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 风往哪里吹：民国人文温暖插画纪念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敏君

出版社：石油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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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 风往哪里吹：民国人文温暖插画纪念版试读：

为爱而生

提起“民国”，印象里总有一股烟草气息弥漫在那个时代的空气里，呛人扑鼻。那时的知识分子，跃马横刀，在这个古老而庞大的国家转型时期，面对残酷现实，挥动他们犀利的笔刀。刀光下，变革与热血便成了时代的主旋律，因此，我很难想象，那个时代也曾是徐志摩生活的年代。因为当他身边的朋友，乃至对手都手持刀剑时，他偏偏捧着鲜花，在那弥漫烟草气息的空气里，散发着不属于当时的淡淡香气。

我爱他，不爱他，都是因为这香气。

很难爱他——他忍心让妻子堕胎，只求与他真正爱的人结合；他在国家危亡之际，写得最多的是情诗；他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关注最多的是自己的内心；他只愿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弃现实不顾，低头实践自己的浪漫理想。

也很难不爱他——他用十年开创了中国近代诗坛上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这个以情诗闻名的诗人，也曾放下诗歌，发表一系列政论文讨论中国未来国运，目光长远，看得透彻；这个过分浪漫的男人说过，死在战场上是今日诗人最好的归宿；在绝望与希望角力，光明与黑暗未分明的年月，他是这样一个人：至死那一刻，他都相信人间有爱、有美、有自由。

爱徐志摩，爱他热烈的浪漫，恨徐志摩，恨他缺少冷静的哲思。但或许正因为徐志摩少了鲁迅冰山似的冷酷与理性，而在“残缺”中成就了他的另一种“完美”。所以，他的情诗，最终竟能穿透那个时代呛人的烟草味，清新而倔强地活在人们心里。

也许，徐志摩与鲁迅式人物的不同之处，仅在于追求理想的方式不同。徐志摩与所有人一样，追求着属于自己的爱与美，只是，当别人选择了用尖利的武器雕琢理想时，徐志摩偏偏选择了以诗作为实现的手段，而他同时也选择了女人作为理想的落脚点。

无论是美丽的化身曼殊斐儿，还是从他诗里走出的林徽因；从日本女郎一低头的娇羞，到新加坡朱古律女孩浓得化不开的绚丽，都是他对美丽柏拉图式的追寻。最终，徐志摩把浪漫信仰投射在陆小曼身上。

这个明媚动人的女子，貌美出众，才华横溢。她与曾经的徐志摩一样，被困于婚姻的牢笼。徐志摩遇到她，便温柔而坚定地介入，激起陆小曼被自己埋没的意志，使她努力认清了自己的方向。于是，一场疾风骤雨的爱情，成全了两人神圣的婚姻与自由。当徐志摩将陆小曼真正拥在怀里时，那真实的触感仿佛承载了他所有“诗化的生活”。这便是徐志摩追求自由的方式，用爱与女人承载他的关于美的理想。

但生活与诗想从来就只能站在理想的两端互相遥望。徐志摩关于美的理想，圆满在婚礼上，却最终被现实的利刃摧残。还是梁实秋先生的评价中肯，他说徐志摩太单纯，以为理想可以托着他飞在云端，但最终却在现实中折了翅膀。当初飞得多高，如今便跌得多痛。无奈中，徐志摩只得挥挥衣袖，理想的云彩留在回忆里再也带不走。

所以，当他身体里所有的爱在现实里流尽时，也许只有命运知道，太复杂的现实容不下太单纯的信仰。他像所有才华横溢的浪漫主义诗人一样，用悲壮的方式结束了短暂而丰富的一生。这个为爱而生的诗人曾对他的朋友说：“我要把生命留给更伟大的事业呢。”但这事业却终究未完成。有人说，徐志摩再走下去，或许会长大，孩子总有一天会看清现实的样子。只是上天不愿再给他十年，所以，徐志摩永远单纯着，怀抱着赤子的天真，在民国文人步履庄重的沉稳序列里，欢跳着向前。

今天，有关徐志摩所有的爱与恨，都离不开一个名为“时代”的镜头。透过它，所有人的形象都被嵌入“民国”的相框，站定了各自的位置，也许这是评价一个人最恰当的方式。但无论何时，赤子般纯情的理想，哪怕实现的方式再不现实，也总能从时代烟尘里透出点亮光来。

你的明媚我的忧伤

婚礼是自由的挽歌

1988年，纽约的一份中文报纸登载了一篇报道：

据《纽约时报》二十四日报道，近代中国著名诗人徐志摩的原配夫人张幼仪女士，已在上周六（二十一日）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于纽约的曼哈顿寓所，享年八十八岁……

张幼仪去世了。

她的离开，定格了近代中国文坛上一幅鲜活的情感画面，而那出被几代人评讲的，关于自由与爱情的现实剧，也仿佛随着她的离开，散了场。

张幼仪是这出戏中最早登台的演员，也是最后离场的角色，但她似乎从不是戏台上的主角。直到她谢幕的那一刻，也直到今天，她的名字仍然与“徐志摩原配夫人”的头衔形影不离。不能怪世人忽视幼仪的光芒，只是与她同台的徐志摩如同喷薄的朝阳般，太耀眼。生活在他周围的人，难免陷入他制造的阴影中。其实，不单是张幼仪，哪一个与徐志摩有关的女人，在被人提及时不带着一点儿徐志摩的味道？更何况是被徐志摩拿来，为“新思想”祭旗的张幼仪。

张幼仪最初上场的那一年是1915年。那一年，中国的飘摇和动荡与往年相比，或许并没有不同。每个人都在历史的航向上，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行。这一年，袁世凯正为了他的千秋帝国梦，跟日本人签订“二十一条”；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竖起了人权与科学的旗帜；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东京举行完婚礼；蒋介石的肇和舰起义失败……

国是大家的国，家是个人的家。帝制，人权，科学，革命，这一切似乎都与海宁硖石徐家的婚礼无甚关联。若一定要说有关，也不过是这场婚礼多少受了些时髦的西洋观念的影响，脱离了中国传统婚礼的形式，是一场“文明”的西式婚礼，没有“拜堂”。

十六岁的张幼仪纱裙曳地，被热闹的人群与欢乐的仪式催发出的兴奋、好奇与不安，化作红晕爬上了她的脸庞。尽管她有好几次忍不住想要打量身旁的丈夫，但婚礼的规矩与礼仪阻止了她的视线。年轻的新娘能做的，只是低顺着眉目，安静地等待仪式的结束。

这场婚礼对于张幼仪来说，或许有点突然。在得知自己将要结婚的消息前不久，她才刚刚说服父母，送她去苏州的女子师范学校上学。尽管幼仪深晓，作为女人，自己的前途并不在家人的期望中，因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是牢牢扎在父辈心里的女德标杆，千百年了，没有变过。但是，在她生命底质中，潜伏着一种特质，应和了汹涌灌进中国的西方新文化。这让她鼓起了勇气向父母提出上新式学校的要求。

