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自述：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乔治·奥威尔,梁煜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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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自述：通往威根码头之路试读：

清晨的第一阵声响总是工厂女工们踩着石子路前行的笨重木屐声。在那之前，我想应该还有过工厂里汽笛的鸣叫声，但彼时我还在酣睡，从来也没听见过。

我的床在靠门一侧右手边的角落里。还有一张床横摆在我的床尾，和我的床紧紧贴在一起（必须摆成这个样子，不然没法开门），所以我不得不蜷着腿睡觉，一旦伸直就会踢到那张床上睡客的腰背。他是位名叫赖利（Mr Reilly）的老先生，精通机械，供职于一家煤矿且“职位很高”。好在他必须早上五点就去上班，这样在他走后我就能够伸展双腿，舒舒服服地睡上几个小时。对面那张床上睡着一个苏格兰矿工，他在一次煤矿事故中受了伤（一块巨大的石头把他压倒在地，过了几个小时其他人才把石头撬开），得了五百英镑的补偿金。他已年届不惑，但还是魁梧英俊，头发染上了灰白，胡须修剪得整齐，看起来不像矿工，倒像个军队里的军士长。他总躺在床上抽着烟斗直到日薄西山。另一张床上睡的是各式各样的贩夫走卒，一般待几个晚上就走了。那是张双人床，是这间房里最好的一张。我自己第一晚也睡过那儿，但为了给另一位住客腾地方，被人挪了出来。我估计所有新来的人第一个晚上都睡那张双人床，也就是所谓的当“诱饵”的床。所有的窗户都关得严严实实，底部塞着一个红色的沙包，早上的时候这房里臭不可闻，简直跟猪圈一样。你起床的时候还注意不到，但等你出去一趟再回来时，那股恶臭就扑鼻而来，能熏得你晕头转向。

我一直没搞清楚这栋房子里究竟有多少间卧室，但奇怪的是，居然有一间浴室，而且在布鲁克时代之前就有了。楼下是那种常见的和厨房连通的客厅，巨大的壁炉夜以继日地燃烧着炉火。头顶的天窗是房间里唯一的照明来源，因为左右分别有一家商店和一间食品室。食品室通往漆黑的地下室，那里存放着动物内脏。一张变了形的沙发半挡住食品室的门，布鲁克太太——我们的女房东，永远都病恹恹地、盖着脏兮兮的毯子躺在沙发上。她面色暗黄，大大的脸盘上总是带着焦虑。没人清楚她到底得了什么病，而我怀疑她唯一的毛病其实就是吃多了。火炉前面几乎总是有一溜洗得湿淋淋的衣服。房间中央是一张大餐桌，房东一家和房客们都在这里吃饭。我从没见过桌面真实的样子，只是时不时看到换了不同样子的桌布。最下面垫着一层旧报纸，上面沾着伍斯特辣酱油；报纸上面有一张黏糊糊的白色油布，油布上又有一张绿色的哔叽呢，再上面又有一张从未更换过也很少取下来的粗糙的亚麻布。一般说来，吃早餐掉下的面包屑到晚饭的时候都还在桌上。我以前甚至能用肉眼分辨每一片面包屑，看着它们一天天在桌上桌下渐渐变质。

商店店面狭小，气氛冷清。窗户外面有几个白色字母，都是猴年马月的巧克力广告留下来的“遗迹”，像星星般各自零落一隅。屋里搭了一块桌面，上面搁着一大堆动物内脏，有毛茸茸的灰色物品，叫作“黑猪肚”，还有已经煮好的、诡异透明的猪蹄。这是一家普通的“肉食蔬菜”店，除了面包、香烟和一些罐头之类的玩意儿，就没什么东西了。窗户上倒是贴了卖“茶”的广告，但要真有客人说要喝杯茶，八成也会被找个借口打发了。布鲁克先生已经失业两年了，本来是个矿工，不过他们夫妻俩一直都在经营各类店铺作为副业。他们一度还开了个酒吧，但因为坐视店内赌博不理而被吊销了执照。我怀疑他们干的工作可能就没有赚钱的；他们就是那种随便做个生意好以此来诉苦的人。布鲁克先生皮肤黝黑，骨架矮小，满脸的酸楚，还脏得要死。我觉得我就没见过他双手干净的时候。由于布鲁克太太现在缠绵病榻，所以主要是他做饭。和所有双手永远脏兮兮的家伙一样，他拿东西也会留下特有的痕迹。如果他递给你一片抹了黄油的面包，上面准有一个黑黑的拇指印儿。即使是大清早刚去布鲁克太太沙发后面那个神秘的小房间里取内脏时，他手上就已经黑乎乎的了。我听其他的房客说过关于放内脏那里的恐怖故事。据说那里蟑螂成群。我不知道他们具体多久订一次新鲜的内脏，但确实相隔时间不短，因为布鲁克先生以前靠这个来记日子。“让我想想看，自那件事发生以来我已经进了三次冻货（冷冻的内脏）”，等等。他们从来不给我们这些房客吃内脏。当时我以为这是因为内脏太贵了，后来我想那只是因为我们对此知道得太多了。我还注意到，布鲁克一家自己也从不吃内脏。

仅有的几位长期住客就是那个苏格兰矿工、赖利先生、两个领养老金的老人家和一个领公共援助的失业人员，名字叫乔——他是那种姓氏不详的人。和苏格兰矿工熟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他是个烦人的家伙。和广大失业人员一样，他大把时间都在看报纸，要是由着他，他能就“黄祸”问题、衣箱谋杀案、占星术、科学和宗教之争等高谈阔论几小时。那两个领养老金的老人，照例是被收入调查赶出家门的。他们每周给布鲁克家交十先令来换取食宿，十先令的食宿什么样子你也料想得到，那就是，阁楼上的一张床和主要由面包、黄油组成的一日三餐。其中一个算是“高年”范畴，患了绝症——我想是癌症，命不久矣，只有领养老金的时候他才会下床。另一个，人称老杰克，以前是个矿工，现年七十八岁，在矿井里干了五十多年。他心智机敏，但十分奇怪的是，他似乎只记得自己少年时代的经历，而把现代采矿机械及矿业的发展忘得一干二净。他以前常常跟我讲在狭窄的地下矿道中大战野马的故事。听说我打算下几个煤矿走走时，他鄙夷地说，我这个头（一米九）的人绝对没法“走矿”，就算跟他说现在“走矿”比以前容易了，也没有用。但他对每个人都挺友善，他的床位在顶楼某处，他以前常常在爬上楼睡觉前，都对我们大吼一嗓子：“晚安啦，小子们！”我最佩服老杰克的就是他从不吃白食，一般快到周末时，他都没烟抽了，但他总是拒绝抽别人的烟。布鲁克家在一家一周六便士的公司，给两个领养老金的老人家都投了人寿保险。据说，有人听见他们紧张兮兮地问保险推销员：“人得了癌症还能活多久？”

乔和那个苏格兰人一样，是个报纸迷，几乎一整天都待在公共图书馆里。他是那种典型的没家室又没工作的男人，一个外形落拓、衣衫褴褛的家伙，长着一张圆圆的、十分孩子气的脸，顶着天真的淘气表情。他不像个成年男人，更像一个被人忽视的小男孩。我想正是因为完全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才使得那么多男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吧。看乔的外表，我以为他大约二十八岁，后来惊讶地发现他其实四十三了。他爱说大话，且对自己狡猾地躲过了婚姻而自鸣得意。他常常跟我说：“婚姻的枷锁是个巨大的问题。”这显然是一句精妙非常而惊世骇俗的评论。他全部的收入为每星期十五先令，但要付六七先令床位费给布鲁克家。我有时看见他在炉火上给自己烹茶，但其余时候，他都是在外面吃饭，我估计主要是面包片配人造黄油，还有袋装的鱼和薯条。

