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你的面前(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6-29 05:2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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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马哥

出版社: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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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你的面前

我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你的面前试读:

我在北京:一个人住的十一年

下班回家,屋里永远没有灯光,永远没有迎面而来的嘘寒问暖。

QQ长明,望着一大堆陌生的名字,谁也不理。

经常的消遣是,喝着啤酒听着音乐。一动不动。

洗澡水突然变凉,冻成冰棍跑去调水。

最怕上完厕所发现手边没纸。

快餐店里闷头大吃的自己。

想说话时就对着墙,或者跟自己说:SHUT UP。

身上最重要的东西是钥匙,家里最重要的东西是闹钟。

生病是重度魔障。是唯一想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跟同事喝酒,听同事大哭着说失恋,心里很乱,不知道该想起谁。

节日,永远像一场灾难。

住着别人的房子,总觉得这不是自己的家,偶尔过年回到新疆的大姐,姐夫身边,心里像松了一口气,自在又踏实,但是没过几天,就开始怀念那个窝,而变得心神不定。等再回去时,心里也像松了一口气,自在又踏实。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

套用漫画里的语言:“我在这小屋里或为了一些无谓的事情烦恼,或因为一件小事就觉得很幸福,或一个人喝的酩酊大醉,但同时也因此一点一点的成长了。一旦要离开时,我还是会很舍不得。”

一个人住的十一年,每天的生活都像是在重复,我一个人走在喧闹的街上,一个人走在深夜的街上,在出租车上困得靠在门边,在雪地里摔倒了又爬起来。花开了,下雨了,风起了,雪飘了,天好蓝,湖水清凉,月亮好圆。可我,还是一个人走。

这个城市有2000多万人。

这个城市离婚率超过一半。

这个城市有上百万的男女独自回家。

而我,只是其中一个,每天上午我就洗澡出门,直到凌晨时分才回家。

穿过长长的街道、倒公交、换地铁、带着一身的疲惫和陌生的自己回到蜗居的房子,最开始是地下室,后来是像模像样的小区,再后来搬进贷款买来的房子里。

一个人住的十一年,不是一个生存状态,而是,一个心理身份。我和我的,十一年的孤独,是一点点消除隔膜,像找到了翻译一样,彼此对话和契合。

………….

有一次被人问到,你一个人在北京那么多年,是怎么度过的?我想了想,就是一步一步,没有犹豫也没有激进,就这么过来了。

当初凭着激情,凭着对远方的向往,来到这座城市,那是2000年。

最初住在大学宿舍里,大家都是从各地来到北京追寻梦想的,度过了最初的磨合期,很快就相处融洽,都是二十几岁的成年人,彼此懂得分寸,却也不会过分走近,那种亲近的距离感让人觉得很微妙。

我在北京的最初三年里,总共跟七八个同学一起生活过,从最初的大学宿舍到后来因为经济拮据,搬到地下室里寄居,经济好转后再搬回到地面的出租屋里,我们曾一起憧憬未来,也曾在收到一笔劳务后,兴奋地喝酒畅聊到天亮。毕业之后,我们渐渐失去了联络,曾经说好要常聚的,最终都不了了之了。

我真正一个人住的时光是从2003年6月开始的,那年我大专毕业,离开了那所女子学院,因为之前通过了央广的招聘考试,我满怀信心地开始在南礼士路附近租房。后来终于在公安大学附近的一个小区,找到了一套一居室的房子。

屋里的家具极其简陋,一床一桌,一把椅子,一个破旧的电视,这套一居室的房子每月租金1500元,按当时来说,价格并不算低,但是因为离电台近,也算是不错的选择。

房子还没有收拾停当,工作就铺天盖地袭来。

那年,和我一起经过层层选拔进入电台工作的,一共有八位,除了我之外,其他七位都曾在地方电台有过丰富主持经验,他们比我年轻,很早就进入广播领域,无论是话筒前的状态还是节目的策划能力都比我更好。

那时,我常因为和他们在节目中对不上话而感到尴尬和自卑。几个月后,领导找我谈话,告诉我,因为我能力有限,频率不能为我解决身份问题,领导委婉地说,现在我可以多去找找外面的机会,为自己的下一步做打算。

我还记得那天,2003年8月13日,盛夏的北京,我从真武庙二条的电台大楼里出来,拖着沉重的脚步一点点地挪回到出租屋里,汗水混着泪水打湿了我的双眼。

为了能保住电台的工作,我主动从之前的节目组退了下来,跟领导提出去做谁都不愿意接手的早间节目,主管领导提醒我说,上早班是一件苦差事,承担的责任重大,而且这是中央台,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懈,三秒的空播就算事故了,曾经有好几个早班主持人就是因为责任心不强,出了空播事故而被开除的。

早班节目要从五点开始试线播出,所以四点不到,我就要起床。我租住的小区离电台不到三公里的路程,为了不耽误工作,那时我的床头永远放着三个上好发条的闹钟,叫早的时间分别是三点半,四点和四点半。尽管如此,那时我还天天做梦,梦到自己因为空播被开除。

意识到不足,就得奋起直追。从小,我就不是一个聪明孩子,那时大姐就鼓励我说“笨鸟先飞早入林”,意思是只有比别人更努力,你才能迎头赶上。我知道,只有更加努力的学习,才能不断提高。

那时,我在自己分内的工作之余,准时收听每一档其他台的节目,那些主持人如何表达,片花怎么做才能时尚大气,他们的经验和优点,我都一一记录下来。慢慢地,我的节目也受到了越来越多听众的喜爱,三个月之后,在听众的满意度调查中,我的早间节目竟然比很多重点时段的节目评分还要高,连领导都觉得有些意外。

那天,我在小区附近的饭馆里大吃了一顿,异乡岁月,唯有美食能抚慰一颗孤独的心灵。

其实后来回望下初来北京的那几年,对自己近乎苛刻的样子,感觉人在最辛苦的时候,从不会觉得辛苦,因为尚在为生活劳碌的人,没心思想那么多风花雪月的话题。

记得起先贫穷的捉襟见肘的时候,工资留出房租来,吃饭都要精打细算,上班时候忙的不可开交,忙完就到了后半夜。也没有什么朋友,同事周末的聚餐也很少参加。偶尔犒赏自己吃顿大餐,就是附近的一家火锅店。

关于一个人的生活,好像总是和食物有关系。大概在一个庞大又孤独的城市里,食物可能比人心更容易感觉温暖。在不开心的时候,就到饭馆里大吃一顿,吃完那些烦恼就被暖融融的口感给冲淡了。

每天忙于工作,十几个小时在电台里度过,家,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但尽管如此,它还是能给我一种安全感,让我安放疲惫的身体和心灵。它见证过的我落寞和伤怀,见证过我在暗夜里的失落和挣扎,见证过我的爱恨纠缠。

