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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29 14: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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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允起等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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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治前期法政史料选编

日本明治前期法政史料选编试读:

政治宪法学的积薪之业——《现代立国法政文献编译丛书》代序言

高全喜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屈指数来,从2006年秋季筹划现代六大国制宪兴邦的此一系列法政文典汇编,至今已有九载,现《现代立国法政文献编译丛书》出版在即,回首其中经历的曲折艰辛,感慨良多,难以成眠。

记得我在最初的一份文案中曾经这样写道:“这是由一群非常之人所从事的世界上主要大国宪政之成败得失的非常时期之非常人物之非常之文的编译工作,我们力求将之作为一项志业来做。”我在这句话中刻意用了四个“非常”的词汇,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期许呢?译介发端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之后,欧美各国先后建立起自己的宪政民族国家,其中法政文献资料浩繁无涯。今日的中国正处于政治转型时期,迫切需要学习成功国家制宪建国的法政经验,鉴取它们的教训。目前中国法政学界译介西方专业性的学术著作已经较为成功,各种译丛名目繁多,但是,以西方现代大国立国时期的法政思想为主题的综合性翻译丛书尚有遗缺,而我这些年学术思想的关怀,恰恰在此。

自从当年主编《大国》丛刊(后来改名为《大观》丛刊)之时起,我就对现代国家的宪政发生学情有独钟,认为那是一个非常时期,即制宪立国兴邦的伟大时期。这个时期的现代诸国各自究竟是如何开源生发出来,以至于根深叶茂、蔚为壮观的?时下的各种翻译文献并没有这样的自觉意识去深入浅出地把握辨析。因此,选择当今世界在政法方面业已取得成功的六个国家(尽管其中有些国家的制宪立国之路不无曲折)——确切地说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六国,尤其是精选这些国家在建国时期(或非常转型时期)的一些重要法政篇章、文典宪制,按照政治宪法学的学术体例加以遴选、编排和翻译,从而为我国的法政理论乃至制度实践提供思想理论上的资源储备,就成为我主持的这套《现代立国法政文献编译丛书》之六卷集的主旨。

按照我在九年前的设想,这一系列当时暂定名为“现代立国法政文献编译丛书”的译丛总共六卷,集萃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六国的立宪文典。每国一卷,篇幅在50万字,全部《译丛》总计300万言。为了尽可能保持历史原貌以及思想蕴涵,计划每卷遴选的法政人物5~10人,他们主要是政治家(如大臣、外交家、大法官等)、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法学家等传统意义上的法政人物或国家精英,而不是20世纪以降的所谓大学职业教授。因为立宪不仅是理论工作,更是一项最为严肃的实践工作。宪法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关注技术细节,更应有一种大的视界与实践感。这常常是今人所短,亦是前人所长。

整个《译丛》文献的选择时间段大致在15世纪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从政治史的视野看,在这个时期西方诸国,以及日本等东亚国家,都大致完成了各自国家作为现代国家的立国建制之功。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政治情势等具体境况不同,在这个时间跨度内,每个国家独具的立宪建国的非常时刻也是不尽相同的。所以,久经斟酌,在众多编译者群策群力之下,这部译丛命名为《六国立宪文典》,并且每卷都精心商定了醒目的五字书名。最终,在出版之际,因为种种考量,我们又改回最初定的丛书名——《现代立国法政文献编译丛书》,并用各分卷书名中的副标题取代了各分卷的五字书名。但我在以下行文之中,仍愿意按照斟酌底定的设想,称之为“六国立宪文典”。

为了达致荟萃现代国家“立宪建国之非常时期之非常法政人物之非常法政文献”这一编辑目标,就需要我与各个分卷主编对于具有政治宪法学意义的“立宪时期”具有深刻而审慎的理解,并据此审视宪政历史,遴选和把握其中的立国文典。因此,我觉得这部“文典”翻译文本的选择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学术性和思想性的工作,作为总主持人,我的编选指导思想是非常明确的,即客观、富有张力地呈现各个国家关键时期的法政思想遗产。

我认为,这部出版在即的《现代立国法政文献编译丛书》,贯穿其中的主导性思想脉络大致有三个声部,即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上述三股强有力的现代政治思潮,发轫于各国的立宪建国的非常时期,因不同的政治机缘,喷薄而出,相互激荡,构成了今日世界范围内各国宪政制度之思想基础。诸国之英

基于上述设想,通过数年之努力,“六国立宪文典”六卷集编译完成,其构成如下:英国卷,《英国革命时期法政文献选编》,毕竞悦、泮伟江主编。英国卷包括六编,内容分别涉及有关主权和国家的争论、共和与自由的探讨、宗教与政治的纠葛、政党与议会政治的产生、国家的经济职能、普通法的“技艺理性”之特质。

1688年的“光荣革命”标志着英国历史转型的重大成功,由此在时间节点上向前可追溯到英国宗教改革、柯克大法官与詹姆斯一世国王关于普通法的论辩,至1640年“清教徒革命”和后来的复辟;向后可延伸到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以至英国式议会主权、两党制和内阁制在18世纪中的缓慢形成与定型。在这个大历史的时段中,许多思想家围绕着英国命运的论辩不仅是思潮的交锋,而且在历史上直接影响到了英国在现代转型时刻的立宪实践。英国卷的编选立足译丛的主题构想,入选的人物著作涉及弥尔顿、哈林顿、霍布斯、洛克、博林布鲁克、柏克、胡克、温斯坦莱、威廉·配第、亚当·斯密、柯克大法官和黑尔大法官等人。入选的相关制度法令有《权利请愿书》(1628)、《人身保护令》(1676)、《宗教宽容法令》(1689)、《权利法案》(1689)、《王位继承法》(1701)。

