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俄)屠格涅夫
出版社：三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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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人笔记试读：
1.霍尔和卡里内奇
谁要是从波尔霍夫县来到日兹德拉县，大概会对奥廖尔省人和卡卢加省人的明显差别感到惊讶。奥廖尔省农人的个头儿不高，身子佝偻着，愁眉苦脸，无精打采，住的是很不像样的山杨木小屋，要服劳役，不做买卖，吃得很不好，穿的是树皮鞋；卡卢加省代役租农人住的是宽敞的松木房屋，身材高大，脸上又干净又白皙，流露着一副又大胆又快活的神气，常常做奶油和松焦油买卖，逢年过节还要穿起长筒靴。奥廖尔省的村庄（我们说的是奥廖尔省的东部）通常四周都是耕地，附近有冲沟，冲沟总是变为脏水塘。
除了少许可怜巴巴的爆竹柳和两三棵细细的白桦树以外，周围一俄里之内看不到一棵树；房屋一座挨着一座，屋顶盖的是烂麦秸……卡卢加省的村庄就不一样，四周大都是树林；房屋排列不那么拥挤，也比较整齐，屋顶盖的是木板；大门关得紧紧的，后院的篱笆不散乱，也不东倒西歪，不欢迎任何过路的猪来访……对一个猎者来说，卡卢加省也要好些。
在奥廖尔省，所剩无几的树林和丛莽再过五六年会全部消失，就连沼地也会绝迹；卡卢加省却不同，保护林绵延数百俄里，沼地往往一连几十俄里，珍贵的黑琴鸡还没有绝迹，还有温顺的沙锥鸟，有时忙忙碌碌的山鹑会扑啦一声飞起来，叫猎人和狗又高兴又吓一跳。
有一次我到日兹德拉县去打猎，在野外遇到卡卢加省的一个小地主波鲁德金，就结识了这个酷爱打猎、因而也是极好的人。不错，他也有一些缺点，比如，他向省里所有的富家小姐求过婚，遭到拒绝而且吃了闭门羹之后，就带着悲伤的心情向朋友和熟人到处诉说自己的痛苦，一面照旧拿自己果园里的酸桃子和其他未成熟的果子做礼物送给姑娘的父母；他喜欢翻来覆去讲同一个笑话，尽管波鲁德金先生认为那笑话很有意思，却从来不曾使任何人笑过；他赞赏阿基姆·纳希莫夫的作品和小说《宾娜》；他口吃，管自己的一条狗叫“天文学家”；说话有时带点儿土腔；在家里推行法国膳食方式。据厨子理解，这种膳食的秘诀就在于完全改变每种食品的天然味道，肉经过他的高手会有鱼的味道，鱼会有蘑菇味道，通心粉会有火药味道。可是胡萝卜不切成菱形或者梯形，决不放进汤里去。然而，除了这少数无关紧要的缺点，如上所说，波鲁德金先生是个极好的人。
我和他相识的第一天，他就邀我到他家去过夜。“到我家有五六俄里，”他说，“步行去不算近；咱们还是先上霍尔家去吧。”（读者谅必允许我不描述他的口吃）“霍尔是什么人？”“是我的佃户……他家离这儿很近。”
我们便朝霍尔家走去。在树林中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平平整整的林中空地上，是霍尔家的独家宅院。宅院里有好几座松木房屋，彼此之间有栅栏相连；主房前面有一座长长的、用细细的木柱撑起的敞棚。我们走了进去。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二十来岁，高高的个头儿，长相很漂亮。“噢，菲佳！霍尔在家吗？”波鲁德金先生向他问道。“不在家，霍尔进城去了，”小伙子回答，微笑着，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您要车吗？”“是的，伙计，要一辆车。还要给我们弄点儿克瓦斯来。”
我们走进屋子。洁净的松木墙上，连一张常见的版画都没有贴；在屋角里，在装了银质衣饰的沉重的圣像前面，点着一盏神灯；一张椴木桌子，不久前才擦洗得干干净净；松木缝里和窗框上没有机灵的普鲁士甲虫在奔跑，也没有隐藏着沉着老练的蟑螂。那年轻小伙子很快就来了，用老大的白杯子端着上好的克瓦斯，还用小木盆端来一大块白面包和十来条腌黄瓜。他把这些吃食儿放到桌子上，就靠在门上，微微笑着，打量起我们。我们还没有吃完这顿小点，就有一辆大车轧轧地来到台阶前。
我们走出门来，一个头发拳曲、面色红润的十四五岁男孩子坐在赶车的位子上，正在吃力地勒着一匹肥壮的花斑马。大车周围，站着五六个大个头男孩子，彼此十分相像，也很像菲佳。“都是霍尔的孩子！”波鲁德金说。“都是小霍尔”。已经跟着我们来到台阶上的菲佳接话说，“还没有到齐呢，波塔普在林子里，西多尔跟老霍尔上城里去了……小心点儿，瓦夏”，他转身对赶车的孩子说，“赶快点儿，把老爷送回去。不过，到坑坑洼洼的地方，要小心，慢点儿，不然，会把车子颠坏，老爷肚子也受不住！”其余的小霍尔们听到菲佳的俏皮话，都嘿地笑了。波鲁德金先生庄重地喊了一声：“把‘天文学家’放上车！”菲佳高高兴兴地举起不自然地笑着的狗，放进大车里。
瓦夏放开马缰，我们的车子朝前驰去。波鲁德金先生忽然指着一座矮矮的小房子，对我说：“那是我的办事房。想去看看吗？”“好吧。”他一面从车上往下爬，一面说：“这会儿已经不在这儿办事了，不过还是值得看看。”这办事房共有两间空屋子。看守房子的独眼老头儿从后院跑了来。“你好，米尼奇，”波鲁德金先生说，“弄点儿水来！”独眼老头儿转身走进去，一会儿带着一瓶水和两个杯子走了回来。“请尝尝吧，”波鲁德金对我说，“这是我这儿的好水，是泉水。”我们每人喝了一杯，这时候老头儿向我们深深地鞠着躬。“好，现在咱们可以走啦，”我的新朋友说，“在这儿，我卖了四俄亩树林给商人阿里鲁耶夫，卖的好价钱。”我们上了马车，半个钟头之后，就进了主人家的院子。“请问，”在吃晚饭的时候，我向波鲁德金问道，“为什么您那个霍尔单独居住，不跟其他一些佃农在一块儿？”“那是因为他是个精明的庄稼汉。大约在二十五年前，他的房子叫火烧了；他就跑来找我的先父，说‘尼古拉·库兹米奇，请允许我搬到您家林子里沼地上去吧。我交租钱，很高的租钱。’‘可你为什么要搬到沼地上去？’‘我要这样；不过，尼古拉·库兹米奇老爷，什么活儿也别派给我，您就酌情规定租金吧。’‘一年交五十卢布吧！’‘好的。’‘你要当心，我可是不准拖欠！’‘知道，不拖欠……’这么着，他就在沼地上住了下来。打那时起，人家就叫他霍尔了。”“怎么样，他发财了吗？”我问。“发财了。现在他给我交一百卢布的租金，也许我还要加租。我已经不止一次对他说过：‘你赎身吧，霍尔，嗯，赎身吧！’可是他这个滑头却总是说不行，说是没有钱……哼，才不是这么回事儿呢！……”
第二天，我们喝过茶以后，马上又出发去打猎。从村子里经过的时候，波鲁德金先生吩咐赶车的在一座矮小的房子前面停了车，大声呼唤道：“卡里内奇！”院子里有人答应：“来啦，老爷，来啦，我系好鞋子就来。”我们的车子慢慢前进，来到村外，一个四十来岁的人赶上了我们。这人高高的个头儿，瘦瘦的，小小的脑袋瓜朝后仰着。这就是卡里内奇。
我一看到他那张黑黑的、有些碎麻子的和善的脸，就很喜欢。卡里内奇（正如我后来听说的）每天都跟着东家外出打猎，给东家背猎袋，有时还背猎枪，侦察哪儿有野物，取水，采草莓，搭帐篷，找车子。没有他，波鲁德金先生寸步难行。卡里内奇是个性情顶愉快、顶温和的人，常常不住声地小声唱歌儿，无忧无虑地四处张望，说话带点儿鼻音，微笑时眯起他的淡蓝色眼睛，还不住地用手捋他那稀稀拉拉的尖下巴胡。他走路不快，但是步子跨得很大，轻轻地拄着一根又长又细的棍子。这一天他不止一次同我搭话，伺候我时毫无卑躬屈膝之态，但是照料东家却像照料小孩子一样。当中午的酷暑迫使我们找地方躲避的时候，他把我们领进了树林深处，来到他的养蜂场上。卡里内奇给我们打开一间小屋，里面挂满一束束清香四溢的干草，他让我们躺在新鲜干草上，自己却把一样带网眼的袋状东西套到头上，拿了刀子、罐子和一块烧过的木头，到养蜂场去给我们割蜜。我们喝过和了泉水的温乎乎的、透明的蜂蜜，就在蜜蜂单调的嗡嗡声和树叶簌簌的絮语声中睡着了……一阵轻风把我吹醒……我睁开眼睛，看见卡里内奇坐在半开着门的门槛上，正在用小刀挖木勺。他的脸色柔和而又开朗，就像傍晚的天空，我对着他的脸欣赏了老半天。波鲁德金先生也醒了，我们没有马上起身。跑了很多路，又酣睡过一阵子之后，一动不动地在干草上躺一躺，是很惬意的。这时候浑身松松的，懒懒的，热气轻轻拂面，一种甜美的倦意叫人睁不开眼睛。终于我们起了身，又去转悠，直到太阳落山。吃晚饭的时候，我谈起霍尔，又谈起卡里内奇。“卡里内奇是个善良的庄稼人，”波鲁德金先生对我说，“是个又勤奋又热心的人；干活儿稳稳当当，可是却干不成活儿，因为我老是拖着他。天天都陪我打猎……还干什么活儿呀，您说说看。”我说，是的；我们就躺下睡了。
次日，波鲁德金因为和邻居比丘科夫打官司，上城里去了。邻居比丘科夫耕了他的地，而且在耕地上打了他的一名农妇。我便一个人出去打猎，快到黄昏时候，我顺路来到霍尔家。我在房门口遇到一个老头儿，秃头顶，小个头儿，宽肩膀，结实健壮，这就是霍尔了。我带着好奇心把这个霍尔打量了一下。他的脸型很像苏格拉底：额头也是高高的，疙疙瘩瘩的，眼睛也是小小的，鼻子也是翘翘的。我们一同走进房里。还是那个菲佳给我端来牛奶和黑面包。霍尔坐在长凳上，泰然自若地捋着他那卷卷的下巴胡，跟我聊起来。他大概觉得自己是有分量的，说话和动作都是慢腾腾的，有时那长长的上嘴胡底下还露出微笑。
我和他谈种地，谈收成，谈农家生活……不论我说什么，他似乎都赞成；只是到后来我才感到不好意思起来，我觉得我说的不对头……这情形颇有点儿奇怪。霍尔说话有时令人费解，大概是因为谨慎……下面是我们谈话的一例：“我问你，霍尔，”我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向你的东家赎身呀？”“我为什么要赎身？眼下我跟东家处得很好，我也交得起租……我的东家是个好东家。”“不过，有了自由，总归好一些。”我说。
霍尔斜看我一眼。“那当然。”他说。“那么，你究竟为什么不赎身？”
霍尔摇了摇头。“老爷，你叫我拿什么来赎身呀？”“哼，算啦，你这老头儿……”“霍尔要是成了自由人，”他好像自言自语似的小声说，“凡是不留胡子的人，都要来管霍尔了。”“那你也把胡子刮掉嘛。”“胡子算什么？胡子是草，要割就割。”“那你怎么不割呢？”“噢，也许，霍尔要成商人呢；商人日子过得好，商人也留胡子嘛。”“怎么，你不是也在做生意吗？”我问他道。“做点儿小买卖，贩卖一点儿奶油和焦油……怎么样，老爷，要套车吗？”
我在心里说：“你说话好谨慎，你这人真机灵。”
但我说出声的话是：“不用，我不要车，我明天要在你家周围转一转，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在你家干草棚里过夜。”“我欢迎。不过，你在干草棚里舒服吗？我叫娘儿们给你铺上褥单，放好枕头。喂，娘儿们！”他站起身来，喊道，“娘儿们，到这儿来！
……菲佳，你带老爷去吧。娘儿们都是些蠢东西。”
过了一刻钟，菲佳提着灯把我领到干草棚里。我扑倒在芳香的干草上，狗蜷卧在我的脚下；菲佳向我道过晚安，门吱扭响了一声，就关上了。我很久不能入睡。一头母牛走到门口，哼哧哼哧地呼了几口气，狗神气十足地朝母牛吠叫起来；一头猪从门外走过，若有所思地哼哼着；附近什么地方有一匹马嚼起干草，还不住地打响鼻……到后来，我终于睡着了。
