽由人做,宛自天开”。圆明园不仅以园林著称,而且也是一座收藏相当丰富的皇家博物馆。法国大作家雨果曾说:“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园内各殿堂内装饰有难以计数的紫檀木家具,陈列有许多国内外稀世文物。园中文渊阁是全国四大皇家藏书楼之一。园中各处藏有《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荟要》等珍贵图书文物。

圆明园,曾以其宏大的地域规模、杰出的营造技艺、精美的建筑景群、丰富的文化收藏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内涵而享誉于世,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和“万园之园”。

这一世界名园于咸丰十年(1860)遭英法联军野蛮的劫掠焚毁,以后又经历了无数次毁灭和劫掠,一代名园最终沦为一片废墟。

圆明园遗址公园建成于1988年,仅存山形水系、园林格局和建筑基址,假山叠石、雕刻残迹仍然可见。在“西洋楼”旧址建有园史展览馆,供人瞻仰凭吊,令人痛定思痛。

本篇简介西南丝绸之路是我国举世闻名的民间商道,它曾对世界作出过伟大的贡献,是我国古代难得的文化遗产。

西南丝绸之路(中国)

“西南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由3大干线组成,全长2000多公里。一条是以四川成都为起点,经宜宾、昭通、曲靖、昆明、楚雄、南华、云南驿至大理,称为“五尺道”;一条是从成都南出发,经邛崃、雅安、灵关、西昌、姚安至大理,此条又称“灵关道”;三是上述两条汇合后西行,经漾濞、永平、保山、腾冲出缅甸,从保山至缅甸段称为“永昌道”。成都是“西南丝绸之路”的起点,腾冲是“西南丝绸之西南丝绸之路古道路”的最后驿站。

元朝统一云南后,在行省境内建立驿站78处,其中由中庆(今昆明)至大理沿途经禄丰、路甸、威楚、沙却、普棚、白山石诸站,随着时代的变迁又称塘、铺、哨、关、驿等。斗转星移,日月交替,古西南丝路的绝大部分道路,已湮没在时间的风雨之中,但一些雄关险道,骡马蹄印,诗联题刻,至今仍留下深深的历史印痕。最典型的如保山的兰津古渡,霁虹桥遗址及附近的摩崖诗、词、题刻。保山的水寨、官庄等路段,都是当年用人工凿岩开山而成的路基,至今仍保存完好。水寨一段自澜沧江边至长湾长约10余公里,原设平坡铺、山达铺、水寨铺等邮驿站点,现尚存平坡铺的小街宽3米、长50米,两端有街门等遗迹。由平坡西上罗阳山至水寨,山腰大石坎长三四公里的路段是在悬崖峭壁上开凿而成的。路径曲折陡峭,有500余级台阶犹如天梯,史称“梯云路”。石阶上犹存骡马攀踏的累累蹄印,最深者达13厘米,可见当年要攀越这段路途是多么艰难啊!

这条古道是难得的文化遗产,其中有些驿站已列入历史文化保护单位。一系列南北走向的高山峡谷所组成的横断山脉,地理构造奇特,形成了绚丽多彩的自然景观,蕴藏着大量珍贵的稀有动物和植物。这里自史前时代起,就是中华各族系往返迁徙的良好通道,至今还居住着羌、彝、藏、回、白、傣、傈僳、普米、阿昌、德昂、景颇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在这条远古民族走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南丝绸之路,是以富饶的成都平原为起点,经过云南进入缅甸再到印度,进而远达中亚及欧洲。西北的陆上丝路、南方的海上丝路和西南方的陆上丝路中,以西南方的丝路发展得最早,在公元前4世纪时便已开通。这条丝路在汉代时称为“蜀身毒道”,蜀是四川,身毒是印度的古称,指从四川出发,经过云南、缅甸直至印度的商路。滇西“古西南丝绸之路”遗迹主要位于保山市的水寨、官坡及大理州水平的博南山等地。

1986年夏,离成都北郊不远的广汉三星堆文化遗址,出土了大批精美的青铜器,以及来自缅甸、印度温暖海域的齿贝,有力地证明了古蜀文化的极高水平,并且早在3000年前就已经与沿海地区有了交往。西南丝绸之路路线图

