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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29 14: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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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岳南,商成勇,许志龙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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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盗墓传奇

中国盗墓传奇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中国盗墓传奇作者:岳南 商成勇 许志龙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时间:2007-11-01ISBN:9787802202085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西晋泰始二年(266年)春,原魏国一个叫吴纲的南蛮校尉,在安徽寿春地方突然遇到一个东吴的老汉。二人一见面,老汉惊奇地打量着吴纲说:“你的身材相貌很像长沙王吴芮呀!只是个头稍矮了点。”吴纲听后大惊,说:“吴芮乃是我16世先祖,已经死了400多年了,你怎么看得出我的相貌像他呢?”老汉说:“实不相瞒,40年前,东吴在临湘(今长沙)欲修孙坚庙,因缺乏木材,就挖了长沙王吴芮的墓,取出棺椁作为建庙的材料。当时我参加了掘墓之事,当棺椁打开后,曾亲眼看见吴王的尸体面目如生,衣帛完好呢!”

吴纲听罢,甚是惊奇,对老汉道:“尸体衣服既完好,有没有改换个地方埋葬啊?”老汉答:“换地方埋葬了。”

以上这个故事的来源散见于多处,正史、野史、地方志、族谱等典籍多有记载。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湘水注》中,引郭颁《世语》说过此事,原文曰:〇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扎滚鲁克墓出土的男尸保存完好,面目如生。

魏黄初末,吴人发芮冢取木,于县立孙坚庙,见芮尸容貌衣服并如故。吴平后,与发冢人于寿春见南蛮校尉吴纲曰:“君形貌何类长沙王吴芮乎?君微短耳。”纲瞿然曰:“是先祖也。”自芮卒至冢发四百年,至见纲又四十余年矣。

据传,长沙王吴芮墓初开,群盗兴奋,当夜而抵其椁,有一头目引火向前探查,四五壮汉挥臂弄锹揭掀盖板。忽椁内气出,吱吱作毒蛇昂头吐信示威状。烟过之处,有臭味散开。少倾,墓穴深处轰然一声,其气与烟火相触而燃,火球突起,窜出丈余,墓穴如同白昼,并伴有轰轰之声如响雷。群盗趋避不及,棉衣被火,势同燃球,仆地不起,号啕悲呼。墓穴之外众贼惊骇,急用泥沙泼砸着火之身,又急呼于墓中泥水处打滚儿。刹那间,穴内哀号连连,被火盗贼跳跃腾挪,势同群魔乱舞,夜鬼飘荡。火势渐小,被火者周身黧黑,面部胸前几无完肤,呼号声中双臂抠地,卷缩蠕动,气脉衰竭,奄奄一息。〇墓内喷火

待内棺开启,只见吴芮锦被覆身,面色如生,须发皆整,如同睡眠,隐隐有打鼾之声,众盗大骇。为首者率三五壮士向前探视,见死者仪态容颜完好如世人,不由称奇,以为有神相助,遂命人将外部大片椁板拆除,以取木材立庙。内棺原封不动,告知其亲近后人复葬其棺。

吴芮后世亲近者见告,相约族中三五名望之辈急趋前来,时群盗已遁,墓穴狼藉不堪,椁木、珍物已空,只有一无盖彩棺孤立于中央。众人立于棺前验看尸身,商讨埋葬办法。寻思间,一阵阴风吹过,棺前立者顿感脸色发麻,如同扬沙掷于面部,身前的木棺如河中小船开始摇晃,众人骇怪,疑有鬼怪作祟。怔愣间,猛听棺身咣的一声响动,一块五彩锦衣丝锻腾空而起,缥缈冲天。继而,死者从棺中奋起,扬臂摇身,瞪眼张目,高声呼曰:“这一觉睡得好长呵,此处不可久留,快送我回瑶里老家去也!”言毕,尸身如僵木,向后一抑,啪的一声摔于棺中没了动静。众人望之,呆若木鸡,如在梦境。待回过神儿来,知是吴王鬼神附体,特留遗言,为自己安排后路。眼望墓穴之惨状,遥想当年吴氏家族之荣光,如今凄凉之景况,悲不自制,众皆伏地而泣。

为了却吴王心愿,吴芮灵柩被后世亲近者从墓穴内取出,由长沙迁葬至其出生之地——浮梁瑶里,秘密葬于五股尖仰天台下一个岩洞深处。为防贼人再次盗掘破坏,分别在休宁、婺源、浮梁、高岭等四处修建了衣冠冢(今安徽休宁、江西景德镇一带),吴氏宗族族谱画有仰天台地貌图,标注了“吴王墓在五股尖山脉”等语。现遗迹尚存。

一代名王吴芮之冢被盗掘,连同后世子孙吴纲与东吴老汉巧遇之事,被称为中国盗墓史上第一奇事而为世人津津乐道,同时也为现代考古学家研究楚地汉代陵墓制度,以及古尸防腐术提供了一个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参照系谱。

关于长沙王吴芮的经历,史料多有记载。此人据说是吴王夫差的后代,生于瑶里,在秦朝时为番阳县令,号为番君,颇为当地百姓及江湖志士敬慕。当陈胜、吴广等一帮农民兄弟扛着用木头杆子和被单褥罩做成的黄龙大旗,高喊着“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造反起事时,吴芮审时度势,亦率一帮生死弟兄开始与秦王朝划清界线,面南称孤,自立为王。未久,与最有实力的造反英雄项羽结成联盟,被项羽正式封为衡山王。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演变,吴芮见风驶舵,转降刘邦,并在楚汉战争中立下了卓越战功。汉高祖已亥五年(公元前202年),天下已定,吴芮被刘邦封为长沙国王。〇长沙国南部地形图(谭其骧绘制)

此时的长沙国是汉初分封的诸侯国中最为特殊的一个。西汉以前的长沙国只是秦时的一个郡,秦之前则属于楚国的地盘。虽然此次由郡改国,在汉中央朝廷的诏令中明确规定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等五地都归长沙国管辖,并将湘县(今长沙)改名临湘县,以作为长沙国国都。但当时的豫章实属以英布为国王的淮南国,而象郡、桂林、南海等三地则被独霸一方的南越王赵佗所占,吴芮实际掌管的范围仅长沙一郡,约为湘江河谷平原的十三县之地。据做过长沙王太傅的贾谊于公元前174年上书说,汉初的长沙国民户只有二万五千,按《汉书·地理志》上的长沙国户口比例推算,那时的人口数约为十一二万左右。由此看来这是个较小的王国。