黎明时候，菲佳叫醒了我。我很喜欢这个愉快、活泼的小伙子。而且我也多少有些看出来，老霍尔也特别喜欢这个儿子。这爷儿俩常常很亲热地彼此开点儿玩笑。老头儿出来迎住我。不知是因为我在他家里歇了一夜，还是别的什么缘故，霍尔今天对待我比昨天亲热多了。“茶已经烧好了，”他微笑着对我说，“咱们去喝茶吧。”
我们在桌旁坐了下来。一个健壮的娘儿们，是他的一个儿媳妇，端来一钵子牛奶。他所有的儿子一个个走进屋里来。“你家儿子一个个都这样高大！”我对老头子说。“是啊，”他一面咬着小小的糖块，一面说，“对我和我的老婆子，似乎他们没什么可抱怨的。”“他们都跟你一起住吗？”“都在一起。都愿意在一起，那就在一起吧。”“都娶亲了吗？”“就这个滑头鬼还没有娶亲，”他指着依然靠在门上的菲佳，回答说，“再就是瓦夏，他还小，还可以等几年。”“我干吗要娶亲？”菲佳反驳说，“我就这样才好。要老婆干什么？要老婆吵架解闷儿，还是怎的？”“哼，你呀……我才知道你的心思哩！
你是风流哥儿……只想天天跟丫头们鬼混……‘不要脸的，讨厌！’”老头子模仿丫头们的口气说，“我才知道你的心思哩，你这个图自在的鬼东西！”“讨老婆有什么用处？”“老婆是个好长工，”霍尔很严肃地说，“老婆是伺候男人的。”“我要长工干什么？”“这不是，就图自个儿快活自在。我就知道你这鬼东西的心思。”“好，要是这样，你就给我娶亲吧。嗯？怎么啦！你怎么不说话呀？”“哼，算啦，算啦，你这调皮鬼。瞧，咱们也不怕吵得老爷心烦。我会给你娶亲的，放心吧……噢，老爷，别见怪，孩子还小，不懂事。”
菲佳摇了摇头……“霍尔在家吗？”门外传来熟悉的声音，卡里内奇走进房来，手里拿着一束草莓，这是他采来送给他的好友霍尔的。老头子亲亲热热地把他迎住。我惊讶地看了卡里内奇一眼：说实话，我没想到一个庄稼人会有这种“温情”。
这一天我出门打猎比平常晚三四个钟头。随后三天我也都是在霍尔家过的。两位新相识使我很感兴趣。不知道是我哪一点博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跟我谈话毫不拘束。我很愉快地听他们谈话，观察他们。这两个朋友彼此一点都不像。霍尔是个认真、务实的人，有经营管理头脑，是个纯理性主义者；卡里内奇则相反，属于理想家、浪漫主义者，属于热心肠、好幻想的一类人。
霍尔讲求实际，所以他造房子，攒钱，跟东家和其他有权有势的人搞好关系；卡里内奇穿的是树皮鞋，日子过得勉勉强强。霍尔有一大家人，一家人和和睦睦，全都听他的；卡里内奇曾经有过老婆，他很怕老婆，一个孩子也没有。霍尔看透了波鲁德金先生的为人；卡里内奇非常崇敬自己的东家。霍尔很喜欢卡里内奇，常常袒护他。
卡里内奇也很喜欢霍尔，十分尊重他。霍尔很少说话，不时笑一笑，有什么看法放在心里。
卡里内奇很喜欢说话，虽然不像能说会道的人那样花言巧语……然而卡里内奇有不少特长，就连霍尔也是承认的，比如：
他会念咒止血，能治惊风和狂犬病，能驱蛔虫：他会养蜂，他的手气好。霍尔当着我的面请他把新买的一匹马牵进马棚，卡里内奇带着又认真又笃定的神气把马牵了进去。
霍尔不见到事实，总是不肯轻易相信的。卡里内奇更接近自然，霍尔更接近人和社会；卡里内奇不喜欢深思熟虑，对一切都盲目相信。
霍尔自视甚高，以至于常常用嘲弄的目光看待人世。他见多识广，我跟他学到不少见识。比如，我从他的叙述中得知，每年夏天，割草季节快到的时候，就会有一辆式样特别的小四轮车来到各个村子里。车上坐一个穿长衣的人，来卖大镰刀。如果用现钱，他要一卢布二十五戈比至一个半卢布纸币。
如果赊账，他要三卢布纸币至一个银卢布。不用说，所有的庄稼人都是赊账。过两三个星期，他再来收钱。庄稼人刚刚收完燕麦，有钱清账了。庄稼人跟买卖人一起上酒店去，就在酒店里清账。有些地主想点子，用现钱把镰刀买下来，也按那样的价钱分别赊给庄稼人，庄稼人却很不高兴，甚至非常懊丧。
因为这样一来就失去不小的乐趣，不能用手指弹弹镰刀，听听声音，在手里转来转去，也不能向油滑的小商贩问上二十遍：“喂，怎么样，伙计，镰刀不咋样吧？”买卖小镰刀也用同样一套办法，不同的是，这时候娘儿们也参与了，有时缠得小贩子不得不打她们，只要一动手，她们就能捞到便宜了。不过娘儿们最吃苦的还是做另一种买卖的时候。造纸厂的原料采办人委托一些专门人员收购破布，这些人在有些县里被称为“鹰”。这种“鹰”从商人手里领得二三百卢布纸币，便出来打食儿。但是，他和他因而得名的那种高贵的鸟完全不同，不是公开地、大胆地扑向食儿，而是使用狡诈和花招儿。
他把自己的车子停在村子附近树棵子丛里，自己却来到人家的后院或后门口转悠，装作过路人或者无事闲逛的人。娘儿们凭感觉猜测到他的到来，就偷偷地前去跟他会面，匆匆忙忙中把交易做好。为了换取几个铜板，娘儿们交给“鹰”的不仅是所有无用的破布，甚至常常有丈夫的小褂和自己的裙子。近来娘儿们发现一种顶合算的办法，那就是把自己家里的大麻，特别是大麻布偷出来，用同样的办法出卖，这么一来，“鹰”的收购业务就扩大了、完备了！
不过，男子汉们也学乖了，稍微有一点儿可疑，一听到远处有“鹰”来到的响声，就又快又麻利地采取变动和防范措施。说真的，这不是够窝囊的吗？卖大麻是男子汉的事，而且他们的确也在卖大麻，不是到城里去卖，到城里卖，还要亲自运去，是卖给外来的小贩。这些小贩因为不带秤，总是拿四十把当做一普特。诸位该知道，什么叫一把，俄罗斯人的手掌是什么样的，特别是当手掌“竭诚效劳”的时候！
像这样的事，我这个涉世不深、没有在农村里“滚过泥巴”（如我们奥廖尔省人常说的）的人，真是听了不少。不过，霍尔不是一个劲儿地自己讲，他也问了我许多事。他听说我到过外国，他的好奇心就来了……卡里内奇也不比他差。
不过，卡里内奇喜欢听我描述自然风光，描述高山、瀑布、奇特的建筑物和大都市；霍尔感兴趣的却是行政管理和国家体制方面的问题。他逐个儿对一切进行分析、询问：“这种事儿在他们那儿跟咱们这儿一样，还是不一样？……你说说，老爷，究竟怎样？……”卡里内奇在听我叙说的时候却只是表示惊讶：“啊！
哎呀，天啊，有这种事！”霍尔则不做声，皱紧浓眉，只是有时插一两句：“这种事在我们这儿可是不行，能像这样才好，才合道理。
”我无法向读者诸君一一转述他的询问，而且也无此必要；但是从我们的交谈中，我得到一种信念，这恐怕是读者怎么也预料不到的，这信念就是：
彼得大帝表现了俄罗斯人的主要特征，他的俄罗斯人特征就在于他的革新精神。俄罗斯人非常相信自己的力量和刚强，不怕改变自己。
很少留恋自己的过去，勇敢地面对未来。凡是好的，他都喜欢；凡是合理的，他都接受；至于这是从哪里来的，他一概不问。他的健全的头脑喜欢嘲笑德国人干巴巴的理性。
但是，拿霍尔的话来说，德国人是一些很有意思的人，他也愿意向他们学习。霍尔由于他地位的特殊和实际上的独立性，跟我谈了许多话，这些话从别人嘴里是听不到的，如一些庄稼人说的，是用棍子撬不出、用磨也磨不出来的。他确实很明白自己的地位。我和霍尔交谈，第一次真正听到淳朴而机智的俄罗斯庄稼人语言。就一个庄稼人来说，他的知识是非常渊博的，但是他不识字。
卡里内奇却识字。“这鬼东西识字，”霍尔说，“他养的蜂从来也不死。”“你有没有让你家孩子识字？”霍尔沉默了一会儿。“菲佳识字。”“别的孩子呢？”“别的孩子不识字。”“为什么呢？”老头子没有回答，并且转换了话题。可见，不论他多么聪明，他还是有偏见，在某些方面很顽固。
比如，他从心眼儿里瞧不起妇女，在他高兴的时候就取笑和嘲弄妇女们。他的妻子是个爱唠叨的老婆子，一天到晚不离炕头，不住地嘟囔，骂人。
儿子们都不理睬她，可是媳妇们却像怕上帝一样怕她。难怪在一支俄罗斯民歌里婆婆这样唱：“你不打老婆，不打年轻妻子，算什么成家的人，算我什么儿子……”有一回我想为媳妇们说说话，试图唤起霍尔的怜悯心，但是他心安理得地反驳我说：“何必管这些……小事，让娘儿们吵去吧……不叫她们吵，反而更糟，再说，也犯不着去管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有时凶恶的老奶奶从炕上爬下来，把看家狗从过道里唤出来，嘴里嘟囔着：“狗，你来，你来！”拿拨火棍照干瘦的狗背直打，或者站在敞棚底下，跟所有过路的人“吵骂解闷儿”（这是霍尔的说法）。不过，她还是怕丈夫，只要他一声令下，她马上就回到自己的炕上去。不过，特别有趣的是听卡里内奇和霍尔的争论，尤其是在问题涉及波鲁德金先生的时候。
卡里内奇说：“霍尔，你别在我面前说他。”霍尔反驳说：“那他干吗连一双靴子也不给你做呀？”“啊，靴子，瞧你说的！……我要靴子干什么？
我是个庄稼人……”“我也是庄稼人嘛，你瞧……”霍尔说到这里，把脚抬起来，让卡里内奇看看他的皮靴，那皮靴好像是用毛象皮做的。卡里内奇回答说：“哎哟，别人怎么能跟你比？”“那至少也要给几个钱买树皮鞋，你天天跟他出去打猎，恐怕一天要一双树皮鞋吧。”“他给我树皮鞋钱。”“是的，去年赏过你十个戈比。”卡里内奇懊恼地扭过头去，霍尔便哈哈大笑起来，这时候他那一双小小的眼睛成了两条缝儿。
卡里内奇唱歌唱得很好听，还弹了一阵子三弦琴。霍尔听着听着，忽然把头一歪，用伤感的调子唱了起来。他特别喜欢《我的命运呀，命运！
》这支歌。菲佳不放过取笑父亲的机会：“老人家，怎么伤心起来啦？”可是霍尔依然用手托着腮，闭着眼睛，只顾抱怨自己的命运……可是，在别的时候，再没有比他更勤劳的人了：
一双手总是不闲着——不是修理大车，就是整修栅栏，检查马套。不过他不喜欢特别干净，有一次我提到这一点时，他回答说；“屋子里要有人住的气味。”“你去看看，”我反驳他说，“卡里内奇的蜂房里多么干净啊。”“老爷，要是不干净，蜜蜂待不住呢。”他叹着气说。
有一次他问我说：“怎么样，你也有领地吗？”“有。”“离这儿远吗？”“大约一百俄里。”“那么，老爷，你住在自己领地上吗？”“住在领地上。”“恐怕多半是打打野味消遣了？”“说实在的，是这样。”“这也不坏，老爷，只管打你的松鸡吧，不过村长要经常换换。”
第四天傍晚，波鲁德金先生派人来接我。我跟老头子依依难舍。我和卡里内奇一同上了大车。“好啦，再见吧，霍尔，祝你健康。”我说……“再见吧，菲佳。”“再见，老爷，再见，别忘了我们呀。”我们动身了。晚霞刚刚发出火红色。“明天准是好天气。”我望着明朗的天空说。“不，要下雨啦。”卡里内奇却说出不同的看法，“瞧，鸭子拼命在拨水呢，再说青草发出的气味又这么浓。”我们的大车来到树丛里，卡里内奇在驾车座位上轻轻颠动着，小声唱起歌来，并且一次又一次眺望晚霞……
次日，我离开了波鲁德金先生好客的家。
2.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
傍晚，我和猎人叶尔莫莱一起去打“伏击”……不过，什么叫伏击，也许不是所有我的读者都清楚的。诸君，那就听我说说吧。
春日里，在日落前一刻钟，您带上枪，不要带狗，到树林里去。您在林边找个地方，四下里望望，检查检查引火帽，和同伴交换交换眼色。一刻钟过去，太阳落山，但树林里还很明亮，空气明净而清澈，鸟儿唧唧喳喳地叫着，嫩草闪烁着绿宝石般悦目的光彩……您就等着吧。树林里渐渐黑暗。
晚霞的红光慢慢地从树根和树干上滑过，越升越高，从低低的、几乎还是光秃的树枝移向一动不动的、沉睡的树梢……终于树梢也暗了，绯红的天空渐渐变蓝。树林的气息渐渐浓烈，微微散发出暖烘烘的湿气。
吹进来的风到您身边便停息了。鸟儿渐渐入睡，不是所有的鸟儿一齐睡去，而是各类鸟儿有先有后：
最先睡着的是燕雀，过一会儿是红胸鸲，然后是黄鹂。树林里越来越暗，一株株树木渐渐融汇成黑黑的一大片。