英国卷所涉及的思想家多是近现代法政思想史上耳熟能详的关键人物,但是很多著作却未必为国人所熟知,而且这样的专题汇集也是第一次。哈林顿的《政治体系》是《大洋国》的姊妹篇,反映了他对于政府建构的主要观点。在国家制度的讨论方面,博林布鲁克是英国宪政史上最早系统阐述政党制度功能与意义的学者,他对如何防止政府腐败堕落,有相当精辟至今让人叹服的见解。《论爱国主义精神》体现了博林布鲁克对于爱国主义与立宪的关系,以及公民爱国的责任和义务等方面的观点,这部作品为客观看待我国当前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问题提供了参考。博林布鲁克还是英国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代表,他的民族主义观点很有英国特色。伯克本身是议员,许多议会的发言都很重要。《关于国会下议院改革的讲话》是柏克五十多岁思想成熟时期的一次重要的演讲,演讲中对诸如财产与自由、英国议会的形成等重要问题做出阐释,对此演讲稿的翻译与研读将对柏克本人的政治思想及英国宪政的原理提供助益,同时为对美国宪政产生深刻影响的英国辉格党传统和普通法的研究提供了资料。宗教因素在英国革命中占据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维度,争论的核心都是围绕着英国国教展开的。因此,这部分主要选择了英国国教的理论集大成者胡克尔的《教会政制法规》第一卷所涉及自然法和政治的那部分。关于“光荣革命”前后的政治经济学重点体现在国家财政的革新,包括税收方面、信贷体系、英格兰银行等,围绕各派的争论展开,该部分所选的威廉·配第代表新兴产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积极著书立说,为统治者出谋划策,为英国统治殖民地、夺取世界霸权寻找理论根据,是当时对于政治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学家。柯克的贡献代表了英国的司法独立以及对公民权利的强调,司法独立方面选择了柯克所判决的两个最经典判例的判词,这两份判词对英国的政治思想史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美国卷,《美国建国时期法政文献选编》,柯岚、毕竞悦主编。美国卷共分五编,内容分别围绕殖民地的权利和地位、联邦政府、财政和联邦主义、司法权和司法审查、《权利法案》等来组织。收录的人物著作涉及托马斯·潘恩、杰弗逊、约翰·马歇尔、詹姆斯·威尔逊、汉密尔顿、麦迪逊、约翰·杰伊、乔治·梅森和理查德·亨利·李等,荟萃了《美国危机》《常识》《联邦党人文集》等为人熟知的经典著作。此外,附录中还选编了《五月花号公约》《独立宣言》《弗吉尼亚权利法案》《美国联邦宪法》《权利法案》《葛底斯堡演说》等。

以上涉及的人物不仅是当时法政领域内的著名思想家,而且很多同时是政治参与者,有些长期担任国家领导人,在当时美国的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他们的思想和理论经受了美国立国实践的考验,有着建国创制的独到经验。美国宪政史中的重要人物与事件基本都为国内法政学界所掌握,本卷的选编在参考前人文献的基础上,尽量突出立宪文典的特色。从1776年美国发表了《独立宣言》,到1787年制定《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正式成立美利坚合众国,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条主线:一是强调统一国家的重要性,构建一个统一的政府;二是注重基本的权利和自由。本卷选文围绕着上述两个主题,凸显了美国立宪中的核心话题。

法国卷,《法国革命时期法政文献选编》,施展主编。法国卷分为两部分,包括革命时期和后革命的复辟时期。法国卷选编的人物和著作有西耶斯的《第三等级是什么?》与《关于宪法评审团之授权及组织的意见》、罗伯斯庇尔《革命政府的诸原则》、贡斯当《恐怖的效果》、斯塔尔夫人《论国内和平》、特拉西《对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评论》;迈斯特的《宪政生成原理》;基佐的《论政府及其反对派》、圣西门的《论加强政治力量和财富的制宪措施》。

近代的法国是欧陆宪政发展的策动地,也是各种宪政思想的实验室。在大革命时期及其后的复辟时期,多种宪政思想之间有着激烈的交锋,并且多有付诸实践,给后世留下了诸多遗产。故而法国卷选辑书目即集中在这一段时期。西耶斯所代表的“1789年原则”是法国大革命初起的温和阶段,其理性共和国主张奠立了法国大革命的整体基调,并且是嗣后法国共和派的精神渊源。罗伯斯庇尔是雅各宾派的核心人物,激发了后世各国激进革命的想象力,而贡斯当是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他对雅各宾派思想的分析相当精当。特拉西是督政府宪法制定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空论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这部作品写于复辟时期,是写给美国的杰弗逊的,对北美宪政思想影响很大,奠立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宪政理论基础。他此时既有实际的政治经验,又有足够的反思时间,故而其思考兼具学理性与现实性,奠定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宪政理论基础。迈斯特的著作是其政治思想的导言,从中可以看到欧陆保守主义的主要理论诉求。基佐著作中所论述的思想,在七月王朝基佐当政时期获得推行。他面对一个充满意见冲突的社会,对于秩序的思考是相当值得重视的。圣西门号称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还是个执迷的工业主义者和精英主义者,他在19世纪前半叶提出的工业立国,工业家和法学家依凭理性治理社会,以此来建设现代国家的诸多想法,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法国嗣后的政治人物进思方向,并在实际上成为拿破仑三世所统治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官方哲学,推动了法国的工业革命。

日本卷,《日本明治前期法政史料选编》,张允起主编。日本卷由五部分组成:政治背景编、著述学说编、建议建言编、论说论争编和宪法草案编。日本社会转型时期的法政选择既有现实的利益纷争,又有东西碰撞的深厚历史背景,需要发掘其历史脉络和内在逻辑,从而揭示出选择方案的多样性及其时空局限,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本卷试图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的译介,从政治背景、学说论争、建言建议、制度设计等多重角度,全面展示明治初期政治转型过程中学界、政界、舆论界对立国法政新秩序的构想与谋划。入选的人物有四十多位,加藤弘之、西村茂树、福泽谕吉、穗积八束、中江兆民、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山县有朋、黑田清隆、井上馨、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森有礼、中村正直、马场辰猪、井上毅等星光灿烂的人物被编译者一网选入。这么多人物,相应的文献著作和文章达到七十多篇,很难一一列举,张允起等编译者所耗费的心血汗青可鉴。例如建议建言编中那些给天皇提出的立宪政体建议,特别是宪法草案编所收录的五部宪法草案,既是立国法政理论浓缩的精华,更直接地反映了当时朝野重臣的宪政认识水平。又如政治背景编入选的法律、诏令和制度有五条誓文、政体书、废藩置县诏书、太政官职制、议院宪法颁布之诏、地方官会议开会之诏、爱国公党之本誓、立志社设立趣意书、大阪会议约定之草案、渐次树立立宪政体之敕谕、元老院开院典礼之诏书、命元老院起草宪法之敕语、进呈国宪草案之报告书、赐告开设国会之敕谕、为调查宪法诸制度派遣参议伊藤博文至欧洲之诏敕、内阁改制之奏议、内阁职权、内阁改制之诏敕、伊藤枢密院议长进呈上奏宪法稿案之表等19部文献,多为国内学界以往所未引介。

