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开大学文学院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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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语言学刊(2011年第1期·总第17期)试读：
特稿
(1)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若干思考
李宇明
提要 本文在考察分析我国目前语言能力的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提升我国国家语言能力的几项举措：尽快制定中国外语规划；科学制定中华语言国际传播战略；全面加强公民的语言能力；努力发展现代语言技术；提高国家语言生活管理水平。
关键词 国家语言能力 现代语言技术 语言生活 外语规划 语言国际传播战略
世界诸国的语言规划，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但目标却大致相同：第一，按照国家意志管理语言生活；第二，满足国家处理事务的语言需求。在我国，第一个目标可以具体表述为“构建和谐语言生活”，第二个目标可以表述为“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是一个新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国家处理海内外各种事务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其中也包括国家发展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国家语言能力的外延应当非常广泛，囿于学力，目前笔者还很难确切圈定，但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描画其轮廓：一、语种能力；二、国家主要语言的国内外地位；三、公民语言能力；四、拥有现代语言技术的能力；五、国家语言生活管理水平。一 我国的语言能力现状
若不从国家语言能力的角度考察，不少人一定会认为我国是一个(2)语言大国——我国拥有100余种语言、30余种文字；汉语使用人口超过10亿，是世界第一大语种；学习外语的人数约有3亿；2010年我国已经拥有网民4.57亿，其中手机网民3.03亿；汉语在东亚、东南亚有着广泛影响，国际上学习汉语的人数已逾千万；联合国等一些国际组织，将汉语作为工作语言。但是，如果从国家的需要看，从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对比看，我国的语言能力还比较弱。这一判断的根据主要有四：（一）语种能力不足
国家的语种能力，包括国家能够掌握多少种语言，每一种语言有多少人才，语种和人才的布局是否合理等。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声称世界语言有7000来种，由于划分语言的标准还有争论，且语言和方言的界限不很清楚，这一数据的可信度尚需检验。不过说世界语言有5000种以上，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美国是移民国家，据其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可知，美国拥有语种的数量达到380种。据说，美国具有处理500种语言（或方言）的能力，能够为公民开设200来门语言课程。作为对“9·11”事件的深刻反省，2006年美国提出了旨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语言”战略。将阿拉伯语、汉语、朝鲜语、俄语、印地语、日语、波斯语、土耳其语等定为与美国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语言，几年来经认真实施，(3)培训了大批关键语言的外语人才。美国期望，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发生事件，他们都能得到合适的语言支持。
我国是外语学习大国，但是就语种能力来看却是个外语资源开发利用的小国，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掌握的语种少。国家能掌握的外语种类有多少，尚无统计数据，估计不会超过100种，不到美国语种能力的1/5，不到世界语言的1/50。能够开设的外语课程不超过50种，经常可用的外语只有10余种。
第二，语种人才分布不合理。在大约3亿外语学习者中，99%都是英语学习者，其他为日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可以说除英语外，所有语种都人才不足。我国与亚洲、非洲的关系十分密切，牵涉到国家的睦边战略、资源战略和反恐战略，但是亚非语言一直是我国外语人才培养的短板。从另一方面看，我国教授的外语一般都是标准语，其实像汉语有很多方言一样，很多外语也有变体，比如英语的变体有英国英语、美国英语、澳洲英语、南亚次大陆英语等。处理国际事务，只有标准语是不够的，往往还需要懂得外语的各种变体。比如我国海军在亚丁湾护航，就需要听懂索马里海盗讲的阿拉伯方言。
第三，缺乏“复合型”外语人才。复合型外语人才有两类：一类是“多外语”复合型人才，一类是“专业＋外语”复合型人才。很多国际组织，中国都是会费大国，但是中国公民能够在这些组织中工作的却不多，原因是多方面的，外语不流畅、不具备“多外语”能力是主要原因。比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工作，至少需要英语、法语两门外语。中国走向世界，需要各领域的精英人才同时具有较好的外语能力，能够在各领域用外语自由讨论问题、提供服务，这是争取国家话语权的必由之路。而这种“专业＋外语”的复合型外语人才，更是(4)不足。（二）国家主要语言的国际影响力小
中国的主要语言不仅包括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还包括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比如藏语、蒙古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朝鲜语、彝语、壮语、傣语等。
首先看国家通用语言的国际影响力。国家通用语言对外代表国家行使语言职责，但是国际组织却很少使用。汉语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但事实上并没有多少会员国使用，“有其名无其实”。汉语在联合国之外的国际组织里甚至“既无名也无实”。许多国际会议，基本上不把汉语作为会议语言。在国际贸易、教育、科技等领域，汉语也几乎没有什么地位，中国学者在国外发表论文也要翻译成外文。由于历史原因，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华人比较集中，比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但即使在这些地方，汉语也处于弱势，其强势语言是英语和马来语。