虽然长沙国国小人少,却夹在汉朝廷所属领地与南越诸国之间,是阻挡百越诸侯进攻汉中央的门户,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当年吴芮如何带兵打仗,并以开国功臣之声威被封为第一代长沙王,史料中很少记载,但其军事实力有史可鉴。刘邦和吕后对功高盖主的异姓王并不放心,做梦都想清除掉,萧何曾对刘邦说过,要灭吴芮,倾全汉之兵再战一纪(六十年)尚难。对此,狡诈多谋的刘邦于无可奈何中,又委派了一位楚地出生,名叫利苍的亲信出任长沙国丞相,以监视和控制长沙国王吴芮,同时监视百越之地诸侯国的异常动静,特别是军事方面的行动。

意想不到的是,吴芮于封长沙王的当年即一命呜呼了。一个无病无灾的显赫王公莫名其妙地撒手归天,留下了一大堆历史谜团。坊间说法有二:一为行军死于营中说。因当时边陲未定,吴芮为长沙王后,刘邦诏令其率兵去安定福建,行至金精山一带(今江西宁都县西北15里石鼓山),不堪劳累,身染沉疴,中途病逝,死后谥文王。另一种说法是刘邦密诏长沙国丞相利苍将其用毒药害死。两种说法皆无过硬的证据支撑,到底谁是谁非,或者二者皆非,不好妄下论断。班固在《汉书·韩彭英卢吴传》中,对吴芮之死只是一笔带过,并未提及死因,文中说:“项籍死,上以有功,从入武关,故德芮,徙为长沙王,都临湘,一年薨,谥曰文王,子成王臣嗣。”汉初刘邦共封8位异姓王,后来7王皆反,旋被翦灭,唯吴氏长沙国忠于汉室,共历5代,以无嗣而国除。因而班固赞称吴氏“不失正道,故能传号五世。”

吴芮在位时,为政以德,颇得民心,死后臣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据光绪《旧府志》载:吴芮墓遗址“在北门外祀汉长沙王吴芮。今此门外大道旁菜园内有极小之庙即其地。”传说吴芮墓高22米,墓旁立一祀庙,叫吴王庙。吴王墓遗址流传到今,大概是人们追念其功德所致。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称:“临湘县北有吴芮墓,广逾六十八丈,登临写目,为廛郭及佳憩也。”郦道元所见之景象,离吴芮墓被掘已过去了约250年,遗留的当是一个空土堆而已。

至于郦道元引《世语》故事中提到的那位吴纲,历史上确有其人,并一度任诸葛诞长史,著名的《三国志》两次提到过他的名字、身份和在群雄争霸中所扮演的角色。《魏书·诸葛诞》中,作者陈寿在论及魏国大将、琅琊阳都人诸葛诞谋反时,曾云:“甘露元年冬,吴贼欲向徐堨,计诞所督兵马足以待之,而复请十万众守寿春,又求临淮筑城以备寇,内欲保有淮南。朝廷微知诞有疑心,以诞旧臣,欲入度之。二年五月,征为司空。诞被诏书,愈恐,遂反。召会诸将,自出攻扬州刺史乐琳,杀之。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聚谷足一年食,闭城自守。遣长史吴纲将小子靓至吴请救。吴人大喜,遣将全怿、全端、唐咨、王祚等,率三万众,密与文钦俱来应诞。以诞为左都护、假节、大司徒、骠骑将军、青州牧、寿春侯。”《三国志·吴书·孙亮》篇也有记载:“(太平二年)五月,魏征东大将军诸葛诞以淮南之众保寿春城,遣将军朱成称臣上疏,又遣子靓、长史吴纲诸牙门子弟为质。……三年春正月,诸葛诞杀文钦。三月,司马文王克寿春,诞及左右战死,将吏已下皆降。”这一记载道出了魏国叛将诸葛诞与部下吴纲等人的命运。

陈寿作《三国志》约130余年后,刘宋文帝命裴松之作《三国志注》,裴氏本着“鸠集传记,增广异闻”的精神,于诸葛诞传中吴纲姓名后,专门征引郭颁的《世语》作为“异闻”趣事增补其中。引文曰:

吴人发长沙王吴芮冢,以其砖于临湘为孙坚立庙。

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后豫发者见吴纲,曰:“君何类长沙王吴芮?但微短耳。”纲瞿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见之?”见者言所由。纲曰:“更葬否?”答曰:“即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冢发,四百余年。纲,芮之十六世孙矣。

裴氏与郦道元所引皆为同一作者所说的同一件事,但稍有出入。就年代先后而言,裴氏与郭颁几乎同处一个时代,著成《三国志注》的时间比郦道元的《水经注》早几十年,所引当更接近《世语》本意。但有一关键之处恐怕不及郦道元准确,这就是发冢之目的是为“取木”还是“以其砖”的问题。现代考古发掘证明,凡长沙一带的西汉贵族墓葬,皆为竖穴木椁墓,即挖一个大土坑,在坑底用上等方木搭成椁室,然后放入木棺,棺的层数以墓主生前的身份而定。坑内几乎无一砖一石,与后来明清券洞式墓葬大为不同。此点当是裴氏之误。

既然长沙王吴芮与长史吴纲在史上确有其人,关于墓冢被掘以及寿春奇遇是否属实,真实的成分又有多少,自《世语》披露之后,遂成为后世好事者长期探究的一个谜团。

长沙王吴芮死于公元前202年并葬于长沙城北,此点并无疑问。史载,长沙之地被东吴占领后,孙权确实曾仿照过曹操的做法,令人在此盗掘过王侯贵族的墓葬,获取奇珍异宝和大量木材。同时派出亲信爱将率五千精兵翻越九嶷山,前往南越故国掘冢盗墓,追索南越王赵佗之穴。从《世语》记载看,长沙王吴芮墓被掘应在黄初六年或七年,即公元225年或226年,也就是曹操的儿子曹丕当上皇帝后即将死亡的最后一二年(丕在位七年崩,年号遂绝)。上距高祖五年,相距420多年。那个曾参与掘墓的东吴老汉,在相隔了40多年,也就是到了司马氏家族篡权,司马炎登基称帝的第二年,还能看出吴芮的第十六代孙跟死者面貌身材相同与差异之处,则未免有些夸张和编造之嫌。是否老汉早已闻知吴纲乃长沙王之后而故意有此说,后人不得而知。所知者,作为吴芮的尸身及衣物被埋葬于“广逾六十八丈”的墓穴内,棺椁开启时,“容貌衣服并如故”或“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并非空穴来风,当是极有可能的。就在那位东吴老汉与南蛮校尉吴纲寿春对话的1700年之后,湖南长沙又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马王堆西汉墓葬中一具“面目如生”的女尸横空出世。极富历史趣味和巧合的是,这位叫辛追的墓主人生前与长沙王吴芮相识,或者亲自给吴芮敬过酒、送过肉也极其可能,因为墓主的丈夫就是汉高祖刘邦派往长沙国秘密监视吴芮的第一任丞相利苍。〇马王堆一号汉墓清理木棺情形〇出土的马王堆女尸辛追