俄国卷,《俄国19、20世纪之交法政文献选编》,郭春生主编。俄国卷分为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三编。自由主义派文献有政治改革的推行者、当时的大臣会议主席(即首相)斯托雷平在国家杜马等公开场合的17篇讲话,立宪民主党人米留科夫的两篇公开讲话,自由主义“左”派人士司徒卢威的选集摘译。激进主义派文献有革命恐怖主义者涅恰耶夫的《革命者教义问答》——涅恰耶夫的纲领被马克思称为兵营式社会主义的典型,民粹派革命家、布朗基主义者特卡乔夫的《恐怖是俄罗斯精神和社会复兴的唯一手段》,还有切尔诺夫为社会革命党撰写的纲领;坚持俄国传统的保守主义阵营的文献则有波别多诺斯采夫的《莫斯科文集》,吉霍米洛夫的《我为何不再当革命家》与《君主制国家体制》(节选)。他们大都亲身参加了俄国1900年前后大变革时代国家道路选择的政治实践——甚至是以反政府的恐怖主义方式,因而著作文献中有着不同观点和实践的激烈交锋,是对那个时代法政思想资源最精准最浓缩的反映。

当时俄国激进主义特别是马列主义的著作,已经大量地出现在中文文献中,因此限于篇幅,该卷着重选译了当时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著作。正如该卷主编郭春生在该卷“导读”中所说:“保守主义之对俄国近现代政治发展影响之大,是其他思想流派所无法比拟的。在沙皇专制制度下,保守主义属于为专制制度辩护的思想流派,自然也就受到专制制度的庇护,二者相辅相成,力量强大。从十二月党人武装起义开始,俄国的专制制度开始受到质疑,但是,在整个19世纪,专制制度从来也没有遭受到重大冲击;哪怕是进入20世纪之后,1905年革命也并没有否定沙皇专制制度,沙皇政府只是颁布了一纸准备召开国家杜马的宣言,就轻而易举地扑灭了革命的火焰,沙皇的权力没有受到多大损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专制沙皇仍然牢牢地把握着国家政权。正因如此,整个19世纪一直延续到‘一战’前,作为专制权力保卫者和辩护者的保守主义也一直占有优势。”

阅读俄国卷书稿期间,我也深切体会到郭春生教授的灼见——保守主义并非是完全固守传统,它往往也是主张变革的,只不过其所主张变革的程度较低罢了。作为思想精英的保守主义者,不可能对周围快速变化的世界无动于衷或抱守残缺,他们也会适时提出变革主张,来应对时代变革所造成的挑战——只是自后世看来,历史在很多关节点上是“时不我待”而已。

德国卷,《德国魏玛时期国家法学文献选编》,黄卉主编。德国卷的编译围绕着魏玛时期的立国宪制思想展开,内容是富有德国特色的国家理论和国家法学。从人物上可以分为三组人物,第一组是在魏玛共和国诞生前的第二帝国时代就奠定了德国国家理论和国家法学基础的两位重要思想家奥托·冯·基尔克和格奥尔格·耶里内克;第二组包括被称作魏玛宪法之父的胡果·普洛斯、格哈特·安许芝、瑞查德·托马以及马克斯·韦伯等人,他们的思想直接关系到魏玛宪法精神的生成,可以部分解释魏玛宪制后来的得失成败;第三组是魏玛共和国建立之后宪政论辩中最重要的几个法政人物,他们分别是汉斯·凯尔森、鲁道夫·斯门德、卡尔·施米特、海因里希·黑勒和艾里希·考夫曼。由于韦伯、施米特和凯尔森的重要著作都已翻译成中文,该卷除了节选若干已有翻译外,选择了尚未有中译的几篇重要文献,比如施米特的《国家的价值与个人的意义》,凯尔森的《民主的本质和价值》。其余作家的所选文献均是德国国家理论和国家法学发展史中的经典文献。

魏玛宪法的制定,不可谓不是精英荟萃、思潮汇集;魏玛宪法的条文,不可谓不是博大精深、条缕详尽;但是魏玛道路上的实践,却是功败垂成,天才与群魔共舞,德意志国家与民族陷入浩劫。其中曲折隐忧,处于大变革时代的国人不可以不处变不察。演进之道

翻译是一件苦事,但百余年来,一代代前贤不辞劳苦,克尽厥功,不外乎是为了中西思想与文明的交汇融合,为中华文脉与制度转型寻找一线生机。早在筹划组织这部立宪建国之文典的翻译时,我就知道这份私家功业之艰难,因为它既没有国家资助,也不是单独一部外文作品的翻译,而是一项纯粹的志业,是传承殷鉴他国立宪建制之薪火得失。而且就学术来说,也非现有大学专业体制之所限,涉及政治学、公法学、历史学和法政哲学等多个学科,就外文来说,涉及英、法、德、日、俄五个语种。因此,组织起这部“文典”的翻译学术团队,其实本身就是法政思想学术共同体的一桩事业。好在经过九年的大浪淘沙和相互砥砺,其间也经历沉潜打磨与修葺重订,终于逐渐凝聚起这支翻译队伍。尤其是各位分卷主编,历经漫长的年轮岁月,经受住坚韧与清贫的煎熬,较为圆满地完成了各自承担的遴选文本、组织翻译、校对勘误等工作。由于国内业已翻译出版的著述,如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经典丛书》等,与“六国立宪文典”的主题存在某些方面的交叉叠合,故各位分卷主编经过审议,对于已经翻译出版的某些篇章,如能择善而从,就尽可能采用,而问题较多者,则根据原文重新翻译。此外,各位分卷主编根据我的要求,还为每卷撰写了相关国家立宪建国文献编译的“导读”,将选辑诸文献的内在线索、价值等予以梳理辨析,并将其放在一个更大的政治历史背景之下,展示这些文献作为立宪文典的重要意义。