语言的国际影响力，首先表现在多边外交、重要的国际会议、国际经贸科教的交流中，其次表现在外语学习中，即有多少人把它作为外语来学习。近些年，“汉语热”的话题常现报端，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在世界上建了几百所，汉语国际教育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看好中国，学习汉语。但是就实际数据来看，世界上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人数，远赶不上将英语、德语、法语等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人数。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除了汉语之外，国际上也有不少人愿意学习藏语、维吾尔语等少数民族语言，但是少数民族语言的国际教育问题，并没有引起国人的足够重视，教育主导权也没有掌握在国人手中。语言教学要通过课文来实现，课文里面有文化、有观念，少数民族语言的国际教育，是国人的责任，同时也关系到中华语言的国际影响力，关系到国际上能否正确、全面地认识中国。（三）国内语言状况也有值得思虑之处
国内语言生活总体上看还是和谐的，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但也有需要改善、值得思虑的地方。
首先是语言统一的任务还很艰巨。普通话是国家主要的信息载体，但是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还有很多人没有掌握普通话，缺乏用普通话获取各种信息的能力。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信息时代最大的不平等是信息不平等，是一部分人被“信息边缘化”。比如说教育，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差别很大，其主要原因不是农村子弟天生愚昧，而是不能享有与城市子弟一样的优质教育资源。进而思之，普通话对中国公民而言，已经不只是信息载体问题，还是人权问题，是社会公平问题。如果不能掌握普通话，将来就不能很好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没有办法进入很多行业工作，比如播音员、教师等职业。还应看到，在香港和澳门这两个特别行政区，普通话的传播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而且，香港、澳门和台湾，文字上与内地还存在着简繁差异。清末以来，国人努力推进的语言统一运动，虽然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但是任务仍很艰巨，其艰巨性不在内地的城市，不在内地的东部地区，而在一些特殊地区。
其次，国家处理国内事务的语言能力并不充足。现在政府公务人员、大众语言服务人员，基本上都是用国家通用语言处理国内事务。但是农村地区方言流行，粤方言、闽南方言、客家方言等还是香港、澳门和台湾的重要交际工具；不懂方言，国家的很多事务没法处理。而我国目前已经有8—10%或更多的孩子一出生就只会讲普通话，不会讲方言，他们逐渐失去了方言能力，“双言人才”存在危机。在民族聚居地区，不懂少数民族语言也不能很好处理民族事务。现在已经有不少少数民族子弟不会说母语，汉族人学习少数民族语言的主动性(5)更是不足，民汉双语人才存在危机。（四）现代语言技术方面的问题严重
人类从有语言那一天起，就一直试图通过发展语言技术来扩大语言的使用。最早的语言技术，大约就是将两手合成喇叭状放在嘴巴上起扩音作用的“土广播”。文字是语言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语言技术，有了文字之后，语言技术开始成套成系统地发展起来，“文房四宝”是语言技术的产物，后来又发明了印刷术。之后又有了电报、电话、录音、传真、广播、电视、通讯卫星等各种各样的语言技术。
现代语言技术是以计算机为基础诞生的信息技术。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产生，当时是为计算服务的。到了50年代，人们就试图用计算机来解决语言翻译问题。到了60年代，很多科学家认为机器翻译几乎是不可能的，很多国家都陆续放弃了机器翻译研究。到了70年代，一些西方人士说汉字要灭亡了，因为难以进入计算机。计算机从键盘输入到屏幕显示，先天都不是为汉语汉字设计的，中国跟西方比整整失去了一个键盘时代。后来，我们用编码技术来解决汉字输入问题，用点阵技术解决汉字的屏幕显示问题。到了手机的数字键盘输入，汉语反而比西语优越；一块手机屏幕可以容纳六七十个汉字，显示的信息量远超西语。现代语言技术在手机上第一次显示了汉语汉字的优越性。
现代语言技术决定着国家信息化的水平，决定着国家的信息安全，制约着国家的“信息红利”。中国的网民数量、手机数量、汉语汉字、民族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等，决定了中国信息化有着光辉的前景。但是我们在这一领域拥有的自主知识产权却很少，特别是中国语言文字的技术标准相当滞后。在语言信息化之前，语文知识属于人文范畴，而今已经可以转化为工业标准。计算机之间、手机之间能够交换信息，是因为有共同的语言文字技术标准，包括字库标准、编码标准、传输标准等一系列标准，语言文字知识是这些标准的基础。在只有“人际交际”的时代，只提语言文字规范化就足够了；但是在出现了“人机交际”“机际交际”的时代，必须实现语言文字的标准化。而当前我们对于语言文字标准化的认识、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成效都很不到位。
此外，信息领域的知识产权，还缺少明确且适合信息时代的法律保护，人才培养体系也不合理，“文者恒文，理者恒理”，计算语言学处境尴尬。我国对于现代语言技术的创造力、控制力和使用能力，都不甚理想。二 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举措
以上即兴性列举的情况，已可以表明我国的语言能力与已经走入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地位很不相称，不能满足中国发展的新需求。国家语言能力已为当论之事、当务之急。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目前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尽快制定中国外语规划
