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荣格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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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现的自我试读：
译者序
自从《金花的秘密：太乙金华宗旨〈慧命经〉原文及其英译》翻译出版的后，陆续有读者来信说比较晦涩，就连身边对心理学或心灵现象感兴趣的朋友也有类似的反映。我选择这本《未发现的自我》翻译，原因有二：一是我对梦、象征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一直饶有兴趣，且日渐浓厚。二是本书非常通俗易懂。我认为这是荣格巨大体量著作中最通俗易懂的著作之一，是了解人类潜意识的入门之作。书中的一大亮点是对梦的分析与解读。在出版之前，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的王女士进行了沟通，对原著的顺序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整。原著的《II符号与梦的解析》和《I未发现的自我》调换了一下顺序，这样做是考虑到现在人们的生活节奏很快，希望这样调整后可以直奔主题。
从10年前接触荣格开始，我一直试图把荣格的理论和方法介绍给中国读者。这几年国内关于荣格的各种著作的翻译出版越来越多，对他研究关注的学者和心理工作者也越来越多。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够对大家了解荣格理论，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有所帮助。
人类的心理活动是复杂的。大多数人所感觉到的自己的心灵基本是由自己能意识到的部分构成，我们自认为对自己的心理是了解的，尽管我们关注的只是我们可以意识到的一些心理活动。我们错误地认为，对自己的心理活动不能做到尽在掌握也至少不会有什么大的差错。我们开始对潜意识的关注要感谢弗洛伊德，是他引导大家更深入自己的内心。他认为人类是有潜意识的，潜意识中包括各种情结，比较著名的是恋父或恋母情结，等等。这些情结在我们没有觉察的情况下无时无刻不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里面的情结不外乎两类，不是对不喜欢的事情的压抑就是对渴望的事情的一种补偿。他开始分析梦，因为梦为我们提供了潜意识的信息。当通过对患者梦的分析，病人的情结被发现的时候，病人的心理问题就容易解决了。问题是，通过持续不断地讲述梦，分析到最后，总能找到过往生活中的创伤，或者是童年生活，甚至是出生之时的一些痛苦经历，必定可以找到某情结。通过还原，问题似乎得到解决。这时病人大哭一场，治疗时间结束的时候，走出诊室，新的人生开始了。荣格在与弗洛伊德合作的过程中发现，用自由联想的方法分析梦，最后总是可以得到心理医生想要的结果，某些情结一定会被发现，但这些情结并不是问题之所在。刚刚结束治疗时，患者像打了鸡血一样，容光焕发，但之后就又被打回原形了。
荣格发现，人类的潜意识下面，还有一层更深的心灵力量，荣格称它为集体潜意识，有时也被翻译为集体无意识。他发现人们经常做的梦有共通的主题，无论做梦的人是西伯利亚的农妇还是麻省理工的数学教授，他们都会梦到相同的内容，比如曼陀罗图案，某些宗教象征，等等。往往这些主题都与远古的神话主题一致，往往是宗教的。全人类对人生基本主题的理解是一致的，比如英雄、亲情、爱，无论你来自何方。荣格给这些主题起了一个名字，叫作原型，而包含所有原型的意识层面就是集体潜意识。集体潜意识是心灵的基础，在这一层面，全人类共享同样的内容，无有差别。人类的心灵是有记忆的，远古最初的人生体验深深地埋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构成人类共同的心灵基础，并一代代地传承下来。集体潜意识对我们的心灵有着绝对的控制力，但又不留任何痕迹。人类所有的心理问题，归根到底都是集体潜意识发动的。人类的意识，我们通常所说的意志力，自由意志，是近代的产物，经历了漫长的进化过程。意识越成熟，就与我们共同的根——集体潜意识越远。集体潜意识是活跃的力量，无时无刻不在向我们传递着信息，当这些力量过大，干扰了我们的新朋友——自我意识的正常运作的时候，心理问题就产生了。我们的意识就像聚光灯，只能在一个时间段聚焦一个点，其他都留在黑暗中。这种专注力达成了我们伟大的现代文明，但也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现代人的心理问题与古人没有差别，只是我们的心灵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保护，意识把我们的心灵抛尸在无边的旷野，任凭风吹雨打。我们并不需要回到原始生活状态，而我们要研究梦的原因，就是因为梦里包含了潜意识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潜意识内容，达到意识与潜意识的平衡，而不会被潜意识吞噬或干扰。
释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从某种意义上说，荣格是释梦师，是这门古老学问的现代集大成者，这一点可以从他自己的梦境中看出来。为什么只有梦有着潜意识的最直接的信息呢？为什么不分析其他的心理现象呢？因为梦介于深深的无梦睡眠与清醒状态之间，在这个状态下，清醒意识的作用最低，不可以像在清醒状态，可以轻松抵制潜意识的力量。正如荣格所说，梦是意识与潜意识的桥梁。潜意识的内容可以在做梦状态下，在意识最薄弱的时候，突破意识的防线，进入我们的视野。但梦的语言是难懂的，支离破碎，不合逻辑，有时简直是荒谬的，经常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完全不符。那是因为，这些内容从潜意识传递过来时，经过了意识的检查与过滤。它们只有乔装打扮，才可以顺利过关。所以，梦境的内容都是，百分之百是象征性的，而不是直接了当的。也就是说，不是一种直接的表达，而是绕了好几个弯。比如，你很快会遇到你生命中的贵人，你会梦到在山中行走，遇到一只大老虎；你梦到装修房子，其实房子一般代表个人的内心世界，而不是说你很快要买房了。这个梦说明你的心里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而如果梦到这个房子里有很多水从外面流进来，一般这些水代表财富。梦的表达永远是象征性的，这些仅仅是几个例子。每个梦境都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论之，所以总结出版一本梦境词典可以随时查阅基本是不可能的。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不要忽视梦，简单地认为它是睡眠的副产品，一种生理现象。梦是潜意识的信使！当然，不是所有的梦都是信使，有时候你梦到吃东西就是因为你晚饭没吃饱，或者尿急时梦到到处找厕所。我记得多年以前读到一个故事：一个比利时的数学家在自己的枕头边放了一支笔和一张纸，准备随时记录自己的梦境，抓住里面的灵感。一天半夜醒来，他很激动地记下了自己的灵感。第二天醒来后，发现自己写下来的是一个公式：香蕉皮的表面积永远大于香蕉本身的表面积。但是，有过这方面经历的读者朋友会知道，如果是预示性的梦，你绝不会忘记，而且往往发生在凌晨。另外，想再补充一点，如果梦到在天上飞，可能说明你生活中压力比较大或希望被重视。