古西南丝绸之路形成于2000多年前的汉代,比我国西北丝绸之路的形成早两百多年。它和西北丝绸之路一样,曾经对世界文明作出过伟大的贡献。据史书记载,公元前122年,张骞奉命出使西域(今阿富汗、伊朗等地),看到从印度输入的四川蜀布和筇竹杖,得知四川商人早已从云南经缅甸到印度去从事贸易活动了。张骞回朝将所见所闻上奏汉武帝,具有雄才大略而又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听后十分惊喜,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通从西南到印度的官道,由官方参与商业贸易,扩大疆土。武帝即封张骞为博望侯,命其以蜀郡(治所在成都)、踺为郡(治所在宜宾西南)为据点,派遣四路秘密使者,分头探索通往印度的道路,但都遭到西南少数民族的阻拦未获成功。武帝又从内地广征士卒,举兵攻打西南夷、夜郎、滇等国及许多部落。但由于封建统治者造成的民族隔阂太深,以及昆明、隽等族的头人酋长为了垄断丰厚的过境贸易而拼死抵抗,历经10余年,结果仅打通了从成都到洱海地区的道路,官方使者未能超过大理至保山一带,只能通过各部族作中介与印度商人间接贸易。到了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人内附、东汉王朝“始通博南山、渡澜沧水”,滇缅通道才算打通了,并与缅甸的掸族有了经济文化来往,又通过缅甸进入了印度。

本篇简介迦毗罗卫城是释迦族的首都,太子悉达多(佛陀)的童年以至于成年后娶妻生子的岁月,就在这里度过。

迦毗罗卫城遗迹(印度)

迦毗罗卫城是释迦族的首都,太子悉达多(释迦牟尼)的童年以至于成年后娶妻生子的岁月,都是在这里度过的。然而,他的离家修行,也是从这里告别家人。对后世的佛弟子而言,悉达多太子出离的迦毗罗卫城自有其不凡的意义。

摩耶夫人在蓝毗尼园生下悉达多太子后,就返回迦毗罗卫城接受众人的祝福。当时声名远播、高龄百岁的阿秘陀仙人,特别远道赶来为太子占相,他毫不犹豫地预言:“如果太子在家,一定是统治世间的转轮圣王;如果出家,则一定是救世觉人的佛陀。”

太子出生7天后,摩耶夫人就因病去世,而由她的妹妹摩诃波阇波提夫人抚养太子长大。悉达多太子在迦毗罗卫学习五明、四吠陀,他的父亲净饭王为了防止悉达多太子出家修道,想尽各种方法,甚至配合印度的3个季节(夏季、雨季、凉季),建造了3座富丽堂皇的宫殿,想要让太子陶醉在物质的享受中。

然而当太子29岁时,他出城游逛,真实地看到了人生的苦痛,生起对生命的哀悯与疑惑,因此连夜离开他成长的富贵王宫,走向追求真理的大道。

现今对于迦毗罗卫城遗址的确认,在佛教考古学上未有定论,位于印度境内的毕波罗瓦及尼泊尔境内的提拉乌拉寇德,均可能是古城旧址。1898年法国考古学家在毕波罗瓦挖掘出装有释迦牟尼佛遗骨的舍利瓶,上面写有“这是由释迦族人所共同奉祀的地方”的字样,使得其为真正遗址的可能性增高。但是,日本学者前田行贵教授提出,提拉乌拉寇德的遗迹(如佛塔、防御城墙、护城河、皇宫之建筑群、城镇)结构,乃至附近的河流,都正如古佛教文献及玄奘游记所记载的有关释迦都城的环境描述。由此看来,对于迦毗罗卫城遗址的确认,还应持有审慎的态度。迦毗罗卫城遗迹

本篇简介帕哈尔普尔的毗诃罗遗址有厚厚的围墙,在遗址的地下发掘出大量精美的雕刻品。

帕哈尔普尔的毗诃罗遗址(孟加拉)

帕哈尔普尔遗址是一座佛教寺庙遗址。这座名叫“索马普拉”的寺庙是公元7世纪达马帕拉国王在位时期修建的。南亚大陆是佛教教义的发源地,索马普拉寺庙就是7世纪时佛教教义的重要分支——大乘佛教在孟加拉兴起的见证。那时,这里成为孟加拉地区最重要的文化中心,索普马拉寺被称作大寺院,直到17世纪这里都是著名的文化中心。