蓝天上羞羞答答地出现第一批星星。所有的鸟儿都睡了。只有红尾鸲和小啄木鸟还在无精打采地叫着……终于红尾鸲和小啄木鸟也安静了。在您的头顶上再一次响过柳莺那清脆的鸣声，黄莺不知在哪里凄婉地叫了一阵，夜莺初启歌喉。您正等得心焦，忽然——不过，只有猎人才懂得我的话——忽然在一片寂静中响起一种很特别的呱呱声和沙沙声，可以听见敏捷的翅膀有节奏的鼓动声——就有山鹬姿态优美地弯着自己的长嘴，轻快地从黑郁郁的白桦树后面飞出来迎接您的枪弹了。
这就叫“伏击”。
就是说，我和叶尔莫莱去伏击。不过，诸君请原谅，我得先把叶尔莫莱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人四十五岁上下，瘦高个儿，又长又细的鼻子，窄窄的脑门儿，灰灰的小眼睛，蓬乱的头发，宽阔的嘴唇带着嘲笑的神气。这人无冬无夏穿一件黄黄的德国式土布褂，但腰里却系一条宽腰带。
穿一条蓝色灯笼裤，戴一顶羊羔皮帽，是破落的地主一时高兴送给他的。腰带上系两个袋子，一个袋子在前面，巧妙地扎成两半，分装火药与霰弹。
另一个袋子在后面，是装猎物的。至于棉絮，叶尔莫莱则是从他那魔袋似的帽子里去掏。他本来可以很容易用卖猎物所得的钱为自己买一个弹药袋和背袋，但是他甚至从来没想过买这类东西，只管用老办法装他的枪，保险不会使霰弹和火药撒落，也不会混杂，其手法之巧妙，使观者吃惊。他的猎枪是单筒的，装有燧石，而且天生有猛烈“后坐”的坏脾气，因此叶尔莫莱的右颊总是比左颊肥胖。他怎样能用这支猎枪打中野物，连最机灵的人也无法设想，但是他却常常打中。他也有一条猎狗，名叫“杰克”，是一个十分奇怪的东西。
叶尔莫莱从来不喂它。“我才不喂狗哩，”他断然说，“再说，狗是聪明畜生，自己能找到东西吃。”确实也是，尽管那狗瘦得出格，连漠不关心的过路人见了也吃惊，但是它照样活着，而且活得很长久。
甚至于，不管境遇多么可怜，一次也没有逃跑过，而且从来没有想离开自己的主人的表现。年轻时谈情说爱，有一次离开过两天，可是那股傻劲儿很快就过去了。“杰克”最了不起的特点是它对世上的一切都异常淡漠……如果这说的不是狗，那我要用“悲观”这个字眼儿了。它常常坐着，把短短的尾巴蜷在身子底下，皱着眉头，不时地哆嗦几下，从来不曾笑过。（大家都知道，狗是会笑的，而且笑得非常可爱）它的模样儿其丑无比，不论哪个闲着没事儿的仆人，一有机会就毫不客气地嘲笑它这副尊容。
但是“杰克”对这类嘲笑甚至挨打却毫不在乎。每当它由于不光是狗才有的弱点，把饥饿的嘴伸进暖烘烘的、香喷喷的厨房的半掩着的门里时，厨子们就立刻丢下手头的活儿，又叫又骂地追赶起它来，那是厨子们特别开心的事儿。
在出猎的时候，它从不感到疲劳，而且嗅觉极其灵敏。但是，如果偶然追到一只打伤的兔子，它就远远躲开用种种听得懂的和听不懂的方言喝骂的叶尔莫莱，钻到凉荫里绿树棵子底下，津津有味地把兔子吃得只剩下一点骨头。
叶尔莫莱是我的邻村一个旧式地主家的人。旧式地主一般都不喜欢“鹬鸟”，而喜欢吃家禽。除非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在生日、命名日和选举的日子里，旧式地主家的厨子才烧起长嘴鸟，因为俄国人一向是越不懂怎么做越上劲儿，一旦来了劲儿，就会发明千奇百怪的调制法儿，以至于大部分客人只能又好奇又出神地注视着端上桌的美味，绝不敢动口尝一尝。规定叶尔莫莱每月给东家的厨房送两对松鸡和山鹑，其余的一切由他，想到哪儿就到哪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人们都不和他交往，认为他一无所长，像我们奥廖尔人说的，“窝囊”。火药和霰弹自然是不发给他的，这是有章法可循的，就像他不喂狗一样。叶尔莫莱是一个非常古怪的人，像鸟儿一样无忧无虑，很喜欢说话，表面看来又懒散又笨拙。
非常喜欢喝酒，不喜欢在一个地方久住，走起路来两脚擦地，摇摇摆摆，就这样两脚擦地，摇摇摆摆，一昼夜能够走五六十俄里。他经历过各种各样惊险事儿，在沼地里、树上、屋顶上、桥底下睡过觉，不止一次被关在阁楼里、地窖里、棚子里，失去了枪、狗和最后一件衣服，被人痛打，痛打很久，然而过不多久，他又回家来了，衣服穿得好好的，而且带着枪和狗。不能说他是一个快活人，虽然他的心情几乎总是非常好的。总而言之，他很像是一个古怪人。
叶尔莫莱很喜欢和有教养的人聊聊，尤其是在喝酒的时候，不过，聊也聊不久，常常站起来就走。“你这鬼东西，上哪儿去呀？
天已经黑了。”“到恰普林村去。”“你跑十来俄里，到恰普林村去干什么？”“到那儿的庄稼人索夫龙家里去过夜。”“你就在这儿过夜嘛。”“不，不行。”于是叶尔莫莱就带着他的“杰克”走进沉沉的夜幕，穿过一丛丛树棵子和一道道水沟向前走去，而那个庄稼人索夫龙也许不让他进门，说不定还要打他两记耳光，不准他打扰清白人家。然而叶尔莫莱有些本事是没有人能比的，如在春汛期间捕鱼，用手捉虾，凭嗅觉寻找野物，招引鹌鹑，训练猎鹰，捕捉那些会唱“魔笛”、“夜莺飞来”
的夜莺……只有一样他不会，就是训练狗，他没有耐性。他也有老婆，每星期他去她那儿一次。她住在一间破破烂烂、快要倒塌的小屋里，凑凑合合、勉勉强强活着，今天不知道明天能不能吃饱，总之，一直过着很苦的日子。叶尔莫莱这个无忧无虑、心地善良的人，对待她却又无情又粗暴，他在家里摆出一副又威风又严厉的神气，可怜的妻子简直不知道怎样才能讨他的欢心，一看到他的眼神就发抖，她常常用最后一文钱给他买酒。
当他大模大样地躺到炕上酣睡的时候，她总是低三下四地给他盖上自己的皮袄。我也不止一次看到他脸上无意中流露出的阴沉的凶狠神气，我很不喜欢他在咬死受伤的野禽时脸上那股表情。可是叶尔莫莱从来没有在家里待过一天以上，一到别的地方，他又变成“叶尔莫尔卡”
——周围一百俄里以内的人都这样称呼他，有时他自己也这样称呼自己。最低下的仆役也觉得自己比这个流浪汉高贵，也许正因为这样都对他非常亲热。许多庄稼人起初像对待田野里的兔子一样，喜欢撵他和逮他取乐儿，过一会儿就把他放了，等到知道他是一个怪人，就不再碰他，甚至给他面包，跟他聊天……我就是带了这个人出猎，和他一起到伊斯塔河畔一个很大的桦树林里去伏击。
俄罗斯有许多河流同伏尔加河一样，一边是山，另一边是草地，伊斯塔河也是这样。这条小河曲曲弯弯，蜿蜒如蛇行，没有半俄里是直流的，有的地方，从陡峭的山冈上望去，十几俄里的小河，连同堤坝、池塘、磨坊、一片片以爆竹柳做篱的菜园和茂盛的果园，尽收眼底。伊斯塔河里的鱼真是多极了，尤其是雅罗鱼（庄稼人在热天里常常用手在树棵子底下捉这种鱼）。小小的滨鹬啾啾叫着在点缀着一处处冰凉而清澈的泉水的岩石岸边飞翔。
野鸭向池塘中央浮游，小心翼翼地四面打量着。
苍鹭伫立在河湾中峭壁下的阴影里……我们伏击了大约有一个小时，打到两对山鹬。我们想在太阳出山以前再来碰碰运气（早晨也可以打伏击），就决定到附近的磨坊里去过一夜。我们走出树林，下了山冈，河里翻滚着暗蓝色的波浪。
空气由于充满夜间的潮气，越来越浓。我们敲了敲大门。院子里有几只狗一齐狂叫起来。“谁呀？”响起一个沙哑的、带有睡意的声音。“打猎的，我们来借个宿。”没有回答。“我们付钱。”“我去对东家说说……嘘，该杀的狗！
……还不都给我死掉！”我们听到这雇工走进屋里去了，他很快就回到大门口来。“不行，东家说，不让进来。”“为什么不让进去？”“他怕嘛，你们是打猎的，说不定你们会把磨坊烧掉，因为你们带着火药呢。”“胡扯什么！”“前年我家磨坊就烧过一回了，有一帮牲口贩子来借宿，不知怎地就烧起来了。”“可是，老弟，我们总不能在外面过夜呀！”“那就由你们了……”他呱嗒呱嗒地拖着靴子走了。
叶尔莫莱骂了他许多难听的话。“咱们到村子里去吧。”到末了，他叹了一口气说。但是离村子有两俄里……“咱们就在这儿，在外面过夜吧，”我说，“今天夜里很暖和，给几个钱，让磨坊老板送一些麦秸出来。”叶尔莫莱也就同意了。我们又敲起门来。“你们干什么呀？”又传出雇工的声音，“已经说过不行嘛。”我们就把我们的意思对他说了说。他去和东家商量了一下，就和东家一起走了回来。旁边的小门吱呀一声开了，磨坊老板走了出来，高高的个头儿，肥头大脑，肚子又圆又大。他答应了我的要求。在离磨坊百步远处，有一座四面通风的小小的敞棚。他给我们抱来一些麦秸和干草，抱到敞棚里。
那个雇工在河边草地上架起茶炊，蹲下来，就热心地用管子吹气生火……炭火一闪一闪的，照亮了他那年轻的脸。磨坊老板跑去叫醒他的老婆，到末了自己提出要我到屋里去睡。
可是我还是愿意在外面过夜。磨坊老板娘给我们送来牛奶、鸡蛋、土豆、面包。茶炊很快就烧开了，我们就喝起茶来。河面上升起一股股雾气，没有风，秧鸡在周围咯咯高叫，磨坊的水轮边，响着轻微的声音，那是水点从轮翼上往下滴，水从堤坝的闸门里往外渗。我们生起一个不大的火堆。就在叶尔莫莱在火灰里烤土豆的时候，我打起盹儿……压得低低的、轻轻的絮语声使我惊醒。
我抬起头来，看到磨坊老板娘坐在火堆旁一只倒放着的木桶上，在和我的同伴说话儿。我先前从她的服装、行动和口音已经看出她是地主家的女仆——不是农妇，也不是小市民家女子。
只是现在我才看清了她的容貌。看样子她有三十岁，消瘦而苍白的脸上还保留着美艳动人的风韵，我尤其喜欢那双忧郁的大眼睛。她把两肘放在膝盖上，用手托着腮。叶尔莫莱背对我坐着，正在往火里添木柴。“任尔杜赫村又流行瘟疫了，”磨坊老板娘说，“伊凡神甫家死了两头母牛……上帝保佑吧！”“你家的猪怎么样？”叶尔莫莱沉默了一会儿之后，问道。“活着呢。”“能给我一头小猪就好啦。”
磨坊老板娘沉默了一会儿，随后叹了一口气。“和您一道的是什么人？”她问。“一位老爷，科斯托马罗夫村的。”
叶尔莫莱把几根枞树枝儿扔进火里，树枝儿立刻一齐发出毕剥声，浓浓的白烟往他脸上直扑。“你丈夫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屋里去？”“他害怕。”“瞧，这胖子，大肚子……亲爱的，阿丽娜·季莫菲耶芙娜，给我弄杯酒喝喝吧！”
磨坊老板娘站起来，消失在黑暗中。叶尔莫莱小声唱起歌儿：
为找情妹妹，
靴子都穿碎……
阿丽娜带着一小瓶酒和一只杯子回来了。叶尔莫莱欠身起来，画了一个十字，一口气把酒喝干了。“真好呀！”他说。
阿丽娜又在木桶上坐下来。“怎么样，阿丽娜·季莫菲耶芙娜，你还是常常生病吗？”“总是不舒服。”“怎样不舒服？”“一到夜里就咳嗽，很难受。”“老爷好像睡着了，”叶尔莫莱沉默了一小会儿之后说，“你没去看医生，阿丽娜，病越拖越厉害。”“我是没去看呀。”“到我那儿去玩玩儿吧。”
阿丽娜低下头。“到那时候我把我那个，把我那个老婆撵出去，”叶尔莫莱继续说，“真的。”“您最好还是把老爷叫醒，叶尔莫莱·彼得罗维奇，您瞧，土豆烤好了。”“让他睡个够吧，”我的忠心的仆从心平气和地说，“他跑累了，所以睡得很熟。”
我在干草上翻起身来。叶尔莫莱站起来，走到我身边。“土豆烤好了，请吃吧。”
我从敞棚底下走出来，磨坊老板娘从木桶上站起身来，想走。我就和她说起话儿。“这磨坊你们租下很久了吧？”“去年三一节租下，已经一年多了。”“你丈夫是哪儿人？”
阿丽娜没有听清我的问话。“你丈夫是啥地方人？”叶尔莫莱提高声音又问了一遍。“他是别廖夫人。别廖夫城里人。”“你也是别廖夫人吗？”“不，我是地主家的人……原来是地主家的。”“谁家的？”“兹维尔科夫老爷家的。现在我自由了。”“哪一个兹维尔科夫？”“亚历山大·西雷奇。”“你是不是他太太的丫头？”“您怎么知道？就是的。”
我带着加倍的好奇心和同情心望了望阿丽娜。“我认识你家老爷。”我又说。“您认识吗？”她小声说，并且低下了头。
应该对读者说说，我为什么带着这样的同情心望着阿丽娜。我在彼得堡期间，碰巧和兹维尔科夫先生相识。他担任要职，是一个出名的博学和能干的人物。他的夫人十分肥胖，多愁善感，又爱哭，又凶狠，是一个庸俗而乖僻的女人。