1972年初夏,解放军366医院在长沙东郊五里牌外一个叫马王堆的土包下挖掘防空洞,意外发现了一个喷气、冒火的洞穴。湖南省博物馆得到报告后,派人勘察,断定是一座古墓,遂上报发掘。从1972年夏季开始,至1974年元月,野外发掘工作全部结束。在发掘过程中,由于墓葬宏大与出土文物之多之精,先后得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以及文化文物考古界郭沫若、王冶秋、夏鼐等负责人的密切关注,周恩来对墓葬的发掘与文物保护曾先后做过五次批示。通过考古发掘得知,此处是由三座古墓组成的家庭墓葬,墓主分别是西汉初年的长沙丞相、轪侯利苍与他的夫人辛追、儿子利豨。三座汉墓分别出土了表明墓主身份的印章与大批漆木器、丝织品与帛书、帛画和部分铜器。特别是在最早发掘的一号墓中,轪侯夫人辛追的尸体保存完整,身体肌肉有弹性,关节可以弯动,皮肤摸上去手里有油腻感。经国家专门组织各方面的医学专家进行解剖、检测,发现葬入地下2000多年的轪侯夫人,内脏保存异常完整,动脉粥样斑块病变清清楚楚,体内绝大部分细胞、细胞膜、细胞核,包括一部分神经组织,如人体最容易消失、医学上称为迷走神经丛的一种神经组织,皆历历可见。这位贵夫人死前吃下的138粒半形态饱满的甜瓜籽尚未消化,皆完好无损地保存于胃囊中(博物馆人员曾将几粒瓜籽种植于院内,遂生长发芽,只因管理不善,未结果即枯萎)。这种情况与常见的木乃伊和干尸有本质区别,被认为是人类有史以来防腐技术的奇迹,考古界和医学界称之为马王堆湿尸,自此,世界学术领域又增加了一种崭新的尸体类别。

马王堆西汉女尸的面世,被作为一种不可思议的传奇故事于社会上广为流传,人们在为这神奇的防腐技术惊叹之时,也为古代中国人民的智慧击节叫好。一时间,全国升起了一股马王堆热,并引发了长沙一日数万人涌入博物馆观看女尸的狂潮。随着报刊与广播的公开报道,以及由北京科影拍摄的《考古新发现》、《西汉古尸研究》等影片公映,国内外迅速掀起了一股形势浩大的“马王堆热”。当时寓居长沙的毛泽东也被这神奇的考古发现所吸引,特地观看了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印刷品,并作为特别礼物,专门赠送前来中国访问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一浪高过一浪的马王堆考古发现与参观热潮中,出于各方面因素的考虑,由国家拨款,在湖南省博物馆专门建造一座豪华的分馆和陈列室,以保存、展出马王堆汉墓出土女尸与文物。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以及女尸的出土,作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被载入史册。〇辛追不同时期的复原图

遥想当年,长沙王吴芮与丞相利苍同朝听命,或同庭共事,一个为王,一个为侯,尽管暗中各怀主意或不可告人的心思,但表面上应当是和谐共处的,因而作为丞相夫人见过吴芮,或有更进一步的交往也属正常。当时,追求长生不老和死后尸体不朽之术,已成为王侯将相和达官贵人生活的目标和梦寐以求的最高境界。于是防腐技术兴盛,有的用玉,有的用药草,有的用所谓的仙丹神药之类,可谓招数迭出,五花八门。《后汉书·刘盆子传》叙述西汉末诸陵墓被盗掘后的情形时说:“有玉匣殓者率皆生。”也就是说,凡用玉衣包裹尸体的皆不朽。但现代考古发现证明,所有用玉衣裹身的尸体,全部腐烂,无一幸存。相反倒是用衣物包裹尸体、并配以草药等物防腐者,若棺椁封闭得当,大部分尸体会保留下来,且保存得相当完好,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女尸即为典型范例。

长沙王吴芮死于汉高祖已亥五年(公元前202年),据考古发现所知,长沙国丞相利苍死于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利苍之子死于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利苍夫人辛追死于汉文帝十二年以后数年之间的某年。吴芮与利苍之死相差16年,与利苍夫人之死相差30余年。既然当时的上流社会皆推崇长生不老和尸体防腐之术,想来作为长沙王的吴芮也不例外,一定是殚精竭虑,想方设法令人搜寻和研制。当他撒手归天后,家人便用楚地一带早已流行,时在长沙附近逐渐成熟的草药混合技术作为防腐之术,为其尸体沐浴、喷洒、穿戴包裹、降温、入殓、封棺、闭椁、覆土等等。当这一切完美无缺地一步步做完后,一具尸体便在幽深封闭的墓穴之内长期保存下来,并出现了下葬400多年后,墓葬被掘,棺椁打开,墓主吴芮仍“容貌如生,衣服不朽”的奇特景观。若对比1700年后的利苍夫人尸体出土时的状况,此点当属真实,且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了。

同为长沙豪门出身,何以吴芮与利苍夫人辛追的尸体在后人发现时完好无损,面目如生,而葬于同一块墓地、相隔仅几米远的利苍本人与儿子的尸体却早已腐烂,只剩下残骨碎渣?考古人员得出的结论并不复杂,利苍之子是由于墓葬和棺椁本身封闭不严,封闭墓穴的白膏泥有明显缺口,棺椁有裂缝所致。至于长沙丞相利苍本人尸骨无存,则与墓葬被盗有关,若没有盗墓贼的毁坏,尸体极有可能也同他的夫人一样,会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

湖南省考古队员侯良等人在发掘长沙丞相利苍墓时,发现了两个盗洞。其中一个为四方形的洞穴,大小正好可容一人;一个为圆洞,里面塞满了杂土,若不仔细察看,一时还不大容易认出。这两个盗洞出现于哪朝哪代,一时无法判断。后来,发掘人员在盗洞土层中发现了一个瓷碗,经鉴定,这只瓷碗属于唐代的产品,因而,盗墓者被断定是唐以后、宋之前的人,而唐代的可能性最大。这样认为的理由是,这只碗仅是一个极普通的生活用具,很难保存到宋代。何况唐代瓷碗保存到宋,已经算是有价值的文物了,深知文物之利的盗墓贼怎会轻易将其扔掉呢?所以,唯一的可能是唐代的盗墓贼,拿了这只平时在家中常用的瓷碗,作为打洞盗宝时喝水、进食之用,而用完之后随意地扔之于旁侧,走时也未带走。至于墓葬系何人所盗,至今仍难有定论。当考古人员发掘到墓穴底部时,见棺椁早已散乱不堪,内中器物几乎全被盗走,只剩一点残骨和器物碎片,最大的收获就是于散乱的棺材缝隙中,发现了利苍为相封侯的三颗印章,从而揭开了马王堆家族墓葬之中的墓主与时代之谜,这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对于这座长沙国丞相墓的发掘,周恩来总理给予了特别关注和重视,当得知墓中除了三颗印章,其他器物全部被盗墓贼劫掠一空时,周恩来专门向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问及此事,说:“现在还有没有盗墓的人,全国墓葬破坏情况是否严重?”王冶秋回答说:“旧社会那些专门靠盗墓吃饭的人,长沙一带称‘土夫子’,凡有点真本事的,基本都被各地博物馆和考古部门收编了,成了现代国家工作人员,所以基本上没有专门盗墓的人了。除了被收编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文物的流通渠道被截断了。董老出任华北军政委员会主席时,第一个命令是征集革命文物令,第二个命令就是禁止珍贵文物出口。现在办的文物商店都是国营单位,盗墓贼从墓中盗出的器物不敢拿来销售。因为社会上已经没有自由的流通渠道,中国的文物出不去,境外的文物贩子又进不来,所以自新中国成立后,盗墓这个行业算是基本消亡了。”〇马王堆汉墓位置示意图

