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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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回忆试读：
简介
中国历史太长，讲历史多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皇皇盛世，几乎一样长久的变乱年代则常被轻描淡写。但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刀枪剑战和巧言虚辞交加的春秋战国时代、多族碰撞与殷殷礼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更国换帝如走马灯的五代十国时代、脆弱的统一孱弱的军事与超级发达的文化并存的宋辽金蒙时代，都各有各的气质。乱象纷呈，变乱使一切俱废重组，乱世有一切重新开始的期待。乱世可展示最彻底的人性，乱世中有最多传奇的人与事，乱世更有故事。
第一章 历史记忆
两千年王朝轮回寿终正寝，谁草拟了《逊位诏书》？
在宣告清帝退位的《逊位诏书》中，最关键的一段，是把权力移交给了袁世凯。“查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句话到底是谁草拟的，至今说法不一。
长大后，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用一个孩童的眼光回忆了这样一幕：
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
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唯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对我说错的话，那么正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问题。
让小皇帝印象深刻的这一天是1912年1月16日。此时，南北方的议和已经接近完成，袁世凯只要劝退清朝的孤儿寡母，就可以做“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华盛顿”了。
事实上，袁世凯无需多费口舌，他只稍微提及法兰西革命，隆裕就被“吓昏”了：“悔不随先帝早走，免遭这般惨局！再不同意共和，不同意逊位，恐日后我大清宗室皇族，荡然无存。”
袁世凯大功告成，不想却又横生枝节，险些要了他一命。他从紫禁城出来，行至东华门时，险些被埋伏在此的两组刺客炸死。刺客掷出了用炼乳罐头做的炸弹，威力强大，杀伤卫士、行人二十余人，袁世凯的马车却侥幸躲过一劫。
暗杀者很快被捕，不想却是一帮革命党。
和谈中，革命党力劝袁世凯反正，却又下此狠手，到底为了什么？原来，革命党内部意见纷杂，被袁世凯多次镇压的北方革命党人与南方革命党人意见迥异，他们希望除掉袁世凯，进而拿下北京城，另起炉灶。如果那几个刺客把炸弹投得再准一点，中国不知又会有什么乱局。
袁世凯借口东华门遇险事故，再不进宫，往后的御前会议，只剩下一班皇亲国戚。20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向袁世凯提交了清帝退位优待条件。22日，隆裕召开御前会议，载泽、溥伟等宗社党成员仍竭力反对共和，他们撺掇隆裕用宫中金银作犒赏向乱党开战。隆裕回头问主管陆军的载涛，清廷兵力如何，载涛惶恐地说“奴才没有打过仗，不知道”。一贯谨慎懦弱的隆裕太后，这回却显示出少有的果断理性，她说：“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
26日，段祺瑞率北洋将领46人联名电奏，要求立定共和政体。当天，宗社党强硬派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此后，亲贵们或请假，或出走，来上朝者寥寥。溥仪在自传里说，当时部分王公跑进了东交民巷，奕劻父子带着财宝和姨太太搬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隆裕此时更是胆战心惊，她哭着对民政大臣赵秉钧等三人说：“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携六岁皇帝在养心殿举行最后一次朝见仪式，颁发逊位诏书。直至这天早晨，仍有人想阻止退位上谕发布。隆裕对内阁全体说：“我们先办了这事，我再见他们，免得又有耽搁。”于是将逊位诏书盖印发出。
至此，2132年的帝制历史告终，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皇帝，到1911年，共有皇帝492位，溥仪就是最后一位。《逊位诏书》发出两日后，《顺天时报》的评论赞美，逊位之举犹如“三代之治，尧舜禅让，公天下之心也”。评论说，太后力排二三王公之反对共和论，独使皇上让政，以泯南北官民两军之战祸。其识能洞见世界之趋势，其公足与唐虞媲美。这位叫孙佩珩的作者还设想到和议不成的可怕后果：“倘使皇太后极端反对共和，虽至社稷为墟而不悔，势必兵连祸结，葬吾中国生民大多数于枪烟炮雨中。”
而摄政王载沣在“罪己诏”中一一检点了宣统治下三年来政治上的失败。他认为，正是“新政”中的各项举措，使得清廷入不敷出，人心大失。一是用人多用亲贵，施政寡术；一是新政促行新治成官绅渔利的名目，更改旧制，权豪们敷衍了事；一是新政经费多取民财，却无利于人民。
这三条“罪状”条条切入肯綮，直指清帝国的时弊。然而，以当时清朝官员所不可能具备的眼光论，所有问题都只是表在，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历史发展中不可逆不可违的大势所趋。
而由此带来的收获便是，中国终于跳出了王朝的轮回。
退位条件
在隆裕代表大清王朝颁布皇帝退位诏书的同时，由任北方议和的全权代表唐绍仪（后任袁世凯政府第一位国务总理）草拟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的文书也一并公布于世，优待条件一共有八款，其中主要的内容有：
第一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第三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第五款 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款 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第七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款 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帝制大势已去
晚清满朝尽庸辈
1911年，清政府成立了臭名昭著的“皇族内阁”，直接导致民怨沸腾，并促使革命爆发。这一内阁名单也能看出晚清忠臣凋零、庸人无能、干臣自保，人才储备严重匮乏的尴尬局面。
1910年前后，本来被摄政王载沣倚为国之脊柱的张之洞、鹿传霖相继病逝，权臣袁世凯又被赶回了老家。载沣还能信谁、用谁？他不得不起用一批少壮派的皇室成员：载涛掌管禁卫军，后入主军咨处；载洵出任海军大臣；载泽把持度支部，控制财政。可惜这几位公子哥都不是当官的料儿。
载涛是个“戏疯子”，掌管陆军后，愣是将操场变成了戏台；载洵是个“驴友”，以海军的名义在短短几年间走遍了欧美各地；载泽更是典型的“招财童子”，管理国库之余，没少为自己腰包留钱。而总理大臣奕勖和协理大臣那桐，二人不但是“敛财标兵”，而且是骨灰级的守财奴，连国债都坚决不买。可以说，这帮兄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别说冲锋陷阵，大清还没亡国，就已经带着妻妾财产躲到租界里去了。
仅存的“忠义之臣”
禁卫军统领良弼是清朝亲贵中少有的血性之辈，他也曾在日本学习军事，是满人中唯一有胆略、有能力和南方一战的将领。
袁世凯出山后，良弼掌管的禁卫军已经划归冯国璋，但良弼还不死心，夸下海口，说要召集旧部，如果在三个月内不剿平乱党，情愿斩去颈上头颅云云。这话传到革命党的耳中后，惹怒了一位叫彭家珍的义士。
1月26日晚，彭家珍写好绝命书，称“此人不除，共和必难成立”。随后，彭将自己打扮成新军标统的模样，直奔良弼宅第而去。良弼走到门口时，他假意递送名片，却将炸弹扔了过去。只听“轰”的一声巨响，良弼被炸断左腿，仆倒在地。至于彭家珍，因为后撤距离不足，崩裂过来的炸弹碎片直扎他头部，反比良弼先走一步。良弼在临死时哀叹说：“我死，清廷也随之亡也。”果然，良弼一死，满洲亲贵皆为之胆寒，走的走，逃的逃，连上朝的人都没了。
然而，彭家珍未免过高估计了良弼的作用，此时晚清已然“国势土崩”，即使曾国藩再生，也未必能扭转危局。湖南一位三品官员李颐对此有形象描述，“杂税日增，民心不安；科举全废，士心不安；新学多偏，众心不安；官制屡变，官心不安；洋货争衡，商心不安”。
谁草拟了《逊位诏书》
在宣告清帝退位的《逊位诏书》中，最关键的一段，是把权力移交给了袁世凯。“查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句话到底是谁草拟的，至今说法不一：
一说为隆裕太后求袁世凯草拟此文，袁世凯又转请张謇代拟。张謇不敢大意，与其幕宾杨度、雷季馨潜至苏州，在姑苏城中的阊门外钱万里桥附近的维瀛旅馆内草拟此文。
另一说为这份诏书的主导者是胡汉民，执行者是张謇，留日才子杨廷栋起草初稿，张謇再润色修改，最后由唐绍仪发电报给袁世凯。胡汉民在其自传中称“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等语系袁自行添加。
唐在礼在50年后回忆此事，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稿内原无‘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等语，隆裕阅后再三斟酌，认为：‘这样下诏岂不是把天下双手交给革命党了吗？如果他们一翻脸，我们母子怎么活下去呢？’因此她两次提出要‘由袁世凯组织共和政府’。因此，就来往商量了两趟，才由袁叫人添写了这个句意。”
外眼看辛亥
整个世界都惊讶于中国能够开始并完成一场理性的革命，其流血之少，在任何东方国家中从未有过。
——《字林西报》通讯员、著名的“中国通”明恩溥看到逊位一幕，不禁发出惊叹。
年轻而无经验的满洲贵族以权谋私，狭隘冲动，摄政王缺乏坚定的性格和政治才华，隆裕皇太后则忙于享受新地位带来的尊荣与享受。这个古老帝国的命运已经完了。
——《泰晤士报》对晚清政府作出了一针见血的评价。
一个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幅员辽阔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极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最终要在一场殊死搏斗中死去。
——马克思对晚清政府的批判毫不留情。
在中国历史的这一重要时期，自始至终，你都会留有这样的印象；一切仿佛像做梦一样，转瞬即逝的情绪冲动，取代了某些更为坚实可靠的东西。密谋和反密谋此起彼伏，而且是如此迅速，以至于它们的精确记录就像“编年史”本身一样，令人昏昏欲睡。
——《帝国梦魇》作者帕特南·威尔慨叹局势变幻。
武昌起义为何被视为“首义”？
之前，革命党在很多地方发动过起义
武昌起义之前，革命党在很多地方发动过起义，人们为何会将武昌起义视为“首义”？
近日，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著名历史学家、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
对于辛亥首义，冯天瑜有3个新观点：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城市起义；是历史合力所造成的一次大的社会变动；必须跳出“短时段”，注意“中时段”、“长时段”因素对首义的影响。
冯天瑜说，“首义”一词由东汉哲人王充创用，其意为首先揭示宗旨。以后，“首义”引申为首举义帜、率先发难。“武汉首义”的正式提法，较早见于孙中山1912年1月1日发布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书云：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仅从孙中山言论可见，“武汉首义”自民初已成定说，而并非首义诸人的自诩。
冯天瑜说，的确，在武昌起义之前，革命党在很多地方发动过起义。自1895年10月孙中山率郑士良、陆皓东等举行第一次广州起义以来，兴中会、光复会及后来的同盟会于十余年间发动十多次反清武装暴动。武昌新军起义并非清末首次发生的反清武装暴动，称其“首义”别有深意。历次武装暴动，堪称悲歌慷慨，然而起义者与当地社会并无多少联系，势单力薄，星星之火皆被清政府迅速扑灭下去，此所谓“屡起屡踬”。相形之下，辛亥秋季的武昌起义则顿成灭亡清廷的燎原之势。
之所以称武昌起义为“首义”，第一层含意是首次举义成功，第二层含意是，经武昌新军暴动的沉重打击，沿袭268年的清王朝及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制之倾覆成为定局。
冯天瑜说，武昌首义的全新意义在于：秦汉以来的多次农民起义及贵胄夺权，皆取乡村暴动或宫廷政变形式，以改朝换代为目标，新的王者皇袍加身，国体、政体却全无变更，君主专制一仍其旧；而辛亥年秋季的新军起义，发生在近代文明及近代人群聚集的大都会，是一次大规模的近代城市起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权方有建立的基础，并能以共和宪政号召天下，各省纷起景从响应，正所谓：武汉义旗天下应，推翻专制共和兴。此诚为首创性义举。
在这样的近代中心城市爆发的辛亥首义，在两个关键环节上开创先机：其一，以武装暴动击碎两百余年清王朝的统治机器，终结沿袭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制；其二，以湖北军政府建立和《鄂州约法》颁布，昭示了近代意义的民主共和政治模样。
1948年被枪杀的叛徒临刑前为何喊共产党万岁？
1948年6月11日，由于冉益智的出卖，中共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在离重庆城区数百里的万县被捕，再一次使重庆地区的地下党组织经受“刨根底”式的破坏。
涂孝文交代了属于他领导的唐虚谷和杨虞裳等地下党员的住地。“书记叛变，全党遭殃”，中共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的叛变，使得下川东地下党组织系统几乎是彻底地瓦解，江竹筠、李青林、李承林、雷震、张静芳、唐慕陶、黄玉清、陈继贤、廖模烈、陶敬之等一大批地下党骨干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敌人逮捕。
徐远举等特务们一方面欣喜若狂，另一方面又万万没有想到像陈然、刘国、江竹筠、许建业这样的共产党员竟是那么坚强不屈，视死如归。
由涂孝文出卖的中共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是位女共产党员，敌人在万县将其抓捕后使尽毒刑，甚至用老虎凳折断了她的一条腿，李青林依然宁死不屈。到重庆后，她仍然抗拒任何审讯，甚至连共产党员的身份也不承认。特务们无奈，只好把涂孝文叫去与李青林对质。见到李青林——这个被自己出卖的昔日的下级同志，拖着一条断腿，满身血污却正气凛然。尤其是碰到李青林向他射来的两道利刃一般的目光时，涂孝文感觉无地自容。当特务问李青林认不认识涂孝文时，没想到李青林很爽快承认：“我当然认识他！”并说：“这个人是个混蛋！抗战时期，我跟他一起在泸州的一所小学里教书，他追求过我，我不喜欢他，他就死纠滥缠。我为了躲他跑到万县来，他又追过来缠我，有一次还要强迫接吻，我气坏了，就狠狠打了他一耳光。没想到他竟然报复我，栽诬我，像疯狗一样乱咬人，让我坐牢，简直不是个东西！真是太混蛋、太气人啦！涂孝文，你说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李青林的这番话，使涂孝文羞愧难当，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次对质给涂孝文刺激太大，再加上从革命者到叛徒的道德负罪感和特务表面上客气而实际上把他当棋子耍的那种身不由己、百般无奈的境遇，涂孝文开始痛悔自己的叛变，甚至经常痛恨自己为什么当初不能像李青林他们那样坚持咬咬牙挺过来呢？唉，大不了一个死字，怕什么呢？矛盾之中的涂孝文开始不配合特务的审讯了，这让特务头目徐远举又气又急。
徐远举对涂孝文的变化看在眼里，又无可奈何，作为一种惩罚，将涂孝文从杨家山的“优待室”转押到白公馆，像所有“政治犯”一样投入牢房。
恼怒之下，徐远举在签发1949年10月28日的一批屠杀革命者的名单上也将涂孝文一起列了进去。这样，涂孝文和陈然、王朴等10人被一同公开“审判”，并押至大坪刑场公开枪杀。
据有目击者回忆，枪杀前，10人都高唱《国际歌》，高喊“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其中当然也包括涂孝文。一个对革命事业造成巨大危害的共产党的叛徒，在临死前却高喊“共产党万岁”，我们既感叹叛徒人性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又无比钦佩狱中革命者对反面人物的感召力和转化能力。
1969年林彪重上井冈山 忆毛泽东旧事几欲流泪
1969年4月，在党的“九大”上，林彪作为接班人被写进了《党章》。同年9月，他邀约叶群、黄永胜、吴法宪等人重游井冈山。林彪重游井冈山的目的何在？本文作者时任林彪“随卫”警卫员，记录下了这次重游的情况，是难得的“三亲”史料。
林彪重游故地很激动
我是1965年入伍的。1968年9月被任命为六中队一分队队长，是林彪的“随卫”警卫员。
1969年9月中旬的一天，林彪、叶群、吴法宪、黄永胜等人以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等，共100多人，飞赴江西省的樟树机场。
这天晚上，林、叶与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江西省党政军“一把手”及全体随行人员等共进晚餐，其政治主题是忆苦思甜，吃红军当年吃的传统饭，即红米饭、南瓜汤。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随卫”林彪从樟树乘飞机去吉安后，立即乘汽车赶往井冈山。