那年我终于在大姐、二姐的资助下,按揭贷款了一套房子,搬家那天,我一个人坐在那个租来的屋子里好久,往事伴着泪水,在眼前一幕幕汹涌。

一个人有什么意义,就是你渐渐会忘了自己从哪里来,也不在乎要到哪里去。沉浸在每一个与自己独处的时光里,感受着最安宁的思索。会关心起很多生活的小细节,种的盆栽植物发了芽,窗外的阳光几点最是剧烈,在床上的哪一个位置睡的最舒服,生物钟变得越来越精准,不被任何人影响,按着自己的钟点睡去又醒来。

一个人住的午夜,有时读书或看电影到夜深人静,拉开窗帘看月色照着沉沉山影,发现人家的灯只剩下零星还亮着,穿鞋,下楼,去小区紧邻的一条小路散步。这条路原来是条荒径,旁边这条小河本来是山上流下的一条细细的支流,被引来做了环绕小区的河,路也被拓宽,白天,因为有所大学在旁边,人和车流川流不息,但一入夜就极静,我慢慢走着,空气里有初秋的花香,和稀落的虫鸣。

我的单身时光,在北京独自生活的第十一年结束。2014年,我和如今的妻子领证结婚了,从此,午夜下班后,我的内心不再空落落,我知道这城市的某一个角落,有一盏为我而亮起的灯,那灯会指引我回家的方向,让我的内心不再孤独和迷惘。

永远不要让血凉下去

曾经,我是那个热血青年,从沙漠走来,坚定地要做都市里的勇士,用声音做剑,登上人生的高峰。然而,当生命的重锤一次次敲打我的脊背,曾经执剑的我,禁不住怀疑:生活的本质,是悲伤的么?

那一年,我穿梭在六档节目之间,所有的目的地,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直播间;所有的空闲,似乎只有一种状态,那就是赶稿子,联系嘉宾作采访。二环的房子,沉重的房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执剑的青年,背着重重的壳,拼命向前。

一个电话,打断了既有的程序,也暂时地改变了我的目的地和状态。

电话是大姐打来的,她已经从西安赶到了新疆库车的医院里。

大姐说,二姐病了。

父母早亡,我是大姐和二姐拉扯大的孩子。

大姐说,二姐患的是癌症。

当我终于回到新疆,走进医院时,大姐已经比之前瘦了一大圈,整个人混沌而消瘦,似乎被风一吹,就会倒下。见我到来,大姐终于蜷在躺椅里,睡着了。我无法想象,之前的很多个日夜,她是如何扛过来的,每晚都窝在这躺椅里,闭着眼睛休息,却连三个小时的宁静都很难拥有。

那是父母去世之后,又一次巨大的痛苦,在生死之间,执剑前行已然无谓,陪伴二姐走过生命的最后一程,便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事情。

二姐身上插满了管子,已经深度昏迷。医生说,她可能撑不过下个月,各种并发症和器官衰竭随时可能发生。即便是勉强撑过去,也是植物人了。

哀大莫于心死,医生的话和大姐绝望的目光,落在了我的心上,那一秒,我死心了,所有的努力,已经无能为力。

我不由地走向二姐的床边,心底里涌现出无数个缺口,数不清的悲伤扑面而来,从缺口灌入我的身体,比刀扎还疼痛,比坚冰还寒冷。

我抓起二姐的手,在她耳边说了很多从未对她说过的话,真的是已经来不及了,我却想要对她说,姐姐,我爱你。

我知道她听不见,但我还是要说。

她已经没有意识了,但我仍旧要说给她听。

我知道她不会睁开眼睛,但我仍旧要盯着她的眼睛看。

我的心疼得无法自己,不久之后,她就会离去,能多看一眼就多看一眼吧,将来,再也看不到了。

在那一个月里,情绪就像伤口,在我心里不断地溃烂,忧伤成河。

人世间的所有功名利禄、喜怒哀乐,在生死面前,显得那样渺小,那样微不足道。我愿用所有的一切去交换二姐的生命,只要有可能。

然而,所有的可能,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眼睁睁地看着二姐,离去。

一个月后,二姐病逝。她走时,已经瘦成一个小团。我把她抱在怀里,就像她小时候抱着我一样。

多么希望时间的瀑布逆流而上,蒲公英的种子从远处飘回,重新汇聚成伞的模样;太阳从西边升起,落向东方。火车退回起点,忘了多年奔忙;厨房飘来饭香,你帮我把书包背上。

你,还在,我的身旁。

埋葬二姐之后,我很快就回了北京,无论内心的伤口如何溃烂,生活,还要继续下去……

但是,那个执剑的热血青年,还是我么?

那年,我出差去贵州,当地安排了一个旅行团,带我们去苗寨参观。原本是当天去当天回,但是因为下雨,我们临时住在了苗寨附近一间简陋的客栈里。于是,我和导游庆安相遇相识。

那一夜,我和庆安聊了很多。

我问他为什么选择做导游,他说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我问他,是不是一年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带团旅游。

他说不是,他一年百分之一百的时间都在旅游。

因为,他没有家。“处处无家,处处家。”暗夜里,他说出了这句话。

庆安17岁的时候父亲过世,从那以后,家,就剩下他和母亲两个人。

庆安对我说,当时,他的母亲不愿意父亲走,他就和母亲守着父亲的遗体,守了三天三夜。

后来,怕尸体发臭腐烂,他的母亲就找隔壁杂货铺借了个冰柜。

冰柜的空间很小,两个人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父亲僵硬的遗体搬进冰柜里。

他的母亲一直跪在地上痛哭,时间久了,膝盖都跪出了血。

父亲的遗体再这样放下去,母亲会崩溃的。于是,17岁的庆安,故意把冰柜的插头弄坏。

最终,母亲只好把父亲的遗体送进县医院的太平间。

庆安说,那一天,回家的路上,庆安牵着母亲的手,两个人一路沉默不语,不时有啜泣之声。

1年之后,庆安18岁,母亲过世,从此,他真正成了无依无靠的人,成了没人爱的孩子。

1年内双亲相继离世,从此再无亲人,这种打击,让庆安无所适从。

最后,在家门口的河边,他大哭了半天,做了一个决定。

他把房子卖给了隔壁杂货铺的老板,一个人离开村子,去了省城。

庆安一边抽烟,一边说着他的故事,有时甚至摇头晃脑地笑笑,就像这些故事从未发生在他身上一样。

我问他:“人生最痛苦、最灰暗、最悲伤的时候,你是怎么扛过去的。”

他说:“打工赚钱,拼了命地工作,不断给自己找工作,有时候一天同时干几份工作。实在受不了,就痛哭一场,把身体里的水分都哭完,然后该干嘛干嘛”。

暗夜中,他抽着烟,叹气。

半晌的静寂之后,他说:“扛不过去也要扛,生活本来就是没商量的,不讲道理的。”

无所谓成败,无所谓坚持,挺住,意味着一切。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思考一个问题:“生活的本质是悲伤的吗?”

