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西汉+康乾(套装共2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6-29 08: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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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侯杨方 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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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西汉+康乾(套装共2册)

盛世:西汉+康乾(套装共2册)试读:

盛世——西汉+康乾(套装共2册)侯杨方 著中信出版集团盛世:西汉侯杨方 著中信出版集团目录序:剖析对现代中国影响最深的两段历史前言:在盛世与衰世之间第一章 一统天下与迅速败亡 第一节 统治难题:天下苦秦久矣第二节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第三节 至死不悟:西楚霸王的末路第四节 大风起兮云飞扬:汉家初创第二章 德莫胜于孝文皇帝 第一节 由功臣拥立的“弱势”皇帝第二节 通往繁荣之路:国退民进、轻徭薄赋第三节 四海止戈:奉行和平主义的外交政策第四节 宽刑重法:一代仁君第五节 举荐贤良方正与慧眼识英才第三章 勉强合格的继任者与文景之治 第一节 七国之乱:皇帝与本家诸侯的火拼第二节 盛世的奠基:文景之治第四章 全面扩张:千古一帝的雄心 第一节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祖孙的权力斗争第二节 饮马翰海,封狼居山,西规大河,列郡祁连第三节 开疆拓土:一定要超越秦始皇第五章 雄才大略:不拘一格用人才 第一节 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平民精英的崛起第二节 世家大族与平民精英的冲突第六章 汉家自有制度:霸、王之道 第一节 “国进民退”与酷吏的兴起第二节 严厉打击:控制贵族豪强第七章 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与统治末期的转向 第一节 绝对独裁的体制:外朝与内朝第二节 晚年的悲剧与幡然悔悟第八章 盛极一时:舟车所通,无不臣妾 第一节 “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第二节 故剑情深:平民出身的汉宣帝第三节 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之时第四节 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第五节 以德治国还是以法治国第九章 乱我家者,太子也:家天下的悲哀 第一节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第二节 俗儒执政:优游不断的皇帝后记序:剖析对现代中国影响最深的两段历史中国现存的本国历史书大概是世界之最,大至历朝历代,小至家族个人,都有大量文献资料,以及后人为之撰写的历史书。从研究出发,当然史料和史书多多益善,不厌其烦,但从学习和了解历史出发,不得不有所选择,因为它们的数量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终身的阅读量。正因为如此,如何根据当代人的不同需求,写出最适用于某一类读者的历史书,是历史学家的一项重要任务。历史有两种写法,一是科学化,即运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探寻历史内在的规律,其代表是法国年鉴学派以及经济史、自然史、人口史等专门史学派;二是叙事化、文学化,其杰出的代表是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纪传体史书,另一代表是《资治通鉴》,也以叙事为主,兼具文学化。两种写法各有侧重,各有所长,前者更适合专业读者,后者更受一般读者的欢迎。本书作者侯杨方博士的研究领域是经济史、人口史以及历史地理,均属于第一类科学化历史研究的范畴,他曾利用人口学方法撰写了《中国人口史》第六卷(1910—1953年)。他酷爱历史,并不满足于专业研究,还阅读了大量史书,其读书心得不时见诸报刊,颇受非专业的读者喜爱。他既有扎实深厚的专业基础,又有简洁可读的文笔,加上阅历渐增而对历史理解愈深,终于在不惑之年写出了综合两种写法的这本新书——既有对人性、历史事件本身的分析,也侧重于从人口、经济、环境的角度去阐释传统的历史叙事,通过分析权力结构与政治生态的长时期性变化来探究历史的内在发展逻辑。本书从始至终反复强调职业经理人是不可靠的,因为这是由基本的人性决定的,是超越社会制度与时代的存在。作为管理国家的职业经理人,官僚集团同样如此,因此必须要有一个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作为职业经理人,官僚们会出于自身利益而罔顾国家、社会的长远利益,或渎职、不作为,或从个人到组织化的贪腐,这些都是官僚们或人类的自然天性。在当时的社会与技术条件下,不可能通过民主宪政的方式,而只有通过皇权与官僚集团抗衡,并进行制约、监督。与天然具有短期行为的官僚集团不同,家天下的皇权代表的是政权的长远利益,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民众的长远利益比较吻合。汉武帝、汉宣帝、雍正帝对官僚、贵族强势集团进行了一系列严厉的打击,以缓和社会阶级矛盾,汉文帝、汉宣帝、康熙帝、乾隆帝又通过大规模的减免赋税让利于普通民众,而这些行为都严重损害了官僚、贵族们以及强势集团的利益。如果没有强大皇权,这些行为都是不可能得到有效执行的。西汉盛世与康乾盛世能够长期强盛,与当时的皇权强大,能比较有效制约官僚集团密切相关,信赏必罚的体制创造出了高效的组织力与执行力,这是两个盛世非常突出的特点,本书着重从这个角度与权力结构的转移变化来叙述、阐释历史。历史事件在其必然性的背后也有偶然性,这两个盛世的最高执政者大多是历史上的杰出政治家,不仅具有高超的政治规划与执行力,而且有坚强的意志力,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非常偶然的现象,并非历史常态,因此他们才能独排众议,做出某些突破常规的举动,从而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这也是盛世并非常态的重要原因所在。历史的必然性则表现在气候、经济、人口、技术等长时段的背景变化方面,这些变化犹如缓慢而不可逆转的地壳运动,在上面活动的人类并没有意识到脚下的运动,再杰出的历史人物也无法扭转历史的大趋势,最多只能延缓或加速,这就是历史必然性与不可控性。虽然本书作者的专业研究更侧重于第一类的科学化,但在本书中他却较好结合了偶然性与必然性,较为平衡、客观地分析了这两个盛世发育、壮大以及衰落的全过程,以及其中的人为与自然的双重因素,而不是过于强调某一方面,特别是传统史学容易过分强调的人为一面,即所谓的明君贤臣史观,同时也没有将历史解释成为单纯的物理要素的组合。