车队缓缓行驶。在一个山巅之上，林彪的车突然停下。他下车小便之后，指点着鬼斧神工的悬崖峭壁，对随身警卫的人员说：“创立井冈山根据地几十年了，没有这块立足之地，就没有今天。当年红军在这些天险要塞上面修筑了哨卡、工事，蒋介石倾巢出动，坐镇南昌，亲自指挥重兵，层层包围了井冈山，如果不是因为这里的天时地利条件好，就很难保住这块弹丸之地，有了它，才保住了红军，最后打下了整个江山，应该说，井冈山是中国革命和人民解放军的发祥之地。”平时少言寡语的林彪，今天特别激动，心情也特别好，一口气对下属说这么多话，这真是破天荒了。
琢磨不透的政治意义
江西省接待方面给林彪在井冈山安排的下榻处是茨坪，这里有最好的两栋别墅。可是，林彪却要住井冈山宾馆。这一下可忙坏了接待人员，也吓坏了我们这些随卫人员。井冈山宾馆现在还住着客人，又临近街道，安全方面万一出一点疏忽，可是重大的政治事故呀！但这是首长的指令，没有一丝商讨余地。于是，接待人员和有关工作、警卫人员立即紧急行动，经过一阵突击，三层大楼全部腾了出来。
夜幕降临了，井冈山宾馆内外静悄悄的，警卫人员在宾馆四周戒备森严。大约11点来钟，突然从叶群的房间里传出了大声吵叫：“我一不在家，你们就成了霸王啦？你擅离职守，干什么去了？”原来叶群打电话找留守北京的耿秘书，恰巧耿秘书不在，等耿秘书回来接电话时，她大发雷霆。她大声训斥道：“这次是首长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行动，你知道不？你对首长的安全不放在心上，你对首长是什么感情？什么态度？今后给你规定一条纪律：只要首长外出，你不能离开电话机一步，这是一条纪律，你知道吗？”叶群的喊叫，整个楼道的人都能听到。叶群说的“这次是首长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行动”，到底有什么政治意义呢？当时我们是琢磨不透的。
第二天，林彪继续在井冈山视察。在山上，他信步向西慢行，突然在一棵大树前站住。这是一棵参天大树，树叶特别茂盛，林彪无限深情地说：“我认识它，想当年，毛主席领着红军战士挑粮上山，常常在这棵树下歇脚，这棵树也算是革命功臣了。”林彪几乎流出眼泪，流露出了抚今追昔的情怀。林彪又走上黄洋界的制高点，指着一栋木制结构的小阁楼说：“当年红军在这儿设了望哨，你们看，小楼附近还残留下了一处工事的废墟。”说完，林彪沉默不语，徜徉良久，仿佛在追忆着往日井冈山的烽火硝烟。随后，他诗兴大发，即兴挥毫，抒发他重到黄洋界的感慨，诗中写道：“四十年前故地，万千往事涌怀；无数先烈没蒿莱……”
井冈山之行原是老谋深算
林彪在井冈山休息了一天。次日，我们又“随卫”来到七溪岭，这七溪岭也是军事要塞。在车不能行的岭下，所有人员都下了汽车。崎岖不平的山路，林彪走了不大一会儿，就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气喘吁吁地指了指山上说：“红军在这座山上，凭借着天险，用麻雀战术，一举打垮了敌人两个师五个团的进攻，这七溪岭也是我出生入死的地方。”
下午林彪又在黄永胜、吴法宪等人陪同下看望了老赤卫队员，并与他们一起合影留念。在此期间一位老赤卫队员向林彪赠送了一块井冈山产的、十分罕见的精美玉石，此石带回北京后林彪让人刻成一方砚台，送给了叶群，并在砚台上刻下诗句：“发不同青心同热，生不同衾死同穴。”诗后一行小字：赠爱妻叶群。落款：林彪。
林彪缘何重上井冈山，到底有什么重大政治意义，当时我们这些随从人员是弄不明白的。直至1970年8月庐山会议后，我们或多或少琢磨出了些“味道”。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利用副统帅和“接班人”的地位，在全体大会上第一个发言，并精心策划了用和平手段抢班夺权的阴谋，“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那么，他提前一年的重上井冈山，就是这次“大决战”的序幕。
在1969年4月召开的党的九大上，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了《党章》，他的“接班人”和“副统帅”的地位以法定形式固定了下来。我们警卫人员在私下里议论：首长“接班”无问题了。
但是，善于搞阴谋权术的林彪却把问题看得更复杂、更深远。他对自己取得的“合法”地位并不放心，更不安心。经过数月的深思熟虑、反复揣摩以后，他想凭借“九大”后自己声望最高、权威最大的鼎盛时期，再为自己造一下更大的声势，为他以后爬上权力顶峰打下牢固基础。于是，他把切入点选在了井冈山这个神圣的地方。
把林彪重上井冈山和他们在庐山会议上的“大决战”联系起来分析，我粗浅地认为，林彪拉开抢班夺权序幕、所以要上井冈山的真正用心可能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借毛泽东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提高自己的威望。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隔4年，他也重上井冈山，暗中给人们的印象是，他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人，让他接班是顺理成章的。第二是重新显示自己历史上的丰功伟绩。他乃是打天下的赫赫有名的“开国元勋”，由他接班也是当之无愧的。他重上井冈山事件本身、他在井冈山同当地军民的谈话、他对自己在井冈山斗争的标榜等等，无疑是为自己重新树碑立传，鼓吹自己在中国早期革命时就是大功臣。第三是为抢班夺权搞了“大拉练”，为自己和他的党羽指了路、壮了胆。他重上井冈山大功告成，认为抢班夺权的前奏曲已经奏响，所以他才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向中央开了“炮”，发起了“总攻击”。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谏毛泽东“万言书”原文
骨鲠于喉，不吐不快。只有毛泽东能扭转乾坤，他想找毛泽东面谈。
不巧，院门口的哨兵说：“主席睡觉了。”
彭德怀怔怔站了几秒钟。毛泽东睡觉难，党的高级领导人都知道这个事实。一旦睡下，连鸟都不许从头上飞过。建国后，也就是彭德怀闯过一次毛泽东的卧室，那是因为抗美援朝有紧急军务战争毕竟已经过去，庐山的气氛是这样清幽恬静！彭德怀无声叹息，转身缓步踱去。
如果这个13日早晨毛泽东不曾睡觉，如果彭德怀能够与毛泽东面谈，那么中国的某一段历史，至少是彭德怀的某一段个人历史，很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无奈，在13日这一天早晨，他们失之交臂，演出了今天我们已经熟悉了的历史剧。
便是这一天夜里，彭德怀写下了那封著名的致毛泽东的信：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一九五八年较一九五七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八点四，其中工业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点一，农副业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粮棉增长百分之三十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点五。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像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一九五九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质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一九六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四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一九五八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贫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补贴二十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折，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现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三十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一次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一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十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衩）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碳、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十五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也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贸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可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地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四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四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第二章 近代史传奇
彭德怀被批斗时哀求：让我休息一下 我想喝一口水
北航的批斗会后，为掀起“揪军内一小撮”的高潮，七月二十六日又在北航南操场举行了号称十万人的批斗彭德怀、张闻天的大会。
在各单位“代表”声嘶力竭地轮番发言时，长久地弓腰九十度的彭总要求上厕所小解。从厕所走出时，人们见他满面青红交错的伤痕，衣裤几处都被撕破了，脚上的鞋一棉一单，另两只鞋显然是在某处批斗时被拖掉了。他大病在身，重伤未愈，每走一步都使他十分吃力。正当他抱着一根柱头喘息不止时，一个穿绿衣的“首长”从远处冲刺而来，大喝道：“彭德怀，你也有今天呀！”他甩开大臂，向彭总那伤痕累累的脸打去，彭总立刻摔倒在地。他可能感到手痛了，抓着那只手甩动着，然后用一只脚踏住彭总的胸口：“你，还认识我吗？”
彭总从地上微微抬起头，顿时，他怒目如裂，光焰如箭，像一头受伤的雄狮咆哮道：“认识，我认识你！”他一个翻滚，躲开那人踹向他胸口的脚，在地上坐了起来：“你，在朝鲜战场是个怕死鬼！我差点没有枪毙你！”那家伙像一头被烫着了的狗，扭头就向人堆里跑。彭总叫出了他的名字：“我当年没有毙了你，真可惜！”
批斗大会的发言结束之后，“批彭联络站”的头目们为了让彭德怀、张闻天等人体会到人民群众“汪洋大海”的“威力”，叫他们从无数人头夹成的巷道里低头走过。这漫长而密集的人墙内，什么样的群众没有啊？何况这个当年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白发老帅，光是国名党的将领被他所指挥的大军击毙或生擒的，恐怕也数以千计。今天难道就没有几个仍然抱着“父仇不报非君子”的“遗孤”们，也举着“造反”的旗帜，藏身在这人墙之中？
彭总和张闻天还没有走到人墙夹巷的一半路程，就都先后瘫倒了。有些“革命群众”居然还对他们吐唾沫……
等到彭总被五花大绑，头上插着长长的箭标拉上车游街示众时，他喃喃地说了几句话：“让我，让我休息一下……我想，我想喝一口水，一口水……”但是，这要求没有得到应允。他被人抬起抛上了车，接着这辆呜呜长鸣的游斗车，呼啸着向北京市区开了去。
当一次次游街的囚车开过时，常常被两眼喷着火光的人群挡住了。不论警笛如何长鸣，人们寸步不让。在北京一个闹市区，一个老人曾张开双臂挡住载着彭总游街的一辆大卡车，大声喊道：“你们这是干什么？干什么？这是我们的彭老总呀！”随着喊声，他喷出大口的鲜血，毅然躺倒在车轮的前面。
几乎和这同时，甘肃省武山县一位贫农老大娘在临死前，告诉她的儿子康明前：“我死后，你记得把我棉衣里的东西取出来，保存好！”康明前在母亲死后拆开了她的棉衣，原来有一张彭老总的照片缝在她贴心口的地方。后来，康明前把这张照片寄给了彭总的夫人浦安修。
夫妻重逢
深秋，在彭总被各单位连续、轮番批斗当中，有一天他被揪到了北京师范大学。他的夫人浦安修“文化大革命”前在这里担任副校长，现在不用说早关进了“牛棚”。和所有关进“牛棚”的人一样，每天的“课程”除了“请示汇报”之外，便是挨斗或陪斗。所谓陪斗，便是和挨斗的人一起坐“喷气式”、罚跪、挨鞭打，有时还要揭发或证实挨斗者的“罪行”。只是，陪斗者不属于本次批斗会的主要目标。
这天，浦安修又照例被揪来陪斗了。她习惯于在这时候闭着眼，什么也不敢看，免得自己有病的心脏受折磨。可是这次，扭着她胳臂的人，总是用另一只手抓住她的头发，让她的头朝上。她还是闭着眼，那人喝道：“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吧！”
她睁开眼，首先看到的是一片黑压压的人头，随着一阵口号，翻起一片拳头。接着这些拳头对着她挥舞：“打倒……彭德怀！”“打倒……彭德怀！”这才使得这个几次寻死未成的老太婆恢复了神志。横贯会场的巨幅标语渐渐在她的眼里变得清晰起来，她看到了歪写着的打了红叉的“彭德怀”三个字。
自从三十年前他们在太行山结识以来，他对她像一位慈爱的大哥，又像一位严峻的老师。她对他的一举一动，哪怕是眉宇之间的丝毫变化所反应的各类情绪也熟悉极了。现在她认出了他，并不是他的面容和身架，这些分明已经没有多少她所熟悉的特征了。他比一年半以前去三线前夕和她话别时，显得苍老瘦弱多了，何况他的周身都被污秽和血迹染黑。她认出他，仅仅是：他在一昂头时那威武不屈的眼光，那蔑视一切的神情。
会议开始“控诉”发言时，她全然没有听。只要可能，她的眼光便盯着她三十年来的老伴看，对着他大声地哭泣。当一个发言者向他发问时，她又得以昂起了头。她看清了，他的目光扫视着全场，他的双眼淌着长长的两行泪，他的前襟分明是被他的涕泪浸透了。他是在找她啊！
三十年来，这对夫妻相处是十分和美的，但他们的冲突也十分激烈。还在太行山的时候，彭总要求不久前才离开北平一所大学的新婚妻子，自己背着背包回到她工作的地点去。她说她怕在几里长的山沟里遇上狼，希望他派人送她一程。他却取笑她，并且断然拒绝了派人送她：“等你自己有警卫员的时候，自然会有人送你的！”她哭了，并且赌气说以后不再来。后来，他亲自接她来了。敌人来扫荡的时候，他们夫妻被敌骑冲散了。后来她回来了，听人说，彭总这几天常念叨：“我的天，她死了不要紧，可不要落到敌人手里啊！”她气哭了，骂他没良心。他笑着解释：“要说你特殊，就特殊在一个地方，八路军副总司令的老婆，不能当俘虏，否则丢的是八路军的脸！”他在朝鲜，她冒着敌人的轰炸去看望他，车上颠簸，头碰在车扶手上，破了皮，流了血，而他见面后第一句话竟是：“谁叫你来的？我们刚宣布过规定，家属不能来，你就来破坏！”他当天便叫她随车回去。还是志愿军首长们说情，她才留下住了几天。一九六一年，他要写他的“万言书”，她劝他，求他“什么都别说了”。他说：“我宁可毁灭自己，也不能放弃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浦安修！”一声喝斥把她震得一跳。接着她被推到人前，一个人大声宣告：“现在由彭德怀的臭老婆浦安修交代，揭发彭德怀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滔天罪行！”
她站立定了，并且似乎很乐意似的：“我说，我要说，这些年，我气他，恼他，怨他……”她又一次泣不成声，在咽下了几口苦水后，接着说：“那是因为我不理解他，我们合不来。但我从没有发现过他有一点反党的言行，没有，没有……”
她终于嚎啕大哭起来。一个人把她推到一旁，她只记得，许多人朝她挥拳、吼叫，以后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她后来才听说，当别人向她进击的时候，她的老伴还说过一句话：“你们不要这样对她，她没有责任……”
后来，浦安修在谈起这次批斗会时，依然止不住心痛肠断般的悲戚。她说：我终身遗憾呀！我没有把我的话全说出来，没有让他能了解我。事实真是这样，过去我们闹过，闹得不可开交；只有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不在一起的时候，我才真正认识他，理解他，也更爱他、敬他！
7幅日军侵占长春照片首曝光 藏家5500元购于东京
一名中国军人的遗体旁，站着多名日本军人，画面的下方用日语标注着“宽城子”、“死尸”等字样。这张泛黄的老照片源于民间收藏家王锦思收藏的一本相册。该相册是他今年5月在日本考察时购得，相册中类似的老照片还有6张。
据新华社报道，在“九一八”事变8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这7张反映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第二天侵占长春的历史照片，在吉林省长春市首次公开。
相册不起眼要价6000元
王锦思，吉林德惠人，北京大学媒介方向研究生学历，长期从事中日关系研究。今年5月，王锦思前往刚刚经历了大地震的日本进行考察，其间，在东京的古玩市场，淘到了珍贵的日军侵华罪证。
这是一本并不起眼的相册，淹没在数十本相册中。王锦思驻足的这家古玩店主要经营各种古籍，大多与中国有关，王锦思将十多本老相册挨个翻阅，发现了这本装帧精致、没有名字、没有落款的相册。相册里面共有30多张照片，除了相册主人与亲友的合影、在军中的合影，还展示了日本在中国东北修建的南满铁路沿线风景、中国东北扭秧歌、踩高跷等风土人情。