20世纪60年代，我国曾经制定过《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当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除此之外，国家似乎忽视了对外语的规划，导致外语语种布局的严重不合理。在五六十年代主要是学俄语，那是被意识形态左右的。改革开放之后，英语成为我国的“唯一外语”，非通用语种人才奇缺，亚非语言人才奇缺。2009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培养各种外语人才”，字虽然只有八个，但是很有针对性。
今天制定外语规划，必须首先作好两个方面的调查：第一是国家外语需求调查，包括国内外语生活需求和国外外语需求，也许还要加上一个大国应尽的语言研究的国际义务。第二是我国外语人才现状调查，包括各语种人才的数量、语言水平和发挥作用等情况，也包括外语人才的培养能力、外语研究能力等。这两个方面的调查最好能够制度化，或委托专门的机构定期进行外语专项调查，或在人口普查中列入有关项目。
在需求与现状调查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进行外语规划。外语规划主要是语种需求规划和人才规划。语种需求可以分为四类考虑：第一类是国际事务中通用的语种，可称“通用语种”；第二类是国家利益的特需语种，比如周边国家的语种、重要资源地区的语种、合作关系特别密切国家的语言、“假想敌”国家和地区的语言等，可称“特需语种”；第三类是紧急情况下（如反恐、缉毒、维和、救灾等）需要使用的语种，可称“应急语种”，其人才具有储备性质；第四类是科学研究（包括语言学研究）所需要的语种，可称“学术语种”。
这四类语种有交叉，但在人才数量、人才来源、人才政策等方面会有不少差异。外语规划必须根据语种需求来作外语人才规划，建立外语人才数据库。外语人才主要靠自己培养，因此首先要作外语教育规划，包括外语专业人才规划和公民外语能力的规划。同时还要注意通过其他途径增加国家的外语能力，例如外国来华工作和学习人员的语言资源利用；我国有30来种跨境语言，这些语言就国家语言能力的角度看，可以发挥外语的作用，这些民族语言人才可以经过培训转化为外语人才；甚至也可以考虑开发海外的语言人才资源等。
此外，还要有外语研究规划，凡是对中国有用的外语，都应当有人去研究，一个走向世界的民族，必须重视对世界的研究。当前，要重视全世界20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官方语言研究，重视亚非语言的研究，特别是我国跨境语言的研究。要鼓励学者到田野去调查语言，到国外去学习语言。（二）科学制定中华语言国际传播战略
汉语的国际教育过去称为“对外汉语教学”，那时是把外国朋友请进来学习汉语，但需要学习汉语的人不一定都有条件来中国，应当在他们的本土开展汉语教育，中国的教师要“走出去”。比“走出去”还要长久的，是汉语国际教育的“本土化”，即培养外国的汉语教师，编写适应国外学习的汉语教材和教辅材料，教给学生在本土进行汉语交际的能力等等。
制定中华语言国际传播战略，必须认识语言传播的科学规律，特别是需要研究一种语言为什么能够从一个群体传播到另一群体、从一个地区传播到另一地区，是什么力量推动语言传播的？要通过研究阿拉伯语、拉丁语、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向世界传播的历程，来发现语言传播规律。同时要研究世界各国的语言政策，特别是外语政策，研究世界各国与中华文化的联系和对中华文化的兴趣，探讨在各个国家传播中华语言的最佳途径。
历史上，很多语言的传播是伴随着宗教、殖民、侵略、掠夺进行的。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是崇尚和睦的民族，汉语的传播是带着中国人民对世界的友好情谊传播的，同时也具有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功能，所以同历史上很多语言的国际传播会有很大的不同。汉语能够吸引很多外国人的学习兴趣，主要在于“现代中国”对他们的吸引力，学习者通过学习汉语能够了解现代中国，进而获取经济红利和文化红利。“现代中国”也许就是汉语传播的最重要的动因。当然，中华语言的国际传播不仅是汉语，还包括民族语言。我们过去研究语言学习规律较多，研究语言传播规律较少。怎样制定中华语言的国际传播战略，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具有学术挑战力的课题。（三）全面加强公民的语言能力
公民语言能力之和，便构成了国家语言能力的基础。正在制订、即将发布的《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有很多亮点，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提出了公民语言能力的发展问题。语言能力是人的三种基本能力之一，提升公民语言能力是我国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发展道路上的必务之业。过去，国家语委的工作主要是在社会层面，现在深入到面向人人的语言能力发展，这是很大的跨度。
公民语言能力的发展，关键是建立公民语言能力标准。我国公民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语言能力，还没有明确要求，但是已经有了很好的实践基础。比如高考有外语考试，表明中国的高中毕业生起码应该掌握一门外语；我国在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就把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这就是说中国公民除了掌握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方言之外，还应该掌握国家通用语言。这种教育实践，已经蕴涵了对中国公民的语言能力的要求：汉族人在掌握汉语方言的基础上还要掌握普通话，同时还鼓励懂得一门外语。少数民族在传承自己母语的基础上，还要学习国家通用语言，同时也要学习一门外语。这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汉(6)族双言双语”“少数民族三语”的事实标准。教学中对汉语文、民族语文、外文的课程要求，其实已经包含了具体语言的能力标准。因此可以说，我国基础教育的实践，已经形成了“语种能力”和“具体语言能力”的事实标准，在这样的事实标准上，制定公民的语言能力标准已经没有多少技术难度。如果把“汉族双言双语”“少数民族三语”这种教育实践上升为国家标准，国家的语言能力就有了基本保证。（四）努力发展现代语言技术
发展现代语言技术是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举措。当前“智慧地球”的理念已经提出，因现代语言技术构造起来的虚拟语言生活，丰富、活跃而且精彩，对现实语言生活的影响更加深刻、广泛而且强烈。互联网正在面临着两个突破性进展：一是物联网，一是云计算。物联网就是对生活中所有事物的数据都通过芯片记录下来，实现物质世界的数字化、网络化，是物物相联的互联网络，是“智慧地球”的(7)基础。由于物联网的应用涌现出大量数据，每个单位的计算机服务器的运算能力、信息储存能力都已经不能适应，必须建立专门的数据中心来管理数据。这种大规模的数据集成和管理，就叫做云计算。云计算是以互联网为中心的虚拟计算。