我想了很久很久,才有勇气给出回答:“恐怕是的。”

那么然后呢?

然后,就是左手持剑,右手有光,燃烧自己,扛过一切悲伤。

哪怕你的亲人游走在生死边缘,正躺在病床上,倚靠仪器和药物维持生命,随时可能永远地闭上眼睛;哪怕你在忙乱的工作中不得抽身,每晚在书桌前忙得喘不过气;哪怕你的车子被人撬了、被人偷了;哪怕在你最窘迫的时候皮夹子也不翼而飞,身份证、银行卡统统在里面……你,也还是不能倒下。

人生就是一个缓慢受捶的过程,我们一天天老去,曾经的热血似乎也渐渐冷却。

然而,舔完伤口,我们只能自己站起来。

你不站起来,没人会拉你起来。找谁都没用。

不必苛责世界的不公。

世界不是恶意的,也不是善意的。

世界是无意的。

不管是朝霞还是夕阳,都是美妙的,也都是悲凉的。

朋友会分离、爱人会走散、亲人会离开,这些让人不愿直面的真相,始终会客观地存在着。

既然是客观存在,那么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认清它。

然后,走过去。

勇往直前也罢,步履蹒跚也罢,总要走过去,那个仗剑的青年,在人生的路途上,可能迟到,却不可能缺席。

所有的悲伤,都和年龄无关;所有的境遇,都无可预测。

不管何时何地,只要它劈头盖脸地倾泻下来,你都必须“接盘”。

时间的瀑布永不会逆流,蒲公英的种子,再不会重新汇聚成伞的模样。

太阳一天天从东方升起,落向西方。

火车永不回头,厨房里再没有童年的饭香。

你,不在,我的身旁。

然而,我却不能让血凉下去,不能。

即便有一天,一身赘肉,伤病缠身。

因为我们从不孤独。

曾经有那样一个人、一些人,把我们当做屠龙的勇士,登塔的先锋。

即便她已不在,爱的力量凝聚在我们的血液里,永恒脉动。

只要还活着,我们就要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

即便无比寂寞,也要拼命奔跑。

所谓的成功,只是一个结果,它也许水到渠成,也许永无来日。

比起生死,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永远不要让血冷下去。

工作,以及耐心;爱意,以及善意。

有这些,一生足矣。

从男孩到男人,这一生,要经历多少次别离

这一生,我们会经历多少次别离?

从男孩到男人,每一次的别离又意味着什么?

十八岁的弗兰茨在熙来攘往的火车站问自己:“一个人能承受住多少次别离?”。

家庭的变故,求而不得的初恋,时代无情的冲击,都化作时间的浪潮,推着时间洪流里的这个纯净少年慌张而勇敢地前行。《读报纸的人》这部感伤却不沉重的小说,被作者罗伯特•谢塔勒用轻松幽默的语言娓娓道来,让读者仿佛置身于三十年代末的奥地利,在兵荒马乱的维也纳感受一个报亭学徒如何成长,怎样审视自我,如何用自己的态度面对那个纷杂的世界。

我的第一次别离,发生在十六岁那一年,那年,我中途离开学校辍学,准备远赴他乡讨生活,还记得离别的前夜,我问大姐,工作了有什么好,大姐对我说,工作之后,你每个月就能有固定的钱自己支配,想吃什么吃什么。那时,我那么馋,这个回答让饥饿的我,兴奋不已,丝毫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残酷的生活和扑面而来的纷扰将会给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带来怎样的磨难。

一场暴风雨也催生了弗兰茨生命中的第一次别离。这个生长在萨尔兹卡默古特的渔村男孩因为迫于家庭生计,在母亲的安排下要去维也纳一家报亭当学徒。弗兰茨像翅膀刚刚长硬的雏鸟一样,被母亲从舒适安全的鸟巢里推了出去,不得不独自面对偌大的世界。

不论身处在哪个时代,哪个地方,孩子与母亲第一次离别时的情绪都是一样的。弗兰茨没有做过任何关于别离的心理准备,他惊慌失措得说不出话来。而弗兰茨的母亲,用一个突如其来的耳光表明了她的决心。这一次,弗兰茨是真的要离开母亲的庇护,像个大男孩一样出去闯荡了。

其实要去闯荡的地方,只是弗兰茨母亲一位老朋友的小报亭。曾在战争中失去一条腿的卖报翁奥托•森耶克开了近二十年的报亭,他教会了弗兰茨怎样给不同的顾客介绍报纸,告诉他报亭的经营与政治丝丝缕缕的关系,以及雪茄对于一个报亭的意义等等。

和弗兰茨一样,在那些离别的日子里,我承受着孤独和疲惫,在一次一次内心的冲撞与和现实的挣扎中,慢慢地寻找循到前行的方向。

修理厂的师傅大都淳朴,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戈壁滩上贫乏的业余生活早已将他们对生活的希冀和憧憬冲刷殆尽。师傅们对我业余时间喜欢听广播这件事颇为费解,有一次我跟关系最近的师傅说起,有一天我想走出戈壁,成为做一名播音员,他听完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其实每一代年轻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我又何尝不是呢?可现实是残酷的,走出戈壁,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谁也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困难,生活问题怎么解决,这些,你都想过么?”他还打了一个让我绝望的比喻:“我们都像是如来佛手里的孙悟空,纵使是孙悟空也没能跳出如来的手掌,更何况我们这些没本事,没背景的普通人呢。”。那天,我的心情异常灰暗,我理解师傅的话,对于我们这些没走出过戈壁,常年待这个石油大院里的人来说,大院里的一切就是我们的天地,尽管在这里工作收入微薄,尽管在这里,没关系,没背景,就只能干最苦最累的活儿,但只要靠着这单位,就能旱涝保收,就能安稳过一生。而外面的世界,一切都是未知的,未知,就意味着不安,意味着动荡,意味着朝不保夕,困难重重。

然而十年之后,我还是选择了别离,背负着工友们的不解,怀揣着寻求改变的心…

弗兰茨的生活里,也有一个师傅,奥托•森耶克。在他眼中,看似严肃冷淡的奥托•森耶克其实有着一颗善良正直的心。1938年纳粹德国入侵奥地利,维也纳的很多人也加入纳粹的队伍,数以万计的犹太人被迫害,流离失所。面对疯狂的世界,奥托•森耶克没有丢失他的理智,遇到不公的对待,他勇敢地站起来说话。当最后奥托•森耶克被陷害入狱,因为莫须有的罪名丢失了性命之后,弗兰茨也没有辜负师傅的言传身教,像他一样清醒地坚守着自己心中的正义。