在组织编译“六国立宪文典”的过程中,我的学术思想研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与这部“文典”同时俱进,生命相系,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我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政治宪法学的主张和理路。应该指出,中国政治宪法学的兴起,虽然发轫于中国百年的立宪建国之道,但其彰显的还是古今之变的文明立宪之构建,属于人类普遍的事业,其中蕴含着普世治道的内在诉求。因此,西方诸国的立宪文典对中国所仍身处的古今政制转型,就不是外在的,而是可以内化蕴包的,中华文明的传续与这个政制之道的交通就不是敌意的,而是相契的,所谓中西政制的立宪之道具有若合符节之功。故而,我所服膺的政治宪法学,就不属于极端的激进主义,而是演进论的改良主义,虽然政治革命在此具有推动的作用,但宪法出场,革命退场,立宪建国是一项宏大的政治守护事业,属于我所揭示的“革命的反革命”之国家创制与运行的机理。因此,虽然“六国立宪文典”洋洋洒洒,汇编了政经法之众多国家建设的议题,但在我看来,它们均没有超出政治宪法学的圭臬,都可以纳入政治宪法学的立宪建国的法政逻辑之中。虽然有些国家的立宪创制,囿于环境、民情以及天意,而步入或保守或激进的褊狭路径,因而为此付出时间和血泪的代价,但通观整部“六国立宪文典”,我们便不难发现,在忠实于客观史实文献的梳理编选之下,依然凸显出一条立宪建国的正道。之所以最终把这份法政资料选编命名为“六国立宪文典”,这从一个层面表明了我基于政治宪法学的一个预见,那就是尽管各国立宪建国的道路不尽相同,但并不因此就否定世界各国普遍性的历经古今之变的立宪建国之正道。正道即文典,能够揭示出这个正道之万一,就不枉我们矻矻八载之甘苦矣。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六国立宪文典”从一开始,就不是仅仅为了翻译而翻译,而是取其薪火,传诸华夏。自鸦片战争以降,尤其是历经甲午战争,中华大地纷扬改制立宪之风潮,虽然百十年来屡遭坎坷挫败,但一直前赴后继,不绝于缕。中国的政治宪法学,旨在接纛风旗,再辟途径。其中,探索现代国家的成功立宪建国之道,便成为迷津中的指路灯塔。我认为,六国的立宪建国史,尤其是其历经的立宪创制的非常时刻,对于我们的制宪转型具有重大的逻辑提示意义。因此,“六国立宪文典”的编选迻译,就蕴含着一个强烈的中国意识,即在英格兰宪制孕育、美利坚合众国全新缔造、法国革命轮回、俄国20世纪初国家道路选择、日本明治维新之崛起和德国魏玛宪制走向失落之“六国立宪文典”中,挖掘可供我们借鉴的观念价值与立国技艺,甚至辨析其中致使某些国家失败的种子。百年中国的历史烽烟去矣,我们面临的依旧是一个没有完成立宪良制的政制状态,国家转型依然是我们无法摆脱的非常时期,在此,借鉴西方优良政体的立宪建国之正道,就越发显得格外重要与严峻。中国的政治宪法学不是凭空制造出来的,而是伴随着中国立宪建国的政治实践所生发出来的,是在中西政治文明的激荡中孕育而生的。唯有如此,我愿把这部“六国立宪文典”的编译视为中国政治宪法学的积薪之业,期盼它们能够在不久的政治大变革中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最后,我要指出,这部“六国立宪文典”的编译及其出版,绝非我一人之功,而是凝聚了众多至爱亲朋、志同道合者的心血、襄助和友情,是我们大家协力同心、共同奋斗的结果。首先,我要感谢上海的能近公益基金会——在徐友渔、朱学勤两位教授的引荐下,这家由9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友组建的纯粹民间的基金会出于对中国学术事业的质朴情感,给予了我一笔虽不大但十分关键的资助,使得我的宏大设想能够真正启动,开始了为期九年的编译事业。其次,我要感谢参与立宪文典翻译的数十位译者,尤其是担任分卷主编的毕竞悦、柯岚、泮伟江、施展、黄卉、张允起、郭春生诸君——他们克服了众多困难,最终与我一起并肩走完这段路程,没有他(她)们的参与和付出,很难想象这部文典能够编译出来。此外,我还要感谢张千帆、李强、刘苏里、谈火生等学友以及田飞龙、张绍欣两位年轻学人——他们或者为此文典的编选出谋划策,或者为文典的出版介绍推荐,或者为译文的编辑加工定制,总之,九年来他们为此项工作费心费力,襄助巨大。我相信,这部记录了风雨沧桑、古今之变的“六国立宪文典”将成为我们合作推进中国学术出版之新机的最好见证。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

君子作歌,维以告哀。2013年4月17日 于北京西山寓所2013年8月18日 修改2015年10月5日 改定

本卷导读

张允起

关于明治维新的性质及其历史意义,中外学界已有很多研究,“复古”还是“革命”,认识上虽然因人而异,但“维新”本身无疑同时蕴含了保守与革新的成分。如果从理论上探讨明治立宪过程,哈耶克的自生秩序和布坎南的宪法建构主义同样重要。所有关于人类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皆是人类自身持续建构和演化的产物,即是“人为”之物,但是“人道”不能违背“天道”任意而为,这大概也是亚当·斯密“自然自由体系”(the 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或休谟所谓“永远不会称正义为非自然的,而是将其称之为人为的”之真意所在。明治立宪过程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是各种政治经济因素、思想制度、文化传统相互作用的过程,研究者必须沉潜于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才能真切体会和理解。从这一角度考虑,系统选择梳理当时的历史文献、言语论说比起被动接受后人的研究成果与各种“成见”乃至“偏见”,无疑将会更能身临其境,避免二手文献所带来的穿凿附会和道听途说。

一、关于明治前期的宪政史料

提起明治前期立宪过程的汉语文献,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1838—1891)在《使东述略》(1877年)已经言及明治时期日本的“官制”、“兵制”、“学校”、“国计”、“疆域”、“国界”等项。顾厚焜《日本新政考》二卷(著于1888年,其后收入梁启超1897年所辑《西政丛书》)内设“洋务部”、“财用部”、“陆军部”、“海军部”(卷一); “考工部”、“治法部”、“纪年部”、“爵禄部”、“舆地部”(卷二)各章节,内容涉及明治宪政制度者寥寥无几。中国人真正开始关注日本明治期立宪过程始于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其书卷三《国统志》最后部分介绍明治日本朝野上下“守旧之说”与“调停之说”有言:“为守旧之说者曰,以国家二千余载一姓相承之统绪,苟创为共和,不知将置主上于何地,此一说也。为调停之说者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非为一人,苟专为一人,有兴必有废,有得必有失,正唯分其权于举国之臣民,君上垂拱仰成,乃可为万世不坠之业,此又一说也。十年以来,朝野上下之二说者,纷纭各执,即主开国会之说,为迟为速,彼此互争;或英或德,又彼此互争,喧哗嚣竞,哓哓未已。而朝廷之下诏,已以渐建立宪政体许之民,论其究竟,不敢知矣。”《日本国志》成稿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8年后始得以刊印问世。黄遵宪执笔期间,明治宪法尚在孕育之中。黄氏所言“守旧”、“调停”、“共和”、“国会”、“立宪政体”、“或英或德”等关键词无疑传递了当时日本朝野上下有关立宪问题众说纷纭的历史状况。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一月在《日本国志后序》中“欣怿咏叹”之余,对此书不能早日问世表示“懑愤”:“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怿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赖黄子也;又懑愤责黄子曰:乃今知中国,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日本国志》的迟延问世,罪不在黄子公度,而在大清国当政者的昏庸无知,今人已有考证。