万事贵在得风气之先。我们必须思考物联网和云计算对语言技术和语言文字事业提出了什么新的机遇与挑战。当然，物联网和云计算究竟会怎么发展，尚难定论，就如同当年无法预测互联网会发展到今天这样。早年，美国军方为防止数据丢失，把数据分别存放，并将存放这些数据的不同地方的计算机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小的计算机网络。后来计算机网络发展为互联网，开始商业化，那是在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修建信息高速公路的带动下，全世界掀起了“修路热”。当时人们并不知道互联网会发展成什么样，甚至将互联网想象成电视点播网。
人类20世纪最大的发明创造是“互联网”，因为互联网真正让地球成为一个“村子”，把每一个人的智慧系联起来，叠合起来。互联网不仅是一种技术，它还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乃至生存方式。可以预见，随着物联网和云计算的发展，随着“智慧地球”理念的现实化，我们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和工作方式一定会有更大改变。这个时代有很多特点，最大的特点是谁掌握了信息技术谁就掌握了世界。（五）提高国家语言生活管理水平
国家语言生活的管理水平，是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保证。语言规划的水平和语言生活管理机构的执行力，直接影响着国家语言生活的管理水平。语言规划当前的关键是理念，最重要的理念有三：
第一，提倡“多言多语”生活。中国的现代教育是从清朝末年开始的，一百多年来的外语教育、普通话（“国语”）教育，终于使多数汉族人能够讲方言，也能够讲普通话；使很多少数民族同胞能够讲母语，也能够讲国家通用语言；使很多中国人能够讲母语，也能够讲外语。从“单言单语”生活走向“多言多语”生活，是中国社会的进步，是语言生活的进步。今天，我国还有不少“单言单语”人，应当尽量将他们培养成“多言多语”人。
第二，语言资源理念。不仅把语言当做交际工具，不仅看到语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而且还应当把语言看做资源，要保护国家的语言资源，尽力开发利用语言资源。普通话、汉语各方言、各少数民族语言乃至外语都是可以开发利用的语言资源。近期是口头语言消逝的关键期，全世界估计在100年内有90%以上的语言将要消亡，人类语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流失危险。我国的情况也不乐观，特别是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0%、城市化进程仍在快速发展，中国的“语言地图”近期将面临大幅度改写，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国家的语言资源将大面积流失。
第三，语言生活和谐。语言生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语言生活和谐既是社会和谐的象征，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和谐的语言生活，就是主体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即国家通用语言在高层次交际中发挥主要作用，而汉语方言、民族语言、外国语言也都是中国语言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通过语言规划应当使它们各安其位，各展其长，各得其所，相辅相成。
语言生活分散在各行业、各领域，对语言生活的管理需要统筹协调。而当今的管理存在着“政出多门、协调不力”的情况。比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国家语委负责国内管理与推广，国家汉办负责汉语的国际传播，国家侨办负责海外华语教育；再如外语，中小学外语教育、大学外语教育、研究生外语教育分属教育部的三个司局管理，科技名词的翻译属于国家名词委，新华社在外语翻译方面也具有一定权威性，国家的外语生活管理和宏观的外语政策，没有明确的责任单位，出现“政府缺位”现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管理分属国家和地方两层次，在国家层次上又分属国家民委、国家语委等单位；语言文字标准化、信息化工作，国家语委、国家民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标准委等都有职责。此外，外交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工商总局、公安部、民政部、国家旅游局等部门，都是语言文字工作“大户”，负有在本行业落实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重要职责。要管理好如此复杂的语言生活，必须有一个直属国务院、对各行业的语言文字应用都具有较好协调能力的语言管理部门。否则“政出多门、协调不力”的局面不可能有根本改观，语言生活的管理水平也难以适应国家的发展。“国家语言能力”既是语言规划的新概念，也是看待语言的国家功用、处理语言关系、审视语言生活中的各种争论、开拓语言文字工作领域的新视角。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最近目标，应该是“世界任何地方发生事件，我国都能得到合适的语言支持”；远大的目标是：在国家发展中充分获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方方面面的“语言红利”。（李宇明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 100816）【注释】(1)本文根据在首都师范大学（2010年11月23日）、“天津语测中心2010年工作总结暨‘十二五’规划会议”（2011年1月15日）所作的学术报告整理而成。本文的一些内容曾经在南开大学“语言学科‘十二五’战略规划研究专家联席会”（2010年11月19日）、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2010年12月28日）报告过。本文的整理与发表得到了石锋、马庆株、周建设、刘贤俊等先生的鼓励和支持。本文的一些数据和观点，曾受益于张西平、张曙光、周庆生、鲁子问、王建勤、文秋芳、王克非、赵蓉晖、张日培等先生。特此致谢！(2)中国语言的数目，这里只是个约数，确切数量，尚待进一步的学术探讨。(3)参见王建勤《美国“关键语言”战略与我国国家安全语言战略》，《云南师大学报》2010年第2期。(4)北京外国语大学文秋芳教授曾经告诉笔者这样一些材料：《中国青年报》2010年7月8日载文《人才短板阻碍中国企业走出去》：“全国范围内，能熟练运用外语和法律知识与国外客户洽谈业务、签订合同的人才仅有200个左右；熟知国际法、国际贸易法和WTO规则的律师更是稀缺，即便在最前端的上海，5000多名律师中只有约50名具备这样的素质和能力。”