本书的主人公无疑是创造盛世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们,盛世同时也是这些杰出历史人物集中涌现的年代。本书对这些主人公无疑抱有一种同情之理解,即试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不是用现时的观念与标准去削足适履地评判他们,否则他们都很难摆脱大独裁者及其帮凶的头衔,这样历史就会沦于一种儿童式的漫画。对历史的评价应是多元的,不能非黑即白,非优即劣,而更多会带有一种混合的复杂。这些引领时代的历史人物也具有不同程度的优、缺点,所作所为既有值得肯定、敬佩之处,也有引起非议之处,只有抱着这样的理解才能较好地还原一个相对丰满、真实的历史。本书行文流畅、清晰,没有晦涩难懂的术语,但也没有运用当下流行的戏说体。本书引用的史实都给出了明确的出处,并引用了大量原始、可靠的材料,体现了作者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的严谨,并对一些基本的史实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与考证,比如对长期争论纷纭的雍正帝继位问题的考证与解释就很有新意。“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与“文以载道”这两句古语并不矛盾,一本好的历史书应该是两者的结合,既有可读性,又有学术性与思想性,并能给读者以启发,让他们在会心一笑之后又有所回味。葛剑雄前言:在盛世与衰世之间为什么选择西汉与清朝?中国历史以秦始皇统一为标志,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之前的“先秦”,之后的“后秦”。“后秦”时代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初,长达2 200多年,主要特征是实行家天下的帝制,均以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为目标,而“先秦”则是分封制。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的中央集权的帝国只存在了12年,就被六国的旧王族、贵族以及民众联手颠覆,中国重新回到了群雄割据的内战时代。在这场史称“楚汉相争”的新版七国争雄的内战中,先秦诸国的王族、贵族被消灭殆尽,原楚国的一个平民刘邦率领一群平民在废墟上建立了汉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布衣卿相”——即由平民建立的政权。虽然表面上继承了秦朝的制度,汉朝实质上更类似于先秦的周朝,并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皇帝只是天下的盟主,全国62个郡,他只能控制其中的15个,其他地区均由楚汉之争中的盟友们即所谓的异姓诸侯王们控制,历史似乎又恢复到了从前。汉高帝刘邦运用各种阴谋、阳谋翦除了异姓诸侯王,但吸取了秦朝迅速崩溃的教训,他将同姓的子弟分封到全国各地建立了众多的同姓诸侯国以维护、巩固刘家的政权,而不是像秦始皇那样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帝国。当时处于长期独立状态下的民众毕竟并未形成一个统一国家的认同,统一需要循序渐进,所以汉朝不能像秦朝那样急于求成。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刘邦的子侄们逐渐长大成人,与中央政府的离心力越来越强,最终演变成为七国之乱的内战。战后,诸侯王国的独立性大大削减;汉武帝又通过推恩令等一系列措施,使得诸侯王国实质变成中央直辖的政区,汉朝终于实现了中央集权,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经过70年的韬光养晦,实行轻徭薄赋、宽政简刑的仁政,汉朝实现了国强民富,汉武帝才有可能北击匈奴,南平两越,开疆拓土,不仅全面恢复而且超过了秦朝的版图;独尊儒术不仅为了加强皇权,而且通过官方提倡的意识形态来塑造全体民众对统一国家的认同。秦朝只是昙花一现,汉朝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稳定的大一统帝国,并成为历代王朝仿效的样板。无论后来的历史如何跌宕起伏,分分合合,重现汉朝,更准确地说,重现汉武帝的大一统帝国都是历代王朝的最高理想。汉武帝的杰出继承人汉宣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征服了蒙古高原的游牧帝国,并第一次占领、统治遥远的中亚,此时的汉帝国统一了东亚农耕区与中亚游牧区,这又成了以后历代杰出有为的皇帝们追求的最高政治理想——成为华夷天下共主。在当时的世界上,汉朝的兴盛、强大、文明,只有西方的罗马才堪与匹敌。汉朝光辉的历史界定了“盛世”的涵义:国内政治长期稳定、和平,经济实力持续发展,国力强盛,威服四夷。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而妄称盛世,只能徒留笑柄,因此我选择了“西汉盛世”作为上编,因为它是中国盛世的发端与典范。西汉盛世与“文景之治”并不等同,“文景之治”是西汉盛世的酝酿期。西汉盛世有两座高峰:一是匈奴北遁、统一南越,以汉武帝封禅泰山为标志;二是宣帝时期匈奴单于来朝,设立西域都护。虽然距今已经两千多年,但西汉盛世留给今天中国人的直接遗产仍然非常丰厚,高度的民族认同意识与稳定的核心地区的版图,无论历经多少波折、磨难,它们都是中国文明始终历久不衰、从未中断的精神、物质的两大基础。两千多年来,生活在东亚大陆农业区的亿万人一直以口说汉语、手写汉字、家居汉土、身为汉人而自豪,这都是西汉盛世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物质双重遗产。以西汉作为盛世的标准,比较符合这个标准的是唐朝盛世,它由贞观之治发端,截止于天宝年间,超过了一个世纪,同样建立了一个统一东亚农耕区与中亚游牧区的大帝国,与阿拉伯帝国并列为当时世界最先进、最强大的帝国。但由于唐朝热衷对外扩张,招募了大量的胡人雇佣军,又因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形成了势力强大的私人军队。这些雇佣军发动了叛乱,即史称的“安史之乱”,唐帝国迅速失去了扩张占领的所有领土,版图大大压缩,边境线竟然收缩到首都长安的远郊,内部也藩镇割据,从此一蹶不振,并直接导致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因为分裂,五代时又失去了最重要的战略要地——燕云十六州,它不仅是重要的马匹产地,也是华北平原与蒙古、东北游牧、狩猎区之间的天险,燕山山脉以及从蒙古高原、东北进入华北平原的各个山口从此被游猎民族控制;游猎民族第一次长期、稳定地占领了中原农业区,进而从原始的部落联盟升级成了高度文明的帝国,在政治、经济体制等文明进化上不再落后,同时仍然保持了游猎、骑射传统以及军事上对中原的巨大优势。这些都是后来崛起于东北渔猎区的女真占据了北中国、蒙古人占领了整个中国的重要因素。不像西汉盛世,唐朝盛世只是一个过渡,制度缺乏创新,基本的统治模式与西汉没有本质的差别,取得的成就也远不及西汉对中国文明的奠基作用,因此我没有重点撰写唐朝的内容,而只是将它作为与西汉盛世比较的对象。清朝是中国两千年帝制时代的最后一个朝代,也是最后一个华夷一统的大帝国。与西汉不同的是,清朝的最高统治层是原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满洲,他们利用明朝的衰落在东北建立了后金国,又利用明朝的内乱趁机入关消灭了李自成、张献忠以及明朝的残余力量,占领了明朝的全部版图。