在学校里受到西方教育的张幼仪，聆听了新的主张，但对婚姻的观念，她顺从了中国传统女子的另一种特质，父母之命。不过，确切地说，帮幼仪挑选夫婿的是她的四哥张公权。幼仪还记得那天，四哥兴冲冲地从外头回来，告诉她，硖石商会会长徐申如的独子徐志摩，一表人才，才气不凡。论人，他配得上张家的女儿，论家世，海宁首富徐家也配得上张家的显赫声势。张幼仪，这个聆听了新思想的女性，此时听从了旧言论，甚至没有一点怀疑。

她的丈夫……张幼仪还是忍不住悄悄地将视线移向了身旁的徐志摩。与所有旧中国的婚姻一样，她在婚前与这个男人并没有交集。现在，她也只是看到一个清瘦的侧影。她的丈夫有圆润的额头，鼻子挺立，薄的嘴唇抿出温柔的线条。尽管她不了解他，但也并非一无所知。毕竟，徐家公子，硖石的神童，十三岁就写得一手好文章，有谁没听过呢？现在，他已经是燕京大学的预科学生了。他的学问应当比自己好，他的思想自然也超在自己的前面。将来，他还要留洋去的。所以，这时的幼仪最担心的，或许并不是丈夫的为人与前程，四哥疼她，替她看中的人不会有错。显然，她现在最在意的，是自己能否跟上这个聪明而新潮的丈夫。

正因如此，张幼仪的心里对二哥张君劢的感激，在今天涨到了顶点。二哥在她三岁那年解开了裹在小幼仪脚上的厚厚白棉布。所以今天，她有一双大脚。尽管这双大脚曾被家里的婆婆、姨妈、姐妹们很是嘲笑了一番，但大脚代表着“新式”呢。也因此，今天的她站在这场西式的婚礼上，与西装革履的丈夫，看上去才能如此般配。

张幼仪此刻庆幸她有一双大脚，可她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思想解放的丈夫从一开始，就没有将她的那双大脚放在眼里。就是到后来，也没有。

徐志摩不时瞅瞅身旁的新娘，想起两年前，父亲递给他一张姑娘的照片，说那是他未来的妻子。照片里的张幼仪看不到特别的好，但也不难看。只是生得有些黑，嘴唇似乎也厚了一些。其实，幼仪长着一张典型中国少女的脸，圆润而柔和，沉静的眼里透着大家闺秀应有的大气端庄。可徐志摩没由来地一阵嫌恶。

他知道，这是父亲精心的安排。徐家的生意，张家的声望，门当户对，天作之合。但他并不满意这样的安排，这与他在学堂里学到的自由精神相距太远。如果这桩婚事被安排在十年以后，徐志摩也许会高喊着“我要追求爱的自由与婚姻的权利”，并拒绝父母送给她的新娘。但此刻的他，没有。

也许是他的理想与追求还不够坚韧，也许是父母的命令与张家显赫的声势一起制成的牢笼太坚固，总之，那天他只是将自己的不满，变成了下垂的嘴角，吐出了一句：“乡下土包子。”他与所有中国包办婚姻中的男人一样，甚至没有花时间去了解未来妻子，便用自己的妥协，将张幼仪日后的生命轨迹，扯进了自己的命运航道中。

这是一场西式的文明婚礼，却脱胎于一场旧式的中国礼制。这或许是徐志摩在面对这次婚姻时，最大的心结。这个结，不但捆住了他与妻子的情感交流，更捆住了他理想中的自由，捆住了他进化成新青年的通道。他觉得，自己尽管穿上了西装但却与自己的灵府如此不搭调。新式的衣装，与这骨子里的旧，让自己显得分外滑稽。

徐志摩与张幼仪一起向“旧”妥协了。在那样一个新旧交错的年代里，徐志摩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将要对抗的东西是何等深刻，或许他同样没有意识到，当他妥协的那一刻，他与“小脚”的女人并没有质的差别。但徐志摩毕竟曾立志，要“冲破一切旧”。只是在他还没有找到冲破的方式时，一切就在他毫无准备的思想里发生了，而他灵魂的一部分仿佛还留在北京的锡拉胡同里。那里，住着蒋百里。

蒋百里是徐志摩姑丈的弟弟。他在早年留学日本期间，结识了当时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并拜梁启超为师。回国后，蒋百里时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袁世凯总统府一等参议。他的身体里流淌着尚武的血液，怀抱着爱国的热诚。更难得的是，学贯中西的蒋百里，在作为一个军事家的同时，在文学与史学方面也有极高造诣。他的《国魂篇》《民族主义论》等长篇论文立论独到，文辞流畅，颇有梁启超之风，而他的书法也深具晋人气韵。

徐志摩在1915年考上燕京大学预科班时就住在蒋百里家。平日里，徐志摩与蒋百里谈时事，聊文学，评历史，讲政治；他敬蒋百里，爱蒋百里，虽然蒋百里长徐志摩十四岁，可徐志摩与他甚是亲近，无话不谈；他是徐志摩口中最亲的“福叔”。与蒋百里的交往，让当时的徐志摩在思想上趋向政治。在一次闲谈中，蒋百里曾对徐志摩说：“青年有了真才实学才能展鸿鹄之志，救国救民。你何不与他们一起出洋去，学西洋之长为己所用。”

这话正说到了徐志摩的心里，此前，他已经有了留洋的想法。当初，他之所以报考燕京大学的预科班而非本科，就是因为当时的燕大预科班注重外语的应用，学成之后可以尽快地留洋；此番，加上蒋百里对他的影响，徐志摩更是觉得他在北京的求学生活充满了奋斗的热情。他在锡拉胡同与学校图书馆两头跑，埋头在西方新思想中，闲暇时与友人聊聊戏剧界的“菊选”，别人爱梅兰芳，他独爱杨小楼，兴致到了还会跟朋友打打网球……

福叔劝他留洋时的神情还在眼前，杨小楼的腔调似乎都萦绕耳边，燕京大学图书馆里的墨香还都能闻见，怎么一转眼，自己就与这个不认识、不爱的女人站在一起了？做梦一样。父亲频频的电报是催命的符，那些“男大当婚”“识大体”“有利家业”的话是魔咒；祖母最疼自己，可她殷殷的期盼却把她那份深厚的慈荫变成了最重的包袱。于是一切就这样发生了。徐志摩心里清楚，与张家的联姻，不过是他的父亲在为独子规划前程的棋盘中，落下的一颗棋而已。

父亲徐申如是个精明的商人，他的一生都在用精准的眼光打造生活中的一切。在他所有的实业中，有两件事最值得骄傲：第一件，是他联合了海宁的绅商，克服了重重阻力，硬是让拟建中的沪杭铁路生生拐了个弯，穿过了硖石，成就了海宁硖石地方几代人的福祉；第二件，便是儿子徐志摩。别的不说，单单是他为了让儿子的书法水平有所长进，便将著名书法家郑孝胥，聘做儿子的书法老师。这次，尽管儿子已经与张家小姐有了婚约，尽管他本应让儿子尽早将张幼仪娶进门，但他仍然顶着张家人的反对，亲自将儿子送上了北京最好的大学。可以说，这个精明的父亲在儿子的培养上，同样用上了他敏锐的经商头脑。现在，父亲觉得是时候让儿子回来成亲了。