中国新闻网5月17日刊登的《人才缺乏制约了中国旅游业走出去》指出，中国有5万家旅游企业，由于缺乏懂外语的高级旅游管理人才，目前只有15家踏出国门。凤凰卫视曾经报道我国与俄罗斯2005年联合军演时，两国指挥员之间的交流只能依靠翻译进行。双方交际出现困难，影响军演的顺利进行。(5)赵晓敏、邹玉华《民族地区法庭审判中少数民族语言使用问题》（《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9（上编）》，商务印书馆2010年）指出了我国双语法官严重不足、翻译人才队伍断档流失等问题。(6)有些少数民族，其母语也是本民族的方言，因为民族共同语还没有形成或没有很好形成，如藏族、壮族、苗族等。此处只是粗略的说法。(7)2011年1月18日，商务印书馆举办了“2011年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主题是“虚拟语言生活”。哈尔滨工业大学李生教授应邀作了《智慧地球、物联网与云计算》的学术报告。他指出：我国很多省都在建物联网，比如2009年11月底，国务院正式批准同意支持无锡建设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
语音与音韵
普通话强调焦点句语调的音高表现
陈怡 石锋
提要 本文采用语调音高起伏度的计算方法，对汉语北京话的四组强调焦点句语料进行定量分析，考察强调焦点在不同位置上的音高表现，并与自然焦点句的音高表现对照比较。研究表明，强调焦点所在的调群调域扩展至覆盖语句调域是强调焦点句语调音高表现的重要特征。同时，语调结构特征在强调焦点句中得到充分表现。起伏度是进行语调量化分析的重要指标。
关键词 焦点句 焦点 语调格局 起伏度一 引言
语调是指和功能句型有关的，包括音高、音长、音强各要素在内的句子的语音特征（赵元任，1979）。赵元任（1933）曾用“橡皮带”和“小波加大浪”等著名的比喻对汉语字调和语调的关系进行了简洁明确的阐述，为汉语语调研究开辟了道路。吴宗济（1982、1984、1988）探索了汉语的多字调变调规律和字调在语调中的变化规律，并把普通话声调的连续变调作为语调单元，认为语调的变化与基调有关。沈炯（1985、1992、1994）主张分析汉语语句中的“声调音域”，提出高音线和低音线的不同变化与语调的类型和功能相对应，并在语调模型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胡明扬（1987）认为北京话的句末语调具有重要意义，且它和音高、音长、音量都有关系。曹建芬（2007）阐述了汉语声调和语调的关系，认为语调存在于声调之中，必须通过各个声调的沉浮而得以实现。语调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由于语调本身的复杂性和汉语声调语言的特殊性，语调还存在许多值得摸索探求的方面。汉语语调研究的深入，不仅有利于揭示汉语本身语音系统的规律，而且对于人类语言语调的普遍研究也具有积极和重要的意义。
焦点是音系学、句法学、语义学、话语分析等语言学各个学科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对国内产生较大影响的焦点概念最早见于Chomsky和Jackendoff。Chomsky（1970）认为“焦点是包括语调中心的短语”；Jackendoff（1972）把焦点定义为“说话者设想的听话者不与之共享的信息”。国内学者对焦点的定义也各有侧重，如徐烈炯、刘丹青（1998）侧重功能属性，范开泰（1985）侧重表现形式，方梅（1995）侧重语义等等。
焦点的表现形式“可能是音位的、形态的或句法的”（Rebuschi ＆ Tuller，1999）。Van Valin ＆ Lapolla（2002）谈到焦点的形态句法编码时，指出所有语言都不同程度地使用语调（intonation）来标记不同的焦点结构构造（focus structure construction），而在其他的句法形态手段上则会有所不同。
由于语调是焦点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语音学领域也对焦点问题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其中得到广泛认可的是焦点重音理论（Focus-to-Accent）。这种理论认为，成为焦点的词或成分会以音高重音的形式在语流中表现出来（Gussenhoven，1983；Selkirk，1984：197—198；Ladd，1996：161），即形成焦点重音。
本文基于语调格局的思路（石锋，1999），使用音高起伏度的计算方法（石锋、王萍、梁磊，2008），对10位普通话发音人的4组强调焦点在不同位置的焦点句和1组自然焦点句语料进行实验分析，从音高的层面对强调焦点句作出客观的量化描述。二 实验说明
语音实验的研究对象是4组强调焦点在不同位置的实验句。实验句是在沈炯（1985）实验语句的基础上适当修改而成的，用不同的提问方式引导出不同焦点位置的4组句子。实验语句如下（画线部分代表焦点）：
①强调焦点在句首词语（以下简称“焦点1”）（谁星期天修收音机？）张中斌星期天修收音机。（谁重阳节回阳澄湖？）吴国华重阳节回阳澄湖。（谁五点整写讲演稿？）李小宝五点整写讲演稿。（谁毕业后到教育部？）赵树庆毕业后到教育部。
②强调焦点在句中词语（以下简称“焦点2”）（张中斌什么时候修收音机？）张中斌星期天修收音机。（吴国华什么时候回阳澄湖？）吴国华重阳节回阳澄湖。（李小宝什么时候写讲演稿？）李小宝五点整写讲演稿。（赵树庆什么时候到教育部？）赵树庆毕业后到教育部。
③强调焦点在句末词语（以下简称“焦点3”）（张中斌星期天修什么？）张中斌星期天修收音机。（吴国华重阳节回哪里？）吴国华重阳节回阳澄湖。（李小宝五点整写什么？）李小宝五点整写讲演稿。（赵树庆毕业后到哪里？）赵树庆毕业后到教育部。
④强调焦点在句末的述宾短语（以下简称“焦点4”，为宽焦点）（张中斌星期天做什么？）张中斌星期天修收音机。（吴国华重阳节做什么？）吴国华重阳节回阳澄湖。（李小宝五点整做什么？）李小宝五点整写讲演稿。（赵树庆毕业后做什么？）赵树庆毕业后到教育部。
为消除上声变调的影响，各组补充两个实验句，分别用“李金宝、李小刚”替换“李小宝”；用“五点半、五时整”替换“五点整”；用“讲话稿、颁奖辞”替换“讲演稿”。
本次实验选取了10名发音人的音高数据作为实验对象，发音人均出生于北京，父母均为北京人，未受过专业发音训练。发音人以自然状态和平稳语速发音。每个实验问答连续说3遍，答句为样品句。为便于对比分析，同时录制发音人在自然焦点状态下的同一组实验句。这样每位发音人就有5组实验句，每组6个句子，每句说3遍，总共得到6×5×3×10＝900个样品句。
使用南开大学“桌上语音工作室”对样品句进行声学实验。首先通过修改基频程序去掉弯头降尾，然后把每个音节等分为8段，依次提取了9个点的基频数据（赫兹值），进行统计分析。
计算内容包括：5组不同焦点位置焦点句的语句调域（总调域）、5组不同焦点位置焦点句的词语调域（词调域）、字调域。包括每位发音人的音高数据及10位发音人的平均音高数据。依据赫兹数值计算百分比，得到不同词语调域间的起伏度数据和字调域数据。使用Excel完成全部计算，并作出统计图表。（起伏度算法见石锋、王萍、梁磊，2008）