早在入关前,满洲就与部分漠南蒙古结盟,并征服其他的诸部,满蒙同盟成为清朝重要的统治基础。由于满洲人数很少,因此他们利用明朝的投降官兵作为先锋征服了广大的南方,这些明朝降将被封为藩王,在南方形成割据的半独立局面。直至康熙年间三藩之乱后,这些藩王被清军消灭,清朝才真正成为大一统的帝国,开始了长期和平、稳定的时期,揭开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盛世序幕。清朝盛世通称为“康乾盛世”,这是两位祖孙皇帝康熙帝和乾隆帝的年号,其中的雍正帝被忽略,因此准确地讲,应该称为“康雍乾盛世”。康乾盛世的初期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缓和国内的满汉民族矛盾,克服明末清初包括三藩之乱等战乱带来的大萧条,恢复经济发展,因此康熙帝积极推行垦荒缓征,更名田产权划归实际的开垦者,频繁蠲免赋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治理黄河等政策,迅速恢复了经济,形成了国强民富的局面,从而得以从容应对外来的严峻挑战。在消灭了汉人藩王与台湾郑氏集团后,清朝面临的第一个外来挑战是俄国的不断东进,侵占了黑龙江流域,并试图进一步征服蒙古喀尔喀部。康熙帝独排众议,果断两次出兵围攻俄国在黑龙江流域建立的最重要据点雅克萨,迫使俄国签订了城下之盟。《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了广大的黑龙江流域属于清朝版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现代国际法框架下签订的国际条约,第一次明确了边界的划分。俄国势力就此退出黑龙江流域长达170年,清朝解除了后顾之忧,得以集中全力对付另一个迫在眉睫的、更为重大的威胁。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在大汗噶尔丹的领导下,在中亚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的统一帝国。在西藏政教合一政权的支持下,准噶尔帝国抱着统一全蒙古,恢复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的雄心,向东进攻漠北蒙古喀尔喀部,并击败了清军,追击到了清朝境内,迫近京城。在形势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康熙帝果断决定出兵击退了准噶尔军队,并决定接受喀尔喀诸部的归附,统一了漠北蒙古,随后不断发动亲征,彻底解除了准噶尔的威胁,并将势力扩张到了青海、西藏。晚年的康熙帝出兵安藏,驱逐了占领西藏、并试图用宗教控制全蒙古的准噶尔军队,青海、西藏就此纳入了清朝版图。此时的清朝已经成为统治了几乎整个东亚大陆农业区、蒙古高原、东北亚渔猎区以及青藏高原区的统一大帝国,这是康乾盛世的第一个高峰。雍正帝继承了父亲的事业,着力解决财政、吏治问题,为盛世的第二个高峰打下了基础。乾隆帝身负祖父、父亲两代的重托,在雄厚的国力基础上开始了新一轮的开疆拓土,他的最大贡献是彻底消灭了威胁清朝长达67年的准噶尔帝国,拓土两万余里,将中亚的西域新疆纳入版图,这是康乾盛世的第二个高峰,标志着清朝达到了极盛。乾隆帝的另一个伟大贡献是击败了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完善了驻藏大臣制度,创立了“金瓶掣签”,加强了对青藏与蒙古诸部的管理与控制。另外,乾隆帝忠实继承并发扬光大了康熙帝的“仁政”,在其统治期间频繁大规模蠲免赋税,更是空前绝后地五次普免全国赋税。在这一时期,中国人口第一次突破了2亿、3亿,并在盛世结束后的30多年内突破了4亿。在传统时代,这些空前的人口数量标志着空前的经济实力和国力;这一时期的全国耕地面积与粮食单产量、总产量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峰。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康乾盛世政治、军事成就的基础,这一时期虽然对外征伐不断,开疆拓土,但由于中央政府财力雄厚,并不需要额外增加普通民众的负担,而仅靠户部库银就足以应付,同时由于是常备军制,不需要额外征发人力,与之前的历代王朝,例如汉武帝时期征伐四夷的同时,必须横征暴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反映了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实力一长一消;不仅征伐不需要额外加税,康乾盛世最突出的特征是大规模、频繁的减税,并已经成为常态。“永不加赋”冻结了实行数千年的人头税,“摊丁入亩”又将人头税与土地税合并,甚至还有六次普免天下钱粮,这是康乾盛世期间最大的仁政,亿万民众普遍从中受益,这也是中国人口得以长期、稳定、较快增长的重要因素。康乾盛世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最大,它不仅最终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而且确定了现代中国人口的基本格局,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衰落也肇始于此时期。16世纪起,随着地理大发现,世界开始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以英国为代表的西北欧开始进入了工业化时代,西方社会在技术、制度、掌握的资源上都开始突飞猛进。虽然从纵向看,康乾盛世在政治、经济上都是传统中国的最高峰,在旧有的体制框架下,将传统制度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但横向比,在这关键的一个多世纪里,却全方位落后于世界最先进的工业文明,这其中不仅有中国传统太过强大,盲目自大的因素,也有清朝统治者为了本民族的利益,刻意闭关锁国、不思进取的因素。从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看,康乾盛世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最为直接、深远、巨大,这可以回答我为什么要选择清朝。西汉标志着大一统中华帝国的诞生,确立了盛世与大一统帝国的标准与认同,清朝是两千年帝国的终结,确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与人口,这两个时期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既深远又巨大,都超过了其他时期。产生盛世的制度性因素与偶然性盛世之所以能够成为盛世的一个必要条件:政权要长期稳定,经济必须长期稳步发展。盛世像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有发育、壮大、衰落三个阶段,没有足够长的时间很难成长、壮大。西汉、唐朝、清朝的盛世都经过了一个世纪左右才能到达顶峰,在盛世的发育阶段都奉行了长时期的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政策以恢复国力。