他还有个儿子，是一个十足的少爷，又娇气又愚蠢。兹维尔科夫先生的相貌很难令人恭维，那宽宽的、几乎是四方形的脸上，一双小小的老鼠眼睛滴溜溜地转悠着，又大又尖的鼻子向上翘着，鼻孔向外翻着。
那皱皱巴巴的额头上，剪得短短的白发向上竖着，薄薄的嘴唇不住地嚅动，令人肉麻地笑着。兹维尔科夫先生站着的时候，总是叉开两条腿，把两只肥胖的手插在口袋里。有一次我和他两人乘马车到城外去，我们聊了起来。兹维尔科夫是一个见过世面的能干人，就开导起我来，教我走“正道儿”。“恕我直言，”到末了他用尖嗓门儿说，“你们年轻人对一切事物的判断和解释都是盲目的；你们都不怎么了解自己的祖国：先生们，你们不熟悉俄罗斯，就是这么回事儿！
……你们读的都是德国书。比如，您现在对我谈这个，谈那个，谈奴仆的事……很好，我不争论，您说的这一切都很好。
不过您不了解他们，不了解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兹维尔科夫先生大声擤了擤鼻涕，又闻了闻鼻烟）比如，有一桩可笑的事，让我对您说说，也许您会感兴趣。（兹维尔科夫先生咳嗽了两声，清了清嗓子）我太太是个什么样的人，您是知道的，比她更善良的女人，恐怕难找了，这您自己想必也承认。
她的婢女们过的可不是一般人过的日子，简直是人间的天堂……可是我的太太给自己立下一条规矩：
不用出嫁的丫头。那确实也不行，一生下孩子，这事儿，那事儿，这丫头怎么还能好好地伺候夫人，照料她的饮食起居呢？
这丫头已经顾不到这些，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了。这也是人之常情嘛。我说的是，我们有一次乘车经过我们的村子，这事儿有些年了，怎么对您说好呢，照实说，有十五六年了。我们看到，村长家有一个小姑娘，是他的女儿，长得非常好看，举止态度也很讨人喜欢。我太太就对我说：‘柯柯——您可知道，她是这样称呼我的——咱们把这个女孩子带到彼得堡去吧；我喜欢她，柯柯……’我说：‘咱们就带她走，我很高兴。
’不用说，村长向我们下跪道谢：
您要知道，这种福气是他想也不敢想的……自然，小姑娘一时想不开，还哭过一阵子。开头这是有点儿可怕，要离开父母的家嘛……总之……这一点儿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不过她很快就跟我们处惯了。起初把她分拨到婢女室里，自然，要叫她学学。您猜怎么样？
……这女孩子表现出惊人的进步；我太太很快就对她另眼相看，简直就离不了她，终于撇开别人，把她升为贴身侍女……这可是不容易呀！
……也应该为她说句公道话，我太太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好丫头，绝对不曾有过；她又勤快，又持重，又听话，一切都如人意。可是，说实话，我太太也太宠她了：
给她穿好的，让她和主人吃一样的饭菜，喝一样的茶……真的，还能怎样呢！
她就这样服侍了我太太十来年。忽然，有一天，真想不到，阿丽娜——她的名字叫阿丽娜——没有禀报就走进我的房里，扑通一声向我跪下……不瞒您说，这种事儿我是不能容忍的。一个人不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不是吗？‘你怎么啦？’‘亚历山大·西雷奇，老爷，请您开恩。’‘什么事呀？’‘请准许我出嫁。’说实话，我当时十分惊愕。‘混账东西，你可知道，太太身边没有别的丫头呀？
’‘我还照旧服侍太太。’‘胡说！胡说！太太不用出嫁的丫头。’‘玛拉尼娅可以顶我的位子。’‘别打这种主意吧！’‘随您怎样吧……’说实在的，我简直呆了。可以对您说，我这个人呀，最痛恨的就是忘恩负义……不必对您说，您是知道的，我太太是怎样一个人，简直是天使，心肠好得不得了……就是顶坏的人，也舍不得她。我把阿丽娜赶出房去。心想，她也许会回心转意的。
您可知道，我真不愿意相信一个人会那样坏，那样忘恩负义。可是，您猜怎么样？
过了半年，她又来找我，又提出那个要求。不瞒您说，我这时非常恼怒地把她赶了出去，说了一些很厉害的话，并且说要告诉太太。我恼火极了……可是，还有更使我吃惊的哩：
过了一些日子，我太太来找我，两眼泪汪汪的，非常激动，使我吓了一跳。‘出了什么事吗？’‘阿丽娜……’您明白……这事儿我说不出口。‘不会有的事！……是谁呢？
’‘是听差彼得路什卡。’我大发雷霆。我这个人呀……就是不喜欢马虎！
……彼得路什卡……没有罪。要惩罚他也可以，可是据我看，这事儿怪不得他。阿丽娜嘛……哼，就是的，哼，哼，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当然啦，我立刻吩咐把她的头发剃了，给她穿上粗布衣服，把她送到乡下去。我太太少了一个得力的丫头，但这也是没有办法，总不能让人把家里弄得乌七八糟。
烂肉最好还是一刀割掉……唉，唉，您现在就想想吧，您是了解我太太的，要知道，这，这，这……毕竟是一个天使呀！
……她实在舍不得阿丽娜呀，阿丽娜知道这一点，就干起了无耻的事儿……不是吗？您就说说看……不是吗？这实在没什么好说的！
总而言之，这是没有办法。在我自己来说，因为这姑娘忘恩负义，伤心和难过了很久。不管怎么说……在这种人里面是找不到良心和情义的！
你喂狼不管喂得多么好，狼总是想往树林里跑……这是今后的教训！不过我只是想向您说明……”
兹维尔科夫先生没有把话说完，就转过头去，把身子更紧地裹在自己的斗篷里，雄赳赳地压制着不由自主的激动。
读者现在大概已经明白，我为什么带着同情心望着阿丽娜了。“你嫁给磨坊老板已经很久了吗？”最后我问她道。“两年了。”“怎么，是老爷准许的吗？”“是出钱给我赎身的。”“谁出的钱？”“是萨维利·阿列克谢耶维奇。”“他是什么人？”“就是我丈夫。（叶尔莫莱不露声色地笑了笑）怎么，难道老爷对您说起过我吗？”阿丽娜在沉默了一小会儿之后，又问道。
我真不知该怎样回答她的问话。“阿丽娜！”——磨坊老板在远处喊叫起来。她就站起来走了。“她丈夫人还好吗？”我问叶尔莫莱。“还好。”“他们有孩子吗？”“有过一个，可是死了。”“怎么，是磨坊老板看上她了，还是怎的？……他为她赎身花了很多钱吧？”“那就不知道了。她识字，这在他们这一行里……常常是很有用的，所以他看上了她。”“你和她早就认识吗？”“早就认识。我以前常到她主人家里走走。他们的庄园离这儿不远。”“你也认识听差彼得路什卡吗？”“彼得·瓦西里耶维奇吗？当然认识。”“他现在在哪儿？”“当兵去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她身体似乎不怎么好吧？”最后我问叶尔莫莱。“身体怎么会好呢！……哦，明天这场伏击大概很不坏。您现在不妨睡一会儿。”
一群野鸭高声叫着在我们头顶上飞过，我们听出来，这群野鸭就落在离我们不远的河上。天已经完全黑了，而且也渐渐冷起来，夜莺放开嗓门儿在树林里歌唱。我们往干草里一钻，就睡着了。
3.独院地主奥夫谢尼科夫
亲爱的读者，我要向诸位介绍的是一个七十来岁的人，个头儿又高又大，面貌有几分像克雷洛夫，耷拉的眉毛下面露出明亮而聪慧的眼神，气度威严，语调从容，步态缓慢——这就是奥夫谢尼科夫。他穿的是一件肥大的蓝上衣，袖子很长，纽扣一直扣到上面，脖子上围一条淡紫色绸围巾，脚蹬一双擦得锃亮的带流苏的长筒靴，从大体上看，很像一个富足的商人。他的手很好看，又软和又白，在说话的时候常常抓住自己的上衣纽扣。奥夫谢尼科夫的威严和镇定、机灵和懒散、正直和顽强，常常使我想起彼得大帝时代以前的贵族……他如果穿起古代的无领长袍，那是很相称的。这是旧时代遗留的人物之一。乡邻们都特别敬重他，认为结识他是荣幸的。他的同辈独院地主们对他无比崇拜、毕恭毕敬，因为有他觉得很荣耀。一般说来，在我们这里至今很难说独院地主和庄稼人有什么区别：
他们的家业几乎比庄稼人还差，小牛还没有荞麦高，马勉强活着，马具是绳索做的。奥夫谢尼科夫在总的规律中是个例外，虽然也算不上富有。他和他的妻子住在一所舒适而整洁的小房子里，用的仆人不多，他要他们穿俄国服装，称他们雇工。他们也为他种地。他也不冒充贵族，不装成地主，从来不像通常说的“得意忘形”：
第一遍邀请他入席，他决不就座；有新的客人进来，他一定站起来，可是那态度亲切而庄重、威严。
客人向他行礼不由得把腰弯得更低。奥夫谢尼科夫保持古风不是由于迷信（他的心灵是非常自由的），而是由于习惯。比如，他不喜欢弹簧座的马车，因为他认为并不舒适。
他要么乘坐赛跑马车，要么乘坐带皮垫的漂亮小马车，而且要亲自驾驭他那匹枣红色的良马（他养的全是枣红马）。车夫是一个面颊红红的年轻小伙子，头发剪成圆弧形，穿着淡青色外衣，戴着低低的羊皮帽，腰束皮带，恭恭敬敬地跟他并排坐着。奥夫谢尼科夫在午饭后总要睡一会儿，每到星期六都要洗个澡，读的全是宗教书（而且都要郑重地戴起他那圆形的银框眼镜），每天都早起早睡。不过，他常刮胡子，头发留的是德国式的。他招待客人非常亲切和热诚，但是对客人不卑躬屈膝，不忙活，不把什么干的和腌的都拿出来敬客。“太太！”他也不站起来，只是略微朝她转过头去，慢条斯理地说，“拿点儿什么好吃的招待客人。”他认为出卖粮食是罪过，因为粮食是上帝赐的。在1840年，在大饥荒和粮价飞涨的时候，他把全部储粮分发给附近的地主和庄稼人。
到第二年他们都怀着感激的心情纷纷来归还粮食。乡邻们常常跑到奥夫谢尼科夫这儿来请他评理，为他们调解，差不多都服从他的评判，听从他的劝告。有许多人多亏了他，才完全划清了地界……但是在和女地主们打过两三次交道之后，他就声明，决不参与调解女人之间的任何争端。他不喜欢着急和慌张，不喜欢婆娘们的闲言碎语和“忙乱”。有一次他家不知怎的失了火，一名雇工气急败坏地跑到他房里，叫喊：“失火了！
失火了！”“哎，你叫什么？”奥夫谢尼科夫镇静地说。“把帽子和手杖给我拿来……”他喜欢自己训练马。有一次，一匹比秋格烈性马拉着他飞奔下山，朝峡谷冲去。“哎，行了，行了，你这年幼的小驹儿，你会摔死的呀。”奥夫谢尼科夫和蔼地对它说。一转眼，他就和赛跑马车、坐在他后面的小厮以及那匹马一同飞进峡谷里。幸亏谷底是一堆堆的黄沙。没有人受伤，只是马驹儿的一条腿脱了臼。“哎，你瞧，”奥夫谢尼科夫从地上爬起来，还是用心平气和的语调说，“我对你说过嘛。”他找的妻子也跟他很般配。他的妻子塔吉雅娜·伊丽尼奇娜是一个高个子女人，又庄重，又少言寡语，天天裹着一方棕色绸头巾。她显得很冷峻，但是，不仅没有人说她无情，而且相反，有很多穷人叫她好妈妈和恩人。端正的脸庞、乌黑的大眼睛、薄薄的嘴唇至今还可以证明她当年是一个有名的美人儿。奥夫谢尼科夫没有孩子。
读者已经知道，我是在拉季洛夫家跟他相识的，过了几天，我就到他家去了。他正好在家。他坐在皮制的大安乐椅上，在读经文月书。一只灰猫在他肩膀上打呼噜。他一如往常，又亲热又庄重地招待我。我们聊了起来。“路卡·彼得罗维奇，请您照实说说，”我顺便问道，“以前，在你们那时代，是不是好些？”“我可以对您说：有的地方那时确实好些，”奥夫谢尼科夫回答说，“我们过得更安定，也更富裕些，确实不错……不过还是现在好些。
等您的孩子们长大了，那时候也许会更好。”“路卡·彼得罗维奇，我还以为您会向我夸耀旧时代呢。”“不，我觉得旧时代没有什么可以特别夸耀的。比如，举个例子来说，您现在是地主，是和您的已故的祖父一样的地主，可是您就没有那样的权势了！
再说，您也不是那样的人。我们现在也受别的地主的欺压。