张家现在的名望不一般。看中自己儿子的张公权是当时的浙江都督府秘书，将来大有作为；而他的兄长张君劢则是有名的法学家，与梁启超过从甚密。徐申如再次以他精准的眼光，准确地预见了未来的张家兄弟在中国未来的政界与财经界中呼风唤雨的地位。与这样一个有钱权有名望有修养的上流社会家庭联姻，徐申如没有再拖延的道理。于是，给儿子拍几封电报，对他进行几次动情的说理，徐申如便为自己谋回了一个好儿媳。

这种境况下的徐志摩，挣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他成了那个变革时期的精神缩影。或许很多东西可以在朝夕间改变，但也有许多东西无法轻言抛弃，比如孝道。这一点，即便是在他走出硖石，跻身那些欧洲思想家行列的那一天，也仍然无法割弃。

但他仍然得做些什么。于是，一场热闹的婚礼之后，他选择了冷漠。

一个人的婚姻

冷漠，是这场婚姻唯一的韵脚。它的第一个音节奏响在张幼仪死寂的新房里。新婚之夜，洞房的花烛下，徐志摩一句话都没有对幼仪说，幼仪也不知该用什么，来打破她与这个陌生丈夫间的沉默。后来，徐志摩离开了，躲进了奶奶的房间。只是，他的行动力仍是敌不过长辈的希望。几天后，徐志摩在佣人的簇拥下，踏进了新房。

两年后，张幼仪怀孕了。关于这一点，浪漫的诗人有自己的解释，他说：“爱的出发点不定是身体，但爱到了身体就到了顶点；厌恶的出发点，也不定是身体，但厌恶到了身体，也就到了顶点。”

徐志摩并没有因为肉体而将他对幼仪的爱推到顶点，相反，他对张幼仪的厌恶，却因肉体达到了顶点。有一次，徐志摩在院子里读书，忽然觉得背痒，于是便唤佣人帮忙。一旁的张幼仪想，这样的事情何必佣人动手，于是便凑近了替丈夫解痒。可是她没有想到，徐志摩仅仅用一个眼神，便拒绝了她献出的好意。那个眼神轻蔑、不屑、冰冷刺骨，多年以后，张幼仪回想起来，仍然不寒而栗。

幼仪其实是个很好的太太，但凡认识她的人总是对她印象极佳。时人曾评价张幼仪：“其人线条甚美，雅爱淡妆，沉默寡言，举止端庄，秀外慧中，亲故多乐于亲近之……”徐志摩的好友梁实秋也说：“她是极有风度的一位少妇，朴实而干练，给人极好的印象。”

幼仪也是个很好的儿媳妇。她在徐家恪守着一个好儿媳的本分：她帮着公公徐申如操持庞大的家族生意，照顾婆婆，管理徐家的下人，家事人际操持得井井有条。为了照顾公婆，她甚至放弃了继续上学的机会。婚后的幼仪曾经写信给苏州女子师范学校，表达了继续学习的愿望。但校方提出，幼仪必须重新修业一年，修满两年课才能毕业。新媳妇要离开公婆两年，这对幼仪来说实在难以接受。于是，她从外面的世界退回了硖石的老宅。幼仪的大脚并没有带她踏出自由的脚步。

幼仪是公婆眼中的好媳妇，甚至可能是许多人眼中的好妻子，但她却不是徐志摩心中的好太太。在徐志摩眼里，幼仪嫁过来以后很少笑过；她办事主动，有主见，有主张，就像《红楼梦》里的薛宝钗。但徐志摩要的，是一个能与他的思想共鸣，与他的浪漫情调合拍的女人；他的妻子应该有思想，有个性，应该是个开放、新潮的新女性；但张幼仪只是宝山县首富张家的小姐；她的偶像是《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她的人生在徐志摩的眼中，始终沾染着铜臭；她的角色在徐志摩看来，不过是纠缠于家业中，翘着双腿对下人指手画脚的管家婆。因此，张幼仪无论再怎样温顺体贴、恭俭礼让，她在徐志摩眼中，也不过是旧婚姻的傀儡，旧制度下的陈旧女性。这个妻子于徐志摩，不过是个“守旧”的代名词，平庸而乏味地立在了浪漫与自由的对立面。他与她的思想，分明是站在时间的两端，空间越近，心灵越远。于是，一座旧式婚姻的围城困住了两个人。

可浪漫的诗人不会甘心被围城关住，他在迟来的洞房之夜里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后，几乎是立刻便离开了硖石，就近去了上海沪江大学继续他的修业。1916年秋天，他考入北洋大学法科。第二年，由于北洋大学预科部并入北大，因此徐志摩再次北上，进京学习。只是这一年，他的福叔因为袁世凯的复辟举动，离开了北京。

福叔的离开，让徐志摩失了一位可以倾谈的对象，但这并没有给徐志摩造成多大困扰，相反，他这一年轻轻松松便过完了。他家境殷实，没有温饱的烦扰；他为人聪慧，选着自己爱学的课；他志向高远，以留洋为盼，精神亦有所寄托；更何况，他通过张幼仪的二哥张君劢，拜入梁启超门下做了入室弟子，身价与前途都像闪光的金子一般耀眼明亮。海宁硖石保宁坊徐家老宅里那座阴郁的婚姻牢笼，都似乎被顺心的生活阳光融化了。就在他拜师不久，1918年8月，徐志摩搭上南京号留洋去了美国，留下了老宅里的张幼仪。

两年的婚姻生活中，张幼仪能想起来的仅仅是丈夫的冷眼与漠视。在丈夫出国留学的日子里，张幼仪所拥有的最多东西，便是时间，但她的丈夫没有给她留下任何可供打发寂寂年月的念想，除了儿子徐积锴。徐志摩去美国时，他的儿子刚刚满四个月。可这个儿子也不过是徐志摩为尽孝道不得不履行的婚姻责任。“责任”二字在旧时的中国是大多数婚姻得以延续的支撑。如果徐志摩没有出国，如果他日后没有遇到那些“偶然投射在他波心的云影”，他是否能依着这“责任”二字，成全了幼仪平淡的生活？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责任”二字却牢牢地将幼仪锁在了她与徐志摩有关的所有事情上，仿佛是前世欠下徐志摩的情债，今生用了她所有的时间一一偿还，直到徐志摩死去。

很多年以后，张幼仪的房间里仍挂着徐志摩的油画，在她的台桌玻璃下，压着有关徐志摩的消息。戏台上的演员来来去去，张幼仪始终站在一个属于她的角落里，固守着传统女人对生命中第一个男人的执着。幼仪在这场戏里，仅有一张与徐志摩的合照。那张照片里，她戴着圆顶帽子，虽然沉静但却带着难掩的腼腆，甚至有些不安地，在嘴角扯出一道看似笑容的曲线。她身旁的丈夫徐志摩脸上挂着浅淡的笑。这张照片摄于1921年，彼时两人结婚已经有6年，但照片中的他们，身体语言显得如此拘谨，像是一对不相熟的人被凑在了一起……