戊戌年间,康有为更将目光聚焦于明治变法的整个过程,纂成《日本变政考》,序中感言:“泰西以五百年讲求之者,日本以二十余年成之,治效之速,盖地球所未有也。”康有为阐述当时的编纂意图及过程:“恨旧日言日本事者,不详其次第变革之理,无以窥其先后更化之宜。乙未和议成,大搜日本群书,臣女同薇,粗通东文,译而集成。阅之三年,乃得见日本变法曲折次第,因为删要十卷,以表注附焉。若中国变法,取而鉴之,守旧之政俗俱同,开新之条理不异,其先后次第,或缓或急,或全或偏,举而行之,可以立效。其行而乖谬者,吾可鉴而去之;其变而屡改者,吾可直而致之。但收日人已变之成功,而舍其错戾之过节。”《日本变政考》初次进呈本缺失,第二次进呈本共12卷(附表一卷),叙事自明治元年(1868年)正月至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十二月。据今人考证,除了《日本国志》的影响,其资料来源多出于日本人指原安三《明治政史》(成书于1893年)。《日本变政考》搜罗明治前期日本政事、制度、奏议、敕书等,不厌其详,并附有大量康氏自己的按语。其中纪事多有讹误失实之处,其借题发挥,欲借光绪皇帝之权威图谋变法之意图昭然若揭。其心目中的读者乃是光绪皇帝本人,而非当时的平民百姓。康有为有关日本明治“变政”过程及其具体实施内容——如官制、议院、学制、司法、兵制、地方制度等的全面绍述,大大超过黄遵宪相对客观的学术研究,其实用目的极为明显。康氏欲借题发挥以成就其救国救民之抱负虽不可与腐儒道,但其以今文经学之方法阐述异国之政制变迁,确实也过于“六经注我”,从而遗漏了某些重要的史实,政治化的学术使学术本身的价值大打折扣。康氏在《日本变政考》中有“变器”、“变事”、“变政”、“变法”之说,认为“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又言:“古之有国者,承前朝之余,则鉴前代而已。今之有国者,五洲共处,则当鉴欧墨,此又势之所必然矣。”其“当鉴”欧墨(即欧美)之世界眼光更无须赘言。康氏有“学校”与“议会”关系之论,驳斥“议会必不能开”之论,他对“三权鼎立”思想亦有独到深刻之认识,且不惜引用伊藤博文的演讲以增添其说服力。

步康氏后尘,清末有类似著述问世,如1902年刘庆芬集译《日本维新政治汇编》12卷(光绪壬寅夏四月镌于蓉城),广泛搜罗内阁、枢密院、元老院、外务省、宫内省章程。同年出版的《日本变法次第类考》12册(光绪壬寅年仲夏,政学译社刊印),分为初集、二集,共25类,包括宪法、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官制官规、外交、地方制度、水利、新闻出版、财政、军事、教育、矿业、特许、运输等项。1903年出版的宏文阁译本《明治政史》,时间跨度自“萨长政府成立”至“辽东半岛还附始末”,此书流露出明治时期自由民权派在内政外交上的见解,对明治“萨长藩阀之痼疾”颇多微词,其序言有曰:“夫明治政府创设以来,藩阀之立于庙堂,已及三十年。弊失累积,国民怨嗟,四千万黎庶之舆论,往往动其台阁,纵有更迭,终始以藩阀代藩阀,绝不举根本革新之实事。议会开设以前,政府常束缚言论自由,以压抑民权为施政之第一义。一旦大宪发布,国民之舆论府开,国民之志望多年郁积者,如大河溃决,汪洋而扫荡议场。然萨长藩阀之遗类所成之内阁,依然存其旧态,不知悛改,辄侮辱舆论,轻视议会,逞其蹂躏宪法之暴举;而舆论激昂,议会一致,责其罪恶,有司忽匿于九重之深云,妄烦和衷协同之大诏,弥缝一时,或牵强律令,或妄用武威,妨民权之行使,紊社会之士风。呜呼!是萨长政府之图其私利耳。”作者列举明治“藩阀政治”束缚言论自由、压制民权、蹂躏宪法的暴举,指出明治宪法有名无实,而藩阀政府有失立宪公德:“帝国之宪制,有名无实,有形无神,其所以至于兹者,非因萨长藩阀政府没了立宪之公德乎?”

1904年出版的《日本议会史》第一期所载“序篇”简述了“宪法制定之由来”,开篇所载张謇“日本议会史序”对明治立宪过程亦有简明扼要的介绍:“夫明治元年之大定国是也。分政权为议政、行政、司法三部。其冬置公议所于东京,且征诸藩士令为议员,并许言时务者皆建白。斯时也,方稍稍言立宪……至六年始有制定宪法确立宪政之议,而请立民选议院,而敕开地方官会议,而设元老院,嗣后发布法律,必经斯院之议决。十一年遂开府县会,俾人民练习参政之能力。此数岁中皇皇谋改革。十三年以国会未立,民气激昂,故发集会条例以限制公会,时论乃益张,朝野哗然,且虑变焉。而十四年七月,卒有期以二十三年开国会之诏。”寥寥几笔叙述交代了明治立宪过程的几个关键步骤。在此前后还有多部关于明治宪法的译解著述问世,如《日本帝国宪法义解》(沈纮译,上海金粟斋,1901年)、《日本宪法义解》(上海商务印书馆,1905年)、《日本宪法义解》(丁德威编译,东京,1906年)。此外,清末预备立宪期间《政治官报》“译书类”栏目起初曾刊载“日本宪法说明书提要”、“日本宪法疏证提要”、“日本自治理由提要”、“日本地方自治提要”、“日本立宪史谭提要”、“日本宪政略论提要”、“日本议会诂法提要”、“日本行政官制提要”、“日本丙午议会提要”、“日本丙午预算提要”、“日本税制考提要”、“日本关税制度提要”、“日本国债制度提要”等内容提要,后来又长篇刊载“日本宪法说明书”(第20~79号)、“日本丙午议会”(第80~113号)、“日本行政官制”(第114~276号)等关于日本宪法、国会制度、官僚制度方面的专门著述,说明清政府对日本立宪制度的高度关注。清末时期中国学界、实业界、政界对日本立宪过程的关注程度是空前绝后的,因为此时正值中国立宪选择的关键时刻,而日本立宪的历史经验恰好能够充当中国立宪选择与制度变迁的重要知识资源。

民国时期,1929年出版大隈重信等著的《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八年十月初版)13册,收入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此书原著成立于日俄战争之后,其作者多为当时的元老重臣及学界精英,内容涉及日本宪法、政治、历史、外交、财政、陆海军史、政党史、法制史、自治制度、警察监狱、交通通信、铁道海运、教育史、科学、博物、医术、宗教、哲学、文学美术、音乐戏剧、新闻出版、农林水产、工矿纺织、银行会社及对外贸易、慈善事业、都市发展、风俗变迁、社会主义、国语史、日本人之体格等,其中第二册是伊藤博文所著《帝国宪法制定之由来》。1933年出版日本研究会小丛书之一《日本制宪史》(赵南柔、周伊武编辑,日本评论社,民国廿二年十二月廿八日出版)小册子,共26页,指出明治宪法“议会中心主义和皇室中心主义”的“争持”,并追述明治宪法成立前的简要历史。