不过，看来这是免不了的。熬来熬去，也许会有好日子过的。是的，我在年轻时看够了的那些事情，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您举个例子说说，有什么事情呢？”“要举例子，还是再说说您祖父吧。他这个人可厉害呢！
他常常欺负我们这班人。您也许知道……自家的地怎么会不知道呢……从契普雷金到马利宁有一块地……现在这块地是你们家种燕麦的……这块地本来是我家的，完完全全是我家的。是您祖父从我家夺去的。
他骑着马出来，用手指了指，说：‘这是我的土地。’——就成了他的了。先父（祝他早升天堂）是一个正直人，也是一个烈性子人，他受不了这口气——谁又甘心丢掉自己的家产呀？
——就向法院告了状。但也只是他一个人告状，别的人都不去告，都害怕。而且还有人去向您祖父告密，说彼得·奥夫谢尼科夫告了您的状，告您霸占他的土地呢……您祖父马上派他的猎师巴乌什带着一伙人来到我家里……他们把我父亲抓起来，带到你们家的领地上。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很小的孩子，光着脚跟着他跑去。您猜怎样？
……他们把他带到你们家窗下，就用棍子打他。您的祖父站在阳台上看，您的祖母坐在窗前，也在看。我父亲就叫喊：‘大娘，玛丽雅·瓦西里耶芙娜，您就可怜可怜我，替我说句话吧！’可是她睬也不睬，只是抬抬身子，好看清楚些。就这样逼着我父亲答应交出土地，还让他感谢放他生还。这样那块地就成了你们家的了。您不妨去问问你们那些庄稼人：
那块地叫什么？那块地就叫棍子地，因为是用棍子夺来的。就因为这样，我们这些小人物对于过去那一套，不会十分留恋。”
我不知怎样回答奥夫谢尼科夫才好，而且不敢抬眼看他的脸。“那时候我们还有一位乡邻，叫斯捷潘·尼克托波里昂内奇·科莫夫。他把我父亲折腾苦了，真是想尽办法折腾人。这人是一个酒鬼，而且喜欢摆酒席，等到他喝得差不多了，用法语说一声‘这很好’，再把嘴唇一舔，就闹哄起来，闹得六神不安！
他派人去请所有的乡邻都到他家里来。他的马车都是现成的，停在门口等你；你要是不去，他立刻亲自闯进来……而且这人有多么怪呀！他清醒的时候不说谎。
可是一喝了酒，就胡吹起来，说他在彼得堡喷泉街上有三座房子：一座是红的，有一个烟囱；一座是黄的，有两个烟囱。
还有一座是蓝的，没有烟囱。说他有三个儿子（其实他还没有结过婚）：
一个在步兵队伍里，一个在骑兵队伍里，还有一个没有当差……又说，每座房子里住着他一个儿子，常到大儿子家里来的是海军将领，常到二儿子家里来的是将军，到三儿子家里来的全是英国人！
说着说着，就站起来，说：‘为我大儿子干杯，他是最孝顺我的！’于是就哭起来。谁要是不举杯祝酒，那就糟了。‘枪毙你！’他说，‘还不许埋葬！……’要不然就跳起来，叫喊：‘大伙儿来跳舞吧，自己快活快活，也让我开开心！’那你就得跳，就是死也得跳。他把自己的农奴家的姑娘们折腾得要死。常常让她们通夜合唱，一直唱到天亮。谁唱的嗓门儿最高，就奖赏谁。如果唱得没了劲儿，他就用手托住头，伤心起来：‘唉，我这无依无靠的孤儿呀！大家都不睬我，好可怜呀！’于是马夫们立刻就给姑娘们鼓劲儿。我父亲也让他喜欢上了。有什么办法呢？
差点儿把我父亲折腾死，本来是会折腾死的，幸亏他自己死了：是他喝醉了从鸽子棚上跌下来摔死的……瞧，以前我们就有这样一些乡邻！”“真是时代大变了！”我说。“是啊，是啊，”奥夫谢尼科夫赞同说，“确实可以说：在旧时代，贵族的日子过得更奢侈些。至于那些达官贵人，更不必说了：
那些人在莫斯科我见得多了。听说，现在那里也没有这样的人了。”“您到过莫斯科吗？”“到过，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我现在七十三岁，去莫斯科是十六岁那一年。”
奥夫谢尼科夫叹了一口气。“您在那里见过一些什么人？”“见过许多达官贵人，各种各样的达官贵人都见过，他们生活阔绰，使人羡慕，使人惊讶。可是没有一个人赶得上已故的伯爵阿列克塞·格里高力耶维奇·奥尔洛夫-契斯敏斯基。我常常见到阿列克塞·格里高力耶维奇。我的叔叔在他家当管家。伯爵家就在卡卢加门附近的沙波洛夫街上。那才是大贵人呢！
那样的风采，那样的雍容大度，是令人不能想象、无法描述的。单是那身材，那威仪，那目光，就非同一般。当你没有认识他，没有接近他的时候，似乎感到害怕，胆怯。
等你接近了，就仿佛太阳把你晒得暖和和的，浑身感到舒服。什么人他都亲自接见，什么他都爱好。比赛时他亲自驾车。
随便同什么人比赛，他从来不是一下子就超越别人，不使人难受、使人泄气，只是到最后才冲到最前面。
而且还亲亲热热，又安慰对手，又称赞对手的马。他养着最好的筋斗鸽。有时他走到院子里，坐到安乐椅上，叫人把鸽子放起来。
四周房顶上都站着仆人，手握猎枪。防备老鹰。伯爵脚下放一个盛水的大银盆，他就在水里看鸽子。许许多多穷人和乞丐靠他过日子……他散了多少钱呀！
他发起怒来，真像雷霆，样子非常可怕，不过没有什么好怕的：一转眼工夫，他就笑了。他一举办宴会，准能叫全莫斯科的人都醉倒！……他这人有多么聪明呀！
土耳其人他也打过呢。他又喜欢角力；从图拉，从哈尔科夫，从坦波夫，从全国各地把大力士请到他家里来。他把谁摔倒了，就奖赏谁。
如果有谁把他摔倒了，他更是重赏厚赠，还要亲吻……还有，就在我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发起一场俄罗斯不曾有过的盛大的猎犬比赛：
他邀请全国各地狩猎者到他家里来，规定了日期，并且给予三个月期限。狩猎者都汇集来了。带来了许许多多猎狗和猎手——哈，千军万马，真是千军万马！
先是大摆宴席，然后出发到城郊去。四面八方的人都涌了来，真是人山人海！……您猜怎么样？……您祖父的狗竟超过了所有的狗。”“是米洛维特卡吧？”我问。“是米洛维特卡，米洛维特卡……于是伯爵就恳求他，说：‘把你的狗卖给我吧，你要多少，给多少。’他说：‘不，伯爵，我不是商人。
没用的破布也不卖，不过为了表示敬意，即使妻子也愿意让出，就是米洛维特卡不能让。’阿列克赛·格里高力耶维奇称赞他，说：‘我很佩服。’您的祖父就用马车把狗带回家了。在米洛维特卡死的时候，奏着音乐为它送葬，把它葬在花园里，坟前还立了一块碑。”“这样看来，阿列克塞·格里高力耶维奇不欺负任何人。”我说。“事情就往往是这样：神越小越难伺候。”“那个巴乌什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呀？”在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我问道。“怎么您听说过米洛维特卡，却没有听说过巴乌什呢？
……这是您祖父的猎师头儿和掌管猎狗的人。您祖父喜欢他不亚于米洛维特卡。他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您祖父不管叫他干什么，立刻就去办，就是爬刀山也行……他一呼唤起猎狗，森林里响起一片呼啸声。他要是一下子发起倔脾气，就跳下马，往地上一躺……猎狗一听不到他的声音，那就完了！
见到新鲜爪印儿不理不睬，任何野物近在眼前也不去追赶了。嘿，您祖父就发火了！‘我不绞死这个无赖，就不活了！我要把这个坏家伙的皮剥下来！
把这个坏蛋千刀万剐！’可是到末了总是叫人去问他需要什么，为什么不呼唤猎狗去追捕野物。巴乌什在这种情形下大都是要喝酒，等到喝过了酒，就站起来，又很带劲地呼唤猎狗了。”“看来，您也喜欢打猎吧，路卡·彼得罗维奇？”“喜欢倒是喜欢……是的。
不过不是现在，现在我的好时候已经过去了，那是在年轻时代……可是您要知道，因为身份不同，那是不舒服的。我们这种人不能跟在贵族后面游荡。是的，我们这班人当中也有人天天醉醺醺的，无所事事，和老爷先生相伴……可是这有什么快活的呀？
……不过是自讨没趣罢了。给你一匹蹩脚的、磕磕绊绊的马；动不动把你的帽子揪下来，丢在地上；有时用鞭子轻轻抽你一下，像打马一样。
你还要始终堆着笑脸，让别人开心。是的，我可以告诉您：身份越低，为人行事越应该谨慎，不然的话，只能自讨侮辱。”“是的，”奥夫谢尼科夫叹了一口气，又说下去，“自从我涉足人世，很多年过去了。现在世道变了，尤其在贵族中间，我看到有很大的变化。地产少的，要么就当差了，要么不住在原地方了。
地产多的，更是非同当年了。这些大地主我看得多了，尤其是在划分地界的时候。我应该告诉您的是，我看着他们，心里就高兴，因为他们现在很随和，很有礼貌了。只是有一点使我吃惊：
他们知识渊博，说起话来头头是道，令人口服心服，可是对于实际事情却一窍不通，连自己的利益是否受损都一无所知，他们的农奴管家想怎样捉弄他们就怎样捉弄。您也许认识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科罗廖夫吧？
这可是一个像样的贵族：人又漂亮，又有钱，上过大学，好像还出过国，说话有条有理，举止持重，见了我们这些人都握手。您认识吧？
……好，那就听我说说。上个礼拜，我们应经纪人尼基佛尔·伊里奇的约请，到别廖佐夫村去聚会。经纪人尼基佛尔·伊里奇对我们说：‘诸位先生，必须划分地界了。
我们这地区落后于其他地区，这是可耻的。现在咱们就着手吧。’于是就着手划分地界。照例商量、争吵起来，我们的代理人发起脾气。第一个吵闹的却是波尔菲利·奥夫钦尼科夫……而且这人又为什么吵闹呀？
……他自己连一寸地也没有，他是受哥哥委托来办理此事的。他叫嚷：‘不行！你们别想糊弄我！不行，你们看错人了！把地图拿来！
把土地丈量员给我叫来，叫这个坏蛋到这儿来！’‘您究竟要怎样？’‘没有这样的傻瓜！哼！你们以为，我会马上把我的想法抖搂出来吗？……休想！
你们还是把地图拿来，就这样！’于是他用手在地图上直敲。玛尔法·德米特列芙娜听了他的话非常难受，大声说：‘您怎么敢败坏我的名声？’他说：‘把你的名声给我的栗色母马都不要。’给他喝了些马德拉酒，好不容易使他不吵了。他不吵了，别人又吵起来。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科罗廖夫在角落里，这位老兄咬着手杖的头儿，只是不住地摇头。我觉得难为情，难受得很，真想跑出去。他对我们会怎样想呢？
一看，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已经站了起来，做出要说话的样子。经纪人连忙说：‘诸位，诸位，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想说话了。’不能不给贵族一点儿面子，大家都不说话了。于是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开口说话了，他说：
我们似乎都忘记了我们是为什么汇集到这里来的；虽然划分地界对地主是有利的，是必须做的，但实质上究竟为什么呢？
——为的是有利于庄稼人，让他们耕种方便，负担得起赋役。
要不然像现在这样，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地，常常跑到五俄里之外去耕种，而且要处罚也不可能。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随后又说，不关心庄稼人的利益是地主的罪过，如果好好想想的话，就明白，他们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