相册中有7幅反映日本关东军侵占长春的照片。“因为图片下面写着‘宽城子’，我知道肯定和长春有关，肯定和‘九一八’有关”，对那段历史了如指掌的王锦思认为这是一本非带走不可的史料。古玩店老板开价6000元人民币，经过讨价还价，王锦思用5500元买到。“真是忍痛割爱，”王锦思称书架上的其他相册也和中国有关，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的照片，有侵华历史，也有中国的文化古迹，“我带的钱比较有限，最后只能选定这本记录日军侵略长春的相册，因为那是我的家乡。”
相册作用“无可替代”
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文物保护处主任夏晓东根据照片内容及文字说明推断，这些照片所反映的是日本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天侵占长春的场景。
夏晓东说：“这些历史照片是首次发现并被公开，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它们进一步揭露了日本的侵华罪行。”他还推测，这本相册的所有者可能为一名日本战地记者或参与侵占长春战役的日本军人。“这些照片都是日本人拍摄的，应该是反映抗日战争最早的照片”，王锦思说从这些照片中能找到许多不知道的历史，中国士兵死伤严重反映了抗战初期我方已出现溃败，侵略者骄横无比；同时也能在照片中找到受伤的日本士兵，可以看出我们的战士曾殊死抵抗。这些照片直观地重现了历史，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王锦思把相册带回国后，很多学者研究认为它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进一步揭露了日本的侵华罪行，王锦思还从照片中找到了当时阵亡的营长，丰富了抗日历史。
1931年9月19日4时30分，日军偷袭长春被守军哨兵发觉，遂鸣枪报警。此前，守军第二营营长傅冠军接到电令：“如日军进攻，不加抵抗，全部退让，听候交涉。”所以二营官兵发现日军行进，没有还击。
4时45分，日军杀害哨兵，夺门冲进营房区交涉，并称：“奉军部命令，你们赶快缴械，否则一律枪杀！”傅冠军严词拒绝说：“退让则可，缴枪不行。”不料日军突然射击，傅冠军倒在血泊里。这本相册照片上所说的营长尸体就是指傅冠军，其军衔为少校。由于不抵抗政策，19日长春沦陷。
同时收藏中日友好史料
王锦思称自己从小爱看抗战的小人书、电影，大学毕业后，他开始更加深入地研究中日战争。
王锦思觉得中国对抗战纪念日重视不够，“我发现日本、韩国都会隆重纪念，中国作为一个受害国更应隆重纪念。”从2001年开始，王锦思通过上百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议、上百万名网友签名等方式，建议在9月18日举行全国鸣警报纪念活动。
王锦思研究战争，却不主张仇视日本人，尤其是现在的日本人，他说牢记历史并不是为了仇恨。
王锦思收藏中日战争文物，更成规模、成系列收藏中日友好交流史料，收藏品多达上千件。这其中包括：孔子的雕像，鉴真和尚建造的日本唐招提寺的瓦当，1897年光绪帝聘请的第一个日语教师照片，反映孙中山和日本友人梅屋庄吉的话剧海报，反映1938年中国用轰炸机投往日本、呼唤和平的传单，日本反战团体表示对侵略反省的锦旗，60多枚不同样式的当代中日友好纪念章等。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纪念九一八事变80周年
人民日报9月18日社论：勿忘国耻 共襄复兴——纪念九一八事变80周年
新华网北京9月17日电 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可能导致一个国家在悲惨沉沦中亡国灭种，也可能激发这个民族在危难之际觉醒和奋起。
80年前的九一八事变，就是这样一个日本帝国主义蓄意侵略中国的大事件，是日本妄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重要步骤。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东北父老乡亲成了亡国奴。这一事件揭开了日本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令侵略者想不到的是，这一事件激起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怒潮，中国人民以此为起点进行了长达14年不屈不挠的抗日战争，最终第一次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完全胜利。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历经列强蹂躏的中华民族，已经在日本帝国主义鲸吞中国的嚣张野心中彻底觉醒和顽强奋起了！
纵观近代以来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悲壮历史，这一次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奋起，不仅标志着中华民族有信心有能力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更意味着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征程上实现了全民自觉的重大转折。促成实现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的，正是诞生于危难之际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团结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
这个在成立第二年就提出“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新生力量，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提出“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抗日救亡主张，号召全民族团结起来抗日救国，反对不抵抗政策。其后，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中国人民同凶恶的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斗争。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阶层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最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彻底胜利载入了史册！
审视80年前这场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回望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浴血奋斗的14年，上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征程上矢志不移的艰辛探索，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能够担当历史使命的坚强领导，必须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定团结，必须以国家强盛和人民富裕为坚实基础。
历史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推进中国社会变革、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在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始终站在历史和时代进步的潮头，带领人民拯救国家和民族于危亡之际，根本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根本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前进方向，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救亡图存、富国强民的坚强领导，历史也必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核心。
历史深刻昭示，各族人民的坚定团结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在亡国灭种之际彻底觉醒，在爱国主义精神感召下捐弃前嫌，在14年抗日战争中空前地团结在一起，中华民族焕发出巨大凝聚力和旺盛生命力，熔铸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前进的道路上，有中华儿女的坚定团结，有民族精神的自觉弘扬，必定形成推动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
历史深刻警醒，“落后就要挨打”是古老中国弱则被辱的沉痛教训。近代以来的中国无约不损、无战不败，善良的中华民族被奴役、被压迫，中国人民饱受侵略和欺凌，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的落后。今日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现代化建设成就，中华民族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人民找到了实现民富国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坚定不移地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集中力量把中国的实力搞上去，中华民族必将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崭新面貌屹立于世界东方。
80年过去，国耻在心，重任在肩，目标在前，让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共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举！
毛泽东为什么要反对孔子
众所周知，毛泽东主席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而他一生研究最多的就是中国历史，中国的传统文明。作为一个国家领袖，在如何对待外国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上，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宏扬中国优秀的传统道德和文化。孔子作为一个其思想，哲学，教育及所提倡的道德观念在中国传播了几千年的人，他的思想在中国人中代代遗传，他的言论无处不在，被历代统治者尊崇为“圣人”，历来都受到众人祭拜。而毛泽东却是反孔的。
深究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明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反孔子呢！
我不是一个研究孔子的人，但是从阅读的书刊中知道，孔子是一个鄙视劳动，鄙视劳动者的教师。他不参加生产劳动，他的学生也不参加生产劳动。他的学生三千，没有一个懂得五谷杂粮是怎样生产出来的。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恰好与其相反，毛泽东主张“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孔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他认为物质财富的生产者天生就是要受人统治的。他的这种观点毛泽东不可接受。毛泽东说：“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他就是要让物质财富的生产者坐到统治者的位置上去。
孔子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就是说法律，条令等强制性的规定不是用来约束上层人物（即统治阶级），而只是用来治理下人（劳动者）的；而一切的文明都不可以传授给庶民，以免这些人聪明起来后会团结一致，来反抗统治阶级。而毛泽东不仅仅是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主张干部和群众之间，上下级之间在政治上，经济上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在战争年代，他在军队中推行官兵一致的政治经济制度，使他领导的军队成为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的军队。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建立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制度，都是限制领导干部，让劳动者与管理者平等的，有的政策甚至是偏向于劳动者的。比如工资制度，在毛泽东时代，相同级别的工人比干部的工资要高。他更是毕生致力于提高劳动者的思想文化素质，让劳动者从传统的封建的道德观念桎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把教育劳动人民当作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为了让农民的儿女能够接受文化教育，他在农村的每一个生产大队（也就是现在的村委）建立了小学。
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孔子所说的小人就是体力劳动者。他认为体力劳动者和女人是靠他这样的上人，贤人养活的，而且最难养。毛泽东反其道而行之，他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他认为妇女和男人应该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
孔子宣扬的礼教，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强调被统治者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统治者，做儿子的要绝对服从父亲，他没有说到女儿，因为他认为做女儿的根本没有说话的权利，女人出嫁以后要绝对服从丈夫，不仅仅是如此，而且是夫在从夫，夫死从子。毛泽东反对这样的盲从。他认为如果劳动人民发现领导干部有错误就一定要反对，下级发现上级有错要反对，学生发现老师有错也要反对，他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他甚至鼓动人民造顽固地坚持错误的领导者的反。他还认为当父母的如果说得不对，做儿女的可以反对，于是沿袭了几千年的“儿女的婚姻由父母作主”，“男人可以休妻”的封建传统制度在毛主席时代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夫妻关系不好，女人同样可以提出离婚。
看来，毛泽东与孔子的分岐，主要是在如何对待劳动人民的问题上。毛泽东从打江山到坐江山，一切都是为了劳动人民。而他认为，孔子那一整套的思想，理论，哲学，道德礼教本质上都是反人民的。他认为中国历代统治者之所以尊崇孔子，就是因为孔子的理论是反人民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反动统治的。他说：“一切反人民的统治者，都必然会搬出孔子，把孔子当作圣人顶礼膜拜。”所以他要反孔子。
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中国的一些接触过西方文化的人就在批判孔夫子的传统道德和封建礼教了。后来发生的“五四运动”更是举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虽然当时和以后都有所谓的“什么家”们极力维护孔子，反对批孔。但是我们知道，正是因为“五四运动”动摇了孔子理论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统治地位，一大批热血青年从封建的道德观念中解脱出来，成为了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领袖人物，他们带领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复辟，反法西斯统治，建立了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让现代文明的光芒照耀在了古老的大地上。在崇尚科学的今天，稍有文化的人都知道，以上那些孔子的道德礼教都是与现代的政治，经济，教育，法律，社会制度以及现在提倡的人际关系相悖的。（从这一点我们也就知道了孔夫子提出的“礼不下庶民”理论的目的。）然而就在我们致力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时候，又是那些见证了“五四运动”的思想解放者，重新搬出了孔夫子的理论……
一切反人民的统治者，都必然会搬出孔子，把孔子当作圣人顶礼膜拜。