1920年冬，徐家老宅里接到了徐志摩的一封信。或许这是丈夫从海外寄回的信中，最温暖幼仪心灵的一封。信中说道：

父母亲大人膝下：

儿自离纽约以来，过二月矣！除与家中通电一次外，未尝得一纸消息。儿不见大人亲笔恐有年矣。儿海外留学，只影孤身，孺慕之私，不俟罄述。大人爱儿岂不思有以慰儿邪？……从前玢媳尚不时有短简为慰，比自发心游欧以来，竟亦不复作书。儿实可怜，大人知否？即今玢媳出来事，虽蒙大人慨诺，犹不知何日能来？张奚若言犹在耳。以彼血性，奈何以风波生怯，况冬渡重洋，又极安便哉。如此信到家时，犹未有解决，望大人更以儿意小助奚若，儿切盼其来，非徒为儿媳计也……

她的丈夫写信来，要她去陪他了。

丈夫走了两年，他每次写信回来的开头都是“父母亲大人”，每次只到信的最后才提到自己，每一次信中对儿子的关照要比对自己的多上许多，可这一次，虽然信的开头仍是“父母亲大人”，但满纸上却是要她出洋去陪他。

这封信似乎吹走了幼仪心头那层从新婚当天起就布下的尘土。于是，她变得比往日轻快，心里有了以往从不曾有过，甚至不敢有过的希望。在这以前，幼仪从来不敢问公婆她是不是能够去陪丈夫，即使是丈夫来了这样一封看起来殷殷迫切的信，她仍是不敢问。幸好，疼她的二哥张君劢劝服了公公。1920年冬天，幼仪终于踏上了渡洋的甲板。她要先到法国马赛，再转飞机到英国。

轮船整整在海上走了三个星期。这三个星期里，幼仪把与丈夫相见的情景，把他们未来的生活翻来覆去地想了不知已有多少遍：志摩出国有两年了，他一定有了变化，胖了？瘦了？他一定是想家的，想阿欢（徐积锴的乳名），或许……也想我；他一定需要我，否则他怎么会专门写信要我去陪他？我要告诉他，我接到他的信后，下了决心要出来，就连阿欢我也放下了。他还小，但婆婆她们可以照顾；这海船真的不好坐，晃得人直晕……他让我来陪他，他需要我，我们的日子可以重新开始了。或许，我在外头可以和他一样去上学？这样，他会更喜欢我了，他喜欢有思想、开放一点的女人……幼仪靠着栏杆，一道黄昏的光影静静铺展在甲板上。远处的海平线上，出现了蜿蜒错落的海岸线。

船靠岸的时候，幼仪隔着层层的人潮，一眼就看见了她的丈夫。他穿着一件瘦长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了条白丝巾，站在人群中，那么显眼。丈夫很好认，并不是因为他的衣着多么显眼，只是因为他的神情于幼仪而言那样熟悉，又与接船的人群那样不一致。很多年以后，张幼仪回忆起那时她看到的徐志摩时说：“他是他们当中唯一露出极不愿意到这里来的神情的人。”

如果幼仪的心曾经轻快过，那么此刻，它被狠狠地砸到地上，发出闷闷的一声响。那些日日遥想的倾诉，那些憧憬与希冀，都随着心的落地变得悄无声息；如果那封信曾经让她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么如今，人群中的徐志摩，远远地，便用那种仿佛永远不会变的冷漠表情，惊醒了她的梦。

沙士顿的“同居”生活

在英国伦敦郊区有个地方叫Sawston，徐志摩说，那里是“沙士顿”。他还说，那里有座小屋，是他与张幼仪同居的地方。“同居”，并不是用来形容夫妻共同生活的词。像徐志摩这样，将爱情视作宗教的人，在情感上始终也没有承认过他与张幼仪的婚姻。

在他眼里，那场婚姻徒有一个空洞的躯壳，张幼仪只是与自己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以合法的方式生活在一起的女人。当初在硖石老家，他就从未正眼瞧过张幼仪。他的视线也总是像掠过空气那样，掠过这个父母送来的妻子。但现在，他得把这个与他不搭调的女人接到身边来，在这个异国郊区的小屋里，日日面对面，怎么想都不是滋味。

这个女人为什么就不能有些风情呢？在马赛接到她的时候，她竟还穿着土气的旗袍，说什么那是她精心挑选出的。既然到外头来，就得有点洋气不是么？这身旗袍太不入眼，与法国的气质太不协调。还是带她去买了一身当下时髦的衣裳，圆顶帽、连身裙、黑丝袜、亮皮鞋。挺好，可你瞧她那个样子，别别扭扭。乡下土包子就是乡下土包子，不知道新潮，不知道接受外面的好。

她连照个相，都拘谨成那样。不就是靠近一些拍个合照？多正常、多简单的动作。既然你把我当丈夫，亲近一点又有什么关系？你看法国大街上的情侣，哪个不是见了面先来一个热烈的拥抱？可她，还守着那份家教。传统传统，矜持压抑，这样的女人，死守在传统里，不知道要逃跑。

既然来了，就让她见识见识外头的风景和人事，所以带她走了一圈。看埃菲尔铁塔，看巴黎圣母院，看凡尔赛宫，看枫丹白露。这些景致很好，但她不懂这里的历史、故事与情调。也懒得与她细讲，走马观花，匆匆看了一圈，还是早点转飞机去英国的好。

直到很多年以后，徐志摩还记得那次乘机的经历。他记得，张幼仪从一上飞机开始，就窘迫得拎不清。腿痒去抓，结果，那细腻的丝袜就因她的粗陋破了洞。那双脚，在柔软的皮革里不安分地扭动。唉，乡下土包子。她后来竟是要吐了，可她居然抓过了帽子，幸亏他还算机灵，换了纸袋……“你真是个乡下土包子……”他终于没有忍住，还是说出了奚落的话。结果，他话还没说完呢，自己竟也吐了起来。后来，徐志摩回国当老师的时候，在一次课堂上跟学生们说起这次经历，他对自己的这次出丑这样解释：“想来是因为天气恶劣……这一路吐着，从巴黎吐到了伦敦。”但他没有告诉学生们，他因这次吐，而被那个他看不上的女人小小回击了一记：“我看你也是个乡下土包子。”那话音里，分明有点报复的小小快意。

那次飞行，一路无话。

飞机落了地。徐志摩站起来走向舷梯。机场来了两个中国人，是接机的友人。他很开心，一扫飞机上的沉闷，脸上生动了起来，几乎是冲下了舷梯。与来人拥抱，用的是洋人的方式；他们的交谈，也用洋人的话。张幼仪静静立在一边，她无法参与，她没有被介绍，仿佛不存在。窘迫，无聊，那个男人为什么一直提他的裤子？另外那个人的脸为什么一直在抽搐？好不容易得了空当，问丈夫：“这是你的朋友吗？”可她只等来一个轻蔑的眼神。丈夫扔下她，转身离开。她步步跟上，心想，那样举止没分寸的朋友，也入不了她的眼。

看起来，丈夫还是那个在硖石的丈夫，但她可以变成更新潮的她。她没有缠过脚，她也上过师范学校，如果能在英国好好读几年书，学识和修养都丰富起来的话，就一定能配得上他。张幼仪以为自己总有一天可以跟上丈夫的脚步，可慢慢地，她发现，她已被丈夫隔绝在心门之外，就连敲门的机会也没有；慢慢地，她还将发现，她的到来，竟无意间挡在了丈夫追爱的路上。而此时，她只是想不明白，既然不是思念，既然不是需要，丈夫那封盼着她早日出国的信，又要如何解释？其实，这一切都是二哥张君劢的好心成全。