此外还有一群流动客户，包括盘缠不多的旅行推销员、走穴演员——北方很常见，因为大多数大型酒馆都会在周末时雇用各类演艺人员——还有报纸推销员。报纸推销员是我以前从没见过的一类。他们的工作在我看来是如此无望，如此可怕，我都奇怪，在可以选择吃牢饭的时候，怎么会有人能忍受这样的事情。他们主要受雇于周报或周日报纸，奉命在各个城镇间奔波。报社发给他们一张地图和一个单子，写着他们每天要去“工作”的街道。如果未能保证每天二十份的最小订量，就会被炒鱿鱼。只要他们维持住每天二十份的订量，就能获得一份微薄的工资，我猜一星期两英镑吧，此外每多订一份，他们就抽取一份小小的提成。这事听起来难如登天，其实还好，因为在工人阶级的街区，每家都会订一份一星期两便士的周报，每隔几周换一份，可我怀疑是否有人能长期干这样的工作。报纸雇用的都是走投无路的穷苦人、丢了工作的小职员、旅行推销员之类的，一段时间内他们会拼命努力，使销量达到最低标准；然后，当这要命的工作拖垮了他们，报社就把他们炒掉，再招新人。我认识两个人，受雇于一家臭名昭著的周报。两人都是拖家带口的中年男人，其中一个都当爷爷了。他们一天十小时来回奔波，在自己负责的街道上“工作”，然后深更半夜忙着填表，服务于报社设计的某个骗局——比如那种你订阅六个星期的报纸，并寄一张两先令的邮政汇票，就可以“获赠”一套碗盘的活动。那个胖子，也就是当爷爷的那人，常常头枕着一堆表格就睡着了。布鲁克家食宿全包，一星期收费一英镑，两个人都出不起。他们就只付一点床位钱，然后在厨房角落里，用自己行李箱里储存的熏肉和面包配着人造黄油弄点粗茶淡饭吃。

布鲁克家儿女众多，大部分早已远遁他乡。有些在加拿大，用布鲁克太太的话说：“混加拿大呢。”只有一个儿子住在附近，是个体型大得像猪一样的年轻人，在一家汽修厂上班，常常来这房子里吃饭，他老婆成天带着两个孩子待在这儿，洗衣做饭的活儿主要都是她和艾米干，艾米是布鲁克太太另一个在伦敦的儿子的未婚妻。她是个浅色头发、鼻子尖尖、郁郁寡欢的姑娘，在一家磨坊工作，工资不够果腹，但每个晚上都还在布鲁克家当牛做马。我了解到，婚事在不断推迟，很可能永远也办不了，但布鲁克太太已经把艾米认作自己的儿媳，用病人特有的那种关切爱怜对她唠叨了。剩下的家务活由布鲁克先生干，或者没人干。布鲁克太太很少从她厨房里的那张沙发上起身（她白天黑夜都在那里度过），她病得厉害，什么也干不了，偏偏食量惊人。一直是布鲁克先生在照看商店，给房客做饭，“打扫”卧室。他总是动作慢得令人难以置信，慢吞吞地从一个讨厌的工作做到下一个。经常到晚上六点了床还没铺，而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你都可能在楼梯上碰到布鲁克先生端着一个夜壶，捏壶的大拇指大大伸进了壶沿。早上，他坐在炉火边，旁边一盆污水，用慢动作电影的速度削着土豆。我从没见过谁能用这样一种怨愤难平的样子削土豆。他称其为“该死的娘们的活儿”，你可以看到，他对此的怨恨在他体内发酵，酿成了一种苦涩的汁液。他是那种能反刍一般反复咀嚼自己委屈的人。

当然，由于我老在家里，便听到了布鲁克家所有的怨言，听到人人都如何欺骗他们，对他们忘恩负义，商店如何挣不了钱，旅馆也没挣多少之类。按照当地标准，他们不算特别困难。因为我不知道布鲁克先生用了什么办法躲过了收入调查，从公援委领着一份补贴，但他们的主要乐趣就在于对任何愿听的人大倒苦水。布鲁克太太以前常常几小时几小时地诉苦，躺在沙发上，化身一堆自伤自怜的柔软脂肪，一遍又一遍说着同样的事情。“我们近来似乎没有生意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内脏就在那儿一天天放着——那内脏卖相也挺好的啊！这年头真是不容易啊，是不是？”等等等等，没完没了。布鲁克太太所有的诉苦都以“这年头真是不容易啊，是不是？”结尾，就像歌谣里的副歌一样。商店肯定确实没赚钱。这整个地方都有那种明显的生意衰败时灰尘扑面、蚊蝇聚集的气氛。但就算有人能好意思说，给他们解释为什么没人来店里也是毫无用处的——他们也无法理解，去年死的绿头苍蝇趴在商店的窗户上会妨碍生意。

但真正折磨他们的事情是，那两个领养老金的老头住在他们的房子里，霸占了一层楼的空间，消耗着大量的食物，却一星期只付十先令。我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在两个老头身上亏了钱，尽管一星期十先令利润肯定很少。但在他们眼中，两位老人像是一种可怕的寄生虫赖上了他们，在靠他们的施舍过活。老杰克他们还勉强可以忍受，因为他白天基本都待在外面，但他们实在讨厌卧床不起、名叫胡克的那个。布鲁克先生把他的名气念得很奇怪，不发那个“H”，而把“U”拖长，发音就变成了“乌克”。我听了好些老胡克的故事，说他脾气暴躁，整理他的床多么恶心，他怎么“这不吃”“那不吃”，他总是忘恩负义，最要紧的，他多么自私顽固，老不肯死！布鲁克家公然盼着他死，那样一来，他们至少能领到保险金。他们似乎觉得他在那儿日复一日蚕食着他们的资产，好像他是他们肠子里一条活生生的蛔虫。有时布鲁克先生会在削土豆时抬起头来，与我对视一眼，然后带着无法言说的苦涩表情，冲天花板、胡克的房间甩甩脑袋。“是个浑蛋，不是吗？”他会说。无须多说了，我已经听过了老胡克的所有劣迹。但布鲁克家对他们的所有房客都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毫无疑问也包括我自己。乔，是吃救济金的，和领养老金的老不死们差不多属于同一范畴。苏格兰人虽然一星期能付一英镑，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家，而用他们的话说，他们“不喜欢他老在这里晃悠”。报纸推销员全天都在外面，但布鲁克家怨他们自带食物。甚至赖利先生——他们的最佳房客——也遭嫌弃，因为布鲁克太太说他早上下楼时会吵醒她。他们始终在抱怨，不能找到自己想要的房客——食宿都肯花钱、全天都会外出的好阶层的“商务绅士”。他们理想的房客是每周付三十先令，除了睡觉从不进门的人。我发现几乎经营旅馆的人都会讨厌他们的房客。他们又想要他们的钱，但又把他们看成入侵者，有一种奇怪的警惕而猜忌的态度，说到底是铁了心不让房客过得太舒服。房客必须住在别人家里，而又非那家的成员，这糟糕的体制必然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布鲁克家的饭食一成不变，叫人恶心。早餐你吃的是两片薄薄的熏肉和一个苍白的煎蛋，还有面包配黄油，常常是昨天晚上切好的，而且总有个拇指印儿在上面。不管我如何想方设法，都从来没能说服布鲁克先生允许我自己切面包和黄油。他总是一片一片地递给我，每片都在那根宽大的黑拇指下捏得紧紧的。午餐通常是三便士的牛排布丁，是现成的罐头食品——我想这是商店的存货——水煮土豆、米饭布丁。下午茶还是面包黄油和歪瓜裂枣的甜蛋糕，八成是从蛋糕房买的“陈货”。晚饭是软塌塌的兰开夏奶酪和饼干。布鲁克家从来不把这些饼干叫饼干。他们总尊称其为“奶油脆饼”——“再来一块奶油脆饼吧，赖利先生。奶油脆饼配奶酪，你会喜欢的”——以此掩盖晚餐只有奶酪的事实。几瓶伍斯特辣酱油和一罐半满的果酱是餐桌上的常驻嘉宾。大家通常都会把每一样东西，甚至一片奶酪也抹上伍斯特辣酱油，但我从没见过谁敢碰果酱罐，它外面裹着一团说不清的黏糊糊的东西，沾满了灰尘。布鲁克太太单独在一边吃饭，但碰巧赶上大家吃饭，也必定会小吃几口，并且用高超的技巧刮走她所说的“锅底”，也就是最浓的那杯茶。她有个习惯，喜欢不断地用一条毯子擦嘴巴。到我快离开时，她学会了撕报纸条来擦嘴，于是，早晨的地板上常常丢着些皱巴巴黏糊糊的纸球，在地上一躺就是几小时。厨房里味道可怕，但是，和卧室里的味道一样，过一段时间你就注意不到了。