第三章 革命秘闻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文化大革命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其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目的是所谓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运动表现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根据《五·一六通知》，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等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并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后，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红卫兵突起，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连”，他们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带到各地，带动了各地的动乱，使地方党组织陷于瘫痪。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从此，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外，各级党委陷入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接着，毛泽东主持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工作会议，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强调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业余时间由群众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其方法也是采用“四大”。全国大动乱局面开始形成。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造反组织在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策动下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这就是“一月风暴”。1月8日，毛泽东表示支持并号召夺权，全国内乱由此加剧。
1967年1月至2月间，在中央召开的不同会议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斗争。康生一伙向毛泽东作了片面汇报。毛泽东批评了参与斗争的老同志，二月抗争被诬之为“二月逆流”。
二月抗争被否定后，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风潮愈演愈烈，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操纵下，还掀起了所谓揪叛徒运动、“革命大批判”运动、清理阶级队伍等，制造了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等无数冤案。到1968年9月5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一片红”。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完全的肯定。全会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规定“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林彪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政治报告，林彪、江青一伙的骨干分子进入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党中央的势力。
第二阶段：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政变被粉碎。这一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此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项工作有了转机。
党的九大以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是要彻底否定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贯彻九大方针，把全国各方面工作纳入“文化大革命”的轨道。这一阶段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继续“清队”，进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使清队工作扩大化。而精简机构、下放干部，走所谓“五·七”道路，使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教育革命”又造成了教育质量普遍下降和教学秩序的混乱。1971年，江青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严重压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1971年9月，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被粉碎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但遭到江青一伙的攻击。毛泽东也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从而使批“左”的正确意见被否定，“左”倾错误继续发展。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继承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和指导方针，王洪文当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了“四人帮”，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了加强。
第三阶段：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
1973年7月，毛泽东提倡批林批孔，以维护“文化大革命”。1974年1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得到毛泽东的批准。江青一伙借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毛泽东及时发现江青等人的阴谋，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并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组阁”的野心，使其阴谋受挫。
1975年初，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人选。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的一系列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先是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而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人民以各种方式进行悼念活动，“四人帮”却竭力压制，加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继续，激起了民愤。北京、南京、太原等地群众自发地发动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了错误判断，将其定为“反革命事件”，并错误地处理了邓小平。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快了反革命步伐。王洪文企图取代党中央的领导。同时向上海民兵分发武器，为叛乱作准备。10月4日，《光明日报》登载“四人帮”炮制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图谋执掌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根本上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197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毛泽东准备批林彪前已让华国锋通知了周恩来
1971年8月25日，华国锋奉召到武汉。当天晚上，毛泽东将他找到专列上谈话。毛泽东一直住在专列上。那时人人都戴毛主席像章，华国锋胸前也戴着一枚。他一上车，毛泽东看见了，故意问：“你戴的什么？”不等回答，接着说：“不要戴了，万岁就讨嫌。一句顶一万句，其实一句也不顶。屁话！”
在此之前，华国锋刚奉周恩来之命到全国各地考察农业生产。他首先向毛泽东汇报所了解到的情况，讲的全是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谈了有一个小时，毛泽东认真地听，中间有提问、插话，或发表一些议论。等华国锋讲完了，毛泽东说：“哎呀，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路线不对，脑袋掉了还不知道为什么。”
华国锋一听就瞪了眼了，什么大的路线？不是庐山会议已经解决了吗？毛泽东并没有谈林彪问题，而是先回顾党的历史。华国锋第一次听毛泽东这样谈党史，他知道毛泽东让他从北京赶来绝不仅仅是谈历史，只好一边听，一边琢磨。
毛泽东话锋一转，开始谈林彪的问题，对林彪的错误做严厉的批评。然后毛主席说：“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你兼任广州军区政委、党委书记。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这次谈话汪东兴在座。毛泽东让汪东兴打电话给周恩来对华国锋兼任广州军区政委、党委书记一事征求意见。周恩来北京研究后，很快下文任命。
到长沙后，毛泽东召开广州军区的负责干部会议，有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广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兼广西自治区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韦国清。三人都是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毛泽东先叫华国锋、汪东兴向他们传达他在武汉讲话，吹吹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大吃一惊。
28日、29日毛泽东分别召集他们谈话，30日召集华国锋、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汪东兴、卜占亚谈话。
毛泽东第一句就讲到江青，说：“汪东兴有办法，管得住江青，能不让她进来见我。”华国锋说：每次主席批评别人都要捎上江青。
汪东兴赶快说：“还不是主席有指示。”
毛泽东开宗明义，上来就问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卜占亚：“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
大家汇报了这两天座谈的情况。
毛泽东又讲了一篇话，批评林彪。在28日谈话中，毛泽东特别讲到叶剑英，他说：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在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叶剑英同志是前敌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我看了，所以我们才走的，不然当时我们那些人就当俘虏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剑英是有功的，所以你们要尊重他。
每次主席谈话后，华国锋和汪东兴都做追记。华国锋带回北京的记录是他们几个人一句一句回忆，根据追记整理的。记录送毛泽东看了，认为整理得还不错。
毛泽东指示：你回到北京，只告诉总理一人
8月31日上午，毛泽东坐专列去南昌。临行前，毛泽东要华国锋不去江西，直接回北京。华国锋认为主席讲话的内容涉及党的副主席，事关重大，回到北京怎么办，特地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只同总理一个人讲。”华国锋回忆说：毛主席在火车上和总理通了电话，他们之间有联系，但是在电话中不可能讲到林彪的问题，即使涉及也不可能讲这么细。
毛泽东走后，周恩来让华国锋继续留在长沙，接待吴振宇大将为团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事代表团。送走外宾的第二天，9月6日，华国锋赶回北京。当日晚10时半，他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参加周恩来召开的讨论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的会议。大家都十分关注毛主席的动向，李先念、纪登奎与他相熟，打过招呼，轻声问道：“你去了，主席谈什么了？”他泛泛说：“主席谈了路线斗争。”他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没有讲具体内容。
旭日东升，会议才结束。人们陆续都走了，华国锋起身上前，拿出记录，交给周恩来，说：主席在外面谈话记录带回来了。主席说我回到北京，只同你一个人谈。并简单地汇报主席南巡的情况。然后提出：主席的讲话要详细汇报，希望总理约个时间详谈。这次谈了近半个小时，华国锋回到家已是8时半。
一连等了几日，9月11日凌晨接到通知，周恩来约他在国务院会议厅谈话。华国锋到北京后为了配合毛泽东、周恩来的夜间工作习惯，也改为夜间工作，此时还没有休息。他出门向西不远就到会议厅所在的四合院，见北屋大厅灯火通明，知道总理已来了，加快步伐。这个院子紧挨着西花厅，在西花厅的东边，两个院子有门相通。
华国锋走进会议厅时，总理已坐在桌边等着。
华国锋坐下后问：“总理，记录你看得清吗？”因为记录是复写的，才有这样的担心。
周恩来答：“看得清。我都看了。”将记录退给他。
华国锋详细地介绍了毛泽东谈话的过程，甚至讲话时的神态、情绪，并谈了记录是怎么整理的。
周恩来自始至终神情严肃，静静地听，有时插话问问情况。俩人没有议论。这件事事关重大，主席讲得很清楚了。周恩来看了记录并听了华国锋详细汇报后，知道林彪问题发展的程度和毛主席的态度，心中有底了。这次谈了一个半小时。一直到4时半结束，此时东方泛白，晨曦微露。
谁也没有想到，在华国锋向周恩来详细汇报后，仅过了40小时就突发了林彪叛逃事件。“九·一三”事件前，华国锋奉令回京向周恩来汇报毛泽东南巡讲话内容，使周恩来事前详细地掌握了毛泽东的意图。从此周恩来更加信任、倚重华国锋。9月30日周恩来提议，10月3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决定增补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并任副组长。
1973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召开，华国锋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坐在主席台第一排。根据周恩来指定，华国锋参加东北、华东、西南三个小组的会议。8月30日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华国锋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这年他52岁。
庐山会议前后毛泽东与彭德怀斗争真相
庐山会议前后的毛泽东与彭德怀
1956年11月，彭到某部视察，看到墙上《军人誓词》第1条是“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下……”，他说：“这个写法有毛病，现在的军队是国家的，不能只说在哪一个人领导之下。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死了谁领导？今后要修改。”
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错误地发起了对彭德怀的批判，造成了一个历史悲剧。彭德怀平反后，所有关于彭的传记，都把彭塑造为一个刚直不阿的形象，似乎历史已成定论。毛泽东和彭德怀作为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为何最终分手，其中的原因却少有论述。1998年，原彭总身边的工作人员、军事科学院前院长郑文翰中将以及王焰、王亚志、王承光同志终于打破沉默，出版了《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一书，使我们了解到当年党内斗争的错综复杂，也使读者了解了庐山会议前后毛彭斗争的历史真相。
上海会议上，冲突公开化