以上内容是对本书背景一个简单的介绍，希望对大家的阅读有所帮助。Ⅰ 未发现的自我第一章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
未来是什么样？人类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由古至今，程度各异。纵观历史，在经历肉体疼痛、政治不兴、经济萎靡和精神困顿时，人类尤为焦灼地寄希望于未来，各种无妄的猜测、乌托邦的思想以及有关灾祸的预言四处流传。例如基督纪元之初奥古斯都时代的千禧传说，伴随着第一个千禧年的结束，西方精神世界发生重大改变。而今，第二个千禧年将至，人类再次陷入宇宙毁灭的精神恐慌。以“铁幕”演说为标志，人类被分裂成两大阵营，这种分裂意味着什么？氢弹爆炸，整个欧洲的精神和道德被国家专制主义的阴影笼罩，人类的文明和自身发展将面临着怎样的前景？
我们绝不能轻视这种威胁。西方世界少数颠覆分子无处不在，在人道主义和正义感的庇护下，传播煽动性思想。只有整个社会形成一股具有高度智慧的且坚不可摧的人类力量才能与之对抗。然而，这种力量的凝结不容乐观。因国情不同，国家差异巨大。很多地区取决于公共教育的程度，政治因素和经济情况也会对其产生剧烈的影响。以公民投票来说，能达到40%的选票就已经很乐观了。然而悲观的是，人类不善于理性和批判性反思，甚至常显犹豫不决和变化无常。通常来说，政治团体越大，情况越是如此。大的团体碾压个体身上还幸存的洞察和思考，这就势必导致教条主义和独裁暴政，即使立宪国家也不能避免。
只要人类的情绪在既定情境下不超过某种临界点，理性的争辩仍可进行并有望取得成功。而如果情绪一旦升温，超过临界点，理性的作用就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口号和虚幻。也就是说，一种集体思潮会产生，从而迅速发展成一种精神流行病。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被理性法则仅仅容忍为反社会的因素都会浮出水面。这类个体，在监狱和疯人院里绝不是异类。据我估计，有一例显性精神病患，就有至少十例隐性病患，他们的病情虽然很少会公开爆发，但他们的想法和行为，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很正常，却都不自觉地受到病态和反常的影响。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们没有关于隐性精神病患发病率的医学统计。然而，值得重视的是，即使隐性病患对显性病患(和显性罪犯)的比例不到一比十，他们只代表较小比例的人口数，但他们的危险性却异常的高。他们的精神处于一种集体兴奋状态，受情感判断和幻想的支配。在“集体所有”的精神状态下，他们顺应自如，如鱼得水。他们从自身的经验中掌握了这种状态的语言，并且知道如何去操控它。他们那些虚妄的想法，被狂热的怨恨所鼓噪，激发了集体非理性并从中找到温床，因为这些虚妄的想法揭露了大多数正常人隐藏在理性与洞察力外衣之下的所有动机和怨恨。因此，尽管在总人口数中占比极小，但作为传染源，这些隐形精神病患尤为危险，因为那些所谓的正常人对自我的认知相当有限。
大部分人以为“自我认知”就是对可意识到的自我的认知。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了解自己。但是，自我只了解其自身的内涵，而对潜意识及其内涵一无所知。人们总是通过常人在社会环境中对他们自己的了解来衡量自己的自我认知，而不是根据大部分被隐藏的真实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在这方面，精神如同其他有生理结构和组织结构的人体构造一样，常人对之了解甚微。虽然人们生活在精神构造之中，并与之并存，但是，作为凡夫俗子的常人对其一无所知。因此就需要有专门的科学知识来帮助意识去了解那些身体已知的，更不用说那些未知的但同样存在的构造。
这种通常被称为“自我认知”的精神层面的知识，大部分由社会因素决定，人们对之认识有限。因此，人们一方面带有偏见地认为这样或那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或“我们家里”，也不会出现在我们的亲朋好友中；一方面凭空认定，那些旁人所说的存在的那些事情只是用来掩盖客观事实的。
潜意识，不受意识的批判和控制，在这片广阔的精神地带，我们对各种各样的精神感染和影响毫无防御。精神感染，就如其他危险一样，只有当我们知道这个危险是什么，它将如何攻击我们，以及何时何地进行攻击，我们才有可能与之抵抗。自我认知是对于个体事实的认知，理论在这方面就毫无用处。因为理论是认知普遍有效的，它对普遍有效性的认知越强，它对个体的认知能力就越低。理论基于经验之上，具有统计性，也就是说，它制定了一种理想化的平均值，把所有其他不在平均值范围内的异类全都抹掉了，而都用平均值以概之。这种平均化方法非常有效，然而它在现实中并不一定存在。尽管如此，但它在理论上仍是无懈可击的。那些被排除在平均值两头的异类，虽然也是真实存在的，但未在最终的结果中出现，因为它们相互抵消了。举个例子，我知道一堆鹅卵石中每块石头的重量，并得出它们的平均重量是145克，但这对我了解这些鹅卵石的真实属性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有人认为，根据上述平均值，他能一次就挑中一块145克的鹅卵石，那他一定会失望而归。事实上，无论他寻觅多久，他都永远不可能找到一块正好是145克的鹅卵石。
统计法展示的是理想化平均状态下的事实，但不是经验现实下的事实。用统计法来描述一个不争的事实，就会偏离真相，产生错误。基于统计学之上的理论亦然。真相的特点往往是其个体性。由此可以认定，事实真相包含了很多规则外的特例，绝对的真相因此具有显著的不规则性。