这还得从1918年说起。

1918年9月，徐志摩奔赴美国。父亲送他出洋留学，希望他将来[1]进金融界，他自己的最高野心，也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他在那里进了克拉克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又到哥伦比亚大学入了政治学系。当时的徐志摩，规矩而勤奋。他每日“六时起身，七时朝会，晚唱国歌，十时半归寝，日间学勤而外，运动跑步阅报”。这样剔励自重，也难怪他后来只用了半年的时间，便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

就在徐志摩留美期间，1919年4月，他收到了张君劢的来信。信中说，张君劢计划到美国来，顺带还提到，希望徐志摩能将他的妻子张幼仪接到国外来一起生活。

彼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张君劢正与老师梁启超在欧洲考察。这次考察让他得到一次机缘——跟随著名哲学家倭伊铿学习，并留在了德国。张君劢对他的这位妹夫本来怀有极深的信赖。他不仅是徐志摩的妻舅，还是“挚友”，他更是在徐志摩的求学路上做了一回引路人——是他亲自把徐志摩引进了梁启超的门下。因此，他认为他了解徐志摩，他认为既然徐志摩如此向往西方，那么他一定也希望自己的妻子一起到国外去，与他一起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种种。

一切只是他认为。可能，他的确很了解了这个妹夫，但他唯有一件事没有了解——他的妹夫在婚后没多久，就对着妻子张幼仪说：“我要做中国第一个离婚的男人。”张君劢或许对徐志摩反传统的“叛逆性”体察甚深，但他却未能真正了解，徐志摩血液中的叛逆因子，会让他不惜用最冷酷的方式，去对待他无辜的妻子。如果他知道他的好心成全会间接划出张幼仪生命中最深的一道疤，那么或许，他会重新考虑让妹妹到徐志摩身边去的计划。

但正因为张君劢料不到，所以他在张幼仪出国一事上，倾注了最大的热心。在张君劢留学德国约半年后，他有机会回了一趟家。时值1919年，国内爆发五四运动期间，张君劢因国家的革新潮流而感到兴奋，在他为国事振奋的同时，还问起了妹妹的家事。也正是那一次，他得知徐志摩并没有如他所认为的，让张幼仪出国团聚。

敏锐的嗅觉让他嗅到了这对夫妻之间的不和谐，闻出了徐志摩可能会在国外“分心”。于是他坚定地对妹妹说：“你非出去不可。”接着，他在这边，劝说了徐申如放儿媳出国，以“提醒徐志摩对家庭的责任”，毕竟年轻夫妻分开久了不好；在那边，他频频与徐志摩通信联络，以责任与情感为筹码力劝他接妻子出国。就这样，徐志摩写了一封情辞恳切的信，将张幼仪拉了出来。

那时徐志摩为了追随罗素，已经到了英国伦敦。

张幼仪便这样出国了。一切在她的意料之外，若不是哥哥让她非得出去，若不是丈夫真的有信来，若不是公婆首肯，她是绝不敢动这样的念头的。无论如何，她出来了。现在，她跟丈夫住在那个叫沙士顿的伦敦郊区。但是，她在轮船上想到的新日子真正展开时，全不是她想的样子。很多年以后，张幼仪再次回到这里，竟再也无法相信，当年的她真的曾经这样安排过自己的生活：

张幼仪在徐家是太太，在这里却变成了佣人。她每天坐着公共汽车去市场，再拖着食物回家，安排一日三餐，洗衣扫地。繁忙的家务占去了她全部的时间。她原来想学点英文，可是教课的家庭老师嫌路远，竟然不来了；她原本以为，夫唱妇随，跟着丈夫一起学点西方的文化，可是，每天干的竟是这些。她什么也没有学成，知道的东西少到不可思议。她甚至不晓得客厅壁柜里那个奇怪的机器是吸尘器，所以一年多了，她一直用扫把打扫屋子。她还以为，离了公婆，少了拘束，丈夫可以对她再亲近一些，但少了拘束的只是丈夫。他在家里来来去去，全凭兴致，好像她不在似的。

幼仪白天很少看到徐志摩，他总是在学校，直到黄昏时分才会回来。徐志摩不在家的时候，幼仪一个人待着，家务忙得她脚不着地；就算徐志摩在家，幼仪也还是一个人。他对她跟在家乡的时候一样，沉默，冷淡，哪怕是当天的饭菜不好，徐志摩也不发表任何意见。那样的时刻很奇怪，丈夫在身边，幼仪却那么寂寞。或许是徐志摩也觉得这样的气氛不妙，于是便找了一位叫郭虞裳的中国留学生来同住，为的只是避免二人之间，空气一样无处不在的沉默。也只有那时开始，幼仪才有了一个可以陪着她买菜、聊天的人。

幼仪觉得，她的丈夫之所以还能每天回家吃饭，或许是因为当时他们的经济条件有些拮据，亦或许是因为，她烧的饭菜还算符合丈夫的胃口。但徐志摩即便待在家里，也并不与幼仪交谈，因此幼仪无法把她的任何想法告诉徐志摩。张幼仪出身名门，家里有博学多闻的兄弟，她可以和兄弟们无话不谈，但她只要在丈夫徐志摩面前开口，得到的回应永远是：“你懂什么”“你能说什么”。其实，幼仪并不是什么都不懂。到伦敦不久后，她便很敏锐地觉察了徐志摩行动的不合理之处。徐志摩每天一大早便出门，即使当天不上学，他也是吃完早饭就出门。这时候，徐志摩难得热心，会告诉他的妻子一声，他要去理发店。

每次理发都要去理发店么？丈夫完全可以在家里，让她帮忙理发。更何况，他们每月都得等着徐申如寄钱来花，因此，更是当省则省。徐志摩的举动令幼仪不解，但她最终还是猜到了，这与他的女朋友有关。

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婚姻一直这样空洞乏味地进行着，徐志摩的心从来未曾停留在幼仪身上。现在，他的心更是飞了，飞到书本上，飞到文学上，飞到他一直藏着的，那个女朋友的身上去了。

志摩的遗弃

她的女朋友，名叫林徽音。《诗经·大雅·思齐》里唱：“思齐大任，父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那个美丽的名字，就从这里来，很久以后，她才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徽因”，据说是为了与当时一位有名的男性作家“徽音”区别。

林徽因与徐志摩走得很近，虽然后来她否认了自己对徐志摩的爱情，说那只是对徐志摩才情的单纯倾慕。但在幼仪看来，她与徐志摩之间的交往，显然已经是恋人才有的举动；她更是认为，林徽因当年给了徐志摩一个爱的承诺。