令周恩来和王冶秋都没有想到的是,仅仅是几年之后,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兴起,消亡了几十年的盗墓业再度还阳复苏,盗墓者借尸还魂,于华夏大地山野草泽中活跃起来,大显身手,所向披靡。“要想富,去盗墓,一夜一个万元户”的诱惑,使越来越多的山野村夫,城市混混,地痞流氓,甚至道貌岸然的政府官员,纷纷加入到盗墓者的行列之中,企图借挖掘地下古物一夜暴富。从关中大地到中原腹地,从燕山南北到长江上下,从作为古蜀王国的川境,到楚地的长沙、荆州,皆有盗墓者活跃其间。短短几年间,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已是千疮百孔,骸骨遍野,其盗掘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被盗古墓之多,为二千年历史进程中所罕见。盗墓者结成团伙,各有分工,有的挖土,有的望风,有的负责现代化设备的运用,有的则专门负责销赃。其盗掘方法、技术、工具越来越先进和专业,如探寻汉墓由原来的洛阳铲演变成重铲,进入墓室捣土时用滚叉和撇刀,挖掘唐墓时用类似鲁智深的月牙铲的工具——扁铲。再后来,盗墓者甚嚣尘上,更趋现代化、智能化、集团化,探测墓葬动用军用罗盘、探地雷达、金属探测仪、气体分析仪等等,大大缩短了以前靠经验找墓、断代等前期的工作时间。盗掘时则使用雷管、挤压式炸弹。此种炸弹作为最先进的武器,本来是装备到各集团军陆军部队,从而避免了士兵在野外作战时挖战壕之苦。在野外作战时,只要在前方几米掷下一弹,就会出现一个几米深的圆洞。洞内的土不是被炸飞,而是通过爆炸力,向四周挤压,因而当炸弹爆炸后,洞外见不到一点土。一连几个炸弹下去,就是一个深井。盗墓团伙认为此法用来盗墓,既省心又省力,于是开始普遍使用这一新式武器。若发现墓葬,只需几个炸弹,即可穿透墓室,盗墓贼可轻而易举进入满藏金银财宝的墓穴开棺取宝。开棺时的工具也渐渐鸟枪换炮,由旧时的刀劈斧砍,换为大型电锯;运输通讯也一跃而变为摩托车、汽车、手机。整个中国每年有千百座墓葬被以这样的现代化方式盗掘一空。如位于浙江的鸦片战争抗英名将葛云飞、《申报》主编史量才等名人的墓葬已被盗掘,清代“辫帅”张勋之墓在江西被掘,位于湖南长沙的晚清名臣曾国藩墓先后两次被盗,盗墓者劈棺抛尸,墓内文物被劫掠、毁坏殆尽。

据长沙和荆州市文物部门统计,截至2005年,仅长沙郊区、江陵八岭山、荆门市纪山等省级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大中型古墓,就有1300多座被盗掘,其中近1000座被彻底盗毁,大批文物流失或遭到破坏,损失极其惨重。最令人惋惜的是,1994年春,荆门市郭家岗1号战国墓被盗掘,劈棺抛尸。墓主人为一楚国贵族夫人,时间比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女尸还要早,虽长眠于地下2300多年,但与马王堆汉墓女尸一样,保存完好,堪称“稀世之宝”。然而,盗墓者为了从墓主的七窍中抠摸金器和玉器,竟对女尸百般作践,女尸衣服被扒光,头发被撕掉,嘴被撬开,牙被敲碎,最后被拖埋到另一穴洞达一个半月之久。待案发时,整具尸体已腐烂不堪,文物价值丧失殆尽。

面对中国大地上涌起的盗墓狂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和世界进步人士,都感到莫大的耻辱和痛心。无论是古墓葬还是古文化遗址,都是不可再生的人类文明成果和人类遗产。当历史进入21世纪之时,中国华北地区的盗墓贼,已从挖掘墓穴转向劫掠地面文明遗址、遗物,这是地下文物告罄的一个不祥之兆。对此,有观察家预言,等到21世纪结束之时,便是考古学家失业和考古学科消亡之日。这个预言看上去有些危言耸听,但却道出了一种无可奈何的现实和内心的忧虑。但愿今天的人们能从历代盗墓和劫掠、毁灭人类自身文明成果的罪恶中得到教训,并能从中思考些什么,从而以群体觉醒的力量来共同扼制这一人类毒素的发展蔓延,使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残存的硕果得以长久保存,文化的香火得以延续,这便是我们撰写此书的本意。1.坟包突起人世间

在以土葬为主流的古代中国,坟墓便是人生的最终归宿,所以古人云:入土为安。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无论其生前是享受着荣华富贵,还是过着屋无片瓦、地无三分的贫苦生活,喧闹都是一生的主题。正是基于在世时的浮华,在地下世界得到安息和宁静,便成为人类的一个梦想。那些生前享有特权的贵族阶层,除了梦想在地下世界安息,还想继续过那种骄奢淫逸、钟鸣鼎食的人间生活,建造气派的陵墓与豪华宽敞的地宫,就成为其追求的目标。但事实上,生前美好的心愿和布置的如意算盘,死后并不总能如愿,有时恰恰相反。“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者,是无不掘之墓”,为这一梦想和行为做了历史性注脚。

当然,人不是在猴子时代就开始建造坟墓的,也不是从猴子变成人那一天突发奇想,要打造个豪华地宫,以便死后安葬,继续享受人世间的舒畅与快乐的。有史可查的是,坟墓的建造,距今也不过是三千多年的时间。

在远古时代,人们还没有安葬死者的习惯。原始人类对于同伴死亡的处理,要么是在快饿死之时,不得已将其吃掉,这可称之为“腹葬”;要么将尸体随便丢弃于野外,这可称之为“野葬”。正如《孟子·滕文公上》说的那样:“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矣,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实际上“腹葬”和“野葬”都算不上丧葬。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的安定,出现了埋葬死者的现象,但当时墓而不坟,且无任何标记,“古之葬者,厚之以薪,葬之于野,不封不树。”