帕哈尔普尔的毗诃罗遗址位于瑙冈地区东北角。该遗址的主体建筑是一座带有围墙的大型砖制寺庙,该庙占地9公顷。据考证,这座名叫“索马普拉”的寺庙是公元8世纪达马帕拉国王在位时期修建的。整座寺庙位于一个四方形的庭院之中,每边的边长大约为274.32米,四周是高高的围墙,厚度约4.88米,高度介于3.66米~4.57米。北面是一群精致的大门建筑体,除了北面有45个单人房间之外,其余三面还有的房间总数是177个。现在能看到的只是这些房间的基座了。这个寺院的设计完美地适合举行宗教仪式,它简单和谐的线条及许多雕刻装饰,代表了独一无二的艺术成就,其影响远到柬埔寨的佛教建筑。这些呈金字塔、十字形的庙宇,在建筑风格上明显受到了一些东南亚国家,特别是缅甸和爪哇等国的深刻影响。

帕哈尔普尔的毗诃罗遗址有厚厚的围墙,设东、南、西、北4座大门,其中以北门最大。与4座大门相对的中央大佛堂建在双重基座之上,巨大的佛龛立在上面。

在帕哈尔普尔的毗诃罗遗址的地下发掘出大量精美的雕刻品,这些雕刻大多是从高达20多米的神庙的基座下发现的。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出了9世纪的佛祖铜像和位于大佛堂外壁的壁龛群中的60多尊石雕。这些雕刻大多是从高达20多米的神庙的基座下发现的。公元1956~1957年间为这处遗址修建的一座小型博物馆中,收集了各种从该地发掘出来的有代表性的物品。同样,其中的一些发掘物在位于博物馆里也有所收藏。这些古老的遗物包括作装饰用的瓷片、神态变化万千的神像、陶器、硬币、碑铭、装饰性的砖形物以及各种小巧玲珑的黏土制品。在博物馆内还发现了一个青铜器罐子,可见孟加拉很久之前也有了一定的冶炼技术。毗诃罗遗址

本篇简介耶路撒冷享有世间唯一的殊荣,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均视其为圣城。

耶路撒冷圣城(巴勒斯坦)

耶路撒冷作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种宗教的圣地,具有极高的象征意义。在它的220个历史建筑物中,有著名的岩石圆顶寺,建于7世纪,外墙装饰有许多美丽的几何图案和植物图案。三大宗教都认为耶路撒冷是耶稣的殉难地。哭墙分隔出代表三种不同宗教的部分,圣墓大堂庇护着耶稣的墓地。

耶路撒冷是块磁石,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教、基督教和穆斯林朝圣者。它享有世间唯一的殊荣,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均视其为圣城。

犹太人从“托拉”(希腊语“五经”一词的希伯来语译文,指《旧约》之首五卷)获悉,先知们预言的弥赛亚终将出现在锡安山(昔日一度被称为“大卫城”的耶路撒冷的7块高地之一)上,那时候,所有民族都将融合为一。为了尽可能接近于实现这一预言,世界各地虔诚的犹太教徒都梦想着死后能安葬在这一圣山旁的墓地里。经文中写得很清楚,直到那时,犹太人都应当仍然是“一个神圣的国家,一个祭司的民族”,而不与其他国家融合为一。犹太人认为,这是建立一个既为世俗王国,又系宗教王国的以色列国家,其“永恒的”首都均为耶路撒冷的根本理由之一。

基督教徒引证的是《新约·启示录》,并相信人间的耶路撒冷终将变为天堂。除了十一二世纪,在十字军攻陷耶路撒冷之后建立的短暂的“耶路撒冷王国”而外,基督教徒从不考虑该城的政治地位。他们崇敬耶路撒冷,仅仅是由于它在基督教诞生过程中起过的作用,以及与此相关的回忆。须知正是在耶路撒冷,上帝之子耶稣基督托胎人形来拯救世界,经历了他人间生活最痛苦也最壮丽的时刻,尤其是被钉死于十字架和死后的复活。

根据穆斯林的传统,信徒们则期待着穆罕默德在圣殿广场上降临,去会见易卜拉欣、穆萨和耶稣(《古兰经》)上的耶稣只是一位先知),并作为末日审判和死后复活的预言者同他们一起祈祷。不过,对穆斯林来说,耶路撒冷的意义还不止这些。耶路撒冷,作为穆罕默德那次骑着牝马被带往天国的神秘夜行的目的地,乃是仅次于麦加和麦迪那的伊斯兰教的第三大圣地。鉴于此事已有《古兰经》记录在案,因而被视为绝对真理:“赞美真主,超绝万物,他在一夜之间,使他的仆人,从禁寺行到远寺,他在远寺的四周降福,以便我昭示他我的一切迹象。”(《古兰经》第十七章)