在几百万被打压的犹太人中,有一位就是著名的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兰茨在维也纳与这位年迈的心理学教授成为了朋友。年轻的弗兰茨给弗洛伊德带来了久违的活力,那是与精神诊所里浑浑噩噩的病人们完全相反的生命力。弗洛伊德则像一位精神导师该做的那样,引导着弗兰茨去思考爱情、女人和欲望。弗兰茨也开始剖析自我,探索自己的梦境,寻找外界与内心之间的平衡。然而作为犹太人,弗洛伊德教授最终也不得不背井离乡,举家搬离维也纳。弗兰茨在目送教授上火车之后,深深地感受到自己对世事与时局的无可奈何。

时间像河流,但它又不仅仅是一条简单的河流,带着你顺流而下,它还会给你展示每一件事情的真相,而这些抹不去的真相,都会变成你余生的一部分。

果然,别离之后的动荡和不安,逐渐显露出来,我身在其中,时常迷茫,也时常问自己,这样选择,到底值得么?在一步步前行的过程中,我跌倒过,知道没有退路可回头,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走。

原来,这世界所有的坚定,都来自于置于死地后的无可选择。

但和弗兰茨相比,我的生活要平顺很多,和平年代里,我没有遭受到那么多大时代背景下的动荡与流离冲刷,那时的我坚信只要自己循着一个目标前行,就终有所获,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相比而言,弗兰茨的生活中经历了太多年轻人无法承受的更多的动荡。在普拉特游乐场里,弗兰茨对一个波西米亚女孩一见钟情,女孩阿娜兹卡第一次不告而别后,弗兰茨魂牵梦萦夜不能寐,他认为自己恋爱了。可这恋爱只是弗兰茨单方面的。女孩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工作和必须去留的地方,那些地方却不是弗兰茨的小报亭或者他的心房。对此弗兰茨无能为力,他只能在自己的思念里辗转反侧,寻找消释痛苦的办法。与女孩的离别像当初母亲的那个耳光一样突然。而当当时过境迁,弗兰茨如同勇士一般在纳粹面前保护阿娜兹卡时,他却发现自己心爱的女孩早已选择了力量更强大的一边。尽管弗兰茨也早已已不是刚来维也纳时的那个不谙世事的小男孩,但他仍然感觉到自己是渺小的,无力的,他无法留住所爱之人,无法与疯狂的世界抗衡。

于是,弗兰茨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对抗那个时代。夜里狂奔的身影,被摔落的纳粹旗帜,在风中立起的单腿裤子,是弗兰茨对纳粹世界的嘲笑,也是对自己痛苦的解脱。七年之后,弗兰茨曾爱过的阿娜兹卡回到了报亭,或许她终于想要过那样的安稳生活了。可陈旧的报亭早已被时间尘封,曾说要带她回到家乡萨尔兹卡默古特结婚的弗兰茨也无处可寻了…..

弗兰茨留在玻璃橱窗上的梦境里,闪烁的天竺葵闪着光芒,那光一定像极了一缕红色的、柔弱的希望之光,摇曳在努斯多夫那座小渔房的窗外,也摇曳在无数在别离中成长的人们心中。

这一生,我们一直都在别离,在别离中明白生命的残酷,在别离中经历爱恨纠葛,在别离中慢慢找到前行的方向。别离,让我们迷茫,也让我们不断地成长。

化梦作骨

前几天,电台里来了一位从地方电台来中央台交流的同行,说是想见我,寒暄了几句之后,他充满疑惑地问我:“我曾听你在《千里共良宵》节目里说过,你以前是做汽车修理工的,这激励了很多听众,可我还是有点不敢相信,汽车修理工和国家电台的主持人,这之间简直天差地别,这是真的么?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些年,我已经习惯了这个问题,听友、同事、领导以及采访对象,在听到我的肯定答复之后,都会睁大眼睛,表示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其实我也曾带着类似的疑问,采访过一位80岁的小作家。80岁了,怎么还是小作家?这位叫姜淑梅的奶奶说:“我75岁才开始写作,到现在才出了三本小说,和那些作品等身的资深作家相比,我不就是一位小作家么?”

姜淑梅奶奶是一位地道的农民,她和我们身边的很多普通老人一样,一直是家庭主妇,一辈子不辞辛苦,养儿育女。60岁之前她只字不识,一切改变源于1996年的一场车祸。

60岁那年,姜淑梅的老伴去世了,闺女艾苓为了分散老人的精力,就建议她开始学认字和写字,于是,为了转移自己的悲伤情绪,姜淑梅开始跟着自己上一年级的孙子一起学写字,她告诉我说:“我学认字的时候,有一个方法,就是自己编歌词,叫我外孙写出来,我这样学认字很快,也不用问别人。然后我就一个一个念,念熟了呢,我就拿着笔跟着画,我外孙说,姥姥,你这样写字不对,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左到右你得记住这几样,这叫笔划,我就记住了。”

学会了读写简单的字,姜淑梅又开始看孩子的小人书和童话故事,她看的第一本大部头是《一千零一夜》,那些充满神秘色彩和想象力的故事,激起了她的写作欲望,她想,自己从旧社会走过来,也听过和看过太多的故事,如果能用自己的方式把它们写下来,让现在更多的年轻人看到,那该多好。

于是在75岁那年,姜淑梅奶奶正式开始写故事。在一般人眼里,70多岁的老人就该安安稳稳地乐享晚年,学写字那是小孩子的事情,伏案写作那更是作家的事情,所以当初没人相信,目不识丁的姜淑梅能够写成一本书。但是在女儿艾苓不断地鼓励下,姜奶奶不断努力,终于在2013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乱时候,穷时候》。

在这本书里,姜奶奶用质朴而充满力量的语言原原本本地再现了一部老百姓亲笔书写的乱穷中国史,小说出版后,好评如潮,不仅获得了新浪好书榜2013年度30大好书,豆瓣读书2013年度最受关注图书等,还为姜奶奶赢得了一大批“姜丝”。

这些更鼓励了姜淑梅奶奶,从此她笔耕不辍,陆续又出版了《苦菜花,甘蔗芽》和《长脖子的女人》,从文盲到作家,十五年如一日,一天一点进步,发生在姜奶奶身上的“奇迹”,没有什么秘诀,一切只因为她想要做这件事,无论别人说什么,她若是想做,便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拦力透纸背的笔尖。

也许你会说,姜奶奶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这样的故事寥寥无几,因为她拥有家人的支持和鼓励,更多的普通人并没有太多选择的权利,就算心有不甘,迫于生活的压力,还是不得不按部就班地做着一份糊口的工作,默默无闻地忍受着岁月的磨蚀。

顾长卫执导的电影《立春》里,蒋雯丽饰演的女主角王彩玲是一个县城声乐老师,貌不出众却有一副好嗓音。她一心想到北京实现她的音乐梦,她想唱到北京,唱到巴黎,但是最终失败了。很多希望走上专业道路的人或许都经历过这样的幻灭时刻。很多人从此彻底远离了自己的艺术梦想,扔掉琴谱,卖掉乐器,将躁动不安的心完全封存起来,从此与梦想“一刀两断”。其实梦想的美好之处,不就在于它那遥不可及、若隐若现的吸引力吗?让这样一份美好从自己的生命力消失是一件多可惜的事情。有时候,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换一种姿态,把梦的力量融入生命里,融入呼吸和心跳声中,那么当机遇找上门的那一天,这一股的力量便会化作一只巨大的手掌,托举起你,成为令万人瞩目的闪耀明星。