真正意义上的墓葬制度的出现是灵魂不死观念产生之后的事情。这一观念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这种观念认为,人死了,只是迁居,要过另一种新的生活,因而,要按照死者生前的生活方式来安葬,所谓“事死如事生”。正如古人所说,“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正是在这一观念支配下,经历漫长的岁月,才逐渐形成了一套隆重而复杂的丧葬制度。

所谓中国奴隶社会的代表——商,是至今唯一可以证明中国开始进入“文明时代”的朝代。就是在这样一个大时代里,兴起了历史上第一个厚葬高峰。这个时期统治者的墓葬十分奢侈,并有大量的奴隶殉葬。现代考古发掘证明,安阳的商王陵墓,墓室面积约330平方米,加上墓道面积共达1800平方米;高级贵族的墓,墓室面积加墓道面积共300多平方米,其形式有“亚字形墓”,即墓室南北各留一条墓道;有“甲字形墓”,即南面留一条墓道。中等贵族的墓,无墓道,面积约20平方米;一般小贵族的墓,面积不足10平方米;平民墓室面积仅2~4平方米。统治者的墓葬,随葬有大量青铜器、玉器,并殉葬大量的人、畜。当时流行在墓坑中部挖一“腰坑”,以殉葬人、畜和随葬器物;在墓上建房屋,以供祭祀,称为“享堂”。《礼记·檀弓上》所记载: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及围,殷人棺、椁。殷代的大墓中,多有棺、椁。棺上一般涂红、黄漆一至数层,少数棺上还有彩绘。〇商代殷墟王陵发掘现场

中国的丧葬史在西周时拐了一个弯。这一时期,由于农业民族比游牧、经商民族更讲礼制,更重伦理,故有薄葬之趋势。而尤为重要的是,西周时期,丧葬礼仪开始走向制度化、法律化。据《周礼》载,当时专门设有“冢人”,专司王室贵族的“公墓”。他根据贵族的班辈、级别来确定墓室大小、享堂(墓上房屋)的标准和植树数目;又设“墓大夫”,掌管平民的墓葬。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对于墓葬越来越重视,灵魂不灭的观念也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越来越强烈。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人类的活动经常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迁徙。在这诸多情况的限制下,人们还没有把墓葬作为永远祭祀的打算,所以当死者被埋葬之后,地面上并没有留下什么特殊的标志。正如《礼记·檀弓》所言:“古也,墓而不坟。”并解释说:“凡墓而不坟,不封不树者,谓之墓。”说明早期的墓葬是既无封土的坟头,也无树木或标志的。这一点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〇殷墟王陵线描图

大约从周代起,在墓上开始出现封土。《礼记》中有一段孔子寻找父母之墓的故事,为后人研究墓葬的变革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这个故事说,当孔子三岁的时候,父亲叔梁纥就死了。当孔子长大成人后,想祭祀一下他的父亲,却找不到墓葬的处所。后来经过许多老人的回忆,经过很长时间才找到。孔子是个重“礼”之人,他认为子孙祭祀祖宗是必要的礼节,为了便于以后经常前来祭祀而不致迷失方位,他想了一个办法,即在父亲的墓葬处所上培土垒坟,作为下次寻找的标志。关于在墓葬处所培土垒坟的做法,可能在孔子之前就有人做过尝试,但后人大多还是以这个故事发生的年代作为封土的起源。据《礼记·檀弓上》载,孔子在合葬其父母时说:“吾闻之,古也墓也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

战国中晚期,出现了以国君为中心的陵墓制度。在商周时,帝王的墓仍称为墓,春秋时有的称丘。从文献记载看,春秋战国以后,坟头的封土逐渐高大起来,大者形状好似山丘,因此有人把这类的墓葬处所称之为邱。如当时赵武灵王、燕昭王的墓葬处所,分别称为赵邱、昭邱等等。后来,便出现了帝王将相等封建贵族的陵。从战国秦惠王开始专称陵,这也是帝王丧葬史上的一个分水岭。〇从打虎亭汉墓内出土的壁画:相扑图

秦汉时期,逐渐进入第二个厚葬高潮。这个时期,统治者的墓葬自然是穷奢极欲,一般庶民百姓也大有讲究,新型墓葬不断涌现。秦始皇陵堪称“超级天子大墓”。它的地宫设施与地面设施一样,墓内地低见水,用铜加固,上置棺椁,陵区现发现的陪葬坑多达300余个,重要文物3万多件,特别是兵马俑的发掘,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〇殷墟大墓出土的青铜鼎

从西汉开始,墓葬习俗有了重大变化。在墓室内外,描绘、模印有各种图像,题材十分广泛,从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到墓主经历、家庭生活、劳动生产等都有涉及。长期以来杀人殉葬、以人祭祀的习俗,至汉代基本被废止。在随葬品中,过去杀殉奴婢的习俗被木俑、陶俑取代;真车马被木陶模型代之;青铜器为主改为陶、漆器为主;出现了大量的陶质物器,如仓、灶、井、猪圈、田地、楼阁等。汉代的皇帝,即位一年后便开始营建自己的陵墓。其耗费之巨,难以想象。西汉的帝陵较为集中,11个帝陵,9个在今咸阳原上,另外的霸陵在西安市东郊的霸陵原上,杜陵在今西安市南郊的杜陵原上。除汉文帝的霸陵因薄葬而“因山为藏”外,其余皆有高大的土堆。帝后合葬,同茔而不同陵。帝陵在西,后陵在东。当时的陵园之旁,建有寝殿。寝殿内建有东、西阶厢、神座等,陈列着主人的衣冠几杖等日常用品;宫人必须像主人生前那样,每天准时整理被枕,准备用水,摆设梳妆具等。西汉诸陵还有一个特点,即都有高级官吏、宠臣的陪葬墓地,一般在帝陵之东。众多陪葬者,每人一个大坟丘,整个陵区星罗棋布。晋代张载《七哀诗》中写道:“北邙何垒垒,高陵有四五,借问谁人坟,皆云汉代主。”这首诗形象地反映了当时陵区的分布情况。〇殷墟王陵中被杀殉后陪葬的奴隶头骨

东汉墓中,开始流行“买地券”,象征死者对墓地的所有权。一些地区,随葬品中还出现了“摇钱树”,反映了货币经济的冲击。在墓形上,出现了记载死者姓氏、埋葬年月、埋葬者、易于识别的墓碑;出现了表明死者身份、等级并使冢墓更像官府的墓阙;出现了列于墓前,用于昭示祥瑞的石兽。墓中常见一种镇墓文字,或写于陶瓶、铅券之上,或石刻、砖刻于墓内。其内容包括纪年月日,以天帝使者的名义告死者之家或丘丞墓伯,给活人除殃免祸,为死者解迫谢罪。值得注意的是,墓中还多随葬铅人,据说是为了代替死者在阴间服役。〇陶制镇墓兽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厚葬再一次演变为薄葬。东汉后期,道教兴起,佛教传入。道教主张薄葬,佛教崇尚火葬,亦是薄葬,其影响相当之大。魏晋南北朝时,少数民族势力进入中原,其主张薄葬也有不小的影响。多种原因,促成了薄葬风气的流行。三国时期,有识之士率先带头施行。魏文帝曹丕,依山为陵,无寝殿、园邑神道。魏晋时的豪族世家,生前奢靡极欲,但死后也实行相对的薄葬。