除了长期稳定的发展之外,执政集团的长远战略目标、规划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西汉盛世的战略目标首先是解除一切对皇权形成威胁的国内势力,主要是功臣集团和诸侯王,通过七国之乱、推恩令、酎金案等一系列措施,实现了中央高度集权、内政统一;第二个目标是解除最大的劲敌匈奴的威胁,经过了汉武帝多次主动出击匈奴而达成;第三个目标是征伐四夷、开疆拓土,完成于汉武帝、宣帝时期。清朝康乾盛世的首要战略目标是国内统一,消灭割据的三藩、统一台湾,完成于康熙时期;解除准噶尔帝国的威胁,争夺、加强对蒙古与西藏的控制权,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持续战争,最终实现了这一目标,征服准噶尔帝国成为盛世顶峰的标志。相对来说,唐朝盛世的战略目标与规划不是很清晰,达成的效果也很不尽人意,虽然征服了东、西突厥、高丽,但都不能像西汉、清朝那样维持长期、稳定的统治,而面对吐蕃、南诏等也占不了上风,甚至遭到惨败,安史之乱后,疆域更是大幅度萎缩,丢失了之前扩张占领的所有领土。西汉与清朝盛世还有制度上的优势,在这两个历史时期,都是皇权独大,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在传统的技术手段下,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大国不可能像古希腊城邦一样实行直接民主制或间接民主制。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官僚滥用职权、谋取私利是普遍的自然现象,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衡,必然会愈演愈烈,最终政权、社会全面崩溃,因此在传统中国,只有实行帝制才能制衡官僚阶层。皇帝通过血缘世袭,在名义上拥有国家的最高主权和所有权,对国家负有最终的无限责任,因此他的个人利益与政权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相对一致;而官僚只是职业经理人,任期有限,会天然地为了个人与集团的私利而损害政权、国家、民众的利益,因此在缺乏相应技术手段的特定历史时期,只有高度集权的帝制才有可能制衡、监督官僚,在这个意义上,皇权可以超然于各个利益集团之上,起到制约、平衡的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代表广大的普通民众利益。在这两个盛世中,皇帝经常性地打击贵族、官僚等特权阶层,某些时期甚至可以说不遗余力,尤其以汉武帝、宣帝时期最为严厉,清朝雍正帝、乾隆帝对贪腐官僚的打击也较为严厉。如果不是帝制,而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官僚寡头统治,他们会形成分赃体制、共犯集团,腐败将因缺乏有效的制衡、监督而不可遏制地蔓延、深化,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系统的崩溃。与贪腐一样,不断增加赋税同样是官僚的天然冲动,是他们的利益所在,而这两个盛世却频繁减免赋税、大力度赈灾,这都是皇帝出于政权、国家的长远利益而让利于民、藏富于民,这些都是皇权与广大普通民众利益基本一致的最重要的体现。拥有高度权威的帝制也带来了高效的组织动员和执行能力。西汉与清朝两个盛世给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是令行禁止、信赏必罚。西汉继承了秦朝的制度,崇尚军功,有功封爵,无功严惩,常常是死刑。军功只看效果,不看过程,因此李广的作战过程再曲折、再传奇照样不会立功封侯,反而遭到严惩,最终被迫自杀。清朝军事集团的核心层是八旗军功贵族,他们同样按照军功封爵,或因失利严惩,而并不考虑他们原有的地位、身份——爵高为公,官高为一品,因作战失利被处死的比比皆是,同样因军功封爵的也比比皆是。如果没有掌握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奖励和惩罚如此严明都是难以想象的,官僚寡头集团间的博弈、妥协与利益交换不可能具有奖罚分明的高效率机制。秦朝以后,中国文明稳定持续了两千年,且长时期世界领先,权责相符,能有效监督、制衡官僚集团,能代表政权根本利益的帝制是其重要的制度保证,与同时期的政教合一、四分五裂、战争不断的欧洲相比,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无论是在国家的统一、政治的稳定、政教分离等方面,还是在经济、生活水平、文化等方面,中国都遥遥领先。本书正面评述帝制的优越性局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评价历史不能带入现时的观念,认为民主比专制优越,所以就可以否定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认为他们是清一色的大独裁者,那么在这些人眼中历史就会是一团黑;同样,更不能带入过去的观念,认为中国历史帝制具有优越性来宣扬专制、人治比宪政、民主更先进。但是中国帝制时期并非都具有以上这些优势,这也是盛世不可能是常态的重要原因。帝制是高度集权的人治独裁,因此皇帝的个人能力、个人精力、意志品质、战略眼光、责任心都非常重要。像汉文帝、汉武帝、汉宣帝,清朝的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等都是非常杰出的政治人物,他们集中在一个特定的时期连续出现,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而正是如此才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两大盛世。更加难以复制的是,西汉盛世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就会相应出现最符合时代要求的皇帝。设想汉武帝出现在汉文帝时期,因为没有充足的国力提供他的挥霍,西汉可能直接变成秦朝第二,汉武帝就会是秦始皇或隋炀帝;但如果是汉元帝产生在汉武帝的时代,那就根本不会出现盛世,而是直接奔向平庸甚至衰世。另外,如果没有汉武帝、康熙帝、乾隆帝,以及他们出现在相应的时代,历史极大可能就会改写,因为他们都曾独排众议,不顾众人的反对,乾纲独断了很多改变历史、影响深远的战略决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盛世的产生也带有偶然性。盛世是灰色的,衰世是猥琐的盛世并非黑白分明,并非光明灿烂,并非如传统戏剧中表现的那样明君忠臣,实际它是灰色的,既充满着理想、热血、奋斗、阳刚,也充满着残酷、苟活、卑琐、阴谋。堪称千古第一仁君的汉文帝整治功臣周勃,汉景帝残酷杀害晁错,汉武帝任用酷吏滥杀无辜,包括自己的太子一家,唐太宗杀兄屠弟逼父,康熙帝与太子反目,诸皇子争位内斗不息,雍正帝手足相残,乾隆帝屡兴文字狱……这些还只是统治集团高层的内斗,汉唐时代更有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因征发而家破人亡,清朝的中下层文人则因文字屡屡招致飞来横祸。不能用现代的眼光虚构、美化历史上的盛世,因为在蓬勃向上的同时,盛世同样充斥着暴力、血腥、阴谋与丑恶。与盛世相对的是衰世,介于两者之间的是治世。盛世与治世、衰世最大区别当然在于文治武功的成就,而盛世与衰世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异,即“盛世常见多才,衰世常患无才”。西汉、唐朝、康乾三大盛世都是由一群杰出人物创造出来的,贤君与功臣名将是盛世的主角,因此人才的有无、多少也是盛世、衰世明显的不同。