就像在《英国达人秀》上一鸣惊人的苏珊大妈,她的故事曾让无数人唏嘘,从小因智力比同龄儿童迟缓而备受欺辱的苏珊,学习成绩不好,长的也不好看,同学们都不喜欢和她在一起玩,更不喜欢她唱歌,她曾哭着问妈妈上帝为什么不公平,妈妈告诉她:“上帝给每个人都准备了礼物,只不过每个人的礼物不同,有的很容易找到,比如美丽的外表等。有的很珍贵,但不好找。需要努力才能找到。”后来苏珊天天都唱歌,没有人愿意听她唱,她就来到山顶对着天地放歌,很多动物都成为了她的听众。就这样,她一直坚持了几十年,直到2009年,一位老者无意中听见了她的歌声很是感动,给了她一张名片,告诉她有一个地方会有很多人听她唱歌。几天后,她来到了英国达人秀的舞台,之后,就有了这位家喻户晓的苏珊大妈。

这样一夜实现人生巨变的故事是很多人津津乐道的谈资,但在无数无人倾听的孤独岁月里,苏珊大妈是如何用青春和生命砥砺自己的歌喉,没有人真的知道。

无论是姜淑梅奶奶还是苏珊大妈,她们都曾是别人眼中最普通,最不起眼的那类人,她们被人嘲笑过,被生活重压过,被社会抛弃过,可她们始终没有放弃自己,没有放弃对梦想的追逐,她们的努力值得拥有大大的梦想。

媒体曾报道了一则新闻,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一位文化水平只有小学四年级的60岁农民吴正奎,画作竟卖出天价,部分画作还被我国唯一的国家级民族博物馆——中国民族文化博物馆收藏。

报道里提及吴正奎是贵州大方县农民画7位传承人之一。他从小就对绘画有着浓厚的兴趣。13岁时,母亲去世,他为讨生活开始上山放牛。放牛的间隙,他就捡来树枝在沙土上画画,刨土捏捏泥人。

1976年,19岁的吴正奎遇见了伯乐,从此走上了农民画创作的道路,如今作品远展海外,并被重金买走。且看这新闻的标题如何夺人眼球:“小学四年级的文化水平”和“天价画作”,这之间巨大的差别强烈地冲击着每个读者的心灵,但细想之下,并不矛盾,当别的孩子坐在教室里聆听老师的谆谆教诲时,吴正奎虽然离开了学校,但从此再也没有停止学习的脚步,山野丛林充他的灵感女神,大地河流作他的画板颜料,在日月山川的润泽里,他早已突破了普通教育体制的局限,尽情地铺展属于自己的梦的画卷。

为什么这些实现华丽蜕变,梦想成真的人都生活在新闻里,自己身边却没有几个呢?其实你仔细回忆,用心倾听,会发现在距离你不远地方,有人刚刚踏上追梦的征程,有人距离梦的实现只有几步之遥:高中时班里的“奇葩”男同学,在别人还在发愁背课文的时候,他却疯狂地迷上了计算机编程,每天抱着一本艰涩难懂的英文版编程书看得入迷,看着他的样子,大家都觉得很可笑,而十几年后,你偶尔从老同学口里听说他现在是一名美国硅谷软件开发工程师的那一刻,会感到惊讶吗?

隔壁老张家的女儿,从小就是街坊邻里谈论的对象,不好好学习,也不爱打扮自己,就喜欢在外面疯跑野玩,攀登、骑行、游泳,都是她的最爱,大家都觉得这孩子长大肯定没有什么出息,大学毕业后你回到家找工作,却听妈妈说起,老张家的女儿在大学期间就已经组建了自己的户外俱乐部,这个从小就对山川景点如数家珍的女孩,带着自己骑行队跨越了大半个中国,现在已经在湖光山色间经营起自己的小旅店,谈笑间宾客满座,乐得逍遥自在。

正说着话,你看见妈妈拿出了一个魔方在转,不消几分钟,就完成了还原。她看着你惊讶的表情羞涩地笑笑:“你不在家,我也没意思,跟着电脑上的视频学会了转这玩意儿,过段时间你帮我报名参加老年组的比赛吧?”

古来追梦成功者都不是神话,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就在与你擦肩而过的人中间,无论境遇如何、起点高低、他们都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选择了一个目标,然后持续努力,哪怕进步很慢,只要不停下脚步,在不经意之间,就已经感动了命运之神,接下来,只要潜心等待,耐心搜集信息,抓住一个个迎面而来的机遇,那么终有一天,积蓄日月精华的梦想之花会尽情绽放,舒展开每一片汁液丰盈的花瓣,惊艳岁月,感动众生。

梦想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不是打在白布上的幻灯片,也不是锁在柜子里的秘密,它是支撑起追梦人腰杆儿的那一股子精神气,是能让如芦苇般脆弱的人类在经历无数次失败和跌倒后,还能站起来继续前行的,深入骨髓的力量。

无论奋斗的理由是什么,只要你心中有未竟的梦,就沉淀下来,化梦为骨,带着梦想铸就起的一身肝胆,勇敢地走入这一片太平盛世中吧。

怀梦少年今何在?

最近脑海中常常会浮现出我二十岁出头时的生活片段,忆起最多的是小方、陈凡、含江和我,骑着自行车在故乡空旷的柏油马路上飞驰而过的场景,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安静岁月,清风拂面,阳光正好,那时我们都还是快意潇洒的少年,最爱着白衣,一条牛仔裤洗了又洗,也总不肯好好骑车,几辆破老二八都能上演一出街头飙车大戏,小方好胜心最强,总要争个第一,陈凡体力稍差,每次落后了都在十几米开外气喘吁吁地喊我们等等他。骑累了,我们就慢悠悠地蹬着车子,享受着凉风吹拂在脸上的恬适,谈天说地,无所不话,风卷起我们的笑声,吹得好远好远。

聊天的话题,最后都会归为一个词:理想。理想对那时的我们而言,若隐若现,如天边星子,看似唾手可得,实又遥不可及。那时的我,正在故乡县城的小电台里作兼职业余主持人,每晚下班后,我都要在路灯的陪伴下赶往电台准备节目,白日的劳累丝毫没有消减我的热情和精力,两只脚蹬的飞快,生怕迟到。小方怕我走夜路不安全,和陈凡、含江商量好,每天晚上,他们中的一个人骑车陪我去电台,我也没推辞,乐得有个伴儿,从此月光也更显得清朗了几分。