不管幼仪对林徽因的猜测是不是事实，但至少徐志摩对林徽因的确动了感情。他深深地陷入了恋爱，爱上了那个十六岁未经人世的清纯少女。

恋爱中的人总是陷入不可救药的无理性之中？因为他们只看得见自己想看见的东西，徐志摩也是这样。当他中了名为“林徽因”的毒时，便只看到林徽因对自己的倾慕，却看不到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在第一次面对男性追求时的懵懂与迷惑，所以他的爱因她的倾慕而更加热烈；他中的毒，令他只能看到自己的妻子，在这场关乎理想的爱情中变成了他的死穴，却看不到林徽因由于早年的家庭阴影，再也无法接受任何形式的家庭裂痕。于是，一个在他心中蛰伏许久的想法，终于在沐浴了“自由之爱”的阳光后，破土而出。“做中国第一个离婚的男人”，现在，他要实现这个想法，当然，这是为了理想。当然，这也为了林徽因。他现在要做的，只是找一个时机告诉张幼仪。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张幼仪怀孕了。“把孩子打掉。”几乎是立刻，徐志摩在听到幼仪怀孕的消息后，便做出了这样的指示。

幼仪看着丈夫一脸的不耐烦，仿佛全身的力气都被抽走，脑袋空茫茫的一片。她想过丈夫在听到她怀孕时可能有的反应，比如他可能会有点高兴，他可能会和她一样不安，他会送她到其他地方养小孩，他可能会让她回硖石，但她绝没有料到是这种反应，就如同她当初没有料到丈夫根本不希望她来伦敦一样。她永远不懂他。她不知道她的丈夫为什么会做出如此狠心的决定。她对他一直很忠诚，他们的生活也没有到养不活孩子的程度，为什么要打胎？打胎可是会死人的。“我听说，有人打胎……结果死了……”幼仪心里发凉。

徐志摩现在对张幼仪很没有耐心：“还有人因为火车出了事故死掉的，难道大家就都不坐火车了吗？”他说完，转过脸去不再看幼仪。

我们的确无法想象，怎样冷酷的灵魂才会将坐火车，与杀死母亲腹中孕育的生命联系在一起；但我们现在完全了解，如今的徐志摩，为了他的“理想”，已经陷入何等的非理性之中。不过，徐志摩在离婚这件事上，却仍保持着必要的清醒。现在，什么都无法阻止他。就在得知幼仪怀后不久，徐志摩毫不犹豫地向幼仪提出了离婚。他给的理由是：“小脚与西服不搭调。”“小脚与西服不搭调”这句话，其实是从幼仪嘴里说出来的。

那天，徐志摩请了当时在爱丁堡大学留学的袁昌英来家里吃晚饭。幼仪以为，她就是丈夫的女朋友。晚年的幼仪已经记不得这位客人的名字，她“唯一真正记得的一件事，是她的外表”。那位小姐，短发，擦着暗红色的口红，穿着一套毛料海军裙装，时髦的外表。可是，挤在她鞋里的，却是一双小脚！

是的，这位新式女子裹了小脚，幼仪差点放声大笑。真是讽刺，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吸引了丈夫？她难道不应该更新式一些吗？我是乡下土包子，那他带回来的这个女人，那双小脚，会比我的大脚更先进不成？她受过新式教育，会流利的英文，可我年轻的时候一样读过书，如果你当时鼓励我上学，让我好好学英文，我能学到的东西肯定不比你带回来的这个女人少！但，丈夫要纳妾，做妻子的没什么可说的，接受便是。在嫁到徐家以前，母亲便教过，在丈夫家里，女人的答案永远只有一个字：“是。”是了是了，你满意了，你娶便是。

晚餐后，徐志摩把客人送走，回来后便问幼仪对刚刚这位客人的看法。于是幼仪说：“她挺好。只是，那双小脚与西服不搭调。”“小脚与西服不搭调。”这八个字，每一个都敲在徐志摩心里。这桩婚姻长久以来在他心里淤积的烦躁与挫折在这八个字的振动下，呼地一下从他压抑的心里猛地直冲向脑门。他提高了声调，用从来没有过的尖利嗓音冲着幼仪大声地叫道：“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离婚。”

那层笼罩在这场婚姻上的雾，终于在徐志摩这声宣誓般的尖叫中散去。一个长久以来被隐藏的事实，也终于露出了尖锐的轮廓。

幼仪想不通，她从来不懂他。现在，她更是拿不准徐志摩的脾气。那天晚上之后，他们再没有说过话。几天后，徐志摩连早饭都没有碰，便出门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来。几天后，同住的郭虞裳提着皮箱也走了，屋子里只剩下无依无靠的幼仪和她肚子里的孩子。幼仪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哪里，她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么。就算只做一日夫妻也有百日恩情，更何况幼仪已经为他生了一个儿子，现在还怀着另一个，但徐志摩就这样一走了之，直到幼仪离开，都不曾出现。他没有给在伦敦举目无亲的幼仪安排生活的去路，只是将她放在那里，一直以来就那样放着，不闻不问。

无奈，幼仪给当时在巴黎的二哥张君劢写了封信，说徐志摩要和她离婚，说她怀孕了。她问二哥，她要怎么办。张君劢回信了，信的第一句是：“张家失徐志摩之痛，如丧考妣。”然后，他才说，幼仪你到巴黎来，腹中的孩子千万留住，二哥收养。于是，幼仪走了，离开了沙士顿的房子。身后的门轻轻关上，隔开了她生命中一段最不忍回顾的旧生活。

离婚，笑解烦恼结

张幼仪再次见到徐志摩是在转年3月的柏林。一个星期以前，她刚刚生下了她与徐志摩的第二个儿子徐德生。在这个三月，幼仪迎接了一个新生命，也与一段旧式婚姻诀别。1922年3月，由吴经熊、金岳霖等人作证，徐志摩与张幼仪在柏林签署离婚协议。徐志摩成为中国西式文明离婚第一人。

离婚，这在当时是个革命性的举动。在这些以革新，甚至以革命为口号的热血青年眼中，包办婚姻简直是对人权的压迫。它扭曲了人类的自由情感，亵渎了神圣的爱情。正如徐志摩所说：“无爱之婚姻无可忍”，所以，“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但是，“追求自由爱情”这几个字，还远远无法承担徐志摩式的青年对“进步”的希望。

徐志摩嫌恶的是守旧的一切，与一切传统下的腐旧。要反对旧，可旧是什么？旧抽象得很，你必得找个形影，旧诗、八股文、旧婚姻……很不幸，那桩父母精心挑选并打造的婚姻，正好撞到了徐志摩喷涌而出的新思想的岩浆上；很不幸，何其无辜的幼仪成了那守旧的形影。

所以，徐志摩离成了婚，便是一场胜利。他登报发了个启示，还送给幼仪一首诗，叫《笑解烦恼结》。他在诗里对幼仪说：“……毕竟解散，烦恼难结，烦恼苦结。来，如今放开容颜喜笑，握手相劳；此去清风白日，自由道风景好。听身后一片声欢，争道解散了结儿，消除了烦恼！”

所以，当这婚离成了，烦恼结解了，“旧”的阴影散了；所以，当幼仪在离婚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时，徐志摩会对她连声道谢，谢她帮助他对旧传统进行了一次猛烈而成功的打击；所以，在幼仪与徐志摩离婚后的很多年里，她与徐志摩的关系反而近了。他们会经常通信，与对方谈未来的打算与生活的琐事。徐志摩甚至还向人夸奖幼仪，说她是个很有志气的女子。他开始觉得这个女人可以稳稳地独立，觉得她的“思想确有通道”，觉得她什么都不怕，甚至觉得她有可能“丢几个炸弹，惊惊中国鼠胆的社会”；所以，那段旧式的婚姻是徐志摩心头的结，阻碍了他看到张幼仪身上已经拥有的，和可能拥有的好。