1957年,作为世界史资料丛刊初集,张荫桐选译《一六〇〇—一九一四年的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四部分“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收录“维新政体书”、福泽谕吉“劝学篇”、“地税改正条例”等节选文本。1981年《世界历史》编辑部编辑出版《明治维新的再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其中载有“明治维新基本文献史料选译”(第165—202页)、“我国明治维新史论著译著资料要目索引”、“明治维新史年表”、“明治前期中央官职的变迁”等资料、图表。

以上是清末以来汉语世界所见有关明治前期宪政文献译介之梗概。

有关明治前期宪政的日文文献,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有24卷本的《明治文化全集》、《日本宪政基础史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宪法资料集》、《明治前期的宪法构想》等。本书所选文献部分出自上述日文文献,其他著述论说部分的文献则是多方搜集,以其重要性及当时或日后影响为标准斟酌选译。然而编译者认为,对历史文献重要性之认识有赖于编选者本人学术功底与鉴别能力,多带有主观性,此处所选文献是否得当,不敢自以为是,尚希读者谅察。作为一家之选,读者诸贤若能以“勿以人弊己,勿以己自弊”之学识眼光翻阅本书,则选者之失或许稍可免焉。

二、编选文献说明

日本卷编选文献时间跨度自明治初年至明治宪法成立以前,内容由5部分组成:政治背景编、著述学说编、建议建言编、论说论争编、宪法草案编。编选者试图通过上述历史文献的译介,从政治背景、学说理论、建言建议、学术论争、制度设计等多重角度,全面展示明治初期制度转型过程中学界、政界、舆论界对宪政新秩序的构想与谋划。社会转型时期的立宪选择既有现实的利益纷争,又有深厚的历史及理论背景,需要发掘其历史脉络和内在逻辑,从而揭示出当时立宪选择方案的多样性及其时空局限,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第一部分“政治背景”编选内容为明治前期立宪过程的背景材料,是了解明治立宪历史进程及后面所选著述学说、建议论争及宪法草案的预备知识。该部分按时间顺序选取意义重大的诏书、政府文件、报告及政治团体设立宗旨等,以期读者对明治立宪过程的基本脉络有所把握。其实这是百年前康有为《日本变政考》的主要工作,官制、法规、章程、规则、敕语、奏议、演说、党纲……皆为当时康氏所留意介绍者。他认为“日本政教文字皆与吾同,旧弊积习亦与吾同,则其维新伊始,变法之规模条理、曲折次第亦无不同,可举而措之于中国”。(《日本变政考》卷十三)本编选译材料力求提纲挈领,并无康氏因救国心切而有意无意改动历史事实之良苦用心,只是希求有心的读者从中了解到明治立宪过程的曲折和艰辛,认识到各种政治势力的纵横捭阖,进而了解明治立宪过程的大致步骤。上文提到的《明治维新的再探讨》所载“明治维新基本文献史料选译”可补本卷编选之失。

第二部分“著述学说”是日本卷编选的重点内容,选取明治前期有关宪政问题的代表性论著,除了福泽谕吉的《劝学篇》、《文明论概略》,其他如加藤弘之、津田真道、阪谷素、杉亨二、西村茂树、小野梓、穗积八束、植木枝盛、中江兆民等人的著述大都是首次以汉语译文形式面世,这些著述论说构成明治前期立宪大业的思想理论基础。该部分内容涵盖政体与国体,权利、自由与平等,宪法概念、权力分立、国会问题,国家独立与国民责任,宪法制定权,日本立宪思想的本土资源,以及当时日本知识界对西洋文明与日本传统、学者的职责、租税问题、帝室问题、国际宪法秩序等方面的认识。从中可以了解明治初期日本知识阶层对宪政问题思考的深度与广度。如本编所选加藤弘之《立宪政体略》、《真政大意》作为日本最早的宪政论说,涉及“国宪”(宪法)、“三大权柄”、“公权与私权”、“国体与政体”、“治法与治术”、“人之天性”、“国家政府起因之天理”、“权利与义务”、“公议舆论”、“时势人情”、“政府职掌”等法学政治学根本问题,其后的《国体新论》有关立国之原因、政府起源、君主与政府之权利义务、人民自由权利、国体与政体的相关论述也深入切实,可以代表当时日本知识界的最高认识。这些著述是研究日本近代宪政思想起源的重要文献。又如,明治八年问世的《文明论概略》,作为福泽谕吉的杰作之一,日本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认为该书是福泽精神状态与思考能力最为充沛时期的产物,作为日本人考察近代日本政治与社会的精神食粮,其重要性独一无二。从内容来看,此书不仅涉及文明的价值判断与内涵以及西洋文明、中国文明、日本文明的来源、特质等问题,还涉及国体、正统、血统,国民的权利、自由、智德,以及政体的优劣及其选择、国民与国家的独立等重要问题,其见解对今天思考一国宪政建设过程中文明的普遍性与民族性仍有一定的鉴戒警醒作用。《国会论》与《帝室论》则更清楚地表明福泽谕吉对代议制、天皇制的看法。其他如津田真道、阪谷素、神田孝平、中村正直、中江兆民等人或谈出版自由、租税、财政问题,或谈公共空间、人民性质之改造、国会问题;而西村茂树探讨政体、自由、权理(权利)之内涵、政府与人民之利害关系,皆有正本清源,探赜索隐之功效。小野梓《本邦宪法史之溯源》、《勤王论》代表了大隈重信一派对日本本土宪政资源的发掘与思考;穗积八束《论宪法制定权之所在》且不论其意图如何,或许是东亚宪法思想史上第一篇探讨宪法制定权的文字;植木枝盛《无上政法论》更属探讨世界宪法秩序的罕有论著。