我突然想到，在工业地区，这样的旅馆应该相当正常，因为整体来说房客们并无怨言。据我所知，唯一一个抱怨过的是个黑头发尖鼻子的小个子伦敦人，一家香烟公司的旅行推销员。他以前从没来过北方，我想，估计他直到最近都一直干着更好的工作，习惯了住商业旅馆。这是他第一次见识真正的下层旅店，那种给那帮穷困的贩夫走卒在无尽的旅途中落脚的地方。早上我们穿衣服的时候（当然，他睡的是那张双人床），我看见他环顾凄凉的房间，透着一种惊诧的厌恶。他捕捉到了我的视线，突然猜到我是个南方老乡。“这帮肮脏的该死的杂种！”他由衷说道。然后他打包好自己的行李，下楼去，万分坚决地告诉布鲁克家的人，这不是他习惯住的那种房子，他要马上离开。布鲁克家的人永远也不能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他们惊讶而伤心。真是忘恩负义！住了一个晚上就那样子无缘无故地离开了他们！后来他们反反复复地议论此事，挖掘它的意义。这又为他们的“苦水库”增添了新成分。

当有一天，早餐桌下出现了一个满当当的便壶时，我决定离开了。这地方开始让我沮丧。不仅是因为这灰尘、这气味、这恶劣的食物，更是因为这凝滞而无意义的腐化的感觉，如同堕入了某个地下世界，那里的人们就像蟑螂一样爬来爬去，陷在苟且偷生和怨天尤人的无边泥淖之中。布鲁克家这样的人最可怕的一点在于，他们一遍遍说着同样的事情，让你感到他们根本不是真正的人，而是一种幽灵，永远排练着同一段无用的废话。终于，布鲁克太太自伤自怜的话语——总是同样的抱怨，一遍又一遍，总是以“这年头真是不容易啊，是不是？”的颤抖的哀叹结尾——比她用报纸片儿擦嘴巴的习惯更让我恶心了。但仅仅把布鲁克家这样的人视为恶心，努力把他们赶出脑海是没用的。因为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他们是现代世界一种标志性的副产品。只要你接受他们的文明，你就无法无视他们，因为这至少是工业化成果的一部分。哥伦布穿越大西洋，第一台蒸汽机的隆隆发动，英国的军队在滑铁卢顶住了法国的炮火，19世纪的独眼恶棍赞美上帝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而这就是所有这一切的结果——密密麻麻的贫民窟，幽暗漆黑的厨房，在这周围像蟑螂一样爬来爬去的、病弱衰老的人们。时不时来看一看、闻一闻这样的地方是一种责任，尤其是要闻，免得你忘记了他们的存在，尽管最好不要待得太久。

火车载我离开，穿过烟囱、矿渣堆、铁屑堆、肮脏的运河、煤泥满地鞋印纵横的小路。时值三月，但天气冷得可怕，到处可见污黑的雪堆。当我们缓缓穿过城镇郊野时，我们路过了一排又一排小小的灰色贫民房，垂直于大堤一字排开。在一所房子后面，一个年轻女人跪在石头上，用棍子向屋内水池牵出来的污水管里捅，我估计是管子堵了。我有时间看清她的每个细节——她的麻布围裙、她笨重的木鞋、她冻得通红的胳膊。火车经过时她抬头一看，我近得几乎可以捕捉到她的眼神。她长着一张苍白的圆脸，是贫民窟姑娘常见的那种疲惫的脸庞，托流产和劳作的福，二十五岁的年纪看来就像四十岁；在我看到这张脸的那一秒，它带着我所见过的最凄惨、最绝望的表情。我猛然明白了，我们说“这对他们来说和对我们不一样”，说生长于贫民窟的人除了贫民窟以外想象不出别的东西，是不对的。因为我在她脸上看到的，不是动物那种懵懂的受苦。她非常清楚自己身上在发生什么——她和我一样明白，天寒地冻之中，跪在贫民窟后院黏滑的石头上，往肮脏的排污管里捅棍子是多么残酷的命运。

但是火车很快开走了，驶入了空旷的乡野。这有些奇怪，几近反常，旷野好像公园似的，因为在工业地区人们总是觉得烟尘和脏污一定是连绵不绝无边无际的，地球表面没有任何地方能逃得过。在我们这样拥挤脏乱的小村庄，人们几乎把肮脏当成理所当然。矿渣堆和烟囱似乎是比青草绿树更为正常更有可能的风景，就算在穷乡僻壤，你把犁耙插进土地，也还以为会翻出一个破瓶子或一个锈蚀的罐头盒。但在这里，雪上杳无人迹，积得厚厚的，石头围墙刚刚露个头，如同黑色的小径蜿蜒着绕过群山。我记得D.H．劳伦斯写过这一片同样的、或者附近的另外一片风景，说白雪皑皑的群山“像肌肉似的”起起伏伏没入远方。我可不会想到这样的比喻。在我眼中，白雪和黑墙更像一条镶着黑色滚边的白裙子。

尽管雪几乎完好未化，太阳却光芒万丈，车厢窗户外似乎很温暖。根据日历，现在已是春天，似乎有几只鸟相信这真是春天。我人生中第一次在铁路旁裸露的地面上，看见了乌鸦交尾。它们是在地上交尾的，而不是如我预想的那样在树上。求爱的样子很奇怪。雌鸦站着，张开喙，雄鸦绕着它走，似乎在喂它食物。我在火车上还没待到半个小时，但从布鲁克家的后厨到空茫的雪山、明媚的阳光和大大的闪闪发光的鸟之间，似乎是十分漫长的一段路。