当我们讨论用一种理论指导我们进行自我认知时，任何时候都需要记住以上的观点。以理论假设为基础的自我认知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因为认知的对象是个体——是一个相对的特例和一种不规则的现象。因此，普遍性和规则性不是个体的特点，个体的特点是独特性。人，不是一个周期性的物体，如上述分析，人的独特性和唯一性是不能被了解，也不能与其他个体相提并论的。同时，人类作为物种之一，可以而且必须被当作一个统计单位，否则关于人类的普遍性就无从描述了。出于这个目的，就必须把人类当作一个可比较的物体来研究。因此就有了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人类学或心理学，把人类当作一个抽象的概念，一个被平均化的对象，抹去了所有的个体特征。但这些个体特征正是了解人类最为重要的因素。如果我要了解人类的一个个体，就必须放下所有关于人类普遍性的科学知识，摒弃所有理论，而是采取全新的、不带任何偏见的科学态度。我必须要有自由、开放的思想才能了解人类，而关于人类的知识或对人的性格的洞察都是以所有普遍的人类的知识为前提的。
现在，不论是了解个体的人，还是进行自我认知，我都必须将所有理论假设抛诸脑后。科学知识不但受到普遍的尊崇，而且在现代人眼里，它还被当作唯一的智力和精神权威。了解人类个体迫使我必须对“无上至尊”的科学知识视而不见。这其实需要做出一定的牺牲，因为科学态度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将自身背负的责任感去除的。如果一位心理学家同时也是一名心理医生，他不仅想要对病人进行科学分类，他还想将病人当作一个人来对待。这种职业责任的矛盾令人不堪其扰，一方面要面对两种完全对立、互相排斥的学术态度，一方面要去了解病人。这种矛盾不可能通过择一而行的方法来解决，而只能通过一种双向思维来解决，即边做边看，两者同时兼顾。
原则上，用科学知识进行判断的优点对于用来了解病人不利。由此来看，两种方式做出的判断很可能会是悖论。用科学知识做出的判断，个体只是一个重复性的、循环反复的单元符号，甚至可以用字母表中的一个字母来表示。而通过了解病人做出的判断，个体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人，摒弃那些对科学家来说无比重要的一致性和规律性，个体的人是最高级的、唯一的且真实的研究对象。心理医生，应该尤其注意到这种矛盾。一方面，科学的训练使他接受统计学给出的事实，另一方面，他面临要治疗这些病人，尤其那些饱受精神折磨的病人，特别需要对其个体进行了解。治疗手段越有科学章法，病人越会产生抗拒，治疗就越会受阻。心理治疗师备感压抑，对于是否应珍视病人的个体性并据此安排相应的治疗方法心存疑虑。当今整个医疗界认为，医生的任务是治疗病人，而不是治疗一个抽象意义上的病。
医学领域的例子，只是整体教育和培训问题中一个特别的例子。科学教育主要是建立在统计学真理和抽象知识基础上的，因此，它向人类呈现了一个不真实的、理性的世界，而个体在其中只是一种边缘化现象，不发挥任何作用。其实，个体是一种非理性的论据，是现实真正的、可靠的载体，与科学论述中所说的不真实的、理想化的或者“正常”的人不同，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人。更有甚者，大多数自然科学在阐述他们的研究成果时，完全忽视人的心智这一不可缺少的因素在研究中的参与，仿佛这些成果没有人的介入就可以存在。(只有现代物理学例外，它承认科研结果不是独立于科研者而存在的。)在这方面，科学在描述这个世界时也将真正的人的心智排斥在外，这刚好与“人文学科”相反。
在科学假设的影响下，人类的精神世界以及个体的人，事实上还包括所有个体的事件，无论什么，都被调匀了，概念被模糊，真实性被曲解，一切都变得概念化和平均化。我们不应低估统计世界的这种心理效应：它拒绝个体化，而趋向看到一个个无名小卒堆积起来形成集体。区别于具体的个体，各种集体(或组织)有各种名称，其中，最高级的组织名称就是“国家”这一政治现实原则下的抽象概念。个体的道德责任也不可避免地被国家政策所取代。个体也没有了道德和脑力上的差异化，而均享公共福利和生活标准的提高。个体生活(唯一真正的生活)的目标和意义不再只存在于个体的发展，还有赖于国家政策。国家政策从外部强加于个体，用一种抽象理念的执行将所有生活的方面都最终吸引到政策之中。个体如何过自己的生活的道德决定日益地被剥夺了，被当作一个社会单元被统治，被给予衣食和被教育，根据相应的标准拥有住房，连娱乐也取决于群体的愉悦和满足标准。统治者，同样也作为社会单元被统治着，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是国家教义的喉舌。他们不需要是什么有判断能力的人物，只在所属事业范围以内是十足的专家。国家政策决定什么是可以教授和学习的。
表面上无所不能的国家教义本身，被那些在中央集权的政府部门中身居要职的官员以国家政策的名义所操纵。无论何人，无论他是经选举或凭偶然而身居高位，他便不再屈从于其他更高的权威，他即是国家政策的化身，在其势力范围内自由裁断一切。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他因此是唯一的，至少是少数几个可以利用他们的个体性的人之一，因为只有他们明白如何不把自己置于国家教义之下。然而，他们更像是自己虚构故事中的奴隶。这种权倾一世总会让世人在心理上产生潜意识的颠覆倾向。有奴役，就有反抗，两者相互关联，不可分开。因此，对极权的对抗和极度不信任便从上到下地弥漫于整个体系。此外，为了安顿混乱无序，群众中总要产生出一位“领袖”，而这位领袖又都不可避免地沦为膨胀的自我意识的牺牲品。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当个体与集体结合时，个体把自我淘汰了，这种发展在逻辑上不可避免。广大群体的聚结令个体泯然于众，除此之外，科学的理性主义剥夺了个体存在的基础和尊严，也是产生这种心理上的集体思维的主要因素之一。作为一个社会单元，个体丧失了自己的个体性，而变成了统计局发布的一个抽象数字，只能扮演一个无足轻重的、可以互换的角色。以理性的眼光或从外部来看，个体其实从来就只是那样，从这一点来说，要继续谈个体的价值和意义似乎都非常荒唐可笑。事实上，当反面的事实如此显而易见时，你都很难想象个体怎么会被赋予如此多的尊严了。
从这一观点看，个体的重要性确实在减少，任何想要就这一观点力争的人都会在争论中败下阵来。一个人觉得他自己，或者他的家庭成员，或者他的圈子里受人尊敬的朋友很重要，这事实上只是让他看起来有些主观和可笑。如果与一万、十万乃至成千上百万的其他人相比，这几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呢？这让我想起，我此前与一位有思想的朋友在人群中偶遇并有一场争辩。他突然大声对我说：“在此你找到了最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说明你不相信永恒：所有的一切都想要永恒！”