西汉盛世人才辈出,周亚夫、卫青、霍去病、主父偃、张骞、桑弘羊、霍光、常惠……;康乾盛世中的图海、施琅、索额图、明珠、费扬古、靳辅、岳钟琪、年羹尧、策凌、傅恒、阿桂、刘统勋、福康安、海兰察、明瑞……而这两个盛世中最杰出的人才莫过于汉文帝、汉武帝、汉宣帝以及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们都具有高超的政治能力——既有清晰明确的战略目标与规划,也有实现目标与规划的管理、执行能力,还具有高度的责任心、使命感与坚强的意志力,这些都是盛世能够产生的必要条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衰世则是一个万马齐喑、平庸、衰败、猥琐的时代,清朝长达三十年的道光时期就是一个貌似治世的衰世,当时龚自珍一针见血直斥这个衰世:“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每个人都在混日子,不敢说真话,好像治世对政治没有意见。不仅找不到有才能的文武大臣,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有才能的老百姓,有才能的工匠,有才能的商人,甚至连有才能的小偷、流氓、强盗都没有,不仅君子少,甚至小人也少,因为所有的人实在是太平庸了。偶尔出现了有才能的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就像一个没有缝隙的黑屋,所有的人在里面一起昏睡,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道光执政的第十九年,鸦片战争爆发,最后以签订《南京条约》赔款割地而告终。盛世如同一个生命体,既然有发育和壮大,也必然有衰落;盛世本来就不是常态,因此衰落是一个随时可能发生的、自然的过程。西汉、清朝两个盛世衰落的最底层原因可能都是气候环境的变化,气温下降导致灾害频繁,粮食产量下降,引发社会动乱。人力无法挽回气候的趋势,但一个有能力、有作为的皇帝及其执政团队可以通过一系列整顿吏治、加强赈灾的措施延缓这个衰落的过程,然而汉元帝、晚年的乾隆帝、嘉庆帝显然都对此力不从心,甚至他们自己或因年老怠政、或因能力低下导致吏治败坏、决策错误、执行力丧失,他们本人就成了衰落的原因之一,这都是人治不可避免的缺陷。清朝的人口随着经济而增长,最终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生活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没有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型,就会不可逆转地引发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白莲教造反引起的全国性内战是这一危机的总爆发,这是清朝盛世衰落的最大特点,也是中国历史的首例。与西汉、清朝不同,唐朝盛世的衰落则更多要归因于人为因素,制度设计的缺陷导致了内战,盛世在突然间就终结了。反过来看,盛世的产生固然有人为努力的因素,但气候的大背景因素同样也不可以忽视。西汉前期和唐朝的中前期都是暖湿期,有利于动、植物生长,粮食单产量高,清朝康熙年间,气温正从明末清初的干冷小冰期开始回升,从而使得双季稻在全国的推广成为可能,乾隆年间更是进一步推广一年多熟作物,并且都得到了康熙帝、乾隆帝本人的大力支持,这些都是康乾盛世得以产生、维系的最重要经济基础,既有天助,也有人为,天人因缘际会才能创造出一个盛世。正是因为大自然与人为因素的共同合力导致了盛世的兴衰,因此我们不能过高估计人为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并非任何时代有了贤君能臣就能创造出一个盛世,因此盛世只存在于少数时间段;当然如果没有贤君能臣,缺乏明智的治国理念与政策,时代背景再好也不可能创造出一个盛世,统一后迅速崩溃的秦朝、隋朝就是两个极端的反证。人类很难改变大自然的变化趋势,但要尽自己的人力,在好的趋势中要努力创造出盛世,而在坏的趋势中要努力延缓盛世的衰落、推迟衰世的到来,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上的盛世仍然会对现代有些启示:盛世需要一个能为国家的长远利益真正负责的领导层;需要长远的国家发展战略规划;需要强大的执行力以及奖惩严明的高效率制度;需要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需要抑制既得利益集团的膨胀;需要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来制衡、监督官僚并清除贪腐;需要一个良好的人才选拔、任用机制;需要强大的国防保卫国家的安全……这些要素都是超越时代的,如果缺乏这些因素,盛世只会是海市蜃楼。侯杨方第一章一统天下与迅速败亡秦朝的迅速成功与败亡成了曾与秦始皇帝“同框”过的刘邦心中最大的反面教材。“汉承秦制”只是表面的泛泛之谈,汉朝国策核心恰恰处处与秦朝为对立面,这也是与秦始皇帝“同框”过的汉高帝及其战友们的切身体会与教训。第一节统治难题:天下苦秦久矣1. 秦并天下:分封还是郡县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大将王贲率秦军从北方的燕国故地进攻齐国,突然攻入国都临淄,没有遇到任何有效的抵抗,灭亡齐国,关东六国全部被秦消灭,天下一统,长达数百年的先秦时期结束,中国历史迈入了后秦时期。志得意满、自认功德远迈前人的秦王政以为“王号”已经不能表达自己的功绩,于是命令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等重新议定一个“帝号”。他对自己统一天下的总结很有意思——将责任全部推给了关东六国:以前韩王纳献土地,交出了印玺,并向秦国称臣,但随后背叛了约定,和赵国、魏国一起合纵攻秦,所以我才兴兵灭了韩国,俘虏韩王。我对这个结局很满意,差不多就要停止战争了。赵王派遣国相李牧来秦国结盟,所以我将他的质子送回了赵国,过后赵国又背盟,攻打秦国的太原,所以我才兴兵灭了赵国,俘虏了赵王。赵国公子嘉自立为代王,所以我才举兵灭之。魏王开始也与秦国结盟约臣服,后来与韩国、赵国一起联合反秦,所以被秦兵攻灭。荆(楚)王献青阳以西的国土给秦,后来又背约,攻打秦国的南郡,所以被灭国,荆(楚)王被俘虏。燕王昏乱,他的太子丹竟然暗中命令荆轲来刺杀我,所以被灭国。齐王听信了后胜的计策,与秦国断交作乱,所以被灭国,齐王也被俘虏。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国的王全部伏罪,天下大定。如果再不改我的名号,无从表达我的成功,流传后世,所以让大家商议一下帝号。按秦王政的意思,他灭六国、统一天下都是被逼无奈。六国背叛、挑衅在先,秦国被迫还击在后,他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而其初衷并不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人领会了秦王的意思,一致认为:以前五帝直辖的地方不过千里,千里以外的诸侯部族有时来朝见,有时不来,天子不能命令。现在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我们和诸博士(非学位,秦汉顾问官职)商量后认为,古代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所以我们建议改王为“泰皇”。