第三部分“建议建言”编选明治前期日本政界元老、重臣及民间政治团体有关宪政问题代表性的建议建言,也多是首次以中文译文形式问世。这些建议建言,或保守或激进,或中庸或务实,具体涉及国体与政体、国宪与国会、过渡期国会成员之组成、上院与下院之关系、租税与预算、立宪政治与政党政治之关系、英国模式与德国模式的选择以及立宪过程的先后顺序等,若不了解当时的政治背景,恐怕难以洞悉其真意所在。选译文献试图揭示明治政府内部及民间团体立宪构想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读者若能静下心来仔细分析这些建议建言,将会对明治政府内部与民间舆论在立宪的模式、程序、轻重缓急、时间先后等方面的不同主张有更加深入的认识。位居明治政权中枢的元老重臣的建议是本编收录的重点内容,读者可以由此了解到当时政府中枢内部的危机意识、派阀政治、矛盾冲突、意见分歧,对当时明治政府内部的立宪态度能够有具体细微的把握。其中,岩仓具视、井上馨、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人的建议直接影响到当时政局的变动和日后明治宪法的制定。

第四部分“论说论争”编选1874年前后民选议院论争和1882年前后人权论争、主权论争的相关文献。1874年以征韩论为导火线下野的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江藤新平、副岛种臣等参议与由利公正、小室信夫、片冈健吉等共同策划,向左院提交《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提出设立民选议院、防止有司专制、伸张国民自由权利的主张,为自由民权运动之嚆矢。1874年前后的民选议院论争是明治初期关于宪政问题的第一次大规模论争。板垣退助、加藤弘之、森有礼、西周、中村正直等当时政界学界的重要人物都参与了此次论争。除了思想界著名刊物《明六杂志》,当时编辑的《民选议院集说》、《民选议院论纲》等文集比较忠实地记录了这次论争的具体情况,是了解明治初期日本政界、学界、舆论界在设立议院问题上各种不同见解的重要史料。本书选译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献,读者若能以此与第二编所选福泽谕吉和中江兆民的《国会论》对照玩味,想必能够比较全面和深入地了解明治初期日本政界、学界、舆论界的议会观及其演变发展。

明治十四年(1881年)八月以后,日本国内要求开设国会的声浪日趋高涨,对开拓使拍卖问题的非难此起彼伏。一时舆论沸腾,政局处于极度动荡之中。明治十四年十月八日伊藤博文致岩仓具视书翰中表明开设国会已不可阻挡,否则不仅“明治政府之艰难”永无休止之日,而且“萨长中兴辅翼之功绩”亦将成为泡影,为天下后世遗留祸根。有鉴于此,伊藤敦促岩仓非速下“大决断”以昭示天下,局势不可挽回。明治十四年十月十二日颁布的“赐告国会开设之敕谕”中一边宣称“将以明治二十三年为期,召集议员,开设国会,以成就朕之初志”。同时又发出警告:“朕思人心偏进,时会竞速,浮言相动,竟遗大计。是宜及今明征谟训,以公示于朝野臣民。若仍有因故争于躁急,煽动事变,有害国安者,当处以国典。特兹言明,谕尔有众。”此敕谕一出,大隈重信一派纷纷辞职下野,此后进入所谓钦定宪法的准备阶段,而舆论界相继而起的便是关于主权问题的白热化论争。与主权论争几乎同时进行的是关于人权问题的论辩,这是围绕着加藤弘之《人权新说》(1882年)展开的一场有关人权是否天赋的论战。本卷选译的当时有关主权和人权论争的几种文献,皆是其中颇有分量的论著。对比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关主权和人权的论争在学术上的滞后及其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欠缺,这场兴起于19世纪80年代初东方国家有关主权及人权的论争,且不管双方所持观点如何,仍然值得我们重新审视。

第五部分“宪法草案”编选明治宪法成立前的5部宪法草案。明治宪法成立以前有各种宪法性文件流布于世,《新编明治前期的宪法构想》共收录57件宪法草案或宪法构想,但并不包括外国人起草的宪法草案。本卷选译的5部宪法草案颇具特色和代表性,包括最初所谓德国模式的《帝号大日本国政典》(1874年)、英国模式的元老院《国宪》第三案(1880年)和交询社《私拟宪法案》(1881年)、美国模式的《日本国国宪案》(1881年)以及出自外国人之手、对明治宪法的起草起到关键作用的《日本帝国宪法草案》(1887年)。关于每个草案的特点,译文之前有简略介绍,在此不再赘述。编译者试图通过这些宪法草案揭示明治前期宪法构想的多样性,为避免以明治宪法为标准“回视”此前宪法构想的历史意义,而忽略其本身的特点与价值,明治宪法文本不在本编收列范围之内。

三、明治前期宪政史研究概述

有关幕末明治前期宪政史的研究,迄今学界已有多种著述问世。其中代表性的日文著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有大津淳一郎《大日本宪政史》(全十卷)、藤井甚太郎《日本宪法制定史》、尾佐竹猛《日本宪政史大纲》、铃木安藏《明治初年的立宪思想》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大久保利谦《明治宪法的诞生》、稻田正次《明治宪法成立史》(上下卷)、清水伸《明治宪法制定史》(上中下卷)等。英文代表性研究有《明治宪法之创立》、《日本明治前期的政治思想》、《现代日本立宪政府之奠基》、《罗耶斯勒与明治国家之创立》等。除上述代表性研究成果,战后还有不少日本史学者、宪法学者、政治学者、法史专家涉足此一领域,如家永三郎、鸟海靖、坂野润治、江村荣一、永井秀夫、宫泽俊义、长尾龙一、小林昭三、大石真、坂井雄吉、山室信一、石村修、坚田刚、坂本一登等,近年则有泷井一博、川口晓弘等后起之秀的崛起。日文著述长于历史资料的考证与解说,英文著述偏重于关键问题的发掘与探讨,各有千秋。