离婚，在当时多少还带有点戏谑的味道。据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说：“那时还有一个风行的事，就是大家鼓励离婚，几个人无事干帮这个离婚，帮那个离婚，首当其冲的是陈翰笙和他太太顾淑型及徐志摩和他太太张幼仪，张其时还正有身孕呢。”只要是旧式婚姻，就不管不顾地鼓励人家“解烦恼结”，这是不是也是那个时代的新潮文人，与时代一起生的病？当徐志摩要与成全了他自由大义的张幼仪握手言欢，笑解烦恼结的时候，他觉得：我解放了自己，也是解放了你。但不知他有没有为这个被他牺牲的女人考虑过出路，考虑过公平。

推翻自己的包办婚姻，似乎是那个时代接受过西方进步思想的文人，在反对所谓的腐朽传统时，运用的共同武器，无论这些人的性格或是主张有怎样的差别。也许，这是新思潮在碰到旧体制时，本能竖起的倒刺，亦或许，这是一个新潮文人在被拉入一场旧婚姻时，仅有的可供选择的反抗方式。但无论如何，在这场新与旧的较量中，女性永远是角力的被动方。

无论是革命还是游戏，徐志摩离婚的举动在张幼仪眼中，不过是为了追他的新女朋友。多少年过去了，幼仪仍坚定地认为，如果没有新女朋友，徐志摩不会那样急着要离婚。什么理想与勇气，那不过是徐志摩为了追到他的女朋友而找的借口。这样的行为称不上壮举，如果他只是单纯地依着自己的意思，因这场婚姻里没有“爱”才离婚，那才是壮举。幼仪的想法不无道理，却也并不能说与“自由勇气”完全无关。只是，当这一切被时代的镜头定格住时，“徐志摩为林徽因而离婚”便自然地被虚化，而“自由与勇气”的轮廓，则显得异常清晰。

与徐志摩离婚后的张幼仪，开始了自己的生活。她在张君劢的帮助下，入德国裴斯塔洛齐学院攻读幼儿教育，归国后在东吴大学教德语。再后来，她在四哥张公权的支持下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成为中国第一个女银行家。与此同时，幼仪还集资，在上海静安寺路开办云裳服装公司，任总经理。1934年，她在二哥张君劢主持成立的国家社会党内任财务。作为女人，她的风光，一时无两。

但对幼仪来说，最值得安慰的可能是她在徐家的地位不但没有因离婚而丧失，反而更加稳固。徐申如认了她做干女儿，这使她在实际上，即便不是徐志摩的妻子，也还是徐申如的儿媳妇。她仍帮着徐申如料理徐家大大小小的生意，参与徐家大大小小的事务，甚至连后来徐志摩再婚，徐申如都不忘记听取她的意见。张幼仪海宁硖石徐家少奶奶的地位，不可动摇。

或许有人会说，正是徐志摩的遗弃，才使得张幼仪成长。但毋宁说是张幼仪自身潜藏的特质，让她在被遗弃的日子里，走向了独立。那种特质，在她少年时将她带进了学堂，却在她结婚后寂寂沉睡。于是她坚定地守着传统，或为侍奉公婆而放弃学业，或夫唱妇随做个无怨言的家庭主妇。因此，即使她走出了国门，却没有走出传统为女性划定的圈。而当她被自己信赖的传统遗弃后，她潜藏的特质及时地苏醒。正因如此，她才有可能理解徐志摩的思想，认同他的做法，从而接受徐志摩离婚的主张。但更重要的是，她再一次地，因这种特质的苏醒走上了新式女性的路。中国第一场西式的文明离婚中，不但有徐志摩的勇气，也有张幼仪的勇气。

至此，与张幼仪有关的剧情，缓缓落下了帷幕。她幸运地在这座舞台上，有了能让自己独自站立的角落。她在徐志摩给她的一时痛苦中，找到了通向一世幸福的路。现在，她所要做的，便是在属于自己的那方戏台上，演好自己的故事。而另一边，徐志摩的人生戏剧，才刚刚进入主题。[1]美国开国元勋之一，哥伦比亚校友，是美国政治、经济领域的领袖人物。

康桥别恋

当爱遇到林徽因

有人说，爱一座城市，实际上爱的是这个城市里的某一个人。所以，在爱上城市以前，请先在这里谈一场恋爱。这样，你才能把心留给这座城市，而如果你的爱人没有离开这里，那么，你的心就永远无法从这座城市离开。

徐志摩说，康桥是他的爱。康桥令他觉得幸福，幸福得他从未忘记，以至于多年后，当他重新回到这里，仍旧向它倾弹了深情的夜曲。这样的情感，或许正是因为他爱上了这里的林徽因。

感情很玄妙，有的人日日在你眼前，你却对他视而不见；可有的人，只一眼，便是一世的记挂。徐志摩从来没有想到，他为了追随罗素从美国追到伦敦，罗素没有见着，却让他认识了只看了一眼便记挂了一世的林徽因。

那天，徐志摩听说国际联盟同志会理事林长民先生将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上发表演说。这位人称“书生逸士”的林长民，在当时提倡宪政、推进民主、热心公益，他与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是政治上的知己、生活中的挚友。徐志摩早就仰慕这位前辈的人格魅力，这次听说他来伦敦演讲，便拉了同在伦敦的陈西滢与章士钊一同去看。这一看，两人便成了忘年交。林长民很喜欢这位年轻的朋友，一见面便引为知己。此后，徐志摩便常到林长民的家里喝茶，聊天，说点政治，谈点诗艺。也正是这时，徐志摩认识了林长民的女儿——林徽因。

林徽因，系出名门，慧质兰心。这年她16岁，跟着父亲到欧洲。依着父亲的意思，她到这儿来，为的是增长见识；同时领悟父亲林长民的胸怀与抱负，开阔眼界，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这样的抱负，在徐志摩初见她时，想来也洞察不到。徐志摩在林长民家里见到的，只是一个16岁的少女。她16岁的面容，没有风霜与世俗尘埃，秀丽纯净；但她16岁的眼中，已有聪慧的光在闪；16岁的少女一身白衣，仿佛刚从烟雨朦胧的南方小巷里走出来，带着一身水漾的诗意与清丽，优雅而灵动，如一件精美的瓷器。这样的女子，让徐志摩看一眼，便是一世。

那是一个关乎理想的时代，甚至连爱情都与理想有关。偏偏，徐志摩是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所以很多人都说，徐志摩对林徽因热烈的爱只是一种理想。在他眼中，林徽因是新女性。她自小便受过新式教育；她16岁便跟着父亲游历欧洲，眼界开阔；她会流利的英文；她结交众多外国名士……不必说，这样的女人与张幼仪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所以，徐志摩恋爱了，第一次，以自由的名义，从灵魂深处，爱上了这个从自己的理想中走出来的女子。纵使他爱的，真的只是那个被自己理想化了的林徽因又如何？他生来便是为了理想而前行。