并称命为“制”,称令为“诏”,天子自称为“朕”。秦王政下令去掉“泰”,留下“皇”,采用上古的“帝”位号,合并号为“皇帝”。其他建议一并采纳。随后追尊父亲秦庄襄王为太上皇,下“制”道:“朕听闻太古有号无谥,中古有号,君主死后,用他生前的行为功业评定谥号。这样一来,就是儿子评议父亲,臣下评议君主,很无聊,有违伦理,朕不赞同,自今往后,废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皇帝用二世、三世计数,以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所以“始皇帝”才是正式的称号,就是开始(第一位)的“皇帝”,“秦始皇”只是约定俗成的非正式用语。当然,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灭六国、统一天下后,如何统治幅员空前广大的国家,是秦始皇帝面临的首要问题。丞相王绾等人建议:“关东六国刚被灭亡,其中燕国、齐国、楚国距离秦的统治中心关中遥远,应该分封皇子为诸侯王,建立诸侯国统治。”群臣都认可这个方案,独有掌管司法审判的廷尉李斯有异议,他认为:“周文王、武王分封了很多同姓的子弟为诸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关系疏远,互相攻击,有如仇敌,周天子无法禁止,导致了几百年的春秋战国乱世。现在秦始皇帝统一海内,应该用完全直属中央的郡县统治,对于诸位皇子、功臣,赏赐财物即可,这样天下人都不会有异议,有利于国家安定。”秦始皇帝认可了李斯的意见,认为天下苦于战争不休,就是因为分封诸侯,现在统一天下,如果再次分封,还会导致同样的结果。因此秦统一后,实行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郡的长官郡守,县的长官县令都由皇帝任命,直接服从于中央政府,并统一诸国的法律制度、货币、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字。但真的是众人皆醉,李斯独醒吗?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秦统一后不实行分封是秦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2. 蜀山兀,阿房出:北伐南征公元前220年,秦始皇帝开始巡游天下,向西到达陇西、北地两郡(治所分别在今甘肃省临洮县、庆阳市附近);第二年东巡,登上东南部的峄山,立石碑歌颂自己的功业:“登于峄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攻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阤及五帝,莫能禁止。廼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复起。”秦始皇帝召集原鲁国儒生70人,到泰山下讨论封禅的程序。儒生七嘴八舌,莫衷一是,秦始皇帝认为难以施行,由此开始瞧不起儒生,结束了与他们的短暂蜜月,但充当他智囊、顾问的70位博士中,仍然有儒生。之后他从泰山南坡登顶,立石碑纪念,歌功颂德,名为“封”,从北坡下,“禅”于梁父山,合称“封禅”。封是祭天,禅是祭地。封禅过后,秦始皇帝东游海上,祭祀名山、大川及八神,又南登琅邪,停留三月,建造琅邪台,立石颂德,志得意满。人生的事业到达了最高峰,自以为功德超过了自古以来所有圣王的秦始皇帝,只剩下了唯一的追求:长生不老。于是他派遣齐国方士徐巿率领数千童男童女入海寻找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以求诸位仙人及不死之药。秦始皇帝一面求仙求长生不老,一面又听信了燕国的方士卢生的忽悠:“亡秦者胡也”,当时中原内地称以蒙古高原为中心居住的匈奴人为“胡”。因此秦始皇帝派将军蒙恬发兵30万人,北伐匈奴。蒙恬旗开得胜,驱逐匈奴,占领河南地(今黄河河套一带),设立了44个县,又修筑长城,依据地形,在险要的地方建要塞。长城西起临洮(今甘肃省岷县),东至辽东,有一万余里长。蒙恬后又北渡黄河,占领了阴山一线。为了调遣军队,秦始皇帝派遣蒙恬修筑直道,北至九原郡(郡治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附近),南至云阳甘泉宫(今陕西省淳化县西北甘泉山),开山填谷1 800里,修筑工作数年没有完成,但遗迹至今仍在,清晰可辨。早在统一前,秦军就开始征服长江、珠江流域的百越之地;灭亡六国后,便大规模向岭南百越进军,由屠睢统帅50万大军兵分五路进攻。古代战争最大的制约是后勤运输困难,尤其是陆运,时间漫长,极为低效,粮食尚未到达千里外的前线之前,便已在运输过程中被后勤部队消耗殆尽,因此只要能水运,绝对不会陆运。从秦国的故土汉中可以顺着汉水直达长江,再逆流沿着湘江、赣江南向;黄河中下游地区则可以沿着淮河的诸多支流进入干流,再顺着春秋时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到达长江。但是从长江流域却无法通过水运到达百越所在的珠江流域,因为二者之间隔着一座分水岭——南岭山脉。秦国的水利工程技术高超,且不惜代价,秦始皇帝派遣史禄负责运送粮饷,史禄便率领士兵在湘水和漓水之间开凿长达62公里的灵渠,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枯水期可通航两吨木船,从而保障了秦军的后勤供给。秦军主力顺着汉水、长江、湘江、漓江一路南下,但秦军尽数来自黄河流域,不适应炎热潮湿的瘴疠之地,军中传染病流行,因而被越人反击,死伤极为惨重,统帅屠睢被杀。但秦始皇帝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又发动了第二次南征,这一次秦军翻越南岭,占领珠江流域,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在北击匈奴、南征百越的同时,秦始皇帝又大兴土木,将灭亡的六国宫殿复建于咸阳,又征发关东六国多达70万的刑徒大建阿房宫与自己的骊山陵。这些刑徒、戍卒从遥远的关东六国步行前往远在西北的咸阳以及长城一线戍守,很多人死在路途,不由令人怀疑秦始皇帝是在有意消耗这些六国青壮年男子,以消除对政权的隐患。3. 焚书坑儒,偶语者弃市在对外战争、大兴土木的同时,秦始皇帝对内又钳制思想言论。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帝和70位博士一起在咸阳宫喝酒,仆射周青臣歌颂秦统一天下的功德,秦始皇帝非常高兴。此时博士齐人淳于越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殷、周两朝长达千余年,是因为他们封子弟功臣为诸侯以辅佐中央。现在陛下统一海内,而子弟普遍为平民,一旦有人要作乱篡位,就没人来救援。事情不效法古代就无法长久。现在周青臣吹牛拍马,是在加重陛下的过错,不是忠臣。已经升任丞相的李斯反对淳于越的这个意见,他认为: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因时代变化,各有治理的方法。如今陛下创建大业,建立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能理解。淳于越说的三代之事,不足效法。那时候诸侯并争,用丰厚的待遇招揽人才,现在天下已定,法令统一,百姓在家应该好好从事农工,士大夫要好好学习法令,避免犯法。现今士大夫对当代不以为然而学习古代,这是惑乱百姓。古人思想混乱,不能统一,所以才有诸侯争战,用古代来否定当代,用假话、空话惑乱现实,人人喜欢私下办学,政府将无法控制。