群体越大，个体就越变得渺小。但是，如果个体被自己的弱小无助感所压倒，感觉生活失去了意义，毕竟个人的生活不能与公共福利以及更高的生活标准相提并论，那么他就已经踏上了通往国家奴役的道路，即使不了解也不想要，他也已成了国家奴役的顺徒。一个只是往外看，而且在大庭广众面前畏缩不前的人，不会与他的感觉和理智做任何斗争。但那正是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我们都被统计真理和庞大的数字所迷惑和震慑住了，而且每天都被告知，人的个体性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因为没有任何群众组织能代表和展现它。相反，对于不加批判的公众来说，那些在世界舞台上能露脸、能发声的大人物们，与生俱来就会引领群众运动或是公众思潮，正因如此，他们或受人爱戴，或被人唾弃。大众的建议在这里起了主要作用，他们传达的信息究竟是负责的自己的心声，还是仅仅作为群众思想的扩音器呢？这仍然是个争论未决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也难怪个体对自身的判断越来越难以确定了。责任被最大限度地集体化了，即个体卸下了责任而把责任交给了集体。这么一来，个体就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功能，而反过来，这个社会功能又剥夺了个体作为真实生活载体的功能。然而，实际上，社会成了如国家一样的抽象观念。社会和国家都被实体化了，也就是说，社会和国家都变得有自治性。尤其是国家，变成了一个准生命实体，人们对之充满了各种期待。而现实中，国家只是一个伪装，被那些知道如何操纵它的个体们所操控。因此，立宪国家也就渐渐变为原始形态的社会，即原始部落的共产主义，每个人都必须顺从一位酋长或者一个寡头政体的独裁统治。第二章与大众思想相抗衡的宗教
为了使主权国家的统治幻想，或者说主权国家操纵者的统治幻想，得以挣脱各种合理的束缚，一切旨在实现这一理想的社会政治运动都试图将宗教对人类的影响斩草除根。因为要把个体变为国家功能的一员，就必须铲除个体赖以依存的其他外物。而宗教正是人类对个体体验中非理性事实的依赖和服从。这些非理性事实不是直接指社会和身体状况，而是更关乎精神态度。
这种精神态度只有在生活的外界环境之外存在一种参照物时才得以显现。宗教所给予的或宣称可以给予的正是这样一种参照物，从而使个体拥有判断力和决定权。这就仿佛建立起一块保护区，帮助生活在外界环境之下的人类，对抗人人都会面对的显著的却又不可回避的环境压力。他们除了宗教提供的这片保护地，无处可依。如果统计的现实是唯一的现实，那便成了唯一的权威。只有这一种权威的情况下，既然也不存在其他对立的权威，那个体所拥有的判断力和决定权不仅没必要也是不可能的。那么个体就势必成为统计现实功能的一员，因此也就是国家功能的一员，或不管叫什么名字的制度之抽象原则功能中的一员。
然而，宗教教给人类另外一种与“现实世界”对立的权威。个体对神的信仰的教义对人类有着极高的要求，如同现实世界对人类也有着同样极高的要求一样。有时，甚至会出现这种情况：教义要求的绝对性使人疏离现实世界，同样的，当个体屈从于集体心理时，他也将自我疏离。在前一种情况里，为了维护宗教教义，个人可以丧失判断力和决定权，在后一种自我疏离的情况里，个人也同样可以丧失这两者。这就是宗教所公开追求的目标，除非宗教向国家妥协。而一旦宗教向国家妥协了，那么与其称之为“宗教”，不如把它叫做“信条”。所谓信条，表达的是某种确定无疑的集体信仰，而宗教一词，则表示着人与现实的某种具有形而上的、超越世俗因素的主观关系。信条是一种主要着眼于现实世界的信仰，因此是一种入世的东西；而宗教的目的和意义却着眼于个体与神的关系(基督教、犹太教或伊斯兰教)，或是个体与拯救和解脱的关系(佛教)。所有的伦理学都来源于这一基本事实，没有个人对神的责任感，这些伦理学只能称作传统道德。
由于向世俗的现实妥协，信条便不得不相应地将自身的观点、教义和俗定不断整理汇编，这样做使之更具体化，进而使本身与超越现世之外的参照物之间鲜活的关系和直接的冲突，这些真正的宗教元素退居幕后。宗派立场用传统教义的标准来衡量主观的宗教关系的价值和重要性，虽然不是很常见，如新教，一旦有人宣称他受到神的意志的指引，他的耳边便马上就充斥着各种虔信主义、宗派主义、宗教怪癖等言论。一个信条，与英国国教的形成恰好一致，或者至少也会形成一个公共机构，其成员中不仅有忠诚信徒，还有许多对宗教“中立”之人和只是出于习惯才信教的人。这样一来，信条与宗教之间的差异便一目了然了。
因此，信奉一个信条，绝不是一个宗教问题，而常常是一个社会问题。正因如此，信条不为个体提供任何根基。出于这个原因，个体不得不完全依靠与权威的关系，尽管权威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这里的标准并不是为了某种信条的口头许诺，而是一个心理事实，即个体的生活不只由自我及其观点决定，也不只由社会因素决定，而更多的是，即使不完全是，由超群的权威决定的。奠定个体的自由和自主基础的，不是道德原则，无论它有多高尚；也不是教条，无论它有多正统；而完全是经验的认知。这种认知是一种无可争议的经历，是个人与超越尘世的权威间强烈的个人互惠关系，是对“现世”和“理性”的抗衡。
这种说法既不能取悦大众群体，也不能取悦于信徒群体。对大众群体来说，国家政策是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事实上，这正是大众群体被教化的目的。因此，大众群体只允许个体在成为国家功能的一员时才能存在。而信徒群体呢，他们承认国家对其具有道德上和事实上的要求权的同时，还相信统治他们的大众群体和国家需服从“神”的旨意。如有疑义，最高的决定将由神做出，而不是国家来做出。我不想故弄玄虚妄地做评判，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去思考——“世界”(这里指大众群体的现象世界乃至整个自然界)是不是神的对立面？在这里我只指出一个事实，这两个领域在心理上的对抗不仅在《新约圣经》中有所体现，而且即便是在今天，还能从独裁国家对宗教的否定态度以及教会对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否定态度上清楚地看到。