一路相伴,挚友两心相照,谈天的话题自然更丰富,小方最爱聊他的发财梦,普通工人家庭出身的他,对另一个阶层的世界充满幻想,他跟我说,自己工作这几年赚的钱都没怎么花,打算找个机会一笔投资出去,或者跟人合伙做生意,到现在我还记得他映着夜色的双眸,“小马,我总觉得咱还这么年轻,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力气,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机会,就看咱能不能把握住了,我可不想一辈子就一直当个工人。”我这几个朋友里,就属小方最机灵,体制内的孩子多半没什么生意头脑,但小方似乎总是能嗅到身边的商机,从前在寄宿学校上学时,他就趁着开学那几天,靠着给外地学生卖被褥大赚了一笔,我们问他从哪儿进来的货,他总是神秘地笑笑,说这是商人的秘密。

发财梦谁都有,我也有,只是生活没有给我留下太多选择,我只能抓住我能够得到的机会,拼命朝着有光的方向努力,从不敢停止前进的脚步,也不敢调头重来。

陈凡对未来的憧憬与我相似,都关乎对职业的向往,他想成为一名作家,这在我们当时生活的那座小城里,无异于天方夜谭,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写作只能是一种爱好,是茶余饭后,闲来无事的消遣,怎么可能被称为“正经工作”呢?陈凡打小就是我们几个伙伴里最爱看书的,他写的作文总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念给全班同学听,那个将《诗经》中的美善故事讲述给我们听的中年男人,比起中学老师,更像个江南才子,他说陈凡的文笔有一种超脱年龄的淡然洒脱,行文中带着几分黑色幽默,当时的我们都不懂什么是黑色幽默,只羡慕陈凡的作文分数总是那么高,恨自己只写得出“夏天来了,知了在树上叫”。语文老师还鼓励陈凡积极向一些中学生作文刊物投稿,有两篇文章还真被选中了,一时之间,陈凡在学校里成了小红人,我们都唤他作“陈作家”,这些都在陈凡心里播种下作家梦的种子。

含江是我们几个人中性格最腼腆的,每当我们其他仨人聚在一起热烈地谈论关于梦想的话题,含江总在一旁微笑着看着我们,我们都追问他对未来有什么憧憬,他总是摇摇头:“我挺羡慕你们的,我没有什么赚大钱的欲望,也没有小马的嗓子,小凡的文笔,我就希望我爸妈身体健康,我自己能娶个好姑娘,生个大胖小子,以后我们一家去法国的普罗旺斯玩儿。”我们听了都笑他,一个大小伙子的愿望跟个小姑娘似的,含江也跟着笑。那时正值寒冬,新疆的冬天零下二十几度,我们冻得手脚冰凉,口中呼出的白气都能捏出形状,但对未来生活的向往竟让我们感觉不到冬日的寒风,内心似火的几个年轻人,并排骑着车,听着车轮压在雪地上“咯吱咯吱”的声音,看着天边的月亮,仿佛看见期许的明天就在眼前。

没过多久,我就在家人的支持下决定离开故乡,去北京求学,告别了家人、朋友和曾经的同事,从此我开始了在异乡打拼的日子。终日奔波,身心疲惫,很快,我失去了故乡亲友的联系方式,路途遥远,十几年间我几乎没有再回到曾经生活的小城。

随着曾经工作的单位发生改制,有些人调离了原职,有的人与我一样,拿了遣散费就离开了那里,还有的人早已不知去向。我时常想念小方、陈凡和含江,不知道他们三个人现在身在何处,是否还记得我们曾一起骑车,一起聊天的日子。几年前,我托人联系到了陈凡,我们通了电话,还没等我开口,陈凡的声音带着几分颤抖响起:“小马,人家跟我说你真的成了中央台的播音员,我都不敢相信,是真的吗?”在听到我的肯定回答后,陈凡在那头惊呼起来,一番寒暄过后,我终于还是问起了关于曾经的梦,沉默了一会儿,陈凡苦笑了几声:“那时候是真年轻,年少轻狂,谁没有做过梦呢?”我心里沉了一下,陈凡告诉我公司改制之后,他先是被调去最偏远的戈壁滩工作,之后又托关系调到效益好一些的车队,在那里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他们组建了家庭,妻子的家庭根本也不稀罕他的作家梦,只千叮咛万嘱咐他干好现在的工作,争取早点晋升。就这样,年复一年,陈凡一步步走上了管理岗位,也一步步远离了他曾经的梦。我问他:“现在还写吗?”陈凡笑了:“早都不写了,工作太忙,书看得越来越少,手都生了,写出来的东西连我儿子都不爱看......”

我顿了顿,还是鼓起勇气问起了小方,陈凡告诉我,我离开没多久,小方也离开了单位,先是跟人合伙儿开餐馆,结果赔了,合伙人也跑了,小方又去打工,攒钱炒股,股市动荡,赚赚赔赔,总没有太大起色,前几年他听人说,小方被人骗进了传销组织,呆了三个月,最后逃出来,衣衫褴褛,光着脚在路上走了一天一夜,才让巡逻的警察发现,带他回了家。这些年他没有成家,家里只有一个老妈妈。

我不敢问了,说什么也不问了。电话的最后,陈凡把含江的微信号给了我,挂了电话,我还是加了含江的微信。很快,好友请求被接受了,我随意翻看含江的朋友圈里,一组照片吸引了我的目光,点开后,是中年略微发福的含江,他的嘴角还是挂着年少时的笑容,身侧依偎着一位眯眼笑着的女人,怀里抱着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而他们的身后,是一片一望无际的紫色花海。

曾经和你一起无忧无虑地谈论理想的少年们,现在都在哪里呢?我们都曾有过梦想,在追梦的路上,有人一直坚守,有人半途放弃,有人误入迷途,有人跌倒后站起来,重新选择方向,继续前行。

这些年,我从没有停止采集梦想的举动,我倾听人们的梦想,我向人们分享我寻梦的故事,也渐渐发现,有太多曾经怀梦高歌的人,渐渐地选择和生活讲和,我们告别了故乡亲友,义无反顾地独自前行,在这条路上,我们经历了挫败、失落、彷徨和挣扎,在宣告放弃梦想的那个夜晚,或是梦想成真的那一天,你是否会想起曾经一起做过梦的朋友?

人生都是在一边行走,一边怀疑,一边憧憬的过程中度过,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怀揣着无从安放的追梦之心,但又时常怀疑自己的能力是否配得上自己的梦,但只要活着,人们就永远不会停止对未来的憧憬。

梦想也从来没有大小之分,有人志在高山,就有人志在齐家,而在追梦途中没有坚持到最后的人,也并没有什么错,只是他们的确离最初想要到达的彼岸越来越远,成功登上顶峰的喜悦与悠然欣赏沿途风景的快乐,哪一种更好?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初心纵使在,也抵不过岁月尘嚣的侵蚀,最终被慢慢隐藏起来,各中冷暖滋味,自己体会,又何须旁人说?