南北朝时,为了让墓室更像现实的府第院落,普遍加长墓道,顶部开天井,一个天井象征一重院落,又在室内砌棺床、台桌等。还出现了放在墓内,主要用于记载死者生平的墓志和用于避邪的陶质“镇墓兽”。这一时期,陵制多聚族而葬,家庭墓进一步取代了氏族墓地。此后,帝陵的基本类型都是承接前代而建。

唐陵有“积土为陵”和“依山为陵”两种形式,陵园的平面布局仿长安城,墓室则仿皇帝内宫。帝陵的陪陵制度在唐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昭陵,其陪陵墓已确定的有167座。

在唐以后的法律中,多有丧葬坟墓的规定。这些规定使得人们一看坟墓的大小高低,便可知埋葬者的官位品级。〇唐献陵前的石虎

唐陵平面布局既不同于秦汉以来的坐西向东,也不同于南北朝的“潜葬”之制,而是仿唐长安的建制设计。陵寝高居于陵园最北部,相当于长安的宫城,可以拟皇宫苑。其地下是玄宫,在地面上围绕山顶或封土堆建方型小城,城周有四垣,四面各一门,门外有双阙、双狮,南面为正门。唐皇帝死后,选择陵地只考虑风水龙脉,不统一规划。唐陵前均有大型石刻。如唐高祖献陵有石虎、石犀和华表,昭陵有“昭陵六骏”石刻和石翁仲等。

北宋、南宋时代,由于政治孱弱,其皇陵规模较小,亦无突出之处,而且多遭浩劫。陆游《南宋杂事诗》云:“回首东都老泪垂,水晶遗注忍重窥。南朝还有伤心处,九庙春风尽一犁。”读罢,不禁令人唏嘘。

明陵的布局风格,标志着中国帝王陵寝制度步入了成熟阶段。在形状上,由方形变为圆形,采取宝城宝顶,方城明楼的形式,不仅显示了帝王陵寝的庄严与威仪,也具有很高的建筑艺术水平;更加注重棺椁的密封与防腐;朝拜祭祀仪式更为隆重和完整,而且出现了规模宏大、豪华奢侈的陵园建筑群:陵园正门有巍峨壮观的牌楼,过了牌楼,由南向北沿神道中轴线形成了三大砖木结构建筑群。第一部分为碑亭、神厨、神库等;第二部分为祭殿和配殿;第三部分为宝城、明楼等。其中,明神宗定陵玄宫,总面积达1195平方米,其气象之宏丽,世所罕见,被誉为“地下宫殿”。清陵分为清东陵和清西陵。清东陵位于北京市东北120公里处,河北遵化的马兰峪附近;清西陵分布在北京市西南120公里处,河北易县梁各庄。清陵继承了明陵宏伟壮丽的特点,而且其建筑艺术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〇明十三陵长陵大殿2.令人惊叹的地下宝库

对生命的眷恋和对死亡的恐惧,使人类造就并接受了灵魂不灭的美丽神话。这个美丽神话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了视死如视生现象的产生。于是,在寻找到了自己的最终归宿——坟墓之后,人们便将其视为“新家”而大加装饰,厚葬之风愈演愈烈。秦始皇陵未得开掘,其中珍宝自不得知,但据《史记》载:“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〇金缕玉衣

汉代皇帝将天下税收总数的三分之一用来建陵,故汉陵中藏品十分丰盈。汉武帝茂陵中除无数金银珠玉外,还有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等“凡百九十物,尽瘗藏之。”西汉赤眉军挖掘茂陵,数以万计的义军搬运数日,但“陵中物不能减半”。武帝所穿的“金缕玉衣”(即用几千块玉片以金丝缀合而成的衣服),与别的皇帝不同,别出心裁地在玉片上又雕刻出蛟龙、凤凰、乌龟、麒麟等祥物,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其诸侯也穿“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死时用“铜缕玉衣”。1968年,在河北满城发掘出中山靖王之墓,中山靖王刘胜夫妻都身着“金缕玉衣”。其中刘胜的玉衣长1.88米,用1100克金线连缀2498块大小不等的玉片制成。目前发现的汉代“金缕玉衣”就有20多套。

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其珍宝因未开掘尚未得知。仅就其陪葬墓来说,虽早年被盗,但出土的各类文物仍达4000多件。如章怀太子墓出土的三彩镇墓兽、官宦俑、武士俑、鞍马、骆驼等,身材高大,釉色亮丽,属唐俑精品。永泰公主、懿德太子墓中的金、铜鎏金、玉饰品,形状多式多样,雕刻非常精细。墓内还有许多壁画,内容丰富,是研究唐王室贵族生活和古代绘画艺术的珍贵材料。〇唐三彩镇墓兽(618-907)〇明定陵出土的凤冠

明神宗朱翊钧定陵,其宝物数不胜数。在他的头旁,放着一顶翼善冠,是用纯金细线织成,重800余克。上有两条纍丝金龙盘绕,为世所罕见的无价之宝。在皇后的4件凤冠上,缀满了金龙、翠凤、花鸟连理。其中的一顶,上有金龙12条,翠凤9只,博鬓(凤冠后面的翼,由珍珠串饰而成)3对。在龙凤之间,缀满了珠玉宝石;其中的一顶缀珍珠2300多粒,各色宝石150多颗,可谓稀世之宝。在出土文物中,还有一种叫做“宝花”的珍品(衣带上的饰物),上面镶嵌着“猫儿眼”、“祖母绿”等极贵重的宝石。“猫儿眼”俗称“夜明珠”,对光线的反应十分奇异,可在中央形成一条晶莹的明蓝色的光柱,像猫的眼睛一样,故又称“猫眼石”。这种宝石,在自然界罕有,只产于今斯里兰卡的个别地方。据说在明代,豆粒大的一颗,就价值千金。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些宝花,有的竟嵌着拇指般大的猫眼石,其价值难以计算。另外,像金银玉瓷、木俑漆雕、成匹的绫罗绸缎还有数千件,件件巧夺天工,价值连城。〇明定陵出土的心字形镶金猫眼石饰物