在长达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中，彭德怀一直是毛泽东最为倚重的战将。新中国成立之初，彭德怀临危受命，指挥抗美援朝作战，打败了现代化的联合国军，立下了赫赫战功。回国之后，他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但此时，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俗话说“功高震主”，毛泽东最重视军队，但彭德怀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对毛请示不够或不及时，使毛感到彭权重位高，越来越难以驾驭。毛后来批彭“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指的就是这一段时期。1958年5月6日，毛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提出“要准备对付党的分裂”，就是针对彭说的。25日，中共中央八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养病几年的林彪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居彭之上。彭处于一个尴尬地位，他向中央提出不再担任国防部长的请求。6月9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召开常委会，当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因“反冒进”受到毛严厉批评的周恩来提出辞去总理职务，彭提出辞去国防部长职务。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后，决定“他们应当继续担任现在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情况不同的是，周是被迫提出的，彭是主动提出的。这使毛感到彭是在以辞职对他表示不满。1959年3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彭再次向毛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防部长时，毛严厉地说：“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还不够吗？”彭“噤然无语”。
此后，毛与彭的关系骤然紧张，冲突也公开化。就在上海会议上，毛在批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时，突然话题一转，对在场的彭说：“彭德怀同志，你是恨死我了的，因为我批评过你。批评你是为你好，我没有偏心。”还说：“你彭德怀是一贯反对我的。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年纪大了，要办后事，也是为了挽救你。”
这种警告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是极为少见的。说明毛对彭的成见已经非常严重，彭应该感觉到政治上的危险。但彭却是莫名其妙，还问别人主席为什么敲打他。知情人其实看得很清楚。当时任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大将回忆：“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主席对彭顾忌之深。而彭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事实也是如此。
彭在几次公众场合，说了针对毛的话。秘书们记载：1956年11月，彭到某部视察，看到墙上《军人誓词》第1条是“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下……”，他说：“这个写法有毛病，现在的军队是国家的，不能只说在哪一个人领导之下。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死了谁领导？今后要修改。”1959年1月30日他在后勤学院学员毕业大会上讲话说：“躯壳都是要死的，人家说万岁，那是捧的，是个假话。没有哪个人真正活一万岁。”这些话都是大实话，但在那个个人崇拜的年代，这些话都是很“犯忌”的。
这些矛盾和成见，两人一直没有机会当面交心，来缓解和消除。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终于发展为政治斗争。当然，大前提是毛错批了彭。但从秘书的记载看，这个事件绝非偶然，更不是毛的一时冲动，其中有多种因素的促成。
毛泽东给彭德怀一闷棍
毛泽东召集庐山会议，初衷是要纠正“大跃进”运动中“左”的做法，使国民经济不致失控。1958年“大跃进”运动兴起后，毛就察觉了许多违反科学的做法。在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后，毛在11月召开郑州会议，提出纠左。然后，毛又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听取地方干部汇报，批评“大跃进”中产生的浮夸风、瞎指挥等问题，并研究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等问题。为了把问题搞透，他召集地方领导和中央负责经济的干部上庐山，开个“神仙会”，“压缩空气”。毛亲自定了18个问题，让大家讨论。这说明，毛不是固执己见，要把国民经济搞垮的，而是看到了问题，准备认真解决问题的。
但是毛有个大前提。“大跃进”是他发动的，全国人民干劲正高，要充分肯定大跃进的成绩，在此基础上纠正偏向。用毛的话说，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这也是他给庐山会议定下的基调。
既然是摆问题的会议，与会者难免要反映地方上的一些真实情况。当时已经出现了饥荒的前兆，情况相当严重。彭回到家乡视察，“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令他极为焦虑。他上山就直言“大跃进”的问题很严重，斥责地方干部向中央报假情况。为了引起毛的重视，他在7月14日给毛写了一封长信，反映了他对“大跃进”的意见。
这封信今天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反映的都是真实情况。只是信中用了“有失有得”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说法。毛当时没有表态，只是给信起了个名字：《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与会人员。彭看后只说了一句：“怎么给加了这么个名字？”也没往深处想。
其实，这是毛即将发起政治斗争的信号。历史上曾有一个案例：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为了解决红军的生存问题，1936年2月，中央下令红军发起东征，过黄河去山西，名义上说是开辟抗日根据地。当时彭等许多将领不理解，认为红军走了那么多路，再长征怕队伍出问题。彭要毛切实保证部队能回来，毛不高兴地说：“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保证不了的。”洋顾问李德当时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说东征是危险的。毛在李德的信上批了《李德同志的意见书》，让中央留在陕北的负责人猛批李德。彭作为当事人，应该清楚这个过程。但在庐山他却没有察觉到危险，究竟是他政治嗅觉不灵，还是其他原因？至今搞不清楚。
还有，那封信本身没什么问题，但关键是谁写的。如果是旁人写的，或许毛不会看得多么严重。但彭就不同了，作为军队方面的负责人，却对经济问题发表了这么多意见。毛的阶级斗争意识如此敏感，自然会想到一些严重的问题。彭的信下发后，许多干部表示赞同，一些意见反馈到毛那里，引起他的高度关注。
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反映：彭信中批评“大跃进”的话，和苏联赫鲁晓夫批评我们的话差不多。彭总刚去苏联访问，是不是取了什么经回来？这纯属猜测。1959年6月，彭率领军事代表团到东欧和苏联访问，在阿尔巴尼亚正好与出访的赫鲁晓夫会面。期间有三次外交礼仪性的会见，其实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也没谈。但毛却认为彭是去苏联“闻味”，“取经”，怀疑彭是“里通外国”。这个罪名，一直到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上，还在全党宣布不能平反。
另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反映：彭在小组会上说：“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彭作为军队的主要负责人说这个话，严重刺激了毛泽东。毛历来最重视军队，所以毛后来批彭的时候讲：“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
还有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汇报：“彭在山上拉队伍，人都快被他拉过去了。”这就引起毛的警惕，认为彭是在向他的领导权和权威提出挑战。后来毛批彭的时候说：“写这封信的目的就在于争取群众，组织队伍。”这样，彭的罪名就升级为“篡党夺权”了。
出于这些考虑，毛认为彭不是简单的提意见了。但毛不打无把握之仗，他还要最后试探一下。于是，他派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去找彭“闲聊”。曾希圣在长征期间是军委2局局长，负责情报和机要工作，是毛最信任的部下。曾向彭提了三个问题：1.为什么写这封信？是否有些不服气？彭说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2.是否出国访问受了影响？彭说，在国外没谈总路线、“大跃进”的事情。3.对林彪当中央副主席是否有不满？彭说：从未想过这种事。曾希圣失望地说：“这样我们就没法子谈了。”彭也不客气地说：“那就不谈了吧。”
曾希圣提的三个问题，绝不是他个人的行为，而是受毛之命来对彭做最后的争取。但是彭丝毫不给面子，对三个问题一概否认，就使毛认为彭是一意孤行了。因此，毛定了决心，在7月23日大会上对彭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庐山会议形势急转直下，由纠“左”变成了反右倾，并将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打成“反党集团”。但是，彭在庐山会议上并未屈服。毛泽东此后连续召集政治局常委会，对彭进行批判。话题早已超出那封信的内容，而是清算历史老账，表明彭在历史上是一贯反对毛的。彭有口难辩，窝了一肚子火，在笔记中写道：“7月23日，毛主席给我一闷棒。这棒叫做‘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且将历史上所有旧账一齐搬出来，再打四十大板，加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四十大板，一共八十大板，打得遍体痕伤，两股无肉，然后立案画押不准翻案，不准辩驳，但免推出午门斩首，保留党籍。抓住你这个自高自大的王八旦，整整你吧！以观后效。”
军委扩大会议专门批判彭德怀
庐山会议由讨论经济工作的工作会议转为八届八中全会，专门解决彭德怀等人的“反党集团”问题。虽然作出了决议，但彭本人并未认罪。于是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到会的军队师以上干部1061人，列席干部508人。主要对彭德怀和黄克诚进行批判。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始终是秘密进行的。至今很难看到有关的材料。从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中描述的场面，会议过程中，只有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少将主持正义，在会场上公开为彭总澄清事实，当场被拉出会场，打成“反革命”。其余众多高级将领，众口一词地猛批彭德怀。彭既然是坚持真理的人，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从大家的发言来看，大多数都是抓住了彭的工作作风粗暴这个缺点。
在军队干部中，彭的严厉和喜欢骂人是众所周知的。秘书们在陪同他到基层视察过程中，多次目睹彭怒斥下边的干部。1957年8月在山西某地视察弹药库区建设时，看到库区过于暴露，库间距离过密，树木很少时，大发脾气，要追究库区建设的领导者、设计者和审批者的责任。他越看火气越大，秘书和陪同的领导都很紧张，谁也说不清这件事的原委。1958年9月到东北白城子靶场视察，看到苏联专家设计的钢筋水泥横梁和立柱，又怒气冲冲，大发脾气，指责这是典型的浪费工程，说我们的干部不动脑筋，听任苏联专家摆布。其实这样设计是为了防止弹片弹射的，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在场干部一个个吓的不敢吭声。就是高级将领，也免不了挨训。一次接见志愿军代表团，按规定应穿元帅服。彭觉得穿便衣显得随和，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中将劝他穿军装，被大骂一顿，彭甚至表示不去接见了。肖立正静听，不予表态。彭骂过之后又觉得自己不对，最后还是着军装去接见。这样的例子并非偶然，而是经常。所以彭与同事和下级的关系都很紧张。
林彪在批判彭的讲话中说：“这个人非常英雄主义，非常骄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非常目空一切，对人没有平等态度。不但对他的下级像儿子一样随便骂，就是对上级，也很不尊重，可以说是傲上慢下。他野心很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做一个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这些话抓住了彭的致命弱点，也说出了毛内心想说的话。
所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将帅们群起而攻之，彭显得非常孤立。
不忍部下受牵连，彭德怀不服气地作检讨
眼看着邓华等老部下受他牵连，陆续被打成“军事俱乐部”成员，彭于心不忍，1959年9月4日，他终于给毛写了一封信，作了检讨。信中说：“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了彻底的揭发批判，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请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允许我学习或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部分劳动。”信送到毛的住处，毛立即给彭打来电话，说已收到他的来信，欢迎彭的态度，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有时间到工厂、农村调查研究，是很好的。毛兴奋地一口气讲下去，彭始终没有插话的机会。放下电话后，彭沉默半晌，慢慢地说：“不该给他写这封信。”
彭的心里没有服气，毛又如何呢？9月9日毛在彭的信上批示：“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的老同志。”这个批示发到了全党。
但是两天之后，毛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上来就说：“同志们，我说居心不良的人，要走到他的反面。彭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一个同路人。”毛严厉批判彭“搞阴谋分裂活动，违反党的纪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切不可以背着祖国，里通外国。自古以来，里通外国的人从来没有好结果。”直到“文革”中，毛还说：“机会主义的头子，要改也难。彭德怀改了没有？没有改。”彭最终被迫害致死，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惨痛的一页。
今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对庐山会议和“反右倾”运动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反右倾’斗争严重破坏了党内民主生活，使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不良倾向在党内进一步发展。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受到打击。给一些说假话、见风使舵的人以可乘之机。这就助长了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出真话，明哲保身，但求远祸的不良风气，一言堂、家长制等现象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得以滋长和蔓延，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党内的言路。”“它使得党难于防范，抵制或者及时纠正后来发生的失误。”
“百团大战”抗战时已被彻底否定 彭德怀挨批20天
回眸百团大战
要谈百团大战，先得从交通破袭战讲起。自从我们在华北各地建立根据地以后，日军就以我敌后根据地为“皇军之大敌”，认为“若不剿灭共产则华北明朗无望”，因此不断地对各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为了割裂和缩小抗日根据地，他们竭力强化交通，所谓“东亚新秩序由交通出”。除了严密控制原有的铁道线外，在各根据地周围增修铁路、公路，并不断向根据地内延伸，在路侧还挖掘交通沟，修筑碉堡，宣称“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企图把各根据地装在他们的“囚笼”中。这就是所谓“囚笼政策”。在反“扫荡”的斗争中，交通问题一直是斗争的焦点。“囚笼政策”的确给我们造成很大的麻烦。那时，我们已经发明了地道战，首先是冀中发明的。这对粉碎敌军“扫荡”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因为铁路、公路掌握在敌人手中，他们可以随时调兵，而我们的交通却非常不方便，所以很需要破袭他们的交通线，主要是破袭铁路。破袭铁路还有个附带的目的，就是想搞一些铁轨。当时华北好几个根据地都有了自己的小型兵工厂。晋西北贺总对这个抓得很紧，晋察冀和别的根据地也都有小型兵工厂，搞了铁轨来造枪、造迫击炮。铁轨当时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重要的军事资源。实际上，从山西、河北一直到山东，对平汉路。正太路等铁路，能够挖的地方都在挖铁轨，还有很多民兵参加。所以，交通破袭战在百团大战以前一直在进行着，不过规模都比较小，影响也不大。