明治宪法颁布后,虽然各种注释性的日文宪法学著述纷纷出台,但有关明治宪法成立前的宪政史研究却直到大正年间才初露端倪。据笔者调查,有关日本宪政史最早的日文著述为工藤武重所著《明治宪政史》上卷(1914年),翌年有德富苏峰监修、伊达源一郎编著的《日本宪政史》(1915年)出版,据后者德富苏峰序文,该书其实也成于工藤武重之手,着日本宪政史研究之先鞭。此书“首先略述维新以来至宪法发布所谓宪政准备时代,其次概叙至最近第三十五次议会解散为止二十年余年间宪政运用之事迹”。书后附有[日本宪政史]年表(自宪法发布至大正三年)、附录5种及索引。《日本宪政史》写作方法与《明治宪政史》近似,偏重于政治史的叙述,简明扼要,亦成体例。另外,由贵族院议员大津淳一郎撰述的《大日本宪政史》共10卷,卷帙浩繁,前3卷涉及幕末明治前期的立宪思想。该书开篇载有神武天皇画像,第一编第一章总论部分用50多页篇幅阐述“帝国的国体国性”、“神器与国体”、“皇猷与国体”、“国性与国体”、“法制与国体”,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对幕末明治期立宪思想的系统研究始于大正末年,这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不无关系。1924年11月明治文化研究会成立,创始成员共8人:吉野作造、石井研堂、石川岩、井上和雄、尾佐竹猛、小野秀雄、宫武外骨、藤井甚太郎。其目的在于“研究明治初期以来社会万般事项,将之作为我国民史之资料发表”。吉野作造曾在《有志明治文化研究的动机》一文中说明自己致力于明治文化研究的动机。据称其起因源于他大正七年(1918年)参与编辑《日本宪政经济史论》一书的经历。该书汇集7位当时政界元老的谈话,包括福冈孝弟、金子坚太郎、大隈重信、板垣退助、松方正义、涩泽荣一、山县有朋,而参与明治宪法制定的关键性人物伊东巳代治,不管如何敦请却始终三缄其口。吉野作造揣测是否因为明治宪法制定前的世相与大正七八年左右的思想混沌状况相似,若将明治宪法制定当初的事情泄露,会给当下思想界的混乱火上浇油,因此伊东巳代治才闭口不言。但吉野作造认为,时势不同,大正时期的民众已远非昔日可比,旧时代的人们看不到时代的变化,以自己以往的经验作为判断的基础。他们以善意压制青年,并认为这是为了社会稳定。吉野作造认为必须打破旧时代人们的这种迷妄,使其明白时势的变化。他认为“不管是旧人还是新人,明治文化的研究都是必要的。明治文化的研究决不是与时势隔离的闲功夫。”吉野作造身体力行,不仅身兼24卷本《明治文化全集》(日本评论社,1927—1930年)的编辑担当代表,而且撰有相关研究论文,惠学后人良多。

另外,1941年1月19日成立的宪法史研究会曾集结当时众多的一流学者,每月19日举行定期研究例会,3年多时间举行过30多次例会,此外还有春秋在京都举行的特别例会。该会会长伊东治正伯爵为伊东巳代治长孙,1937年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退学,为当时华族中的富有者。伊东治正曾于1936年设立自由社,发行综合杂志《自由》,并亲自执笔撰稿。很多左翼撰稿人在1937年人民战线事件中被捕,该刊于1938年停刊。伊东治正其后转任东京日日新闻记者,兼任众议院宪政史编纂会委员。宪政史编纂会为1937年众议院内所设,旨在编纂日本宪政史以纪念明治宪法公布50周年。宪政史编纂会除了委员长尾佐竹猛,委员包括渡边几治郎、铃木安藏、藤井甚太郎、薄井福治以及助手林茂。与此同时,贵族院也开始编纂五十年史,尾佐竹猛任委员长,深谷博治、大久保利谦任编辑委员。宪法史研究会便在这种长期的共同合作中应运而生。该会主要发起人为尾佐竹猛、铃木安藏、深谷博治,会员中除了上述主要发起者和当时著名的宪法学者如美浓部达吉、佐佐木惣一、宫泽俊义,还包括战后的明治宪政史研究家稻田正次、大久保利谦等人。美浓部达吉共3次作例会演讲或报告,稻田正次也在第五次例会发表研究报告。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宪法史研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宪法史研究会的工作存在着继承关系。大石真教授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的宪法史研究会为自由主义者的梁山泊,该会持续3年多的活动是立宪学派最后的抵抗。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对明治宪政史研究贡献最多的人物是尾佐竹猛。尾佐竹猛(1880—1946)毕业于明治法律学校,长期任职于司法界,曾兼任明治大学教授。明治宪政史研究对其而言可谓“闲功夫”,他先后出版了《维新前后的立宪思想》、《日本宪政史》、《维新前后立宪思想的研究》、《日本宪政史论集》、《日本宪法制定史要》、《日本宪政史大纲》、《日本宪政史的研究》等日本宪政史著述。吉野作造为其著书撰写推荐之辞,赞叹其学养深厚,自愧弗如,认为他供职于司法界殊为可惜。尾佐竹猛的宪政史研究重点集中在幕末明治前期,战前两卷本的《日本宪政史大纲》为其代表性著作。据该书作者本人绪言所言,既称“宪政史”,就应以“立宪思想发展史”、“宪法制定史”为前提,叙述“宪法实施史”即“宪法运用史”,具体内容包括“议会史”、“政党史”,亦应涉及“宪法学说史”,如此方成体例。但本书实以立宪思想发展史及宪法制定史为核心,作者自谦甘受羊头狗肉之讥。尾佐竹猛秉持自己的“史料主义”,留心于“宪法”思想的两大潮流,批判“将明治元年解作明治维新的数字式形式论”,致力于日本宪政由来之研究,自称对日本精神昂扬期的“飞跃式历史研究”不敢苟同。考虑到国体明征事件后当时日本的时代氛围,其忠于学术之精神难能可贵,这大概也是其研究成果至今仍受学界敬重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另一位著作等身的宪政史研究家是铃木安藏。铃木的宪政史研究明显受到吉野作造和尾佐竹猛的启发和影响,有些史料甚至直接出自前者的著作,但他的唯物史观又使其研究与前两者相异。铃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出版《日本宪政成立史》、《宪法的历史研究》、《日本宪法史研究》、《明治初年的立宪思想》、《自由民权·宪法颁布》、《日本宪法史概说》、《宪法制定与洛斯勒》、《自由民权运动史》、《太政官制与内阁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版《明治宪法与新宪法》《、日本宪法史》《、比较宪法史》《、日本宪法学史研究》等著作。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明治文化研究会与宪法史研究会成员中,藤井甚太郎著有《日本宪法制定史》、《宪法的制定》、《帝国宪法制定的由来》;渡边几治郎著有《日本宪法制定史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另一独立学者浅井清所著《英国议会制度之于明治立宪思想史之影响》、《元老院宪法编纂始末》、《明治维新与郡县思想》等著作,在当时与日后也可谓独树一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日本宪政史研究虽然摆脱了国体思想的束缚,但也同时存在矫枉过正、忽视史料、观念先行的弊端。永井秀夫在《明治宪法的制定》一文中对以铃木安藏为代表的将明治宪法体制理解为“表面的立宪制”(『外見的立憲制』)这一观点提出异议,认为这种观点“过大评价了专制的意图与支配的统一性,而没有看到明治宪法体制的诸种矛盾”,因而是片面的。他分析了促成明治宪法制定的诸种要素,并从议会的权限、天皇的地位等视角探讨宪法起草审议过程中的若干问题。虽然只是一篇论文,但它对扭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明治宪法观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后,小林昭三《明治宪法史论·序说》、伊藤勋《明治宪政论》、鸟海靖《日本近代史讲义——明治立宪制的形成及其理念》、坂本一登《伊藤博文与明治国家形成》等著作都对前人的研究有所突破,从不同角度深化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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