现在皇帝统一天下,分别黑白,定于一尊,应该禁止私人办学。私学喜好妄加议论,夸耀自己的意见独特高明,这样一来皇帝的权势就会被削弱。因此建议将非秦国的历史书籍全部烧毁,除了博士收藏的图书外,天下收藏的诗、书、百家论著全部烧毁,但医药、卜筮、种树一类的实用书籍可以保留。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公开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私学废止后,天下人要学习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帝自认为是自古以来功德最高的第一人,痛恨淳于越让他效法上古三代,于是采纳了李斯的建议。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文化浩劫——焚书,导致先秦的很多典籍部分或全部失传。但比起“焚书”,更可怕的是只要偶语诗、书就“弃市”,以古非今就灭族,天下人只能以吏为师,学习法令,其他一切学问全部禁止。秦朝对思想、学术、言论的钳制可谓登峰造极,丧心病狂。焚书与钳制言论的目的是愚民。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统一言论,只有官吏才能当老师,天下人只能用官方规定的一个头脑思考;民众愚蠢了,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就会听话,乖乖当顺民,江山政权就会稳固,长治久安,皇帝位可以传至二世、三世乃至万世。秦始皇帝与李斯的如意算盘不可谓不精明,初衷不可谓不美妙,可惜就在焚书后短短几年,不读书的刘邦、项羽就率领不读书、想愚而没有成功的平民灭亡了秦朝,所以唐朝人章碣有诗《焚书坑》:“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极为尖锐地嘲讽了秦始皇帝与李斯愚民反愚己的愚蠢政策。有些政策可能利于当代,危害千秋,而有些政策可能利于千秋,危害当代。当然既能利于当代又能利于千秋的政策最佳,但也最罕见难得,而焚书的政策既不利于当代,又不利于千秋,只能说是蠢上加蠢,沦为千古笑柄。六国的王族、贵族当然极为痛恨灭亡其国的秦国,韩国贵族、世代为相的张良就曾雇用大力士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帝未遂;大规模的战争与劳役也让天下人,特别是六国的百姓深感压迫与死亡的威胁,极为痛恨秦的暴政,甚至包括秦始皇帝一度信任的儒生、方士也对他的统治不满。韩国的侯生与燕国的方士卢生私下议论,他们认为:秦始皇帝天性刚戾,灭亡六国、兼并天下后,为所欲为,认为自己是有史以来第一伟人,专门亲幸狱吏,严刑峻法以治天下。虽然有70位博士,但只是备位,并不听取他们的意见。丞相以及诸大臣都听命于他,没有主见。秦始皇帝喜欢以刑杀来显示威风,天下官员拿着俸禄害怕被治罪,没人敢尽忠。他听不得任何不同的意见而日益骄横,官员只好说假话来取悦他。秦法规定,方士预测失败则判死刑,所以尽管300名方士水平很高,但没人敢说不吉利的真话。天下之事无分小大,皆由秦始皇帝一人决定,他一天不分日夜,要批阅100斤的公文,权力欲极强,因此不可能获得仙药长寿。议论完毕,两人决定逃亡。秦始皇帝听到侯生、卢生逃亡,勃然大怒。以前他将天下没用的书全部焚毁,招揽了很多文学、方术之士,想用他们来建设太平天下,结果被韩众、徐巿等骗财亿万,也没找到长生不死药,厚待卢生等人,他们却反来诽谤。于是秦始皇帝下令御史审问在咸阳的诸生,互相揭发,坑杀460余人,以警告天下,又征发更多的人去边境。这就是“坑儒”,与“焚书”合称为“焚书坑儒”,是秦始皇帝的一大恶政。秦始皇帝的长子扶苏对此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天下初定,关东六国人心未服,现在将“皆诵法孔子”的诸生严加惩处,可能会天下不安。秦始皇帝闻言大怒,命令扶苏去上郡蒙恬军中监军。扶苏的这番话可以证明,坑杀的460余人主要是“皆诵法孔子”的儒生,而并非有些人认为的方士。第二年,有陨石坠落于东郡(治所在今河南省濮阳市),上面刻有“始皇死而地分”。秦始皇帝下令御史追查,但无人承认,于是他下令将陨石周边的居民全部诛杀。秦始皇帝将关东六国的上、中、下层全部得罪光,树敌众多,甚至父子之间的矛盾也被利用,天下人就等着反秦的机会来临。第二节楚虽三户,亡秦必楚1. 沙丘惊变:权力失衡的悲剧机会不久就来了。公元前210年,秦统一天下后的第九年,秦始皇帝怀疑“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带领少子胡亥、左丞相李斯一行人出巡弹压。此次出巡距离遥远,经过了位于今湖北、湖南的云梦泽,到达湖南南部的九嶷山,然后又折向东,经过今江苏南部,渡过钱塘江,到达今绍兴的会稽山祭祀大禹陵。秦始皇帝在山上刻石歌颂自己的功德,返回时经江苏丹阳渡长江,到达山东沿海,射杀巨鱼(疑为鲸鱼)。当时他的马车没有悬挂减震系统,没有橡胶轮胎,经过长达几千公里,历时数月的舟车劳顿,秦始皇帝由平津渡黄河时生病了。由于他忌讳旁人谈论他的身体状况与死亡,所以臣下无人敢提,结果病情越来越严重。他自觉到死亡来临,下令中车府令行符玺事(官名,掌管皇帝乘舆与符节、玺印)赵高拟写遗诏,发给上郡蒙恬军中的长子扶苏,要求他回到咸阳后主持葬礼,实际就是继承皇位。遗诏写好后已经密封,放在赵高处,“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今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县),终年49岁。丞相李斯因为秦始皇帝在外驾崩,担心他的诸多儿子争位及天下动乱,决定秘不发丧,将棺材如平常一样放在辒凉车中,让亲信的宦官假装在车上陪伴,如常送饮食,百官照样奏事,宦官在辒凉车里扮演秦始皇帝批准。此时只有幼子胡亥、赵高以及亲信的宦官五六人知道实情。赵高是胡亥的书写及司法的老师,两人关系非常好。秦始皇帝最信任的是蒙恬、蒙毅两兄弟,蒙家三世为秦大将,蒙毅位至上卿,和秦始皇帝形影不离,出外同坐一辆车,在宫中则在御前;兄长蒙恬在外率领大军,弟弟蒙毅为皇帝的随从智囊。赵高曾经犯法,差点被蒙毅杀掉,因此结下了仇怨。最后一次出巡时,秦始皇帝病重,派遣最亲信的蒙毅代替他祭祀山川,蒙毅未及返回,秦始皇帝已经驾崩,这给了赵高极为难得的可乘之机。因此他劝说丞相李斯合谋篡改遗诏,因为如果没有丞相的配合,阴谋难以成功。李斯初闻大惊,但赵高洞察世事人情,劝说李斯:“你的功劳以及与扶苏的关系都不及蒙恬,一旦扶苏即位,你的丞相位不保;而且秦国一向刻薄寡恩,想保留爵位退休,颐养天年也不可能,下场一定很惨。”于是为了保位保命,李斯决定合谋篡改遗诏,改立胡亥为太子,并下一道伪诏给扶苏:“公子扶苏率兵屯边,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却无尺寸之功,此外多次上书直言诽谤秦始皇帝的行为;又因为不能早回咸阳立为太子,日夜抱怨,为子不孝,赐剑自裁!将军蒙恬不能纠正扶苏的错误,为人臣不忠,赐死,军队归王离指挥。”使者到达上郡,出示伪诏逼令扶苏自杀,蒙恬怀疑其中有诈,但扶苏坚信不疑,随即自杀。由此事可知一方面扶苏也是个糊涂人,真的即位下场也未必好;另一方面秦始皇帝太过严厉,父子关系想必极为紧张,二人缺乏基本的交流与互信。扶苏死后,蒙恬失去了起兵的合法性,但他因拒绝自杀而被囚禁,二世皇帝即位后,他被逼自杀,弟弟蒙毅也被杀。扶苏自杀后,胡亥、李斯、赵高三人大喜,决定返回咸阳,正值夏天,秦始皇帝遗体腐烂,臭气熏天,胡亥下令每辆车上装载一石鲍鱼以掩盖臭气。