北岛有诗言:“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要我说,梦碎不碎,至少深夜还能得老友一起饮酒,这样的生活,总不会太糟吧。

每一个淡定从容的现在,都有一个很傻很天真的过去

我曾经做过一期节目,主题是“你会感谢那个伤害过你的人么?”

有一个女孩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她通过微博私信分享了她的故事,一条接着一条,串联起一个女孩这几年间对爱情的领悟,对生活的思考。她告诉我,大学时,她曾全心全意地爱过一个男生,为他痴迷,为他担心,为他不分白天黑夜地等待。有好吃的,先想着男孩还没吃过,小心翼翼地打包好,想要带给他尝一尝,哪怕自己还饿着肚子。男孩的衬衫脏了,她也是第一时间帮他清洗,那时大学宿舍里没有洗衣机,炎炎夏日,女孩纤细的手指泡在肥皂水里,想象着男孩穿着自己洗干净的衬衫,汗水也是甜的。其实上大学之前,她也是家里的娇娇女,连自己的袜子都是妈妈洗的。寒冬腊月,得知男朋友发烧了,她不顾自己也在生病的虚弱身体,冒着寒风去给强壮的男生买药。

毕业后,随着两个人工作日渐忙碌,有时甚至几天都见不了一面。女孩给男生发短信,他不回复,打电话过去,语气也很冷淡,好像自己在他的眼里变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她说,那段时间,她每隔五分钟就要看一眼手机,看有没有关于他的一点信息,但大多时候,等待她的只有失望。偶尔有那么一次,男生回复了她,寥寥几个字,就足够让她一整天都欣喜若狂,一切胡思乱想又被抛到九霄云外,脑海中,那些美好的白日梦又开始肆无忌惮地蔓延。

女孩说,那时她为那个人付出了自己的全部,为他时而哭时而笑,完全变成了一个患得患失的傻子。他笑起来,她的心中就好像有清泉涌溢,鲜花盛开,他摔门离去,她什么也做不了,只是不停地哭泣,哭到昏天暗地,星辰吞没。他控制着自己一切的情绪,没有理智,没有尊严,卑微的像个乞讨者。然而低到尘埃里的爱,都能开出最美的花吗?大多时候,你在尘埃里,他就真的当你是一粒尘土罢了。

女孩意识到男生对她的感情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她太爱那男生了,她甚至打算停止服用避孕药,幻想也许自己怀了他的孩子,就能把他永远地留在自己身边,但这个想法在一次她出差回来,发现了床边的几根长发以及衣橱里的女性内衣后,彻底放弃了。

那一刻,女孩没有流下一滴眼泪,她说那些泪已经在之前很多个失眠的夜里流尽了,她甚至有几分欣慰,自己终于还是等来了这一天,走了也好,至少终于不用再担心他会走了。她说,那些时光,让她渐渐明白,其实感情中真正让人痛彻心扉的不是愤怒时的争吵,也不是冷战时的沉默,而是积累了太久,水滴石穿般的失望透顶。

如果一场感情注定没有结果,希望你趁伤口还不太深的时候,学会笑着转身,别等到眼泪流尽,整颗心都枯萎时,才大彻大悟,悔不当初。

当你已经爱一个人爱到尊严尽失,还得不到回应时,也要学会适可而止。最终,她决定不再委屈自己,毅然离去。

感情失意的她想寻求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于是回到故乡,回到了母亲身边。年少时,她就生活在单亲家庭里,父亲早亡,母亲独自拉扯她长大,供她读书,竭尽全力地为她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女孩读大学时候,一年的生活费都就比别的同学高出几千元,然而母亲并不知道她没有用那些钱给自己买好看的衣服,吃想吃的美食,而是一直省吃俭用,接济男孩,为他买体面的西服,买最好的篮球鞋,只为在生日时给他一个惊喜。

大学毕业那年母亲曾苦苦哀求女孩,希望她回到自己身边,可女孩为了能跟心爱的人在一起,狠心拒绝了她。如今,她要回到母亲身边去,不仅是因为自己受了伤,也是因为长久以来,她觉得自己对母亲亏欠太多。

女孩说,这段伤痛的记忆,让她好几年都没办法再开始新的爱情,她一度以为自己失去了爱人的能力,因为在上一段情感里,她倾注了太多,几乎耗尽心力。

直到几年之后,和母亲的同事给她介绍的一个男生相处了一段时间后,她尘封的心门才慢慢打开,也收获了爱情里应有的甜蜜与体贴。

读完她的故事,我回复她说,现在不是挺好么,你经历了那些伤痛,如今的却能淡定从容地将往事娓娓道出。

她说,“可你并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那一个个失眠的夜晚,那些眼泪,那些悲伤包裹着我,我再也不愿意回忆起它们了。那段日子我是挺过来了,但我要感激的不是那个伤害我的人,而是在那样绝望的时刻,依然活下来的那个自己。”

这个女孩尽管经历了不堪回首的过去,但她还是选择说出自己的故事,试着去释怀,去原谅。而我们有时在生活中也会遇见一些“健忘”的人,他们选择“忘记”自己的过去,选择性遗忘曾经失败的感情经历,绝口不提年轻时犯下的错误,甚至想方设法抹去那个曾经“很傻很天真”的自己,甚至当有故友提起往事时,他们会努力搪塞,很怕现在的社交圈知道自己过去的“糗事”。然而时间流逝,无论我们如何表现,请别忘记,正是过去自己成就了现在的你,你若没有在感情中受过伤,没有亲眼见到那个不完美的自己,又怎么会真正体会到爱人与被爱的滋味?你若没有犯过错,没有做过傻事,这样的人生又有什么值得去回忆呢?

每一个懂事淡定的现在,都有一个很傻很天真的过去,每一个温暖而淡然的如今,都有一个悲伤和不安的曾经。和过去的自己和解,然后好好爱现在的自己,也许是我们每个人值得用一生去领悟的事。

哪有什么顺风顺水,还不是和命运死磕

有那么几年,曾经的同学或工友来北京出差、旅游,我所在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他们必到的地方,仿佛这也成了一个旅游景点。他们在参观完我的工作环境,尤其是看完传说中的直播室后,总会说一句“原来,你真的在中央台做播音员,而不是修车啊”。

我哑然失笑,我在故乡做汽修工十年,修车是我赖以生存的技能。在他们的眼中,我即使离开那个汽修厂,想要养活自己,还得靠这项技能。而且,在他们的意识中,能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尤其是做播音员,不是高官后代,没有耀人眼目的学历,那怎么可能呢。

他们和我是同学,知道我的起点,父母早亡,中学未毕业就开始修车,和他们一样在戈壁大漠度过自己的青春年华。即使是在我修车的那家公司的广播站,我也没能做成广播员,怎么我离开故乡三年多,就进了国家电台工作,如果不是修车,那能做什么呢?