整个工业区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城镇，大约和大伦敦区的人口一样，但幸运的是，面积大得多，于是，即使在市中心也仍然有空间容得下一方干净与体面。这是个鼓舞人心的想法。尽管十分努力，人类总算还没能把自己的污物弄得到处都是。地球如此广袤，而又如此空旷，即使在文明肮脏的中心，你也能找到长着青草而不是灰草的原野；也许，如果你着意寻找的话，甚至能找到有活鱼而不是鲑鱼罐头的溪流。很长一段时间，火车都在旷野间穿行，或许又过了二十分钟，别墅文明才又开始向我们逼近，然后是外围的贫民窟，然后是矿渣堆、冒烟的烟囱、高炉、运河、气量计。另一个工业城镇到了。煤矿里的那些事

切斯特顿所言我不敢苟同。我们的文明是建立在煤之上的，比我们所意识到的要更彻底。不停下来留心思考你就不会有充分的认识。维持我们生存的机器，制造机器的机器全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煤。在西方世界的“新陈代谢”中，煤矿工人的重要性仅次于耕地的农民。矿工如同一种像柱，几乎所有不肮脏的东西都是他们的肩膀撑起来的。由于这个原因，挖煤的实际过程很值得一看，如果你有这个机会，也愿意费这个事的话。

下了煤矿，一定要尽量在“装车工”工作的时候到煤壁去看看。这并不容易，因为矿工在工作的时候很讨厌、不欢迎外人到访，但如果你在其他任何时候去，都有可能会带着一种全然错误的印象离开。比如，在星期天，煤矿简直算得上宁静。要去就要在机器轰鸣、空气乌黑、沾满煤尘的时候去，在你能亲眼看到矿工要做什么样的工作的时候去。这时候，这地方如同地狱，至少和我自己脑海中的地狱一个情形。人们想象的各种地狱元素在此齐聚——燥热、噪音、混沌、黑暗、污浊的空气，还有最要紧的，难以忍受的逼仄空间。样样齐备，只缺烈火，因为下面没有烈火，只有戴维安全灯和手电筒的微弱灯光，难以穿透层层煤尘。

当你终于到达那里——到达那里本身就有了意义，我一会儿解释——你爬过最后一排矿坑坑柱，看见对面一道一米来高、漆黑发亮的墙，这就是煤壁。头顶是平整的巷顶，是挖煤剩下的岩石形成的；脚下又是岩石，所以你所在的甬道正好和煤层本身一般高，很可能在一米左右。一段时间后，你适应了一切，第一印象就是传送带运煤离开时那震耳欲聋的声音。能见度不高，因为煤尘的烟雾挡住了你手中的灯光，但你可以看到你的两旁：地上跪着一溜半裸的男人，每隔四五码一个，正挥舞着手中的铁锹挖动煤层，然后越过左肩迅速一甩，把煤送上了传送带。传送带是一段几英尺宽的运动的橡胶带，在他们身后一两码外运转着。在传送带下方，一条闪闪发光的煤河川流不息。在大煤矿，每分钟能运走几吨煤，运到主干道上，投进半吨容量的大缸里，然后拖入笼车，吊到外面去。

看着“装车工”们工作，不免要酸溜溜地妒忌他们的强健。他们做的是一份可怕的工作，按照普通人的标准来说简直是超人的工作。因为他们不仅要移动超大质量的煤，而且移动时的姿势特殊，会使工作量翻成两倍甚至三倍。他们必须一直跪着——因为一站起来就难免碰到巷顶——你可以试试，这样挖煤要多么巨大的力气。站着铲东西相对容易，因为可以利用膝盖和大腿来推动铲子；跪着的时候，全部的压力就落在了手臂和肚子的肌肉上。而其他的环境条件更是雪上加霜。首先是热——不同地方温度不同，但有些矿里热得令人窒息——还有粉尘会塞住你的喉咙和鼻孔，聚在你的眼角和眉梢，传送带还一刻不停地发出咔咔的响声，在这样封闭的空间里活像机关枪的咔嗒声。但装车工们看起来、干起活来就像铁人一样。他们看起来确实像铁打的雕像——从头到脚罩着光滑的煤尘。只有看到井下赤裸的矿工，你才会明白他们是多么了不起的汉子。他们大部分都是小个子（大个子干这份工作比较吃亏），但几乎所有人都有着最健美的身体，宽阔的双肩逐渐收拢成苗条柔韧的腰肢、小巧而分明的臀部和强健的大腿，全身上下没有一丁点赘肉。在较热的煤矿里，他们只穿一条薄薄的内裤、木屐及护膝；在最热的煤矿里，只穿木屐和护膝。通过他们的外表很难分辨他们是老是少，有的可能已有六十岁，甚至六十五岁高龄，但当他们一身漆黑、赤身裸体时看起来全都一样。没有年轻人的身体，就干不了他们的工作，哪怕是适合当警卫的体型，只是在腰上有几磅赘肉，也吃不消这样长时间地弯腰。那样的场面只要见过一次，你就会永生难忘——一溜弯腰跪地的身影，全身乌黑，以惊人的力量和速度将巨大的铲子插进煤下。他们一干就是七个半小时，理论上是没有休息的，因为“走不开”。实际上他们会在换班时，抓紧十五分钟左右的间隙吃点随身带来的食物，通常是一大块面包和牛油，还有一瓶冷茶。我第一次观看“装车工”工作的时候，手在煤尘中碰到了某个黏滑恶心的东西。是一块嚼过的烟草。几乎所有的矿工都嚼烟草，因为据说烟草能对付口渴。

很可能你要多下几次煤矿，才能明白周围的工作流程是怎样的。这主要是因为，单单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就已经很不容易，让你难以注意任何其他的事情。某种意义上，这甚至令人失望，或者至少和你预想的不一样。你们进入笼车——这是个钢打的箱子，和电话亭一样宽，有它两三倍长，里面能装十个人，但他们把它挤成了沙丁鱼罐头，高个子的人都没法站直——钢门在你面前砰地关上，有人在上面操作升降机把你们放下坑道。通常，你肚子里会出现一阵短暂的不安，车厢里会出现贲张的感觉，但没有多少运动的感觉，一直到你们靠近地底，这时笼车陡然慢下来，你敢赌咒它肯定又往上走了。笼车在半路上大概能达到一小时六十英里，在某些较深的矿井甚至更快。当到达底部爬出来时，你或许已经在地下三四百米了。这就是说，你头上有一座不小的山，好几百米坚硬的岩石、绝迹动物的骨殖、底层土、打火石、植物的根须、青草和吃草的牛群——所有这些全都悬在你的头顶，仅仅靠和你小腿一般粗的木桩子撑着。但由于笼车带你下降的速度很快，也由于你是在完全的黑暗中穿行，你几乎不觉得自己所处的位置会比皮卡迪利地铁站深多少。

另一方面，在地下穿行的水平距离之远却令人吃惊。在我下矿之前，我模糊地想象过，矿工走出笼车，在几码远外的一片煤壁上就干了起来。我没有意识到，可能光是开工之前，他就得沿着甬道爬行从伦敦大桥到牛津广场这么长的距离。当然，一开始，矿井是打到煤层附近的，但随着对煤层的开采和新的煤层出现，工作地点就离矿井底越来越远。如果从井底到煤壁有一英里，大约也就是个平均距离——三英里也不足为奇——据说有几个煤矿长达五英里。但这些距离和地上的距离毫无可比性。因为不管一英里或三英里，整段路上除了主道以外没有一点儿能站直的地方，甚至主道上也没有多少。