统一六国的一代雄主,竟然落得个如此凄惨的下场:遗体腐烂,心仪的继承人被杀,皇位被篡夺,最宠信的二位大臣也被杀害,甚至未来他的所有子女都将被胡亥诛杀,唯一的孩子胡亥也将被赵高杀害……这一切皆缘于他自信太过,旅途中差遣最亲信的蒙毅提前返回,导致自己身后出现了致命的权力真空,失去制衡李斯、赵高的力量,被两人合谋翻盘。甚至不能排除秦始皇帝被赵高计划死亡的可能,因为赵高最担心扶苏即位,蒙家得势,自己很可能死无葬身之地,因此必然拼死一搏,而且诏书“未授使者”一语大有深意,是来不及,还是故意?后者更有可能。因为一旦动了扣押本应十万火急发出的遗诏的念头,秦始皇帝就必然要立即死亡,否则被发现,全族被诛的就是赵高。秦始皇帝更不会料到,大秦江山将在短短的三年后彻底崩溃,全部皇族将被项羽屠杀殆尽。当然,即使秦始皇帝长寿,江山的崩溃也难以避免。号称是西汉中期、但来历不明、没有任何考古记录的竹简《赵正书》所记载的秦始皇帝本来就要传位给胡亥的说法根本不可信,因为它无法解释二世皇帝即位后的所作所为;更何况即使它不是伪造,其产生年代也要晚于《史记》。我们不能听风就是雨,用来历不明的所谓出土文书就否定《史记》以及秦末汉初人的共同知识。“沙丘政变”是真的发生了,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二世皇帝胡亥即位后,杀光了13位哥哥与毫无争位可能的10位姐姐,以及与扶苏关系密切、最受秦始皇帝宠信的蒙家兄弟。吕思勉认为:“从前政治上的惯例,太子是不出京城,不做军队中的事务的,苟其如此,就是表示不拟立他(扶苏)的[1]意思。”有很多人拿这句话作为扶苏不可能继位的证据。秦始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而且他最痛恨“是古非今”,哪来的从前惯例可供遵循?秦始皇帝当然也不可能拿以后各朝的太子为例,他没有穿越时空的本领。至于先秦,诸侯太子领军作战的比比皆是:魏太子申,韩太子奂,韩太子奂,燕太子丹,楚太子商臣……吕思勉纯属信口开河。更何况就在十几年后,淮南王英布造反,汉高帝刘邦就准备派遣太子刘盈领军作战,又何来惯例可言?吕思勉好为惊人之语标新立异,后来者拾人牙慧人云亦云。二世皇帝登基后,由于担心兄弟姐妹怀疑沙丘之谋,便与老师赵高变本加厉,将秦始皇帝的其他所有儿子、女儿全部诛杀。2 000多年后,他们高等级的墓葬经由考古被发现,尸骨或身首异处,或更残酷,被腰斩两段。胡亥与赵高承袭了秦始皇帝的严酷刑法,连皇子、皇女都可以被全部诛杀,大臣、百姓更是个个惶惶不可终日。二世皇帝年幼昏庸,居于深宫不见大臣,甚至丞相李斯都很难见到他,政权逐渐被赵高掌握。由于继续大兴土木修建骊山陵、阿房宫,民怨沸腾,关东又爆发了民众暴乱。丞相李斯多次劝谏但不被听取,后被赵高诬陷,连同儿子一起被腰斩于咸阳市集,行刑时他悲叹:“吾[2]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父子相对痛哭,被夷三族,也算作茧自缚、罪有应得。秦始皇帝的诸位皇子、皇女被杀光,最信任的蒙家兄弟、丞相李斯被杀,这些举动让秦的核心高层基本盘彻底瓦解,人人自危,对政权的信心、忠诚荡然无存。继秦始皇帝得罪遍了关东六国的上、中、下所有阶层后,二世皇帝又得罪遍了秦的核心基本盘,此时大秦的江山犹如一座外表庞大光鲜,而内里糟朽烂透的宫殿,只欠临门一脚,就会彻底崩塌。2. 大泽烽火: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二世皇帝继位后,效法秦始皇帝巡游天下,刻石纪功,南到会稽,北到辽东。回到咸阳不久,关东爆发了第一起民变。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征发“闾左”(居闾里之左的贫民)屯适戍渔阳(郡治所在今北京市密云县)。陈胜、吴广作为屯长,率领900人驻扎在沛郡蕲县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州市大泽乡),天下大雨,道路积水不通,他们预料肯定不能按时到达,按秦的军法,“失期”皆斩,于是决定造反。陈胜认为:“天下苦秦久矣,而且二世皇帝是少子,不应当立为皇帝,当立者是公子扶苏。扶苏因为几次劝谏,被派遣在外领兵,很多老百姓听说他贤明,不知道他已经死了。项燕是楚国大将,多有功劳,又爱护士卒,楚国人很拥护他。有人认为他死了,也有人认为他逃亡了。现在可以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为我们的首领,这样天下一定会响应。”此举极具讽刺意味,扶苏是秦始皇帝的长子,指定的继承人;项燕是楚国大将,在抵抗秦军灭楚的最后一战中战死,陈胜、吴广竟然伪称这两人是他们的起兵领袖,可见二世皇帝不仅丧尽了关东六国的人心,而且丧失了原秦国的人心。陈胜、吴广将以朱砂写有“陈胜王”三字的布帛放在鱼腹中,士卒买鱼发现此书,觉得非常怪异,夜里吴广躲藏在鬼神祠旁的树丛中,点起篝火,学狐狸叫“大楚兴,陈胜王”,夜里士卒大为惊恐。到了白天,众人偷偷指着陈胜窃窃私语。吴广深受众人爱戴,故意多次在县尉(秦每县有二县尉)面前说要逃亡,被县尉鞭打,吴广还击,和陈胜一起杀了两个县尉。他们劝说众人,现在已经“失期”,军法当斩,即使侥幸不斩,戍卒死亡也高达十之六七,不如造反。“且壮士不死即已,死[3]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于是900名戍卒诈称公子扶苏和项燕为他们的领袖,号称“大楚”,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攻下大泽乡和蕲县(今安徽省宿州市),此时已经有战车六七百乘,骑兵千余人,士兵数万人,继而攻下陈郡(或称淮阳郡,治所在今河南省淮阳县),陈胜被拥立为王,王号为“张楚”。陈胜、吴广起兵点燃了关东诸国的反秦烽火,各郡县纷纷起兵杀掉秦的地方官响应。但二世皇帝忌讳听到各地的告急,将说真话的人下狱,群臣只敢讲关东有少数盗贼作乱,很快就会被抓捕,皇帝不必担心。而此时关东六国已经纷纷称王复国。二世皇帝变着花样作死,无可救药。陈胜起兵两个月后,就在大泽乡附近,流落于芒砀山的刘邦起兵,逃亡在会稽郡(治所在今江苏省苏州市市区)的项梁与侄子项羽起兵。他们都是楚国人,项梁更是秦楚最后一战殉国大将项燕的儿子,项羽是项燕的孙子,天然拥有极高的号召力。其他关东六国的王族、贵族和中下阶层联合起兵反秦,六国复国,迅速恢复到了秦统一之前的局面,但这一次攻守之势迥异。陈胜派遣周文率领数十万大军、1 000辆战车进攻咸阳,一直打到了距离咸阳仅几十公里的戏(今陕西省新丰县东北),一时间大秦灭亡在即。自商鞅变法,秦国对关东诸国一直占据绝对优势,尤其是长平之战后,秦灭六国已经不可逆转,但为什么在灭亡六国之后,竟然在短短十来年间,形势就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最重要的原因是二世皇帝篡位上台后,变本加厉地继承了秦始皇帝的暴政,大肆清洗屠杀包括自己兄弟姐妹在内的秦国核心高层基本盘,人心惶惶。由于秦实行高度中央集权,一切决策都要取决于朝廷,而咸阳远在西北,各地方官没有便宜处置的权力、动力,再加上二世皇帝不喜欢听到坏消息,地方官报喜不报忧,直至局势完全失控。其次,秦的最精锐主力部队在长城一线防备匈奴,另一支远在南岭以南的百越,腹心地区无兵可通知。第三,甚至是最重要的原因,秦统一不过十来年,关东六国的成年人都对秦统一过程中的征服屠杀、统一后的暴政记忆犹新、痛恨不已,他们绝不会认同自己是大秦臣民,所以陈胜、吴广起义后仅几个月,整个关东大地就纷纷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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