在清一代,乾隆皇帝死后穿戴的都是宝物。统治中国达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生前享尽了人间的荣华,死后仍然极尽奢侈,在她的陵墓里更有令人无法想象的富贵。据说慈禧死后,口内含着一颗荧光闪闪、百步之内可映照清楚丝丝头发的“夜明珠”,头部上首放置一个翠荷叶,脚下安放一朵粉红色的碧玺大莲花,身着金丝串珠彩绣袍褂,头戴珍珠串成的凤冠;盖的衾被上有珍珠堆成的大朵牡丹花,手镯是用钻石镶成的1大朵菊花和6朵小梅花连缀而成。身旁放有金、红宝石、玉翠雕佛像各27尊。脚下左右两边各放翡翠西瓜一个,甜瓜两个,白菜两颗,还有宝石制成的桃、李、杏、枣200多个。尸身左旁,放着一枝玉石制成的莲花,右侧放着一枝玉雕红珊瑚树。另外还有玉石骏马8尊,玉石十八罗汉等700多件宝物。当宝物殓葬完毕后,棺内空隙又倒进4升珍珠和红、蓝宝石2200块。这满满的一棺奇珍异宝,据当时人估计,不算皇亲国戚、王公大臣的私人奉献,仅皇家随葬品入账者,即价值白银五千万两,其糜费之大,令世人惊叹。〇夜明珠〇明定陵出土的百子衣刺绣图案(局部)

诸如此类为死者陪葬的光怪陆离的地下宝藏,点燃了胆大妄为者贪婪的欲火,导致本已存在的盗墓风愈演愈烈,一场场盗墓与反盗墓的“阴阳之战”,便在活人与死人、地上与地下之间拉锯般展开,以至几千年起伏绵延,不绝于世。那山环水绕灵境天开的巍巍帝王之陵,那帝王之陵中闪烁不断的磷火蓝光,以及无以数计被盗的陵墓珍宝,令世人百感交集,痛心疾首。

纵观历史,厚葬之风愈烈,则盗墓之风日炽。当历代帝王将相苦心孤诣地经营着自己未来的“极乐世界”之时,一个破坏这一世界的活动相伴而生,而且,这种破坏是如此地猖獗,以至于它不但令死者尸横于野,也令生者不寒而栗。3.盗贼如狐

其实,对于厚葬的危害,古人已早有所认识。

早在西汉中期,著名学者杨王孙就曾指出:“厚葬诚亡益于死者……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于暴骸于中野何异!”

另一位大学者刘向也说:“丘陇弥高,宫庙甚丽,发掘必速!”

东汉时的一道诏令写道:“今百姓葬送之制,竟为奢靡,生者无担石,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靡破积代之业,以供朝夕之费,岂孝之意哉?有司具申明科禁,宣下郡国。”

晋代大文学家张载在《七哀诗》中描述了汉代皇陵被盗后的惨状:“借问谁家坟,皆云汉代主……季叶丧乱起,盗贼如豺狼,毁坏过一抔,便房启幽户,珠匣离玉体,珍宝见剽虏。”

但可惜的是,这些理智的声音在当时的世俗社会里是那么的微弱。在“事死如事生”思想的支配下,厚葬之风虽在历史的某个阶段有所回落,但其愈演愈烈之势浩浩荡荡,难以阻挡,于是出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是无不掘之墓”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〇管仲墓

历史上有记载的盗掘事件最早出现在2700多年前的西周晚期,最早被盗的著名墓葬是商朝第一代王——商汤之冢,距今约3600年。后来汤王冢又数次被盗,穴内几欲成空。据《垄上记》载,北魏天赐年间,河东人张恩又盗掘汤王墓,仅得到了些古钟磐,深觉无用,于是全部投入河中。

商末名臣比干墓,北宋时被陕西转运使李朝孺所盗,据说从中盗出直径2尺多的铜盘,长3寸多的玉片等物。〇管仲墓碑文

周朝天子周幽王墓被西汉时的广川王刘去疾盗掘。据《西京杂记》载,冢“甚高壮,羡门既开,皆是石垩,拨除丈余深,乃得云母,深尺余,见百余尸,纵横相枕藉,皆不朽,惟一男子,余皆女子,或坐或卧,亦犹有立者,衣服形色,不异生人。”这个记载与长沙王吴芮墓被盗情形颇为相似,只是真假无法考证罢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盗墓高潮。《吕氏春秋·安死》说:“今有人于此,为石铭置之垄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宝玉玩好财物甚多,不可不扣,扣之必大富,世世乘车食肉’。人必相与笑之,以为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于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不亡之国者,是无不扣之墓也。以耳目所闻见,齐、荆、燕尝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魏、韩皆亡矣,其皆故国矣。自此以上者,亡国不可胜数,是故大墓无不扣也。”当时盗墓之猖獗由此可见一斑。有关史书上有记载的被盗名墓就有晋灵公墓、齐景公墓、管仲墓、吴王阖闾墓、魏襄王墓、魏安釐王墓、魏哀王墓、赵简子墓等。

据现代考古调查所知,新中国成立前,春秋战国墓葬非正式发掘或被盗掘的有三处:

一是1923年河南新郑农民打井时发现的郑公墓,出土了一批重要青铜器,因非科学发掘,文物与资料自然无法全面收集保存,导致墓主与年代难以确定,研究者根据一些文物推断,此墓可能是郑国一个君王墓。所幸的是这批青铜器大多数还存于国内。

二是洛阳金村周王墓,1928年夏天,天降大雨,墓坑下陷。时有一盗墓贼借住在一个瓜棚内观风避雨,正值夜半,忽闻野外有坍塌挤压声,知是鬼神出没,特地报喜来了。于是披上蓑衣,冒雨前往察看,未多久,即借着雷电的闪亮看清了眼前塌陷的大墓,盗墓贼复回瓜棚睡觉。待次日东方欲晓,风住雨停时,盗墓贼便找了铁锹等物对着墓坑挖掘起来,不到一个时辰便轻而易举地进入墓室,内藏的精美文物被洗劫一空。更为不幸的是,这批文物于民国战乱中几乎全部流散到海外,中国本土学者很难一窥真颜,只能到海外特别是美国各大博物馆一睹风采。有研究者如大陆青铜器专家李学勤等,根据一些器物铭文推断,这些文物显然属于周王室之器,这座墓葬很可能就是周王之墓。因整个墓的资料大多分散和损毁,到底是周王朝哪一个王尚不清楚。〇战国楚王鼎。通高53厘米,口径45.5厘米,腹围148厘米,盖上有环和三个变形的鸟形钮。附耳,直腹,兽蹄形足。器口刻铭文46字,记载楚幽王为庆贺胜利,用缴获的兵器铸成此鼎的经过。传此鼎于1933年安徽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出土(同出的楚铜器数量甚多,流至天津的有鼎、豆、勺、簋等共10件),此鼎造型雄浑敦厚,是出土楚铜器中的重要代表。