我们所说的调域，即赵元任先生提到的“音域”，是“各种声调及声调起伏极限之间的音高范围”，是同一特定条件下各种声调聚合在一起的音高分布范围。由于音节本身存在固有音高曲线及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单从音高曲线的变化来看句子语调的声学表现是比较困难的。通过调域的百分比数值、上下线的数值和起伏度数值，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实验句语调的声学表现。
从语调的组合层次来看，语调可分为语句调域、词语调域和字调域三个部分。下面我们结合10位发音人的样品句音高数据，分别从这三个部分对各组实验句语调进行分析对比。三 语句调域分析对比
把每位发音人每个句子的三次发音样品中各个音节调形音高经实验测算得到的赫兹值数据分别进行平均，得出各个音高测量点的平均值。再从5组实验句的所有赫兹平均值数据中选出最大值和最小值作为调域两极，据此计算各点的百分比。百分比数值的计算以赫兹值为依据，是在归一化基础上的一种相对化算法，计算方法如下：（石锋、王萍、梁磊，2008）
Ki＝100（Gi-Smin）/（Smax-Smin）
Kj＝100（Gj-Smin）/（Smax-Smin）
Kr＝Ki-Kj（其中Gi为词语调域上线赫兹值，Gj为下线赫兹值；Smax为语句调域上线赫兹值，Smin为下线赫兹值；Ki为词语调域上线百分比，Kj为词语调域下线百分比，Kr就是词语调域的百分比跨度）表1 5组实验句的全句调域和词语调域的百分比数据表（均值）（续表）
从表1中我们可以观察到，10位发音人自然焦点句组的音高特征是各词调域中只有句末词调域稍宽，为61。强调焦点句在音高上的共性表现为：在焦点1、2、3、4组中，强调焦点所在的词调域都有显著扩展：调域上线都高于非焦点词调域上线，成为本组实验语句调域的上限；调域下线都成为本组实验语句调域的下限，也就是都分别覆盖了本组实验句的全句调域。如焦点1组语句调域为94，焦点2组为89，焦点3组为77，焦点4组为65。由此看来，强调焦点句语句调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强调焦点所在词调域显著扩展，以致覆盖全句调域。强调焦点句与一般表现为句尾焦点的自然焦点句有重要区分，属于不同焦点类型。焦点1、2、3、4组相比，当强调焦点位于句首词调域时，调域扩展相对最为显著，上线100，下线为6。四 词语调域的分析对比
词语调域的分析对比可以采用音高起伏度的方法。音高起伏度用Q值代表，是进行语调音高量化分析的重要指标。语句音高的起伏度计算以词语调域的百分比数据为依据进行。计算方法就是前一词调域的百分比数值减去后一词调域的百分比数值所得的差值。从句首到句末，依次进行，上中下线同样办理。正值为降，负值为升。（石锋、王萍、梁磊，2008）表2就是根据以上算法得出的10位发音人5组实验句平均起伏度Q值数据表。表2 5组实验句起伏度Q值数据表（均值）图1 实验句语调音高格局图
1）自然焦点组实验句：自然焦点句不同于强调焦点句，一般多为句尾焦点。句首词调域上线为78，下线稍高，为19。各词调域上线和下线平缓递降，降幅不超过5。唯句末词调域下线降幅9，最为显著，且调域最宽。全句调域是73。从句首词调域到句末词调域，除单音动词调域下线外，各词调域上下线起伏度均为正值，音高下倾特征贯穿全句；各词调域中线Q值分别为48.5、5、1.5、6.5，均为正值，说明自然焦点句各词调域从句首到句末呈现出整齐的降阶。下倾和降阶正是无焦点陈述句语调的最显著特征。石锋、王萍、梁磊（2008）通过实验数据证明，音高下倾在陈述语句中占主流，是无标记的，下降的幅度比较自由，音高上升是有标记的，上升的位置和幅度受到制约。本文的自然焦点句音高表现与此结论一致。
2）焦点1组实验句：焦点所在的句首词调域覆盖全部语句调域，在百分比数值上达到94，为5组实验句中最宽。汉语中是话题优先的，当话题成分、主语和强调焦点三者重合时，可能会使焦点重音有所增强。焦点后的句中词调域大幅压缩，上线骤降45，下线升高9，域宽40；单音动词调域和句末词调域同样压缩，呈递降下倾状态。
3）焦点2组实验句：焦点所在的句中词调域扩展显著，覆盖本组语句调域，百分比数值为89。焦点前的句首词语上线为72，下线为24，域宽48。与自然焦点句组句首词调域相比更窄，可以理解为焦点前词调域为凸显焦点所在词调域扩展所作的准备。
焦点后的单音动词调域大幅压缩，上线骤降56，下线上敛3，域宽30。句末词调域同样压缩并下倾。
4）焦点3组和焦点4组实验句：Lambrecht（1986、1994、2000）从“焦点辖域”大小的角度把句子的焦点结构分为“宽焦点结构”（broad focus structure）和“窄焦点结构”（narrow focus structure）两大类型。当焦点辖域中只有一个成分时，为“窄焦点”；当焦点辖域中有一个以上的成分时，则被称作“宽焦点”。
焦点3组的焦点位置在句末宾语，属于窄焦点；焦点4组实验句的焦点位于整个述宾短语，属于宽焦点。Selkirk（1984）和Ladd（1996）认为，宽焦点和窄焦点的语音形式大体重合又有所区分。二者可以放在一起来分析对照。焦点3和焦点4两组实验句的音高表现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窄焦点（焦点3）的焦点部分扩展表现更为显著：焦点3句末词调域上线77，下线0，域宽77；焦点4焦点部分（述宾短语）调域上线76，等于全句调域最大值，下线11，域宽65；二者都是覆盖各自实验句组的语句调域。
焦点3组和焦点4组实验句焦点前的句首词语调域上线分别是69和76，下线分别是24和21，域宽分别是45和55。焦点前的句中词语调域上线分别是73和76，下线分别是14和19，域宽分别是59和57。二者的句首词语和句中词语都呈现渐次扩展状态，焦点3组实验句句首词语调域相对较窄，句中词语调域相对较宽，渐次扩展的趋势更为显著，与其句末焦点调域同样更为显著扩展的音高表现相呼应。
谓语焦点结构是最常见、最无标记的焦点结构。因此焦点4组与自然焦点句组相比，除单音动词调域有所扩展外，语句调域和词调域格局都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焦点4组（宽焦点）是4组强调焦点实验句中最接近自然焦点句语调格局的。
5）单音动词调域和句末词调域对比：单音动词很短，句末词语正是动词的宾语，二者联系紧密，在述宾短语内部构成两个下位成分。二者在焦点1组中跟句中词语一起位于强调焦点之后，形成音高下倾的趋势，调域大幅压缩，动词调域缩至34，句末词调域为35，且上下线递降。在焦点2组中，二者单独处于强调焦点之后，同样形成音高下倾和降阶的趋势；动词调域压缩为30，句末词调域压缩为最小值26。动词调域和句末词调域在焦点1组和焦点2组中表现较为一致，但在焦点2组中调域压缩更为显著，这与二者直接且单独位于强调焦点之后有关。
焦点3和焦点4两组实验句焦点都在句末，一个是句末宾语，一个是整个述宾短语，属于窄焦点和宽焦点的不同表现。二者动词和宾语调域均显著扩展，而焦点3组的窄焦点宾语调域最宽，尤其是下线为0，达到了5组实验句的最低点。我们可以看到，当焦点位于句首或句中词语时，调域上线成为体现强调焦点特殊音高表现的主导，而当焦点位于句末时，下线则成为主导，句尾焦点的自然焦点句组也有同样的表现。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为实验句仍然体现了陈述句音高下倾这一固有特征。沈炯先生提到，上线的变化与语义加强相关，下线的变化与节奏的完整性相关。上下线与焦点位置的相关性比较复杂，还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行深入分析探讨。五 字调域的分析对比