需要走几百米之后，你才会注意到这是什么效果。你微微弯腰，动身向里走去，巷道灯光幽暗，宽度八到十英尺，高度约五英尺，墙壁由大块的页岩筑成，就像德比郡的石墙。每隔一两码，就有一根木桩架着横梁和大梁。有些大梁弯成了奇怪的弧线，你必须蹲着身子从下面通过。通常脚下路不好走——积着厚厚的灰尘或者参差不齐的页岩碎块，有些积水的矿里跟农家院一样脏。还有运煤缸的轨道，就像枕木相隔一两英尺的微缩铁道，走在上面很累人。所有东西都沾着页岩尘埃而呈灰色，似乎所有煤矿都有一种沾满灰尘的火药味。你看到了完全不明作用的神秘机器、穿在铁丝上挂在一起的大堆工具，有时还有老鼠从灯光下窜走。这都是司空见惯的，尤其是在有或者有过马的矿里。它们最初是怎么进到那里的很有意思，可能是从矿井里掉下来的——据说老鼠不管从多高的地方掉下来都能毫发无损，因为它的表面积和体重比非常大。你紧贴墙壁，给一排排运煤缸让路。地表上操作着一条永不停歇的钢缆，在它的牵引下，运煤缸摇摇晃晃地慢慢滑向矿井。你爬过麻布帘子和厚厚的木门，门开着时，会涌入阵阵烈风。这些门是通风系统的重要部分。通过电扇，污浊的空气从一边通风井排出，新鲜空气就自行从另一边通风井进入。但如果只是任空气自然流通，它就会走捷径，深处工地就换不了气，所以要把所有捷径隔开。

一开始，弯腰走路像是好玩的玩笑，但这个玩笑很快就让人笑不出了。我个子格外高，本就吃亏，但当屋顶低至四英尺以下时，对除侏儒或小孩以外的所有人来说都成了问题。你不仅要弯腰，还要一直仰着脑袋看着横梁、大梁，在它们出现时进行躲避。因此，你的脖子会持续抽筋，但和你膝盖和大腿上的痛苦比起来，这不算什么。半英里之后，这就成了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我并没有夸大其词。你开始怀疑你究竟能不能走到尽头——还有，你到底要怎么回去。你的步子越走越慢。你来到一段几百码长、空间极低的路段，不得不蹲身前进。然后，巷顶突然开阔起来，高得不可思议——很可能是从前岩石掉落的地方——整整二十码，你都可以直直站立了。轻松之感令人喜不自禁。但这之后又是一段一百码长的低空路段，然后是一连串的横梁，需要你从下面爬过去。你四脚着地，在蹲了半天后就连这样也算是一种轻松。但当你走到横梁尽头，试图重新爬起来时，你发现你的膝盖已经暂时罢工了，拒绝把你举起来。你丢脸地叫大家停下，说你想休息一两分钟。你的向导（一位矿工）同情你。他知道你的肌肉和他的肌肉不同。“只剩四百码了。”他鼓励地说。你觉得他干脆说还剩四百英里好了。但最终你还是想办法爬到了煤壁。你走了一英里，花了快一个钟头，而矿工只要二十多分钟就可以。到了那里，你不得不瘫在煤尘里，恢复体力，几分钟后才能稍稍转动脑筋观察工作进展。

回来比去时还要糟糕，不仅是因为你已经筋疲力尽，更是因为回矿井的路略呈上坡。你以乌龟的速度穿过低处，而且现在当你的膝盖罢工的时候，你毫不羞愧地叫停。就连你拿的那盏灯也让你恶心起来，很可能踉跄时失手丢了它，这样一来，戴维安全灯就会熄灭。蹲身躲避横梁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你有时会忘记蹲身躲避。你尝试像矿工们那样低头走路，然后就撞到了背。就连矿工也常常撞到背。这就是为什么在很热的矿里，需要半裸而行时，大部分矿工有了所谓的“背上的扣子”——就是每段椎骨上都结着一块永久的痂。木屐下面是中空的，下坡轨道时，矿工们有时会把木屐扣到推车轨道上滑下去。有些矿里，“走矿”太艰苦，所有的矿工都会拄一根两英尺半长的棍子，并把把手下方掏空。在正常地方，你手抓着棍子顶部，在低空地方，你就把手滑进下面的空洞里。这些棍子大有帮助，而木制的安全帽——一项相对较晚的发明——更是上帝的恩典。这安全帽看起来像法国或意大利的钢盔，但是用木髓做成，质量很轻而强度很高，就算你脑袋狠狠挨上一拳，也不会有任何感觉。等终于回到地面时，或许只在地下待了三小时，走了两英里，你却比在地上走了二十五英里还要累。之后一周，你的大腿都无比僵硬，连下楼都成了艰难的壮举，你不得不用一种特殊的姿势——侧着身体，腿不打弯儿地下去。你的矿工朋友们注意到你走路僵硬的样子，为此取笑你。（“下矿怎么样啊，啊？”等等）然而即使是矿工，长时间没有工作——比如生病了——再回到井下，头几天也会难受不已。

看起来我像是在夸大其词，尽管但凡下过老式矿井（英国的矿井大多是老式的）、真的走到煤壁那么远的人不太可能这么说。但我想强调的是：这样爬来爬去是多么可怕，对任何普通人来说本身就是一天劳累的工作，然而这还根本不算矿工的工作，这只是一个附加物，就像城里人每天坐地铁一样。矿工每天都要往返一次，这中间还有七个半小时的残酷工作。我从来没有走到过一英里外的煤壁，而去煤壁经常要走三英里，这是除了矿工以外，我和大部分人都根本到不了的。人们总是容易忽略这种问题。当你想到煤矿时，想到的是幽深、燥热、黑暗、在煤壁前挖掘的漆黑人影，你不见得会想到来回爬过的那几英里路。还有时间的问题。矿工一个班上七个半小时，听起来并不太长，但你得加上每天至少一小时的“走矿”时间，经常是两小时，甚至三小时。当然，“走矿”严格来说不算工作，工人们不会为此获得报酬，但这和工作没有两样。人们容易说矿工们不在乎这个。肯定的，这对他们来说和对你我来说不一样。他们从小就在干这个，他们锻炼出了恰当的肌肉，他们可以以惊人的、相当可怕的灵巧在地下来回穿梭。在我只能蹒跚而行的地方，矿工们可以低头奔跑，大步流星地穿过。在工作现场，你看到他们四脚着地，绕过根根坑柱，灵巧极了。但若以为他们乐此不疲那就大错特错了。我跟几十个矿工谈过此事，他们全都承认，“走矿”是个苦差事。不管什么时候，你听到他们自己人讨论矿井时，“走矿”总是热门话题。人们总说，下班比上班走得快，然而矿工们全都说，在一天的辛苦劳作之后，下班尤其讨厌。这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他们也担当得起，但这肯定是个苦工。也许，这可以比喻成你每天工作前后都要爬一座小山。

下过两三个矿井后，你就开始对地下的工作流程有所了解了。（顺便一提，我得说我对采矿的技术方面一无所知，我只是描述我眼之所见的情况。）煤矿蕴藏在巨大岩层间的薄薄矿层中，于是挖煤的过程本质上就像从三色冰淇淋里挖出中间层一样。以往，矿工们都是用锄头和铁棍直接砍切煤层——这样效率很低，因为煤未开发时，简直硬如岩石。现在，这种准备工作交给电动切煤机了，大体上来说，它就是一把无比坚硬的强力带锯，水平而非竖直地运行，有着几英寸长、半英寸或一英寸粗的尖牙。它可以自己来回运动，操作员可以使它这样那样旋转。同时，它会发出我所听过的最可怕的噪音，粉尘飞溅，让人连两三英尺外的地方都无法看清，也几乎无法呼吸。这台机器沿着煤壁运动，切入煤基，往里把五英尺或五英尺半的深处都掏松，有了这个过程之后再在已经掏过的地方挖煤就相对容易了。但是，在“难搞”的地方，还要用炸药来松动煤层。一个人拿着电钻——很像整修街道时用的那种电钻的缩小版——在煤上间隔打孔，塞进火药，用黏土堵住，如果附近有拐角的话，就绕到拐角后躲着（应该退到二十五码外），然后用电流触发爆炸。这不是为了把煤开采出来，只是使它松动。当然，有时爆炸太强，那就不仅会把煤炸出来，而且也会把巷顶炸塌。