于是，徐志摩愈加频繁地出现在林长民的寓所。或许就连他自己都未曾觉察，究竟从何时开始，他的初衷从找林长民，变成了找林徽因。

徐志摩叫这个灵气逼人的女孩“徽徽”。有了徽徽的生活一下子变得丰富起来。他可以与徽徽谈诗，谈艺术，谈书法，看戏剧，跳舞；他所有的情感都可以向徽徽倾诉；他的理想与追求可以被徽徽理解；他每一次的激情迸发，都能得到回应……

浪漫的徐志摩开始了对林徽因的热烈追求。他想用自己的热烈换他的徽徽许他一个未来。可1920年12月，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给他去了一封信，信上说：“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嘲笑），想足下误解了……徽言附侯。”看来，徐志摩的热烈着实吓着了林徽因。本来，他们认识不过月余，况且林徽因第一眼见到徐志摩时，差点管这个爱慕她的男人叫“叔叔”。这也难怪，那时的徐志摩已为人夫，已为人父，而林徽因无论如何新式，却终归是个16岁的女中学生。或许，这小小的误会正折射出一个事实：林徽因初识徐志摩时，对他更多地怀着尊敬与仰慕。

此时的林徽因，面对徐志摩的追求有惶恐，有羞涩。她或许并不知道应该如何回应徐志摩的追求，但她的心里，也定然藏着喜悦——那样一个才华横溢、浪漫多情的男人出现在自己的生命中，哪一个少女能不心动。所以，当时间前行，最初的惶恐与羞涩褪去后，他们的交往愈加亲密起来，特别是在林长民到瑞士开国联大会以后。

那是1921年6月，徐志摩经狄更生介绍，成为剑桥大学王家学院的特别生。幼仪此时已经到了伦敦，与徐志摩一同住在了沙士顿。不久，幼仪便发现她的丈夫频繁地往理发店跑。尽管幼仪明白这与一个女人有关，但她却未必知晓其中的细节。其实，徐志摩每天一大早出门，为的是赶到理发店对街的杂货铺——他用那里当作收信地址，收林徽因从伦敦的来信。

伦敦那边，林徽因由于父亲到瑞士开国联大会，而过着“闷到实在不能不哭”的日子。用林徽因自己的话说，当时的她总希望生活中能发生点儿浪漫，而所有浪漫之中，最要紧的是，要有个人来爱她。但她面对的，却是伦敦除了下雨还是下雨的天气，没有一个浪漫聪明的人同她一起玩。这时，沙士顿的来信，无疑为伦敦下雨的阴沉天空里注入了一点浪漫的阳光。而她从伦敦寄出的信，也仿佛是一阵奇异的风吹过徐志摩的心头，他的“性灵”也似乎一下子从懵懂与彷徨中看到了光亮。于是，康河柔荡的水波旁，诞生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浪漫多情的诗人。

寂寞少女的心头有了浪漫的诗人，浪漫诗人的灵魂有了伴侣。可是一切就像电影突然中断了放映，几个月后，诗人的灵魂伴侣却抛下他回国，没有给徐志摩留下任何解释。

徐志摩的爱，像不断跳荡着向前的小溪，欢快热烈，无遮无掩，这正像他；而林徽因的感情却像伦敦永恒的轻雾，轻轻晕出迷蒙的暧昧，这也像她。今天，我们将这段感情从记忆的旧书箱中翻出，也只能看着点模糊的光影。我们用想象描摹着光影，再无法还原当年的影像。但无论如何，“林徽因”三个字，如康桥上升起的轻雾永远缭绕着徐志摩，从未曾从徐志摩的生命中消散去。

康桥的名士们

在著名汉学家魏雷（Arthur Waley）眼中，徐志摩在英国的经历是一场充满了东方色彩的寻师问道。徐志摩怀着顶礼朝圣的心情来跟从罗素，为此他甚至连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都不珍惜，漂洋过海到了英国。可罗素那时已经离开剑桥大学，无奈之下，徐志摩进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后来，他转到了康桥。

在康桥，他进行了一场心灵革命。他先是下定了决心与幼仪离婚，这决心一下，灵魂便得到了释放。而他生活中的忧郁，似乎也在幼仪离开沙士顿后被带走。于是，那一年，离了婚后的徐志摩开始了真正的康桥生活，他眼中的一切都变得韵致非常。

他每天在清晨富丽的温柔中骑着单车上学，又伴着黄昏返家；当黄昏的晚钟撼动时，他会放眼一片无遮拦的田野中，或斜倚在软草里，等待天边第一颗出现的星；有时，他也会站在王学院桥边的榆荫下，眺望妩媚的校友居，瞻仰艳丽蔷薇映衬下圣克莱亚学院里玲珑的方庭；而康河两岸协调匀称的学院建筑，是他永远看不厌的风景；他也曾在河边的一处果园里喝茶休憩，等着成熟的果子跳入他的茶中，看着跳跃的小雀落到他的桌上觅食。

也许，他最喜欢的，是独自一人到康河那儿去，在这份“单独”里寻味着康河，就像寻味着一位挚友。河流梦一般淌过翠微的草坪，怀抱住了这里所有的灵性。徐志摩就像当年的拜伦，徘徊于河边，久久不去。这是他向往的自然，是他爱的“美”。当年康河的水抚慰了拜伦的心，而今它激荡了另一个人的性灵，如一帖“灵魂的补剂”注入了徐志摩天性敏感而多情的心里。

但是，徐志摩的心灵革命历程中，不仅仅只有柔丽风光与闲适的生活，如果仅是这样，那便称不上“革命”。康桥生活之所以能让他脱胎换骨般重生，与他在那里结识的人有关。

还是先从他刚到伦敦时说起。

徐志摩刚到伦敦时，很快便与一众中国旅英学者、留学生们打得火热。林长民、章士钊、陈西滢等人，都是在他就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期间结识的。后来，借着陈西滢的关系，徐志摩认识了著名作家威尔斯（H.G. Wells），又通过威尔斯认识了魏雷。威尔士与魏雷都是英国鼎鼎有名的作家、学者，他们对徐志摩的印象极好，威尔斯甚至认为，和徐志摩的会见是他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事情之一。这句话，对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学生而言，已是极高的赞誉。

与倾心仰慕的名士相交，还能得到如此荣耀，羡煞多少旁人，可徐志摩却觉得“闷”。但如果你能了解，此时的徐志摩已经冲淡了留学之初的野心——做中国的Hamilton，那就能理解他的“闷”所谓何来。

在美国时，徐志摩也是钟情于政治的人。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念的是政治学系，也算是政治学科班出身的人。无怪乎当年的他会自发加入中国留美学生的爱国组织“国防会”；也难怪他会写文章，讨论社会主义；当五四爱国运动的热潮从中国越洋袭来时，他热情高涨。多少年后，吴宓还清楚地记得，那时的徐志摩又是要打电话到巴黎阻止中国和会代表签字；又是要在美国报纸上登文章，还要参与中国留美学生会，讨论弹劾某人……忙得十分起劲。就连他自己也说，那时他对诗的兴味远不如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

就是这样一个曾经被称为“中国鲍雪微克”的政治青年，到了英国，结识了众多英国名士后，对文学的兴趣日长。于是，美国的日子在他眼里变成了一笔糊涂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那些枯燥的政治学课程与古板的教授，也自然变得烦闷无趣。正当徐志摩开始揣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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