他们好，我们也好，他们不好，我们也不好……所以，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争吵不休，是罪过，是不明智的……他说了又说，说了又说……而且说得有多么好呀！
句句说到人的心坎里……贵族们一个个垂着头；我真的差点儿流出眼泪。说实在的，连古书里也没有这样的话……可是结果又怎样呢？
他自己的四俄亩苔藓沼地不肯让出，也不愿意卖。他说：‘我要叫人把这块沼地的水排干，在这里建一座改良的制呢厂。我已经选定这块地方，我在这方面有自己的打算……’如果真是这样，那倒不错，可是实际上只是因为他的乡邻安东·卡拉西科夫舍不得给他的管家一百卢布的钞票罢了。我们就这样散了，什么事也没有办成。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至今还认为自己是对的，一直还在谈制呢厂的事，可是并不叫人着手排水。”“他怎样经营自己的产业呢？”“一直在推行新办法。庄稼人并不说好——不过不能听他们的。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的做法是好的。”“这是怎么啦，路卡·彼得罗维奇？我还以为您是守旧的呢。”“我呀，是另一回事儿。我不是贵族也不是地主。我的家业算什么？……我又没有别的本事。能够做到合理合法，那就谢天谢地了！
年轻的先生们不喜欢旧的一套，我说他们很好……是应该动动脑筋了。只是有一点很糟糕：
年轻的先生们太不踏实了。拿庄稼人当木偶，转来转去，玩坏了，就丢开了。于是农奴出身的管家或者德国管事就又把庄稼人抓在掌心里了。哪怕有一个年轻先生做出个样子，让人看看：
就应该这样经营……那也好呀！到头来这会怎样呢？难道我就这样死去，看不到新的局面了吗？……这是什么怪事呀？老的一套完了，新的一套就是生不出来！”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奥夫谢尼科夫。他回头看了看，坐得离我更近些，小声说下去：“您听说过瓦西里·尼古拉伊奇·刘波兹沃诺夫的事吗？”“没有，没听说过。”“请您说说看，这是何等怪事？
我真不懂。这是他那些庄稼人说给我听的，可是我不明白他们说的是怎么一回事儿。您知道，他是一个年轻人，不久以前继承了母亲的遗产。于是他来到自己的领地上。庄稼人一齐来看自己的主人，瓦西里·尼古拉伊奇出来迎他们。庄稼人一看，觉得好奇怪，这位老爷穿着棉毛裤子，像个车夫，脚穿滚边的靴子。
穿的衬衫是红的，上衣也是像车夫一样的；留着大胡子，头上的帽子怪模怪样，一张脸也是怪里怪气，醉也不是醉，可是精神也不是很正常。他说：‘哥儿们，你们好！
愿上帝保佑你们。’庄稼人向他鞠躬，可是都不说话，因为都有些胆怯。他好像也胆怯，他对他们讲起话来。他说：‘我是俄国人，你们也是俄国人。
俄国的一切我都喜欢……我的灵魂是俄国的，心也是俄国的……’他突然发出号令：‘来，孩儿们，来唱一支俄罗斯民歌吧！’庄稼人两腿打起哆嗦，完全愣住了。只有一个大胆的唱起来，可是也立刻蹲到地上，躲到别人背后去了……我们这里确实也有一些地主，一切都毫无顾忌，是地道的浪荡鬼，穿得像车夫一样，又跳舞，又弹六弦琴，跟仆人一起唱歌，喝酒，跟庄稼人一起大吃大喝。
可是，奇怪的是，这位瓦西里·尼古拉伊奇却像一位闺房小姐，总是读书或者写字，要不然就唱赞美歌，不跟任何人谈话，怕见生人，只知道在花园里散步，好像很苦闷或者忧愁。原来的管家在开头一些日子里害怕得不得了。
在瓦西里·尼古拉伊奇要来之前，他跑到一户户庄稼人家里，向一个个庄稼人鞠躬行礼——显然他心里有鬼，自知不妙！庄稼人也觉得有了希望，心想：‘伙计，你休想逃脱！
这一下要治治你了；你做坏事已经做到头了，你这刻薄鬼！……’可是结果呀——我该怎样对您说呢？连上帝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瓦西里·尼古拉伊奇把他叫了来，对他说话，可是自己倒脸红了，而且连呼吸也很急促：‘你办事千万要公正，不能欺压任何人，你听见吗？’而且从此以后再也不叫他来了！
他住在自己的领地上，像个陌生人一样。这样一来，管家就放心了，庄稼人倒是不敢到瓦西里·尼古拉伊奇那里去了，因为他们害怕。还有令人奇怪的呢：
这位老爷对他们鞠躬行礼，和蔼可亲地望着他们，他们反而吓得打哆嗦。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呀，先生，您倒说说看！……是不是我老了，糊涂了——我真不懂。”
我回答奥夫谢尼科夫说，这位刘波兹沃诺夫先生大概是有病。“有什么病呀！别看他年轻，身子都圆滚滚的了，一张脸也是肉嘟嘟的……不过，天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呀！”奥夫谢尼科夫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哦，不谈贵族了，”我说，“路卡·彼得罗维奇，您能不能对我说说独院地主的什么事儿呢？”“不，恕我不说吧，”他急忙说，“是的……也应该对您说说……不过，说什么呀！（奥夫谢尼科夫把手一挥）咱们还是喝茶吧……等于庄稼人，确实等于庄稼人。
不过，说实话，我们这些人又能怎样呢？”
他不做声了。端上茶来。塔吉雅娜·伊里尼奇娜站起来，坐到离我们近些的地方。在这天晚上，她有几次悄没声地走出去，又悄没声地走回来。这时房里肃静无声。奥夫谢尼科夫庄重地、慢条斯理地一杯接一杯喝茶。“米佳今天来过了。”塔吉雅娜·伊里尼奇娜小声说。
奥夫谢尼科夫皱起眉头。“他来干什么？”“来赔小心。”
奥夫谢尼科夫摇摇头。“唉，您瞧瞧吧！”他转脸对着我，继续说下去，“对这些亲戚有什么办法呀？又不能不睬他们……这不是，上帝也赐给我一个侄儿。这孩子又聪明，又伶俐，这是没有话说的。
学识也很好，不过我看，他不会有什么出息。他当过差，后来辞职不干了，说是得不到升迁……他难道是贵族吗？
就是贵族，也不会立刻就当上将军。这么一来，他现在就无事可干了……这倒也算不了什么，可是谁知他竟当上了讼棍！
给庄稼人写状子，写呈子，给乡警们出点子，揭发土地丈量员，常常进出酒店，结交一班市侩和旅馆老板。这不是很危险吗？
区警察局和县警察局长警告过他不止一次了。幸亏他会打诨说笑，逗得他们捧腹，可是过后又给他们找麻烦……唉，够了，他是不是还坐在你那小屋子里呀？”他转身对妻子说，“我了解你嘛：你是慈悲心肠，总是要袒护他的。”
塔吉雅娜·伊里尼奇娜低下头，笑了笑，脸也红了一下。“嗯，果然不错，”奥夫谢尼科夫说下去，“你呀，就知道宠他！好啦，叫他进来——那就这样吧，看在贵客面上，我饶恕这个蠢东西……叫他来吧，叫他来吧……”
塔吉雅娜·伊里尼奇娜走到门口，叫了一声：“米佳！”
米佳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高高的，身材挺拔，一头鬈发。他走进房来，一看到我，就在门口站下来。他穿的衣服是德国式的，但单是肩上那大得很不相称的皱褶就明显地证明这衣服不光是俄国人裁的，也是俄国人缝的。“哦，过来吧，过来吧，”老头子说，“怎么难为情啦？你要谢谢婶婶：
她给你说过情了……来，伙计，我来介绍一下，”他指着米佳说，“这是我的亲侄儿，可是我怎么也管不好他。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我们互相鞠了个躬）你就说说，你在那儿弄了些什么名堂？他们为什么告你，你说说吧。”
米佳显然不愿意当着我的面表白和申辩。“以后再说吧，叔叔。”他讷讷地说。“不，不能以后，现在就说。”老头子又说，“你呀，我知道，你是在这位地主先生面前觉得难为情。这倒是好些，那你就痛说前非吧。说吧，说吧……我们来听听。”“我没有什么好难为情的，”米佳很起劲地说起来，并且摇晃了一下脑袋。“叔叔，您自己想想看。列舍济洛夫的几个独院地主来找我，说：‘老弟，替我们说说话吧。’我问：‘怎么一回事儿？’‘是这样：我们的粮仓好好儿的，就是说，好得不能再好了；忽然有一个当官的来到我们这儿，说是奉命来检查粮仓的。他检查过之后，就说：
你们的粮仓乱七八糟，太不像样子，我一定要报告上级。我们问：哪些地方不像样子？他说：我心里有数就是了……我们就凑在一起，商量了一个主意：
拿出一些钱，把这个当官的打发打发。可是普罗霍勒奇老头子却不赞成，他说：这样只能使他们这班人贪得无厌。说到底，这有什么呢？难道我们就没有说话的地方吗？
……我们就听了老头子的话。那个当官的就火了，送了呈子，打了报告。现在就是传我们到庭了。’我问：‘你们的粮仓确实好好儿的吗？
’‘上帝作证，确实好好儿的，储存的粮食数量也是合法的……’我说：‘那你们没有什么好怕的。’我于是给他们写了状子……现在还不知道谁输谁赢……至于为什么有人因为这事到您这儿来告我，说我的坏话，那这是很明显的：
不论什么人，自己的衬衫总是离自己的肉更近呀。”“不论什么人都是这样，不过，你显然不是这样，”老头子小声说，“哦，你和舒托洛莫夫的庄稼人在那儿搞的是什么名堂？”“您怎么知道的？”“我当然知道。”“这事儿我做得也不错——您还是想想看。舒托洛莫夫的庄稼人的乡邻别斯潘金种了他们的四俄亩地。他说，那地是他的。舒托洛莫夫的庄稼人还担负着代役租，他们的地主到国外去了，您想想看，有谁为他们说话呢？
可是那块地毫无疑问是他们的，一向就是他们承租的。于是他们来找我，说：给我们写一张状子吧。我就写了。别斯潘金知道了，就恐吓我，说：‘我要把米佳这家伙的后胯骨从大腿里面抽出来，要不然就把他的脑袋从肩膀上卸下来……’那咱们就瞧瞧，他怎样来卸。至今我的脑袋还好好儿的呢。”“哼，别吹牛：你的脑袋免不了要遭殃，”老头子说，“你这人完全疯了！”“怎么，叔叔，不是您自己对我说过……”“我知道，知道你要对我说什么，”奥夫谢尼科夫打断他的话，说，“是的，为人应当有正气，应该帮助他人。有时候，还应该毫不怜惜自己……可是你难道一直是这样做的吗？
不是常常有人请你上酒店吗？不是请你喝酒，向你鞠躬，说：‘德米特里·阿列克塞伊奇，好先生，帮帮忙吧，我们一定酬谢您，’于是把一个银卢布或者一张五卢布钞票悄悄塞给你吗？嗯？不是吗？你说说，是不是呀？”“这确实是我的错，”米佳低下头说，“不过我不拿穷人的钱，不违背良心。”“现在你不拿，等你困难了，就要拿了。不违背良心……哼，你呀！就好像你所维护的都是十全十美的好人！……可是你忘记鲍尔卡·别列霍多夫了吧？……是谁为他奔走的？
是谁庇护他的？嗯？”“别列霍多夫是自作自受，的确……”“他挪用公款……这不是小事！”“不过，叔叔，您想想看：他又穷，又有一大家人……”“穷，穷……他是一个酒鬼，一个赌徒——就是这么一回事儿！”“他是因为痛苦，才喝上酒的。”米佳放低了声音说。“因为痛苦！哼，你既然有这样一副热心肠，就应该帮助他，而不是跟这个酒鬼一起上酒店。至于他会花言巧语，哼，那有什么稀罕的！”“他这人是再好不过的……”“在你看来都是很好的……哦，怎么样，”奥夫谢尼科夫转身对妻子说，“给他送去了吗……哦，就在那儿，你知道的……”