一年四季都有成千上万属于这三大宗教的虔诚的朝圣者,潮水般涌向耶路撒冷,把这座圣城变成一幅色彩斑斓、汇聚了各色人等的油画作品。实际上,主要圣地都集中在旧城一个由4公里城墙围起来的相对狭小的区域内。旧城(东耶路撒冷)有4个区(犹太人区、穆斯林区、基督教徒区和亚美尼亚人区),在以色列国建立并发生第一次阿以战争的1948~1967年六日战争被以色列占领这段时间里,由约旦人统治。自1967年以来,则由以色列人统管朝圣过程。(一)哭墙

圣殿山是犹太教徒最重要的一处圣地。保护至圣所的那座著名的大殿是希律一世(大帝)于公元前37年在由所罗门建造的第一圣殿的废墟上重建起来的。希律圣殿被古罗马提图斯军团毁于公元70年,其遗迹仅为一段12米高的基础墙,通常以“哭墙”闻名于世。以色列人发誓决不废弃“哭墙”。“哭墙”所在的破败街区1967年后被拆除,成了一片宽阔的铺砌广场。虔诚的犹太教徒热切希望能重建这一圣殿,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将意味着要拆除后来在遗址上建起的穆斯林圣所。在圣殿地基附近还建有一座犹太教堂和一座拉比学馆。哭墙(二)庄严的圣地

一度曾被犹太教圣殿占用的这块高耸的台地,而今已成为穆斯林的“庄严的圣地”。公元636年,耶路撒冷被哈里发欧麦尔攻占,他的继承人之一阿卜杜勒·马利克在那遗址上建起了一座八角形的清真寺,以遮盖被认为是先知穆罕默德有过梦境的那块岩石。这也就是该建筑物之所以叫“岩石圆顶寺”的原因所在。诚如法国作家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在他的《从巴黎到耶路撒冷旅行记》中所记述的那样,历史允许穆斯林登上这块台地,如果说19世纪的法国旅行家皮埃尔·洛蒂曾拥有在“岩石圆顶寺”下散步的特权,那是因为他获得了耶路撒冷帕夏的特许。“岩石圆顶寺”今天已对所有的人开放,只除了星期五这一穆斯林会众的特殊祈祷日,以及伊斯兰教的各重大节日(纪念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的“圣纪”、表示斋月结束的“开斋节”)。不过,“岩石圆顶寺”不举行集会,集会地点在附近的艾格撒清真寺,后者大致也建于同一时期。

艾格撒清真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来自东方各国的信徒。他们与清晨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边远小村乘车而来的巴勒斯坦人混杂在一起。早晨的气氛都相当宽松,但到星期五就紧张了,因为“庄严的圣地”的入口被部署在木质大门对面的以色列士兵严加看守了起来。许多信徒不是因为有活动分子嫌疑,就是因为人数太多,而被禁止入内。被拒之于门外的人们只能起挤在附近的街道上进行祈祷。(三)圣墓

基督教朝圣者在基督教各主要节日期间涌入耶路撒冷,复活节则由于彼时彼刻令人回想起一些重大事件而朝觐人数最多。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圣墓大堂。由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圣海伦娜开始兴建的这座庞大、阴暗的建筑,盖在髑髅地即基督被钉死于十字架的那个小山包上,50步开外即是基督墓地,3天之后他又在这里升天。夏多布里昂记述道,这座大堂“由几座建在高低不等的地基上的教堂组成,用许多灯照明,显得特别神秘。阴暗是那儿的主调,能保持心灵的虔诚并进行反省。”

几百年来,不同教派的统治集团都争相守护这些基督教的圣地。由于无法达成协议,只好弄了个占有时间与空间的临时安排:其间,方济各会的“圣地守护人”,与希腊和俄罗斯的高级主教们、埃及及埃塞俄比亚来的科普特者和阿比西尼亚的修士们、黎巴嫩来的马龙派教徒和麦尔基派教徒们、叙利亚和伊拉克来的亚美尼亚教会和聂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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