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不能长期脱离社会而存在，因此，个体如果不能找到一种可以使外界强大影响力相对化的超现实原则，就永远不可能从其他任何地方为自己的存在和自我的精神与道德自主权找到现实的理由。灵魂未寄托于神的个体以自身的力量无法抗拒世界对肉体和精神的诱惑。因此，他需要一种超凡的内心体验的证明，这种体验足以使自己不至于不可避免地陷入来自其他方面的大众意志的影响。仅仅是从智力上或甚至从道德的观察上认定大众是愚蠢和缺乏道德责任感的，不过是对大众做了一个负面的认知，而自己却摇摆地走在通往个体原子化的道路之上。这种认识缺乏宗教信仰的驱动力，因为它只是一种理性意识。独裁国家胜过资产阶级的地方在于，他们将个体连同其宗教动力一并吞没。但是，如果不是让人对宗教产生了内心的怀疑，宗教的功能也不会这样被破坏和篡改，结果宗教被迅速压制，不被允许与大众心理流行趋势相对抗。在这种情况下，结果往往被狂热极端信仰所过度补偿，狂热极端信仰反过来成了消灭与之对立的冷静信仰的武器。自由的观点被抵制，道德决定被无情地压制，其借口是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哪怕是最卑劣的手段。国家政策被奉为信条，国家领导或政党头脑被神化，超越了善恶，他们的追随者们也都被奉为英雄、殉道者、使徒和传教士。他们即是真理，只此一个，别无其他，且神圣不可侵犯，不容批判。任何意见与之相左之人则成为异教徒，一如我们从历史上所知，会被施以各种严酷的折磨。只有手中掌握着政治权力的政党头脑，可以用对他们有利的方式来解释什么是正统的国家教条。
经过对大众施以法规管束，个体成为社会的某某单元，国家被奉为最高法则，宗教功能也只能被卷入漩涡之中。仔细观察并将某些看不见的又不可控的因素一并进行考虑，宗教其实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本能的态度，这在人类历史上时有显现，延绵不断。它最显而易见的目的是保持人类精神的平衡，因为天然的人类有一种同样天然的“认识”，他认为人的意识功能可能会随时被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不可控的偶发事件所阻挠。出于这个原因，人们总是十分谨慎地认为，任何可能会对自己和他人产生影响的重大决定，都应该用适当的宗教措施来确保无误。人们对无形的权力进行供奉，给予充满敬畏的祷告以及举行各种各样庄严的仪式，进场仪式和退场仪式无时无处不在，其功效被那些不具备心灵洞察力的理性主义者抨击为魔法和迷信。但是，重要的是，魔法是一种心理效应，其重要性不应被低估。“魔法”的显现使相关的人获得一种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正是做出决定所必需的，因为决定在某种程度上难免都会是片面的，因此做决定被认为是一种冒险。即使是独裁者也这么认为，不仅有必要使国家法令处处透着威慑力，而且有必要彰显严厉来付诸实施。军乐队、旗帜、标语、游行和恐怖示威本质上与用来吓跑鬼怪的教会游行、炮轰、烟火等没有区别。只有国家权力默许下的游行会令人产生集体安全感，不像宗教示威，它对内心的魔鬼信仰不提供保护。因此，个人必须更加依附国家权力，也即依附大众，从而让自己在精神上和道德上服从它，并最终使自身的社会性减弱。国家，如同教会一样，需要热情、自我牺牲和爱。如果宗教的要求或前提是需要人类“对神有敬畏”，那么独裁国家则不遗余力地制造必要的恐惧。
传统坚称理性主义者将矛头直接对准仪式的神奇效果，实际上完全偏离了重点。关键是他们忽视了仪式的心理效应，虽然双方都出于截然相反的目的对之进行利用。至于他们各自的目的，则存在一个相似的情况。宗教的目标，如将人类从邪恶中拯救出来、使之顺从神意、获得来世好报等，变成了世俗的应许，让人不要再为每日的柴米油盐、物质的公平分配、未来的普遍繁荣和更短的工作时间而担忧。这些应许的实现遥遥无期，如同要等到天堂何时能给人类以安置一样。这里强调的一个事实是，大众已经从一个超越现实的目标转换成一个纯世俗的信仰，人们用完全相同的宗教热情以及信条在完全不同的方向上展示同样的热情和排他性。
为了不再做没必要的重复，我将不再列举所有世俗的与超脱世俗的信仰之间的相同点，但是我对强调这样一个事实而感到满足，即一直以来便存在的自然功能，如宗教功能，不能用理性主义的和所谓的开明的批判来对待。当然，你可以认为信条里教条化的内容是行不通的，甚至进行嘲笑，但这样做没有意义，并不能影响宗教功能是形成教条的基础。宗教，从认真考虑了人类精神的和个体命运的非理性因素的意义上来说，被邪恶地扭曲后重新出现在对国家和独裁者的神化之中：你可以用一把铁叉将自然万物扔得远远的，但是自然万物还会再次出现。国家领导和独裁者，对时局有正确的权衡，因此尽最大努力掩盖所有与神化凯撒一样太过明显的相同点，并竭力掩藏他们在国家统治幻想背后真正的力量，虽然这当然什么也不能改变。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独裁国家不但剥夺个体的权利，还从精神上掠夺个体形而上学的存在基础。个体的道德决定不再重要，重要的只有盲目的大众运动，谎言因此成为政治活动的行动原则。国家从中得出了上述逻辑结论，而千百万的国家奴隶完全地被剥夺了所有权利这一事实也是无声的证明。
宗教，一如其所强调的，显示出共同体理想的一面，在教会众所周知的软弱无力的地方，如新教，对“共同体验”的希望或信仰弥补了宗教在社会凝聚力上令人痛心的缺乏。简单易见，“共同体”是大众组织不可分割的援手，也因此成了一把双刃剑。就好像不管有多少个零加起来也不会成为一个单位数一样，共同体的价值取决于组成的个体在精神和道德上的境界。出于这个原因，人们不能期待从共同体身上能产生什么效果，可以超过环境的暗示性的影响——那就是个体身上真正的、根本的改变，无论好坏。这样的改变只有在人与人的接触中产生。（1）由于此文写于1956年春天，苏联曾对此令人反感的事态有过明显的反应。（2）1957年1月补充。第三章西方国家在宗教问题上的观点
基督纪元20世纪，西方国家迎来了社会发展，沿用基于形而上学理论的犹太—基督教的道德财富——《罗马法》，且继承了人权不可剥夺的理想。他们时常不安地自问：这种发展何以停滞，乃至倒退呢？嘲笑社会主义是乌托邦理想，并指责他们的经济原则不切实际，都是徒劳无益的。因为，首先，这只是西方社会批判地自说自话，这些论调只有铁幕这一边的西方世界自己可以听到；其次，任何经济原则，只要准备好了应对随之而来的各种牺牲，都是可以付诸实施的。如果像斯大林那样让三百万农民饿死，让数百万工人不领工资地免费劳作，那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任何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像这样的国家是没有什么社会危机或经济危机可以害怕的。只要它的权力完整，换句话说，只要手中掌握一支训练有素、补给充足的警察部队，便可无限长地保有其统治地位，并且无限大地扩大其权力。这些国家有着过剩的人口出生率，几乎可以任意增加免费劳动力以和西方对手竞争，而毫不顾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工人工资的世界市场。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只有一种可能性存在，那就是从内部打破这些政权，然而也只能让其遵循自身的内在发展。就现有的安全政策和民族主义反应的危险性而言，当前任何一种来自外部世界的援助都将无济于事。绝对国家拥有一支具有传教感般狂热的军队协助其外交政策事务，同时还依靠第五纵队，在西方国家的法律和宪法下为其提供庇护保障。而且这些拥趸者的集合力量在某些地方甚至非常强大，极大地削弱了西方政府的决策权。反之，西方世界却没有机会对铁幕另一边施加类似的影响。虽然我们的预测可能不假，在东方世界的广大民众间存在一定数量对绝对国家的反对力量，他们中总有正直正义和热爱真理的人民，他们也憎恨谎言和暴政，但是也不能对他们是否能在强大的警察政体下对其他民众产生任何决定性的影响做出结论。