百团大战原来叫交通破袭战，不过这次是有统一组织的、规模较大的交通破袭战。这个问题在八路军高层领导中酝酿了很久，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而且在战役发起前也报告了中央，中央是知道的。根据总部在战役前发布的《战役行动命令》规定，只有20多个团参战；可是，由于各地吃尽了敌军“囚笼政策”的苦头，都想打破敌人的“囚笼”，大家踊跃参战，所以事后一统计，参战的单位100个团都不止。当然，这是把一些地方部队都算上了。那时的团也不规范，有大团、有小团，比如华国锋同志的家乡交城的那个团，只有几百人，也称团。这样加起来共有100多个团。百团大战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呢？那是在大破袭战胜利后，新华社要发消息，记者来找副总参谋长左权，问这个消息怎么发。他们在商议中觉得破袭战的名称不响亮，参加这次破袭战的有100多个团，就叫百团大战吧！消息一发，百团大战的名声就传开了，对全国人民起了很大的振奋作用。当然，百团大战后敌人发动报复“扫荡”，我们也受到不少损失。北方局机关在敌军“扫荡”时被包围了，张友清等几个重要干部被敌人捉到太原去杀掉了。当时我已回延安，如果还在那里，可能也跑不掉。
百团大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很高兴。据彭德怀同志讲，毛主席曾发电表扬，并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9月11日，在毛主席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根据李富春同志的提议，讨论了庆祝百团大战胜利的问题。9月23日，毛主席在杨家岭所作的《时局与边区问题》的报告中又说：“百团大战的估计：是敌我相持阶段中一次更大规模的反‘扫荡’的战役反攻……它有打击了敌人。鼓励了人民、孤立了顽固派的伟大意义。顽固派不能再说什么游而不击”了。以后，还掀起了一个很大的宣传百团大战的运动。
后来，有些人批评百团大战，说它暴露了我们的力量，使敌人集中兵力来对付八路军，减少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压力，这也是事实。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百团大战。因为，它大规模袭击敌军，取得了较大的胜利，战果很大，政治影响也很大，也减轻了友军的压力，这对抗日是有利的，是我们党和军队对民族、国家作出的重大贡献。而且让日寇控制着交通，把我们的根据地隔断，我们很不方便，也不容易发展。从现在来看，百团大战应该说是正确的。至于说日军的报复“扫荡”，确实使我们受到损失，可是，打仗总会有牺牲，就是你不打他，或者打他打得不厉害，随着敌后抗日力量的迅速发展，他同样要对我们进行“扫荡”。从我们在华北各地敌后建立根据地以来，敌军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我们的残酷“扫荡”，实行“三光”政策灭我之心从来没有改变过。
批评百团大战最厉害的是在七大前召开的华北工作座谈会议。这次会议，从根本上否定了百团大战，还批评了彭德怀同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谈到反逆流斗争中有些地方不讲政策、随便杀人、不尊重人权时，引用了法国大革命时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它成为华北工作会议上批判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个内容，因为毛主席看到这篇文章时不高兴，认为没有阶级分析。文章发表时，我已经回到延安，后来听说文章是别人起草的，署名的也不只是彭德怀一个人。平时，彭德怀同志个性正直刚烈，处事不苟且，不屈从；为人不矫饰，不阿决；治军严格，律己刻苦，但有时失诸急切，态度生硬，不免得罪一些人。所以，在20多天的批判中，不少同志的发言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失公正。毛主席这时没有说百团大战不对。他说抗日战争期间的问题要等抗日战争结束了以后才能作结论、才能说清楚，所以，现在这个事情不作结论。这样，表面上是不了了之，实际上是把问题挂起来了，彭德怀同志很不高兴。会议本来是总结工作，后来发展到集中批彭德怀，不但事先没有给彭打招呼，连我这个北方局书记对会上批彭不断“升温”也缺乏思想准备，没有人同我来商量过。
所以，华北工作座谈会上这样批彭是不应该的，会议的结果不好，批评者上纲上线，被批评者有口难辩，会议不了了之，以致长期间是非不清，以讹传讹，使上下之间、同志之间心存块垒。这是深刻的历史教训。
第四章 史海钩沉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纪念九一八事变80周年
人民日报9月18日社论：勿忘国耻 共襄复兴——纪念九一八事变80周年
新华网北京9月17日电 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可能导致一个国家在悲惨沉沦中亡国灭种，也可能激发这个民族在危难之际觉醒和奋起。
80年前的九一八事变，就是这样一个日本帝国主义蓄意侵略中国的大事件，是日本妄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重要步骤。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东北父老乡亲成了亡国奴。这一事件揭开了日本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令侵略者想不到的是，这一事件激起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怒潮，中国人民以此为起点进行了长达14年不屈不挠的抗日战争，最终第一次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完全胜利。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历经列强蹂躏的中华民族，已经在日本帝国主义鲸吞中国的嚣张野心中彻底觉醒和顽强奋起了！
纵观近代以来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悲壮历史，这一次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奋起，不仅标志着中华民族有信心有能力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更意味着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征程上实现了全民自觉的重大转折。促成实现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的，正是诞生于危难之际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团结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
这个在成立第二年就提出“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新生力量，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提出“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抗日救亡主张，号召全民族团结起来抗日救国，反对不抵抗政策。其后，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中国人民同凶恶的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斗争。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阶层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最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彻底胜利载入了史册！
审视80年前这场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回望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浴血奋斗的14年，上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征程上矢志不移的艰辛探索，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能够担当历史使命的坚强领导，必须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定团结，必须以国家强盛和人民富裕为坚实基础。
历史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推进中国社会变革、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在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始终站在历史和时代进步的潮头，带领人民拯救国家和民族于危亡之际，根本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根本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前进方向，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救亡图存、富国强民的坚强领导，历史也必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核心。
历史深刻昭示，各族人民的坚定团结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在亡国灭种之际彻底觉醒，在爱国主义精神感召下捐弃前嫌，在14年抗日战争中空前地团结在一起，中华民族焕发出巨大凝聚力和旺盛生命力，熔铸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前进的道路上，有中华儿女的坚定团结，有民族精神的自觉弘扬，必定形成推动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
历史深刻警醒，“落后就要挨打”是古老中国弱则被辱的沉痛教训。近代以来的中国无约不损、无战不败，善良的中华民族被奴役、被压迫，中国人民饱受侵略和欺凌，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的落后。今日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现代化建设成就，中华民族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人民找到了实现民富国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坚定不移地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集中力量把中国的实力搞上去，中华民族必将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崭新面貌屹立于世界东方。
80年过去，国耻在心，重任在肩，目标在前，让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共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举！
毛泽东为何不惜全国“大乱”也要搞文革
六月一日，在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主持下，《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火药味十分浓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家预感到一场凶猛的狂风暴雨就要来临了。
这时，毛泽东正在考虑：单靠发表一些政治批判文章（不管它写得怎样尖锐），单靠采取一些组织措施（不管它牵动到多么高的层面），都还远远不够。这些文章在知识界中震动很大，但社会上大多数人仍不那么注意，从事行政、经济工作的人也以为同自己关系不大，仍在忙各自的业务工作，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在毛泽东看来，这样不足以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巨大冲击力量，不足以解决他所深深忧虑的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关键是一定要自下而上地把群众放手发动起来，揭露旧体制中存在的一切“黑暗面”，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热气腾腾的、大风大浪的新局面来，而这依靠原有的机构、秩序和做法已不行了。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它的突破口在哪里？毛泽东抓住了两个具有巨大冲击性的力量：一个是大字报，一个是红卫兵。
先说大字报。
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同一天，毛泽东看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所写的《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事实上是在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指使下写出来的。它写道：“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人民日报》1966年6月2日。毛泽东觉得，公开发表这张大字报，可以冲破原有的秩序，使群众放开手脚地行动起来。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这张大字报，北京大学校园内立刻像开了锅一样，沸腾起来。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全文刊登这张大字报，并且发表了一篇由王力、关锋起草的《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后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又给这篇评论员文章加了一条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该坚持抵制。”谁是“应该坚持抵制”的“错误领导”？可以各有各的理解和解释。这样一来，各级党委实际上就很难继续领导，他们的话没有人听了。
这件事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局面顿时大变。北京各大中学校里，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校园里铺天盖地贴出矛头指向领导干部和教师的大字报，学校党组织陷于瘫痪，乱打乱斗的现象开始出现。
六月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邓小平等参加，议出八条指示。“八条指示的主要内容是：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注意保密；七，不准打人、污蔑人；八，积极领导，坚持岗位。”李雪峰：《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回首“文革”》（下），中史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657——658页。这些规定，自然同毛泽东的设想南辕北辙。同一天，中央在一线的领导人派出以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代行党委职权；并向各大中学校相继派出工作组。
工作组进入各校后，仍很难控制局面。十八日，北京大学一些学生自行设立“打鬼台”，四处揪人，并且有社会上的坏分子混入。张承先回忆道：“据当天下午汇总的情况统计，前后有六十多人被揪斗，多是一般干部，被斗者头上戴高帽，脸上涂黑墨，身上贴大字报，罚跪，揪头发，撕衣服，拳打脚踢，游斗。更加恶劣的是，还发生了多起污辱女同志的流氓行为。经查明，在这场乱揪乱斗事件中，有四个人行为恶劣。一个是庶务科工人刘佳宾，此人原是国民党党员，当过国民党部队的上尉连长，被我军俘虏后，隐瞒身份混入我们内部，上星期就曾带头打过三个人，这一次又是他第一个带头打人。还有一个人在三十八斋前参加乱打乱斗，我到场讲话后，其他人都表示要听‘毛主席的话，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并随即散去，而此人却在散会后两分钟不到，又揪来个女同志进行乱打乱斗……问他是哪个部门的，他说是北大附中的。经查附中并无此人。后查明，此人名叫修治才，一九六二年因偷窃被开除，现在没有正当职业。”《张承先回忆录》，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134——135页。