三是著名的楚幽王墓连续三次被盗掘。1933年安徽寿县暴发大饥荒,一时间,人相食,死者相望,饿殍遍地,尸骨成壕。该县朱家集附近的地主、豪绅眼看社会秩序已失,天下大乱,便乘机纠集一批流氓地痞,在光天化日之下盗掘了当地叫做李三孤堆的一座古墓,斩获了一大批价值连城的青铜器和上千件珍贵文物。正在盗徒们挥汗如雨地大肆盗掘之时,有恪守社会正义者,瞪着被饿得发绿的眼睛,两腿打晃,一步三摇地来到县衙报案,并通电全国报馆。事发后,报纸竞相披载,全国震动,舆论沸腾,纷纷表示要严查案情,对罪犯处以极刑。国民党地方政府迫于各方面的压力,立即出动警力进行侦办,所涉罪犯多数被抓获,盗掘文物大部分被缴获,送至省文物部门收藏(现藏安徽省博物馆),只有一些便于匿藏的小件器物未能追回。由于盗掘者胆大包天,自以为风平浪静,在盗掘中进展缓慢,加上报案及时,警方出动还算迅速,尚未将墓盗空即被迫停止,这为墓葬再次被盗埋下了伏笔。

1935年,当地一些不法之徒,趁新一轮兵荒马乱之机,于月黑风高之夜,再次对这座劫后残存的墓葬进行盗掘,掘出文物数百件,全部被歹徒瓜分,未久即失散,大多数被外国人弄出境外。

1938年,桂系军阀、国民党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驻守寿县之时,偶闻李三孤堆古墓未被全部盗空,大量珍宝尚在墓穴深处,贼心顿起。经过一番密谋,仿照十年前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率部盗掘清东陵的诡计,以军事演习和剿匪为名,由交际科长邓峙率领三个运输连的兵力,浩浩荡荡地开赴朱家集古墓现场,明火执仗地公开进行盗掘,据说整整挖了3个月,直到把墓内劫余的青铜礼器、乐器、兵器、玉器、石器(磬)等数百件珍贵文物洗劫一空。盗掘的官兵深感几个月来费力劳神,流血流汗,所获珍宝并没有想象中之多,愤懑之下,索性把墓中棺椁一并带走。至此,整座大墓的随葬器物算是被彻底洗劫一空,只留下一个黑糊糊的土洞向世人昭示着世事沧桑。

李品仙所劫得的墓中文物,大部分通过上海码头秘密运往香港销赃,后来这批文物全部失散,下落不明。当时只有一件青铜大鼎(高1.13米,口径0.87米,重400多公斤),因重量超群,当地的盗墓贼无力弄出坑外,因而两次盗掘均未损毫发。李品仙部虽凭着人多势众,把这件大鼎弄出了墓坑,用汽车拉到了寿县营区,但总因躯体过于庞大,无法掩人耳目偷运至香港销赃,若锯成一块块废铜又实在可惜(著名的安阳司母戊大鼎在被挖出时就被锯掉一耳),在两难中,李品仙迟迟未能想出处理的办法。随着抗日战争越演越烈,国军步步退却,李品仙部移防他处,这件大鼎被扔在营区成了无主之物。后来安徽省博物馆将其收藏,并陈列展出。1958年9月17日,毛泽东视察安徽省博物馆时,曾专门参观了这件大鼎,并说过“这么大一件鼎,能煮一头牛”的话,专门在大鼎前留影。由此可见此墓和出土文物的重要。然而因多次盗掘,究竟墓中有多少文物,墓坑的具体情况如何,都无法探根溯源,弄清原状和内情了。有研究者仅根据墓中出土的一些器物铭文考证,认为此墓为楚幽王墓,或幽王妃子墓。〇龙首盉(音禾)是一件春秋晚期的青铜酒器,1955年从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

新中国成立后,科学发掘的王侯墓不多,其中属春秋阶段的墓主要有安徽寿县的蔡侯墓和吴君夫人墓。蔡侯墓封土有盗洞,但未盗至墓室即停止,什么原因导致未能继续盗下去,不得而知。发掘得知,棺椁、漆木器等均无腐烂,出土青铜礼器、乐器、兵器、玉器等重要文物480多件,究竟属于哪一个侯,各路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长说、短说甚至胡说地激烈争吵,终于有一种判断突出重围,暂时占据了上风,即墓主为死于公元前491年的蔡昭侯申。

与蔡侯墓齐名的吴君夫人墓,即固始侯古堆1号墓,墓上有7米高的封土,发掘后有大型墓道,棺椁俱全,墓主是一女性,死时约30岁左右,椁内外有17具陪葬人棺。墓内被盗墓贼几次光顾,从留下的痕迹判断,多数珍贵器物被盗走,令人遗憾。在其中一个器物坑内出土有礼器、乐器、漆木器、车马器及肩舆等大量文物,考古人员通过对一件器物铭文的释读,知是宋景公为其妹(勾敔夫人)所作的媵器(陪嫁品),于是有学者认为此墓为吴君夫人墓。但亦有学者认为仅凭这件铭文不能断其为吴君夫人,也不是吴墓,应是一座楚墓,墓主为一个楚国的贵族夫人。到底谁是谁非,未见分晓。

属于战国阶段的大型墓葬主要有三处。一处是河南辉县固围村的魏君墓。固围村大墓共有三座,一字排开,旁边还有两座陪葬墓,墓地约于1929年被盗墓贼侵扰。1937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进行过发掘,因抗战爆发未能完成。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再度进入墓区进行勘察,发现墓葬封土之上有建筑遗迹,台基、柱础、散水及筒瓦、板瓦、瓦当等皆可辨识。经发掘得知,每座墓均为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墓室遭盗墓贼劫掠,棺椁已腐,人骨尚存,只残存一点零星的铜器和陶器。研究者根据九件一组的陶鼎,推断墓主为诸侯一级的人物,应是魏王的陵墓。此种论断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反对,认为此地距魏国都城大梁较远,魏王不会远离都城葬到这里。此墓墓主问题遂成为一桩悬案。

第二处是河北平山的中山王墓,从已发掘的两座墓葬看,亦为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墓上的建筑和固围村大墓相仿,墓室全部被盗墓贼洗劫,只留下一块名为“兆域图”的陵墓设计图,可能是盗掘时认为无用吧。另外,墓中发现盗墓贼使用的工具、兵器和生活用具,其中铁7件,铁锄2件,均出自盗洞中。在墓主人的棺椁旁则发现铁斧5件。考古人员发现,凡出于盗洞中的盗墓工具大都完好,有的因击砸建筑壁柱石而遭毁坏,遂被遗弃于柱石之下。从遗弃的工具推断,当为一个较大盗墓团伙所为,或许是兵匪所盗也未可知。所幸的是,还有一间椁室旁侧的两个单独的器物坑没有被盗,从中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随葬器物。〇河北平山战国晚期中山国王墓出土的《兆域图》,镶刻在铜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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