将每个单字5组实验句所有赫兹平均值中最大值作为字调域上线，最小值作为字调域下线，可以作出各组实验句字调域格局图。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值为字调域百分比跨度。如图2所示。字调域格局图可以清晰直观地显示每个单字调域的百分比跨度以及单字调域分布的相对关系。图2 5组实验句字调域格局图
1）自然焦点组实验句组：自然焦点句各个词调域内部字调域都呈现下倾趋势，句末字调域为全句最大值59，同时，句末字调域下线也是全句的最小值。
一个语音单位的末尾必须有语音上的标志作为其标记，一般表现为调域的扩大或下降，这种语音标志就是边界调（boundary tone）。从自然焦点句字调域格局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个词调域内末字调域都有一定程度的扩展，达到该字调域所在词调域的最大值，且下线分别为所在词调域的最低点；自然焦点句末字调域达到全句最大值，且下线为全句最低点。这正是词边界和句边界的音高表现。焦点1、2、3、4组非焦点所在词调域内字调域及句末字调域同样呈现出规律性的边界调音高标志。
边界与焦点同为语调聚合层次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虽然在音高表现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更重要的是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和区别，主要体现为调域扩展程度的不同。我们用强调焦点组实验句焦点所在词调域末字调域与自然焦点相同位次字调域相比，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边界调和焦点调在调域扩展程度上的差异。焦点1焦点调字调域为94，自然焦点边界调字调域55，二者相差39；焦点2为89，自然焦点为55，二者相差34；焦点3为77，自然焦点为59，二者相差18；焦点4为63，自然焦点为59，二者相差4。二者之间的差值正是焦点调不同于边界调的独特音高表现。
2）焦点1组实验句：我们可以看到，焦点1组实验句字调域最显著的音高表现是焦点所在词调域末字调域显著扩展，达到全句和5组实验句字调域最大值。焦点词调域内部3个字调域渐次抬升扩展，字调域跨度分别为59、66、94。
焦点后字调域表现出相对整齐的下倾趋势，上线和下线同时有这种表现（除末字上线）。
3）焦点2组实验句：与焦点1组实验句十分相似，焦点2组实验句同样有强调焦点所在词调域内末字调域最大化扩展、焦点所在词调域内3个单字调域渐次扩展的音高表现。同样呈现规律性的是焦点后单字调域音高下倾的现象。
焦点2组实验句句首词调域内的3个字调域位于焦点前，跨度为46、47、48，数值较为平均，相对位置持平，抬升和扩展的趋势并不明显。
4）焦点3组和焦点4组实验句：二者在焦点前的字调域音高表现差别并不明显。但是，在句末4个字调域的音高表现上，我们能看到系统性的差异。窄焦点句组（焦点3），单音动词字调域为56，末字调域77，后者超过前者21个百分比；宽焦点所在词调域内，单音动词字调域为65，末字调域为63，前者略大于后者。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焦点3句组字调域音高表现与同为窄焦点的焦点1、焦点2组更为相似，都是强调焦点所在词调域内末字调域最大化扩展。
焦点3、焦点4句组句首和句中词调域为焦点前部分，字调域跨度较为平均，起伏也不显著。
当强调焦点位于某个词调域时，词调域内部末字调域达到全句最大值，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节律栅规则的具体表现。节律栅规则要求高层次的重音一定加在低层次的重音上面，而词调域末字正是无焦点状态下短语重音所在（仲晓波，2001）。
下倾是指基频曲线语调单元中从前至后的连续下降趋势，使得前一语音单元的音高值比后一语音单元的音高值高，（Stewart，1983）它包括高音线下倾（topline declination）和低音线下倾（baseline declination）。Cohen和Hart以及许多学者都用下倾来说明语调曲线的下降趋势。在无强调的自然语句中，汉语普通话韵律短语内部也存在着较明显的音高下倾现象；下线的下倾一般大于上线的下倾（邓丹、石锋，2009），这可以从自然焦点句组字调域音高表现中得到印证。观察强调焦点句组，焦点后的字调域音高表现也反映了音高下倾现象。Shih（1997）指出，当语句存在窄焦点时，焦点后的音高曲线下倾的程度更大。我们可以看到焦点后音高表现更接近普通陈述句，下倾趋势甚至比自然焦点句更为显著。六 语调结构的音高特征
语音结构和信息结构密切关联；语音和语义互为表里，密不可分。一般英语语调研究中把语调结构划分为：调冠调头调核（调干）调尾。沈炯也曾把汉语语调结构作同样的划分。其中调核就是焦点重音所在的位置。调核是语调结构的核心，是必有的；其余部分都可以依据调核的位置来分别加以确定，是可选的。
本文所选用的实验句包含的语调结构类型有三种：（一）调头调核调尾，如焦点2组；（二）调核调尾，如焦点1组；（三）调头调核，如焦点3、4两组。在强调焦点语句的音高格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语调结构的不同成分在音高方面各有对应的类型表现。
1）调核：调核是语调构造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语义中心所在的位置，也可以说是言语信息焦点的标志。
焦点所在词调域实现最大化扩展，一般要覆盖本组实验语句的全调域。这也就是调核的音高表现。焦点在句首词语时调域扩展最大；以后焦点在句中词语、句末词语时，调域扩展依次递减。调核位于前两个词语时，调域扩展以上线提升为主；调核为句末词语时，以下线降低为主。调核调域覆盖本组实验语句的全句调域这个特征不变。焦点前后，尤其是焦点后，由于调域跨度的突变，会出现音高断层。
2）调尾：调尾是承载语调信息的重要部分，作用仅次于调核。
焦点后的词语属于调尾成分，调域一般压缩至小于40。上线陡降40以上；下线也有所提升。调尾多于一个词语时，仍保持音高下倾表现。
3）调头：语调信息也有部分分布在调头部分。焦点前的词语属于调头成分，调域一般大于45。从共性表现来看：句首词语做调头时，上线一般在60到80之间，下线在10到30之间。句中词语做调头时，调域一般也大于45。调头到调核转换时调域大幅扩展，上线提升，下线降低。调头多于一个词语时，各词语调域呈渐次扩展状态，上线提升，下线降低，不超过10。
焦点前调头各调域的渐次扩展趋势，可以解释为是为焦点所在调核调域大幅扩展所作的过渡和准备；焦点后调尾各调域大幅压缩，可以解释为凸显调核焦点表现的一种反衬方式。七 词语调域纵向对比
将5组实验句的相同位次的词语调域分别放在4个不同的分图中进行纵向对比，从中可以分析同一位次的词语调域在不同焦点位置的实验句组中各自不同的表现。见图3。图3 实验句组词语调域纵向对比图