爆炸之后，“装车工”就可以把煤挖出来，打碎，铲到传送带上。一开始块头巨大，可能重达二十吨。传送带把煤投入煤缸，煤缸被运到主干道，架到不停循环的钢缆上，最后拉入笼车。然后煤缸被吊起来，到地面后用筛子过一遍进行分拣，如有必要还会清洗。“渣滓”——也就是页岩——会被尽量用来修筑下面的路。所有不能用的就被运到地面上倒掉。这就出现了庞大的“渣堆”，如同可怕的灰色大山，成了矿区的特色风景。当挖煤挖到机器切割的深度后，工作面就又前进了五英尺，于是架起新的坑柱，撑住新露出来的巷顶。在下一轮班，就把传送带解体，往前移动五英尺再重新组装。切割、爆破和挖掘这三道工序尽可能安排在三个不同的班次，下午切割，晚上爆破（法律禁止在有其他人在附近工作时进行爆破，但人们并非次次守法），早班“装车”，从早上六点持续到下午一点。

即使你目睹了挖煤的过程，很可能也只是看了一小会儿。要在做了一番计算之后，才会认识到“装车工”们到底在做一项怎样艰巨的任务。正常情况下，每个人要清理一片四五码宽的空间。切煤机破坏了煤层，深入五英尺，这样的话，如果每层高三四英尺，每个人挖出、打碎、装上传送带的煤就有七到十二立方码。这就是说，假设一立方码煤重二十七英担，那么每个人就要以接近一小时两吨的速度挖煤。我对锄头铲子的经验有限，只能勉强体会这般劳动强度的含义。我在自己花园里挖沟，如果下午挖了两吨土，就觉得该歇歇了。但比起煤来，土壤算轻松的，而且我不必在一千英尺的地下，忍受着令人窒息的炎热跪着工作，每呼吸一口就吞入一把煤尘，我也不用在开始之前匍匐前进一英里。矿工的工作难度之大，对我来说不亚于表演空中飞人，或者在全国越野障碍赛中获奖。我做不了体力劳动者，求求上帝，也永远别让我做，但有些体力劳动，非干不可的话我也能干。我可以做个勉勉强强的扫地工，或者效率低下的园丁，甚至末流的农场工人。但无论多么努力，进行怎样的训练，我也成不了矿工，这工作不出几个星期就能要了我的命。

看着矿工工作，你立刻意识到人们真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这地下挖煤之处，是一种另外的世界，人们很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听说，很可能大部分人甚至宁愿不要听说。然而这绝对是我们地上世界不可或缺的对应物。几乎我们所做的每件事，从吃个冰淇淋到横跨大西洋，从烤一条面包到写一部小说，都少不了直接或间接地用到煤。维护和平需要煤，爆发战争就更需要煤。革命时期矿工必须继续工作，不然革命就得暂停，因为革命也好、平叛也好都需要煤。不管地面上发生什么，切煤挖煤必须一刻不停地继续，或者无论如何，顶多能停一星期。希特勒要踢正步，诗人要互相吹捧，围观板球的人群要在劳德板球场集合，煤就必须源源不断。但总体上我们对此浑然不觉，我们都知道我们“必须有煤”，但我们很少或者从来记不起挖煤是怎么回事。我现在坐在这里，在舒适的煤火前写作。现在四月了，但我仍然离不开火。每隔两个星期，煤车开到门前，煤装在泛着焦油味儿的结实的麻袋里，穿着皮短褂的男人把它搬到屋里来，哐啷哐啷地扔到楼梯下的储煤间里。只有极少的时候，当我特别留意去想象时，才会把这些煤和遥远煤矿里的劳工联系起来。这只是“煤”——一样我必须拥有的物品，不知从哪里神奇地运来的黑乎乎的玩意儿，仿佛神赐之物，只是你要付钱而已。你大可以开一辆车穿越英格兰北部，却一次也想不起你所在的马路之下的几百英尺，矿工们正在挖煤。但某种意义上，正是矿工们驱动着你的汽车。下面那个矿灯照耀的世界对地上这个青天白日的世界而言，就像根系对花朵一样不可或缺。

不久以前，矿中的条件比现在还要差。有一些尚在人世的高龄老妇，年轻时曾在地下干过活，腰上套着枷锁，腿间绑着镣铐，拽着煤缸四脚着地爬行。她们以前怀孕的时候都接着干活。即使现在，如果没有孕妇拽着煤爬来爬去就产不出煤，我估计我们也会让她们去干，而不会让我们自己没有煤。但是当然，大多数时候我们宁愿忘记她们做过这样的事。各式各样的体力劳动无不如此，它维持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却遗忘了它的存在。或许，矿工可以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代表体力劳动者这类人，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工作艰苦得夸张，而且是因为它是如此必不可少，而又如此远离我们的生活经验，如此无形无迹，可以说，我们能够像忘记血管里的血液一样忘记它。某种意义上，看到矿工工作甚至是一种耻辱。它让你对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和一般而言的上等人产生了片刻的怀疑。因为你彻底明白了，至少在观看的时候明白了，正是因为矿工们呕心沥血，上等人才能上等得起来。你、我、《泰晤士文增》的编辑、《写给婴儿的马克思主义》的作者以及X同志——我们所有人相对体面的生活都是拜地下那些全身漆黑、满喉煤尘，用钢铁般的手臂和腹部肌肉挥动着铁锹的矿工们所赐。意想不到的矿区待遇

当矿工从矿井里爬到地面时，他们的脸庞是如此苍白，即使在满脸的煤尘下也清晰可辨。这都是他们所呼吸的污浊空气所致，不久就会消退。对刚到矿区的南方人来说，几百名矿工换班时从矿井中鱼贯而出的场面怪异且略带邪气。那疲惫的脸庞上，所有凹陷都附着着煤尘，带着一种激烈、狂野的表情。其他时候，当他们脸上干净的时候，就和普罗大众没有多大区别。他们走起路来格外昂首挺胸，双肩后张，这是在地下长期弯腰的一个习惯性反应，但大多数人都身材矮小，被不合身的厚衣服掩盖了健美的躯体。他们最显著的特征是鼻子上蓝色的伤疤。每个矿工的鼻子和额头上都有一些蓝色的伤疤，并会一直伴随他们直到死亡。地下空气中弥漫着煤尘，煤尘会进入每一处伤口，然后皮肤长起来就形成了一个蓝色的痕迹，就像文身一样，实际上也成了文身。由于这个原因，有些年纪大的男人额头上纵横交错，就像罗克福羊乳干酪一样。