所以每一次,他们问起这个话题,我不知怎么回答,就只好说“我只是走运而已”。

只有我知道,人生,哪有那么多的好运气。

是的,我起点低,初三只上了不到一学期就辍学了,至今也没有一张中学毕业证。所以在故乡里,我只能做最辛苦的工作。而广播站的播音员,宣传口干事的工作,不是官员的子弟,就是相关专业的毕业生,我得面对现实。

幸好,在故乡修车的十年中,我遇到了广播和书籍,他们打开了我通往外面世界的窗口,也支撑着我,脱下沾满油污的工作服,走出那片我曾流汗流泪的土地,来到北京寻梦。

当然,寻梦的路是崎岖的,初来北京没几天,我就感到了不适应。

为了能解决住宿的问题,一个同乡帮我联系了学校负责管理宿舍的老师,恰巧,那段时间正值暑假,宿舍空余的床位较多,我得以顺利地住进学校。

在我之前,那间宿舍里还有四个同学。尽管已经放假,但他们都没有回家,整天在宿舍里打牌聊天,宿舍里总是乱哄哄的,我这样一个外人突然闯进来,打破了他们的平衡,他们很不习惯,于是通宵玩闹,喝酒,意图通过这种方式撵我走。

初来的那个晚上,我实在受不了他们的吵闹,又不好意思开口请他们安静下来,就在操场待了整整一夜。

那年我26岁,他们都比我小几岁,又都是富家子弟,心里哪容得下别人。我知道他们在宿舍里整夜打牌喝酒,狂欢至深夜的目的。如果是在以前,我可能会跟他们理论几句,但我知道,我身上的钱不多了,外面的招待所是万万住不起的,我必须要住进收费低廉的学校宿舍,我必须要让他们接纳我。

于是第二天,我起床后,主动收拾宿舍,打好开水。午饭时,他们还没有起,就帮他们打好饭,晚上他们玩他们的,我睡我的,居然也能顺利入睡。几天下来,我们熟悉了,他们也就不好意思再这样跟我对着干。

这,还只是一个小插曲。

生活,逐渐向我展示了它残酷的一面。

从新疆出来,我身上有三万多块钱,但随着学费、生活费的支出,这些原本就不多的钱越来越少。课余时间,为了赚点钱,我常会做点配音和解说的工作。

有一个冬夜,央视的一档节目叫我去试音,通知我是晚上八点前到,七点半,我就到了约好的录音机房。那个月我口袋里只剩下十块钱,另一档节目的配音费还有一星期才能拿到。我想,如果今晚试音顺利通过的话,恳请节目组的老师先支给我一百元钱,这样,我就能熬过这一星期。

可没想到,那天录音机房一直到晚上11点才轮到我配音。五分钟的片子,我反反复复录了将近半小时才终于完成,战战兢兢地交给节目组的老师。

从这个位于皂君庙的机房到传媒大学的公交车,最末一班车是晚上12点。如果12点前能告诉我是否通过,即使不能给我提前支取工资,我也能赶上末班车。这样,十块钱也足够我回学校的车费了。

时间一点点过去,我焦急地等待着结果,一个多小时后,大约凌晨一点半左右,他们告诉我,我的配音没能达到他们的要求,当然,也就没法给我任何费用。

摸着口袋里那张孤独的十块钱的纸币,我嗫嚅着恳请那位老师,让我能在门口的沙发上挨过这个冬夜,因为我实在没有打车回学校的钱了。那个年轻的老师看了看我,勉强答应了下来,让我天一亮就赶紧离开这里。

那一夜,失落和怀疑让我无法入睡。播音是我一直以来所喜欢的,为了它,我甚至丢了铁饭碗的工作,远离熟悉的人群,背井离乡,千里迢迢来北京学习。可是,我居然连一个节目组的配音要求都达不到,那这一生,我还能依靠这个生活么?

那个冬夜,我蜷缩在那个录音机房的少发上,孤独落寞,直到天色渐明。

很多年之后,每次当我路过北京皂君庙的那家机房,我总会想起当年的那一幕。我真想走到那个在暗夜里伤怀疲惫的年轻人的身边,陪他坐下来,告诉他这点小挫折不算什么,谁的专业的娴熟不是从失败中一点点得来的呢。在错误中总结经验,然后经过千百次的锤炼,你总会越来越精进,越来越成熟的。没关系,坚持着走过去,你总会迎来明媚的阳光。

这些年,每次当我失去斗志的时候,我都会再回到我在女子学院读书时住过的那个地下室看看。

北京,北四环小营世纪村小区。我曾住在这个听上去很气派的小区里一个由防空洞改装而成的地下出租屋。

顺着楼梯往下走。楼梯很狭窄,下面却是别有洞天。第一次进去,那条一望无际的长走廊真的是深深地震撼到我了,恐怖片也不过如此吧。走廊两边是密密麻麻的木门,木门上头便是一个巴掌大的排气口。每个门上边都有一个号码,大概是老板为了方便管理。走到走廊尽头的那间房就是我和当时的同学一起租住的地方。

因为是地下室,所以屋子散发着潮湿的霉味。房间很小,大概只能放下三张单人床和一个小桌子。唯一让我觉得给房间增加了几分色彩的,莫过于桌子角落里高高的一摞书。

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是假的,没有丝毫隔音的效果。半夜有人走过大声吵闹的声音,不远处的公共卫生间冲水的声音,舍友们熟睡中发出的打鼾的声音,这些都清晰可见。当生活将它隐藏的伤口赤裸裸地撕裂给我看的时候,我除了接受,还能做什么呢?

生活可以廉价,但梦想不可以。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越发的懂得,梦想,唯有你努力争取才会有曙光乍现,只有你坚持不懈,它才会向你露出笑脸。

其实,这世界,哪有什么顺风顺水,生活里,又哪有什么一步登天的快捷方式,远方的目的地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踩过去的。这其中,你会走过泥泞,面对困难,经历磨难,每一样事情都有可能打败你,然后让你投降放弃。但是跨过去,战胜它们,它们又会让你成长。人生就是在这样不断地轮回中,只有死磕到底,你才会最终获得你想要的东西。

那些窘迫的日子,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27岁那年的秋天,我成为北京一所女子学院历史上的第一个男生,你没看错,是女子学院,一位我所敬仰的播音前辈认为我有一把好嗓子,是做播音工作的料,所以跟校方争取,破格招收了我。我就这样在中断读书十几年后,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

在此之前的一年,我结束了在故乡新疆做汽车修理工的生涯,在当时的广播学院,现在的传媒大学开始了自己的广播梦。

也正是在广播学院,我意识到知识的框架需要一点点搭建,如果没有基本学历,你就无法登上更高的阶梯,而我,十六岁初中还没有毕业就因为生计辍学,从此,再没走进过校园。

所以能够去上女子学院,哪怕只是大专,我也很珍惜。专业课顺利通过后,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参加成人高考,

为了能通过考试,考前半年,我就开始复习高中课程。当时我还住在广播学院的宿舍里,每天早上四点多起床,先背英语单词,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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