在每一幅分图中，强调焦点所在的调核调域都是最宽的；调头部分的域宽居中，且位置递升，在中上部；调尾部分的调域最小，且位置递降，在中下部；自然焦点句组各词语域宽都是居中，分布平衡，位置递降。句首、句中、动词、句末词语的调域差分别为49、49、35、51，句首、句中和句末词语的调域差十分接近。八 结语
自然焦点句组不同于强调焦点句组，音高下倾特征贯穿全句，显示为自然的句尾焦点。
强调焦点组实验句语调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焦点所在调核词调域最大化扩展，覆盖全部语句调域。焦点前词调域居中，上线略为抬升，下线略有下降，渐次扩展，具有相对稳定的音高表现。焦点后词调域大幅压缩，上下线都有所下降，呈现出明显的音高下倾趋势。
焦点所在词调域内末字调域显著扩展，是强调焦点句字调域音高表现的重要特征。与自然焦点字调域比较，我们可以看到焦点调域扩展程度显著大于边界调。焦点所在词调域内部字调域渐次扩展；焦点后字调域表现出相对整齐的下倾趋势，上线和下线同时有这种表现。正如赵元任先生所说，语句中的字调或词调“小波浪”，就是通过它们的调域被语调“大波浪”托起或压低而“叠加”成表层的语调。
语调结构的调头、调核、调尾等不同成分在强调焦点句组中具有类型一致的对应表现。参考文献曹剑芬 2007 《汉语声调与语调的关系》，见《现代语音研究与探索》，北京：商务印书馆。邓 丹、石 锋 2009 《普通话韵律词内部下倾度的初步分析》，《南开语言学刊》第1期。范开泰 1985 《语用分析说略》，《中国语文》第6期。方 梅 1995 《汉语对比焦点的句法表现手段》，《中国语文》第4期。胡明扬 1987 《关于北京话的语调问题》，见《北京话初探》，北京：商务印书馆。沈 炯 1985 《北京话声调的音域和语调》，见《北京语音实验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汉语语调模型刍议》，《语文研究》第4期。——— 1994 《汉语语调构造和语调类型》，《方言》第3期。——— 1998 《汉语语调分类和标记方法试说》，《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石 锋 1999 《汉语语调格局在不同语速中的表现》，见《中国语言学的新拓展》，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另收入石锋《语音格局——语音学与音系学的交汇点》，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石 锋、王 萍、梁 磊 2008 《汉语普通话陈述句语调的起伏度》，《南开语音年报》第2期。吴宗济 1982 《普通话语句中的声调变化》，《中国语文》第6期。——— 1984 《普通话三字组变调规律》，《中国语言学报》第二期。——— 1988 《普通话四字组变调规则》，见《语音研究报告》，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语音研究室。徐烈炯、刘丹青 1998 《话题的结构与功能》，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赵元任 1933 《汉语的字调跟语调》，见《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1979 《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仲晓波、郑 波、杨玉芳 2002 《关于普通话韵律短语重音的实验研究》，《声学学报》第2期。Chomsky，N. 1970 Deep Structure，Surface Structure and Semantic Interpretation.Cambridge：CUP.Gussenhoven，C. 1983 Focus，mode and the nucleus.Journal of Linguistics 19.Jackendoff，R.S. 1972 Semantics Interpretation in Generative Grammar.MIT Press.Ladd，R. 1996 Intonational Phonolog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Lambrecht，Knud 1986 Topic，focus，and the grammar of spoken French.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 ifornia，Berkeley.——— 1994 Information Structure and Sentence Form：Topic Focus，and the 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Discourse Referen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When subjects behave like objects：An analysis of the merging of S and O in sentence-focus constructions across language.Studies in Language.Rebuschi，G. ＆ L.Tuller 1999 The Grammar of Focus.Amsterdam：John Benjamins.Selkirk，E. 1984 Phonology and Syntax：The Relation between Sound and Structure.Mass.：The MIT Press. Shih Chilin 1997 Declination in Mandarin.Intonation：Theory，Models and Applications，Proceedings of an ESCA Workshop.Athens，Greece.Stewart J.M. 1983 Downstep and floating low tones in Adioukrou.Journal of Afric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t Hart J.，Collier R.，Cohen A. 1990 A Perceptual Study of Intonation：An Experimental-Phonetic Approach toSpeech Melod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Van Valin，R.T. ＆ Lapolla 2002 Syntax：Structure，Meaning and Function.剑桥大学出版社授权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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