这种形势令西方世界非常不安，不断有人问道：要怎么做才能抵御来自东方阵营的威胁？尽管西方国家具有非常强大的工业力量和掌握着巨大的国防能力，但也切不可掉以轻心。因为我们知道，即便是最有威力的军备武器、最重型的工业力量，外加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都不足以遏制宗教性狂热主义散布的精神传染。
不幸的是，西方人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满腔热情地诉诸理想、理性以及其他令人向往的美德，只不过是一场虚空。这些追求会被宗教信仰的暴风骤雨所荡涤一空，不管这些信仰对我们来说有多么扭曲。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用理性思辨或道德争论可以征服的局面，而是恣意的情感力量和时代精神产生的思想观念可以办到；正如我们从过去的经验中所了解的，这些情感力量和思想观念既不受理性反思的左右，更不受道德训诫的影响。人们已经在许多领域正确地认识到，能够消毒解毒的应该是这种情况下一种不同的、非物质主义的但同样有效的信仰，而且以此为基础的宗教态度也可能是抵御精神传染病的唯一有效的方式。可惜的是，“应该”这个不起眼的词，总是出现在这个相关语境之中，它指出了这种方式在某种意义上的羸弱，即便不是指这种必备能力的缺乏。西方世界不仅缺少一种足以抵御狂热意识形态发展的统一信仰。尽管西方的教会享有充分的自由，但是也不比东方世界更自由或更虚空，而且还不能对政治的广大领域施以什么显著影响。教会作为一种公共机构，缺点是它要同时服务于两方面。一方面，要服务于神，因为其信条脱胎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它对国家，也就是对尘世，也要尽一份义务，它要拥护“凯撒万岁……”的口号，还要履行《新约》中各种各样的其他训诫。
从早期直至相对近期的当代就一直存在“君权神授”的说法(《罗马法》第13章第1节)。现如今，这个概念过时了。教会代表的是传统观念和集体信仰，很多情况下许多信徒不再以内心体验为根据，而是依据那些未加反思的信仰。而人所共知，一旦人们开始思考这些信仰时，这些信仰也就很容易会消失。信仰的内容与知识发生冲突，其结果往往是，信仰内容中的非理性因素无法对抗知识的推理。信仰不是人类内心体验合适的代替品，因此当其缺失，即使强烈的信念能够像神恩典的礼物一样神奇地出现，也会同样神奇地消失。人们称信仰为真正的宗教体验，但仍会忍不住去思考，信仰实际是一种次要现象，因为我们首要被灌输的是信任和忠诚。这种体验包含一个明确的内容，可以在不同教派的这些或那些条的信念得到解释。情况越是如此，信仰与知识产生冲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而且这些冲突本身是毫无意义的。这也就是说，宗教信条的观点是陈旧过时的，它们充满了令人敬畏的神话象征，如果从字面加以理解的话，那么这种神话象征便会与知识发生令人难法忍受的冲突。但是，打个比方，关于耶稣复活这个说法，如果我们从神话象征意义上，而不是从字面去理解的话，就能有各种不同的解读，这些解读既不与知识发生冲突，也无损这种说法。而从象征意义上理解耶稣复活的对立观点，则会使耶稣永生的希望付诸东流，因为早在基督教出现以前，人类就相信人死之后还有生命，因此也就无需有复活节来确保耶稣的永生。如果从字面上来理解神话，正如教会所告诉的一样，神话就突然变成了一种为人们所抛弃的枷锁、镣铐和桎梏，其危险性远超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难道现在不是应该把基督教神话加以象征性的理解，而不是消灭干净的时候吗？
绝对主义声称“上帝之城”由人代表，不幸的是，这与国家“神学”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且由依纳爵·罗耀拉从教会权威中所得出的道德结论“目的决定手段”，又以一种极其危险的方式把这一谎言当成了政治工具。两者都要求人们对信仰要绝对地服从，因此就剥夺了个人的两种自由：一种是个人在神面前的自由，另一种是个人在国家面前的自由，从而为人类挖好了坟墓。据我们迄今所知，个体脆弱的存在是生活独特的载体，受到了来自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威胁，尽管两者都对人类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各自实现世外桃源有过应许，然而，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能长期秉持谚语“两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的智慧态度呢？除此之外，如我前文所述，西方国家也热爱与东方国家相同的“科学”和理性的世界观，这两者在统计学意义上都有下降倾向和物质主义目标。
那么，在政治上和教派上四分五裂的西方世界，能给现代人提供什么所需呢？西方对这一问题视而不见，而且也拒不承认我们的致命弱点，这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任何人，只要他学会绝对地服从于一种集体信仰，学会放弃对自由的要求这一永恒权利以及放弃个人的责任感这一同样永恒的义务，他就会坚持这种态度。如果强加于他所宣称的理想主义的是另一个明显“更好”的信仰时，他就能同样轻信和跟风，并同样缺乏批判性地反向而行。不久以前，在一个文明的欧洲国家发生了什么呢？我们谴责德国人已经再次把这段历史忘得一干二净，但实际上我们也不能确定，类似的事件是否就不可能在别的地方再度发生。如果真的再度发生，如果又一个文明国家也被那种统一而片面的思想观念所影响，那也不足为奇。战后，美国死死地支撑着西欧的政治形态，实际上，美国也可能比欧洲大陆更加脆弱，因为它采用的教育体系是最易受具有统计真理的科学世界观的影响，而且组成合众国的各色种族也很难扎根在一个实际上没有历史的土地上。如灰姑娘一般的美国，在这种形势下，相反，更急需历史教育和人文主义教育。尽管欧洲也需要人文主义教育，但它却用民族自我主义和具有麻痹性的怀疑主义的方式来挽救自己的衰亡。美国与欧洲也有相同之处，他们都具有物质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目标，他们又都缺乏那种展现和掌握整个人类的关键要素，即以个体为中心并作为万事的标准。