当晚，工作组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广播大会，由张承先讲话。工作组还作出规定：进行全系批斗必须经系工作组批准；进行全校批斗必须经过校工作组领导批准；建立纠察队，维护斗争秩序；为防止坏人混入，对外校来声援者，安排专人热情接待，但禁止外校来人在北大揪斗人。二十日，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把北大工作组关于这件事的简报批转全国。批语写道：“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这时，北京一些高等学校中已经出现反对工作组的浪潮。“六月二十日，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地质学院发生了造反派赶工作组的‘六二〇’事件。”“二十一日，清华大学也发生反对工作组的事件。这天，工程化学系二十岁的学生蒯大富在一张大字报上写批语，大意是：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不代表我们，要再夺取。蒯大富在前几天就提出要赶走工作组，六月二十四日，清华造反派在工作组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批判工作组。工作组长叶林讲话，指出：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六月二十六日，广大师生员工在清华园举行了‘拥护工作组’的示威游行。”穆欣：《关于工作组存废问题》，《回首“文革”》（下），第639页。中共北京市委提出了“抓游鱼，反干扰”的口号，大力控制局势。
毛泽东离开北京已经半年多了。他对运动的看法和正在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根本不同（周恩来从六月十六日到七月一日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不在北京）。六月中旬，毛泽东离开杭州。他在湖南的长沙和韶山停留一段时间思考运动的发展趋向后，来到武汉。七月六日，他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要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后，送给江青。他在信中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66年7月25日。
这是毛泽东多日来对怎样看待“乱”的问题反复思考后得出的重要结论。在他看来，中国现在正处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紧要关头，形势极为严峻，这是涉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其他任何事都无法同它相比。
只有下最大的决心，用非常的手段，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形成巨大的冲击力量，甚至不惜以打乱党和国家正常秩序为代价，才能摧毁中国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建立起一种新的秩序。不如此，不足以解决问题。为了“达到天下大治”，即使在“大乱”过程中造成种种损失，从全局来看，付出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
毛泽东的这种看法，自然同刘少奇、邓小平等派遣工作组以维护秩序的意图直接冲突。七月十八日，他回到北京，认为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学生受到压制。二十五日，他在一次谈话中说：“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不那么革命的中间状态的人也参加一部分。”“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力，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他坐山观虎斗。”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66年7月25日。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在毛泽东看来，派工作组不仅是领导运动的方式方法，而且是一个对待群众的立场和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搞“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所以，他主张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以中央的名义正式就“文化大革命”作出决定。
再说红卫兵那件事。
红卫兵首先是在中学里产生的。最早成立红卫兵组织的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六月二十四日，他们贴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写道：“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什么‘人情’呀，什么‘全面’呀，都滚一边去！”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红旗》1966年第11期。七月四日，他们又贴出《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许多中学内也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清华附中红卫兵把两张大字报寄给毛泽东。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回信。信中说：“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1966年7月31日。这封信没有送出，但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了，社会上迅速传布开来。大、中学校中，红卫兵组织立刻风起云涌般普遍成立起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成为一时喊得最响亮的口号。不管怎么样的事情，包括不少无法无天的坏事，只要打起“革命造反”的旗号，仿佛就都是正常的，都可以任意去做。
毛泽东这样支持红卫兵，不仅因为他认为学生们年轻，受旧思想影响少，朝气蓬勃，有一股不可阻挡的闯劲，而且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刘少奇报告十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工作后，着重讨论派工作组的问题。毛泽东批评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的话说得越来越重。八月七日，全会印发了毛泽东在五日所写《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人民日报》1967年8月5日。
这段文字虽然没有点名，但谁都看得清楚，主要是指刘少奇，并且提出了中央另外存在一个“司令部”的问题。这是与会人员万万没有想到的。它表明毛泽东已经下了决心，要改变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他考虑接替刘少奇位置的人是林彪。这不仅因为林彪比较年轻，更重要的是因为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鼓吹“突出政治”、“四个第一”等，同他的想法一致。这次全会选出扩大到十一个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林彪被列为第二位，刘少奇降到第八位。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以后只把林彪称为副主席，不再提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
八月八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常称为“十六条”）。《决定》写道：“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对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决定》强调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它写道：“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
同一天，林彪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五天后，他又说：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使中共中央在法定程序上确认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风暴已不可避免了。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第六天，八月十八日，百万群众庆祝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这次大会的群众规模和热烈场面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绿军装，出席会议，在六个多小时内一直坚持在场。几万名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大会上异常引人注目。在天安门城楼上，在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站满了红卫兵的代表。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街，都由红卫兵维持秩序。新华社报道说：“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人民日报》1966年8月19日。这次大会把本已存在的个人崇拜发展到更加狂热的程度。“八一八”大会是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后，出现了两个重大变化，目的都是为了把“文化大革命”的火越烧越旺。
一个重大变化是：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上街头，声势浩大地开展所谓“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的“破四旧”活动，把“革命造反”迅速扩展到全社会。
这些红卫兵中的大多数人，充满热情，认为自己所做的都是正当的“革命行动”。但他们政治上很幼稚，处于狂热状态，政策和法制观念十分淡薄，参加行动的人员又比较复杂，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他们中间迅速泛滥起来，做出许多荒唐的举动。
他们到处发布通令，把许多传统的有影响的路名、商店名、医院名等斥为“封、资、修”而改换成有着浓厚政治色彩的新名称，在街上强行剪发，剪破他们认为的“奇装异服”，在“破四旧”的名义下冲入居民住处抄家。更令人痛心的是很多处发生严重破坏法制、任意打人致死事件。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如老舍、傅雷因受到人格侮辱而自杀。不少人被强行遣送回乡。党政机关的各部门几乎都因派出过工作组而遭到红卫兵的猛烈冲击，许多负责人被野蛮地揪斗和毒打。
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极端行为，同毛泽东的初衷并不相符。他通过《人民日报》社论提醒红卫兵用文斗，不用武斗。但从总体来说，他仍认为红卫兵行动的主流是好的，认为他们的激烈行动对破除旧思想和旧秩序、打开一个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现某些偏差并不奇怪，有问题也只能到以后再解决，决不能对他们泼冷水，更不能“压制”和“打击”。
八月二十一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但又说：“我们不干涉，乱他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8月21日。“来一个放任自流”，也是他在八月下旬说的。事实上，在“不干涉”、“放任自流”的情况下，什么事都会发生。红卫兵中许多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践踏民主和法制的不法行为，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是火越烧越旺。“八一八”大会后，另一个变化是：出现了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把“革命造反”的火烧到全国去。
八月下旬起，红卫兵运动已形成全国性大串连的浪潮。北京学生分赴各地，向全国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各地红卫兵也纷纷涌入北京“取经”。到八月二十八日，外地来京学生已达十四万人。三十一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参加大串连的学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伙食和住宿由当地政府安排，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
这样，大串连更加如火如荼般开展起来。毛泽东在几乎每隔半个月就要接见一次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到这年十一月下旬止，他共八次接见北京和来京串连的红卫兵总共一千一百多万人次。这样的全国大串连，到年底才逐步停息下来。
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从北京开始的对党政机关的猛烈冲击迅速扩大到全国。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纷纷被围攻，被“炮打”，被“横扫”。相当多的党政负责人因遭到红卫兵的攻击和责难，被迫没完没了地检讨，始终无法“过关”，有的被野蛮揪斗以至失去人身自由，实际上已无法正常工作。许多党政机关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社会秩序处于失控的无序状态。全国局势日趋混乱。
这种状况不能不使相当多的一批高中级干部感到强烈的怀疑和不满。在基层干部和群众中，信任并支持多年来做过许多好事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人仍占着大多数，被称为“保守派”。群众中的两派对立日益明显。红卫兵的过激行动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抵制。怎样把“文化大革命”继续有力地推进下去，便成为毛泽东这时思考的中心问题。他对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他看来，这种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高中级干部中的抵触情绪，同前此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打击”、“压制”群众运动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是运动前进的主要阻力。这便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在十月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在这年国庆时《红旗》杂志社论中提出来的。它写道：“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呢？”“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社会），《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
对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社论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界说，但已指明它的主要表现是“压制群众”。这种模糊不清的提法，可以任意对它作出各种解释。这一来，对运动中出现的任何过激和不法行为都不能加以约束，否则就是“压制群众”，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会被围攻和揪斗。除了原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旗号外，又打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使冲击面更大了。许多部门和地方的领导干部被任意揪走、关押，不知下落，有的甚至被毒打致死。各地还掀起“抓叛徒”的活动，制造出许多冤假错案。整个混乱局面更难收拾。