塔吉雅娜·伊里尼奇娜点了点头。“你这几天哪儿去啦？”老头子又说起来。“在城里。”“大概一直在玩台球，再喝喝茶，弹弹吉他，跑跑衙门，在后面房里写写状子，跟商人子弟混混，是这样吗？……你说说！”“就算这样吧，”米佳笑着说，“哎呀！差点儿忘了：安东·巴尔菲内奇·冯济科夫请您星期天到他家去吃饭呢。”“我不到这个大肚子家去。给你吃的鱼是值一百卢布的，放的油却是有哈喇味的。永远别睬他！”“哦，我还碰见菲多西娅·米海洛芙娜呢。”“哪一个菲多西娅？”“就是地主加尔宾钦科家里的，这个加尔宾钦科买了米库里诺村的产业。菲多西娅原是米库里诺村的。她在莫斯科做裁缝，担负着代役租，租金按时交纳，每年一百八十二个半卢布……她很能干，在莫斯科找她做活儿的人很多。可是现在加尔宾钦科把她叫了回来，让她留在这儿，也不派她什么事情。她很想赎身，而且也对老爷说过，可是他不作任何决定。叔叔，您跟加尔宾钦科熟识，是不是可以替她说句话？
……菲多西娅愿意出重价赎身。”“不是用你的钱吧？是不是呀？那好吧，我去对他说说，对他说说。不过我不知道，”老头子带着不满意的脸色说下去，“这个加尔宾钦科是一个刻薄鬼：
他收购期票，放高利贷，竞买土地……是谁把他弄到我们这地方来的呀？唉，这些外来人真够受呀！跟他打交道，别想很快得到什么结果。不过，试试看吧。”“叔叔，您帮帮忙吧。”“好的，我帮这个忙。不过你要小心，千万小心！好啦，好啦，不要表白了……行了，行了！……不过以后要当心，不然的话，真的，米佳，你会倒霉的，真要遭殃的。我不能老是为你担风险……我又不是有权有势的人。好啦，现在你去吧。”
米佳出去了。塔吉雅娜·伊里尼奇娜也跟着他走了出去。“给他弄点儿茶喝，好心肠的太太。”奥夫谢尼科夫在她后面叫道。“这小子不蠢，”他继续说，“心肠也是好的，只是我很为他担心……不过，对不起，老是说这些小事，让您耽搁这么久。”
通前厅的门开了。走进来一个人，矮矮的个头儿，头发斑白，身穿丝绒上衣。“哦，弗兰茨·伊凡内奇！”奥夫谢尼科夫叫起来，“您好！近来一切得意吗？”
亲爱的读者，让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位先生。
弗兰茨·伊凡内奇·莱恩是我的乡邻，是奥廖尔的一个地主，通过不完全正常的途径获得俄罗斯贵族的荣誉称号。他生于奥尔良，父母都是法国人，他跟着拿破仑来侵略俄国，充当鼓手。开头一切十分顺利，这位法国人也昂着头走进莫斯科。但是在回去的路上，可怜的莱恩先生冻得半死，鼓也没有了，结果落到斯摩棱斯克的庄稼人手里。庄稼人把他在空荡荡的缩绒厂里关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把他带到堤坝边一个冰窟窿跟前，就请这位大军的鼓手赏个面子，就是说，请他钻到冰下去。莱恩先生无法领受他们的盛情，就用法语恳求斯摩棱斯克的庄稼人放他回奥尔良去。他说，诸位先生，那儿有我的“慈爱的母亲”
。但是庄稼人也许因为不知道奥尔良城的地理位置，还是请他顺着弯弯曲曲的格尼洛捷尔河往下游，去作水底旅行，而且已经在轻轻地推着他的颈椎骨和脊椎骨给他加劲儿，这时忽然听到马铃声，使莱恩说不出的高兴，只见一副老大的雪橇上了堤坝，那雪橇后座高高的，铺着花花绿绿的毛毯，前面套着三匹黄褐色的维亚特马。雪橇上坐着一位地主，又肥又胖，红光满面，穿着狼皮大衣。“你们在那儿干什么？”他问庄稼人。“我们要把法国佬放到河里去，老爷。”“哦！”地主淡淡地应了一声，就转过脸去。“先生！先生！”可怜的法国佬叫了起来。“哼，哼！”那穿狼皮大衣的人带着责难的口气说起话来，“该死的东西，跟着拿破仑的大军侵略俄国，烧掉了莫斯科，偷掉了伊凡大帝钟楼上的十字架，现在却叫起先生，先生！现在连尾巴都夹起来了！这也是活该……走吧，菲尔卡！”
马又走动了。“哦，不过，停一下！”地主又说……“喂，你这位先生，懂音乐吗？”“救救我，救救我吧，仁慈的先生！”莱恩反复说。“瞧这个落后的小民族！没有一个懂俄语的！缪济克，缪济克，萨外……缪济克……乌？萨外？喂，你说呀？康普伦乃？萨外……缪济克……乌？钢琴……茹艾……萨外？”
莱恩终于听懂了地主的意思，就点点头表示肯定。“是的，先生，是的，是的，我是音乐家；不管什么乐器我都会！是的，先生……救救我吧，先生！”“嘿，算你好运气，”地主回答说……“伙计们，放了他吧；我给你们二十戈比买酒喝。”“谢谢，老爷，谢谢。请您带他去吧。”
让莱恩上了雪橇。他高兴得透不过气来，又哭，又打战，又鞠躬，向地主、车夫、庄稼人道谢。他身上只有一件有粉红色带子的绿色绒衣，天又冷得厉害。地主一声不响地看了看他那冻得发青、发僵的肢体，就把这不幸的人裹到自己的大衣里，把他带回家去。仆人们一齐跑过来，急忙给法国人生火取暖，让他吃了饭，穿起衣服。地主就把他带到他的女儿们那里去。“孩子们，这不是，”他对她们说，“给你们找到一位教师了。你们一直缠着我给你们找人教音乐和法语。这不是，给你们找来了法国人，又是会弹钢琴的……来吧，先生，”他说着，指了指一架破旧的钢琴，那是五年前他向一个卖香水的犹太人买的，“把你的本事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吧：弹吧！”
莱恩战战兢兢地坐到椅子上，他生来还没有摸过钢琴。“弹吧，弹吧！”地主又说。
这可怜的人像敲鼓一样拼命敲打着键盘，胡乱弹了起来……“当时我一直在想，”他后来对别人说，“我的救命恩人一定会抓住我的衣领，把我赶出门去。”可是，使这位被迫的即兴演奏家大吃一惊的是，地主听了一会儿之后，带着赞许的神气拍了拍他的肩膀。“很好，很好，”地主说，“我看出来，你很有两下子。
现在你去休息一会儿吧。”
过了两个多星期，莱恩就从这个地主家转到另一个地主家。这人又有钱又有学识，很喜欢莱恩那愉快而和善的性情，就把养女许配给他。他任了职，成了贵族，后来又把自己的女儿许配奥廖尔的地主洛贝萨尼耶夫——一个退伍的龙骑兵和诗人，于是他也迁到奥廖尔来了。
就是这个莱恩，或者如现在称呼的弗兰茨·伊凡内奇，在我在座的时候走进奥夫谢尼科夫的房里来，他们是常来常往的好朋友……
不过，也许读者陪我在奥夫谢尼科夫家里已经坐厌了，所以我就不再饶舌了。
4.别任草地
这是七月里一个晴朗的日子，这样的日子只有在天气长期稳定的时候才有。从清早起天空就是明朗的。
朝霞不是像火一样燃烧，而是泛着柔和的红晕。太阳——不是像炎热的旱天那样火红、火辣辣的，不是像暴风雨前那样的暗红色，而是明媚的、灿烂可爱的——在一片狭长的云彩下冉冉升起，迸射出明丽的光辉，随即进入淡紫色的云雾中。长长的云彩上部那细细的边儿亮闪闪的，像弯弯曲曲的蛇，那光彩好像刚刚出炉的银子……可是，瞧，那亮闪闪的光芒又迸射出来——于是一轮巨大的光球又愉快、又雄壮、像飞腾似的升上来。中午前后常常出现许许多多圆圆的、高高的云朵，灰色中夹杂着金黄色，镶着柔和的白边儿，像无数小岛，散布在泛滥无边的河上，周围绕着一条条清澈的、蓝湛湛的支流，这些云朵几乎一动也不动。
远处，靠近天际的地方，许多云朵互相靠拢着，拥挤着，云朵与云朵之间的蓝天已经看不见了。
但是那一朵朵云彩也像天空一样蓝，因为这些云彩也渗透了光和热。天际的颜色淡淡的，紫蒙蒙的，一整天都没有什么变化，而且四周围都是一样，哪里也不阴沉，哪里也没有雷雨的迹象。
只是有的地方从上到下挂起淡蓝色的长幡：那是飘洒蒙蒙细雨。到傍晚，这些云彩渐渐消失；那最后一批云朵，黑黑的，烟雾蒙蒙的，经落日一照，宛若一球一球的玫瑰。
在太阳像升起时那样静静地落下去的地方，血红的余晖在暗下来的大地上空停留了不大一会儿，金星就像有人小心端着的蜡烛一样轻轻颤动着在那儿闪耀起来。在这样的日子里，一切色彩都很柔和。
浅淡，而不是浓艳；一切都带有亲切感人的意味。在这样的日子里，有时也热得厉害，有时在坡地上甚至像在蒸笼里一样。
但是风会把积攒起来的热气吹散、赶走，而一股股旋风——那是天气稳定时必定常常出现的——也会像一根根高高的白柱，在大路上游荡，穿过一块块耕地。干爽而清净的空气带有野蒿、割倒的黑麦和荞麦的气味，甚至在入夜前一小时还感觉不到一点潮气。这种天气正是庄稼人收割庄稼时所盼望的……
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有一次到图拉省契伦县去打松鸡。我找到并且也打到很多野味。
装得满满的猎袋勒得我的肩膀非常难受，然而等到我终于下决心回家的时候，晚霞已经消失，寒冷的阴影在虽然已经有夕阳残照但还明亮的空中开始变浓，开始扩展了。我快步穿过长长的一大片灌木丛，爬上一座小山包，看到的不是我意料中右面有橡树小林、远处有一座矮矮的白色教堂的那片熟悉的平原，却是我不熟悉的另外一片地方。我的脚下有一条狭窄的山谷伸展开去，正对面是一片茂密的山杨树林，像陡壁似的矗立着。我大惑不解地站下来，往四下里打量了一下……“哎呀，”我心想，“我完全走错了，太偏右了。”我一面因为自己走错感到惊讶，一面迅速走下山包。我立刻被笼罩在令人不快的、动也不动的潮气中，好像进了地窖。
谷底的茂密的青草全都湿漉漉的，呈现一片白色，像平平的桌布，走在上面有点儿可怕。我急忙爬上另一面坡，向左拐弯，贴着山杨树林走去。蝙蝠已经在入睡的山杨树顶上来来回回飞着，在苍茫的天空神秘地盘旋着，颤动着。一只迟归的小鹰敏捷地、直直地在高空中飞过，赶回自己的窝里。“我只要走到那一头，”我心想，“马上就有路了，可是我已经走了一俄里左右的冤枉路！”
我终于走到了树林的那一头，可是这里什么路也没有。我面前是一大片一大片不曾砍过的矮矮的灌木丛，再往前，可以远远地看到一片空旷的田野。我又站了下来。“怎么有这样的怪事？
……我这是在什么地方？”我就回想这一天是怎么走的，往哪儿走的……“哈！这不是巴拉欣灌木林吗！”最后我叫起来，“就是的！那大概就是辛杰耶夫小树林……可我这是怎么走到这儿来了？走得这么远？……真奇怪！现在又得往右走了。”
我就朝右走，穿过灌木林。这时候夜色像大片阴云似的越来越迫近，越来越浓了。
仿佛随着夜雾的升起，黑暗也从四面八方升起，甚至也从高处往下流泻。我发现一条没有走成路的、长满草的小道，我就顺着小道走去，一面留心向前面注视着。四周围很快地黑下来，静下来，只有鹌鹑偶尔叫两声。有一只不大的夜鸟舒展着柔软的翅膀，悄没声息地、低低地飞着，几乎撞到我身上，便惊慌地朝一旁飞去。我出了灌木林，来到田野上，顺着田垄走去。我已经很难分辨稍微远些的东西。四周田野白茫茫一片。
再远处，出现阴沉沉的黑暗，一大团一大团地渐渐迫近前来。我的脚步在动也不动的空气中发出低沉的声音。暗淡下来的天空又变蓝了，不过这已经是夜晚的蓝。星星在天上闪烁、颤动起来。
我先前认为是小树林的，原来是一个黑黑的、圆圆的山包。“究竟我这是在哪儿呀？”我又出声地自问了一遍，并且第三次站了下来，用询问的神气看了看我的英国种黄斑花狗季安卡，因为狗在所有四条腿动物中肯定是最聪明的。但是这最聪明的四条腿动物只是摇摇尾巴，泄气地眨巴了几下疲倦的眼睛，并没有给我出什么切实可行的主意。我面对着狗感到惭愧起来，于是我拼命朝前走去，就好像我恍然大悟，知道该往哪儿走了。我绕过山包，来到一块不很深的、周围都翻耕过的凹地里。我立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这凹地形状像一口几乎完全合格的铁锅，锅边缓缓倾斜，底部矗立着几块很大的白石头——仿佛它们是爬到这儿来开秘密会议似的——这里是如此寂寥，如此僻静，这儿的天空如此单调，如此凄凉，使我的心紧缩起来。有一只小野兽在石头中间有气无力地、痛苦地尖叫了一声。我急忙回过头爬上山包。在这之前我一直抱着希望，满以为能找到回家的路。
这时我才认定完全迷了路，再也不想去辨认几乎已经完全沉浸在黑暗中的附近一些地方，只管一直往前走，借着星光，走到哪儿算哪儿……我吃力地拖着两条腿，就这样走了半个钟头左右。似乎我有生以来没有到过这样荒凉的地方：