仅仅这种观念本身就足以在各方面引起最强烈的怀疑和抵制，人们几乎可以断言：与大多数人的价值相比，个人的价值微不足道，这得到普遍的、一致的支持。的确，我们都说这是一个普罗大众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平民就是地球、空气和水的主宰，他们所做的决定将左右着世界上所有民族的历史命运。不幸的是，这幅令人骄傲的、宏伟的人类蓝图，只不过是一种幻想，与真实的现实图景格格不入。在现实里，人类沦为机器的奴隶和牺牲品，而机器侵占人们的时间和空间；人类还被应该用来保家卫国的军备势力所威胁和恫吓；人类的精神和道德自由，虽然在一半的世界里在一定范围内被保障，但也时常在混乱中迷失方向，而在另一半的世界里却已然灰飞烟灭了。最后，为了给这种悲剧注入喜剧，这万物的上帝、宇宙的仲裁，固执己见，将自己的尊严和自主性弃之如敝屣。他所有的成功和财富没有使他更强大,相反让他更加渺小，就如在商品“公平”分配原则下的工厂工人的命运一样。他用个人财产购买工厂股份；他用自由换来被绑定在雇佣场所这种不确切的幸福；他放弃一切可以提高地位的方法，如果他不愿意被令人疲惫的计件工作所束缚，而如果他露出一点点聪明相，那么便会被灌输政治观点，如果够幸运的话，还会再加入一点技术知识。然而，在他头顶的一片瓦和饲养有用动物的口粮不容轻视，仅有的生活必需品可能会被随时砍掉。第四章个体对自身的了解
人类，是一切发展进程的煽动者、发明者和推动者，所有判断和决策的发起者、未来的规划者，却令人吃惊地让自己成为可以忽略不计的量体。人类对自身悖谬的评价这种矛盾，确实令人费解，只能解释成这源于人类判断力的显著的不确定性，或者换个说法，人类对自己来说本身就是一个谜。这就不难理解了，因为人类无法对自身进行比较。人类懂得如何从解剖学和生物学角度区分自己与其他动物，但作为一种有意识、有思考能力和语言天赋的生物，他却缺乏一切进行自我判断的标准。他是这个星球上不能把自己与其他事物进行比较的独特的现象。只有与居住在其他星球的类人类生物建立起联系时，他才可能进行比较，进而认识自己。
在那之前，人类只能继续像隐士一样，虽然知道从比较解剖学来看他与类人猿具有亲缘关系，他又与他的这些亲戚们在精神方面有很大差异。正是由于这种非常重要的物种特性，人类才难以认识自己，人类自身对自己来说至今仍是个谜。当人类与其他同人类构造相似而非同源的生物相比时，人类自身物种内部间对自己了解的差异度就显得意义不大。人类的精神使人类在这颗星球上创造了无数历史性的改变，而这种精神对人类来说却仍然是不解之谜，难以理解，令人迷惑，混乱纠缠，一如大自然所有的秘密一样。有关大自然，我们仍有希望做出更多的发现，寻找到更多难题的答案。但在精神和心理方面，我们急于了解却又踌躇不前，这不仅是因为精神和心理学是所有经验科学中最年轻的一门学问，而且研究难度大，很难取得理想的研究成果。
如哥白尼将人类从地心说的偏见中解放出来一样，心理学也需要一场近乎革命性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将之从神学和偏见中解放出来。这种偏见一方面认为，精神只是大脑生化过程的一种附带现象，另一方面认为精神单纯就是一种个人的事情。与大脑的联系本身并不能证明精神是一种附带现象，即精神不是取决于物理基质生化过程而产生的附属功能。不过，我们清楚地知道，精神功能多大程度上会受到大脑可核实的过程的干扰，这一事实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精神的附属性几乎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推断。然而，超心理学现象警告我们必须小心，因为它指出精神因素使时空概念相对化，而这些精神因素对我们在心理物理学心身平行论方面幼稚而草率的解释表示怀疑。这种幼稚而草率的解释,或是哲学的原因，或是智力上的懒惰，把超心理学的一切发现都完全否定了，这绝不是科学的负责任的态度，即使这是一种突破智力困难的常见方法。若要对精神现象进行评定，我们就必须把与它们同时发生的所有其他现象都考虑进去，因此也不能再继续遵循任何一种忽视潜意识和超心理学存在的心理学了。
大脑的构造和大脑生理学无法对人类的精神过程做出任何解释。精神有一种特有的性质，就是它无法被换算成任何其他事物。和生理学一样，精神代表着一种相对独立的经验领域，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特别的重视，因为它包含了两个必不可少的存在条件，其中之一就是意识现象。实际上，没有意识就没有世界，因为世界只有被人类的精神有意识地反映出来，世界才能为我们存在。意识是存在的前提。如此，精神被赋予了宇宙原则的尊严，从哲学上和事实上来讲，这使精神获得与物质生命原则平等的地位。个体的人是意识的载体，不产生违背自身的精神，相反，人由精神预制成型，被从童年时期就逐渐苏醒的意识所滋养。所以，如果精神具有高于一切的经验主义的重要性，那么个人也理应如此，因为个人是精神唯一的、直接的表现。
这一事实必须被明确强调，原因有二。第一，个人的精神，由于其个体性，异于统计法则之外，因此当它受制于统计学评估的校准影响时，它的主要特征就被剥夺了。第二，只有当精神承认教会的教义，换句话说，只有当精神屈从于集体范畴的时候，教会才认可其有效性。在这两种情况之下，对个体性的希望被看做是自负的顽固。科学把个体性贬作主观主义，而教会则在道德上指责它是异端邪说和精神自傲。关于教会的指控，我们别忘了，与其他宗教不同，基督教在世人面前高举的(十字架)标志，就是人——上帝之子——这一个体的形象，基督教甚至把这种个体化的过程就当作是上帝的化身和启示。因此，人发展成为自我具有重要意义，其全部的含义几乎没有开始被人类所赏识，因为人们过多地关注外部，而阻挡了直接通往内心体验的路。如果大多数人在私密的内心深处没有对个体自主性的向往，那么人，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能摆脱集体的压制而生存。
所有这些障碍使得正确评估人的精神愈发困难，但是有另一个显著的事实值得一提，相比之下这些障碍就不算什么了。这就是普遍的精神病治疗学经验所认为的，精神的贬值和其他心灵的启迪遇到的阻力，在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恐惧——在潜意识领域中发现的令人惊慌的恐惧。这些恐惧不但出现在那些被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描绘的图景所惊吓的人们中间，而且还使弗洛伊德本人，这位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也困惑不解。他曾向我坦言，很有必要使他的性学说成为一种教条，因为性学说是唯一可防御可能的“神秘学说的黑色洪流爆发”的堤坝。弗洛伊德曾这样表达过他的理念，他说，潜意识中还隐藏着许多东西，被借用来当成对“神秘”的解释，而实际上也是这样。这些“古老遗风”，或者说这些基于本能并表达本能的原始形式都有一种超自然的性质，这种超自然的性质有时便会引发恐惧。这些原始形式根深蒂固，因为它们代表了精神的终极根源。这让人在知识层面难以理解，当它们的一种表现形式被破坏后，这些原始形式又会以另一种改变后的形式重新出现。正是这种潜意识的精神恐惧，不但阻碍了人对自身的了解，而且也成为更广泛地了解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最大障碍。这种恐惧如此强烈，以至人们自己都不敢承认它的存在。这是每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都要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兴许就会得到一个启发性的答案。