中央工作会议从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的是要打通中央各部门和各地方负责干部的思想。陈伯达、林彪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林彪说：“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以后，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他又说：“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这种“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全盘肯定群众运动的自发性，似乎一切可以由群众说了算，为他不久前提出的“踢开党委闹革命”和社会上正在恶性泛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进一步提供理论依据；也便于一些野心家假借“革命群众”的名义，为所欲为，浑水摸鱼，做尽坏事。
尽管如此，正遭受红卫兵猛烈冲击的各地、各部门负责人，大多仍思想不通，忧心忡忡。这时，不受任何约束的红卫兵普遍地对各党政机关进行打砸抢，到处刷出某某人罪责难逃、把某某人揪出来示众之类的大标语。不少干部挨批斗，被游街。造反派的队伍迅速扩大，成员也更加复杂。形形色色对社会现实存在不满的人纷纷加入到造反行列中来，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提出种种不合理的或过激的要求。各地党政机关已无法正常工作。这自然使各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更加抱着抵触态度。
在毛泽东看来，已很难依靠原有的各级党政机关来实现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预期目标。他已明显失去耐心。“全面夺权”的行动，正在酝酿中。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为何正在美国刷盘子？
说起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似乎也总有人问疑：这场革命爆发时，怎么不见他的身影？是的，他的身影不可能出现在国内，因为当时孙中山远在美国，而且他事先对发生于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毫无估计。
颠沛海外筹备革命
耐人寻味的是，当这场影响并改变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革命，需要一位最高主政者出场时，起事者们多将目标锁定在了此时此刻远在大洋彼岸的孙中山。
这样的锁定，既基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人格魅力，更决定于他此前为振兴中国而作出的献身努力—一次次武装起义的实践。是的，这些武装起义最后都告失败，但正因为有了这些失败的累积，才最终成就了辛亥年武昌起义的成功。而孙中山之所以有资格成为当时众人眼里堪主中国大政的不二人选，更基于他的治国理念、革命思想和号召力，已站在一个相应的时代高度。暂且不说其他，就以孙中山的号召力来说，当时虽然他人在异国，但他“为振兴中国而作出的献身努力”丝毫没有懈怠和停止。只要让我们来看看辛亥年武昌起义枪声响起前，孙中山在美国的一些行迹，就可有所领略了。
1910年2月的一个上午，孙中山带着简单的随身行李，只身从三藩市来到美国芝加哥城。他找了家小旅馆住下后，就行迹匆匆地赶去唐人街了。他在那里找到了一家华侨经办的“上海酒楼”，然后径直走了进去。有服务生迎了上来，孙中山说，他不是食客，他是有事来找梅经理的。“上海酒楼”的经理叫梅光培，也是广东人。虽然和老乡孙中山此前并不认识。但孙中山这个名字，梅早已不是第一次听到了。何况孙此番前来找他又是通过朋友介绍的。
一番寒暄后，孙中山向梅直言道，他此次来芝加哥，主要有两项任务：一是向芝加哥华侨筹款，继续准备在国内进行的革命起义；二是向芝加哥华侨宣传革命道理，建立同盟会分会。由于孙中山当时对芝加哥华侨情况不很清楚，所以希望梅能帮助他。最好能找个可靠的人为他当“向导”。
梅经理很快为孙中山物色了一名年轻的“向导”，他就是时年十六岁，住在“上海酒楼”在芝加哥半工半读的梅斌林，其时梅斌林学校放假，正好有条件为孙中山当“向导”。
许多年后，梅斌林仍清楚地记得，那阵他几乎天天为孙中山带路，挨家挨户找华侨商人进行宣传。
然而，由于此前“保皇党”的活动，尤其是在芝城发展有梅恭柏这样的“大户”，孙中山开展工作果然困难重重。芝城几位华侨上层人物听了孙中山的宣传后，根本不为所动，他们不但不愿捐款，还讥嘲孙中山宣传的革命道理是在吹牛，根本兑现不了。
除了这些极端的人外，还有一些中层人士对孙中山“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主张虽不反对，则因心存顾虑和畏葸，也给孙中山以冷遇。在这些人看来，清政府腐败如此，固然应该推翻，但此行为毕竟属于异端。现在如加以支持，将来一旦回国，难保无生命之虞。而真正能够接受孙中山宣传的革命道理，并给予支持的，当数华侨中的下层民众。然而由于这群人为生活所迫，忙于奔波找活，难以在筹款一事上给孙中山分忧。
放下盘子回国革命
孙中山经历的困难远不止于此。更有甚者，干脆让他吃闭门羹。有一天年轻的梅斌林陪同孙中山来到一家也是华侨开的洗衣馆，还没进门，里面的华侨看到孙，先一步手拿烫衣服的熨斗跨出来，毫不客气地表示不想听孙宣传，要孙走开。见这阵势，孙也就朝对方回以礼貌的一笑，然后走向隔壁一家商店。
因为住在芝城的“上海酒楼”，孙中山自然与这里的华侨接触最多。后者受孙思想的影响也最大，孙从大局计，并非仅盯着筹款一事。比如当他意识到在这里有条件发展同志加入同盟会时，即正式成立了同盟会芝加哥分会。“上海酒楼”老板梅耀富、梅旭耀、经理梅光培等人成为第一批会员。同盟会芝加哥分会成立以后，主要活动即放在筹款支援革命事业上。由于有所发动，还是出现了成效，陆续募到不少款项。这些捐款由芝加哥同盟会分会寄往同盟会香港机关部。
除了芝加哥，美国旧金山同样也留有孙中山奔波革命的足迹。时间差不多也是在辛亥武昌起义前的1910年初。其时旧金山已成立有同盟会旧金山支部，创始人为李是男、黄伯耀、温雄飞。此时温因前往檀香山另有任务，故孙到旧金山后便由李、黄迎接。孙因觉得住旅馆不安全，李、黄商量后，取得黄好支持，最后孙中山即住进了他家。黄好正是温雄飞的母亲。当年才十岁的温雄飞的胞妹温徵德在耄耋之年犹清楚地记得当年她第一次见孙先生的情景。
孙中山住进温家的日子里，小温徵德和她的几个姐姐还负有轮流为孙先生望风和送信的任务。其时旧金山清政府的领事还有相当势力，华侨也多，各色各样的堂口也复杂，相互之间时有格杀和械斗。清领事也收买了一些堂口大佬和师爷，伺机暗杀和绑架革命人士。温徵德从李是男、黄伯耀口中得知，当时清政府驻华盛顿公使馆就直接雇有侦探，跟踪孙先生。所以孙先生每到一处讲演结束，即由同盟会负责掩护，迅速离开。李当时属垅西堂，黄属江夏堂，这两个堂口都派有枪手担任警卫。当时全美致公堂都拥护孙先生，旧金山洪门致公堂是华侨中最大的堂口，办有《大同日报》鼓吹革命。但是整个旧金山致公堂里没有一个同盟会员，同盟会旧金山支部和旧金山洪门致公堂之间没有统一组织，这让孙中山深为郁闷。所以当他秘密来到旧金山后，即召开大会，发展会员，而且亲自带领同盟会员一起加入致公堂。这样的举措当然会给他的人身安全带来风险，但他已顾不得许多了。
当轰轰烈烈的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其时正在美国一家餐馆打工。
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中山时年46岁，正值壮年。据党史所载，他那时正在北美“致公总堂”支持之下，组织个“筹饷局”，到处巡回讲演革命，筹募军饷。但据一些私人记述，中山此时日常生活都很难维持。武昌起义期间，他正在科罗拉多州典华城（Denver，亦译但维尔或敦复）一家卢姓唐餐馆中打工，当“企台”（粤语，即茶房）。他原先对“武昌暴动”的消息，并未有太强烈的反应。因为同样的起义他已领导过十次了，何况这次的发动者和他并无直接关系呢！可是一天他正手捧餐盘自厨房出来为客人上茶时，忽然有一同事向他大叫一声说：“老孙，你有份‘电报’。”说着，那同事便把那份来电丢到“老孙”的餐盘中去。中山拆阅来电，不禁喜出望外。原来那电报（显然是黄兴打来的）是要他立刻束装回国。因为革命情势发展迅速，“中华民国”可能即将成立；一旦成立了，则首任“大总统”，实非君莫属也。—果然，两个多月以后，企台（跑堂小二）老孙就真的做起中华民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了。（见唐德刚《晚清七十年》）
孙中山先生当年在餐馆打工原不是什么秘密。只是在清末民初劳工并不神圣的中国社会，如说孙总统曾在美国当茶房，怕引起国内守旧分子的误会，所以讳言之。在历史学家唐德刚看来，“在美打工，何损于孙国父的日月之明？相反地，孙公的打工正可说明先贤缔造‘民国’的艰难，足为后世子孙追念耳”。而这样的艰难曲折，通过孙中山于辛亥革命爆发前，在美国诸多城市留下的跌宕起伏、充满凶险的行迹，已足可让我们领略到洋溢在他身上的为革命殚精竭虑，倾尽献身的精神。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名孙文，号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人。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1894年组织兴中会，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和“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政纲。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1929年6月1日，根据其生前遗愿，将灵柩永久安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遗著编有《孙中山选集》、《孙中山全集》等。
江青死后葬于何处？去世12年后骨灰方入土
北京西郊福田公墓东南隅。祭台前的青白石碑被塑料鲜花簇拥，碑文简洁，“一九一四年——一九九一年，先母李云鹤之墓，女儿女婿、外孙敬立，二零零二年三月”。
李云鹤是江青的曾用名，碑文所记载的生卒年也恰与其吻合。作家舒云据此与江青的秘书阎长贵与杨银禄核实，得到的答复是，江青确实葬于北京西郊的福田公墓。不过，杨银禄谢绝向媒体透露江青墓地的更多情况。
福田公墓内所葬名人众多，清王朝最后一位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钱玄同，以及现代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等人均长眠于此。
公墓始建于1930年，北依燕山龙脉，西邻八大处，南抱永定河引水渠，东望京城，因近邻福田寺得名。
掩映于名人墓区中的江青墓葬并不惹眼，但体例罕见。这座朴素石碑的前方并无其他墓葬遮拦，低矮灌木前，成排的石碑在江青墓葬正前方恰好留出一块空地。这成为这片墓地区别于其他的最大不同。
以“李云鹤”之名终老
江青1914年出生于山东诸城，取名李淑蒙，父亲李德文在县城以经营木匠铺为生，母亲李栾氏是李德文的二房。1921年夏入小学时，校长因她身材高挑双腿细长，为其取名“李云鹤”。
其后江青辗转济南、青岛、上海，曾用名“张淑贞”。在上海滩进入电通影业公司时，江青改名“蓝苹”，不过这个名字她也只用了28个月。“七七事变”后，她在1937年8月到达延安，遂取《湘灵鼓瑟》中“曲中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之意，更名为“江青”。
1991年的3月15日，江青为自己换了最后一次名字。此时江青已被保外就医，她在住院单上化名“李润青”，“这再一次表明她对自己和毛泽东婚姻的怀念之情。‘润’是毛泽东早年使用的字，‘李’是江青的姓，‘青’则是江青的‘青’”。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教授R·特里尔在《江青全传》中写道。
1991年清明节，江青向上级表达了去毛主席纪念堂的愿望，并希望允许李讷能在看望她时带来一卷白纸，好让她可以给毛做一个花圈。最终她的这两项要求都未被批准。
1991年5月14日凌晨3时30分，一名护士发现江青已自缢于卫生间浴盆的上方。曾经集演员、政治家、文艺女皇和毛泽东妻子于一身的江青，在她77岁时身亡，死前两日，江青还拒绝了李讷夫妇的探访。
江青的遗体在解放军总医院太平间停放了10日，化名“李梓”——这已经至少是江青的第8个名字，也是她自新中国成立后唯一一次被人更改姓名。储存其遗体的冰柜被贴上封条，有关方面还安排了武装人员看守。其后6名公安人员奉命取走江青遗体，送往八宝山火化。火化之时，李讷并未在场，江青与毛泽东的其他亲属亦无人到场。此时，全中国和全世界对江青的去世还一无所知。
1991年6月4日晚23时，新华社公布了江青的死讯。
12年后入土为安
有关江青墓葬选址一事，江青老家山东诸城曾经流传着各类传说。
据江青秘书杨银禄曾经的回忆，江青在监狱里曾有遗嘱，希望死后葬回山东老家诸城。1996年江青秘书阎长贵去诸城时，诸城方面让他转告李讷，诸城老家有凤凰墓地，可以接受江青骨灰，可埋坟，也可立碑，并说人已死了，如李讷同意，他们去车拉回即可。阎长贵回京后把诸城市委的意思转告给李讷。李讷表示还不是时候，恨江青的人还很多，放在那里，又不能去守墓，如果被砸，子女岂不更为不孝，此事因此作罢。
随后，李讷提出将江青葬于北京的建议，这一建议最终被批准。李讷随即开始筹办江青的墓地安葬事宜。李讷以局级干部的身份退休，由中办秘书局管理。爱人王景清是军队副师级干部，家境并不富裕。但作为江青唯一的女儿，为了让母亲入土为安，李讷自掏腰包，花了五六万元丧葬费。至此到2002年3月下葬之时，江青骨灰入土一事，在其自杀身亡12年后，才得以完成。
江青的墓地，在一片果树之下。远处树枝上有两只鸟窝，墓地上空不时有鸟鸣叫掠过。江青所在的墓穴左右棺邻的石碑上，落着早已风干的鸟粪，似久无人打扫，而江青石碑的碑身则显得光洁干净。碑文名号并没有用其一生最响亮的名字“江青”，而在她的石碑之后，空无一字。
第五章 探秘历史
康熙是清朝头号昏君！
看不懂康熙，就看不懂清朝！
大清朝史学家给康熙（1654—1722，6岁即位，1661—1722年在位）的评价酸得都快馊了。什么“内圣外王”啦！“千古一帝”啦！康熙简直都有资格和秦始皇肩并肩了。他秦始皇是摧残中华文明首席恶棍！你说他康熙又能好到哪里去？
康熙不是清朝的开国皇帝，但他的地位如同开国皇帝。虽然他是第二位进驻紫禁城办公的大清总裁，但清朝建国大业是在他的任期内完成的（收复台湾），清朝治国大政方针也是由他确立的。加上他在位时间最长（康熙在位61年，他爹顺治亲政仅10年），所以影响最大——他若犯浑，继任者们就很难醒神儿！
清初那时候，天还是那片天，但世界却不是那个世界了。康熙就职前的一百多年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英国工业和资产阶级革命等重大事件均已发生，西欧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触角，已经掠过美洲，转向亚洲。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相继沦为西班牙和荷兰的殖民地，英、法、葡已在我们的近邻印度，建立了经济和殖民蚕食据点，郑成功刚刚把侵占台湾的荷兰人赶走。
新形势对皇帝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没点儿紧迫感，不懂点儿科学发展观和外向战略，肯定难有作为。
关起门儿评价，康熙干的也许还不算差劲儿，至少他成功地把大清王朝这个“外来股”给鼓捣上市了，还弄出了个行情看涨的样子。如果跟同期外国皇帝同行来比较的话，康熙的差距可就不是很小，而是太大了！
和康熙同时在位，还比康熙小18岁的俄罗斯沙皇彼得一世（1672-1725，1682-1725在位，1689年后亲政）也是儿皇帝（10岁）。当时的俄罗斯还是奴隶制国家，比西欧主流国家落后几百年。1697年，彼得同志组织了一个由250多人组成的考察团，前往德国、荷兰、英和法等国考察学习，全面了解和学习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科技文化。彼得本人化名米哈伊洛夫，正式身份只是考察团的一个水手（彼得不许别人叫他皇帝，每到一地，都亲自到工厂打工，到部队学射击，还亲自考察了英国的议会操作全过程）。
回国时，彼得就把一批技术人才直接带回俄罗斯；回国后，他强行推动一系列改革，俄罗斯人的精神面貌迅速改变，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很快就击败了最近的强国瑞典！没有彼得置办的“家底儿”，俄罗斯就不可能在以后的战争中接连击败拿破仑、希特勒这两个超级战争魔头，也很难成为今天的科技和军事强国。
康熙在位期间，是清朝中西方文化交流最活跃时期。康熙本人就亲自学习了历法、几何、西医和哲学等西方科学著作，还刊行了部分图书。遗憾的是，康熙除了向臣子们炫耀自己的渊博知识，并没有在国内大力推广西方的科技和文化！
如果康熙是个无所事事的平庸君主，也还会给后任皇帝提供发挥和创新的空间，中国也还有机会在清末赶上西方。遗憾的是，康熙驾驭着大清帝国，一直朝着与世界文明背道而驰方向奋勇前进着！
彼得为了彻底改掉俄罗斯人的陋习，实行了从改革皇家礼仪、服饰到生活习惯等“一揽子”新文化运动。他规定朝见沙皇不许下跪，不得留胡子。他还要求贵族学法语、穿西服，鼓励吸烟和喝咖啡。回国第一次与贵族见面，他就当众剪掉一位贵族的胡须。他还颁布法令，对留胡子的人，课以额度不等的重税。
康熙则继续树立皇家威严，贯彻落实大清皇家礼仪，王公大臣不但老老实实“三拜九叩”，连“臣下”和“卑职”的自称，也“自觉地”改叫“奴才”；继续强行落实清初的铁血“剃发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不但强行要求汉人剔阴阳头、留长辫子，还要求男人穿马褂、女人穿旗袍。占据台湾的郑经提出投降不剃发、不易服，他不同意；郑经提出他一个人不剃发、不易服，他也不同意。历经数不尽的大屠杀之后，倒行逆施的“胡服骑射”终于在雍正年间大功告成了，汉服就这样在清初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三拜九叩”的磕头礼仪，直接导致乾隆以后外国使臣无法与中国皇上见面！西方军队两次打进北京（其中一次火烧圆明园），都和“磕头礼”有关。
上图，法国凡尔赛宫，本图奥地利美泉宫——两个都是一座大楼，远处也都是民居！
彼得通过各种手段，从法制和经济上不断削弱富裕贵族阶级的势力。
康熙继续维护满族人的种族特权：实行种族隔离，不许满汉通婚。百万满族“太子党”和“八旗帮”是超级公民——不仅可以逍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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