矿工们一上地面，马上就会拿点水漱口，把最顽固的煤尘从喉咙和鼻孔里清出来，然后回家，有人洗澡，有人不洗，全凭各人喜好。据我所见，应该说大部分矿工都喜欢先吃饭后洗澡，我若是他们也会这样。常常可以看见一个矿工坐着喝茶，一张脸像克里斯蒂乐团的歌手一样，除了鲜红的嘴唇以外全然漆黑，吃着东西就慢慢干净了。吃完饭后，他取一大盆水，有条不紊地洗起来，先是双手，然后是胸、脖子、腋窝，然后是额头，再是脸和头皮（头皮上灰尘粘得最厚），然后他的妻子拿来毛巾，擦洗他的背。他才洗了上半身，很可能肚脐上仍然煤尘盘踞，但即使如此，也要讲些技巧，才能仅用一盆水洗到勉强干净的地步。就我自己，我发现下过煤矿后我需要好好洗两次澡才行。光是清掉眼睑里的灰尘就要十分钟的工夫。

一些较大的设施较好的煤矿，矿口处都有浴室。这是个大大的好处，因为矿工不仅可以每天彻彻底底、舒舒服服甚至奢侈地洗个澡，而且浴室里有两个储物柜可以让他分开存放工作服和日常衣物，这样不到二十分钟，他就能从原本黑得跟个黑人一样变成能盛装参加足球比赛的样子。但这样的条件相对只是少数，因为一段煤矿矿层不会永远存在，所以不见得值得打一次矿井就建一座浴室。我无法获得具体的数据，但有矿口浴室的煤矿可能不足三分之一。很可能绝大部分矿工都是一周六天的时间里腰部以下完全漆黑。他们几乎不可能在自己家里彻底地洗个澡。每一滴水都要加热。而且在一间窄小的客厅里，除了厨房炉灶和部分家具，还容纳了一位妻子、几个孩子，很可能还有一只狗，实在没有空间再安插一间像样的浴室了。就算用盆也不行，那必然要溅到家具上。中产阶级人士喜欢说，矿工们就算有条件也不肯好好洗澡，这是胡说。凡是矿口有浴室的地方，基本所有人都会使用，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只有非常年老的人中才残存这样的迷信，认为洗了腿会“导致腰痛”。另外，在有矿口浴室的地方，也是要矿工自己出部分或全部费用的，这会从矿工福利基金中扣除。有时煤矿公司会捐款，有时基金承担全部支出。但毫无疑问，即使是当今社会，布莱顿旅馆的老太太们还在说，如果你给那些矿工弄个浴室，他们只会拿来放煤块。

事实上，眼见着矿工除了工作和睡觉以外的时间如此紧张，他们竟还洗澡洗得那么勤，实在出人意料。你要是以为矿工一天的工作时长只有七个半小时，那就大错特错了。七个半小时是实际干活的时间，但是，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还必须要加上“走矿”所花的时间，基本不少于一小时，往往是三小时。此外，大部分矿工还要花大量时间往返矿井。整个工业区住房都十分紧缺，只有在小型矿村，村子环聚矿井周围，才能保证大家都住在工作地点附近。在我待过的大型采矿城镇，几乎所有人都要乘公交上班，正常情况下每周的车费是半克朗。和我同住的一个矿工上早班，也就是从早上六点到下午一点半。他三点四十五就要起床，下午三点过后才能回家。在我住的另一户人家里，一个十五岁的男孩上晚班。他晚上九点去上班，早上八点才回来，吃早餐，然后马上上床睡觉，一直到晚上六点，所以他每天的闲暇时间大约四小时，如果去掉洗衣、吃饭、穿衣等时间，实际上还要少得多。

当矿工从一个班次换到另一个班次时，他们一家人都得进行极为麻烦的调整。如果他上晚班，就在早餐时间到家，上早班就在下午两三点到家，而上下午班就会在半夜到家，在每种情况中，他都想一回家就能马上吃上当天最主要的一顿饭。我注意到，W.R．英格牧师在他的著作《英格兰》一书中，指责矿工犯暴食之罪。以我个人的观察而言，他们的食量小得惊人。与我同住的矿工中，大部分都比我吃得略少些。他们很多人都说，如果事先吃饭吃得太多，就没法做当天的工作了，而他们随身携带的食物也只是一点儿零食，通常是面包配牛油和冷茶。他们把食物装在一个名为“扣罐”的扁平锡盒中，挂在腰带上。矿工晚上回来时，会有妻子等着他，但他上早班时，似乎就得自己解决早餐。显然，认为上早班前见到女人会招厄运的古老迷信还没有完全消失。据说，以前矿工大早上碰巧见了女人，常常就会转身返回，那天不工作。

在我来到煤矿地区之前，我也怀有广泛的错误观念，以为矿工相对而言报酬丰厚。人们听到那些不准确的消息说，矿工上一个班能拿十或十一先令，于是简单一乘，就得出结论，每个矿工一周大约能挣三英镑，或者一年一百五十英镑。但矿工上一个班拿十或十一先令的说法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首先，只有真正的“挖煤工”的收入才能达到这个水平；“计日工”，例如处理巷顶的按天计算工资的工人，收入就低一些，通常是一个班八九先令。其次，在很多煤矿，“挖煤工”的工资是计件的，按挖出来一吨多少钱算，这时，矿工工资就取决于煤的质量。如果机器出了故障或者出了“差错”——也就是煤层里混进了一段岩石——就可能让他一天或者一连两天的辛苦打水漂。而且不管怎样，不该认为矿工能一周六天、一年五十二周地工作。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有些日子他会“下岗”。1934年，无论男女老幼，大不列颠所有矿工一个班的平均收入是九先令便士（数据来自1935年《煤矿年鉴及煤矿业名录》）。如果所有人都一直有工作，那就意味着矿工每年的收入略多于一百四十二英镑，或者接近于每周两英镑十五先令。但是，他们的真实收入，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因为九先令便士只是实际工作班次的平均计算结果，没有考虑空白天数。

我面前有1936年初非连续的五个星期的五张工资条，是约克郡一位矿工的。平均下来，它们代表的总体周工资为两英镑十五先令两便士，平均每班接近九先令便士。但这是冬天的工资条，这时候几乎所有的煤矿都在全力运转。春天来临，煤矿业随之衰落，越来越多的人“暂时停工”，其他名义上仍算在职的工人也会每周下岗一两天。显而易见，一百五十英镑，甚至一百四十二英镑都是对煤矿工人年收入的大大高估。实际上，1934年，整个大不列颠所有矿工的平均总收入只有一百一十五英镑十一先令六便士。这个数字在不同地区差别很大，在苏格兰高达一百三十三英镑两先令八便士，而在达拉谟则略低于一百零五英镑，或者说一周只有两英镑左右。这些数据来自约克郡巴恩斯利市市长，约瑟夫·琼斯先生所著的《煤篓》。琼斯先生补充道：

这些数据涵盖了少年人和成年人，高收入和低收入等不同层次……所有畸高收入都包含在这些数据中，某些官员和其他高收入者，以及加班获得的较高报酬也都包括进来。

这些数据，作为平均数据，无法……展现成千上万成年工人的处境，他们的收入大大低于平均水平，每周仅获得三十到四十先令，甚至更少。

斜体字为琼斯先生所加。但请注意，即使这样微薄的收入也是整体收入。在此之上，对矿工每周的工资还要进行各类扣减。下面是我获得的每周扣减情况的列表，代表了兰开夏郡一个矿区的典型情况：