以科学为导向的心理学研究必定流于抽象和理论，也就是说，与研究对象保持充分的、倒还不完全忽略他们的距离。这就是为什么实验心理学研究成果，从各种实用目的来考量的话，常常毫无启发性且缺乏趣味性的原因所在。个体的研究对象越是在研究视野中占主要地位，研究成果就越实际、越具体、越生动有趣。这就意味着，研究调查的对象也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个体的因素的不确定性随着其数量的增多也有所增大，因此，产生错误的可能性也会加大。这就可以充分理解，学院派心理学惧怕这种风险，偏向于避免复杂的情况，而通过问较简单的问题来规避惩罚。它有充分的自由选择要问的问题，一些与自然相关的问题。
医学心理学却没有这种多少令人羡慕的境况。在这里，提问的不是实验者，而是实验对象。心理分析师面临的不是他选择的事实，而是如果他有选择权的话，他可能根本不想选的事实。是疾病和病人本身提出各种关键性的问题，换句话说，自然与医生一起进行实验，以期从医生身上找到答案。个体和其处境的独特性直视心理分析师的脸，寻求一个答案。作为一名医生，他的职责迫使他处理充满了不确定性因素的情况。他首先运用以一般经验为基础的基本原理，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这种原理不能充分地表述事实，也不能触及病例的本质。对这些普通原理的理解越是深入，这些原理也就愈加丧失它们的意义。但是，这些基本原理是客观知识的基础，也是衡量客观知识的准绳。随着医生和病人日渐感受到“理解”，情况就变得更主观化了。起初是优势，却威胁要转变成劣势。主观化(用技术术语来说，指的是移情与反移情)，创造了人与环境的隔离，创造了一种无论是医生还是病人都不希望出现的社会局限性，但这种社会局限性，当理解占据主要地位时总会到来，而且不能被知识所平衡。随着理解的深入，主观性与知识的距离也更远。理想的理解是最终双方草率地赞同对方的经验，这是一种不加鉴别的被动性外加最彻底的主观性和社会责任感丧失。理解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可能发展到这种程度，因为这要求参与理解的两个人完全相同。人与人的关系早晚会达到这样一个阶段：一方会觉得，他正被迫牺牲自己的个体性以便被另一方的个体性所吸收。这一不可避免的结果破坏了理解，因为理解同样假定了双方个体性整体的保留。因此，最好懂得，理解只能是在理解与知识达到平衡的程度才能取得，因为不计代价的理解反而对双方都有伤害。
无论如何复杂，这个问题总会出现，病人个体的情况必须被了解并理解。这正是医学心理学家的专门任务，即向病人提供恰当的知识和理解。这也是一个热心医治灵魂的“良心医者”的职责，如果他的诊所不会在所难免地强迫他在关键时刻用宗教偏见来衡量病人的状况。结果，个体存在的这样一种权利被集体偏见所剥夺了，而且常常发生在最敏感的区域。唯一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只有当教条的标志(比如基督的模范生活)被个人具体地理解并充分地理解的时候。这种情况如今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他人去做出判断。无论如何，心理分析师常常需要治疗那些教派的限制对其作用甚微或毫无作用的患者。他的职业迫使他要尽可能减少一些先入为主的偏见。同样的，他不但要尊重各种形而上学的(即不可证实的)理念和论断，他还得注意不能相信它们的普遍有效性。这种审慎态度是有必要的，因为病人性格的个体特征不应被来自外部的任意干预所曲解。分析师必须从环境的影响、病人自我内心的发展以及从最广义来讲，从命运的安排(无论命运的安排明智与否)的角度来对病人进行治疗。
很多人可能会发现，这种谨慎态度被过分夸大了。然而，鉴于在任何情况下两个个体间辩证过程中都存在多种互惠的影响在发生作用，即使这种影响发生的作用机智地有所保留，负责任的心理分析师也会避免不必要地补充集体因素，虽然他的病人已经屈服于这些集体因素。此外，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即使是最有价值的宗教训诫，也会激起病人公开的敌意或潜在的反抗，从而不必要地危及治疗的目的。如今，个体的精神状况受到极大的威胁，这些威胁主要来自广告、宣传以及其他或多或少出于好意的劝告和建议，这些好意的劝告和建议在一生中至少有一次可能会给病人提供一种关系，不用重复令人厌烦的“你应该”“你必须”以及其他诸如此类没用的论调。对抗外部冲击在病人精神上的反应不亚于对抗外部冲击本身，精神分析师有必要担当起对这两方面的对抗提供咨询的角色。人们害怕人类的无政府主义本能可能会迸发，这种可能性被极大地夸大了，因为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很明显受到保护。最重要的是，多数人还有一种需要克服的天然的胆怯，更不用说道德和好的品位，还有最后一点，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刑法。这种害怕与人类意识到最初的个体性所做的巨大努力相比算不得什么，更不用说人类将之付诸实施。而一旦这些个体性冲动不经考虑就激烈地爆发出来，医生必须使病人不至于从笨拙的求助到陷入短见、冷酷无情和玩世不恭。
随着辩证讨论的推进，当有必要对这些个体冲动进行评价时，观点就形成了。到那个时候，患者对自己的判断力有了足够的把握，他的行为能够依据自己的洞察力和决定而做出，而不是仅仅根据约定俗成的愿望，即使他与集体的意见碰巧一致。除非患者立场坚定，否则所谓的客观价值对他来说就没有任何益处，因为这些价值就是用来替代并压抑个性的。很自然，社会有无可辩驳的权力来保护自己，使自己不受彻头彻尾的主观主义的影响，但是，由于社会是由那些“去”个性化的个人所组成，它就仍然完完全全受那些冷酷无情的个人主义者所摆布。让个人按自己的喜好随意组合成各种团体和组织，而正是这种组合以及个性不情愿的消亡，才使得社会非常容易屈从于独裁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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