不论哪里，没有一星火光，没有一点响声。走过一个慢坡的山冈又是一个，走过一片田野还是没有尽头的田野，一丛丛灌木仿佛突然从地里冒出来，竖立在我的鼻子前面。我走着走着，已经打算在什么地方躺下来，等天亮再说，这时突然来到一处悬崖边，往下看深不见底。
我急忙缩回已经跨出去的一只脚，透过朦胧的夜色，看到下方远处有一片大平原。一条大河从我脚下成半圆形延伸开去，围绕住这片平原。
河水那钢铁般的反光有时隐隐约约闪烁一阵，显示河水的流向。我所站的山冈突然低落，形成几乎垂直的悬崖。
山冈的巨大轮廓黑的，在苍茫的夜空中显得非常突出，就在我的脚下，在这座悬崖与平原形成的角落里，在流到此处便像一面黑镜子似的一动不动的大河边，在陡峭的山脚下，有相互靠近的两堆火迸射着红红的火焰，冒着烟。火堆周围人影幢幢，有时清清楚楚映照出一个小小的、鬈发的头的前半面……
我终于弄清了我来到什么地方。这片草地叫别任草地，在我们这一带是有名的……但是要回家已经不可能了，尤其是在夜里。
两腿已经累得发软了。我拿定主意要到火堆跟前去，跟那些人在一起，等到天亮。
我把那些人当成牲口贩子。我平平安安地来到下面，但我还没有放开我抓住的最后一根树枝，就有两条老大的长毛白狗恶狠狠地叫着向我猛扑过来。火堆旁响起清脆的孩子声，有两三个孩子很快地站起来。我回答了他们的大声诘问。他们跑到我跟前，立刻把特别对我的季安卡的出现感到惊讶的两条狗唤回去，我也走到他们跟前。
我把坐在火堆周围的人当成牲口贩子，弄错了。这不过是附近村子里几个农家孩子，看守马群的。在我们这地方，到夏天天热的时候，就把马赶出去过夜，在田野上吃草，因为白天总是有苍蝇和牛虻叮咬。在日落之前把马群赶出来，到天亮时赶回去——是农家孩子们的一大乐事。他们光着头，穿着旧皮袄，骑着动作最利落的驽马飞跑，快快活活地叫着，吆喝着，悠荡着胳膊和腿，高高地颠动着，高声笑着。轻微的尘埃像黄黄的柱子似的竖起来，顺着大路奔驰。
整齐的马蹄声远远地传开去，一匹匹马竖起耳朵跑着；打头的往往是一匹长鬃枣红马，竖着尾巴，不停地倒换着四蹄，凌乱的鬃毛上带着牛蒡种子。
我对孩子们说过我是迷了路的，就挨着他们坐下来。他们问过我是从哪儿来的，沉默了一下，就往旁边让了让。我们聊了不大的一会儿。我就躺到一丛被吃光了叶子的灌木底下，朝周围打量起来。这景象是很美妙的：
火堆周围有一个圆圆的、红红的光圈在颤动着，仿佛碰到黑暗要停下来；火熊熊燃烧着，有时向光圈以外投射急速的闪光；细细的光舌有时舔舔光秃的柳枝，一下子又消失。
尖尖的、长长的黑影有时也闯进来一刹那，而且一直跑到火堆上：
这是黑暗和光明在搏斗。有时候，在火势较弱的光圈缩小的时候，从涌上来的黑暗中会突然露出一个长着弯弯的白鼻梁的枣红色马头或者一个纯白色马头，留神地、呆呆地向我们望着，迅速地嚼着长长的青草，接着又低下头去，立刻不见了。只能听到继续咀嚼和打响鼻的声音。在亮处很难看清黑暗中的情形，所以附近的一切都好像遮上一层几乎是黑色的帷幕。
然而可以看到接近天际的远处的山冈和树林像长长的、模模糊糊的黑点儿。黑暗而晴朗的天空带着神秘的磅礴气势高高地悬在我们顶上，又庄严，又雄伟。吮吸着这种特殊的、醉人的清新气息——俄罗斯夏夜的气息，胸中快活得连气也顾不得喘了。四周围几乎听不见一点儿响声……只是旁边的河里偶尔突然响起大鱼拍溅水的声音，岸边的芦苇有时被涌来的波浪微微冲动，发出轻轻的沙沙声……只有两堆火轻轻的毕剥响着。
孩子们坐在火堆周围；本来想把我吃掉的两条狗也坐在这儿。它们有好一阵子不能容忍我在场，无精打采地眯着眼睛，斜睨着火堆，有时带着非同一般的自尊感呜噜几声。
先是呜噜，后来就轻声尖叫，似乎很惋惜自己的意图不能实现。孩子共有五个：
菲佳、巴夫路沙、伊柳沙、科斯佳和瓦尼亚。我是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他们的名字的，现在我就把他们介绍给读者。
第一个，最大的，就是菲佳，看样子有十四岁。这是一个身材匀称的男孩子，相貌漂亮，五官清秀而有些小巧，一头淡黄色鬈发，明亮的眼睛，总是在笑，那笑一半是愉快，一半是漫不经心。从各方面看来，他是属于富裕家庭的，到田野来不是有什么必要，只是为了开心。他穿着一件镶黄边的印花布衬衫，那窄窄的肩膀上披一件不大的新上衣，勉勉强强披得住，浅蓝色腰带上挂一把小梳子。他那双浅筒靴肯定是自己的，不是父亲的。第二个孩子巴夫路沙头发黑黑的，乱蓬蓬的，眼睛是灰色的，颧骨宽宽的，脸色苍白，还有一些麻子，嘴巴很大，但是很端正，头老大，如常言说的，像啤酒锅，身子矮墩墩的，很不匀称。这孩子并不好看——这是不用说的！
——然而我还是很喜欢他：他显得非常聪明和率直，而且声音中流露出刚强。他的衣着说不上好：不过是普通麻布衬衫和打补丁的裤子。第三个是伊柳沙，相貌很平常：
勾鼻子，长脸，眼睛眯眯的，脸上流露出一种迟钝的、病态的忧虑神气。
那闭得紧紧的嘴唇一动也不动，紧蹙的眉头从不舒展——他好像因为怕火一直眯着眼睛。他那黄黄的、几乎是白色的头发一小绺一小绺地从小毡帽底下往外翘着，他时不时地用两手把小毡帽往耳朵上拉一拉。他穿着新的树皮鞋，裹着包脚布。一根粗绳子在腰上绕了三圈，紧紧勒着他那整洁的黑色长袍。看样子，他和巴夫路沙都不出十二岁。第四个是科斯佳，是一个十岁上下的孩子，他那沉思和悲伤的眼神引起我的好奇。他的脸不大，瘦瘦的，而且有雀斑，下巴尖尖的，像松鼠一样。
嘴巴小得几乎看不出；然而那双乌黑的、水灵灵的大眼睛给人奇怪的印象：
这双眼睛似乎想说嘴巴（至少他的嘴巴）说不出的话。他的个头儿小小的，体格孱弱，衣着寒碜。最后一个孩子是瓦尼亚，我起初竟没有注意到他：
他躺在地上，老老实实地蜷缩在一张疙疙瘩瘩的粗席子底下，只是偶尔从席子底下露一露他那淡褐色鬈发的头。这孩子不过七岁。
我就这样一直躺在旁边的一丛灌木下打量着孩子们。有一堆火上支着一口不大的铁锅，锅里煮的是土豆。巴夫路沙照看着，跪在地上，用一根木片往翻滚的水里扎。菲佳躺着，用胳膊肘支着头，敞着衣襟。伊柳沙坐在科斯佳旁边，仍然那样使劲眯着眼睛。科斯佳微微低着头，望着远处什么地方。瓦尼亚在自己的席子底下一动不动。我装作睡着了。孩子们渐渐又谈了起来。
开头他们闲聊，东扯西拉，谈明天要干的活儿，谈马。可是突然菲佳转向伊柳沙，似乎接起打断的话头，问道：“喂，你怎么，真的见过家神吗？”“不，我没有看见过，家神是看不见的，”伊柳沙用沙哑的、有气无力的声音回答说，这声音和他脸上的表情十分相称，“可是我听见过……而且不止我一个人听见。”“他待在你们那儿什么地方？”巴夫路沙问。“在原来的打浆房里。”“怎么，你们常常去造纸厂吗？”“当然啦，常常去。我和哥哥阿夫九什卡是磨纸工嘛。”“噢呀，还是工人呢！……”“哦，那你是怎样听见的呢？”菲佳问。“是这样的。有一次我和哥哥阿夫九什卡，和米海耶夫村的菲多尔、斜眼伊凡什卡、红冈的另一个伊凡什卡，还有苏霍路科夫家的伊凡什卡，还有另外几个人，都在那儿。
我们一共有十来个人，一个班的人都齐了；而且还得在打浆房里过夜，本来用不着在那儿过夜，可是监工纳扎罗夫不许我们走，他说：‘伙计们，你们回家干啥呀。
明天活儿很多，伙计们，你们就不要回去了。’我们就留下来，一起躺下来，阿夫九什卡说起话来，他说：‘伙计们，家神来了怎么办？
……’阿夫九什卡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就有人在我们上面走动起来；我们就躺在下面，他就在上面，在水轮旁边走着。我们听见：
他在走呢，踩得木板一弯一弯的，咯吱咯吱直响；他从我们头顶上走了过去；水忽然往轮子上哗哗流起来；冲得轮子响了，转动起来；水宫的闸板本来是关着的呀。我们很奇怪：这是谁把闸板开了，让水流起来。
可是轮子转了几下，又转了几下，就停了。他又往上朝门口走去，又顺着楼梯往下走，往下来，好像不慌不忙。
楼梯板在他脚下响得可厉害呢……哦，他来到我们的门口，等着，等着，门突然一下子敞开了。我们吓了一跳，一看——却什么也没有……忽然有一个大桶上的格子动起来，升上去，完全到了空中，在空中摇来摆去，好像有人在涮洗，然后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后来另一个大桶上的钩子离开钉子，又回到钉子上去。后来好像有一个人朝门口走去，而且忽然大声咳嗽起来，大声清嗓子，好像是一只羊，而且声音很响……我们都挤成一堆躺着，互相往身子底下钻……那一回我们可吓坏了！”“有这样的事！”巴夫路沙说，“那他为什么要咳嗽呢？”“不知道，也许是受不了潮气。”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怎么样，”菲佳问，“土豆煮好了吗？”
巴夫路沙试了试。“没有，还是生的呢……听，在拍水呢，”他说着，把脸转过去，朝着河，“大概这是梭鱼……瞧，一颗流星。”“喂，伙计们，我来给你们讲一件事儿，”科斯佳用尖细的嗓门儿说起来，“你们听着，这是前几天我听我爹说的。”“好，我们听着。”菲佳带着鼓励的神气说。“你们都知道镇上那个木匠加夫利拉吧？”“是的，知道。”“你们可知道，他为什么老是那样不快活，老是不说话，知道吗？
他就是因为这事儿一直很不快活的。我爹说，有一回他到树林里去摘胡桃。他到树林里就迷了路，不知道走到了什么地方。他走呀，走呀，伙计，不对头！
他找不到路，可是天已经完全黑了。他就在一棵树下坐下来，心想，就等天亮吧。他一坐下来，就打起瞌睡。一打瞌睡，就听见有人叫他。睁眼一看，一个人也没有。他又打起瞌睡，又有人叫他。他望了又望，望了又望，就看见他前面的树枝上坐着一个人鱼，身子摇晃着，叫他过去呢。
人鱼还笑着，笑得要死……月亮很亮，亮得很，把什么都照得清清楚楚，真的，什么都看得见。她在叫他，她坐在树枝上，全身白白的，亮闪闪的，像一条拟鲤或者鲈鱼，要么就像一条鲫鱼，也是那样白白的，银光闪闪的……木匠加夫利拉简直愣住了，可是她还是在哈哈大笑，而且一直在招手叫他过去。加夫利拉本来已经站起来，要听从人鱼的话了，可是，准是上帝提醒了他：
他还是在自己身上画了个十字……可是，伙计们，他画十字好费劲儿呀；他说，他的手简直像石头一样，不能动弹……唉，真够受呀！
……可是，伙计们，等他一画过十字，人鱼就不笑了，而且一下子就大哭起来……她哭呀哭呀，用头发擦着眼睛，她的头发是绿颜色的，跟大麻一样。加夫利拉对她望着，望着，就开口问她：‘林妖，你怎么哭呀？’那人鱼就对他说起来：‘人呀，你不该画十字，你应该跟我快快活活地过一辈子；我哭，我难过，是因为你画了十字。
而且不光是我一个人难过，你也要难过一辈子。’她说过这话，就不见了，加夫利拉马上也明白了怎样从树林里走出去……可是从那时候起，他就一直不快活了。”“噢呀！”在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菲佳说，“那个林妖怎么会伤害一个基督徒的心灵呀，他不是没有听她的话吗？”“得了吧！”科斯佳说，“连加夫利拉也说，她的声音那么尖细，那么悲哀，像癞蛤蟆声音一样呢。”“这是你爹亲口讲的吗？”菲佳又问道。“他亲口讲的。我躺在高板床上，全听见了。”“真是怪事！他为什么不快活呀？……她叫他过去，那是她喜欢他。”“哼，还喜欢他呢！”伊柳沙接话说，“可不是嘛！她想呵他痒，她想的就是这事儿。她们这些人鱼就喜欢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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