这其中的某些扣减，例如慈善基金和工会费，可以说是矿工本身的责任，其他则是煤矿公司强加其上的，在不同地区数额不同。例如，让矿工付灯具租赁费（一周六先令，一年下来够他买几盏灯了）就是邪恶的骗局，有些地方并不收取。但扣除的总额似乎总是差不多。在约克郡矿工的那五张工资单上，平均每周的总收入为两英镑十五先令两便士；去掉各项扣减后，平均的净收入只有两英镑十一先令四便士——每周减少了三先令十便士。但是自然，工资单上只会包括由煤矿公司扣除或通过煤矿公司代缴的那部分扣减；另外再加上工会费，总的扣减就不止四先令。大概可以说，这样那样的扣减从每位成人矿工的周工资中扣除了四先令左右。因此，1934年，整个大不列颠矿工的平均收入，一百一十五英镑十一先令六便士，实际应该接近一百零五英镑。对此，多数矿工获得了某种补助，能够以优惠价购买自用煤，通常为八九先令一吨。但根据前面引用的琼斯先生所说，全国总体而言，以货代款发放的全部补助，平均价值仅有每天四便士。而很多情况下，每天的这四便士也被矿工往返矿井的交通费抵消了。因此，就煤矿业整体而言，矿工每周可以真正拿回家算作自己的钱的金额不超过、也许还略少于两英镑。

同时，矿工平均生产多少煤呢？

尽管增长缓慢，但煤矿业平均每名雇员的年产煤量一直在稳步攀升。1914年，每位矿工平均生产二百五十三吨煤，1934年为二百八十吨（摘自《煤篓》。《煤矿年鉴及煤矿业名录》给出的数据略高一些）。这当然是各类工种全部矿工的平均数据，那些真正在工作面处干活的工人挖出的煤量要远远高于这个数字——很可能很多情况下，每人远超一千吨。但就算拿二百八十吨作为代表数据也值得注意，这是一项多么巨大的成就。将矿工的生活和其他人的生活比较一番，就可以深刻理解这一点。如果我活到六十岁，大概能写出三十本小说，足以塞满两层中等大小的图书馆书架。同样的时间里，一名普通的矿工产出了八千四百吨煤，足以将特拉法加广场铺上两英尺深，或是供应七户大家庭一百多年的燃料所需。

在我上文提到的五张工资单上，有三张以上盖了“死亡扣减”字样的橡皮章。矿工若出现因工死亡，通常其他矿工要派份子给死者遗孀，一般为每人一先令，这个钱由煤矿公司收取，自动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这里有个重要细节是这个橡皮章。与其他行业相比，矿工的事故率非常之高，伤亡已经成了理所当然，简直赶得上一场小型战争。矿工每年的死亡率达九百分之一，工伤率达六分之一，当然，大多数伤都是皮肉伤，但日积月累会导致彻底残废。这意味着，如果矿工的工作年限为四十年，他能逃过工伤的概率为八分之一，直接致死的概率差不多是二十一分之一。没有哪个行业危险性如此之高，其次危险的就是造船业，水手每年的死亡率略大于一千三百分之一。当然，我所给的数据是针对煤矿工人整体的，对于那些真正在地下工作的工人，受伤的概率会大大增加。和我交谈过的每一位老资格矿工，都是要么亲身经历过十分严重的事故，要么目睹过同伴的死亡。在每一个煤矿之家，他们都会告诉你父亲、兄弟、叔伯因工死亡的故事。（“他的尸身散落了七百英尺，要不是他穿着一件崭新的油布西装，他们甚至没法收齐尸体碎片”，等等等等）有些故事令人毛骨悚然。例如，一个矿工向我讲述他的一个同伴，一个“计日工”被掉落的岩石活埋了。他们冲向他，把他的头和肩挖掘出来从而让他呼吸，他还活着，能跟他们说话。然后他们发现巷顶又在往下掉，于是跑开逃命，“计日工”被第二次活埋。他们又一次冲向他，解放了他的头和肩，他还活着，能跟他们说话。然后巷顶第三次坠落，这一次他们一连几小时都没法把他挖出来，后来，他死了。但跟我说这个故事的矿工并不觉得这有多么恐怖（他自己也有一次被活埋过，但他很幸运，把自己的头夹在两腿之间，于是有了一小片可以呼吸的空间）。对他来说，整个故事的要义在于，那个“计日工”万分清楚，他工作的地方并不安全，每天上班都准备着会发生事故。“这对他影响很大，都到了必须亲吻妻子之后才去上班的地步。他的妻子后来告诉我，他已经二十年没吻过她了。”

最容易理解的事故原因是瓦斯爆炸。矿井中总是存在多多少少的瓦斯。有一种专用灯可以检测空气中的瓦斯含量，如果含量极高，普通戴维安全灯的蓝色火焰就能检测出来。如果把灯芯拉到最长，火焰仍然呈蓝色，就说明瓦斯含量高得危险，然而，这并不容易检测，因为瓦斯并不会在整个空气中平均分布，而是聚集在细缝裂隙中。在开工之前，矿工常常把灯向各个角落探照一遍，检测瓦斯。爆破行动中的一个火星，锄头触击岩石的一个火花都能触发瓦斯爆炸，哪怕是一盏不合格的灯。有时候的“自然发火”——在煤层里“闷烧”的自燃火，都极难扑灭，不时发生、导致数百人遇难的严重矿难，通常都是由爆炸引起，因此人们往往以为爆炸就是采矿的主要危险。实际上，绝大部分事故都是由矿井中习以为常的危险引起，尤其是巷顶坠落。例如“涡坑”——岩壁上出现圆洞，大得足以杀人的石块以子弹般的速度激射而出。只有一个例外：与我交谈过的矿工全都宣称，新型机械以及一般的“加速工具”都增加了工作的危险。这种看法或许部分是由于保守主义，但矿工们给出了大量理由。首先，现在的挖煤速度过快，意味着一连几小时的时间里一段危险的巨大巷顶没有支撑。然后还有震动，容易把所有东西都震松。还有噪音，会使人更难察觉危险的信号。要记住，矿工在地下的安全大大依赖于他自己的谨慎和技巧。所有富有经验的矿工都声称能够凭借一种直觉知道巷顶不安全。按他的话说，是他“能感觉到自己身上有压力”。比如，他能听见轻微的坑柱开裂声。木柱仍然比铁梁广受欢迎的原因在于，木柱将塌时会喀喀开裂令人警觉，铁梁则会毫无预兆地飞出去。机器铺天盖地的噪音让人什么都听不见，因此增加了危险。

矿工受伤后当然不可能马上得到救助。他要在千钧巨石之下，地底狭缝之中粉身碎骨地躺着，就算解救出来之后，也许还必须在根本站不直的巷道里，把他的身体拖动一英里或者更远。和曾经受过伤的人谈谈，你就会发现，通常要过好几个小时，人们才能把受伤者弄到地面上。当然，笼车有时也会出事故。笼车能以高速列车的速度迅疾升降几码的距离，并且是由地面上的人操作，操作者根本看不见是什么情况，只是利用非常精妙的指示器来判断笼车走了多远，但他可能会出错，曾有过笼车以最大速度撞向矿井井底的情况。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痛苦的死法。因为当那个小小的钢铁盒子飕飕穿过黑暗时，一定有一刻，锁在里面的十个人明白过来出了问题，他们被撞得粉身碎骨之前的那几秒简直让人不忍想象。一个矿工告诉我，有一次他就在一个出了问题的笼车里。它该减速的时候没减速，他们以为肯定是钢缆断了。没想到，他们安全下到了井底。但当他走出来时，发现自己断了一颗牙，原来他一直紧咬牙关，等待着那可怕的撞击。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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